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轉型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中國經濟轉型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顯然，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承載著較以往更為重要的使命。一年前，在國際經濟危局下，中國面臨的是如何避免經濟硬著陸，因此保增長是第一要務。調結構、促發展、惠民生等高難度命題，某種意義上說只是國家在完成保增長任務前提下的優先選項。一年來的經濟運行效果表明，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高度動員力和資源整合力的國家，保持經濟適度增長已不再是一項具有較高技術含量的經濟任務。美歐等發達國家短期內無法實現的經濟指標，對中國來說則沒有太大的實現難度。所以，面對中國一年來經濟基本面的相對穩定以及在國際經濟治理中話語權的持續擴大，西方不少人臆測，中國是本輪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勝利者。面對國際社會給中國經濟戴高帽，相信包括最高決策層在內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明白：一場經濟與金融危機并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經濟的既有格局。中國至多只是全球經濟力量變遷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非核心要素，在相當長時期內仍需夯實國內經濟基礎。中國經濟不僅有遠慮，更有近憂。

事實上，中國經濟盡管在規模上不斷做大，但自1995年便開始謀求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不僅沒有取得關鍵性突破，反而在應對兩次國際經濟危機和促進就業的大背景下，一拖再拖，如今差不多到了積重難返的境地。也許，我們可以用比較優勢理論來為經濟轉型的遲緩辯護。因為根據比較優勢理論，要素稟賦決定最優分工。中國多年來一直維持的低成本勞動力稟賦意味著，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是發揮中國競爭優勢的最優選擇。而從微觀企業的角度，資本回報率下降是推進技術進步的關鍵動力，但中國的人口紅利使得資本回報率沒有出現發達國家所經歷的下降過程。因此，盡管依靠投資和出口支撐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一直備受詬病，卻是中國經濟近20年來保持高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然而，如今的現實卻是，中國絕大多數地區的商務成本急速提高，人口紅利在逐年遞減，原先擁有的比較優勢幾乎消失殆盡。而“全民補貼生產”、消費受到嚴重抑制的增長模式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負擔。已有研究表明，中國經濟即將進入“U”型經濟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時間取決于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將經濟增長拉動引擎轉到消費上來。但約束管理層調控經濟行為空間的一大要素卻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業傾斜，可供民眾分配的最終財富不多，民眾的消費能力與消費欲望一直難有實質性改觀。偏偏民眾消費的產品還高度市場化，尤其是作為重要消費對象的住房，價格高度市場化，形成了民眾的實際購買力與居高難下的房價之間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內需。顯然，如果不能根本改變生產要素價格的持續扭曲局面，如果產業結構不能升級，如果支撐消費增長的社會福利體系不能建立，依靠消費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只是“單相思”。

由此，切實轉變經濟增長觀念，制定并落實經濟結構調整時間表，大力發展生產業，培育高端產業競爭優勢，盡快擺脫既有經濟增長方式的“路徑依賴”，通過產業調整、技術進步與消費驅動打造內生經濟增長模式，成了破解中國經濟轉型這一關鍵命題的關鍵環節。

篇（2）

[2]姜立杰，黃際英：《論20世紀七八十年代紐約市產業結構的轉型》，《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科學版）》2001年第2期.

[3]李國璋 魏 梅：《國外產業結構轉型理論評述》，《科技管理研究》2008年第11期.

[4]潘淑清：《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統計研究》，江西財經大學碩士論文，2002.

[5]徐秀麗：《環境規制對中國產業轉型的影響—基于省級面板數據實證研究》，大連理工大學碩士論文，2010.

篇（3）

[論文摘要]當前,中國正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時期。在這一過程中,由于人們對科技無節制地運用、人類對主體性的過度張揚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身的不完備性,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環境問題。環境的惡化使生態結構出現紊亂,生態功能不斷減弱,引發了生態風險。為了有效地治理生態風險,我們必須大力開展全民生態啟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態風險意識;建立科學的生態風險管理機制,有效地應對生態風險;樹立人與自然平等和諧的生態倫理,使人與自然共存共榮;進行生態風險的全球治理。使全人類能共享生態發展成果。

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生產力的發展會使社會呈現出不同狀態,社會轉型是其重要表現之一。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其發展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與風險,其中生態風險已成為當前制約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瓶頸。為了確保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生態風險的治理顯得尤為必要。

一、經濟轉型與生態風險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推進,社會轉型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是指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社會轉型是一個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全方位的系統工程,其表現在經濟領域中就是經濟轉型,即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由一種形態向另一種形態的轉變。經濟轉型包括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兩層含義。制度變遷一般是政治體制變革、社會制度改變導致的結果,而經濟發展主要是指經濟運作方式從一種模式向另一種模式的轉變。

經濟轉型是當今世界頗受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當代中國社會經濟轉型主要表現為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從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轉變。

人類社會源于自然,人類的發展更離不開一定的自然環境,其中作為自然環境重要組成部分的生態環境與人類發展的關系更為密切。所謂生態環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組成的各種生態系統所構成的整體,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間接地、潛在地、長遠地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產生影響。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其經濟發展離不開一定的生態環境,而生態環境的好壞也與當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

一方面,經濟發展是在一定的生態環境中進行的。當代中國的經濟轉型離不開生態發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態環境可以為經濟體制順利地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從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轉變提供有利的條件。而不良的生態環境卻在不同程度上阻礙著社會經濟轉型的實現,最終會導致人類生存環境的總體惡化。另一方面,生態環境也離不開一定社會的經濟發展。人類與自然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當社會經濟發展中體制轉變比較順利、經濟增長方式相對比較科學時,就會有利于生態環境的正常發展。相反,如果經濟轉型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就會極大地破壞生態環境,產生巨大的生態風險。

二、中國經濟轉型面臨巨大的生態風險

中國的經濟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正式明確地提出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三十多年來,我國的產業結構不斷趨于合理,經濟增長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國民經濟得到快速增長,綜合國力顯著提高。可以說,我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們也要看到,經濟發展過程中同時還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正在制約著經濟社會的正常發展,特別是對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產生巨大的影響,引起嚴重的生態風險。

(一)何謂生態風險

風險(risk)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必然出現的一種現象,是社會可能面臨的危機狀態和災難性危險。風險本身并不是“危險”(danger)和“災難”(disaster),而是一種危險和災難的可能性。風險可以區分為“外部風險”(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來的風險”(manufacturedrisk)兩種類型。“外部風險就是來自外部的因為傳統或者自然的不變性和同定性所帶來的風險”;“被制造出來的風險指的是由我們不斷發展的知識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所產生的風險,是指我們在沒有多少歷史經驗的情況下所產生的風險。”在全球化時代,人們面臨的風險主要是“被制造出來的風險”或稱“人造風險”。

作為一種常見的風險,“生態風險(EcologicalRisk)就是生態系統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風險。它指在一定區域內,具有不確定性的事故或災害對生態系統及其成分可能產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損害,從而危及生態系統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潛伏期長,出現過程緩慢,不像金融風險那樣明顯突發,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輕視。然而,生態風險一旦從潛能轉變為現實壓力,卻極難防范和緩解。”一般來說,生態風險不是自然風險,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生態風險屬于吉登斯所說的“人造風險”,“人類某些技術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樂觀’以及民眾的從眾心理和迷信是生態風險的源頭。”

(二)經濟轉型中的生態風險的表現

我國的經濟轉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進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重大機遇,另一方面也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嚴峻挑戰,國內外形勢的復雜性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本身的艱巨性必然使這種轉型面臨巨大的困難和風險。其中,伴隨經濟發展過程所帶來的生態不安全性會引發嚴重的生態風險。

生態風險的產生是與經濟發展過程中生態環境的惡化密切相關的。生態環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組成的各種生態系統所構成的整體,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間接地、潛在地、長遠地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產生影響。生態環境的破壞,最終會導致人類生活環境的惡化。一般來說,生態環境問題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由于人類不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另一類是由于城市化和工農業高度發展而引起的“三廢”(廢水、廢氣、廢渣)污染、噪聲污染、農藥污染等環境污染。由于我國的經濟轉型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現代化,并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邁進的背景下進行的,因此,中國既面臨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過程中需要解決的一系列問題,同時也要正確面對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向中新產生的問題。因此,我國當前經濟轉型過程中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更多、困難更大。其表現在生態領域中就是我國的經濟轉型不但面臨傳統意義上的生態風險,同時還要面對新的、更大的風險。

生態風險的產生是由于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生態系統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態環境遭受破壞的程度越高,風險后果就越嚴重。當代中國經濟轉型期的生態風險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生態環境的惡化使生態系統運轉不良,引起系統性風險。當前,由于森林資源和濕地面積的減少,會增加災害性氣候的風險,同時也會給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動植物增加生存的風險;水污染和水體系統遭到破壞,會增加依賴水體生存發展的其它生物減少和滅絕的風險;草原面積減少,草場退化,會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載畜量減少的風險;沙地植被減少、系統遭破壞,會增加沙漠化面積擴大和沙塵暴侵襲風險;農田作物生長環境遭破壞,會增加農產品質量、產量降低的風險;有毒有害固體、氣體物質排放會增加人與其它生物的安全風險;水土流失地區生態環境惡化,會加劇土地沙漠化、土地貧瘠、泥沙淤積庫壩、河流、湖泊導致洪災的風險。總之,生態系統遭到破壞,生態發展就會失衡,生態環境隨之惡化,正常的生態結構被打破,整個生態系統循環不暢,引發系統性生態風險。

第二,生態環境的惡化使生態系統功能減弱,產生功能性風險。一方面,生態環境惡化會阻礙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當今中國的發展面臨人口、資源和環境三大難題。特別是環境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嚴重制約因素。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生態環境惡化的程度很嚴重,近年來,長江、黃河等大江大河發生洪澇災害的次數在不斷增加,經濟損失慘重;北方地區沙塵暴肆虐,旱災不斷發生。這一切嚴重阻礙了中國經濟社會的正常發展,對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產生巨大的壓力,形成潛在的風險。另一方面,生態環境惡化給社會的穩定產生潛在的風險。人類對資源無節制的開發,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資源,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會變得越來越少,最終會導致資源的枯竭。這種狀況不但影響國家的穩定,也給世界的和平發展形成巨大的挑戰。

(三)中國經濟轉型中生態風險的成因分析

1.現代性與生態風險。現代性始于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經過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發展完善,到20世紀中后期成為具有世界歷史影響的行為制度和模式。現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社會的發展,但是,其風險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人類對科技理性的過度重視導致生態風險的產生。現代性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沖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價值理性。由于人類對科技理性的過分張揚,科學技術發展也給人類帶來嚴重的風險,使我們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為一個“可怕而危險的世界”,而這個“危險的世界”正是在人類不斷地追求科技進步的過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類對主體性的過分張揚致使生態風險出現。在人類發展歷史上,人類對現代性的追求過程也是人的主體性的全面張揚過程。主體性的張揚使人類擺脫了神的束縛,凸顯了人在整個宇宙中的主體地位。但過度地張揚人的主體性有時會走向其反面,人類一切從自身利益出發,大肆掠奪自然資源、破壞自然環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斷沙化、環境嚴重污染、氣候逐漸惡化、生態正在失調等一系列生態問題,對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產生潛在的風險。

2.市場經濟與生態風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還不完善,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市場作為主要的調節手段,具有靈活性、競爭性等優勢,但由于其還具有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特點,使不同市場主體在經濟發展中,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開墾荒地、濫伐森林、過度放牧、掠奪性捕撈、亂采濫挖、不適當地興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場退化、土壤沙漠化、鹽堿化、沼澤化,導致森林面積急劇地減少、礦藏資源遭到破壞、野生動植物和水生生物資源日益枯竭、旱澇災害,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另一方面,在進行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產生“三廢”(廢水、廢氣、廢渣)污染、噪聲污染、農藥污染等嚴重的環境污染。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時也對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巨大的生態風險。

三、中國經濟轉型中的生態風險治理

當前,生態風險事件的頻發已使風險成為一種社會常態,它已成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必須面對的嚴峻問題,而且也是制約我國經濟現代化的重要因素。為了使中國的經濟能夠持續、快速、穩定、健康地發展,當前必須要加強對生態風險的治理。

(一)大力開展全民生態啟蒙教育

康德認為,啟蒙就是從蒙昧無知的狀態解放出來,運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斷。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科技給人類帶來的問題也日益增多。為此,我們必須建構新的啟蒙——生態啟蒙。首先,要讓人們認識到人類已經進入后果嚴重的世界風險社會,生態風險已經成為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全球性問題;其次,要看到科學技術的雙面性,特別是要看到濫用科學技術所引起的負面效應;再次,要強化生態文明意識,正確認識和處理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確保人與自然的和諧。

(二)建立科學的生態風險管理機制

首先,建立生態風險預警系統。通過設定一系列風險預警指數,并根據對這些指數的計算,及時向社會發出預警信號,使人們對生態風險有充分的準備,有效地防范風險。其次,建立生態風險分析系統。以科學理論為指導,以定量和定性分析為主要手段,通過對生態風險分析系統得來的相關指數進行綜合分析,為生態風險控制系統提供科學的依據。再次,建立生態風險控制系統。由國家和其他社會組織通過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場、民間機構、家庭及個人的生態風險管理責任,對生態風險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態風險。最后,建立生態風險補償系統。要構建政府-社會保障機制、市場-商業保障機制、社會-家庭、社區、民間救助機制三位一體的、系統的、動態調整和迅速反饋的生態風險補償機制,有效地處理生態風險,及時補償風險損失,進一步推動社會發展。

(三)樹立人與自然平等和諧的生態倫理觀

篇（4）

樊綱博士的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學、轉軌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100余篇，專著9部。2005年和2008年，樊綱連續兩次被英國《外交政策研究》與《觀點》雜志評選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識分子”之一。

在解讀供給側改革概念時樊綱指出，從長期來看，供給側就是通常所說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各種要素。樊綱舉例，經濟增長需要勞動力，勞動力還需要教育，即人力資本；此外還需要儲蓄、投資等等要素，共同助力經濟增長。

“投資要有效率，就要有技術進步，有創新，根本上就需要體制改革。”在樊綱看來，這些都是決定經濟增長率能否提高的潛在因素。樊綱指出，十三五規劃正是要著力于這些增長要素的協調發展，從而使經濟增長保持高速。

樊綱著重分析了目前供給側改革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即產能過剩。“之所以供給能力過剩是因為中國經濟過去十年中有兩次經濟過熱，2004年到2007年，2009年到2010年兩次疊加在一起。”樊綱說。

樊綱進一步分析，產能過剩的問題集中體現在，大量資源的浪費、金融杠桿過高、出現僵尸企業并由此產生債務的堆積等等問題，從而形成了經濟低增長的壓力。

因此，樊綱認為：“整個十三五期間，我們可能還都要努力去處理十一五、十二五兩次經濟過熱產生的‘后遺癥’，使我們的經濟逐步恢復平衡，實現我們的持續穩定增長。”

篇（5）

對家庭的研究，無論是經濟學還是社會學，西方學者的論述都更充分些。他們從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家庭制度演化角度入手，對核心家庭的性質與功能進行了分析，其中集大成者是199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aryBecker。Becker的獲獎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即新家庭經濟學已經被主流經濟學所接納。Becker用新古典主義的方法分析了家庭行為被認為是具有開創意義的。

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時期，中國正在加緊現代化的腳步，這個大社會背景使得中國的家庭結構，家庭功能正處于急劇變化之中。一方面，現代化的沖擊使中國家庭源遠流長的家文化受到強烈沖擊，另一方面，中國特定的家庭結構和家庭文化，使得中國的民營經濟發揮了強大的功能性作用，靈活而又有很好的適應性，順應了中國經濟發展。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過發展經濟學、比較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將中國家庭的經濟性質，和它在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進行一個簡單的回顧和評析，發現其中一些結論性的問題。

2.目前國內外的研究現狀

家庭從其經濟性質和功能上來說是生產的組織和機構，是一種經濟制度，這一點是由Becker揭示的（1981）[貝克爾：《家庭論》，1998年第一版，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社會學研究家庭的起源和演化，而經濟學對家庭的討論中更多的是從家庭生產、家庭消費和家庭保險這些方面來論述。分析方法有新古典分析法（Becker），交易成本法（Pllak），制度分析法（Ben-Porath）等等。

國內對這方面的論述比較少，對中國家庭的經濟性質研究往往和家族制企業相聯系。

2.1國外研究現狀

2.1.1關于家庭的論述

“經濟學”一詞起源于希臘語中的OIKOS，意為家庭。但是家庭作為經濟學詞源意義上的鼻祖和社會的細胞卻一直徘徊在經濟學殿堂的大門之外，并沒有被納入傳統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之內。長期以來，個人與企業在微觀經濟學的研究中被當作是市場活動的兩大主體而充分重視，并在此研究基礎上發展出了一整套完整而嚴密的經濟學理論。家庭的行為和偏好被籠統地細化為個人的行為和偏好，而家庭內部的問題更是被經濟學家當作是非市場問題或者是社會問題而一筆帶過。在貝克爾之前雖然也有學者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是因為缺乏嚴密的論證或者強有力的方法論支撐而只能一再擱置。

1976年，Becker發表了《家庭行為的經濟分析》（芝加哥大學出版社），這是他對后來所謂的“新家庭經濟學”理論的首次完整闡述，以后，他又出版了一部更加綜合的著作《家庭論》（哈佛大學出版社，1981年）。這本被公認為新家庭經濟學的開山之作中譯本只有短短400頁，但卻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際上的意義，它意味著家庭也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組織而得到了重視。

Becker后，家庭經濟學的思想星火燎原，許多經濟學家把興趣和好奇心放到了家庭經濟的研究上，其中比較著名的經濟學家有：N.Tomes、KevinMurphy、RobertHauser、RobertA.Pollak、Chiappori、Rosenzweig和YoramBen-Porth等等，他們分別對家庭的性質、家庭的內部分配以及利他主義等不同的方向進行了不同的研究。

Becker用新古典主義的方法把家庭的功能分為生產、消費和保險三部分。家庭就像企業一樣，夫妻雙方通過訂立一份把他們長期結合在一起的契約，避免了交易費用，降低了生產成本。同時家庭成員之間彼此了解、互相信賴，這就大大減少了監督和管理費用。因此家庭也就變成了一個有效率的經濟單位。

YoramBen-Porath從身份確認的角度分析了家庭交易的特征。他認為家庭也是一種制度，家庭中存在著明顯的財產權轉移現象，因此，家庭和市場一樣也是交易的場所[YoramBen-Porath:TheF-connection:Families,andFirmsandtheOrganizationofExchange，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980.3.]。與市場不同，家庭契約最主要的特點是家庭關系嵌入于一群身份確定的合作者之間，失去了這種身份上的確認，也就失去了家庭契約的意義。在契約結成之后，為防范風險，人們通常選擇的做法是進行保險，而保險恰恰是市場失靈的經典解釋和家庭契約的可能優勢。雖然因為存在著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無論是保險還是家庭契約，都不能100%地防范風險，但是，兩者都至少說明了身份確定的必要性。

Pollak的觀點是把家庭看作是一個組織，有其自己的結構，特別是把婚姻看作一個“治理結構”。[RobertA.Pollak:ATransactionCostApproachtoFamiliesandHouseholds,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Vol.XXIII(June1985),pp.581-608.]因此他對家庭生產和保險的分析是從交易成本出發的。他認為，家庭生產的產品有些可以市場化，有些不能市場化，不能市場化的產品提供的就是保險功能。盡管保險可以從市場中獲得，但是由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存在，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和機會主義沒有辦法消除，即使政府有強制的標準。而家庭治理在其經濟行為上的的優勢表現在激勵、監督、利他和忠誠四個方面。

篇（6）

研究方向:國際貿易、服務經濟、談判等。

主要著作:《科技興貿戰略:外貿跨世紀發展的必然選擇》(論文)、《新經濟和國際經濟貿易》、《知識經濟和國際經濟貿易》等。

摘要 服務經濟是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一次新的產業革命,是從技術到產業組織、經營管理、商業模式、運行體制、發展方式的全方位變革,是一次深刻、全面的經濟革命。當前,世界經濟全面向服務經濟轉型。隨著全球進入服務經濟時代,服務業成為引領創新的主導力量。中國經濟要崛起于這一輪的全球化,關鍵是要在尚未定勢的全球服務經濟中占據一席之地。發展服務經濟成為新時期中國經濟的戰略抉擇。

關鍵詞 服務經濟 產業革命 經濟全球化 發展現狀 基本模式

隨著全球進入服務經濟時代,服務業占世界經濟比重超過3/5,服務業占發達國家經濟比重超過70%、占發展中國家經濟比重約為60%;服務業跨國投資占國際投資總額的比重超過2/3;服務貿易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超過1/5。更重要的是,進入服務經濟時代,服務業成為引領創新的主導力量。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輪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席卷世界,兩次經濟危機僅是這大變革、大調整中的波瀾。中國經濟要崛起于這一輪的全球化,關鍵是要在尚未定勢的全球服務經濟中占據一席之地。發展服務經濟成為新時期中國經濟的戰略抉擇。

全球服務經濟發展現狀與特征

篇（7）

理論是用來解釋現象的邏輯體系。檢驗理論的標準是內部邏輯自恰和理論的推論要與觀察到的現象相一致。理論體系也是一樣的，從最基本的假設出發，能夠用來解釋一系列經濟現象。比如新古典經濟學可以應用到消費者行為、廠商理論和國際貿易等領域。但當理論或理論體系的推論和觀察的現象不一致時，就有必要對理論或其體系進行改進。

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提出的休克療法沒有獲得預期效果，新古典經濟學也無法很好的解釋實際改革進程中遇到的困境，這時我們就有必要對新古典經濟學做一番反思。問題不是出在經濟學大師們不了解現實或者理論模型，而是新古典理論體系本身不適合解釋轉型經濟，問題的根源出在新古典的一個暗含的基本假設——自生能力的假設。新古典經濟學在馬歇爾的時代就比較完整了。除了人是理性的基本假設之外,它還有一些暗含的假設,如信息是充分的，無交易成本等。斯蒂格勒提出了信息不充分獲得信息需要成本,斯蒂格里茨和阿克羅夫等提出了信息不僅不充分而且還可能出現信息不對稱的情形,科斯率先提出了交易成本，認為企業是節省交易成本的一種方式。這些研究放松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暗含假設,拓寬了新古典經濟學對現實經濟現象的解釋能力。然而，思考不同轉型經濟改革過程的經驗和教訓，新古典經濟學還有一個暗含的假設，即企業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設。

所謂自生能力，是指“在一個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只要有著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預期這個企業可以在沒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護情況下，獲得市場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這個假設在解釋發達國家的經濟現象時是合適的，對絕大多數企業來說，在競爭市場上如果好好經營還不能賺錢，大家就不會投資，這樣的企業就不會存在，所以，存在的企業應該有自生能力。而在轉型國家里，自生能力的假設就不成立了。很多企業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競爭的市場中也無法獲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預期利潤率的。新古典提出的“休克療法”卻依然假定了轉型國家中的企業具有自生能力，顯然和現實不符合，其提出的政策建議推行的結果就達不到預期的效果。

轉型經濟中的企業不具有自生能力，可以從比較優勢的角度來理解。在一個開放、競爭的市場經濟中，一個企業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決于它的產業、產品、技術選擇是否和這個經濟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是否一致而定。如果不一致就沒有自生能力，日本的農業就是一個例子，日本的農場都是自耕的小農，所以，不會有公司治理和管理的問題，但日本土地稀缺，土地密集型的農產品在日本不具有比較優勢，勞動力也貴，勞動密集的農產品也沒有比較優勢，因此，日本農場的生存必須依賴日本政府的補貼和關稅保護。

轉型中國家原先推行“趕超戰略”，為了扶持和保護不符合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的重工業企業而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為了支持重工業部門的發展，發展中國家不可能只依靠稅收，政府必須扭曲資源配置，壓低利率和外匯價格，高估國內貨幣價格，采用國家計劃和行政的方式保證稀缺的資源被配置到優先發展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重工業上，形成了傳統的計劃配置體系。政府干預市場運行的制度安排內生于企業沒有自生能力。由于企業缺乏自生能力，政府必須給與補貼，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政府必須對企業的全部虧損做出補貼，從而形成預算軟約束。最終，資源配置是低效的，整個經濟的效率也是低下的。

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必然受到頭腦中理論框架的限制。現代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暗含企業有自生能力的假設，經濟學家對傳統問題的理解也受已有的新古典經濟學框架影響。因此，在分析計劃經濟的問題時，只看到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干預、預算軟約束、和資源配置的低效率，而沒有認識到這些問題其實內生于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的問題。休克療法的內容包括價格自由化、私有化、和財政預算的平衡以維持宏觀經濟的穩定；但是在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的前提下，上述三個內容是無法同時達到的。休克療法后，因為企業沒有自生能力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企業的生存仍然靠政府的補貼，私有化后的企業比原有的國有企業向政府索取補貼的積極性高，財政預算的平衡就不可能達到。因而，觀察轉型經濟改革發展過程時，分析模型應該明確考慮自生能力的問題。

自生能力、經濟轉型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反思

為了趕超發達國家而去發展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的情形不僅存在于社會主義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許多發展中國家也采用了這個戰略。因此，自生能力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經濟和發展中國家都是普遍存在的問題。新古典經濟學只有放松企業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設，才能夠更好的用來解決上述三種經濟中出現的各種問題。

林教授還以中國改革為例討論了如何解決經濟轉型中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的問題。傳統計劃經濟轉型的目標是建立開放、競爭的市場體系，在轉型過程中，傳統企業不具自生能力的問題就會由隱性變為顯性，企業自生能力問題的解決如何，決定了轉型能否平穩和成功的關鍵。針對中國目前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的問題，林老師給出了解決企業自生能力的建議方案：第一，對于那些有戰略意義和敏感度高的企業，政府只能由國家財政直接撥款扶持；第二，產品有很大國內市場的企業，可以采用以市場換資金的方式；第三，產品沒有多少市場但有很好的人力資本優勢的企業，轉去生產符合國內經濟比較優勢，而且有相當大國內市場的產品。第四，連人力資本的優勢也沒有的企業，則只能讓其破產。

討論和點評

在林毅夫教授報告期間，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老師和學生與林教授展開了熱烈討論，簡略單摘要如下：

論文自生能力、經濟轉型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反思來自

趙忠：自生能力的定義假設了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而在現實中市場也可能不是完全競爭的。

林毅夫：如果企業沒有自生能力，而要繼續生存下去，市場就不能是完全競爭的，政府需要有給企業補貼的理由。所以，市場不完全競爭是果而不是因。例如，日本的農業在19世紀、20年代初是有比較優勢的，那時，市場是開放、競爭的，但現在缺乏比較優勢，市場的開放、競爭也就被抑制。

姚洋：自生能力定義了正常利潤率，那么在開放的情況下，正常利潤率又是什么？

林毅夫：在均衡狀況下，正常的經濟利潤率為零，但會有正的會計利潤。在達到均衡前，正常的經濟利潤會不等于零，其水平由競爭的市場決定。

趙忠：管理不當也可能是企業沒有自生能力的原因。

林毅夫：管理不當會影響企業的利潤水平。但是，在定義自生能力時，我假定企業是有正常管理的，所以，已經把管理的因素抽象掉。在這個定義下，企業的獲利能力決定于其所在的產業、生產的產品和采取的技術是否符合于由其所在的經濟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

董先安：是否應該把開放（open）加入自生能力的定義里面，自生能力似乎等同于盈利能力（Profitability）?

林毅夫：只要企業所選擇的產業、產品、技術和經濟的要素稟賦的特性不一致，就不具自生能力，所以，在定義這個概念時，并不需要假定市場是開放的。但是，在討論發展戰略時，政府要趕超的是發達國家的產業，所以，把開放的因素也放在定義里，和現實的狀況更一致，較容易被人理解。自生能力和盈利能力相關，但影響盈利能力的除了和自生能力有關的產業、產品、技術選擇以外，管理水平、市場波動等都會有影響所以，這兩個概念并不等同。

趙忠：按照休克療法，不完全競爭的市場可以轉變為完全競爭的市場，自生能力就不會成為一個問題？

林毅夫：在轉型經濟中許多國有企業沒有自生能力，在競爭的市場中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就不可能生存而破產，但任何政府都不可能讓許多人失業同時失業而不管，于是在休克療法后，企業雖然私有化了，國家給的補貼和保護并不能取消掉，而且，私有企業的經理、老板向政府要補貼的積極性比國有企業時高，但是，在推行休克療法以后，政府收稅的能力下降了，于是財政就會面臨巨大的赤字，宏觀的穩定不可能能維持，所以休克療法并不能解決自生能力的問題，并且，在許多企業缺乏自生能力是，休克療法的三項內容是不可能同時時顯得。

鞠建東：在計劃經濟中，哪種企業存在是選擇的過程。一個國家先有了經濟類型和市場之后，再由經濟類型和市場來選擇企業，企業為了能夠繼續生存下去，就要選擇和此相適應的生產技術和產業。

篇（8）

關鍵詞:中小企業;經濟轉型;危機

改革開放30多年,民營中小企業活力的釋放是中國經濟最大的財富。作為中國經濟的主力軍,目前中小企業的經濟產量支撐著中國經濟總量的半壁江山。特別是中小企業提供的就業崗位已經占全國城鎮就業總數的約75%。權威數據顯示,我國中小企業總比例已經高達99%,以中小企業為主的非公有制經濟創造的稅收收入,在一些非公有制經濟比較發達的省份,已占到全省稅收總收入的70%以上。

然而,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在國際國內環境的影響下,中國一大批中小企業尤其是出口型中小企業正經歷著嚴峻的考驗。在中國經濟轉型,產業結構升級轉型期的關鍵時期,全國尤其是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中小企業的生存狀況不容樂觀。

1中小企業生存現狀分析

自去年以來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灣經濟帶等民營經濟活躍的地區先后出現了中小企業的倒閉潮。據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8月初披露的信息顯示,2008年上半年全國6.7萬家規模以上中小企業倒閉,其中紡織行業中小企業倒閉超過1萬多家,有2/3的紡織企業面臨重整。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在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等多重因素交叉作用下,已經嚴重影響到企業的生存。

(1)從事供應鏈低端加工制造的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首當其沖。

國際產業鏈可以分為研發設計、生產制造、全球營銷三個階段,附加值呈現兩頭高、中間低,大體呈U型,俗稱“微笑曲線”。通常情況下生產制造階段創造的附加值占整個產業鏈附加值不到30%,而在生產階段的最底端(制造與裝配)創造的附加值只占5-10%,甚至更低。當前金融危機的擴散和蔓延中,以低端加工為主,勞動密集型為特征的制造企業受到的沖擊最大。浙江象山縣不到32平方公里的某小鎮為30個世界頂級品牌提供加工服務,然而截至2008年6月底,原本的500多家企業倒閉了100多家。

(2)對外依存度較高的中小企業處境“難堪”。

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出口訂單的大幅減少使很多對外依存度較高的中小企業處境艱難。據統計,溫州地區有20%的中小企業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狀態,而紡織、服裝、化工和電子機械制造等行業更是“苦不堪言”。

(3)與中小企業資金融資難,受多角債務牽連。

融資難是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一大瓶頸,是困擾中小企業發展的長期難題。政府政策需要更多傾向中小企業。雖然2009年政府投資了4萬億來緩解金融危機,振興經濟。但這4萬億資金并沒有太多惠及中小企業。國家中長期貸款增加了很多,但用以解決流動資金問題的短期貸款所占比例不高,即便是短期貸款,其中很多也是投給了大企業。

2中小企業面臨的危機分析

2.1從國際環境分析

中小企業危機的源頭,首當其沖是世界經濟局勢的悲觀。受此次金融危機的打擊,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在2009年全面進入衰退,無論世界銀行還是聯合國的IMF的預測都認為:美國、歐元區和本經濟均進入負增長區間,今年全球貿易量竟歷史性地下降了9%出現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貿易萎縮。另外,摩根士丹利報告還表明,目前,在190個被調查國家中,有50個正在經歷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這些不利因素是中小企業根本難以抵擋的。

2.2從國內環境分析

在中國經濟由“數量增長”向“質量成長”的十字轉型路口,“資金、資源、技術、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的低成本、低價格優勢瞬間弱化,一大批資本依賴型、勞動密集型、能源消耗型、出口導向型的中小企業全方位吃緊,危機四伏。危機的原因更是多方面:市場競爭的壓力,讓產品價格無法隨通貨膨脹上升;人民幣不斷升值對出口企業造成的壓力越來越大;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勞動力成本越來越高;能源、原材料漲價;許多企業難以從銀行信用社新獲信貸或者續借貸款,地下錢莊成了許多中小企業高息求貸的來源,目前,企業“三角債”問題日益嚴重,一些中小企業資金鏈其實已經斷裂;一些地方政府對中小企業支持力度不夠,缺乏綜合的宏觀政策應對。

2.3從企業自身因素分析

目前,很多中小企業產業結構層次較低.大多集中在加工工業和餐飲服務業等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其產品大多數停留在簡單模仿的水平,質量難以得到提高。相當數量的中小企業技術裝備水平低,產品質量、產品附加值低,技術創新能力弱,許多中小企業基本不具備技術開發能力。產業關聯度低,在縱向合作上,即在關聯的企業之間,沒有建立合作關系,沒有規定統一的技術和質量標準,沒有做到共享先進技術和設備;在橫向合作上,即在生產相同或類似產品的企業之間沒有進行一定的市場分工,沒有在信息、人員培訓方面共享當地資源。中小企業在相當大范圍內存在低水平過度競爭。

3中小企業應采取的措施和對策

在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外部經濟環境對企業而言是不可控因素,內部運營對企業而言是可控因素。中小企業要走出危機,必須進行產業轉型升級,依靠新技術來提升產品競爭力,擴大市場;政府方面也要深入了解企業的生存狀況,制定能幫助企業走出困境的政策,在各個方面予以支持。

(1)改變中小企業業務內容的“雜”、“亂”、“散”,整合業務和組織化構架。

其一,對外“抱團抵御”。通過企業間的“合力”突破實現產業鏈整合,增強企業乃至行業抗風險能力。例如為了應對所謂的保護知識產權的美國“337調查”,國內同行業中小企業只有組織聯合才能保證行業產品避免在出口美國市場時遭遇“滅頂之災”。其二,對內“協同效應”,實現1+1>2。中小企業強烈的“功利”目的使得各個區域的經營業務驚人地雷同,如溫州某鎮整個生產紐扣,寧波某地企業“不假思索”地集中于冰箱制造生產,而企業彼此間的合作幾乎為零,由此導致的資源浪費和效率低下簡直無法計量。其三,對資本運作的駕馭和投資回報的不確定性要合理預期揚長避短,重拾“新型老業務”不失為明智之舉,例如對于“綠色農業”“都市農業”的經營也蘊含著樂觀的效益前景。

(2)挖掘企業發展的內部空間。

其一,中小企業的管理多是“家族式的傳統經營,決策和執行的集中難免增加企業風險,河南已經有民企出讓控股權以引進先進管理經營團隊來做大企業市值的先例。其二,從國際經驗來看,日本的中小企業將轉型的視野明確指向中國市場,而非局限于在國內“等待”機會和空間。其三,不少國內網絡公司通過在納斯達克的小市值板塊掛牌上市得到發展,微軟思科也是從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小公司”,通過資本市場做成全球頂級大公司,走進紐交所的主板市場。而蘇寧電器通過在國內中小板上市后,成為電器銷售行業的龍頭老大之一。

(3)充分利用政策優勢。

其一,揚“優”和避“劣”。如新《勞動合同法》無形中要求中小企業研發新技術減少用工量;而新《合伙企業法》對于“有限合伙人”的創新也助推了風險投資注入中小企業,同時國外經驗表明“有限合伙”是吸引民間投資、鼓勵技術創新的有效形式;《出口退稅法》關于出口商品退稅率的升、降、免的規定也是企業業務調整的“指南針”。其二,充分利用政府“救贖式”的政策優勢。

(4)企業的發展模式創新和突破也是關系企業戰略制勝的重要因素。

傳統的業務+獨特的市場需求產品和服務=“獨一無二”的商業模式。例如,日本創造了衛星公司的中小企業融資模式。中小企業為主體公司配套,可以由主體公司擔保得到銀行信貸。福卡所提倡的“生態型企業模式”也是走節能環保、循環經濟發展道路的可行選擇。而如何去和全球性的金融資本、產業資本和各類資本結合,以及了解企業生態,關注政策,去打造一些缺位企業,補充完善中小企業現有生態又顯得至關重要。

篇（9）

【論文摘要】企業社會責任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悄然興起于世界各地，近年來在中國也是一個熱門話題，令人聯想到中國計劃經濟時代曾經有過的國有企業辦社會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出現的鄉鎮企業辦社會的模式。文章對這兩種中國特色的企業辦社會進行了介紹和比較，并得出針對經濟轉型期中國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一些啟示。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企業社會責任之風越吹越猛。當這股西風伴隨著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號角吹進中國，并在中國漸成趨勢之時，很多中國本土的企業才剛剛經歷過或正在經歷著企業剝離辦社會的切膚之痛。處于經濟轉型期的中國，一方面要繼續完成企業剝離社會功能的舊歷史任務，另一方面又要面臨著全球化背景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新時代要求，倍感壓力。中石化就是這些企業的典型代表，在探索中重新定位企業的社會角色。在從2004年開始的國家剝離重點大企業辦社會職能的計劃中，中石化是重點試點企業。而同時，在中國蓬勃興起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中，中石化又是開路先鋒。同樣在2004年，在由中國石化、清華大學和BP集團聯合主辦的“企業社會責任論壇”上，中國石化副董事長王基銘作了“中國石化恪守企業的社會責任”的演講，代表企業做出了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承諾。膽是并不是所有的中國企業對自己社會角色的變化和重新定位都能像中石化這么積極面對并應付自如。在經歷了企業辦社會之累和剝離企業社會功能之痛的中國，社會責任對很多企業來說有杯弓蛇影之嫌。這就注定了，在中國開展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必然會有濃重的中國特色和與西方截然不同的中國路徑。

一、中國特色的企業辦社會

(一)國有企業辦社會

“企業辦社會”是指企業在生產經營之外，承擔很多理應由社會負擔的職能，如辦中小學校、公檢法、醫療衛生以及一些社區服務機構等，這些存在于企業之內的非經營性職能就被稱為“企業辦社會”。

國有企業辦社會是中國計劃經濟時代客觀必然的產物。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企業大都崇尚“大而全”、“小也全”的經營模式。當時的歷史背景是，國際上東西方兩大陣營處于冷戰之中，中國出于“備戰備荒”的考慮，興建了很多的三線企業，地處偏僻的山區，遠離城市，人們“衣食住行”甚至“生老病死”的問題都需要企業來解決。還有許多工礦企業也是平地而起，社會職能因企業需要而建。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剛剛開始時，社會事業發展不配套、功能不到位，政府社會保障服務不健全。社會應企業而生，社會與企業同建，很多企業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歷程，一開始就承擔了許多社會功能。每個企業就是一個小社會，職工的生活后勤都由企業負責。為了解決職工后顧之憂，企業必須肩負起社保、醫療、衛生、教育等各項社會職能，“低工資，高福利”是國有企業統一的經營模式。在國有企業改制之前，企業有自己的食堂、學校、醫院的情況很普遍，“社會辦的除火葬廠外企業都在辦”。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承擔著大量社會職能的企業不是獨立的經濟個體，而像是國家的一個行政單位，是社會的一個縮影。一方面，企業所有的利潤都上繳國家，盈虧都與企業無關；另一方面，企業又要代替國家對職工的生活做出安置，這實際上是企業與政府職能的一種錯位。以社會職能為主的非經營性資本占用企業大量資金，造成企業機構龐雜、人浮于事、生產效率低下，缺乏競爭力。據研究人員的粗略統計，在20世紀90年代非生產性資產占到國有企業總資產的35％一40％。從湘潭鋼鐵集團這個例子，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企業辦社會給企業帶來的沉重的社會性負擔。湘潭鋼鐵集團年產330萬噸鋼，銷售收入106億元人民幣，但是2004年其退休人員的補差工資和內退工資約6000萬人民幣、教育附加費2000多萬人民幣、自辦教育3000多萬人民幣，醫療費用2000多萬人民幣、城建費用4000多萬人民幣，各種社會性負擔總共高達2億人民幣。便是經過20年的體制改革，在2005年全國國有企業自辦的中小學還有1．1萬多所，自辦的醫院6100多所。國有企業每年繳納城市建設費和教育附加費約500億元，同時每年用于辦社會的資金支出達456億元。

企業辦社會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在中國工業企業建設初期階段的客觀條件下是迫不得已的選擇，也起到了創造企業經營條件、穩定職工隊伍的作用。隨著中國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企業辦社會形成的這些非經營性資產卻成了企業不可承受之重，在中國經濟體制轉型中成為國有企業體制改革的首要目標。分離具有社會功能的非經營性資產目的是為了讓企業輕裝上陣，建立現代化新型企業，參與市場競爭。

(二)鄉鎮企業辦社會

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國有企業慢慢放下了企業辦社會的包袱，但卻出人意料地出現了另一種新的企業辦社會的現象。當國有企業艱難地分離著自己的非經營性資產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迅速成長起來的一些鄉鎮企業卻主動地投資于公共設施的建設和承擔一些公共職能。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一些大型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迅速崛起，其中一些鄉鎮企業在積累了一定的資本之后，憑借著雄厚的集體經濟實力，開始興建公共設施，建立健全的村民保障生活體系，“‘辦子弟學校’、‘造職工宿舍’、‘給保底工資’、‘授予終身員工’等曾被視為有損企業競爭力的做法，開始悄悄地‘復辟”，這與國有企業分離社會功能的潮流形成了鮮明對比。

鄉鎮企業辦社會比較有名的是浙江橫店集團。自1993年起，橫店集團在當地投入了近20億元進行城市建設和旅游景點建設，建起了體育館、電影院、游泳池、煤氣儲備站、僅橋梁就建了35座；辦了全國第一個鄉鎮企業大學和亞洲最大的電影拍攝基地。‘另一個新型農村山東榮成的西霞口不但為村民建立了“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弱有所扶，貧有所濟”的生活保障體系，還先后投資近千萬元，建起了老年宮、婦女之家、文化廣場等公共設施。

這些鄉鎮企業“造城”，大舉進行社區建設讓人們看到“企業辦社會”的輪回，為什么在國有企業卸下社會職能包袱的同時，這些鄉鎮企業卻自愿選擇去承擔這些社區建設的重擔呢?在對這兩種不同時期出現的“企業辦社會”現象進行比較之后，可以發現他們還是有著根本不同。

(三)兩種企業辦社會的區別

國有企業辦社會與鄉鎮企業辦社會雖然都是有中國特色的“企業辦社會”，但兩者之間還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對它們的比較也引發了我們對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新思考。

首先，兩者出現的背景不同。國有企業辦社會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物。中央在財政上統收統支，企業經營不計盈虧，中央政府對企業和社區往往同時興辦。國有企業辦社會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起到了解決職工生活困難、免除職工后顧之憂的作用。鄉鎮企業辦社會是在經濟體制轉型期出現的，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了一定的財富積累后，在鄉村開始的社區公共產品的建設。

其次，國有企業辦社會是分派給國有企業的任務，即使企業的經濟目標不能實現也必須完成；而鄉鎮企業辦社會是在首先實現了經濟責任后再自愿地有選擇地承擔的道德責任和社會責任。國有企業全面開展社會職能的建設是政府指令也是歷史環境所迫；而鄉鎮企業的社區建設是自愿的，因地制宜、各有特色，是現階段對社會福利制度的一種有效補充。

再者，國有企業辦社會的受益者只有本企業職工和家屬。尤其是像中石化這樣壟斷性國企，企業辦社會成為企業福利的一部分，所以這些企業甚至不愿對社會功能進行剝離；而鄉鎮企業辦社會卻往往造福一方，例如橫店集團在20年來直接投入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就達20多億元，使橫店基本具備了一個小城鎮的框架，橫店集團的發展也吸收了當地及周圍鄉村70％以上的勞動力。橫店影視城帶動了當地旅游和其他第三產業的發展，正成為橫店經濟的一個新的增長點。

二、中國特色的企業辦社會對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啟示

在經濟轉型期的中國，一方面企業被要求與社會職能相分離，減少社會職能帶來的成本，另一方面是企業被要求與社會責任相結合，將外部性帶來的社會成本內部化。這兩件看似矛盾的事情同時發生在中國，給～些面臨新時代企業社會責任要求的中國企業帶來很大的困惑。中國企業歷經了國有企業辦社會、國有企業脫離非營業性資產再到鄉鎮企業辦社會這樣的過程，企業社會責任似乎是“新瓶裝舊酒”了。但是，在厘正國有企業辦社會之謬的過程中，以及在對國有企業辦社會和鄉鎮企業辦社會的比較中，我們可以更加接近企業社會責任的本質并得到一些有助于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在中國成功的啟示。

企業首先是一個經濟獨立體，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效益的實現是首要目標，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一定要以經濟責任為基礎和前提。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企不分，國有企業辦社會，企業承擔了太多的社會責任，結果企業沒有做好自己該做的事，又做不好自己不該做的事，導致社會職能成了企業發展的桎梏，甚至成為企業生存的拖累。而鄉鎮企業辦社會成功的關鍵也在于企業實現了經濟目標，有了經濟基礎和實力來參與社區建設。

企業應以適當的方式承擔社會責任。企業不是不應該承擔社會責任，而是要搞清如何承擔社會責任。國有企業辦社會就是對企業應如何承擔社會責任認識不清，結果就有可能出現國有企業一邊在勉為其難地大力興辦“社會”，一邊卻連生產合格產品這樣最基本的責任也擔當不起的局面。企業社會責任應該是企業行為，而不是政府行為。企業的行為不應超過自身的邊界，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也是同理，否則會回到“企業辦社會”的老路上來。剝離“企業辦社會”就是重新明確政府和企業的責任，劃清企業邊界。中石化和中石油這樣的央企，一方面要剝離社會職能，另一方面又要加大力度承擔社會責任，其實是不矛盾的。這些壟斷企業理應更合理地承擔大范圍的社會責任，而不僅僅承擔對本單位職工的社會責任。而鄉鎮企業辦社會是按市場化的思路來辦社會，和企業的特色結合起來，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承擔社會責任的模式。

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應以企業和社會實現雙贏為目標。在中國進入市場經濟起步階段之后，國有企業辦社會成為企業實現經濟責任的沉重包袱，國有企業辦社會因為妨礙了企業經濟效益的實現而被叫停。而鄉鎮企業辦社會之所以存在還被叫好就是因為它沒有以自己的經濟效益為代價，正如橫店集團的董事局主席徐文榮所說“我們企業辦社會不是純粹的公益性了，而是要讓這里產生出效益來!”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同樣也是只有在企業和社會雙贏的前提下，才可能成為企業可持續發展長期規劃的一部分。

三、結論

篇（10）

中圖分類號：F1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1-000-01

一、國內理論文獻綜述

當前我國研究收入分配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收入差距在中國的發展趨勢如何？中國是否存在“庫茲涅茨曲線”所描述的倒U形關系？ 導致收入差距變動的因素是什么？有哪些因素導致收入差距擴大？哪些因素導致收入差距縮小？其背后的機制是什么？ 這些影響收入差距的因素能否通過政策手段加以改變？經濟轉型對收入分配格局的影響？

1.市場化因素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從理論框架中看來，生產要素是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根本原因，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很多。其中李實、趙人偉和張平（1999）分析了中國由于人力資本對收入分配的影響而形成的專業技術人員與一般工人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 邊燕杰和張展新（2002）認為伴隨著市場化，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和政治資本都在增值，并帶來收入差距的擴大。張世偉、趙亮、樊立莊（2007）認為農村勞動力流動會抑制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對緩解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發揮積極的作用。

2.體制變革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從經濟轉型中的制度變革這一角度來研究國內的收入差距問題成為熱點，大多數文章認為我國當前收入差距的迅速擴大與制度轉型過程中普遍存在的不規范制度和行為有很大關系。李實、趙人偉和張平（1999）在研究中發現企業內部分配體制的改變引起職工之間收入差距的上升。李建立（2001）認為，導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因素包括稅收制度不合理、公共產品分配不公和行政性壟斷。盧嘉瑞（2002）認為要消除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需要加大反腐力度。莽景石（2006）借鑒日本的經驗，認為日本在完成了由后發展經濟向工業化經濟轉變的同時，最終也完成了收入分配由不平等向平等轉變，其中轉軌起了的決定性作用。

3.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

李實、趙人偉等人（1999）對省內收入差距與實際收入水平關系的幾種函數進行了經驗估計，結果沒有從經驗分析上支撐庫茲涅茨假說。周文興（2002）運用非經典時間序列方法，得出結論：中國經濟增長與城鎮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間存在同積關系；在短期關系中，體制變遷與政策對收入不平等影響非常大，但不同時期影響的方向不一致；在長期關系中，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呈正相關關系。王亞芬（2007）采用Granger方法對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實證研究，主要結論為：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兩者相互促進。

4.經濟結構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陳宗勝在最初（1991）的模型中主要討論的是經濟發展因素對收入差別的影響，以后又補充了體制改革對收入差別的影響，并提出了頗具影響的“公有制階梯形倒U曲線變異”理論。在公有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分配差別較小。當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進入較快發展階段。發展水平也相應地轉為中下收入水平。兩部門間的差別擴大，人口轉移的速度加快，勞動差別隨著社會文化教育水平分布差別擴大和白領階層的出現而擴大，從而導致收入差別相應擴大。鄭玉華（2005）認為中西部地區市場化進程滯后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作用既有擴大效應，又有一定的抑制效應，但總的影響是加大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李楠（2007）從所有制結構的演變對收入差距進行了分析。

5.政府政策對收入分配格局的影響

趙人偉、李實（1999）認為中國農村內部的稅收再分配政策基本是無效的，而且成為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因素。朱國才（2007）的研究證明我國政府轉移性支付政策存在問題，背離了減少收入差距的政策初衷，進一步拉大了整體收入差距。薛敏、陳書偉（2007）認為我國的收入分配政策的變化是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

6.收入分配差距對經濟的影響

經濟發展方面，章宏友（2001）提到收入分配的不公嚴重地挫傷了職工群眾的勞動熱情和工作積極性，直接影響到生產的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并會產生攀比效應，濫發獎金和實物，危及社會的有效供給。姚先國（2007）指出我國經濟由投資拉動型向消費拉動型的轉變中，收入分配結構應隨之發生變動。武小欣（2007）提出一是破壞了我國 GDP 支出結構的比例關系，導致我國最終消費需求在 GDP 支出中的比例持續下降；二是影響國內需求的有效增長，阻礙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

二、對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關系理論國內研究存在的問題

從研究方法上看，國內研究主要存在兩個問題：

第一，大部分文章都是采用理論分析論證的方法，難免帶有一些主觀的價值判斷，難以讓人完全信服。雖然也有一些文章通過數據分析對理論進行驗證，但受數據來源和技術手段所限，嚴重影響了分析結果的客觀性。

第二，國內對于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一般遵循“市場——政府”范式，但是市場制度和行政制度之外的結構性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作用正在加大，因此理論模式和研究方法的創新勢在必行。

參考文獻：

[1]王亞芬.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實證研究.財經問題研究，2007（06）.

[2]鄭玉華.地區市場化水平對居民收人分配差距的影響效應分析.經濟問題探索，2005（07）.

[3]李楠.中國所有制結構演變對收入的影響.經濟與管理研究，2007（09）.

[4]朱國才.轉移支付縮小中國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分析.財經理論與實踐，2007（03）.

篇（11）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后，很快會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導致經濟和社會發展陷于停滯，社會出現政治動蕩和不穩定，無法轉為高收入國家。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于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沖擊，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現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主要表現與基本特征有：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嚴重的貧富分化、過度城市化、增長轉型困局、腐敗問題突出、社會沖突加劇、金融體系脆弱、民主亂象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主要由于以下幾個原因：收入差距過大;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增長模式轉型不成功;金融體系脆弱;勞動力轉移困難;民主進程緩慢與腐敗。

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擴大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會由于私人消費不足而導致嚴重的需求不足，經濟增長將完全失去動力。這一因素在拉美國家尤為普遍(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魯等)。

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增長模式轉型不成功。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指出，當物資資本增長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資本的邊際產量遞減效應，經濟增長必然放緩。這時技術進步(或者說人力資本的積累)就成為維持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如果能夠在政策層面實現技術進步，便可繼續維持高經濟增長率。相反經濟論文，如果經濟政策不能保證這一點，就會陷入增長停滯。這一現象在東亞國家表現的較為突出。

金融體系脆弱。東南亞金融危機為這一原因提供了一個非常恰當的案例。自1997年以來，東南亞各國已建立起大量的外匯儲備作為防范危機的緩沖器，但這可能會產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經濟過熱和資產價格泡沫。就連上世紀的日本也因為這個原因經歷了“十年”衰退。

勞動力轉移困難:有些發展中國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實行一定的限制勞動力轉移的政策，這些政策在經濟上是沒有效率的。中國的戶籍制度就是這一方面的典型。類似的制度會嚴重阻礙城市化的進程，拖累經濟發展。

民主進程緩慢與腐敗。 采取漸進式改革由計劃經濟過渡為市場經濟的國家，政治體制改革一般都滯后于經濟發展的需要。如果這種情況發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敗滋生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期刊網。原本計劃經濟為主的國家往往還會制造出許多的行政壟斷，而一些本該競爭的行業由于行政壟斷將失去活力，進而拖累整個國民經濟。這一因素在中國已經逐步顯露出來。

二、中國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誘因

目前，中國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這意味著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險區域，中國發展正面臨著新的考驗。中國長期以來的“加快增長”目標形成了特有的“過度工業化、過度重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的模式，已經嚴重威脅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這些問題映射到社會、政治和生態領域，就出現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員腐敗、城市二元社會(市民和農民工)、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一系列問題。這些都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應對的挑戰。“中等收入陷阱”的發生，并不是單一原因導致的，很可能是多種復雜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經濟原因。經濟增長過程中各類要素(土地、資源、能源、勞動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邊際報酬不斷下降，因此中國發展的比較優勢也在不斷減少。比如，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上升，壓縮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利潤空間，導致其國際市場競爭力減弱。此外，中國正處在城鎮化加速時期，這就會出現所謂“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劇、交通擁擠、公共服務欠缺、形成各類貧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

1.社會原因。即經濟增長也是“雙刃劍”，它本身既是有創造性的一面，又帶有摧毀性的一面，還有加劇不平衡的作用。國內外研究都表明，經濟增長往往伴隨著政府與社會之間、勞資之間、貧富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不斷累積，這些矛盾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反過來對經濟增長造成巨大的阻礙，即“經濟增長的負效應”。

2.政治原因。即我們面臨著一個“改革悖論”：改革是一個調整既得利益的過程，是在財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過程中，最初的推動者由于從一種改革模式中獲益，成為既得利益群體經濟論文，可能會退化為下一步改革的阻礙者，因此改革可能會越改越難，甚至停滯不前。

3.國際原因。當我們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西方國家普遍抱有懷疑的態度，不時會出現“中國即將崩潰”的悲觀論調。改革開放20、30年以后，他們突然發現，中國已經在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中占據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視的程度，于是又出現了“中國”的聲音。現在，西方國家對我國民主、人權以及民族問題的丑化攻擊此起彼伏，國際貿易上對中國產品的各種限制措施也曾出不窮，經濟全球化的風險越來越大。因此，必須看到，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特別是世界輿論環境，即“西風壓倒東風”的格局，并未隨著中國崛起、不斷強大而根本改變，相反某些方面還有惡化的趨勢。

上述四種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形成了特有的“收入差距陷阱”，“政治民主化陷阱”等等。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區域之間，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拉大。中國的收入差距則早已陷入了警戒區。城鄉居民的收入比一直保持在3.3以上，并未有縮小的跡象。2008年，全國10%最高收入組家庭的實際收入是10%最低組的55倍，而城鎮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家庭相比，差距由2005年的9倍擴大到31倍。同時，勞動報酬嚴重偏低。經濟學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據省際收入法GDP構成數據計算，1990年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為53.4%。2001年該比例降至51.4%，2007年則只有39.74%。七年間，中國勞動報酬占比下降了11.66個百分點。中國還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王小魯研究發現，近年來中國'灰色收入'規模急劇擴大，增速也很快，2008年中國'灰色收入'粗略估計為5.4萬億元。與2005年相比，三年內增長了近1倍，遠高于GDP增速。中國的基尼系數已接近臨界點。如果再計入'灰色收入'，中國的收入差距則早已陷入了警戒區。中國距離'中等收入陷阱'并不遠，收入懸殊危及社會和諧，并非危言聳聽。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基尼系數最高的國家之一，這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現實選擇

1.加快四個轉變經濟論文，推進經濟轉型和結構升級。　一是優化需求結構。擺脫過度依賴于外需的增長循環。立足于擴大國內需求，把經濟發展根植于國內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形成消費與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　二是優化產業結構。以均衡化為目標優化多元產業結構期刊網。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逐步實現農業由弱變強；促進工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工業由大變強；加速發展服務業，實現服務業由慢變快，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均衡帶動轉變。　三是優化要素投入結構。加速人力資本形成，提高技術進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推動中國經濟由強調分工的粗放型的斯密增長向強調創新的熊彼特式的內涵增長轉變，并進而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和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推進國際經濟格局由失衡向均衡、再平衡方向發展。四是積極調整能源結構。目前中國還未達到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但從當前形勢看高耗能產業的發展速度驚人。今年一季度，我國生產鋼材1.85億噸，增長28.6%；生產粗鋼1.58萬噸，增長24.5%；生產生鐵1.5萬噸，增長21.7%；生產水泥3.36億噸，增長20.3%。單位能耗是在上升的，如果不采取特殊和強有力的措施，我們的環境狀況還會進一步惡化。不論從外部壓力還是內部需求來看，中國要改變“庫茲涅茲增長”方式，必須把提高能源效率，大力發展新興能源和清潔能源作為調整能源結構的突破口。 2.要以推動公平分配為切入點，為持續增長培育新的基礎。按照富民優先發展的基本思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調整政府支出結構，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深化資源價格改革，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完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和收入穩定增長機制，將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視為有機整體，強化“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最終形成“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我國再分配機制“逆向調節”問題較為突出，不僅從再分配環節即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總體水平及其合理結構入手，還要擴展到初次分配環節包括“工資、保險、福利”三位一體的薪酬體系和稅制的改革；調整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加大國民收入向個人傾斜的政策力度；調整資本要素所得和勞動要素所得之間的比例關系，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擴大并提高國有企業分紅的范圍和比例，增加對居民的再分配力度，徹底解決國有企業經營性資本收益向居民轉移機制缺失問題；統籌城鄉協調發展，通過土地流轉進行抵押、入股、融資，逐步調整城鄉收入分配二元格局經濟論文，使農民獲得要素資本賦權；推進壟斷行業改革，放寬準入門檻，引進競爭機制，通過控制價格和稅收調節壟斷企業利潤率；完善財產性收入增長的保障機制，提高居民的長期收入預期；降低稅負，提高個稅起征點，通過結構性減稅，以減保增、以減促加。

3.要以循序漸進的城市化為依托，形成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支持。快速城市化會帶來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長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的矛盾，進而引起高額城市化成本，這將大大降低城市化帶動經濟增長的功能。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進與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進來緩解城市問題的集中爆發，不斷發揮城市化助推經濟增長的功能。

4.要以擴大和完善國內市場為保障，降低受外部經濟波動的沖擊。進入中等收入的國家易受外部經濟的沖擊，造成經濟徘徊。中國也會面臨這種沖擊，但我國廣闊且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會成為抵御外部經濟沖擊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國在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同時，還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潛國內市場上來。

參考文獻：

[1]胡鞍鋼.“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國?.人民論壇2010-07

[2]專家稱我國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社會建設滯后新華網2010-8

[3]高偉中等收入陷阱假說人民論壇2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