古代歷史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古代歷史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中圖分類號：G633.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3561（2016）07-0063-01

語文課程標準指出：要了解相關的中國古代文化常識，豐富傳統文化積累。2015年全國新課標Ⅰ涉及“登進士第”“兵部”“廟號”“太子”等關于古代科舉、職官、姓名等方面內容，是符合新課程標準精神與要求的一次變化。在教學中通過教師的引導與歸納，激發趣味性，進而幫助學生更好地了解中國古代文化常識，豐富傳統文化的積累，在大數據時代顯得意義重大。

通過研究，對人教版必修教材古代詩文部分進行歸納，形成相對完整的古代文化常識。歸納時，一是結合注釋，在簡單的解釋中挖掘豐富的內容，二是在一定時期進行整體分類，三是在文本敘述的過程中，于無疑處生疑，四是盡量進行追根溯源的豐富，厘清本源，激發興趣，在有趣中積累，而非死記硬背，同時也要把握好深究與拓展的度，不可本末倒置。

《沁園春?長沙》中有“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詩句，其間的“萬戶侯”注釋為：食邑萬戶的侯爵。在周代，有公、侯、伯、子、男五種爵位，“侯爵”地位很高，享有政治、經濟、文化等很多方面的特權。“萬戶”是說所食戶數是一萬戶。在古代地廣人稀、人口數相對今日較少的情況下，可以想見“萬戶侯”的優越地位與顯赫權勢。而詞人卻說“糞土當年萬戶侯”，把極高的權勢地位視為糞土一般，表現出詞人和戰友們以天下為己任的豪情壯志。

關于官職，在古代散文中出現頻率較高。如果簡單告知學生是一個官職，就如同向大海投擲一枚石子，不會泛起任何的漣漪。了解官職的職屬，對于學生把握作品中人物行事用語、經歷乃至人物形象和精神都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比如《史記》在文末有“太史公曰”，這里的“太史公”指的是司馬遷，司馬遷繼其父“太史令”，掌天文圖書等，古代主天官皆尚公，所以稱司馬遷為“太史公”。《張衡傳》中有“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征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的句子，這里的“太史令”，學生可能望文生義，理解為和歷史有關的官職，實則就是掌管天文、稽定歷法的官。張衡在此職位上所為就可以理解了：“遂乃研核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

再如《燭之武退秦師》中的“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其中的“行李”注釋為：出使的人。在備課過程中，要有于無疑處生疑的精神。“行李”和“出使的人”是如何聯系在一起的？這個問題，雖然對于理解文本可能不是一個障礙，但是，教師可以引導學生進一步研究，培養質疑探究精神。

再比如，中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美譽。古代社會，大到國家政治活動，小到家庭生活、人們的交往，都要在“禮”的約束和指導下進行。禮儀的制度化，使中國古代的社會生活具有很強的倫理道德色彩。《周禮》把禮儀分為五類，即“吉禮”“兇禮”“軍禮”“賓禮”“嘉禮”等。任何一種文化的存在，都是和當時的政治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從禮法角度來看，有一些是等級制度下的貴賤尊卑的體現，讓學生加以了解，對文本閱讀不造成障礙即可。比如，古人出使禮節講究繁復，有信物：《蘇武傳》“乃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持節”之“節”：旄節，以竹為竿，上綴以牦牛尾，是使者所持的信物；有禮物：《荊軻刺秦王》“持千金之資幣物”，指的是錢財禮物；有儀式：《廉頗藺相如列傳》“于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之“齋戒”，說的是古人在祭祀或行大禮前，潔身清心，以示虔誠。這些禮節，或表明蘇武始終如一的愛國忠貞情懷，或表明荊軻在完成使命時的聰明智慧，或表明藺相如在秦廷之上為不辱使命而表現出的沉著鎮定。小小禮節，彰顯人物性格，這是不可小覷的。教者可以進行整合，在學生的頭腦中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古人出使禮節系統，體會人物形象時，加深對傳統文化的認識。而有些禮節，教師要密切聯系當下生活，對學生進行最基本的禮儀教化，實現語文的德育熏陶功能。如《滕王閣序》中的“他日趨庭，叨陪鯉對”，這里的“趨”就是走過君長面前時小步快走，是對長者尊者表示敬意。在古代有“成丁禮”，近似今天的成年禮，程序相對是復雜的：由父親在宗廟主持儀式。要選定日期、參加儀式的來賓，行禮時加冠三次，分別表示有治人權、服兵役、參加祭祀權等。繁復的禮節其實表明成人之后所具有的權利，當然還有義務、責任的擔當。從這個角度說，“成丁禮”是極具教育意義的一種形式，對于青少年而言，成就人生關鍵在于責任和擔當意識的形成。涉及此類古代文化常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中國古代文化博大精深，包括天文地理、禮儀習俗、衣食住行、姓氏稱謂方方面面，雖龐大卻有序有趣。對于中國古代文化常識的梳理探究，應該可以體現趣味性、科學性、系統性的。對于古代文化的學習與傳承，意義在于思考當今的價值。就是說讓所謂久遠的、似乎沒有生命力的文化，在當今尋找到它的影子，挖掘出當展前進的根。基于此的文化學習，才是最具意義的學習。

篇（2）

西漢時期，天文學上有所謂渾、蓋之爭。關于宇宙的結構，中國古代早就有天圓地方之說。西漢初，有《周髀算經》提出所謂“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的蓋天說；另有一種蓋天說則認為“天員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形南高而北下，……天之居如倚蓋”，也就是說，天有所傾斜地蓋著地平面；并且認為，“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與此同時，渾天說也已出現，這就是后來張衡在《渾天儀注》中所說的“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孤居于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 ]然而，在西漢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是蓋天說。

天文學上的渾、蓋之爭引起了當時儒家的注意。兩漢之際，桓譚與揚雄就渾、蓋問題曾多次交鋒。桓譚（約公元前23～公元56年），字君山，沛國相（今安徽淮北市）人。他“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 ]；著作有《新論》。桓譚對天文學也頗有研究。他曾經在主管刻漏時，發現刻漏的度數隨著環境的燥、濕、寒、溫的變化而不同，因而在昏、明、晝、夜的各個時候，刻漏的度數是不同的。所以，他在白天還參照了晷影，在晚上還參照了星宿，從而得到了正確的時間。[ ]此外，在宇宙結構問題上，他反對蓋天說，主張渾天說。

揚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人。他博學多才，在語言學、文學和哲學方面較為突出。曾摹仿《周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

揚雄重視對自然的研究，他曾經說：“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揚雄認為，儒家學者應當“通天地”，就是要研究自然，并進一步“通人”。顯然，在他看來，儒家也包容科學，而不是排斥科技，不是輕視科技。

揚雄對天文學很有興趣。在宇宙結構問題上，他起初相信蓋天說，后來因多次受到主張渾天說的桓譚的責難而發生了改變，接受了渾天說，[ ]而且，還提出“難蓋天八事”：[ ]

其一云，“日之東行，循黃道。晝夜中規，牽牛距北極南百一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

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何也？”

其三曰，“日入而星見，日出而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

其四曰，“以蓋圖視天河，起斗而東入狼弧間，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

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蓋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與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而兩宿十四星當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

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托天而旋，可謂至高矣。縱人目可奪，水與影不可奪也。今從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

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

其八曰，“視蓋橑與車輻間，近杠轂即密，益遠益疏。今北極為天杠轂，二十八宿為天橑輻，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今交密，何也？”

在漢代天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桓譚對于蓋天說的責難以及揚雄的“難蓋天八事”，實際上促進了渾天說的發展，對于后來渾天說取代蓋天說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漢初的歷法基本上是沿用秦以來的顓頊歷。顓頊歷是一種古四分歷，以365 1/4日為回歸年長度，29 499/950日為朔望月長度，十九年七閏。漢武帝時，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受命議造漢歷；最后，在18種改歷方案中選定了鄧平所造的八十一分律歷，稱太初歷。太初歷以365 385/1539日為回歸年長度，29 43/81日為朔望月長度。西漢末年，劉歆修訂太初歷而更名為三統歷。

劉歆（？～公元23年），字子駿；后改名秀，字穎叔。沛（今江蘇沛縣）人。他集六藝群書，撰為《七略》，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西漢末年，他建議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立于學官，移書責備太常博士，遭今文經學家的反對。王莽執政時，劉歆任國師，后因謀誅王莽，事泄而自殺。

《三統歷》的主要內容是運用“三統”解釋歷法。[ ]劉歆說：“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周易》乾之初九，音律黃鐘律長九寸，為天統；坤之初六，林鐘律長六寸，為地統；八卦，太簇律長八寸，為人統。劉歆的《三統歷》采用太初歷的日法八十一，并說：“太極中央元氣，故為黃鐘，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為日法。”

至于一個朔望月的日數，劉歆根據《周易系辭上傳》所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后掛”，說：“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余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蓍以為數，以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有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扐兩之，是為月法之實。”用算式表達：

{[(1＋2＋3＋4)×5－1]×2×3×4＋19＋1}×2＝2，392

2，392÷81＝29 43/81 日

這就一個朔望月的日數。按照十九年七閏，所以，

(19×12＋7)×29 43/81÷19＝562120/1539=365 385/1539日

這就是一回歸年的日數。

劉歆又根據《周易系辭上傳》所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說：“并終數為十九，《易》窮則變，故為閏法”；“日法乘閏法，是為統歲”，即：

(9＋10)×81＝1，539年＝562，120日

“三統，是為元歲”，即：

1，539×3＝4，617年

由于干支記日法60日為一周期，一統的日數562，120除以60，余數為40，所以，若以甲子日為元，一統后為甲辰，二統后為甲申，三統后才又到甲子，因而三統為一元。劉歆說：“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

在這一基礎上，劉歆根據《周易系辭上傳》所謂“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說：“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六之變登降于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為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以陽九九之，為六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八之，為八千六百四十，……又八之，為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為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后大成。”用算式表達：

{[(3×3)×(2×4)×(9＋6)]×8×8}×2＝138，240

接著，“以乘章歲，為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為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與太極上元”。用算式表達：

138，240×19×3×3＝23，639，040年

“太極上元”實際上是5，120元的大周期。

《三統歷》在運用“三統”解釋歷法時，還涉及歷法理論，有節氣、朔望、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數和運算推步方法，還有基本恒星的距度。與以往的歷法相比，《三統歷》包含了不少新的內容。它提出了所謂“朔不得中，是為閏月”的設置閏月的方法，即以沒有中氣（二十四節氣中，從冬至起，奇數的為中氣，如大寒、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節氣）的月份為閏月。《三統歷》還提出以135個朔望月為交食周期，其間有23次月食，并且給出了月食發生的月份的推算方法。此外，《三統歷》所測的五星行度和會合周期的精度都較前有明顯提高。《三統歷》在中國古代歷法的發展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被認為是“我國古代流傳下來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學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歷的雛形”。[ ]

三統歷施行一百多年后，“歷稍后天”[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三統歷“失天益遠”，于是，章帝“召治歷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并下詔改行四分歷。在修訂東漢四分歷的過程中，任左中郎將的賈逵與治歷者進行了多次的討論。因此，東漢四分歷實際上是賈逵會同編訢、李梵等人集體討論修訂的。

賈逵（公元30～101年），字景伯，扶風平陵（今陜西咸陽西北）人，劉歆弟子賈徽之子，東漢重要的經學家，撰有《左氏傳解詁》、《國語解詁》等。建初元年（公元76年），漢章帝詔賈逵指出《左氏傳》大義長于《公羊》、《谷梁》二傳者。于是，賈逵摘出了明顯義長者三十事，受到嘉許。后來，漢章帝又“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于世”[ ]。

賈逵在天文學上頗有造詣。他所參與修訂的東漢四分歷比以往各家歷法有了顯著的進步。[ ]另外根據《續漢書律歷志中》中的“賈逵論歷”，賈逵在天文學上的貢獻還可歸結為三點：其一，明確否定了冬至日在牽牛初度的說法，確定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這為后來歲差（冬至點逐年西移）的發現作了準備。其二，主張用黃道坐標測算日月運行的軌道，認為以赤道坐標測算會出現誤差。該建議被采納，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七月，“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其三，認為當時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于不知月行遲疾意”，明確提出月行速度有遲疾；并且還認為，月行遲疾“乃由月所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還有儒家學者蔡邕、陸績對天文學也頗有研究。蔡邕（公元132～192年），字伯喈，陳留圉（今河南杞縣南）人。東漢經學家。東漢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并自書冊于碑，鐫刻立于太學門外；史稱“熹平石經”。蔡邕曾于東漢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受詔與劉洪一起補續《律歷志》。他認為，在宣夜、蓋天和渾天三家中，“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有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 ]。他還試圖根據史官所用銅儀，推斷其中的道理。陸績（公元187～219年），字公紀，吳郡吳縣（今屬江蘇）人。博學多識，星歷算術無不應覽。著作有《周易注》、《太玄注》。陸績也極力推崇渾天說，造渾象，著有《渾天圖》，試圖推斷渾天之意。

注釋：

[ ]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科學思想史》，北京：科學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頁。

[ ]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科學思想史》，第175頁。

[ ]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天學》，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2頁。

[ ] 以上參見《晉書天文志上》。

[ ] 《后漢書桓譚馮衍列傳》。

[ ] 桓譚在《新論離事》中說：“余前為郎，典刻漏，燥濕寒溫輒異度，故有昏明晝夜。晝日參以晷景，夜分參以星宿，則得其正。”

[ ] 揚雄：《法言君子篇》。

[ ] 參見桓譚：《新論離事》。

[ ] 以下引自《隋書天文志上》。

[ ] 見《漢書律歷志上、下》。

[ ]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第三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0頁。

[ ] 《續漢書律歷志中》。

篇（3）

中國古代文學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主干課程，這一課程時間跨度大，內容豐富，長期以來，國內大多數高校的教學主要還是沿襲傳統的教學模式，即在教學理念上偏重于知識的傳授，教學方法上以教師講授為主，考核方式上以檢測學生知識掌握程度的單一閉卷考試為主。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對本專業人才需求的規格與要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的教學模式已明顯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教學模式的改革已經迫在眉睫。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自2008年以來，懷化學院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教研室針對傳統古代文學教學存在的弊端，開展了題為“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研究式教學模式理論與實踐的探索”的教學改革，探索出了一種“學生主體、能力本位、問題中心、課堂內外聯動、突出實踐”的全新教學模式。這一新的教學模式強調學生的主體地位，突出學生的實踐能力的培養，圍繞問題開展教學活動，充分發揮課堂內外的聯動效果。經過四年的理論研究與教學實踐，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學生的學習效率及綜合能力素質均得到明顯提高。現就本課題的理論研究及教學實踐作一闡述。

一、研究式教學的理論基礎

研究式教學，又稱探究式、發現式教學。指的是學生在教師指導下，以學生為主體，以問題為核心，讓學生自覺地、主動地探究，掌握認識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及步驟，研究客觀事物的屬性，發現事物發展的起因及事物的內在聯系，從中找出規律，形成自己的概念與認識。最早提出在教學中使用探究方法的是美國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實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之一的約翰•杜威（1859－1952），他提出，現代科學的發展表明，知識不是某種孤立的自我完善的東西，而是在生命的維持與進化中不斷發展的東西，因此，知識的獲得不是個體“旁觀”的過程，而是“探究”的過程。“探究”是主體在某種不確定的情境中的積極反應，知識是個體主動探索的結果。除了約翰•杜威外，西方還有許多學者也從哲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等角度分析研究型教學及學習，如布魯納的認知心理理論、羅杰斯的人本主義學習理論、威特羅克的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等。布魯納認知心理理論，在教學方法上主張發現法。認為僅僅傳遞教材內容是不夠的，重要的是引導學生自己去發現。發現式教學主要有以下幾個步驟：一是創設問題情境，發現或提出問題；二是針對問題提出解答的假設；三是從理論上或實踐上檢驗假設；四是根據實驗結果，得出最后結論。布魯納的發現式教學，實質上是引導學生自己去重新組織或轉換人類已經發現的知識，并獲得新的領悟的過程。羅杰斯人本主義學習理論提出“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原則。認為每個人生來就有學習的動機，并能確定自己學習的需要，而天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創造性發展的條件是“自由”。這種“自由”是指學生能夠根據自己的興趣去探索和發現，能夠對一切現存結論進行質疑，能夠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自己發展的方向，而教師的任務就是為學生提供各種學習資源，提供一種促進學習的氣氛，幫助學生安排適宜的學習活動，讓學生自己決定如何學習，教師只是“學習的促進者”“方便學習的人”。建構主義學習理論是從皮亞杰有關結構的觀點發展而來的，其主要觀點有四：第一，知識建構的學習觀。認為學習是學習者自己建構自己知識的過程，外部信息的意義并不是由信息本身決定的，而是學習者通過新舊知識間反復、雙向的相互作用過程而建構成的。第二，強調學生的主體地位。認為教師是意義建構的幫助者、促進者，而不是知識的傳授者與灌輸者；學生是信息加工的主體，是意義的主動建構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動接受者和被灌輸的對象。第三，注重學習過程。在建構主義學習模式下，學習被視為一個動態過程，即通過學習者與外部環境相互作用，實現同化和順應，來逐步建構有關外部世界知識的內部圖式，從而使自身的認知結構得以轉換和發展。這種學習模式把研究性學習分為三個階段：沖突階段、建構階段和應用階段。在沖突階段，教師要積極地創設問題情景，引發學生的認知沖突；學生則積極地搜索原有的認知結構，為認知結構的轉換奠定基礎。在建構階段，由于沖突引發學生的研究和探索心態，學生對沖突中出現的新問題進行研究和分析、推理，借助有效的學習和思維策略解決沖突，實現沖突過程的同化和順應。應用階段，學生通過練習，鞏固和完善新的認知結構，順利實現遷移。第四，強調合作與協商會話。建構主義學習理論關注的是如何在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培養他們的創造精神。

二、古代文學教學新模式的主要內容

經過四年的理論探索與教學實踐，我們建構了一種學生主體、能力本位、問題中心、課堂內外聯動、突出實踐的研究式教學模式。探索出了一種符合學生實際、提高學生古代文學素質和專業綜合能力的研究式教學模式。在教學理念上突出了學生主體，強調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在教學目的上著眼于學生的能力素質的提高；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圍繞問題來開展教學活動。在考評中，主要考察的是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課外輔導也重在指導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圍繞著問題教學，我們一方面調整優化了教學內容，對課程的知識體系進行系統梳理，將知識點分解為以單一知識點為主的問題、以綜合分析為主的問題、以創新能力培養為主的問題等，然后根據問題的性質特點確立學生自學、課堂討論、教師講解的方案，科學合理地安排教學內容；在課堂教學環節，突破了傳統滿堂灌式的單一講授方式，采用討論式、報告式、解答式等多種教學方法，組織學生圍繞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開展教學活動；在考評環節上，制定了以檢測學生分析、解決問題為中心的考核標準，建立了一套形成性評價與總結性評價相結合的課程考核機制。在課外學習輔導上，建立了學生自學、導師制、專業校園文化活動三位一體的學生課外學習輔導模式。

1．修訂教學大綱，調整教學內容

中國古代文學涉及到上下幾千年的作家作品及文學現象，時間跨度大，內容十分繁富，一般的文學史家均采用的是編年體式的編寫方法。在編寫的過程中，雖然均有所取舍，有所側重，但是因為內容容量太大，即便再精簡的古代文學史也是卷帙浩大的大部頭。而要在260余課時的時間里保質保量地完成教學任務的確不容易。因此，課題組根據學生的實際，對課程的知識體系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將教材內容分解為以單一知識點的問題，以綜合分析為主的問題，以及以培養學生自主創新能力為主的問題。然后根據問題的性質特點確立學生自學、課堂討論、教師講解的方案，科學合理地安排教學內容。以唐代文學中“杜甫”一章的教學為例，關于杜甫的生平行實的知識，基本上是已經專家學者考據定論的，這些內容沒有太大的變化，可以確定為單一知識點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教師沒有必要在課堂上再花時間講解，可布置學生在課外預習。而關于杜甫的思想與創作風格之間的關系以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則屬于綜合分析類的問題，可以引導學生進行課堂討論。而一些目前學界尚有爭論且沒有定論的問題則屬于培養學生創新性能力的問題，如《長恨歌》的主題等問題，對于這類問題，可以發動學生去認真思考，廣泛收集資料，在此基礎上，撰寫出具有獨立的研究性報告，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召開課堂報告會。通過以問題為中心來優化教材內容，教師的教學目的更加明確，哪些問題應該精講，哪些問題應該略講，哪些問題應該交給學生來解決，哪些問題應該由教師來引導，均了然一心。如此一改革，既節省了時間，又提高了課堂教學的效率。

2．建立以問題為中心的課堂教學模式

在課堂教學中，課題組緊緊圍繞問題來組織課堂教學，突破了傳統滿堂灌式的教學方法，探索出了討論式、報告式、解答式的課堂教學方法。討論式就是將傳統“課前預習—課堂講授—課后練習”幾個環節改成了“課前準備—課堂討論—教師總結”的課堂結構，學生可以隨機發言，互相啟發思維；報告式主要是針對“以培養創新性能力”的問題，由教師布置論題，發動學生查閱相關文獻資料，撰寫出論文或報告，學生在課堂上以報告的形式交流，學生或教師加以點評；解答式就是要求學生在課前主動提出問題，教師在課堂上選擇重點問題作深入解答。如一位教師在講授枚乘的《七發》時，設計了兩個綜合分析的思考題：（1）楚太子病有何癥狀？根源是什么？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們的身上是否有楚太子病？癥狀是什么？有何危害？（2）從屈原的《招魂》到枚乘的《七發》，到漢樂府及唐詩、宋詞中的飛蓬、浮萍、游魂，再到《紅樓夢》中的富貴閑人和魯迅筆下的畸零人、零余人，這一系列文學形象之間有什么內在的關聯和相似的本質特征？這兩個問題屬于綜合分析性質的問題，它的特點在于將文學作品的同類人物緊密地聯系起來思考，既緊扣課堂教學的內容，又不拘泥課堂教學的內容，上下溝通，前后映照，給學生留下了廣闊思考的空間。學生對這一問題頗感興趣，討論很熱烈，起到了很好的課堂教學效果。

3．建立以解決實際問題為目標的多元化測評體系

我們以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和多元心智理論為基礎，初步建構了形成性評價與總結性評價相結合的古代文學課程考核機制：一是建立“知識＋能力”的考核目標。在期末考試中，調整試卷結構，增大分析實際問題的內容和專業綜合能力考核的比例；在平時成績考核中，將學生課外的課程活動項目一并納入課程平時成績，如將學生在古典詩文吟誦比賽、古典文學名著讀書報告會、學生研究性課題、發表相關學術論文或作品鑒賞文章等方面的表現都納入課程平時成績。二是建立多樣化的考核方式。調整了期末閉卷考試與平時成績的比例，將期末考試成績降低到50％，平時成績提高到50％，做到期末考試與平時考核并重，并建立和落實由閉卷考試、課程作業、課堂表現、默寫背誦、課外活動項目等多樣化的考核評價方式。合理設計《平時成績登記表》，將學生平時課堂表現和課外活動項目進行如實記錄，作為考核的重要依據。《平時成績登記表》分“課堂表現”“上課出勤”“課程作業”“默寫背誦”“課外活動項目”“其他”等欄目，基本涵蓋了古代文學課程教學過程中的各方面內容。平時成績的構成，教師可根據不同年級學生的實際情況，適當變化，如課堂表現，有的教師根據上課回答問題、與教師互動情況給分，有的教師還專門設計了課堂回答問題登記表、學生學術報告登記表，對學生的平時課堂表現如實記錄。課程作業，有的是專題小論文，有的是古文翻譯、有的是課堂問題提綱，有的多者兼有。還有一種做法是將古詩文默寫從期末考試中獨立出來，進行強化，每學期快結束時各任課老師都要組織一次全班的默寫，將其記入平時成績。課外活動項目主要登記學生在課外自學與專業活動中的表現，如文學名著讀書活動獲獎、公開發表古典詩詞、古典詩文吟誦活動獲獎等體現古代文學綜合能力的項目，將其作為平時成績的權重分數綜合考慮。

4．建立了學生自學、導師制、校園文化活動三位

一體的課外輔導學習模式學生課外學習是課堂教學的延伸，它既是研究性教學的補充，也是研究性教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中，這一環節基本上處于自然無序狀態，學生的學習效果完全依靠學生的自覺性。而在研究式教學模式中，則通過有明確指向性的自學及教師輔導來規范這一重要的環節，構建了學生自學、導師制與校園文化相結合三位一體的課外輔導模式，從根本上改變了課外學習的自然無序狀態。從學生的自學角度上說，因為我們確立了以學生為主體、問題為中心的課堂教學模式，教師在課前即布置思考題，學生在課堂上需要報告、討論，并且還將上課的表現與成績掛鉤，這就促使學生不得不在課堂之繞教師布置的問題查閱資料，閱讀文獻，形成初步的意見，從而規范了學生的課外自學，使學生課外學習具有明確的指向性，提高了課外學習的效率。導師制目前是許多學校所提倡和采用的一種重要的課外輔導方式，說明這種課堂之外的以小范圍為單位的學習輔導方式已經為社會所廣泛認同。導師制固然不失為一種可取的課外輔導方式，但是，其效率還在于如何去實施。如果僅僅有其形式，而沒有實質性的內容，或者不能堅持落實，所謂的導師制也只能是有名無實。而我們在構建研究式教學模式時，特別注重導師制的落實，將其作為研究式教學模式的重要環節。為此，我們不僅有制度、有要求，包括指導學生的人數、研究輔導的方向，開展活動的形式及要求，同時還制定了系統的監督評估方案。課題組的成員們積極性很高，不僅按要求積極落實，而且在輔導的方式上各具特色，成效明顯。

如一位教師將文本的閱讀與理解作為課外輔導的重點，并選擇了其比較熟悉的領域中國古代小說戲曲文本的閱讀作為輔導的重點，首先為學生制訂了一個比較科學的輔導計劃，每個學期研讀與討論兩部作品，先花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反復閱讀文本，對重點情節以及感受最深的部分做好筆記，然后在此基礎上將自己在閱讀的過程中發現的問題羅列出來（僅限于學生在閱讀的過程中發現的新問題，而其他參考資料以及老師在課堂中曾經涉及到的問題不在此之列）。在學生完成閱讀任務，對文本十分熟悉的基礎上，由學生提議召開第一次研討會。研討會由小組長主持。其基本環節是：首先由教師查看筆記，從學生所摘錄的筆記來檢查學生的閱讀情況，然后就文本的細節提出一些問題，檢查學生對文本的熟悉程度，如提出一些類似《三國演義》中在潼關棄袍斷須的人物是誰，《儒林外史》中是誰主持了“泰伯祠大祭”等相對生僻的問題。然后，學生將梳理出來的問題公布出來，教師對這些問題進行清理，篩選出一些比較有意義的問題提交大家討論，學生就這些問題發表意見。在學生充分發表意見的基礎上，教師略加點評，然后布置學生將自己的意見撰寫成為小論文，在下一次討論會上宣讀交流，教師給出成績。在指導學生課外閱讀的過程中，學生思維活躍，提出了許多精辟的問題，如討論《儒林外史》時，一位學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匡超人在大火蔓延、濃煙滾滾之際，情急之間，為什么他首先救的是嫂子而不是父親？這是一個很耐人尋味的問題，而且在過去也沒有引起學者們的關注，盡管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但是，能提出這樣的問題來，一方面說明這位學生讀書十分認真細致，同時，也說明對文本的思索是很深刻的。再如，討論《金瓶梅》時，有一位學生提出，文本中李瓶兒這一形象在嫁給西門慶前，性格很潑辣，也很不守婦道，而嫁給了西門慶后則變成了一個溫柔守婦道之人，前后性格差異太大，人物塑造出現了明顯的敗筆。這一問題提出來后，在小組引起了熱烈的討論，最后形成了明顯不同的兩種意見，一類認為是敗筆，而另一種認為不是敗筆，而是成功的塑造，因為作者在描寫李瓶兒性格變化時，繳足了鋪墊的筆墨。這些討論很精彩。課外導師學習輔導制使學生受益頗多，對文本的反復閱讀與研討，不僅加深了他們對文本的理解，更使他們培養了一種學習的方法，增強了他們從原始文本、原始文獻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比他們從課堂上聽教師的講授印象會深刻得多。

經歷了導師制輔導的學生，撰寫學年論文、畢業論文幾乎是水到渠成之事，根本不用為選題發愁，因為日常的閱讀與研討已經為論文的選題、撰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剛才提到的那位討論《金瓶梅》的同學，其畢業論文選題是《論明清小說人物形象塑造的敗筆描寫》，這一選題就是由閱讀《金瓶梅》生發出來的，很自然。專業性的校園文化活動也是學生課外學習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主要選擇古代詩文吟誦比賽及古代詩文默寫比賽兩種形式，開展這兩種形式的校園文化活動主要是為了促進學生加深對文本的理解。它看似與研究式教學關系不大，實際上是密切相關的。古人曰：“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作為一名中文系的學生，對文本的正確把握無疑是最重要的。他們通過不斷的吟誦甚至角色的扮演，在投足舉手、顰笑的揣摩之間更加深了對作品的理解，這實際上也是一種體驗式的研究學習。

三、取得的成效

經過四年的理論探索與教學實踐，我們取得的成效是很明顯的。第一，教師們加深了對研究式教學方法的認識，增強了以改革促發展的意識。第二，學生對古代文學課程的興趣明顯增強。開展研究式教學以來，學生主動與教師配合，上下互動，課堂氣氛活躍，學生對古代文學課程的興趣增強了，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質量也明顯提高了。第三，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得到提高，專業綜合素質明顯提升。2008年以來，課題組教師指導學生申報主持了“大學生研究性學習和創新性實驗”項目共7項，學生發表古代文學論文8篇，有近200人畢業論文選擇古代文學課題，其中10篇論文獲得懷化學院優秀畢業論文，有26人考取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研究生，以上項目的比例遠遠高于本專業其他課程。

篇（4）

先生曾引述過錢鐘書先生的話,他這樣指出――從文學歷史的眼光看來,歷代文學的主流,都是傷痕文學。成功的、重要的作品,都是作者身心受到創傷,苦悶發忿之下的作品。西方圣?奧古斯丁在他的《懺悔錄》里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沒有誰愿意遭受苦難,但人們為什么又喜歡觀看悲慘的場面呢?”[1]對此論述的解答,在現代心理學和美學發展起來后,逐漸地在完善,已經得到了越來越多實踐上和理論上的證實。基于奧古斯丁的問題,或許我們可以由此提出這樣的疑問,即:沒有誰愿意遭受苦難,但作家為什么又“喜歡”抒寫傷痕文學作品?但讀者為什么又“喜歡”鑒賞傷痕文學作品?但文論家為什么又“喜歡”評論傷痕文學作品?本文擬從這三方面來論述以上提出的問題。

一

作家的作品是其人格的體現,當然也不排除“文品不如人品”的作品的存在,但這種說法基本上是成立的。作家的“學”、“習”、“才”、“識”、“性”、“情”、“意”、“趣”等 在文學作品中的體現,使我們看到了作家人格的某些特點。寫“傷痕”也成為了文學作品的表現內容。

寫“傷痕”的作品是作家們為了宣泄內心的缺失性情感的一種文學體驗,這類作品往往帶有性格相對鮮明的自我在內,也因此受到了作家們的“喜歡”。張國星先生評價,潘岳的作品體現著他帶有悲劇性的思想性格,善于表現哀情,“他的作品或以長號起勢,或以大慟作結;或以境界氣氛渲染,或及景物色彩烘托,或以形象比興,或以質言真敘。語言形象和辭氣節奏緊相配合,扣緊哀情反復申說抒寫,把凄切而纏綿的心理表現得淋漓盡致,生動感人。”[2] 潘岳的作品充分抒寫了他的悲劇性人生,正是因為這類作品具有如此的魅力,潘岳才更有可能把哀情表現得淋漓盡致。

作家作為一個生命體,他們的情感往往比一般人更加豐富。當這種情感郁積到一定量的程度時,他需要釋放內心的不愉快,需要使內心得到平衡,為了獲得暫時的平靜和舒適,他們一般選擇文學創作來實現。對此,古代文論家多有論述。鐘嶸曾經寫道:“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橫骨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3]鐘嶸在這里論述了幾種悲劇性的事件來說明詩是一種用“展義”、“騁情”以抒寫“悲”的手段,并且認為借助這種手段的重大意義在于能達到“群”、“怨”的效果。明代王慎中亦言:“不得志于時,而寄于詩,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也。”[4]清代沈德潛亦云:“郁舒,天機隨觸,每借物引懷以抒之。”[5]他們都把詩歌當作是抒情、發忿、訴懷、疏通郁結等等的手段。

中國自古就有“詩言志”、“詩緣情”的說法,但其實不僅詩具有諸種功能,散文、小說、戲曲同樣也具有這些功能。張竹坡就認為《金瓶梅》是作者宣泄悲情之作。他在《竹坡閑話》云:“《金瓶梅》何為而有此書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嗚悒,而作穢言以泄其憤也。”金圣嘆批《水滸傳》第十八回,評云:“其言憤激,殊傷雅道,然怨毒著書,史遷不免,于稗官又奚責焉。” 《金瓶梅》、《水滸傳》深含著作者的意旨在內,他們帶著自己的“傷痕”來創作,以發“憤”來顯“悲”,使得作品深度大大地提高。

通過寫自身的“傷痕”,釋放自己的“悲情”,作者們往往能夠達到“適”和“平”。明初的劉基在《郭子明詩集序》曾指出:“凡氣有所不平,皆于詩乎平之。”李贄在《焚書?雜述?雜說》亦云:“……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于千載。……”他們把詩當作“不平之平”的手段,作為宣泄和獲得“不平衡”后的“平衡”方式,將自己的“傷痕”和“悲”釋放,獲得了心理上的滿足。

由于作家們創作的目的、動機是相對明確的,他們在宣泄之后,獲得“平”,取得“適”后,往往還要突出“自我”。其實他們在釋“悲”、寫“傷痕”時已經有很強的“自我”色彩在內。他們或者直抒胸臆,或者采用比興、象征等方式來寄托,使“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他們要在作品展現自己,讓讀者理解自己、欣賞自己,達到在現實人生中無法達到的效果。如王逸對屈原的論述,“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困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寬結,托之以諷諫,故共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6] 王逸論述了屈原采用象征比類的手法來作《九歌》,而能夠既“自娛”,同時又能夠“上陳事神之敬,托之以諷諫”,雖然“文意不同”,卻能夠讓讀者在作者“廣其義”的背后了解屈原的用心良苦,認識屈原的人格,從而也能夠欣賞屈原。

二

讀者作為鑒賞者,在接受過程中,也往往“喜歡”鑒賞寫“傷痕”的作品。作為一般的讀者,由于他們不具有作家們的藝術才華,所以他們對文學作品存在著期待。他們在文學作品中能夠體驗到想表達但自身卻無法表達的東西,包括情感、志向等等。而通過閱讀文學作品,可與作家們縮短距離,產生共鳴。德國接受美學文藝理論家漢斯?羅伯特?堯斯,從文學史和人們的閱讀實踐中揭示出在審美交流過程中,具有審美自由的接受者和他的閱讀對象之間是互動的,在這種互動中他總結出交流結構的五種模式。其中的同情式認同“是指將自己投入一個陌生自我的審美情感。也就是這樣一種過程,它消除了欽慕的距離,并可在觀眾和讀者中激起一些情感,這些情感導致觀眾或讀者與受難的主人公休戚相關。”[7] 這種休戚相關的特殊關系的建立,似乎在寫“悲“的作品更加能夠實現。

朱熹在評屈原《惜往日》、《悲回風》等篇時指出:“故原之作,其志之切而詞之哀,蓋未有甚于此數篇者,讀者其深味之,真可為慟哭而流涕也。”[8]這種“可為慟哭而流涕”的感受,是讀者鑒賞“愉悅”、“輕娛”之類作品難以具有的。它來自于讀者與作者在心理距離的靠近,心靈的碰撞。司馬遷在《屈原賈生列傳》中曾云:“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揚雄也論及“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9]司馬遷、揚雄既是文學理論批評家,也是以讀者的身份來鑒賞屈原的作品的。他們為屈原“悲志”,為之“垂涕”,與之“同死生”,“輕去就”,同時又“爽然自失”。這種為“悲”而“流涕”,為“悲”而“感傷自失”的效果,一方面來自于屈原及其作品獨特的寫“悲”魅力;另一方面也是司馬遷、揚雄自身的“傷痕”的映射。兩方面的結合,使讀者味之,“真可為慟哭而流涕”, “同死生”,“輕去就”。

以鑒賞者身份出現的讀者,在閱讀作品的過程中和作者產生了共鳴,獲得了精神上的升華,同時他們也鑒賞其“味”。美國的美學家喬治?桑塔耶納說過:“在藝術中,表現的愉悅和題材的恐怖混合起來,其結果是:題材的真實使我們悲哀,但是傳達的媒介卻使我們喜悅。一悲一喜的混合,構成了哀情之別有風味和刻骨凄愴。”[10] 這里“題材的真實”可以理解為寫“傷痕”的作品的真實使讀者們,使批評家們悲哀。正是這一悲一喜,構成了“刻骨凄愴”上的共鳴和“哀情之別有風味”。

關于這點,文論家也多有論述。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曾云:“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他說明了讀者可以在體味中去欣賞張衡此類寫悲的作品。鐘嶸在《詩品》評阮籍:“《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于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評《古詩》言:“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一字千金!”這是從其意、其意境來論述兩者的“文外之味”。這種“有味”性對讀者們來說,是有吸引力的,能體其情意,又能賞其美。當然這也離不開古代作家時往往將“情”、“意”等依附于“景”、“物”中,采用形象、直觀、感性的方式來表現其“悲”,達到情景交融,以樂寫悲的藝術效果,而讀者也更能在體味中讀其“悲”,了其“傷痕”。

雖然文論家有時又是讀者,但是文論家有自己的價值趨向和評論職責。他不可能完全以讀者的眼光,把作品僅僅當作藝術品來鑒賞,這勢必造成文論家在評論時與讀者的一些差別。

王國維曾經說到:“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11]這一論述對文論家也是適用的。文論家要親身體驗作家寫作時的各種悲,同時又不能一味陷入其中。他還得把“入乎其內”后的東西進行思索,痛定思痛后附諸于筆端形成理論,這樣才有高致。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文論家是先在“動”中,后才走入評論中的“靜”的,這與那些僅是從“靜”到“靜”的作品不同。在這個“動”與“靜”更加復雜的混合過程中,顯然比單純從“靜”到“靜”的過程,更能使文論家體會到“哀情之別有風味和刻骨凄愴”,從而更能夠“出乎其外”,而較有“高致”。

其次,古代文論家往往具有較強的整體性思維,對完整性與中和之美有更加自覺的追求。具體說來,在美學風格上,文論家更加“喜歡”傷痕文學作品可能同時具有的陽剛美和陰柔美。王國維亦言及:“無我之境,人惟于靜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宏壯也。”[12] 寫“悲”的作品往往創造的是“有我”之境,所以具有“陽剛”之美。盛唐邊塞詩具有“雄渾”氣象,它具有蒼涼悲慨之美。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評“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令人感慨”。不管是“悲”還是“壯’,都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而“無我”之境的作品,一般具有單一趨向的陰柔之美。然而,“有我”之境的作品有時也具有陰柔之美。有一些作家在寫“悲”時,有時用自怨自艾、如訴如泣、纏綿悱惻的筆調來表達,這就反而顯得優美。如宋詞婉約派的秦觀、柳永、李清照等人的作品就具有這種特色。當然,有些寫“悲”的作品同時也具有兩種美,這樣的作品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也是比較多見的。

文論家有時也以讀者的身份出現,所以他們兩者又有一些共通之處。基于此,古代傷痕文學作品顯示出了獨特的魅力。它的獨特魅力是通過作家、讀者和文論家們的接受得以實現的。羅斯在談到悲劇時曾指出,“我們可以區別悲劇直接的目的和間接目的”[13] ,這就是說悲劇產生的效果具有兩大層面,即直接和間接效果。或許我們也可以把古代傷痕文學作品,所產生的效果概括為直接和間接效果兩大層面。這兩大層面借助某部《西方文論》教材里所說的“由憐憫和恐懼帶給人的審美是悲劇最直接的效果,而在這種直接效果的背后還有悲劇給人帶來的間接效果,這就是‘陶冶’所蘊涵的意義。”[14] 我們或許可以把古代傷痕文學作品產生的效果概括為:由憐憫和恐懼帶給人的審美,以及由陶冶所蘊涵的意義等方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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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振甫譯注.詩品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4.P20-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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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劉明今著.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方法論[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篇（5）

中圖分類號： I206.09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 10012435(2012)03033106

古代文論研究大致有“求真”與“求用”兩種研究路向①，但是由于我們之前對這兩種研究路向各自言說的畛域未加以限制，使得二者之間經常糾纏不清，這既不利于合理闡釋各個命題的意義，也不利于不同命題之間進行有效的對話。比如對“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命題的接受和質疑。眾所周知，“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經宋元明人陸續提出，到王國維始集大成②，然后逐漸被文學史書寫所采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③。但是隨著古代文學研究的深入，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時有對這一說法提出質疑之聲④。

乍一聽，這些質疑之聲確實言之鑿鑿。比如他們對以宋詞為宋代文學代表的質疑就很有說服力。首先，宋詞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地位并不高，最初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詩余”，其次，就現存文獻而言，宋詞無論在作者數量上還是作品數量上都無法和詩、文相比，這些都是我們必須予以充分注意的歷史事實。但是隨著筆者對這一問題思考的深入，發現事情好像并不如此簡單。我們可以追問質疑者提出的這些事實是否和王國維他們“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觀相矛盾，也就是兩者的問題意識是否處于同一個層面上，二者是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關系？答案是否定的。我們認為盡管這兩個問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但是它們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必須予以區別對待。概括言之，質疑者的聲音更多地代表了一種“求真”的精神，它們主要注重的是歷史事實這一層面。而王國維他們更多地代表了一種“求用”的精神，它們更多地注重的是價值真實這一方面。二者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可以并駕齊驅的。王國維不僅研究過宋元明清戲曲史，而且還考察過宋代的金石錄，他對宋代詩文創作之盛是了解的，他獨推宋詞，不是基于事實的判斷，而是基于價值的裁決。他在《宋元戲曲考序》中緊接著開頭那句話后就寫到：“獨元人之曲為時既近，托體稍卑，故兩朝史志與《四庫》集部均不著于錄，后世儒碩皆鄙棄不復道。而為此學者大率不學之徒，即有一二學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觀其會通，窺其奧窔者。遂使一代文獻郁堙沉晦者且數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讀元人雜劇而善之，以為能道人情，狀物態，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蓋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1］57由此可見：一是王氏深知戲曲在古代是“儒碩皆鄙棄不復道”的非主流性的；二是王氏肯定元曲主要是從其“能道人情，狀物態，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蓋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的角度來說的，這里明顯地透露了他對戲曲的價值認同。“一代有一代之文學”雖然是結合時代與文體來談的，但是在這不同時代的不同文體之間是否有相同的東西，是需要加以深入研究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學”雖然在元明清時代已有人提出，但是在當時并沒有獲得主流地位。而之所以能夠在近現代以來獲得主流地位，并陸續被文學史書寫所接受，這恐怕與隨著時代的變化人們的文學觀念也發生深刻的變化有關。所以我們認為之所以發生一些學者所言的誤導，責任并不完全在王氏之說上，而在我們的接受者誤把別人的價值判斷當作事實判斷了，從而影響了自己的視野和判斷。

這么說并非為王氏辯護，也并非抹殺質疑者的意義，而是反思文學研究的復雜性，并合理限定各自言說的有效性。其實這一問題在中國文學史上帶有普遍性，比如爭訟不已的唐宋詩之爭也存在類似問題。因此，我們只有對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各自的有效性作嚴格的“畛域”限定，才能實現有效的對話，也才能對復雜的文學現象采取比較圓融的態度。比如文學史書寫可以有兩大類。一類是“求真”型的，主要是盡可能準確地描繪古代各個時期文學的真實狀況——以歷史事實的真實為最高追求。一類是“求用”型的，主要是在整個古代文學的萬花叢中采擷那些最鮮艷的，對今人最有精神裨益的經典之作——以當下價值意義的合法性為最高追求。為了從學理上厘清“求真”與“求用”各自言說的有效性，筆者認為古代文論研究要“二重歷史化”。

篇（6）

作者：宮玉紅 單位：鄭州市人民醫院創傷骨科

建立一支由主治醫生、護士、藥劑師等相關成員組成的CNP小組，這些成員提前查閱一些相關的資料，再結合我院的實際情況，并經過嚴格的討論為每位患者制定嚴格的護理計劃，計劃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點：首先制定預期的治療目標，并制定出詳細的護理程序，檢查方法，用藥時間和頻率，患者的飲食情況，以及康復訓練和健康教育等。護士可以把對患者護理任務制成一表格，橫軸是患者的住院天數，縱軸是患者的每日護理計劃，每位護士執行后在對應的地方打鉤確認，并記錄號詳細的執行情況及突發事件。焦慮、抑郁標準的評價我們采用的是國際通用的漢密爾頓焦慮/抑郁量表（HAMA），此表分著4個評分標準，分別為1、2、3、4分，分值高低和癥狀嚴重程度成正比。患者可以通過自制調查表評價對護理工作的滿意程度，自制調查表的內容主要包括患者對醫療和護理技術的評價，對健康教育效果的評價，對醫院整體治療的滿意程度，此項評分分5個等級，1到5分，分值高低和患者的滿意度成正比，其中1~5分分別為：極不滿意，不滿意，基本滿意，滿意，非常滿意，1分和2分合并代表不滿意，3分代表基本滿意，4分和5分合并代表滿意，總滿意率=（滿意+基本滿意）/總例數×100%。1．4采用的統計學方法數據庫用FOXPRO法建立，采用SPSS11.0統計軟件對所有收集的數據進行分析，所有的計量資料均表示成x±s，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用χ2檢驗比較率。結果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兩組患者焦慮、抑郁得分比較兩組患者對護理工作滿意度比較（表略）我們在總結了整體護理進一步深化后提出了臨床護理路徑，把整體護理和臨床護理結合起來對骨科的患者實施護理。這樣就可以以整體的護理關鍵作為我們的指導原則，并按照臨床的具體詳細的護理流程和現有的框架對病人實施護理，這樣的話就充分考慮的病人的感受，凡事以“病人為中心”，進行了人性化的護理服務。在患者入院之前對我們醫院的護理理念和過程都有初步的了解，這樣就可以緩解患者的緊張情緒和對一個陌生環境和陌生人的恐懼心理，這樣可以便于我們順利的實施護理措施。每一位護士可以進行整齊劃一的護理服務，在每完成一項工作的額時候可以認真的記錄并簽字確認，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提高了護理服務質量，減少了因某些護士個人能力的問題造成的不必要的技術性失誤，減少了護患糾紛，更大程度上贏得了患者的滿意度。同時，患者也可以很清楚的安排自己在哪些時間段該干什么，進而安排好自己的事情，還可以提前獲知住院費用及預計出院時間。我院在實施CNP的過程中獲得了患者的認可，患者對護理服務都非常滿意。

在我們實施CNP的過程中，護士和患者之間是一種積極的互動，護士對患者的心理護理和健康教育做的非常到位，增加了患者對醫護人員的信任感和滿意度，為醫院贏得了聲譽，衛生部在臨床路徑診療流程中就告知要讓患者有知情權，使醫、護、患三者關系達到和諧統一，相互促進，每一項工作有序開展，使患者得到快捷、舒適、愉快的服務，提高患者對護理的滿意度。總之，在各大醫院骨科開展臨床護理的路徑，對改善患者的心理狀態和精神狀態，提高患者對護理的滿意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且促進了患者早日康復，這一措施值得在護理工作中進一步的推廣應用。

篇（7）

意境理論，就其源流來說，我們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一些典籍中。在《周易·系辭》中有這樣一段話“然則圣人之象，其不可見乎？子曰：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這里最早提出了“意”和“象”的關系問題。對此魏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作了進一步闡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又說“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雖然，這里的意和象是作為哲學認識論中的概念提出的，但無疑對審美意識起了影響，因而對意境概念的形成，也有直接的因承關系。于是，就產生了古典美學中的“意象”概念，可以說，這是意境理論的前身，或者說它是意境的核心。劉勰在論創作構思時，首次將“意象”概念引進文藝理論，提出“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文心雕龍·神恩》）的美學命題，標志著藝術審美理論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可以說，劉勰為意境范疇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從先秦到魏晉南北朝，美學家對于藝術審美形象的認識大多還停留在“意象”范疇，而“意境說”還處在孕育階段。

二 文學意境理論的誕生

意境理論的探索，到了唐代更為自覺，特別是在盛中唐，詩歌的高度藝術成就和豐富的藝術經驗，推動了美學家從理論上對詩歌的審美形象作進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境”這個新的美學范疇。“意境”之所以不同于“意象”，關鍵就在于“境”。所以“境”作為美學范疇的提出，標志著意境理論的誕生。

“境”作為美學范疇，最早出現于王昌齡的《詩格》。如“處身于境，視境于心。瑩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會于物，因心而得。”他把“境”與“象”對舉，有時又把“境”與“象”連用，從他的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到，“境”的含義與“象”的含義是有區別的。王昌齡在《詩格》中還對詩歌意境的產生作了分析。他說：“詩有三格。一曰生思。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二曰感思。尋味前言，吟諷古制，感而生思。三曰取思。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會于物，因心而得。”王昌齡說的“三格”，是指詩歌意境產生的三種情況。創造“物境”，“生思”即可成就，而創造具有形而上意義的“意境”，則必須向取思轉化，即意境的創造要依賴在“目擊其物”的基礎上的主觀情思與審美客體的契合，從而引發藝術靈感和藝術思想。

三 文學意境理論的成長

皎然在王昌齡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意境理論。他把有無意境和意境創造的程度作為衡量詩歌作品優劣的主要藝術標準。他認為詩作的藝術效果是由“取境”決定的。他在《詩式·辯體有一十九字》中說：“詩人之思初發，取境偏高，則一首舉體便高；取境偏逸，則一首舉體便逸。”他贊美王粲的《七哀詩》，是由于這首詩創造出了令人產生“傷肝之嘆”的意境。他推崇謝靈運的詩，也是由于謝詩善于創造“情在言外”“旨冥句中”的意境。總之，“詩情緣境發”是皎然的詩歌理論中的一個基本原理，他的《詩式》《詩議》等著作就是以此為核心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的。正因如此，皎然就很重視“取境”問題。“取境”就是創造意境。《詩式》一書所述，多半是圍繞著如何創造意境闡發的。為達到“奇勢”的境界，他在《詩議》中才有“繹慮于險中，采奇于象外，狀飛動之句，寫真奧之思”的“取境”法則，而其將“象外”說引入詩論，有其更大意義。在詩歌意境理論的發展史上，劉禹錫也值得注意。劉禹錫對“境”這個美學范疇作了最明確的規定。他在《董氏武陵集紀》中說：“詩者，其文章之蘊耶！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謬，不客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必俟知者，然后鼓行于時。”他指明“境”是意中之境，而不僅僅是“景”和“象”，將“境”與“象外”聯系言之，劉禹錫是第一次。“境生于象外”說是中國美學中“意境”理論發展的一個新起點，直接啟發了后人。

到晚唐的司空圖，他就綜合劉勰、皎然，特別是劉禹錫的思想，把詩歌意境理論的重要內涵“象外之象”、“味外之旨”提了出來，并作了較為精當的闡釋，從而見出詩境之象的不同層次。他在《與極浦書》中說：“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譚哉？然題紀之作，目擊可圖，體勢自別，不可廢也。”在戴容州心目中，詩家之景有別于現實生活中一切實物實景，而是如陽光照耀下的碧玉，遠望像有輕煙縷縷升騰，似有若無。而司空圖將此種審美現象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作了更準確的描述，前一個“象”是具形色聲跡之象，后一個“象”則是以前一個象為媒介，由詩人的情思幻化而生的空靈飄忽之象。第一種“象”屬于審美的實在境界，第二種“象”應歸屬于審美的理想境界。第一種境界常遇而多可求，司空圖對此是明智的，他以為自己所作的瀏覽題紀詩，描寫的是“目擊可圖”的景物，縱與“象外”之詩有高下之別，作為另一種“體勢”，也自有存在的必要。第二種境界可遇而難求，不可多求，自然是詩中一種最佳的“體勢”，他心向往之。

同時，司空圖將“韻味”作為品詩的最高藝術標準。在《與李生論詩書》中說：“辨于味而后可言詩也”，言詩應該“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即“韻外之致”“味外之旨”。他認為詩達于此可為詩的最高境界。司空圖還在《二十四詩品》中，從作品論、風格論、鑒賞論、接受論進行了深層挖掘，形象地解說了詩歌藝術風格和不同的詩境風貌。所舉各“品”都涉及詩歌境界那種不即不離，在有意無意之間的特殊品質。并以“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作為詩境的內在精神。司空圖以“外”清晰地劃出了象外之象的層次，他已從理論上意識到“境界”是一種超感性、超具象，生成于具體藝術媒介之外的美學范疇。所以說，司空圖對意境理論的重要貢獻就在于他對意境層次的深刻體悟和獨到研究。

四 文學意境理論的成熟

意境理論，司空圖以后更加完善，而它的成熟和定型主要在宋朝嚴羽、明末清初王夫之二人身上得以體現。

嚴羽的《滄浪詩話》比較系統全面地研究了意境理論，可以算得上是一部有影響的詩論專著。全書由《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考證》五部分組成，也就是說，它從作家論、創作論等方面對意境理論作了比較系統、全面的研究，主要表現在“興趣”說和“妙悟”說上。

隨著文學意境研究及其與現代文藝學關系研究的不斷深入，經歷了兩千年演進的具有中國文論特色的文學意境理論走向了成熟，但還需要在內涵解析、外延界定等多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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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少良.中國古代“意境”理論發展述要[J].大連大學學報，2007（5）

[3]王陽.“意境”結構分析[J].文藝理論研究，2003（3）

[4]張節末.意境的古生與近現論展開[J].學術月刊，2005（7）

篇（8）

諸士積學待叩久矣，試以物理疑而未釋者議之，可乎？天之運，何以機之？地之浮，何以載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側？經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納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懸炭何以測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諸何以得水？龜何以知來？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為雹？虹霓何以飲澗？何鼠化為鴽，而鴽復為鼠？何蜣螂化蟬，而蟬不復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無風而自搖？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溫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晝昏？蠲忿忘憂，其感應也何故？引針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騁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習矣而不察也。請據其理之實論之。[ ]

顯然，王廷相是主張研究各種自然現象、研究科學的。而且他還認為，研究天地之道是學者“窮理盡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說：

古之圣人，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蓋以人性貫徹上下，通極內外，彌滿于無垠，周匝于六合，茍一物之未知，是于性猶有所未盡也。故天地之道，雖悠遠高深，學者不可不求其實矣。[ ]

王廷相不僅主張研究自然，同時自己也廣泛深入地研究自然、研究科學。在天文學上，他進行過大量的天文觀測，主張渾蓋合一論，并且通過對渾天說與蓋天說的優點加以綜合，以解釋各種天文現象；他還專門研究了古代天文學上的“歲差”概念的發展，撰有《歲差考》。[ ]

明清之際，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儒講經世致用，與此相聯系，他們也極力推崇科學，主張研究科學，包括研究天文學。

顧炎武對當時的王學末流提出批評。他說：“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 ]顧炎武認為，王學末流清談“明心見性”之類，實際上是棄“修己治人之實學”，其結果是“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

顧炎武所謂的“修己治人之實學”，就是“博學于文”、“行己有恥”。關于“博學于文”，顧炎武說：

君子博學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國天下，制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 ]

顧炎武講的“博學于文”，當然也包括研究科學。顧炎武的《日知錄》三十余卷“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證其謬誤”[ ]，其中也包括科技知識。《日知錄》第30卷“論天象數術”，有《天文》、《日食》、《月食》、《歲星》、《五星聚》、《百刻》、《雨水》等條涉及天文學。

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地闡發民主主義思想的著作”[ ]。同時在該書中，黃宗羲還非常重視“學校”，認為學校不僅在于養士，更重要的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他認為學校除了有“五經”師，“兵法、歷算、醫、射各有師”。他還說：

學歷者能算氣朔，即補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額，使禮部考之，官于欽天監。學醫者送提學考之，補博士弟子，方許行術。歲終，稽其生死效否之數，書之于冊，分為三等：……上等解試禮部，入太醫院而官之。[ ]

對于取士，黃宗羲提出了8種渠道，有科舉、薦舉、太學、任子、邑佐、辟召、絕學和上書。其中所謂“絕學”，黃宗羲說：

絕學者，如歷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之類是也。郡縣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發明，使之待詔。否則罷歸。[ ]

顯然，黃宗羲非常強調天文學的學習，注重選拔天文學人才。

黃宗羲在為學上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重要著作流傳于世，同時也撰寫了不少科學著作，其中天文學類著作“有《授時歷故》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授時歷法假如》一卷，《西歷假如》、《回歷假如》各一卷”[ ]。

王夫之一生潛心著述，著作等身。除了對經學、史學、文學以及政治等有深入研究外，他對科學也有較多的關注。尤為重要的是，他把研究科學與理學的“格物窮理”聯系在一起。他曾說：

密翁與其公子為質測之學，誠學思兼致之實功。蓋格物者，即物以窮理，惟質測為得之。[ ]

密翁，即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號曼公，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科學家。在學術思想上，他主儒、釋、道三教合一，[ ]并且著有《物理小識》、《通雅》等科學著作。他認為，學問有“質測”、“宰理”、“通幾”之分，[ ]所謂的“質測”就是要研究“物理”；他還明確指出：“物有其故，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螽蠕，類其性情，征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 ]可見，方以智的“質測之學”就是指自然科學。王夫之以方以智的“為質測之學”解“格物”，實際上就是以研究科學解“格物”。把研究科學與儒家為學成人所必需的“格物”聯系起來，足以表明王夫之對科學的重視。

王夫之不僅以研究科學解“格物”，他本人對科學也進行了廣泛的研究。王夫之晚年著《思問錄》以及《張子正蒙注》，其中《思問錄》外篇和《張子正蒙注》的《太和》、《參兩》等篇包含了豐富的科學方面的論述，涉及天文學、地學以及醫學等方面的內容。

在天文學上，王夫之反對蓋天說，贊同渾天說。他認為，蓋天說“可狀其象而不可狀其動也，此渾天之說所以為勝”。他還說：

乃渾天者，自其全而言之也；蓋天者，自其半而言之也。要皆但以三垣二十八宿之天言天，則亦言天者畫一之理。[ ]

王夫之還具體分析了歷家的“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以及張載的“日月五星順天左旋”，并且說：

張子據理而論，伸日以抑月，初無象之可據，唯陽健陰弱之理而已。乃理自天出，在天者即為理，非可執人之理以強使天從之也。[ ]

顯然，王夫之不贊同張載提出的“日月五星順天左旋”的觀點。與此同時，他也不贊同張載用陰陽五行說解釋日月五星各自運行速度的不同，并且明確指出：“五緯之疾遲，水金火木土以為序，不必與五行之序合。”[ ]關于日月五星運行的速度，王夫之說：

遠鏡質測之法，月最居下，金、水次之，日次之，火次之，木次之，土居最上。蓋凡行者必有所憑，憑實則速，憑虛則遲。氣漸高則漸益清微，而憑之以行者亦漸無力。故近下者行速，高則漸緩。[ ]

此外，王夫之對月食、月中之影、歲差等天文現象以及歷法的有關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明清之際的陸世儀也非常重視天文學的研究。陸世儀（公元1611～1672年），字道威，號剛齋，又號桴亭，太倉（今屬江蘇）人。他贊同朱熹的格物窮理之說，反對王陽明的致良知。他說：“致良知雖是直截，終不賅括，不如窮理穩當。……天下事有可以不慮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學而知者，名物度數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當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運行，必觀書考圖，然后明白，純靠良知，致得去否？”[ ]陸世儀認為，科學方面的知識不同于心性道德方面的知識，其認知方法也不相同；儒者應當學習科學知識、研究科學，而不是靠“致良知”。與此同時，陸世儀還從經世致用的角度強調學習科學的重要性。他說：“六藝古法雖不傳，然今人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內圣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于世，此當世所以來迂拙之誚也。”[ ]

清初大儒李光地對天文學也有研究。李光地（公元1642～1718年），字晉卿，號厚庵、榕村，福建安溪人。曾奉命主編《性理精義》、《朱子大全》等著作。李光地一生致力于理學，“以子朱子為宗，得道學正傳。而又多才多藝，旁及天文算數之事，尤能貫通古今，洞明根底”[ ]。他說：“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仰則觀于天文，窮理之事也，此則儒者所宜盡心也。”[ ]在這里，李光地把研究科學與儒家的“盡心”、“知性”、“知天”、“窮理”聯系在一起。

李光地對天文歷算有特殊的愛好，與當時的天文學家、數學家梅文鼎交往甚密。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梅文鼎奉昭參與修《明史歷志》。當時的李光地因仰慕梅文鼎的歷算才華，與他訂交，并就歷算的研究進行了交談。此后，李光地經常前去求教，學問大進。期間，梅文鼎還根據李光地的建議編纂《歷學疑問》。該書寫成后，李光地為之作序，并刊刻行世。后來，李光地又將《歷學疑問》以及梅文鼎推薦給康熙皇帝，梅文鼎受到了褒獎，于是名聲大震。在與梅文鼎的交往過程中，李光地對天文學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歷法類著作主要有：《歷象要義》、《歷象合要》、《歷象本要》等，主編《御定星歷考原》、《御定月令輯要》等；還有論文《記太初歷》、《記四分歷》、《記渾儀》、《算法》、《歷法》、《西歷》等。

戴震是清代重要的漢學家。他除參與編修《四庫全書》外，還有著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聲韻考》、《聲類表》、《方言疏證》等，有清代考據學大師之譽。同時，他也非常強調研究科學。他說：

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 ]

顯然，戴震把對科學的研究看作是整理、考訂古典科技文獻必要的知識基礎。

戴震不僅強調研究科學，而且自己也深入研究科學，“凡天文、歷算、推步之法，測望之方，宮室衣服之制，鳥獸、蟲魚、草木之名狀，音和、聲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鎮、郡縣相沿改革之由，少廣旁要之率，鐘實、管律之術，靡不悉心討索。”[ ]正是對科技的深入研究，他撰寫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歷法類著作：《原象》、《續天文略》、《迎日推策記》、《九道八行說》、《周禮太史正歲年解》、《周髀北極璿璣四游解》、《記夏小正星象》、《歷問》、《古歷考》等。

還需指出的是，明清一些儒家，比如黃宗羲、李光地等，他們在研究天文學時，較多地通過介紹西方的天文學知識，把中國傳統的天文知識與西方的天文學結合起來。這對于西方天文學的傳入是有積極意義的。

注釋：

[1] 《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與彭憲長論學書》。

[2] 《論語為政》。

[3]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問》。

[4]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問》。

[5] 參見高令印、樂愛國：《王廷相評傳》，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61頁。

[6] 《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7] 《日知錄》卷七《博學于文》

[8] 《日知錄》潘耒“序”。

[9] 馮契：《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3頁。

[10] 《明夷待訪錄學校》。

[ 1] 《明夷待訪錄取士下》。

[ 2]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9冊。

[ 3]《船山全書》第12冊《搔首問》，湖南：岳麓書社1992年版，第637頁。

[ 4] 參見羅熾：《方以智的“質測通幾”之學》，載陳鼓應等：《明清實學思潮史》（中卷），山東：齊魯書社1989年版。

[ 5] 方以智：《通雅》卷首三《文章薪火》。

[ 6] 方以智：《物理小識》“自序”。

[ 7] 王船山：《思問錄》外篇。

[ 8] 《思問錄》外篇。

[ 9] 《思問錄》外篇。

[20] 《思問錄》外篇。

[21] 《思辨錄輯要》卷三《格致類》。

[22] 《思辨錄輯要》卷一《大學類》。

[23] 阮元：《疇人傳》卷四十《李光地》，北京：商務印書館1955年版。

篇（9）

朱熹對天文現象的思考很早就已開始。據朱熹門人黃義剛“癸丑（1193年，朱熹63歲）以后所聞”和林蘷孫“丁巳（1197年，朱熹67歲）以后所聞”，朱熹曾回憶說：“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么物事？’見人說四方無邊，某思量也須有個盡處。如這壁相似，壁后也須有什么物事。其時思量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 ]可見，朱熹從小就關心天文，直到晚年仍對此難以忘懷，并孜孜以求。

然而，朱熹在其早期的學術生涯中，并沒有進行天文學的研究。朱熹早年除讀儒家經典外，“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 ]。紹興三十年（1160年，朱熹30歲），朱熹正式拜二程的三傳弟子李侗為師，開始潛心于儒學，并接受李侗以“默坐澄心”于“分殊”上體認“理一”的思想。

據《朱文公文集》以及當今學者陳來先生所著《朱子書信編年考證》[ ]，朱熹最早論及天文學當在乾道七年（1171年，朱熹41歲）的《答林擇之》，其中寫道：“竹尺一枚，煩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測其日中之景，細度其長短。”[ ]

測量日影的長度是古代重要的天文觀測活動之一。最簡單的方法是在地上直立一根長八尺的表竿，通過測量日影的長短來確定節氣；其中日影最短時為夏至，最長時為冬至，又都稱為“日至”。與此同時，這種方法還用于確定“地中”。《周禮地官》載：“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意思是，在夏至日中午測得日影為一尺五寸的地方，此地便是“地中”。而且，從“地中”向北，每一千里則影長增一寸；向南，每一千里則影長減一寸。這就是《周髀算經》所謂“周髀長八尺，勾之損益寸千里”。這一說法到南朝以后受到懷疑；唐朝的一行和南宮說通過不同地區日影的測量，進一步予以糾正。朱熹要其弟子林擇之協助測量日影，顯然是要比較不同地區日影的長短，其科學精神可見一斑。

在同年的《答蔡季通》中。朱熹寫道：“歷法恐亦只可略說大概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 ]

蔡季通，即蔡元定（1135～1198年）；建陽（今屬福建）人，學者稱西山先生；精于天文、地理、呂律、象數，著作有《律呂新書》、《大衍詳說》等；為朱熹“四大弟子（ 蔡元定、黃干、劉爚、陳淳）”之首。蔡元定的年齡僅比朱熹小5歲，并在天文學等科學上有所造詣，很受朱熹的器重。從以上所引《答蔡季通》可知，當時朱熹正與蔡元定討論天文歷法，并且認為，研究歷法必須用科學儀器進行實際的天文觀測。

淳熙元年（1174年，朱熹44歲），朱熹在《答呂子約》中寫道：“日月之說，沈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食時亦非光散，但為物掩耳。若論其實，須以終古不易者為體，但其光氣常新耳。”[ ]顯然，朱熹在此前已研讀過北宋著名科學家沈括的《夢溪筆談》，并對沈括的有關天文學的觀點進行分析。胡道靜先生認為，在整個宋代，朱熹是最最重視沈括著作的科學價值的唯一的學者，是宋代學者中最熟悉《夢溪筆談》內容并能對其科學觀點有所闡發的人。[ ]

淳熙十三年（1186年，朱熹56歲），朱熹在《答蔡季通》中寫道：“《星經》紫垣固所當先，太微、天市乃在二十八宿之中，若列于前，不知如何指其所在？恐當云在紫垣之旁某星至某星之外，起某宿幾度，盡某宿幾度。又記其帝坐處須云在某宿幾度，距紫垣幾度，赤道幾度，距垣四面各幾度，與垣外某星相直，及記其昏見，及昏旦夜半當中之星。其垣四面之星，亦須注與垣外某星相直，乃可易曉。……《星經》可付三哥畢其事否？甚愿早見之也。近校得《步天歌》頗不錯，其說雖淺而詞甚俚，然亦初學之階梯也。”[ ]可見，當時朱熹正與蔡元定一起研究重要的天文學經典著作《星經》和以詩歌形式寫成的通俗天文學著作《步天歌》，并就如何確定天空中恒星的位置問題進行討論，其中涉及三垣二十八宿星象體系。

同年，朱熹在《答蔡伯靜》中寫道：“天經之說，今日所論乃中其病，然亦未盡。彼論之失，正坐以天形為可低昂反復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間隨人所望固有少不同處，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政使人能入于彈圓之下以望之，南極雖高，而北極之在北方，只有更高于南極，決不至反入地下而移過南方也。但入彈圓下者自不看見耳。蓋圖雖古所創，然終不似天體，孰若一大圓象，鉆穴為星，而虛其當隱之規，以為甕口，乃設短軸于北極之外，以綴而運之，又設短軸于南極之北，以承甕口，遂自甕口設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于梯末架空北入，以為地平，使可仰窺而不失渾體耶？”[ ]在這里，朱熹設想了一種可進入其中觀看天象的龐大的渾天儀。

淳熙十四年（1187年，朱熹57歲），朱熹在《答廖子晦》中寫道：“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則月或在卯，或在酉之類是也。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于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 ]在這里，朱熹對月亮盈虧變化的原因作了探討。

淳熙十六年（1189年，朱熹59歲），朱熹在《答蔡季通》中寫道：“極星出地之度，趙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臺，卻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說尤可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卻是天地之中也耶？”[ ]在這里，朱熹試圖通過比較各地北極星的高度及其與地中岳臺的關系，以證明大地的運動。

朱熹在一生中最后的十年里，在天文學研究上下了較多的功夫，并取得了重要的科學成就。南宋黎靖德所編《朱子語類》卷一“理氣上太極天地上”和卷二“理氣下天地下”編入大量朱熹有關天文學的言論，其中大都是這一時期朱熹門人所記錄的。例如：《朱子語類》卷二朱熹門人陳淳“庚戌（1190年，朱熹60歲）、己未（1199年，朱熹69歲）所聞”：“天日月星皆是左旋，只有遲速。天行較急，一日一夜繞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進過一度。日行稍遲，一日一夜繞地恰一周，而於天為退一度。至一年，方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又遲，一日一夜繞地不能匝，而於天常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月只是受日光。月質常圓，不曾缺，如圓毬，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盛。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 ]

《朱子語類》的其它卷中也有此類記錄。例如：《朱子語類》卷二十三黃義剛“癸丑（1193年，朱熹63歲）以后所聞”：安卿問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它近那辰后，雖動而不覺。……今人以管去窺那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里面，不動出去。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極只是北辰頭邊，而極星依舊動。又一說，那空無星處皆謂之辰……。”又曰：“天轉，也非東而西，也非循環磨轉，卻是側轉。”義剛言：“樓上渾儀可見。”曰：“是。”……又曰：“南極在地下中處，南北極相對。天雖轉，極卻在中不動。”[ ]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熹所著《北辰辨》（大約寫成于1196年，朱熹66歲）以及卷六十五朱熹所注《尚書》之《堯典》、《舜典》（大約寫成于1198年，朱熹68歲）都包含有豐富的天文學觀點。《北辰辨》是朱熹專門討論天球北極星座的論文；在所注的《堯典》中，朱熹討論了當時天文學的歲差、置閏法等概念；在所注《舜典》中討論了早期的渾天說、渾天儀的結構，并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渾天儀結構。

這一時期朱熹所編《楚辭集注》（成書于1195年，朱熹65歲）之《天問》中也有一些注釋反映了他在天文學方面的研究和造詣。

二. 天文學的成就

就朱熹研究天文學的方法而言，其最根本的研究方法是[ ]：

其一，細心觀察各種天文現象。朱熹是重視親身觀察、善于觀察的人。他經常運用儀器觀察天文現象；并運用觀察所得驗證、反駁或提出各種見解。

其二，用“氣”、“陰陽”等抽象概念解釋天文現象。朱熹所采用的這一方法與中國古代科學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

其三，運用推類獲取新知。朱熹經常運用“以類而推”的方法，用已知的東西、直觀的東西，對天文現象進行類推解釋。

其四，闡發前人的天文學研究成果。朱熹研讀過包括沈括《夢溪筆談》在內的大量科學論著，對前人的天文學觀點均予以評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從現代科學的角度看，朱熹的天文學研究方法，固然有其不足之處，這主要是由于古代科學所處的階段而導致的。在古代科學的范疇中，朱熹的天文學研究方法應當屬于合理。更為重要的是，朱熹運用這些方法在天文學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朱熹在天文學方面的科學成就主要反映在他最后十年里有關的言論中。概括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提出了以“氣”為起點的宇宙演化學說。朱熹曾經說：“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個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里面無處出，便結成個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 ]這里描繪了一幅宇宙演化途徑的圖景。

在朱熹看來，宇宙的初始是由陰陽之氣構成的氣團。陰陽之氣的氣團作旋轉運動；由于內部相互磨擦發生分化；其中“清剛者為天，重濁者為地”[ ]，重濁之氣聚合為“渣滓”，為地，清剛之氣則在地的周圍形成天和日月星辰。朱熹還明確說：“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腳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時凝了。初間極軟，后來方凝得硬。……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輕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 ]他根據直觀的經驗推斷認為，大地是在水的作用下通過沉積而形成的，日月星辰是由火而形成的。

將宇宙的初始看作是運動的氣，這一思想與近代天文學關于太陽系起源的星云說有某些相似之處。1755年，德國哲學家康德提出了太陽系起源的星云說；1796年，法國天文學家拉普拉斯也獨立地提出星云說。星云說認為，太陽系內的所有天體都是由同一團原始星云形成的。然而，在他們500多年之前，朱熹就提出了類似之說；盡管尚缺乏科學依據和定量的推算，但其通過思辯而獲得的結果則是超前的。

對此，英國科學史家梅森在其《自然科學史》一書中予以記述：“宋朝最出名的新儒家是朱熹。他認為，在太初，宇宙只是在運動中的一團渾沌的物質。這種運動是漩渦的運動，而由于這種運動，重濁物質與清剛物質就分離開來，重濁者趨向宇宙大旋渦的中心而成為地，清剛者則居于上而成為天。……”[ ]

第二，提出了地以“氣”懸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結構學說。朱熹贊同早期的渾天說，但作了重大的修改和發展。早期的渾天說認為：“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孤居于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 ]但是，當天半繞地下時，日月星辰如何從水中通過？這是困擾古代天文學家的一大難題。朱熹不贊同地載水而浮的說法，他說：“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搉在中間，隤然不動。”[ ]這就是說，地以“氣”懸空在宇宙之中。

至于地如何以“氣”懸空在宇宙中央，朱熹說：“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搉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渣滓在中間。”[ ]又說：“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于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 ]朱熹認為，宇宙中“氣”的旋轉使得地能夠懸空于宇宙中央。朱熹的解釋克服了以往天文學家關于宇宙結構學說的弱點，把傳統的渾天說發展到了一個新水平。[ ]

關于地之外的天，朱熹說：“天之形，……亦無形質。……天體，而實非有體也。”[ ]“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 ]又說：“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 ]這顯然是吸取了傳統宣夜說所謂“天了無質，……日月眾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無止，皆須氣也”[ ]的思想。

第三，提出了天有九重和天體運行軌道的思想。朱熹認為，屈原《天問》的“圜則九重”就是指“九天”，指天有九重。事實上，在朱熹之前，關于“九天”的說法可見《呂氏春秋有始覽》：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顥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后來的《淮南子天文訓》等也有類似的說法；直到北宋末年洪興祖撰《楚辭補注》，其中《天文章句》對“九天”的解釋是：東方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顯然，這些解釋都不包括天有九重的思想。

朱熹則明確地提出天有九重的觀點，并且還說“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陽之數，而至于九，則極清極剛，而無復有涯矣”[ ]；同時，朱熹贊同張載所謂“日月五星順天左旋”的說法。他進一步解釋說：“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于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 ]《朱子語類》卷二朱熹的門人在闡釋所謂“天左旋，日月亦左旋”時說：“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朱熹贊同此說。[ ]

對此，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說：“這位哲學家曾談到‘大輪’和‘小輪’，也就是日、月的小‘軌道’以及行星和恒星的大‘軌道’。特別有趣的是，他已經認識到，‘逆行’不過是由于天體相對速度不同而產生的一種視現象。”[ ]因此李約瑟認為，不能匆忙假定中國天文學家從未理解行星的運動軌道。

在天文學研究中，朱熹除了提出以上新見外，還對沈括有關天文學的觀點做過詳細的闡述。例如：沈括曾說：“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才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涂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 ]朱熹贊同此說，并接著說：“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 ]他還說：“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為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 ]

三. 對后世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大致包括宇宙結構理論和歷法兩大主要部分，尤以歷法最為突出。宇宙結構理論自漢代形成蓋天說、渾天說和宣夜說之后，也經歷了不斷的發展，主要表現為占主導地位的渾天說不斷吸取各家學說之長而逐步得到完善。

朱熹的天文學研究側重于對宇宙結構理論的研究。他通過自己的天文觀測和科學研究，以渾天說為主干，吸取了蓋天說和宣夜說的某些觀點，提出了較以往更加完善的宇宙結構理論，把古代的渾天說推到一個新的階段，這應當是朱熹對于古代天文學發展的一大貢獻。

但是，由于朱熹的天文學研究只是專注于宇宙的結構，對于當時在天文觀測和歷法方面的研究進展關注不夠，在這些方面的研究稍顯不足。因此，他的宇宙結構理論在某些具體的細節方面，尤其是定量方面，尚有一些不足之處，有些見解和解釋是欠妥當的。

然而，他畢竟對宇宙結構等天文學問題作了純科學意義上的研究，代表了宋代以至后來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國古代天文學在宇宙結構理論研究方面的水平。而且，朱熹的宇宙結構理論在后來直至清代一直受到了不少學者的重視和引述。

朱熹之后宋末的重要學者王應麟(1223～1296年，字伯厚，號深寧居士)撰《六經天文編》六卷，記述了儒家經典中大量有關天文學方面的重要論述，《四庫全書六經天文編》“提要”說：“是編裒六經之言天文者，以易、書、詩所載為上卷，周禮、禮記、春秋所載為下卷。”該著作也記述了朱熹的許多有關天文學方面的論述。

元代之后科舉考試以“四書五經”為官定教科書。其中《尚書》以蔡沈的《書集傳》為主。蔡沈（1167～1230年，字仲默，號九峰）曾隨其父蔡元定從學于朱熹。他的《書集傳》是承朱熹之命而作，其中包含了朱熹所注《尚書》之《堯典》、《舜典》等內容，涉及不少有關天文學方面的論述。另有元代學者史伯璿（生卒不詳）著《管窺外篇》；《四庫全書管窺外篇》“提要”說：該書中“于天文、歷學、地理、田制言之頗詳，多能有所闡發。”在論及天文學時，該書對朱熹的言論多有引述，并認為“天以極健至勁之氣運乎外，而束水與地于其中”。這與朱熹的宇宙結構理論是一致的。

明初的胡廣等纂修《性理大全》，其中輯錄了大量朱熹有關天文學的論述。明末清初的天文學家游藝（生卒不詳，字子六，號岱峰）融中西天文學于一體，撰天文學著作《天經或問》，后被收入《四庫全書》，并流傳于日本。該書在回答地球何以“能浮空而不墜”時說：“天虛晝夜運旋于外，地實確然不動于中……天裹著地，運旋之氣升降不息，四面緊塞不容展側，地不得不凝于中以自守也。”這里吸取了朱熹關于氣的旋轉支撐地球懸于空中的宇宙結構理論；在解釋地震的原因時，該書又明確運用了朱熹的這一觀點，說：“地本氣之渣滓聚成形質者，束于元氣旋轉之中，故兀然浮空而不墜為極重亙中心以鎮定也。”在論及日月五星的運行方向和速度時，該書說道：“日月之行，宋儒言之甚詳”，并且還直接引述朱熹關于五星運行方向和速度的觀點予以說明。

清代著名學者李光地（1642～1718年，字晉卿，號榕村）曾奉命主編《朱子大全》，其中“卷四十九理氣一”有“總論、太極、天地、陰陽、時令”，“卷五十理氣二”有“天文、天度、地理、雷電、風雨雪雹霜露”，收錄了朱熹有關天文學的不少論述。李光地所著的《歷象本要》引述了朱熹所謂“地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天包乎地”以及“天有九重”等，用以說明朱熹的天文學思想中包含了西方天文學有關宇宙結構的知識[ ]。他在所撰的《理氣》篇說：“朱子言天，天不宜以恒星為體，當立有定之度數記之。天乃動物，仍當于天外立一太虛不動之天以測之，此說即今西歷之宗動天也。其言九層之天。近人者最和暖故能生人物。遠得一層，運轉得較緊似一層。至第九層則緊不可言。與今西歷所云九層一 一吻合。”[ ]他的《御定星歷考原》六卷，也引述了朱熹有關宇宙結構的言論，并且認為，朱熹所說的“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就是指“天渾圓地亦渾圓”，而與西方天文學的宇宙結構理論相一致。

李光地與被譽為清初“歷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1633～1721年，字定九，號勿庵）[ ]交往甚密，并且對當時的西方科學都持“西學中源”說。梅文鼎在所著《歷學疑問》中多處引用朱熹有關宇宙結構的言論。該書認為，朱熹已經具有西方天文學所謂“動天之外有靜天”、“天有重數”和“以輪載日月”的觀點，并且說：“朱子以輪載日月之喻，兼可施諸黃、赤，與西說之言層次者實相通貫。”[ ]

除此之外，清代還有黃鼎（生卒不詳）的《天文大成管窺輯要》八十卷，其中也包括朱熹有關天文學的不少論述。

朱熹是古代的大哲學家，代表了中國古代哲學發展的一座高峰。也許正是這個原因，他在天文學上所取得的成就一直沒有能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但是，這并不能否認他在天文學上確實做出過卓越的貢獻，他的宇宙結構理論對后世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注釋：

[ ]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天學》，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2頁。

[ ]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卷第九十四。

[ ]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四。

[ ] 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 《答林擇之》，《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以下簡稱《文集》，卷四十三。

[ ] 《答蔡季通》，《文集》續集卷二。

[ ] 《答呂子約》，《文集》卷四十七。

[ ] 胡道靜：《朱子對沈括科學學說的鉆研與發展》，《朱熹與中國文化》，學林出版社1989年版。

[ ] 《答蔡季通》，《文集》卷四十四。

[ ] 《答蔡伯靜》，《文集》續集卷三。

[ ] 《答廖子晦》，《文集》卷四十五。

[ ] 《答蔡季通》，《文集》續集卷二。

[ ] 《朱子語類》，卷第二。

[ ]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三。

[ ] 樂愛國、高令印《朱熹格物致知論的科學精神及其歷史作用》，《廈門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

[ ] 《朱子語類》，卷第一。

[ ] 《朱子語類》，卷第一。

[ ] 《朱子語類》，卷第一。

[ ] 梅森：《自然科學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頁。

[ ] 《晉書天文志上》。

[ ] 《朱子語類》，卷第一。

[ ] 《朱子語類》，卷第一。

[ ] 朱熹：《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頁。

[ ] 杜石然等：《中國科學技術史稿》（下），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頁。

[ ] 朱熹：《楚辭集注》，第51頁。

[ ] 《朱子語類》，卷第二。

[ ] 《朱子語類》，卷第二。

[ ] 《晉書天文志上》。

[ ] 朱熹：《楚辭集注》，第51頁。

[ ] 《朱子語類》，卷第二。

[ ] 《朱子語類》，卷第二。

[ ]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4卷，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547頁。

[ ] 沈括：《夢溪筆談》卷七《象數一》。

[ ] 朱熹：《楚辭集注》，第53頁。

[ ] 《朱子語類》，卷第二。

[ ] 樂愛國：《李光地的中西科技觀述評》，載《李光地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篇（10）

【中圖分類號】G633.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2）08-0028-01

語言是教師進行教育教學活動的最重要的工具，在課堂教學中，教師主要是借助語言來傳播知識的。歷史教學的內容是講授過去的人和事，評述以往的功過是非。它既不可以進行試驗，也不可使之重演，只能依靠教師運用語言和直觀教具的演示將歷史觀點、概念、史實等科學準確地表達出來。一節歷史課，教師需要傾注真情，才能使學生產生情感的共鳴，實現三維目標的和諧統一。在課堂教學中，要實現師生情感的共鳴，我覺得還應該依靠教師語言的藝術魅力。

一、講活歷史，使學生在身臨其境中感知知識。

人類歷史似一部有聲有色的長篇歷史劇，它是由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創造的。這就要求歷史教師的語言表述必須符合直觀性原則，應該運用生動逼真的語言使久遠的歷史“再現”。以其高超的語言藝術和智慧把人物講活了，把事件說透了，也把節目做火了。可見，歷史課堂的教學應講出色彩，講出聲響，講出形象，把歷史講“活”。運用“移時”手法，讓時空轉換，讓歲月倒流，使學生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在歷史課堂中，我們應該聽得到幾千年前陳勝、吳廣向戍卒們發出的“大丈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的呼喊；看得見萬里之外法國人民高唱馬賽曲開赴前線的壯麗畫面；感受得到陸游、岳飛、龔自珍等無數杰出人物金子般的思想底蘊……

二、展演歷史，用真情點燃學生求知的火花。

紀連海老師的歷史課為什么那么受歡迎？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重視語言節奏的變化。他講述歷史時，高昂低沉，急緩快慢，無不攝人心魄，讓人拍案叫絕。 二是在歷史教學中紀老師積極借鑒評書的語言、相聲的包袱，有效的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求知欲望。三是他在用心、用情講述歷史。講到動情時捶胸頓足，手抖淚落，情難自抑。譬如他在《百家講壇》中講到袁崇煥時，就完全沉浸在袁崇煥的精神世界里，那時那刻他覺得自己就是袁崇煥，那種委屈無奈讓他萬箭穿心，淚灑當場。愛之深，情則切。紀連海老師之所以能用情講歷史，源于他對歷史的熱愛，對歷史人物的深切關注，并將自己的想法都滲透在所講述的每一個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之中。因此要感染學生，先要情動自己。教師講解歷史要富于情感，褒揚貶抑態度要鮮明。譬如：講岳飛被害、譚嗣同殉難，要有悲憤之情；講、抗戰勝利，要有激昂之情；講港澳回歸、嫦娥奔月，要有自豪之情……

三、趣說歷史，使學生在幽默風趣中樂求知識。

作為語言藝術之一的幽默，在教學語言中是不可缺少的。教師幽默的語言與一般的逗樂有著本質的區別，它是以引導學生從側面去接受知識，感悟真理，陶冶情操，喚醒良知為前提的。幽默的語言不僅可以活躍課堂氣氛，架起溝通師生情感的橋梁，而且幽默的語言伴隨著陣陣笑聲可以啟迪人的智慧，催發人的情感。讓學生在輕松的氣氛中領悟到知識的內涵；在歡快的笑聲中掌握知識；在笑后的深思中受到啟迪。例如：我在講解《中國歷史》第一冊中西漢初年的社會狀況時，教材中有這樣一段話：“馬匹很少，連皇帝坐的車子也選不到純一色的四匹馬，將相有的只能坐牛車……”在此我會不失時機地插上一句“指揮千軍萬馬的將軍坐在牛車上，慢悠悠地走，這未免太滑稽了吧？但國家太窮了，沒辦法，湊合著吧！”寥寥幾句，激起了學生濃厚的興趣，他們迫切想知道后來究竟怎么樣了？因而就會積極地去探求答案。

四、活用歷史，引導學生推開一個認知歷史的窗口。

學習的終極目標就是要運用知識，學會用歷史知識分析現實問題、解決現實問題。在歷史教學中引導學生學會用辯證法來評價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從歷史中學習成功的經驗，吸取失敗的教訓。從而使自己少走彎路，盡快走向成功這才是我們孜孜以求的結果。如復習《美國南北戰爭》這一課時，我提出以下問題：1.林肯不希望聯邦解體，并為國家統一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這對你有什么啟示？2.挑起內戰的南方結果失敗了，聯系實際你有何感想？學生們積極思考，認真討論。馬上就能聯想到我國的現狀：臺灣同祖國大陸的分離，我國統一大業還未完成，作為中學生要向林肯學習，為祖國統一做貢獻。美國南方的失敗告誡“分子”，統一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搞分裂不得人心、注定要失敗等。

教師課堂教學的語言應富有啟迪、暗示、點撥、善誘性，既有鞭辟入里的深刻，又要有絲絲入扣的聯系，能以自己的語言風格和對文本個性的解讀激起學生于課堂之外去探索知識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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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由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決定，并為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服務。人類道德觀念是受到后天一定的生產關系和社會輿論的影響而逐漸形成的。

作為一名歷史教師強調滲透德育，是為了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夯實基礎。進行德育，不僅僅要進行政治信仰教育，更多的則是遵紀守法、誠實守信的教育；是文明禮貌的教育；是科學態度、敬業精神的教育；是民族自豪感、歷史責任感的培養等等。

那么，我們在日常教學中應該如何去加以實踐呢？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重視課堂教學，深入挖掘歷史學科內在的德育功能

課堂教學是對學生進行德育教育的主要途徑，教師要認真做好課堂教學，在傳授歷史知識、培養學生學科能力的同時，潛移默化地做好德育教育工作，起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首先，要充分利用歷史教材。歷史教材本身就是一本很好的德育素材。譬如人教版必修三第一單元中國傳統文化的演變，這一單元講述了中國儒家思想的演變過程，老師在講解過程中讓學生更好地了解中國博大精深文化的同時，能夠加強自身的民族自豪感。當我們在講述中日戰爭的歷史時，讓學生觀看電影《》中日軍的暴行，必然能夠激發學生強烈的愛國情懷，激發學生為中國不斷復興偉業的決心。

二、運用多種教學方式體現德育

1.比較教學法

將明清以來中國三百多年的科技落后狀況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進行比較，認識到中國的落后，增強學生為祖國振興而發奮讀書的歷史責任感、使命感。在講述中國近現代史的時候，要求學生歸納近百年來中國各階級的救國道路及其結果，在培養學生歸納問題能力的同時，使學生認識到在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認清中國的國情。

2.情感教學法

通過教學引起興趣、燃起熱情、激起聯想，強調師生之間的真誠交流、和諧關系，建立最佳教學情境。歷史課程對培養學生的情感態度價值觀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學生的情感態度在許多方面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學習，對歷史課學習的影響則更明顯。教師在歷史教學過程中要重視情感因素，只有重視學生情感，加強情感教學，通過多種途徑激感的要素功能，才能使課堂教學變得生動活潑起來；充分利用情感因素的積極作用完善教學目標，優化教學過程，提高教學效果，從而使學生的認知能力和情感素質得以和諧發展。

3.直觀講述法

直觀教學，即通過教具的使用，把英雄人物、壯闊的歷史場面再現出來，使學生更直觀地感受歷史的真實，使之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這是最有效的教學手段，是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的最好方法，也是學生最容易接受的教學形式。如：講我們古代先進的科技時，語言要鏗鏘有力、擲地有聲，滿懷自豪之情，以激發學生對祖國傳統文化的自豪感。講中國近代屈辱史時，義憤填膺、聲淚俱下，語言悲憤、深沉、有力，讓學生認識到落后就要挨打，必須與時俱進，富國強兵，走在時代的前列。

三、歷史學科課外教學活動中的培養

開展課外活動，可以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開闊視野、發展能力，更有利于進行生動活潑的思想品德教育。我們曾進行如下

活動：

1.開展“演講比賽”

這是結合教學，對學生進行德育的好形式，通過這個活動可以進一步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鍛煉自身的能力，提高對歷史的熱愛，陶冶個人情操，同時還能加強學生對歷史的感悟，能使學生更好地走進歷史，以史為鑒。

2.開展歷史教具小論文撰寫

利用課余時間，組織學生撰寫一些簡單的歷史小論文，不僅可以豐富學習生活，增強學習歷史興趣，培養能力，還有助于學生深刻理解歷史，特別是由于學生參與了論文的撰寫，必然對所制教具產生的年代、背景、作用、意義等做深入的了解，從而增進民族自豪感和愛國主義思想。幾年來我們在組建歷史課外活動小組的同學，撰寫多篇高質量的歷史論文。

3.研究本地地方志，培養熱愛家鄉、回報家鄉意識

每個地方的地方志就是一本最好的教科書，教導學生學習本地歷史，研究本地風俗、名人等能夠加強學生對家鄉的熱愛，能夠更好培養學生回報家鄉的熱情。近些年來我們學校組織了靖江湯包文化社團、靖江講經文化社團等一系列社團，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歷史學科是一門非常注重德育的學科，對歷史教師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要求在日常的教學中必須滲透品德教育，在歷史教學中，要深入思考，結合中學生的心理特點，致力于將學生培養成一個德智兼備、有利于社會發展的人才。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