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發展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中國科技發展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一、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性

（三）大力發展 農業 ，實施農業可持續發展

農業可持續發展是整個 社會 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全面建設小康進程中，必須研究農業的可持續問題，以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促進 經濟 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堅持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一是合理開發和節約使用自然資源。二是把現代科學成果與現代化農業技術結合起來，建立具有生態合理性、功能性循環的現代化農業發展模式，使農業經濟的增長與農業生態 環境 的改善結合起來，達到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統一。三是加強 林業 資源保護，建設綠色文明，大力提高森林率。四是因地制宜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要抓好農副產品生產基地的建設，實現資源的永續利用；要突出區域特色，把培育主導產業與區域經濟開發結合起來，既能形成鮮明的區域經濟格局，也能從總體上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實現農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四）放眼國際 市場 ，努力擴大內需

當前， 國際經濟 形勢風云突變，經濟技術合作與競爭已成為各國之間經濟關系的重要方面。每個企業都把兼并、重組行為作為增強市場競爭的重要手段。同時，經濟全球化也為傳統產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因此，每個企業面對新形勢，必須積極主動調整產業結構及產品結構，上檔次和效益，力爭在國際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爭得一席之地，開創“擴大內需拉動經濟發展”的經濟發展新思路。努力激活民間 投資 需求。明確民間投資方向，政府應運用各種經濟政策等來加以引導，使這些“新鮮血液”源源不斷地注入到 中國經濟 的發展。消費需求作為經濟增長的持久性拉動力量，是經濟啟動后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基礎，我們應分析當前消費需求的結構與特點，理清思路，大力促進消費需求的擴大與升級，以確保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

（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新型發展道路

牢固樹立可持續發展的思路，通過體制改革、科技進步和加強 管理 ，建立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運行機制和 管理體制 ，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在整個經濟領域中大力推廣先進技術。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開源與節流并重， 預防 與治理結合，減輕資源環境壓力。大力促進和逐步建立節地節水型生態農業體系、節能節才型 工業 生產體系及適度消費勤儉節約的生活消費體系，努力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 人力 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

（六）合理開發和節約使用各種自然資源

依法保護和合理開發利用水、土、礦產、森林、草原、濕地、海洋等國土資源，加強綜合治理，實現永續利用。重點推進水、土地、礦產資源的節約使用和合理利用，提高資源綜合利用率。實施海洋開發，大力發展海洋產業，同時加強近岸海域水質保護。研究預防、控制和治理赤潮，抓好海洋環境綜合治理和管理。深化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改革，推進國土資源市場體系建設，整頓礦業秩序，使之產權清晰、規則完善、調控有力、運行規范、依法維護資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權益。正確處理利用國外資源與維護中國資源安全的關系，積極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戰略，更好地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

（七）要以關停和淘汰、壓縮促進結構調整，以結構調整推動污染防治

鞏固和提高工業排放污染物達標成果，淘汰關停污染嚴重的落后生產能力；嚴重污染環境、達不到經濟規模的水泥、火電、化工、造紙和電解鋁，要堅決按期關停淘汰；要積極引導鄉鎮企業轉向大型工業企業生產低污染配套服務，并向城鎮適度集中，實行污染集中控制。

（八）繼續推進節能降耗和資源綜合利用工作

篇（2）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2826(2012)08-0073-07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后，英國和美國一些高校首開國際關系課程或專業開始，國際關系學科發展迄今已近一個世紀的歷史。經過個把世紀的發展，今天我們發現國際關系作為一門學科，不但沒有越來越成熟，反而面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的挑戰，這些挑戰嚴重到了甚至威脅學科生存的程度。如何理解這些挑戰，如何在這些挑戰中把握學科發展的趨勢，這是本文想要探討的主要問題。

當然，各個國家由于所處地位不同，面臨國內外情況不同，對國際關系的感受，進而影響國際關系學科的生存狀況也自然各不相同。本文并沒有就此作全面的調查，許多論斷都是基于一個國際關系教學和研究者的主觀感受和思考。同時，本文的討論主要以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的情況為基礎，同時適當顧及作者有所接觸的其他一些國家的情況，所以討論的內容勢必是非常片面和主觀的，權當是作者的個人思考以求教于大家。

一、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特點

應該說，國際關系作為一門學科的誕生始于美國的推動，一方面是因為美國是一戰結束后最早在大學開設國際關系課程和專業的少數國家之一，另一方面也因為美國誕生了最早的國際關系專屬理論理想主義，而且隨著一戰后大量研究國際關系的歐洲學者移居美國，推動了美國國際關系學科的規模性發展。當然，國際關系方面的研究之前就已存在，但大多散失于各個學科當中，包括歷史學、地緣政治學、法學、哲學等。許多學者指出，國際關系作為單獨一個學科之所以會在一戰后美國形成，主要與其國家的需要有關，作為處于國力快速上升期的國家，也是一戰的勝利國，美國急需一批了解世界和國際事務的人才，急需有人對世界新秩序的構建提出設想，按美國的利益來重構世界，反映了實力上升中的美國走出去的需要。

從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的歷史來看，國際關系之所以獲得獨立學科的地位，以筆者個人的理解來說，主要歸功于國際關系理論的建立與發展。國際關系其他領域的研究，如外交史、國際法、國際經濟關系等都可歸屬于歷史學、法學、經濟學等其他學科，唯有國際關系理論有它自身的獨立性。因此，人們常會以幾次理論范式(approach，paradigm)(或日大理論，grand theory)的大論戰來歸納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歷史，從理想主義標志著國際關系學科的誕生，到現實主義的轉向，以及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的論戰。中間有過一段科學行為主義的興起時期，但它基本上屬于方法論上的貢獻，理論范式上并不處于和其他理論平等對話的位置。之后又是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再一次論戰，但第二次論戰雙方都冠以了“新”的名義，即新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或制度主義)。20世紀80年代開始，建構主義異軍突起，給國際關系學科帶來了一股清新的感覺，從而形成了三大主義鼎立的局面。這些理論的論戰，勾勒出了國際關系學科的一部百年發展史。

這樣的定位和發展歸納，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國際關系確實是正宗的“美國貨”，因為這些理論的大爭論主要是在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者之間進行的，其他國家的國際關系學者有介入，但他們都屬于在各個陣營搖旗吶喊，并非爭論的主角，更談不上是領軍人物。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學者也不愿意平等地看待其他國家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他們的眼光主要停留在美國內部的“廝殺”上。盡管嚴重不平等，但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和爭論對國際關系學科的獨立化貢獻還是應該承認的，正是這些理論范式之間的爭論和發展，真正撐起了美國國際關系學科一片獨立的天空，因為要成為單獨一門學科，其獨特的理論范式是必需的。

從這樣一個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的百年史來看，這個學科可以說有這樣一些特點：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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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些在國內主要期刊上發表的物理論文，其平均引用數并不遜于發表在國外期刊上相當水平的論文，甚至還略高一些。中科院院士王鼎盛比較了中科院物理所3個研究小組發表在國內期刊上的3篇論文與他們發表在影響因子很高的《物理評論B》和《物理評論快報》上的12篇論文，發現各類與引用次數相關的數據都基本相當。

“同一期刊的不同論文學術水平差異非常懸殊，所以以單篇文章的有效引用次數來評價論文質量更合理、更公正。同時不能只看兩年影響，應該追求論文的持續影響年限。”朱作言表示,“盲目崇拜影響因子”的科研評價體系，不僅導致了“垃圾”論文產生，更導致大量國內優秀論文外流，給國內期刊發展帶來巨大壓力。

“我國科研評價體系導向的影響，已成為我國科技期刊水平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國科學出版集團董事長汪繼祥介紹說，去年年底，我國大陸的科技期刊已達到5000多種，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期刊大國，但與西方相比，我國科技期刊質量水平差距較大，入選SCI的僅有76種，其中影響因子最高的只有4.1。

篇（5）

美國是典型的分散型統計體制，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統計機構，各種政府統計都是分散在聯邦政府各個有關部門內進行的。美國科技統計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中的科學資源研究處（SRS）負責，其數據搜集網絡主要由以下四部分構成：私人企業的R&D活動調查，美國商務部普查局實施的技術創新調查，美國教育部統計中心提供的美國教育情況、大學研究與發展情況數據，國家科學基金會負責的政府部門科技活動統計。此外，還有其他少量有關數據由各州政府提供，有關專利、貿易等方面的資料則需通過有償的渠道買入。這些數據最后由科學資源研究處統一匯編整理。

具體來說，目前美國的科技統計指標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科技投入指標，覆蓋政府和企業，提供有關研究與發展支出、項目、人員的基本數據；二是科技產出、影響和過程指標，具體包括出版物及引用、專利、技術創新、技術貿易、公眾對科技的態度及理解程度等方面的數據。以上兩大類指標數據來自科技統計的不同部分，其數據采集方式也各有不同，具體包括以下數據采集方式：

從聯邦政府各部門在工作時積累的數據中直接提取。最典型的是“移民科學家和工程師統計”，美國移民局在工作中會記錄全部移民的個人資料，只要把其中有關部分抽取出來略加編輯就可以得到所需數據。

借助于其他聯邦政府部門開展的統計調查活動取得自己所需的數據。如果調查對象不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管轄范圍內，科學資源研究處可能無權直接進行調查，或者如果科學資源研究處需要的數據不多，就不值得開展獨立的調查。在此情況下，有必要委托其他部門，在其調查統計中加入一些科學資源研究處需要的項目即可滿足需求。典型的例子是“全國職業人員調查”，該調查是勞動部為了解全國職業狀況而進行的，科學資源研究處通過部分出資即可從中取得有關“科學和工程”職業的數據；又如“高中后教育普查”數據，就是通過將其納入到國家教育統計中心的普查工作中獲得的。

與其他聯邦部門進行聯合調查。這種情況下，雙方需要相互配合，共同完成調查的組織和實施工作，然后滿足各自的數據需求。如“產業界研究與開發活動調查”是人口普查局和科學資源研究處訂立“部門間協議”進行的聯合調查。

以合同方式，委托一些研究機構或私營調查公司進行調查。這類調查所占比重最大，每一筆合同都要經過公開招標和同行評議，但中標單位還是有一定程度的集中。對委托調查，科學資源研究處一般要自己做抽樣核查，以核實承擔單位完成的調查結果的可靠性。

以科學資源研究處的人員力量為主進行的調查。此類調查非常少，近年來只有“聯邦政府資助的大學、學院和非營利研究所調查”，但一些數據處理工作仍是委托一些民營調查機構完成的。

美國科研實力國際地位如何

要了解美國科技的總體狀況，可查《美國統計年鑒》的section16：science and technology部分，共有25張表格，包括R&D經費投入、科技人力資源情況、航空航天科技活動等指標數據。但是年鑒數據只是給出了美國科技狀況的一個宏觀概覽，如果需要追蹤更加細化的指標和數據，就要利用《科學與工程指標》（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與統計年鑒不同，該出版物的內容主要是以報告形式呈現的，是在對所搜集數據做一定處理分析之后得到的結果。

《科學與工程指標》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編輯，自1973年起每兩年出版一次，內容包括科學與工程的數據指標及相關報告，還有科技政策專項分析，是反映美國科技發展狀況最詳細的報告，而且其中還提供了很多歷史縱向比較數據，便于讀者了解美國科技發展的中長期趨勢。目前它的用戶覆蓋非常廣泛，包括政府、企業、大專院校、非營利組織、專業團體等。

筆者以《科學與工程指標2010》中“綜述”一章作為切入點，引用部分數據和圖表介紹美國和其他國家科技發展的情況。在“綜述”一章中，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側重以國際對比的方式表現美國在全球科技和研發領域的水平和地位高低，這種對比主要體現在研發支出、研發支出占本國GDP的比重、研發產出（期刊論文和專利）等幾個方面。

美國一直是、當前仍然是R&D研發支出的頭號大國。2007年美國研發支出達到3690億美元。歐盟保持與美國大體同等的態勢，R&D支出為2630億美元，但亞洲主要國家研發支出的上升勢頭也不容小覷，2007年達到3380億美元，已經超過歐盟，與美國的差距也正在迅速縮小（見圖1）。2007年，全世界研發支出最大的五個國家分別為美國、日本、中國、德國和法國。

篇（6）

統計源期刊

中國天文學學術期刊由中國天文學會、國內各主要天文臺主辦，包括國家天文臺、中國天文學會主辦的《ResearchinAstronomyandAstrophys-ics》(以下簡稱RAA)，中國天文學會、紫金山天文臺主辦的《天文學報》，上海天文臺、中國天文學會主辦的《天文學進展》及云南天文臺主辦的《天文研究與技術》。其中RAA為英文SCI統計源期刊，由英國物理學會(IOP)出版社負責海外出版與發行;《天文學報》為中國最早創辦的天文學學術期刊，發表天文學科各領域研究成果，目前為雙月刊，中文出版。我們選擇RAA作為統計源期刊。本工作中另一本統計源期刊為英譯版刊物，刊名為《ChineseAstronomyandAstrophysics》(以下簡稱ChA＆A)”。為了便于向國際同行宣傳中國天文學科研成果，早在1977年就由華裔愛爾蘭天文學家江濤先生創辦該刊物。它從國內主要天文刊物(目前選刊范圍含《天文學報》、《空間科學學報》及《天文學進展》)選譯文章，其中近90%的文章從《天文學報》選譯，由Elsevier出版社出版。該刊物的選稿、翻譯、校稿等工作目前由天文學報編輯部承擔。ChA＆A和RAA為本文的兩個統計源期刊。它們均為英文刊，由知名出版社負責海外出版與發行。兩刊可在海外天文機構查閱，所以國外同行查詢該期刊文獻時不存在語言障礙。兩刊論文的施引文獻和參考文獻情況具可比性。

ADS數據庫及研究方法

ADS由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授權史密森天體物理天文臺管理并運行，是物理學、天文學研究人員使用的在線圖書館。ADS的數據涵蓋了天文、天體物理、物理學出版物及預出版平臺www．arxiv．org。經出版方授權，ADS上的數據包含收錄期刊文獻的摘要或全文。不同于JCR只收錄SCI期刊，而國內如中國知網僅收錄國內期刊，ADS收錄了絕大多數的天文學及其相關學科期刊。ADS中每條檢索文獻中含有簡稱為A、E、F、X、R、C等多個項目，點擊C(Citationstothearticle)列出引用該篇文獻的論文信息，點擊R(Referencesinthearti-cle)列出文獻中引用的參考文獻，后者由出版社或期刊編輯部提供數據。通過ADS，可以方便檢索每篇文獻被引用的情況及參考文獻情況。以2012年中國科學院南京天文光學技術研究所崔向群院士為第1作者在RAA上發表的有關郭守敬望遠鏡(LAMOST)主題的綜述文章［12］為例，截止2016年7月12日，中國知網數據庫顯示其總被引數為69，WebofScience數據庫(簡稱WOS)中總被引數為161次，而ADS數據庫中總被引數為175次。該文在WOS、ADS兩數據庫中按年統計被引用數分別為2、26、37、74、22和2、22、36、78、37(數據按2012、2013、2014、2015、2016年順序錄入)。其中2016年ADS多出的施引文獻主要來自預出版平臺arXiv的貢獻及最新出版但WOS數據庫中尚未計入的統計源期刊，包括RAA、天體物理雜志(AstrophysicalJournal)、天文和天體物理(Astronomy＆Astrophysics)、經典和量子引力(ClassicalandQuantumGravity)等期刊。因此，ADS的選刊范圍、時效都足以衡量文獻的被引情況，適用于本文的統計。

2分析與討論

統計結果基于ADS數據庫，我們將近5年ChA＆A論文施引文獻數(包含自引)和其中國內作者以及國內刊物貢獻比例，與對應的參考文獻數和其國內作者以及國內刊物貢獻比例進行比較分析，見表1。作為對比，我們采用同樣的方式和數據來源分析了RAA，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國外作者及國外期刊貢獻比例(國外作者貢獻占比=100%－國內作者貢獻占比，國外期刊貢獻占比=100%－國內期刊貢獻占比)可由此推算，受表格大小所限，未在兩表中列出。施引文獻數統計截止2014年12月31日。從表1和表2，可得出:1)ChA＆A和RAA論文偏向于引用國外期刊文獻及國外作者撰寫的文獻，這與引言中提到的其他學科的統計結果一致。2)ChA＆A論文的施引期刊文獻中國內作者貢獻比例高達80%，施引期刊中國內占比也高于半數(58%);相比ChA＆A，RAA論文的施引期刊文獻中國內作者貢獻占比接近半數(49．7%)，而施引期刊中國內刊物占比僅為20．2%。3)ChA＆A主要引用國外期刊文獻及國外作者撰寫的文獻，但其施引文獻主要源自國內作者的貢獻和國內期刊的貢獻。引用和被引不對等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4)相比ChA＆A，RAA施引期刊文獻中國外期刊和國外作者的比例有明顯提高，第3條中所提引用和被引不對等的程度顯著緩解。

討論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近年來國內優秀的研究論文逐漸流向國外刊物，從而導致國內特別是中文學術刊物的影響力下降，以致人們對中文期刊存在的必要性產生了質疑。當然，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是:中國的學術研究和國外相比起步較晚，總體水平存在較大差距。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科研方面的投入包括科研條件和人員待遇等均有大幅提高，并且吸引了不少高水平的發達國家科研人員、具有海外留學經歷人員的參與。至少目前在部分學科或部分領域的研究水平和國外的差距日漸縮小，甚至達到國際領先水平［13］。由于數理天文等基礎學科的國際化程度較高，同時缺少實際應用的評價依據，的被引數自然成為評價個人、項目、單位，以及學術刊物的一個重要數據。以下將進一步分析引用文獻時國內作者和刊物的論文可能被忽略的原因，從以下6個方面闡述:1)國內刊物上發表的論文水平不能反映中國真實的科研水平，國內刊物與國際一流刊物的差距客觀存在。這也是造成上文所述引用和被引不對等的主要原因。2)國內天文學期刊相比國外期刊占比很少。JCR公布的2015年數據中，“天文與天體物理”學科總共61個刊物，其中中國刊物僅一個，即RAA;而天文學中文核心刊物僅《天文學報》與《天文學進展》兩個刊物［14］。3)期刊及審稿人導向。作者在向國際期刊投稿時，渴望論文盡早被接受，會應期刊的要求，或受審稿人的提醒，引用國外刊物上發表的論文。4)體現研究深度和廣度。作者通過引用大量國外刊物上的論文，力圖表現出對本領域或本課題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從而體現該研究工作和論文的學術水平。5)國外特別是發達國家對中國科研現狀不夠了解。這也是中國科研水平和發達國家之間差距的客觀反映，應該隨中國科技發展而逐漸好轉。6)中國作者對國內作者和刊物的引用不夠重視。這里除了作者自身原因之外，刊物編輯部的宣傳和引導不夠也有一定的影響。以ChA＆A為例，過去極少數作者對自己的論文被選譯不知情，部分作者不知道自己的在ChA＆A卷、期、頁的具體信息，當然也就無從引用，對此我們現在已及時把有關信息通知作者。表1(ChA＆A)和表2(RAA)的施引文獻數據中國內作者貢獻占比有約30%的差距，主要是由于RAA全方位的國際接軌，吸引一批國外作者的投稿(和引用)所致。此外RAA至少有兩類稿源使其被引數明顯高于ChA＆A:一是介紹中國重大天文儀器的系列論文，如2012年大約有10篇關于郭守敬望遠鏡的論文，被引數約占當年的50%;二是一批高質量和高引用率的評述性論文［15］。需要說明的是表1和表2中的國內作者僅根據姓氏拼寫來判斷，不能排除其中外籍華人的貢獻，可能會導致表1和表2所涉及的國內作者的數據被高估，但不會影響有關施引文獻和參考文獻中的國內作者份額的相對比較。這里可能存在的深層次原因包括:國外學者對國內研究現狀不夠了解，對一些原創性成果優先權的爭議，乃至各種原因所造成的學術偏見等。類似的矛盾不僅存在于中國，在發達國家和俄羅斯(前蘇聯)之間也是由來已久的。

篇（7）

2.2不忘辦刊初心，厘清科技期刊的功能

篇（8）

〔中圖分類號〕G250.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821（2012）09－0155－05

科技評價作為科研管理和績效管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是構建科技發展競爭環境的基礎，在推動國家科技事業持續健康發展，促進科技資源優化配置方面作用重大。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所承擔著國家的重要科研任務，合理有效的科技評價，不僅可以充分調動研究所和科研人員的積極性，更好地完成科研任務，而且能為國家的科學研究、獎勵、管理提供依據和參考，使管理決策部門正確地評價科學活動，合理地制定激勵系統，以保證科學系統積極有效的運行，對科研事業和學科的長遠發展有舉足輕重的意義[1]。

中國科學院研究所科技評價經歷了3個階段：第一階段的評價特點是采用定量方法進行研究所產出評價，評價結果表現為研究所排名，不與資源配置掛鉤。第二階段的評價特點是定量與定性評價相結合，關注重大創新成果、目標完成度和政策引導，評價結果表現為研究所分類排名并與研究所資源配置有所掛鉤，同時反饋評價信息到研究所并為研究所提供咨詢建議。第三階段的主要特點是建立以綜合質量評估為根本、以政策導向評估為重點、以基礎數據測評為基礎的綜合質量評估體系，把戰略規劃評估納入評價，嘗試了創新能力指數評價[2]。

以上評價的3個階段伴隨著中國科學院的知識創新工程。第三階段的評估體系全面總結和評估了科學院各個研究所的知識創新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現為：有科學院特色的評價模式尚待建立，科技評價尚不能有效支撐科學院戰略管理和績效管理的需求，科技評價方法有待完善和進一步創新[2]。目前，中國科學院應總書記“不僅要創造一流的成果、一流的效益、一流的管理，更要造就一流的人才”的要求，開始實施“創新2020”，著力解決關系國家全局和長遠發展的重大科技問題。為此，研究所的評價導向應有所調整，應建立以重大產出為導向的研究所評價體系，尤其注重對人才的評價。

本文在討論了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研究所評價體系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優化評價指標和評價方法的思路。

1 常用指標分析與優化思路

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研究所評價體系共包括24個基礎指標元素（見表1）[2]，其中的很多指標是科研機構常用基礎評價指標，也是科技評價必不可少的指標，如論文等出版物以及影響因子、檢索系統收錄情況和被引頻次，獲獎成果，專利和軟件著作權，項目數和經費，將帥人才等等[3]。下面就在討論這幾項常用指標的基礎上提出一些改進思路，使之更適合中國科學院的創新評價需求，達到評價導向和支撐科學院戰略管理與績效管理的需求。

1.1 論文數和影響因子

篇（9）

主管單位：科技部

主辦單位：科技部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2-6711

國內刊號：11-1344/G3

郵發代號：2-878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85

期刊收錄：

CBST 科學技術文獻速報(日)(2009)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榮譽：

中科雙獎期刊

第二屆全國優秀科技期刊

聯系方式

期刊簡介

《中國科技論壇》（月刊）1985年創刊，是以科技發展戰略、政策和管理的學術研究為主要內容、面向廣大科技工作者特別是管理和學術研究人員的綜合性刊物，國內外公開發行。

篇（10）

人才的培養，尤其是高層次國際型科技人才的培養，需要長期的資源投入和知識積累。企業創新文化的建立和創新能力的提高都需要一大批高素質科技人才的參與。雖然近年來國家在吸引留學人員回國就業或以不同形式為國貢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中國目前的世界級領軍人才還遠遠不夠。國家應站在文化和人才的角度認識和解決這些問題。

用國際化標準規范創新科研“生態環境”

一是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的審批和評價如“863”，“973”計劃．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等，應盡可能地國際化。邀請國際有關專家學者，尤其是華人華僑中的杰出專家．以顧問或評審專家的身份參與，學習歐美發達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的立項和評估體系中的先進經驗。

二是在一些國際前沿的基礎學科和國家急需的核心技術領域，可以考慮組織以中國科學家為領導的國際攻關團隊，邀請國際上一流的科學家(包括華人科學家)參加。以國家重點支持為導向和引擎．組織有實力的國內企業大力投入．以科研合同的形式，用法律保障中方知識產權的主導地位。如能實現，此舉必將更有效地利用國際人才資源和科研基礎設施，對加速中國建設創新型國家做出有益貢獻，同時也為中國科學在這些領域走向世界領導地位奠定基礎。

三是為了能夠更有效地加快“985”高校的建設．為自主創新培養大批高級專門人才，建議國家有關部委聯合研究并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高級人才培養計劃。比如在現有的長江學者和博士后體系基礎上，設立高級研究員基金計劃．基金獲得者任期至少5年，工資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支持(可定位于“985”高校教授平均工資和長江學者工資之間)。接收單位應配套較高數額的科研經費。這樣一個基金將會吸引一大批優秀的科研人員，尤其是博士后人員留在國內工作，為他們創造一個相對寬松自由，壓力較小的科研環境，為爭創國際一流大學和原創性科技創新提供高質量的人才保障。

四是繼續加大力度吸引海外留學人員回國服務和以各種形式為國服務。為海外華人回國工作創造有吸引力的生活和工作條件，高效地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如子女上學，醫療保險，退休金，科研經費申請和報獎等方面不能享受國民待遇的實際困難。政府應參與投資和協調，充分調動企業積極性，設立留學人員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發展基金，這將對同時引進高層次人才和有應用價值的知識產權大有益處。

教育是構建創新氛圍的起點

楊克儉說，我們國家目前的教育制度是以英才教育為主導。主要體現在，對于拔尖的學生給予大力關注和培養，讓他們迅速成為高尖端人才。雖然，國家在高科技領域的發展也得益于此，但是這樣的教育理念顯得有些偏頗。因為，建設創新型國家靠的決不只是處于最尖端的少數高科技人才，而是更大層面的人才，只有民眾的素質普遍提高，建設創新型國家才能成功。這不是通過英才教育，而是需要通過平等教育才能實現的。

所以，在重視英才教育的同時，建立以平等教育為基本理念的教育方針將會使我們永遠受益。我國應該借鑒平等教育政策的合理內核，結合目前的英才教育政策，制定科教發展戰略，改變目前領先的高科技與低素質的原始耕作并存的、畸形的、不平衡的經濟發展狀態，改變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支柱的經濟發展狀態，為國家下一步經濟騰飛打好人才基礎。

擺正實際應用與理論研究的關系

如何認識實際應用與理論研究的關系是創新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楊克儉認為，在這方面，科研成果的評價標準對科學研究的理念影響至深。我國對科研論文質量的評價過于片面強調理論水平，以至于工科論文竟然變得越來越難讀懂了，好像是在比賽誰的腦子好．今天你發明個公式，明天他發明個方法，用來參加學術交流會倒是互相啟發思路，但卻難以見到其科研論文的最終價值。這種現象的產生主要源于對科研成果評價的傳統意識。評定研究質量的標準過于偏重理論水平是這種科研成果畸形發展的癥結所在。在論文評價標準上，發表了論文就算萬事大吉，至于自己的理論或算法被不被人用就沒人管了。

但是，在日本，工科研究水平的最大標準是實用。無論你的論文有理論水平也好，無理論水平也罷，實用最重要。比如，你發明的東西或發表的理論，第一是要有再現性，每一個工程師拿了你的研究理論就能用，這很重要。另外，他們并不講究理論非常完備，而是重視實用，推向市場。“我曾在日本做過關于樓房減震的研究，發明了一些公式做一些理論的推導，然后和實際結合起來。這樣研究做出來之后不是為了，而是直接用于解決相關問題。”

中國正處于經濟高速發展階段，最需要的是出產品。摘下多少世界理論研究桂冠固然重要，但創造過硬的有形產品更重要。所以中國的科研成果評價理念需要更新與完善。在工科等應用學科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方面，要在培養出一個理論家的同時，培養出一百個或更多的能夠發明簡便實用方法的工程師才行，而不應該培養出來的工科學生不是理論家就是技術員。這個目標只有在更新了對工科領域科研人員和大學教師的科研成果的評價標準，糾正了目前科研成果評價的意識偏差后，才能夠實現。

成立科技協商會議至關重要

吳冠青認為，建設創新型國家關鍵要靠人才，而如何落實選拔和使用建設創新型國家所需的海外人才是引進人才工作的重要環節。這一工作的開展既要讓國內的人才得意，又要讓國外回來的人才滿意。他建議成立一個類似于的科學協商會議．來系統地組織海外人才，促進國內外科學界協作。在建立和健全這一科學協商機制的過程中，應充分發揮國內各大學的作用，我們目前大部分的人才都是從國內務大學培養出來的，所以每一所大學，哪怕是規模很小的大學，對他們培養出來的海外驕子及其成功的程度都十分了解。因此，可以通過各大學校友會和教育部門這個渠道，無論是重點的還是非重點的，省屬的還是地區的，讓他們推薦自己的學校有哪些成功的學子。進而通過大學教育部門與大學的校友會舉薦其海外人才，然后把舉薦的人才名單列出來，根據其專業以及在學術界的地位，有哪些學術成就，統一報送給教育部。教育部就可以根據這個名單建立相關的數據庫，歸出學術界別。該數據庫一旦建成，既可以作為考核各大學教育發展的參考數據，又可以用于篩選各學術界別的代表人物或學術帶頭人。國家相關科

技部門可利用這一人才數據庫來挑選各學術領域里的代表性人物，并邀請他們定期參與國內科技會議，交流學術成果，評審科技項目，商討我國科技發展規劃和政策。建議每五年開一次有各種學術界別的科技協商大會。最好是每個五年計劃的前一年開一次會，就和政協會議一樣，實際上就是與國內的科技界就國家的長遠規劃跟國外的科學工作者協商，制定出比較合理的發展規劃。這是一種長久、穩定的國外學者對國內自主創新做貢獻的機制。

目前國家已經提出了科技發展的戰略綱要，制定了一些具體的落實措施，宏偉目標的實現需要依靠包括我們這些海外學人在內的廣大科技人員共同努力。現在的海外華人科學家實力越來越強，國外幾乎每個領域都有杰出的華人代表，科技協商大會可以為他們在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方面提供一個服務平臺，以有效的方式在制定國家科技方針、政策的時候參與進來，圍繞一些重大的選題、選項組織起來，為國家獻計獻策。

創新環境拒絕“近親繁殖”

吳冠青認為，為了建設和諧的創新環境，還需處理好留學回國人員與國內科技工作者和老海歸與新海歸之間的關系。他說，要處理好這種關系，需要解決以下幾個問題。一是大量引進高水平人才，不能提倡“外來的和尚會念經”，但也不能“近親繁殖”。比如美國，像耶魯、哈佛等一些頂尖大學基本上都采取引進外來人才的基本方針，并以優厚的條件吸引外來人才，對自己培養的教授除非特別優秀不會考慮提拔。另一個就是待遇問題。盡管國內與國外的工資有差別，但是回國人員的實際困難，國家也應盡量給予解決。畢竟，海外學子大多都懷有報國之心，為了使祖國更加繁榮昌盛，每一個海外學子都希望用自己在外學習的知識和技能為國家多做貢獻。

自主創新講求多元化、多層次

談到自主創新的方式，徐德清說，從某種角度來講，創新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技術驅動，一種是市場驅動。我們以前都是強調技術驅動，以科研人員為主，產生的成果往往是叫好不叫座，單項來說技術是不錯的，但是不能批量生產。不能批量生產就不能形成生產力．那就只能是擺在實驗室的東西，所以現在改變為第一是企業創新，第二是市場驅動。這個方向是很正確的。

另外，講創新還要分階段，分層次。比如說，原始創新也就只有中國基礎大學和科研院所能夠做，它的主要目的是跟蹤國際上的最新技術，大的突破是很困難的。我們現在應該更多的做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比如在一個系統當中，哪怕是一個配件，一個非常不重要的部分，是由我們完全自主生產的，這就是我們特有的東西。總之，創新一定不要追求高大全，而是要有所側重。

篇（11）

2010年，中國科技財政投入為4114.4億元，帶動全社會研究與開發支出7062.6億元，按當前匯率計算，全社會研究與開發投入居世界第三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1.76％。2009年，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達到5100萬人，居世界第一位。中國目前有3300多個外資研發機構，2009年，外資研發機構產生的技術交易額，占中國全部技術市場交易的25％。世界500強企業中有346家已在中國建立研發中心。

如何看待這些數字背后的中國科技界特有的現象呢？首先，在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科技力量時，只看幾個指標，特別是只看總量方面的指標是錯誤的。實際上，國際上有通用的R&D評價指標體系，而且有連續多年的監測數據，綜合比較這些指標和數據，就能看出中國科技力量的結構和狀態。其次，我們習慣把自己的今天與過去相比，這樣更容易看到進步，卻不容易看到體制性的制約因素。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的2011年中國科技論文統計結果顯示，2010年被《科學引文索引》（SCI）收錄的世界科技論文總數為142.1萬篇，其中中國科技論文14.84萬篇，占10.4%，位居世界第二。2011年，中國國際科技論文平均被引用6.21次，世界平均值為10.71次，與世界平均值仍有不小差距，但提升速度相對較快。根據湯森路透支持的科學觀察網站2012年推出的2001～2011年10年間科技情況的國家和地區排名，中國論文總引用數為5191358次，排名第七，美國以48862100次的引用數保持第一，是中國的9.41倍。同時，也可以看到，中國論文引用數呈持續穩步增長態勢，其中2007～2011年與2001～2005年相比，翻了近兩番。一般的看法是，中國科技論文水平與真正的世界科技強國相比仍有很大提升空間。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2012年《世界競爭力年鑒》有4個評價分項：經濟表現、政府效能、企業效率、國家基礎設施和社會系統。中國大陸2008～2012年整體競爭力排名分別是17、20、18、19、23；其中，經濟表現排名是2、2、3、3、3；政府效能排名是12、15、25、33、34；企業效率排名是33、37、28、25、32；基礎設施排名是31、32、31、28、29（科學基礎設施排名8，技術基礎設施排名26，教育排名45）。可以發現，中國雖然是經濟大國，但在企業效率、人力資源方面都存在不足，政府效能近三年更呈下降趨勢（體現在科技體制和科技企業管理方面的表現）。中國人才流失在IMD所有參評國家中也非常嚴重，僅好于委內瑞拉、俄羅斯和南非。雖然近年回流人數上升較快，但與其搞特殊的優惠政策和優質資源吸引極少部分海外人才，不如下決心改進國內整體的科技環境。

在世界經濟論壇的《2011—2012全球競爭力報告》中，中國大陸排名第26位，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分列第11位和第13位。其指標體系包含12個支柱，其中第9個支柱是技術準備度，下面細分六項指標，在最新技術的可獲得性方面，中國在142個國家中排名100，公司層面的技術吸收排名61，外國直接投資和技術轉移排名80；第12個支柱是創新，下面細分七項指標，其中，創新能力排名23，科學研究機構質量排名38，公司用于R&D花費排名23，大學、企業在R&D中合作排名29，政府采購先進技術排名16，科學家和工程師可獲得性排名33，每百萬人授權專利使用排名46。中國在制度、技術準備度、創新、高等教育和培訓、商業成熟度等方面的指數表現都不理想。

2011年經合組織《科學、技術和企業計分牌》和2009年中國國家創新體系測度報告認為，中國科技創新體系的開放性與經合組織很接近。近年中國科技實力的增強主要得益于全社會研究與開發支出經費的增加，科技人力資源多集中于實驗開發領域，而在基礎研究領域非常不足。中國有效發明專利中僅有8.2％維持時間在10年以上，而國外這一比例達到32.8％；特別在部分高新技術領域，發達國家是中國的十幾倍。中國在自主創新和高技術領域形勢非常嚴峻。

佐治亞理工學院2007年世界 “高技術指數”（HTI）與上述著名指數有很大差距，引發諸多爭論，Porter對此專門做出解釋。首先，“高技術指數”僅基于統計，主要衡量的是基于知識服務的出口能力，也就是高科技產品出口，因此，“高技術指數”不能作為高科技能力的全面測度。即使是作為高科技產品的產量與出口，“高技術指數”也存在問題，因為大量的跨國企業在中國加工組裝出口計算機、手機等產品，但這些產品的知識產權往往不屬于中國，其出口量只能代表中國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成功。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信息產品出口國，但出口高度依賴于直接外國投資，主要形式是來料加工和組裝出口。

綜上所述，中國是一個科技大國，但遠遠不是科技強國。《國家“十二五”科技發展規劃》對2010年中國國家綜合創新能力世界排名21位的認識是科學合理的。追求科技強國之夢，首先要努力建設一個創新性的現代科技體系。

中國科技體制的弊端與出路

中國科技實力與創新能力在世界上只是中等偏上水平，與其大國地位很不相稱。中國科技實力不足有許多原因，投入因素并不是主要的。中國近十年的科技投入增長是快速而穩定的，這在促進科技發展的同時，也形成并固化了科技體制中新的利益階層，造就了一個穩定的科技官僚階層。專家官僚原本可能是一線的科學家或技術專家，經過單位推薦成為具有評審權力的科技官僚，其主要工作是開會，協助科技管理官員項目指南、項目檢查、項目驗收，由于回避限項公開等制度不嚴格，科技官僚更容易參與到爭取項目、分錢、申報成果、獲得榮譽的進程中，由此陷入惡性循環。這種模式使其無法按照科學共同體預期的邏輯運轉。越是重大的項目，在選擇時候越缺乏競爭機制，基本上是靠關系運作。各類評估、評審、評獎常常是同一組“運動員”和同一組“裁判員”，科研經費審批權多由科技官僚階層壟斷。

以著名的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大氣科學和地球流體力學數值模擬國家重點實驗室（LASG）為例，其對科研人員的績效考核辦法定量化、復雜化且難度系數很高，而對支撐人員考核卻很簡單，對行政人員績效考核就更為主觀化、領導意志化。科技官僚利益共同體的形成，造就了對一線、低階科研人員的嚴格考核，而對科技官僚卻無法有效監管，從而壓制了創新，造成巨大浪費和內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