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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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是在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作為一門系統的和獨立的理論，它的出現大約在本世紀40年代，即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學派興起后不久，幾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研究吸引了西方許多經濟學者的注意力并不斷得以發展，新的方法和學說層出不窮。國際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包括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國際金融理論和國家貨幣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風險。

金融全球化的本質是金融資本的全球高速流動以尋求最大利潤。巨額資本的快速流動增加了金融系統的潛在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不健全、具體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產生金融危機的誘因可以說無處不存，無時不在。主要是因為：

1.短期資本的大進大出，國際游資頻繁在各國外匯、股票市場流動，具有投資、投機兩重性。短期資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經濟結構性失衡，形成“泡沫經濟”，一旦出現逆差或貨幣貶值，資金便迅速抽逃，導致國際信用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便是典型例子。據IMF估計，國際短期游資多達7.2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總額的20％。其投機性、流動性和逐利性構成了對發展中國家金融經濟安全的嚴重威脅。

2.作為資本流動載體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點便是其“杠桿效應”，能以較少“定金”買賣幾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約金額的金融產品，如遠期合同、期貨、期權和互換等，形成以證券料匯、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預期為客體的金融衍生資本。一家金融機構的少量交易即可牽動整個國家經濟甚至整個國際金融市場，金融鏈條上的任何環節出問題都可能使整個金融系統遭到毀滅性打擊。

3.“對沖基金”規模不大，但借貸能力特別強，能夠迅速籌集資金投放市場。一批基金聯手再加上眾多世界級銀行財團的支持及其在國際組織、各國政府中的強大游說能力，足以將任何一個市場置于危機之中。

二、國際經濟體系中的美元霸權霸權。

雖然從理論上說，國際美元本位像任何關鍵貨幣一樣，對于提高國際交換效率和降低國際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后布雷頓森林會議體系中，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美元畢竟只是由美國政府法令強制使用的一種純粹的、完全不兌現紙幣，它的“生產”完全受到美國國家機器的控制，它所服從的完全是美國政府的政策制訂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國內規則。所以美國不會，也沒有義務把別的國家的利益置于美國的國家利益之上。

三、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西方學者對不同層次的貨幣一體化進行了劃分：（1）匯率同盟。（2）假匯率同盟。（3）貨幣一體化。（4）貨幣聯盟。

貨幣一體化理論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越不能靠經常的匯率變動來改變相互之間的貿易條件和本國的國際收支地位，這兩國（或多國）走向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體說來又主要是與以下一些因素有關：①相同或相似的通貨膨脹率；②要素流動的程度；③一國的經濟規模與開放程度；④商品多樣化的程度；⑤工資、價格的（變動浮度）；⑥商品市場一體化的程度；⑦財政一體化程度；⑧政治因素。貨幣一體化的主要收益來自于匯率穩定。匯率經常經常性變動會影響正常貿易和投資的開展，使用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同時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當前貨幣一體化理論的最新進展就是運用理性預期的形成，時間不一致性，信譽問題以及匯率決定等宏觀經濟學的新概念、新理論及分析方法對貨幣一體化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在貨幣中立問題方面：弗里德曼和盧卡認為因為有理性預期的存在，長期來看，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并不存在著此消彼長的交替關系，應該存在著與通貨膨脹率毫不相關的自然失業率。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方面，在對“貨幣中立建議”西方學者進一步運用時間不一致性觀點來考察貨幣一體化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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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龍涎香,就是抹香鯨腸內分泌物(糞便)的干燥品,是抹香鯨吞食墨魚之后,腸胃道分泌出的灰黑色蠟狀排泄物。龍涎香味甘、氣腥、性澀,具有行氣活血、散結止痛、利水通淋、理氣化痰等藥用功效,因此被當做藥材使用;由于干燥后具有持久的香氣,也被作為香料、熏香使用。龍涎香在歷史上的各個時期、東西方各地,使用方法不盡一致。

明朝嘉靖(1522-1566)年間,因為幾位方術之士的蠱惑,龍涎香被當成制作“不死藥”“萬歲香餅”的主要材料。所謂“不死藥”,實際上也就是。于是,朝廷下令在全國范圍內搜集此物。

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如此重視這味的配制,事出有因:為了鞏固自己偶然得來(明武宗朱厚照31歲時猝死,因為沒有子嗣,根據“兄終弟及”的規定,年僅13歲的興獻王長子朱厚就成了皇帝)的至尊寶座,他要盡早生個兒子立嗣。但是,事與愿違,盡管他先后冊立過三位皇后,10年之間,仍然沒能生下一兒半女。情急之下,這位朱厚皇帝一面皈依道教,一面下令尋訪各種奇效藥物,希望出現奇跡。

葡萄牙是龍涎香的集散地

皇帝尊口一開,當然是大數目。嘉靖三十四年(1555),下令讓戶部“取香百斤”。龍涎香雖然是中國最早發現的,發現的時間據說可以上溯至殷商時期。但是,這是一種稀罕之物,國內數量十分有限。“遍市京師不得”之后,又下令由龍涎香主要產地廣東藩司負責采買。盡管朝廷為了采買龍涎香,開出了每斤一千二百兩銀子的天價。但是,收效甚微,東拼西湊,不過十幾兩。距離百斤之數,遙不可及。

中國難得覓見的龍涎香,葡萄牙人手中卻有不少。葡萄牙人對龍涎香很早就有認識和應用,1265年已經出現了ambre的定冠詞形式,(ambre是龍涎香的葡語名稱),大航海期間,葡萄牙有關東方的書籍中就有多處提到龍涎香。龍涎香在葡萄牙的用途主要有兩個,香料和藥物。葡萄牙人十分重視龍涎香,將其與黃金、象牙、犀角、海馬牙等一同列為貴重貨物。16至18世紀,葡萄牙人一度壟斷了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龍涎香貿易,葡京里斯本成為龍涎香的歐洲集散中心。

尚方寶劍讓龍涎香成為敲門磚

中國皇帝急需大量龍涎香,葡萄牙人手中擁有大量龍涎香。產需關系,促成了這樣一個事實:葡萄牙人得以在澳門居住下來。比起鴉片,龍涎香是西方強盜使用得更早的敲門磚。

關于葡人入居澳門的原因,中葡史學界有過“受賄說”、“霸占說”、“驅盜說”等不同理論,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這些理論都暴露出了各自的局限性,皆有格難通之處。相比之下,“龍涎香說”顯得頗有道理。最早提出“龍涎香說”的是臺灣學者梁嘉彬(1910-1995),早在1968年,他就在《明史稿佛郎機傳考證》一文中發表過如下一番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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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G633.5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6058（2015）160082

新課程改革以來，筆者在建構主義理論的指導下，經過長期的教學實踐與摸索，形成了“了解―理解―見解”歷史教學模式，這一教學模式不僅提高了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課堂的教學效益。本文結合《》的教學實踐來具體說明這一教學模式。

一、“了解―理解―見解”模式的理論分析

建構主義理論認為，學生的學習是一種積極主動的過程，而不是被動的過程；學習是學習者自己以已有的經驗、知識去主動建構新知識的過程；學習是促進思維技能發展的活動。

基于建構主義理論的“了解―理解―見解”歷史教學模式最突出的特點體現在學生的主動學習上。“了解”主要解決最基本的歷史史實問題，學生可以通過自主學習解決基本史實的問題，因此教師應該充分相信學生，讓其自主學習。“理解”是在了解基本史實的基礎上，教師提供精當的歷史材料，設置歷史情境，精心設計問題，讓學生進行問題的探究，教師給予適當的方法上的指導，從而讓學生深入理解歷史規律和歷史發展線索。“見解”指的是學生在前面兩個環節的基礎上，形成對歷史事件新的認識和見解，學會綜合分析和評價歷史事件。這三個環節在邏輯上是逐步遞進的關系，學習內容難度逐步加大：與了解環節對應的主要是學習目標中的知識與能力，與理解環節對應的主要是學習目標中的過程與方法，與見解環節對應的主要是學習目標中的情感態度與價值觀。這三者是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相互聯系的整體。

二、“了解―理解―見解”模式的教學實踐

下面筆者以《》一課來具體說明“了解―理解―見解”這一教學模式的實踐。

1.依據課程標準和學生的認知能力和層次，設定具體的教學目標

了解層次：了解中的主要戰役，列舉《》的主要內容。

理解層次：掌握日本發動的背景，理解中中國戰敗的原因，分析給中日兩國帶來的不同影響。

見解層次：通過對的學習，結合當今形勢談談的啟示。

2.教學過程設計

教學目標是方向，有了方向，學生才有明確的學習任務，教師還要為學生提供精當的史料，設計教學問題，提出學習要求，只有這樣，才能順利達成學習目標。

了解階段教學：筆者依據歷史課程標準把這一節課的主干歷史知識即中的戰役和《》的內容以填空題的形式投放到屏幕上，要求學生迅速瀏覽課本，了解主要歷史知識，在書中圈點批劃，找出關鍵信息。這些主要歷史大事（歷史主干知識）是學生必須掌握的基礎知識，也是學習歷史的第一步。凡是學生通過自主學習都能掌握的知識應當也必須交給學生去學習，這樣不僅有利于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增強學生學習的成就感，而且也有利于學生創新能力的提高。通過這一階段的學習，學生對的基本史實有了大致的了解。

理解階段教學：學生僅僅了解的經過和結果是不夠的，從歷史認識的邏輯上來看，只有掌握了歷史事件發生的原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歷史事件的性質和結果，但教材中沒有涉及這個問題，為此，筆者通過學術閱讀，提供史料，設計了第一個問題供學生討論：的爆發是偶然的嗎？學生根據筆者提供的材料進行討論總結后得出答案：是日本方面蓄謀已久的必然結果。通過對戰爭爆發原因的分析順利得出這場戰爭的性質：這是一場日本侵略中國的非正義戰爭。筆者因勢利導，這場戰爭既然是日本方面蓄謀已久的，那么中國的失敗也就不足為奇了，除此之外，失敗的原因還有哪些呢（第二個問題）？學生通過筆者提供的史料再次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后得出：制度的落后、國民意識的淡薄等深層次的原因。是中國近代史之網的綱，抓住了它，整個中國近代史的脈絡就清楚了。為了幫助學生從大歷史的視野中理解，筆者又設計了第三個問題：對中日兩國分別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學生僅僅得出日本從中獲得巨大的利益和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嚴重的民族危機這樣的認識，為此筆者再次提供史料，并啟發學生辯證地看待問題，最后得出：日本在獲得巨大利益的同時，也走上了一條不歸的軍國主義道路，中國在民族危機加深的同時，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也開始真正覺醒，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也真正開啟。這樣通過閱讀歷史材料，并且從中提取有效信息，結合所學歷史知識，對歷史信息進行有效的整理、概括、分析，做到論從史出、史論結合，培養了學生分析歷史問題的橫向思維、縱向思維、逆向思維、知識遷移能力，讓學生學會了辯證地全面地看待歷史問題，把握事物發展變化的本質的內在的必然的邏輯聯系和規律。

見解階段教學：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是現實的根源，只有深刻理解歷史，才能正確認識現在和把握未來。為此，筆者結合當前的中日關系，又設計了一個開放性的問題：請你談談對今天中日關系的啟示。要求學生各抒己見，鼓勵學生通過這個問題的討論，得出“發展是硬道理，要增強海洋海防意識，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珍愛和平，居安思危”等認識，進一步深化了學生對的認識，培養了學生正確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

三、“了解―理解―見解”歷史教學模式反思

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筆者發現“了解―理解―見解”歷史教學模式不僅對學生的學習還是對教師的專業發展，以及歷史學科人文價值的發揮都有重要作用。

1.激發了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

學生由原來的被動去記筆記聽講轉變為主動地去了解歷史，理解歷史的規律，在此基礎上形成對歷史事件的見解。此外還充分考慮到不同層面學生的需求：了解環節的基礎知識和技能是每位學生都必須掌握的；理解環節重在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要求每位學生都盡可能多地參與到問題的探究上來；見解環節不做硬性的規定和要求，鼓勵學生發表不同的意見。從而使每位學生在這種模式中都能得到發展與提高。

2.有利于發揮歷史學科的人文價值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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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畫派, 簡稱海派, 是清末民初在上海浙江一帶形成的一個畫家群體, 大師會集, 成就斐然, 曾一度引領中國畫界, 在中國繪畫史上有重要的地位。盧輔圣指出, 19 世紀中葉以來產生深遠影響的“海派”, 既非慣常意義上的繪畫流派, 更非地域性質所能界定,而在較大程度上呈現出模糊、多元、變動不居的特點，從而導致了人們對于“海派”概念使用和評價的莫衷一是。但不管怎樣，海上畫派以生動活潑、雅俗共賞的寫意花鳥和人物畫為主體的新畫風, 與正統派陳陳相因的復古畫風相抗衡, 沖破了元明以來的框范, 將中國繪畫推向了新的發展階段。

一、海派繪畫不同前代的新特征

海派繪畫藝術是其現實性、藝術性與國際性和商業性的統一。

（一）、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階段進程

海派繪畫發展時期，正值西方列強，清廷腐敗垂死的特殊時期。這一時期民族救亡圖存，“學習借鑒”西方文明，是彼時社會圖強求存的共識。在十九世紀60至90年代，清廷推動的“”，雖然在理論上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但其實質內容，就是師“西洋”富強之術，來振興國家。而《天演說》等西方譯著的廣泛傳播，使進化、國家、國民等新概念在彼時社會得以確定并產生影響。這種中國特殊時事格局的形成，其原因，正是西方資本主義侵略擴張，，使中華民族瀕臨亡國滅種的危難時局所造成的必然結果。其根源性，正是西方資本主義通過其全球侵略擴張，一方面掠奪他國的資源和財富，另一方面，則推行他們的價值觀和文化。企圖影響被侵略(非西方)國家的發展進程，使其中止本國的傳統演進，而直接向新階段轉化。通過以上分析，海派繪畫形成發展時期，中國社會由封建帝制向民國體制轉變的過程和原因，是極其明顯的。而這一進程，正是中國社會步入新階段的進程。因此，發展于這一時期的海派繪畫，必然受到彼時社會情境的制約和影響，而呈現出與彼時社會歷史景況相對應的，更相對民族繪畫古典形態的中國繪畫新階段的特征。

（二）、繪畫創作的偕俗性、商品性以及畫家的入世觀

海派繪畫的新階段特征，還體現在畫派藝術創作的“偕俗”性，以及由作品商品屬性所帶來的繪畫作品的“量產”、“重復”，以及完全根據買家需要的作品“訂制”方式。“新階段特征”并不僅僅是畫派發展的進步和積極的一面，它只是相對于所謂中國繪畫的古典性和既有特征而言的。古典繪畫多是畫家通過所謂“澄懷觀照”來達成繪畫境界的營建。澄懷，強調自我的修煉，觀照，則是對世事人生的體味思考。因此，藝術創作往往是避世的、個體的精神觀照的產物。而海派畫家在作品中所反映的愛國自強精神，對時事的關切，以及“冬令施米，夏令施藥”的濟世情懷。則非常鮮明的反映出，作為藝術家對世事的關切，對民族前途的憂患，這一方面反映出中國社會由封建制度，向民國近代轉變的社會大變革中，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和掙脫封建帝制枷鎖的“民主”意識的形成，更是作為一個畫派在新的時空條件下，區別于古典繪畫的新階段的體現。而這一新階段的實質內容，同時也反證出海派繪畫社會學因素對畫派發展的深刻影響和實際作用。

（三）、海派畫家繪畫藝術的新階段特征

海派繪畫的新階段特征，正是通過海派畫家繪畫藝術所彰顯的。吳昌碩繪畫藝術的新階段特征，是通過吳昌碩繪畫圖式的現代特征來體現的。吳昌碩的“圖式”特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從石鼓文篆書字體的“間架結構”，遷想妙得，而進行的對所描繪客體形態的重新組合、變化，形成的獨特的構圖形式。其二是將作品題跋的書法，作為“塊面”和一個“形”的元素，參予到畫面的經營之中。同時，印章在畫面不同位置的“布局”，既產生所謂詩、書、畫、印的合璧，同時也形成了平面的點、線、面的現代構成特點。其三，“苦鐵畫氣不畫形”的主張，明確宣示了通過作品形成的符號化，而凸顯海派繪畫新階段的精神理念的重塑。“氣”的提出，既有“金石氣”以及涉及中國古典哲學思想的“氣”的內涵，更重要的是強調了作品超然象外的，具有觀念意味的藝術思維方式。任伯年繪畫藝術的新階段特征，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任伯年花鳥畫題材的廣泛性，構圖的抽象性，這里所說的“抽象”，是指其花鳥構圖的設置和造型的變異性特點。同時，因偕俗性影響的繪畫色彩的豐富多樣、艷麗奪目，一反傳統花鳥畫的以水墨為主的特征。其二是任伯年在任熊、任薰人物畫傳統基礎上，對人物造型的處理，通過夸張、變異、線條的疏密，疾徐的對比變化，極具韻律和節奏，呈現出中國繪畫新階段的特征。其三，任伯年人物肖像畫的人物面部結構處理方式，以及《酸寒尉像》等作品的沒骨大寫意畫風，力避傳統人物畫陳式，也呈現出了鮮明的新階段特征。

關于海派繪畫，薛永年在《海派對揚州八怪的發展與中國畫》指出，在特殊環境中形成的海派畫家，雖同處藝術商品化進程時代,“揚州八怪”仍隸屬于傳統“養士”范疇,而海派畫家則已叩開了現代社會的大門。嘉道之后，清政府的腐敗程度已經到了極頂，因此，有識之士率先沖破封建桎梏，舉辦各種有益于社會的事業。就美術屆而言，創立學校便是一個例證。光宣之時，有師范學堂的設置，江蘇的兩江優級師范，有圖畫手工科設置，為后來創辦美術專門學校起到了領先作用。與此同時，出現了一批出國留學的美術青年，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就有容閎去法國巴黎；光緒十三年（1887年），有李鐵夫去英國阿靈頓美術學校；接著，自1989年至1911年，先后有周湘、陳師曾、高劍父、李毅士、李叔同、馮剛百、何香凝、高奇峰等，或去日本、或去德國、墨西哥。由于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西歐繪畫的逐漸東來，這批留學生對發展我國繪畫事業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他們把西方的辦學經驗以及西方繪畫的畫法帶回中國，此后，他們興辦學校，擔任教席，使中國的繪畫產生新的發展趨勢。除此之外，還值得我們重視的，那就是海上畫家的集體力量，他們互相激勵，形成一股振興中國畫的力量。當時上海是新興的城市，這個城市，既具封建性，又帶有殖民性，其風尚有本土的，有海外泊來的。就在這種復雜的、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的形勢下，使得清末民初的海派繪畫，呈現出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時代的新局面。

（四）、繪畫作品的平民性及畫家自我意識的覺醒

海派畫家，名家眾多，各呈鮮明的個人面目，突顯了畫家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顯現出現代繪畫語境中的所謂“多元特征”。海派繪畫的新階段特征，還表現在以現代社會之民權民生為基礎的“民主”意識，形成了對古典繪畫文人士大夫人生理想和精神詣歸的高貴傳統的顛覆，使繪畫從“精神圣壇”走向民間，出現所謂平民藝術。海派繪畫，在歷經第一期、第二期的“偕俗”后，最終以吳昌碩的以俗為雅、變大俗為大雅來完成了中國繪畫的新階段建構，并在其后影響了近現代中國畫壇。海派繪畫發生、發展并最終鼎盛于中國社會，由封建體制向民主共和政治轉折的社會政治風云激蕩，且面臨著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瓜分和瘋狂殖民掠奪的非凡時刻。海派繪畫，必然伴隨著中國社會由封建帝制走入近代民國的新的政治體制，而呈現出其必然的新階段特征。

二、中國繪畫的新階段

正如張鳴坷在《寒松閣談藝瑣錄》中所載“ 自海禁一開,貿易之盛無過上海一隅。而以硯田為生者,亦皆于而來僑居賣畫。” 可見，正在興起中的近代工商業都市文化對他們的吸引, 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社會與人的變化促使文化藝術也相應地發生了巨變，市民文化或者說通俗文化因此而在上海蓬勃興起。就這樣, 海上畫派使繪畫從文人士紳的雅玩走向貼近大眾的、市民的藝術。海派用清新、活潑、通俗的形式, 突破了傳統繪畫超逸、絕俗、不食人間煙火的隱逸情調。伴隨這個經濟的繁榮, 富商和廣大市民階層對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長, 這就為繪畫作品開辟出廣闊的市場。隨著傳統繪畫的逐漸轉型, 其世俗化、商業化和多元化的特質使海派日益與前代繪畫中的相關特質形成明顯的區別, 并逐漸切入近代城市市民文化的格局之中。繪畫不再局限于過去表現傳統文人畫的隱逸情調, 他們筆下的山水是可游可居的, 是讓人感到親切的自然風景。花鳥不再局限于梅蘭竹菊四君子, 而是畫一些富有象征寓意的題材, 以服務于購畫者為宗旨, 堅持以滿足需求為主的基本態度和藝術取向。雖然在題材上有所變通, 但大多表達祝禱祈盼富貴吉祥的大眾意愿, 常見的題材除梅蘭竹菊四君子之外, 還有松、荷、紫藤、芭蕉、桃花, 牡丹、玉蘭、繡球、石榴, 批把、鴛鴦、孔雀、振魚、鶴、鹿、貓等，這種繪畫風格,迎合了市民、 商人的口味有關。

總而言之, 海上畫派的興盛,促進了美術教育事業,把對西洋技法的參用推向消化,提高了美術出版刷、美術理論與評論的水平,加強了美術對工商業的參與程度,因此,海上畫派的成就不僅在整體上提高了國畫的現實感、生動性和觀賞性,符合新興市民階層對美術審美的要求,而且帶動了其他相關領域的發展,推進了美術文化事業的繁榮,這為上海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全國美術的中心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19 世紀末到20 世紀上半葉的海上畫派,是中國繪畫史上的嶄新階段, 對近現代中國美術有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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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近年來個別西方漢學家在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開始了一種所謂的“漢學轉向”,即從原來的以西方文獻為主,轉向以中文文獻為主,轉向對中國本土研究。這一說法的問題在于,首先,這是西方漢學家們所提出的,這是針對著他們自己的學術傳統而言的,相對于在西方學術界以往對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以傳教士為主的特點,提出應注意中國本土文獻,應注意中國文人對基督教的接受和反映,這的確不失為一個重要的學術轉向。但這樣的說法對中國學術界來說意義不大,因為,從陳垣先生到方豪先生,中國學者們絕大多數都是從中文文獻出發的。所以,在研究中一定要區分西方漢學界和中國本土研究這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他們有著不同的學術傳統。這些年來我們翻譯了不少西方漢學著作,這對我們的學術研究是很重要的,但由于缺乏對國外漢學史的系統研究,很多人分不清這兩個領域問題意識、學術傳統的不同,盲目地跟著國外漢學家跑,缺少一種學術自覺。

其實,從中國學術自身的發展來看,在對“西學東漸”的研究中,加強對基督教的傳入在中國的接受和反映無疑是正確的,因為,至今我們對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仍停留在較低的水平,只要同中國佛教史和道教史的研究比較一下就可以感到這一點。對明清以來的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基本中文文獻的收集與整理,對重要人物和地區的教會史的專題研究都是我們要長期努力做的事。但同時,對“西學東漸”的研究絕不能歸結為“中國基督教史”,因為,晚明以后西學的傳入對中國社會和思想的影響是廣泛的,不僅應開拓出社會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就是中國基督教史本身也應納入整個明清史的總體框架中,為此,才能真正對明清以來的“西學東漸”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說明和研究。如果說轉向中文文獻的話,那些自恃很高,感覺很好的個別漢學家們應該好好去讀讀黃一農、湯開建先生的文章和著作,在這方面他們需要向中國學者學習的路還很長。

對中國學者來說,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呢?是對“中學西傳”的研究,因為,這里既有尋找文獻的困難,對研究者有較高的語言能力要求以外,“中學西傳”的研究實際上已經進入歐洲思想史研究,進入歐洲早期漢學的研究,在學科上這已經完全屬于另一個學科。在這個研究方向上,中國學者中雖然有金國平先生這樣的大家,但畢竟是鳳毛麟角。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孟德衛教授的這本書是值得我們向學術界推薦的。

二

中國學術界對“中學西傳”的研究雖然在總體上無法和“西學東漸”的研究相比,但也著實取得了一些成績,無論從翻譯的角度還是從研究的角度都比十余年前有了長足的發展。 已經翻譯的著作有:何高濟等先生翻譯的《利瑪竇中國扎記》、王爾敏《中國文獻西譯書目》,何高濟翻譯的《韃靼征服中國史》、《中華大帝國史》、《大中國志》、《中國新史》、趙殿紅翻譯的《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秀筆記研究》、耿N翻譯的《希臘拉丁作家遠東文獻輯錄》、畢諾的《中國對法國哲學的影響》、《中國文化西傳法蘭西》、鄭德弟等人所翻譯的《耶穌會士中國書信集》、郭強翻譯的《中國近事報道》、吳莉韋翻譯的《耶穌會士傅圣澤神甫傳:索隱派思想在中國及歐洲》、余三樂翻譯的《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澳門文化雜志社翻譯的《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里的中國景觀》、錢林森等翻譯的艾田浦名著《歐洲之中國》、叢林翻譯的《中國來信》、楊保筠等人翻譯的《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潘琳翻譯的《山東的靈與肉》、李巖翻譯的《白晉生平和著作》等;《已經出版的研究著作有計翔翔的《韃靼戰記》《十七世紀漢學著作研究:以曾德《大中國志》和安文思的《中國新史》為中心》、張國剛的《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爭》、《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吳莉韋《當諾亞方舟遭遇伏羲神農:啟蒙時代歐洲中國上古史論爭》,吳莉韋張國剛《啟蒙時代歐洲的中國觀:一個歷史的巡禮與反思》、嚴建強《十八世紀中國文化在西歐的傳播及其反應》,許明龍《黃嘉略與早期法國漢學》、《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張西平《中國與歐洲早期宗教和哲學交流史史》等等,由于篇幅有限這里無法將這類著作一一列出。和在中國學術界的“中學西傳”研究中,孟德衛教授的研究有那些值得我們關注的呢?我感到至少以下幾點:

其一,比較系統地梳理了歐洲早期漢學的學術脈絡。中國學界對歐洲早期漢學史的研究如果從莫東寅先生的《漢學發達史》算起也有60多年的歷史,其間吳孟雪的《明代歐洲漢學史》是較早從總體上把握的著作,但略顯簡單。計翔翔的《十七世紀漢學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國志》和安文思的《中國新史》為中心》是國內較早對歐洲漢學展開研究的專著,這本書在對曾德昭的《大中國史》和安文思的《中國新史》個案研究上尚很難有人超越,他在局部的深度上就是孟德衛教授也有所不及。但這畢竟是一個個案研究,不能給我們一個歐洲早期漢學的全局把握。張國剛帶著他的團隊所寫的《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雖然涉及的面要比孟德衛教授的書要廣,因為,書中有關于俄羅斯漢學的幾章,這是孟德衛的書所沒有的。但總的看,全書略顯零散,在來華傳教士與歐洲漢學之間的把握上尚未像孟德衛這樣有一條邏輯的思路相連,全書各章之間的關系過于松散。吳莉瑋的《當諾亞方舟遭遇伏羲神農:啟蒙時代歐洲中國上古史論爭》無疑是一本值得注意的書,在問題史的研究上有重要的突破,但它并不是一本歐洲早期漢學史的著作,而只是將歐洲早期漢學史中的一個問題加以展開,放在歐洲近代思想史的框架中加以研究。她和張國剛的《啟蒙時代歐洲的中國觀:一個歷史的巡禮與反思》在以往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更為系統,但它側重的是中國文化傳入歐洲后的思想影響史,而不是歐洲早期漢學的學術史。張西平的《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與歐洲漢學的興起》的寫作思路和孟德衛教授有所接近,但在對歐洲早期漢學的理解上兩者略有差異,在歐洲早期漢學的歷史線索把握上孟德衛的書顯得更為系統,而張西平所涉及的歐洲早期漢學的歷史跨度要比孟教授長一些。

無論如何,相對于中國學術界較為薄弱的歐洲早期漢學史研究來說,孟德衛教授的書第一次給了我們一個較為完整的歐洲早期漢學的圖景。

其二,對歐洲早期漢學發生的宏觀研究和具體研究做到了較好的結合。學術的進步是在個案研究與宏觀把握兩個維度的交錯中發展的,沒有很好的個案研究,通史性的研究就很難有好的宏觀把握;反之,如果沒有宏觀性的通論性著作,個案的研究無法貫連起來,歷史的整體面貌就無法掌握。在很長時間里學術研究較多是從宏觀展開的,通論性著作層出不窮。近年來,歷史研究回到歷史的現場,學術史研究的深入展開,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個案研究著作,大大推進了學術的發展。但同時,研究的細碎化開始出現,真正有宏觀視野的著作反而很少見到。在全球化研究興起的今天,對于產生于初期全球化歷史過程中的歐洲漢學研究,如何把握好個案研究和宏觀研究兩個維度,使個案研究置身于全球化的總體研究之中,將總體的研究通過個案的展開而深化是對每一個研究者的考驗。孟德衛教授最值得中國學者注意的就是在這兩個維度的把握上。全書不僅僅給我們勾勒出了一個全球化初期歐洲早期漢學的發展線索,也在具體的個案研究上有深入的探討。

例如,在對德國早期漢學家對《中文之鑰》尋找的研究上,在對柏應理所代表的來華耶穌會士所翻譯的《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的研究上寫得都很精彩,很多文獻的使用是中國學者所不及的。

在對世界各國漢學史的研究上我們實際面臨一個學術進展上的矛盾,沒有一本較好的國別漢學史著作,很難推動對國別漢學史的研究,但在沒有很好的個案研究時,斷代史和專書、專人的研究很難有令人滿意的國別漢學史著作。目前除嚴紹T先生的日本中國學史研究和閻國棟先生的俄羅斯漢學史研究這樣的通史性著作受到學術界好評外,其他類似的研究總體上不盡如人意。問題就出在如何處理這個矛盾。孟德衛先生的著作在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中國學者關注的。

其三,更為深入地介紹了歐洲早期漢學發生的文化和思想背景。對西方漢學研究的難度在于,研究者必須同時熟悉中國和西方兩個方面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國學者僅僅依靠自己熟悉的中國知識背景是遠遠不夠的,西方漢學的發生、發展有著自己的文化思想背景和邏輯。從學術上講,這門洋人所做的關于中國的學問,并不能完全歸于中國學術史,它本質上是歐洲學術史的一部分,是西方東方學的一部分。因此,這對中國學者就提出了一個挑戰,從事西方漢學研究的學者在知識和學術修養上必須打通中西。近年來中國學者在這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但在我讀了孟德衛教授的著作后,感到我們仍需努力。在對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理解上,我們對西方學者應持一種更為謙遜的態度。

在談到這一點時孟德衛教授說:“總之,歐洲和中國在思想上首次偉大相遇的背景表明,這是一個歐洲人充滿著求知欲,在精神上、學術上走向世界的時代。然而,當歐洲人開始接觸異域國家,如中國時,卻不得不以某種方式對異域文化進行闡釋和消化,這些方式制造了復雜的綜合和有時顯得幼稚而又自相矛盾的調和。以上就是本書的主旨。”這樣,在對基歇爾《中國圖說》(China illustrata, 1667)的研究中,他很好地揭示了他的歐洲文化背景,他認為,基歇爾身上赫爾墨斯思想式的那種對綜合的熱情也體現在他不朽的作品《中國圖說》對中國的看法上。基歇爾從源頭上將一切文化都還原成一種和諧的統一體,同時埃及文化又是最早的,因而中國文化被視為是從埃及衍生出來的。《中國圖說》收入了關于中國的各種信息,該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基歇爾選取的材料都是一流的。基歇爾身處耶穌會羅馬學院,又是有名的耶穌會士,這使他能夠接觸到從中國歸來的傳教士。他的書中包含了大量直接從這些傳教士手中獲得的有關中國的信息。但由于他學術上的赫爾墨斯思想觀點以及對埃及文化的推崇,使他在這本書中加入了與在華耶穌會士的觀點有所不同的自己的闡釋。傳教士們景仰中國,認為中國是理性的典范,而基歇爾則將中國貶低為一個墮落的埃及殖民地。傳教士們贊頌中國的語言文化,基歇爾則將漢字貶低為對埃及象形文字的拙劣模仿。這里所講的赫爾墨斯思想對歐洲的影響在中國學者的研究著作中鮮有深入論述。

又如在對歐洲早期漢語的熱情關注的分析中,書中詳細分析了歐洲在16―17世紀對普遍語言學想往和追求的原因,從而將歐洲早期對漢語的學習放在了一個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背景下,使我們加深了對歐洲早期漢語學習的理解。

書中提到,當時英國著名的哲學家培根在《學術的進步》(Advancement of learning, London, 1605)一書中寫道:

中國和遠東各國用真正的字符來書寫語言,這種字符既不表示字母也不表示整個詞,而是表示事物或觀念;這樣一來,那些語言不通的國家和省份就可以互通文字,因為字符要比語言更普遍地被人接受。

培根所以倡議發明一種新的普遍語言,是出于對現存歐洲諸語言的不滿。他在倡議中把漢語作為一個模型。雖然他只是簡要地提到了漢語,卻對17世紀中期普遍語言方案的實施者,如達爾加諾和威爾金斯,產生了很大影響。德國思想家萊布尼茨對中國語言的關注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

本書中關于對歐洲文化史的介紹和研究是值得中國學術界注意的。

三

篇（7）

[中圖分類號]K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5）04-0110-08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史學理論學科建設是從史學概論教材編寫起步的。在短短的10年間，出版并被相關高校確定為歷史學本科生甚至延伸為研究生教學指定參考書的“史學概論”，計有11本之多。正如首部《史學概論》作者陳光前所預見的那樣：“十億人口的大國，才出版兩三種史學概論教材，很難適應不同的情況和需要，應當多有幾種不同風格、不同形式的教材，百花開放。在科學的春天里，史學概論這一品類的鮮花，一定會爭相開放。”從改革開放以來新時期史學發展的歷史眼光看，應該承認，這10年是史學概論繁榮的10年，是改革開放新時期史學的一大亮點。經過研究，我們將11種史學概論體系的邏輯結構依次概括為綜合模式、理論與方法模式、認識論模式、史學理論模式和史學學模式（限于篇幅，此模式概說略去），并由此建立一個學術坐標予以比較。應該看到，11本史學概論著作出自眾人之手，由于史家對史學概論的研究對象、任務、學科定位的界定有不同的理解，加上他們有不同的人生經歷、職業習慣和教學研究體會，就形成了不同的心路歷程，這些都在他們各自的史學概論中打上了烙印，由此表現為不同的學術風格，各有各的邏輯體系。還要看到，史學概論體系建構研究，不僅是一個20世紀80年代的時髦話題，而且也是史學概論學術史上的永恒話題。立足于當下，必須借鑒和反思歷史經驗。因此，比較他們在史學概論建構中邏輯體系的差異，既有利于研究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史學起步階段的時代特點、時代精神，又有利于科學總結處于學術繁榮時期的史學概論體系建構經驗，規避其時代性、主體性失誤，繼續把中國特色的史學概論體系建構工作推向前進。

一、綜合模式

還是在當時，就有學者研究指出，部分史學概論體系表現出突出的綜合模式特征。因此，這里所說的史學概論體系綜合模式，實際上是一個借用的概念，即史學概論=部分1+部分2+部分3。在史學家所構建的史學概論體系中，有很多學者立足于教學或歷史研究的實際需要，采用了這種部分相加等于整體的結構體系，但同時還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綜合模式并不等于說就是一個“拼盤”，因為史學家在構建其結構時都有自己特定的需要。具體來看，在20世紀80年代，采用這種綜合模式來建構其史學概論的著作有葛懋春、謝本書主編的《歷史科學概論》（1983年第1版，1985年第3版）、白壽彝主編的《史學概論》和田昌五、居建文編著的《歷史學概論》。應該說，這3本教材，是20世紀80年代前期首批公開出版的史學概論類著作，因此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一）葛懋春、謝本書主編《歷史科學概論》（簡稱葛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總體上看.葛本的邏輯結構是：歷史科學的基本問題+唯物史觀的具體運用+史料和史學的研究方法+中外史學史=歷史科學概論。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緒論（修訂時增寫），總論該書的主旨問題，共7頁，占全書（477頁）比例為1.47%。

第二，歷史科學的基本問題（第1章），主要解決什么是歷史科學這一問題，共55頁，占全書比例為11.53%，主要包括：歷史、歷史學、歷史科學基本概念辨析，歷史科學在認識對象、認識過程、認識經驗上的主要特點，歷史科學的作用，歷史科學的革命性與科學性，歷史科學工作者的基本素養等。

第三，唯物史觀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第2章至第9章），主要回答如何將唯物史觀運用于歷史研究中的理論和方法問題，共217頁，占全書比例為45.49%，主要包括：唯物史觀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科學分析社會基本矛盾，正確運用階級分析方法，辯證考察人類歷史的運動過程，民族和民族關系問題，關于歷史人物的評價，批判地繼承文化遺產，史論結合等。

第四，史料搜集與處理的知識和方法（第10章至第11章），主要說明如何搜集和處理文獻史料和實物史料的問題，共50頁，占全書比例為10.48%，主要包括：中國歷史文獻資料的情況簡介及其搜集、鑒別、校勘的方法，考古學和歷史研究等。

第五，中外史學史概述（第12章至第13章），主要論述從古代到近代中國以及歐美史學的發展情況，共111頁，占全書比例為23.27%，主要包括：中國史學史概述，歐美史學史概述等。

第六，當代國外幾種史學方法述評（第14章，修訂時增寫），主要介紹國外流行的幾種史學方法，共37頁，占全書比例為7.76%，主要包括：歷史比較研究法，歷史數量研究法，歷史系統研究法等。

通過量化分析可見，葛本邏輯體系的最大特點是重溫并強調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并強調在史學研究中運用唯物史觀，即史學研究的理論指導問題。

（二）白壽彝主編《史學概論》（簡稱白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總體上看，白本的邏輯結構是：歷史學基本問題+史學的內部問題（歷史觀+歷史文獻+歷史編纂）+史學的外部聯系（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國近現代史學史+史學當前的主要任務=史學概論。

第一，敘論（第1章），總論該書涉及到的歷史學基本問題及其編寫大意，共30頁，占全書（426頁）比例為7.04%，包括：歷史、史料、史學基本概念辨析，史學遺產的批判繼承，該書的編寫大意等。

第二。史學的內部問題（第2章至第6章），主要論述歷史觀、歷史文獻、史書的編著、史書的體例、歷史文學等屬于史學內部結構的問題，共199頁，占全書比例為46.71%，主要包括：歷史觀――史學的靈魂，主要以歷史觀中的重要問題來貫穿論述歷史上各種不同的歷史觀點；歷史文獻――史學的基礎，回顧了中國歷史文獻的發展歷程和重要成就，并在論述中滲透了文獻的搜集和整理的方法；歷史編纂――史學的成果表達，包括：史書的體裁及編和著、史書的體例、歷史寫作文字方面的問題。

第三，史學的外部聯系，即史學和其他學科的關系（第7章），著重論述了史學與科學、哲學、考古學、民族學、藝術、天文學、地質學等學科的關系問題，共50頁，占全書比例為11.74%。

第四，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第8章至第9章），回顧和評述了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發展情況和重要問題，共103頁，占全書比例為24.18%，主要包括：近代史學，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等。

第五，史學當前的主要任務（第10章），在前文的基礎上，探討了當前史學工作面臨的主要任務.指明史學發展方向，共44頁，占全書比例為10.33%。主要包括：研究和進行歷史教育，開闊視野，治史修史，不斷提高史學水平；強大史學隊伍，培養史學人才等。

通過量化分析可見，白本邏輯體系的最大特點是對中國近代史學史的概述，及對中國史學史脈絡的把握。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新時期史學對中國近代史學史的關注和研究，應該說起自白壽彝主編的《史學概論》。現在看來，其初始倡導之功，殊為有益。

（三）田昌五、居建文編著《歷史學概論》（簡稱田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總的來說，田本的邏輯結構是：歷史學基本問題+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唯物史觀的具體運用）+史學史+研究歷史必備的資料和工具（文獻學、考古學）=歷史學概論。

第一，歷史學基本問題（第1章），重點論述了歷史學研究的對象和任務，共21頁，占全書（245頁）比例為8.57%，主要包括：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歷史學研究的目的和任務等。

第二，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即唯物史觀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第2章至第5章），主要論述唯物史觀作為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共162頁，占全書比例為66.12%，主要包括：歷史觀的基本問題，這里分為兩個問題：首先是兩種歷史觀，主要論述了唯心史觀和唯物史觀的區別與聯系問題及史論關系問題、黨性與科學性的問題。其次是歷史諸因素的相互關系，主要從唯物史觀的角度重新闡述經濟與政治、思想等因素的相互關系；階級斗爭的相關原理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運用（其中在論述階級分析方法時，特別提到了歷史的方法、邏輯的方法、辯證的方法、比較的方法）；個人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辯證地看待歷史發展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等。

第三，史學史即歷史學的過去與現狀（第6章），回顧和評述了中外史學發展的基本情況，共46頁，占全書比例為18.78%，主要包括：中國的封建史學，著重論述了中國古代的歷史哲學和史書的體裁問題；近代資產階級史學，著重介紹了近代中國新史料的發現和梁啟超與王國維的史學成就：現代史學，主要論述了和郭沫若的史學成就；歷史學的現狀和當前的任務，包括西方史學的發展情況和中國史學的現狀與教訓。

第四，研究歷史必備的資料和工具（第7章），主要介紹歷史研究中史料方面的相關知識。共16頁，占全書比例為6.53%。主要包括：古文獻資料及其相關的知識和史學與考古學（實物史料方面）。

通過量化分析可見，田本邏輯體系的最大特點是闡述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及研究方法，強調遵循唯物史觀，運用唯物史觀，重點強調了階級斗爭理論與方法。應該注意的是，田本與前述葛本的邏輯主色調雖同為唯物史觀，但重點和導向卻是不一樣的：白本重史觀，從歷史學的基本問題人手強調唯物史觀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田本重方法，強調運用唯物史觀，就是要運用唯物辯證法。

綜上，我們不難發現，這種綜合模式的內在邏輯雖然都是“部分相加等于整體結構”，但是，各本所囊括的內容及各部分內容所占比例，因史家主體的認識差異，在用筆量上表現出很大不同；當然，在具體實踐中，也因為操作性的問題難免存在各自無法克服的缺陷。對于這些問題，三本著作出版不久，就有學者毫不諱言地予以指出。比如，1984年，蔣大椿在《建設歷史科學概論的有益探索――評介〈歷史科學概論〉和〈史學概論〉》一文中就指出，雖然“從著手建設歷史科學概論這門學科來看，兩書（筆者注：葛本和白本）的首倡之功，應當得到充分的肯定”，但是兩書還存在許多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努力解決，其中“歷史科學概論的研究對象及其范圍”是亟待明確的首要問題，因為“歷史科學概論應是一門有自己特定研究對象和范圍的專門學問”。又如，1985年，姜義華在《從（史學要論）到〈史學概論〉》一文中指出，葛本、田本和白本三書“最主要的問題看來就在于這幾部著作內容稍嫌龐雜。它們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想集歷史哲學（歷史唯物主義）、歷史編纂學、史學史于一身，結果，反而使史學概論自身所要專門考察的問題被排擠或淹沒了”。[q除了蔣大椿、姜義華指出的問題外，這種綜合模式各部分之間的聯系還顯得不夠緊密，尤其是缺乏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對于謀求使“史學概論”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作用不大，只能起到史學教學概要和普及歷史學學科知識的作用。

二、理論和方法模式

從理論和方法角度來建構史學概論的體系，我們將它簡稱為理論和方法模式。趙吉惠是這種模式的首倡者，趙著《歷史學概論》（簡稱趙本）是該模式的實踐成果。總體看，趙氏“歷史學概論”意在從理論和方法的角度，概述歷史學及其發展的主要方面和主要問題，因此，其邏輯結構就是：歷史學基本問題+理論部分+方法部分=歷史學概論。其具體表現為以下三方面。

第一，歷史學基本問題（引言），總論歷史學概論的研究對象與內容，共19頁，占全書（347頁）比例為5.48%，主要包括：歷史、歷史記錄、歷史學、歷史學理論、歷史學概論等基本概念辨析及《歷史學概論》一書的主旨論述和歷史教學與研究的意義及史學工作者的必備品質。

第二，理論部分（第1章至第8章），著重從理論角度來梳理史學發展歷程和歷史觀方面的一些理論問題，共152頁，占全書比例為43.80%，主要包括：一是從理論和方法角度概述中外史學的發展歷程，分為三個小部分：中國封建舊史學的發生、發展與終結，歷史上各種歷史觀的主要形態，中國歷史科學的產生與初步發展；二是歷史學與其他相關學科之關系；三是唯物史觀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主要論述了四個問題：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歷史發展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歷史發展的動力，歷史遺產的繼承與批判。

第三，方法部分（第9章至第16章），主要論述史學研究和編纂的一些重要方法，包括：一是是史學方法論的根本指導原則；二是搜集、整理、運用史料的方法，史學研究方法，主要論述了6種.分為5章：三是階級分析方法、歷史比較研究方法、歷史系統研究方法、歷史計量研究方法；四是史著的體例與編纂方法（其中還特別提到了撰寫史學論文的要求與方法）。

應當看到，趙本從理論與方法角度建構史學概論體系，以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為論述重心，這就抓住了史學概論的核心問題，使全書各部分之間有了更為緊密的內在邏輯聯系。相對于葛本、白本而言，趙本的邏輯體系更為嚴密，所囊括內容的比例也更為合理。對此，時人何振東在《從幾本（史學概論）看本學科的主要內容》一文中有過論述。他認為，與葛本、白本相比，趙本“將有關歷史文獻、史書的體例，以及中外史學的基本知識，均歸納到《中國封建舊史學的發生、發展與終結》和《歷史上各種歷史觀的主要形態》這兩章中”，“敘述時進行縱橫交叉，有機結合，這樣就顯得概而不雜，豐而有序”，這樣處理就顯得很好。當時對此持肯定性意見的還有徐萬發，他在《史學主體與（史學概論）研究對象》一文中指出，“趙本的處理是一種大膽的探索，‘從理論和方法的角度出發，對歷史學的整體做比較概括地論述。’它自然而然地調正了‘史料與文獻學、編纂學’等學科在史學概論中的位置，又從與理論、方法相關的世界觀出發，處理了史學概論與史學史的關系”，全書“自成體系，有另辟蹊徑之功”。

三、認識論模式

認識論模式，即以歷史研究的主體認識活動為中心來建構史學概論體系，簡稱認識論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從認識論角度來思考史學概論體系問題并付諸實踐的，主要有吳澤主編的《史學概論》和姜義華、瞿林東、趙吉惠、馬雪萍合著的《史學導論》。雖然如此，但還要注意的是，這兩本書無論是在體系建構，還是在所囊括的內容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

（一）吳澤主編《史學概論》（簡稱吳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根據吳本“前言”和第1章“緒論”可知，作者試圖以歷史研究中的主體和客體（史家主體與史學客體）關系為主線來展開論述，從而確立史學概論體系的內在邏輯關系。因而作者將由此貫穿起來的內容歸納為：基礎理論、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識三大部分。簡單地表述吳本的邏輯結構是：史學概論=歷史研究基礎理論+歷史研究基本方法+歷史研究基本知識。從表面上看，吳本的結構與上面論述的綜合模式似乎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其內在邏輯則是不同的。具體地說，其內在邏輯包括以下幾方面。

首先，根據史學研究的根本任務是研究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這一規定性來說，回答人類歷史的起點是什么？人類歷史的變化發展是由什么決定的？人類社會是怎樣變化發展的？其基本規律和特點是什么？這些最基本的理論問題，涉及到歷史觀這個根本問題，是歷史研究的靈魂。只有唯物史觀，才第一次真正科學地解答了這些問題。因此，唯物主義歷史觀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史學概論的一個重要課題。在作者看來，歷史研究的基礎理論主要是闡述唯物史觀及其在具體歷史研究中的運用。

其次，一次完整的歷史研究過程，不僅包括研究者根據史料來分析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從中引出科學結論的過程，而且還包括研究者把科學結論寫成史學著作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史料作為歷史研究的出發點，存在著分散、訛誤的問題；科學結論的得出，存在著如何從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的問題；史學著作作為最終成果，存在著史學觀點如何表述的問題。為此，研究者必須掌握搜集、鑒定和整理史料的方法，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具體與抽象、邏輯和歷史相統一的方法，以及編寫史學論著的方法，正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史學概論研究的重點。

再次，在歷史研究中，史學家不僅要用天文學、地理學、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以及某些自然科學的知識和方法來輔助歷史研究，而且還要通過史學評論來了解現實對于史學的要求，通過研究史學的歷史與現狀來不斷豐富史學概論，因此，這些史學與其他有關科學之間的關系、史學評論、史學的產生以及當今世界上各種史學流派等問題，都可看作是歷史研究所必備的基本知識，以此來幫助研究者解決歷史研究中主體和客體的矛盾。

吳本的史學認識論模式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第一，緒論（第1章），總論史學概論的相關問題，共18頁，占全書（398頁）比例為4.52%。

第二，歷史科學的基礎理論（第3章），著重論述唯物史觀的理論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共36頁，占全書比例為9.04%，主要包括：生產勞動是人類歷史的起點和基礎，歷史上人類的共同體，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人類歷史的辯證運動（歷史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歷史的現象和本質、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歷史發展的漸變和突變、人類歷史的螺旋式發展）。

第三，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第4章至第6章），分為三個部分：一是論述了辯證邏輯的思維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運用，共40頁，占全書比例為10.05%，主要包括：分析和綜合研究法（將階級分析法囊括其中），歷史比較法，歷史歸納法（演繹法），歷史研究中的具體和抽象，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一（歷史主義原則）；二是史料和史料學，著重論述了史料學的相關問題，并介紹了處理史料的相關方法；三是歷史編纂學，論述了史書的體裁、體例、表達等史學成果表達的方法問題。

第四，歷史研究的基本知識（第2章、第7章至第9章），分為三個部分：一是中外史學的發展情況，主要包括：對史學的偉大變革（第2章），重點論述了唯物史觀的產生與發展.以及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國內外近現代史學流派述評（第9章），主要述評了梁啟超、顧頡剛等中國近現代史學家的史學成就和美國計量歷史學派、法國年鑒學派等國外近現代史學流派；二是史學和其他學科的關系（第7章），主要論述了史學和哲學、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地理學、文學、自然科學等學科的關系問題；三是史學評論（第8章），主要論述了史學評論的性質、標準、作用問題。

第五，史學發展和史學工作者的修養（第10章），立足現實變化對史學發展的新要求，論述了史學工作者的修養問題，共14頁，占全書比例為3.52%。

從總體上看，吳本建構史學概論體系是從史學認識論角度來思考的，他們看到了歷史研究中主體和客體的矛盾，但是從其邏輯進程以及它所囊括的內容來看，他們并沒有緊緊抓住歷史認識論這一重大問題展開論述，只能說是初步體現了作者試圖從史學認識論角度來建構史學概論的一些思考。即便如此，與前述葛本、白本、田本相比，吳本從史學認識論角度所構建的“史學概論=歷史研究基礎理論+歷史研究基本方法+歷史研究基本知識”的邏輯體系還是很有特點的。對此，研究者肖馬曾經有比較中肯的評價，他說，吳本的“第一個特點是系統性、邏輯性強。全書共分十章，無論橫觀、縱觀，在內容上都是完整的有機聯系，而不是生硬拼合”。

（二）姜義華、瞿林東、趙吉惠和馬雪萍合著的《史學導論》（簡稱姜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其實，早在20年代80年代之初，姜義華就對史學概論體系進行了思考，并撰文論述了他對于史學概論體系的設想。他的這一設想，后來大體上體現在他與瞿林東等學者合著的《史學導論》之中。

姜義華在《用現代思維科學武裝歷史研究工作――論史學概論的核心與時代使命》一文中，意在利用現代思維科學與現代科學方法論的豐碩成果，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來構建史學概論體系。他結合現代思維科學的成就，認為“歷史研究活動，是一種三級思維活動”，即“歷史研究活動乃是認識主體（歷史學家）經由中介質（歷史資料）與認識客體（歷史實際）在實踐基礎上能動的統一”；“一個正確的歷史認識的獲得，大體上得經歷‘感性’、‘知性’、‘理性’這樣幾個必要的階段”，同時，歷史認識活動的這些特性，還決定了歷史著作的編纂不可能直接反映歷史實際及歷史認識無法在實踐中得到檢驗的問題，因此，他認為必須在的指導下建立科學的歷史認識論。這些觀點，在《史學導論》一書中打下了深深的思想烙印，結合這篇文章，有利于我們理解姜本的邏輯結構。

第一，史學導論研究的對象與任務（引言），論述史學概論的相關問題，共3頁，占全書（349頁）比例為0.86%。

第二，歷史學的發展歷程及其社會功能與科學地位（緒論），共81頁，占全書比例為23.21%，主要包括：歷史意識的產生和歷史學的形成，意在論述中外史學由傳說到科學史學的發展歷程；歷史學的社會功能，主要論述了歷史學在人類認識活動和人類社會實踐活動中的作用；歷史學在科學發展中的地位，鑒于一切科學都是歷史科學，歷史學的科學功能就表現為對其他學科的發展具有推動作用。

第三，歷史認識的基本特征（第1章），意在從歷史認識論的高度對歷史認識的基本特征和主要過程進行總體分析，共63頁，占全書比例為18.05%，主要包括：歷史認識活動的結構與過程，即主要論述了歷史認識的三級能動統一結構和歷史認識的感性、知性與理性認知過程的問題；歷史思維的方式與范同，即主要論述了歷史思維中的形象思維、邏輯思維與直覺思維和微觀、中觀、宏觀的歷史考察的問題：歷史認識的真理性及其檢驗，即主要論述歷史真理的相對性與絕對性和歷史認識的真理性在史料、科學認識總體及社會實踐三個層面上的檢驗問題。

第四，研究歷史的主要方法（第2章），主要論述了一些研究歷史的具體方法，共57頁，占全書比例為16.33%，主要包括：歷史事實還原的方法即史料搜集、辨析與抉擇的方法和史實編次與排列的方法：歷史過程分析與解釋的方法，主要論述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歷史分析和邏輯分析、結構分析和階級分析、整體研究（系統分析）和跨學科研究及歷史心理研究方法；歷史的比較研究。

第五。歷史本體與歷史規律的探究（第3章），在回顧古今中外史學家對歷史本體與歷史規律即歷史本質追尋的基礎上，著重論述對歷史本質的認識，共45頁，占全書比例為12.90%。

第六.歷史研究成果的社會表現形態（第4章），意在論述歷史學著作及其內容、形式和要求的問題.共52頁，占全書比例為14.90%，主要包括：歷史研究成果的社會性與多樣性，主要論述歷史撰述和歷史編撰構架的多樣性與多層次性問題；歷史撰述的根本原則與不同要求，主要論述歷史撰述中的客觀主義、先驗主義傾向與信史原則的問題、歷史主義與當代意識的問題和語言表述的美學要求的問題。

第七，歷史學家的素養與時代使命（第5章），意在論述歷史學家的相關問題，共48頁，占全書比例為13.75%，主要包括：歷史學家的優良傳統與現代素養，主要論述歷史學家的知識結構與研究能力和歷史學家的社會責任與獻身精神方面的問題；歷史學家的個體與群體研究；歷史科學的時代使命。

綜上，雖然姜本與姜義華最初在論文中表露的設想有些不同，但是，姜本所體現的史學概論體系的主旨與姜義華早先的設想還是一致的。這不僅體現了著者對歷史認識論問題的重視，力圖以歷史認識論為主線來建構自己的邏輯體系，而且還通過這一邏輯關系使姜本的各部分內容之間有了較強的邏輯聯系，使全書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還要指出的是，后來姜本分別于2003年和2010年進行了修訂，但是，對比三個版本來看，全書的史學概論體系框架并沒有發生很大變化。正如趙梅春在評論2003年的修訂本時所指出的，“全書各章以歷史認識活動為主線，將歷史認識、史學方法、對歷史本體及其發展規律的探索、史學成果的社會表現形態及歷史認識主體自身的素質作為歷史認識活動的幾個必要環節并將其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進行論述，形成了一個較為系統的理論體系”。應該說，趙文的評論比較如實地勾勒出姜本的亮點和特色。特別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中國史學界堅持唯物史觀、運用唯物史觀，是一條原則和常識，因此，姜著同類似著作的明顯差異是，不再在唯物史觀問題上大費筆墨。

四、史學理論體系模式

所謂歷史學理論體系模式，是指部分學者從歷史學理論體系建構角度出發，把史學概論作為建構歷史學理論體系的基本內容。在20世紀80年代，有歷史學者提出了許多相關設想，但在當時將其付諸實踐的卻只有李振宏所著《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一書，這在當時無疑是具有史學理論探索勇氣的。

李振宏在其1986年發表的《關于史學理論與史學概論的初步意見》一文基礎上，在《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中進一步提出史學本體論、歷史認識論和史學方法論三者構成完整的史學理論體系觀點，即史學理論=史學本體論+歷史認識論+史學方法論=歷史學的理論體系。在他看來，“史學本體論，是對史學研究活動進行本體論反思的理論產物，它把人們的史學研究實踐作為一種‘存在’去研究，弄清這一人類認識活動的目的、性質及其意義，從本體論的角度回答‘什么是歷史科學’的問題，規定整個史學認識活動的方向和任務，對整個歷史學科的發展起指導作用；歷史認識論，是對史學研究成果作知識性反思的理論產物，它集中回答歷史知識如何形成、何以可能的問題，即要研究歷史知識的性質。……史學方法論，是對史學研究的經驗程序、思想方法、研究途徑進行反思的理論產物，是對史學研究的思維活動程序作抽象化、形式化、相對固定化的研究，它解決歷史認識手段、方法、途徑的合理性、科學性問題，為如何獲得正確的歷史認識提供方法論指導”。㈣由此，李振宏按照他所界定的史學本體論、歷史認識論、史學方法論構成的結構體系，安排了《歷史學理論與方法》一書的邏輯體系。

第一，緒論，總論該書的寫作主旨，共8頁，占全書（447頁）比例為1.79%。

第二，史學本體論（第1章至第7章），集中回答了“什么是歷史科學”的問題，意在對史學本體進行整體性和理論性認識，共144頁，占全書比例為32.21%，主要包括：歷史是什么，主要論述了歷史的定義、人類歷史活動的特征、歷史的客觀規律性及其爭議等問題；歷史學是科學的根據：歷史科學的特性和任務；歷史科學內部的學科結構，主要介紹了通史、專門史、史學理論、歷史編纂學、史料學、史學評論等等歷史學內部各學科的情況，并進一步論述了諸學科間的相互關系；歷史科學與一般社會科學，著重論述了史學和政治經濟學、文學、考古學、歷史地理學、目錄學的關系問題，意在加以借鑒；歷史科學的現實性品格，即史學與現實的關系問題；歷史科學的理論方法論基礎，即唯物史觀的相關問題，主要論述了唯物史觀的創立與完善及其原理指導歷史研究的方法論原則。

第三，歷史認識論（第8章至第12章），集中論述了歷史認識的相關問題，意在加強史學界對歷史研究主體問題的重視，共116頁，占全書比例為25.95%，主要包括：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主要論述了主體意識的結構、主體意識在歷史認識中的滲透、主體意識的社會性、增強歷史認識中的主體意識等問題；歷史認識中的客體范疇，主要從歷史認識角度論述了歷史存在、歷史客體、史料客體的相關問題及后二者對主體的影響；歷史認識的一般形式，著重論述了考實性認識、抽象性認識、價值性認識及其相互關系；歷史再認識及其推動因素；歷史認識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