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學社會實踐總結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新聞學社會實踐總結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如何改變新聞教育脫離現實的現象？

如何面對眾多院校設置新聞教育？

在這里“拷問傳媒教育”的是業界的有限需求，每年傳媒學科畢業的大學生相當多的到不了傳媒業界工作。業界需求過剩是原因之一，但在需求范圍內業界也招收了不少其他學科的學生。是合理還是不合理？但不管如何，作為傳媒教育界我們自身要反思的是：我們的傳媒教育還有什么缺陷？我們的學生是否深受業界歡迎了？

特別需要引起我們關注的是，在“有限需求”的大環境下許多院校卻依然瞄準傳媒教育，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涉足傳媒教育的院校已有660多家，出現有條件上沒有條件也爭著上的現象，而且還有繼續擴大規模之勢。

作為有志和有能力從事傳媒教育的院校，一定要確立這種觀念：業界對新聞人才的要求就是我們新聞教育培養的目標。那么，從業務的角度來看業界需要的是怎樣的大學生呢？應該是三項創新能力兼備：具有適應新聞內容創新的過硬的語言文字表達能力、以新的視覺和方法洞察社會的能力、把握新聞發展趨勢的創新能力。反思我們新聞教育的缺陷，可從拷問“三項能力”掌握的狀況入手。

如何滿足業界對“上手快，后勁又足”的人才需求――

強化三項創新能力，培育具有綜合素質的通用人才

有的人談到新聞學畢業生時往往用“上手快，后勁不足”來概括，我不太主張籠而統之去評說，因為有相當多的新聞學畢業生是很不錯的。但“上手快，后勁不足”的問題的確比較突出。早些年，我就碰到過這種情況。一位我認識的記者，進報社很快就上手，寫的消息、通訊很規范。相反的一位中文系畢業的學生，開始寫稿時不是缺這個要素就缺那個要素，不規范。但一年多之后，卻發現這位中文系的學生超過了那位新聞學畢業生。原因是這位記者中文功底好，一進中文系，老師就要求學生一年寫100篇作文，強化寫作能力。為了寫好文章，又得讀很多書。他來到報社后中文功底是過硬的，缺的只是新聞的基礎知識，而這些基礎知識目前仍比較淺薄，只要花點時間比較快就弄通了。一旦掌握了新聞規律很快就上手了，加上中文基礎的強勢，后勁就激發出來了。相反的，同來的新聞學的學生，如果沒有強化中文基礎訓練，開始時雖然上手快，但時間一久后勁不足就顯現出來了。當然，中文基礎同樣是可以補課的，但中文的硬功夫并非短時間內能掌握，在學校時就要把握好最好的時機練好扎實的文字基本功。又比如學社會學的人，他可能有豐富的社會學知識，如果又有過硬的文字功夫，只要有志從事新聞工作，也許是搞新聞的好材料。我們的新聞專業的學生，如果只是為了消極對應教學大綱的要求，應付考試拿個好成績，不下苦功夫練好文字基本功和掌握較豐厚的知識，就有可能出現“上手快，后勁不足”的問題。同樣，新聞學畢業的學生也有不少上手又快又有后勁，這與他們全面領悟了新聞人才需具備的基本素質，下功夫練好三項基本能力有關。

有的人也許會說，既然這樣還要辦新聞學專業干什么？我認為不是不要，相反地要強化。新聞學的教學科研水平整體要提高，增設從新聞單位實踐中提升起來的創新理論課、更有厚度的課，要學得更深一些更專一些更系統一些，使學生具有“把握新聞發展趨勢的創新能力”。這是新聞學的優勢。

同時，對新聞課程與其他學科的比例要調整，四年本科的學習畢竟課時是有限的，因此對課程課時要進行合理的設計，原有的教材要疏理，該刪改的要刪改，比較淺顯的理論課可以合并，騰出一定的時間去強化另兩個能力，也就是“具有適應新聞內容創新的過硬的語言文字表達能力、以新的視覺和方法洞察社會的能力”。在信息快速傳播的今天，在各報都開辟“報料熱線”的情況下，獨家新聞越來越少，新聞的競爭常常體現在問題切入的角度和文章的品位，從過去的只是把事實報道出來，變成傳播觀點、理念、思想，以獨特的視覺穿透力感悟影響讀者。記者要從事實的披露者、信息的傳遞者，往社會分析員乃至引導社會變革的評論家的角色轉變。新聞采編人員要有很強的分析能力、策劃能力。培養這方面的能力，僅僅靠新聞專業方面的課程是不夠的，要擴大課程的基本面，增加社會學、人文科學等領域的課程，擴大學生知識視野。除了課堂教學之外，還要根據三項基本能力的要求引導學生課余之后學習的走向。從掌握知識來說，學生不能只接受課堂上學到的知識，也不能完全依賴網上知識。現在學生喜歡上網，很快接收到各類信息，這是好的一面。但光從網上接受知識是不夠的，一定要花時間讀書，補充課堂教學的不足。要下點功夫學經典著作，包括歷史經典和現實經典。歷史經典就是過去流傳下來的有價值的著作，包括古今中外的經典著作。現實經典主要是那些反映、解讀社會現實問題的優秀作品，這些作品有助于學生全面認識當前的社會問題，培養學生新聞敏感及分析能力。有了三項基本能力，就會使業界在用人的過程中感受到新聞學畢業出來的人搞新聞就不一樣，擴大對新聞學人才的需求。

如何適應業界對專家型人才和復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營造自由成長環境，從通用人才中派生出特殊人才

為什么不少新聞單位只是招一部分學新聞的，還招中文學、哲學、法學、歷史學甚至理工科的？有客觀因素，也就是與媒體內容往多樣化的發展有關，比如不少報紙有財經版塊、法律版塊、文藝版塊、體育版塊等，相應地招收了一些相關的人才。但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還有與新聞教育缺乏“自由（自我）發展”環境有關。如果有一個良好的“自由（自我）發展”的環境，培養出來的是創新型和有良好的功底的人才，專業版塊也是可以由新聞學畢業生擔綱的。現在傳媒的專業版塊越來越多，如果新聞院校的畢業生成不了業界的主角，讓可要可不要之勢泛濫下去，將嚴重影響到整個新聞學科的社會價值實現，對新聞院校的學生來說無疑是一種悲哀。

作為一個新聞單位,各種人才都是需要的。現在普遍認為復合型人才比較緊缺，另外就是專家型人才。有的專欄專版做得不專業，業界就從相應的專業中去挑人。雖有專業能力，但未必有新聞眼光，也未必能做得好。當然，也有些做得不錯的。有的院校還考慮設立專門培養專門人才的專業，比如專門培養財經記者、法律記者，等等。這樣做，會不會使學生的就業門路更小了呢？當年不缺這類人才的傳媒單位就有可能不會去要這種專才，而且報社內部的采編人員經常是內部流動的，只是專才而不是通才也會影響報社對這類畢業生的選取。對大多數新聞院校來說，設立專業類的新聞專業也是不容易做好的，師資力量不足，教學的質量無保證。更為重要的是，學生高中畢業考大學時并不成熟，盲目性較大，進了大學一段時間后才明白自己的興奮點在哪里，才能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因此，大學新聞理論教育應在培養具有三項基本能力的“通才”的基礎上，讓學生根據自己的愛好和志向自由（自我）發展成通用的記者、專業型乃至專家型的記者或是復合型人才。新聞通用人才都必須有三項基本能力，然后根據各人的具體情況和愛好興趣進行選擇，讓其自由發展、自我發展。比如，有的學生有志成為財經記者，他可以選修經濟理論，可以有意識到經濟業界實習。總之，各有所好，各得其所。這樣的學生，既可作通才來用也可作專才來用，就業面更寬。

傳媒的復合型人才在學校里是形不成的，就業實踐之后才能逐步顯露，并通過采編、經營等多崗位交流實踐，多種能力兼備才能形成“復合型”。但學生個人的性格、愛好及其在日常學習、工作、社會活動等方面的表現，能顯示出某些綜合能力的雛形，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其未來的發展趨勢，學校可因勢利導，在社會活動策劃能力的訓練等方面提供良好條件，學生也可根據自己的實際自覺參與社會活動和技能訓練，為往復合型發展創造條件。另外，有一些跨學科的學生，比如學新聞再輔修經濟管理，或本科學管理學、研究生讀新聞學等，也往往具有復合型的潛質，容易找到工作。

為了培養好通才，并讓其中一部分人往專門人才和復合型人才發展，學校既要有對某些項目的硬性規定，又要積極營造自由發展的環境。自由寬松和積極引導并重對各類人才的培養是非常重要的。形成三項能力的基礎理論是強硬性的學習，專業課和有利于強化這三方面知識的課程學生一定要上，涉及這三方面能力的實踐學校也要認真組織實施。其他方面的能力，可以根據各人的情況自由性地學習和發展。如果一下子就把自己設計成專家型或復合型，而沒有扎實的經典理論和必要的實踐墊底，就有可能成為脫離新聞的“專家”，復合型也可能是“萬金油”型，新聞單位用不上。硬性的學習課程不是應付式的課，而是一定要讓學生能得到收獲的課，因此課程內容的設置和老師的教學是十分重要的，要由優秀老師通過創新的理論教學，將學生帶入嶄新的領域中去。

在營造發展空間方面，學校的專業課與一些很有意義的講座要錯開，要學生有機會參加。要有較充分的時間讓學生選修喜歡的專業類課程，以有利于往特殊人才方向發展。

如何改變新聞教育脫離現實的現象――

走進業界，尋找解決問題的切入點

新聞教育與新聞實踐之間脫節的問題比較突出，說到底，新聞是操作性、實踐性很強的學科，高校要培養出好的新聞人，一定要了解媒體和社會。

要通過案例教學和社會實踐，來改變目前新聞課程存在脫離實際的問題。老師在上課中應多穿插媒體的實戰案例，還要經常邀請業界有影響的人物來上課或開講座，讓他們將多年積累形成的真知灼見帶進高校，傳遞給學生，彌補高校的不足。

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學界要主動走進業界，尋找教育與實踐的結合點。例如，暨南大學與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正在打造的“暨大準記者南方訓練營”，就是試圖從這里找到切入點。合作雙方決定，從暨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挑選學生作為“準記者”，以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作為訓練基地，請南方報業有豐富實戰經驗的采編人員對“準記者”進行新聞實踐案例教學，并組織“準記者”參與重大采訪活動，進行實操訓練。具體步驟：第一階段培訓。在暨南大學新聞學專業二年級本科生中選拔學生，加上幾名研究生作為“準記者”，聘請南方報業采編策劃精英為訓練營開設系列講座課程。時間為4至6月。第二階段實戰。訓練營成員分成若干組，利用課余及暑假，分赴南方報業旗下南方日報、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21世紀經濟報道、南方農村報和南方月刊等媒體，參與重大采訪活動，檢驗和應用所學理論知識，全面鍛煉采編和社會實踐能力。時間7至9月。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人力資源中心對“準記者”實習期間的表現進行考核，并建立聯系檔案，長期追蹤考察，從中挑選優秀人才。第三階段總結推廣。開展訓練營成果報告會，總結經驗，擴大宣傳，塑造品牌，準備和籌劃下一期訓練營。

媒體與學校聯手加強雙方在理論教學和新聞采編實戰方面的互動及深度合作，深入系統總結國內領先型媒體的新聞運作理念與案例，將推動學院的傳媒科研工作及學科建設，促進教材創新和新聞教育改革，改變教學當中與新聞現實脫節的現象，有利于學生的培養。二年級學生期未參加訓練營培訓，可在南方報業這樣的媒體軍團中補上案例教學、實踐教學這一課，有效鍛煉提高思維能力、創新能力和策劃能力。在實踐中暴露出自身存在的問題，還有兩年在校學習時間可以更加有針對性學習和彌補不足。

如何面對眾多院校設置新聞教育――

在整合中，往培養媒體人才和泛媒體人才方向分流

近年來，中國新聞教育發展非常迅速，但發展的速度過快，出現了粗放化擴張的問題,并使已經供大于求的狀況愈加嚴重。

知名度不高的一般院校的傳媒專業畢業生，要在新聞單位里找到工作很難。面對這種局面怎么辦？我認為，只能面對現實，尋求新的出路，可以進行“泛媒體就業”，即進入與新聞傳播專業相關的非傳媒單位工作。比如，進入企業從事內刊、職工電化教育、廣告策劃等方面的工作，還可以進入其他行業從事文化傳播、宣傳、新聞管理、新聞發言人、公關等方面的工作。新聞傳播專業的畢業生在這些行業完全用得著，只是目前用人單位還不太了解，大學生也將主要選擇盯在傳媒單位，供求雙方都存在誤區。只要加強溝通，并不斷有人在起示范作用，我們的畢業生將來在這里可以找到大有可為的平臺。

篇（2）

2008年的傳播學理論研究焦點大都與這個年份的特別之處有關。首先，2008年時逢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因此，傳播學界在本年度對中國傳播學理論研究30年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集中的總結反思，并提出多種因應之策；其次，2008年出現了如冰雪災害、3·14事件、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響力社會事件，結合這些事件對傳播理論與實踐進行概括與總結，或針對這些特殊鮮活現象探討具有中國特色的傳播理論發展之路，是本年傳播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一、中國傳播學研究30年：實績、困境與反思

有多位學者撰文提到，經過30年的發展，傳播學在教育建制上已經成為國家認可的一個“學科”；如果從相應教研機構、論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標衡量，儼然已是一門“顯學”。有學者用極其概略的方式總結了大陸傳播學研究的實績：傳播學界出版了諸多較為完整、系統的本土教材；西方經典的引進和譯介亦頗具規模；理論方面的著論已從西方學術介紹轉入本土化應用階段；在部分領域已經產生了一些較為出色的學術成果；實證研究逐步普及，對資料及研究邏輯較為重視。

不過，和許多學者總結大小媒體30年歷程時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現出的明顯激動與興奮相比，很多學者對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現狀并不持“自豪”和“樂觀”的態度——更有學者把自己回顧傳播學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為“一半是驚喜，一半是驚恐”——這些說法啟人深思。下面將他們的反思進路大致地分為兩類，分別加以概述。

一是通過知識社會學意義上的批判性考察，著眼于中國大陸傳播學知識的歷史建構過程及其得失。

回顧傳播學引入中國的第一個10年，批判學派的“夭折”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親身傳播、學者們原有的知識局限等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卻是知識生態的壓力。這種知識生態直接受制于意識形態的壓力，“這種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時的傳播研究主體被迫采用雙重標準的研究策略：對外批判主義，對內行政主義。”時至今日，這種雙重標準的研究策略遠未絕跡。有些學者的觀察可謂犀利：“有機會的時候，中國學者能夠將批判理論運用得相當嫻熟，簡直可以說是如說家珍。”

“傳播學本土化”問題自傳播學引入時就開始困擾中國傳播研究者。有學者以反思傳播學研究為契機，轉換提問的方式，對“傳播學本土化”話語本身進行問題化。作者以受眾研究為例，從經驗的、歷史的角度對“傳播學本土化”的現實結果進行考察，研究結論大大挑戰了人們的成見：“中國的傳播研究不是沒有本土化，而是過于本土化，以至于我們要對這種以實用為主的本土化策略進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嚴重的本土化現實被忽視的本土化討論背后，更嚴重的是政治場域和經濟場域對學術場域的滲透，導致中國傳播研究出現了明顯的輕理論、重應用，輕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論研究的生存空間局促的不是被整體化的“西方”或“西方傳播學理論”，恰恰是成為主導傳播研究的現實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學者認為，在諸多制約傳播學研究發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決的，是在思維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義傳統的束縛。功能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把“社會需要和傳媒業發展”當成一個固定不變的敘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傳播領域的“社會需要論”，即把一些傳媒現象的出現和變化都視為“社會需要”，使得傳播學研究陷入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也沒有生產任何新知識產生的循環論證之中。具體到研究中，就是將本該被仔細辨析的對象類型化、對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證明某些類型的存在，而不是從類型中發現新的變異。功能主義思維還導致研究中出現了抽象的性質決定論，把研究變成貼標簽和時髦的詞匯競賽。該學者建議，要扭轉這種日漸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從“功能主義向建構主義的轉化；從社會決定論向社會互動論轉化；從抽象的因果推論向具體的事實描述轉化；從事例歸納向意義解釋轉化”，在傳播學研究中時時“面向事實本身”。

有學者從學科建設的角度表達了對概念及其闡釋在傳播學研究中處于“失落”境地的擔心，提出傳播學概念和概念闡釋在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學習、厘清現有傳播學及相關學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須從事的一種“投入”(input)行為；同時，在歐美的傳播學研究受社會穩定、制度完善、固有學科范式的影響，研究議題日趨微觀、瑣碎的背景下，處于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中國學者理應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義的傳播學概念、問題和假設，積極參與到理論概念的建構過程中。無論是倡言“厘清”，還是字里行間包蘊的“發明”沖動，都滿含著作者對于中國大陸處于全球傳播學知識生產的終端位置的焦慮和不滿，以及建立一個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的熱切期盼。

有學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關著述的基礎上，對1978-2008年間人際傳播研究的歷程進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陸人際傳播研究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以介紹西方人際傳播基本概念、理論、普遍原則和原理為主要目標的引進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際傳播學術和概念，嘗試對中國社會人際傳播現象、觀念與問題進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隨中國社會轉型與變革現實需要，逐漸形成和擴大人際傳播研究領域的跨學科研究。。有學者從時間、理論和問題三個層面，對跨文化傳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認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認可的觀點，做了一個素描式、綱要式的總結。這些學者的主要觀點是：作為傳播學分支之一的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在20世紀80、90年代確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學者們對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認同，但對其理論實質沒有統一的認識；國內的跨文化傳播研究體現出一股較濃厚的理論角度而非實踐角度的問題意識；明晰語境、理論落地、理論建設和理論升級是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幾個現實緊迫要求。

二是對傳播學教育和研究體制進行剖析，注目點在傳播學研究基本學術規范、學術評價標準和學術自主性建設等相關問題上。

有學者認為當前的傳播學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規范，低水平高度重復性研究，其中對政策進行詮釋的注腳式研究、實用性行政研究和論文評論化現象尤為嚴重；研究生力軍聰明有余，基本訓練不足；理論問題意識不強，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學科和全球的視野。要解決以上問題，必須首先改革傳播教育，這包括研究生院課程、招生辦法和研究體制方面的改革。對此，該學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議有11條之多，涉及傳播教育與研究體制等諸多方面。

在有的學者看來，對現行學術體制進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從學術共同體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爾迪厄所提倡的那樣，將自己的思維路徑和研究活動作為分析和批判的對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個十分觸目的問題就是“我們還太缺乏作為學者社區的‘主體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其后果是將理論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資本之擁有而界定的權威所簡約或扭曲的理論”當做教條，將“某些來自他鄉或彼時的概念或現存體制權力的話語支撐當作了事實性的預設，將它們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視野，不僅自己無法對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們將自己當作權力的侍從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籠罩在權力的光環下而沾沾自喜。”這意味著，學術的評判標準不應來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標”和“國家權力行使的工具”，而應當是：“是否提出了新問題，是否系統地考察了經驗的現實，是否驗證、發展或提出了理論解釋，是否展開了結合經驗觀察和理論分析的系統論述，是否以此論述彰顯了普適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們所在的社會共同體集體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該學者從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點建議，借此吁請學者們形成“對現存學術體制的有效的、建設性的抵抗”。

中國的傳播學隸屬于新聞學院的學科建制也成為很多學者關注的焦點。有學者認為，傳播學“沒有被引進到社會學領域或信息科學領域，而是投進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國新聞學的懷抱”，使得傳播學“籠染上舊有的痼疾”。以至于讓人生出“傳播學在中國投錯了胎”0的感喟。有學者認為，在傳播學的安身立命之處，跨學科與多種理論來源，以及基于維系民主制度的目標回答社會實踐問題，從來都占據一席之地。隸屬于新聞學院學科建制的中國傳播學研究和傳播學在美國的發生發展相比，存在這些先天不足：理論層面缺乏社會理論支持；本屬于新聞學科核心的人文關懷及對終極價值的追問和批判精神嚴重缺失；傳播學術研究在尚未建構出自身價值評判標準時，就已經快速地與權力和利益結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論反思嚴重不足。盡管從今天看傳播學在名分上已經獲得和新聞學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與新聞學和中國新聞事業過于密切的關系，加上對經驗研究和文化研究兩大理論路徑本身的思想源流演變、社會政治基礎、文化價值起點的認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國傳播學研究在30年的發展中，描述多過闡釋，論斷多過概念，在應用性方面的成就高過理論性。

有學者注意到，在目前傳播學研究的隊伍中，真正接受過系統、科學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訓練、掌握了科學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學者數量不多。傳播學研究大量應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學科的研究中卻很少使用目前我們的傳播學的研究成果；研究滯后于傳播技術的發展和傳播媒介的更新。該學者提出，傳播學研究要同中國的社會發展密切聯系，同時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內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識形態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擺脫對政治的依賴，探索出本學科必需的、獨特的學術規范。傳播學雖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種形式予以認可和接納，但從此以后“傳播學的學者們不得不在詮釋官方意識形態、服務當前政策等方面尋找課題、尋找經濟支持，傳播學被體制化。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向大眾傳播媒介偏向，最終將學生的就業去向都集中在大眾傳播媒介，新聞傳播類的學生脫離了專業媒介就無法施展才能，從而造成目前就業難的現實。

有學者借助與相對成熟的西方傳播學教育比較，提出中國傳播學的未來發展可以歸結為三個焦點：明確傳播學教育“局外人”的視角，倡言傳播學應以批判的眼光審視媒介對受眾與社會的影響，將批判性思維作為傳播學課程的一部分，從更為本質的學術立場、觀察視角、教育目標和教育職能等層面區別和超越于新聞學；改變過去把傳播學教育狹義化為“美國大眾傳播學”的局面，增加跨學科課程比例，強化理論基礎，將傳播學的若干子領域列入專業基礎課程中；對傳播學學科建設和理論建構有更多的自覺和承擔，強調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學者提出不應僅僅將傳播學者視為對媒介機構、組織、受眾和效果了如指掌的專業人士，而應首先將自身視為知識分子之一種。只有這樣，才能在商業化和市場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學術人格”。有學者結合自身研究經驗，對傳播學實現真正跨學科對話與合作的可能途徑進行了分析。盡管傳播學應是以問題為取向，不應存在跨學科對話的障礙，但目前的跨學科合作還主要依賴于研究者的興趣與同好間的合作。雖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錯的學術市場，但缺乏相適應的學術評價體系支持。

二、外國傳播學思想研究與再闡釋

自從德國哲學家和政治傳播家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引進漢語學界以來，就其對中國歷史和社會是否具有適用性和解釋力等問題展開過多次較大的爭議，其中最為激烈當數上世紀90年代被稱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遺憾的是，中國傳媒學者不僅整體缺席于這場論爭，也未對涉及的傳媒議題給予必要的關注。有學者認為傳媒學者這次失語的和他們缺乏一種國家一社會關系的分析視野有關。該學者通過展現國家一社會關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國公共領域研究中的浮現過程，認為對中國國家一社會關系的考察是討論公共領域和中國傳媒問題的前提和關鍵。同時，在此視角下展開的傳媒分析路徑是提升公共領域與傳媒問題研究學術品質的有效路徑，也是促進國內傳媒問題研究范式轉換的一種可能思路。作者指出，這一傳媒研究路徑的建立應擯棄功能主義的認識定勢，把握真實的國家一社會關系，理解國家、社會、市場、傳媒的復雜動態關系，以及借鑒實踐社會學的研究路徑。

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催生出了論壇、博客、播客等網絡新媒體，重新點燃了人們對“公共空間”這一理想社會模型的熱情。這是否將構建出新的公共空間?又將如何影響政治傳播和民主政治?有學者根據哈貝馬斯關于“公共空間”的原始：述，析出9個帶有指標意義的、理想狀態下的“公共空間”所應具有的特征。運用這一標準，作者比較衡量了近現代人類社會所經歷的三個媒介形態(分別為“印刷媒體公共空間”，“廣播電視公共空間”和“網絡公共空間”)，發現支持哈貝馬斯提出“公共空間”的歐洲17和18世紀的資產階級公共空間事實上并沒有達到可以稱為一個真正“公共空間”的標準，倒是當下得到迅猛發展的“網絡公共空間”為民主政治傳播前景涂上了一層樂觀的亮色：“實際上，如果從歷史發展的縱向順序來比較，‘網絡公共空間’的出現，與其說是傳統的公共空間的一次復生，不如更準確說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的誕生。”還有學者提出新媒體尤其是自媒介的開放性、平等參與性、獨立性更強，獲取的資訊更完整，意見表達總體更趨理性和批判性，這些都為“網絡公共空間的再轉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學者們也對“網絡公共空間”可能存在的問題作出了謹慎的提醒：“網絡公共空間”如何面對政府和利益集團越來越嚴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網絡論壇上的低級非理性化傾向?如何讓娛樂強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這些都留待學界進一步觀察和研討。

有學者組織了關于傳播“傳遞觀”和“儀式觀”的辨析討論。傳播的傳遞觀強調訊息在空間內的傳布，以社會心理學和行為主義為基礎，目的在于實現對空間距離和人的控制；傳播的儀式觀不是分享信息的行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強調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維系一個社會。儀式觀的理論創新之處在于：從參入者而非傳者受者角度進入問題；通過符號學理論分析傳播的文化意義；將對傳播作用的分析上升為文化層面，注重傳播對秩序的建構、對信仰的擴散，所涉及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盡管兩種傳播觀有諸如此類的差別，但二者并不是對立的，在實際研究中應根據具體情境發揮它們各自的優長。不過，從傳遞觀曾大行其道的學術史背景和大眾傳播對現代社會整合作用日漸強大的現實需要看，儀式觀對當下的傳播學研究具有更多理論上的啟發性和開拓性，學界應投以較多的關注。

拉斯韋爾5w模式是影響經驗傳播學派的重要學說之一，但對它的形成過程進行專門研究的尚不多見。加拿大傳播學者巴克斯頓曾提出一種最新見解——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應該是約翰·馬歇爾。對此，我國有學者提出異議，認為對拉斯韋爾來說，5w模式與他早期的宣傳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著難分難解的關系，這些都可以在他相關著述中找到佐證。明確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實，更大的價值在于可以通過還原5w模式出現的語境來更準確地認知該模式的歷史對應性：這一模式和拉斯韋爾維護統治者利益的初衷有著密切關系，其中曾經包含的意識形態對立觀念曾在拉斯韋爾論及冷戰時期的傳播戰時閃現。

通過文獻分析對傳播學史成見提出商榷的還有關于拉扎斯菲爾德的研究。有學者針對批判學派對拉氏的實證效果研究“狹窄”和意識形態的保守傾向等展開辨析。細讀拉氏及其哥倫比亞學派的論述會發現，他們不但看到了媒介導致的受眾態度和行為的即時或短期的改變，而且關注大眾媒介可能具有的長期、甚至制度性的影響。遺憾之處在于，由于現實關懷的需要和方法論的影響，拉氏等人在繪制了一幅“寬地圖”之后踐行的卻是“窄操作”。同時，拉扎斯菲爾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雖然沒有明確提到媒介體制問題，但因此將其指責成為現存體制服務有些失之簡單。事實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銳地觀察到了大眾媒介的產生所帶來的社會控制方式的變化，并對媒介終究是維護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的保守特征與霸權傾向進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學者對杜威傳播思想在傳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義進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傳播思想是他為新時期的進步主義確定基調的集中表現。在“社會有機體”思想的基礎上，杜威提出：“社會不僅是由于傳遞、傳播而得以持續存在，而且還應該說是在傳遞、傳播之中存在著。在公共(common)、共同體(community)和傳播(communication)這些詞之間的聯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們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個社會中，傳播就是人們達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傳播”的社會實踐意義在于共同參與創造一個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徑。這些極富人文色彩的論述，為庫利、米德等其他早期傳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論基礎，并為理解現代西方傳播思想的發展變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議程設置理論早在20年前就已經介紹到中國，可真正系統運用這一理論研究中國媒體和受眾關系的尚屬風毛麟角。有學者基于該理論的基本框架，以實證科學的研究方法，運用時間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歸模型檢驗了媒體議程、媒體接觸對公眾議程的影響，證實或部分證實了“接觸媒體程度高的公眾，對各議題的關注程度也高，兩者正相關”等三項假設。媒介組織是新聞生產的主要場所，但傳播學界很少涉及媒介組織的內部傳播及其影響。有學者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對上海和新加坡兩地6家報紙組織的內部傳播情況進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對獲取的有關媒介組織傳播基本狀況及其與新聞生產關系的經驗資料進行初步分析，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組織新聞生產過程提供了參照。

三、傳播學理論研究的新進路

有學者從傳播研究的對象、方法和成果三個方面，分析了傳播學研究兩大流派——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在對一些關鍵問題認識上的“二元對立”，提出要對“客觀性”進行重新界定。該學者從本體論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無論是傳統學派還是批判學派，他們用來檢驗科學理論或假說的事實只能是“經驗事實”，也只能在認識活動從“經驗事實”出發去建構傳播學理論。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在經驗社會事實中，還包容著一種構成社會事實并反映到經驗社會事實之中的“客體意識”。經驗學派反復強調的研究“客觀性”，實際上就是經驗社會事實中的“客體意識”。至此，傳播學兩大學派爭論的實質點之一——“研究對象是否是客觀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觀”的問題，已經在“客觀事實”與“經驗事實”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謂“客觀性”原則成了在獲得“經驗事實”中如何體現“客觀意識”的問題。該學者主張，傳播學研究與其糾纏于用“說明”的方法還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將問題具體化為“在傳播學研究中，在什么樣的情況下研究者的主觀因素可以忽略不計，而著重運用說明方法研究問題”、“在什么條件下主觀因素對認識過程的影響必須要加以考慮。因而著重運用理解的方法更恰當”。至于傳播學理論，盡管它未必見得就是“真理”。但“對事物做出解釋或分類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見解就是一種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啟發是，要堅持傳播學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應用某種單一不變的方法統馭；同時，在傳播研究實踐中，以“以問題為中心”來選用具體的方法，而不是“以學科(派)為中心”畫地為牢。

在個體對傳播信息的微觀加工機制和研究方面，神經科學具有截止目前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難以企及的優勢和特殊適用性。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傳播心理實驗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經過6個月的精心籌劃、素材準備和實驗設計，于2008年3月8-30日進行了一項關于傳播效果的erp實驗。這是中國人首次運用神經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嚴格的科學規范，運用腦電測量儀對有關傳播效果問題所進行的科學測定。將神經科學引入傳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間很大，幾乎在傳統傳播學研究所有方面都能應用，包括傳播渠道研究、傳播內容研究、傳播對象研究、傳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結合的初期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體與個體形象建構；暴力和性等特定傳播內容的影響；媒介體驗中的情感；廣告與營銷效果；不同語境下傳播效果的比較研究等。同任一種科學手段一樣，神經科學手段本身也有難以回避的局限，盡管如此，將神經科學引入傳播學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學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經科學與傳播學經過長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方法與話語體系時，我們有可能將這一研究領域發展為‘神經傳播學’。”

與傳統認識中人們知覺習慣對圖像生產的主導作用相逆，有學者通過對媒體再現與空間知覺的關系分析指出，當代視覺傳媒正在反向訓練(mvered discipline)著人們的場所知覺。通過分析滲透著各類影像媒體的當代城市空間的顯形方式，作者進一步論述了光學透視所固定的結構性空間如何被公共空間中各類視頻窗口解體，從而生成不均勻壓縮的、多層疊覆的，無法穩定對焦的影像空間。最終，與幾何連續體相對應的總體場所感被與影像碎片相對應的即時場所感更新。

有學者對大眾傳播心理學領域影響頗大的“傳播的兩級效果論”提出商榷，認為盡管人內傳播是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但還是能夠抽象、簡化出一種類似雞蛋結構的“蛋內傳播模式”。人體的相關組織和器官分別擔負著類似蛋殼、蛋清、蛋黃等功能，它們分工協同，對信息進行把關、整合、再生產，最終的決策信息指導人們的態度和行為，產生的結果作為信息反饋給個體，由個體重新調整內向傳播和決策過程。對此，“傳播的兩級效果論”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釋和回應。

四、傳播學理論的應用：現實解讀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開以及新聞的開放管理政策產生了壯觀的傳播效用，不僅保障了公民知情權，更可以成為推進公共管理和強化政府公關的重要手段。有學者綜合sars危機、阜陽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開與否的社會后果，以社會的穩定(stability)為分析框架，從社會傳播學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論：在危機事件中，社會的和諧穩定固然與其政府或部門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關，但是信息的公開性(openness)也必然與之利害攸關；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準也應當是主要的歷史考量維度；與以上因素相反的則是危機(crisis)的程度。此假設用數學模式表達，則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報道“開放”所達至高度社會動員為正面范本可以發現，這一事件中最可寶貴的傳播學宣言。是一個關于新聞媒體的開放政策。從“政府信息公開”到“新聞公開”，中國新聞公開性的轉向亦成為可能。還有學者從危機傳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機管理的進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鑒危機傳播“西方范式”的基礎上，將危機傳播納入學術研究視野之內，建立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概念、理論和范式體系，是我國新聞傳播學界當前和今后努力的一個方向。

還有學者從汶川地震新聞報道中的經驗和啟示出發，對危機傳播本身特別是信息的開放與控制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理論概括。“開放”不僅是汶川地震的救災方針，而且是危機傳播的基本準則。從汶川地震的救災過程來看，“開放”應該體現在信息開放、媒體開放和救災開放等三個層面。不過。“開放”不等于放任，危機的責任主體在解決危機的過程中對有關信息管理也將圍繞這三個層面展開，這即構成了危機傳播的控制性原則。它與開放性原則的關系是：前者必須建立在后者的基礎上，開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則，在當代中國的危機傳播實踐中尤其需要加以強調，控制只能是建立在開放的基礎上必要而適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開放”和“控制”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和內在的統一，作者認為要在危機傳播的動態過程中和具體信息內容的報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達成二者的有機結合。

篇（3）

摘要：21世紀以來，中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進入了一個繁榮發展的新時期。當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提高研究質量。為此，需要運用科學合理的評價體系來判斷研究成果的價值和質量，鼓勵高質量成果產出，進而引導和促進哲學社會科學的全面發展。文中以《關于大力提高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質量的意見》和《教育部關于進一步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意見》為指導思想，以定性和定量評價、分類評價為評價原則，以創新性、科學性和社會性為評價標準，構建以質量為導向的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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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標準；評價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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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

1005-2909(2012)01-0157-05

21世紀以來，在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取得了較快發展，各類研究成果數量增速迅猛。與此同時，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例如：低水平重復現象比較嚴重，理論脫離實際比較普遍，應對重大社會問題的能力不強，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和條件保障也不能適應哲學社會科學快速發展的需要等等。在很大程度上，當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問題不再是經費問題，更多的是研究質量的問題。在2006年6月教育部出臺的《關于大力提高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質量的意見》（簡稱《質量意見》）中突出強調了提高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質量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為提高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水平，需要運用科學合理的評價體系來判斷研究成果的價值和質量，以此鼓勵高質量成果產出，進而引導和促進哲學社會科學的全面發展。客觀地評價哲學社科研究成果，對當下中國社會科學的持續發展，乃至學術生態的演進，具有“指示器”和“風向標”的意義[1]。 2011年11月出臺的《教育部關于進一步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意見》（簡稱《評價意見》）指出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評價工作存在的問題主要為：（1）注重理論創新和實際應用價值的質量評價導向有待進一步強化；（2）符合哲學社會科學特點和發展規律的分類評價標準有待進一步完善；（3）科學合理、誠信公正的評價制度有待進一步健全；（4）重數量輕質量、重形式輕內容的評價方法亟待根

本扭轉。 《評價意見》中強調要“切實強化評價的質量意識，牢固樹立科學的質量觀，正確把握數量和質量的辯證關系，將創新和質量導向貫穿于科研評價的各個環節、各個層面”。因此，圍繞質量標準進一步改進哲學社會科學評價工作，促進哲學社會科學健康發展，已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文中以教育部出臺的兩個意見為指導思想，對社科評價問題進行探討。

一、 以質量為導向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原則

哲學社科研究成果是人類從各個不同角度對自身、社會及自然的理性思考，其研究成果多是以社會現象、社會規律、社會實踐價值和意義的判斷和評價形式而存在，相比自然科學研究成果評價，表現出其內在的廣泛性、復雜性、社會性和歷史性等特點，因此，以質量為導向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的評價原則應充分遵循哲學社會科學的自身特點和發展規律，通過科學合理的評價體系，對研究成果價值進行客觀的評價，以促進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

（一）定性與定量評價相結合

根據《評價意見》，深刻認識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和評價的復雜性，準確把握評價對象的不同特點，合理運用恰當的評價方式，增強評價結果的科學性和公信力。國內高校目前普遍采用的評價方法有兩種：定性評價和定量評價。其表現形式分別為引文分析法和同行專家評價法。

引文分析法主要是利用各種數學和統計方法，把學術成果發表和出版的等次、被轉載和引用的頻度、獲獎情況、社會反應等作為成果質量的重要指標。引文分析法“易于操作和實施，作為成果評價的一種初級形態和補充手段，對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曾經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2]。但該評價方法存在的缺陷不利于社會科學學術的發展：其一，強調研究成果的量化指標，與哲學社會科學的靈活性和多元性特點不相符；其二，某些社科成果在短時間內難以作出客觀、科學的評價，該類成果的引用率自然很低，但并不能說明其學術價值就低[2]。

同行專家評價由同一個學科領域或相關學科領域的專家，按照一定的標準，對涉及該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性質上的非量化的價值評價。其特點是“基于研究成果本身的內容，尤其從創新性、原創性、科學性、系統性等維度進行把握判斷，把是否發現新問題、挖掘新材料、采集新數據，是否提出新觀點、采用新方法、構建新理論，作為衡量學術成果質量高低的核心指標”[3]。同行專家評價在中國還是一項很不成熟的社會科學成果評價法，在評價過程中缺乏公認的評價標準而易于形式化。首先，評價的主觀因素。同行評價更多是依據個人的經驗，同行評價專家的視野、偏好、能力等主觀因素對定性評價的實際效果有著潛在的制約作用。其次，評價的保守因素。具有創新性的前沿性研究往往具有打破傳統學術思維的特征，很可能得不到局限于常規思維的評價專家的理解和認同。第三，以學科為基礎的同行界定。以交叉學科和新興學科為基礎產生的研究成果具有極強的復雜性和多元性，在評價過程中，難免會產生“非共識”現象，導致不公正對待。

《質量意見》中指出，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評價，既要有數量、規模指標，更要有質量指標。當前尤其要強調質量指標在評價體系中的重要性，要扭轉重數量輕質量的現狀，改變簡單以數量評價人才、評價業績的做法。因此，以質量為導向的哲學社科研究成果評價應將定性與定量有機結合，互相補充，在面對復雜評論對象和評價問題時，給予綜合的考察和評估。 

（二）分類評價

不同類型的研究活動和不同形式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其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的表現形式和側重點都有所不同，不能籠統用某種評價標準去評價不同的研究成果。《質量意見》中指出：“評價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要堅持科學性與價值性、國際性與民族性、繼承積累與自主創新的統一。對哲學社會科學的各個具體學科要有與之相適應的評價標準，對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要有切合實際的評價尺度，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不同成果形式要有針對性地采取不同的標準和方式進行評價。”

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按其研究內容主要分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兩大類。基礎研究主要以新理論、新概念、新方法、新證據等原創性的成果為目標，其效應是隱性的、間接的。應用研究則是基礎研究成果在社會實踐中的具體應用和延伸，是以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需要產生具有

切實社會效益的技術、方法、措施，因此，在進行評價的時候，基礎研究應堅持服務國家目標與鼓勵自由探索相結合，研究成果要在思想理論上有所創新，傳承文明上有所貢獻，學科建設上有所推動，以學術積累和學術創新為主要尺度。應用對策研究應以重大現實問題為主攻方向，研究成果要在提升國民素質上有所作為，解決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上有所突破，為黨和政府提供決策服務上的支持，注重其社會效益或經濟效益。對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兩類不同的研究成果，應根據其各自特點采取不同的標準和方式進行評價。

二、建立促進高質量研究成果的評價標準

《質量意見》和《評價意見》中均強調要建立以質量為導向的評價標準，注重研究成果的學術原創性和實際應用價值，切實推進理論與實際結合，把是否發現新問題、運用新方法、使用新資料、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形成新對策等作為衡量研究成果質量高低的主要內容。基于此指導思想，筆者在查閱諸多文獻之后，總結了以下幾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質量評價標準。

（一）創新性

創新是科研的生命，只有創新才能在科研成果中總結出新的經驗、規律，探索新的思路、方法，建立新的理論、學說，提出新的方案、對策，為新的實踐及時提供科學的理論指導。《質量意見》中亦指出，創新是提高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質量的決定性因素，創新程度是衡量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質量高低的核心要素。因此，對研究成果進行評價時，首要原則是要考慮其創新性，把是否發現新問題、挖掘新材料、采集新數據，是否提出新觀點、采用新方法、構建新理論，作為衡量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質量高低的主要內容。

創新性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1）選題方面有創新；（2）開拓材料范圍或開辟新的研究領域、擴大認識對象的范圍；（3）修正前人錯誤的或不完全正確、不全面的認識；（4）提出科學發展階段同步的新見解；（5）技術手段、研究方法有創新；（6）革新著述方式[2]。無論是對基礎理論的進一步研究或積累，還是對應用技術的開發與推廣，創新主要體現在新觀點、新材料、新方法、新視角等方面，因此，在對科研成果的價值進行評價時，首先要考慮其基本的創新性[4] 。

（二）科學性

哲學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而具有自身的研究特點和規律，其學科特性注重基礎知識傳承、資料積累。這使哲學社會科學人才培養、項目周期、成果產出皆具有長期性特點，因此，其評價標準必須具備科學性，符合哲學社會科學的科研規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具有開放性、多元性和個體性的特點，如音樂、美術、體育和新聞學等，因此，應根據其研究規律，制定出具有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特色的科學評價方法。

（三）社會性

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一定要有自身的社會現實意義。“只有符合人類社會發展需求的科學成果才能被人們理解、接收、掌握、應用，才能有生命力。”[5]也就是說，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價值不僅要體現其在學術領域的價值，而且更應強調社會科學成果與社會經濟效益的結合。因此，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應注入社會視野元素，在更寬廣的領域“將社會科學發展目標與國家目標進行有機結合，對國家亟需研究和解決的社會科學領域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能夠提出獨創性的見解或可操作性的建議”[6]。

三、 建立基于質量標準的哲學社科研究成果評價框架

對哲學社會科學成果進行科學的評價，其目的是為了客觀反映出成果的真實價值。武漢理工大學李志平認為，社科成果就好比產品，引文分析法和同行專家評議法只是從生產者角度對產品價值分別進行技術層面和主觀層面的評價，其評價結果“可以近似看作是整個生產領域的學術價值”，然而，“從客觀上講，社科成果的價值是體現在需求方面和社會使用后的價值增加”[7] 。基于這一觀點，李志平提出了社科成果四維評價方法。 該評價方法巧妙地將定量評價和定性評價結合起來，并融入社會價值評價，使得評價具有客觀性和真實性。

如前所述，高校社科成果分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兩大類，根據其研究性質的不同，評價的側重點也有差別。基于之前總結的研究成果質量評價標準，結合社科成果四維評價方法，文中按照對社科成果分類評價的基本要求，建立了更加科學、合理的評價框架。

（一） 基礎研究成果評價框架

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礎研究成果的首要任務是探索人類社會現象的發展規律，為認識和改造人類社會提供理論和方法。“基礎研究成果耗時耗力多，對學科發展貢獻和價值較大，創新性、科學性是最主要的價值體現。”[8]哲學社會科學基礎研究成果的評價模型框架如圖1所示。

該框架圖由4個維度組成：同行評議、引文分析、貨幣價值和效益價值。同行評議和引文分析維度是通過定性評價和定量評價相結合的方式，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進行學術價值評價。同行評議維度基本上沿用同行評議法的思想，根據基礎研究成果的性質，把成果是否具有新理論、新概念、新方法等創新性要素，是否體現哲學社科學科特色作為評價的標準內容。引文分析所體現的價值是從定量的角度，通過引文深度、引文廣度和創新學科三部分衡量成果的價值。“引文深度是指本學科的引文次數所體現出來的價值，引文廣度是指非本學科的引文次數所體現出來的價值，然后將創立新學科的價值單獨拿出來作為一項。”[7]

貨幣價值和效益價值維度體現了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需求價值。貨幣價值來自學校、政府等定向性很強的貨幣資助，雖然投入的貨幣金額和社科成果的產出并無很明顯的因果關系，但從某種程度上講，“既然一方可以出這么多的貨幣，貨幣數量至少可以反映社科成果的價值”[7]。基礎研究成果往往極具理論性，對高校學科體系和科學理論發展起到促進作用，因而，其貨幣價值主要體現在學校自主科研和政府財政經費資助上。效益價值是社科研究成果的產出效益，基礎研究成果的效益價值主要表現在學生新增收益和學校新增收益等方面，這也充分體現了基礎研究對高校學科建設的支撐作用。

（二） 應用研究成果評價框架

高校哲學社會科學應用研究成果主要反映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需要，以生產切實社會效益的技術、方法、措施為目標。哲學社會科學應用研究成果的評價模型框架如圖2所示。

應用研究成果的評價維度與基礎研究成果評價相同，也是由同行評議、引文分析、貨幣價值和效益價值組成。不同之處在于，同行評價的內容包括政府采納、社會反響、技術專利、措施方法等實際應用型要素。應用研究成果的價值一般通過成果轉化并服務于政府、企事業單位等來體現，其效益價值表現為政府新增收益、企業新增收益、其他新增收益等，其貨幣價值也主要來自政府撥付、企事業資助和社會團體贊助等。

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四維綜合評價模型體現了定性與定量評議相結合的思想，并將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有機融合，充分體現了哲學社會科學質量評價標準的創新性、科學性和社會性。根據分類評價的原則，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按照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兩大類別分別建立評價模型，強調了不同類別的研究成果應側重的評價要素，分類評價更加符合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的原則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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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t an evaluation frame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products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based on quality perspective

CHEN Zi-yi

(Office of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P. R.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