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的經濟學概念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創新的經濟學概念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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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趣味性原則。愛因斯坦說過，“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教學實踐充分表明：在小學數學教學中，只有創設恰當的教學情境，才能使教學內容深深觸及學生的心靈，才能誘導學生把學習新知的壓力變成探求新知的動力。學生只有對學習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才會去仔細觀察、合理想象、努力思考、積極探索，最終形成數學知識，從而牢固記憶并進行創造性地運用。

2.現實性原則。教師在教學設計時，首先要選擇創設與主題相關的、盡可能真實的問題情境。創設教學情境是課堂生活化的基本途徑，是模擬生活，使課堂教學更接近現實生活，使學生如身臨其境，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加強感知，突出體驗。

3.實踐性原則。情境教學既要注重“情感”，又要重視“學以致用”，同時還要注重貫穿實踐性，數學教學要“生活化”，學生生活要“數學化”。根據新課標提出的小學數學教學“生活化”，學生生活“數學化”。由此可見，小學數學教學的改革，關鍵在貼近學生生活，這是“根”。

此外，還有動態性原則、開放性原則、誘發性原則、認知接近性原則、合作性原則、層次性原則等。

二、課堂情境創設的一些方法

1.直接利用現實的生活情景。例如，一年級在進行教學測量時，教師可以讓學生用手量一量課桌，用腳步測量班級前門到后門的距離等，讓學生理解單位長度的含義。教學二年級的《時、分的認識》時，教師設計在一分鐘內分組進行涂色、口算、寫字、把脈，切實感受一分鐘的長短。教學二年級新教材的《角和直角》時，教師就讓學生拿著三角尺去尋找身邊的直角。

2.模擬現實的生活場景。“一切數學來源于生活，來源于生活的現實。”生活中處處有數學， 每個兒童在成長過程中都為數學學習積累了豐富的感性材料。比如，在教學“認識人民幣”一課時， 教師在練習中提出怎樣付一元錢的公交車費。學生根據已有的生活經驗， 有的說付1 元，有的說付2 個5 角，還有的說付10 個一角，也有說付5 個2角，等等。在模擬現實生活場景的運用中，發展了學生思維，幫助學生搞清了元和角之間的關系。再如， 生活中的“租車問題”、“打折問題”都是學生感興趣而又熟悉的數學問題，給學生創設身邊的生活情境，把現實問題數學化，把數學知識生活化，讓學生覺得生活中處處有數學，增加了學生在生活中學習數學、應用數學的意識。

3.借助實物演示。如在學習了長方體的體積之后，教師可以出示一塊不規則的橡皮泥，讓學生討論怎樣計算它的體積。在學生討論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把橡皮泥變成長方體”或“把橡皮泥放在水中”等想法，這時，教師同時將學生的想法演示出來，讓學生觀察橡皮泥是怎樣變形的。接著可以出示一杯水，再讓學生討論怎樣計算這杯水的容量。最后，教師可以提問：“為什么要把橡皮泥與水轉化成長方體？”讓學生在討論中抽象出這些物體的轉化是為了解決問題，而解決問題的過程是將未知歸結為已知的條件中去。

4.利用多媒體課件、幻燈片、圖片等教具（學具）展示生活情境。在教學中，凡是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都應該是設計小學數學教學時所使用的載體。如小學生喜歡的卡通人物的主人公，神話故事里的人物，都可以借用過來進行教學設計。

三、課堂情境創設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1.要注意簡單有效。一位教師在教學人民幣的時候，創設了這樣的問題情境。老師：誰來說一說，課余時間你喜歡干什么？（學生回答）猜一猜，老師下班后喜歡干什么？（目的是引導學生回答上街、購物等。）然后課件演示了“小兔當家”的故事：媽媽不在家，先到超市買食品付錢；投幣后乘公共汽車回家；最后把剩下的零錢放在儲蓄罐里。老師：看完動畫片，你想到了什么？學生回答豐富多彩，教師費了很大力氣才引導學生知道生活中很多地方都要用到人民幣，從而引出了主題。

從學生已有的知識和生活經驗來看，他們已經學習過100以內數的讀寫、大小比較，認識各種面額的人民幣并不會感到困難，只要能看清后面所跟的單位就可以了。而且人民幣的功能和作用學生也并不陌生，買東西付錢是學生生活中司空見慣的事情，因此，這樣的情境創設作用不是很大。

情境創設的重要性已被廣大教師認可并在課堂上加以實施，真實的課堂應該面對學生真實的起點，展現學生真實的學習過程。真實的教學情境不是為了觀賞，教學就如平常生活，簡單有效才是真，應該讓學生學簡單的數學，學有趣的數學，學鮮活的數學；讓學生用簡單的方法解決數學問題，把復雜的數學問題簡單化，而不是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讓學生在熟悉的情境中學鮮活的數學，在實際應用中學數學。因此，在情境創設時要注意簡單有效。

2.要選擇恰當的教學媒體。新課程提倡使用現代化手段輔助教學，適當采用多媒體課件不僅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還可以幫助學生理解一些難度較大的或運動、變化的數學知識。但有些教師把多媒體課件當作課堂教學成功的法寶，片面地認為只有使用計算機教學的課才是好課，如果不用則水平低下、品位不夠。更有甚者，一味追求計算機輔助教學的全程性，用課件代替課本、代替板書，因此鬧出許多教學尷尬。例如，教學《認識乘法》時，教師用課件播放一段精彩的動畫——“動物園的一角”。然后，讓學生觀察畫面并提問“你發現了什么？”學生經過觀察后踴躍發言，“飛翔的小鳥、漂浮的白云、流動的河水、游泳的小魚、過橋的小兔 、吃米的小雞……”說得不亦樂乎。然后，在老師的指導下說出了本課所需的信息：“雞是2只2只站在一起，兔是3只3只站在一起”。課堂開始部分出現的飛翔的小鳥、游動的小魚等與本課主題毫不相干，只因能吸引眼球便通通呈現，但實際上卻沖淡了主題，達不到預期的效果。

3.激發學生質疑，創設問題情境。在小學數學教學中，提出問題是引起學生好奇感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教學手段，教師應努力創設問題情境，消除學生質疑的心理障礙，盡可能提供質疑的契機，教給質疑的方法。如抓住知識的重點、難點、關鍵點質疑；抓住新舊知識的契合點質疑；抓住自己不懂或似懂非懂的地方質疑等，引導學生學會質疑，大膽質疑，使教學過程成為學生主動參與、主動探究的過程，從而培養學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促使學生掌握自主學習方法。

總之，數學來源于生活，現實生活又處處蘊涵著數學問題，教師應創設教學情境，讓學生充分了解數學在生產生活中的應用，開闊學生的數學視野，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使學生充分體驗數學的應用價值，感悟數學的真諦，激發學生學好數學的熱情。教師要讓學生在理解和運用數學的過程中體驗學習數學的樂趣，激發學生的數學情感和培養學生的數學意識，提高學生的數學素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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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理論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有著嚴密的邏輯，對于這樣一個系統體系，其創新發展絕不是簡單的邏輯堆砌，要從整體入手，結合經濟建設實踐，了解政治經濟學的內在邏輯。

第一，方法論。《論一元歷史觀之發展》是俄國早期普列漢諾夫的著作，其中明確指出唯物史觀是一元史觀，即生產力決定。這一觀點雖然受到了很大肯定，但是依然有爭論。如，歷史學家不能用生產力解釋歷史事件，如果用生產力去解釋肯定會失敗。對于一元史觀，要從兩個層次理解，即生產力向前發展是一個歷史趨勢，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內在動力，也是判斷人類進步的標尺；歷史唯物主義上的一元史觀代表著歷史發展的大趨勢與方向。綜合以上兩點內容，就可以清楚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帶有歷史必然性。

第二，始終堅持勞動價值論與剩余價值論。馬克思一生心血都匯聚在《資本論》上，而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是《資本論》理論體系的基礎。如果否認勞動價值論與剩余價值論，絕不是者。

第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上兩條是理解政治經濟學內在邏輯的關鍵，但是在當代中國背景下，還需要進一步理解中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這樣才能對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內在邏輯有一個比較全面理解。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體現，它不不僅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成果，也推動政治經濟學的部分基本理論向前發展，即社會主義可以建立自市場經濟基礎上，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可以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理論的揚棄，符合中國國情，這已經得到實踐證明，只是缺少相關的理論總結。

以上三個方面是理解政治經濟學內在邏輯的三條主線，只要對以上三條主線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就可以把政治經濟學理論融匯貫通，這對該理論的創新發展思考有重大作用。

二、比較是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的主要途徑

在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中，除了理解前文提及的三條主線，掌握其內在邏輯聯系外，還要明確比較是創新發展的主要途徑，應在比較中發現問題，在分析與解決問題中進行創新。

（一）理論與實踐的比較

通過理論學習可以得到一些已經成形的成果，對實踐形成一定理性認識，但是實踐并不一定與理論吻合，這就會使理論與實踐之間產生很尖銳的矛盾，驅動理論去創新發展。如，《試論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力個人所有權》等著作就是在理論與實踐的矛盾沖突下產生的。根據《哥達綱領批判》中的相關內容，政治經濟學認為按勞分配要遵循等量勞動相交換原則，而個人能力是天賦特權?；谶@一理論啟示，結合實踐就誕生了一個新概念，即勞動力個人所有權。由此可見，很多理論成果都是在理論與實踐比較過程中而形成的，如果理論與實踐不相符，就要發展理論，再用實踐加以評判，而這一過程將產生巨大的創新發展動力。如，《公有產權的內在矛盾》就很好的詮釋了理論與實踐比較當中產生新理論的觀點。

（二）實踐與實踐的比較

在實踐與實踐的比較中也可以產生一些創新發展成果，如中國特色等。中國特色是什么？簡單的說，就是把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與其他國家的相對比，產生出來的不同東西就是中國特色，因此中國特色是比較出來的。關于中國特色，其實很難給出一個明確的概括，但是可以從多個方面去了解它，包括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在多年的實踐發展中，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起著一些特殊作用，而這些是其他國家經濟發展所沒有的，是中國特色的具體表現。由此可見，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要抓住中國特色，將中國經濟發展經驗與其他國家經濟發展普遍規律進行比較，研究中國特色體現在哪些地方、特色產生的原因、總結成功經驗與教訓等，就能得到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結果。

（三）理論與理論的對比

同一個經濟現實，研究的出發點、觀念、方法等方面不同，得到的結論也可能不同。目前，關于政治經濟學的比較，主要是與西方經濟學之間的比較。由于西方經濟學有很多流派，這里做全面的比較，僅將政治經濟學與科斯企業理論進行比較。它們之間的比較已經很久了，很多學者全盤否定科斯企業理論，這種做法顯然不科學。在否定前，應當探索是否能從科斯企業理論中得到啟示、借鑒，科斯企業理論是否存在一些合理成分等。先弄清楚這些問題，再進行評斷，才是科學合理的做法?？扑蛊髽I理論提出兩種概念，其一是將市場與科層等級制分開，其二是交易成本概念。科斯提出的第一種概念使我們對的企業制度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在《資本論》中，其中提到了市場內部分工與工場內部分工，這兩種分工其實就是市場制度與企業科層制度，但是由于抽象程度不夠，并沒有明確提出科層概念。同時，馬克思認為工場內部分工是有計劃的、有序的，市場內部分工是無政府狀態下的分工，所以他指出工場內部分工優于市場內部分工。后來經大量實踐證明，市場內部分工與工場內部分工是互為補充的兩種制度，其中的一個不能否定另一個的存在，這對理論創新發展有啟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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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概念的庸俗化、口號化、政治化和大眾化，容易讓人流于字面的表層意思，而忽略其本質含義。溯本清源，創新是個經濟學概念，是由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大約一個世紀之前提出并發展起來的。而由他所創立的創新理論是目前甚為流行的創新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的基礎。根據熊彼特的定義，創新是指企業家對生產要素采取的新組合，包括一種新產品、一種新工藝、打開一個新市場、開辟一個新的原料供應源、實施一個新的企業組織形式等。

然而，在中國的科技領域，大多數科技工作者，乃至科技政策的決策者，對創新的理解，卻往往集中于首次科學發現和首次技術發明上。在他們看來，“創新”就是通過科學技術研究工作發現和發明以前沒有過的東西，要“創”，還要“新”。只有在世界上首次做出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才能稱得上是創新。從字面上理解，科學家的理解自然是對的。不過，在經濟學家看來，科學家們所描述的“創新”，即所謂技術發明（invention）和科學發現（discovery），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創新（innovation）。只有一項發明（invention）被成功地進行了商業化，才能稱之為創新。比如，在美國每年受理的專利申請中，90%以上都因為種種原因不會在商業上獲得應用，那么，這些專利所代表的，也就只是技術發明，而不是技術創新。此外，即使沒有新技術或是新工藝，企業家通過整合現有資源和改變組織形式，也能實現創新。換句話說，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是創新的充分條件，但不是必要條件。

作為科技政策出發點的創新

那么，面對經濟學家的創新和科學家的創新，我們更需要哪一個？或者說，中國的科技政策，應當著眼于科學家的創新，還是經濟學家的創新？

要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先從一般意義上了解一下創新的價值。經濟增長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個長期話題，而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也很早就為經濟學家所關注。古典經濟學家，如斯密、李嘉圖、馬克思、馬爾薩斯等，都把技術發明和創新看做是對擴大市場最有活力的貢獻。二戰以來的經濟增長理論，如新古典經濟學增長模型、新增長理論和演化經濟學，也強調通過對產品和工藝的引進、傳播、吸收和不斷改進而形成的技術創新所起到的關鍵作用。

195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索洛（Robert Solow）通過一系列開創性工作，通過定量分析證明了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索洛利用美國1909～1949年的投入與產出數據發現，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還不到20%。他認為，余下的部分（80%以上）來自于“技術進步”的貢獻。實際上，這部分代表了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投入的利用效率，主要包括技術進步、組織創新、專業化分工、生產創新等。

索洛模型的一個缺點，是把技術進步看做外生變量，即假設技術流動是沒有成本的。對于這一問題的關注，導致了新經濟增長理論的興起。新經濟增長理論的代表人物羅默（Paul Romer）認為，新增長理論不同于新古典學派之處，在于它摒棄了完全競爭和技術外生的假設，而主張知識是內生的，知識擴展會帶來回報遞增。因此，知識積累是長期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推動力量。新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著力點是把技術內生化，新知識的增長被看做資本和人力投入的副產品，但這個副產品可以導致積極的外部效應，從而帶來回報遞增。

對技術創新問題研究最為深入的，莫過于熊彼特開創的學派。該學派認為，對經濟增長的解釋需要經濟因素，也需要非經濟因素，尤其應當關注制度因素以及各國在社會、文化和政治體制上的區別。比如，演化經濟學認為，技術創新是社會技術系統演進的結果。除了經濟因素外，歷史、制度和社會因素也十分重要。與新古典經濟學把技術創新過程視為“黑盒子”而僅僅關心其輸入和輸出結果相比，演化經濟學關注技術創新的緣起、發生、過程與結果。

這里必須指出的是，在描述創新的重大意義的時候，其中的創新，是經濟學家的創新，而不是科學家的創新。舉例說明：汽車發明是在德國，但汽車行業最重大的創新，一個是20世紀初葉福特的大規模生產(mass production)，另一個是后來日本豐田的精良生產（lean production）系統。盡管美國人和日本人不是汽車技術的發明者，但他們在經濟學家看來，則做出了不折不扣的創新。同樣，電視機、錄像機、攝像機都是在美國誕生，但是應用這些技術并在全世界發了大財的，是日本人。在經濟學家看來，日本人通過改進技術工藝，成就了更大意義的創新。

因此，一項新的技術發明，如果不能夠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的話，其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就無法體現出來，在經濟學家眼里，這就不是創新，哪怕這個發明在科學上有多么重大的意義。同樣，一個在科學上沒有多大意義的新方法與新組織形式，只要通過應用，在商業上取得成功，就是不折不扣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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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是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基礎。長期以來，我們在政治經濟學教學研究中受蘇聯范式的影響，恪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條，強調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忽視政治經濟學的建設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重大的時代變遷，新經濟的出現，“使知識經濟成為新的社會經濟形態，虛擬經濟成為經濟活動的新模式，網絡經濟成為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同時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使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發生了變化。因此，在新時期和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在堅持理論指導的前提下，適應時代變遷，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

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與改革理論的創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分，提高其創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現規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就會發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在堅持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特別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新發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利潤最大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展，并實現可持續發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立足現實，突破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系統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秀傳統，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調發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篇（5）

技術創新理論

技術創新理論是在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基礎上演繹而來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索羅、阿羅、曼斯菲爾德、卡米恩和施瓦茨、門斯等。其研究成就主要有幾個方面：在分析熊彼特創新理論的基礎上，引出了技術創新理論；在分類研究熊彼特的創新類型的基礎上，界定了技術創新的概念和內容；初步探討、描述技術創新理論的研究對象、主要任務和理論命題等。

關于技術創新的概念和內容，早期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索羅（1951）提出新思想來源和以后階段的實現發展是技術創新成立的兩個條件；伊諾思（1962）認為技術創新包括創新的選擇、投入資本、建立組織、制訂計劃、招用員工和開辟市場等行為，它是這些行為綜合作用的結果；曼斯費爾德定義創新為一種始于企業新產品的構思、終于新產品的銷售和交貨的探索性活動。Muesor（1985）則通過對350多篇技術創新研究文獻的調查認為，盡管不同學者關于技術創新概念的界定有不同的側重，但較為一致的看法是：技術創新是一種新設想，具有非連續性，它需要經過一定時間后才能成功應用到實際中去。顯然，早期的研究把技術創新看做是技術的應用過程。我國也有許多學者把技術創新理解為科技成果的應用和轉化過程。

隨著人們對技術創新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化，更多的學者逐漸轉變了把技術創新等同于科技成果轉化的傳統觀念，更加強調科學技術與經濟發展的結合。如Kline與Rosenberg（1985）一起提出了技術創新的“鏈環―回路模型”。國內學者傅家驥（1998）認為技術創新是一種包括科技、組織、商業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動的綜合過程。

可見，人們對技術創新本質的認識經歷了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早期的研究只是把技術創新視為“技術經濟”的單向線性過程，未能從經濟活動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出發對技術創新作出充分的闡釋。而關于技術創新是一種“科技與經濟一體化的創造性活動”的認識，不僅強化了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而且拓展了技術創新的研究領域，使對技術創新的研究不再局限在R&D活動上，技術進步與經濟結合的方式途徑、機制、影響因素以及與企業經營的關系，對企業、行業、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的測度方法等，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并得到了深入的研究。

制度創新理論

熊彼特在論述經濟發展問題時，也很重視“制度”創新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但由于受制度學派的影響，他把“制度”看做是一個“體系”、“社會形式”或“經濟組織方式”，以及市場結構，如壟斷等。以諾思（D.C.North）和戴維斯（L.E.Davis）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繼承了熊彼特的觀點和方法，運用“制度創新”來解釋美國等國的經濟增長。

Davis和North（1971）指出，制度創新指的是能使創新者獲得超額經濟收益而對現行制度進行變革的各種政策與措施，如工會制度、社會保險制度、國有企業、股份公司等。由于新制度代替舊制度需要有一個磨合和適應的過程，且一種新制度的出現往往會受到現有法律規定范圍的制約，因此制度創新存在著一定的時滯，需要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過程?，F實中，制度創新有三種層次或三類主體：個人、團體和政府。相對而言，政府作為制度創新的推動者具有較大的優越性。這是因為，一方面，政府在承擔巨大的創新費用、消除私人產權對超額經濟利益獲取的阻礙等方面具有個人或團體無法替代的優勢，另一方面，政府制度創新獲得的超額經濟利益，將歸全社會共有。但不管是哪一層次上的制度創新，其預期創新收益都必須大于預期成本。

1973年，諾斯從制度變遷視角的研究進一步表明了技術進步并非突如其來，而完全要依賴有利于資本積累和市場交易的制度的逐步演變，制度對經濟增長起著重要甚至決定性的作用。他指出，制度是人類相互交往的原則，它通過抑制可能出現的個人機會主義行為而使人們的行為更具可預見性，并由此促進著社會勞動的分工和財富的創造。諾斯進一步揭示了產權的界定和變化對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他指出，技術創新必須建立在一個系統的產權制度上，從而保證創新者的私人收益接近于社會收益水平；如果一個社會的所有權體系能夠明確規定和有效保護每個人的專有權，并通過減少創新的不確定性從而促使創新活動的個人收益最大，則會促進經濟增長。

在制度創新研究中還有舒爾茨的制度調整論和拉坦的誘導性制度變遷理論。舒爾茨在《制度與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一文中提出“作為一種具有經濟價值的服務的提供者，制度必然隨著技術的創新和變遷以及經濟的動態增長而做出反映和調整。拉坦（V.W.Ruttan）提出，技術變遷的新知識的產生是制度發展過程的結果，技術變遷反過來又代表了一個對制度變遷需求的有力來源。

創新理論在國內的興起與發展

西方創新理論引入我國后，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國內學者結合我國企業的實踐，對技術創新的概念、意義、內容、機制、過程與管理、效果等進行了大量研究。其研究特點突出表現為數量大、內容廣、方法和視角多樣。筆者以“創新”為“題名”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進行查詢，截至2009年底，共得到了255 691條查詢結果，其中2000年之后的記錄就達231 678條，說明創新在近年來受到極大關注。在研究對象上，既包括對創新的共性問題研究，還包括對特定地區、產業、企業創新的個性問題研究；研究內容上，涉及創新的重要性、概念及分類、創新管理、創新模式、創新途徑、創新體系、創新投入及創新能力的影響因素及計量等；研究方法上，包括規范、案例、實證等多種研究手段。研究視角上，既有運用經濟理論對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產業優化、企業發展的關系進行的研究，也有從管理學視角對創新是如何在企業中發生、發展，最終被市場認可的過程以及企業怎樣通過創新獲取經營有效性的研究，還有從哲學視角對創新體系、全面創新管理等進行的研究。研究層面上，包括宏觀、中觀、微觀層面。在研究成果方面，國內具有代表性的是傅家驥等所著《技術創新學》，許慶瑞所著《研究、發展與技術創新管理》等。

另外，20世紀9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我國一些著名大學率先成立了技術創新研究中心，如浙江大學的創新與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的技術創新研究中心等，旨在系統研究、總結創新與發展的基本規律，為中國創新實踐和經濟發展提供服務。這些中心在研究創新基本理論和方法方面成果頗豐，如由浙江大學創新與發展研究中心以許慶瑞教授為首的一批學者于2002年在國際上首次提出的“全面創新管理”理論，豐富和發展了創新理論。

除了經濟學領域的研究外，學者們還從管理學、社會學、技術學等更廣泛的視角對創新理論進行了探討，豐富和發展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其中具有較大影響的如美國管理學家德魯克（Peter F.Drucker）在其1984年出版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一書中指出，“‘創新’是一個經濟或社會術語，而非科技術語。我們可以用薩伊定義企業家精神的方式來對它下一個定義：創新就是改變資源的產出。或者，我們可以按照現代經濟學家的習慣，用需求術語而非供給術語給它加以定義：創新就是通過改變產品和服務，為客戶提供價值和滿意度。上述兩種定義究竟哪一種更合適，應該根據具體情況而定”。

至此，創新理論形成了一個非常綜合的體系，從觀念到管理，從微觀到宏觀，從技術到制度均存在著創新的空間。

研究啟示

創新理論從無到有，從“束之高閣”轉變為社會主流，其發展給我們帶來的啟示如下：

篇（6）

2011年同志在清華大學建校100周年大會上提出，高校在“積極提升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的同時要“積極推動協同創新”。其中“協同創新”這一提法對我國創新能力的提高、“建設創新型國家”具有重要的戰略指導意義。協同創新，其核心目標是創新，推動創新的途徑是協同，因此這個概念應當被劃分到科學學或管理學范疇中，而且目前從這兩個角度對它的闡述已經較多。但協同創新同時也和作為社會生活基礎的經濟息息相關，本文試圖從經濟學的角度對協同創新的含義進行闡釋。

核心目標—經濟學意義上的創新

創新一詞《辭海》中的解釋是：創立或創造新的；首先的。這個解讀從哲學一般的層面解釋了創新的含義。從相對具體的層面來看，創新應該還包含另一層意思，即創造出的新事物得到廣泛使用從而體現出其存在價值。在現代社會中，經濟活動可以使新創造出的事物得到廣泛的應用并體現其價值，于是創新的概念也被應用到經濟學領域。

經濟學中，創新的概念起源于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的著作《經濟發展理論》。熊彼特（1990）提出：“生產意味著把我們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組合起來……我們所說的發展，可以定義為執行新的組合。這個概念包括下列五種情況：一是采用一種新的產品……；二是采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三是開辟一個新的市場……；四是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種新的供應來源……；五是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的組織”。其中，熊彼特認為這種被引入“經濟生活的循環流轉”中“新組合”的作用是“革命性”的，即熊彼特意義上的創新。熊彼特意義上的創新是一個經濟學的范疇，是指經濟上執行某種“新”的東西，并不能等同于創造，只有當新的創造被應用于經濟活動時，才能成為“創新”。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里斯·弗里曼則把創新對象基本上限定為規范化的重要創新。他在1973年發表的《工業創新中的成功與失敗研究》中提出：“技術創新是技術的、工藝的和商業化的全過程，其導致新產品的市場實現和新技術工藝與裝備的商業化應用”。

無論是熊彼特，還是弗里曼，他們從經濟學的視角出發，對于創新的認識有一個共同點，即發明創造導致的新的要素組合應用于經濟活動中，并在其中體現自身的價值，這種觀點即是經濟學意義上創新的含義。不能與經濟生活廣泛結合的創造發明很顯然沒有太大意義。因此筆者認為，“協同創新”中的“創新”實則是可以推動經濟發展的經濟學意義上的創新，即“把一種‘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在下文中，筆者論及到的創新也都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創新。

在這種對創新的規定中，隱藏著一個含義：得以在經濟中“被執行”的創新解決了經濟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從實證的角度來看，創新也多發生于提出問題后解決問題的方案中。因此筆者認為，經濟學意義上創新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而問題的提出是創新出現的前提。

從“解決問題”這個含義出發，就引出了“創新從何而來”的問題，即推動創新及提高創新能力的機制是什么。具體到本文，則是要解釋協同如何促進創新的產生和創新能力的提高。

協同的基礎—協作和協調

隨著人類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人類在勞動中的分工合作越發精細。勞動生產能力的提高過程，也是勞動生產中各要素和工序從簡單到復雜組合的過程。其中，要素的組合方式是生產和創新發生的基礎，是由要素所有者的合作和組織機制所決定的。因此，要素所有者的組織機制是創新發生的必要條件，本文將其規定為合作者有機構成，即由生產勞動中要素的組合方式反映出在生產過程中要素所有者的合作、組織機制。作為必要條件，這種機制也會對創新產生反作用，從創新對其的需求來看，合作者有機構成與之適應會推動創新發生，反之則會阻礙創新，于是會產生對合作者有機構成產生演化到與之適應機制的需求。

合作者有機構成是一個描述要素所有者之間關系的概念，屬于生產關系的范疇。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馬克思曾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本身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與他們當時的物質生產力發展程度相適合的生產關系”，因此生產力發展水平對合作者有機構成的演變構成限制與決定關系。因為合作者有機構成是通過要素的組合方式反映出來的，所以本文從要素的組合方式出發，將合作者有機構成依據其發展變化過程劃分為三種形式：協作、協調、協同。

（一）協作——簡單分工

人類最初的勞動就不是一個單獨的過程，而是可以分成很多部分來完成的。當涉及較大規模的工程時，往往需要將整個勞動過程分為相對獨立的許多步驟來由不同的人專門完成——即分工，全部勞動過程的完成則需要將這些不同的任務或勞動再集合起來，處于不同分工位次的人在這個過程中就構成了合作關系。

關于協作的論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學》中提出：“勞動者的注意力專注于工作、而不是分解工作時，各種工作便可做得更好”；協作可以實現“整體當然高于部分”。另一個希臘人色諾芬調查了當時的生產活動，論述了分工協作的概念及其優越性（潘開靈、白烈湖，2006）。

到了工場手工業時期和工業生產的初期，此時仍相對簡單的分工與協作在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中起到了尤為重要的作用。亞當·斯密對分工協作給予高度評價：“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得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這樣敘述協作：“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做協作”。馬克思認為協作一方面縮短了各工序之間的距離和時間提高了勞動效率，另一方面則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結合勞動的效果要么是單個人勞動根本不可能達到的，要么只能在長得多的時間內，或者只能在長得多的時間內，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規模上達到。這里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

在這個時期，大機器生產剛開始使用，產品工序的劃分相對而言還不復雜，代表性創新項目如飛梭、珍妮紡紗機、蒸汽機等的出現也大多對應著相對簡單的分工；同時由于工業化生產處于起步階段，勞動生產力提高帶來的產量大幅上升還遠未達到市場的極限，基本上處于是薩伊所說的“生產創造需求”的階段，企業利潤空間很大，企業家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圍繞產品的分工解決好協作問題。在此階段，社會生產要素組合及要素所有者的組織主要由手工業及初級工業生產的工序分工決定，日益細化但仍相對簡單的分工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因此本文將從協作出現到此時期規定為合作者有機構成的第一種形式——協作。

（二）協調——連接、聯合、調和

隨著勞動生產能力的進一步提升，產品越發豐富，工業體系、大城市逐漸成形，使得勞動生產中的組合要素越來越多，新技術以及隨之而來的新生產組合不斷產生；與此同時，社會生產的聚集、無計劃也開始導致其產品的需求出現瓶頸，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與工業化的初期不同，工廠、資本的聚集造成市場的飽和使得利潤率無法和從前相比。

面對市場出現的新情況，企業家開始將市場的消費能力作為一個重要問題進行評估，以實現其合理和有效的經營，同時工廠的所有者需要對工廠中日漸復雜的要素進行更好的搭配和組合以實現更高的效率。不同于協作機制，合作者有機構成演化到由管理者主動調節、調整的新形式—協調。此階段的特征更多地表現在企業管理中，體現了在企業生產經營中管理者的理性和計劃性。

協調的前提首先是管理者面對市場的需求制定合理的生產經營目標，主要特征是在集合個別勞動要素的基礎上，進一步考慮這些勞動要素在時間和數量上的配合，從而實現資源和效率的最大化。

關于協調，法國管理學家法約爾最早在論述企業的管理職能時提出這一概念，他認為“協調就是指連接、聯合、調和所有活動及力量”，即協調是指企業的一切工作都要和諧地配合，以便于企業經營順利進行。他依據企業部門形成的本位主義缺陷，第一次鮮明地提出了協調的機制。在他看來，協調是一種平衡行動，使設備適合于實現生產目標以及確保銷售和生產之間的協調一致。

美國管理學家盧瑟·古利克則把管理職能的理論加以系統化，提出了計劃、組織、人事、指揮、協調、報告和預算的“七職能論”。他認為協調就是為了使企業各部門之間工作和諧、步調一致、共同實現企業目標的職能。

在此階段，企業的生產管理中的均衡生產、流水生產線的組織配合、準時生產體現了要素所有者組織方式“連接、聯合、調和”的主要特征；與協作為主的階段相比，其代表性的創新項目如電機、內燃機、汽車、螺旋槳飛機等已經復雜了許多。依據其管理所呈現出的特征，筆者將這種企業內協調的機制規定為合作者有機構成第二種形式——協調。

隨著勞動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要素所有者的組織經歷了協作、協調兩種形式。但通過上文的介紹可以看到，這兩個階段的要素所有者的組織、合作主要是在企業內部，但隨著生產的進一步演變，這種組織機制開始打破企業的界限，演化形成新的形式——協同。

協同—有序、均衡

勞動生產力的繼續發展，使得企業內部的協調漸漸不能滿足生產、創新的需求，新的要素所有者組織機制逐漸被孕育出來，對于這一趨勢的描述和概括，最初來自于物理學。

德國物理學家，協同學的創始人哈肯1971年發表了《協同學：一門協作的科學》一文，引入了協同學及協同的概念。協同學主要研究遠離平衡態的開放系統在于外界有物質或能量交換的情況下，通過內部協同作用，自發地出現有序結構的理論。協同效應則是指開放系統中大量子系統相互作用而產生的整體效應。對于開放的系統，當外來能量的作用下或特質的聚集態達到某種臨界值時，子系統之間產生相互作用，這種協同作用能使系統發生質變，即從無序變為有序，從混沌中產生某種穩定結構（哈肯，2005）。

協同學和協同效應不只可以應用于物理學和自然界，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社會不斷發展與演化的機制。協同效應所描述的有序狀態是一種具有穩定結構的狀態，這種狀態用經濟學的語言可以視為一種“均衡”狀態。在經濟學中，均衡意味著系統處于一種相對最優的狀態—只有相對最優的組合，才是均衡、有序的。因此筆者認為，經濟學意義上的協同即是一種大系統中的要素相互作用而實現均衡的狀態。協同效應在經濟中的表現則是大系統中可以無限制運動、結合的要素在新能量（技術、資金等）的作用下發生相互作用，趨向于有序狀態。經濟中的協同效應也體現出了協同的重要特征—開放性，這一特征則與當代的創新模式相符合。

美國的Chesbrough教授在2003年通過對現代創新項目的觀察和研究后，提出了開放式創新模式，意指一個組織可以從其外部和內部同時獲得有價值的創意和優秀的人力資源，運用外部和內部的研發優勢在外部或內部實現研發成果商業化，并在使用自己與他人的知識產權過程中獲利。上文曾介紹，在合作者有機構成的協作、協同階段，要素所有者的組織合作局限在企業內部，到了協同階段，要素的無限組合趨勢則使創新體現出了跨越企業邊界、學科邊界的開放性特征。

從科技創新、生產力發展的角度來看，開放性的協同機制出現是必然的。當今的時代是一個 “大科學時代”，意指現代科學技術研究日益需要眾多研究者的合作，一個項目所需的人員、資金、設備越來越多，相應地就更需要高度的組織協調能力和大規模資金支持，二戰前曾經是科研主流的靠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的小組就能得到重要成果的可能性越來越低（賈晉京，2012）。從要素的組合來看，如果沒有跨越企業邊界的協同組合，則很難滿足“大科學時代”對于產品生產和科技創新的要求。以蘋果公司的IPHONE手機為例，它匯集了1000余項專利技術，如此多的專利技術顯然無法由一家公司來完成，蘋果公司則是通過相關企業和科研機構的要素及要素所有者突破企業界限的組合完成了這個技術匯集的過程。

同樣，“大科學時代”的創新成果往往是跨學科的成果。一項關于諾貝爾獎的統計數據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20世紀的諾貝爾獎中，超過40%的發現是在多學科的交叉領域，尤其在20世紀最后25年，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中接近半數都授予了在交叉學科領域作出貢獻的科學家。由此也可以簡單預見，隨著科技的發展，會有更多創新成果出現在學科交融的空白地帶，創新本身對于開放的協同機制的需求日益強烈。

從經濟學的微觀意義上看，協同機制的出現則是因為它可以為要素所有者帶來更多的利潤和利益：協同機制的出現使得要素可以突破企業的界限實現優化的組合，催生出更多熊彼特意義上的創新，可以為要素所有者帶來額外的高額的利潤，這部分利潤也被稱作“合作剩余”。合作剩余的出現在創新本身的要求之外又為促進創新的協同機制的形成提供了額外的動力，也使得協同體現出了不同于協作協調的新特性：協作與協調機制下的企業屬于“外組織”，而協同機制下的企業則與市場中其他企業、單位的優化組合而體現出“自組織”的特性。在協同的自組織中，企業以及與之進行組合、聯合的單位形成一種共生的關系，即進行組合的各方互相提供有利于生存和發展的互助關系。共生關系一方面是協同的狀態形成的結果；另一方面，共生關系因其形成使各方獲得的益處，也反過來成為推動協同進一步深化的動力，促進協同這一穩定狀態的形成。從微觀意義上看，協同是某企業突破自身的限制，在與自身相適應的環境中去尋找有效的資源和要素以使用新技術、實現新的組合；從宏觀來看，則是市場中的單位，以技術、資金、信息等要素進行優化組合的一種趨勢。盡管此前在大型跨行業的壟斷組織中也可以實現這種優化組合，不同于協同的是其僅限于壟斷組織內，仍屬于協調的范疇，且并非整個經濟系統的常態。

根據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組織（企業）的存在即是為了節省交易費用。著名制度經濟學家威廉森則認為交易費用可以區分為：搜尋成本、信息成本、議價成本、決策成本。從這層意義上看，協同的必然產生，也在于可以降低交易費用。子系統企業之間的相互作用，企業中的要素實現跨邊界組合意味著形成新的組織，首先可以節省搜尋成本，其中的子系統不再需要為了新的同類交易尋找新的交易對象；其次由于雙方或多方的共生可以大大節省信息成本；再次，由于新組織的形成，決策變得更加集中?？梢?，從新古典制度經濟學——交易費用的視角，也可以發現從協作發展到協同的必然趨勢。

從協作協調發展至協同，各個方面的原因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一是經濟發展使得各類企業不斷聚集以及城市規模市場不斷擴大，為經濟活動中要素所有者的要素間聯系的增加與深入提供了條件；二是隨著經濟活動中組合的增加導致的要素增加，企業類型愈發豐富，企業間的聯系方式日益豐富；三是生產實踐的豐富和聚集，應用的需求不斷增加，對科技創新不斷提出更高的要求，成為加速這一過程的重要動力；四是信息技術的發展，推動了協同的產生和加速。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信息技術的發展，互聯網的產生使得信息得以幾乎無限高的速度流動和傳播，資金在全球范圍的快速流動也成為可能，同時任何一家企業面對的環境幾乎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實現了最大化。

綜合上文的簡要分析，可以看出協同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合作，相比協作與協調，它所對應的范圍更廣闊。協同機制下，整個經濟系統中要素跨越子系統邊界的組合，使整個系統趨向于有序、均衡。因此本文將要素組合所體現出的要素所有者突破企業邊界的合作、組織而實現要素的優化組合的機制規定為協同，即合作者有機構成的第三種形式。

協同創新及組織運行構想

最早提出協同創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這一概念的是彼得·葛洛，他規定協同創新即“由自我激勵的人員所組成的網絡小組形成集體愿景，借助網絡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狀況，合作實現共同的目標”。葛洛的規定形象地描述了協同創新“協同”的特征以及具有時代特征的交流方式，在概念的創建上具有開創性意義，但此概念規定停留在對現象的歸納、比較上，并未就協同、創新兩個概念進行分析、綜合進而抽象出明晰的概念規定。

基于上文對于創新與協同的解析，本文對協同創新的內涵從經濟學角度進行如下規定：通過協同機制來組織、整合要素所有者使得要素得以優化、有效組合，進而促進經濟學意義的創新來推動經濟發展。

“協同創新”的提出，是在充分認識現代科技和經濟發展趨勢基礎上，針對我國“提升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目標做出的戰略性指導性原則，對我國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戰略指導意義。我國的創新能力在幾十年積累的基礎上有著顯著的提高，但仍存在“瓶頸”。協同創新的提出則是針對的是當前較為關鍵的問題——科技資源的分散和封閉導致的創新能力遇到瓶頸。葉仕滿（2012）提出：科技資源的分散性導致科技生產的封閉性，中國的科研領域患上“自閉癥”，小作坊生產的觀念嚴重阻礙了科研創新。結合存在的問題以及上文對協同創新的解析與闡釋，本文對協同創新的運行組織提出如下構想：

（一）以需求為導向并以解決實際問題為目標

在我國現有的科技創新合作實踐中，校企合作是一個重要的部分。但長期以來，這種合作機制對于創新的推動作用還不夠顯著。國內學者蔡寧等研究了1985-2005年20年發明專利申請量居前列的高?？蒲谐晒麑嶋H轉化率還不到10%，兩者數據反差明顯。而美國硅谷、英國劍橋工業園區、德國巴登-符騰堡、臺灣新竹工業園區、日本的筑波科學城等通過高校成功推動區域產業發展的案例表明，構建高校與區域產業之間合理的內在關系是成功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蔡寧等，2010）。

制約這種合作獲得理想效果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合作中以高校而不是市場或現實生活中的實際需求為主。但是由于高校是多數合作中的主體，這種合作的核心目的與經濟學意義上的創新往往是有所偏差的。

賈晉京提出：從過程角度來看，任何創新都是一個“誰來提出問題 誰來解決問題，靠什么資源，以什么方法 解決方案如何推廣”的序貫過程。其中，“誰來提出問題”環節的核心是如何把某種社會需求具體化為可供研發體系去研究的問題；“誰來解決問題，靠什么資源，以什么方法”涉及到復雜的研究部門體系、研究支持體系等，具體來說其中的主體包括大學、研究所、實驗室的組織運作以及科研政策體系等；“解決方案如何推廣”則與工業體系、商業體系的運作結構有關，最終是個社會結構與社會過程問題（賈晉京，2012）。從現實角度看，我國近些年來的專利申請數量之所以大幅增加并位于世界的前列，制造業的發達與一直在第一線解決實際問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因此，要提高我國創新能力，并以此推動產業升級、提高國內企業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需要從經濟生活第一線中的問題出發，在協同創新指導下的科研和生產實踐中，以市場實際需求為導向，以解決經濟生活中的實際問題為目標。

（二）形成相對緊密的、產權明晰的協同創新組織

現代制度經濟學則認為企業（組織）中的契約是非完全契約，因此存在著的行政管理和命令使得企業內部的交易可以節省相當數量的交易費用。

協同是要素突破原有子系統形成新組織的一種均衡。因此協同機制要求要素所有者形成一個相對緊密的組織，從而節省契約的形成帶來的交易費用。在我國現有的校企創新合作實踐中，多是就某個單一或某系列簡單項目的合作，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屬于完全契約組織，交易費用很高，不大可能出現合作緊密的協同創新組織。如上文所說，當代的創新需要大量要素所有者合作完成，這樣的組織必然將要面對復雜市場環境、龐雜的信息、更多和更重要的決策，松散的、完全契約的創新組織必然會面對高昂的交易費用，因此需要大量的要素所有者以協同機制組織起來。要保證這種組織的存在及發展，建立相對緊密的、不完全契約的協同創新組織是尤為必要的。當然，相對緊密的組織的實現不會一蹴而就，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深化地溝通、交流。

新古典制度經濟學認為，要素所有者合作的目的是合作剩余，和現實中企業的目的相符合。但在理論中，合作剩余的分配是西方經濟學和經濟學爭議的一個焦點；在現實中，合作剩余的分配往往引起諸多利益方面爭議矛盾，導致合作不能持續下去，這種情況屢見不鮮。在協同創新中，熊彼特意義上的創新出現，一定會帶來相當數量的合作剩余。對于合作剩余的分割，是合作雙方關系以及合作能否持久、深入地繼續下去的關鍵。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對產權進行嚴格、清晰的規定，實現外部性的內部化，才能使得協同創新組織中的合作不斷深化和優化。

（三）有效發揮政府作用

上文曾指出，“大科學時代”的創新需要眾多要素所有者和研究者的合作，單個項目所需的大量的人員、資金、設備，因此就更需要高度的組織協調能力和大規模資金支持。二戰中及二戰后，美國在政府的組織計劃下進行協同科研、生產，結果導致了創新成果井噴，至今仍在多數領域處于領先地位。認識到協同機制對創新的重要作用后，發達國家也紛紛通過立法來保護協同機制下企業之間的深入合作，198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國家合作研究法》，將協同創新作為一項國策加以推進；日本政府則在1961年制定了《工礦業技術研究組合法》，該法規定只要被認定為“技術研究組合”，就可以被視作非營利性的特殊法人，并享受若干稅制優惠（劉悅倫、沈奎，2009）。相反，也有一些國家的政府由于沒有發揮應有作用，導致了創新步伐減緩。例如，孕育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英國，在后來的發展中因為沒有高層次的組織、計劃，不能實現大規模的機構協同，在需要更大規模和組織程度更高的教育及研發體系的電氣化和化學工程成為主要創新產業的時候，變得難以跟上時代的腳步，在很多科研領域中的地位一再滑落。

我國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現有體制下，可以發揮政府在一些行業中的計劃、組織作用，將我國擁有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社會組織動員能力強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全社會協同創新的機制優勢。協同創新組織在協同創新指導下的實踐中，需要相關政府部門充分發揮應有的組織、協調、計劃的功能，為與創新相關的要素所有者之間深度合作提供強大的助力。

政府在協同創新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從全局的角度，針對最為需要的創新項目制定發展戰略，并以此為導向組織相關企業、高校、科研單位形成協同創新組織；其次，不同單位在尋找合作伙伴的過程中較難獲得有效的信息，而政府可以利用其信息優勢為創新項目相關單位提供企業合作信息便利；再次，政府可以為協同創新組織提供相應法規及政策支持，一方面解決外部性的內部化難題，另一方面為協同創新組織的形成提供優惠政策。

（四）創建科技信息服務中介

近年來我國科技成果的轉化率較低，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要素所有者之間缺乏溝通的渠道，造成科研、生產單位尋找適合的合作對象的信息成本偏高，創新組織的形成較為困難。因此在此領域中，對科技信息的需求越來越強。但目前我國科技服務中介缺乏，往往高校的科技成果找不到買家，而企業單位也找不到高質量的科技成果進行投資，大大限制了校企、校校、企企之間的深入、廣泛合作?；诖朔N情況，可以借鑒美國斯坦福OTL的工作模式，在具備相應條件的高校設立技術轉移中心。另外，也可以由我國主管教育、科技和經濟產業的部門進行跨部門的合作，聯合成立政府主導性的技術服務中心。通過各類科技服務中心的創建來加大相關單位間溝通的機會，讓信息更加傳遞暢通，從而增加協同創新組織進行合作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1.約瑟夫·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對于利潤、資本、信貸、利息和經濟周期的考察[M].商務印書館，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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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M].人民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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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

7.丹尼爾·雷恩.管理思想的演變[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8.H.哈肯.協同學：大自然構成的奧秘[M].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9.Chesbrough H W.Open Innovation[M]. Boston： Harvard Buniness School Press，2003

10.賈晉京.中國創新能力全球領先嗎[EB/OL]. http：///jia-jin-jing/2012_08_21_92182.shtml，2012-8-21

篇（7）

生產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絕對剩余價值、相對剩余價值和短期生產、長期生產概念是兩大經濟學體系中生產理論的基本概念。這兩組概念雖然在內涵表達和論證方式上有明顯區別，但這兩組概念所描述的生產形式在實現過程中則表現出明顯的相融性。

一、馬克思經濟學關于生產剩余價值的相關論述

（一）生產剩余價值的兩種方法

馬克思說：“我把通過延長工作日而生產的剩余價值，叫做絕對剩余價值；相反，我把通過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應地改變工作日的兩個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產的剩余價值，叫做相對剩余價值?！?/p>

（二）生產剩余價值的影響因素

1.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影響因素

關于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主要取決于工人工作日的界限。工人的工作日長度一定在必要勞動時間以上，否則就不能生產剩余價值。馬克思認為，必要勞動時間只能是工人的工作日的一個組成部分，工人的工作日不會縮短到必要勞動時間這個最低限度。同時，工人的工作日也不能無限延長。其最高界限取決于如下兩點：一是工人勞動力的生理界限。工人的勞動日不能排擠恢復其勞動力的必要的休息時間。此外，工人工作日的增加還存在社會道德界限。工人必須有足夠的時間滿足其精神生活需要和社會生活需要。這些需要的數量和范圍由一般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狀況所決定。因此，工人的工作日是在生理界限和社會界限之內變動的。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第八章《勞動日》的第二至第七個問題中，馬克思論述了英國的工廠主對剩余勞動的貪欲、無法律限制的對勞動進行榨取的英國各個產業、日間和夜間的輪班制度，以及英國工人階級為爭取標準勞動日而進行的斗爭。

2.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影響因素

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要依靠與勞動力自身生產和再生產相關的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普遍提高實現。各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普遍提高，是通過單個資本家追逐超額剩余價值實現的。超額剩余價值，即是單個企業產品的個別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差額。這一差額的大小，取決于單個企業在生產工藝、技術裝備、管理效率等方面領先于社會平均水平的程度。某企業在以上這些方面越是領先于社會的平均水平，其產品的個別價值越是低于社會價值，該企業所獲得的超額剩余價值就越多。隨著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當新的生產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較便宜地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和它的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消失的時候，這個超額剩余價值也就消失”，“因此只有當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擴展到同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有關的生產部門，以致使屬于必要生活資料范圍、從而構成勞動力價值要素的商品便宜時，一般剩余價值率才會最終受到這一整個過程的影響”。所以，勞動生產率的發展和相對剩余價值的增加成正比，和商品價值的降低成反比。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篇的第十一到第十三章，馬克思從協作、分工和工場手工業、機器和大工業三個時期，隨著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具體形式的演變過程。

（三）生產剩余價值的方法之間的關系

關于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之間的關系。馬克思說，生產絕對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一般基礎，同時是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起點。就生產相對剩余價值講，工作日起初就分為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這兩個部分。為延長剩余勞動，就要以較少的時間生產出工資的等價物，從而縮短必要勞動。生產絕對剩余價值只同工作日的長度有關；生產相對剩余價值使勞動的社會組織和技術過程發生根本變革。

二、西方經濟學關于短期生產和長期生產的相關論述

（一）短期生產和長期生產的含義

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在其著作《經濟學》第二編《微觀經濟學：供給、需求和產品市場》第六章《生產和企業組織》中，對短期和長期做了如下的定義：“考慮到時間在生產和成本中所起的作用，我們區分兩種不同的時期。我們定義短期（shortrun）為這樣一個時期，在該時期里，企業能夠通過改變可變要素，如原料和勞動，但不能改變固定要素（如資本）來調整生產。長期（longrun）定義為一個足夠長的時期，以至于包括資本在內的所有生產要素都可以得到調整?！?/p>

（二）短期生產的影響因素分析

在短期內，固定投入要素不變，隨著可變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會出現產出的邊際收益遞減現象。邊際收益遞減規律表明，當其他要素投入固定時，伴隨某一要素投入量的持續增加，新增加的產出越來越少?；蛘哒f，在其他要素投入固定時，伴隨某一要素投入量持續的增加，其每一單位要素投入的邊際產量將減少。同時，薩繆爾森也承認，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是一條可以被廣泛遵守的經驗性規律，而不是一種普遍真理。在論述短期生產時，薩繆爾森以日本的鋼鐵生產對于需求變動做出反應的可能方式為例，說明了短期生產的具體形式。譬如說“日本鋼鐵公司只利用了其高爐生產能力的70%?，F在，由于日本或加利福尼亞的地震導致鋼材的需求量突然增大。為適應鋼材的高需求，該公司當然可以延長工作時間，雇傭更多的工人，發掘工廠和設備的最大潛力。凡在短期內能夠得到調整的要素都稱為可變要素”。

（三）長期生產的影響因素分析

在長期內，當各類投入要素的數量增加時，會引起生產的規模報酬問題。所謂規模報酬問題，即是“投入規模的增加對產出量的影響”問題。薩繆爾森把長期生產的規模報酬問題區分為三種情況：1.規模報酬不變，所有投入的增加導致產出以同樣的比例增加；2.規模報酬遞增，所有要素投入的增加導致產出水平以更高的比例增加；3.規模報酬遞減，全部要素投入的同比例增加導致總產出以較低的比例增加。薩繆爾森分析了在長期生產中，引起規模經濟的重要因素——技術變革。薩繆爾森說：“自20世紀初以來，經濟史所記錄的美國的總產量的增長幅度超過了10倍。這其中一部分歸功于投入的增加，例如勞動和機器。但是產量增長的主要原因還是由于技術變革”。技術變革是指生產勞務與物品的過程的改良，原有產品的革新，或者新產品的推廣。技術變革可以分為工藝創新和產品創新兩種形式。前者是指對原有產品采用改良的或新的生產技術，后者是指新產品或改良產品被推廣。并且，薩繆爾森認為，“產品創新比工藝創新要難以量化得多，但從長期來看，它是提高生活水平更為重要的因素”。在《經濟學》中，薩繆爾森同樣以日本的鋼鐵生產對需求的長期增加做出的反應為例，分析了長期生產的實現方式。在長期中，日本鋼鐵公司可能采用更加有效的生產技術，鋪設軌道聯接，安裝計算機控制的系統，或者建造一個新的鋼鐵廠。當所有的要素均可以調整時，鋼的產量就可以大大增加，效率水平也會得到提升。最后，薩繆爾森概括了生產率、規模經濟和技術變革之間的關系：“生產率由于規模經濟和技術變革得以增長。規模經濟和大規模生產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成為促進生產率增長的最重要的因素?！?/p>

三、絕對剩余價值、相對剩余價值與短期生產、長期生產的相融性

馬克思經濟學中的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問題，與西方經濟學中的短期生產和長期生產問題，從不同的角度概括和描述了社會生產的兩種不同要素使用方式。生產絕對剩余價值與短期生產之間、生產相對剩余價值與長期生產之間，在要素使用方式和各自的影響因素上，具有明顯的一致性。

（一）絕對剩余價值生產與短期生產的相融性探析

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在要素投入方式上主要表現為，在其他要素投入（主要是固定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勞動要素的投入量。在實際生產中，這種生產方式是通過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增加雇傭工人的數量等實現的。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早期，主要是16至18世紀中期，這種生產方式是資本家提高產品數量，增加企業利潤的主要方式，也是企業間開展競爭的主要方式。由于資本家提高單個勞動者的勞動時間、增加其勞動強度會受到生理和社會因素的限制，所以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的持續增加更主要依靠增加雇傭工人的數量。企業所雇傭的工人人數，往往也成為衡量企業盈利能力和競爭地位的主要依據。在那些能夠很容易吸納勞動投入的行業，比如采掘業、資本主義的大農場等領域，這一影響表現得最為明顯。西方經濟學中的短期生產理論，以與馬克思經濟學不同的話語體系再現了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薩繆爾森在其著作中直接以“延長勞動時間、雇傭更多的工人”為短期生產的最典型方式。所以，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和短期生產的相融性表現在，它們都是在固定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通過增加可變要素（主要是勞動要素）的投入而進行的生產。

（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與長期生產的相融性探析

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微觀基礎是單個企業對超額剩余價值的追逐。超額剩余價值的實現，來源與企業產品的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差額。這一差額的大小，究其實質來源于企業的個別勞動生產率領先于部門勞動生產率的程度。單個企業個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往往與企業規模的擴大同時發生。這就意味著，單個企業對超額剩余價值的追逐，從而整個社會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是以企業規模的擴大，即包括固定要素和可變要素投入的全要素投入增長為起點的。從18世紀中后期開始，隨著第一次產業革命的發生和擴展，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越來越依賴于固定要素投入規模的擴大，越來越依賴于采用先進的、效率更高的機器設備，越來越依賴于提高生產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隨著各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普遍的、持續的提高，與勞動者的再生產相關的生活資料生產部門，其產品的社會價值逐漸降低。在這樣的背景下，勞動者為自己生產所需的必要勞動時間減少，剩余勞動時間相應延長，從而全社會的一般剩余價值率提高，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得以實現和增長。事實上，西方經濟學的長期生產理論，不過是以不同的話語體系再現了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實現方式。在長期生產中，為了滿足市場需求的長期、持續的增長，企業會通過調整各類生產要素的投入量進行生產，以此獲得最大的利潤。長期生產的過程，既表現為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也表現為企業在生產中所使用的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產品、工藝的創新。薩繆爾森在其著作中例舉了日本鋼鐵公司通過“增加新的、更加有效的生產工藝，鋪設軌道聯接或安裝計算機控制的系統，或者在墨西哥建造一個新的鋼鐵廠”來滿足市場對鋼鐵需求的持續增長的實例。這一實例既體現了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也反映了企業技術水平的提高。這一實例既是企業長期生產的實現過程，也是企業通過提高自身勞動生產率獲得超額剩余價值，推動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過程。

可見，生產相對剩余價值和長期生產，都需要在較長時期內實現，都需要通過調整企業全要素的投入數量實現，都需要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其在生產中的有效應用實現，都需要通過企業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創新實現。這就是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和長期生產的相融性。

四、研究啟示：實現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研究技術和具體方法層面的融合發展，是馬克思經濟學創新研究的有益探索

誠然，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上存在著明顯差異。就研究對象而言，馬克思經濟學把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作為研究對象。西方經濟學把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作為其研究對象。不過，在經濟學所涉及的研究范圍中，總會有一些共同的概念、范疇、原理，兩大經濟學體系在研究這些概念、范疇和原理時，必然會使用一些共性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事實上，部分國內學者已經注意到了兩大經濟學體系在具體的論證方法上的相通之處。遼寧大學楊玉生教授指出，在經濟科學中，經常存在一些相同的范疇，處理這些相同的范疇，就應該采用相同的分析方法。楊玉生教授特別強調，就價格、利潤、工資等數量關系來講，馬克思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同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沒有根本的區別。

所以，從基本概念和理論，進而從具體的研究技術與方法上探索和論證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相融性，并非本文所獨創。這種相融性已經在國內一部分知名學者中形成了共識。如果我們能夠以客觀的態度和開放的胸襟看待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兩大理論體系之間進行概念、范疇和具體研究方法的比較和轉化，就能夠在明確兩大經濟學體系在階級屬性上的根本區別的同時，對二者的科學性有更全面的認識。在這種認識的指引下，以馬克思經濟學為主體，全面探索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之間共性的、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技術，從而開拓和推動馬克思經濟學的創新研究。

參考文獻： 

[1]馬克思（德）.馬克思《資本論》節選本[M].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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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學中創新的本質

科學從其本質來說,不是不容置疑的一系列結果或知識,而是我們理解實在事物或現象的一種方式。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少,科學是其中的一種(從某種意義上講,宗教也是其中一種而且也重要,但它不是科學),而且它的結果(表現為知識)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科學的目的在于獲得對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的更多的理性認識。自然地、科學的最重要工作就是解釋現實世界中客觀存在的現象,現象的后面隱藏著規律,找到普遍適用的原理或假設或假說(這些理論可以對已發生現象中蘊含的因果關系提出一種合理闡釋,而且往往還能推斷未來可能發生的現象),這就是科學。在目前總共61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中,有24名與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有關(截止2007年)。芝加哥(經濟)學派之所以成為芝加哥學派,不是因為他們反對政府干預或支持自由市場,而是因為長久以來,那里有一些頂尖的思想人物,對真實世界深感興趣,客觀地要多知一點。

科學和技術相比,粗略地說,前者側重于系統的理論,后者偏向于實際的操作。例如,假設一位經濟學家的學術觀點認為輕微的通貨膨脹可以促進生產。如果目標是增加生產,他提出的調控建議可能就包括在經濟體中制造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可操作的技術手段可能就是擴大貨幣供給(現代貨幣數量論的奠基人弗里德曼認為,通貨膨脹“永遠而且處處是一種貨幣現象”,其起因無一例外是政府印制了過多的貨幣)。這是對于科學與技術的內在邏輯要求。

現在說創新。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很多人似乎忽略了創新背后的東西――追求真理。有人大談創新,有人甚至為創新而創新。重要的是如果沒有對科學的信仰和對真理的追求,創新很可能流于形式,創新根源和歸屬于對真理的追求,而創新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只是通向真理的一種手段。事實上手段可能被錯誤地當作目的。阿爾欽的“半點創見也沒有”的評語看似不易理解,然則其涵義無疑是:追求真理、運用科學方法進行研究和創新才能推動科學的進步。

對真理的追求是創新的源動力?？茖W家永遠處于追求真理的過程中而不是達到真理。愛因斯坦說:“科學上沒有永恒的理論?！睘樘剿麝P于經濟現實的真理,經濟學家提出了各種概念體系及理論假說。它們實際上是經濟學家的智力創造,并不是自然存在的或者完全由現實世界所決定的。例如,供求決定價格的理論擁有很強的解釋能力。但我們可以設想,可能創造出另外一套概念結構和理論,它能解釋更多的經濟現象。世界很復雜,而且我們往往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一現象,新角度的發現可能引發科學的革命,這才是科學上的創新。

對于經濟學上“外部性”問題的典型――化工廠生產對工廠鄰居造成污染的問題,人們認為政府應該干預。但科斯提倡獨立思考,探尋真知。他的理論認為:污染問題的本質是產權不清(權利劃分不清)。他指出只要有明確的產權,屬于“市場失靈”范圍的污染問題可能通過市場的力量得到解決,科斯的創新改變了經濟學的版圖。

二、大學的創新與追求真理

在一個國家的創新體系中,大學的創新舉足輕重。學者丁學良曾說:“好的大學是創新之源”。在中國,近年來不少大學也紛紛提出創建“研究型大學”以推進創新,這個方向是正確的。需要強調,大學需要給研究者充分的自由,需要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更需要弘揚追求真理的精神。

對真理的信仰和追求涉及一個國家的歷史、傳統和文化,而現今這個問題對有著悠久道德和人文傳統的中國來說可能尤為重要。在嚴復先生的譯作《原富》(即《國富論》)之前,曾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中國有經濟而無經濟學。在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經濟學也是處于引進和推廣的層次。我們的傳統是注重實用技術和其它經驗的傳承而少有系統理論的構建,思維方式偏向籠統、模糊和直覺而非分析、定量和邏輯。愛因斯坦曾評價“西方科學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以及通過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的因果關系。在我看來,中國圣哲沒有走這兩步……”。在幾乎人人談“創新”的今天,我們更不能忘記追求真理。

在當今世界和可預見的未來,一國的科學技術實力必定為一國核心競爭力之所在。從科學的意義上對“創新”的本質進行分析,有助于我們認清問題和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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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1-0041-01

1 營銷的4P理論

營銷理論是一門應用學科，其理論基礎是經濟學、管理學、心理學等。其基本的營銷觀念受經濟學基本理論的指導和規定。美國營銷理論家菲利普•科特勒在其第九版《營銷管理》中認為:“營銷是個人和集體通過創造，提供出售，并同別人交換產品和價值，以獲得其所需所欲之物的一種社會和管理過程。這一定義包含下列一些核心概念:需要、欲望和需求;產品(商品、服務與創意);價值、成本和滿意;交換和交易;關系和網絡;市場;營銷者和預期服務?！边@里不難看出這些核心概念也是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概念。

從時間上看，在1890年左右，美國經濟學家馬歇爾以單個消費者、單個廠商和單個行業作為分析對象，構建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供求理論是其理論的基石。“準確地說，4P存續于187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這一時間上的巧合性，不是偶然的，正是經濟學理論對營銷觀的影響和啟迪的結果。而從經濟形態來看，縱觀世界經濟發展史，從19世紀后期到1929年全球經濟過剩危機這一時期內，世界經濟的主流是短缺經濟。4P代表了銷售者即生產者的觀點，即賣方用于影響買方的有用的營銷工具。4P理論的出發點是以生產者為中心，4P理論的時代背景是賣方市場，是短缺經濟時代下的產物。4P理論的目的是以企業或生產者的利潤為目標。

2 營銷的4C理論

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營銷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消費個性化、人文化、多樣化特征日益突出，傳統的4P理論已不適應新的情況。 以美國西北大學教授舒爾茨和勞特明教授為代表的營銷專家認為:企業從事營銷必須以消費者為中心，為此他們提出了營銷組合的4C理論，即消費者(Consumer)，成本( Cost)，溝通(Communication)和便利性(Con-venience)。4C理論的提出對傳統4P理論沖擊很大，傳統4P理論是一種企業導向而不是真正的顧客導向，以4P為核心的傳統營銷是一種由內向外的經營思維，本身帶有銷售觀念和以生產為中心的痕跡，而4C理論的經營理念則剛好相反，它是一種由外向內的經營思維，是市場觀念的具體體現。

4P到4C是營銷觀念的變革。傳統營銷理論強調產品(product)、價格(price)，渠道(place)、促銷(promotion)四要素。這種4P理論認為，企業只要圍繞4P制定靈活的營銷組合，產品銷售就有了保證。

3 營銷的4W理論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微觀經濟學是企業經營管理的基礎，既是后者的理論基礎，又是后者的方法論基礎，營銷理論無論是4P和4C理論都是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之上的，雖然在4Ps和4C之后，人們提出諸多營銷新理論，來刻畫知識經濟時代的營銷理論創新，如社會營銷、關系營銷、生態營銷、網絡營銷、整合營銷等，但筆者認為這些觀點確實有創新，但它只反映了知識經濟時代營銷理論創新的某一特征，具有啟發性但也具有片面性，因為它們均是對實際營銷現象的經驗總結，缺乏相應的經濟學理論的支撐。近年來，隨著人類社會邁入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學理論也不斷發展，一些學者通過分析新古典經濟學的純生產者與純消費者的兩分法的局限性，提出了生產――消費者全新的分析單元，提出了4W理論，有的學者甚至認為4P是第一代營銷理論，4C是第二代營銷理論，而4W是第三代營銷理論，4W是4P和4C理論內在邏輯發展的結果。

筆者認為，如果從營銷學的主要理論基礎經濟學的理論發展來看，或者從4P和4C的基本理論方法與實務來分析的話，4P和4C理論在本質上是屬于同一邏輯結構中的同一論，即4P和4C的理論基礎都是新古典經濟學。4P和4C理論兩者最大的共同點，都是以一個獨立的觀察者來觀察市場營銷，4P以生產者的角度來演繹出一套營銷理論，4C以消費者為出發點來發展出一套營銷理論。這也是4Ps的營銷近視癥和4C理論的營銷遠視癥局限性存在的原因，這一原因的存在可以追溯到經濟學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致命缺限是4P和4C理論局限性存在的根本原因，也是4P和4C存在的理論基礎。

眾所周知，目前流行的微觀經濟學著作或教科書的流行寫法，是以馬歇爾對需求和供求的狹義解釋為基礎。新古典學派創始人馬歇爾在1890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中，利用供求、邊際分析和局部均衡方法對古典經濟學加以形式化，形成新古典微觀經濟學框架。該框架有三個基本的假設:第一是純消費者與純生產者之兩分;第二是馬歇爾對需求和供給這兩個概念的狹義解釋以及他對這兩個概念在經濟分析中的核心地位的強調;第三他用規模經濟概念替換了專業化經濟概念。純消費者與純生產者兩分法是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奠基石，它使得“邊際學派”得以興旺，為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在理論與方法上構建了較為厚實的基礎。兩分法是分解方法在經濟學中的體現與應用，被當作微觀經濟學分析柜架的標準構件，新古典經濟學及其現代形式成就卓著，但由于其純消費者與純生產者之兩分這一致命缺陷，從而導致4P和4C理論存在相應的理論局限性。如果我們采用一種接近現實的框架，用消費――生產者代替純消費者和純生產者，其中每個人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則每個人都可以選擇一種職業，這就決定了他買和賣什么。在這種框架里，在選擇不同職業的個人之間，消費者-生產者的地位是對稱的，因此，不存在純消費者地位與純生產者地位之間的不對稱。

從經濟學的理論發展的邏輯來思考市場營銷理論的發展，筆者認為第一代營銷理論(包括4P和4C)應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的營銷理論，或稱為單贏營銷理論或優化營銷理論，第二代營銷理論(4W)稱為新興古典微觀經濟學的營銷理論，或稱為共贏營銷理論或博弈營銷理論。筆者將之概括為4W營銷。4W并不否定4P、和4C，而是在4P和4C基礎上的總結和擴展，4C比4P進步的觀點有二:一是觀察市場營銷的角度從生產者轉到消費者，這意味著“獲勝的公司必將是可以方便地滿足顧客需要，同時和顧客保持有效的溝通”，與4C相比，4W是從生產者――消費者、生產者――政府、生產者――供應商、生產者――環境四個范疇來全而審視市場營銷，4W認為獲勝的公司必將是可以方便經濟地滿足生產者、消費者、政府、環境、供應商的需要，同時形成生產者和消費者、政府、環境、供應商雙贏的結果?？傊?，4W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產物，知識經濟與工業經濟時代相比，它關注和解決的核心問題是磋商、共贏、合作、參與、學習、分散、柔性。4W是一種新的市場營銷理念，其與4P與和4C相比，它更符合建立在市場規則，公共利益認同之上的合作這一新經濟觀。

綜上所述，4P，4C，4W營銷組合理論它們之間的關系應當這樣理解:它們不是取代的關系而是完善和發展的關系，它們都有深刻的微觀經濟學的淵源。由于企業層次不同，情況千差萬別，市場及企業營銷還處于發展之中，因此企業在了解、學習和掌握這些理論的同時，根據企業的實際，把三者結合起來指導營銷實踐，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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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國經濟學的創新有三個來源：中國的經濟現象、了解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發展階段特性的不同、用西方主流的范式來研究。

揚棄西天取經

研究中國問題，要有一種長足心態，必須把現有理論拋開，深入研究中國經濟現象背后的條件是什么，決策的目標是什么，應該采取怎樣的措施等。從西天取的經，都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所提出來的，看似對發展中國家問題解釋得很好，但如果真的應用，結果將與預期相差甚遠。原因在于理論是否適用，決定理論的條件和前提是否存在。

現有的理論不能指導我們更好轉型，發展中國家永遠趕不上發達國家，因為發達國家發展的是先進生產力，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是落后生產力。根據主流理論去轉型，開始可能建立起一些現代化的大產業，但很快經濟會陷入到停滯。要揚棄西天取經，因為西天取的經來自于發達國家，也必然是以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社會制度等為理論前提，中國強行嫁接只會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

要實現中國經濟理論的創新與發展，應該在發展中國家，根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現象，了解其背后成功和失敗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而提出新的理論必須要有繼承與揚棄。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學界要進行理論創新與發展，就必須深入研究中國的經濟現象。因為新的理論總是來自于新的現象，但中國的現象如何來理解，一個是必須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因為講的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作為發展中國家，研究當然是希望前進，必須從基本道理中尋求認識。一個是以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和范疇來進行研究。只有以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范式研究出來的成果才能和世界經濟學界進行交流溝通。

引入自生能力

認識到中國問題不能完全用西方主流經濟理論來研究以后，就可以開始對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與西方主流研究方式的結合點是在要素稟賦和結構上。一個國家要在產業上、收入水平上趕上發達國家，前提條件是其要素稟賦結構要趕上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稀缺，所以應該想方設法增加資本在其稟賦結構中的比例。這就必須利用其現有的要素稟賦結構，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最有競爭力的產業，創造最多的剩余和最快的積累，從而提升要素稟賦結構。要素稟賦提升以后，原來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會失掉比較優勢，而新的優勢產業也會涌現，這樣產業升級就變得可能。另外，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有自生能力的企業決定了是有比較優勢的企業，隨著資本積累增多，將成為資本密集型產業。

新經濟結構理論中把企業自生能力引進現代經濟研究領域。引進企業自生能力概念以后，對發展、轉型以及經濟運行都會有很多不同看法。

從發展的角度看，經濟發展的目標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這就要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需要企業從勞動相對密集的產業向資本相對密集的產業不斷轉型升級。轉型升級的前提條件是，如果是內生，就必須改變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要素稟賦狀況，根據每個發展階段的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來推動經濟發展。從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有競爭優勢就會產生剩余，有剩余才會有更高的積極性進行積累，資本從相對短缺變成相對豐富，然后產業就會不斷升級。

從轉型的角度來看，企業自生能力概念可以對很多轉型現象中的一些矛盾現象提出合理解釋。比如，轉型中的國家開始轉型的時候，認為休克療法是最好的方法，漸進雙軌是最糟糕的方式。但是如果有了企業自生能力這個概念以后，會發現在轉型之前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政府按照休克療法補貼的話，這些產業就會，之后會造成極大的失業，社會不穩定，經濟不發展。任何當局者都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發生，無論是把補貼都取消掉還是繼續補貼，效率都是很低。漸進雙軌被認為是最糟的方式，但同時又最務實。漸進雙軌是一方面政府給予企業補貼，另一方面放開比較符合當時發展狀況的企業的準入，不僅準入，而且發揮政府的因勢利導作用，實現經濟穩定和高速增長。

認識階段特征差異

在不同發展階段國家，金融結構、人力資本、貨幣政策是不一樣的，經濟運行理論創新與發展路徑會有所不同。

發達國家資本密集，產業技術升級必須依靠發明，這其中風險很大，所以必須有良好的金融安排。這對發展中國家并不好使，發展中國家有自生能力的企業，一般勞動力較密集，資本需求少，且風險生產的產品成熟。所以發展中國家的風險和資本需求與發達國家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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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學 資源配置 公司治理

從經濟分析的角度來考察公司治理問題，就是要探究由公司治理制度所支持的公司資源配置對公司績效和整個社會經濟的影響。公司治理理論所賴以建立的經濟學基礎決定了該理論對公司資源配置的認識，決定了其相應的公司治理制度。經濟學基礎是公司治理理論差異的源頭所在。股東至上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與組織控制理論作為三種主要的公司治理理論，實際上分別建立在不同的經濟學框架之下，有著不同的微觀基礎，因而對公司資源配置及其相應的治理制度有不同的觀點主張。

基于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的公司治理理論

20世紀早期公司經濟開始興起之時，新古典經濟學早已占據了主流經濟學的地位，大批經濟學家所接受的教育使他們堅信市場在資源配置的效率方面總是最優的，習慣于把完全市場理論作為經濟效率的基準。新古典經濟學的資源配置觀就自然成為主流經濟學家所主張的公司資源配置的基礎思想，而公司資源配置觀又構成公司治理理論的基礎。

（一）交換活動與新古典資源配置觀

在西方經濟思想嬗變的過程中，當古典經濟學的統治地位被新古典經濟學取而代之后，經濟學的研究重心就由生產領域轉向了交換領域。主流經濟學家視交換活動為最主要的經濟活動，并致力于研究所有互利的交易機會的條件，以實現現有資源的最優配置，互利的交換過程成為主流經濟學家視閾中改善經濟績效的唯一方式。主流經濟學家對交換活動特征的抽象認識成為新古典資源配置觀的基石，進而成為建立在新古典資源配置觀及其變體基礎上的公司治理理論的微觀基礎。

新古典經濟學家對生產領域的研究持敵對態度，力圖使生產服從于交換，并將交換活動的特征抽象為即時的（現在的行為不影響將來）、分立的（個體的獨立行為）和確定的（至少是可計算的），由此產生了將資源配置視為可逆的、個體的和最優的資源配置觀?？赡嫘允侵脯F在的資源配置不會對未來的資源配置產生影響，即當期行為只產生當期效應；個體性是指資源配置和收益的性質允許每個經濟參與者以其認為適當的方式開發和利用生產資源，而與經濟中其他個體的決定和行動無關，即個人行為完全獨立于其他人；最優性是指資源配置過程無非是在一定的市場和技術約束條件下，對不同經濟結果進行選擇，即資源配置過程就是在所有可能出現的結果都是已知的前提下，從中選擇最優的?？梢?，主流經濟學家在對交換活動特征進行抽象的基礎上，由交換活動的特征邏輯演繹出新古典資源配置觀。

（二）新古典資源配置及其變體與公司治理

在由交換活動的特征邏輯演繹出新古典資源配置觀的基礎上，主流經濟學家認為如果資源配置是可逆的、個體的和最優的，那么現有資源的最優利用就只能通過完全的資本、勞動和產品市場實現，即保證資源自由流動的完全競爭市場是最有效率的。在將新古典資源配置思想運用于公司資源配置時，出現了兩種情況：第一種是將整個新古典資源配置觀完全運用到公司資源配置，并演繹出對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認為理想的公司治理制度是能夠支持經濟資源自由流動的制度條件，而且各種制度條件的相互結合，將確保經濟資源配置的市場控制，股東至上理論即是能夠支持公司資源配置由市場控制的公司治理理論，因而股東至上理論實質上是新古典經濟學在公司治理中的體現和運用。第二種是新古典資源配置觀的變體，通過引入“企業專用性投資”概念，突破了新古典資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設，但仍然延用其個體的和最優的假設，進而邏輯演繹出公司治理制度的改革方向，是要保障在進行收益分配時，對進行企業專用性投資的參與者提供適當的激勵，利益相關者理論在此思想基礎上應運而生。可見，股東至上與利益相關者理論作為當前公司治理爭論中的主要理論觀點，實質上都是新古典資源配置觀全部或部分運用于公司資源配置的產物，這就決定了兩種公司治理主張必然有共性也有個性，其共性與個性的根源也都能夠一目了然。要深入理解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的兩種公司治理理論差異的源頭、共性與個性，還需要對兩種理論的共性與個性做進一步的評價，進而奠定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

（三）股東至上理論與利益相關者理論評價

如前述分析，股東至上與利益相關者脫胎于新古典資源配置觀及其變體，因而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核心問題及其對經濟績效的理解成為兩種公司治理理論共性的源頭。從研究方法來看，兩種治理理論都是采用新古典經濟分析的靜態分析方法，專注于研究公司現有資源的靜態最優配置。從研究的核心問題來看，“剩余分配”問題是兩種治理理論的核心關注點，其重點在于誰得到剩余收益，及這種剩余分配會對公司業績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從對經濟績效的理解來看，由于股東至上理論是新古典資源配置觀在公司資源配置中的完全運用，因而堅持以完全市場理論作為經濟效率的基準，認為能夠支持公司經濟資源自由流動的“市場控制”型治理是最優的；利益相關者理論通過引入“企業專用性投資”概念，突破了新古典資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設，但并未說明產生“企業專用性”的原因及其動態變化過程，因而利益相關者理論所倚重的公司資源配置概念未能超越新古典靜態資源配置觀，其對經濟績效的理解仍然是以市場績效為基礎，并主張以公司治理制度作為市場的補充，對進行“企業專用性投資”的個人提供適當的激勵，以防止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抑制。

兩種公司治理理論在共性凸顯的同時，各自都存在鮮明的個性特征。具體來說，由不同的資源配置觀所孕育的相應公司治理理論的獨有個性可以歸結為對委托關系的認識差異、對企業本質的認識差異、公司經營目標差異及公司治理改革主張差異四個方面。

首先，從對委托關系的認識差異來看，股東至上理論基于新古典資源配置觀及私有財產的傳統邏輯，認為股東是唯一的委托人，倡導維護股東權益，防止經理層對股東權益的侵蝕，形成了在股東對管理層的經典委托框架下分析公司治理問題的研究范式。利益相關者理論引入人力資本理論中的“企業專用性投資”概念，在突破新古典資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設的同時，也突破了對委托人范圍的認識，委托人不再僅僅局限于股東，而是包括所有進行了企業特定投資并為此承擔風險的所有參與者（所有利益相關者），因而管理層作為公司所有利益相關者的人，其責任范圍應包括公司所有利益相關者團體。

其次，從對企業本質的認識差異來看，股東至上理論將企業視為純粹的“投入產出轉換器”，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黑箱”。利益相關者理論由于強調個人進行的“企業專用性投資”對于財富創造的重要性，因而將企業視為不同生產要素所有者的“契約聯合體”，認為企業正是通過實物和人力資產的組合才形成了“集體生產力”。

最后，從公司經營目標來看，股東至上理論堅持認為公司的目標就是要實現股東價值的最大化，倡導在實現股東利益的同時，必然對整個經濟體系績效的提升也是有利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凸顯個人進行的“企業專用性投資”對于財富創造的重要性，認為公司應讓所有進行了企業特定投資并為此承擔風險的所有參與者價值最大化。

由上述分析可見，新古典經濟學家在將其視閾囿于交換活動特征分析的基礎之上，邏輯演繹出新古典資源配置觀。在探究公司資源配置時，新古典資源配置觀或其變體被運用于公司，進而孕育了共性與個性都鮮明的當前公司治理爭論中的兩種主要理論觀點―股東至上理論與利益相關者理論。

基于創新經濟學分析框架的公司治理理論

奧沙利文（O’Sullivan）的組織控制理論則不落新古典經濟學的窠臼，直接以創新經濟學為基礎，建立起與上述兩種理論針鋒相對的治理理論，給公司治理理論研究帶來了一股清風。本部分將對組織控制理論的邏輯演繹過程及其觀點主張進行分析和評價。

（一）創新與創新型資源配置

創新的特征是奧沙利文（O’Sullivan）建立其公司治理理論的邏輯起點，她將創新的特征歸結為一個具有累積性、集體性和不確定性的過程。累積性是指創新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學習過程，生產質量更高、成本更低產品的學習是通過一個累積過程形成的；集體性是指集體學習過程中的個人學習受他人學習的影響，并能合成一個新的、集體性的知識；不確定性是指進行創新的企業因學習過程可能未取得成功或無法取得競爭優勢而獲得回報，因而面臨著生產的不確定性與競爭的不確定性。創新型資源配置建立在創新特征的基礎之上，是對支持創新的資源配置特征的概括。創新是集體的、累積的和不確定的，就意味著對創新進行資源配置必須經由一種三位一體的過程：開發性的―必須毫無顧慮地將資源投入到收入不確定的投資項目中去；組織性的―收入是通過人力和物質資源的整合產生的；戰略性的―資源的配置要能克服現有市場和技術的條件限制。

（二）創新型資源配置與公司治理

奧沙利文（O’Sullivan）認為，能夠催生創新的資源配置過程所具有的開發性、組織性和戰略性，意味著支持創新的公司治理制度必須滿足三個條件：財務承諾、組織整合和內部人控制，這三個條件將分別為企業創新提供制度支持。財務承諾制度使企業組織能夠獲得進行生產資源開發和利用的資金來源，并一直持續到可以產生收益、企業可以借此收益提供的財務流動性生存之時；組織整合制度對置身于企業內部復雜勞動分工中的參與者提供激勵，使其將技能和精力投入到企業目標的實現中去，將人力和物質資源整合到開發和利用技術的組織過程；內部人控制制度保證公司資源配置和收益的控制權掌握在與產生創新的學習過程結為一體的決策者手中。沒有支持組織整合、財務承諾和內部人控制的治理制度，企業就不能通過對集體學習過程的戰略投資產生創新。

（三）組織控制理論評價

組織控制理論以創新活動的特征為邏輯起點，由創新活動的特征分析得出支持創新的資源配置特征，進而邏輯演繹出對支持創新的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梢?，組織控制理論的邏輯演繹過程與新古典框架下兩種治理理論建立的邏輯演繹過程截然不同，這就決定了其研究方法、研究的核心問題、公司經營目標、公司治理改革主張，都必然與新古典框架下的兩種治理理論―股東至上與利益相關者背道而馳。

首先，從研究方法來看，組織控制理論運用的是動態分析法。組織控制理論直接以創新活動作為理論的出發點，創新型資源配置的動態性質與新古典靜態的資源配置觀截然對立，相應的其動態研究方法與新古典的靜態研究形成鮮明對比。

其次，從研究的核心問題來看，組織控制理論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剩余生產”，探究如何通過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來生產剩余收益。基于創新經濟學的組織控制理論將研究的重心由新古典的交換領域轉向生產領域，集中關注生產領域中的創新活動，建立支持創新的公司治理制度以產生持續的剩余收益。

再次，從公司經營目標來看，組織控制理論視閾下的公司經營目標是企業的長期穩定和成長，對企業的委托關系并不強調，因而公司的經營目標不是建立在對委托關系認識的基礎上，而是直接以其聚集的創新活動為基點，通過持續的企業創新來實現企業的長期穩定和成長。

最后，從公司治理改革主張來看，組織控制理論視閾中理想的治理制度是由財務承諾、組織整合和內部人控制這三個制度條件相互結合所形成的對知識和資金的組織控制，從而支持企業持續的創新活動，這顯然與新古典框架下主張保障公司經濟資源自由流動的市場控制截然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