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經濟特征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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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去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研究的第二個缺陷，是它忽視了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本身作為發展過程的研究。毫無疑問，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同樣是一個發展過程。它具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從本質上講，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屬性有兩種:第一是公有制經濟;第二是采取商品生產和交換方式進行運行的經濟。叮是，公有制有低級形式和高級形式的不同，可理解為由低級形式向高級形式發展的過程;商品生產、交換方式也有不發達狀態(小商品階段)和發達狀態之別，又可看作是由不發達狀態向發達狀態的轉變過程。所以，不能認為只要是公有制的商品經濟，就是一樣貨色或一種狀態;而必須懂得: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除了都具有作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一般性外，還分別具有著它作為本階段發展狀態的特殊性。因此，以經濟理論研究說，不’司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都必須具有其相應的具體范疇和研究重點。既然如此，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出發，筆者以為有必要對以一「幾二個研究對象作范疇上的區分:

(1)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全過程，它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一切階段、狀態的總括;

(2)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即是現實中尚處在不發達狀態的公有制商品經濟;

(3)真正發達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也就是通過長期的經濟體制改革最終實現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成熟狀態。

如果說，第一個研究對象，即稱之表現社會主義公有制商品經濟一般特征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或許不會有多少異議的話，那末，如何看待后兩個對象的區分和其范疇的確定，則尚且是有待探討的課題。這里首先涉及到對所謂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歷史位置的理解問題。如前所述，在現在通行的認識中，社會主義有汁劃的商品經濟，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劃等號的。然而仔細推敲，這個等式同樣是不成立的。其一，從邏輯形式看，“有計劃商品經濟”是側重于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屬性特征進行概括的范疇，而不是對其實體概括的范疇。這就是說，它實則體現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某一階段的特征或某一方面的特征，不能當作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一般意義的表達。其二，從既定(尤其是十共大報告的規定)的意義看，有計劃商品經濟和它的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聽要達到的日標，自然不能以社一會主義商品經濟一般意義去理解的，更不能當成是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本身。其三，從范疇內涵規定看，有計劃商品經濟要求形成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運行機制，而這種“內在統一”機制，只有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和計劃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之后才能實現，也就是說，它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高級形態的特征所以。所謂社會仁義有計劃商品經濟，應是指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達階段或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形態的范疇。那么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范疇又應是如何呢?筆者認為可稱為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劃分，是與我國的特定國情直接相關的。我國是未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因而雖然現在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仍無法越過“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的階段。反過來，以商品經濟本身看，它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不能不具有這個“特定階段”的性質。這也就是說，我國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只是一種很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或尚處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再以實際看，被劃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商品經濟和集體所有制商品經濟兩種形式。就公有制本身講，它們都還處在比較低級的狀態，存在許多不完善之處。其次，以商品生產和交換方式看，其更具有著草創性。同時，從全社會說，一方面計劃方式，尚沒有從傳統的直接控制中解脫出來，以間接調控為主的計劃機制僅處在發育之中;另一方面，市場體系還很不健全，市場調節很不得力，市場機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還無法得到表現。所以，計劃和市場“內在統一”的經濟運行機制還遠遠不能形成，整個經濟的運行依然不得不靠計劃和市場兩種形式、手段的同時作用(“板塊結合，’)，以至時而強調這個多一點，時而強調那個多一點，借以達到二者的互相補充。加之商品經濟發展所需其他條件和素質上的缺陷，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事實上只處在它自身發展的初期。事實是，過去由于未能把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它的運行機制，同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及其運行機制作范疇上的區分，因而造成了許多原則性的差錯。比如，我們一方面把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和它的體制確定為改革的目標，另一方面又往往認為我國現實的經濟就是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同一東西，既作為改革的終點站，又當成起點站，不僅在邏輯關系上講不通，而且造成在設置改革方案時，以理想代替現實，把改革后方能出現的東西(“內在統一”的運行機制)，當成現實中存在的東西。很難設想，這種連起點站和終點站都說不清楚的旅行，會不是一次十分混亂的旅行。因此，作為對過去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的又一補正，我們即要克服原先忽視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研究之缺陷，準確地劃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正確地說明階段之間的相互聯系和范疇界限，從而真正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看作一個發展過程。不錯，過去也沒有誰否認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發展著的，然而作為理論研究，說商品經濟發展，就一定要通過能夠表現發展過程不同階段范疇的含義區別，和對這些范疇之間關系的分析，具體地體現出這種發展關系，說明商品經濟的歷史運動。

(三)

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研究，核心是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及其發展過程問題。從總體上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發展中的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包括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和發展、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的計劃與市場關系和發展，以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同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間計劃與市場的融合或相互作用等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的計劃與市場關系和發展問題。而從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的計劃與市場關系和發展的研究說，筆煮以為急需樹立的一個重要觀點是:所謂計劃與市場“板終結合”和計劃與市場的“內在統一”，以及計劃與市場結合的其他一些模式①，雖然它們在作為改革目標的選擇上是相矛盾的，而在商品經濟的實際發展過程中，卻是密切相關的。“板塊結合”和“內在統一”，都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運行機制發展中的特定模式，后者是改革所要實現的目標模式，亦即未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成熟形態的運行機制，前者則是向改革目標模式過渡中的模式，或現實中尚處在不發達狀態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所以，如果說中國改革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上，將會經歷這樣一個全過程:“產品經濟”弓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那末它所對應的運行機制的轉變過程必將是:計劃與市場對立分計劃與市場獨立存在而配合使用(“板塊結合，’)今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從理論研究本身講，這里的關鍵是要對以下兩點進行重新確認或新的說明。第一，作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主張計劃與市場的“內在統一”無疑是正確的。黨的十三大報告在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是計劃與市場的“內在統一”時，著重明確了三個基本觀念:

(l)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本質區別，在于所有制不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市場的發育和完善，利用市場調節決不等于搞資本主義。

(2)必須把計劃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國家對企業的管理應逐步轉向以間接管理為主。

(3)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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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非常迅速，在這樣的情況下，對于高中生而言，就需要認識到不同經濟形式對當前經濟發展的影響和作用。而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作為我國經濟發展歷程中的兩種重要模式，有必要對他們之間的區別予以辨析，從而正確把握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

一、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的內涵

（一）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一種經濟體系，在這種經濟體系下，所有的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過程都是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所引導的，不受到國家或是地方政府的引導限制。從市場經濟的內涵上來說，其就是一種具備很強自主性的經濟模式，產生生產的多少、銷售的價格、銷售的渠道等等，都是有市場主導的，市場需求多，那么就多生產；市場需求少，那么就少生產，一切經濟活動都以市場的實際情況作為依據。雖然市場經濟具有很高的自主性，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經濟行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或是滯后性。在計劃經濟時代，一切都是整體把控，不會出現盲目生產的問題。市場經濟下，由于市場信息復雜，千變萬化，再不能及時獲知信息的情況下，就可能導致生產盲目或是滯后，最終導致損失。但是市場經濟可以讓市場資源都充分利用起來，可以促進經濟的最大化效益。[1]（二）商品經濟。商品經濟是一種和“自然經濟”相對立的經濟模式，其是商品生產、交換、售賣的全過程總和。說的直白一點，商品經濟就是以直接交換為根本目的的經濟形式。根據商品經濟形式的內涵，可以發現其具有三個基本特點。第一，具有交換性。商品經濟的本質是商品交換，所以交換性就是其最為顯著的一個特征。第二，開放性。商品經濟的產生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實現的，也就是現在所說的行業差別。正因為存在行業差別，才會產生商品交換的需求。而且隨著經濟行業的不斷擴張，這種需求也逐漸提升，使得商品經濟表現出了很強的開放性特征。第三，進取性。商品經濟時代的生產者也是逐利者，為了在競爭中占據強勢地位，或是為了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必然要積極進取，對生產技術予以革新，或是擴大生產規模，表現出了很強的進取性。[2]

二、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之間存在的差異

（一）市場形式的差異。不論是市場經濟還是商品經濟，市場都是最為核心的載體，沒有了市場，經濟模式也就不復存在了。對比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來看，市場形式之間的差異是二者最為顯著的一個差別。具體而言，在市場經濟形式下，市場的形式是一種多層次多線條的球狀化結構，即不同行業之間相互聯系，而每個行業內部又會朝縱向和橫向不斷拓展，最終形成一個龐大、復雜的市場形式。而商品經濟的市場，是一種單層次的多線條結構，不同行業之間的經濟交互是比較淺的，聯系并不是很緊密，而且存在差異化的行業經濟區別。所以對比來看，在市場的形式上，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就存在差異。（二）市場類型的差異。除去市場形式上的差異，在市場的類型上，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之間也存在差異。具體來說，商品經濟是以商品交換為目的的一種經濟形式，所以在市場類型上，其只有一種類型，也就是商品交換市場，一切經濟活動都是建立在商品交換的基礎上的。而市場經濟除了商品交換市場之外，還具有生產要素市場，這就是和商品經濟存在的最大區別。市場經濟是通過市場實現的資源配置，即可以通過一定的經濟形式來獲得資源。而商品經濟的市場不存在資源配置，只有通過勞動成果才能交換得到。換句話說，在商品市場中，經濟活動的雙方是一種交易關系，也可以說是交換關系。而在市場經濟中，尤其是在生產要素市場中，經濟活動雙方是一種契約關系，通過一份契約達成當前的經濟交易活動，而不是商品經濟中的交換，這是一種本質性的區別。[3]（三）經濟發展的差異。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商品經濟的未來就是市場經濟，或者說商品經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過渡階段，因此二者在最終形態上是存在差異的。在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商品經濟是在經濟發展初步具備了一定規模時產生的，這從商品經濟出現的時間點就可以看出來。而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只有經濟規模和經濟條件達到一定的水平，才會產生市場資源配置的需求，在經濟規模較小的時候，是不會產生這一需求的。因此，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的區別就是經濟發展的階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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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市場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的一個十分重要而又特殊的市場。分析、研究文化市場的基本特征，對于文化市場的管理、發展、繁榮，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思考價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實踐參考作用。本文結合筆者個人近年來文化市場管理工作的具體實踐與理性思辨，對文化市場特征這一重要命題，發表幾點拙見，以期引起關注與討論。

一、文化市場的特殊性

文化市場的第一大特征，就是它的特殊性。

總所周知，所謂“市場”，是商品買賣的場所，是一定地區內商品或勞務等的供給和有支付能力需求之間的關系。按地區范圍劃分，有國際市場、國內市場；按商品種類劃分，則有糧食市場、蔬菜市場、黃金市場等；按商品性質劃分，又有金融市場、信息市場、技術市場、勞務市場等。從本質上考量，所有的市場都是社會分工的產物，與商品經濟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市場具有交換商品、交流信息、融通資金等重要作用。

而商品經濟則是與“自然經濟”相對應的經濟形式，它是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活動都必須借助商品貨幣關系來進行的經濟形式。人類社會的商品經濟，大致經歷了簡單商品經濟、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三大階段。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特征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商品經濟的發展，是社會主義不可逾越的階段，它對于促進生產專業化、技術現代化、人民生活富裕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要條件。

可見，我國文化市場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而文化市場的特殊性，又集中體現在文化商品的特殊性上面。

所謂“商品”，是指為交換而生產的勞動產品，它具有使用價值與價值兩大要素。一般的商品，其使用價值與價值都是通過經濟價值得以具體體現的，而文化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則通過經濟價值與社會值得以具體體現。也就是說，文化商品具有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雙重屬性，是商品領域中的“交叉商品”或“邊緣商品”。

因此，作為文化商品流通市場的文化市場，便具有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雙重性。也就是說，文化市場不能為了單純盈利賺錢，而同時要注重人民文化素質的整體提升與和諧社會的總體構建。而這，正是文化市場特殊性之所在。

二、文化市場的復雜性

文化市場的特殊性，決定了文化市場的復雜性。因為涉及到精神領域與文化層面，所以文化市場便凸顯出它自身復雜性特征。文化是一個內涵相當廣泛的大概念，“所謂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包括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而獲得的其他任何能力、習慣在內的一種綜合體。”（泰勒：《原始文化》）文化是包括各種外顯或內隱的行為模式，通過符號的運用使人們掌握并傳承，構成了人類群體的顯著成就。文化是歷史上經過選擇的價值體系，它既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又是限制人類進一步活動的因素。

文化市場的復雜性，集中體現在它的兩面性：一方面，文化市場具有提供人們文化娛樂，審美愉悅、陶冶情操、美化心靈、完善人格等正面效用；另一方面，文化市場又存在著黃、賭、毒、網禍等負面效用。

面對此種復雜性，我們就要堅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支持健康有益的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堅決抵制腐朽文化，使文化市場健康有序地發展，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

三、文化市場的綜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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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商品經濟帶來的商法的全球化的推動下，商法統一程序規則正在逐步形成。在這方面最有特點的是商事仲裁領域的程序法。比較《紐約公約》與之前制定的《日內瓦公約》可以發現，在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方面的程序規則正在統一，《紐約公約》將這一程序適用范圍擴大，并且取消了部分互惠條件，同時對執行限制條件予以放寬，對請求執行的程序予以了簡化。這種統一程序規則得到各國的普遍接受，目前，近150個國家和地區已加入了該公約。

3.在商品經濟帶來的商法的全球化的推動下，商法制度上的一致正在通過國內法的國際化方式實現。從世界各國來看成，這種實現方式主要有兩種：自愿效仿和殖民化推行。在商品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商法的國際化方式具有互動性，這種互動性的表現主要有：國內法與國內法之間，國內法與國際法之間。從國內法與國際法之間的互動來看，既有同一法系之間的互動，也有不同法系之間的，既有商法先行國之間，也有商法先行國與商法后行國之間的。

二、商品經濟的全球化要求淡化商法的邊界

商法是傳統意義上的私法，但是隨著商品經濟的全球化進程，商法的私法地們受到了挑戰，商法是私法還是公法這個問題越來越難回答，這種邊界在商法的國際法進程中逐漸模糊和淡化。商法邊界模糊化起源于私法的公法化，伴隨商品經濟的全球化，商法的私法地位不斷的帶來挑戰，商法開始了從純粹意義上的私法到商法的公法化再到商法國際化這樣一個逐步轉變的階段進程。這一進程具體來講，有著這樣一步步的轉化，在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由于國家對商品經濟實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寬松經濟政策，在這一階段，商品的交換也是在小的范圍內進行，國家在商品經濟領域僅需充當“守夜人”的角色，商品經濟就可以有序的進行，因此，這一階段國家對經濟的調節是一元化，而與此相適應，商法是純粹的私法規則，這一制度設計主要是為了保護商人的私權利。這一時期，公法與私法的界限非常顯明。隨著壟斷的形成，市場的規模逐漸變大，市場競爭秩序的不斷惡化，市場需要國家的干預，國家不得不對市場經濟采取措施，于是國家開始以管理者的身份進入到私法領域，一元化逐步被二元化所取代。伴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商品經濟的全球化，公法的滲透日益增強，并逐步規范，商法早已不是純粹意義上的私法了。商法的公法化也使得公法與私法的界限趨向模糊，公法、私法二分結構開始變的不明朗，同時，商法中的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邊界也逐漸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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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犯罪及其特征。1、經濟犯罪并不是一個法律術語，而是經濟和犯罪這兩個概念的相加與組合。經濟犯罪指在經濟活動中產生并與經濟活動直接有關或者具有財產內容的，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讓利法規定為犯罪，并且應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2、特征：(1)在經濟活動中產生，并與經濟活動直接有關或者具有財產內容。(2)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3)被刑法規定為犯罪或者違反了刑法規定的行為。(4)應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二、市場經濟及其法制特征。特征：(1)是權利經濟。(2)市場經濟是自主經濟。(3)是契約經濟。(4)是競爭經濟。(5)是法制經濟。三、經濟犯罪對市場經濟的危害。1、侵犯經濟活動主體的合法權益。2、擾亂市場競爭的有序、正常運行。3、妨礙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措施的落實。4、破壞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外部環境。四、抑制經濟犯罪對市場經濟危害的途徑。1、嚴格執法是抑制經濟犯罪對市場經濟危害的根本保證。2、完善刑事立法是抑制經濟犯罪對市場經濟危害的基本前提。3、增強公民法律意識，養活經濟犯罪，是抑制經濟犯罪對市場經濟危害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經濟犯罪、市場經濟、法制、刑罰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健全，使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空前活躍。但與此同時，由于歷史的現實的各種原因，也由于商品經濟本身的各種負面效應，經濟領域的犯罪現象也不斷出現，這極大的阻礙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并直接或間接的引發了很多經濟犯罪，嚴重的妨礙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如何有效的預防和控制經濟犯罪也因此成為當前的突出問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是在這種經濟體制尚未完全確立或不完善的情況下，經濟犯罪總是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思考探索經濟犯罪，市場經濟二者之間的關系，作為一名法學本科生，對于正確地理解和把握刑法的有關規定，有著積極的意義。

一、經濟犯罪及其特征和特點 

絕大多數的犯罪行為，歸根到底都與經濟有關，但是人們通常并不把這些犯罪都稱之為經濟犯罪。一般情況下，人們只是把某些與經濟活動有關聯和具有財產內容的犯罪行為稱之為經濟犯罪。從嚴格意義上講，經濟犯罪并不是一個法律術語，而是經濟和犯罪這兩個概念的相加與組合，是在犯罪這一整體范疇中從經濟這一角度或者層面對犯罪中部分范圍的界定。而犯罪一般被認為是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違反刑法規定，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經濟犯罪中的“經濟”一詞本身是一個多義詞，在這里應該理解為，經濟活動或者財產。因此經濟犯罪就應該定義為在經濟活動中產生并與經濟活動直接有關或者具有財產內容的、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被刑法規定為犯罪、并且應該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可見看出經濟犯罪的這一定義，3、具有以下四個層面的涵義：一是在經濟活動中產生并與經濟活動直接有關或者具有財產內容的行為。只有這樣的行為才可能是經濟犯罪，沒有這一特征的犯罪，只能是其它犯罪；二是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經濟犯罪直接危害著社會經濟秩序和其它秩序，并且這種危害性達到了一定程度，否則不是經濟犯罪；三是被刑法規定為犯罪或者違反了刑法規定的行為。這是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所決定了的，刑法沒有規定為犯罪的不為犯罪，只有被規定為犯罪的才可能是經濟犯罪；四是應該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任何違法行為都要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犯罪是嚴重的違法行為，當然要受到刑罰的處罰。這四層涵義密切相聯，共成一體，構成經濟犯罪的一般特征。經濟犯罪與其它犯罪的最大的區別是經濟犯罪的在經濟活動中產生并與經濟活動直接有關或者具有財產內容，這一區別也是經濟犯罪的獨有特征。另外，我們從經濟犯罪的這一特征入手，可以將經濟犯罪分為兩個類別，一是在經濟活動中產生并與經濟活動有關的經濟犯罪，它直接破壞著經濟秩序，可稱之為經濟活動犯罪；另一類是具有財產內容的犯罪，它破壞著經濟秩序，同時也破壞著其它秩序，比如我國刑法分則規定的侵犯財產罪、貪污賄賂罪，可稱之為財產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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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年-1858年草稿) 》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產品經濟形態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證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的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的表現形式。

篇（7）

二、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資源有效配皿出發，探討計劃與市場結合的運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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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K54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5）04-0013-02

關于古代希臘城邦的經濟特征問題，傳統觀點即工商業特征論遭到了新觀點農業特征論的挑戰。但縱觀來看，無論是工商業特征論者，還是農業特征論者，都能言之有理、引經據典、自圓其說。究其原因，筆者認為，兩種觀點之間尚未達成一個共識，比如關于判斷古代希臘城邦經濟特征所持的依據問題，工商業特征論者有自己的評判標準，而農業論者亦有另外評判標準。這樣就難免形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局面。另外，古代希臘世界城邦眾多，雅典并不能代表整個希臘，眾所周知，古希臘最典型的兩個城邦：雅典和斯巴達的經濟特征幾乎完全相反，而不管是工商業特征論者還是農業特征論者大都從雅典入手研究整個古希臘城邦的經濟特征，這縱然是由于資料缺乏所致，但多少有些讓人不能信服。筆者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古代希臘城邦的經濟特征會有所不同，古典時期城邦的經濟特征并不能反映整個古代希臘城邦的經濟特征。本文是在閱讀古典文獻和前輩習作的基礎上，就希臘城邦在古風時期和古典時期的經濟特征進行大膽的推測。

一、古風時期希臘城邦的農業特征

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但我們不能把農業的重要性和農業特征等同起來，就判斷一個社會經濟特征所持的依據來說，筆者比較認同王瑞聚先生所持的“要看這個社會在發展問題上主要依據于農業還是工商業”。舉例來說，目前我國的農業人口達到了9.3億，而非農業人口還不到4億，城市化水平為29.9%，與世界發展中國家平均城市化水平近40%相比還差不少，更不要說與發達國家相比。即便這樣，我國也絕不是一個農業特征的國家而是工商業特征的國家，所依據的是我國的發展主要依賴于工商業以及服務業的發展而不是農業的發展。另外，還要看城邦國家現有農業的性質，即它是用于自己消費還是交換。

“在通常情況下，農業在一個國家中的基礎地位是必然的，在古代希臘，荷馬時代是這樣的，古風時代也是這樣的，農業構成了希臘人生存和發展的主要物質條件。”西西阿德的《工作與時日》是唯一反映古風時代希臘農業與農民生活狀況的作品。細讀這部著作我們不難發現，至少在西西阿德時代，農業是一個家庭賴以生存的根本，而海上貿易帶有極大的風險，只能作為家庭的副業存在。詩人以勸誡口吻用大量的筆墨描寫了人們應該如何勤于耕作，順應農時，只有這樣人民生活才能殷實。當提到航海貿易時，詩人寫道：“等到航海季節到來時，再把船拉到海邊，裝上貨物出海，這樣你可以用它獲利。”另外，普魯塔克在《梭倫傳》中也記載了梭倫改革時采取了鼓勵工商業發展的措施，這也從側面說明了至少在梭倫時代工商業不發達。所以，我們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在古希臘有史可查的時代到古風時期這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農業是城邦人民及其家庭賴以生活的根本，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物質力量，而工商業只是人們農閑時得以獲利的副業，不足以構成社會發展的主要物質力量。所以，至少在古風時期，古代希臘的經濟是農業特征。

二、古典時期古希臘的工商業特征

眾所周知，一個社會的經濟形態不可能呈靜態之勢而以動態發展為主，尤其是在較長的歷史時期來說更是如此。古風時期的經濟形態經過數百年發展到古典時期已經發生變化。古代希臘半島由于自然地理條件限制并不適宜于農耕。在古代社會，由于人口稀少以及生產力不發達，農業還尚能支持家庭以及社會的生存和發展，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原先為獲利而以副業形態存在的工商業以其開放性瓦解著相對封閉的農業經濟，并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物質力量。

無論是工商業特征論者還是農業特征論者，都認為至遲到公元前5世紀后期起，雅典幾乎每年都必須進口大量的糧食，差不多占總糧食消費的3/4，方能滿足城邦的需求。所不同的是農業特征論者認為“雅典城邦所關心的是以滿足消費為目的的進口”，言外之意似乎是雅典的糧食貿易不是正規的商品經濟。但是政治經濟學原理顯示，“商品是用于交換的勞動產品，而商品經濟就是商品生產加商品交換”。所以，似乎不能因為是為了滿足消費而否認糧食貿易的商品經濟型。因此，我們可以認為，至遲從公元前5世紀后期起，雅典的糧食消費有一半以上要靠貿易才能維持民眾的生存，糧食貿易在雅典經濟中的重要性可見一斑，而糧食貿易只是雅典海外貿易的一部分。即此時古代希臘農業所提供的谷物不足以維持古代希臘城邦居民的最起碼的生存需要，所以稱不上是社會的經濟支柱。

其次，現有農業在很大程度上商品化了，被納入商品經濟的范疇。希臘的山區和丘陵不適于谷物的生長，卻適于葡萄和橄欖的栽培，所以從很早時起，葡萄和橄欖就成為重要的經濟作物。《荷馬史詩》記載有歐涅奧斯率領的船隊從萊姆諾斯島裝載了1000壇葡萄酒，前往希臘聯軍的營地，與之交換青銅、鑄鐵、皮革、牛群以及得之于戰爭的奴隸。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僅反映了葡萄酒的生產規模，也反映了葡萄這種經濟作物的種植規模。梭倫改革時為劃分等級而制定財產標準，將葡萄酒、橄欖油與谷物置于同等地位，只要達到規定標準，無論擁有谷物，還是擁有酒、油，都可劃入相應等級，實際上承認了葡萄酒和橄欖油的商品經濟性質。無論是柏拉圖還是亞里士多德，在談到商品貿易時，都主張有進口和出口，進口本城邦缺少的東西而出口本城邦多余的東西。如前所述，雅典國家大量進口的是糧食，那出口的只能是經濟作物和手工業產品了。

另外，古典時期雅典城邦工商業發展的盛況，我們可以在修昔底緣摹恫羅奔尼薩戰爭史》中窺覽一二。戰爭前期，伯里可利說服雅典農民放棄村莊移居到城市，并且宣稱只要擁有海路雅典就會立于不敗之地。由此不難發現海上貿易對于雅典國家的重要性。

俗話說：無商不奸。人們通常將純樸與農民以及與之相應的農業經濟特征相聯系，而奸詐難免與商人以及與之相應的商業經濟特征相掛鉤。事實是，公元前450年前后工商業的發展使得社會出現了很多的不道德行為。這種不道德行為在阿里斯托分的喜劇中有所反映。比如在《阿卡奈人》中，作者描述了一個麥加拉人把兩個女孩化妝成小豬賣給阿提卡農民的現象，這一方面反映了戰爭帶給麥加拉人的無奈和痛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商業社會不道德和陰暗面。由此，我們可以進行如下推測：工商業的發展使人與人之間產生了農業社會不曾有過的不信任以及欺詐等不道德行為，正是這些不道德行為使當時人們尤其是哲人們鄙視從事工商業的人，從而使得這一行業也遭到了鄙視。這反映在柏拉圖以及亞里士多德的作品中，就是對從事工商業的民眾以及這一職業的鄙視。所以，所謂“貴農賤商”之說只是表明古希臘的農業社會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從意識到理想與當時古希臘普遍存在的現實形成強烈反差后，柏拉圖等哲人只能在精神的道場里構建淳樸理想的農業社會。

不難發現，公元前450年左右，雅典國家經濟成分（糧食種植、經濟作物、手工業品）的2/3以上具有商品經濟性質，當時社會存在一系列不道德行為以及古典哲學家對工商業以及從事工商業人員的鄙視態度都體現了這一時期工商業的發展。所以說，這一時期商品經濟是維持雅典生存和發展的主要物質基礎，其經濟成分如雅典的其他城邦經濟無疑呈工商業特征。

三、結語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歷史時期古希臘經濟呈動態的發展之勢。古代希臘經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從有史可考的古代到古風時期，古希臘的經濟呈農業特征，而古典時期的公元前450年前后則呈工商業特征。至于從古風時代到古典時期的經濟特征，由于史料不足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所謂“貴農賤商”，從側面反映了當時工商業發展在思想觀念領域的沖擊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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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但是，經營權的法律性質依舊是限制物權。就此而言，經營權與傳統民法他物權并無二致。

對經營權形成背景的歷史分析能給我們諸多有關經營權本質與特征的啟示。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私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社會財富與日俱增，交換途徑日益寬廣，經營方式愈發多樣，尤其是股份公司的產生和大量創設，以社會化的聯合生產方式取代了資本主義早期的獨資和合伙經營生產方式，無數的社會資金得以集結，龐大的生產要素得以組合，使得資本的所有者日益從具體的生產經營過程中脫離出來，經營者的權利則日趨加強，最終發展為貫穿于企業生產經營全過程，包含占用、使用、收益、處分諸權能的經營權。

我國民法中的經營權，本來也應該是一般意義上的經營權，即因所有者的出資行為而創設、由企業享有的資產占用、使用、收益、處分權，換言之，只要有設立企業的行為，就會產生企業經營權形成的后果，無論出資人是國家、法人還是自然人，無論設立的企業是全民企業還是集體、私人企業或混合型的股份公司，也無法由誰來具體行使經營權。但由于特殊的原因，現在的經營權似乎已是專就全民企業而言，專為全民企事業而設，專指全民企業的財產權利。這一觀念應該改變才好，否則對于我國民法完整物權體系的建立是不利的。

當然，全民企業的經營權的確是最重要、最急需從理論上和實踐中給予確定的。

經營權到底能否正確、科學地揭示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的財產關系和法律關系？持懷疑態度的恐不在少。從較早出現過的法人所有權、相對所有權、公司所有權等觀點即可看出，不少人是主張所有權才是解決國有企業產權關系的唯一出路和最終答案的；經濟學界也有學者認為國有企業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根本的問題就在于不承認國有企業的財產所有權，而不賦予企業所有權，國家與企業的產權關系就是模糊的，就不可能觸及企業改革以至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性問題。造成這種理解有諸多因素，源于對傳統民法他物權的特征表現的認識恐怕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因為傳統民法他物權是受到來自于所有者的嚴格的約束，其對于所有權的從屬性色彩殊為濃厚，而獨立性特性卻不充分，而且往往只限于所有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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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計劃經濟：歷史結局還需邏輯結論

由社會主義國家信奉并實踐的計劃經濟作為在一定歷史時期具有重大影響的經濟形態、經濟體制或者說經濟運行方式，先后宣告結束。近年朝鮮、古巴也宣布“改革開放”，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改變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看來計劃經濟的歷史實踐行將結束，而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形態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基本內容。

但是，如何看待這種“歷史終結”？計劃經濟的終結是不合時宜、不服水土、還是不合邏輯？換一種說法，就是如何看待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關系？由于計劃經濟在記憶猶新的現代經濟史上曾經具有相當的時空影響，作為一種理論構想有其思想源流，更由于計劃手段在現代國家的經濟生活中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計劃或者計劃經濟的問題在今天仍然是現實話語。由于現代經濟問題的錯綜復雜，亂象叢生，市場經濟還沒有達到理想狀態，也不可能到達理想狀態，甚至在經濟生活中市場失靈無效的狀態成為市場軟肋，計劃又是觀察這一問題的重要角度。因此，在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人們對諸如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討論顯得復雜多樣，也是很正常的。就我們要討論的計劃經濟在歷史舞臺上日漸式微以至消失的客觀現象，人們的評判觀點莫衷一是，大相徑庭。這反映出：一是計劃及計劃經濟現象本身的復雜性；二是對其認識的過程性，有待于從更高層面去作出邏輯結論。

關于計劃經濟：不同經濟形態的歷史表現及邏輯比較

（一） 不同時空下經濟形態的歷史表現

人類經濟活動史表明人類社會存在過自然經濟、商品經濟（或者市場經濟）、計劃經濟三種經濟形態或者說經濟運行方式。從微觀角度去觀察，自從私有制和國家產生以來，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計劃經濟的經濟因素和形式，在人類經濟生活中是同時并存的，構成一個國家或社會經濟的整體。但是從宏觀角度去觀察，三種經濟形式或因素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個社會或國家的經濟總體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很不相同。一般認為，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漫長歷史上，自然經濟在經濟生活中占主導地位，此一時期的經濟形態從性質上就被稱為自然經濟形態。而在奴隸制社會以來的自然經濟形態中，作為經濟形式的商品經濟或計劃經濟的成分，就已經存在，只不過從數量、比重、地位上都是從屬性質的。此時社會占主導地位就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自給自足是自然經濟最基本的特征。自資本主義社會以來商品經濟便取代自然經濟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占主導地位，自此以后的經濟形態便被稱為商品經濟。在商品經濟形態下，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成分仍然存在著，只不過處于從屬地位。強大的商品經濟并沒有消滅或者排除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相反在整體經濟中包容著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商品經濟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交換經濟，經濟活動不僅是為了生產者自我滿足，而且是為了交換而進行的。計劃經濟如果把它看作一種國家對經濟活動的管理和調控，或者說國家和政府主導下的經濟活動的話，它由來已久，自從有了國家，國家發揮經濟職能必然會產生計劃經濟因素或形式。但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在經濟總體中，國家主導的經濟活動始終不占優勢數量和地位，長期經濟史沒有出現計劃經濟形態。而計劃經濟理論是在18-19世紀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批判中初步提出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圣西門、傅立葉、歐文都有各自的計劃理論，其它學派如馬爾薩斯也有計劃經濟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未來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構想的時候，提出了其影響很大的計劃經濟理論。在后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后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普遍按照計劃經濟理論構建計劃經濟的制度、模式和經濟形態。世界上凡社會主義國家都先后創建計劃經濟模式，但在計劃經濟形態下，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消滅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的成分。雖然計劃經濟的推行者試圖用計劃經濟、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要消滅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的所謂資本主義的尾巴，但是并沒有真正達其設想。計劃經濟的顯著特點是國家（政府）的計劃、指令、管制成為經濟運行的樞紐，國家的經濟活動盡力按照一套計劃方案和藍圖來實施，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成分都被國家大大削減，甚至一度試圖將其消滅。但是計劃經濟形態在歷史的長河中可謂曇花一現，其歷史時空最為短暫，其中玄機需要揭示。

（二）不同經濟形態的基本邏輯比較

經濟活動從最一般意義上講，是人類滿足自己吃穿住行用等經濟需要的能動活動。人類通過自覺的目的性的活動滿足對物質價值和精神價值的需要。經濟活動服從和服務于人們的經濟目的。經濟目的，是經濟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是經濟活動的主體性價值，經濟產品是經濟活動的產物，是經濟活動的客體性價值。人的能動實踐活動是架通二者，實現主客體統一的中介。因此，目的性原則是經濟活動的首要原則，從目的到活動到手段，人的經濟活動是人的經濟目的與經濟手段之間通過人的勞動活動形成的能動的平衡關系。傳統經濟（自資本主義以前）由于較落后的生產力水平，是一種相對短缺的目的和手段的平衡關系，但仍然總體上處于平衡狀態，因為經濟平衡與人自己的平衡能力直接相聯系。而現代經濟以來由于生產力的極大提高，在一定范圍內出現了過剩性的平衡關系（盡管在資本主義早期存在的是相對過剩，實質短缺），但經濟總要維持一種平衡狀態。因此，經濟活動的一般邏輯就是遵循實現經濟目的一定的經濟平衡狀態。

自然經濟的一般經濟模式或者邏輯可以描述如下：

作為經濟活動出發點的我和落腳點的我是統一的，即“我滿足我自己。”在外部條件正常的情況下，此一模式可以達到人的經濟目的。這一模式實現經濟目的的特點是目的與手段的平衡性，包括人自我的平衡性以及自我平衡為基礎的社會經濟平衡；同時表現出滿足經濟目的的封閉性即小范圍內的自我滿足；以及滿足經濟目的的經濟性或節約性，即以自我的經濟需要確定生產的數量，不進行過量生產，過量生產在一定社會條件下是無價值的。

商品經濟的一般經濟模式或邏輯可以描述如下：

這一模式包含了自然經濟“我滿足我” 的簡單內容，在此之上形成了多重疊加關系，其滿足經濟目的的特點具有簡單性自我平衡之上的復雜社會平衡性，即在此條件下人們的生產仍然包含著為自己生產的目的性或目標性，同時也表現為他人和社會生產的擴大性。表現出滿足手段和范圍空間的開放性、滿足程度和數量的豐富性。但與此同時生產活動自我預見的范圍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在商品經濟條件下比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大大弱化。商品經濟的經濟風險、在全社會范圍的生產不經濟狀態（浪費性）也顯然比自然經濟條件下有所增長。但是，商品經濟在邏輯上包含著自然經濟，其在正常條件下達到人們最基本的經濟目的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而計劃經濟模式或邏輯可以描述為：

在這里經濟活動的直接出發點是國家，而落腳點是人民（我們），二者之間的基本關系不具有統一性；國家成為經濟的出發點，也違背了經濟活動的最基本的目的是滿足人民對物質文化的需要，而不是國家的需要。從平衡性來看，國家（或政府）是擬制主體，其數量是一，而國民的數量是多，一和多之間是一種很難平衡的關系。“一”不能代表“多”，“一”不能滿足“多”。盡管這里的“一”是超越個人的一個龐大的組織或機構，但是從其主體性、人格性來看，其無疑是“一”。從邏輯模式上顯而易見，計劃經濟偏離最基本經濟目的邏輯風險已經是顯而易見，其滿足經濟目的的手段和方法從總體上來說是不足的。這樣一種邏輯結論也被計劃經濟的歷史實踐證明了。前蘇聯，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曾經創造了大量的產品，但是直接滿足人們衣食住行基本需要的產品卻相對短缺；從人們的經濟生活水平來看，長期的計劃經濟中人們的生活質量處于低水平，而這種狀態在生產力水平較落后的歷史上，在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體制或形態下卻是沒有出現的。因此，計劃經濟對基本經濟目的的背離性、經濟目的與經濟手段在社會經濟生活的平衡關系上嚴重失衡，成為計劃經濟不能主導經濟生活的根本邏輯根據。

根據上述分析，三種經濟形態的區別在于：在滿足經濟目的上，自然經濟是“我滿足我”；商品經濟是“我們滿足我們”（隱含了我滿足我）；而計劃經濟則是“它（國家）滿足我們”；自然經濟、商品經濟都體現經濟目的與經濟活動（手段）的統一性；而計劃經濟在邏輯上卻反映為經濟目的和經濟手段的背離性；在經濟目的與經濟手段平衡的數量關系上，自然經濟是“1人（我）滿足1人（我）”，商品經濟是“多人（我們）滿足多人（我們）”，而計劃經濟則是“1人（國家）滿足多人（我們）”。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都具有這種數量關系上的平衡性，而計劃經濟則不具有這種平衡性。因此從邏輯上得出，在一定條件下，主導的自然經濟、商品經濟都能實現經濟活動的目的性和平衡性，而主導性的計劃經濟卻會背離經濟活動的基本目的性和平衡性。

關于計劃經濟：在什么意義上宣告終結

如前所述，在一般邏輯意義上，一個國家或社會試圖采取主導性的計劃經濟形態或體制，在經濟邏輯上是行不通的。過去社會主義國家既有的計劃經濟模式試驗的失敗也歷史證明了這一點。出于基本邏輯問題，在將來的社會（國家）計劃經濟模式也不會成為未來的現實。因計劃經濟從邏輯上不能成為一種基本的經濟形態，即使在任何現實的經濟條件下。

在歷史經驗和理性思辯之上，對曾經在社會主義國家占主導的計劃經濟模式及其理論的思考和批判由來已久，不乏真知灼見。在20世紀30年代自由主義者與計劃經濟論者、國家干預論者之間的爭論中，以哈耶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提出過反對計劃經濟的經典性思想。哈氏主要從計劃經濟獲取信息的成本接近無窮大，無法分清企業經營失敗或過錯的責任，甚至人的智力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計劃經濟具有低效性，據此哈耶克不相信集中計劃經濟的模式能夠正常運轉。而現代制度經濟學也運用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經濟理論等對計劃經濟作出否定性評價。學者黨國印在《計劃經濟制度及其理論的歷史終結》一文中對提出計劃經濟的零交易費用假設、利他人假設、人類理性天賦差異假設等三個前提假設，作出辯駁批評，也對社會化大生產條件與計劃經濟的必然聯系性提出否定性分析；甚至對“完善計劃論”試圖把市場交換規律轉變為計劃者的自覺行為來一個對市場機制的人為模仿進行了批判。

雖然在歷史驗證的立場和理論分析的立場計劃經濟及其理論都日趨被歸于錯謬和荒唐，但本文的對計劃經濟及理論的否定，不是從經濟技術、經濟活動假設的角度提出的，而是基于計劃經濟在經濟目的統一性、經濟手段的平衡性上存在的基本邏輯錯謬和障礙，得出計劃經濟不能作為一種基本的主導的經濟形態正常地存在于人類經濟生活的過去、現在和將來；而作為一種經濟手段，補充性的經濟形式和因素，計劃的存在既有其經濟的現實性，也有其歷史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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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1世紀商品經濟社會，審美文化作為人類全部文化活動的一部分，也逐漸融入商品經濟的浪潮中。審美活動與經濟活動的關系問題是個由來已久的復雜問題。另一方面，審美需要與物質利益的矛盾也是一個古老的話題。認為文學的精神價值與商業利益的追求是對立甚至不相容的，這基本上可說是經典的文學價值觀念。這個問題在中國當代的再度發生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事。到了90年代前期，在文學界和文學批評界發生的關于“抵抗投降”的號召和“人文精神”討論，所關注的問題仍然涉及文學藝術的審美價值與商業利益追求的矛盾。在藝術領域中,作為人類文化活動整體中的兩個方面，這二者之間相互發生聯系和影響應當說是很正常的，并且起到相輔相成的作用。

一、商品經濟的市場化

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相對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而以交換為目的的一種經濟形式，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總和。在私有制的條件下，產品交換的雙方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成為經濟利益的對立面。這就決定了雙方的交換只能是等式的，即商品經濟中的等價交換原則。商品經濟作為社會經濟運動的一種形式，由于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所以，伴隨大分工的發展，社會生產的不斷提高，商品經濟的規模和范圍也就逐步擴大，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從原始社會末期到封建社會，自然經濟一直處于主導地位，而商品經濟始終處于從屬地位。只有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商品經濟得到充分的發展，成為主要的經濟形式。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從特定意義上講，資本主義社會，就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經濟社會。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商品經濟仍然是社會經濟生活的基本形式，但是，由于公有制的建立，它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計劃和市場都不屬于社會基本制度范疇，二者均只是經濟手段，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可以利用。社會主義條件下，也必須實行市場經濟，以達合理配置資源，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的目的。

二、審美文化的商品化

認為，事物的本質表現為不同的層次。具體地說，美的本質由表及里、從淺到深，主要表現為三個層次，即美的本質論意義、美的根源論意義和美的中介論意義。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人們長期創造形成的產物。同時又是一種歷史現象，是社會歷史的積淀物。確切地說，文化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文學藝術、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

人們需要審美，是因為世界上存在著許多的東西，需要我們去取舍，找到適合我們需要的那部分，即美的事物。人們可以通過自己的指揮發現世界上存在的許多美的東西，豐富自己的物質生活和精神家園，以達到愉悅自己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完善自己。通過一代代人對周遭世界的評判，不斷進化，形成了更為完善的對事物的看法，剔出人性中一些丑陋的東西，發揚真、善、美。在當今社會中，通過對美好事物的欣賞，尤其是對人性中存在的友情、親情、愛情的審美，不斷為生活在鋼筋水泥的城市森林中的人們提供心靈的慰藉，滿足他們因為物質豐富而帶來的心靈空虛。

人們對審美文化的界定也各有不同，如姚文放在《當代審美文化批判》一書中指出，“當代審美文化”是一個特指概念，是指在現代商品社會應運而生的、以大眾傳播媒介為載體的、以現代都市大眾為主要對象的文化形態，這是一種帶有濃厚商業色彩的、運用現代技術手段生產出來的文化。現在習慣把當代審美文化稱為“大眾文化”，但就其內涵來說，當代審美文化恰恰只是一種“小眾文化”，它的生產者、制作者恰恰不是“大眾”而只是“小眾”，只是在人口數量上所占比例極小的制作人、策劃人、廣告商和經紀人，而大眾只是其推銷和牟利的對象。雖然大眾在市場上作為買方常常倍受奉承，但在文化上恰恰不具主動性和支配權。只有審美文化發展到了商品化，社會需求才能達到審美的高標準。

三、藝術審美文化與社會商品經濟的和諧化

審美的范圍非常廣泛，包括：建筑、音樂、舞蹈、服飾、陶藝、飲食、裝飾、繪畫等等。審美存在于我們生活的各個角落。走在路上，街邊的風景就需要我們去審美；坐在餐館，各式菜肴需要我們去審美……當然這些都是淺層次上的審美現象，我們需要審美，研究審美，更應是從高層次上進行探討，即著重審人性之美。我們不斷叩問自己的心靈，不斷提高自己的審美情趣。

商品經濟的發展無非就是市場的發展帶動經濟的發展，市場的發展、商品在市場上的占有率都是帶動經濟發展的因素。從小的范圍上說，商品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們對審美的認識,而人的審美觀念隨著國家和地區的不同會有所差異，例如：大眾高爾夫是大眾在歐洲暢銷幾十年的車型，此車型為兩廂在歐洲市場上已經有四代，而進入中國汽車市場后的幾年，高爾夫卻怎么也精神不起來，就是因為中國傳統的審美觀念與西方有所不同，中國的消費者比較熱衷于三廂汽車這也是大眾普桑暢銷中國20余年的原因。同樣是大眾的經典車型因為審美觀念的不同在商品經濟的環境下就有著不同的結果，這種一個地區的大多數人的審美觀念我認為就是所特定的審美文化。商品經濟與審美觀念有著必然的聯系，審美文化從一定的意義上也影響著商品經濟。

在當今時代，藝術所顯示出來的最重要的社會功能自然是一種文化功能，這種文化功能不僅是指雕塑、油畫、國畫、舞蹈、展廳、園林等可以展示地方文化特色的種種形式，它能通過商品經濟來反映某一國家某一時間的歷史再現，也就是審美文化。

比如通常所理解的大眾審美文化主要是同各種大眾傳媒相聯系的，如廣播、電視、通俗讀物、廣告、互聯網等等，一般都具有傳媒的商業性、技術性、消費性、視覺性等特征，可以稱之為傳媒審美文化。在藝術領域中主要表現為明顯的審美生活化趨向，這種審美生活化是直接受大眾傳媒引導和制造的，主要滲透和體現在大眾的物質消費生活里。而這種審美生活化是在大眾的物質生活提高到一定水平后的必然結果，也就是說，只有在大眾真正擁有了必需的物質條件和閑暇時間的時候，審美的因素才開始向大眾的日常生活中滲透。審美文化的出現正是體現了大眾日常生活的這種自發的轉變，在這種轉變中，審美真正成為生活的銜接、延續和重要組成部分。另外，大眾“審美生活化”與歷代所追求的“生活審美化”不一樣，后者是力圖把生活提升到理想的審美境界，前者則是將審美世俗化，將審美拉低到日常生活。只有把二者適當的聯系在一起，大眾的日常生活才有可能和審美真正交融在一起。

藝術家藝術創新的重點在于給人從感官到心靈的和諧享受。著名的古典藝術家對人類藝術潛能創造性地發掘、發現或運用，幾乎達到了令人的嘆為觀止的完美水平，并且借助這近乎完美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人類對真善美的共同追求。達芬奇的《蒙娜麗莎》、貝多芬的交響曲便是人類古典藝術的顛峰。藝術審美文化與社會商品經濟的和諧，造就了社會的物質與精神的統一，反應了人類社會生活的水平，也就達到了人類強化藝術的文化社會價值的內涵。

在如今的商品經濟飛速發展的環境下，審美文化的地位也更加重要，大多數人對商品的要求不僅限于商品的實用上，對商品的“美”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高這種 “大眾文化”的藝術品位，是當代“審美文化”研究的重要課題。面向21世紀，我們將會迎來新的追求和諧復合美的現代藝術。

參考文獻：

[1]《西方美學家論美和美感》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2]《審美價值系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