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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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勞動價值理論的評述

1.1勞動價值理論觀點描述

勞動價值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在政治經濟學中占有重要地位。勞動價值理論由商品理論、貨幣理論和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三部分組成。

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兩個因素。其中，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但不是商品使用價值的唯一源泉。商品價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凝結的抽象人類勞動量的大小來決定的。商品所包含的抽象人類勞動是勞動者的具體勞動耗費在商品經濟關系中轉化變成的結果。抽象人類勞動的凝結表現了主觀具體活勞動耗費所產生的客觀社會效果——滿足社會需要的有效的勞動的含量。

商品的價值量同樣由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量來計量，取決于生產商品是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交換要按照價值量相等的原則進行，即等價交換。價值規律對生產和交換活動起著支配作用，通過價格的運動來表現。而價格的運動又離不開競爭機制、供求機制。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市場的調節產生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弱點和缺陷，這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把市場經濟下價值規律的調節機制的消極影響減小到最低限度。

1.2從經濟人類學的角度對價值理論的評述

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的時代是人類社會工業化、市場化的初期，其目的是為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特點和基本矛盾。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價值創造過程中，除資本、土地和勞動力外，先進技術、科學知識、經營管理和信息等已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生產因素。尤其是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它的不斷創新與推廣對社會財富積累的貢獻越來越大。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的“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已造福于民”。科學技術對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創造具有重大的作用，通過人這一勞動主體把科學技術融入到其他生產要素當中來提高勞動者的生產效率，從而產生出多倍的勞動生產率的勞動者創造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也即科學技術的運用使人類的勞動不斷地起著自乘的作用。現代企業要在市場經濟中立足，更需要通過改進技術，改善經營和管理以提高勞動生產率。

制度作為創造使用價值和價值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它的產生不過是把社會價值共意得到一種穩定性存在的保證，把道德秩序轉化為一種權利秩序，它為社會的共同價值標準和交換行為規范、組織原則以及知識技能等等的人類發展的創造物，提供了一個基本的世代承續的社會機制，保存了人們交換行為和關系的模式，并且通過使價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而擴大了社會交換的范圍。這種外部意志的強加力協調著人們的行為動機，并促進或阻礙價值的創造。例如，我國當前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制度，股份制逐漸成為公有制主要形式，在不斷完善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對勞動者創造價值有激勵作用。

2民族品牌的價值來源及構成

2.1從商品的二重性看民族品牌的價值來源

(1)從商品的使用價值分析。

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能夠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的勞動產品。馬克思在這里就強調了滿足人們需要的是物的客觀存在。物的這種“有用性”離開了商品實體就不存在了。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商品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層次分為五個層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受人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這既包括物質的，也有精神的，還有社會的。從另一角度看，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的“消費者剩余”概念從另一角度分析了商品對消費者的滿足。“一個人”對一物所付的價格，絕不會超過，而且也很少達到他寧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價格。因此，他從購買此物所得到的滿足，通常超過他因付出此物的代價而放棄的滿足；這樣，他就從這購買中得到一種滿足的剩余。他寧愿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價格，超過他實際付出的價格的部分，是這種剩余滿足的經濟衡量。這個部分可成為消費者剩余”。這種消費者剩余既可能是商品本身所具備的，也可能是消費者的“發現”，還可能是消費者的心理感受。

民族品牌的“有用性”承載于其產品上滿足消費者的物質需求的同時，在買方市場的今天，消費者購買民族品牌更多的集中在精神和社會需求層面。人們在購買民族品牌享受其基本的“有用性”的同時，更能夠感受到愛國主義，振興民族產業，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品牌走上全球化品牌的趨勢的欣慰。可以說，消費者在購買民族品牌所得到的精神和社會層面的上滿足，遠遠高于他所為此支付的價格，也遠遠高于一般商品所提供的“消費剩余”。

(2)從商品的價值分析。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告訴我們，商品的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即“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人的筋肉、神經、腦等的一定生產消耗”。這種勞動耗費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算的，即勞動時間的長短決定商品價值的大小。這里說的商品的價值高低對來說，既表現在商品的內在質量和基本功能上，也表現在商品的外在質量和輔助功能、美學功能上；既表現在商品帶給人們物質需要滿足程度的差異上，也表現在商品帶給人們精神、社會需要滿足程度的差異上，也表現在商品帶給人們的精神、社會需要滿足程度的差異上。民族品牌與非民族品牌以及其他非品牌商品的本質差別即在于勞動投入量與數量的差異。由于人們對民族品牌商品投入的勞動從質和量兩個方面都高于非民族品牌商品的投入，因此品牌商品就包含更多的價值和交換價值，就能滿足人們更多、更高從層次的需要。

2.2民族品牌的價值內涵與構成

(1)民族品牌的價值內涵。

品牌價值的內涵可以界定為被消費者認可的品牌所賦予產品的物理功能上的情感和體驗附加值。由于其能夠為企業帶來超額利潤，所以它作為一種無形資產是企業總資產的著稱部分之一。在既定的勞動投入條件下，民族品牌價值取決于生產者特殊勞動投入和市場認可的契合程度。本文主要談及民族品牌的文化內涵。

品牌文化的積累使得產品不僅僅作為實用價值的載體而存在，更使得產品在內涵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品牌文化更是以一種價值符號來傳到產品的理念、價值觀念和特殊效用，并得到消費者的廣泛認同，進而轉化為品牌的經濟價值。

(2)民族品牌的價值構成。

從傳統的角度看，民族品牌價值的構成要素不僅包括資源組成、技術工藝、文化特征、廣告與形象等也包括安全性、實用性、特殊性所帶來的效用(包括生理和心理)。民族品牌價值和其他品牌價值一樣，生成過程本質上并無差別。所不同的是，民族品牌價值中更多的包括勞動者的復雜勞動。本文主要討論民族品牌的經濟價值。

王成榮在其著作《品牌價值論》中運用品牌經濟價值曲線分析了品牌價值的構成，認為品牌價值大小取決于生產者者特殊勞動投入量與市場與社會認可程度的契合點。當兩者值較高時，經濟價值也就越大；反之亦然。但是當前者值較大，后者值較小時，民族品牌經濟價值較小，甚至為負；當前者值較低，后者值較高時，民族品牌經濟價值較大。所以，我借鑒王成榮的品牌經濟價值構成理論來說明民族品牌經濟價值構成，并認為民族品牌價值在其經濟價值構成方面與傳統品牌的經濟價值并無差異性，只是民族品牌更能使消費者從產品的消費過程中得到更高層次的精神效用(民族自豪感、榮譽感等)。

3民族品牌發展的制度性依賴

制度作為價值共意合法化或者說一種社會的游戲規則，必然會對經濟過程產生影響。經濟主體行為在不同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制度等約束下將產生不同的結果，因此，制度要素在經濟過程中具有不可忽視的核心地位。

3.1產品和服務的創新對制度的依賴

產品和服務是民族品牌的載體，也是民族品牌經濟價值增值的核心。產品創新是民族品牌提升的第一組成部分，它主要集中在新產品的開發、新包裝的設計與運用、新技術的創新和運用、新產品的市場推廣等方面。服務價值也是構成民族品牌價值的有一個組成部分。良好的服務質量創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也可以使產品因良好的服務而增值。

民族品牌在產品和服務的創新過程中投入大量的生產資源、技術、資金和信譽保證等以使民族品牌經濟價值得以實現。在這一過程中，制度因素無不為民族品牌提升給予支持和保障。制度是以對努力成果的承認和保護，來建立激發努力的激勵機制，從而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來源的。在一個封閉性的制度模式中，最重要的發展基礎，或許就取決于經濟主體的努力程度；而在一個開放的制度模式中，其他因素的介入，或許在某些情況下，會比努力程度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如政府對先進技術引進的激勵、對高級人才的優惠待遇、以及其他的政策性支持和財政傾斜。

這些年來，大家目睹了我國眾多民族品牌如健力寶、活力28、樂百氏等等本土品牌一個個被外資收入囊中之后，匯源的舉動確實觸動了國人敏感的神經。這些民族品牌的消失殆盡無不反應了當前國內民族企業發展的艱難和政府對民族品牌重要性的重視程度不夠。因此，政府應基于民族品牌發展更好的環境和關懷，以必要的合理的措施保護民族品牌的發展壯大。

(1)政府應主導國家品牌計劃，扶植優勢產業區域、產業集群重點突破。

(2)制定一系列完備的政策性保護和扶植措施。

(3)政府從長遠利益考慮有必要干涉國內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民族品牌與外國品牌的并購。

3.2民族品牌營銷傳播創新對制度的依賴

除了民族企業產品本身的創新，對民族品牌進行有效的營銷傳播活動同樣是提升民族品牌經濟價值的重要途徑。民族品牌營銷也需要投入資源，而資源是價值轉換的前提。制度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在民族品牌傳播過程中也擔任重要的角色。制度對信息資源獲得的可能性以及獲得的效率直接影響了民族品牌傳播的速率和傳播廣度。因此，政府應該建立和完善信息平臺，為民族品牌發展提供必要的信息；借鑒很多發達國家在利用首腦外交渠道為自己的企業在海外拓展市場的做法，開放國家外交資源，扶植企業走出去，塑造國家形象。

3.3民族品牌文化創新對制度的依賴

民族品牌文化是民族企業的精神和價值觀的核心。民族品牌物質文化是民族品牌文化的實物體現，民族企業通過產品、品名、標示、包裝等方面體現民族品牌文化的是想和品牌價值觀。民族品牌文化戰略是民族品牌精神貫徹、品牌價值提升和顧客品牌忠誠的實現過程。

那么，作為文化“三層次”中的制度的文化使價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既是物質文化的精神化，又是精神文化的物質化。制度文化的這種兩面性質促使了價值觀共意在民族品牌文化中的實現和創新。制度要素在強化或淡化因民族文化差異而致使的經濟主體出發點差異上的影響也極為重要。從民族企業內來看，經濟主體成員對民族品牌文化創新的努力程度及其效率大小的狀況，依賴于制度要素的動力機制塑造，因此，一個落后的制度模式，在強化民族品牌個性和品牌文化創新出發點差異的同時，也就壓抑了人們的經濟努力，閑置了人們的選擇范圍和對隨機因素的利用可能，使整個民族品牌的經濟發展表現出呆滯的特征。因此，政府應給予民族品牌文化創新的環境和文化氛圍使得民族品牌文化隨著全球經濟發展和品牌的國際化更具有時代特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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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識經濟與價值

知識經濟就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它是指以智力資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學技術為主的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消費)為重要因素的經濟。在知識經濟時代里，人對價值財富的創造很可能形成知識價值論，即知識創造價值。其主要理由是：

1．知識是智力勞動的成果。知識本身包含著價值，它是人類勞動的凝結。人與動物的最大區別就是在勞動過程開始以前對生產什么樣的產品，通過什么樣的途徑，用什么辦法達到某種效果，就已在勞動者的觀念中存在著。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漸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在他用蜂臘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這就是說，人的勞動過程首先是一個思維過程。在第一項具體的勞動過程開始之前，勞動者的頭腦中必需積累足夠的有關知識，并以這些知識為基礎，對勞動過程進行構思和設計。通過構思和設計，形成如何通過人的自身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物質交換的知識。只有在這種知識的指導下，才能進行各種具體的勞動。因此，勞動過程從本質上講是一個知識積累和知識使用的過程，也就是創造價值的過程。人的勞動能力，即認識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就是在人的大腦中積累的如何認識和改造自然的知識，每個人的知識積累，都是通過不斷學習和探索而得到的，學習和探索過程無疑都是一種勞動過程，因此勞動力可以看作是一種知識形態的勞動產品，都是社會生產總過程中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學習過程是勞動力的再生產過程，探索過程則是勞動力的生產過程。

知識經濟時代，在新知識生產的過程中，需要使用已有的全部相關知識，知識量往往是相當大的。越是重要的新知識，使用的知識量越大，因此新知識產品價值中的新價值就越大。

2．知識價值轉化的倍加效應。在知識經濟時代里，知識的價值不僅在于它能轉化為現實的價值，而且在其應用于生產過程中能創造出大于自身的價值。可以說人與動物最根本的區別就是人能創新，而人類創新的原動力就是知識。人類科技發展的歷史表明，基礎研究的科學發現，應用研究的原理探討和開發研究的技術發明，三者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轉換周期日趨縮短，并日益成為融合一體的形式。知識產品在其創新的過程中往往是一種或幾種使用價值的探索過程，但在其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過程中，其使用價值和價值往往呈現出倍加效應。如最早人們在開發計算機的時候只是想加快運算速度，但自從本世紀40年代計算機問世以后，其應用范圍不斷擴大，今天上至航天航空，下至工農業生產，科技文衛幾乎無所不包，其使用價值和價值呈幾何數膨脹。

二、勞動價值論與知識經濟價值觀的差異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只有從事物質生產的勞動才創造價值。在知識經濟時代里，由于知識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和高新技術的廣泛應用，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生產勞動將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體。

關于這點，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曾預言：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勞動顯示出不那么值得繼續包括在生產過程以內了，因為人只是以看守者和調節者的地位和生產過程發生關系。”其次，商品價值量與勞動時間的關系也有所變化。馬克思指出：“隨著大工業的繼續發展，創造現實的財富已經不再依靠勞動時間和應用的勞動數量了，而是依靠勞動時間以內運用的動源的力量，而這種動源自身的生產上所耗費的直接勞動時間根本不成比例，相反地卻取決于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進步程度式或科學技術在生產上的應用。”這實際上道出了隨著工業的發展，財富的創造取決于“動力源”，進而取決于科學水平及技術進步程度，亦即知識。

由馬克思對價值創造的預設到知識經濟在現實社會中迅速發展的情況，不難看出，勞動價值理論有它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

1．勞動價值理論中的價值太狹義。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而這種勞動是用勞動時間來度量的。顯然至今人們還沒有找到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在時間上價值的換算方法。

2．勞動價值理論中的價值實指經濟價值，不包括無形的價值財富，比如專利，信息等。

3．勞動在生產中的地位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科技的發展而變化的。

4．價值與直接勞動時間的關系也不是不變的，而是富有彈性的。

知識經濟時代的價值與傳統的勞動價值論有一定的差異：

1．基礎不同。勞動價值理論是以勞動為主體和基礎的；知識價值論則是以知識為基礎，以科學技術為核心的。

2．過程不同。勞動創造價值的過程是直接生產勞動過程；而知識形成價值的過程則主要在知識的開發、應用、傳播和擴散等過程。

3．對勞動者的科技、文化素質要求不同。前者對勞動者的科技、文化素質要求一般不高；后者則因以科學技術為主體，對勞動者的科技、文化素質要求將越來越高。

4．商品價值量的度量方法不同。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而知識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商品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知識量決定的。

   5、價值實體不同。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實體是抽象勞動；而知識價值論認為商品價值的實體是知識。

6．價值規律的主要含義不同。勞動價值論認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量的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也是價值規律的主要含義；而知識價值論認為商品價值量總是由生產過程中使用的最新知識來決定的，并且是價值規律的主要含義。價值規律的主要作用是促進技術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三、知識價值論對勞動價值論的繼承和發展

1．勞動的過程既是知識積累的過程又是知識創新的過程。

知識作為一種勞動產品同實物產品和勞務產品一樣，在其生產過程中必然要耗費一定的物質資料和活勞動。其中耗費的物質資料即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價值形成知識產品價值中的舊價值部分；活勞動使用的知識量則形成知識產品價值中的新價值部分。

知識產品的過程，是對未知世界進行探索和對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升華的過程。與一般的實物產品和勞務產品不同的是，在生產過程開始之前，產品在勞動力的頭腦中還是未知的，生產過程需要多長時間也是未知的。也就是說，生產知識產品的勞動是創造性勞動。這種創造性勞動是使用已有的知識而生產新知識的勞動。

知識產品的再生產過程，實際上是知識從一個人的大腦向另一個人的大腦中轉移的過程或者說是知識的復制過程。這一過程是由傳授知識的勞動過程和學習知識的勞動過程共同組成，因此也統稱為教育勞動過程。在知識轉移過程中，知識量并不增加，也就是勞動中使用的知識量就是被轉移的知識量，因此在再生產的知識產品中，活勞動形成的價值雖就等于轉移的知識量。在知識的再生產過程中，也需要耗費一定的物質資料，如教學設施、設備，教學人員和學習者的生活資料等，這些物質資料的價值都要轉移到再生產的知識產品中去，形成產品價值中的舊價值部分。

2．知識價值論為勞動價值論增添了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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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識是智力勞動的成果。

知識本身包含著價值，它是人類勞動的凝結。人與動物的最大區別就是在勞動過程開始以前對生產什么樣的產品，通過什么樣的途徑，用什么辦法達到某種效果，就已在勞動者的觀念中存在著。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漸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在他用蜂臘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這就是說，人的勞動過程首先是一個思維過程。在第一項具體的勞動過程開始之前，勞動者的頭腦中必需積累足夠的有關知識，并以這些知識為基礎，對勞動過程進行構思和設計。通過構思和設計，形成如何通過人的自身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物質交換的知識。只有在這種知識的指導下，才能進行各種具體的勞動。因此，勞動過程從本質上講是一個知識積累和知識使用的過程，也就是創造價值的過程。人的勞動能力，即認識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就是在人的大腦中積累的如何認識和改造自然的知識，每個人的知識積累，都是通過不斷學習和探索而得到的，學習和探索過程無疑都是一種勞動過程，因此勞動力可以看作是一種知識形態的勞動產品，都是社會生產總過程中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學習過程是勞動力的再生產過程，探索過程則是勞動力的生產過程。

知識經濟時代，在新知識生產的過程中，需要使用已有的全部相關知識，知識量往往是相當大的。越是重要的新知識，使用的知識量越大，因此新知識產品價值中的新價值就越大。

2．知識價值轉化的倍加效應。在知識經濟時代里，知識的價值不僅在于它能轉化為現實的價值，而且在其應用于生產過程中能創造出大于自身的價值。可以說人與動物最根本的區別就是人能創新，而人類創新的原動力就是知識。人類科技發展的歷史表明，基礎研究的科學發現，應用研究的原理探討和開發研究的技術發明，三者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轉換周期日趨縮短，并日益成為融合一體的形式。知識產品在其創新的過程中往往是一種或幾種使用價值的探索過程，但在其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過程中，其使用價值和價值往往呈現出倍加效應。如最早人們在開發計算機的時候只是想加快運算速度，但自從本世紀40年代計算機問世以后，其應用范圍不斷擴大，今天上至航天航空，下至工農業生產，科技文衛幾乎無所不包，其使用價值和價值呈幾何數膨脹。

二、勞動價值論與知識經濟價值觀的差異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只有從事物質生產的勞動才創造價值。在知識經濟時代里，由于知識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和高新技術的廣泛應用，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生產勞動將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體。

關于這點，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曾預言：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勞動顯示出不那么值得繼續包括在生產過程以內了，因為人只是以看守者和調節者的地位和生產過程發生關系。”其次，商品價值量與勞動時間的關系也有所變化。馬克思指出：“隨著大工業的繼續發展，創造現實的財富已經不再依靠勞動時間和應用的勞動數量了，而是依靠勞動時間以內運用的動源的力量，而這種動源自身的生產上所耗費的直接勞動時間根本不成比例，相反地卻取決于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進步程度式或科學技術在生產上的應用。”這實際上道出了隨著工業的發展，財富的創造取決于“動力源”，進而取決于科學水平及技術進步程度，亦即知識。

由馬克思對價值創造的預設到知識經濟在現實社會中迅速發展的情況，不難看出，勞動價值理論有它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

1．勞動價值理論中的價值太狹義。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而這種勞動是用勞動時間來度量的。顯然至今人們還沒有找到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在時間上價值的換算方法。

2．勞動價值理論中的價值實指經濟價值，不包括無形的價值財富，比如專利，信息等。

3．勞動在生產中的地位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科技的發展而變化的。

4．價值與直接勞動時間的關系也不是不變的，而是富有彈性的。

知識經濟時代的價值與傳統的勞動價值論有一定的差異：

1．基礎不同。勞動價值理論是以勞動為主體和基礎的；知識價值論則是以知識為基礎，以科學技術為核心的。

2．過程不同。勞動創造價值的過程是直接生產勞動過程；而知識形成價值的過程則主要在知識的開發、應用、傳播和擴散等過程。

3．對勞動者的科技、文化素質要求不同。前者對勞動者的科技、文化素質要求一般不高；后者則因以科學技術為主體，對勞動者的科技、文化素質要求將越來越高。

4．商品價值量的度量方法不同。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而知識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商品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知識量決定的。

5、價值實體不同。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實體是抽象勞動；而知識價值論認為商品價值的實體是知識。

6．價值規律的主要含義不同。勞動價值論認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量的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也是價值規律的主要含義；而知識價值論認為商品價值量總是由生產過程中使用的最新知識來決定的，并且是價值規律的主要含義。價值規律的主要作用是促進技術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三、知識價值論對勞動價值論的繼承和發展

1．勞動的過程既是知識積累的過程又是知識創新的過程。

知識作為一種勞動產品同實物產品和勞務產品一樣，在其生產過程中必然要耗費一定的物質資料和活勞動。其中耗費的物質資料即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價值形成知識產品價值中的舊價值部分；活勞動使用的知識量則形成知識產品價值中的新價值部分。

知識產品的過程，是對未知世界進行探索和對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升華的過程。與一般的實物產品和勞務產品不同的是，在生產過程開始之前，產品在勞動力的頭腦中還是未知的，生產過程需要多長時間也是未知的。也就是說，生產知識產品的勞動是創造性勞動。這種創造性勞動是使用已有的知識而生產新知識的勞動。

知識產品的再生產過程，實際上是知識從一個人的大腦向另一個人的大腦中轉移的過程或者說是知識的復制過程。這一過程是由傳授知識的勞動過程和學習知識的勞動過程共同組成，因此也統稱為教育勞動過程。在知識轉移過程中，知識量并不增加，也就是勞動中使用的知識量就是被轉移的知識量，因此在再生產的知識產品中，活勞動形成的價值雖就等于轉移的知識量。在知識的再生產過程中，也需要耗費一定的物質資料，如教學設施、設備，教學人員和學習者的生活資料等，這些物質資料的價值都要轉移到再生產的知識產品中去，形成產品價值中的舊價值部分。

2．知識價值論為勞動價值論增添了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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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是什么導致了這樣的“悲劇”上演呢?

不可否認,出現大蒜比豬肉貴的情況,首先是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的作用。一方面,大蒜價格曾大跌,影響蒜農種植積極性,導致種植面積縮小,產量下降,再加上今年以來大蒜出口量的大增,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國內大蒜市場的供求關系,從而導致大蒜的價格直線上漲;另一方面,這些年來豬肉價格一直重復著漲跌的周期輪回,此前豬肉價格曾屢創新高,刺激了國內生豬生產,導致國內生豬存欄數大幅增長,豬肉市場供遠大于求,價格自然一路走低。一漲一跌,大蒜價格就貴過了豬肉價格。

但僅僅是這樣的價值規律在起作用嗎?顯然不完全是。事實上,在這種基礎性的農業生產領域,價值規律的自發調節作用,往往因為其周期性的變動,容易導致物價的周期性變化,從社會經濟安全、穩定、有序的發展角度而言,并不符合社會經濟的整體利益。

農產品價格上漲,自然會帶到其他物價上漲,也很容易導致通貨膨脹的產生。但農產品價格上漲,從商品經濟的自身規律而言,是不可避免的現象。這就帶來一個現實的矛盾。國家不希望農產品價格上漲,但農產品價格不可能一直低廉,否則的話,一定會傷害農業生產者的利益。盡管在很長一段時期,我們國家的農產品價格都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但這種很低的農產品價格是國家計劃經濟的政策所導致,即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在客觀上大量盤剝農業生產,并形成相當的社會積累,打下了城市及社會發展的基礎。可這樣調控政策的代價,便是農村地區社會經濟長期發展無力,農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

其實,這種矛盾,并不只存在于中國,從全世界范圍來看,幾乎每個國家都存在這樣的問題。而化解這種矛盾的唯一辦法,便是由國家對農業生產給予相當的補貼。即通過財政支付轉移的方式,在不犧牲農民利益的前提下,實現農產品價格的穩定。

令人欣喜的是,這些年來,國家對農業生產給予了很多的補貼,包括糧食生產的直接補貼、農機購買的補貼、農業生產基礎設施建設的補貼,但這些補貼,相對于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而言,顯然還不夠。無法通過補貼,實現農業生產的正常有序進行,這從這些年來農產品價格的劇烈波動上可以看出。

所以,當“大蒜比肉貴”時,我們還該反思的是我們的農業生產政策,即國家應該把農業生產補貼執行得更完善、更細致。否則的話,今天大蒜比肉貴,明天辣椒比肉貴,后天再來個其他什么比肉貴,若要是再來個大米比肉貴,那我們就真的要顛覆“何不食肉糜”這句千古荒唐言啦!

不僅如此,從“大蒜比肉貴”的現象中,還要反思的是我們的農業流通領域,也即國家究竟該如何規范這種農產品流通和銷售市場?

事實上,幾乎所有類似“大蒜比肉貴”的現象背后,真正獲益的并不是農民,不是那些直接的農業生產者。谷賤傷農,谷貴也富不了農。真正在價格變化中發家致富的是那些農產品經營、銷售者,或者說是那些投機、炒作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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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虛擬經濟 經濟泡沫 虛擬資產 流動性控制

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

（一）虛擬經濟的范疇界定

虛擬經濟是從具有信用關系的虛擬資本衍生出來的，并隨著信用經濟的高度發展而發展。但是時至今日，雖然相關的研究成果很多，也取得了較大進展，但是在虛擬經濟的研究范疇以及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問題上，學者們并未達成一致意見。目前學者們對虛擬經濟的范疇問題主要有四類觀點。

第一類觀點認為虛擬經濟與虛擬資本的運動密切相關并且是非物質生產活動。羅良清（2009）認為“虛擬經濟是以虛擬資本交易為載體，利用短期市場價格波動為收益來源的經濟活動，它以預期收入資本化定價為基礎，脫離了實體經濟具體生產過程”。禮（2009）則認為“虛擬經濟是以價值和信譽信用為基礎，以金融系統為循環依托的虛擬資本交易并繁衍增值的經濟活動”。孫寶文（2005）提出“虛擬經濟是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的循環運動，這些虛擬資本不經過實體經濟循環就可以取得盈利”。

第二類觀點界定的虛擬經濟范疇較第一類觀點更加廣泛，將所有非物質生產活動視作虛擬經濟的范疇。例如“虛擬經濟是在追求貨幣利潤的目標下，通過單純的‘買賣’、‘資本化’運作以及價值‘炒作’等相對脫離了‘物質生產過程’的價值增值活動”。劉駿民（2008）和葉朝暉（2003）則將虛擬經濟定義為“虛擬經濟是指以信用工具為載體和以投機牟利為目的的、相對實體經濟而存在的、具有價值獨立化運動特征的一種經濟”。

第三類觀點對虛擬經濟的定義是從虛擬經濟的功能出發，包括虛擬經濟的資源配置功能和財富分配功能。徐良平（2002）認為“可以將虛擬經濟看成是人們為了沖破現實經濟的資源束縛，提高源配置效率，運用越來越虛擬化的交易手段將經濟增長的各要素在更高層次上組織起來，以更快地促進經濟發展的一種經濟形態”。周建波（2009）認為虛擬經濟是指“以無形的商品、資產及其市場共同組成了流通的新空間，以科技信息網絡技術為傳遞方式，以股票、期貨等金融創新產品為交易工具和表達方式，以預期的勞動價格、技術價格和資本價格進行定價和分配，從而以虛擬價值和價格方式刺激并帶動了實體經濟迅速發展，并產生了巨大財富效應的經濟形態”。魯品越（2009）認為“虛擬經濟是以證券化資產的虛擬價值為內容，以大眾資本為其實體經濟價值來源，通過對虛擬價值的波動價差的投機，以分割實體經濟價值和規避投資風險，而產生的金融流動體系”。第四類觀點則將虛擬經濟與滿足人們心理需求的服務行業聯系在一起。如宋可為（2009）認為“虛擬經濟廣義上則是指滿足心理需求的生產（如娛樂、傳媒作品等）有關的經濟活動”。而林左鳴（2010）把“同時滿足人的物質需求和心理需求的經濟，及只滿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經濟活動的總和定義為廣義的虛擬經濟”。

無論實體經濟還是虛擬經濟都同在市場這個大環境中運行，同屬于市場經濟的范疇，它們的功能也與市場的功能一致，即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可以從資源配置方式差異來區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研究范疇。事實上，學者們認同虛擬經濟并不直接創造社會財富的觀點。例如，胡延平（2008）認為“從社會總體上說，所謂錢生錢的虛擬經濟并不能生出哪怕一分錢，它其實一刻也離不開實體經濟，它不過是重新分配實體經濟帶來的利潤。以‘錢’生‘錢’，其實質是‘分配’”。盡管如此，虛擬經濟卻必不可少，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虛擬經濟能夠促進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由此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筆者在這里將人們的不直接與生產和消費商品或勞務相關的經濟活動定義為虛擬經濟的范疇，否則就是實體經濟的范疇。

例如，股票和債券，其在一級市場上的交易行為屬于實體經濟的范疇，因為融資的目的通常是為了建設或是生產及消費，而其在二級市場上的交易行為屬于虛擬經濟的范疇，這種經濟行為的直接結果只是財富的轉移或是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并不直接與生產和消費商品或勞務相關。

另一個例子是古董及為賺取差價而從事的實物產品買賣。雖然這類物品具有所謂的觀賞價值或是使用價值，但是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在買賣它們時并不以生產和消費為目的，像這樣的交易活動也不與生產或消費直接相關，因此將其劃為虛擬經濟的范疇。

（二）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

上述簡單地界定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研究范疇，看起來兩者是非此即彼的關系。由于孕育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市場是一個有機的功能整體，因此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在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方面也是相互促進和相輔相成的關系。同時因為市場經濟行為的直接目的是獲得利潤，無論是商品生產還是勞務的供給，都是以獲得利潤為目的，這也是市場經濟中企業或個人的生存基礎。但是自從虛擬經濟活動產生，就為人們提供了一種獲取利潤的新方法，這種方法可以使獲取利潤完全與商品或是勞務的生產和消費無關。正如徐國亮（2006）所指出的“生產過程只是獲取利潤必不可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獲取利潤而必須干的‘倒霉事’。資本本質上都有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直接獲取利潤。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這種狂想漸漸變成了現實”。因此，無論是虛擬經濟活動還是實體經濟活動，其目的相同，即獲取利潤。

由于市場通過價格機制和利潤杠桿來完成資源的優化配置，而價格和利潤又具體表現為信用貨幣，段彥飛（2009）認為“市場經濟的生產目的是獲取利潤，而利潤是以貨幣來表示的，或者說只有貨幣才體現出利潤。……貨幣利潤成為市場經濟的主導價值標準”。因此可以得出結論，無論是虛擬經濟活動獲得的利潤還是實體經濟活動獲得的利潤，其代表就是信用貨幣，并且由于貨幣在虛擬經濟及實體經濟之間的流動，以及貨幣能行使價值尺度的職能，使得貸幣成為聯系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紐帶。

虛擬經濟泡沫產生的原因

關于經濟泡沫的定義，目前理論界存有多種說法，除了許多學者都把“經濟泡沫”與“泡沫經濟”等同使用以外，有些說法極易與通貨膨脹、商業循環、虛擬經濟混淆。因此，對經濟泡沫的內涵進行界定是十分必要的。在這里筆者借鑒相關學者的觀點，將經濟泡沫表述為由于局部的投機需求（虛假需求）使資產的市場價格脫離資產內在價值的部分。它實質是與經濟基礎條件相背離的資產價格膨脹。

（一）虛擬經濟活動催生經濟泡沫

首先，由于虛擬經濟的產品交易并不直接與生產和消費商品或勞務相關，因此，虛擬經濟范疇內的交易對象具有可多次甚至是無數次重復交易的特點，這一點，是經濟泡沫催生的前提。

王愛儉（2008）指出“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越來越多的實體產品將價格預期融入其中，表現出虛擬性的泛化。從兩百年前的荷蘭郁金香到時下炙手可熱的中國君子蘭，都體現出了虛擬性泛化的特征”。因此，即使是實體經濟范疇內的交易產品，如果其交易背離了以生產或消費商品或勞務的目的，其活動就具有了虛擬性，就有可能催生出經濟泡沫。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像郁金香及君子蘭這樣的產品層出不窮，不久前我國農產品市場上的綠豆、大蒜也是實體產品被虛擬化炒作的例子。同時，與現代城市化相伴而生的房地產市場也是實體產品經常被催生出“泡沫”的典型例子。

其次，在實體經濟的范疇內，人們的交易行為注重交易對象的使用價值，并且這種使用價值的交換以價值為衡量尺度，最終表現為商品價格并以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由于商品的價值是凝結在商品的無差異的人類勞動，價值雖然抽象可是真實存在，因此在實體經濟的商品交易活動中，商品的價格雖然會圍繞價值上下波動但是價格卻不會與價值背離太遠。但是在虛擬經濟的范疇內，人們的交易行為關注的是對利益的獲取，只要能夠獲取利益，以任何價格交易產品都認為是合理的。

成思危（2008）指出“當股票可以在股票市場上進行買賣后，由于其本身并沒有價值，故其價格的確不是按照客觀的價值規律，而是按照人們對其未來價格的主觀預測，還要受到供求狀況的影響，這就使其價格更加脫離了實際經濟活動的績效”。另外，在虛擬經濟活動中，人們的主觀心理發揮著較大作用。李俊青（2005）認為“任何一種商品的價格都是成本和心理的函數，也就是商品定價都是揉雜著成本和心理定價的成分”。最終結果是在虛擬經濟領域，當人們對未來形勢樂觀時，人們對于相關產品的交易熱情高漲，相關虛擬資產的流動性變強，相關產品的價格也上漲，由此可能催生經濟泡沫。相反當人們對市場情緒悲觀時，相關產品的交易量減少，相關資產的流動性變差，相關產品的價格就下跌。

另外，對于虛擬經濟而言，從短時間看，其交易產品的價格有跌有漲，但是從長遠看，虛擬資產的價格總體會一直保持上漲。因為當相關產品的價格跌到其合理價格之下時，其價格上漲的可能性和獲利可能性變大，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會使該種產品的價格回復到合理水平。而當虛擬資產的價格漲到其合理價格之上時，人們并不注重這種產品實際值多少，而是關注其在未來是否還有獲利的空間，只要人們認為可以獲利，似乎相關產品的價格并無上限。

由此可見，泡沫經濟與虛擬經濟是相伴而生的，只要存在著虛擬經濟范疇內的交易行為，那么經濟泡沫被催生將不可避免，這也是本文將經濟泡沫前綴以“虛擬”的原因。

（二）通過投機活動對利益的追逐是虛擬經濟泡沫膨脹的動力

虛擬經濟活動中，參與者充分利用所能獲得的信息，以贏利為目的，從事相關產品的交易。也正是由于有眾多的參與者，可以部分地解決個人決策信息不完全問題，有利于通過資金流向調節社會資源配置。但是由于虛擬經濟的參與者并不是以資金的合理流向為目的，而是以獲得利潤為目的，因此人們的虛擬經濟活動時常會偏離虛擬經濟優化配置社會資源的功能軌道。

許博（2003）認為“泡沫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投資現象，是人們非理性的投資觀念和投資（投機）行為的結果，這種投機行為不是單個投資主體行為，而是眾多投資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同時李新（2007）也認為“對于虛擬經濟泡沫（泡沫經濟）而言，過度的經濟投機活動是原動力，股票及房地產是主要載體，投機資產市場價格劇烈波動是必然后果”。現代社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財富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和積累，在傳統產業經濟領域，競爭越來越激烈，利潤越來越少，有大量的社會閑置資本亟待尋找到新的投資機會。而虛擬經濟不存在生產周期問題，不存在資金周轉的難題，并且往往虛擬經濟領域資本收益率也較高。因此虛擬經濟就成了眾多社會閑置資本的最終去處，直接以獲利為目的的投機行為便大量涌現，而資金的涌入，可以帶來虛擬經濟的繁榮，虛擬經濟的繁榮則會吸引更多的投機資金進入到相應的領域，由此泡沫被催生并不斷膨脹。可以說投機活動對利益的追逐是泡沫經濟膨脹的動力。

抑制虛擬經濟泡沫的方案：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

由于上述將不直接與生產及消費商品或勞務相關的經濟活動劃歸虛擬經濟的范疇，那么在這里將所有虛擬經濟活動中的交易對象稱為虛擬資產。

（一）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的必要性

資產流動性指一種資產能迅速轉換成現金而對持有人不發生損失的能力，也就是變為現實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能力，也稱變現力。不同的資產，由于其固有屬性不同，其流動性也不同。現金具有完全的流動性，并且資產的流動性依其變現能力排序為：現金（包括現鈔、支票賬戶）、定期存單、國債、政府機構債券、市政債券、抵押貸款證券（MBS）、資產抵押證券（ABS）、公司債券、股票、大宗商品期貨合約、金融衍生品等等（張云，2009）。

有學者提出“不同的資本市場在不同的經濟體系下對資產將會有不同的定價機制，這個機制由于形成時間一般比較長以及市場存在一定的對比效應（即資產在同一個市場中具有較穩定的相對價格），一旦兩個原先相對獨立的經濟體進行資產交換，那么，類似上述這種等價格而不等價值的交換行為也就發生了”（施青春，2009）。由于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屬于不同的經濟體系，其產品的定價機制不同，因此僅僅按照產品價格，以貨幣為媒介進行交換，通常不是等價值交換，并且虛擬經濟產品的價格并不以產品的價值為基礎，因此，也不可能實現等價值交換。由此可以認為，制訂合理的虛擬經濟產品與實體經濟產品的交換規則，是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

另外，由于商品經濟范疇內的實體經濟遵循商品價值規律，而商品經濟范疇內的虛擬經濟并不遵循商品價值規律，而兩者以貨幣為媒介有著緊密的聯系，在這樣的條件下，由不等價交換所導致的經濟問題就不可避免。因此實現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是調和商品經濟范疇內的虛擬經濟不遵循商品價值規律矛盾的客觀要求。

（二）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人類的生活、生產、工作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樣的條件下，電子貨幣越來越在人們的經濟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也正如鞠國華（2009）所說，“在高度發達的信用時代，人們的財富都以數字形式保留在金融機構的計算機系統當中，也就是以各種計算貨幣表示的金融資產”。因此，由于信息傳輸和處理的方便與快捷，使虛擬資產的流動性控制成為可能。

1.托賓稅與印花稅。具體分析如下：托賓稅是指對現貨外匯交易課征全球統一的交易稅，托賓的意思是需要“往飛速運轉的國際金融市場這一車輪中擲些沙子”。托賓稅的實施可以抑制投機、穩定匯率，其稅收收入可以為全球性收入再分配提供資金來源。

證券交易印花稅是股民從事證券（目前主要指股票）買賣時所強制繳納的一筆費用。根據一筆股票交易成交金額計征，由證券賣方按1‰的稅率征收；不對買方進行征收。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托賓稅提高了國際游資進行跨國匯率投機的成本，而證券印花稅提高了股市投機的成本。由于成本的提高，必將使得相關虛擬資產的交易量下降，因為必須存在更高的預期收益，以彌補稅收的成本，交易才會發生。但是這至多只能減緩經濟泡沫的膨脹而并不能阻止投機和虛擬經濟泡沫的催生。

首先，類似托賓稅的稅種或是證券印花稅的稅率相對于虛擬資產的收益而言其比例很低，只要潛在的收益存在，并不能有效地阻止人們投機，如果提高稅率，則不利于金融市場正常功能的發揮。

其次，虛擬資本的投資收益有著不同于實物資本的特征，其收益通常與取得收益的風險相關，而可變的托賓稅和債券印花稅增加了虛擬資產收益的不確定性，提高了投資的風險，而風險的提高會通過收益的提高而得到彌補，因此類擬托賓稅的稅種和債券印花稅不過是提高了資產收益而已。而如果是固定的托賓稅率和債券印花稅稅率，可以作為虛擬資產的“生產成本”而直接記入其市場交易價格中，這在虛擬經濟泡沫膨脹時，起到了加速泡沫膨脹的作用。就筆者的了解，在目前中國的部分小鎮，由于房屋產權轉移時當地政府違規收取“巨額”的手續費，使得當地的地基和房產價格飛漲。因為產權轉移的手續費成為了“生產成本”的一部分，每交易一次，這樣的“生產成本”都會存在，每一次交易時，上一次的“生產成本”會體現在這一次的交易中，即使房產基本價值沒有變化，市場供求沒有變化，不存在投機的房產買賣，房價也會上漲。

2.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使用“籌碼”。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虛擬資產變現的程序控制，二是虛擬資產變現的比例折算。

對虛擬資產變現的程序控制，目的在于形成一套機制，可以使監管部門主動干預相關資產的流動性，而不是等到虛擬經濟泡沫破滅，投機資本潛逃成功之后，使真正的投資者被套牢并由其承擔損失。金融資產變現程序控制，應該形成這樣一套機制，當虛擬經濟的某個領域有大量資金流入，可能催生出泡沫時，降低這些領域資產的流動性，也就是提高在相關領域進行投資的機會成本，并且資產流動性大小應該與資產泡沫的“大小”負相關。

金融資產變現比例折算，要求對價格虛高，形成了泡沫的資產實行折算變現，也就是說，在同一個領域實行等價格交換（等價值交換），而對于不同領域的產品則可以實行不等價格交換（等價值交換）。比如，當房地產市場形成泡沫時，一套市區的價格100萬元的房子，可以同兩套郊區價格50萬的房子進行交換，而不能與價格100萬的小汽車進行交換。

由于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有著不同的價格形成機制，有著相對獨立的運行規律，但卻有著緊密的聯系，因此可以設想在兩個經濟范疇內使用不同但行使著相同價值尺度功能的貨幣，這就像是某些場所里使用的籌碼。當人們進入時可以將貨幣換成代表相同面值的籌碼，但當他們離開時，可以用相應的籌碼換得相同面值的貨幣，如果人們只是暫時離開，則用不著兌換而可以選擇繼續持有籌碼。但是，如果有人違反了規則，那么這些場所可以拒絕兌換籌碼。

相似的，對于用于虛擬資產交易的賬戶使用有別于實體經濟交易賬戶所用的貨幣，實體經濟中的貨幣只有首先兌換成虛擬經濟的貨幣時，才能進行虛擬資產的買賣；相反的，一項虛擬資產必須首先賣出換成虛擬經濟的貨幣，然后兌換成實體經濟的貨幣，才能購買實體資產和物品，并且可以對不同類別的虛擬資產使用不同的交易貨幣。這時，在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之間就多了一道防火墻，只有相對正確與理性的經濟行為才可以以貨幣為媒介在兩個經濟領域內自由通行。

3.對方案的政策評價。具體分析如下：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可以調節持有虛擬資產的機會成本，因此能夠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一種手段。當某項資產的流動性變差時，其被持有的機會成本變大，由此可以部分抵消因為高收益而造成的大量資金的投機。這樣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經濟泡沫，又可以避免因緊縮貸幣政策對實體經濟造成不良影響。資金從實體經濟進入虛擬經濟，表現為實體經濟的貨幣供應量下降，在某種程度有抑制通貨膨脹的作用，因此有學者將虛擬經濟視作“流動性儲蓄池”。但是過多的貨幣進入虛擬經濟部門，或者說并不很多的資金進入同一個領域，這樣容易催生出經濟泡沫，而經濟泡沫的過度膨脹則會對實體經濟造成不良影響。如果已經形成了這樣一套機制，當實體經濟通脹壓力過大時，允許虛擬經濟吸收部分流動資金，而當虛擬經濟的某一領域出現經濟泡沫時，啟動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這樣的調控機制，有利于抑制泡沫膨脹。

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有助于決策者引導非完全理性的利益追逐者，使其以相對更加理性的態度從事投資，同時將社會資金引導進入缺乏資金的領域。雖然決策者也不可能掌握完全信息，確切地知道在哪個領域泡沫已經形成，但是這種機制有助于約束投資者行為，使其慎重審視那些看似繁榮的投資領域。如果流動性控制是一項經濟政策，那么所有投資者都應該了解：非理性的過度投機肯定會給自身造成損失。因為只要泡沫膨脹，那么無人能夠全身而退，這樣投資者會更加關注那些并未形成泡沫但獲利潛力大的領域，而不是僅僅由于可能的高收益，將資金投向泡沫部門，這樣可以抑制貨幣資本直接以投機獲利為目的。

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有利于阻遏國際投機資本，避免其對本國經濟的沖擊。盡管目前我國的資本賬戶尚未開放，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虛擬經濟，整個世界都將傾向于融為一體。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可以利用國際資本為社會主義事業做出貢獻，同時也可以阻遏或是防范國際投機資本對我國經濟的沖擊。

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并不對虛擬經濟的現有功能造成影響，只要虛擬經濟各個領域和環節是正常運轉的，那么市場將只能知道“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的存在，而不會真正看到它的存在。唯一改變的是人們在考慮虛擬資產流動性、收益和風險這三個因素之后，還要考慮資產的現有流動性會被調控這一事實，這有利于投資者更理性投資。

討論

國內對虛擬經濟的研究是從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開始的，奠基之作是劉駿民教授1998年著的《從虛擬資本到虛擬經濟》，盡管以后也有眾多學者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但是至今卻并未就虛擬經濟的概念達成一致意見。由于這個原因，也因為本文是從虛擬經濟的研究視角出發，探討經濟泡沫及虛擬資產流動性控制問題，因此不得不首先花了較多篇幅來對虛擬經濟及實體經濟的研究范疇進行界定。至此基本的寫作目的已經完成，但是由于筆者自身的學識有限，對相關問題的闡述未能做到全面、準確，提出的相關觀點也未能做出充分論證。

另外本文提出的對虛擬資產流動性進行控制的方案，離實際操作還有較遠的路要走，比如如何具體對各類賬戶實行分類管理，管理成本多大，如何準確度量經濟的泡沫程度，金融資產變現的比例如何確定等等。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探討，筆者只有留待日后的學習和研究中，并且這些問題也需要更多睿智的學者參與討論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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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篇（6）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6-0049-02

一、異化的概念

異化在《健全的社會》指19世紀到20世紀中葉的社會，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變化，人的社會性格也發生變化，異化是現代人社會性格變化中本質方面的問題。弗洛姆認為“異化是一種體驗方式，在這種體驗中，個人感到自己是陌生人。”從論述中可以看出弗洛姆認為異化主要是個人主觀心理體驗或者感受，所以從他的認識看，異化是從人的自我異化開始的，隨之不斷擴大影響到自己與他人和社會等領域，從而導致異化現象和社會問題出現。所以在這種心理感受中，人首先感到是自我異化，自我的疏遠感。具體說本應該是人的思想和感受指導自己的行動，但是在異化過程中，行動和結果反之支配和奴役人的思想和感受。人的行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市場經濟作用下，特別是在工業化社會中具有數量化、抽象化的特征，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隨之受到市場化傾向影響。在資本主義工業化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商品化，自我異化的人對自我的感受和對他人的感覺一樣，從而導致人的疏遠和冷漠。人不能了解、理解自己和他人，喪失自我喜怒哀樂的感受，所以弗洛姆認為異化是資本主義工業化過程中對人造成的嚴重后果。

二、自我異化的特征

弗洛姆認為自我異化就是把自己看成和外部物質世界一樣的物。因為外部世界是物，異化的外部世界“投影”到人類自身，人的自我認識和感受就像物一樣，人是怎樣認識物質的就怎樣認識和感受自身。這樣的人就不再具有自我感覺和常識判斷，即使人們有感受也只是感到人與外部世界的距離感。人失去了外部世界作為人物質精神生活的載體的密切聯系，人不是生活在現實世界和社會中的，不是具體有思想感情的人。這種疏遠感導致了現代人的孤單感，所以當人發覺自己是沒有內核的自我時候，以更加異化的形式，像偶像崇拜一樣依靠自身以外力量決定自己生活的意義與價值。

具體表現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市場經濟條件下人的自我異化，人不僅覺得自己是具有使用價值的物，而且人性等同于商品物的屬性。商品只有在市場中以交換價值形式實現自身的價值，那么異化為商品的人也只有在市場上出售自己各種資本獲得財富實現人的價值。外在之物決定了人的價值，人喪失自身力量不再是自己積極的、豐富的、人類力量的承擔者。人的價值只是單一的、被動的由市場價值規律決定。人的自我感覺是以市場經濟價值的大小衡量和體現，不是以實踐中具有自我感覺的人的行動決定。隨著異化范圍擴大，人感覺不到自己是人類力量承擔者。人自我感覺失去的異化現象，使人失去責任感，人類使命感，失去整體、總體感，逃避現有的自由。這一論述同樣在《逃避自由》中“個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按照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自己完全塑造成那類人，于是他變得同所有其他人一樣。”在資本主義工業化機器化生產過程中，人異化為整個社會大機器中的一個零件，所以碎片化的社會讓人失去對整體、總體的把握，人再也感受不到自己的人類力量，失去統一性，只看到社會中孤立的物。商品抽象物的屬性，讓人不再有具體的人的感受。這類似于貨幣固定充當商品交換一般等價物，表現為一種社會財富的代表。所以人們用貨幣的多少衡量人價值的大小。人異化為占有貨幣多，以貨幣換取物的數量多，他的價值就大，而忽視商品是人類勞動本質的體現。人成為像貨幣一樣的商品，異化為具有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職能的物。自我異化的人以這樣方式實現自身的價值，體現人存在、生活的意義。特別是資本主義市場化傾向，商品的價值和價值規律延伸到人的社會性格結構中，人的友愛、禮貌和善意也成為商品。自我異化的人不僅商品化，而且認為生活的全部過程像資本投資一樣，現代人的生活也是投資獲利的事業。人的自我異化隨之也從經濟領域擴大到非經濟領域，導致人在商品市場上用數量多少衡量生命活動，而生命不是商品，不能以商品經濟的規律衡量人類社會，人是否有商品價值的問題本身是沒有意義的。

社會中人的自我異化使人失去自我感受，人與人之間的統一感也隨之喪失，人不能認識自己與他人，人發覺自己不能忍受喪失自我的恐懼感，從而更加異化使自己依附于自身之外的物。人的自我異化造成人性的異化。自我異化的人性等同于商品物的屬性，人自身的善良、友愛、禮貌等人與人之間的美德也成為資本在市場上出售，人的自我價值從屬于外在物的決定力量，從屬于他人，人成為依附于自身之外分散化的實體。所以自我異化在現實中導致人的自我意識的異化，因為物沒有自我，所以成為物的人也沒有自我意識。弗洛姆認為人的自我意識存在的先決條件是人感覺體驗到的是自己，不是一種異化的、外在的體驗。所以當自我體驗消失的時候，人感覺與他人的體驗也一同消失，所以自我異化的人是沒有個性的實體。異化的人的主體自我感覺也是一種異化的感覺，人不再有愛、恐懼、信念、懷疑等思想感情，不再有對自身之外事物的決定、識別、判斷能力，人感受不到與他人友好相處的愉快，感受不到人與人之間美好情感，也認識不到喪失自我的悲劇結果，人生活在社會中是沒有精神內核的物的存在。

總之，弗洛姆從心理學視角研究異化對人造成的嚴重后果，認為異化的人是具有市場交易傾向的人，商品化的人，而不是具有自我創造力量的，具有生產和建設特征的性格傾向的人。異化的人是沒有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的，為了得到社會和他人的認可而傾向于趨同的一致，但是因為趨同人使人喪失了自我，所以自我異化的人感覺不到安全。自我異化的人總是感到不滿足，厭倦和憂慮，為了補償和掩飾人們又竭盡全力的彌補，而這又加重了人的異化。

三、辯證的研究“人的自我異化”

因為弗洛姆認為人的自我異化是主觀心理感受的異化，所以他主張通過道德改善，精神分析治療異化這一心理疾病，弗洛姆并沒有意識到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私有制、生產方式私有化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根本矛盾。這不同于的異化，雖然通過對人的心理研究填補重視物質經濟關系的“人學空場”，但是弗洛姆過分重視人的主觀心理感受作用，卻沒有辯證的研究這一問題。從的觀點出發，現實社會中人與外在環境相互客體化的過程是客觀的，因為人總是生活在一定物質環境中，自然環境、人類社會都是人生活的物質承擔者，人應該與自然、社會和諧相處。在此基礎上，人應該發揮自身的創造力量能動地改造外部世界，認識外部世界，從而實現人的價值。人應該有自己的意識與感覺，而不是商品經濟決定了異化的自我意識與感覺。馬克思認為人勞動自我力量的產物反之奴役人自身，造成人的異化。人們應該認識到物與物交換背后，商品價值實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勞動力量，是凝結著無差別一般人類勞動的體現，而不是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的貨幣商品。所以弗洛姆認為的人的自我異化是不同于的異化，但是這一思想積極的方面對理解和研究人本主義的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

四、健全社會中的人

弗洛姆認為健全的社會中人是自己生活的目的，人們以良心為行為的規范和準則，每個人都關心社會的事務，參與到社會活動之中。健全的社會是一個整體，所以健全社會中的人與人之間也不再是分離的狀態。健全的社會讓人成為社會生活的主動承擔者，積極主動和負責的參與到社會活動之中。這樣精神健全的社會促進了人們之間的團結和友愛，促進了人們在工作中充分發揮創造能力的勞動。弗洛姆認為健全的社會應重視社會各方面的協調發展，因為社會的整體性，所以在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實踐中也體現為不可分離的整體。

為了避免人的自我異化在《健全的社會》弗洛姆認為一個正常的人，沒有異化的人應該是這樣的：人與自身和諧統一，運用理性去客觀把握現實。人具有自我意識，感到自己的存在和他人是統一的、和諧的。人只要生存著就應該不斷發展和完善自己，把生命的賜予看作是人生寶貴的機會。追求精神健康、幸福、和諧、愛以及創造。人是自己生活的目的而不是工具和手段，人是自己行為創造者，不是外在之物決定人而是人掌握命運決定自己的生活。人不再具有商業化的交易傾向，而是體現為對人類創造力量的傾向，每個人不再是通過社會趨同、和他人的趨同獲得自我意識，而是現實感覺到自己是自身力量的主體。人們感到自己是順應現狀的，生活本身是有意義的，也是現實存在的，社會存在著信仰體系。人們能認識到人類社會、自然的和諧統一，但又不失去自我的完整的。通過人在社會中的交往活動彰顯人類的力量，人類生活的豐富多彩。人應該對自己、他人和社會負責，關心社會事務主動參與社會生活。在社會生活中通過創造性勞動，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實現人的價值。人不僅具有自我意識，能感受、理解自己和他人，而且還具有思想、感情的判斷和決定能力。人是自己行為發出者與決定者，人不僅具有自我感覺而且能夠感受到人的生存與外部世界之間是相互依存與相互影響的。人不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統一的在社會中與他人團結合作相互友愛而存在。人的生存、生活是在具體社會中具體和現實的，人有友愛和信念，是有思想感情和意識判斷的人，而不是抽象化、商品化的物的存在。人的生活不能以商品化的投資獲利的價值進行衡量，生命本身是人的創造過程，給人的是生命的感受和心理情感是不等于市場中商品物的價值。人的生活意義和價值不再以外在物質財富的多少衡量，而是人自我創造力量的彰顯。所以健全社會中的人應是統一的、完整的，具有自我思想意識和感情和身心健康的人。

參考文獻：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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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50年代末始，人力資本理論在舒爾茨、明塞爾、貝克爾等人的努力下得以確立并逐漸形成。隨著羅默的知識積累模型和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的推廣和使用，人力資本理論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人力資本屬于西方經濟學范疇，是指人們在教育、訓練、獲取信息、移民和維護身體健康等方面的支出所形成的資本。威廉·配第曾指出:“土地是財富之母，而勞動則為財富之父和能動要素”。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價值本身除了勞動本身沒有別的任何“物質” “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的價值”。按照勞動的運作形式不同，將勞動分為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在當代，由于知識作用的大大提升，特別使活勞動的復雜程度和創造作用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人力資本的作用日益增強。勞動力資本是勞動力商品概念的邏輯延伸，是指“勞動者對自己勞動力要素的資本所有權”口，，包括對其自身具備的體力、知識、經驗、能力等方面的所有權。因此，勞動力資本也同樣可以分為從事簡單勞動和從事復雜勞動的勞動力資本。在一定程度上，從事復雜勞動的勞動力資本可以看成是西方經濟學范疇的人力資本。

就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而言，人力資本正在迅速超過物質資本和自然資源，成為各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動力。現階段，我國人力資本外流的現象十分嚴重，中國人事部的最新數據顯示，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2006年底，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約達107萬人，留學回國人員總數僅為27.5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2007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指出，在國際移民大潮中，海外的中國大陸專業人才超過了30萬人，許多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中國現在已是全世界人力資本外流最嚴重的國家，而且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如果從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理論的角度來分析我國當前的人力資本外流問題，可以發現其深層的原因。

一、人力資本的“異化”與人力資本外流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力資本不是其所有者即雇傭工人的資本，而是占有者即資本家的資本，即勞動力資本存在“異化”問題。許多學者認為，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非公有經濟中由于資本與雇傭勞動關系存在，即剝削與被剝削關系存在，勞動力資本也存在“異化”問題;在公有經濟中由于資本與雇傭勞動關系不存在，則勞動力資本不存在“異化”。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不斷追求剩余勞動、剩余產品，因為剩余勞動、剩余產品“是整個社會發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質基礎。

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和周其仁都把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的不可分離性看作人力資本的產權特征。但是產權包括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轉讓權、收益權等多種權利，因此從產權的角度來說，勞動力資本和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分離性。在人力資本的所有者實現其資本價值的過程中，由于服從、妥協或是無意識的作為而損失或讓度了部分產權，客觀上存在著“異化”傾向。只是相比較而言，普通的勞動力資本在與企業的博弈過程中往往處在弱勢地位，在大多數情況下更愿意遵守契約;人力資本則由于其能力資本高、增殖性強，在與企業的談判中相對更加主動，甚至對契約會產生一定的背叛性。這樣，普通的勞動力資本由于其能力資本弱，其“異化彈性”相對較大，而人力資本則由于其能力資本強，當對其不利時能夠有更多的選擇，比如離開企業另謀高就，其“異化彈性”相對較小。由于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所有者自身的有限理性，人力資本仍然存在弱化或“異化”問題，只是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其“異化彈性”相對較小。作為主動性的特殊資本，只要存在“異化”傾向，人力資本肯定會從“異化彈性”較大的地方流向“異化彈性”較小的地方，如果超出國界，從一個國家流向另外一個國家就形成人力資本外流。

二、人力資本外流的原因分析

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的價值量，這是價值規律的根本要求。人力資本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從一個部門來說，它的價值量是由該部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從世界范圍來說，它的價值量是由國際范圍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因此，從國際范圍來考察，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人力資本的價值低于其應有的價值，長期出現與價值規律不符的現象，在政府不采取措施的情況下大量的人力資本外流成為必然。這樣，對于人才流人國，是以有限有償的人力資本現期投人(較好的經濟待遇、生活與工作條件、業務培訓等)，獲取了超額的投資收益。而對于人才流出國，則是在進行了大量人力資本投資之后，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收益。

按照剩余價值理論，人力資本能創造大于自身的價值，即剩余價值。在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本創造的剩余價值更是存在累進性，加上其自身所具備的外溢性，與它的貢獻相比，人力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索取明顯存在反差。在發達國家，擁有技術和知識的勞動相對于資本而言逐漸成為稀缺要素，勞動雇傭資本正逐步取代資本雇傭勞動。人力資本的所有者理應在獲取工資的同時取得其資本部分產權出讓的收益，以分享剩余價值作為投資回報。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可以通過企業利潤分享制、企業價值分享制、企業所有權分享制等方式參與剩余價值分瓦，而這恰恰是許多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

馬克思指出:“勞動力的、資本的和土地的所有權，就是商品這些不同的價值組成部分所以會分別屬于各自的所有者，并把這些價值組成部分轉化為他們的收人的原因，閻。因此，價值源泉與價值分配是兩個不同的范疇，雖然人力資本的經濟價值依附于勞動力，但在可分配收人中，從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全體和個體來看，其收益權并不能完全實現。而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等量投資并不能取得等量收益，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收益存在差異。但人力資本作為主動性資本，其所有者必然要追求收益最大化而形成人力資本流動，我國的人力資本外流正是這一問題的集中表現。人力資本素質越高，則出國的預期收益越高，從而導致大量的精英滯留國外，其中很大一部分形成永久性的人力資本外流，將會對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三、抑制人力資本外流的思路及對策

按照國際通行計算方法，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出國留學人員的回歸人數與滯留人數比例的最佳狀態是2:1，這個比例被稱為“最佳黃金回歸比例”。在現階段，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很難徹底擺脫人才國際流動中的不利地位。我們可以從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理論中得到某些啟示，將消極因素轉變成積極因素，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就能夠減少人力資本外流及其造成的損失。

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但勞動的內涵、外延和具體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腦力勞動與復雜勞動日益居于主導位置。從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看，人力資本對社會的價值貢獻具有“馬太效應”的增長趨勢，使生產的收益呈遞增狀態。更有意義的是，在不可再生資源匾乏時，人力資本積累還可以促使人們創造或發現新的資源作為替代物，這對存在嚴重資源隱患的中國尤其具有重大意義。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勞動力發揮作用的結果，不僅再生產出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而且生產出一個超額價值。這個剩余價值就是產品價值超過消耗掉的產品形成要素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價值而形成的余額。”在商品經濟的社會中，剩余勞動表現為剩余價值的形式。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同樣存在剩余價值。只是在新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我們如何來看待剩余價值的分配問題。

盧卡斯將人力資本的增長看成是經濟增長的引擎，中國要想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就必須加大對人力資本存量的有效投資，同時采取積極的措施有效地抑制人力資本外流，為經濟增長提供不竭的內生動力。

首先，加快國內經濟發展，保持穩定、寬松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環境。只有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創造良好的環境，才能留住人才，同時吸引外流的人力資本回流，初步改變永久性人力資本外流與過渡性人力資本外流的比例，最終徹底扭轉人力資本外流現象，實現人力資本的雙向與均衡性流動。

其次，進行制度創新，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加大人力資本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比例，同時把對剩余價值分配的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結合起來。這實際上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最基本的內容。勞動者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為和諧社會的構建創造了一種公平正義的保障機制網。

第三，建立健全人力資本市場配置機制，促進人力資本的合理流動。人力資本的合理流動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礎，政府應積極創造良好的條件，消除對勞動力的自由遷移、流動和職業的自由選擇上的障礙，使人力資本保持強大的創新能力和經濟自由選擇權，促進人力資本在國內各區域之間的合理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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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行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政策的必要性

（一）實行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政策是生產實踐的迫切需求。森林的生態效益是森林的外部經濟效益，不能通過市場交換使其經濟主體受益，現代經濟學將之稱為公共商品，對這種公共商品應有特殊的價值計量方法和補償措施。森林生態補償就是對森林生態效益的一種價值回報，也是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建立完備的森林生態體系是我國林業發展戰略的首要奮斗目標。而生態環境惡化和林業資金匱乏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因此，建立森林生態補償機制是我國林業實現跨越式發展的迫切需要。

（二）實行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政策是彌補生態公益林資金嚴重不足的重要渠道。從我國生態公益林建設的實踐來看，生態公益林建設資金嚴重不足。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建設初期的造林費用不足；二是森林管護費用，包括人工管護費、護林防火費、病蟲害防治費等不足，導致森林資源管護不力，毀林現象嚴重；三是對經營生態公益林的集體和個人投入的補償，由于沒有資金渠道，一直沒有實現，嚴重影響了生態公益林經營者的積極性。當前，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國家財政對林業的投入是相當有限的，實行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政策，通過“誰受益，誰補償”，“專款專用”等政策彌補資金不足，實現森林資源的有效配置。

（三）實行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政策是實施生態公益林體系建設的重要保證。生態公益林是以維護和改善生態環境，保持生態平衡，保護生物多樣性等滿足人類社會多種生態需求為主體功能的森林。生態公益林服務于社會，受益于全民，是一項公益事業。是以空氣凈化、水源涵養、水土保持、防風固沙、農田牧場保護、護岸固堤、護路、護渠、美化環境，以及以國防、科研服務為主要目的。其本身的價值很難直接用經濟效益指標來衡量。生態公益林的生態效益是以活立木群落為載體的形式發揮作用的。一旦將其林木采伐，其生態效益也就不復存在。所以，生態公益林是嚴禁商業性采伐的，其經營者不可能按商品經營方式通過市場交換取得其勞動和投入的經濟回報。實施生態補償機制，可以從根本上改變森林生態效益長期無償享用，森林的經營者只有投入而無回報的這種不合理的狀況，也可以彌補國家財政撥款的不足，保證公益林建設的可持續性。

二、目前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存在的問題

（1）基礎研究薄弱生態價值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難以用貨幣來進行衡量，而且補償對象有時很難準確界定。（2）補償方式比較單一，沒有建立良性投融資機制資金渠道以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為主，補償的重點為西部地區，而且以重大生態保護和建設工程及其配套措施為主要形式；投入主要以國家為主，地方投入較少；有限的資金主要以毛毛雨的形式，分散用于各個地區，造成資金的低效使用和浪費。（3）現行的財稅政策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態補償機制的建立。（4）全國還沒有形成統一、規范的管理體系缺乏有效的監督，資金的收取和利用都存在很大的漏洞。

三、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的對策建議

（1）建立健全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生態效益地區轉移支付力度，改進轉移支付辦法，突出對生態地區的轉移支付；設立對重點生態區的專項資金支持模式，將中央因改革所得稅收入分享辦法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對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區的一般性轉移支付。（2）強化生態補償的稅收調節機制。調整和完善現行資源稅，增收水資源稅，以解決我國日益突出的缺水問題；開征森林資源稅和草場資源稅，以避免和防止生態破壞行為；對非再生性、稀缺性資源的開發要逐步提高稅率。（3）拓寬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資金籌措渠道。今后可以繼續利用國債這一有利的籌資手段，解決資金缺口問題。提高金融開放度、資信度和透明度及加強投資制度的一致性和穩定性，創造良好的條件以引進海外資金，積極吸引國外資金直接投資于生態項目的建設。（4）加強生態補償機制的基礎研究工作開展生態保護立法研究，為建立生態環境補償機制提供法律依據。根據我國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實際情況，科學確定不同地區的補償標準、補償方式和補償對象；在財政支付能力有限、政府控制力不足的條件下，加強產權改革制度的研究，調動民間參與污染治理和生態建設的積極性，將政府主導型生態治理模式逐步轉變為民間主導型治理模式。（5）進一步完善生態補償的收費制度逐步擴大排污收費的范圍，提高排污收費標準，加大收繳力度，加強對有關部門行政不作為的監督。積極探索生態補償收費的實踐，制定嚴格的征收標準，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征收的生態補償費應該專款專用，用于生態恢復和補償。

四、結語

建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機制是一個新的課題，是我國改善生態環境建設、解決生態建設資金的根本途徑，雖然國家已經開始試點，但仍有許多問題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如生態效益價值評估，同時借鑒林業發展國家的做法和經驗，努力促進我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機制的建立。而我國財力有限，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對本文中提出的對策建議，在不同地區具有相應的選擇性，有必要引起地區政府重視，林業部門要主動介入積極探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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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從宏觀上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道德不可分割

一定的經濟需要一定的文化。人類經濟發展史表明，當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取代封建自然經濟后，相應的道德文化沒有建立前，自然經濟呈現無序狀態。我國改革以來的實踐表明，由于沒有建立市場主體自覺遵守的精細的道德文化，使經濟活動的許多空間失控，使權錢交易、等現象時有發生，導致一些單位和個人鉆政策和法律的空子，這些都嚴重沖擊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生活秩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應包含尚公精神，即崇尚公有制經濟對非公有制經濟的主導作用，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為經濟主體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在“三個有利于”價值取向的指導下，樹立公平意識、進取意識、誠信意識、互助意識。

⒉由于市場本身的缺陷，必須要求發揮道德的協調作用

市場經濟要求一切經濟關系市場化，而市場化的經濟關系必然受價值規律、供求規律、優勝劣汰規律的調節和支配，這樣使得每一個市場主體都成為具有獨立利益的自然人或法人，并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這就必然會有意無意地違背市場交易規則，發生多種利害沖突，如果不及時地得到合乎市場規律要求的妥善解決，就必然導致市場規則的破壞和市場秩序的紊亂，從而危及市場經濟的發展，因此，這就需要一種深入人們內心的、具有穩定的、連續性的、廣泛影響力的道德約束機制來進行監督。

⒊道德可以彌補市場法治的某些不足

社會主義法制和社會主義道德都是調節社會關系的手段，如車之雙輪，鳥之兩翼。但二者又有明顯的區別，一般地說，法是通過“抑惡”來揚善的，而道德是通過“揚善”來抑惡的：法訴諸于懲戒，往往只能除“惡”于已然，起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作用，道德則訴諸良心，可以防“惡”于未然；法長于治“標”，道德則長于治“本”：法遵循實用性原則，主要是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道德則遵循應然性原則，還可以引導社會走向理想。另外，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不僅道德需要良心，而且法也需要道德、良心的扶持，一個社會良心和公眾良心泯滅的社會，法律不僅會喪失其公正性，同時也會喪失其權威性。在歷史長河中，再完美的法律制度也還是會有空隙可鉆的，隨著情況的變化，制度規章也會有不適應之時，所以，在許多法律干預不到的地方，道德恰恰可以彌補它的不足。

⒋道德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

當今世界經濟的發展，一個新的趨勢就是經濟增長已不再單純依靠資本、技術等經濟因素，還有賴于各種非經濟因素。諸如文化知識的投入和道德精神的注入。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項統計資料表明，人文因素在經濟增長方式中已占50%的比重，表現為意識形態的道德理論、價值觀念、倫理原則、道德人格等便構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人文因素。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內涵了誠實、信譽、公平、互惠互利等道德因素，并帶來實際的經濟效益。那種效率和公平兼顧的價值觀，仁中取利、義中取財的經營方略，誠實信用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道德精神，使企業具有長久的發展后勁，成為增強企業競爭實力和經濟效益的“活水源頭”。

⒌道德對合理配置和利用人力資源作用重大

道德是人力資源中的重要因素，因為人力資源不僅包括勞動者一定的智力和體力，同時，還應包括一定的德力，勞動者只具有健康的體魄、靈活的大腦機能及智能還不夠，還必須具有一定的理想和奮斗目標，有較高的道德追求和生活準則，有積極進取和奮發向上的精神。只有在道德的作用力下，自身的智力、體力和全部潛能，才能得到充分的調動和發揮。在社全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合理地配置勞動力，除了要有科學合理的經濟體制和管理制度外，還要有較高職業道德水準的管理人才，有與之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調控手段和監控機制。

（二）在各個環節教學中，針對不同的內容，可以突出以下相應的道德思想和觀點。

⒈市場經濟條件下物質資料生產活動的四個環節需要道德機制發生作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商品的生產、交換，還是分配和消費，都涉及到如何在道德范圍內進行的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商品的生產、流通和資源的有效配置等各個方面都蘊含了一種不同于“歐美資本主義”以個人為本位或“亞洲資本主義”以集團為本位的文化精神和價值理性。商品生產者和銷售者必須恪守一定的道德規則，這樣才能使整個商品流通過程和諧完成。例如，經濟生活第一課“揭開貨幣的神秘面紗”“信用工具”，第三課“消費及其類型”“樹立正確消費觀”，第四課“ 生產與消費”，第五課“勞動者的主要權利和義務”“勞動合同制”，第八課“依法納稅是公民的基本義務”，第九課“市場交易的原則”等等，以上市場主體的行為既有法律具體規定，也包含一種社會主義道德精神貫穿了整個教材，可以說，道德思想是經濟生活的靈魂，經濟生活教學如果沒有德治思想或德治思想體現得不充分，都是缺陷和不完整的。

⒉經濟競爭的有序性也離不開道德的監督

有市場就有競爭，有競爭就得維護自由、公平、公正的市場規則。這些規則有法律性的，也有

在人們內心長期形成的共同信念。由這些信念來規范各種交換和競爭行為，市場機制往往不會失靈或者扭曲.市場好比運動場，競爭就象比賽，都講究友誼第一，都主張在道德范圍內的積極參與。例如，經濟生活第一課“紙幣”，第二課“商品的基本屬性”，第三課“做理智的消費者”“公司經營成功的要素”，第五課“勞動者的權利與義務”，第九課“市場交易原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建立健全的社會信用體系”，第十課“對外貿易”等內容，它們的順利進行，除了法律規定外，都離不開人類共同道德的規范作用。

⒊市場主體的平等、自由依賴于道德

市場經濟主體之間的地位是平等的、自由的，任何脅迫行為和欺詐行為在交換活動中都是無效的，為確保這種地位平等的競爭自由，就得依靠道德，發揮道德的監督功能。例如經濟生活第二課“價值決定價格”，第四課“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競爭地位的平等性”，第五課“勞動和就業”“勞動合同制”“社會保障制度”，第六課“效率和公平”，第七課“個人收入的分配”，第八課“財政和稅收”，第九課“市場交易原則”等內容都充分體現了這一特征，這需要教師在講課過程中細心闡述。

⒋契約（合同）的效力需要道德發揮維持作用

市場經濟必定導致生產者之間發生商品貨幣關系。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這種商品貨幣關系往往采用合同的形式規定下來，而這種合同關系除需要法律規定外，道德機制也必不可少。例如，教材第五課中“勞動合同制度”，第六課“銀行的作用”，第九課“市場交易原則”，第十一課“世貿和金融組織”“對外開放堅持的基本原則”等內容都直接或間接地表明市場經濟是合同經濟。

⒌提高經營者、勞動者素質需要發揮道德的作用

經濟生活課程標準清楚地說明我們學習經濟生活的目的包含增強法制和道德觀念，自覺規范自己在經濟生活中的行為。在教材第一課“紙幣的產生和發展”， 第三課“做理智的消費者”“公司經營成功的要素”，第五課“勞動者的主要權利和義務”，第八課“依法納稅是公民的基本義務”，第九課“市場經濟和市場秩序”等都始終把握社會主義道德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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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合同法》頒行后出現的“立法震蕩”前所未有，有人因而發出了“幾家歡樂幾家愁”的感慨。筆者認為，法律是要求國民一體遵行的規范性文件，應是成熟的法治思想幾經必要的專業論證，完成立法程序后的權威結果，其必順應社會發展大勢并經得起實驗的檢驗。作為一部調整互享權利，互負義務，彼此雙向選擇的勞資雙方權利義務的民商法律規范，卻從立法高度宣稱保護合同一方當事人――勞動者的權益，并運用了行政法的立法邏輯和表述方式，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因為一部新法的頒布就驟然制造了新的勞資關系的緊張，挑起了新的社會矛盾的產生，也必然引起人們關于良法、善法的思考。筆者試圖在法律分析之外，通過權威經濟學理論的觀點對《勞動合同法》進行分析。

一、勞動價值理論分析

一切勞動都是人類的體力和智力的耗費，但不是所有的耗費都是勞動。作為有社會價值、經濟意義的勞動，一方面是人們為了生產滿足各種不同需要的商品所進行的各種特殊性質和具體形式的創造商品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具體勞動“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作為有用勞動，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即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但從實現經濟目的和社會發展要求而言，具體勞動并不能形成社會總體意義上的商品價值。只有撇開各種勞動的具體形式和特定性質，將一切勞動歸結為社會總體在腦力和體力上的支出，這種一般人類勞動即抽象勞動的凝結，“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形成商品價值”。抽象勞動才能真正反映出商品經濟條件下人和人之間的社會生產關系，此是勞動的社會屬性。

抽象勞動作為創造價值的勞動，是勞動的社會屬性，這才是作為調整勞資關系，規范勞動行為，保障勞動價值的勞動立法斷不可忽視的關鍵。《勞動合同法》之所以在頒行之后引起了勞資關系緊張這一不可否認的客觀后果，之所以誤導勞動者員工對用人單位的對立態度和無中生有“賠償訴求”的奢望傾向，乃是立法者偏重于對具體勞動自然行為的認識，而忽視了對抽象勞動的社會屬性的認知，似乎忘記了是抽象勞動而不是具體勞動創造價值這個“勞動二重性”的基本經濟學原理。作為規范勞動、勞動關系的法律規范，其應反映、調整、規范的是勞動的社會屬性，即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生產關系，而絕不應限于勞動的自然屬性。如此才能體現法律規范的法治價值、社會價值、人文價值以及它所想要體現的勞動價值。同時還要考慮到，無論哪個時代的勞動價值以什么標準要素為其核心體現，其差別都是存在的，這些差別存在于勞動者自身，不同的勞動者之間以及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即使在完善的勞動市場中也存在這些差別。因而就不同勞動者而言就必然存在差別勞動、差別薪酬、差別管理、差別待遇，當然還有勞動責任大小的差別。在現代，勞動的價值其實更多是以效率和效益來衡量的，在個別勞動關系中又存在著勞動態度和責任心的衡量標準。

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勞動者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雇主提供一種在雙方之間達成良好匹配的信號和機制。然而，實現雙方之間的這種匹配是一項非常艱難的任務，這是因為，不同的勞動者在技能和偏好方面的差異很大，而雇主所提供的工作崗位在任職要求和工作環境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別。實現勞動者和雇主之間的最佳匹配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試錯過程……既然勞動合同雙方進行相互選擇結合的實質是個“試錯過程”，既然立法者意欲實現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長期“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就不應該采取強調保護某一方利益的法律傾斜立場，而應使雙方的利益關系和權利交換平衡、協調，并一體平等地得到保護，使得雙方本已通過“試錯過程”的結合不要再出現“試錯結果”。在人類生產過程中，沒有社會生產關系的和諧規范、利益多元、互利雙贏，就沒有勞動生產關系的穩定建立和生產力的健康發展，因而也就談不上勞動的有效使用并體現勞動價值。只有把準了社會屬性，理順了生產關系，才能在真正意義上促進各別具體勞動與自然關系的結合，達至勞動自然屬性的實現。

我們還應注意到，在《資本論》問世一百多年后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勞動”之涵蓋已經超越了馬克思個別具體論斷的歷史局限，股東、雇主、企業家進行企業經營管理本身就是勞動，也參與了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創造。事實上，勞資關系雙方都以所在用人單位興盛發達，效益倍增為榮，社會人士也無不希望自己因所處區域成為投資福地、經濟熱土而受益，而不愿意出現“立法恐嚇”而屏退投資者，影響用人單位存量，減少勞動就業機會，壓縮對勞動者的招雇使用渠道。雖然根據我國《公司法》及現行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經營模式并舉的社會形勢，勞動者也同時直接是用人單位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之情形不乏其例，但畢竟不可能成為全部。難道勞動者如果沒有成為用人單位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不能參加企業的有關決策和利潤分成，就必然要形成勞資關系的對立，造成勞動關系的緊張嗎？若其如此，則恰恰不能維護勞動者的利益，甚至連勞動者的勞動權利都受到影響。因為不符合馬克思的勞動力商品理論。

二、勞動力商品理論分析

被奉為“勞工階級的圣經”的《資本論》，對勞動力作了一個確當的經濟學定性――商品，馬克思指出，勞動力成為商品，是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前提。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馬歇爾，在其“揭示市場經濟奧妙”的鴻篇巨作《經濟學原理》中指出：作為生產要素的工人在交易時出賣的只是勞動，并不是他本身。作為具有人格權的勞動者本身不是商品，而勞動者所擁有的勞動力（技能、智力、體力）是商品，所付出的勞動是商品，勞動具有價值和交換價值。雖然權威經濟理論予勞動力以特殊商品之定性，但依然屬于商品范疇，依然要服從商品經濟規律，欲使商品實現其價值，必須是商品所有者與相對人發生關系以及商品互相發生關系，如果商品未能基于需和求而進行買賣交換，只停留在自己原來的形式上，其價值就不可能會實現，其價值量就永遠不會改變。要實現勞動和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就必須要實現勞動力商品所有人勞動者與勞動力商品需求者用人單位之間的關系對接、達成合作、互利雙贏。勞動者在用人單位通過自身勞動以及勞動能力的付出取得報酬，從而實現將勞動物化為商品，完成商品價值的創造。

任何商品都有價值，作為特殊商品的勞動力也有其價值，雖然與其他商品不同的是，勞動力的價值規定包含著一定的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但應注重的一個前提是，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是最大的道德價值和歷史現實，是實現勞動者生存權、經濟權、社會權最大的價值。勞動力在任何社會都是生產的基本要素，如果我們不給勞動力與生產活動相結合的機會，以道德綁架的立意或者權利衛士的面目出現，在客觀效果上卻阻止了勞動力作為商品實現其價值的途徑和可能，限制了商品所有者權利的行使，制造了勞動權利實現的障礙，那么，作為商品（勞動力）的所有人勞動者空懷商品而不能兌現其價值，空談權利何用？事實上，勞動力的賣者，和任何別的商品的賣者一樣，實現勞動力的交換價值而讓渡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勞動力作為商品實現其價值的前提就是有機會付出勞動，勞動力作為商品被使用或被消費的結果也是要付諸勞動，雖然消費勞動力的同時會創造剩余價值，然而我們只有把勞動力的價值與使用勞動力所創造的價值區別開來，才是理解價值增值過程的關鍵，前者創造的自身價值是勞動者實現生存價值、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必要手段，甚至是基本要求；后者創造剩余價值，就是創造了人類財富，就是創造了歷史發展、社會繁榮的資本。沒有資本的積累和財富的創造，就沒有時代的進步。

剩余價值的實現，社會財富的創造和積累，絕不僅僅依靠勞動和勞動力本身就可以實現的，只有勞動者與勞動對象原料相結合才能出成果。企業將各種生產要素――主要是資本和勞動力――加以組合，以生產出能夠在某一特定產品市場上銷售的產品和服務。就勞動過程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即物的要素生產資料和人的要素勞動力結合而言，沒有用人單位就業平臺就沒有勞動者的就業機會，也就沒有勞動力商品價值實現的條件；沒有資本擁有者和投入者提供生產資料、設備、土地、原料等勞動條件，勞動力就沒有其勞動對象，甚至連勞動的自然屬性都無法實現；沒有資本運營者和商品市場平臺，勞動產品甚至沒有交換價值的實現基礎，充其量只剩其使用價值而無價值，剩余價值也就無從談起。而剩余價值創造所形成的資本積累，是社會經濟發展進步的基本追求，同時也是人類財富不斷增加的原因和結果。應該說，勞動力價值的實現和剩余價值的創造，乃是勞動價值體系和勞動者自身價值同時存在的兩部分，二者是對立統一的關系。

無論是創造自身價值來實現和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利，還是創造剩余價值實現社會財富的積累和增值，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如若對勞動者是否創造應有的價值，遵守應有的勞動規范予以忽視，對用人單位利用勞動力商品實現應有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不予支持，認為增加用人單位的用工成本、管理成本、違法成本就是“勞動工的勝利”，那么，“雇主就會產生這樣一種沖動，即通過采用一種更多依賴資本，而更少依賴勞動力的技術來降低成本。由于雇主向更為資本密集型的生產模式轉移，這就必然造成它們的勞動力需求數量下降，這種效應被稱為替代效應”，甚至不排除采取關門大吉，自我消失的做法，此則絕不利于勞動力商品所有人勞動者基本利益的實現，當然也不是我國勞動立法應當追求的效果。所以，勞動立法只有在深刻認識到勞動者所擁有的商品是其自身內在具備的勞動力，而如果一個商品擁有者欲有償付出自己的商品，卻首先被設定與有償利用其商品的人的對立，我相信，絕無“商品交易”的機會。請記住“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二百多年前的告誡：“人們的勞動所有權一切其他所有權的基礎，應該是最為神圣不可侵犯的。體力與技能是一個窮人所擁有的全部世襲財產，如果不允許他按照自認為正當的方式，在不傷害他人的條件下，運用他們的體力與技能，顯然就侵犯了他最神圣的財產。這不但侵犯了勞動者的正當自由權，而且還侵犯了雇主們的正當自由權。……這顯然是一種粗暴無理的行為”。

三、勞動就業理論分析

勞動是創造財富的源泉，而要增加社會財富積累，發展國民經濟，一方面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就是要完善勞動力市場，增加勞動力需求，擴大就業機會。只要國民收入和資本沒有增加，對勞動者的需求就不會增加。而收入和資本的增加，事實上，就是國民財富的增加。那么，勞動力需求的增加或減少取決于什么？從社會資本存量而言，取決于社會財富的多寡，取決于企業利潤的多少；從勞資關系雙方而言，取決于用人單位的總量存在，取決于用人單位的用人意愿及用工環境，絕不取決于勞資雙方的對立和立法的威嚇，更不可能取決于勞動者工人自己。除非如新馬克思學派理論家認為，工人要想得到真正公正、合理的利益，必須直接成為企業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若如此，《勞動合同法》則失去了調整對象，失卻了立法前提和立法意義，當然在客觀現實上也不可能。就業狀況歸根到底寄希望于勞動力商品的“買方”――用人單位。而用人單位的就業結構、崗位設置、用人規模，以及對勞動力的客觀需求與招用勞動者的主觀意愿，則當然又受制于用人單位所處的社會環境、經濟環境、法律環境和勞資關系狀況。然若立法不慎，刻意偏頗，拋卻法治思想，而以道德架綁理念主導立法思維和法意表達，誤導勞動者無來由的“維權”和不切實際的訴求，則必然不可能促使和實現用人單位提供或增加就業機會，其結果只可能會出現“立法性失業”。

馬克思之所以能夠通過勞動創造剩余價值現象，發現了資本剩余價值理論，進而揭示剩余價值的本質，引導人們探究資本和財富的深層奧秘，其歷史前提就是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出現。社會分工提高了勞動效率，開發了人力資源配置領域，大大推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得勞動力需求擴大，就業機會廣泛，從而為剩余價值這一偉大理論的發現提供了經濟條件和社會基礎。而我國現實的根本任務依然是要大力發展生產力，以實現各地區、各民族、各階層的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是以財富積累、資本豐裕、國家強盛為基礎的。我們還沒有完成財富充分積累，尚未實現共同富裕的愿景，我國的現狀依然是勞動力資源豐富與就業機會不充分之間的矛盾相當突出，用人單位的用人自無法在法律意義上得到落實和保障，從而導致人力資源配置不當、就業渠道不暢的問題相當嚴重。高失業率下的經濟發展不是健康發展，不利于可持續發展，只有經濟的健康發展，才能保證誕生更多的企業工廠、用人單位，從而產生更多的就業崗位。所以，若欲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資關系，保持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其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從勞動者的根本利益出發，扶持和保護企業的健康發展，培育就業土壤，廣開就業門路，盡可能地為勞動者造就實現其勞動力商品價值的機會。

從根本上講，勞資雙方盡管存在著利益上的局部沖突的個案，但絕不存在本質上的固有矛盾，更不存在廣泛性地勞資爭訟。而對于逃薪雇主、非法煤窯、黑心磚窯等嚴重侵害勞動者權利乃至生命健康的違法行為的懲處和遏制，若意欲用勞動合同的規范和處罰，通過增加其“用工成本、管理成本、違約成本、違法成本”懲戒行為者，警戒其他人，則只能是一廂情愿的臆想，其結果反而會“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這種立法威懾則令正常用人單位產生難以消除的用人顧慮。我們應認識到，就業機會或就業崗位不僅已經成為各國國內的不同人群相互競爭的“稀缺資源”，而且也成為世界各國之間相互爭奪的“稀缺資源”。這個“稀缺資源”存在于用人單位，如何利用和開發也取決于用人單位，為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最大化，用人單位會根據資源狀況、社會現實、法律環境、勞動管理成本，合理地安排人、財、物等生產要素。而從生產要素市場中之勞動力市場來看，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較之土地、資本、技術和信息等更為用人單位難以把握和控制，作為人與人之間的雙向活動的勞動關系，除了勞動力供求矛盾、崗位結構性矛盾、生產季節性用工矛盾、勞動者工作適應性矛盾、用人單位調工調薪矛盾等各種摩擦之外，更重要還在于立法導引下的用工環境性摩擦、糾紛群體性摩擦、裁判道德化摩擦，以及爭訟接力性摩擦。這必將使用人單位在必要的生產成本之外，無端地擴大用工成本、管理成本、應訴成本，也必將使得用人單位根據價值規律調整生產要素配置，縮水生產規模，裁減用人崗位，甚至以“自殺式”方式自斷“經脈”，關門大吉。這是商品經濟規律在勞動力市場上應對方式的必然反映，但在客觀上不利于《就業促進法》所表明的“國家把擴大就業放在經濟發展的突出位置，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堅持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的方針，多渠道擴大就業”這一基本經濟政策的落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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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羅納德?G?伊蘭伯格 羅伯特?S?史密斯 劉昕譯:現代勞動經濟學――理論與公共政策(第八版）[M].董克用校.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250頁

[5](德)馬克思 姜晶花 張梅編譯:資本論（經典通讀）[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10月版，《影響人類歷史的巨著――〈資本論〉導讀》第9頁

[6](德)馬克思 姜晶花 張梅編譯:資本論（經典通讀）[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27頁

[7](英)馬歇爾 朱攀峰編譯:經濟學原理（經典通讀）[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143頁

[8](德)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版，第226頁

[9]（美)羅納德?G?伊蘭伯格 羅伯特?S?史密斯 劉昕譯:現代勞動經濟學――理論與公共政策（第八版）[M].董克用校.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36頁

[10](美)羅納德?G?伊蘭伯格 羅伯特?S?史密斯 劉昕譯:現代勞動經濟學――理論與公共政策（第八版）[M].董克用校.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36頁。

篇（11）

[中圖分類號] C91-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5）12-0021-03

鮑德里亞在《物體系》一書的結論部分曾為消費作出如下的界定：“消費的對象，并非物質性的物品和產品，它們只是需要和滿足的對象。我們過去只是在購買、擁有、享有、花費――然而那時我們并不是在‘消費’……財富的數量和需要的滿足，皆不足以定義消費的概念：它們只是一種事先的必要條件。”[1]消費主義產生的首要前提就是消費社會的誕生。所以，我們先來看看何謂消費社會。

一、關于消費社會

在《消費社會》一書中，鮑德里亞開篇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物極大豐盛的時代，一個被物包圍的社會，人與物的關系發生了變化：“今天，在我們的周圍，存在著一種由不斷增長的物、服務和物質財富所構成的驚人的消費和豐盛現象……恰當地說，富裕的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人的包圍，而是受到物的包圍。”[2]人類從匱乏性社會邁入物的豐盛社會，甚至，人們根據物的節奏和不斷替代的現實而生活著。

消費社會首先是指物的豐盛，而且物不再是孤立的物，而是由“全套”的形式組成。堆積、豐盛顯然是給人印象最深的描寫特征。鮑德里亞這樣描述：“今天，很少物在沒有反應其背景的情況下單獨地被提供出來。消費者與物的關系發生了變化：他不會再從特別的用途上去看這個物，而是從它的全部意義上去看全套的物。”[3]比如，廚房的碗柜、抽油煙機、微波爐、電磁爐等，這些物件構成了廚房的整體意義，“好似一條鏈子、一個幾乎無法分離的整體，它們不再是一串簡單的商品，而是一串意義”。商品的膨脹不斷引起無止境的需要和消費的欲望。

其次，在消費社會中，消費成為生產力。消費社會的豐盛和消費緊密聯系。在《消費社會》中，鮑德里亞不時借用馬克思的句子，但語氣強烈：“在這個社會中，浪費式消費已變成一種日常義務”，“消費社會在這場最為壯美的機遇劇中，通過對物與生命如儀式般規定的破壞，為自己提供了物質過于豐盛的證明”。[4]消費社會需要生產充足的商品，但更需要旺盛的消費欲望。鮑德里亞不無感傷地說：“商品只有在破壞中才顯得過多，而且在消失中才證明財富。不言而喻，無論是以強烈的象征形式（機遇劇、贈送禮物的宗教節日、個人或集體的外在破壞），還是以系統的、慣例的破壞形式，破壞都注定要成為后工業社會決定性的功能之一。”這是消費的惡循環、惡增長。表面上看，社會呈現富裕、經濟繁榮，而實際上，是用消費來轉移矛盾，讓人們生活在幻影中。消費不再是人身體的再生產和人的精神再生產，人淪為為消費而消費的動物。

第三，消費符號化，可操控化，通過消費個體完成自己的社會身份定位。這是消費社會最終形成的標志。消費者的消費在對物的使用中表征出物所有的符號化內涵，并將這一意義放置于物的體系所編制的編碼之中，以確定消費者在其中的地位。由于編碼體系只有在消費中才能獲得真正的實現，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本身就變成了一種社會編碼。它以消費什么與怎樣消費的問題來言說社會的區分與差異。從符號學的觀念看，消費作為一種主動的結構，是一個以符碼編碼組織起來的結構，而個別的消費行為就類似于言語的作用一樣。消費被符號所操控，這構成了消費社會的深層邏輯。[5]

二、符號與政治經濟學

物的符號化在于物的功能性失調，物被抽空成符號的存在。但這只是符號消費何以可能的邏輯前提之一，另外的問題就是：為什么符號可以被消費呢？符號具有怎樣的結構和功能可以與消費結合在一起，從而實現符號消費？我們先來看看符號學理論。

（一）符號：能指和所指

鮑德里亞的符號學思想深受巴特的影響。巴特的一系列著作《流行體系》、《寫作的零度》、《符號學要素》、《神話學》為鮑德里亞樹立了符號分析的典范。甘恩指出：“巴特不僅提供了方法論，而且也是這種分析方法的典范。”這種分析表明：我們與物的關系不是直接的而是以符號為中介的。物品構成了一種語言，其中作為使用和功能的這樣一種價值僅僅是修辭。不存在物的基本的意指，有的只是意義的無盡序列。[6]用巴特的話來說，物對人來說永遠是一種符號。巴特的神話學由索緒爾的符號學思想發展而來。索緒爾建立的符號模型是：符號由能指和所指構成。索緒爾強調：“語言符號不是事物和名稱間的聯系，而是概念和聲音形式之間的聯系。聲音不是實際的（物理）聲音，因為聲音是聽者對聲音的心里印象，是他的感覺所印證的給定他的關系。”[7]能指和所指的關系是意指關系，這是個表達過程，雖然符號不同于真實的物，但在表達中這兩者是同義的。巴特認為，在大眾文化的言談中，表達過程是第一層級的，這個表達的符號構成了第二層級意指過程的能指，而第一層級的符號只有從屬于第二層級的意指過程時，才具有意義。

我們結合鮑德里亞對布爾喬亞室內結構可以看出，物品的布局反映人際關系和社會情感，它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人的倫理觀念和價值取向。物品成為對人的社會性質的依附，同時也成為對人的社會性質的展示。“要成為消費的物，物必須首先成為符號，也就是說，它必須在某種意義上外在于一個它現在只能作為意指的關系。因此，它是任意的――它與這一具體關系之間不是不一致的：它從于其他所有的符號―物品的抽象的和系統的關系中獲取它的一致性和它的意義。只有在這一語境中，它才能被個性化，它才能成為系列的一部分，等等。因此，絕不是在物質性上而是在差異中，它才能被消費。”[8]物的符號化，表明人與物的關系變成人與符號的關系，人不再直接面對物的世界，而是符號系統。

（二）消費意識形態

鮑德里亞指出，在傳統的（包括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消費品的價值被分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這種對商品價值結構的界定忽視了符號在價值構成中的地位。

在馬克思的意義上，意識形態一般表示虛假或欺騙，是統治階級管理被統治階級的思想工具。阿爾都塞把意識形態發展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宗教、教育、法律等領域。這一意識形態理論擴大了意識形態研究的范圍，但他忽略了意識形態的建構是一個雙向的過程：國家或統治階級自上而下，被統治階級自下而上。尤其是在消費領域，符號消費的完成離不開消費者的參與。意識形態成為消費社會乃至日常生活中有效的引導和規訓機制。

鮑德里亞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中消費規訓的批判，無疑是馬克思之后至今為止最深刻、影響最大的重要演說。它加深了歐洲神學的反思批判維度，并且使社會批判理論獲得了全新的思想資源。它具有一種符號的社會價值，這種符號的交換價值才是更為根本的――使用價值常常不過是一種對物的操持的保證（或者甚至是純粹的和簡單的合理化）。在此意義上的消費概念不再與物的使用價值相關，消費的過程也不再僅僅是一種需求的滿足，由此從根本上摒棄了傳統消費概念的個體性、主觀性。因為“一旦人們進行消費，那就絕不是孤立的行為了（這種‘孤立’只是消費者的幻覺，而這一幻覺受到所有關于消費的意識形態話語的精心維護），人們就進入了一個全面的編碼價值生產交換系統中，在那里，所有消費者都不由自主地相互牽連”。所以，作為一種交流體系的消費是一個以某種集體的行為取向為前提的功能性概念。概括地說，消費成為“溝通和交換的系統，是被持續發送、接受并重新創造的符號編碼，是一種語言”。[9]通過這一語言，人們可以獲知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社會結構以及約束機制。在此，消費終于變成了一種社會馴化模式。它的基本運行機制就是通過編制某種社會符碼，并通過消費的過程將不同的人規約入這些符碼之中來完成社會的一體化功能。消費真正變成了整個社會的新的意識形態。

三、象征交換與死亡

如何解除社會的符號化或者消費的符號化？在鮑德里亞看來，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象征換。在今天的符號化社會中，解放和批判的口號如果是某種在場的真實、指涉物或終極價值，都擺脫不了符號的陰影，這是因為所有的有定在的意指都是被符號化的。他說：“意指關系的過程，最終不過是一個巨大的意義的擬像的模型。” [10]鮑德里亞在《象征交換與死亡》開篇就宣告：“這是勞動的終結、生產的終結、政治經濟學的終結。”[11]這也是能指/所指的終結、交換價值 / 使用價值的終結。這一切都和代碼跌入仿真。

鮑德里亞首先劃分了仿像的三個階段：1.仿造是從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的古典時期的主要模式;2.生產是工業時代的主要模式;3.仿真是目前這個受代碼支配的階段的主要模式。仿像的三個階段對應價值的三個規律：價值的自然規律、價值的商品規律和價值的結構規律。

鮑德里亞把象征和符號對立起來，用象征換攻破符號的統治。象征換是包含著獲取和回報、接受和給予、贈禮和回禮的可逆性過程。與商品經濟價值交換相反，象征換是非生產性的，可逆的。以古代禮物交換為例，禮物是任意的，禮物本身無所謂交換價值的大小，只要它被給予，它就能完全表達這種關系。交換后的禮物作為交換雙方關系的象征是獨一無二的。禮物不是符號，因為它不能和它的背景相分離，并且不能被轉移到任何其他的背景中。禮物僅能體現自己的意義，這只是給予者和接受者相互賴以生存的一種方式。[12]由于象征換不再遵循商品經濟的價值規律，它不過是人際交往的禮尚往來。鮑德里亞試圖以此恢復人與人之間本真性的交往，一種無利益的情感的交換反對生產性的獲利交換。我們認為，這是一種脫離物質實踐的浪漫主義，更是反對生產的虛無主義。當然，鮑德里亞自己也意識到了這點，在《象征交換與死亡》之后，他便與之前的所有理論決裂，走向擬像理論。

在鮑德里亞的語境中，死亡不是指身體死亡的自然事件，而是一種符號的死亡，或對符號化的反抗。原始人沒有死亡的概念，因為在他們看來生者和死者仍然可以交往。“我們的唯心主義全都通向死亡的生物學物質性的幻覺：現實的話語其實是想象的話語，而原始人則在象征介入中超越了這種話語。”死亡在原始社會是處在象征交換關系中的，它具有贈送禮物或回贈禮物的意義。[13]對于鮑德里亞而言，價值的積累，尤其是作為自己的時間的積累，幻想把死亡推出到無限遠的線性時間的價值終點。歸根結底，時間的完全客觀化、量化，就是象征交換的完全不可能――就是死亡。死亡被排除在社會之外，而在原始社會，死亡是一種社會關系。象征換“不隨生命的終止而終止。不論在生者之間，還是在生者與死者之間，象征換永無終止。這是一個絕對的法則：義務和互惠不可逾越，誰也無法逃脫，不論任何人或何物都是如此，否則必死無疑。”[14]象征換是鮑德里亞的革命的人類學，是符號政治經濟學的解毒劑，它是對符號的挑戰。

[ 參 考 文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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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鮑德里亞著，劉成富、全志鋼譯.消費社會[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