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風險的概念與特征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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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是指某一個人或一個團隊，以外界現有資源為基礎，運用個人或團隊力量開創性的去尋求機遇，創立企業并謀求發展的過程。大學生作為最為活躍的群體，擁有將創意付諸實踐的強烈愿望。大學生創業無論對于解決就業壓力，還是培養創新精神以及實現人生價值都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然而面對不確定市場環境下的諸多風險，當前大學生創業成功率普遍偏低。因此，在風險管理視角下對當前大學生創業的現狀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尋求對策，以促進大學生創業園風險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創業企業的成功運營。

一、風險管理的概述

對于風險管理的內涵各研究者有不同的定義。極具權威性的美國COSO在其的《風險管理整合框架》（2004）中將其定義為：“企業風險管理是企業的董事會、管理層和其他員工共同參與的一個過程，應用于企業的戰略制定和企業的各個部門和各項經營活動，用于確認可能影響企業的潛在事項并在其風險偏好范圍內管理風險，對企業目標的實現提供合理的保證。”風險管理整個過程主要包括風險識別，風險評估，風險防范，風險決策等內容。

由此可見，企業的風險管理是一個過程，其總體目標在于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安全保障，同時這一過程需要組織中包括董事會成員、管理者和其他人員的參與，需要站在企業全局的角度根據經營活動中所處的內外部因素識別和應對各種潛在和現實的風險，以最終實現企業的持續經營和發展壯大。

二、大學生創業風險特征

創業風險是指由于不確定的創業環境、復雜的創業機會和創業者有限的能力等原因而導致創業活動偏離預期目標的可能性，即創業過程中存在的風險。大學生擁有較高的科學文化水平，思維普遍活躍，接受新鮮事物快，這些都是學生創業的優勢所在。作為在校大學生，其有著很多現實存在的限制因素，致使他們創業更加艱難，包括市場動態、融資方式、法律知識、社會經驗等的嚴重缺乏，所有這些都給學生創業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分析大學生在創業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種不確定性因素，常見的創業風險主要來自于經驗、項目、資金及技術風險四個方面。其中經驗風險主要包括社會關系、社會經驗及法律、信用和團隊意識等因素，項目風險反應在項目選取、市場定位和環境判斷上，資金風險表現為資金的籌措及團隊利益的分配，而技術風險通常產生于技術的水平及其應用領域和創新能力。

三、個案研究

通過對風險管理概念和特征的認識，本文將以紹興文理學院大學生創業園為例，就解決大學生創業問題展開具有針對性的剖析。

（一）創業園概況

紹興文理學院大學生創業園創辦于2009年3月，是學校基于金融危機的背景和嚴峻的就業形勢設立的大學生創業實驗園項目。設立初衷在于為有創業愿望和已在自主創業方面嶄露頭角的在校學生個人或者創業團隊，提供“準創業”、“模擬創業”的平臺，促進大學生成功創業，實現“以創業帶動就業”。

作為全省乃至全國學生創業園建設的先行者，該校創業園項目當前主要涉及廣告設計、媒體推廣、數碼電子、物流、教育培訓、環境檢測、花木工程、紡織品設計等領域，包括綠舍生態花卉工作室、紹興天藝廣告公司、紹興體育健身服務機構、蘭草布藝中心、炫染坊等。創業園在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成果也逐漸顯現，一些項目經過“孵化”羽翼漸漸豐滿，涌現出了一批創業榜樣，如蘭草功能紡織品與布藝創意中心的徐海涯在2010年紡織品博覽會上獲得“越隆杯”首屆中國高校紡織品設計大賽唯一的一等獎，并成為越隆集團的簽約設計師。

（二）創業園存在的風險

截至當前，盡管創業園入駐企業取得了可喜的成績，越來越多的創業“金點子”從設想變為現實，但通過對創業園大學生創業團隊的調查分析可見，創業園現存項目仍然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主要表現如下（見圖1）：

1.經驗風險。調查數據顯示，大學生創業經驗風險成為最大的潛在風險。創業園受訪的項目負責人均表示，大學生創業者在年齡、閱歷等方面尚不成熟，在社會關系中也缺乏必備的經驗，對法律、信用和團隊意識缺乏深刻認識。其中社會關系、社會經驗在此風險中分別占38.6%和34.7%，法律、信用和團隊意識占26.7%。

2.項目風險。選擇可行性的創業項目是大學生創業成功的關鍵。在大學生創業項目風險中，項目選擇占37.8%，其主要原因是大學生創業者只看到項目新穎性而忽視項目的可操作性和風險的不確定性，導致選擇團隊成員時缺乏理性；對于市場定位等相關的前期準備不足，市場定位在項目風險中占35.2%；創業環境的復雜性也導致27%環境判斷風險。

3.資金風險。資金風險是創業風險的重要來源，大學生團隊在初期創業中資金基本來自成員出資，銀行貸款申請難、手續復雜等問題導致資金籌集成為風險的主要原因，占41.5%。創業園的多數受訪的團隊成員表示，創業者自身財務運作能力不足，資金投資和利潤分配也是重要的風險。

4.技術風險。由于創業技能不足，創業園項目團隊存在較高的技術風險。調查顯示：20家企業均表示在整個創業過程中因專業技術水平不足、技術應用能力缺乏及技術創新能力不強等導致創業活動遭遇風險。其中本身的技術水平占44.2%，技術運用占33.7%，技術創新占22.1%。由此可見創業者自身的技術水平、創業實踐應用能力和創新能力仍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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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而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以其極強的殺傷力，使全球經濟受損。中國在面對百年一遇的金融風暴的同時，實體經濟在面臨著巨大的危機考驗。高新技術企業正是中國知識經濟體系里面最基本的細胞。因此，在此危機重重的市場大背景下，筆者認為有必要對中國企業特別是這些最基礎的高科技企業的特點進行深入研究與分析，找出高新技術企業容易出現的風險所在并針對其風險提出有效可行的對策，盡可能的避免風險所帶來的經濟損失，從而使企業可以平穩持續的發展下去。

高新技術技企業即指以從事先進科技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生產高技術含量的產品的企業。與傳統技術領域的企業相比，高新技術企業屬于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企業。產品特點：成長性強、生產周期短、更新速度快、附加值高、市場滲透能力強等。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的生產是完全依賴于高新的創新技術及人力資本。因此，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的組織形式和管理結構一般沒有固定的模式，企業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循，企業的發展完全需要自己的探索。據調查在企業發展過程中失敗的案例過多，這是由于高新技術行業的高風險特點導致的，所以也就更加突出了企業引用風險管理的重要性及必然性。但目前中國許多企業對如何用風險管理管理其公司還存在諸多問題：一是面對企業風險重視不足，或者有些企業只是一味避險從而導致企業發展不力，或是過于自信盲目冒險導致經營失敗;二是對風險管理認識不足，不能很好的運用風險管理中所提出的原理及方法去有效的對風險進行預防、控制，對風險進行合理處理。這些問題的存在對高新技術企業的可持續成長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高新技術企業要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針對高新技術企業特點的風險管理方法相配合，從而達到適當控制其發展預期中的不確定性，降低損失發生的可能和嚴重程度的目的而這恰好是中國大多數高新技術企業目前最缺乏的。因此有必要對高新技術企業的風險特征、風險運動規律、風險防范對策等問題進行研究，以掌握其產生、發展、動態變化的規律，促進高科技創業企業的可持續成長。

第二部分：文獻理論綜述

全面風險管理(Comprehensive risk management)，是對影響企業效益的多種風險因素進行辨識和評估，并在整個企業范圍內實行相應的戰略以管理和控制這些風險。全面風險管理是對傳統的可保風險管理的超越，它的目標是把企業面臨的所有風險都納入到一個有機的具有內在一致性的管理框架中去。系統構架包括：企業風險管理目標，企業風險管理機構，企業風險管理程序集企業風險管理信息系統。

企業全面風險管理的目標要符合企業的戰略目標與企業戰略管理活動的要求，從而期限企業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企業的的風險風險管理目標要在企業的戰略引導下制定總目標，然后針對企業的組織結構及各項活動對總目標進行分解，從而制定出每一個風險管理的子目標。全面風險管理為了保證其全面性，要人人參與企業的風險管理活動中來，并需要建立風險管理部門進行監督管理。本文建議，企業應建立一個獨立有效的風險管理部門，由總經理及個部門經理構成，并設立風險委員會，定期出風險報告。將風險意識融入到企業文化中去，要注重企業員工風險管理知識的培訓，通過培訓使員工知道什么是風險，什么是風險管理及本企業的風險類型及管理策略，從而強化員工的風險意識，不斷提高員工的風險管理能力和水平。

及時處理內外部信息，要隨時掌握企業的內部信息，包括生產、銷售、財務個方面的信息。外部信息，要及時掌握國家政策法律法規、利率匯率、資本和股票信息及行業發展動態。要想很好的對風險進行管理控制，首先要知道影響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發展或成敗的因素都有哪些，這些因素也很既有可能成為影響企業發展的風險因素。國內外學者對因素進行了大量研究。通過總結，將影響高新技術企業的風險影響因素分為五大類：環境因素、技術及產品因素、市場因素、管理能力因素和融資因素。此國內外學者對此風險因素樹的歸納與總結，使我們更加直觀清晰看清影響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的個個因素，成為風險管理識別中風險列表中因素的重要來源的總結為后續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參考。

目前中國高新技術企業還沒有一套完整的風險管理辦法，未設置專門的風險管理部門，甚至還有許多企業根本不了解何為風險管理，有何好處及其風險管理的相應辦法。目前中國高新技術企業風險管理所采用的辦法往往還是靠企業領導者通過其經驗對企業發展過程中可能存在的風險做決策判斷。十分之不科學，也給企業的領導者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第三部分：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采取實質性研究的放法：首先透過對文獻及其相關風險管理概念的研究并結合高新技術企業的企業特點及其風險因素擬定高新技術企業風險管理構架及訪談大綱、調查問卷作為本研究工具。第二，進行前導研究并針對缺失加以改善。第三，對研究對象濟南市S公司的員工進行深度訪談和問卷調查的形式，進一步深度了解企業風險管理控制的現狀及解決策略。第四，對方談及問卷調查資料結果進行分析，歸納總結結論。針對本文的研究原因、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進行文獻討論，擬定高新技術企業風險管理構架草案，通過對中國山東省濟南市高新技術產業園企業的進一步調查研究，高新技術企業風險管理構架。研究目的是為了進步一發展出合適中國高新技術企業風險管理構架。通過對國內外風險管理相關理論研究，結合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的企業特點，以2006年中國出臺的COSO企業全面風險管理框架參照，擬定中國高新技術企業風險管理構架。

第四部分：研究結果分析

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對濟南50家高新技術企業進行問卷調查，通過數據收集整理，從而對高新技術企業風險因素對企業成敗的影響進行分析。為評價每一風險因素的影響程度，本文應用問卷調查法，對濟南高新技術企業進行了調查，共發出問卷50份，回收47份，去除無效問卷5份，得到有效問卷42份。問答方式是請創業者或者創業團隊成員就每一風險因素對高科技創業企業成敗的影響程度進行評分。評分標準為：無影響O分，影響作用低評1一3分，影響作用一般評4一6 分，影響作用突出評7一9分，即評分區間[0，9〕。22個因素的總排序，兼顧各因素類的單排序，我們可以看出影響高科技創業企業成敗的關鍵風險因素是：1、企業創始人素質的高低;2、技術創新能力的大小;3、市場營銷能力強弱;4、消費者需求變動因素;5、新產品開發能力;6、國內主要競爭對手因素;7、企業初始階段團隊的結構是否合理;8、創始人對行業的熟悉程度;9、知識產權保護;10、資源整合能力。從這十個關鍵性要素的分布來看，影響高科技創業企業成功的因素可以總結為：管理能力因素、技術及產品因素和環境因素三大類。通過此問卷調查所得出的數據結果，更好幫助我們有針對性對企業所存在的重點因素風險進行分析預調查。

風險管理過程的第一步就是風險管理小組的建立，該小組成員職責明確，避免混淆(宋明哲，2005)。風險管理小組由總經理，生產副總，各個部門主管組成，定期對公司風險進行評估、考核及驗收相應風險管理策略工作。風險識別即確認風險的來源。然而有效而又全面的方法，建議S公司風險的識別可以讓全員參與，采用頭腦風暴法，將公司可能存在的風險列舉出來。還可借鑒別的公司所出現的風險，列出風險清單。列出本公司的可能存在的風險清單。確認風險的來源后，要對風險進行分析與衡量。公司可以從風險損失頻率和損失幅度兩點來衡量風險。風險損失頻率的衡量。損失的頻率是指在特定期間內，特定數量的風險單位，遭受特定損失的次數，以概率表示，分為五類：一定發生，經常發生，常發生，可能發生，極少發生。風險損失幅度的衡量。損失幅度是指此風險的發生可能給企業造成利潤損失的大小。分為五類：極小，不嚴重，中等，很嚴重，最嚴重。

風險預防：對損頻率低損失幅度小的風險，可事先采用相應的措施以預防和阻止風險損失的發生，防患于未然。風險回避：對損失頻率高且損失幅度高的風險，即對此類風險有意識的加以回避。風險轉移：損失頻率低損失幅度大的風險，企業可將自己不能承擔的或不愿意承擔的以及超過自身財務能力的風險損失或損失的經濟補償責任以某種方式轉移給其他單位或個人的一種措施。風險利用：損失頻率高損失幅度小的風險，即企業面對可能的或己經發生的風險，自覺地加以利用，造成有利于企業某方面利益的結果"總之，在風險發生之前，最大限度地降低致損事件發生的概率;在損失發生之后，盡可能地減輕損失程度，這是風險管理的目的所在。風險管理小組副組長擬定風險管理策略實施計劃書，并將任務下達給各個小組成員，由個小組成員監督執行每個部門的相應風險管理策略。風險管理小組組長負責總監督。

第五部分：研究結論

綜合第四章研究結果與討論，呼應本研究的目的與研究問題，提出三部分結論第一部分為中國高新技術企業風險管理之現狀;第二部分中國高新技術企業風險管理構架的內容;第三為此企業風險管理構架在實施中存在的困難與解決策;各項結論如下。

(一)中國高新技術風險管理之現狀。中國企業對風險管理的認識不足。風險管理是什么;風險管理的管理手段主要有哪些;怎樣實施風險管理;諸如此類的這些問題在許多企業管理者的腦海中還是一片空白。風險管理機制尚未形成。大多數企業面對風險處于被動狀態，并沒有形成預先防控風險的意識。風險管理機制不夠線圈，漏洞多，監督管理難以落實，許多企業的風險管理力度明顯弱化，形同虛設。對風險管理的框架或技術運動水平較差。目前中國企業風險管理經驗不足，專業從事風險管理方面的人才少，風險管理的技術方法掌握程度低，運用水平差。

(二)中國高新技術企業風險管理構架內容。依據文獻探討，出題草案;根據對特定研究對象濟南新技術企業問卷調查及訪談式的研究進一步完善風險管理構架內容。建立風險管理委員會，給出風險管理相應管理步驟：風險識別，風險衡量，風險策略的選擇，風險控制的執行。希望補充現在高新技術企業風險管理現狀值不足，提升風險管理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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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風險投資的概念及基本特征

（一）企業風險投資的概念。

企業的風險投資又被稱作創業投資，主要是指企業為了促進行業高科技的產業化發展，以股權資本的形式將資金專門投向存在著較大失敗風險的高新技術開發領域，并期待成功后能通過股權的轉讓來獲得較高資本的收益的一種投資行為。

（二）風險投資的基本特征。

1. 風險投資是一種具有較大風險的投資

風險投資主要支持的是高新科技、產品的創新，所以在技術、市場、經濟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投資風險，一般而言投資成功率平均只占到30%左右。但是，面對高額的投資回報率，很多企業仍樂此不疲地進行風險投資，其仍舊吸引著全球各企業的目光。

2. 風險投資是一種典型的組合型投資

很多成功的風險投資案例證明，如果采取組合投資，將是企業風險投資行之有效的方法。通俗的說，就是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這就要求企業不要將所有的資金全部投放在一個項目、一個階段、一個企業中，而是將投資均衡的投放在不同的企業和企業不同的發展階段和項目中。這種分散式的組合投資將投資的風險成功的進行了分散，即使有一部分項目失敗，也不會引起資金大規模的損失。反之，如果有一部分項目成功，則可以彌補其他項目失敗所帶來的損失。企業也可以只投入所需資本的一部分，不必承擔全部投資，這樣可以避免企業孤注一擲。

3. 風險投資屬于一種長期投資

一般的風險投資要經歷3至7年的時間才能獲得收益。在投資的過程中還要不斷的對那些有希望成功的項目或企業不斷的進行增資投資，因此，風險投資不僅要有足夠的資本，還要有足夠的耐心。不僅要在投資之前進行評估，在后期的發展階段也要做好跟蹤。

4. 風險投資屬于一種權益性投資

風險投資的本質并不是借貸資金，而是一種明顯的權益資本投資。投資的著眼點并不在于投資對象當前的盈虧上，而是在于對投資企業或項目的發展前景或資產的增值上。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希望通過對投資企業的上市或出售轉讓變現而取得高額的回報。

5. 風險投資是一種非常專業的投資

企業的風險投資并不是單純的向投資企業的創業者提供資金，而是企業的投資者憑借自己積累的豐富學識、經營管理經驗、廣泛的社會關系等向投資企業提供這些資源。投資人需要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管理手段以及一定的財務知識，并積極參與企業的創業，與企業的創業者共同創辦企業的經營管理，幫助企業的創業者取得經營的成功。

二、投資風險評估

（一）風險報酬率。

風險報酬率是指投資者因承擔風險而獲得的超過時間價值率的那部分額外報酬率，即風險報酬與原投資額的比率。風險報酬率是投資項目報酬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不考慮通貨膨脹因素，投資報酬率就是時間價值率與風險報酬率之和。

（二）單項投資風險報酬率的評估。

單項投資風險是指某一項投資方案實施后，將會出現各種投資結果的概率。換句話說，某一項投資方案實施后，能否如期收回投資以及能否獲得預期的收益，在事前是無法確定的，這就是單項投資的風險。除國庫券投資外，其他所有投資項目的預期報酬率都可能不同于實際獲得的報酬率。對于有風險的投資項目來說，其實際報酬率可以用如下標準來進行衡量：

1.期望報酬率

期望報酬率（Expected rate of return）；是指各種可能的報酬率按概率加權計算的平均報酬率，又稱為預期值或均值。它表示在一定的風險條件下，期望得到的平均報酬率。

2.方差、標準離差和標準離差率

（1） 方差

按照概率論的定義，方差是各種可能的結果偏離期望值的綜合差異，是反映離散程度的一種量度。

（2）標準離差

標準離差則是方差的平方根。在實務中一般使用標準離差而不使用方差來反映風險的大小程度。一般來說，標準離差越小，說明離散程度越小，風險也就越小；反之標準離差越大則風險越大。

（3） 標準離差率

標準離差是一個絕對指標，作為一個絕對指標，標準離差無法準確地反映隨機變量的離散程度。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是計算反映離散程度的相對指標，即標準里差率。標準里差率是某隨機變量標準離差相對該隨機變量期望值的比率。

3. 風險價值系數和風險報酬率

標準離差率雖然能正確評價投資風險程度的大小，但還無法將風險與報酬結合起來進行分析。因此我們還需要一個指標來將對風險的評價轉化為報酬率指標，這便是風險報酬系數。

（三）投資組合風險報酬率的評估。

1. 投資組合的報酬率

投資組合的期望報酬率就是組成投資組合的各種投資項目的期望報酬率的加權平均數，其權數是各種投資項目在整個投資組合總額中所占的比例。

2. 投資組合的風險

在一個投資組合中，如果某一投資項目的報酬率呈上升的趨勢，其他投資項目的報酬率有可能上升、下降或者不變。在統計學測算投資組合中，協方差和相關系數是任意兩個投資項目報酬率之間變動關系的指標，這也是投資組合風險分析中的兩個核心概念。

（1）協方差

協方差是一個測量投資組合中一個投資項目相對于其他投資項目風險的統計量。各投資組合相互變化的方式影響著投資組合的整體方差，從而影響著整體的風險。

（2）相關系數

為了使其概念能更易于接受，可以將協方差標準化，將協方差除以兩個投資方案投資報酬率的標準差之積，得出一個與協方差具有相同性質但卻沒有量化的數，我們將這個數稱為這兩個投資項目的相關系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

三、企業風險投資的控制對策

投資風險的控制是企業風險管理人員在經過對風險的分析評估后，針對企業所面臨的不同風險而采取的相應控制風險的措施，從而降低企業的預期損失。

（一）風險的避免。

在風險投資管理中，風險的避免是一種較為消極的方法。高風險伴隨著高收益，風險的避免也意味著可能損失這一部分風險所帶來的收益。其方式主要是通過對風險源的中斷來徹底消除某一風險造成的損失和一些潛在的負面影響。在現實中，風險避免將受到大自然、國內外政策等很多因素的影響。另外，在避免這一風險的同時，很有可能帶來了其他風險的發生。

（二）風險損失的控制。

損失控制主要是指在發生風險之前對企業的投資過程中的某些方面進行調整或重組，以便降低企業投資損失的發生。一般情況下，企業可以采取改變企業的投資風險因素、改變風險因素所處的環境、改變風險因素與所處環境的相互作用機制等措施來完成對風險損失的控制。

（三）風險轉移控制。

風險轉移是一種風險控制的基本方法，主要是指企業將自己不愿意承擔的分先以某種方式轉移給其他單位或個人的一種風險管理措施。它主要包括：風險的保險轉移、風險的非保險轉移。風險的保險轉移主要將風險轉移給保險公司。風險的非保險轉移有控制型風險的轉移和財務型風險的轉移。企業實施風險的控制轉移主要的方法為：出售買賣合同，將風險轉移到其他單位或個人。在轉移的過程中切忌那些無節制的、無限度的不道德行為，必須通過合理合法的手段進行風險的轉移。

（四）財務控制策略。

企業的風險投資控制還可以通過經濟手段進行處理和控制。設計良好的財務管理制度，在投資前期進行財務評價，在投資跟進期間實行動態財務管理。加強管理手段，在具體實踐中實行縱橫交叉的網絡式管理，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財務經理雙任聯簽制、財務經理單任制、記賬制、中介機構審計的方式和數據庫管理方式。

四、結論

大量事實表明，做任何投資都有風險，風險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如何規避風險；風險投資企業從事高風險項目可以帶來高收益，關鍵在于對風險的管理。企業應加強風險投資財務管理，做好風險評估，從源頭上規避風險，在跟進中降低風險，為企業謀取最大的利益。在政府的直接推動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參與下，我國的投資事業已經進入了高速的發展時期。例如新浪這些優秀的企業的造就，使得風險投資成為我國高新技術企業進一步發展的源泉動力。雖然，我國的風險投資發展沒有國外成熟，仍舊處于起步階段，但是我國的風險投資事業正朝著蓬勃的勢頭發展。

參考文獻：

[1]龔琳.我國風險投資的發展及其對策[J].中國集體經濟，2010，（12）.

[2]高囡囡，張曉梅，伍萌.關于風險投資的分析與思考[J].中國市場，2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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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業導向的內涵

創業導向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戰略選擇理論（Child，1972）。早期關于創業導向的研究中，學者們對創業導向使用的術語不太一致，曾出現過很多與創業導向相類似的概念，如創業風格（Covin，1988）、創業姿態（Covin，1990）、戰略姿態（Covin，1994）、創業精神（Wiklund，1999），還有些學者將創業導向看作是能為企業提供持續競爭優勢的一種企業文化（Zahra，1999;Lee，2001），是企業戰略選擇時所持有的傾向（Miller，1983;Matsuno，2002）和戰略過程（Knight，1997;Lump

kin，2005）等。

雖然這些概念表述及研究視角有所不同，但其表達的內涵基本一致，多數學者認為創業導向是一個刻畫企業創業過程的構念，肯定了創業導向與戰略管理和決策過程密切相關。可以說，學者們的大量研究豐富了創業導向的內涵，為了較全面的認識和理解創業導向，筆者系統的整理了學者們對創業導向所持有的觀點。

Ginsberg（1985）認為創業導向是指企業創業過程中的一系列行為。Rumelt（1991）認為創業導向是與企業創業相關的行為和過程。Hart（1992）認為創業導向包括分析、規劃、決策、組織文化、使命感和價值體系等。Naman（1993）指出創業導向包括推動變革能力、創新能力和針對市場變化快速反應能力等。Lumpkin（1996）認為創業導向包括企業進入新市場的戰略決策方式、創業過程、決策類型和決策制定活動。Knight（1997）與Ginsberg（1985）的觀點類似，也認為創業導向是企業在創業實踐活動中的一系列行為及過程。Wiklund（2003）認為創業導向是企業戰略導向的一種具體形式，描述了企業追求新事業、應對環境變化的一種特定心智模式。Voss（2005）認為創業導向是企業積極參與到組織和市場變革中的一種行為傾向。

國內學者也對創業導向的內涵提出了各自的觀點：王永貴（2003）認為創業導向在某種程度上是企業家精神的實際展開過程。創業導向體現的是企業如何運作，而不是反映企業做什么。李振國（2006）認為創業導向的研究重點是對員工創新性與創造性的積極鼓勵，通過營造鼓勵創造的氛圍，不斷開發新產品、新的組織體系和新的生產方式，從而保持并擴大市場份額，提高市場占有率。李Z琰（2008）認為創業導向是描述企業開始從事新事業的一種特定心智模式。蘇曉華（2010）指出創業導向是一種企業精神，反映了企業在決策、經營和實踐過程中的創新、超前行動、承擔風險、主動競爭和追求自治。

綜合以上學者的觀點，本文把創業導向界定為：創業導向是引起新進入的過程、實踐和決策制定活動。創業導向作為一種重要的戰略導向，描述了企業的創業行為與特征，體現在企業的日常管理過程和企業文化中，是企業立足于自身資源和能力，對創新行為、風險承擔及超前行動的高度關注。

二、創業導向相關概念的界定

（一）創業。Drucker（1973）認為創業是一種行為，其主要任務就是變革。Garnter（1985）認為創業是按照合理的結構和機制來整合各種資源及要素，從而組建新組織。Stevenson （1989）認為創業是勇于尋求、發現并利用新的機遇，而不會受到企業現有資源、創業者過去的選擇以及行業經驗的限制。Rumelt（1991）認為創業是投入必要的精力、時間和財力，承擔必要的心理風險和社會風險，創造有價值的東西，進而實現個人滿足感和收益回報。Hisrich（2000）認為創業是發現并捕獲機會，創造新產品和服務，進而實現其潛在價值的過程。國內方面，張健（2003）指出創業包括開創新業務，創建新組織，利用創新工具組合各種資源，發掘潛在機會進而創造價值等。張映紅（2005）認為創業是以戰略變革和創新為核心的組織行為。張玉利（2006）指出創業是一種推理、思考和行為方式，受到創業機會所驅動，創業的本質是把握機會、整合資源、創新與快速行動。

總之，創業與創業導向不同，Lumpkin（1996）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分析了創業與創業導向的差異，認為創業關注的是內涵，強調企業應進入什么樣的領域、選擇什么樣的行業和市場。而創業導向的研究焦點則是創業過程，是創業概念的過程化，與現實中企業的具體運作相關，強調如何做，是一種對過程的關注。如果以新進入行為來定義創業活動，那么創業可用來描述新進入行為的組成，是一種靜態過程，而創業導向則指新進入行為的運作方式和邏輯，是一種動態過程。

（二）公司創業。公司創業作為一個組織層面的概念，來源于創新、戰略變化和戰略管理文獻。不同的學者從不同視角（如方式、行為、過程、結果等）對公司創業進行了定義。Miller（1983）首先將創業的概念從個體層面延伸到企業層面，以企業整體創業活動作為研究對象，提出公司創業的概念，認為公司創業是與產品、市場和技術革新相關的公司活動。Burgelman（1983）認為公司創業是在內部進行資源重新組合和配置，從而拓展競爭領域，實現多元化發展的過程。Jennings（1989）認為公司創業是企業在新產品、新市場上的拓展。Guth（1990）將公司創業定義為企業創新、開拓新領域、改變經營方式、拓寬經營領域的過程。Zahra（1991）指出公司創業就是在現有公司內創造新事業，或對公司進行戰略更新，以提升組織獲利能力、增強競爭優勢的過程。Hornsby（1993）認為公司創業是個人因素和組織因素相互作用于突發事件的過程，突發事件是公司創業的先導條件。Chung（1997）認為公司創業是企業進行多元化的過程。

Dess（1999）認為公司創業是在現有組織基礎上，借助內部創新與合作，產生新業務，進行戰略更新，從而帶動組織變革的過程。Ahuja（2001）以資源基礎理論為研究基礎，認為公司創業是整合現有資源、創造新資源，并為市場提供新產品、新技術和新工藝的行為。國內方面，薛紅志（2003）重點關注了大企業創業活動，認為公司創業是組織自我更新的過程，包括開發新事業、內部創業、構建內部市場和創業型改造等。

總之，公司創業是組織層面的創業。創業導向是公司層面的戰略決策過程（Dess，2005），通過這個過程能夠實現組織目標和企業愿景，進而創造競爭優勢。Dess認為創業導向體現了組織層面的態度和傾向，包括機會把握、思維方式創新和創業風險偏好等。他們認為許多快速增長的企業的成功在于正確的創業導向，即分析市場、有目的的選擇戰略和有效的進入新市場。

（三）創業機會。創業機會是創業的核心（Busenitz，2003）。創業往往始于創業者對某一特定機會的識別、獲取與利用。機會與創業者是兩個獨立的現象，而創業將二者聯系起來（Venkataraman，1997）。Casson（1982）認為創業機會是一種新產品、新服務，是一種客觀現象，而創業機會的認知是一個主觀過程。Kirzner（1997）將機會定義為尚未得到充分滿足的市場需要，或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資源與能力。機會本質是一種現存的市場縫隙的狀態，而創業是創業者對這些市場縫隙進行填補。Shane（2000）認為機會是創業的基礎和核心問題，而創業是組織識別、評估、開發和利用機會的過程。Eckhardt（2003）認為創業機會是企業通過向市場推出新組織方法、新原料、新產品和新服務的過程 。

總之，創業是創業者在組織里尋找并利用機會的過程（Stevenson，1990）。創業是通過將內生資源與外部機會相結合，并以創新為核心，進行戰略更新和組織重構的過程。創業型企業的重要特點是快速持續的增長，為了滿足這一特點，創業型企業需要提高風險容忍度、增強創新性和先動性、積極搜索外界環境，從而獲取新機會。

三、創業導向的影響因素

許多學者試圖弄清楚哪些因素會促進（或阻礙）創業導向活動的發生。Miller（1978）指出創業導向的影響因素包括組織變量和環境變量。Guth（1990）提出了創業導向理論模型，認為創業導向的影響因素主要有四種：環境（競爭、技術、社會、政治）、戰略領導者（特質、價值觀或信念、行為）、組織行為或模式（戰略、結構、過程、核心價值觀）及組織績效（有效性、效率、股東滿意）。Covin（1991）提出了創業導向理論框架，系統地反映了不同變量間的關系。認為創業導向存在于一種動態系統之中，創業導向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外部變量（外部環境）、戰略變量及內部變量。Barringer（1999）以美國169家制造業為研究對象，對創業強度和戰略管理實踐進行了研究，發現掃描強度、計劃彈性、計劃期限、戰略控制都能夠影響企業創業強度。Dickson（2004）基于7個國家1691個中小企業的數據，認為創業導向是對復雜的制度環境和企業因素的戰略反應，創業導向與制度環境強相關。國內方面，相對于國外大量的研究而言，國內關于創業導向影響因素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Tan（1996）以民營企業為研究對象，認為環境復雜性、動態性與敵對性分別與創業導向的各個維度存在相關關系。Luo（2000）以中國鄉鎮企業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外部環境與創業導向間存在相關性。Tan（2001）通過對中國管理者的研究發現：創業者比非創業者能夠表現出更強的創新性和風險承擔性，即創業主體特征能夠影響企業創業。Luo（2005）以中國企業為研究對象，認為組織性質、制度因素和市場戰略是創業的關鍵影響因素。

四、結論

本文重點分析了創業導向的內涵及影響因素。創業導向融合了創業理論和戰略管理主流理論的精髓，創業理論關注的焦點在于對機會的識別與利用，而戰略管理關注的焦點是績效，即如何通過決策和行為來建立競爭優勢。隨著創業理論和實踐研究的發展，創業導向的內涵及影響因素將隨著創業導向研究對象及研究情境的擴展而繼續演化和不斷完善。

篇（5）

一、引言

當前，科技創新已經成為推進經濟社會前進的重要力量，也是實行創新驅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必然選擇。科技創新離不開要素的投入，特別是與金融發展密不可分，因此衍生出科技金融這一概念。在本文的定義中，科技金融是涵蓋科學技術研發、孵化、科技成果轉化、產業化的一系列與之相關的配套金融資源以及政策支持服務，其本質上還是一種金融資源投入。推動科技創新與金融服務的緊密結合，形成完善的科技金融體系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內容。科技金融目前發揮的效果如何，以及各個變量作用方式的分析在學術界還存在不同的側重點。當前研究主要關注于以下幾方面：對科技金融這一概念進行理論定義（趙昌文，2009;房漢廷，2011;洪銀興，2011等），一般存在著廣義和狹義的內容范疇;科技金融指標變量的選取，包括產出指標（王海、葉元熙，2003），金融投入指標（呂江林，2012）等;金融對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作用研究（林毅夫、李永軍，2001;余泳澤，2011;R.Levine，1993等）。此外還包括一些實際存在的問題，例如科技企業融資困難、對科技金融某一指標（例如政府投入）作用機制的研究、全國層面科技投入產出分析、科技金融指標體系的建立以及實證分析、高科技園區科技金融政策體系的構建等。

上述文獻對于了解科技金融含義以及對其作用效果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但較少根據實際情況對省際層面進行研究分析，同時對于作用機制、指標的選取上缺乏經濟理論的解釋。目前我國完整的科技金融系統尚未建立起來，其作用機制也需要進一步研究。本文的貢獻之一在于，根據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未來發展趨勢，定義科技金融系統，不僅將其作為一個整體進行作用機制分析，同時對于系統中各個具體變量對高技術產業創新發展作用效果進行了分析梳理，從而對整個作用機制進行了較為系統的分析;貢獻之二，在于通過具有代表性的省際數據進行分析，了解當前科技金融實際運行情況，通過實證來驗證在經濟理論下對科技金融作用情況的預期，并且對實證結果做出了具體分析，而不拘泥于先前的研究成果。

二、科技金融對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的作用機理分析

從總體來看，科技金融作為一種要素投入資源，對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的作用可分為直接、間接兩種：

第一，從直接作用來看，科技金融是作為一種資金來源，屬于資本要素投入。鑒于高技術產業自身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特點，二者存在高度契合，因此，科技金融在資金供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資金投入到具體企業中，不管是購買裝備、建設廠房、研發試驗等等都是推進產業發展，但同時也應該注意到，由于高技術企業風險較大的特點，許多高技術企業同時還面臨一定的融資困境。

第二，從間接作用來看，科技金融這個體系發揮的功能不局限于提供資金支持，本文將其歸納為“延伸效果”。例如，風險投資機構還可以進入決策層，通過市場化管理對經理人進行激勵約束，或者經驗豐富的風投機構能夠直接參與企業運營管理，利用自身專業化優勢監督指導投資決策，輔助企業創新成功;通過成立高技術產業引導基金帶動民間資本對增加對初創型高技術企業的投資;專營的科技銀行除了降低高技術企業融資成本和門檻之外，還開發出知識產權抵押貸款、應收賬款抵押貸款等金融創新產品，在融資的同時加強了對高技術企業發展、管理質量的監督，間接促進企業成長。總之，間接作用的表現就在于，除拓寬基本的融資渠道之外，在提升服務企業的經營水平等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針對上述歸納的直接、間接作用方式并結合當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本文目的在于探究針對湖北省科技金融結合效果如何。鑒于科技金融系統中既有企業自由資金、政府配套專項投資，也融合了金融市場的資助，作用方式各有差異，同時交叉重疊的政策也會使最終作用效果復雜。因此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對科技金融系統中各變量進行具體分析。

本文認為企業自有資金代表著研發最原始的投入，是科技金融系統中非常重要的構成部分。通過分析高技術產業發展階段特征以及配套的融資方式可以總結出，企業自由資金投入明顯的特征是高效，即不僅能夠促進高技術產業創新發展，而且效果顯著，這通常與資金的稀缺性以及資金的使用方式、重視程度等有關，因此在本文的體系構建中，特意搜集了R&D項目內部支出經費（代表著企業內部自有資金的投入）這一指標，來進一步證實企業自由資金的作用效果。

對于政府財政經費對R&D投入而言，目前的研究結論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多數研究表明政府科研資助對企業研發有激勵作用，但李左峰等（2012）學者通過細化政府補貼類型后總結出，政府R&D補貼對于企業創新績效的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都存在，既取決于企業技術商業化能力，也取決于企業自身技術能力和水平，還可能受到企業所有制、研發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影響。因此最終結果要根據樣本的情況實際分析。本文正是沿著這一思路進行下去，根據具體樣本數據的可獲得性進行分析再看實際效果。

對于金融機構對企業的支持效果（包括銀行貸款、風險機構投資等），目前的研究結果相對一致。理論和實證層面都證實金融機構的支持對于企業融資進而研發、產業化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后續的實證中，本文會根據實際情況，去驗證其對高技術產業創新發展的效果。

三、實證研究――以湖北省高技術產業為例

湖北省地處東部沿海向西部內陸地區過渡地帶，是國家“中部崛起”戰略的支點、中心和全國交通樞紐，科教文化資源位于全國前列，同時承東啟西肩負著產業轉移和升級的戰略地位。因此，在發展模式上湖北省要力爭從物質要素投入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使經濟增長更多依靠自主創新、管理創新和勞動者質量的提升，并且要強化創新驅動的政策環境。湖北省在科技創新驅動方面一大亮點是東湖自主創新示范區，這是繼北京中關村后全國第二個國家級自主創新示范區。根據科技部公布的最新全國高新區排名，東湖高新區綜合排名列第三位，其中知識創造和技術創新能力在全國高新區排名第二，顯示出較強的自主創新研發能力。在2009年國務院的批示文件中明確指出，東湖高新區可以參照中關村科技高新區的有關政策，開展科技金融改革創新試點。探索科技金融高效合理的作用機制不僅是東湖國家級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中的重要內容，更是促進湖北省“十二五”科學發展的重要舉措，對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建設和湖北省在中部崛起中的重要戰略支點作用的發揮都具有重大意義。鑒于此，本文選取湖北省作為研究對象，探索科技金融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作用，試圖揭示其中的作用關系并找出當前科技金融所取得的成效，并湖北省為科技金融體系的健全完善提出相關的建議。

1、數據與變量說明

本文著重考慮科技金融對湖北省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影響，結合數據的可獲得性和統計口徑的一致性，最終選取的樣本周期為2003――2011年，以有效發明專利數、高技術產品出貨值、R&D項目內部支出經費、政府財政投入、金融機構貸款數、創業風險投資數量構成研究變量，數據來自《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高技術年鑒》、《中國創業投資發展報告》，其中的創業風險投資數量通過《中國創業投資發展報告》整理補充得到。

所選變量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科技金融變量和高技術產業發展創新變量。變量的選取參考了近年來國內外關于金融與科技創新活動的相關研究，其中，高技術產業發展變量包括有效發明專利數、高技術產品出貨值，從衡量角度來看，高技術產品出貨值可作為“量”指標，有效發明專利數作為“質”的指標。考慮到實用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都只是一種小的改進（葉子榮，2011），所以選用有效發明專利數作為衡量企業年度創新能力的一個指標，代表技術的突破性;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高技術產品出貨值可以反映出高技術產品技術的可信度、成熟度以及技術附加值，是高技術產業發展水平直接的體現;因此結合數據的可獲得性和指標的經濟含義，選取這兩項來衡量高技術產業發展情況。

科技金融的四大變量是本文的主要解釋變量。R&D項目內部支出經費代表著企業自有資金的投入，對于我國相當部分尤其是處于初創期和成長期的企業來說，企業自有資金是其初始生存和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代表著科技金融體系中底層的投入，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財政投入代表國家層面資金對科技領域的支持，是科技金融體系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技術創新基礎保障，一般是通過對科技創新活動提供配套的稅收優惠、貸款擔保、引導基金等方式來促進高技術產業創新活動;金融機構貸款數主要是指政策性、商業銀行、保險、擔保機構等對高技術產業資金支持力度，在信用體系健全的情況下能夠有效緩解科技創新的資金壓力，從而起到促進作用;創業風險投資數量對于初創期、成長期的高技術企業融資非常重要，并且如前文所述，經驗豐富的創投資金還代表著對高技術企業的生產經營和創新管理，既通過融資直接支持創新活動，也通過管理間接帶動高技術企業的發展。

為了下文分析方便，下表對文章中所涉及的變量及其縮寫做了整理，便于分析。

2、計量模型

鑒于文章分析目的和數據特征，以及前人所研究成果，本文選用最普遍采用的Cobb-Douglas生產函數形式。科技金融促進湖北省高技術產業創新發展的函數表示如下：

Techi=ARDF■■GC■■FC■■VC■■e■ （1）

其中Tech代表高技術產業發展創新指標，代表著有效發明專利數、高技術產品出貨值。RDF、GC、FC、VC分別代表研發項目內部支出經費、政府財政經費投入、金融機構貸款數、創業風險投資數量。？墜，？注，？酌，？準，？濁分別代表企業內部資金投入、政府資金投入、金融機構投入、風險投資投入對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彈性。e代表隨機誤差項。

考慮到本文分析中所用樣本數據較少，為解決內生性和自相關等問題，先對（1）式兩邊同時取對數，得到下列（2）式：

lnTechi=lnA+？琢lnRDFi+？茁lnGCi+？酌lnFCi+？準lnVCi+x （2）

進一步使用GMM（廣義矩估計）方法進行檢驗。GMM方法不僅在動態面板數據中有著重要的應用，在時間序列數據和橫截面數據中也有理論意義。對于有限樣本來說，其估計結果也會更有效。因此，最終使用GMM方法驗證模型為上述（2）式。

3、實證結果與分析

從實證結果來看，總體來說科技金融指標變量對湖北省高技術產業創新發展有著較好的解釋能力，下面對科技金融具體變量的解釋能力做詳細分析。

（1）從高技術產品出貨值這一指標變量來看，研發資金投入和創業風險資金投入作用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是顯著的，且都為正向關系。政府財政支出和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貸款對于高技術產品出貨值解釋力明顯不足，鑒于這兩項投入資金的作用機制在實際經濟活動中可能存在偏誤，直接撥款和貸款的目的性和影響可能會打折扣。目前，湖北省科技金融尤其是針對東湖自主創新示范區的金融創新體系還有待于提升，特別是科技銀行在對高技術產業提供專業化服務的水平和能力上需要加強，需要對高技術產業金融服務進行創新，落實好金融投入特別是科技銀行對高技術產業發展促進的作用（殷興山，2010）;相比較而言，企業自有資金支出（R&D項目內部支出經費）和創業風險投資數量對高技術產品出貨值促進作用則較為明顯，尤其是企業內部R&D項目支出經費每增長1%，能促進高技術產品出貨值增加約1%個單位;創業風險投資數量每增加1%，相應能提0.1%的出貨值，符合分析預期，反映出這兩項資金在使用效率方面比較高，成為緩解高技術產業融資壓力、分散風險和促進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

（2）從有效發明專利數來看，企業內部R&D項目支出經費數和創業風險投資數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正，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貸款數在5%顯著性水平下作用顯著為正，符合預期的分析。企業內部R&D項目支出經費彈性最大，每增加1%的企業R&D投入會帶來0.32%單位的有效發明專利產出。作為高技術產業創新能力最直接的指標，有效發明專利數直接體現出企業的研發能力，企業R&D經費和市場創業風險投資數量是高技術產業創新能力強有力的，代表著高效率的資金投入。實證一方面說明企業目前是而且應該是創新活動的主體，創新活動的資金配置效率要高于政府投入和金融機構的投入，另一方面說明，高質量的創業風險資金投入到高新技術產業中，對其科技創新活動的推動作用十分明顯，這有區別于對高技術產業出貨值的影響。對比可以看出，科技金融對高技術產業發展影響更主要還是表現在其創新研究領域，金融市場的效率大于以政府為主導的投入，這也為今后科技金融政策體系的制定和改善提供了一定方向。

（3）無論是對高技術產業出貨值還是有效發明專利數而言，政府資金投入都不顯著，缺乏解釋力。對于政府資金投入效果目前已有專門的細致研究。由于政府科技管理職能的轉變與科技體制發展的不同步，會導致政府資金投入的滯后性;對于湖北省而言，政府資金投入的滯后效應為3-4年，高于發達省份的平均水平;現有政府直接投入還包括直接撥款、低息貸款、政府采購等內容，各類政策的投入效應交疊或者抵消，較難分析出實際的作用效果。本文分析認為，現階段政府資金投入作用不顯著可能是多部門管理政府配套資金導致資金定位不準確，最終影響配套資金的使用效率;由于政府資金投入主要是構建健全的科技金融投入體系，彌補市場力量的不足，因此政府投入主要是針對初創期和成長期面臨突出融資問題的高新技術企業，而在中后期應該讓位于主要的市場金融資源來配置科技金融服務。受數據獲取的限制，本文沒有對不同階段企業政府資金投入的效應區別分析，也可能是造成政府資金投入不顯著的原因。總之基于本文的實證研究，政府資金投入的效果問題值得重視，在資金的投入方式、數量、落實情況以及各部門之間的協調管理也許會有值得完善之處，以最大程度發揮政府對高技術產業配套資金的使用效率。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含義

1、結論

本文從理論和實證層面分析了科技金融對高技術產業發展創新的影響。實證部分以湖北省高技術產業和配套的科技金融系統為研究對象，在考慮數據的經濟意義、可得性以及統計口徑的一致性，最終選取2003-2011年度數據，有效發明專利數、高技術產品出貨值等七個變量，分析了科技金融對湖北省高技術產業發展創新的績效問題，得到的結論如下：第一，在本文所討論的科技金融體系中，企業內部R&D經費支出和創業風險投資資金對于湖北省高技術產業發展創新作用最為明顯，表現出較高的資金使用效率，代表著目前高效、專業化的資金來源，另一個較為顯著的影響因素是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對高技術產業貸款，也是科技金融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第二，政府資金投入對湖北省高技術產業發展創新作用不顯著，可能與政府資金使用效率不高有關。

2、政策建議

（1）政府應該探究對高技術產業財政投入方式，重點是初創期和成長期階段，同時提高資金投入的管理方式并建立績效評估機制，提高政府資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政府還可以在引導基金、稅收優惠等方面與財政直接投入相配合，協調配合提高政府資金投入的效率。

（2）鼓勵現有商業銀行進一步拓寬科技融資渠道，創新并開發推廣符合高技術企業特點的金融服務，例如知識產權抵押、健全信用體系、設立專營科技銀行、降低信貸門檻以及調整績效評估考察方式等，使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能夠在科技金融體系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3）重視創業風險投資資金在高技術產業發展創新過程中的作用，加快發展創業風險投資規模和質量，特別是在初創期和成長期助高技術企業一臂之力，同時創業風險投資應該充分發揮自身經營管理的專業性，積極參與到科技企業前期的經營管理中，進一步提升資金使用效率和企業創新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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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洪銀興：科技金融及其培育[J].經濟學家，2011（6）.

[6] 薛瀾、俞喬：科技金融：理論的創新與現實的呼喚[J].經濟研究，2010（7）.

[7] 殷興山：建立完善的科技金融服務體系，支持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創建[J].武漢金融，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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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余泳澤：創新要素聚集、政府支持與科技創新效率――基于省域數據的空間面板計量分析[J].經濟評論，2011（2）.

[11] 房漢廷：促進科技金融深化發展的幾個關鍵問題[J].中國科技產業，2011（1）.

篇（6）

中圖分類號：B84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184（2013）02-0123-06

1 問題的提出

風險選擇框架效應（risky choice flaming effect，常被默認為框架效應）由2002年諾貝爾獎獲得者Kahneman及其弟子Tversky（1981）提出，它是風險決策中描述性理論（descriptive theory）違背規范理論（normative theory）的代表性“異像”（anomaly）。Tversky和Kahneman（1981）用框架效應來描述決策問題中因表述上的改變而導致偏好反轉的現象，作者以“亞洲疾病（Asian disease problem）”問題為例說明了人們對期望值相同而表述不同的選項的偏好反轉（preference reversal），即對于同一問題，當被描述成得益情景時人們回避風險，而被描述成損失情況時選擇冒險，這就是最早提出的框架效應（Tver-sky&Kahneman，1981）。

亞洲疾病問題：美國正在對付一種罕見的亞洲疾病，預計該疾病的發作將使得600人死亡。現有兩種與疾病作斗爭的方案可供選擇。假定對各方案產生后果的精確估算如下所示：

正面框架：

A 方案，200人將生還。

B 方案，有1/3的機會600人將生還，而有2/3的機會無人將生還。

負面框架：

C 方案，400人將死去。

D 方案，有1/3的機會無人將死去，而有2/3的機會600人將死去。

Tversky和Kahneman（1981）發現，在正面框架下大部分人選A，而在負面框架下大部分人選D，而實際上A與C、B與D是理性經濟邏輯中期望效用值相同的選項。該現象對Arrow（1982）提出的規范決策理論所應具有的不變性原則（invariance）提出了挑戰。

框架效應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個體和情境因素等都對其有影響。從理論視角，框架效應的解釋主要包括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Kahneman&Tversky，1979）、模糊痕跡理論（fuzzy-trace theory；Reyna&Brainerd，1991）和概率心理模型（probabi-listic mental model；Gigerenzer，Hoffrage，&Kleinboh-ing，1991）等，這三個理論對框架效應的解釋互為競爭（段錦云，曹忠良，婁瑋瑜，2008）。

展望理論的價值函數指出，文字表述會改變決策的參照點。以亞洲疾病問題為例，正面框架下采用的參照點是600人面臨死亡，因此非零結果“有人獲救”是一種收益情景；在負面框架下，0或沒人喪生是參照點，因此非零或有人喪生結果C和D是一種損失情景，根據展望理論S型價值函數，人們在“贏”情景下回避風險，選A，而在“輸”情景下傾向冒險，選擇D，因此導致了框架效應的產生（Tvemky&Kahneman，1981）。模糊痕跡理論（Reyna&Brainerd，1991）認為記憶表征或記憶痕跡存在著一個由詳實、精確表征（verbatim）到簡要、模糊痕跡（gist）的連續體，人們生性傾向以該連續體上更接近模糊端的模糊痕跡來表征信息。模糊痕跡更易通達且需要較少的認知努力，而精確痕跡更易受干擾和遺忘。人類的大多數認知活動都并非精確無誤（比如人類記憶對信息的儲存就跟計算機“全或無”的精確儲存不同），而是依賴于模糊表征（感覺、模式、主旨），以及對這些表征進行加工的建構規則，所以大多數認知活動都是直覺的，正如所謂的“認知惰性（cognitive inertia）”或“認知省事者（cognitivemiser）”。以亞洲疾病問題為例，A選項通常被人們表征為“一些人獲救（A'）”，B被表征為“一些人獲救或沒有人獲救（B'）”。顯然，A'和B'比較起來，人們更可能選擇A'，也即人們以直覺的方式在A和B之間做出了選擇。同樣的原因而導致在C、D之間人們偏好D。這就導致了框架效應的產生。概率心理模型指出，當人們面對選擇情景時首先會構建局部心理模型，當問題十分復雜無法構建時便借助概率和環境信息構建概率心理模型（PMM）。構建概率心理模型時首先借助參照群（reference class），參照群定義了PMM所包含的目標或事件的集合，參照群也決定了哪個線索可以用作目標變量的概率信息以及它們的線索有效性。在借助參照群的基礎上，人們生成最高有效性的線索，檢測看其是否能激活，如果可以便作為選擇的參照。對于亞洲疾病問題，其參照群是“抗擊疾病的方案”，在此背景中，一個關鍵問題是時間，經驗告訴我們抗擊疾病需要時間，時間會導致結果的改變。當起先有一定數量的人獲救（或死亡）時，接下來可能有更多的人獲救（或死亡）。A選項和B選項的區別是，更多人獲救的可能性會發生，因此A會被構建為“200人一定獲救，將來可能有更多的人獲救”，因此，在A和B之間，人們選擇A；同樣的道理也可說明人們為什么選擇D。

展望理論是框架效應的最初解釋，因此，框架效應和亞洲疾病問題也成為理解展望理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這種解釋似乎存在循環論證的意味。模糊痕跡理論的出現彌補了這一缺陷，該理論遵循認知惰性視角，從現實中人的認識方式來解釋框架效應。同期產生的概率心理模型卻從另一個角度對框架效應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認知解釋。然而，在這三個競爭性理論中，究竟哪個能更好地解釋創業情境下的框架效應？這是研究的關注點。

Ktihberger（1995）的研究以亞洲疾病問題、癌癥問題和工廠災難問題為情景，系統地比較了三認知理論，展望理論、模糊痕跡理論和概率心理模型對框架效應的解釋，結果發現概率心理模型是上述情境中框架效應的最佳解釋。Chang，Yen和Duh（2002）的研究以與會計相關的管理決策為情境，結果發現這三個理論在一定程度上都能解釋該情境下的框架效應，但模糊痕跡理論的解釋力最佳。之所以會產生不一致的結果，原因在于框架效應的解釋力因情境的差異而不同（Chang et al.，2002）。Wang（1996）和Ktihherger，Schulte-Mecklenbeck和Per-ner（1999）等研究者也提出過類似的結論，即框架效應存在領域特定性。Ktihberger和Tanner（2010）的研究沒有以亞洲疾病問題為背景，比較了展望理論和模糊理論對該背景下風險選擇框架效應的解釋力，結果再次支持了模糊痕跡理論。

創業風險決策情境與會計相關的管理決策情境更為接近，因此該情境下的框架效應的理論解釋可能更接近Chang等（2002）的研究結果。又由于在非亞洲疾病情景下模糊痕跡理論的解釋力比展望理論強（Kiihberger&Tanner，2010），因此建立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1：在展望理論、模糊痕跡理論和概率心理模型三個競爭性理論中，模糊痕跡理論對創業風險決策框架效應的解釋最為合適。

自模糊痕跡理論和概率心理模型相繼于1991年提出之后，學界認識到他們都可以用來解釋框架效應。然而，包括展望理論在內的三個理論有著巨大的差異，它們真的都可以同時解釋框架效應嗎？這一問題引起了很多學者的思考，如Ktihberger等（Kiihberger，1995；Ktihberger et al.，1999）。學者們注意到，在Tversky和Kahneman（1981）的經典亞洲疾病問題中，A和C兩選項提供的信息是不完全的，A選項是“200人將生還”，這并沒有說明余下的400人的狀況，C方案也是如此。Ktihberger（1995）的研究證實提供完全信息會削弱框架效應。因此，為了分清這三個競爭理論對框架效應的解釋力，Kiihberger（1995），Chang等（2002）等從不完全信息人手，創造性開發了一個完全描述情境和新的部分描述情境，以亞洲疾病問題為例：

完全描述情境：

贏框架

A 200人獲救，400人沒有獲救；

B 1/3可能性600人獲救，2/3可能性沒人獲救。

輸框架

C 400人死亡，200人沒有死亡；

D 1/3可能性沒人死亡，2/3可能性600人死亡。

新的部分描述：

贏框架

A 400人沒有獲救；

B 1/3可能性600人獲救，2/3可能性沒人獲救。

輸框架

C 200人沒有死亡；

D 1/3可能性沒人死亡，2/3可能性600人死亡。

原本三個競爭理論都能解釋亞洲疾病問題（段錦云等，2008）。然而，對于完全描述情景，根據展望理論，因其只關注領域（domain），即贏/輸（gain/lose），而A、B選項仍然屬于贏框架，c、D情境仍然屬于輸框架，因此展望理論預測仍然會產生框架效應。根據概率心理模型，因其只關注問題的語言描述框架，即肯定項和否定項，而A、B都屬于肯定和否定兼具的混合描述項，且由于信息已經描述完全，故不能構建出新的心理模型，因此，在兩者之間很難產生明顯偏好，故據此預測沒有框架效應產生。根據模糊痕跡理論，信息被簡化到主旨水平然后做判斷，據此，A、B項被簡化為“A'：一些人獲救，一些人沒有獲救”、“B'：可能一些人獲救，可能沒有人獲救”，在A'和B'之間沒有明顯的優勢項，因此，模糊痕跡理論預測完全描述情境下也不會產生框架效應。

對于新的部分描述情景，因展望理論只關注領域，即贏/輸，據此，在A、B之間人們仍然傾向選擇A，而在C、D之間人們傾向選擇風險項D，因此仍會出現框架效應。根據概率心理模型，其只關注問題的語言描述框架，此時也無法構建局部心理模型，需借助概率和環境信息構建概率心理模型，因此A選項會被構建為“A'：400人沒有獲救，可能還會有更多的人沒有獲救”，因此在A'和B之間人們傾向選擇更有優勢的風險項B；同樣，C選項會被構建為“C'：200人沒有死亡，可能還會有更多的人沒有死亡”，在C'和D之間，人們傾向于選擇優勢項C'、也即C，此時出現的是反向框架效應。根據模糊痕跡理論，人們很難把新的部分描述情境簡化到主旨水平，或者勉強簡化之后，也很難辨別出優勢項，如A、B簡化后變成“A'：一些人沒有獲救”、“B'：一些人獲救，可能沒有人獲救”，在A'和B'之間很難辨別出優劣，因此不會出現框架效應。

總結來看，對于完全描述情景，展望理論預測有框架效應，模糊痕跡理論預測沒有框架效應，概率心理模型預測沒有框架效應；對于新的部分描述情景，展望理論預測會有框架效應，根據模糊痕跡理論預測沒有框架效應，根據概率心理模型預測會有反向框架效應。這樣，通過設立完全描述和新的部分描述兩個情境，可以把這三個競爭理論對框架效應的解釋力區分開來。基于假設1，進一步提出：

假設1a：創業風險決策情境下，完全描述情境和新的部分描述情境下都不會出現框架效應。該結論有效地支持了在三個競爭性認知理論中，模糊痕跡理論對創業風險框架效應的解釋最為合適。

模糊痕跡理論闡述了人們記憶或推斷中使用的是主旨信息（gist），它是一種模糊痕跡表征，而非逐字逐句、與原信息一致的精確信息（verbatim）（Rey，na&Brainerd，1991）。因此，當模糊痕跡理論起預測作用時，可以預測人們對風險決策中具體數字的記憶和表征采用的是大體估計而非精確推斷。Kuhberger（1995）的研究雖然支持概率心理模型是框架效應的最佳解釋，但仍然發現大部分人（62%）采用的是大體估計的模糊信息，但這種模糊表征沒有影響到選擇，這是在疾病和災難情境中。我們的研究關注的是創業情境，因此預測跟Chang等（2002）的結果一致，即模糊痕跡理論是該情境下的最佳解釋。由此，可推斷：

假設1b：創業風險決策情境下，大部分人在決策判斷時對數字信息的表征采取的是“大體估計”方式的模糊信息，且這種模糊表征對最終選擇具有顯著影響。該結論進一步支持了模糊痕跡理論的解釋力。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取樣

選取正在接受再教育的有工作經驗的學員為樣本，其工作以行政管理為主，他們熟悉企業的競合和投資決策過程，都具有教育水平相近的大專或本科學歷，接受的都是人文社科類專業，包括經濟管理等學科。發放問卷250份，有效樣本為211人（有效率84.4%）；平均年齡26.71歲，平均工齡6.03年，其中男75人（35.55%）、女133（63.03%）、3人（1.42%）未填性別。在決策數字模糊性表征研究部分的被試為84人。

2.2 實驗設計

創業風險決策情境的設計參照了Antoneic和Hisrich（2001）關于創業尤其是內創業（intrapreneurship）的概念，以及參照了亞洲疾病及其它框架效應研究情境，設置了市場競合和創業選擇兩個風險決策情境。設計兩個情境的目的除了充分體現創業活動概念的內涵之外，更重要的還在于考察研究結果的可靠性，排除因為是某一特別情境而導致所得結論的可能性，進而提高研究的內部效度。參照Ktihberger（1995），Chang等（2002），及Ktihberger和Tanner（2010）的研究設計，修改后的完全描述情境和新的部分描述情境分別如下（以市場競合情境為例）：

完全描述：

信海公司準備在H城開發一種全新的服務市場，據估算這一市場總價值約￥800，000。與此同時，另一外資企業也準備把這種服務帶人杭城。現信海面臨著與外資聯合還是競爭的兩難選擇。選擇聯合，則有望得到價值￥240，000的市場；選擇競爭，則可能得到更大或失去更大的市場。如果您是信海的創業者之一，對如下選項您將如何選擇？

輸（損失）框架：

A 選擇聯合，失去的市場價值為￥560，000，沒有失去的市場價值為￥240，000；

B 選擇競爭，30%可能性失去市場價值為￥0；70%可能性失去市場價值為￥800，000。

贏（收益）框架：

A 選擇聯合，贏得價值￥240，000的市場，沒有贏得余下的價值￥560，000的市場；

B 選擇競爭，30%可能性贏得價值￥800，000的市場；70%可能性贏得市場價值為￥0。

新的部分描述（情境描述同上）：

輸（損失）框架：

A 選擇聯合，沒有失去價值為￥240，000的市場；

B，選擇競爭，30%可能性失去市場價值為￥0；70%可能性失去市場價值為￥800，000。

贏（收益）框架：

A 選擇聯合，沒有贏得價值￥560，000的市場；

B 選擇競爭，30%可能性贏得價值￥800，000的市場；70%可能性贏得市場價值為￥0。

市場競合與創業選擇兩情境以交替的方式呈現以平衡順序效應，因此形成2（情境：完全描述vs.新的部分描述）×2（框架：輸vs.贏）的4種處理的被試間設計，各處理被試數分別是55、52、52、49（市場競合）和55、52、53、51（創業選擇）（見表1）。在呈現上述實驗材料之后，參照Kiihberger（1995）的研究對決策時數字的表征方式用一個項目來衡量，即“在做比較選擇時，對上述情景的兩個選項的數字部分您是如何理解和處理的（A精確測算、B大體估計）？”。材料的末尾部分包括參與者的一些人口統計特征題目。

2.3 實驗程序

實驗以紙筆的方式發放，材料用空白封面覆蓋，每一頁只包含一種處理。集中時段分三次在三個班級上完成。上課開始后分發給被試，經主試宣讀完指導語后開始獨立做答，完成后交給主試。實驗中同樣對被試進行了操作檢驗，以了解被試是否真正理解決策情境。

2.4 操作檢驗

實驗的最后部分專門對被試進行了操作檢驗。考查的問題包括：（1）各隋景的選項包含有：a.全是確定項，b.全是風險項；c.兩者都有；（2）確定項的數值大還是風險項的數值大：a.確定項；b.風險項；（3）以下在問題情境中出現過的數值有：a、￥560，000；b、￥2d0，000；c、￥140，000；d、￥60，000。

3 實驗結果

先統計了完全描述和新的部分描述兩種條件下、兩個創業情境的選擇百分比和頻次，見表1。從表1可看出，完全描述和新的部分描述兩種情境下，兩類創業情境都沒有出現框架效應。研究假設1a得到了驗證。因此可以推斷，在創業風險決策情境下，框架效應產生的認知機制的最佳理論解釋是模糊痕跡理論，符合研究預期。

在84個填寫模糊性的樣本中，回答“精確測算”（A）的只有9人（10.71%），回答“大體估計”（B）的有75人（89.27%）。絕大部分人都以估計的方式，也即以模糊的主旨信息來表征數字，這與研究假設1b一致。此后，檢驗了模糊性選擇對兩創業風險決策情境選擇的邏輯回歸，見表2。從中可看出，模糊性對市場競合情境選擇的影響大于創業選擇情境選擇影響，對前者的影響達到顯著性水平，對創業選擇情境的影響沒達到顯著水平，后一結果與Ktihberger（1995）的研究結論一致。考慮到采取模糊表征的人數比例高達89.27%，因此推論研究假設1b基本得到驗證。

假設1a得到了驗證，重復研究假設1b基本得到驗證。綜合推斷，假設1得到了驗證，即在展望理論、模糊痕跡理論和概率心理模型三個競爭性理論中，模糊痕跡理論對創業風險決策下的框架效應的解釋最為合適。

4 討論與結論

研究得出在完全描述和新的部分描述兩種條件下，兩個創業情境都沒有出現框架效應，這一結果支持了模糊痕跡理論是創業風險決策情境下框架效應的最佳解釋的結論。所得結果與Chang等（2002）的發現相似。模糊性回答的百分比進一步支持了該假設。因此，可以認為，在創業風險決策過程中，之所以會出現框架效應現象，是因為人們傾向以模糊的主旨信息來表征原信息。

為什么情境不同框架效應的認知機制會有差異？可能原因是，在Ktihberger（1995）研究中的疾病或災難情境下，問題很復雜因此無法構建局部心理模型，便借助概率和環境結構信息構建概率心理模型。此時需先借助參照群（reference class），在此基礎上，人們生成最高有效性線索，檢測看其是否能激活，如果可以便作為選擇的參照。以亞洲疾病問題為例，其參照群是“抗擊疾病的方案”，在此背景中，一個關鍵問題是“時間”，經驗告訴我們抗擊疾病需要時間，時問會導致結果的改變。在此參照群下構建出如下可能性心理模型：當起先有一定數量的人獲救（或死亡）時，接下來可能有更多的人獲救（或死亡），這樣在人們自己的思維表征中選項A和B（或C與D）就產生了區別，這種區別有明顯的占優性。因此，就產生了人們所熟知的經典框架效應。而在研究和Chang等（2002）研究的創業和經營決策情境下，人們難以生成最高有效性的線索，因此類似于“抗擊疾病”這樣的參照群較難找到，因由“認知惰性”驅動，人們不愿花費認知資源去尋找參照群，因此也不愿去構建難度較大的概率心理模型。出于同樣的原因，此時更傾向用模糊的主旨信息而非精確的逐字信息去表征問題情景，尤其是繁雜的數字信息，這可能是在創業風險決策情境下為什么是模糊痕跡理論而非概率心理模型和展望理論驅動框架效應的原因。調查結果也是一個佐證。

需補充的是，不是說展望理論和概率心理模型不能解釋框架效應，只是說在不同的情境下它們的相容性會有差異，實際上Chang等（2002）的研究指出三個理論都具有解釋力，只是在管理會計背景下模糊痕跡理論的解釋最為合適。此外，可以認為，在三個競爭性理論中，模糊痕跡理論比概率心理模型和展望理論更具有生態和現實意義，更接近現實中人的認知加工方式。雖然展望理論可以解釋框架效應，但現實中人們甚少使用該種復雜的、定量化的認知方式。同樣的，模糊痕跡理論比概率心理模型也更具有生態意義，更接近現實中人們“認知省事者”的本性。因此，也許可以這樣認為，這三個競爭性理論都可以解釋創業風險框架效應，但展望理論和概率心理模型的解釋只是事后的，而只有模糊痕跡表征更易于被現實中的個體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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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設立財務風險管理機構，組織體系不匹配 相關調查結果表明，有41%的企業沒有建立專門的風險管理部門，其中有25%的企業從未考慮過建立風險管理組織或部門；有21%的企業認為企業組織沒有該方面的職能，需要變革和重構。由于自身原因和外部環境因素，中小企業往往處于高財務風險狀態，沒有建立財務風險管理部門或機構，將使得其難以有效應對財務風險。

（二）財務風險管理制度流于形式，意識淡薄 與企業不匹配的組織體系勢必造成企業財務風險管理意識淡薄，相關調查結果也指出，即使有一半的企業設立了獨立的風險管理部門，有九成企業建立了或正在建立財務風險管理制度，但其每年對風險管理效果的檢查不足，無法保證財務風險管理制度的落實和持續有效。中小企業財務人員素質不高，風險意識較淡薄，組織體系建設問題更容易導致企業忽視財務風險管理制度，財務風險管理效果檢查態度不積極，財務風險管理效果檢查得不到保障，容易導致中小企業財務風險管理制度流于形式。

二、中小企業財務風險管理總體框架——基于企業生命周期的分析

（一）借鑒《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框架》建立中小企業財務風險管理總體框架 COSO于2004年的《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框架》是目前風險管理領域最具權威的文件，它提供的是一系列風險管理的思路和方法，不僅適用于大型企業，對小規模企業同樣適用。企業財務風險管理作為企業風險管理的一個分支，同屬于風險管理的范疇，完全可以借鑒企業風險管理原則、方法、流程。因此，我國中小企業應當借鑒COSO 的《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框架》，探索和建立適合我國中小企業財務風險管理體系，構建相適應的組織體系。

COSO《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框架》包括“四目標、八要素”，將風險管理“八要素”按照靜態和動態劃分，可以分為組織、信息、流程三大體系。其中，組織體系包括內部環境，信息體系包括信息與溝通，流程體系包括事項識別、風險評估、風險應對、控制活動和監控，我國中小企業財務風險管理框架可以概括為“一大目標，三大體系”，其中，組織體系是基礎，也是本文探討的問題。

（二）企業生命周期視角下中小企業財務風險管理組織體系框架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能持續繁榮昌盛的企業，并不總是最強大的企業，而是最能適應環境變化的企業，隨著市場和客戶的條件的迅速變化，企業的經營模式也應隨之變化；競爭環境的加劇，經營戰略也應隨之變化。此外，除非企業風險管理的實施工作與經營戰略的評估及制定工作緊密地銜接，否則企業風險管理的潛力就不能得到全面的發揮，面臨新的變化，企業風險管理也難以適應，已在風險管理方面取得成績的企業仍然應該定期評估其風險管理能力，適時調整其組織體系。

中小企業總是處于不同發展變化狀態之中，面臨的財務風險因素和財務管理目標動態變化，中小企業進行財務風險管理也應隨著自身狀態的變化而動態變化。中小企業所處生命周期的不同發展階段，企業的業務構成、總體規模復雜程度不同，使得其組織體系并非一成不變，而應當根據生命周期不同而適時調整。因此，結合我國中小企業生命周期不同特點，借鑒COSO《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框架》，選擇和建立簡化又有效的財務風險管理體制是我國中小企業財務風險管理的必然選擇。

三、基于企業生命周期動態的中小企業財務風險管理組織體系框架構建

（一）初創期財務風險管理組織體系 處于初創期的中小企業顯著特點是重點突出創業者的個人創造性和英雄主義。此階段重點是強調研發，重視市場，占領市場，使企業迅速成長。創業期的中小企業團隊規模很小，企業管理人員經驗少，企業大多采用的是創業型組織結構，企業的所有者或管理者對下屬實施直接控制。初創階段的中小企業的經營權和所有權往往高度統一，兩權集中可能是企業財務風險管理最有效的方式，我國學者謝志華認為，兩權集中能有效發揮企業抗風險的能力。企業所有者即決策者獲得的內部信息最充分，不存在企業內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企業財務風險管理也應該是最有效的，因此不需要太復雜的財務風險管理組織體系，企業不需要也不必設置專門的風險管理部門，風險管理的任務可由專職人員承擔，但風險管理任務必須得到有效執行。

（二）成長期財務風險管理組織體系 成長階段的中小企業往往會透過很多專業化的經理人去管理各個部門，企業更多采用職能制組織結構，通過集中單一部門內所有同類型的活動來實現規模經濟。企業的財務風險需要一個職業化的領導進行管理控制，強化各部門之間的協作配合與相關信息的溝通，以加強企業財務風險管理組織體系的建設。此時，中小企業應當開始逐步嘗試規范公司治理結構，設立董事會、內部審計機構等決策和內部控制機構，直接領導企業財務風險管理，財務風險管理日常活動可以是創業者本人進行管理控制，也可以是職業化的經理人，如財務經理，委派其對企業日常財務風險進行管理控制，引導員工執行決策層的決定。

（三）成熟期財務風險管理組織體系 進入成熟期的中小企業規模逐步擴大，抵御風險的能力進一步增強，但其所在行業利潤逐步降低，導致其常常進行多元化經營，內部信息傳遞效率降低，信息不對稱情況加劇，財務風險管理難度進一步加大，因此，企業應當正視公司治理問題，發揮公司治理，特別是規范的組織體系在財務風險管理方面的作用。而處于這一階段的中小企業通常也掌握較多的資源，有能力建立而且應當建立健全風險管理組織體系，包括規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風險管理職能部門、內部審計部門以及其他有關職能部門、業務單位的組織領導機構及其職責。董事會就風險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對股東（大）會負責，董事會下可設風險管理委員會。企業總經理就風險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向董事會負責，設立專職或確定相關職能部門履行財務風險管理職責。

（四）衰退期財務風險管理組織體系 隨著競爭的進一步加劇，中小企業若不調整其企業戰略，企業必將步入衰退期。衰退期的中小企業面臨的風險廣泛波動，進行多元化的中小企業可能由于多元化經營而成功轉型，現金流趨于平衡，但也可能受到多元化的拖累，消耗企業寶貴的現金流，加速企業的衰退。由于中小企業已經在成熟期構建了比較規范和完善的組織體系，隨著企業步入衰退期，其面臨的風險逐步加大，所以，處于這一階段的企業更需要關注的是如何加強組織體系在企業財務風險管理中的作用。企業的董事會和管理層應該在財務風險的控制中起領導作用，關注企業相關政策的執行過程。

總之，中小企業的組織體系既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小企業在經歷由初創期到衰退期的過程中，中小企業的組織機構設置應該是適應其特點的。如果要求中小企業像大型企業一樣在初創期就建立規范完整的組織體系，那么邊際收益明顯小于邊際成本，不符合成本收益原則。在企業逐步進入成熟期時，初創期簡單的企業財務風險管理組織體系已不能適應成熟期的財務風險管理的要求，此時的財務風險管理組織體系成本很低，但其中忽視了機會成本，其邊際成本仍然大于邊際收益，不能被接受。中小企業成長的過程，也是中小企業組織體系需要不斷完善的過程。

參考文獻：

［1］Adizes 著，趙睿譯：《企業生命周期》，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

篇（8）

戰略性新興產業概念的提出源自國家對金融危機及如何擺脫后金融危機影響，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思考。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以重大技術資源和重大發展需求為基礎，知識技術密集，物質資源消耗少，成長潛力大，綜合效益好的產業。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有利于實現可持續發展，有利于提高國際競爭力，因而對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以重大技術突破和重大發展需求為基礎，促進新興科技與新興產業深度融合，在繼續做強做大高技術產業基礎上，把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發展成為先導性、支柱性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離不開金融支持，如何構建和完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金融支持體系是當今社會各界面臨的重要課題。

1、江蘇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資金供求特點

2009年12月，江蘇省委、省政府結合本省發展實際情況，明確提出重點發展新能源和智能電網、新材料、生物技術和新醫藥、節能環保、軟件和服務外包、物聯網6大戰略性新興產業。近年來，江蘇省順應國家產業政策調整，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并取得了顯著成果。據江蘇省統計局統計，2009年，江蘇省6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銷售收入達1.52萬億元，比上年增長26％，成為帶動經濟企穩回升的重要力量。其中，新材料產業規模位居全國前列；新醫藥產業占全國的11.5％，經濟總量居全國第2位；軟件及服務外包產業規模居全國第3位；環保產業規模占全國五分之一。

從行業范圍看，江蘇省戰略性新興產業屬于高新技術產業范疇，相關企業均是以研發為先導的知識技術人才密集型企業，在資金需求上具有明顯的高投入、高風險、高回報特征。從發展階段看，江蘇省戰略性新興產業當前大多仍處于幼稚階段和成長階段，面臨著技術前景、市場需求、市場競爭等多方面的不確定因素，其生產經營具有極高的風險。從產業規模看，盡管江蘇省戰略性新興產業已在全國處于領先水平，但總的來看，其規模化水平仍然偏低，以中小企業為主體，在資金需求上具有需求時間急、需求數量少、需求頻率高等特點，這種頻繁而又零星的貸款需求無疑會加大商業銀行的管理成本，使得商業銀行無意滿足其貸款需求。另外，這些企業的信息披露和管理體制也無法達到商業銀行的要求，加之我國股票和債券發行中存在著較為嚴格的政策約束，因而他們既難通過商業銀行獲得貸款，又難通過資本市場籌集資金。

上述情況導致江蘇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資渠道較為狹窄，主要依賴于以下幾種資金來源：①自有資金。即通過自我積累、親友借款和合資人的股本投入等方式來滿足企業的資金需求。②政府資金。目前江蘇省設立了各種基金項目，擁有技術但無資金的高新技術企業可以通過申請政府的創業基金項目獲得資金。③風險投資。風險投資是一種專業化的股權投資，但它并不以占有企業為目的，而定位于在較短的投資期內實現資本的快速增值，因此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高成長性對風險投資有很大的吸引力。完善的風險投資機制，不僅可以給企業以資金支持，還可以使企業在成長過程中獲得管理、市場經驗和經營策略上的幫助。需要強調的是，單靠自有資金或財政資金是無法滿足江蘇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要求的，而且政府作為公共部門在培育新型企業的過程中難以形成有效的約束機制，可能會在與企業的博弈中形成政府失靈現象，因此，發展風險投資對解決江蘇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資金瓶頸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2、江蘇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金融支持現狀

2.1　政府支持起步早，投入增長較快

2004年，江蘇省在全國率先設立成果轉化專項資金，專門用于支持科技成果商用化以培育新興產業。據江蘇省科技廳統計，6年來，成果轉化專項資金從過去的每年3億元逐年增加到現在的10億元，先后設立了光伏、風電、半導體照明、軟件、集成電路、新材料、新醫藥、新型環保等一系列重大產業專項，組織實施了543個重大科技成果轉化項目，安排省級科技投入58.4億元，帶動企業及社會投入673億元。2009年，江蘇省政府成立注冊資本為30億元的擔保公司，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當年省財政科技支出91.5億元，高于財政一般性預算收入增長10.1百分點，全社會科技活動經費1134億元，全社會研發投入700億元。而2010年政府投資依然保持較快增長，政府科技撥款150.35億元，比上年增長28.48％，占地方財政支出的3.1％，比上年提高0.2％。江蘇省政府拋磚引玉式的資金投入，將大量的社會資金和企業資金引導到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中來，為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2.2　創業風險投資基金發展迅速。但風險投資體系尚不完善

江蘇省是全國發展創業風險投資行業較早的地區之一，1992年，江蘇省財政出資1億元建立江蘇省科技發展風險投資基金，并成立江蘇省高新技術風險投資公司，以此為標志江蘇省創業風險投資進入起步探索階段。《江蘇創業投資行業發展報告2010》顯示，截至2009年底，全省共有106家創業風險投資機構，注冊資本200.39億元，創業投資企業數量連續3年攀升，備案創業投資企業數量居全國第1，備案資本規模總量和年度新增基本規模位居全國第2。雖然江蘇省風險投資的發展在全國處于領先水平，但江蘇省現有的風險投資資金供給仍不能滿足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資金要求，主要原因有：①資金來源渠道少。目前江蘇省創業風險投資資金的主要來源是政府財政撥款，據江蘇省科技廳統計，2007年，江蘇省創業風險投資總量中，國資主導的占80.9％，民資主導的占16.4％，外資主導的占2.7％。這說明，民間資本參與創業風險投資熱情不高，力度不夠，資金來源渠道不多。②創業投資資金規模不大。從美國、日本等國家的經驗來看，創業投資年投資額一般相當于當年GDP總額的1％左右，江蘇省2007年的GDP為9230.68億元，但實際投資金額僅為16.7億元，顯然江蘇的投資力度遠遠達不到這種標準。③缺乏投資退出渠道。目前代辦股份轉讓系統只有中關村科技園區1家試點，國內創業板、中小企業板審核程序繁雜、發審效率不高，而到境外上市也有諸多制約，這嚴重制約了風險投資對新興產業的支持力度。

2.3　商業銀行金融創新不足，信貸支持力度小

商業銀行貸款是企業投融資機制中的一個重

要環節，但從江蘇省信貸資金的投放實踐來看，眾多戰略性新興企業由于風險高，規模小，資金少，抵押品有限，根本無法滿足金融機構對企業信貸的考核要求。各金融機構出于貸款安全的要求，囿于傳統，不愿向戰略性新興產業提供貸款。同時，商業銀行針對不同行業和不同發展階段的戰略性新興企業的特點開發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項目還比較少，不能滿足戰略性新興企業發展的要求，商業銀行的金融創新能力還有待提高。據中國人民銀行南京分行統計，截至2010年10月末，江蘇省中小企業數量占全省企業總量的98％，但金融機構向中小企業提供的貸款余額僅為1.92萬億元，只占同期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的41％左右。由此可見，金融機構仍舊比較傾于向大企業和傳統企業提供貸款，而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信貸支持力度則相對較小。而江蘇省統計局2011年上半年的統計表明，江蘇省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余額中科技研究服務和地質勘查業的貸款總額為11.2億元，僅占全部貸款余額的0.34％。該比例僅高于教育和娛樂業的相關比例，而遠低于房地產業、建筑業和制造業等傳統產業的相關比例。

2.4　上市公司數量相對較少。融資比重偏低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而良好的資本市場環境正是推動其成長的“溫床”。雖然我國資本市場發展迅速，特別是創業板的建立，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融資平臺，但由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時間短，企業規模難以達到上市要求，因此通過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具有相當大的難度。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江蘇監管局統計，2010年上半年，江蘇省新增上市公司17家，其中主板公司2家，中小板公司14家，創業板1家，全省在中小板上市的公司總量達到79家，占全國中小板上市公司總數的13.9％，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達16家，占全國創業板上市公司總數的8％。資本市場雖然為江蘇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支持，但與北京、上海、廣東和浙江等省市相比，無論是在上市公司數量上，還是在股本和市值等方面，江蘇省仍有較大差距。

3、江蘇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金融支持對策

3.1　準確定位。繼續加大政府投入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需要對重點技術和行業進行投入和扶持。政府可以從多方面來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如給予補助金、加強產業政策指導、完善投融資體制、制定優惠稅收政策等。對江蘇省而言，應重點做好以下幾項工作：①準確定位，在完善江蘇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金融支持體系過程中，努力做到到位但不越位，在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投融資主體的同時，不可壓抑其他投融資主體的積極性，確保投資主體的多元化。②加大各類產業引導資金對高新技術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力度，確保政府引導資金投入的穩步增長，并通過政府采購、稅收減免等多種方式，積極引導社會資本流入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中來。③積極疏通社會資本“進人”和“退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渠道，以提高社會資本為戰略性新興產業提供支持的效率，并強化政府投入對社會的示范效應。④建立合理的評估和監督機制，將資金投入到高效部門，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保障財政資金的安全性，防止資金挪用等非法行為。

3.2　立足現實。積極發展風險投資

江蘇省是國內創業投資起步較早的省份，雖然創業風險投資在各級政府的推動下迅速上路并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至今江蘇省風險投資制度仍不完善，風險投資仍然是以政府為主導，并且主要被看成是一種融資工具，而不是一種控制風險的市場化的金融制度安排。立足現實，為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江蘇省應從三個方面大力發展風險投資：①引導民間資本參加風險投資。江蘇省有著巨大的民間資本，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初期高投入、高風險的特性和民間資本的特性相吻合。政府可以通過構建“拋磚引玉”式的帶動機制，建立創新基金，提供政策指引，引導民間資本流向戰略性新興產業。②健全相關法律法規。為確保風險投資的健康發展，政府應盡快制定和頒布相關法律，規范風險投資基金的設立、運作和監管，以提高投資的效率和安全性。③建立有效的退出機制。江蘇省應積極發展并規范各類產權轉讓市場，鼓勵企業并購與上市，形成多元化的風險投資退出渠道。

3.3　改變觀念，創新商業銀行信貸機制

重視商業銀行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開展金融支持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長期以來，商業銀行一直在我國金融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商業銀行貸款長期是我國社會可支配資金的主要部分。戰略性新興產業如果失去商業銀行的支持，必然難以獲得足夠的資金支持，其發展必將受阻。另一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具有高成長性，是未來的支柱產業，其發展會為商業銀行打開巨大的市場機遇，是商業銀行重要的潛在目標。因此，商業銀行應有清醒認識，主動改變觀念，創新信貸機制，走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相結合的道路。具體來說，商業銀行應抓好以下幾項工作：①加強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研究，把握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成長特點，根據行業特征、技術成熟程度和企業發展階段等因素細分市場，以建立科學的目標客戶選擇機制，提供專業化的融資服務，實行注重特色經營的信貸管理創新機制。②加強風險管理的研究，通過與發展改革部門、商務部門、科技部門等產業主管部門的聯系和合作，共享和收集各類信息，嚴格監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情況和相關企業的經營狀況，以保持商業銀行的可持續發展。③鼓勵商業銀行設立專門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提供資金服務的部門或團隊，并培養一批具備相關領域知識和技能的從業人員。通過這種專業團隊來進行專業化的管理，不僅可以提高商業銀行為戰略性新興產業提供資金支持的效率，還可以保障商業銀行的資金安全。3，4加強引導。大力扶持高新技術企業上市

篇（9）

中圖分類號：F06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7)09－0010－07

一、理論背景與研究方法

創業是有風險的，無論是新創企業，還是現有企業的創業活動，都承擔著巨大的風險。因此，認識和化解風險已成為創業活動面臨的最重要任務之一，即使是成熟大企業中的創業活動也不例外。而創業者作為創業活動的推動者和實施者，在整個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不禁引起了研究者的興趣，風險、創業者與創業決策之間究竟存在什么內在關系呢?

對此問題的解釋，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認為創業者具有明顯的個性特征，即品質方法。不少學者起初認為，是由于創業者更喜歡冒險或具有更高的風險傾向，即更愿意有意地采取風險行為的人有可能創建企業。但經過長期研究，越來越多的學者發現，創業者與其他人在風險傾向上并無實質區別，風險傾向與企業的創建也不相關。二是有學者提出了另一種方法――認知方法，即從認知的角度來解釋。認為創業者之所以采取風險行動，是因為他們感知到的風險比大多數人感知到的風險小。因為，即使是評價同樣的環境，也會有一些人認為環境充滿了風險，而另一些人卻認為沒什么風險。也就是說，那些比其他人感知到風險更小的人會不知不覺地采取風險行為。

本文將基于認知理論與行為經濟學，對創業者的風險感知與創業決策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的研究，并通過問卷調查，利用SPSS軟件進行分析和驗證。共發出問卷200份，收回164份，有效問卷150份，回收率為82％，有效率為91.5％。有效問卷中，創業者樣本數為102個。

二、認知偏見、風險感知與創業決策

(一)認知偏見、風險感知與創業決策

Palich和Bagby指出，“創業者需要更高的風險傾向，以勇敢地面對創建企業中固有的風險”。”這一觀點實際暗含著個人會感知到其中的風險這一假設。然而，如果個人對創業風險的感知不同，那么他不一定需要高風險傾向來創建新企業。他們著手創建企業，可能是因為其感知到的風險很小。換言之，風險感知可以解釋個人為什么會做出創建企業的決策，而創業者尤其是可能會感知到低水平的風險。與一般人相比，創業者可能感知到的更多是優勢和機會，而非劣勢和威脅。Corman等人就曾發現，2／3的高科技創業者聲稱他們沒有冒任何風險。

如果說風險感知影響創業決策，那么，又是什么影響風險感知呢?為什么風險感知在不同的人之間存在差異呢?要明確這些問題，首先要了解決策的過程。長期以來，決策文獻中暗含的一個假設是：個體在考慮同樣的決策組合時感知到的風險水平是一樣的，且是完全理性并總是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決策行為理論指出，復雜的管理決策，如創建新企業的風險決策，是行為的函數而不僅僅是經濟最大化的函數。西蒙在1955年提出，管理決策常常達不到純理性模型，且人的認知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達到完全理性，即是有限理性的。Steinberg(1999)指出，幾十年的研究表明，我們的認知過程(思考、決策、計劃等)遠非是完全理性的；相反，我們的思考、決策以及任何從中產生的事情通常都強烈地受到各種錯誤或偏見的影響。Cooper(1995)等人對決策行為的研究表明，由于個體的認知能力有限，導致他們既不會綜合地搜索信息，也不會精確地解釋信息。為了消除這些缺陷，個體采用了認知性直觀推斷以及可能會導致認知偏見的簡化策略。他們還指出，這些認知偏見常常在復雜的不確定性決策中出現。

Baron(1998)和Simon(2000)等人認為，某些偏見的存在和其他許多認知偏見的來源，以及它們對我們思想的有力影響，表明了創業決策的風險行為也可能會受這些因素的影響。而Busenitz和Barney(1997)指出，創業者特別容易引起偏見，因為他們無意中會簡化信息處理，以減少決策中的壓力和不確定性。McCarthy(1993)等人以及Palich和Bagby(1995)也指出，創業者的創業決策是一種個人的風險決策過程，更容易受認知偏見的影響，從而降低他們對風險的感知。另外，因為認知偏見會影響創業者注意到的信息以及他們從中獲得的解釋，所以，某些認知偏見會使創業者低估決策的負面結果和不確定性，從而會導致低估風險(Shaver和Scott，1991)。從創業的決策環境與決策內容來看，一般認為，在創業者評價其創業風險決策中最可能出現的認知偏見，主要包括過于自信、樂觀偏見、控制幻想和相信小數定律。

1、過于自信

過于自信是指沒有認識到個人的知識限制。這一偏見出現于許多不同的情景領域。一是過于自信的出現是由于個體在獲得新的數據后，并不充分地修正其最初的評價，導致他們并沒有意識到其評價在何種程度上可能是不正確的。二是個體會出現過于自信，也可能是由于他們的判斷是建立在一種可以增強其信心的理由的基礎上，但實際中，增強信心的理由基礎并不會增加個人信息本身的準確性。如Kahneman和Lovallo(1994)研究發現，被調查的對象在對調查項目的回答中實際只有80％的正確率，但他們卻認為自己“99％都是正確的”。三是表現出過于自信的決策者往往會將假設看作是事實，所以，他們可能看不到從這些假設中得出結論的不確定性，從而會錯誤地斷定一種確定的行為是沒有風險的，導致決策者進入不熟悉的領域。

2、樂觀偏見

樂觀偏見是指人們期望事情會有的好結果的一種夸大傾向。比較常見的例子是資本投資項目，即項目往往會推遲完成，且在最終完成時超出預算，也沒有達到最初的目標。尤其是當投資項目涉及到新技術或者進入不熟悉的領域時，更可能會出現樂觀偏見，幾乎所有項目的構成成本都至少會超過初始估計成本的20％，而許多項目的實際構成成本甚至是初始估計成本的兩倍多，特別是超過80％的項目研究達不到計劃的市場份額。另外，企業的兼并與收購也常會表現出樂觀偏見(Kahneman和Lovallo，1994)。總的來說，樂觀偏見會影響人的認知和行為。同樣，創業者在創業決策中也會受到樂觀偏見的影響。Cooper(1995)等人研究發現，超過80％的創業者認為他們創業成功的機會為70％或更高，而創業5年之內的成功率實際上僅為33％左右。

3、控制幻想

在機會起著重要作用而技能屬于非決定性因素的情況下，如果一個人過分強調其技能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增強企業績效，那么他就會表現出控制幻想這一偏見。即是說，個體為了減輕對不確定性的不適感，而使自己確信他們能夠控制并準確地預測未來不確定性事件的結果。因此，表現出控制幻想的人往往會低估風險，因為他們認為，他們能夠預測對企業具有影響的事件，且其技能高于其他人，這些技能可以克服消極事件的發生，從而會產生過度樂觀的績效估計。這些過于樂觀的估計將會導致決策者做出風險決策，如兼并績效不好的企業或開創新產品等。同樣，控制幻想這一認知偏見對創業決策也起著重要的影響作用。Boyd和Vozikis(1994)指出，一個人相信其控制企業結果的能力(即控制幻想)，將會影響其創建企業的意念，但這種意念是基于感知的，因而可能是不準確或者是一種幻想。此外，Simon(2000)等人發現，個體的控制幻想越強烈，即相信他們的技能能夠增加績效，如果在機會起很大作用的情況下也是如此，那么他們創建新企業的傾向就越大。

4、相信小數定律

當一個人根據有限的信息輸入量(即小樣本)來得出某個結論時，他就表現出了相信小數定律這一偏見。決策者的推斷有時候往往不是從大的隨機樣本中做出，而是根據一個較小的數據樣本。例如，一個創業者在聽到兩個潛在的顧客說他們將會購買其新企業的產品時，該創業者很可能會被這有限的信息反饋蒙蔽，認為其新建企業有很大的市場潛力而做出過高估計。事實上，小樣本并不能代表整個人口，樣本越小，接受正面信息的機會可能就越大。因此，認為小樣本信息代表了整個人口的那些人，他們是不會適當地感知損失的可能性或者整個結果的可能范圍。可見，創業者在創業決策中應用有限信息的傾向更大，即在創建企業的風險決策中相信小數定律，從而會影響創業者的風險感知。Kahneman和Lovallo(1994)指出，那些根據非正式的、有限的信息數量來決定創業選擇的個體可能會獲得過度的正面反饋，這樣的話，依賴一個小樣本數據會使個體低估風險。Simon(2000)等人也指出，相信小數定律確實會影響個人的風險感知，從而會影響創建企業的風險決策。

(二)理論假設與實證分析

1、假設、檢驗模型與計量分析

根據以上分析，本文可以初步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H1)創業者感知到的風險較低與創業決策有關。

假設2(H2)過于自信會降低創業中感知到的風險。

假設3(H3)過于樂觀會降低創業中感知到的風險。

假設4(H4)控制幻想會降低創業中感知到的風險。

假設5(H5)相信小數定律會降低創業中感知到的風險。

假設6(H6) 過于自信、過于樂觀、控制幻想和相信小數定律通過風險感知而間接影響創業決策。

結合這幾個命題，可得出一個初步的關系模型，如圖1。

在此模型的基礎上，我們利用創業者樣本分別對假設進行檢驗分析。過于樂觀、控制幻想、相信小數定律和風險感知等主要參考Simon(2000)等人的想法和問卷項目，并在此基礎上，結合本文的研究進行了一定的修改。首先，對風險感知與創業決策直接進行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結果如表1。

風險感知與創業決策顯著相關(p＜0.01)，相關系數為－0.400，表明風險感知與創業決策呈負相關關系，即感知到的風險越低，越有可能做出創建企業的決策，這初步支持了假設1。

然后，通過對過于自信、過于樂觀、控制幻想和相信小數定律與風險感知的相關分析，來考察認知偏見與風險感知的相關關系，結果如表2。

從表2中可以發現，相關系數介于0.010和0.557之間，但是，除了控制幻想與風險感知顯著相關外，過于自信、過于樂觀和相信小數定律與風險感知都沒有明顯的相關關系。控制幻想與風險感知呈負相關關系(Pearson correlation＝－0.291，p＜0.01)，說明控制幻想的存在會降低對創建企業風險的感知，因而假設4得到初步支持。而過于自信、過于樂觀和相信小數定律與感知到的風險都不顯著相關，不支持假設2、假設3和假設5。

為進一步說明認知偏見對風險感知以及風險感知對創業決策的影響，我們采用強迫進入法分別對其進行回歸分析。根據圖1的關系模型，我們分別建立兩個回歸模型：一是認知偏見與風險感知回歸模型；二是風險感知與創業決策回歸模型。

(1)認知偏見與風險感知回歸模型

該回歸模型包含一個因變量和四個自變量，其中因變量為風險感知(Y1)，自變量分別為：過于自信(X1)、過于樂觀(X2)、控制幻想(X3)和相信小數定律(X力。其函數關系表示為Y1=ff(X1，X2，X3，X4)，根據上述函數關系，可得回歸方程式如下：

Y1=α1+β11X1+β12X2+β13X3+β14X4

所得出的回歸結果如表3。

過于樂觀和控制幻想這兩個變量進入回歸方程。回歸模型的判定系數(R2)為0，148，F檢驗小于顯著水平0.01。其中，控制幻想與風險感知之間為負相關-關系，標準化相關系數為-0.282，表明控制幻想的存在會降低創建企業中感知到的風險，這與假設4的觀點是一致的。過于樂觀單尾檢驗小于顯著水平0.05，可以確定過于樂觀與風險感知直接相關，標準化系數為0.247，表明它們呈正相關關系，意味著樂觀偏見會增加感知到的風險，這與假設的觀點是相反的。本文認為，這可能是由于過于樂觀與控制幻想和相信小數定律之間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所致，過于樂觀與相信小數定律的相關系數較大，為-0.557(見表2)，從而可能造成過于樂觀與風險感知之間是正相關關系。因此，要確定過于樂觀與風險感知是否具有直接關系，將來還需做進一步的研究。而過于自信和相信小數定律這兩個變量，則與風險感知沒有直接關系。

(2)風險感知與創業決策回歸模型

該模型中因變量為創業決策(Y)，自變量為風險感知(Y1)。其函數關系表示為Y=f(Y1)，根據函數關系，可得回歸方程式Y=α1+β2Y1，回歸結果如表4。

可見，風險感知變量進入回歸方程，回歸模型的判定系數(R2)為0.160，F檢驗小于顯著水平0.01。自變量風險感知的單尾檢驗小于顯著水平0.01，標準

化相關系數為-0.400，表明風險感知與創業決策顯著負相關，即創業者感知的風險低與創業決策有關。這與假設1的觀點是一致的，即創業者感知到的風險越低，越有可能做出創建企業的決策。

綜合上述，可以看出，在認知偏見所包含的四個變量中，過于自信和相信小數定律與風險感知都沒有明顯的直接關系，而過于樂觀與風險感知的關系還不能確定。只有控制幻想直接與風險感知顯著負相關，而風險感知與創業決策也顯著相關，這表明控制幻想通過風險感知這一變量而間接地影響創業決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設6。

盡管過于自信、過于樂觀和相信小數定律與風險感知沒有顯著的相關關系，但并不能說明它們與創業決策之間不具有相關性。因此，本文進一步對其進行相關分析，結果如表5。

從表5中發現，所有相關系數絕對值都介于0.010和0.557之間，其中，控制幻想和相信小數定律都與創業決策顯著相關。控制幻想與創業決策的相關系數為正，這也可以從前文的觀點中得到解釋。由于控制幻想與風險感知負相關，而風險感知與創業決策又負相關，因此，控制幻想與創業決策正相關。相信小數定律與創業決策也顯著相關，但相信小數定律與創業決策的相關系數為負。為了進一步檢驗認知偏見與創業決策的相互關系，下面將建立認知偏見與創業決策的回歸模型。

(3)認知偏見與創業決策回歸模型

該回歸模型包括一個因變量和四個自變量，因變量是創業決策(Y)，自變量分別為過于自信(X1)、過于樂觀(X2)、控制幻想(X3)和相信小數定律(X4)。函數關系表示為Y=f(X1，X2，X3，X4)，回歸方程式如Y=a3+β32X1+β33X3+β34X4，結果見表6。

模型回歸的結果是控制幻想和相信小數定律兩個變量進入回歸方程，判定系數(R2)為0.213，F檢驗小于顯著水平0.01。過于自信和過于樂觀與創業決策都沒有直接影響，只有控制幻想和相信小數定律兩個自變量與創業決策顯著相關。其中，控制幻想的單尾檢驗小于顯著水平0.01，標準化相關系數為0.312，表明控制幻想與創業決策直接呈明顯的正相關關系，這是一個新的發現。結合前面對控制幻想的結果分析，發現控制幻想不僅通過風險感知這一因素間接地影響創業決策，而且還對創業決策有直接影響。另一個令人吃驚的新發現是，相信小數定律與創業決策的相關系數為-0.345，是負相關，與Simon(2000)等人的結論相反。

2、模型的修正與進一步分析

根據以上三個回歸模型的分析結果，應對認知偏見、風險感知和創業決策模型進行修正，結果如圖2聽示。因此，可以得出結論：過于自信和過于樂觀對風險感知沒有直接影響，與創業風險決策既沒有直接關系，也沒有間接影響。控制幻想與風險感知存在負相關關系，并通過風險感知而間接影響創業風險決策。司時也與創業風險決策直接正相關。相信小數定律對風險感知沒有直接關系，但與創業風險決策直接負相關。而風險感知與創業風險決策的關系則如所預期的那樣，呈負相關關系，即感知到較小的風險與做出創業風險決策相關。

總之，那些感知到風險水平更低的個體更可能決定創建企業，即創業者的風險感知影響了其創建企業的風險決策。這是由于風險感知在不同的人之間存在差異有關。Simon(2000)等人曾指出，即使個體評價同樣的企業，他們也會在決策中出現33％以上的波動：創業者并非愿意接受更高的風險水平，也并非更喜歡冒險，而是他們沒有感知到創建企業的風險或者感知到的風險較小。有學者指出，如果他們感知到創建企業中的真正風險，那么，即使他們是對風險具有較高忍受力的創業者，他們也不會去從事這種風險活動。

風險感知的差異是由于決策中的各種認知偏見所引起的。正如前文分析，控制幻想直接影響了創業者對風險的感知。由于控制幻想這一偏見，創業者往往會過高估計自己技能的重要性而忽略真實存在的障礙。因此，他們高估預測和控制未來事件的能力，導致其感知到的風險較低，并做出創建企業的風險決策。另外，控制幻想這一偏見也直接與創業決策相關。

在相信小數定律與風險感知的關系分析中，本文雖沒有獲得預期的負相關結果，但發現相信小數定律直接影響了創業決策，且呈現負相關關系，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不一致。這說明相信小數定律的影響將會直接促使創業者做出決策。同時，本文認為，出現負相關關系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這可能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有關。中國的創業者雖更側重于自己的親身體驗，即行為經濟學所講的基于經驗的直觀推斷的決策方式，但與偶爾遇到的小樣本相比，創業者又會更加相信大樣本統計數據。二是這可能與問卷設計的問題有關。我們在問卷中對相信小數定律的考察設計是采用一個反面信息樣本，然而，大部分已做出創業決策的創業者仍會堅定地選擇創業，這就導致了兩者間強的負相關關系。事實上，該結果也說明，中國創業者的決策更依賴于自己的親身體驗，依賴于自己對事物的判斷和感覺，而偶然遭遇的小樣本對他們不會有很明顯的影響。

3、風險感知與創業決策的行為經濟解釋

為什么創業者往往會低估創建新企業中所面臨的風險，認為他們獲得正面結果的可能性要比客觀統計數據所表明的可能性高得多呢?展望理論進一步解釋了認知因素對創業決策的重要影響作用。

展望理論是以主觀價值概念為中心，并根據參照點來定義收益或損失，其中，損失的主觀價值函數曲線比收益的主觀價值函數曲線更陡一些。這意味著對于任意一個給定的值，在個體思維及其決策中，損失要稍微大于收益，即使損失的數量與收益的數量是相等的。例如，損失1萬元比獲得1萬元的感覺要更強烈一些，即損失1萬元的主觀價值的絕對值比收獲1萬元的主觀價值的絕對值要大。受益和損失價值函數的這種不相等表明，人們對于收益通常表現為風險厭惡，而對于損失通常表現為風險偏好，即人們關注收益時偏好于回避風險，而關注損失時則偏好于追求風險。同時，由于收益和損失是根據某一參照點來確定的，因此，對于不同的人，其參照點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別，且參照點也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這一點可以用來說明創業者對創建新企業的選擇。選擇創建企業的創業者可能會根據損失來構造事件，即他們可能會認為，由于忽視了機會繼續為現有組織工作而喪失了某種收益，因此，他們會表現出風險偏好，并出于對損失的厭惡，從而選擇創建新企業。當然，這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另外，展望理論認為，人們往往偏重于小概率而

輕視中等概率或高概率，也就是說，小概率的決策權重要大于該概率本身。例如，彩票的中獎率是非常低的，尤其是頭等獎，然而卻有成千上萬的人在買彩票，且還在不斷地重復購買。這是因為在購買者心中，小概率的中獎率變大了，因而認為中獎的可能性增大，從而促使其不斷地購買彩票。同理，對于在創業者是否創建企業的風險決策中，創業者會在更大程度上比其他人表現出偏重于小概率的傾向。如Cooper(1995)等人的研究發現，95％的創業者認為，即使超過2／3的新創建企業都失敗了，他們仍會是少數的成功者。可見，由于偏重于小概率，導致創業者增強了他們對自己成功的估計，促使創業者創建新企業，拿他們的時間、財富和職業等來冒險。

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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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新創業教育的內涵

創新創業教育作為一種實用教育，越來越多地被提及和重視，甚至可以作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主要是以培養具有創業基本素質和開創型個性的人才為目標，重點在于培育大學生的創業意識、創業精神、創新創業能力。主要內容包含了社會意識培養、能力提升、環境認知、實踐模擬等四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社會意識培養，啟蒙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業精神，使學生了解創新型人才的素質要求，了解創業的概念、要素與特征等，使學生掌握開展創業活動所需要的基本知識。大學生要開展創新創業，必須要學習這些基本知識，只有充分了解了創業相關的要素，備足了創業的功課，才能少走彎路。

其次，創新創業教育可以幫助學生提升各種能力，通過了解創業的各種必備條件，掌握創業過程當中所需要的過程，可以不斷提高大學生的思維能力，鍛煉他們的溝通協調能力，同時也可以提升管理決策和領導能力，這樣有利于他們結束大學學業，步入社會之后，能夠獨立地真正開展創業，不至于和社會發展不想融入。

然后是可以加深對社會環境的認知，通過開展創新創業教育，引導學生認知當今企業及行業環境，了解創業機會，把握創業風險，掌握商業模式開發的過程，設計策略及技巧等。當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內容不僅僅要引導大學生正確處理學習和生活的關系，更要引導他們加深對社會環境的認知。大學生畢業后還是要步入社會職場，他們想要創業，就必須認識整個社會的市場經濟環境，清楚掌握創業所帶來的風險和壓力，而不是后面我們即將要提到的肆意創新、盲目創業。

最后，加強實踐模擬，提升創新創業能力；通過創業計劃書撰寫、模擬實踐活動開展等，鼓勵學生體驗創業準備的各個環節，包括創業市場評估、創業融資、創辦企業流程與風險管理等。創新創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運作，通過實踐模擬就可以解決資金和人力的問題，讓學生可以試著體驗創業的整個過程。然而當前，許多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僅僅停留在了理論教育的層面，這一環節的創新創業教育還并沒有得到完全貫徹和實施。這也是當前開展創新創業教育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二、創新創業教育存在的問題

通過以上四個環節的主要內容，對大學生開展創新創業教育，正確引導大學生行成科學的創新理念和創業思想，但是在實際的操作和運行過程中，還是不可避免的面臨著一些尖銳的問題。

1、創新創業意識不強，重視程度不夠，沒有形成良好的氛圍。一方面，很多地方和高校并沒有把創新創業教育納入大學生思想教育當中，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另一方面，許多大學生雖然對創新創業有著濃厚的興趣，但是家長可能并不會讓他們在校期間就開展創業活動，更多地讓學生學習學習再學習，同時，鑒于大學生自身的經濟條件，也導致創新創業沒有良好的環境。

2、高校教師指導大學生創新創業的方式方式不當，未能緊跟社會發展步伐。雖然創新創業教育的概念是近年來才提及，沒有足夠的理論基礎和模式可尋，但是很多高校教師自身沒有對創新創業進行深入了解，僅僅依賴于一些傳統的認識，四處收集星星點點的課本知識，未能正確地引導學生們正確認識創新創業，更不可能指導開展創新創業活動了。

3、許多大學生盲目跟風無明確目標，創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很容易導致創業失敗，造成人力物力損失。隨著國家和社會對創新創業的重視和宣傳，也有很多大學生積極的投入到創業的大軍當中，但是這些人員當中，有很多并沒有對創業進行分析和評判就盲目地開展，不管項目是不是符合社會的需要，也沒有開展創業前的調研和學習，有些甚至虧的血本無歸，導致大量的人力物力浪費。

三、加強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推動創新創業教育深化發展

1、加強學習，深化創新創業體制改革。要積極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時，加強創新創業教育，這就需要緊跟時代潮流，及時關注和利用國家和地方的各種方針政策，推動大學生創新創業教育的常態化、有序化和規范化。

2、加強指導，針砭利弊。鼓勵大學生開展創新創業的同時，也要讓他們認識到創業的艱辛和不易。在給大學生進行創新創業教育的時候，不僅僅要增強他們的創業意識，更要教會他們全面地看待創新創業，不能僅僅看到創業有可能帶來的巨大成功，同時也要讓他們認識到創業過程中有可能會遇到例如資金困難、創業風險驟增等各種困境。

3、強化教育，端正心態。大學生創業的首要目的，很多人可能都會想要追求金錢和盈利，然而，我們作為高校的教育者，跟大學生們直接打交道的一線輔導員，在作創新創業教育的時候就要旗幟鮮明地表明態度：不能簡單地以經濟利益為導向而開展創新創業，更多地將鍛煉大學生的創新意識、思維能力以及經營管理能力等素質作為首要目的，引導他們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

四、結語

隨著世界經濟形式的不斷更新和變化，給各個國家帶來了全新的挑戰，要想屹立與世界民族之林，我國應該順應時代的發展要求，努力提高自身的創新素質，尤其是承擔如此重要責任的當代大學生。此外，創新也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昌盛長久的立足之本。必須要講創新創業教育納入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當中，并且作為重要內容來開展，從而推動創新創業的不斷深化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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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業自我效能感是大學生創業成功核心因素自我效能感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心理學家Al-bertBandura提出，自我效能感是個人在一定環境或背景下對自己是否有能力去完成某項工作的主觀判斷和自信，可以理解為自我效能感是自己對某項任務完成程度的預估或預判，是對自身能力的一種自信。自我效能感被引入創業領域后，即成為一個特定的新名詞———創業自我效能感，具體指創業者對其創業能力能夠在創業環境中得以實現并通過各種行為獲得創業成功的自信。自我效能感首先會影響或決定人們對行為的選擇，其次影響該行為的持久性和努力程度，并極大的影響著個體思維模式和情感反應模式，最終影響創新行為的習得和創新行為的表現。創業自我效能感對創業意圖的具體影響為：高創業自我效能感的個體更愿意自主創業，更傾向于選擇富有挑戰性和難度的創業任務；高創業自我效能感的個體更愿意努力探索，創業的范圍表現的更廣；高創業自我效能感的人在面臨挫折時表現為更積極樂觀、堅持不懈，更容易獲得創業成功。研究表明，創業自我效能感是決定創業意向和最終產生創業行為的一個重要變量。Jung等對創業自我效能感與創業意向和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通過對美國和韓國商學院的在校學生和企業全職經歷兩個樣本進行了跨文化比較研究，發現創業自我效能感總體上與創業意向顯著正相關。丁明磊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創業自我效能感對個體創業意向也產生顯著影響。

（二）樂觀是大學生創業成功有效前提樂觀是個體的一種積極心態，反映了個體對未來正面事件的積極期望。樂觀者正面預測和評估未來環境和事件，在行動上積極主動，通常會為自己設定高的目標，并輕松面對逆境和困難。美國心理學家塞利格曼教授從另一視角來界定樂觀，將樂觀界定為一種習得的解釋風格。該理論認為個體之所以樂觀主要是因為學會了把消極事件、消極體驗或個體面臨的挫折失敗歸因于外部、暫時、特定的因素，這可以大大降低個體的挫敗感；把積極的事件歸因于內在、穩定、普遍的因素，又可以增強自我效能感。因此，心理資本理論中的樂觀這一概念既現實又靈活，使個體能正確、客觀地評價現實、預測未來，同時作出正確歸因。具有樂觀的積極情感能有開闊的注意范圍，更樂于接受新思想、新觀念，表現出創造性。具有樂觀的積極情緒能具有適應變化和承受挫折的能力。樂觀的大學生創業者才能客觀評價得失，做出正確歸因。有關樂觀對創業者的積極影響，研究者更多從理論進行了分析和論證。牛芳等人研究創業團隊異質性與新企業績效，領導者樂觀心理的調節作用，驗證了領導者樂觀心理在創業團隊績效中的積極影響，從側面論證了樂觀對創業績效的積極作用。鄭林科、李蓓做的大學生樂觀主義對應激和危機干預效應的研究顯示，樂觀主義在生活應激和心理危機之間具有緩解應激和干預危機雙向中介效應。這也從一定程度上表明，樂觀主義對創業者的壓力管理和危機管理具有積極的意義。

（三）希望是持久維持大學生創業的驅動力希望是指的個體能夠設定現實而又有挑戰性的目標，期望通過自我引導的決心能量和內控的知覺來達到這些目的。因此，正如斯奈德對希望這一概念的界定，希望是一種積極的動機狀態，這種動機狀態是基于對成功感知和體驗[15]。因此，這一心理資本的核心成分在大學生創業者身上體現為一種成就動機。具有高成就動機的大學生對自己的人生成就具有較高的期望水平，而創業能夠帶來其他職業所無法給予的心理和物質滿足感，是一種具有極大吸引力的職業選擇。創業是公認的與成就動機相關的職業選擇。對于高成就動機的創業者，創業的艱苦不僅不會打倒他們反而更能調動潛能，他們不畏創業理想與現實間的差距，尋找并創造機會，從而走向成功。成就動機越強，創業者的風險傾向越趨于冒險，更多將創業風險看作是創業機會，從而采取冒險的創業行為。創業活動往往伴隨著創業風險的產生，對待風險的態度成為創業者最為顯著的品質特征。在創業過程中創業者比那些為工作而工作的人擁有更高的成就動機，更強的成功欲望。孫躍等人以大學生為樣本的實證研究表明，大學生成就動機對創業態度有顯著影響，成就動機越強，創業態度越顯著。

（四）堅韌性是大學生創業成功的保障堅韌性是“一種可開發的能力，它能使人從逆境、沖突和失敗中，甚至是從積極事件、進步以及與日俱增的責任中快速回彈或恢復過來”。堅韌性強的個體遇到挫折時往往能很快恢復到最初水平，在挫折和困難中成長，甚至在復原過程中重新找到自己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楊涇和李媛通過對大學生成功創業者和創業中斷者進行對比研究,發現大學生中成功創業的學生比中斷創業的學生具有更好的心理韌性，具體表現在適應環境改變和是否采用成熟型的壓力應對措施方面。大學生在創業中的堅韌性首先體現在對創業風險的前期評估，更重要的是在創業中遭遇職業倦怠、職業高原期和創業挫折時能較好的進行心理調節，戰勝危機，掃除障礙，最終獲得成功。從以上分析可見，心理資本的4個核心成分不僅每一種都獨立的對大學生創業意愿、創業行為和創業成功產生積極影響，而且還會相互促進，以協同方式發揮作用，產生“1+1>2”的累積效應。一個懷有創業希望的大學生，會對既定目標更加堅定，重視目標實現過程中所取得的進步，從而對自己充滿自信（自我效能感），在壓力情境下會較少體驗到焦慮和不安；面對困難時，懂得探索和合理利用社會支持，尋找解決問題的新路徑，表現出更強的堅韌性，更可能習得現實而靈活的樂觀歸因方式，對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更強。

二、提升大學生創業競爭力的心理資本開發路徑

自我效能感、希望、樂觀和韌性都對大學生的創業意向、創業行為和創業成功有積極影響和顯著預測作用，是構成大學生創業的重要內部因素———心理資本。因此，如果將心理資本4個維度整合在一起，對整體的心理資本進行開發和管理，將會對績效和態度結果產生大于單個要素之和的積極影響。基于這一視角，大學生創業教育應一改以往單純教授創業知識、培養創業技能的作法，更重要的是以培育大學生的心理資本為主要導向，將創業教育回歸本位———真正培養創業的人，實現創業教育的內生發展。

（一）通過心理輔導或行為訓練，降低大學生創業中的期待性焦慮，培養樂觀品質大部分大學生創業者由于年輕、缺乏經驗，在面對未來發展或環境未知狀態時會產生憂慮、恐懼、疑慮情緒體驗，這種消極情緒引發的是創業行為中的猶豫、退縮，更有可能將暫時的失敗解釋為內在或必然的因素，這將極大地影響到創業行為，降低創業成功率。在大學生創業教育中應降低大學生在創業中的期待性焦慮，培育樂觀的品質。在創業教育中應傳遞一種思想，轉變一種觀念：將未來的不確定性視作成長和進步的機會，讓大學生創業者以一種積極、自信的態度去迎接挑戰，而不是對未知的恐懼。引導學生學會從環境中獲取積極的信息，減少環境和他人的不良影響和干擾，尤其要減少消極的自我暗示。

（二）通過建立創業孵化基地開展實地創業活動，增加大學生創業成功體驗和經驗，強化大學生自我效能感（自信）。建立創業孵化基地，使學生具有現實的創業環境，并根據現實情況設立創業基金，使具有創業傾向的大學生通過體驗式學習，積累成功經驗。創業成功經歷可以激發大學生成就動機和創業動機。通過創業實踐后，創業者一方面鍛煉了能力，累積了經驗；另一方面，從活動中獲得成功體驗，提高了創業者自我效能感，使得創業中有不盡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