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匯率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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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元的匯率變動無論是直接或間接影響都不大，但今后美元匯率變動的幅度將進一步加大，中國政府和企業應及早注意到這些影響及發展態勢。

一、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我國在勞動力就業、商品和服務進出口、轉移過剩產能等方面對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加入世貿組織三年多來，我國對外貿易增長速度持續高出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2001年外貿依存度為44％，2003年增長到60％，2004年則超過70％。2005年9．5％的GDP增長中，凈出口的貢獻率達3．6％。外貿出口直接吸納就業人員超過一億。其中，紡織品貿易直接吸納就業人員約2000萬，間接就業人員約一億。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上紡織品、服裝、鞋、鐘表、自行車、玩具、縫紉機等產品的第一大出口國。國內DVD產量的90％、手機產量的60％用于出口。2004年中國生產59億雙鞋和1．3億臺DVD，各占世界銷量的60％和50％以上，嚴重依賴國際市場的銷售。

美國一直是我國的重要貿易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國，其匯率變動將對中美貿易產生直接影響。從總體上講，2005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絲綢、絲織品及衣服總量比2004年增加50．4％，超過200億美元。這可能跟美國國內經濟狀況好轉有關，例如失業率下降、人均每小時工資上升等，還可能受美國國內的物價上漲、進口品的平均價格下調等影響。由于與我國進行貿易的很多國家大多以美元結算，所以美元的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的影響將是全方面的。從2005年7月份我國匯率改革以來，至2005年底，雖然我國的月貿易額平均同比上漲速度達23．35％，但增長速度有放緩跡象，如2005年的8月、9月和10月三個月的月貿易額平均下滑2％左右。依據人民幣和美元的中長期升值走勢，我國的進出口貿易額將會下滑，同時，進口會逐漸增加，出口會逐漸減少。

二、對我國外債的影響

從長遠看，美元匯率的變動將影響我國的外債幣種結構和外債規模。據國家外匯管理局頒布的2005年上半年《中國國際收支報告》，截至2005年6月末，我國的外債總額2661．76億美元(不包括港、澳、臺地區)。對這份報告的分析表明，2005上半年，我國外債的總規模繼續上升，但增速下降，比2004年末增加186．84億美元，增長7．5％，同比少增9．8個百分點。這有以下兩方面主要原因：一是借用外債成本有所提高。自2004年6月底，美聯儲連續9次調息，將聯邦基金利率提高到3．25％，本外幣利差逐步縮小，企業對外借款的成本有所提高；二是外債管理政策的調控，對控制外債過快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從美元兌人民幣相對貶值的趨勢看，我國的借用外債成本將會下降，這將促進對外負債的增加。從外債幣種結構看，截止2005年6月末，美元債務占66．8％，比2004年末上升1．8個百分點；日元和歐元債務分別占14．1％利8．1％，與2004年末相比變化不大。近期美元、歐元及日元兌人民幣匯率都相對貶值，但日元的貶值幅度最大，達9．11％；其次是歐元，貶值幅度為5．88％；美元相對最小。因此，從目前形勢看，日元和歐元的外債成本相對下降較多，以其幣種舉債的比重有上升的可能。

三、對我國外匯儲備的影響

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國的外匯儲備以美元為主要幣種，且高于許多國家外匯儲備中美元所占比重，達70％之多，而日元、馬克等所占比例很小。在美元疲軟、日元和馬克升值的趨勢下，這種幣種儲備結構使我國遭受很大損失。當前，我國的貿易國遍布全球，美國雖是我國的最大貿易國，但日本和歐盟與其所占的貿易比重也相差不大，東盟與我國的貿易所占比重也有逐漸增加趨勢，加之日元、歐元等升值趨勢加強。因此，考慮到現實情況的復雜性，我國外匯儲備的幣種也要實現多元化，以增強外匯儲備的穩定性，減少外匯儲備的減值損失。從美聯儲公布的美元同日元、歐元的外匯變化情況看，日元和歐元兌美元的走勢差不多：日元兌美元升值時，歐元兌美元也升值；日元兌美元貶值時，歐元兌美元也會貶值。因此，我們可利用日元和歐元與美元相對的變動趨勢進行多元貨幣儲備的保值。但我們還應對美元的中長期走勢做好預先判斷，以決定美元在我國外匯儲備中占有的比例。超級秘書網

四、對我國物價的影響

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偏低，有些年份甚至出現負增長。近期美元相對貶值，可能會增加我國通貨緊縮的壓力，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由于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受到限制，我國引進外資同時須將美元兌換成人民幣。美元貶值會使配套人民幣付出減少，降低了對國家財政和銀行貸款的需求，對本幣的供給需求也相應減少，從而會促進國內物價下跌。二是我國進口產品總值會因為人民幣的相對升值而使其國內售價相應下降，帶動物價下跌。三是人民幣相對升值與穩定，會促進我國的對外投資。美元的貶值、美國國內利率提高將增加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這會使得國內流通的人民幣相對減少，對物價下降造成影響。

參考文獻：

[1]孟燕．美元日元匯率變動對中國經濟的影響[J]．理論周刊．1996，(1)．

[2]王曙光．美元匯率變化的影響分析[J]．南方經濟，2004，(2)．

[3]高海紅．美元長期貶值與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的糾正[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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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貨膨脹與匯率的關系分析

通貨膨脹被西方經濟學稱為公眾的頭號敵人，其表現為國內價格持續的上漲。而通貨膨脹和匯率的關系也非常復雜，因為存在著理論和現實不符的事實。

首先，通貨膨脹和匯率存在負相關關系。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通脹水平高的國家其貨幣必然對通脹水平低的國家的貨幣貶值。但是購買力平價理論有兩個不足，其一在于其假設商品能被自由交易，并且不計關稅、配額和賦稅等交易成本；其二是它只適用于商品，卻忽視了服務，而服務恰恰可以有非常顯著的價值差距的空間。

其次，匯率取決兩種貨幣的供求關系。如上述的國際借貸說、利率平價理論的本質是通過改變兩種貨幣在國際金融市場（廣義的非特定地理區域的）的供求關系而影響兩種貨幣的相對價格，這有點類似普通商品的供求關系決定價格，如同“一只無形的手”作用于外匯市場。只不過引起兩種貨幣供求變化的因素是多種的，包括國際貿易、資本流動（直接投資、證券市場融資、國際轉移支付等）、利率差導致的套利行為、金融投機行為等等。

有專家認為，2007年1月～8月，歐元對美元升值大約12%左右；同時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有限，同時由于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是的人民幣本身具有升值的壓力。正是人民幣對外升值有限，使得對內表現為巨大的通貨膨脹。

2.中國近階段的情況較為特殊，即“貨幣對內貶值而對外升值”。

貨幣具有的購買能力也稱為對內價值，相當于物價的倒數（物價越高，貨幣購買力越低，反之亦然）；以另外一國貨幣表示的本幣價值（間接標價法）即為匯率，這也被稱為貨幣的對外價值。理論上貨幣的對內與對外價值應該一致。但多種主客觀因素會使得貨幣的對內與對外價值偏離，包括：

（1）外匯在外匯市場上作為一種商品受到供求關系的影響并發生波動，從而導致貨幣的對內和對外價值發生偏離，甚至長期和大幅度的偏離。

（2）通貨膨脹會降低貨幣的對內價值，從而使價值分離。

（3）利率的提高會提升貨幣的對內價值，會產生價值分離。

（4）在釘住及聯系匯率時，被釘住的貨幣升值或貶值從而使釘住貨幣發生內外價值偏離。

（5）其他各種因素，如政府管制、投機及心理因素，等等。

目前，中國國內存在著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根據統計局公布的數字2008年6月CPI漲幅7.1%上半年GDP增長10.4%，導致人民幣對內大幅貶值，國家統計局發言人李曉超表示：雖然近兩個月居民消費價格出現了回落，但是目前的價格水平還處在較高的位置，價格長期在高位運行，不僅影響國民經濟平穩較快地發展，而且還影響到百姓的生活，特別是低收入群體居民的生活。所以，我們還要繼續控制價格的過快上漲，防止通貨膨脹。

同時我國對外貿易存在“雙順差”，國際上對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依然持續存在，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表示,人民幣升值正承受著國內國際的壓力。在國內,隨著中國出口增速下滑,出現了人民幣升值放緩的呼聲。海關統計顯示,6月貿易順差達213.5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6%,凈減少55.4億美元。雖然同比下降,但順差數據仍舊是今年以來月度最高,“順差依舊巨大,國際上對人民幣繼續升值還是有一定壓力。”

隨著我國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加，我國流動過剩的局面日益嚴重，外匯占款的規模不斷擴大，并且由于持續存在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熱錢不斷涌入，央行由此也面臨著巨大的對沖壓力。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人民幣尚未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這兩大特殊因素，決定了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僅限于相對貨幣之間（如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人民幣匯率升值很難達到提升國際購買力的效果，反而會由于外資的涌入，導致流動性泛濫，進而使物價上漲，引發人民幣對內貶值

目前看來，只有對內疏導通貨膨脹壓力,削弱長期貶值傾向,對外平衡貿易收支,化解短期升值壓力,才能改善人民幣現在這種進退兩難的困境。

二、相關文獻綜述

自2005年7月21日啟動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連續幾年來持續呈現小幅上揚態勢。特別是08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步伐進一步加快，破“6”已在市場人士預料之中。世界經濟形勢不確定因素增多,美元持續貶值,人民幣匯率走勢格外引人關注。在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匯率出現小幅反向變化，但是，仍舊超過08年的值。針對人民幣是否應升值的問題，國內國外學者有著激烈的爭論。

2006年，喬海曙、王軍華在《投資與通貨膨脹關系的實證檢驗》一文中用單位根檢驗和Granger因果檢驗的方法，對投資和通脹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證實了投資和通脹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

2006年，王喜平在《外資流入與通貨膨脹的Granger因果關系》一文中采用因果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對1983年～2003年年數據進行分析，發現短期內外資流入是通貨膨脹的Granger原因，反映外資流入與通貨膨脹長期關系的ECM對通貨膨脹也存在單向Granger因果關系

2006年，李洪凱在《中國通貨膨脹的外部影響因素分析》一文中的研究表明，包括能源和原材料的國際初級產品價格變動并沒有在CPI中表現出來，國際初級產品價格的大幅上漲不能成為推高我國物價水平的原因。

2007年，鮑銀勝在《評論:人民幣何以對外升值對內貶值》一文中提出了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人民幣尚未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這兩大特殊因素，決定了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僅限于相對貨幣之間（如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人民幣匯率升值很難達到提升國際購買力的效果，反而會由于外資的涌入，導致流動性泛濫，進而使物價上漲，引發人民幣對內貶值的觀點

2007年，武建東在《中國完全可以市場化的方式主導人民幣對外匯交易的定價機制和交易體系》一文中提出可考慮將現行的強制結售匯體制改為中國自主結售匯體制。

易綱(1997)、謝多(1997)、張斌(2001)、YuYongding(2001)都曾提出過類似將強制結售匯體制改為比例結售匯體制，同時提高銀行的結售匯周轉頭寸的限額，將變周轉頭寸的最高限額為最低限額。或者對外資流入采取適當的控制措施，以防止國際收支的過度不平衡，解決或部分解決外匯占款問題的觀點。

2008年，俞喬在《中國經濟存在兩大矛盾》一文中指出今年中國經濟從金融層面來看，國民儲蓄率高居不下，經濟中存在極大的流動性，國家積累了巨額的財富，不得已而轉向國外購買金融資產以對沖流動性，化解通貨膨脹壓力；而國內大量的投資機會和社會公眾又難以獲得資金，內部融資需求難以滿足。

2008年，馬濤在《在效用損失外匯儲備過多的后遺癥》一文中明確提出了外匯儲備過多對政府和社會產生負效用，大規模外匯儲備引發的外匯占款是當前通貨膨脹的重要誘因；同時意味著將一定量的國內資源提供給國外使用；強制結售匯形成的巨額外匯儲備體現了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不公平分配；弱化了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并指出應建立適度的外匯儲備存量，不宜過多持有外匯儲備

2008年，巫燕玲在《結匯核查緝捕熱錢單邊升值預期可能將反轉》中認為近期投資者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正在減弱，但熱錢與人民幣升值的矛盾與斗爭仍在繼續

三、理性思考

筆者認為，我國目前所面臨的較高的通貨膨脹率以及人民幣面臨的“對內貶值對外升值”的兩難處境，一方面兩者都存在著各自特有的客觀因素，一方面兩者也具有一定的聯系：

1.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人民幣尚未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這兩大特殊因素引發人民幣對內貶值

首先，人民幣并非自由兌換貨幣，決定了：

（1）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僅限于相對貨幣之間的升值，并不代表人民幣國際購買力的提高。

（2）人民幣難以形成真正有效的匯率機制，反映真實的匯率水平

（3）在外部資金不斷流入的情況下，導致了外部資金對中國資本市場的單向流動

其次，由于人民幣目前還不能與美元一樣，成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國際大宗商品、金融產品標價也不是以人民幣來標價的，由此決定了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只是相對貨幣之間的升值行為。在美元大幅貶值、美元標價仍在國際大宗商品標價體系中占主導地位的條件下，人民幣并不能通過相對于美元升值的途徑去抵御國際通漲壓力。在美元不斷貶值的背景下，人民幣只能成為國際通脹的被動接受者。在美元不斷貶值的趨勢下，國際原料價格大幅上漲使我們并沒有得到多少實惠。而外部投機性資金出于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進入中國資本市場，推升資產價格，卻使中國國內面臨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并加劇了人民幣雖然表面上升值，但實際購買力卻相對下降，這個奇怪的經濟現象。

外部資金對中國資本市場的單向流動，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國內貨幣資金供給增加，使中國經濟面臨通脹壓力。外部資金對人民幣計價的資產進行投機性炒作，必將使人民幣匯率、國內資產泡沫之間呈現“水漲船高”式的聯動關系，進一步加大了國內資產價格泡沫。導致資產價格快速上漲，而人民幣對內實際貶值。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中國國內的金融穩定。

2．建議

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在緊縮的世界大背景下，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是政治要求，但是，我國原先所存在的內外不均衡的問題仍然不容小覷，在緊縮的環境中，處理好潛在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匯率的關系仍然是關系我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

面對“內憂外患”筆者認為我國應首先處理好以下兩方面：

首先應理順資產價格。提高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出口商品價格，將是抑制貿易順差的有效手段。

其次，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國匯率制度，同時要加強對境外投機資金入境的監管，這是特殊條件下抑制我國國內資產泡沫、防范金融風險的重要手段。

針對人民幣是否應升值，不同學者有各種不同的見解。同時，西方發達國家也不斷的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讓人民幣升值,其背后的目的是為了其本國的國家利益而棲牲中國的利益。人民幣絕不能迫于政治壓力而升值，日本的當初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但是，人民幣確實存在升值的壓力，并且以最近兩年人民幣持續升值的表現看，人民幣升值的前景越來越清晰，人民幣長期以較大幅度升值是符合經濟規律并有利于實現中國更大利益的。但是，短期更適合逐步升值。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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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過適當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歐元之父蒙代爾的理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的獨立貨幣政策、國際資本流動、相對穩定的匯率三者不可兼得，即存在所謂“不可能三角”關系。我國奉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政策，意在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條件下的基本穩定。事實上，匯率管理有余，浮動有限，匯率較為穩定，使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不斷累積，對國際資本流入的吸引力不斷增強，尤其是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資本在尋求規避本國風險，追逐國際套利機會的背景之下，更是窺歔中國。我國雖然尚未實現人民幣在資本項下的可自由兌換，但國際資本通過各種變通的渠道流入我國的趨勢并未逆轉。

二、適當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不會改變我國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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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東亞區域經濟體貨幣合作的認識

國際開放宏觀經濟金融運行環境中,一個經濟體(或經濟聯合體)的貨幣匯率制度總是面臨著在固定匯率制、資本自由流動(金融市場開放)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三者之間選擇的"金融三元沖突"。東亞地區追求貨幣匯率制度"金融三全其美"的經濟體都不同程度地經歷過1997年7月1日后的亞洲貨幣金融危機。理論與實踐表明,一個經濟的匯率制度選擇有三種形式。

第一種是放棄獨立貨幣政策的自由,極端的情形是放棄本幣,加入貨幣聯盟。中國香港盯住美元的貨幣局制接近于這種情況。第二種是實施資本控制,放棄資本自由流動,如中國及1998年9月以后的馬來西亞。第三種是選擇放棄固定匯率制度,允許匯率浮動,如日本。這是三種極端的選擇,其實,每個亞洲經濟體還存在很多其他的選擇,因為無論是固定匯率、資本流動還是需求獨立貨幣政策的自由都存在一系列從零到百分之一百的不同狀態。不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9年歐元的成功啟動和東亞地區經濟的垂直專業化的國際分工等極大地推動了東亞地區建立更加緊密的、貿易和貨幣合作等區域經濟合作的構想和步伐。東亞區域貨幣合作的構想涵蓋諸多方面。一是,在匯率方面,通過采取統一的、盯住一個共同籃子的貨幣體系穩定亞洲內部成員國貨幣之間雙邊匯率的水平。二是,在合作方面,為補充imf機制下現行金融便利的可得性的需要,東亞區域成員國中央銀行之間建立了一套機制化的雙邊貨幣互換安排。三是,區域貨幣合作方面,加強經濟和金融監督和信息交換。可以說,東亞區域的雙邊貨幣互換安排機制、金融監督機制和信息互換機制就是亞洲貨幣基金(amf)形成的坯胎,也是東亞區域預防、克服成員國危機的、是imf國際金融便利的可得性的有力補充。四是,東亞貨幣合作旨在建立統一的區域債券市場以便利區域成員國家(經濟體)通過在區域性的債券市場發行(以美元標值或以其國內貨幣表值的)浮動債券來充分利用區域經濟體的巨額儲蓄資源。國內貨幣標值發行的亞洲債券能夠降低外匯交易風險。從當前東亞區域關于亞洲貨幣基金(amf)、亞洲發展基金(adf)、亞洲貨幣單位(amu)、亞洲債券市場(abf)等的設計、構架及推動過程來看,未來東亞區域的貨幣合作將提升到一個很高的程度。

二、東亞區域貨幣合作的推進形式

有效的區域貨幣金融合作機制包括匯率協調合作機制、共同監督機制、短期融資便利機制和危機的預防和拯救機制。東亞區域貨幣合作的推進是一個典型地具有循序漸進、多軌并進和形式多樣化的過程。

區域貿易和投資一體化的推動作用東亞出口導向型的產業化政策是其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因此,貨幣間匯率較少波動及穩定性至關重要。穩定的匯率一方面既能夠避免浮動匯率機制下的貨幣競爭性貶值,同時通過推動區域投資和貿易深化區域性的垂直特點的專業化分工。目前,東亞區域內部"雁式"經濟發展模型從初期的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和資源型的產業正轉向資本和技術型的產業。為了推動東亞區域內部各成員國經濟貿易和投資的更密切聯系,1967年太平洋經濟理事會成立(pbec)、1968年太平洋貿易與發展會議(paftad)召開、1980年在堪培拉啟動了一個非政府組織----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旨在推動區域經濟合作。更為重要的是,1989年11月在堪培拉啟動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由初始的12個國家的貿易和外交部長參加的會議,已經很快擴展到太平洋盆地的21個成員經濟體,apec討論和關注亞太區域的經濟一體化,豐富了國際經濟關系的規則、國際標準的協調及其投資、消費者保護與知識產權的規則。從1993年起的一年一度的apec成員國政府首腦參加會議。apec的最初中心議題專注于亞太地區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和便利以及提升經濟關系。

1995年,apec財政部長第一次與會。目前,apec議題涵蓋的領域已擴展到包括教育、政治和安全等問題。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因為區域內經濟體推行放松管制的政策,如取消非關稅壁壘、降低關稅、自由化服務業部門和接受fdi的國民待遇的觀念等而進一步深化。區域內成員經濟體市場化的經濟體系的轉變降低了進入區域的貿易和生產要素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值得指出的是,東亞區域成員經濟體因為人均國民收入和消費者購買力的上升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其對外部市場的依賴性。

大市場要求大的經濟規模,大的經濟規模推動大市場的發展,并引致進一步的經濟和市場結構性的變化。生產設施的重新定位推動了區域間生產要素包括資本和技術型的人力資本的流動。由于區域內廠商間和產業間中間投入品、配件、半成品和服務業等構成的標準化引起的生產過程細分,因此引致的廠商間和產業間貿易增加導致區域內貿易進一步上升。私人部門的投資和貿易聯系已經成為東南亞、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推動力。asean內部的自由貿易安排(afta),asean與中國、日本、韓國等的asean+3的安排、及中國加入wto等都在進一步通過強化私人投資和貿易聯系推動東亞經濟一體化。東亞區域經濟體通過貨幣合作、穩定匯率能夠降低國際收支帳戶中的經常性項目和金融資本項目的匯率風險。

亞洲貨幣基金亞洲貨幣基金(amf)最初的設想是:關于區域成員國共同利益、監測和監督的政策對話和討論;向成員經濟體提供流動性支持和成員國間匯率政策的協調。猶如imf、bis和世界銀行(wb),作為區域性國際金融機構(ifi)。amf關注成員經濟體的共同利益。一是,確保成員國在全球性金融機構的決策過程中的參與和方向性。imf份額制投票權和執行理事會章程總是偏向美國和歐洲,不利于東亞國家。東亞作為一個整體,占世界gdp的五分之一,世界貿易的四分之一和世界外匯儲備的近一半。因此,東亞成員國可以通過amf團結在一起,對遲緩的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施加影響。二是amf在制定國際游戲規則方面的作用。亞太地區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使許多國家的對外貿易(出口加進口)超過其gdp,amf作為一個整體應該給予更多的投入,突出亞洲的特點和價值觀對全球性的關系提出和制訂統一的規則與對所有國家適用的規制,影響世界性的貨幣金融決策機構,如bis謹慎性的規則和規制的制訂。第三,amf應該為成員經濟體之間預測未來危機的一個監督機制提供政策和協調的場所。imf在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以一概全"采取短期宏觀經濟穩定與經濟結構性調整的拯救措施不利于恢復市場信心,imf反對資本管制作為政策工具及關于套利基金的不穩定性作用的看法也不適用于亞洲金融危機的解決。第四,amf集聚成員經濟體的外部儲備作為imf現行融資便利的補充的一個集體行動組織應滿足成員國流動性需求。為實現這一目的,amf采取三種機制:一是建立類似imf的借款總安排(gab),從成員經濟體借款,通過成員國在amf的部分儲備存款要求創造這種融資便利;二是協助amf成員經濟體從資本市場獲取流動性便利,amf可以通過從富裕的成員國獲取信貸增強資金向資金要求的成員國提供流動便利性;三是amf通過擔保借款直接從國際金融市場借款,向成員國提供緊急的金融支持。amf可以在東亞地區、東南亞國家聯盟和環太平洋國家之間通過發展貨幣市場向所有的成員國開放:中國、日本、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以及asean成員經濟體地區。亞洲貨幣合作可以利用成員經濟體各自優勢,把"亞洲路徑"融入于全球化過程中并在全球"游戲規則"中積極發揮有利于東亞經濟體在國際經濟中的作用。

目前,東亞正積極建立區域性應對可能面臨的共同利益和經濟挑戰的關于政策制定的信息交換與政策對話機制,其主旨在于向區域成員經濟體發出經濟金融脆弱性和危機的發出預測與預防信號。在東亞匯率和貨幣政策合作過程中,對區域性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的道德風險進行監控和監督是區域貨幣安全機制的要求。1997年11月建立的馬尼拉框架組織(mfg)就是區域性的監督、經濟和技術的合作的一種形式,也是強化imf應對東亞區域金融危機能力的補充,同時發展了對imf資源補充的區域性合作金融的安排。1999

年,asean+3(中國、日本和韓國)區域性的監督機制擴展至經濟評價和政策對話,同時通過亞洲開發銀行(adb)的區域經濟監控單位(remu)提供監督報告。但亞洲區域監督機制的有效性取決于幾個因素:一是區域成員經濟體信息共享的意愿性傾向。信息共享的充分性與有限性將直接影響到監督機制的質量;二是監測能力的強化是東亞區域性監督機制提升的關鍵。經濟監督機制包括對成員經濟體宏觀經濟狀況、金融和結構性政策的監測,結構性問題、法律和會計體系方面的缺陷等信息對于增強區域性的監控能力特別重要。區域成員國的外部監督有效性賴于對成員國經濟政策的影響力。因此,在東亞地區形成超國家的相互監督發揮效力的明晰的程序和統一的規則使形式多樣性的"亞洲價值觀"在區域性的監督機制協調一致對區域貨幣金融合作尤為關鍵。2005年5月,asean+3(中日韓)伊斯坦布爾財長會議關于共同監督機制納入cmi框架下以形成一個區域性的多邊化、統一協調的機構,cmi需進一步建立制度化的集體決策機制,制定統一的規則與清晰的程序,克服區域經濟體決策的分散性,提高cmi的及時性、靈活性,通過集中運用區域金融資源擴大融資規模,提高融資效率,有助于防范、化解區域內金融危機及傳染,為其他合作創造條件。

因此,東亞區域宏觀經濟協調首要是貨幣匯率的協調。方案有二:第一種方案提出在東亞地區采取有美元、日元、歐元以及成員國貨幣為基礎構成的共同貨幣籃子體系作為駐錨貨幣。東亞區域成員國可以選擇共同籃子盯住,或者盯住統一籃子貨幣并圍繞共同貨幣籃子進行不同幅度的貨幣匯率調整,實現成員之間貨幣匯率的穩定和維持與區域外主要貿易伙伴國貨幣的匯率相對穩定。第二種方案是在東亞地區采取共同貨幣籃子的兩階段聯系方式改進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第一步,在亞洲貨幣匯率體系內創造由成員國貨幣構成的"亞洲貨幣單位(acu)";

第二步,將共同貨幣單位與區域成員國主要貿易伙伴國貨幣構成的貨幣籃子聯系起來,穩定東亞區域成員國貨幣與其主要貿易伙伴的貨幣之間的匯率。這樣,區域成員國既能實現其貨幣匯率的一致對外穩定,也不需要讓渡貨幣主權給一個超國家的國際貨幣金融組織。從長期來看,東亞區域為實現消除區域內部成員國貨幣的名義和實際匯率的多變性的長期目標要求建立單一的區域性貨幣。貨幣聯盟要求超國家的權力并體現參與貨幣聯盟的集體利益和經濟得益。但是,區域成員國向區域性金融機構轉讓其相應的貨幣金融主權要求區域成員國在政治決策、貨幣金融合作性安排和政治上的一致性,特別是大國之間的協調與合作。但是,在東亞區域目前還缺乏這種基礎。

三、東亞區域貨幣合作未來之路的思考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增強了東亞地區成員國出于自身利益建立更緊密的區域性貨幣合作的認識和需要。清邁倡議框架(cmi)關于雙邊貨幣互換安排的機制和亞洲債券基金(abf)目前成為東亞地區額外流動性提供的兩個主要渠道。東亞地區已經建立起若干區域性的旨在促進區域宏觀經濟監督與監測的論壇,如apec的馬尼拉框架組織、asean和asean+3機制等,特別是東亞地區的fta機制的安排,要求本地區成員國之間消除貿易談判過程中及履行fta安排過程中可能的瓶頸,提升了東亞區域貨幣合作與貨幣一體化的要求。某種程度上說,東亞的貨幣合作因此具有自我確認的過程。由于東亞區域成員經濟體的貨幣金融合作是在無任何匯率安排承諾的前提下進行的,一個精心設計的貨幣金融合作的相互監控和政策協調機制安排在東亞區域不會在近期出現,未來之路還在于區域成員國之間對東亞地區貨幣合作目標及其進程的理解與認同,并具體到實際的行動方案推進過程中去。2005年5月,asean+3(中日韓)伊斯坦布爾財長會議關于東亞區域貨幣金融合作在貨幣互換安排、共同監督機制、債券資本市場的發展、集體決策機制等方面的共識知識為東亞乃至亞洲貨幣金融一體化指明了路途方向,至于亞洲貨幣金融合作的前景,相信歐元區發展的經驗和教訓能給東亞地區成員經濟體聰明勤勞的人們和決策者們遠見智慧的啟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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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摘要：綜上所述,國際貿易運行的過程中會面臨諸多的風險,以合同、政策和貨幣風險為主,是國際貿易發展進程中存在的實際性問題,應采取積極措施予以應對,提高海外貿易的經濟發展水平。

關鍵詞：國際貿易;風險防范

如今,進出口貿易額的逐漸增長,國際貿易類型在逐漸增多,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多,成為我國經濟的重要來源,發展國際貿易是重中之重。在國際貿易運行的過程中,常見的風險類型為合同風險、政策風險、貨幣匯率風險等,受到地域與國家的制約,對國際貿易構成嚴重威脅。為轉變當前現狀,應強化對國際貿易風險的防范,將風險的危害降至最低,成為現代企業最為看重的問題。

一、國際貿易發展情況概述

近幾年,我國經濟發展迅速,已然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經濟實力在逐漸提升,在國際貿易方面成績顯著,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更加顯赫,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在逐年提升。據相關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進出口貿易額達到4.6外億美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國際貿易大國,象征著中國在國際發展進程中的又一個里程碑,對中國經濟發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說,該歷史性時刻標志著中國躋身世界最強大國的行列,對于中國來說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成果。在國際貿易發展形勢大好的前提下,由于跨國貿易會產生多種不確定因素,進而引發經濟風險,國家信仰、種族、貨幣、政策和合同等的差異性,是導致國際貿易風險發生的重要原因。因此,為營造良好的國際貿易環境,應強化風險防范意識,做好風險防范措施,將風險可能自身的危害與損失降至最低,是促進我國經濟健康、平穩增長的關鍵。

二、國際貿易的風險類型

1、貨幣匯率風險

不同的國家使用不同的貨幣,其是國際貿易發展進程中存在的現實性問題,是實現國際貿易往來的重要交換工具。國際貿易的開展,會涉及到貨幣匯率問題,主要是由于跨國貿易的持續時間較長,在支付款項問題上不可能即使繳納全部款項,在此階段會面臨貨幣匯率風險的威脅,若貨幣匯率發生變化,其支付款項就會發生變化。貨幣匯率風險的滋生,主要歸咎于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幻莫測,貨幣匯率處于不斷的波動中,是國際貿易中面臨的實際性風險。

2、借貸風險

在國際貿易運行的過程中,交易額度往往較大,尤其是WTO成立以來,國家間的交流日趨頻繁,交易范圍在逐漸擴大,彼此間的金融往來數額會不斷擴大。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缺乏健全的貿易制度予以輔助,部分國家由于思想上認知不全,大量舉債,債權國會逐漸失去債務償還能力,自身運行體系逐漸系統崩塌,國家地位逐漸下降。

3、合同風險

合同風險的滋生,主要取決于國家間法律體制的不同,針對同一貿易、同一事件,不同國家的法律給予了不同的司法解釋與法律規范,兩個國家在遭遇同一問題時,若都按照各自國家法律盡心裁判與規定,會導致兩個國家產生矛盾與沖突,影響國際貿易的順利開展。另外,國際貿易的開展,也會存在運輸風險,由于是跨國運輸,運輸的期限較長,由于受到不確定因素的影響,而導致運輸出現不同程度的風險,對風險的劃分與承擔成為一項關鍵問題。

4、政策風險

每個國家有著屬于自己國家的制度與政策,不同的國家會產生不同的政策,與其民俗、文化和宗教信仰存在著必然的聯系,我國在與其他國家開展國際貿易時,勢必會產生一系列的政策風險,兩個國家間形成制度、政策與文化沖突,會對國際貿易產生沖擊。國際貿易的開展,每個國家都有其專屬的應對政策,旨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以反傾銷政策為例,由于政策的存在,會使得貿易壁壘、相關條款發生不斷的變化與更新,會嚴重影響國際貿易開展的公平性。

三、國際貿易的風險防范措施

1、及時做好國際市場的調研

現階段,由于國際貿易往來的頻繁開展,導致國際市場環境逐漸趨于復雜化,市場環境會隨著現階段的全球經濟發展形勢發生變化,貨幣匯率風險成為其中的典型代表。為此,應深入到國際市場內部,對國際市場進行調研,對合作國家的實際情況進行細致性的研究與分析,分析當前金融市場的運作情況,針對貨幣匯率的波動區間進行評估與預測,以保證貨幣運行的合理性,制定預警方案,以及時作出合適的選擇。強化對國際市場的調研工作,應將生產國家、需求國家的具體情況予以掌握,分析各個國家現階段的社會因素、自然災害、戰爭情況等,對其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預測,對市場供需情況進行評估,進而得出合理的決策,避免風險的產生。

2、建立客戶信譽評價機制

為避免風險的產生,應強化對合作國家信譽的考察,通過建立客戶信譽評價機制來約束與規范貿易行為,選擇口碑好、信譽度高的外國企業進行合作,以避免由于合作國家信譽問題而導致的資金風險問題。在交易中,要對對方相關信息的真實性、資信情況進行細致的調查,對該企業的營業執照正本、副本要嚴格查證與驗證,對其以往的經營狀況、資信狀況進行綜合性的評定,同時對合作企業的合同履行能力、出口許可證、原料供應、貨物來源等進行嚴格考察。通過以上一系列的了解,為企業制定信譽評定機制,通過各個標準評定,為雙方合作提供有效的借鑒。

3、科學選擇計價貨幣

外匯風險是國際貿易中的典型,嚴重制約著貿易的開展。在國際貿易環境中,受到我國外匯制度的約束,企業在參與國際貿易的過程中沒有相應的策略來規避貨幣匯率所帶來的風險問題,為轉變當前現狀,應科學的選擇計價貨幣,出口時運用硬幣來計價,進口時要利用軟幣來計價。此外,一旦在國際貿易環境中出現問題,應對交易的產品進行價格的合理調整,做到在市場環境中可靈活應對。若在出口的時候選擇軟幣計價,要將作價提高,在進口時選擇硬幣計價,應降低作價。另外,為了避免由于貨幣匯率而發生風險問題,應在合同中凸顯出來,將價格的相關條款進行細化,會根據貨幣匯率的變化情況進行價格的合理化調整。

4、提高貿易產品的質量

國際貿易的開展,產品屬于貿易往來的重要資源,要及時關注國際環境的變化情況,了解國際環境中產品的質量標準與規格,提供更高質量的產品。若想打造知名度,應注重打造產品品牌,是提高國際影響力與競爭力的關鍵,爭取在國際市場上占據有力地位,以此來反擊其他國家的貿易壁壘。與此同時,我國企業應注重內部的發展與革新,引用現代社會中的高科技產品,主導產品研發的現代化與世界化,研發出新型產品。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國際貿易運行的過程中會面臨諸多的風險,以合同、政策和貨幣風險為主,是國際貿易發展進程中存在的實際性問題,應采取積極措施予以應對,提高海外貿易的經濟發展水平。為了強化對國際貿易的防范,必須對交易對象進行具體性的了解,建立客戶信譽評價機制,提高出口產品的質量,避免發生產品質量風險問題,優化金融運作體系,運用衍生金融工具進行交易,為國際貿易的開展提供條件和動力。

參考文獻

1、國際貿易融資的新發展張東祥山東對外經貿1997-05-15

2、國際服務貿易發展趨勢及我國對策王鵬濤,刑特山東對外經貿1999-07-15

國際貿易專業碩士論文范文二：社會資本與國際貿易研究

摘要：顯然，社會資本，不管是社會網絡還是信任，都可以通過降低交易成本而促進國際貿易增長。因此，在其他稟賦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通過改善社會資本達到促進國際貿易增長的目的。

關鍵詞：社會資本;國際貿易

盡管國際貿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依然沒有達到經濟學家所預期的理想水平，根據標準的新古典貿易理論模型計算的國際貿易量應該比實際貿易量更高。基于此，經濟學家們開始尋求傳統經濟學理論之外的其他因素考察國際貿易。金融危機后，貿易保護主義甚囂塵上，國際貿易摩擦增多，國際貿易的交易成本越來越大。貿易中的交易成本不僅僅包括傳統的運輸成本、貿易壁壘和關稅等，而且包括產品搜尋成本、關于產品質量和貿易伙伴可信度的信息采集成本、法律成本、控制成本和匯兌成本等。貿易壁壘的存在以及交易成本過高，必然會阻礙國際貿易增長。然而，社會資本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所以，金融危機后一些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開始關注國際貿易中的社會資本，力求弄清社會資本是怎樣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

一、社會資本的內涵及功能

社會資本的定義和內涵還存在爭議，有的學者將社會資本視為功能性的生產要素，有的學者將社會資本視為結構性的制度要素。如果將社會資本視為功能性的生產要素，那么它就可以取得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并列的地位;而如果將社會資本視為結構性的制度要素，那么它只能是改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使用效率的劑而已。而實際上，在各種社會資本的界定中，都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自相矛盾，即既將社會資本視為功能性的生產要素，同時又強調它的結構性特征。但是，從現有的研究文獻中，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即定義中使用的術語廣泛地包括合作規范、信任和使人們得以集體行動的網絡。在國際貿易學領域中，社會資本中的社會網絡和信任尤其受到關注(楊宇、沈坤榮，2010)。社會資本之所以能夠改善國際貿易增長源于社會資本的積極功能。社會資本的積極功能主要包括:①社會資本能夠促進信息分享，提高經濟活動的效率;②社會資本能夠改變個人偏好，提高人交易的概率。交易的概率越高，雙方未來合作的概率就越高，未來的合作可以補償今天合作中的損失，合作均衡能持續存在;③社會資本能夠形成共同的道德規范和良性的模仿行為。共同的道德規范可以彌補缺失的正式制度，促進市場機制有效運行;模仿好的行為可以促進合作，提高經濟活動效率。④社會資本能夠解決外部性問題，降低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現象，減少利益沖突，提供部分公共物品。社會資本的這些積極功能意味著社會資本可以降低國際貿易中的交易成本，促進國際貿易增長。

二、社會網絡與國際貿易

許多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認為社會網絡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有效克服非正式貿易壁壘，產生凈貿易創造效應。其解釋如下:①在法律和正式制度不能發揮作用或效力較弱的環境中，社會網絡可以通過道德、習俗和規范來維持彼此間的信任，從而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②社會網絡所有參與人對違反道德、習俗和規范的人的合作懲罰機制發揮作用。在重復博弈均衡中，參與合作的每一個人的最優策略就是永遠拒絕與曾經欺騙網絡內任一成員的人打交道。③社會網絡具有信息傳遞優勢，能夠讓買方更容易找到賣方，能為買賣雙方提供充分的價格信息，提高交易效率，促進國際貿易發展。社會網絡對國際貿易除了具有凈貿易創造效應外，也會有動態效應，包括動態無效性和動態經濟有效性。社會網絡的動態無效性的原因如下:①由于交易商必須向人支付高額工資，所以長此以往，交易商不愿再維持或遵循集體主義策略，從而就會阻礙社會網絡帶來的靜態貿易增長。②現有的社會網絡阻礙了相應的制度創新。在社會網絡過于發達和強大的地區，社會網絡可能會使得本來可以確保合同執行的法律等正式制度的作用減弱，甚至完全替代正式制度的作用。社會網絡具有動態有效性的原因如下:①對于遵循集體主義策略的交易商來說，如果厲行節約，減少對人的工資支付，那么將在不完全的金融市場上獲得更多的融資，進而促進貿易的發展;②社會網絡本身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可以吸納更多的外部交易商，其成本比支付高額工資成本要低。顯然，社會網絡對國際貿易的動態經濟有效性，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網絡對于新成員的開放程度(劉慶林、綦建紅，2004)。隨著信息通訊技術的提高以及制度的不斷發展與創新，國際貿易對社會網絡的未來需求就趨于減少，這有可能導致社會網絡在國際貿易中的有效性萎縮。例如，國際商業仲裁機構的出現，提供了爭端解決的私人方式;而信用證交易方式的普遍運用，既能將部分商業信貸風險轉嫁給銀行，減少了買方違約的風險;又允許買方在貨物質量檢驗之前延遲支付，減少了賣方違約的風險。可以說，社會網絡被法律和制度取而代之，對社會網絡自身的需求因此而降低。但是，另一方面，移民人數的增長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使社會網絡的供給卻持續增加，有可能提高社會網絡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移民人數的增長，以及接踵而來的社會網絡擴大化，不僅可以促進移民國家與移民來源國之間雙邊貿易的發展，而且此類供給可以拉動需求，由此增加對社會網絡的需求。只要社會網絡的供求處于不斷變化中，社會網絡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就值得關注。

三、信任與國際貿易

信任是社會資本的重要維度，其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是通過改變交易成本實現的。國際貿易領域中的交易成本可以定義成為了獲得貿易收益而出現的摩擦成本。盡管人們難以給出交易成本的可操作性定義，但是，研究表明，交易成本非常之大。VanDalenVanVuuren(2003)研究顯示1997年荷蘭29%的工作人員聚集在貿易部門。國際貿易可以分成三個階段:尋找潛在貿易機會、簽訂合約以及合約執行和控制，每個階段都會帶來交易成本。在第一個階段，買方尋找關于偏好產品、潛在供應商的信息，如果產品沒有生產出來，買方還必須要求生產商進行生產性投資。賣方通過市場活動尋找買方。由于信息不是免費的，也不是完善的，更不容易獲得，所以這些活動都會產生交易成本。貿易商必須進行投資以尋找相關信息。顯然，在國際環境下，由于語言、文化差異以及信息分布不同，交流更為困難，這就產生了較高的交易成本。降低這個階段的交易成本涉及到兩個必要的特征:第一，關于商業機會的信息必須能夠傳遞到商業團體內所有感興趣的成員;第二，必須保證這個信息是高質量的，也就是信息必須是真實可用的。傳遞可靠信息是網絡的特有功能，網絡成員間的共同信任增加了信息質量。Rauch(2001)和RauchandTrindade(2002)研究了共同的商業倫理網絡在解決關于商業機會的信息失靈中的作用，為這一觀點提供了實證支持。Combesetal.(2002)的實證研究也發現，商業網絡和社會網絡滋生信任，有助于減少法國的信息貿易壁壘。在合約簽訂階段，交易成本就是合約條款討價還價成本。雙方必須確定如何獲得合理回報，如何確定合約內容。雙方不可能在合約中確定所有細節問題，因為這樣做不僅代價高昂，而且有些安排也難以被第三方證實。由于存在不確定性，有些問題也難以預見。在國際背景下，合約簽訂更為困難。貿易雙方必須了解對方所在國的法律制度和文化傳統。商業規范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是不同的。例如，在英國，人們慣于記錄每一個細節，而在其它文化環境中，如荷蘭，人們卻只記錄合約的大致框架，細節留待以后合約履行時再補充。這些差異常常帶來一些誤解，因為記錄所有細節問題常常讓對方覺得自己不被信任。為了解決文化差異所帶來的認知問題，貿易雙方常常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金錢以獲取相關信息，這就使得交易成本過高。然而，高水平的信任可以使貿易雙方求助于貿易中介及其他專業的咨詢機構來簽訂合約，也可以增進不同文化價值背景的貿易雙方的相互理解和適應，建立長期的交易合作關系，節省交易成本。在合約執行及監控合約執行階段，都存在較高的交易成本，尤其涉及到遠距離貿易。監控意味著貿易雙方檢查另一方是否按照合約承諾的內容行事，如果沒有，則下一步就意味著強制執行合約。最普遍的強制執行方法就是啟動法律程序，尤其在國際貿易關系中，極其麻煩。貿易雙方在法律程序中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且外國人常常感覺在法庭上受到不公正待遇。因為存在取證問題，第三方諸如法官通常難以確定商品和服務的數量和價值，所以，訴訟程序的結果相當不確定。但是，高水平的信任使得貿易雙方都相信對方會按照合約承諾條款履行合約，不需要嚴格的監控程序，這樣就降低了合約執行成本。另一方面，即使一方違約，合約需要強制執行，高水平信任也會使合約一方相信違約方在司法程序下能夠強制執行合約。不少研究也證明了高水平信任在減輕貿易壁壘、提高貿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從而促進國際貿易增長方面的作用。如，DenButterMosch(2003)運用貿易引力模型采用跨國數據進行研究，發現在信任水平較高的地方，貿易規模的確較大。Nupia(2009)提供了一個博弈模型研究了信任如何影響貿易增長，他發現，為了實現貿易，社會需要最低水平的信任，但是，一旦這個最低條件達到，只有信任水平足夠高，才能實現更大的貿易量。這一結論為上述實證分析中信任和貿易量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提供了解釋。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在信任水平低的地方，貿易量就一定低，因為Nupia(2009)的研究還發現，制度能夠彌補信任水平低的缺憾。這意味著，在低信任社會，可以通過提高制度水平來增加貿易。這一研究結論為一國如何促進貿易增長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四、結論及建議

顯然，社會資本，不管是社會網絡還是信任，都可以通過降低交易成本而促進國際貿易增長。因此，在其他稟賦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通過改善社會資本達到促進國際貿易增長的目的。具體地說，政府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著手:一是政府通過做一些積極的事情以維護現有的社會資本及促進社會資本的生成。事實上，社會資本需要正式的國家制度去培養與呵護，政府與社會自發團體是一種共生的、協同的關系，有效的政府制度為公民參與提供更有利的環境，公共機構的參與推動了普通公民的信任規范和網絡的穩定與發展，促進這些規范和網絡運用于貿易增長目標。二是政府通過阻止一些事情來減少社會資本儲備的消耗。社會資本常常是宗教、傳統、共享歷史經驗及其他超出政府控制范圍之外的因素的副產品。當政府開始從事那些本該由民間組織或公民社會來承擔的活動時，政府將會給社會資本帶來嚴重的消極影響。如果政府阻止對這些領域的過度干預，或者主動退出本該由民間組織承擔的活動領域，則可以減少社會資本儲備的消耗。

篇（6）

一、人民幣匯率補貼問題概述

近年來，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揮之不去且不斷蔓延，這使得西方國家的經濟萎靡不振。但中國經濟卻始終保持著高速發展，在對外貿易中取得了巨大的貿易順差。這種情況下，西方國家為了扭轉自身的頹勢，轉移本國民眾對本國蕭條經濟的注意力，不斷指責人民幣匯率縱，對中國出口商提供補貼，從而獲得貿易上不公平的競爭優勢。這其中，美國試圖通過國內和國際法律途徑采取措施，認定人民幣匯率安排構成其國內法和WTO法律框架內所禁止的補貼行為。由于中美都是WTO成員國，美國若通過其本國法認定人民幣匯率構成補貼進而采取反補貼措施，就需要符合WTO法律框架內的SCM協定所認定的構成補貼的法律要件。因此，歸根結底，認定WTO某一成員國的貿易措施是否構成補貼，需要在WTO法律框架內加以界定。

由于一國匯率政策的調整除涉及該國主權問題之外，還要受到該國加入的國際條約的約束。其中最主要的即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制定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以下簡稱IMF協定）。西方國家需要證明中國的匯率政策違背了IMF協定下的相關義務來認定人民幣匯率被人為操縱。而IMF協定對匯率操縱進行的明確的界定：匯率操縱是指IMF成員國實施了對匯率水平具有實際影響的政策從而造成匯率低估的嚴重偏差，以擴大凈出口。西方國家指出人民幣匯率縱的具體法律依據是IMF協定的第4條第1款第3項。該項指出，IMF成員國不得通過操縱匯率或本國貨幣制度來妨礙國際收支的調整，獲得對其他成員國在貿易上的不公平的競爭優勢。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匯率補貼分別涉及WTO與IMF這兩大國際組織在此問題上各自的管轄權，這一問題既涉及貿易補貼又涉及匯率制度的安排，因此需要進一步協調二者在管轄權上的沖突。對此，WTO與IMF提出了在貨幣措施與貿易措施有交叉情況出現時二者的協調機制，這包括報告機制和磋商機制。但在實際情況中，由于IMF自成立之初就采取盡量減少救濟措施的政策，此外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執行力度要遠比IMF強硬，這使得西方國家更偏向于通過WTO爭端解決機制來解決匯率補貼問題。

二、結合SCM協定分析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合法性

篇（7）

人民幣鐵礦石大宗商品金融屬性

1前言

隨著我國商品現貨、期貨市場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大宗商品的價格波動不再僅僅受供需層面的影響，還受到貨幣因素的影響，即大宗商品已經具有一定程度的金融屬性。從影響周期的角度，供需層面對大宗商品的影響一般在10～30年周期，而貨幣因素的影響則可達1～5年。

特別是，在2015年12月～2016年12月，鐵礦石的金融屬性――貨幣因素對鐵礦石價格波動達到了年度級別的影響，最高漲幅達120%。有色金屬、煤炭等商品也有類似的翻倍走勢。探尋這個現象背后的原因，本文將重點從貨幣因素、特別是人民幣的影響角度，對大宗商品、特別是鐵礦石價格波動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

本文選取“鐵礦石”作為大宗商品案例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中國是鐵礦石需求大國，而其供給卻主要依靠進口，供給受行政干預少、供給量相對穩定；另一方面，鐵礦石的價格波動與商品市場整體走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文在研究商品金融屬性貨幣因素選取“人民幣因素”來研究，主要原因是美元因素對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作用在下降，下文中有數據表明2015年以來，美元指數與鐵礦石價格的相關性為正0.3，與歷史經驗的“負相關”不符。與此同時，隨著2015年8月11日人民幣匯率改革、人民幣匯率波動更加市場化之后，人民幣匯率與鐵礦石價格的負相關程度明顯增強。

因此，本文將從貨幣市場，具體主要以人民幣因素對鐵礦石價格影響程度進行研究。人民幣因素對商品市場的影響，又細分為兩個層面：流通中的貨幣量增速、貨幣匯率變動。

2理論工具

本文使用的理論工具是線性相關分析，相關系數用ρ表示。

線性相關分析是研究現象之間是否存在某種線性依存關系，并對具體有依存關系的現象探討其相關方向以及相關程度，是研究隨機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的一種統計方法。一個典型的表現是：一個變量會隨著另一個變量變化。相關又會分成正相關和負相關兩種情況。

3人民幣因素對鐵礦石價格影響的實證分析

3.1流通中的貨幣量增速與鐵礦石價格變動的相關性分析

凱恩斯的對貨幣的流動性偏好理論，認為流動性偏好出于三個動機：

（1）為進行日常交易需要的“交易動機”；

（2）為將來安全保障需要的“謹慎動機”；

（3）為追求利潤目的的“投機動機”。

統計2015年～2016年的經濟體中的貨幣增速，M1狹義貨幣供應量，是指現金加上居民、企業、機關團體等撾輝諞行的活期存款； M2廣義貨幣供應量，是指M1加上居民、企業、機關團體等單位在銀行的定期存款。股市、商品期貨等“投機活動”中的保證金，屬于銀行托管的活期存款，即M1。因此，2015年～2016年，M1增速超過M2的增速，說明金融市場的“貨期存款”大幅增加，導致市場流動性過度充裕，也使得金融市場“投機活動”增加。

通過下圖數據得出，鐵礦石價格與M1/M2增速差的相關系數達到了正0.7，具有較強的相關性。說明在2015年～2016年，隨著實體經濟收益率的下滑，央行連續的降準降息，使金融市場中貨幣流動性過度充裕，一定程度引發了以鐵礦石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

3.2人民幣匯率與鐵礦石價格變動的相關性分析

鐵礦石價格脫離了過去幾十年美元的高度負相關系，轉而與人民幣因素的相關性增強。

如圖，傳統經驗認為“大宗商品價格與美元指數的負相關”，然而2015年10月～2016年12月，鐵礦石的價格與美元的相關性為正0.3。美元與鐵礦石的相關系數不僅不是負相關，反而是弱正相關，因此美元指數對鐵礦石的價格影響已不存在。

相反，自2015年8月11日“人民幣匯改”之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對鐵礦石價格的相關性達到了負0.9。同時，人民幣一籃子貨幣CFETS指數對鐵礦石價格的影響，其相關系數也達負0.8。

因此，鐵礦石的價格與美元脫離相關性，轉而與人民幣匯率的高度負相關。人民幣因素對鐵礦石價格的影響程度，已經遠高于美元因素。

4結論與探討

綜上實證結果表明：自2015年以來，影響鐵礦石金融屬性的貨幣因素，受美元的影響在大幅減弱，而人民幣（流通貨幣量、匯率）因素已發揮重要影響。

繼續研究發現，與人民幣匯率高度負相關的商品主要集中在煤炭、有色、鐵礦石等中國供給側或需求側高度相關的領域。沿著該結論進一步引申，我們可以得出兩個重要宏觀推論：

自2015年人民幣“811匯改”后，人民幣對國際大宗商品定價能力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大幅增強，這對“人民幣國際化”有促進作用。

人民幣單邊貶值，短期也許會利于出口企業，但從長期來看，會導致大宗商品價格的普遍大幅上漲，引發通貨膨脹。這樣也會反過來增加制造企業的生產成本。因此，若人民幣長期單邊貶值引發了通貨膨脹，將不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篇（8）

具體來看，匯率變動對于設備進口行業里的每一個分支部門的影響是不同的：

1．對于國外設備具有極度需求剛性的企業不一定有益處

這類企業因匯率上升雖然可以得到進口價格方面的優惠，但是如果遇到海外廠家受政治等因素的影響而趁機抬價的情況，本國匯率上升的變動并不會帶來多大好處。比如，今年我國提高人民幣匯率并沒有改變進口鐵礦石價格居高不下情況。由于中國進口鐵礦石的需求量大，且鐵礦石需求剛性，近兩年進口礦石價格的漲幅較快，近兩年鐵礦石價格上漲迅猛且目前的進口鐵礦石價格仍然高位運行。因此，在看到本國貨幣升值帶來進口成本小幅下降的同時，更要看到企業對特定貨物的剛性需求。高額的進口成本不一定會使本國某些企業的競爭能力提高，減弱了匯率變動帶來的競爭優勢。

2．對于國外設備具有需求彈性的企業會有益處

匯率變動改變了一般設備的進出口態勢。提高本國貨幣匯率后，增加了相對低價進口的機會和需求，擴大了本國的市場容量。在某種程度上，會加大國內市場的競爭。本國貨幣升值之后,國外產品競爭力將持續增加,其市場占有率將得到提升,而國內低端產品出口受阻后,必可能回流國內市場,導致市場價格下滑。

3．對于外貿流通公司的影響是正面的

專業從事進口業務的外貿流通公司，在國外設備相對降價的環境下，會在業務量增大的過程中獲益。

4．對于設備加工貿易企業的影響較小

設備加工貿易企業出口較穩定。加工貿易兩頭在外，出口和進口直接掛鉤，出口目的地較為明確，價格也較為穩定。雖然進口成本下降，但出口成本相對升高，贏虧可能相抵，因本國貨幣升值造成的影響相對較小。

在我國，很多企業大多已習慣了我國的現行貨幣機制，對于人民幣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還缺乏深度分析，對人民幣匯率改革是我國加入WTO后與國際市場全面接軌的必然選擇存在模糊認識；有的企業盡管已通過各種渠道及國家相關宏觀調控政策預感到人民幣有升值的傾向，但由于對人民幣參照國際一攬子貨幣的實際操作技巧不熟悉，也沒能抓住時機揚長避短，預期避險措施滯后。而且很多企業對于貨幣結算信心不足，感到操作的靈活性難以把握，這也是它們在人民幣匯率調整后不能靈活應對的重要原因和將要面臨的嚴峻考驗之一。

總之，匯率機制的改革，是我國經濟和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重要一步，我們可積極探索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的新措施，探索充分合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新方法，將各項應對措施貫穿于工作的各個環節，大力促進經濟快速可持續發展。

對策建議：

1、密切關注人民幣匯率新機制的發展變化，及時引導企業驅利避害。研究分析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給外經貿帶來的影響，科學分析預測人民幣匯率變化走勢，及時為企業提供服務和指導。積極引導企業正確分析人民幣升值，國家放寬了外匯使用、需求、兌換包括攜帶進出境等方面的限額，使得市場更加能夠反映供求關系。在外匯市場上要給予企業、金融機構以進行風險管理的一些工具。

2、及時提供專業培訓和相關金融信息。積極指導企業提高匯率風險意識并運用各種方式規避匯率風險。深入調研對外貿易企業在人民幣升值后亟需解決的問題，邀請有實際操作經驗的專家學者來講課，對外經貿企業進行全面培訓；及時通過網絡、媒體等多種渠道向企業介紹和推廣規避匯率風險的成功案例，提高企業應對市場風險的能力。

3、大力推進結構調整，全面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推動企業擴大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產品，提高產品附加值，增強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促進企業在對外貿易中的主動性。積極引導企業合理進口國外生產原料，盡量沖抵對外貿易的市場風險。同時減輕對原材料的需求壓力。引進原料與外銷相結合，合理、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擴大進口規模，實現進出口貿易的協調發展。

4、推動企業大力發展加工貿易。加工貿易的原材料和市場兩頭在外，享有關稅優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企業的貿易成本。

5、全力引導企業利用合同價格，共同擔當風險。

6、引導企業運用金融手段規避市場風險。比如采用多幣種結算、押匯等方式轉嫁匯率風險；適當采用外匯遠期買賣、套期保值等手段鎖定匯率風險；并可通過適當的美元貸款，來降低利息支出和匯差損失。

7、引導企業不斷提高產品的附加值。這次人民幣升值后，加大研究開發的投入，積極運用新技術，開發新產品，使國外客戶在價格談判中作出了讓步。

8、引導企業進一步加強企業管理。企業應苦練內功，加強管理，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作者單位：本鋼集團國際經濟貿易有限公司）

中謀求快速可持續發展，是商務工作的重中之重。

本國貨幣的升值對進口的影響有直接和間接兩方面。直接的影響是，匯率升值后，進口商品的價格由以外幣計價轉化成以本國貨幣計價后，將會發生相同幅度的下降。間接的影響是，本國貨幣匯率變化也會通過進口商品價格的變化引起進口量的調整。當進口價格發生變化時，根據需求價格規律，進口商品在本國市場上的需求量也必然隨之調整。當需求彈性不同時，進口量增加的幅度也是不一樣的。根據需求彈性理論，需求彈性越高的商品，進口價格變化引起進口量的調整就越大。

具體來看，匯率變動對于設備進口行業里的每一個分支部門的影響是不同的：

1．對于國外設備具有極度需求剛性的企業不一定有益處

這類企業因匯率上升雖然可以得到進口價格方面的優惠，但是如果遇到海外廠家受政治等因素的影響而趁機抬價的情況，本國匯率上升的變動并不會帶來多大好處。比如，今年我國提高人民幣匯率并沒有改變進口鐵礦石價格居高不下情況。由于中國進口鐵礦石的需求量大，且鐵礦石需求剛性，近兩年進口礦石價格的漲幅較快，近兩年鐵礦石價格上漲迅猛且目前的進口鐵礦石價格仍然高位運行。因此，在看到本國貨幣升值帶來進口成本小幅下降的同時，更要看到企業對特定貨物的剛性需求。高額的進口成本不一定會使本國某些企業的競爭能力提高，減弱了匯率變動帶來的競爭優勢。

2．對于國外設備具有需求彈性的企業會有益處

匯率變動改變了一般設備的進出口態勢。提高本國貨幣匯率后，增加了相對低價進口的機會和需求，擴大了本國的市場容量。在某種程度上，會加大國內市場的競爭。本國貨幣升值之后,國外產品競爭力將持續增加,其市場占有率將得到提升,而國內低端產品出口受阻后,必可能回流國內市場,導致市場價格下滑。

3．對于外貿流通公司的影響是正面的

專業從事進口業務的外貿流通公司，在國外設備相對降價的環境下，會在業務量增大的過程中獲益。

4．對于設備加工貿易企業的影響較小

設備加工貿易企業出口較穩定。加工貿易兩頭在外，出口和進口直接掛鉤，出口目的地較為明確，價格也較為穩定。雖然進口成本下降，但出口成本相對升高，贏虧可能相抵，因本國貨幣升值造成的影響相對較小。

在我國，很多企業大多已習慣了我國的現行貨幣機制，對于人民幣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還缺乏深度分析，對人民幣匯率改革是我國加入WTO后與國際市場全面接軌的必然選擇存在模糊認識；有的企業盡管已通過各種渠道及國家相關宏觀調控政策預感到人民幣有升值的傾向，但由于對人民幣參照國際一攬子貨幣的實際操作技巧不熟悉，也沒能抓住時機揚長避短，預期避險措施滯后。而且很多企業對于貨幣結算信心不足，感到操作的靈活性難以把握，這也是它們在人民幣匯率調整后不能靈活應對的重要原因和將要面臨的嚴峻考驗之一。

總之，匯率機制的改革，是我國經濟和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重要一步，我們可積極探索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的新措施，探索充分合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新方法，將各項應對措施貫穿于工作的各個環節，大力促進經濟快速可持續發展。

對策建議：

1、密切關注人民幣匯率新機制的發展變化，及時引導企業驅利避害。研究分析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給外經貿帶來的影響，科學分析預測人民幣匯率變化走勢，及時為企業提供服務和指導。積極引導企業正確分析人民幣升值，國家放寬了外匯使用、需求、兌換包括攜帶進出境等方面的限額，使得市場更加能夠反映供求關系。在外匯市場上要給予企業、金融機構以進行風險管理的一些工具。

2、及時提供專業培訓和相關金融信息。積極指導企業提高匯率風險意識并運用各種方式規避匯率風險。深入調研對外貿易企業在人民幣升值后亟需解決的問題，邀請有實際操作經驗的專家學者來講課，對外經貿企業進行全面培訓；及時通過網絡、媒體等多種渠道向企業介紹和推廣規避匯率風險的成功案例，提高企業應對市場風險的能力。新晨

3、大力推進結構調整，全面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推動企業擴大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產品，提高產品附加值，增強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促進企業在對外貿易中的主動性。積極引導企業合理進口國外生產原料，盡量沖抵對外貿易的市場風險。同時減輕對原材料的需求壓力。引進原料與外銷相結合，合理、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擴大進口規模，實現進出口貿易的協調發展。

4、推動企業大力發展加工貿易。加工貿易的原材料和市場兩頭在外，享有關稅優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企業的貿易成本。

5、全力引導企業利用合同價格，共同擔當風險。

篇（9）

論文關鍵詞：人民幣匯率，有效匯率，經濟增長，影響路徑

2005年7月以后，我國人民幣匯率機制從盯住美元的間接浮動匯率體制轉變為盯住一攬子貨幣的有管理浮動匯率機制，經常項目下的外匯交易管制取消，資本項目下的資本流動管制也逐步放寬，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波動通過改變我國貿易條件直接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產生影響，但影響的程度與幅度，取決于進出口數量對進出口價格的彈性以及進出口價值增速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間接影響。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波動還通過影響資本流入、改變國內貨幣政策的操作等途徑直接或間接影響到我國經濟增長，進口產品占國內需求比重的提升，導致進口價格對我國物價的影響不斷提高。

一、盯住匯率制度安排下匯率波動對經濟影響的理論分析

自1972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固定匯率制度崩潰以來，各國的匯率制度呈多樣化發展趨勢，概括起來可分為浮動匯率和盯住匯率兩大類。由于眾多國家特別是美國、日本等重要經濟大國實行獨立浮動匯率，盯住匯率制度－－無論是盯住單一貨幣，還是盯住一攬子貨幣，抑或根據一組指數調整匯率，其名義匯率是相對穩定的匯率安排，但從全球角度看盯住匯率制度實際上是一種間接的浮動匯率安排：只要被盯住貨幣匯率發生波動，實行盯住匯率國家的名義匯率即使不變，但相對其他國家貨幣的匯率也隨之改變。

美國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和費利普·拉雷恩在資本完全自由流動和購買力平價的假定前提下，對盯住匯率安排下匯率貶值或貨幣價值低估的影響進行過深入的理論分析（杰弗里·薩克斯和費利普·拉雷恩，1997）。他們的分析結論是，幣值低估會導致盯住匯率安排下本國貨幣供給增加和價格水平上升，最終結果是中央銀行儲備增加、私人部門變得貧窮，貨幣貶值類似于征稅。具體傳導過程是：

在初始均衡狀態下，M＝EP*Q／V（I），且W／P＝M／P＋B／P＋B／P，P＝EP，I＝I。這里M為貨幣供給，E為實際匯率，P為被盯住貨幣國家價格，Q為本國實際產出，V（I）為貨幣周轉次數，I為本國利率，I為被盯住貨幣國家利率，W為國內私人部門金融財富，B為國內私人部門持有的國內生息資產，B為國內私人部門持有的外國生息資產。

在P、Q、V（I）不變的條件下，貨幣貶值或實際匯率E提高會立即引致M增加，出現超額貨幣需求。私人部門為滿足貨幣需求，只有出售外國生息資產B；而中央銀行為維護新的匯率穩定，必須購買私人部門拋售的外國生息資產、增加貨幣供給；貨幣供給的增加又會導致本國價格的上漲。這一過程直到“貨幣供給按與貨幣貶值及由此導致的本國價格上升相同的比例增加時”，才會結束。此時私人部門的超額貨幣需求得到滿足，但結果是中央銀行儲備增加、私人部門財富縮水，貨幣貶值類似于征稅。

杰弗里·薩克斯和費利普·拉雷恩的理論是在嚴格假定前提條件下的簡單理論抽象，與現實經濟運行存在很大差距，其結論自然與現實經濟運行結果存在很大偏差：（1）理論模型的前提是資本完全自由流動和購買力平價。事實上，多數國家或地區對資本流動均進行一定程度的管制，各國貨幣購買力存在很大差別。（2）理論模型隱含的前提是市場迅速“出清”。事實上，即使資本能夠完全自由流動，現實經濟中市場“出清”也需要一定的過程。

我們將匯率波動對產出影響、資本管制和央行調控能力等因素納入模型考慮后，修正后的杰弗里·薩克斯和費利普·拉雷恩模型改變為：Y＝PQ＝C＋IV＋EX－IM，M＝EPQ／V（I），EX＝EXQEXP，IM＝IMQIMP，且W／P＝M／P＋B／P＋B／P＝Y／P－G／P，P＝EP，I＝I。其中Y、C、IV、EX、EXQ、EXP、IM、IMQ、IMP、G分別為名義產出、消費、投資、出口價值、出口數量、出口價格、進口價值、進口數量、進口價格和政府資產。

在修正后的杰弗里·薩克斯和費利普·拉雷恩模型框架下，盯住匯率制度安排下名義匯率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會發生重大改變，名義匯率的貶值最終會引致國內產出和私人部門財富的增加，是否會引發通貨膨脹取決于央行的調控能力：（1）名義匯率的貶值首先將改變貿易條件，即降低出口價格、提高進口價格，刺激出口數量增加、減少進口數量，只要出口數量的增加超過出口價格的降幅、進口數量的降幅超過進口價格的升幅，本國產出將擴大。（2）貿易狀況的改善將擴大貿易順差，在資本管制情景下，中央銀行為維護名義匯率穩定，必須購買貿易順差增加引致的外匯供給，導致本國貨幣供給增加，形成超額貨幣供給。

二、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路徑分析

篇（10）

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將首先是人民幣的區域化。目前，在缺乏金融基礎設施的情況下，中國開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作為初始階段的目標，中國并不指望人民幣成為全球性的交易媒介，而只是希望人民幣成為區域內的關鍵貨幣。這個區域范圍主要是中國香港、中國臺灣以及東盟10國。與人民幣在全世界國際化的要求相比，人民幣區域化對金融基礎設施的要求相對較低，同時對金融自由化改革的要求也較低。而且，對于加強與這一區域經濟體的緊密聯系，中國也有著很強的需要。

但人民幣成為“10+新3”區域的駐錨貨幣，似乎還是不太讓人信服。這一區域的經濟體，在發展程度、金融制度、社會文化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事實上，對于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中國臺灣、泰國和中國這9個東亞經濟體的經驗研究表明，在面臨供給、需求沖擊的對稱性方面，無論是這9個經濟體，或者是其任何一個子集合，均不滿足組成貨幣聯盟的條件。而且，中國對地區外的貿易依賴性很強，其對美國和歐洲的出口占比超過1/3。

盡管如此，中國仍將可能在事實上建立起人民幣區。這是因為：首先，近年來中國大陸與區域內其他經濟體的雙邊貿易在迅速上升，其增速遠高于中國對歐美的貿易。其次，中國大陸也已在2010年與東盟啟動了自由貿易區，同時大陸與臺灣之間也在2010年簽訂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這些協議的生效將進一步強力推動這一區域內的貿易增長。最后，中國在這一區域具有重要的戰略利益，而且也已經在大湄公河次區域（GMS）合作中成為具有領導權的國家。因此，中國有條件在這一區域建立起事實上的人民幣區。

篇（11）

一、美元貶值現狀

相對于世界主要經濟體貨幣而言，美元已經發生了持續且較大幅度的貶值，而且據有關專家預測，似乎美元下降的趨勢還將延續。作為 國際貿易 活動中商品與服務計價的核心貨幣，美元的弱化走勢不僅引起了歐洲及亞洲國家的普遍擔憂，而且也誘導人們對未來全球經濟的發展方向做出種種猜想。

自1995年以來，憑借美國雄厚的經濟實力及其國際地位，美元在國際外匯市場上持續走強，無論是美國高科技泡沫的破滅，還是2001年下半年的經濟衰退，乃至震驚世界的“9·11”事件，都不能阻擋美元的強勢。但是，自2002年就在美國經濟開始復蘇時，國際外匯市場上美元兌主要貨幣的價格卻開始不斷下跌。從2002年初到2004年末，以實際匯率計算，貿易加權的美元指數在此期間下跌了16％。雖然，在2005年美聯儲8次決策會議8次加息，貿易加權的美元指數上升了5％，收回了此前34個月中1/3的跌幅。不過好景不長，2006年下半年開始，美元重又回到了下跌的通道之中。2007年9月以后，由于受到美國次級債危機的影響，美元更是加快了其下跌的步伐，對16種主要貨幣的匯率全線下滑。截至2007年12月31日，美元從2002年以來貶值了近40％，衡量美元與一籃子貨幣比價的美元指數也跌至了73.30以下，為近幾年的最低位置。

2008年美元匯率的走勢更是充滿了不確定性。由于美國經濟可能出現滑坡甚至衰退、次級債危機可能繼續惡化，加之 投資 者對持有美元資產信心不足、各國央行也紛紛減持美國 國債 ，所以，美元可能出現繼續下跌的趨勢。但是，由于美元貶值刺激了出口貿易，美國的經常項目賬戶赤字的確有了一定程度的減少，美國經濟出現短暫下滑之后也可能繼續維持穩定的經濟增長，而且2008年是美國總統大選之年，如果 民主 黨上臺，很可能采取強勢美元政策，所以，2008年也可能是美元匯率止跌反彈的一個拐點。從目前來看，2008年上半年，美元仍表現出明顯的下跌趨勢。但是，自7月30日至8月12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中間價連續貶值，貶值幅度達到約0.67％，盡管8月13日有所反彈，14日卻又開始走低。但這是否意味著美元匯率開始由貶值轉向升值，還是美元匯率只是短暫的喘息，繼續它的貶值之旅，尚不可知。

二、美元因何持續貶值

(一)美國長期以來存在的“孿生赤字”。如果向上追溯，美國從1950年代起國際收支就出現了逆差，國際市場上美元大量過剩。盡管美國在九十年代一直奉行強勢美元政策，但從長遠來看，其巨額“孿生赤字”給美元帶來的巨大壓力卻一直存在。自1995年美元開始升值以來，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不斷增加，雖然克林頓執政時期，美國扭轉了這種赤字不斷增加的局面，2000年甚至創造了2，369億美元 財政 盈余。但是，小布什上臺后卻采取了以減稅為核心的擴張性 財政政策 ，以致從2002年起財政赤字又開始不斷加大，尤其在2005年財政赤字更是創下了4，270億美元的 歷史 最高記錄。貨幣主義認為，如果一國實際國內產出水平增長較慢，而貨幣供給增長加快，一國貨幣匯率將趨向貶值，相反該國貨幣必然趨向升值。如果一國的國家財政赤字大幅攀升，就會導致該國貨幣供應的增加和需求增加，從而導致該國貨幣匯率的下降。

與此同時，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也在以更快的速度膨脹。根據 歷史 趨勢，當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達到gdp的5％時，就會采取措施減少赤字，美元就會貶值。因此，2006年下半年美元又開始走進了下跌通道中。雖然美元貶值的確使“孿生赤字”有了減少的趨勢，但有關資料顯示，經常項目赤字占美國gdp的比率仍接近6％。美國 經濟 界認為，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占gdp比率要降到3％以下，全球經濟失衡現象才能夠有所緩解，因此美元仍可能進一步貶值。

另外，1990年以來，由于“孿生赤字”所導致的美國對外凈 債務 的迅速增加也在迫使美元貶值。有關數據顯示，到2002年美國的對外凈債務占年gdp的比例已高達24％；據 經濟學 家預測，如果美國 財政 收支與經常項目收支狀況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善，到2012年美國的對外凈債務將會占到美國當年gdp的64％。如果真的按照這個比例發展下去，美國的債務負擔將很難承受，因此美元貶值勢在必行。

(二)利率差距逆轉，資產安全缺失， 投資 信心減弱。過去幾年間，為了抑制經濟過快增長，實現軟著陸，美聯儲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連續6次提高利率，其短期利率一度達到9年以來的最高點，美國與歐洲及日本等國家的名義利率差距高達2％～4％，加上全球經濟不穩定，美國資本 市場 成為風雨飄搖中的“安全島”，資金源源不斷流入美國，推高美元匯率。

但是，在美國經濟增長出現逆轉后，美國為穩定 金融 市場和防止經濟衰退，自2007年9月以來，美聯儲多次降息，特別是今年二三月份大幅度降息，使聯邦基金利率從5.25％降到目前的2.00％。而在美聯儲大幅降息的同時，歐洲央行和日本 銀行 等卻保持利率穩定，不少新興市場國家央行甚至加息，這就導致美元與其他貨幣利差擴大。目前，美元核心利率為2.00％，而英國為5.00％，歐元區為4.00％，

從2002年起，美元已經發生了大幅度的貶值，給國際 市場 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很多國家認為美元已過度貶值，嚴重影響了其他國家的發展，美國政府應該予以制止。但是，美國目前還是持觀望甚至慫恿的態度看待美元貶值。他們認為，美元還遠遠不夠便宜。美國要想減少其巨大的“孿生赤字”，其貨幣必須有很大程度的貶值。格林斯潘說，“目前全球資金充裕，美國依靠外國資本用來彌補 財政 赤字輕而易舉；只要美元貶值屬于漸進式，它將有助于美國減緩貿易失衡的情況”。的確，目前日本外匯儲備高達1萬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