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金融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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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00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長期的研究和多次修訂下，了世界上第一個關于貨幣與金融統計的國際準則《貨幣與金融統計手冊》（MFS）。MFS的推出促進世界各國的貨幣與金融統計規范化發展，也為我國貨幣與金融統計的發展提供了框架和指南，對我國完善貨幣與金融統計體系有重要意義。 

一、貨幣與金融統計的相關概念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MFS中，將貨幣與金融統計劃分為貨幣統計和金融統計。 

貨幣統計是統計貨幣的總量、構成、結構及形成，主要是貨幣供應量統計，是對金融性公司資產和負債的統計，其中貨幣供應量主要由中央銀行發行的通貨和金融機構吸收的存款構成。中央銀行發行的通貨構成其負債，各項存款是金融機構的主要資金來源，也構成其負債，這樣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的負債便構成了廣義貨幣供應量的主要組成部分，貨幣統計就是統計金融機構的負債；而金融統計是對整個經濟體中非金融性公司、金融性公司、政府、住戶、為住戶提供服務的非營利機構等部門之間以及這些部門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間所有金融流量和存量的統計； 

貨幣統計與金融統計之間既有聯系，又各有側重點，貨幣統計是針對金融性公司的統計，金融統計是針對經濟中所有部門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統計，貨幣統計是金融統計的基礎，是部分金融統計數據推斷的依據，同時通過金融統計可以發現貨幣計量范圍的準確與否，指導貨幣統計的不斷完善，二者相輔相成，相互支持。 

二、中國貨幣與金融統計的發展歷程和發展現狀 

我國的貨幣與金融統計的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1952至1984為第一階段，采用MPS體系，這個階段我國的經濟體制是照搬前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此時的金融統計內容主要是中央銀行開展的信貸計劃服務；1985至1992為第二階段，采用MPS和SNA體系結合的方式，這個階段是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時期，中國的金融體系進行著巨大的變革，確立了中國人民銀行為中央銀行的地位，形成了以中央銀行為主體，國有銀行和其他商業銀行以及其他金融機構共存的金融體系。1993年至2000年為第三個階段，1993以后，我國基本上完成了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為了更好地與國際接軌，金融統計體系也由MPS變為SNA。2000年至今為第四階段，在200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了MFS，而在2008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又了新的國際準則——《貨幣與金融統計編制指南》（CGMFS2008），這為中國貨幣與金融統計體系的發展提供了標準和指南。 

建國初，我國的貨幣與金融統計只是進行簡單的信貸收支統計，而現在我國的貨幣與金融統計已經發展成為包括貨幣供應量統計、資金流量統計、現金收支統計、信貸收支統計、國際收支統計、貨幣和銀行概覽、債券和外匯統計在內的多方面的統計體系，建立了多項調查制度，如物價調查、銀行和儲蓄調查等，同時還形成了以貨幣銀行為中心，金融市場統計和多項調查制度給予輔助的貨幣與金融體系；在部門建設體系方面，我國建立了以央行的貨幣銀行統計為中心，以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統計和證監會金融市場統計為輔助的，以人民銀行分支機構和金融機構統計部門為補充的統計部門體系；在貨幣與金融統計的法制建設方面，隨著我國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國家相繼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法實施細則》等法律法規以規范其發展，為我國貨幣與金融統計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保障；近些年，我國加大對貨幣與金融統計人才的培養，使貨幣與金融統計部門機構的工作人員具有良好的專業技能和較高的思想道德素質。 

三、中國貨幣與金融統計與MFS的比較 

篇（2）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增長，我國貨幣供應量持續增長，M2/GDP在改革期間不斷增加。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這一比值僅0.245，到2011年增長為1.800。33年來，M2/GDP增加了7.34倍。相比于國外，印度的M2/GDP在1988年為0.402，日本為1.046，美國為0.651;到1999年印度為0.480，日本為1.237，美國為0.601。相比之下，我國的M2/GDP過高且增長速度驚人。

理論方面，大多數學者認為影響貨幣供應量的因素有所不同。筆者從較為細化的方面分析主要影響因素。

第一，貨幣的流通速度。從國民收入貨幣化的角度來講，分為貨幣化國民收入與非貨幣化國民收入。貨幣化國民收入的經濟體吸收貨幣的能力較強，因此一定的貨幣供給量下，貨幣流通速度較慢。相反，在貨幣化程度較差的經濟體下，同等貨幣供給量下吸收貨幣的能力較弱，也就是貨幣流通速度較快。我國之所以貨幣供給長期高于GDP 與物價增幅之和而沒有造成潛在通貨膨脹壓力的主要原因就是貨幣化程度較高 [1]。

第二，中央銀行的貨幣回籠政策。當市場上流通的貨幣量大于所需要的貨幣量時，政府會通過貨幣回籠將剩余的貨幣流回到中央銀行，從而使貨幣供給與需求相適應，避免通貨膨脹的發生。通過貨幣回籠的變化，可以探知當期的貨幣供給量是否符合市場所需要的貨幣量。

第三，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股票市場的發展，貨幣不再只流向商品市場，也向股票市場流動。而從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來講，貨幣供應量會通過一定機制傳導到股票市場，如中央銀行通過調節準備金控制貨幣供給量，從而影響到整個金融機構。當貨幣供給量增加時，人們持有的貨幣就會增加，相對于股票來說，持有股票的收益會更大，從而將貨幣市場的貨幣擠入股票市場，促使股價上升。另外，貨幣供給量增加后導致利率下降，投資增加，居民收入增加，通過乘數效應，股票價格又會上升。股價上升產生的保值意識會使流通中的貨幣量相應減少[2]。

第四，銀行儲蓄。銀行儲蓄總額可有效地解釋廣義貨幣中的準貨幣供給量。近年來，我國廣義貨幣相對于GDP的持續超高速度增長主要是由準貨幣的高速增長造成的，上述計算得出準貨幣與GDP比率的增長速度為M1/GDP增速的2.4倍。準貨幣的高速增長又可基本由城鄉儲蓄的高速增長來解釋。由此看來，在居民儲蓄行為不變的前提下，豐富吸引居民儲蓄的金融商品結構，將減小準貨幣過度增長的壓力。

第五，國債的發行。我國自改革開放之后，政府長時間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盡管經濟實力增加明顯，財政收入也有所增加，但難免出現財政赤字，所以發行國債來彌補赤字就很有必要了。而國債的發行對貨幣供給有巨大的影響，雖然商業銀行使用超額準備金購買國債會降低基礎貨幣數量，但M1和M2并不會因此減少，反而國債的收入會擴張M1和M2的數量。

篇（3）

[關鍵詞]物流金融;現狀;業務模式

一、物流金融的主要作用

1.物流金融的概念

從廣義上講,物流金融是指面向物流運營全過程,應用各種金融產品,實施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有效整合,組織和調節供應鏈運作過程中貨幣資金的運動,從而提高資金運行效率的一系列經營活動。從狹義上講,物流金融是指企業以市場暢銷、價格波動幅度小、處于正常貿易流轉狀態且符合要求的產品向銀行抵押作為授信條件,運用物流公司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統,將銀行的資金流與企業的物流進行結合,向公司提供融資、結算等服務于一體的銀行綜合服務業務。

2.物流金融的作用

物流金融其實就是物流的組成部分。現代物流本身就包括商品流通過程中的資金流和信息流,因此,可以認為物流金融是物流業務發展的內在的、客觀的需要,同時,物流金融也是物流企業提供物流增值服務的主要內容之一。

融資企業。物流金融業務利用動產質押突破了傳統固定資產抵押模式,緩解了貸款企業急需的流動資金;物流金融作為一種新的融資模式,有效降低企業50%的融資成本,加快了資金周轉率;貸款企業利用銀行的資金與物流企業的規范化、信息化管理,縮短了銷售周期、降低產品庫存,加快了產品周轉,提高了資金利用率。

銀行。物流金融業務為銀行完善結算支付工具,提高中間業務收入創造了機會;銀行在發展該業務的同時,也開發了新的客戶群體,培育了潛在的優質客戶;銀行通過承兌匯票業務不僅可以快速吸收存款,還通過銀承貼現獲得了一定的利潤;銀行通過和物流公司的合作,極大地降低了資金風險,據有關銀行統計物流金融的壞賬率低于0.2%,大大低于銀行現有業務的壞賬率。

生產企業。生產商參與物流金融業務,可以提高企業資金回籠速度,加快了資金周轉,降低了運營成本;解決了下游經銷商的周轉資金,生產企業可以穩定并拓展銷售網絡,有效擴大了產能。

物流企業。物流業與金融業結合,創造了一個跨行業、相互交叉發展的新業務空間,為同質化經營向差異化經營的轉變提供了可能;物流企業通過融資物流業務,在獲得物流業務的報酬之外還可以得到為企業提供增值服務的報酬,這種報酬通常是與融資金額或與貨物價值相掛鉤,從而極大地提高了自身的盈利水平;利用融資物流業務,物流企業可以快速切入核心企業的供應鏈,從核心企業向其上游和下游拓展,延伸服務鏈條。

二、物流金融發展現狀

隨著現代物流的發展,物流金融已經成為世界各大物流企業新的利潤來源。世界最大的船運公司馬士基、快遞物流公司UPS等都在大力開展物流金融業務,這些跨國公司依托良好的信譽和強大的金融實力,結合自己對物流過程中貨物實際監控,在為發貨方和貨主提供物流服務的同時,也提供物流金融服務,如開具信用證、倉單質押、票據擔保、結算融資等,這樣不僅吸引了更多客戶,而且在物流金融活動中還創造了可觀的利潤。以UPS為例,為了推進物流金融服務,公司于2001年5月并購了美國第一國際銀行,將其改造成UPS金融部門。在UPS提供的物流金融服務中,UPS在收貨的同時直接給出口商提供預付貨款,貨物即是抵押,這樣,小型出口商們得到及時的現金流;UPS再通過UPS銀行實現與進口商的結算,而貨物在UPS手中,也不必擔心進口商賴賬的風險。對于出口企業來說,借用UPS的資金流,貨物發出之后立刻就能變現,如果把這筆現金再拿去做其他的流動用途,便能增加資金的周轉率。

國內物流金融業務發展處于探索階段,但近年來發展速度很快。國內大型物流倉儲企業因為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先決條件和較大規模、良好行業信譽和充足資本儲備,在物流金融業務拓展方面呈現出明顯的優勢。2005年以來,國內多家第三方物流公司和銀行攜手開展物流金融的新業務。中國誠通集團在全國各主要城市擁有近100家大型倉庫,占地面積1500多萬平方米,庫房面積200萬平方米,貨場面積370萬平方米,擁有鐵路專用線120多條,存儲能力為1000萬噸,年吞吐能力為4000萬噸,擁有國內最大的倉儲企業中國物資儲運總公司,該公司與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信實業銀行、廣發銀行等十幾家金融機構建立合作關系,為500多家客戶累計提供質押監管融資近200億元,抵押產品涉及黑色金屬材料、有色金屬材料、建材、食品、家電、汽車、紙張、煤炭、化工等諸多種類。①2005年12月22日,該公司與中國建設銀行簽署《銀企合作協議》,開展監管貨物、倉單質押、動產質押、指定付款買方信貸(保兌倉)等物流金融業務。中遠物流從2006年開始探索物流金融業務,已先后與國內14家銀行簽訂了框架協議,目前開發項目累計達到300多個。業務模式在倉單質押、保兌倉基礎上,中遠物流還結合自身優勢打造了海陸倉操作模式,即銀行為進口商開立信用證向國外的生產商購買貨物,進口商繳納一定比例的保證金,其余部分以進口貨物的貨權提供質押擔保的貨押業務。中國對外貿易運輸(集團)總公司于2006年7月與中國工商銀行簽署了《物流金融戰略框架協議》,在該協議中雙方約定在物流監管與商品融資、物流結算、物流保理、物流擔保和客戶信用風險管理方面共同研發新產品,聯結雙方的服務平臺,延伸客戶服務范圍,為客戶提供高效、低成本的增值服務。

三、企業物流金融的主要業務模式

1.代收貨款

第三方物流企業在將貨物送至收貨方后,貨方收取貨款,并在一定時間內將貨款返還發貨方。第三方物流企業收取現款后,由于時空、技術條件等限制,一般需要滯后一段時間向供方返款,隨著不斷的收款付款業務的開展,在一定的時間后就會積淀下相當規模的資金,不僅方便了客戶,而且也大大改善了企業的現金流。代收貨款模式常見于BtoC業務,并且在郵政物流系統和很多中小型第三方物流供應商中廣泛開展。

2.墊付貨款

墊付貨款模式是發貨人委托第三方物流供應商墊付扣除物流費用的部分或者全部貨款,第三物流供應商向提貨人交貨,根據發貨人的委托同時向提貨人收取發貨人的應收賬款,最后第三方物流供應商與發貨人結清存款。這樣既可以消除發貨人資金積壓的困擾,又可以讓雙方放心。在墊付貨款模式中,除了發貨人與提貨人簽訂的《購銷合同》之外,第三方物流供應商還應該與發貨人簽訂《物流服務合同》,在該合同中發貨人應無條件承擔回購義務。

3.倉單質押

倉單質押分為典型倉單質押模式和綜合倉單質押模式。

典型倉單質押模式是倉單質押的基本模式,融資方把貨物存儲在金融機構指定的倉庫后,憑倉庫開具的貨物倉儲憑證即倉單向金融機構申請融資,金融機構根據貨物的價值向客戶提供一定比例的融資。第三方物流企業根據融資方與金融機構簽訂的質押貸款合同以及三方簽訂的倉單質押業務合作協議書,根據質押物寄存地點的不同,對融資企業提供兩種類型的服務:一是對寄存在本企業倉儲中心的質物提供倉儲管理和監管服務;二是對融資方寄存在經過金融機構確認的本企業之外的其他社會倉庫中的質押物提供監管服務,必要時才提供倉儲管理服務。

綜合業務型倉單質押模式。金融機構根據第三方物流企業的規模、經營業績、運營現狀、資產負債比例以及信用程度,授予第三方物流企業一定的信貸額度,第三方物流企業可以直接利用這些信貸額度向相關企業提供便捷靈活的質押貸款業務,由第三方物流企業直接監控質押貸款業務的全過程。這種運作模式把大部分的業務操作集中到第三方物流企業身上,金融機構只要負責對第三方物流企業進行統一授信,其他的都由第三方物流企業負責。

倉單質押業務通過倉儲企業作為第三方擔保人,有效地規避了金融風險,既可以解決貨主企業流動資金緊張的困難,同時保證銀行高利貸安全,又能拓展倉庫服務功能,增加貨源,提高效益。

4.保兌倉業務

保兌倉業務是倉單質押的延伸。在保兌倉業務模式中,制造商、經銷商、第三方物流供應商、銀行四方簽署保兌倉業務合作協議書,經銷商根據與制造商簽訂的購銷合同,向銀行繳納一定比率的保證金,一般不少于經銷商計劃向制造商此次提貨的價款,申請開立銀行承兌匯票,專項用于向制造商支付貨款,由第三方物流供應商提供承兌擔保,經銷商以貨物對第三方物流供應商進行反擔保。第三方物流供應商根據掌控貨物的銷售情況和庫存情況按比例決定承保金額,并收取監管費用。銀行給制造商開出承兌匯票后,制造商向保兌倉交貨,此時轉為倉單質押。通過保兌倉,大大緩解了交易雙方的現金壓力,提高了資金周轉,真正實現了制造商、經銷商、第三方物流和銀行的多贏。

5.物流保理

物流保理模式是保理市場迅速發展的產物,客戶在其產品置于第三方物流企業監管之下的同時,就能憑提單獲得物流企業預付的貨款,貨物運輸和保理業務的辦理同時進行。

ZHONG可指物流企業聯合金融機構為其他中小企業提供的融資服務。從保理業務的服務內容來說,物流保理業務與銀行保理業務無本質不同,但是其經營的主體由銀行變為了第三方物流企業,使物流和金融流的聯系更為緊密。

與金融機構相比,第三方物流企業在對客戶的供應鏈管理中,對于買賣雙方的經營狀況和資信程度都有相當深人的了解,在進行信用評估時不僅手續更為簡捷方便,風險也能夠得到有效控制。金融機構保理業務的主要風險來自于買賣雙方的合謀性欺騙,一旦金融機構在信用評估時出現失誤,就很可能財貨兩空,而在物流保理業務中,由于貨物尚在物流企業控制之下,可以降低這一風險。

即使第三方物流企業因無法追討貨款而將貨物滯留,由于對該貨物市場有相當的了解,與該行業內部的供應商和銷售商具有廣泛的聯系,在貨物變現時能夠享受到諸多的便利,使貨物得到最大程度的保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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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20世紀20年代，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其名著《經濟發展理論》中認為：[4,69-70]創新是新的生產函數的建立，包括新產品的開發、新生產方式或者技術的采用、新市場的開拓、新資源的開發和新的管理方法或者組織形式的推行。熊彼特創新理論研究的對象是廣義的經濟發展中的創新。對于金融創新的定義，學界尚無統一的說法。這既由于不同學者關注金融創新的側重點不同，又因為金融創新本身仍處于不斷演化之中，必須動態地對其進行跟進研究。綜合已有文獻的觀點，并結合當代金融創新的發展特點和趨勢，本文將金融創新界定為：在特定的經濟金融環境和技術條件下，金融管理當局或金融機構基于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對其機構設置、業務品種、市場結構及制度安排等方面進行的持續創造性變革和研發活動。金融創新主要體現為：金融工具創新、金融機構創新和金融制度創新。

因此，我認為金融制度創新可被定義為：引入新的金融制度因素或對原金融制度進行重構。這包括：(1)金融組織變革或引進；(2)新金融商品被引入；(3)拓展新市場或增加原金融商品的銷量或市場結構的變化；(4)金融管理的組織形式創新；(5)金融文化領域的創新。

(二)貨幣政策概述

貨幣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影響經濟活動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用以達到特定或維持政策目標--比如，抑制通脹、實現完全就業或經濟增長。直接地或間接地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和設置銀行最低準備金（最低儲備金）。

二、我國貨幣政策的發展現狀

我國的金融創新經過了20年的發展，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5,125-138]：

(一)組織制度上的創新

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銀行體制，形成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十多家股份制銀行為主體的存款貨幣銀行體系，城市信用社也改成了城市商業銀行。建立了多家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保險機構，放寬了外資銀行分支機構和保險業市場進入的條件，初步建立了外匯市場，加快了開放的步伐。

(二)管理制度上的創新

中央銀行從純粹的計劃金融管理制度轉變為金融宏觀調控，調控方式由計劃性、行政性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向經濟和法律手段轉變，調控手段上逐步啟用存款準備金、公開市場業務等貨幣政策工具，對金融機構業務管制有所放松，各專業銀行可以開辦城鄉人民幣、外匯等多種業務，公平競爭；企業和銀行可以雙向選擇。對信貸資金由原來的“統一計劃、分級管理、存貸掛鉤、差額控制”改為“總量控制、比例管理、分類指導、市場融通”。

(三)金融市場創新

建立了同業拆借、商業票據和短期政府債券為主的貨幣市場，建立了銀行與企業間外匯零售市場、銀行與銀行間外匯批發市場、中央銀行與外匯指定銀行間公開操作市場相結合的外匯統一市場。在資本市場方面，建立了以承銷商為主的一級市場，以深、滬市為核心、以城市證券交易中心為外圈、以各地券商營業部為網絡的二級市場。

(四)金融業務與工具的創新

從負債業務上，出現了三、六、九個月的定期存款、住房儲蓄存款、委托存款、信托存款等新品種；從資產業務上，出現了抵押貸款、質押貸款、按揭貸款等品種；在中間業務上出現了多功能的信用卡。從金融工具上看，主要有國庫券、商業票據、短期融資債券、回購協議、大額可轉讓存單等資本工具和長期政府債券、企業債券、金融債券、股票、期貨、受益債券、股權證、基金證券等。

三、中西方金融創新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

(一)金融創新對貨幣需求的影響

1.貨幣需求結構發生變化

隨著經濟的發展，交易規模的擴大和在通貨膨脹下物價水平的上升，都會導致貨幣需求絕對數量的增加，金融創新卻降低了對貨幣的需求并使貨幣需求結構發生了變化。金融創新涌現出大量貨幣性極強的新型信用丁具和存款種類、兼具流動性與收益性的證券，這些新型金融工具模糊了各層次的貨幣供給量之間、貨幣與收益性資產之間的界限，在金融電子及支付清算系統的推動下降低了收益性資產變現為貨幣、廣義貨幣變現為狹義貨幣的成本，給投資者帶來較高收益的同時，又確保一定的流動性，促使公眾在資產組合中降低了通貨M1、M1占M2、M2占收益性資產的比率。

2.貨幣需求函數的穩定性降低

根據凱恩斯的貨幣需求理論，人們持有貨幣有三種動機[6,216]：交易動機、預防動機和投機動機。交易動機和預防動機是實際收人的函數，投機動機是利率的函數。金融創新創造了許多流動性很強的金融工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人們的流動性偏好，從而改變了人們持有貨幣的動機，對交易性及預防性貨幣需求下降投機性貨幣需求上升。一般的理論認為，實際收人在短期內是相對穩定的，因此以實際收人為白變量的交易和預防性貨幣具有可以預測和相對穩定的特點；投機性貨幣需求受市場利率、個人預期等因素影響，具有易變且難以預測的特點。金融創新使前兩種貨幣需求的比重下降、投機性貨幣需求比重上升，因此動搖了貨幣需求的穩定性。

3.貨幣流通速度不穩定

貨幣供給量最終是以流量的形式作用于總需求。貨幣流通速度直接影響到以貨幣供給量作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實施效果。[7,236-237]1994年以來貨幣流通速度呈現不規則減緩的趨勢。1996--1998年M1的流通速度為2.71、2.40、2.29，M2的流通速度為1.0l0.91、0.83，波動很大，導致貨幣供給量很不穩定，難以達到中央銀行的調控目標。1996--1998年M1年增長率分別為18.87％、16.54％、11.85％，M2的年增長率分別為25.17％、17.32％、15.34％。從1994年到2000年7年間，M1實際值與目標值相差不到一個百分點的僅有1996年。

由于金融市場上的投機、套期保值、套利等金融創新業務的出現，金融市場結構發生了變化，金融市場交易量增加。使金融交易比商品和勞務交易具有更高的收益。其結果就是金融市場的交易能夠有效的從GDP市場吸收貨幣，使貨幣收人流通速度持續上升并顯示出不規則性。

(二)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工具的影響

1.金融創新限制了存款準備金機制的作用

①金融創新縮小了存款準備金制度的作用范圍

例如，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對創新工具的使用，如回購協議、貨幣市場互助基金等不受存款準備金制約的非存款工具，更充分地利用貨幣市場。這樣做既能確保其負債規模，又能規避存款準備金對其的約束。中央銀行也可以通過負債管理的創新，調整其負債結構，降低寸款比例，增加其他資金來源，減少應交準備金。中央銀行還可以通過創設不受存款準備金管制的新機構(如設立子公司或附屬機構)，使存款準備金對其鞭長莫及。

②金融創新增大了商業銀行超額準備金的彈性

存款準備金制度發揮作用的基本前提是中央銀行的超額準備相對固定。這樣，才能對中央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作出反應，法定準備金率的變動才能起到收縮信用或擴張貨幣和信用的作用。金融創新卻破壞了這一基本前提。由于金融市場和金融業務的創新，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創新業務和創新工具，輕而易舉地通過貨幣市場，調整其超額準備，從而使超額準備的彈性增大[8,50-53]。當中央銀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而在收縮信貸時，中央銀行可以減少超額準備，以維持其貸款規模至于貨幣的流動性不足，也可以通過金融創新來解決。其結果是中央銀行難以達到緊縮信用的目的。可見，超額準備金的增強，削弱了存款準備金制度的作用力。

2.金融創新弱化了再貼現政策的效用

①金融創新使中央銀行實施再貼現政策時的被動性進一步加大。再貼現政策因受到一些諸如商業銀行不愿向中央銀行申請再貼現以及貼現窗口管理過嚴、貸款期限過短等非市場或非價格因素的影響而具有被動性，金融創新則使這種被動性進一步加大[9,26]。金融市場上興起的貸款證券化、融資證券化、發行短期存單、從國際金融市場上借款等籌資渠道的創新，為商業銀行提供了避開貼現窗口，獲得資金融通的機會。商業銀行能通過金融市場，以較低的成本籌集到所需的資金，或以較優惠的條件將剩余資金貸出去，以保持資產的良好流動性。隨著愈來愈多的市場籌資方式的創新，能一次解決所有需求的金融超級市場得以產生。這使得商業銀行對再貼現窗口的依賴性越來越小，中央銀行運用貼現率政策，調控經濟的做法漸漸失去了意義。

②金融創新使合格票據貼現的規定逐漸喪失。金融創新使再貼現的有關規定向自由化方向發展[10,94]。目前，大多數中央銀行不再對再貼現作出嚴格的規定，其原因有二：(1)金融創新使“真實票據說”的理論影響逐漸消失，活躍的金融工具創新使新型票據都能符合中央銀行的有關規定。(2)金融機構可以以政府債券為抵押，從中央銀行借人準備金。這種方式在再貼現業務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而它并不受再貼現條件的約束。由此可見，創新使合格票據規定的作用逐漸喪失，導致再貼現政策的效用不斷下降。

3.金融創新加強了公開市場業務的作用

①金融創新為公開市場業務提供了靈活、有效的手段和場所。

金融創新導致的資產證券化趨勢為政府融資的證券化鋪平了道路，它不僅滿足了政府融資的需要，而且為公開市場業務的操作提供了多樣化的買賣工具；同時，它還創造了回購協議等靈活有效的買賣方式，使中央銀行能更加主動地按既定的時間和數量注入或減少基礎貨幣[11,223]。

②金融創新使公開市場業務能夠更直接地影響金融機構的運作。

在金融創新的證券化趨勢中，金融機構調整了其資產負債結構，增加了有價證券在其總資產中的比重，特別是政府債券已成為金融機構舉足輕重的二級準備。這使得金融機構在補充流動性資產或資產的重新組合中，對公開市場的依賴性增大，而這有利于中央銀行加強其公開市場業務的操作效果。

(三)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影響

1.金融創新使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不斷下降

①金融創新使銀行間資產的替代彈性大大提高。

例如，當中央銀行想通過各種政策手段減少準備金供給以壓縮貨幣供應量時，銀行可以通過負債在公開市場上購買資金，而不是像過去那樣通過減少貸款滿足存款準備金的要求。所以，要達到增減某一貨幣量的目的，必須使利率經常波動，利率調控對宏觀經濟變量的作用相對縮小；

②銀行把資金轉向純粹信用中介以外的用途。

金融創新以后，銀行越來越多地把資金轉向純粹信用中介以外的用途，非利息收入不斷增加，利潤總額對利差的變化反映靈敏度降低[12,158]；另外，金融創新與金融國際化互為因果，跨國銀行國外利潤的比重不斷上升，它對國內利率的變化反映越來越遲鈍。

2.貨幣供應量與國民經濟相關性減弱

在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上，我們過去一直強調，為控制通貨膨脹壓力，M1增長率與GDP增長率加物價上漲率之差一般應控制在4％的水平。而從1995年第1季度到1999年第2季度，這一差額呈快速上升趨勢。從1995年第1季度到1996年第4季度，這一差額從-2％上升到4.6％，物價上漲率從18.7％下降到4.7％；從1997年第1季度到1999年第2季度，該差額從5.1％上升到10.7％，物價上漲率從4.4％降到-3.4％。另外我國一方面M2／GDP比率自1998年到2000年直線上升，三年分別為1.31、1.46和1.52，在全球為最高；另一方面，盡管近幾年貨幣供應速度不減，尤其是M1增速更快，但經濟增長速度卻趨于平穩稍降，物價甚至出現了下跌勢頭。尤其是從1998年起，M1與物價出現了明顯背離，物價在M1快速增長的情況下持續下跌，就業壓力也不斷增大，甚至出現了城鎮就業人口絕對下降的趨勢。由此可見，我國現行貨幣供應量指標與國民經濟的相關性已出現了明顯問題。

(四)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傳導過程的影響

1.金融市場的創新削弱了各國中央銀行對國內貨幣的控制能力

以歐洲貨幣市場為例，它的出現使各國中央銀行調控貨幣政策的難度加大。例如，[13,71-72]當一國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降低利率或減少準備金時，另一方面，在中央銀行提高利率時，國內銀行可以通過歐洲貨幣市場取得資金而維持其信用規模，使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傳導過程受阻，緊縮效應難以達到。

2.金融機構的創新削弱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控制的基礎

隨著金融機構的創新，出現了大理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它是銀行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分流了銀行的存款來源，使銀行的存款更多地流向證券投資，使傳統的貨傳導的主要載體一商業銀行的作用減弱，中央銀行存款準備金機制的作用范圍縮小，中央銀行貨幣控制的基礎被削弱。

3.金融業務創新削弱了中央銀行的貨幣控制能力

金融業務的創新導致金融機構業務的多元化及金融機構本身的同制化，使經營活期存款的金融機構越來越多，它們都具有貨幣派生的作用[14,109]。這樣，貨幣創造的主體不再限于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而趨于多元化，傳統的以控制商業銀行派生乘數為中心設計的傾向控制方法難以奏效。此外，隨著金融同質化的發展，屬于貨幣政策控制范圍以外的業務和機構增加，傳統的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出現了真空，這就降低了中央銀行控制貨幣的能力。

四、貨幣政策面對金融創新的改革建議

(一)建立貨幣政策體系自身創新機制和動態自我調整機制

金融創新對貨幣供求機制與傳統貨幣政策的影響，只是意味著傳統貨幣政策操作體系的失效，并不意味著貨幣政策本身功能的消失。如果說金融創新是市場本身發展力量的自發顯示，而貨幣政策則是政府運用貨幣手段對市場發展中表現出的某些方面的失靈和缺陷進行的人為調整和補救。只要這方面的市場缺陷存在，貨幣政策便有存在的必要，兩者的這種沖擊與調整的對比較量便會持續下去。從長遠的發展需要看。必須在明確目標的條件下，在政策目標保持不變的前提下，實現貨幣政策操作體系本身與時俱進的動態化調整。必須建立貨幣政策體系自身的創新機制。

(二)進一步提升中央銀行地位，確保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金融創新破壞了傳統的貨幣供求機制，不管是貨幣需求還是供給都因此由確定變得不確定，貨幣政策的可控性大大降低，提高了貨幣政策的操作難度[15,68]，同時，也加大了政策的操作風險，稍微的政策偏差可能將誘發嚴重的宏觀經濟震蕩。因此，必須切實保證貨幣政策制定者性，以保證其對其它各類參與貨幣創造過程的經濟主體的影響力。

(三)鎖定單一的最終目標，靈活調整中問目標

隨著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提高，經濟增長內生性的加強，貨幣政策多重目標間的矛盾必將變得相當突出。[16,73-76]作為貨幣政策，首要而根本的目標應當是保持幣值的穩定，為切實實現這一目標，防止其他目標的干擾和沖擊，必須實現最終目標的單一化。在鎖定這一根本目標的前提下，可根據具體的經濟金融環境，根據“可測性、可控性、相關性”等要求靈活選擇中間目標。在傳統既有的條件下，我們主要以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標。然而從現在的情況看，由于貨幣供求機制的變化，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有效性正在逐漸減弱。為保證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應當及時調整，適當考慮選擇利率、匯率、通貨膨脹率等作為我國貨幣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標。

(四)調整貨幣政策工具的選擇，提高政策操作市場化程度

適應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工具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影響，貨幣政策的操作必須突破傳統模式，充分重視對社會公眾市場反應的重視，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增加貨幣政策操作的市場化色彩。例如，面對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工具效力的減弱，提高公開市場操作這一政策工具的地位，規范政策操作，提高決策的透明性，更多重視貨幣政策操作對社會公眾的導向性影響，通過調整社會公眾的預期，在盡可能取得社會公眾行為配合的情況下，實現貨幣政策操作目標。

(五)循序漸進，有步驟有重點地全面推進

篇（5）

一、國際貨幣體系的現狀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了專門委員會研究國際貨幣制度改革問題。1976年1月，參與專門委員會的20個國家在牙買加首都金斯敦舉行的會議上簽訂達成《牙買加協議》，奠定了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形成的基礎，因此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也被稱為“牙買加體系”。《牙買加協議》的要點可以歸納如下：一是黃金非貨幣化，以及強調特別提款權（SDR）的國際儲備地位。二是允許會員國自由選擇、制定和調整匯率，使浮動匯率合法化。三是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的總份額，擴大基金組織在解決成員國國際收支困難和維持匯率穩定方面的能力。

實際上，《牙買加協議》簽訂后，國際貨幣體系并未完全按照其規定的方向發展。一方面，自由選擇匯率制度的規則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匯率制度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匯率政策也成為一些國家實現宏觀經濟目標的政策手段之一。另一方面，特別提款權并未取代美元成為新的國際貨幣，美元保持著其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它既是全球范圍最主要的儲備貨幣，也是國際貿易中最主要的計價和結算貨幣。需要指出的是，美元在“牙買加體系”中主導地位的確立，是各國政府和交易商、投資者的選擇，而不是像在布雷頓體系中一樣作出明確規定的。從相關參與方享有對匯率制度、儲備和結算貨幣等的自由選擇權這一角度來說，“牙買加體系”可以概括為“無規則”的體系。實際上，隨著歐元的推出以及歐洲央行較為穩健的貨幣政策操作，歐元在國際貨幣體系的地位逐步確立并呈上升趨勢。這一變化從IMF對各國官方儲備的統計數據中得到清晰反映，從2000年末到2008年第二季度末，在可明確幣種的官方外匯儲備部分中，工業化國家的美元儲備比率從73%下降到68%，歐元儲備比率從17%上升到23%，發展中國家的美元儲備比率從70%下降到59%，歐元儲備比率從19%上升到29%。

二、金融危機對美元國際主導貨幣地位的影響

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無疑是對美元國際地位的又一次重大沖擊，這表現在以下各方面：

一是危機使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進一步下降。計量研究的結論認為，主導貨幣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每變化一個百分點，其在國際儲備中的比重會變化1.33個百分點。美國在世界經濟中份額的下降無疑會對美元的主導貨幣地位產生影響。二是美國金融體系的調整降低了美元資產的吸引力。三是危機使美國中長期通脹前景不利于美元的穩定。但種種跡象表明，這次危機仍不足以從根本上動搖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元作為國際主導貨幣的地位仍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國際貨幣體系向美元和歐元雙極化演進還有一段路要走。這主要是基于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當前的金融危機并不只是美國的危機，而是全球經濟的危機。不僅美國經濟受到嚴重影響，歐盟、日本經濟受打擊的程度絲毫不亞于美國，歐盟和日本經濟甚至先于美國進入了衰退。因而在這場危機中，歐元金融資產的安全性并不高于美元資產，美元傳統上作為危機資本避難所的角色沒有改變。這也是近期美元對包括歐元在內的多數貨幣不貶反升的主要原因。

其次，歐元區金融市場中還存在著一系列問題導致在與美元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歐元區金融市場的深度與流動性與美國相比還有相當的差距，歐元區金融市場的一體化也尚未完全實現，跨境金融交易與服務的成本高，也沒有形成統一的收益率。這些都制約了外部投資者持有歐元資產。

第三，歐盟發展中的一些長期問題也影響著歐元的吸引力。歐盟的長期經濟增長率要低于美國，并面臨著比美國嚴重得多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這些都會影響到歐元資產的長期收益率。此外，歐盟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聯合體，其政治一體化進程順利與否也對其貨幣的國際影響有很強的關聯，歐元的不確定性也因此增加。

第四，歷史經驗表明國際貨幣體系中主導貨幣的轉換常常滯后于經濟實力的轉換。長期以來沒有任何一個使用單一貨幣的經濟體規模接近美國，這也是歷史上曾多次發生美元危機，但美元的主導地位仍難以撼動的重要原因。美國經濟如果持續出現問題，美元主導貨幣的地位是有可能被替代的。但從歷史經驗看，這種替代的過程很漫長并往往伴隨著十分重大的歷史事件。

總體而言，當前金融危機對美元和歐元地位的影響目前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兩大經濟體誰能夠率先走出危機，實現金融市場穩定和經濟增長重返正軌，誰就能夠在主導貨幣的競爭中占有先機。

三、我國的對策－－積極推進人民幣區域化進程

（一）推進人民幣區域化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面對國際貨幣體系的這一變化與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我們應抓住機遇提高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通過適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降低我國在對外貿易、儲備等方面對美元的過度依賴，以保持我國經濟、金融的穩定。

人民幣適度國際化對中國經濟有多方面的積極意義。減少美元匯率波動對我與周邊地區貿易的干擾。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我適度降低外匯儲備規模，實現資源更有效率的使用，減少巨額外匯儲備對貨幣政策的制約，并降低儲備自身的風險。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降低中國出現貨幣危機的風險，并有利于金融機構和企業規避匯率風險，解決債務與收益貨幣不匹配的問題。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國際資源實現生產與消費的穩定，對提高國民福利也有所助益。

當前，人民幣區域化的條件也日趨成熟。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為人民幣區域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巨額的外匯儲備意味著我國有能力參與區域金融合作機制的建立并在其中起到相對主導作用，也有利于提升周邊國家和地區對人民幣的信心。同時，我國有著與其他亞洲國家密切的貿易聯系，對亞洲其他地區保持著較高的逆差。2007年中國進口總額的近40%是與亞洲國家的貿易。而且，人民幣對內對外的幣值均總體穩定。實際上，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區域化的進程已經呈現出加快的趨勢，在東南亞部分地區已經成為“硬通貨”。“牙買加體系”所具有的“無規則”的特點和近年來國際貨幣體系呈現的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也為人民幣的區域化、國際化提供了有利空間。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促使各國反思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美元霸權的弊端，對于推進人民幣區域化可以說是一個良好的契機。

（二）推進人民幣區域化的對策建議

1、建立有利于實現人民幣區域化的各類機制

第一，與主要貿易伙伴建立有效的合作機制，簽訂有關人民幣流通的合作協議，逐步擴大人民幣作為對外貿易計價貨幣和結算貨幣的比重和范圍。

第二，實行人民幣在資本賬戶某些項目下的有條件兌換。

第三，建立多元化的人民幣回流機制，包括嘗試允許境外人民幣到境內直接投資、允許用境外人民幣支付我國出口商品貨款等。

第四，與區域內國家和地區建立信息交換和統計監測的合作機制，加強對人民幣非法和突發性流動的監測和控制。

2、推動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

為了有效促進人民幣離岸業務的發展，推動人民幣區域化進程，應充分運用香港作為亞洲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優勢，將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一方面，作為亞洲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香港經過多年發展，其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及監管制度都相對完備和規范，金融人才聚集，對于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有良好的硬件和軟件基礎，這有利于幫助人民幣離岸業務加快發展，推進人民幣區域化。另一方面，承接人民幣離岸業務，加強與內地的經濟金融聯系，也有利于香港分享內地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成果，從而提高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3、加快國內金融機構走出去步伐

篇（6）

一、貨幣資金運行(政策)的傳導機制

從傳導機制的角度看,貨幣政策是否有效、是否能夠高效率地調節貨幣供應量以促使最終支出和名義收入等最終目標逐步達到均衡,取決于傳導機制是否順暢。所謂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指從貨幣管理當局確定貨幣政策后,現實地進行操作開始,到實現其預期目的之間,所經過的各種中間環節相互之間的有機聯系及其因果關系的總和。理論上,貨幣政策通過四條途徑進行傳導。下面就利率傳導渠道的運作方式分析其與宏觀金融效率的關系。

利率途徑一貫受到西方經濟學家,特別是凱恩斯主義者的重視。他們認為,在一定的流動性偏好下,貨幣沖擊通過改變資產市場的均衡,來影響消費意愿和投資支出,最后影響整個經濟的產出和價格。

凱恩斯認為金融市場的所有資產可以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貨幣,另一類是債券。人們在這兩類資產之間進行資產組合。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打破兩者之間的均衡,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利率的相應變化使金融領域重歸均衡;同時利率的變化會在真實領域里通過資本成本效應引致投資變化,再通過乘數效應導致社會總支出的更大變化,從而影響產出和價格。這一傳導機制的核心就是流動性效應。

利率傳導機制受到一些制約因素的影響會對宏觀金融效率產生影響:

第一,利率傳導渠道在經濟蕭條時期是低效率的。這主要是由于投資支出的利率彈性低下和流動性陷阱的存在。

第二,利率傳導效果的不確定性干擾了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這主要表現在貨幣政策對利率的最初沖擊效應和最終效應可能不一致。

第三,利率傳導過程的推進受一系列因素的制約,如經濟主體的預期以及由此造成的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的差異;市場上存在的閑置資源的狀況等。

第四,利率信息的不充分性。

第五,利率管制會扭曲和切斷利率傳導過程的順利進行。

第六,金融市場的不完善制約利率傳導渠道的效率。

其傳輸的效率則取決于三個因素:

其一,現有資產數量的變動對總需求的影響程度。

其二,現有資產市場價格的變動對總需求波動的影響程度。一般說來,資產價值的變動程度越高、融資消費比重越大、資產價值變動的持續預期越短,資產市場價格的變動對于消費活動和總需求波動的影響就越大。

其三,資產收益率的變動對總需求波動的影響程度。首先,資產收益率和市場利率的變動會改變不同形式的投資行為。一般地,長期投資比短期投資具有更高的利率彈性,私人投資比公共投資的利率彈性高,投資活動的外源融資比內源融資的利率彈性高。其次,資產收益率和市場利率的變動會改變資產持有者和資產發行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和收入狀況。

結合宏觀金融效率可以看出,在資產市場上,如果融資消費大、長期投資、私人投資以外源融資所占比重較大,資產價值變動的持續預期短,貨幣政策通過財富渠道發揮的效率就高,反之亦然。

二、影響貸款渠道發揮作用,從而制約宏觀金融效率的因素

1.金融中介體系的反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若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措施不能為金融中介體系所認同,那么,貨幣政策就未必會有效地影響到金融中介體系的貸款活動,如商業銀行可通過調整資產負債結構抵消準備金調整等貨幣政策的效率。

2.社會信用供給總量的結構。即銀行信用供給總量和非銀行信用供給總量之間的對比關系。

首先,若非銀行信用供給總量在整個社會信用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大于銀行信用供給總量,則試圖影響銀行信用供給總量的貨幣政策必然是低效的。

其次,如果銀行信用供給總量與非銀行信用供給總量存在替代關系,則非銀行信用供給總量的變化會在一定程度抵消銀行信用供給總量的變化,如果這種替代關系是完全充分的,則銀行信用供給總量的變動就不能影響社會信用供給總量的變化,從而使貨幣政策無效率。

3.資金需求者的行為。只有在相當比例的資金需求者依賴于銀行貸款,同時在銀行緊縮貸款時難以獲得其他資金來源時,貨幣政策的效率才會較高。如果企業尋求其他資金來源的能力增強,貨幣政策的效率就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貨幣政策通過資產負債表渠道進行傳導,就是指貨幣政策能夠通過特定的方式,影響到借款人的資產負債表狀況,從而影響到借款人的投資活動。影響資產負債表渠道發揮作用從而制約宏觀金融效率的因素主要是企業資產負債表中資產價格的波動。由于資產價格大幅上漲的內在風險對金融體系和宏觀經濟穩定形成威脅,因此,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要格外注意對風險的調節和防范。

三、貨幣政策時滯與宏觀金融效率

在宏觀金融政策的運行過程中,一般都要經歷確定調節目標、選擇政策工具、篩選中介指標、調整政策工具等環節。這些環節的運行需要一定的時間過程,這就是宏觀金融政策的時滯。一般而言,政策時滯越短,宏觀金融效率就越高。同時,貨幣政策效率的提高也必須以準確把握宏觀金融政策時滯及其變動規律和趨勢為前提。

1.時滯的多主體決策特征增大了貨幣政策的難度,決定時滯的因素包括中央銀行、商業銀行和社會公眾等諸多主體,如果調控當局無法有效把握時滯的形成規律,則貨幣政策效率將受到影響。

2.時滯較長且多變會影響貨幣政策的效率。現實生活中,一方面宏觀金融政策時滯長且易變,中央銀行很難準確地預測名義國民收入水平變化趨勢、時滯變化趨勢和政策效果。另一方面,影響時滯的諸多因素也多處于變化之中,這也會對時滯的變化產生影響,從而影響金融政策效率。

3.不均勻、不確定的時滯分布制約了金融政策效率的提高。實際表明,金融政策時滯分布極不均勻,十分容易受到客觀經濟因素的影響而變化。對于宏觀當局來講,準確地掌握貨幣政策措施實施后在每一個政策時距內所產生的影響、影響的力度等是十分困難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的行為有時不僅難以有效地抑制經濟波動,反而會加劇經濟波動,顯然,宏觀金融效率也無法提高。由此可見,盡可能縮短時滯,減少時滯變化的不確定性對于宏觀金融效率的提高有重要的意義。

篇（7）

學術界對股指期貨現金結算進行細致深入的研究有利于克服引入股指期貨對現貨市場造成的不利影響，發揮其套期保值和價格發現功能，可以盡量防止市場操作行為。這篇文章研究股指期貨現金結算的意義有以下幾點：

1、結算機制如果不適當的確定，會使作為股指期貨合約重要組成部分的現金結算價受到操作而導致現貨市場穩定遭到股指期貨交易的破壞，影響市場各方主體的利益，因此需要謹慎設計。

2、參考海外文獻可看出在到期日時，股指期貨普遍出現價格效應而導致樣本價格數據受到污染。設計適當的現金結算方式能夠控制操縱行為和管理指數套利行為，以避免數據因為價格效應而受到污染。

3、股指期貨合約設計的主要目標使提高套期保值效果。股指期貨套期保值效果與現金結算價確定方式間的聯系復雜，應該從更寬廣的視角中研究現金結算價的確定。

4、我國有關中國股指期貨現金結算價確定的建議以設計現金結算價防范市場操縱行為為目的，具有參考價值但缺乏周全的考慮。

二、股指期貨現金結算價估計量研究

隨著期貨品種的發展，傳統上實物交割的結算方式成本高、可割的標的物限制嚴格等局限性越來越明顯，嚴重制約了期貨市場的發展和期貨品種的開發。現金結算方式的提出極大地促進了期貨合約的開發，后來設計的部分期貨合約特別是難以實物交割的期貨合約采用了低成本、標的物要求較低且便利的金融結算。股指期貨就是利用現金結算方式期貨合約的一種，合約到期時多方和空方都用現金結算方式以最后價格結算剩余頭寸而沒有實物交割。雖然現金結算方式比實物交割方式優勢多，但在這種結算方式下的到期套期保值效果和現貨期貨價格的收斂效果受到種種質疑。

篇（8）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6-1770(2010)09-041-05

一、引 言

從世界范圍看，在過去的20年中貨幣政策無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此期間物價穩定，通貨膨脹得到了良好的控制。這主要歸功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在最近的十年中逐漸收斂于物價穩定這一單一的終極目標，或者至少是兼容物價穩定的一系列目標集合。

盡管有更多的中央銀行將貨幣政策目標定位于物價穩定，但是對于這一貨幣政策目標對金融穩定究竟造成何種影響仍然沒有明確的結論。綜觀國外學者的研究，有關貨幣政策對金融穩定的影響主要有三類觀點：權衡觀點（Trade-off）、協同觀點（Synergies）和新環境假設（“New environment”hypothesis）。

所謂權衡觀點是指為實現物價穩定而采取的貨幣政策設計并不必然有利于金融穩定，價格穩定與金融穩定之間存在著平衡的關系（Mishkin,1996、Cukieman,1992、Fisher,1933等）。但是，權衡觀點似乎與人們的傳統認識相悖。通常認為通貨膨脹會提高人們錯判未來收益可能性的概率，而且通貨膨脹將進一步惡化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的狀況。同時，高通貨膨脹通常伴隨著高波動率，這會進一步導致人們錯判未來收益。此外，當經濟周期處于伴隨著高通脹的繁榮時期時，通常都會出現過度投資和資產價格泡沫的現象，這主要是由于中央銀行向市場提供過度流動性所導致的，而相對于真實預期收益而言過度的信貸增長經常是導致金融不穩定的因素。于是，產生了協同觀點。所謂協同觀點是指為實現物價穩定而采取的貨幣政策設計將同樣也會有利于金融穩定，也就是說價格穩定意味著金融穩定（Schwartz,1995、Padoa-Schioppa,2002、Issing,2003等）。

新環境假設觀點建立的背景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包括：較低且更加穩定的通貨膨脹水平、較低的短期產出波動、顯著的信貸和資產價格波動、頻繁的金融危機、金融自由化浪潮的興起以及越來越多的中央銀行將貨幣政策目標定位于物價穩定（Claudio Borio 和 William White，2004）。新環境假設的觀點認為在新環境下需要重新審視原來的貨幣穩定與金融穩定的關系，甚至需要價格穩定有利于金融穩定這一結論，即認為價格穩定會引發金融不穩定。因而，新環境假設觀點認為中央銀行僅僅關注物價穩定是不夠，而是應該直接關注于金融不平衡本身。

此外，不僅是貨幣政策對金融穩定的影響機制存在爭議，而且關于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之間的因果關系同樣存在爭議。該觀點認為金融不穩定會導致貨幣政策設計的改變，這主要是因為當前的金融危機非常嚴重或者是貨幣政策當局為了避免未來發生金融危機而改變貨幣政策。盡管金融不穩定可能是中央銀行錯誤貨幣政策的結果，但金融不穩定也可能會驅使中央銀行改變貨幣政策設計以應對金融不穩定的情況。例如，García Herrero (1997) 、Martinez Peria (2000)發現銀行危機并不必然導致貨幣政策的巨大變化，同時也發現那些經歷過系統性銀行危機的國家從長期來看其貨幣需求是穩定的。這些研究無疑是具有啟發意義的，因為這從根本上顛覆了傳統上認為的只是貨幣政策對金融穩定產生影響的單向因果關系。

上述觀點的相互矛盾與沖突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論界和實務界對于金融穩定的內涵缺乏一個廣泛可接受的定義，從而無法建立起考察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關系的一致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將從金融穩定的內涵入手，在選擇目前較為廣泛接受的金融穩定涵義基礎上進一步梳理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關系的研究進展并進行相關評述。

二、金融穩定的內涵

迄今為止金融穩定仍然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并沒有一個廣泛的可接受的定義。這主要是因為從直觀上看穩定似乎意味著沒有波動，但不幸的是，波動對金融市場而言并不一定是壞事。正如Schinasi (2003)所指出的，即使是穩定市場中的資產價格也會有較高的波動率。Issing (2003)進一步指出，導致金融機構失敗的大的資產價格波動甚至是穩定的信號，或者是系統自我糾正或凈化能力的信號。盡管定義金融穩定存在著較大困難，但學者們仍然盡了極大的努力界定金融穩定的內涵。目前有關金融穩定的定義可以籠統地分為兩大類：金融穩定說和金融不穩定說。

（一）金融穩定說

Mishkin(1991)認為金融穩定是確保能夠長期持續的一種狀態，沒有大的破壞和沖擊，并且儲蓄分配轉化為投資機會是富有效率的。Crockett (1997a)定義金融穩定為沒有明顯的引發損害經濟（不包括一些嚴格限定范圍內的消費者及其對手方）的沖擊的存在。Padoa-Schioppa (2002)定義金融穩定為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金融系統能夠承受沖擊，并且在抵御沖擊的過程中不會導致出現損害儲蓄向投資轉化過程和經濟中支付處理過程的風險積累。Foot(2003)認為金融穩定的內涵包括：（1）貨幣穩定；（2）就業水平接近自然就業率；（3）對于經濟中核心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運轉存在信心；（4）經濟中不存在損害貨幣穩定和就業水平的實際資產或金融資產的相對價格波動。此外，還有一種在概念上不是很令人信服但可以直接觀察得到的金融穩定定義，即金融穩定是指沒有銀行危機、資產價格穩定、利率平滑的狀態（Goodfriend, 1987; Cukieman, 1990）。

金融穩定說試圖從金融穩定的特征、條件以及實現過程來描述金融穩定內涵的努力是值得稱道的，但金融穩定說所描述的金融穩定的內涵盡管在形式上看起來很美，但卻缺乏一個合適的可以量化的基準來將金融穩定與金融不穩定區分開來，從而給實證研究帶來了困難。

（二）金融不穩定說

與金融穩定相對應的概念是金融不穩定，而排除了金融不穩定的情況即為金融穩定。Mishkin(1999)認為金融不穩定源于信息流對金融系統的沖擊，受到沖擊的金融系統不能正常發揮其資金融通渠道的作用，從而使資金無法配置到最有生產效率的項目中去。Schwartz（1986）認為金融危機是被支付手段在任何價格下都無法獲得的擔心所驅使，即便是在部分銀行儲備體系中發生這種情況，也會導致對高能貨幣的爭奪，這種情況將由于公眾對銀行系統的突然擠兌而迅速惡化。金融危機是短暫的，當公眾對貨幣的額外需求放緩時危機將結束。Ferguson (2002)認為金融不穩定包括三個基本標準：（1）一些重要的金融資產價格與基礎價值嚴重背離；（2）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市場功能和信用有效性都顯著地發生了扭曲；（3）前兩項的結果導致總支出顯著偏離（或高或低）于經濟的生產能力。Large (2003)認為金融不穩定的特征包括價格的波動性和無法預期的變動，而防止這些波動性和變動的發生則是需要面對的實際挑戰。

從學者們對金融穩定內涵的定義來看，不僅每個學者對金融穩定有自己的理解，甚至有的學者從正反兩個方面來描述金融穩定，并且大多數學者都是針對自己特定的研究目的來定義金融穩定的。盡管采用金融穩定說來定義金融穩定的內涵從邏輯上看更易為人們所接受，但由于金融不穩定說可以用明確的指標進行量化，從而有利于實證研究的開展，因此研究貨幣政策對金融穩定影響的學者大多都采用了這一定義。本文也采用這一定義，同時考慮到金融不穩定從表現形式看主要包括金融機構危機、貨幣危機和資產價格沖擊三個方面，我們主要就從這三個方面梳理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的關系。盡管我們沒有選擇從權衡觀點、協同觀點和新環境假設這三個方面來研究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的關系，但這三類觀點均內含于相關研究中。

三、貨幣政策與金融機構危機

相比于金融系統中的其他機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設計將會更直接地影響到銀行系統功能的發揮。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2003）利用1970年-1999年期間79個國家（27個工業化國家、32個新興市場國家、20個轉軌國家）的年度面板數據，研究了貨幣政策設計（包括貨幣政策目標和貨幣政策策略）與銀行危機的關系。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發現，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目標與銀行系統危機呈顯著負相關，即中央銀行采用物價穩定的目標有利于降低銀行系統危機的發生。同時發現，盯住匯率的貨幣政策策略與銀行危機呈顯著負相關，即采用匯率目標制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有利于降低銀行系統危機的發生。進一步分析，他們還發現除了轉軌國家外，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目標與銀行系統危機呈顯著負相關，但貨幣政策策略與銀行系統危機之間則在分類樣本國家中未呈現出顯著關系。

根據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的研究，中央銀行采用物價穩定的目標以及采用匯率目標制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銀行系統危機的發生。因此，單就銀行危機而言，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應以穩定物價為主要目標，同時應選擇相對固定的匯率制度。

但De Graeve, Kick 和 Koetter(2008)的研究結論則與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2003）截然相反。他們利用德國1995年-2004年的宏觀經濟數據和銀行業數據，通過建立一個統一的微觀-宏觀模型，研究了貨幣政策與銀行危機的關系，結果發現采用物價穩定的貨幣政策目標會導致金融不穩定。為了避免采用單一的微觀模型或宏觀模型而導致有用的宏觀經濟信息或微觀經濟信息被忽略掉，他們將微觀經濟因素和宏觀經濟因素相結合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微觀-宏觀模型來分析貨幣政策與銀行危機的相互影響。其中，微觀經濟因素主要是涉及到銀行的七個財務指標，包括核心資本與風險加權資產比率、資產減值準備與銀行總資產比率、貸款與銀行總資產比率、表外業務與總資產比率、對數總資產、股權收益率、凈同業資產加現金與銀行總資產比率；宏觀經濟因素包括GDP增長率(Y)、通貨膨脹率(P)和3個月利率(R)。利用這一微觀-宏觀模型進行分析，結果發現，貨幣穩定并不必然導致金融穩定。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Y和P不變），如果中央銀行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這有利于物價穩定）而提高一個標準差的利率（即一個標準差利率的沖擊），這會導致一年以后銀行出現危機的概率提高0.44%，也就是說物價穩定的貨幣政策目標會以導致金融不穩定為代價。進一步地，如果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越低，貨幣政策沖擊導致銀行出現危機的概率越大。

此外，Adrian.T 和 Hyun Song Shin(2008)將研究視角延伸至金融市場中的其他中介機構。他們認為與商業銀行相比，證券經紀商盡管規模比較小，但由于其資金來源幾乎完全是短期市場融資，因此其資產是反映市場信貸邊際供給（Marginal Availability of Credit）的最佳信號。他們研究了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的變化與證券經紀商資產負債表規模的關系，結果發現，聯邦基金利率的降低將導致證券經紀商資產負債表規模的膨脹，相反，聯邦基金利率的提高將導致證券經紀商資產負債表規模的收縮。因此，短期利率是影響金融機構規模的最重要的因素，其變化將加劇而不是熨平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規模的波動，即采用短期利率為貨幣政策工具將不利于金融穩定。據此，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應該明確定位于金融穩定。

四、貨幣政策與貨幣危機

當一國發生貨幣危機時，采取何種恰當的貨幣政策加以應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建議，出于穩定本國匯率和貨幣的目的, 應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 即提高利率水平，以吸引資金內流或防止外資大量抽逃, 進而穩定本國匯率。但上世紀90年代末期在東南亞爆發的金融危機則對這一看似正確的建議提出了挑戰，因為危機國家基本都按照IMF的建議紛紛大幅提高本國利率水平以試圖穩定匯率和貨幣，但結果卻使本國陷入了更深的危機。從理論上講，提高名義利率水平的確會起到穩定匯率的作用，從而減少本國企業的外幣債務負擔。但是高企的利率水平也會增加本國企業的本幣債務負擔，降低企業進一步投資或者僅僅是避免破產的能力，而這又會對匯率的穩定性產生負面的沖擊。因此，為應對貨幣危機而采取提高利率水平的貨幣政策應當具備一定的條件。

Aghion.P, Bacchetta.P 和 Banerjee.A(2000)構建了一個簡單的兩期小型開放經濟的貨幣政策與貨幣危機關系模型，研究了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以應對貨幣危機的臨界條件。這一模型建立在幾個假設條件之上：（1）存在購買力平價關系；（2）存在利率平價關系；（3）資本完全自由流動；（4）企業財富是決定其投資和產出的唯一變量；（5）浮動匯率制。Aghion.P, Bacchetta.P 和 Banerjee.A首先從貨幣需求和貨幣供給的角度建立了第2期產出Y2和第1期名義匯率E1之間的關系，即

（1）

這一關系為利率平價LM曲線（IPLM），反映了貨幣角度E1與Y2之間呈負相關關系。

然后，他們從實體經濟角度，即從企業的融資和生產決策角度建立了第2期產出Y2和第1期名義匯率E1之間的關系，即

（2）

這一關系為W線，反映了實體經濟角度E1與Y2之間呈負相關關系。但與（1）式中E1與Y2非線性關系不同，（2）式中E1與Y2是一種線性關系。

當IPLM曲線和W線相交時，采用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即提高利率可以有效應對貨幣危機。但當IPLM曲線和W線相切或者沒有相交時，采用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將會導致宏觀經濟的進一步蕭條。若IPLM曲線和W線相交，則需滿足，可得：

，（3）

這就是為應對貨幣危機而采取提高利率水平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條件。其中，

Aghion.P, Bacchetta.P 和 Banerjee.A(2001)將上述模型進一步放松至無限期限，研究了在存在信用約束的情況下小型開放經濟體的貨幣政策與貨幣危機的關系，結果表明：經濟體擁有外債的比例越大就越容易發生貨幣危機；無論是固定匯率制還是浮動匯率制都可能爆發貨幣危機；公共部門的不平衡會通過公共債務尤其是公共外債的擠出效應對本幣的穩定產生負面影響；如果信貸供給對利率不敏感，那么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以應對貨幣危機是有效的；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會對中期的經濟行為產生債務負擔效應，即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在中期內會提高本國企業的債務負擔。

然而，Zettelmeyer(2004)在研究了上個世紀90年代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三個國家的貨幣政策變化對匯率的影響后發現，當中央銀行為穩定匯率而提高100個基點的3個月市場利率時會導致匯率水平提高2%-3%的水平，即支持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的有利于穩定匯率作用的傳統觀點。但是，為穩定匯率而采取提高利率的緊縮性貨幣政策的代價是高昂的，為彌補本幣10%的貶值需要提高大約500個基點的利率。

盡管上述研究對于緊縮性貨幣政策是否能夠有效應對貨幣危機存在爭議，但有一點是學者們都接受的，即穩定的匯率是防止貨幣危機發生的必要條件。

五、貨幣政策與資產價格沖擊

盡管在過去的20年里全球通貨膨脹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金融不穩定現象卻明顯增加，尤其是全球資產價格在急速攀升過程中伴隨著較高的波動性。Borio 和 Lowe(2002)指出從歷史上看資產價格波動通常伴隨著金融不穩定現象的發生，尤其是在資產價格上升和下降的交替過程中容易導致系統性金融危機的發生。特別是在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導致本輪金融危機爆發，全球陷入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的背景下，貨幣政策與資產價格關系再度成為學者們研究的熱點。

雖然早在10多年前，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的中央銀行已經開始關注資產價格的波動，并懷疑這種波動是否完全由經濟基本面因素所導致，但關于貨幣政策與資產價格關系的理論研究并沒有達成一致。在眾多學者的研究中，尤以Bernanke 和 Gertler (1999)的研究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根據標準的經濟學理論，在存在有效的資本市場并且不存在監管瑕疵的世界中，資產價格的波動僅僅反映的是經濟基本面的變化，因此，中央銀行沒有必要對資產價格波動給予特別的關注。Bernanke 和 Gertler (1999)構建了一個考慮工資粘性和金融加速器效應的宏觀經濟模型，研究考慮或不考慮資產價格泡沫的相機抉擇貨幣政策規則如何影響宏觀經濟，結果發現，只有當資產價格可能預測未來通脹或通縮壓力的情況下中央銀行關注資產價格是有益的，否則，采用傳統的通脹目標制對中央銀行而言是最為合理的。即如果非基本面因素（包括市場心理影響和監管不力等因素）是導致資產價格波動的主要原因并且來源于非基本面因素的資產價格波動對實體經濟具有潛在的顯著影響，那么資產價格波動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經濟不穩定的獨立來源，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應該關注資產價格的波動。其中，資產價格對實體經濟影響的傳導機制包括財富效應、Tobin q效應、金融加速器效應等。Bernanke 和 Gertler (2001)進一步指出，嘗試穩定資產價格的努力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央銀行無法準確知道資產價格的變化究竟是否來源于非基本面因素，亦或基本面因素，還是兩者的結合。

當然，Bernanke 和 Gertler (1999)所建立的模型也存在著一些明顯的缺陷：（1）不是從模型中推導出貨幣政策規則，而是人為設定為考慮或不考慮資產價格泡沫的相機抉擇貨幣政策規則，然后研究貨幣政策規則對實體經濟的影響；（2）假定資產價格泡沫在破滅之前以恒定的速率增長，但實際上資產價格泡沫也許不是突然破滅，而是以一定的速率上升或下降；（3）假定資產價格泡沫存在一段時期并且在破滅之后不會出現，所以僅僅研究了資產價格泡沫對實體經濟的短期影響；（4）因為無法知道市場心理的準確影響而沒有將下期資產價格泡沫可能破滅的概率內部化，而將之內部化與僅僅將其作為外生概率所得出的貨幣政策規則對實體經濟影響的結論可能是不同的。Semmler .M 和 Wenlang Zhang(2007)在彌補上述缺陷后建立了一個動態模型，研究了在面對資產價格波動時貨幣政策的反應，結果發現，在零利率的低利率環境下，金融市場的蕭條會使得衰退的經濟更加惡化，如果為了避免陷入流動性陷阱，中央銀行不應該忽略資產價格的波動。Alexandros Kontonikas 和 Christos Ioannidis(2005)也認為無論是相機抉擇貨幣政策規則還是標準的Taylor規則，考慮資產價格波動的利率調整有利于降低宏觀經濟的波動。

六、結論性評述

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的關系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熱門話題，這反映了中央銀行在執行貨幣政策時如何確保金融穩定方面的困惑。綜合目前的研究進展，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富有啟發意義的結論：

（一）金融不穩定通常來源于對一些共同因素而非特殊因素的風險暴露。也就是說，金融不穩定是系統性的危機，而非個體危機。如果金融系統中眾多金融機構按照類似的模式進行運作，金融系統就更容易在遭到共同的宏觀經濟威脅時出現危機。因此，為避免系統性金融危機的發生，首先要盡量避免金融機構的同質化運作，推動金融機構的多樣化運作無疑是重要的。

（二）物價穩定在一定條件下有利于金融穩定，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不能僅僅將物價穩定作為確保金融穩定的唯一指標。根據當前的研究結論，物價穩定并不一定必然會導致金融穩定，但是，物價不穩定卻是引發金融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在關注物價穩定的同時應該綜合考慮其他經濟指標或因素以確保金融穩定。為了確保一國的金融穩定，需要更深入地理解貨幣政策對經濟行為更為廣泛的影響，而不單單是對物價指數（或通貨膨脹）的影響。

（三）若要試圖建立考察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關系的一致的分析框架，當務之急是必須對金融穩定的內涵建立明確且為大家所廣泛接受的定義。盡管金融穩定的內涵難以清晰地界定，但這是研究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關系的前提和基礎。因此，深入探討并尋找衡量金融穩定且得到廣泛公認的一攬子指標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其他尚待進一步挖掘的領域。盡管目前有關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的研究文獻汗牛充棟，但仍然存在很多尚待進一步挖掘的領域。比如，目前的研究多沒有考慮到不同國家的特殊情況，沒有深入分析一國的金融自由化程度和中央銀行獨立性等制度變量對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的關系所產生的影響。此外，當前的研究也沒有對不同國家所處的經濟金融發展階段加以區分，以判斷在不同階段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的不同表現關系等等。這些方面都需要在未來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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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金融穩定指金融體系能夠有效地發揮關鍵作用，即使在出現沖擊、遭遇壓力和發生嚴重的結構性變化時仍然能夠實現這一點。

（一）原目標體系下的貨幣政策不能完全糾正金融不穩定

1、貨幣穩定并非金融市場穩定

金融不穩定的誘因可能在短期內造成交易主體的短視預期，造成金融穩定和貨幣穩定出現沖突，導致貨幣穩定的同時金融不穩定。鈴木淑夫在總結日本資產泡沫原因時說：“因為物價穩定日本銀行容忍了貨幣的過剩供應，沒有想到資產膨脹的重要性。”

2、金融不穩定傳導至貨幣不穩定的時間過長

當資產價格迅速提高時，人們預期收入增加，財富增加刺激當前消費支出，使得貨幣需求上升，客觀要求貨幣供給隨之增加，形成通脹壓力。若根據貨幣需求增加貨幣供給就會使通脹壓力超過實體經濟承受能力，所以會有相應的貨幣政策執行，通過針對貨幣穩定目標的途徑達到同時穩定金融的目標。但這個作用過程相當長，基于貨幣穩定目標的貨幣政策就很難完全為金融穩定進行預警并有效化解風險，短期內造成貨幣穩定而出現金融不穩定。

（二）金融創新使貨幣政策難以忽略金融穩定的因素

金融創新給市場注入推動力的同時也帶來新的風險傳導途徑，從而大大降低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和安全性。以資產證券化為代表的金融創新工具加強了貨幣與資本市場的聯系，商業銀行可以將各類貸款證券化，通過將風險借助證券市場轉移給投資者的方式，強化商業銀行的貨幣創造功能，加強了貨幣與資產在價格穩定方面的關聯度，而市場約束機制也限于金融創新所帶來的風險承擔主體界限越來越模糊，會在短期內出現失靈而誘發金融不穩定。

（三）央行負有實現金融穩定目標的職責

銀行信貸資金和金融市場間以轉移風險或其他渠道關聯度不斷加強，導致金融市場風險向銀行體系轉移和集中，而金融市場由于投資者眾多，單個市場的風險極易蔓延至其他市場，引發風險的跨市場共振。這種風險傳導非局部市場所能控制，需要央行宏觀把握。金融市場的價格變化隱含和預示未來的經濟金融風險，央行有責任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加以調控。

（四）金融不穩定對貨幣穩定構成潛在威脅

1、金融市場狀況影響人們心理預期

證券在家庭持有資產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高，而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使得投資者心理預期短期內變化迅速并蔓延，市場的無序調整造成金融不穩定，僅占美國金融市場極小比例的次級按揭抵押證券化產品引發的次貸危機就是例證。資產價格通過財富效應或其他渠道影響總需求和總供給，并隨著人們手中證券形式資產比例和金融產品品種的增加，影響程度增強。故央行制定貨幣政策需要兼顧資本市場。

2、金融不穩定極易破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在貨幣政策影響宏觀經濟的傳導過程中，重要的載體就是銀行體系。現代市場金融不穩定所表現的風險跨市場傳導使得銀行體系在金融不穩定中所體現的脆弱性大大加強。一旦銀行體系面臨困難，會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不暢，使央行調節經濟極為艱難。

（五）將金融穩定納入貨幣政策目標體系具有可操作性

長期看，利率、貨幣供應量與證券市場行情有相關性，反過來資產價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眾對未來通脹的預期。這使得將金融穩定納入貨幣政策目標體系具備最基本的條件，也具有可操作性。對于設定金融穩定目標，目的不是積極干預資本市場或市場行情，而是對金融不穩定進行有效預警從而消化風險和解決危機。如出現重大外部沖擊導致貨幣金融環境惡化時，通過貨幣政策進行逆向操作，統籌考慮對各個金融市場的影響以穩定金融避免危機；當危機形成時，運用貨幣政策為市場提供充足流動性以保證資本市場不至于陷入崩盤。

二、將金融穩定納入貨幣政策目標體系的影響

（一）積極影響

1、為央行預警和化解金融不穩定提供有利工具

將金融穩定納入貨幣政策目標體系后，央行可以考察對金融穩定目標的影響后實施各項貨幣政策，有效達到避免貨幣政策對單一市場沖擊而引發的風險跨市場轉移，并利用貨幣政策來促進金融穩定。當央行監測到金融體系存在某種市場無法自動修正的扭曲所導致的狂熱市場情緒時，可采取先發性的貨幣政策操作（如提高利率），引導市場交易者預期未來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而進行相應操作，使資本市場降溫。當金融不穩定形成危機時，納入金融穩定后的貨幣政策目標體系，為央行利用不同的貨幣政策化解危機提供有利工具，如通過向金融體系注資的政策手段，緩解市場流動性不足，防止相關金融機構破產而導致對經濟的破壞。

2、長期有利于社會總體福利的提高

隨著金融市場的日趨活躍發達，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相互聯系和影響越來越大。例如，在實體經濟流動性過剩階段，過剩資金通過消費和投資進行消化的利潤率低于金融市場投資回報率，導致大量資金流入金融市場。這在減輕實體經濟發生通脹壓力的同時卻加大了金融市場不穩定的風險，進而影響未來消費和投資，最終影響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因此，納入金融穩定后的貨幣政策目標體系，可在商品和勞務價格并不存在通脹壓力的情況下，處于金融穩定目標，針對金融市場難以持續的資產價格上漲，利用利率等貨幣政策工具，通過及時化解金融發展過程中不穩定因素的累積，消除金融不穩定風險隱患對經濟和金融體系長期運行的影響，達到使社會總體福利有所提高。

（二）消極影響

1、可能出現短期內影響其他目標最優實現的情況

短期內，納入金融穩定后的貨幣政策目標體系中各目標的實現存在出現沖突的情形，金融穩定目標的實現可能損害其他目標的最優實現。第一種情形，央行兼顧金融穩定目標前提下，為實現其他目標進行貨幣政策操作時。如當經濟過熱存在通脹壓力時，央行采取緊縮貨幣政策，若央行出于金融穩定目標，考慮緊縮貨幣政策帶來的資產價格縮水造成一些部門金融脆弱風險，可能降低政策執行力度，從而降低貨幣政策保持價格穩定和經濟持續增長的效率。第二種情形，當經濟增長穩定，通脹率較低但金融市場資產價格非理性上漲時。若央行出于金融穩定目標而實行緊縮政策，會造成通貨緊縮，降低經濟增長速度。第三種情形，當金融危機出現，央行挽救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時，央行投放基礎貨幣，并通過貨幣乘數導致貨幣供給量更大幅度的上升，可能與貨幣穩定目標形成短期內的沖突。

2、伴生道德風險

金融不穩定導致的危機是對資本市場中扭曲投資行為的一種懲罰，若央行出于金融穩定目標，為避免單一金融機構的風險擴散至整個市場，利用貨幣政策替扭曲投資的操作主體承擔后果，將會伴生道德風險并可能催生下次的市場風險累積。央行對危機中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的救援，對于機構幾乎零成本，甚至可被機構看作可利用的金融資源，導致機構管理層或股東出于爭奪這項資源的考慮，不再單一以自身風險約束機制為基礎，使經營蘊含更高風險，導致金融穩定目標反而對機構的風險規避管理形成負向激勵。

三、結論

原目標體系下貨幣政策不能完全糾正金融不穩定而埋下金融風險，在金融創新不斷涌現的新環境下，有必要將金融穩定納入貨幣政策目標體系，且具有可操作性，這樣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調節更為有效，有助于經濟長期平穩運行，提高社會總體福利。但也帶來短期目標相互沖突和道德風險滋生的消極影響。因此應充分權衡金融穩定在貨幣政策目標體系中所占的權重和衡量金融穩定的指標體系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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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7-2008年我國輸入型通貨膨脹概況

2007年開始，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就在一直高位運行，從年初的2.2%上升到當年12月份的6.5%，然后又上升到2008年2月的8.7%；隨后CPI一路下滑，降到7月6.3%，最后12月降到1.2%[2]，形成一個從上升、高峰、再到下降、消失的完整過程。

而同一時期，世界上石油、糧食、鐵礦石等大宗初級產品價格在飄升。2008年7月，世界石油價格暴漲至創紀錄的歷史高點147美元。糧食、鐵礦石等其它我國大宗進口資源的價格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而我國又是這些資源性商品的進口大國，石油、鐵礦石一半以上需要進口，糧食中的大豆更是90%依賴進口，通過國際貿易使通貨膨脹傳入我國，并對國民經濟造成傷害。

二、我國輸入型通貨膨脹的傳導路徑分析

關于輸入型通貨膨脹的概念，學術界至今尚無定論。一般是指：在開放經濟中，國際市場價格上漲和國際資本流入規模過大，導致進口商品成本上升和國內貨幣供給被迫增加，進而引發國內市場價格普遍、持續上漲的經濟現象。本文主要分析由于國際大宗初級產品價格上漲導致我國出現的輸入型通貨膨脹。

一般而言，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上漲，首先推動我國原材料、材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的上漲，然后引起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即工的上漲國際貿易論文，最后再傳導至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從而引起物價的全面上漲。2007年初級品進口中，非食用原料和燃料等生產原料比重占91.67%，這些產品進口價格變化必然改變國內廠商的生產要素價格和生產成本，表現為國內工業品出廠價格的變化，并最終間接影響居民消費價格水平。

以石油為例，由于石油是基礎能源產品，是工業交通的血液，被譽為“黑色黃金”。隨著國際原油價格的上漲，導致國內成品油價格的上漲，又引起國內交通運輸、用油工業品以及居民燃氣價格的上漲；有機化工產品價格的上漲則與國際原油價格同步，隨著有機化工產品價格的上漲，其下游的塑料、橡膠和化纖等工業中間品的價格也進一步上升，并由此一步一步向下傳導，最終引起整個社會價格總水平的上升論文開題報告范例。

三、國際大宗初級產品價格上漲的原因分析

世界上石油、糧食、鐵礦石等大宗初級產品除了受自然條件、資源稟賦等因素限制外，由于其以美元計價，在世界流動性過剩、美元貶值以及受次貸危機影響金融資產接連發生危機的背景下，世界大宗商品被賦予了金融投機以及資產儲備功能，從而導致這些商品價格出現大幅度上漲的態勢。

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放任美元貶值，通過貿易逆差向全球輸出大量美元，成為全球貨幣的“供鈔機”，造成世界范圍內貨幣供應過多、流動性過剩，國際市場石油、原材料、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形成全球性通貨膨脹。衡量美元強弱的指標美元指數在此期間發生了巨大波動，美元指數的上升說明美元升值，以美元計價的商品價格下跌，反之則貶值，商品價格上漲。美元指數由2006年9月1日的85.67一直下跌至2008年3月7日創73.11歷史低位，在此期間，國際大宗初級產品價格急劇上漲[3]。

四、對策分析

通過分析，我們發現，此輪輸入型通貨膨脹，與美國的國內經濟問題及其“以鄰為壑”的匯率政策是分不開的。這些政策給全球帶來巨大災難，但各國也沒能牽制美國，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美國實施了新一輪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向世界輸入大量的美元，助推國際大宗初級產品的價格屢創歷史新高。據報道國際貿易論文，為刺激經濟進一步復蘇，美聯儲計劃在近期推出第二輪定量寬松政策，將造成美元進一步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