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中國金融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有市場就會有風險，有金融市場就會有金融風險。因此，金融立法的主旨并不是要消滅所有的金融風險，而是要將金融風險控制在金融監督管理者可容忍的范圍和金融機構可承受的區間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金融風險的防范、控制和化解離不開金融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執行。

一、中國目前的金融風險狀況

金融風險作為金融機構在經營過程中，由于宏觀經濟政策環境的變化、市場波動、匯率變動、金融機構自身經營管理不善等諸多原因，存在著在資金、財產和信譽遭受損失的可能性。近幾年我國金融風險呈整體下降趨勢，但潛在的風險仍然較大，金融機構面臨的一些風險不容樂觀。目前中國金融體系中有三類風險比較突出。

1．信用風險仍然是中國金融業面臨的最主要風險。貸款和投資是金融機構的主要業務活動。貸款和投資活動要求金融機構對借款人和投資對象的信用水平做出判斷。但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金融機構的這些判斷并非總是正確的，借款人和投資對象的信用水平也可能會因各種原因而下降。因此，金融機構面臨的一個主要風險就是交易對象無力履約的風險，即信用風險。

在經營過程中，如果金融機構不能及時界定發生問題的金融資產、未能建立專項準備金注銷不良資產，并且未及時停止計提利息收入，這些都將給金融機構帶來嚴重的問題。除銀行類金融機構面臨很高的信用風險外，近幾年我國證券類金融機構面臨的信用風險也口益突出，相當部分證券公司的資產質量低下。所以，信用風險仍然是目前我國金融業面臨的最主要風險。

2．操作風險多發是我國金融業風險中的一個突出特征。按照巴塞爾委員會的界定，金融機構面臨的操作風險：一方面來自信息技術系統的重大失效或各種災難事件而給金融機構帶來的損失；另一方面源于內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機制的失效，金融機構對各種失誤、欺詐、越權或職業不道德行為，未能及時做出反應而遭受的損失。從近幾年我國金融業暴露出的有關操作方面的問題看，源于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機制失效而引發的操作風險占了主體，成為我國金融業面臨風險中的一個突出特征。不斷暴露出的操作風險，不僅使金融機構遭受了巨大財產損失，而且也嚴重損害了我國金融機構的信譽。這與我國建立現代金融企業制度的戰略目標極不相符。

3．跨市場、跨行業金融風險正成為我國金融業面臨的新的不穩定因素。近兩年，隨著金融業并購重組活動的逐漸增多以及金融業分業經營的模式在實踐中逐步被突破，跨市場、跨行業金融風險正成為影響我國金融體系穩定的新的因素。目前跨市場、跨行業金融風險主要集中在以下兩方面：一方面，目前已經出現了多種金融控股公司組織模式，既有中信公司這一類的以事業部制為特征的模式，也有銀行設立證券經營機構和基金管理機構這一類的以金融機構為母公司的模式，還有以實業公司為母公司下屬金融性公司的模式。另一方面，銀行、信托、證券、保險機構在突破分業經營模式過程中，不斷推出的各種橫跨貨幣、資本等多個市場的金融產品或工具隱含的風險。如銀行推出集合委托貸款業務和各類客戶理財計劃等等。

實踐表明，跨市場金融風險有上升趨勢，尤其表現在以實業公司為基礎建立起來的金融控股公司或準金融控股公司所實施的資本運作方面。由于橫跨產業和金融兩個領域，涉及銀行、證券、信托、保險等多個金融部門，資本運作形成了“融資一購并一上市一再購并一再融資”的資金循環鏈條，運營中存在著巨大的風險。由于起點和終點都是金融部門的融資，一旦資金鏈條斷裂，各金融機構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

二、從金融法制的角度看我國金融風險的成因

我國金融體系中各種高風險是多年積累起來的，是國民經濟運行中各種矛盾的綜合反映。經濟體制的轉軌，社會環境的變化，金融體制的不適應，監管手段的落后，以及金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等，都是造成我國金融體系中存在高風險的原因。我國金融體系中存在一些高風險尤其比較突出的三類金融風險，在很大程度上與一些法律制度的缺失或不協調有關。具體表現在：

1．有關征信管理法規的缺失，影響了征信業的發展和金融機構對借款人信用狀況的評估。通俗地講，征信就是收集、評估和出售市場經營主體的信用信息。征信體系是為解決金融市場交易中的信息不對稱而建立的制度。近幾年，我國現代征信體系的建設開始起步。對企業和個人的征信，由于直接涉及公民隱私和企業商業秘密等問題，是一項法律性很強的工作。但在我國現有的法律體系中，由于尚沒有一項法律或法規為征信活動提供直接的依據，由此造成了征信機構在信息采集、信息披露等關鍵環節上無法可依，征信當事人的權益難以保障，嚴重影響了征信業的健康發展，進而造成我國金融機構對借款人信用狀況的評估處于較低水平。企業或個人在金融交易活動中存在多頭騙款、資產重復抵押、關聯擔保等違規行為，未能被相關金融機構及時識別而導致資產損失，與我國征信體系建設的滯后有很大關系。

2．現行企業破產法律制度的嚴重滯后，非常不利于金融機構保全資產。企業破產法律框架下對金融機構債權人的保護程度，直接關系到金融企業資產的安全狀況。當前有關企業破產的法律并沒有很好地體現對債權人的保護。就破產法中的制度構建而言，國際上普遍采用的破產管理人制度沒有建立起來，現行破產法律規定的清算制度弊病很多，在清算中往往漠視債權人的利益；就程序而言，現行破產法律在破產案件的管轄與受理、債權人會議、監督制度等方面的規定不很健全，這也進一步削弱了法律對破產債權人保護的力度。作為金融機構債權保護最后手段的破產法律未能充分保護債權人的利益，這就可能導致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不斷形成和累積，面臨的信用風險增大。

3．金融詐騙和違反金融管理秩序行為刑事責任追究法律制度的缺陷，不利于防范金融機構在操作經營環節出現的風險。操作風險多發是目前我國金融業風險中的一個突特點。這其中又以金融詐騙行為和違反金融管理秩序行為給金融機構帶來的損失最大。當前我國金融詐騙行為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提供虛假信息而進行的金融詐騙。例如信用證詐騙、票據詐騙等。二是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但通過有意提供虛假財務資料為企業的利益騙取資金。目前涉及金融機構的欺詐大部分是第二類。我國《刑法》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金融詐騙有明確規定，但對上述第二類欺詐行為，《刑法》中并沒有明確，對此只能通過《合同法》追究行為人的民事責任。

4相關金融主體和金融業務法律制度的缺失，放大了金融體系中的一些潛在風險。前面曾提到，目前跨市場的金融風險的增加正成為影響我國金融體系穩定的新因素。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缺乏對這些新的金融主體和金融業務，從法律制度方面及時進行規范有關。在金融業務方面，對最為活躍的跨市場金融產品——各種委托理財產品，目前銀行、證監、保險監管部¨各自按照自己的標準分別進行監管，但缺乏統一的監管法律制度。由于現有的法律制度無法解決與金融控股公司有關的法律問題，金融機構開拓的新業務缺乏嚴格的法律界定，潛在的金融風險必然要加大，并容易在不同金融市場之間傳播擴散。按照巴塞爾委員會的定義，日前我國金融機構承受的這種跨市場風險，實際是一種法律風險。

當前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和發展正向前加速推進，同時防范金融風險的任務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和艱巨。從長遠看，我國的金融法制建設既要在金融立法方面下功夫，也要在金融執法方面強化執法的嚴肅性，真正做到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就金融立法而言，我認為核心的問題是要樹立科學的立法價值取向。現階段的金融立法價值取向應當是：以“二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全面體現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要求，把金融立法工作的重點放在推動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規范金融創新法律關系、提高金融監督管理的協調性和有效性以及充分利用市場自律監管上來。具體而言：

篇（2）

【關鍵字】信貸資產轉讓;異化;金融環境

一、引言

一般意義上,自主達成的交易,必須滿易雙方對市場條件變化之后產生的“消費者剩余”的追求和瓜分。從國外金融發展歷程來看,銀行信貸資產轉讓正是基于這樣一種基本邏輯,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在20世紀90年代頗為流行:在交易量上有了重大發展;在交易對手的范圍上,由銀行同業拓展到了銀行與非金融機構之間展開。最近通過信貸資產證券化,將信貸資產轉讓推進到了新階段。隨著商業化進程的推進,中國銀行業也開始了對信貸資產轉讓中存在的“消費者剩余”的追求與瓜分,并且所有的信貸資產轉讓業務在形式上與西方的信貸資產轉讓并無二致。但是通過一段時間的實踐,我們發現中國的信貸資產轉讓業務出現了與國外明顯不同的景象,甚至異化為逃避監管的工具。基于在規范的基礎上進一步促進中國金融創新的目的,本文思考了以下問題:信貸資產轉讓的基礎是什么?中國的資產轉讓業務呈現與國外不相同的景象,其內在根源是什么?中國監管當局又應該從中獲得何種啟示?

二、信貸資產轉讓的理論分析

銀行同業信貸資產轉讓業務是指銀行與其他金融同業之間買賣一筆或者一組信貸資產的業務;其轉讓對象僅限于同業機構,包括商業銀行、信托公司、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等,可以接受非金融機構為信貸資產轉讓提供擔保;轉讓標的僅限于同業金融機構向非金融機構提供的信貸資產,不包括金融同業的各類權益性資產(張宇哲,2003,《中信銀行搭建信貸資產轉讓二級市場》);轉讓方式包括有一次性買斷和回購。

一般而言,信貸資產轉讓是對金融市場的深度利用。按照現代金融理論,銀行是生產金融產品的機構,銀行開展信貸業務的實質是銀行向社會上的個人和機構通過轉讓資金使用權而生產金融產品并收取服務費的過程。因為信貸業務的實質僅僅是資金使用權的暫時讓渡,所以銀行擁有信貸類金融產品的部分控制權,比如銀行擁有貸款合同,以保證貸款到期時能夠收回資金的使用權。故,銀行開展信貸業務的結果就是:貸款者獲得了資金的暫時使用權,銀行獲得了信貸類金融產品的標志物——保證到時收回資金并獲取服務費的信貸合約。

從經濟學的最新進展看,只要兩個主體對同一種商品在同一時間的主觀評價不同,就存在交易空間,并可能為交易雙方帶來“消費者剩余”。依此看來,只要不同商業銀行對同一筆或者一組信貸產的評價不同,他們也就具有對信貸合約進行轉讓的動力。而對同一信貸合約產生不同主觀評價的原因大致有這樣幾種:一是由于某一時點,不同銀行所面臨的流動性需求約束不同,而流動性需求往往為硬約束,所以部分銀行為了獲取流動性,就會降低對已經發放出去但未到期不能收回的信貸資產的評價,而提高對現金資產的主觀評價。二是在某一時點不同銀行為分散風險而需要調整的信貸合約的區域、行業、企業分布結構的內容不同。對于同一筆或者一組信貸資產,對A銀行而言,也許是需要增加的項目,但對于B銀行而言,也許正好是需要減少的項目。這樣一來,他們之間也會產生對同一筆或者一組信貸資產主觀評價的差異。三是不同銀行所有者和經營者風險偏好發生了相對變化。比如,A銀行因為資本結構變化等原因,風險承受能力降低,他們對于風險較高的信貸資產合約的評價就會降低,相反也就可能存在一家B銀行會提高對于該合約的主觀評價。特別是由于發展戰略的調整以及對國家經濟形勢、行業發展趨勢、企業發展態勢的評價的不同,不同銀行之間對于同一信貸資產合約幾乎不可能存在完全一致的主觀評價。由于主觀評價的不同,就一定存在“消費者剩余”。只要達成交易的成本低于這一“消費者剩余”,我們就可以肯定作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銀行,肯定會進行這一類信貸合約的交易。一個強有力的證據就是,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帶來交易成本的顯著降低,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以于是就以超乎尋常的高速在增長。

三、中國信貸資產轉讓的異化

從上面的理論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一個完善的金融市場里,銀行參與信貸合約交易的根本目的是獲取不同銀行對同一信貸合約主觀評價不同而產生的“消費者剩余”,是一種明顯的趨利行為。但是如果我們深入考察我國銀行同業信貸資產轉讓業務,我們就會發現一幅完全不同的圖景。

2002下半年,我國央行開始批準銀行同業信貸資產轉讓業務,事實上在2002年上半年,就有銀行已經秘密開展此類業務(張宇哲,2003,《中信銀行搭建信貸資產轉讓二級市場》)。但是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部分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轉讓業務呈現以下三個主要特征:一是信貸資產轉讓主要采用回購形式;二是信貸資產轉讓的期限都很短;三是信貸資產轉讓協議達成的時間往往是商業銀行上報非現場監管資料的前幾天甚至當天。其實,正是這三個特征決定了中國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轉讓具有與一般意義上的信貸資產轉讓完全不同的涵義。如果極端一些,甚至可以認為,我國部分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轉讓業務,不是正常尋利行為,而異化為逃避監管的工具。

第一,具有上述三種特征的信貸資產轉讓業務并不能夠從實質上優化銀行的信貸資產結構。因為信貸資產轉讓采用的是回購方式,相當大一部分轉讓期限在十天之內。這樣一來,賣出行能夠改變信貸資產結構的時間就少于十天。這樣一個相當短期限的信貸資產結構改變,對于銀行業務難以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第二,這種轉讓很難幫助銀行解決流動性問題。因為回購期限短,信貸資產轉讓只會帶來帳面信息的改變,并不一定帶來現金的實際流動。即使有現金流動,除非賣出行面臨特殊的支付困難,否則這種確定的非常短期的現金流對銀行的流動性并沒有多大的幫助。并且,對于如此短期的現金需求,銀行完全可以通過交易成本低得多的同業拆借等方式進行,而不必須進行信貸資產轉讓。因為同業拆借是一個標準化的市場,銀行參與該市場的參與成本很低,合約的談判成本也非常低。相反,在信貸資產轉讓方面,要涉及很多筆業務,要涉及信貸資產的合約條款和資產狀況的確認等等,可以肯定其交易成本很高。

第三,這種轉讓業務可以有效規避監管。我國目前對銀行的監管分為現場監管和非現場監管。對于銀行日常經營狀況信息的獲取主要是通過非現場監管進行。為此,在我國目前的監管框架中,設計了十項指標,來保證監管者比較充分地掌握銀行的經營信息。如果在上報監管信息前夕,銀行進行信貸資產轉讓,只要所轉讓資產組合適當,完全可以輕易的修改這十項指標。又由于這種轉讓業務期限極短,在商業銀行上報監管信息之后的極短時間,商業銀行相關的經營狀況又會還原。這樣,銀行的非現場監管數據事實上就處于嚴重失真狀態。或者說,監管當局掌握的僅僅是銀行上報監管數據時的信息,而不是銀行日常經營中的信息。

如果銀行依據上述非現場監管數據,對相關銀行下監管結論,制定監管策略,那可能就會帶來嚴重問題。幸運的是,目前監管當局一方面有多種信息收集渠道,同時還有強有力的現場監管手段,并且初步建立了持續監管的機制與架構。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對上述信息進行甑別。但是,因為甑別成本相對高昂,而監管當局受限于監管資源和監管成本的約束,并不能夠完全徹底地對此進行清理。所以,商業銀行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通過這種合法方式掩蓋經營信息,逃避監管的。如此一來,我國的信貸資產轉讓業務在某種意義上,就不僅不具備發達金融市場上的信貸資產轉讓的積極功能,相反異化為合法逃避監管的工具。

四、異化的原因

我國目前正面臨加大金融對外開放的緊迫進程中,同時形勢要求監管當局鼓勵中國銀行業加大創新力度,提高競爭能力。所以,面對這種異化,我們不能夠以“一刀切”的方式叫停。但是,也不能夠對此視若無睹。從金融環境進行深入分析,并找出合適的“藥方”才是上上之選。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極為重要的結論:在中國目前的金融制度環境、市場環境之下,在信貸資產轉讓業務中,沒有足夠的“消費者剩余”供商業銀行獲取,而規避監管成為信貸資產轉讓的根本動力。

從金融基本制度環境看,商業銀行的激勵約束機制具有明顯的短期性。因為無論是國有銀行還是股份制商業銀行,銀行經營者一方面要面臨追求短期受益的所有者的壓力,比如國家財政增加收入的壓力和股東每年分紅的壓力;另一方面,政企沒有在根本意義上完全分開,政府干預金融的現象雖然有在最近幾年有明顯好轉,但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銀行經營者在某些情況下,要考慮政府當期的一些特殊要求。但是政府的這些要求并不一定完全與銀行長期經營戰略在時間軌跡上趨同,有時甚至明顯背反。再則,到目前為止,我國沒有標準意義上的銀行家市場,應行經營者面臨的不是市場化的約束,其準入與身價不是由市場確定,相反銀行經營者面臨的只有法律的約束和監管當局的行政約束。特別是在經濟市場化轉軌進程中,金融法規與監管框架都處在不停的劇烈變化之中,銀行經營者難以形成長期的預期,自然其行為就難以長期化。在行為短期化的基本背景時,銀行經營者的行為會發生明顯的變異,突出體現在并不關心銀行未來的長遠發展,而是特別關注銀行當期在同業中和監管標者評判中所處的位置,以及銀行每年的盈利多少。我們可以預測,凡是能夠改善這幾項指標的政策,銀行會充分利用;相反,對于惡化這幾項指標的政策,銀行會盡量規避。從金融市場環境看,目前我國不同商業銀行對同一筆或一組信貸資產主觀評價的差異并不大,自然,通過信貸資產轉讓獲取信貸合約“消費者剩余”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一,我國利率沒有市場化,而利率浮動范圍差別不大。這限制了各個銀行充分發揮各自管理不同資產的比較優勢,進行獲利的能力。于是,我國不同商業銀行對同一筆或一組信貸資產定價的差異很小,各家銀行都沒有為獲利目的進行資產轉讓的交易價值空間。價格管制導致了消費者剩余“租值”的耗散,在此也許獲得了另外的例證。

第二,風險評價粗放,差異不大,各家銀行缺乏對某一類資產進行專業化管理獲利的能力空間。由于種種原因,我國銀行業目前還處在“跑馬圈地”的階段,各家銀行還在以擴張市場份額為核心進行運作。信貸資產管理能力的深度提升,銀行經營的集約化,精細化還沒有提高到應有的議事日程上來。對于風險管理,核心也就僅僅是應對監管當局的監管,消解因風險過高帶來的監管當局對于該銀行發展強加的外部約束。真正為了銀行長遠健康發展,而強化風險管理的內在動力還明顯不足。這樣一來,各個銀行對于風險管理就顯得比較粗放。突出表現在貸款風險分類比較松,沒有專門的獨立的風險管理委員會,而已有的風險管理部門更注重于不良貸款的清收,而不是對于全部信貸資產的全面風險管理。風險管理的粗放,使得銀行之間對于同一筆或一類信貸資產的風險評價沒有太多的本質性差異,自然,他們對于該筆資產的評價差異不會出現太多的差異。當然,不存在他們在承擔這些資產轉讓帶來的交易成本之后還能夠獲益的風險定價空間。從此也可以看出,如果我國銀行業經營的根本態勢不發生改變,即使利率市場化成為現實,我們也不能夠奢望標準意義上的信貸資產轉讓能夠順利出現。

第三,我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格局,促成了銀行經營戰略的同質性,阻礙了銀行對信貸資產實行差別化管理的努力余地。中國銀行發展的多元化,差別化可以說是監管當局夢寐以求的。為此,監管當局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實際情況并不理想。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地方股份制商業銀行拼命突破區域限制,成為全國性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正全力以赴,要成為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正一心謀求成為城市商業銀行。金融差別化,并沒有成為商業銀行的追求。相反努力擴大勢力范圍,獲取一切可能的客戶資源正成為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一種時尚和目標。這樣就導致了,我國每一家銀行都努力做所有的銀行業務,而所有的銀行都在相同的業務領域進行殘酷的“搏殺”。于是乎,銀行之間的個性化服務,差別化服務都成為服務于該“搏殺”的工具。當然,這種情況并不非不理性。因為,我國目前的人均GDP還在1000美元左右,而在收入差距不斷加大的背景下,能夠為金融服務提供盈利空間的潛在客戶是相對集中的。目前企業征信體系不完備,個人征信體系又相對缺失,更加大了金融服務的風險和成本。所以,各家銀行就努力爭取相同的高端客戶,互挖墻腳,進而業務趨同。遺憾的是,這種合乎個體理性的行為,一方面降低了我國銀行業綜合競爭力,另一方面弱化了銀行真正進行差別化服務的努力。在此,合符邏輯的結論自然就是,銀行不會主動出讓某一類優良信貸資產,也不會在沒有額外補償的前提下受讓某一類高風險不良信貸資產。

總而言之,我國銀行利用資產轉讓業務修改非現場指標,合法逃避監管,正是銀行信貸資產轉讓業務的核心要義之所在。而監管當局批準此項業務時,所希望的銀行優化資產組合、改善銀行流動性、提高銀行專業化經營管理水平等最多只是副產品。

五、對金融監管的啟示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發現矛盾的兩方面:一方面,監管當局出于良好愿望,自覺的啟動和放開了資產轉讓業務;另一方面,資產轉讓業務“理性”的異化導致非現場監管部分失效。這其實是目前中國監管面臨雙重目標的典型表現。這個雙重目標就是:中國的金融監管不僅僅要負責金融的規范;還要促進金融發展。而在某一個特定的時期內,同時滿足規范和發展的雙重目標,是非常矛盾的。因為規范意味著對己有的監管制度的認同和毫不動搖地執行;而發展意味著商業銀行某一些突破現有規則和制度的行為應該也必須得到認可。

更進一步說,這其實是在考驗金融監管當局的監管藝術和水平。因為我國目前金融發展處于低水平,又立即要面臨殘酷的國際競爭,低速發展都不行,不發展就更行不通。但是,經過10多年的發展,在目前的層次上,不規范很容易導致惡性競爭;再加之,由于各種原因,我國金融業已經承受了較多的金融風險,商業銀行沒有太多的能力承擔試錯成本。所以,規范,尤其是按照市場化方式進行規范,避免銀行發展落入低效率“納什均衡”陷阱是監管當局必須面臨的現實。

這樣看來,我國的金融監管必須堅持雙重發展理念。一方面,要以促進中國金融發展為己任;另一方面,在監管中,對于發展中的新問題,要通過發展監管技術和模式的監管發展理念來解決,要主動的促進中國監管事業的發展,使其適應金融發展的形勢。決不能受限于監管技術和水平而讓金融業“削足適履”。

要促進中國金融發展,必須改變中國金融的制度環境,改善中國金融的市場環境。如果不改變中國金融的制度環境,中國金融的發展可能走上畸形發展的道路,在某種程度上淪為少部分人和地區獲取資源的便捷手段,而對改進中國金融業的水平就不會取得應有的效果。如果不改變中國金融的市場環境,中國金融的發展,將更多的變為低水平的重復建設,業務范圍趨同,金融服務的對象一致,對一部分需求主體金融產品供給過剩,對另外一部分需求主體金融產品供給嚴重不足,進而出現金融業整體面臨“有效需求”不足的發展困境。這就要求金融監管部門必須站在更為宏觀的高度,審視金融業的發展態勢、方向,以及金融與經濟的適配程度,聯合和整合有效的資源,通過有效的監管促進金融的縱深發展。

篇（3）

1992年美國國際集團首家獲準在華營業以來，外資保險公司一般以每年一至兩家的速度進入中國市場。至2000年底，已有9家外資保險公司和11家中外合資保險公司獲準在中國經營保險業務。眾多的外資保險公司正在中國潛在巨大市場的吸引下排隊等待進入。

中國保險市場的開放速度同樣是很快的。日本的壽險市場在開放了30年之后，外資保險公司保費收入只占1.3％的市場份額。而我國開放8年將超過了這一水平。在保險業開放試點城市上海，外資保險公司數量已經多于中資保險公司。

（二）加入WTO議定書對保險業開放的承諾

根據議定書，保險業的開放承諾為：

1．企業設立形式方面：（1）加入時，允許外國非壽險公司在華設立分公司或合資公司，合資公司外資比例可以達到51%。加入2年后，允許外國非壽險公司設立獨資子公司，即沒有企業設立形式限制。（2）加入時，允許外國壽險公司在華設立合資公司，外資比例不超過50%，外方可以自由選擇合資伙伴。合資企業投資方可在減讓表所承諾范圍內，自由訂立合資條款。（3）合資保險經紀公司在加入時的外資股比可達到50%，加入后3年內，外資股比例不超過51%，加入后5年內，允許設立全資外資子公司。（4）允許外資保險公司按地域限制放開的時間表設立國內分支機構，內設分支機構不再適用首次設立的資格條件。外資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市場，按照審慎監管的原則審批市場準入。

2．經營地域方面：（1）加入時，允許外國壽險公司和非壽險公司在上海、廣州、大連、深圳和佛山提供服務。加入后2年內，允許外國壽險和非壽險公司在以下城市提供服務：北京、成都、重慶、福州、蘇州、廈門、寧波、沈陽、武漢和天津。（2）加入后3年內，取消地域限制。

3．業務范圍方面：（l）加入時，允許外國非壽險公司向在華外商投資企業提供財產險及與之相關的責任險和信用險服務；加入后4年內，允許外國非壽險公司向外國和中國客戶提供所有商業和個人非壽險服務。（2）加入時，允許外國保險公司向外國公民和中國公民提供個人〈非團體〉壽險服務。加入后4年內，允許外國保險公司向中國公民和外國公民提供健康險服務。加入后5年內，允許外國保險公司向外國公民和中國公民提供團體險和養老金/年金險服務。

4．營業許可：加入時，營業許可的發放不設經濟需求測試（數量限制）。申請設立外資保險機構的條件是：投資者應為在WTO成員國有超過30年經營歷史的外國保險公司；必須在中國設立代表處連續2年；在提出申請前一年年末總資產不低于50億美元。

篇（4）

隨著金融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國際金融的運行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際金融監管也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和金融的不穩定性日漸突出。面對金融全面開放，為了能夠更有效地提高金融機構運行和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保證金融市場穩定，促進經濟持續發展，我國金融監管需要進行不斷地創新和變革。

一、開放條件下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挑戰和問題

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模式是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模式，即以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為主體的“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體制。隨著金融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金融開放的進一步深入，現行金融監管體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在實踐中也產生了諸多問題:

(一)金融監管法治環境薄弱

金融監管立法仍然滯后，立法技術亦不成熟。《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保險法》、《證券法》等金融監管領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沒有與之相配套的實施細則。一些重要領域仍然處于法律真空狀態。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的規定并不協調，甚至存在嚴重沖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脫離實際的規定大量存在。金融監管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情況也屢見不鮮。

(二)金融監管目標不合理

我國金融監管目標是既要保障國家貨幣政策和宏觀調控的有效實施，又要承擔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保護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競爭和金融機構合法權益、維護整個金融體系安全穩定、促進金融業健康發展。金融監管目標具有多重性和綜合性，實際上是對金融監管目標的弱化，從而制約了金融監管的功效。

我國的金融監管目標和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是一致的。這使得中國金融監管的主要工作就是進行貨幣政策的執行和信貸規模控制的合規性檢查，并沒有真正從金融運行的安全性、高效性出發，形成獨立的、明確的職能。

(三)金融監管的內容和方式存在缺陷

重市場準入，輕市場退出。目前的監管大多對金融機構、金融業務的市場準入進行嚴格限制，而在問題金融機構的處理上則缺少詳細的可操作的市場退出規定。在金融機構的風險暴露時，“一行三會”的監管只能借助于行政手段來化解金融風險，違反了市場規律，進一步加劇了金融風險。

重現場監管、輕非現場監管。我國的金融監管主要采用現場監管。現場監管雖然能夠比較細致地了解、發現那些從金融機構公開的財務報表和業務資料中難以發現的隱蔽性問題。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許多不足，如，風險監管不足，隨意性、非規范性較大，人力不足以及重復檢查并存等等。

重合規性監管、輕風險性監管。先行金融監管的主要內容是對金融業市場準入、業務范圍、財務帳目、資本狀況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規的合規性監管，而對金融機構日常經營的風險性監管尚不規范和完善。強調從資本充足性和資產流動性方面進行監管，忽視了金融機構自身經營能力、盈利能力和發展前景等指標的監管。重視傳統存貸業務，而對表外業務及其他金融創新業務監管較少。

(四)金融監管信息仍不透明

目前中國的金融監管仍處在起步階段，金融監管信息系統尚處于一種分割、低效、失真的狀態。中國金融監管信息不透明主要表現在:“三會”的監管信息系統處于分割狀態，不能實現監管信息共享;金融監管信息實行定時報送制度，使得金融監管信息收集效率很低;金融機構報送數據存在人為調整，虛報、瞞報現象屢有發生;缺乏社會監督中介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師事務所對金融機構報表、資料的真實性審查，等等。

(五)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缺乏協調，監管存在“真空”

我國的金融監管組織體系還不健全，整個金融監管組織體系仍按計劃管理模式設置，“一行三會”雖各有分工、各有工作側重，但是相互之間仍存在職責不清、相互扯皮的問題，有時出現職責沖突，有時出現監管“真空”，從而降低了整個金融監管的效率。我國的銀行、證券、保險等行業的混業經營趨勢正逐步加強，原有的以機構類型確定監管對象的監管模式難以發揮作用，進而出現金融監管“真空”。

二、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制度設計

前述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模式已嚴重滯后于國際發展與實踐需要。隨著金融全球化、經濟一體化和金融業混業經營的趨勢不斷深化，各國金融監管當局在金融監管體制上不斷做出相應調整，而我國仍采取根據既定金融機構的形式和類別進行監管的傳統方式。在金融機構的業務界限日趨模糊的情況下，這種監管方式的弊端日益凸顯。

國外的金融機構大都為混業經營。盡管加入WTO后對進入中國的外資金融機構仍可限制其經營業務，但外資金融機構可以利用其境外的后援體系，其混業經營的優勢仍能發揮，使我國金融機構在競爭中處于下風。混業經營已是大勢所趨，當前我國金融機構的諸多業務創新已具有部分混業經營的性質，光大控股集團、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控股公司的組建事實上也拉開了我國金融機構混業經營的序幕。與我國實行的分業經營相適應的分業監管體制已不適應這一趨勢的發展。為適應混業經營的發展要求，我國應在現有的金融監管基礎上平穩過渡，依據金融體系基本功能逐步改革和完善監管體制，實現跨產品、跨機構、跨市場的協調。:

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國務院直屬的政府機構應放棄金融監管職能，著重于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做好宏觀調控，這樣有利于金融監管效率的提高。在“三駕馬車”(即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的基礎上設立“中國金融服務監管局”作為整個金融業的最高監管機構，維護整個金融業的安全與穩定，對各類金融業予以全面監管。將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集中置于中國金融服務監管局的統一領導之下，對各類分業經營的金融機構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名下的子公司實施功能化監管，并定期召開由三大部門共同參與的聯席會議，加強“三駕馬車”之間的聯系。中國金融服務監管局則有權對各監管機構的職責和各種爭議予以界定和仲裁。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則由中國金融服務監管局直接監管，從而形成一個立體的、有層次的、有分工的、橫向與縱向并重的金融監管體制。

三、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理念建設

在建立完善的金融監管法律、法規體系，完善金融監管內容和方法，改善信息披露制度、強化社會監督，加強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配合的同時，在體制轉型的基礎上實現監管理念的轉變是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關鍵:金融監管活動應從事后被動處置向事前預警防范轉變;金融監管內容應從合規性、機構性監管向合規性與風險性監管并重、功能性監管轉變;樹立全面風險管理理念，轉變控制金融風險的思路，使金融監管既要強調金融業的安全與穩定，又要注重提高金融機構的運行效率以及國際競爭力。唯有在金融監管改革的不斷深入以及金融業的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實現金融監管理念及時、科學的調整，才能在開放條件下促進金融監管的不斷成熟和我國金融市場的健康、持續、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1]陳建華.中國金融監管模式選擇.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1.

篇（5）

1.引言

金融服務產業總是以集群的形式出現并形成金融中心概念(Panditetal,2001)。Patterson(1913)將紐約作為金融中心，研究紐約金融中心在美國和世界的影響和重要位置。隨后Smith(1929)闡述倫敦股票交易所的歷史和地位，Reed(1980,1981)根據亞洲各個金融發達城市歷年來的金融數據，運用層次聚類分析(HCA)以及逐步多元判別分析(SMDA)方法,動態比較和分析亞洲金融格局,從而明確了東京在亞洲乃至世界的重要金融中心，中國上海在1947年以前就是亞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表1通過金融中心的外匯交易和金融部門的數目，表明各個金融中心的集群發展過程。至今，紐約、倫敦和東京依然處在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位置，BenEdwards(1998)在經濟學家雜志上首次將三個城市稱之為”資本之都”(CapitalsofCapital)。

根據Kingderberg(1974)關于金融中心的定義，金融中心不僅僅可以平衡私人企業儲蓄和投資以及將金融資本從存款人轉向投資者，而且也影響支付和地區之間存款轉移。銀行與金融服務中心充當了空間價值轉移和交易的媒介與橋梁。國際金融中心提供專業化的國際借貸和國家之間支付服務。Kingderberg認為銀行和高度專業化的金融中介的集聚，形成了今天的金融服務中心。

O’Brien(1992),Portus(1996),Gehrig(1998)等從地理位置和城市發展的角度對金融中心進行研究。O’Brien與Portus認為,地理和時區并不是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而Gehrig認為，國際金融中心(IFCs)的產生源于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與金融活動的性質。IFCs的金融活動包括(Kaufman,2000)：(1)外匯交易(FOREX)，如現金業務，掉期和交換業務等；(2)全球性的股票、債券、及其金融衍生工具業務，如期權、期貨交易活動；(3)貨幣管理、支付、清算、收購與兼并、保險理賠等。

全球范圍內的金融中心的層次結構也已經有了大量的研究。Johnson(1976)將紐約和倫敦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用以區別于其他的地區金融中心。他認為香港、新加坡、巴拿馬等地區性金融中心主要是因為地理位置上靠近一些外資銀行分支機構服務的顧客，而且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相當穩定安全.這些外資銀行往往來自于國際金融中心。Sassen(1999)則認為，國際金融中心處理來自于全世界國家和地區的公司和政府的復雜的資本流動和運作，以不斷創新的方式為其他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務和全球管理，而地區性金融服務中心僅僅是管理資本流動或發行債券的窗口,國內發行債券或上市，均有國際金融中心著名的金融機構(如JPMorgan,DeutcheBank等)參與發行和購買，因為地區性金融中心云集了國內金融機構和外資金融機構的分支機構。外資金融機構在地區性金融中心設立分支機構有利于獲取信息，減少交易成本.Poon(2003)運用層次聚類分析方法對國際金融中心的資本市場進行研究，1980年的資本市場分為三個層次，1990年資本市場分為四分層次，而1998年的全球資本市場劃分為7個層次，其中紐約倫敦占據第一層的位置，東京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與法蘭克福同屬于第二層，中國臺北、香港位居第三、第四層。由于新興國家的開放政策以及資本市場自由化，近年來涌現了一批新的金融中心城市。

Kingderberg(1974)認為金融市場組織中存在著規模經濟，形成了金融市場的集聚力量。他認為，局部信息與時區不同都是金融市場集聚的主要原因。然而近年來信息技術和網絡的發展，金融中心在交易量和業務水平上更加集中于國際金融中心。至1997年末，25個城市占有了全球83%的金融資產。倫敦紐約東京三大金融中心持有全世界1/3的機構管理資產以及58%的全球外匯市場(Sassen,1999)。McGaheyetal(1990)認為國內外金融服務競爭主要源于金融服務機構和產品的集中，及其國際資本市場的全球化、一體化。集中與全球化決定了金融服務機構在其他的國家與地區設立分支機構時，必須考慮地區成本與優勢，優秀的金融人才，先進的通信與信息技術，以及政府監管和稅收政策。但是基于集中與全球化的觀點并不能對新興金融中心的增多做出合理的解釋。

Gehrig(1998)根據證券的流動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動，認為對信息較為敏感的金融交易更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與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區，從而形成金融中心，而對信息不敏感卻對監管成本差異更為敏感的金融交易，也由于信息網絡技術的進步與交易限制的放寬使得金融資產交易成本下降,偏好于城市的郊區。Pandit等(2001,2002)則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產業集群動態研究方法，對英國金融服務產業進行分析，認為集群效應影響公司的成長以及新進入者的數量，同一金融服務中心的不同的金融部門之間存在著相關性。本文下一節介紹金融中心和產業集群相關理論，第3節分析金融服務中心形成原因、進入機制等，第4節介紹Swann成長模型和新進入模型以及金融服務集群分析的研究啟示。最后討論金融中心的金融部門結構以及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和近期發展戰略。.理論研究

為研究和分析金融服務與金融中心的集群方式和特點，我們先介紹相關的理論和方法。這里首先介紹金融機構設立分支機構時考慮的位置和城市選擇方法，然后介紹產業集群的一般分析方法，最后介紹金融服務的產業結構和產業特征。

2.1金融機構位置選擇理論

Choietal(1986,1996,2002)通過對全世界14個金融中心的實證分析，研究了世界金融服務和金融中心的格局動態，以及金融中心集聚吸引力的原因.他們采用了14個金融中心城市中300多個跨國銀行總部和分支機構的分布數據，構成14Χ14維關聯矩陣，矩陣元素代表銀行總部位于城市中，并在城市設立分支機構的銀行總數。經過多年的數據可以統計分析國際金融服務網絡的結構動態，使用作為金融中心城市的排名依據，以及該城市吸引跨國外資銀行設立分子機構的潛力大小的衡量標準。研究表明城市吸引力主要由以下因素所決定：(1)城市地區經濟規模與經濟活動；(2)已有的銀行總數；(3)股票市場規模大小和交易頭寸；(4)與其他國家的雙邊貿易關系,如國際資本流動、對外直接投資(FDI)；(5)以及銀行企業的機密保護程度。

Jegeretal(1992)研究發現，(1)金融機構在金融中心設立分支機構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其他金融城市流入該金融城市的貿易總額。因為，跨國銀行為了提供給其他地區高水平的顧客服務，更愿意在顧客所屬的城市設立分支機構，節省服務費用和交易成本，提高服務效率；(2)由于國際收支的順差和逆差的存在，國際金融服務網絡呈現非對稱結構，而且由于新興國家的積極開放政策和頻繁的國際貿易往來和資本流動，國際金融市場以離岸金融中心的形式日趨分散。

Nigh(1986)通過分析美國銀行的對外直接投資研究表明，跨國銀行分支機構的位置選擇依賴于地區性的金融活動機會。Yamori(1996)在Nigh(1986)的基礎上研究日本金融機構在外設立分支機構的選擇策略。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計回歸分析對一下參數進行估計，

(1)

其中代表本國金融機構在國家的活動數量，用金融機構輸出的FDI來衡量；代表運營在國家的本國企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可以采用這些企業引起的FDI流出或者進出易量來衡量；為地區性的金融活動機會，一般采用人均國民收入或者廣義貨幣M2(M1與定期存款之和)。

Gehrig(1998)建立了以金融工具或金融活動的信息復雜度為標準的位置選擇模型.例如證券投資收益的評估，投資者希望獲得未來不確定狀態的可能性，了解證券更加精確的信息。由于不同的金融工具對信息的富含程度和靈敏度具有很大差異，通常采用信息復雜度來衡量金融證券工具的未來收益的狀態數。一般來說對信息敏感的證券交易活動更可能在信息密集的地區進行，而信息不敏感的證券活動則可能分布在郊區位置。由于信息網絡技術的進步帶來的交易成本下降，金融中介的出現以及金融分支機構的設立，提高了金融信息交流和暢通，以及金融活動中的交易摩擦。Gehrig(1998)假定在城市設立分支機構時，獲取某一風險證券的信息受到城市以及觀測誤差的影響。那么，其中，作為風險證券的基本信息，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證券的收益，即，而且假定。根據是否在城市設立分支機構，成本函數可以表示為：

(2)

其中，表示為信息的復雜程度，值越大信息越不精確；表示設立分支機構所需要的沉默成本（固定成本）；表示每次金融交易活動所需要的交易成本；代表金融活動的頻繁程度或平均交易次數。通過比較可以知道，存在唯一的使得。當<時，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十分精確，金融活動的流動性強的條件下，那么為了更容易的獲取地區信息，金融機構將考慮在城市設立分支機構。當>則,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粗略不敏感，那么為了更節省成本開支，金融機構將不會在城市設立分支機構。

2.2產業集群分析方法

正的外部性在我們產業集群的分析方法中是分析的關鍵。集聚或經濟外部性使得產業集群內形成的供需條件優于分散的產業分布，促使企業的成長以及吸引新進入者。當集群達到一定規模時，企業的成長和新進入者會加強集群力度，從而加速產業內的集群優勢。集群因素還包括產業內的高生產率與創新能力。然而，當集群達到一定的飽和度時,市場內擁擠和競爭會阻礙企業的成長和進入，影響產業內的集聚與集群，直到產業內達到一個動態的均衡，集群規模和集群效應趨于穩定。EconomidesandSiow(1988)假設市場處于瓦爾拉斯均衡(WalrasianEquilibrium)條件下，市場容量受到流動性強弱的影響。Swannetal(1998)也因此而提出了集群生命周期概念。同時，地區性氣候，基礎設施，文化環境也是影響產業動態集群的重要因素。圖1表明，產業集群受到新進入者和企業成長的正效應影響，形成循環的集群動態。

表1概括了企業形成產業集群所帶來的好處以及集群的成本。從需求方面來看，集群內的企業接近于服務顧客,因而在市場競爭中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Hotelling,1929)。集群內的企業易于被顧客找到，從而降低顧客為購買到需要的產品或服務所付出的搜尋成本。最后，集群內良好的聲譽和成熟的供需關系，為新進入的企業帶來正的信息外部性和規模經濟。

AudreutschandFeldman(1996),Jaffeetal(1993)的研究表明知識技術的外溢效應隨空間距離的擴大而下降。因此，集群所帶來的知識溢出，有利于集群內經驗共享和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從供給方面的優勢來看，集群企業面臨大量的專業人才市場，利于人力資本的開發和利用。集群所具有的公共基礎設施如公路鐵路與航空，利于集群企業的運作和管理。另外，信息外部性的存在使得新進入企業可以了解和學習集群區域內企業的生產和市場管理等成功價值的經營活動。

當集群規模達到某一程度時，集群效益并不是一直處于增加狀態，成本開始加速上升。集群內因為需求有限而導致市場擁擠，加深了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提高了企業銷售廣告費用和市場服務成本，從而影響公司業績。庫諾均衡模型表明，競爭者數目的增加，雖然會提高社會福利總量，但是會導致每個公司平均銷售額、價格和利潤的減少。同時，集群所帶來的成本在供給方面表現為投入要素市場的擁擠和激烈競爭，比如寫字樓租金或勞動工資的上升。

表1企業位于集群內的優勢和成本

需求供給

優勢接近服務顧客知識溢出

Hotelling顧客選擇人力資本專業化

降低顧客搜尋成本基礎設施優勢

信息聲譽的外部性信息外部性

成本市場的擁擠和競爭市場上擁擠和競爭(房地產,勞動力)

來源:來源:Swannetal(1998),Panditetal(2001)

產業集群內的需求優勢體現于企業所屬部門的集群區域，也體現在關系緊密的其他部門的集群區域。例如，部門J是部門I的主要產品購買商，那么部門I將享有其他部門(部門J)集群所帶來的需求優勢。而集群內的需求競爭壓力主要來自于同一部門，基本上與集群內的其他部門不存在相關性。集群內的供給優勢則主要來自于相同部門的集群正效應。產業內人力資本和知識結構的專業化程度很高，部門之間差異較大。同樣信息外部性也是針對不同部門具有不同影響。PatelandPavitt(1994)認為企業為了維持持續的競爭力，采用一系列寬范圍技術體系，以抵御來自市場需求和競爭的壓力。因此，技術溢出體現在部門與部門之間的效應區別較大。轉3.金融服務集群原因

關于金融服務集群的研究,胡堅（2003）認為最主要的因素是經濟因素、金融因素和政治因素。經濟增長速度和規模決定了投資消費，從而影響資本流動和金融活動。而金融因素則考慮金融制度完備、金融產品與金融創新、金融交易和金融基礎設施的先進程度。本文僅僅從金融市場的集聚和分散兩個角度，對金融服務集群進行經濟產業分析。

3.1金融市場集中

(1)支付機制中的規模經濟。規模經濟作為主要的集群因素，在金融服務活動中體現在轉移支付系統，及其交易清算業務。由電子網絡支持的國際支付系統，如SWIFT，CHIPS，Fedwire處理100多個國家3000-4000家金融機構的轉移支付和清算業務(Grabbe,1996)計算機網絡Reuter，EBS，Telerate，Bloomberg使得投資者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通過互聯網了解金融市場信息和進行金融交易操作。因此，作為全球金融市場倫敦紐約和東京三大金融中心,由于金融信息技術以及金融管理水平的提高日趨強大；而作為離岸金融市場的其他中小金融城市越來越分散。由于考慮到租金、勞動工資和監管稅收，金融服務集群逐漸被功能強大的通訊網絡所替代。

(2)信息溢出。Bossone等(2003)研究表明，金融中介(信息提供商)的參與，使得投資者與通過銀行借貸而經營的企業家之間信息交流充分，從而提高了整個價值投資鏈的利潤.金融中介在提供投資活動信息的同時，可以通過對信息的定價分享一部分利潤。對于支付手段復雜而且信息靈敏度高的股票和金融衍生工具來說，投資者和券商在地理位置的接近有利于掌握更加豐富的金融信息.然而，信息溢出對于信息不敏感的金融工具，或者流動性強競爭自由度高的金融市場，影響不大。

(3)流動性與市場外部性。流動性具有正的外部性。在流動性好的金融市場，個別交易引起的價格波動較小，而流動性弱的金融市場，較小的交易量也可以引起價格的明顯變動。因此，風險規避的投資者偏好于在流動性較強的金融市場進行投資活動，流動性強的金融市場吸引了眾多的金融交易活動。Pagano(1989)運用簡單的兩階段動態投資組合模型，分析了市場波動、新投資者的進入可以提高原有的市場投資者的經濟效用。

3.2金融市場分散

在金融服務產業集群的過程中，也會產生集群負效應，從而影響集群的規模。投資者在金融投資活動中，也會選擇某一個或者幾個金融中心作為其交易場所。以下主要從市場進入、政府干預和信息地區導向三方面解釋金融服務市場中出現的分散現象。

(1)市場進入成本與協調。Pagano(1989)發現市場進入成本，不管是分散或者集中的交易,都會產生協調問題從而導致多重均衡(MultipleEquilibria).投資者需要權衡市場進入成本與市場參與期望效用，從而決定是否進入該市場。由于流動的外部性，投資者的希望效用還依賴于市場上其他投資者的數量。如果各金融市場的進入成本不一致，市場也可能存在分散均衡，大型機構投資者傾向于選擇市場進入成本高的交易市場，而小型投資者選擇底進入成本的交易市場。EconomidesandSiow(1988)分析了市場流動性與市場進入成本的替換關系。由于流動性存在，投資者一般喜歡在某一個交易場所進行金融交易，然而市場進入成本使得投資者考慮交通費用等。因此，如果投資者們遠離流動性好的金融市場，那么他們將愿意停留在流動性相對較弱的金融市場。

(2)尋租行為與政府干預。由于金融中心的集聚優勢，第三方往往受利益驅動參與分配收入和利潤。例如財政局收取稅收(如Tobin稅)，工會提出更高的工資要求。這樣的尋租行為會降低金融中心的吸引力，提高市場分散的可能性，降低國際資本流動帶來的匯率風險。

(3)信息地區化。由于實際活動的地理分布，金融交易信息存在地區化。投資者往往偏好于國內金融交易市場，即HomeBias(HB)，Gehrig(1993)，KangandStulz(1995)認為HB現象的存在，是因為國內市場提供給國內投資者豐富的市場信息，即使資產價格反映的市場信息不夠充分，那么行為理性的資本市場自然會出現HomeBias現象。當市場價格處于不完美均衡時，根據貝葉斯原理和概率估計方法，優先獲得的重要信息影響投資決策。而對于外國投資者則考慮國際投資組合，試圖將低由于HomeBias帶來的信息差異和其他風險。但是由于通訊技術的進步導致信息差異程度和市場進入成本的降低，金融中心的分散現象逐漸下降，積聚集群的趨勢不可逆轉。4.金融服務產業集群演進研究

Panditetal(2001)在研究英國金融服務產業的集群動態一文中，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成長模型和新進入模型。Pandit首先按照金融部門的分類，將金融機構劃分為銀行、信托投資、人身壽險、非壽險、保險附屬機構、其他非銀行金融中介、金融中介附屬機構、股票基金市場8個金融部門。1997年的數據表明，信托公司和壽險公司的數量占英國金融機構總數的66%，而銀行的數目較少，但公司的平均規模較大。其次，按照不同的地區，統計不同地區的金融機構數據。

4.1成長模型

考慮產業集群內的企業成長模型，可以用來論證集群內企業的成長要比非集群企業的成長速度快一些。企業生命周期成長模型可以采用公司員工數作為集群力度的衡量變量。

(3)

其中,

·公司屬于部門，以及地區

·代表公司在年份的員工數

·代表公司在年份的年齡

·代表年份的年度里，該公司所屬地區以及所屬部門的總員工數

·代表年份的年度，該公司所屬地區但不包括所屬部門的總員工數

·隨即干擾項

回歸模型中參數代表企業的成長率，模型假設相同地區同部門的企業以相同的成長速度成長。參數用于衡量同一地區同金融部門的對該企業成長的影響程度，其值為正表示集群加速了該企業成長，參數用于衡量同一地區其他金融部門的對該企業成長的影響程度。下面根據、的取值進行分析。

(a)與符號為(+,+)，表明集群內同部門或不同部門對企業的成長具有正的外部性，企業入駐集群帶來的好處超過不足。

(b)與符號為(+,-)，表明集群內相同部門對企業的成長具有促進作用，而不同部門則對該類企業的成長具有阻礙作用。因此，集群所帶來的優勢來源于自己部門，而不足則是因為位于集群區內的高成本和費用。

(c)與符號為(-,+)，表明集群內相同部門對企業的成長具有阻礙作用，而不同部門則對該類企業的成長具有促進作用。本部門的企業眾多市場激烈競爭，從事影響了該部門企業的成長，而與其他部門企業的正相關性，在于集群帶來的公共基礎設施優勢。

(d)與符號為(-,-)，表明集群內同部門或不同部門對企業的成長具有負的外部性。

4.2進入模型

該模型可以表示為

(4)

其中

·表示部門總數

·代表第年度內，地區以及屬于部門的新進入的企業數

·代表第年度內，所有地區屬于部門的新進入的企業數，用于衡量該類部門經濟周期對新企業進入的影響

·代表代表第年度內，地區并且屬于部門的新進入的企業數

·代表代表第年度內，地區屬于所有部門的新進入的企業數

進入模型常常用于解釋在不同的集群規模下，集群內的企業對新進入者的影響程度。參數表示各個部門的企業對部門的新進入企業的吸引或者阻礙作用，其估計值的絕多大小代表這種作用的強弱程度。而參數代表該集群地區的金融機構或企業是否過多，或者說由于集群規模導致的擁擠成本上升超過了技術溢出和信息溢出，那么集群規模會出現下降趨勢，金融服務產業達到飽和狀態。

由于模型中采用了大量的離散變量，各年度的數據均可作為離散時間的排隊服務隨機過程進行分析，那么我們運用Poisson分布或者負二項分布可以對這些數據進行驗證數據的合理性。

4.3結果分析

Panditetal(2001)運用成長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的數據結果如表2。從該表可以得出如下啟示：

(1)信托投資與非壽險兩類金融部門的年成長率僅為0.1%和0.6%，遠遠低于其他部門的平均水平(大于2%)。成長率高的部門為銀行、金融中介及其附屬機構、壽險公司；(2)金融服務集群內銀行、非壽險、非銀行金融中介(信用評估、租賃、風險投資)等三個部門促進本部門金融機構的成長，對本部門具有較強集群正效應。然而這些部門對其他部門則產生較強的負外部性，從而阻礙其他部門金融機構的成長。

同樣可以從進入模型的回歸分析結果中得出如下結論：(1)金融中心內銀行、信托投資、非壽險、保險附屬機構的存在吸引其他金融部門的進入。而壽險和非銀行金融中介阻礙其他金融部門的進入；(2)保險附屬機構對其他進入部門進入具有較強的吸引和促進作用。其中對銀行、股票市場、非壽險以及金融附屬機構的作用非常明顯；(3)信托公司主要吸引非銀行金融中介、股票基金市場的進入；(4)股票基金市場和信托投資企業進入金融中心，受其他金融機構的正面影響較大，應該具有較好的發展。

S8=股票基金市場：金融市場交易所和管理機構、基金管理、證券業務5.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和發展戰略

在Reed(1980)一文中，上海于1947年以前就成為亞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由于最近十年中國金融市場對內對外逐步開放、金融信息基礎設施的創新發展以及多元化金融市場主體的培育，上海金融中心初步形成一個完整的金融服務體系。至2003年末上海金融機構總數達到423家,在滬經營性外資及中外合資金融機構達到90，上海已經成為國內外資金融機構最集中的地方，成為國內企業融資的重要場所，上海的金融人才和技術優勢(包括信息技術)在國內處于領先地位，金融產業已經成為上海的支柱產業(楊咸月，2001)。上海建立國際金融服務中心以倫敦、紐約、東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作為目標模式，這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也是國內重要金融中心，對外強勁的輻射功能是以國內強大的資金集聚和擴散能力作為基礎。因此，要使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就必須使上海成為國內金融中心，成為具備強大的內部資金吞吐能力和內外輻射能力的國際金融中心。

上海金融服務業繼續保持穩健的發展態勢。2003年上海中外資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分別達到17300億元、13200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3.8%和24.4%。上海證券交易所有價證券累計成交82800億元,占全國市場份額的87%；上海期貨交易所累計成交60500億元,占全國市場份額的56%；外匯市場成交1511億美元,日均成交量6.02億美元,同比增長54.26%。銀行間同業拆借和債券市場成交172000億元,同比增長44.25%。上海黃金交易所成交金額達245億元。與此同時,全市保費收入289.9億元,同比增長22.02%。以上數據表明，上海已經成為國內金融中心，而且外幣存貸款余額以及外匯市場的快速發展表明，上海正在朝著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邁進.把上海建立名義隔離性國際金融中心，突出上海的國際資金交易功能,盡快縮小國內金融與國際金融之間差距，減輕中國對外開放沖擊風險.

建立國際離岸金融市場,吸引更多的外資流入和金融服務活動，首先要加強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往來，吸引更多的對外直接投資，從而吸引更多的國外金融機構在上海設立分支機構；擴大與倫敦紐約東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的資金流動和支付轉移結算業務，另外，上海應該積極培育發展多元化金融市場與主體，成為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和黃金市場于一體成熟的金融服務體系，并加大金融衍生產品和金融服務的創新活動。

作為90年代興起的上海金融中心，必須加快金融基礎設施的的建設與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包括信息網絡和辦公條件、完善信息化服務平臺，國際化財務會計管理制度，以及充分適應WTO框架體系的金融法律建設。發達和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可以提高信息外部性和知識技術溢出，加強國際資本轉移支付的規模性、可靠性和及時性，減少交易成本和波動時滯。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首先將實現到2010年上海將基本形成區域性金融中心的框架體系，而到2020年基本建成亞太地區金融中心，并向世界級金融中心邁進。目前是加快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時期，上海將進一步推進三大戰略重點：一是加快金融資源集聚，形成較為完整的中外金融機構和金融中介服務機構體系。二是完善和發展各類要素市場，擴大直接融資，積極推進交易所債券市場和銀行間債券市場統一互聯，爭取推出期貨交易新品種，增設新的黃金交易和保險品種，確立國內體系完善、輻射力強的金融市場中心的功能，成為資本營運中心和資金調度中心。三是優化金融部門分布結構和金融政策，健全和完善有效的風險預警、處理和化解機制，確立公開、公平、公正的金融發展環境，全面實現金融市場的有序運行和依法監管。參考文獻

1.Audrestch,D.,andFeldman,M.P.(1996):R&DSpilloversandthegeographyofinnovationandproduc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86(3),630-640.

2.BossoneB.,SandeepMahajanandFarahZahir(2003):FinancialInfrastructure,GroupInterestsandCapitalAccumulation.IMFWorkingPaper,January2003

3.Choi,S.R.,Tschoegl,A.E.andCh.-M.Yu(1986):BanksandtheWorld’sMajorFinancialCenters,1970-1980,WeltwirtschaftlichesArchiv,Bd.122.

4.Choi,S.R.,Park,D.andA.E.Tschoegl(1996):BanksandtheWorld´sMajorBankingCenters,1990,WeltwirtschaftlichesArchiv,Bd.132.

5.Choi,S.R.,Park,D.andA.E.Tschoegl(2002):BanksandtheWorld´sMajorBankingCenters,2000,WeltwirtschaftlichesArchiv,Bd.132.

6.Economides,N.andA.Siow(1988):TheDivisionofMarketsisLimitedbytheExtentofLiquidity(SpatialCompetitionwithExternalities),AmericanEconomicReview,108-121.

7.Gehrig,T.(1993):AnInformationBasedExplanationoftheDomesticBiasinInternationalEquityInvestment,TheScandinavianJournalofEconomics,97-109.

8.Gehrig,T.(1998):CitiesandtheGeographyofFinancialCenters.InJ.ThisseandJ-M.Huriot(eds.),TheEconomicsofCitie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

9.Grabbe,Orlin(1996):InternationalFinancialMarkets,EnglewoodCliffs.

10.Hotelling,H.(1929):TheStabilityofCompetition,EconomicJournal,1929,39,41-57.

11.Jeger,M.,Haegler,U.andR.Theiss(1992):OntheAttractivenessonFinancialCenters,in:Blattner,N.,Genberg,H.undA.Swoboda(eds.):CompetitivenessinBanking,1992.

12.Johnson,H.G.(1974):PanamaasaRegionalFinancialCenter,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261.

13.Kang,J.K.andR.Stulz(1995):Whyisthereahomebias?AnanalysisofforeignportfolioequityownershipinJapan,forthcoming: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

14.Kaufman,G.G.(2000):EmergingEconomiesand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ers,

15.Kindleberger,C.P.(1974):TheFormationofFinancialCenters:AStudyofComparativeEconomicHistory,Princeton.

16.McGaheyR.,MalloyM.,KazanasK.andJacobsM.P.(1990):FinancialServices,FinancialCenters:PublicPolicyandtheCompetitionforMarkets,Firms,andJobs,Boulder,Colorado:WestviewPress.

17.NighD.,ChoK.R.,KrishnanS.(1986):Theroleoflocation-relatedfactorsinUSBankingInvolvementAbroad:AnEmpiricalExamination,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17,59-72.

18.O´Brien,R.(1992):GlobalFinancialIntegration:TheEndofGeography,Royal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ffairs,ChathamHouse,London.

19.Pagano,M.(1989):TradingVolumeandAssetLiquidity,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255-274.

20.Pandilt,N.R.,GaryA.S.CookandG.M.PeterSwann,(2001):TheDynamicofIndustrialClusteringinBritishFinancialServices,TheServiceIndustrialJournal,Vol.21,No.4(October2001),pp.33-61

21.Pandilt,N.R.,GaryA.S.CookandG.M.PeterSwann,(2002):AComparisonofClusteringDynamicsintheBritishBroadcastingandFinancialServicesIndustries,InternationalJournaloftheEconomicsofBusiness,Vol.9,No.2,2002,pp.195-224.

22.Patel,P.andK.Pavitt(1994):ThchnologicalCompetenciesintheWorld’sLargestFirms:Characteristics,ConstraintsandScopeforManagerialChoice,SIEEPDiscussionPaper13,UniversityofSussex,SciencePolicyReseachUnit.

23.Patterson,E.M.(1913):CertainChangesinNewYork’sPositionasaFinancialCenter,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21,No.6(Jun.,1913),523-539.

24.Poon,J.P.H.(2003):HierarchicalTendenciesofCapitalMarketsAmong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ers,GrowthandChange,Vol.34,No.2(Spring2003),135-156.

25.Porteus,D.(1996):TheGeographyofFinance,Aldershot.

26.Reed,H.C.(1980):TheAscentofTokyoasan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er,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11:3.

27.Reed,H.C.(1981).ThePreeminenceof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ers(NewYork:PradegerPublishers).

28.SassenS.(1999):GlobalFinancialCenter,ForeignAffairs,Vol.78,No.1,75-87

29.Smith,C.F.(1929):TheEarlyHistoryoftheLondonStockExchange,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19,No.2(Jun.,1929),206-216

30.SwannG.M.P.,PrevezerM.andStout,D.(eds.)(1998).TheDynamicsofIndustrialClustering:InternationalComparisonsinComputingandBiotechnology,OxfordUniversityPress,Oxford.

篇（6）

(一)城市的初步篩選

由于我國東、中、西部的經濟差距較大，特別是在宏觀經濟和金融指標方面尤為明顯。因此，通過一些重要的經濟、金融指標來合理的排除一些條件不好或不太好的地區，進而甄別出合乎條件的城市，通過模型的進一步檢驗，最后確立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理論界認為，一般情況下，一國只能出現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并輔之以若干區域金融中心。根據經濟和金融的相關指標比較，有理由排除中部和西部的絕大多數城市，盡可能地在東部尋找國際金融中心。在考慮到國家經濟發展的整體戰略布局和區域涵蓋面的情況下，選取了東部的上海、北京、深圳、廣州、南京、大連、青島，中部的武漢和西部的成都、西安等十個城市作為備選選項。

(二)金融中心形成潛力模型

里德(H.C.Reed)提出的國際金融中心形成潛力理論，不同于以往靜態區域金融聚集力或區域金融競爭力分析。該理論認為，金融中心的形成與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圖1)。本文基于里德理論，通過分析經濟、資金、基礎設施和軟實力等都可能導致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因素，量化研究城市是否具備金融中心成長潛力，這一潛力將導致哪一級的金融中心成形。

根據圖1，我們將金融中心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一國內部的金融中心，包含地區金融中心、區域金融中心、全國金融中心三個范疇，其影響范圍逐步從地區擴展到全國；第二層次是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其影響范圍為鄰近國家和政治“領地”；第三個層次是全球性金融中心，其影響范圍已擴展至全世界。三個層次的金融中心有顯著的區別，具體表現在經濟實力、金融影響力、基礎設施、區域輻射力等相關配套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上，從而使各個層次的金融中心數量呈“倒金字塔”形狀，即第一層數量較多，第二層數量居中，第三層數量極少。

國際金融中心的構建必須在經濟實力、金融影響力、基礎設施建設和軟實力等方面具備一定的著力點。因此，本文根據金融中心形成潛力模型選取了四組54個指標，構建備選城市的經濟實力(EP)、資金實力(CP)、基礎設施水平(IL)和軟實力(SP)等四要素結合的國際金融中心潛力值模型(TFP模型，由孫劍在《中國區域金融中心的劃分與構建模式》中構建)，如下所示：

TFP=a1+β2CP+β2CP+β3IL+β4SP+8(aβ1=常數量；e=隨機誤差量；β11>0；β2>0；β3>0；β4>0)，其形成潛力的評估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本文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轉化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得到圖2中的相關數值，進而找到符合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條件的城市：上海、北京和深圳的經濟實力遠遠超出其他城市，金融實力在全國占有絕對的優勢，是我國的三大金融增長極。其中上海得分略高于北京，顯著高于深圳。這與上海、北京的經濟和政治中心地位高度強相關；深圳位于珠三角，接受香港對內陸的經濟輻射，三地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已高于其他城市。但成都、武漢、南京、青島、大連、西安等城市在區域范圍內的金融地位突出。成都和西安是我國西部地區的重要交通要道和經濟樞紐。南京也是長三角區域性經濟和政治中心。青島位于膠東半島，是一個重要的港口城市。武漢是我國中部最大的交通樞紐，長江中游最大的物流中心。大連則位于東北亞經濟圈和環渤海經濟圈的交匯處。所以，十個城市均是我國各地區的經濟金融中心，但相比卻呈現出一定的層次性。

通過上述分析，本文將樣本城市分為四個梯隊：第一梯隊(90-100)：上海，所有指標均領先于其他城市；第二梯隊(80-90)：北京，即擁有四大國有銀行的總部，又是全國金融業的監管中心所在地和眾多大型國企總部所在地，具有巨大的資金和信息優勢；第三梯隊(70-80)：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塊“試驗田”，同時毗鄰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此外，它還在金融創新上保持著優勢；第四梯隊(70以下)：成都，武漢，南京，青島，大連和西安。

二、構建我國國際金融中心——上海

上述分析表明，將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具有先發優勢。國務院將上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的決定，更確立了上海的領先地位。我國金融中心的構建應采取下列步驟：將上海建成我國國際金融中心，在北京、深圳等城市中選取建設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或全國金融中心，在成都、武漢、南京、青島等城市中選取區域金融中心。以下將對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相關問題進行討論。

(一)上海的金融現狀及構建國際金融中心所面臨的問題

上海已擁有全國最健全的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及國內金融交易中心的地位。截至2008年末，全市共有各類金融機構689家，銀行業機構124家，保險業機構291家，證券業機構94家。在滬經營性外資金融機構達到165家；在滬經營的外資銀行及財務公司93家。其中，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的57家(數據來源：2008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截至2009年2月，上海證交所開戶數目前已達8075.45萬戶，形成了國內主要的證券交易市場。位于上海的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每天的交易成為中國外匯牌價的基礎；銀行間資金拆借市場使上海成為銀行間資金調度的中心；金融人才和技術優勢國內領先；有國內最大最規范的同業拆借市場、外匯交易市場、票據貼現市場、保險市場、住房抵押市場、商品期貨等市場；在未來數年內還將成為全國的資金調度中心、資金運作中心、資金清算中心。作為全國性的金融中心。央行上海總部的成立進一步強化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作為國家戰略的地位，人民幣國際貿易結算試點的開展也將在上海展開。

經過多年的發展，上海作為我國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然成熟，但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需要進一步努力。目前上海金融發展所面臨的主要問題，第一是金融機構比例不均衡。一個成熟的國際金融中心，應包括大批完備的金融機構。但上海的現狀是銀行類金融機構較為發達，占金融機構總數比例較大；證券類金融機構波動較大，不穩定；其他金融機構及外資金融機構比例較小，導致金融體系不完善。第二是金融基礎相對不完善。上海金融相關配套基礎和金融相關服務尚未完善，科研水平和金融服務機構質量參差不齊；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在廣度和深度上均和現有國際金融中心存在一定的差距。金融輻射能力和資金配置能力效果都不明顯。第三是金融法律法規離國際化尚有差距。近年來，上海在金融法律法規制度(包括司法制度和監管制度)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成績，但與現有國際金融中心相比，缺乏獨立的司法體系來保障金融法律的實施，金融法律法規尚未完全國際化。第四是金融政策尚未充分開放。我國資本項目貨幣兌換尚未完全自由化，上海的發展受到限制；同時，央行體制仍然存在不足之處，其中分業監管模式中存在嚴重缺陷。

(二)上海構建國際金融中心的歷史機遇

1金融危機下中國金融體系安全的構建與完善

本輪全球性金融危機對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的金融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擊，大批知名的國際金融機構倒閉或者被兼并。由此導致一些老牌金融中心不斷喪失對全球金融業的影響。我國的金融市場雖然也遭到了金融危機的侵擾，但由于我國金融行業的國際化程度還不是很高，加上我國經濟整體良好運行，大大減輕了危機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使得我國金融業在國際上的整體實力顯著提高。因此，應充分利用危機對全球金融安全體系的沖擊帶來的教訓，加速構建和完善我國的金融安全體系，增強其抗風險能力，如充分完善和利用監管嚴格下的金融創新工具如上海同業拆借平臺以及Shibor的定制來加大對全球救市的實際舉動，提高我國金融行業在全球的影響力。在這方面，上海均應“先試先行”。

2上海區域金融效應在人民幣區域化或國際化進程中的發揮

在本輪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全球主要貨幣均進入頹勢，疲軟不振。而人民幣一直保持著較為強勢的姿態。這對人民幣保持全球信譽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動了人民幣的國際化。因此，充分利用危機給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機遇，發揮我國金融中心的全球影響力，必須步步為營，先實現金融中心的區域影響力。而人民幣的區域化和國際化正好是我國金融中心區域和全球影響力發揮的工具。上海人民幣國際結算試點的開展，將充分利用人民幣的適度區域化和國際化，利用我國強大的經濟實力，加速提高人民幣的國際信譽。只有人民幣在區域站穩了腳跟，我國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問題也就走好了第一步，國際金融中心的效應也就更容易發揮出來。

3拉動內需、區域開發過程中上海金融的發揮

我國經濟在本次危機中遭受了極大的損失和影響。2008年第四季度，我國GDP增長僅為6.8％，進出口和內需同時出現萎縮。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政府不斷推出經濟刺激方案，包括2008年年底為拉動內需和進行中西部開發而推出的4萬億投資，以及2009年財政預算赤字預計為9500億元等；同時還將取消民間借貸的限制，推動民間借貸在銀行資金短缺地區和部門發揮應有的作用等。這些措施的出臺，反映了政府有效應對危機、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心，必將促進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也必將推動區域經濟金融的進一步完善。在這一過程中，上海作為我國國際金融中心必將扮演融資中心的作用，同時也會加強其對全國經濟的引導力和促進力。

(三)上海構建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戰略

1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完善金融法律法規體系

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復雜性、多變性和突發性，要求我國金融業特別是作為我國金融中心的上海，要在全國金融體制改革中充當先行者和導向者的角色。建立一個體系健全，結構合理的金融機構網以及擁有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規體系，保障金融業運行市場的健康有序，是上海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的必要前提和法律保障。體制改革的深化、法律法規的完善中重要的一環就是對人的應用。上海要大力吸收和培養高素質的金融、貿易、會計、法律人才，站在戰略的高度認識到人才因素對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重要性。同時，試點打破分業監管模式，避免大量重復監管對微觀金融主體的束縛，實現對銀行、證券、保險、信托等金融業進行統一監管，將盲區產生機制予以消滅。

2建立成熟的金融市場、逐步實現金融區域化和國際化

第一，完善貨幣市場。以人民幣的逐步可自由兌換為契機，在可監管范圍內允許更多的外資銀行逐步擴大人民幣業務，拓展其業務經營范圍；恢復重建大額存單市場，并逐步拓展二級市場；大力發展票據貼現和再貼現業務，實現票據承兌和貼現公司的專業化，資金清算流程化與便利化；放寬同業拆借市場的幣種限制，以上海為中心構建全國同業拆借網絡。第二，完善資本市場。逐步放寬B股二級市場的外資證券公司必須由在我國的機構申請特別席位這一規定，改變投資人及其人無權直接參加企業經營管理這一現狀，通過保障外國券商和B股持有人利潤的增加提高其投資的積極性。在全國率先試點深化外匯體制改革，提高外匯市場效率。通過貨幣和資本兩個市場的完善和發展，審慎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市場的國際化。

3提高金融機構的國際參與力和抗風險能力

充分利用我國經濟健康運行這一大的宏觀背景，積極并且審慎推進上海金融的深化和廣化；利用全球金融業不景氣的機會，積極審慎地推進金融機構并購，尋求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有利地位和投資擴股機會；選擇一些有實力的金融機構組成聯合體進行國際市場的擴張和深化，提高金融機構的全球參與力。沉著應對國際宏觀經濟變化對房價、通貨膨脹等帶來的影響，構建住房金融保障機構，防范危機的傳導效應。建立有效的風險化解和轉化機制，避免危機帶來的不利因素，利用其給上海金融業帶來的發展契機，進一步推動上海金融中心的國際化。

篇（7）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小企業發展迅速。截止到2009年10月底，我國中小企業數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8%，中小企業創造的最終產品和服務的價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8%，生產的商品占社會銷售額的59%，上繳稅收占50.2%。中小企業已經成為保證我國經濟發展、市場繁榮和實現就業的重要基礎，并繼續以其靈活的運行機制和市場應變能力金融論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體制變革的重要力量。但是，我國中小企業在發展中還面臨著許多問題，其中突出的是融資問題。融資困難造成我國中小企業資金缺乏，嚴重制約著中小企業的創業和持續發展，進而影響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深入了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成因，并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企業自身信用缺失、企業整體信譽不佳；二是融資方式比較單一，缺乏直接的市場融資渠道，據統計，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總量中主要依靠商業銀行貸款和民間借貸的融資方式占到了50%以上；三是借貸期限較短且數目普遍不大，主要是用來解決臨時性的流動資金，很少用于項目的開發和擴大再生產等方面；另外現在整個社會包括許多商業銀行信貸觀念還跟不上形勢發展的需要，對中小企業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足夠的重視，普遍認為將資金投向中小企業風險高、成本高、工作量大且收效不大。

目前金融論文，我國盡管有了一些對中小企業金融扶持的政策和措施的出臺，但并沒有從根本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從現階段來看，我國中小企業要獲得自身發展所急需的資金，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一）中小企業自身層面

1.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關鍵還在于中小企業本身

首先，中小企業要想方設法擴大人力資本以克服中小企業實物資產和金融資產的不足。人力資本的豐富，一方面，可以提高其他資產的利用率；另一方面，能夠保持企業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的動力，與此同時，又對減少企業的經營風險，增加融資的知識﹑信息以及提高企業成長的期望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促進作用。其次，中小企業要想取得銀行的支持，一方面固然必須解決好自身的發展問題，開發適銷對路的產品金融論文，加強經營管理，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和還款能力；另一方面還必須牢固樹立借債必還的思想，增強自身的信用觀念，建立完整的信用體系。誠信乃立業之本，信則立，不信則廢。實踐證明，凡是信用好的中小企業，在申請銀行貸款過程中同樣能夠享受國有和集體企業一樣的待遇。為此，每一個中小企業要像經營自己的產品一樣維護和提高自身信譽。在生產經營和向銀行貸款過程中要做到“講規則，講信譽，講效益”，切實杜絕各種惡意逃廢銀行債務和惡意欠息的行為。

2.努力拓展融資渠道，開辟融資新方式

中小企業在充分利用傳統渠道﹑方式的同時，要努力拓展融資視野，開辟新的融資渠道和方式。在融資渠道方面金融論文，企業既要依靠銀行資金，而且還要利用好非銀行資金，甚至大膽采用采取成本相對較高的私募基金和個人閑散資金。在融資方式方面，企業也要大膽開辟新途徑，比如可以采用典當和商品融資新方式。其中所謂典當就是將企業暫時不用的物品到有資金的銀行機構﹑非銀行機構﹑團體和個人進行質押，到期贖回的方式；所謂商品貿易融資就是給基礎商品的貿易提供金融服務，通過這種服務向商品生產企業或者消費者融通資金的新型融資方式。

（二）金融機制層面

1.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消除金融抑制

金融機構（主要是銀行）要進一步將已出臺的支持中小企業的一系列優惠扶持政策落到實處，另外還要加快金融創新。第一，激勵商業銀行向優質中小企業發放信貸款。在考察和發放貸款時，不分企業性質和規模，只要企業有充足的償債能力就大膽支持，確保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發展中“兩個輪子一起轉”；第二，適當降低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如不能則應從利率補貼入手金融論文，政府有責任為此墊付改革成本，給銀行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以支持；第三，擴大基層商業銀行的流動資金貸款權限，固定資產的貸款權限因為風險較大可以適當的向上級集中，而流動資金貸款風險相對較小，要下降；第四，完善和健全商業銀行激勵和約束機制，建立貸款營銷的激勵約束機制，充分調動基層銀行貸款的積極性；第五，加快發展專門為中小企業提供服務的金融機構，同時允許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中小企業領域進行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結合的探索；第六，大膽嘗試中小企業直接融資形式，及早建立創業板市場體系。建議政府適當開辦中小企業股票小盤交易，允許有條件的中小企業發行地方企業股票，并允許在地方小盤上市交易。

2.盡快建立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多層次﹑多渠道的信用擔保制度及機構

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獲得信貸支持的主要現實障礙在于中小企業在貸款擔保方面缺乏制度性保障金融論文，而信用擔保制度是提高中小企業融資信譽度的有效方式，也是中小企業融資服務體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貸款擔保機構可以采取多層次﹑多途徑來建立。一方面可以由政府設立具有法人資格的獨立的永久性擔保機構和再擔保機構，實行市場化公開運作，接受政府監督，不以盈利為目的，對共同體提供再保險業務和資金支持，分散擔保共同體的風險。另一方面可以由中小企業聯合組建互助型的擔保共同體，對銀行貸款提供擔保。這可以是中小企業根據自愿原則，自發組建擔保機構，以自我出資﹑自我服務﹑獨立法人﹑自擔風險為特征，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中小企業按規定繳納一定的會費，就可以獲得數倍于入會費的貸款擔保額度。除上述兩方面外，也可以由政府﹑社會中介機構﹑企業和銀行四方共同參與設立非盈利性擔保基金，專門用于為中小企業向銀行借款時提供擔保。

（三）政府層面

1.加強政府的制度支持力度

要加強中小企業經營和融資的法律法規建設金融論文，改善企業融資環境，為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首先，國家要出臺有關的法律法規，下大力氣完善資本市場結構，建立多層次的市場體系，推出針對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的新市場，從客觀上逐步理順相關機制，適當降低新市場中小企業發行上市的門檻，簡化程序，便捷服務，提高效率，并盡可能減少籌資成本，這是提高政府有關法律法規“法力”力度的基礎；其次，政府要重塑社會信用體系，強化《合同法》、《破產法》等法規的執法力度金融論文，硬化企業還貸機制，嚴格保護并落實中小企業轉制過程中的金融服務，堅決抵制逃廢銀行債務行為，消除企業與銀行之間的信用障礙，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再次，政府在稅收方面要給中小企業（尤其是在創業期）以適當支持，還要加大新《會計法》實施的檢查力度，使企業會計信息的失真得到有效控制，從而保障貸款人的利益，實現社會信用的良好循環。

2.擴大政府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扶持

首先，中國人民銀行應大力發展專門為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金融機構，以援助中小企業。這些專門金融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支持并且貸款利率和貸款期限優惠于其他金融機構。除此之外，還應該鼓勵建立更多的專門為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地方商業銀行，當然前提是資本安全。其次，政府應適時為中小企業提供專項基金貸款。目前金融論文，除開大型企業，我國政府對中小企業提供貸款就大多局限于少數“特”、“優”企業，但是非“特”、非“優”企業卻畢竟占現實多數，他們才是真正缺乏資金，需大力進行金融扶持的對象。所以，政府必須對中小企業實行“非歧視性貸款政策”。根據國外的經驗，除了銀行貸款外，國家有必要單列資金撥出一定經費，作為對中小企業的資金支持，這筆錢并不是說放出去不要回來的了，要是得要回來的，只是由國家來承擔出資風險而已。此外，政府還應鼓勵設立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風險投資基金，多渠道﹑多形式擴大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的范圍。

總之，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金融論文，這個工程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中小企業自身，金融機制，政府。核心部分在于中小企業自身能力提升，基礎部分則在于金融機制的改進配合相適應和政府積極且恰當的引導和支持，而信用問題始終貫穿于這三個方面，是它們的交集。解決這一課題，不僅僅是資金量上的支持，更要提高企業自身融資能力和信譽度；注重金融體制創新，消除金融抑制；改善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職能，加強制度供給和金融扶持，培育良好的社會信用體系，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性作用。這些都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現實選擇。

參考文獻：

[1]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從財務管理的視角看企業危機誘因》

[2]王化成、荊新、劉俊彥，《財務管理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3]袁普，中國學術期刊網《中國中小企業》，CN11-3465/F

[4]何雯君.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成因及治理對策[J].商業研究2003，（2）：79—81[5] 王婷.中小企業融資問題探析[J].企業研究2003，（2）：95—96.

篇（8）

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是在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作為一門系統的和獨立的理論，它的出現大約在本世紀40年代， 即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學派興起后不久，幾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研究吸引了西方許多經濟學者的注意力并不斷得以發展，新的方法和學說層出不窮。國際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包括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國際金融理論和國家貨幣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風險。 金融全球化的本質是金融資本的全球高速流動以尋求最大利潤。巨額資本的快速流動增加了金融系統的潛在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不健全、具體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產生金融危機的誘因可以說無處不存，無時不在。主要是因為： 1.短期資本的大進大出，國際游資頻繁在各國外匯、股票市場流動，具有投資、投機兩重性。短期資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經濟結構性失衡，形成“泡沫經濟”，一旦出現逆差或貨幣貶值，資金便迅速抽逃，導致國際信用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便是典型例子。據IM F估計，國際短期游資多達7.2 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總額的20%。其投機性、流動性和逐利性構成了對發展中國家金融經濟安全的嚴重威脅。

2.作為資本流動載體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點便是其“杠桿效應”，能以較少“定金”買賣幾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約金額的金融產品，如遠期合同、期貨、期權和互換等，形成以證券料匯、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預期為客體的金融衍生資本。一家金融機構的少量交易即可牽動整個國家經濟甚至整個國際金融市場，金融鏈條上的任何環節出問題都可能使整個金融系統遭到毀滅性打擊。 3.“對沖基金”規模不大，但借貸能力特別強，能夠迅速籌集資金投放市場。一批基金聯手再加上眾多世界級銀行財團的支持及其在國際組織、各國政府中的強大游說能力，足以將任何一個市場置于危機之中。 [中 華 勵 志 網 Www.ZHLzw.Com] 二、 國際經濟體系中的美元霸權霸權。 雖然從理論上說，國際美元本位像任何關鍵貨幣一樣，對于提高國際交換效率和降低國際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后布雷頓森林會議體系中，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美元畢竟只是由美國政府法令強制使用的一種純粹的、完全不兌現紙幣，它的“生產”完全受到美國國家機器的控制，它所服從的完全是美國政府的政策制訂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國內規則。所以美國不會，也沒有義務把別的國家的利益置于美國的國家利益之上。 三、 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西方學者對不同層次的貨幣一體化進行了劃分：(1)匯率同盟。(2)假匯率同盟。(3)貨幣一體化。(4)貨幣聯盟。

篇（9）

一、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

1.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1)對出口的影響

作為出口導向型經濟，金融危機引起美國經濟及全球經濟增長的放緩,對我國對出口產生重要影響。匯豐銀行在2007年年初發表的一份報告認為,目前中國的出口有60%是輸出到發達國家,其中美國就占了28%,因此美國經濟出現衰退，對從中國進口的需求減弱，將導致企業減產、工人失業、企業虧損。目前，許多企業已陷入倒閉和破產的困境。面臨困難的企業越多，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就越大。日前，據里昂證券(CLSA)公布，中國9月采購經理指數(PMI)為47.7，低于8月份的49.2，亦繼創有調查以來新低。

(2)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影響

國家統計局21日的數據顯示，9月份國房景氣指數為101.15，比8月份回落0.63點。至此，全國房地產景氣指數已連續十個月環比回落。截至9月末，全國商品房空置面積為1.3億平方米，同比增長10.2％。同時，銀行不良貸款風險開始顯現，加上國際金融危機下，各銀行都有不同程度的虧損，惜貸氛圍比較嚴重。房地產投資進一步萎縮。此外，由于美國本土發生金融危機，引起諸多金融機構積極拋售在新興市場國家資產，以應對本國流動性不足。幾種因素綜合夾擊下中國房地產業拐點的到來不可阻擋。這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又一大引擎的熄滅。

2.對金融系統的影響

(1)直接損失

首先是持有美國次級債或對美國破產公司的貸款造成的損失。如中國銀行集團共持有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發行的債券7,562萬美元；工商銀行對雷曼公司貸款5000萬美元；招商銀行對雷曼貸款8000萬美元；其次，是中國企業銷售給美國產品所形成的1000億美元以上的應收賬款，這部分欠款的信用風險是很高的。再次，是很多金融機構、個人的投資，包括QDII等等，這些都會是中國在金融層面上的虧損。其中還沒有包括對中國持有的超過5000億美元美國國債資產的評估。

(2)間接損失

銀行業的經營效益增長出現困難。在經濟下滑狀態下，銀行的業務拓展空間變窄；在居民收入不穩定性加大和貨幣緊縮政策下，存款大量增加與貸款增量減少的矛盾突出。另外，經濟下滑帶來的行業、企業破產倒閉，銀行不良貸款反彈壓力很大。

二、我國的應對策略

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的影響已經顯現，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環境下，我國采取哪些措施以減少對我國的沖擊，是我們需要研究的重點:

1.擴大內需的財政政策

我國去年財政實現了盈余，政府負債占GDP的比例不到20%，這為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提供了空間。首先，政府可以通過增值稅轉型（降低企業稅負）和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減輕個人稅負）等措施來刺激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其次，從農村著手通過有效增加農民可支配收入來刺激農民消費，同時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再次，房地產市場是內需的火車頭但并不代表政府要救助房地產商，維持高房價，相反的政府應推出萬億級別的保障性住房供給計劃,由于保障性住房價格低廉,不僅會有效地擠壓商品房市場的泡沫,完成房地產市場的自我調節,更重要的是,它能與百姓需求對接,有效盤活內需,帶動中游、上游產業的發展；最后是盡快使一批重點大型項目開工啟動，例如：鐵路建設重點項目等，拉動鋼鐵、水泥等相關產業的發展。

2.放松信貸的貨幣政策

放松貨幣政策重在放松信貸規模控制。目前經濟下行趨勢已經進一步得到確認，應考慮再次放松和淡化信貸總量控制。因為相比而言，在經濟出現一定幅度下滑的情況下，適度放松信貸閘門是比較有效的政策工具。幾種工具交替、配合使用，才能達到更好的政策效果。有學者實證研究表明即使今年經濟增速和物價漲幅均有所回落，貸款需要增長15%～16%才能滿足實體經濟的需要。因此，目前的信貸總量控制依然是偏緊的，有必要適度放松，使其回到與實體經濟的需要相適應的水平。

3.充分利用大量的外匯儲備

本月溫總理訪俄期間，與俄國簽訂的一項規劃已久的長期石油供應協議，中國將為俄羅斯企業提供200億～250億美元出口支持貸款，換取未來20年內獲得3億噸的俄羅斯石油供應協議。這一協議為我們有效利用我國高達1.9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提供了很好的典范。金融危機引發全球資產價格大幅縮水，而預期美國巨額的救市資金所制造的天文數字般的國債，未來隨時可能出現支付信用危機，美元貶值幾成定局，在此期間，用外匯換資源，換技術是我們目前最好的選擇。

4.大力發展服務業

2007年，中國的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不到40%，而印度是50%、日本是65%、美國是80%以上，中國的服務業水平遠遠低于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由于當前中國70%～80%的中小企業沒有金融服務，大的農村基本上也沒有金融服務，所以市場非常廣闊。如果能夠盡快地把制造業游離出來的資源，轉移到服務業，在比較低的GDP增長速度上，可以解決全社會的就業問題。

參考文獻：

[1]茹璧婷: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及對策[J].理論前沿，2008.18

[2]尚文濤:美國次級債務危機對中國的影響[J].商情，2007.02

篇（10）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金融業是貨幣流中心、資金融通中心、社會支付結算中心，是“國民經濟的血液循環系統。”所以金融業的穩定與效率關系著國民經濟的運作與發展。但金融業是個高風險的行業。因為金融行業本身就有從事風險性的活動，風險導致其具有內在不穩定性。加之金融業的有效運作是依賴公眾對銀行的信心。一旦公眾對銀行發生動搖，銀行的經營和生存便存在問題。此外，其有可能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對個別銀行的不信任可能危及整個金融體系，甚至導致全球性的風險。因此需要政府從外部對其進行監管，確保金融結構的安全和穩健。其次，金融業具有相對壟斷性，不是任何人都可自由地進入，因而在金融業管理過程中，有可能作出不利于存款者或借款人的債權債務安排，或向客戶提供不公平的歧視，且金融業財務信息的公開程度不高，公眾因無法獲得充足準確的信息而很難對金融結構風險和業務作出正確判斷，并影響其對金融機構進行選擇，同時也無法對金融結構的行為進行有效監督。因此，政府應叢外部對金融機構進行強有力的監管，減輕相對壟斷性可能帶來的不公平和信息不對稱造成的監管困難，以保護公眾利益，增強公眾對金融機構的信任。[3]再次，由于金融行業本身的特點，各種欺詐以及非法交易行為時有發生，特別是在我國市場秩序不夠健全，金融領域的立法不夠完善，我國應付金融危機的經驗尚不豐富，金融監管就顯得尤為必要。[4]

二、我國金融監管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一）分業監管帶來的問題

根據《商業銀行法》和《債券法》的規定，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實行的是嚴格的分業監管模式，即中國人民銀行負責監管銀行業、信托業；中國保監會負責監管保險業；中國證監會負責監管證券業。雖說我國的分業監管體制有利于監管部門集中精力對各自負責的對象進行監管，提高金融監管效率和監管水平，有利于金融市場的的安穩，有效地防范金融風險。但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和我國對外開放進程的加快，單純的分業經營模式已不能適應復雜的局面。

1.在國內金融市場上，銀行、證券、保險業已開始相互滲透。商業銀行可以經營部分證券業務，但限于買賣政府證券，政策性金融債券，發行、兌付及承銷政府證券；商業銀行可以經營保險業務以及法律并不禁止商業銀行在境外從事信托業務和股票業務；法律允許符合條件的證券公司以自營的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券作為質押向商業銀行借款。[5]如果實行單純的分業監管，勢必回出現重復監管或空白監管的情形。

2.自從我國加入WTO以來，外國金融機構大量涌入國門的局面勢不可擋，對外國的金融銀行如何監管，如果仍固守分業監管的老一套，不利于提高監管的效率。而且，這種阻礙資本自由流通的做法也會嚇退一大批外國金融機構。因此我國采取混業監管的模式已勢在必行。應當盡快建立起一個既不隸屬于中央銀行又相互獨立于政府的綜合性機構統一監管金融市場，以適應金融業一體化的發展趨勢。這種綜合性監管機構應相對獨立于政府。因為：一是金融監管具有較強的專業性，需要一支專家隊伍，資源、技術條件需求也較高。如果隸屬于政府的公務員序列，難以滿足監管的需要；二是監管應擺脫政治壓力，如果不獨立于政府，易受政治因素的干擾和牽制，不利于實施有效監管。[6]

（二）事后保護性監管制度的缺乏

1.存款保險制度

如前所述，金融業具有很高的風險性，而且還極具傳染性，一家銀行的破產往往波及整個金融市場。這使得存款者和投資者因擔心風險而不得不小心行事。為了消除這種擔心，存款保險制度應運而生。存款保險制度要求吸收存款的金融機構將其吸收的存款按一定保險費率向存款保險機構投保，當投保存款機構經營破產不能支付存款時，由存款保險機構代為支付法定數額的保險金。在存款者看來，存款保險使所有存款獨立于銀行破產風險之外，因而很具有吸引力。[7]這種做法也避免了對存款者補償的耽擱。現在，大部分國家都建立起存款保險制度。但我國未建立該制度 。所以金融機構一旦出現經營危機，存款人的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金融秩序的穩定將嚴重遭到破壞。因此，我國應盡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首先，我認為，這種保險應是強制的。如果允許銀行機構自由選擇是否保險，則意味著有的銀行可以不參加保險，這對自覺參加保險的銀行是不公平的；同時意味著未參加保險的銀行的存款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這違背了設立這種制度的初衷。2）存款保險公司應由誰來設立的問題。從國外來看，各國存款保險機構有：政府主辦并管理型、政府和銀行共同建立并管理型和銀行同業建立型。多數學者主張我國存款保險公司由政府舉辦更為適宜。認為如果存款保險公司隸屬于中央銀行，接受中央銀行的監督和管理，那么存款保險公司可能會形同虛設，獨立性難以實現。[8]

2.中央銀行最后援助制度

如果說存款保險制度是為了避免金融機構因破產而帶來的風險，那么最后援助制度是防范因銀行或整個銀行體系面臨暫時的流動性問題帶來的不穩定性。事實上，一個基本上健全的銀行也常常會面臨暫時流動資金的短缺，如果它不能及時的從信貸市場上得到足夠資金，公眾對銀行資金的流動性是極其敏感的，它們會因為自我保護中加劇問題的嚴重性。為了避免擠提現象的發生，我國應當仿效西方國家建立中央銀行最后貸款制度，即中央銀行對仍有債權能力但已無法從貼給窗口和貨幣市場的正常渠道取得資金的“問題銀行 ”提供緊急財務援助，以協調其解決暫時的財務困難。[8]

（三）自律監管的加強。

最理想的監管模式是法定監管和自律監管相結合的模式。我國目前偏重于法定監管，自律監管嚴重不足。從金融業行業協會存面上看，我國的金融監管過分強調國家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管，對金融業的行業自律作用的重視不足，行業協會更多地成為一個僅僅具有象征性的組織；從金融機構內控制度層面上看，有關金融機構制度的法律規定相當薄弱，如證券業并沒有建立起防止其某個職能部門所擁有的特種消息傳到另一個職能部門被濫用而建立的一套內部規則和實施程序以及對這些內部規則和程序的監管程序的“防火墻”制度，銀行業的內部控制則流于形式，不僅銀行內部缺乏統一的內部控制法規制度及操作規則，而且銀行內部各業務部門在具體行使監控職能時，職責不明確，不能有效執行、落實銀行內部控制有關制度；保險業對內控制度的規定幾近乎為零。[10]由此可見，金融機構自律監管有待完善。通過健全金融機構的內部會計控制和內部管理控制，加強金融機構自身的責任感和自我監督管理的能力，可以說，是最為直接、最為有效的的監管形式。

參考文獻：

[1]陸曉峰.金融創新與法律變革[M].法律出版社，2000.

[2]浦壽海，等.80年代的金融改革[M].中國金融出版社，1989：23.

[3]同[1]，P287.

[4]漆彤.試論金融監管立法體系[M].法學評論，1997.

[5]魏方.簡論我國的金融監管：經濟法論叢（第2卷）[M].徐杰主編.法律出版社，2001.

篇（11）

最近很多跡象表明，世界對中國的期望和對中國模式的認同感正在快速增加。首先是金融危機發生之后，世界各國還是寄希望于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經濟復蘇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盡管很多人也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抱有希望，但人們對新興經濟體能夠做什么并不明確。自從二戰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總能在拯救世界經濟危機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國家，即使能夠發揮一些作用，也只是作為配角。

但這次則全然不同。各種指標表明亞洲的經濟正在恢復正常，甚至是復興。在西方，盡管從總體上來說，經濟危機已經見底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升，但人們仍然看不到其對世界經濟復蘇的意義。尤其是美國，人們一直在期望美國能夠做領頭羊。危機發生之后，全世界各國都用不同的方式來“拯救”美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這種考量，因為人們意識到，如果美國的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也會進一步影響本國的經濟。但至少迄今為止，美國并沒有能夠扮演此種角色。

與美國相比較，中國在亞洲的經濟復蘇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中國這次本身并沒有金融危機，但深受外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政府在承擔各種國際責任的同時，動用一切盡可能的力量來復蘇自己的經濟。

兼有金融與經濟杠桿

西方國家在拯救經濟危機過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桿，而缺少經濟杠桿。但中國政府卻能同時用金融和經濟兩種杠桿來拯救危機，因為它存在著龐大的國有經濟體。

結果是顯見的。這些舉措不僅帶動了本身的經濟復蘇，而且也帶動了亞洲尤其是東北亞和東南亞的經濟回暖。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和中國經濟體緊密相關的經濟體大都開始出現增長的勢頭。而中國的這種復蘇勢頭又對西方經濟體產生積極作用。如果說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的作用僅僅限于亞洲，那么這次中國的作用超越了亞洲而對全球經濟體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例如，人們發現，德國和法國的經濟轉好就和它們對中國貿易的增長有很大的關聯。

中國的經濟表現令西方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不過，事情還并非僅僅是中國的經濟角色問題，從深層次看就是中國的發展模式問題。

提出“中國模式”的概念已經有很多年了，中國政府本身在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小心翼翼，并沒有公開接受或者反對這個概念。中國模式本身仍處于發展過程之中，并且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著諸多問題和挑戰，這種模式最終是否成功，還有待檢驗。但是站在外部的角度，人們對中國模式則不這樣看。

曾經宣稱西方民主是“歷史的終結”的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Fukuyama）這些年來一直在修正他的觀點。之前他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升到道德化的高度。但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反復和中國的崛起都表明“歷史的終結”的觀點已經受到很大的挑戰。最近，福山注意到，盡管亞洲的印度也在崛起，并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但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傾向于一個更有效率的中國。

開放的政治制度的發展

中國的發展表明，政治制度的發展是開放的。盡管中國還被外界稱為權威主義的體制，但名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正在發展出符合其自身文化、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政治體制。

中國政府現在唯一的意識形態就是民本主義，努力把政府的作為和人民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中國政府也努力提高政府過程的透明性，并建立各種機制使官員對人民負責。中國政治體制尤其在危機期間表現出高效率，無論是處理四川地震還是應付這次金融危機，相對于其他政治體系，中國體制的優越性就顯現出來了。

中國和其他一些政治體制這些年的發展表明，民主的政體不見得能夠有效服務于公眾，而中國的體制也不見得不能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務，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構架，而是一些具體的制度和政策。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感受和認知的這些變化對中國模式來說的確是個機遇。這里既表現為中國的硬力量，也表現為軟力量。硬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國的經濟力量及其產生的客觀外在影響，這是外界所能親身感受得到的；軟力量，就是人們對中國能夠產生的經濟影響力的主觀認知。（很顯然，這里的軟力量是外界對中國的自覺的認知，是基于硬力量的影響力之上的，這和中國有關方面正在大力推動的軟力量是很不相同的概念。）

機遇與挑戰

金融危機考驗了中國的發展模式，而中國在應付這次危機中的表現又提升了中國模式的影響力。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些變化的產生又是對中國模式的極大挑戰。挑戰的核心就是中國模式的可持續問題。對可持續性的挑戰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兩個方面。外部方面的挑戰指的是，當中國成為世界經濟核心力量的時候，世界各國的經濟外交政策都會把中國作為其頭等議程來制定對華經濟政策和戰略，從而給中國造成莫大的外部壓力。內部挑戰主要指的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困難。

中國模式是個統稱概念，因為中國在過去的改革開放三十年間，不同階段經濟發展具有不同的模式。早期簡單地把經濟增長主要是GDP的增長作為最為重要的指標。盡管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但也導致了無窮的問題，例如收入分配、社會正義和環保壓力等等。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有效的應付，那么中國經濟模式就很難持續。因此，本世紀初以來，中國政府努力尋求發展模式的轉型，可持續性、環保和社會公平成為了新模式的主題詞。

轉型機會的流失

從發展模式的轉型來說，這次金融危機實際上是個很好的機會。從宏觀上來說，中國可以對自身的混合經濟模式充滿信心。金融危機帶來的壓力淘汰了很多落后的產業。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政府開始建立內需型消費社會。內需型社會無疑是中國今后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同時也是中國經濟崛起的最重要標志，即從世界大工廠轉型成為世界消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