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關于數學與邏輯的關系問題,費雷格學派主張:“數學是邏輯學的一個分支”;布爾學派則認為:“邏輯學是數學的一個分支”[1]220。不爭的事實則是:邏輯學與數學不能相互剝離,它們“血脈相連”、“生命相依”,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220。從邏輯學和數學雙重視域來看,形式化的現代邏輯學可以說是應用數學的一個分支,其高度抽象性和形式化特征決定了它像數學一樣具有廣泛的應用性。現代邏輯學的蓬勃發展,離不開對邏輯進行哲學反思。
邏輯哲學就是對邏輯進行哲學反思的科學。而數學哲學是數學的基礎,“是研究數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以及其他問題的知識體系”,數學哲學研究的問題最后都會涉及到數學與邏輯的關系[2]15。雖然邏輯哲學與數學哲學在研究的論題、研究的視角、研究的側重點和研究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是由于邏輯(尤其是形式化的現代邏輯學)與數學具有如下共同特征:純形式化特征、高度抽象性、極端精確性和嚴格性、廣泛的應用性[2]15-16。這些共同特征以及數學和邏輯學常常具有一批共同或類似的課題,決定了邏輯哲學和數學哲學具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對邏輯的哲學思考,很大程度上就是對數學的哲學思考。就像邏輯學與數學不能相互剝離一樣,邏輯哲學和數學哲學其實也是很難剝離開來的。
20世紀以來,結構主義在數學哲學中占據著主導地位,那么結構主義是否在邏輯學中也有所反映呢?這正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一結構主義的四大學派及其基本觀點
19世紀,在微積分的算術化和集合論的建立基礎上,逐步形成了數學基礎的三大學派——邏輯主義、形式主義和直覺主義。邏輯實證主義者主張哲學唯一合法的研究領域是邏輯學,數學哲學則是研究數學語言的邏輯句法學和邏輯語義學[3]9。
20世紀初,哥德爾提出的不完全性定理說明,邏輯分析以存在建構自身作為參照,不然則會陷入無窮回歸;而邏輯分析則是在集合論語言的基礎上建構數學存在,這些觀點蘊含了結構主義的思想[3]9。20世紀60年代,奎因認為,約束邏輯變元的取值其實就是存在,哲學本體論可以通過語言加以研究,利用語言可以研究存在,結構主義因而進行了數學哲學的范式轉換。關系與其所依附的所有個體共同組成結構。根據結構所依附的個體的不同類型來看,數學結構主義主要包括四大學派:集合論結構主義[4]184-211[5]、先物(anterem)結構主義[4]188-198、范疇論結構主義[6][7]、模態結構主義[8]。
集合論結構主義使用模型論中熟知的方式,來描述數學結構及其相互關系。模態結構主義,不是通過對結構或位置進行字面上的量化,而是通過借助于適當的關系和定義域的(二階)邏輯可能性,來滿足經典公理系統的隱含定義條件[4]185。先物結構主義則主張:利用結構中的位置可以定義數學對象,數學對象的指稱則要求結構與能夠例示它們的任何系統是相互獨立[9];數學公式能夠由相干公式來描述,而且這些相干公式能夠由實際存在的先物結構來滿足[10]。范疇論結構主義本質上是通過一系列結構保持映射,為數學結構提供系統概念,從而為數學作出哲學解釋[7]。夏皮諾(Shapiro)認為,雖然這些學派有著明顯的區別,但是,不論是從主流數學的目的來看,還是從某種更深層次的哲學意義來看,這幾大學派其實是等價的。例如:處理哲學問題的一種方法與處理這種問題的其他方法,具有關聯性,這種關聯性可以通過系統間的自然轉換來表達[4]184。這些學派通過語言的途徑,把數學哲學引向了對意義和真理的探討以及對數學對象的存在建構[3]10。
結構主義對數學存在的語言建構是建立在邏輯主義、形式主義和直覺主義這三大學派的研究基礎之上的。這三大學派認為:結構主義可以利用語言框架來建構數學對象,這一點在模態結構主義和集合論結構主義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這使得結構主義的本體論建構與作為數學基礎的邏輯研究之間能夠建立起密切的關系,從而為邏輯學與本體論之間搭建了溝通的橋梁[3]12。范疇論結構主義掙脫了邏輯語言的束縛,創立了嶄新的本體論語言,在把語言納入存在的內涵的同時,還把存在上升到了語言的境界,并通過集合論與邏輯語言保持緊密的聯系,從而使得存在建構能夠像邏輯建構那樣成為嚴密的科學[3]13。
二現代邏輯學具有結構主義特征
形式主義是20世紀上半葉出現的一種數學哲學思潮,它是極端唯名論在數學中的具體體現。而形式化則是現代邏輯學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形式化過程一般包括:進行預備性研究、構造形式系統并對其進行解釋、關于形式系統的元邏輯研究這幾大步驟[2]124-130。具體地說,對現實世界進行模擬的現代邏輯學形式系統,一般都遵循這樣的研究思路:首先,根據研究對象給出一個沒有歧義的形式語言,目的是規定哪些符號串是所研究的形式系統的合式公式;其次,給出這一形式語言的語義解釋,這需要利用賦值給出合式公式有效性定義;然后,給出這一形式系統的公理和推理規則;再次,根據這一形式系統的語言、語義、公理和推理規則,尋找相關定理;最后,研究系統的可靠性、完全性、可判定性和復雜性等等。
哲學本體論是研究隱藏在真實世界背后存在的最高本質,即對本體、屬性和關系進行哲學思考。因此,現代邏輯學本體論的現實原型就是現實世界的本體、屬性和關系。從科學哲學的視角看,不論是計算機科學、應用數學,還是邏輯學,一般都遵循著相同的研究思想——結構主義的研究思想:重要的不是個體對象、集合,而是所研究對象的結構以及結構之間的關系。正如高斯所說:“數學是關于關系的科學,從關系中可以抽象出任何概念。”彭加勒也認為,“數學家不是研究對象,而是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11]1-34。計算科學的基本特征就是研究對象的構造性的數學特征,并利用定義和解釋,在對現實中的對象進行抽象和模型化的基礎上,給出相關定理的證明[12]89。
從19世紀末以來發展起來的數理邏輯、模態邏輯、動態邏輯(包括命題動態邏輯、量化動態邏輯)、認知邏輯、廣義量詞理論、類型邏輯語法、范疇類型邏輯等邏輯分支,都或明或暗地采用了結構主義的方法,即對象的結構化的總體特征常常靠利用公理化方法、對象間的映射與同構來加以研究。從20世紀以來,作為數學哲學的結構主義,就已經成為研究邏輯學的主導方法,在模態邏輯、命題動態邏輯、廣義量詞理論和范疇類型邏輯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從總體上看,結構主義的特征在邏輯學一直或隱或顯地存在著,正是這一結構主義特征激發了邏輯學界、科學哲學界等對結構主義進行深入研究的興趣。
筆者認為:不論數學結構主義有多少種學派,也不論各學派之間有何分歧,邏輯學,尤其是形式化的現代邏輯學,幾乎都或隱或顯地采用了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說,形式化的現代邏輯學主要是描述各自論域中的各種研究對象的結構性特征及其相互關系,而不必考慮具體對象的內在的品質,不同的邏輯對象可以由其相應結構的性質或結構之間的基本關系來表示。
比如:模態邏輯充分考慮了含有“可能”和“必然”的模態語句的這一命題結構,引入了“可能”和(或)“必然”模態詞,對傳統的一階邏輯進行擴展而得到的。因為預設的公理和推理規則不同,而得到的模態系統也不同,對這些模態系統的框架進行解釋就可以得到不同的模型。認知邏輯則是模態邏輯的改版,即:把模態邏輯中的必然算子,解釋成相信算子或知道算子等而得到的。雖然各個邏輯系統千差萬別,但是,各個系統所給出的句法和語義,以及隨之而定義的框架與模型和在此基礎上對可靠性和完全性、可判定以及復雜性的探討等等,都或隱或顯地彰顯了結構主義的特征。
由于很多數學都研究抽象的結構,因此,數學結構主義在數學哲學中占據著主導的地位。根據數學結構主義的觀點,數學理論描述各自論域中的結構的性質,而不必考慮所討論對象的內在品質[13]。狄德金主張把數學結構作為以集合、運算和關系的系統的基礎,并認為同構概念與結構的類型緊密相關[3]10。為了準確清晰地表述“結構”或“結構映射”的概念,數學只有利用集合論,或者只有利用作為結合論的一個分支的模型論,才能夠準確表征結構、結構映射等概念。因此,集合論就成為結構主義重建數學的語言基礎,成為結構主義表述各種數學對象及其相互關系的基本語言。作為現代邏輯學的重要分支之一的廣義量詞理論,集合論語言是其基本語言,因此,廣義量詞理論也采用了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下面,筆者將以廣義量詞理論為例,來考察結構主義在現代邏輯學中的具體體現。
三結構主義在現代邏輯學中的具體實例
廣義量詞理論是揭示廣義量詞的普遍語義性質和推理特征的自然語言邏輯理論。集合論視域下的廣義量詞是通過對自然語言中的名詞短語或其限定詞進行語義解釋后而得到的。即:廣義量詞對應于所有名詞短語或其限定詞的指稱。一階邏輯的全稱量詞和存在量詞也是廣義量詞。可見,廣義量詞理論是在一階邏輯和集合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對廣義量詞的真值定義是建立在標準模型論的基礎之上,廣義量詞的量化論域是由個體組成的集合,真值的模型論概念則是利用非邏輯符號的解釋和量化論域來加以表述的[14]40-41。廣義量詞理論以集合論語言作為其基本語言,而集合論語言是結構主義表述各種數學對象及其相互關系的基本語言,因此,廣義量詞理論在諸多方面都體現了數學結構主義的思想。
(一)廣義量詞的同構閉包性彰顯了結構主義的思想
1957年,莫斯托維斯基(Mostowski)為〈1〉類型廣義量詞附加了這樣條件:不允許我們對論域中的元素加以區分。1966年,林登斯托姆(Lindstr?m)把這一條件推廣到更為普遍的情況,而且這一條件得到了邏輯學家的公認。這一條件被稱為同構閉包(isomorphismclosure),即:在邏輯中,只有結構才是重要的,個體對象、集合本身并不重要。這一思想與數學哲學中的結構主義思想不謀而合。用邏輯的術語來表述同構閉包的思想就是:如果一個邏輯語言中的語句在一個模型中為真,那么該語句在所有的同構模型中為真。即:邏輯是主題中立的[14]95。如果邏輯是獨立于主題事物,那么邏輯常元將在論域間的任意雙射下都是不變的,或者更弱一點地說,邏輯常元在論域的任意置換下是不變的[14]324-325。比如:假設把“學生”一一映射成“狗狗”,把“面包”一一映射成“骨頭”,把“在吃”一一映射成“在啃”,那么,如果“每個學生最少吃三塊面包”在一個模型中為真,那么“每個狗狗最少啃三塊骨頭”肯定在其同構模型中也為真。這說明,“每個”和“最少三(塊)”具有同構閉包性。可見,邏輯學對所有對象都同等對待,邏輯性質不但在嚴格變換下是不變的,而且在所有雙射下也是不變的[14]325。
同構閉包不僅僅局限于量詞。比如,命題聯結詞也不關注主題事物:合取詞可以統一運用于兩個語句或兩個集合或兩個別的對象,而不考慮這兩個對象的具體內容,僅僅考慮這兩個對象的結構。這說明,同構閉包表達的思想與結構主義的思想也是相通的。對于自然語言量化而言,同構閉包具有重要的意義。莫斯托維斯、林登斯托姆、塔斯基和范本特姆都認為,滿足同構閉包性是滿足邏輯性的必要條件[14]327-328。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邏輯學家和計算機科學家,在實踐中提出的所有形式語言都具有這樣的性質:真在同構下得以保持,在系統中使用的所有算子以及由這些算子定義的別的所有算子,都滿足同構閉包性[14]328。
(二)廣義量詞的真值定義體現了結構主義的思想
從語法的視角看,一個廣義量詞是一個變元約束算子,此算子把每個定義域與其任意子集間的一個二元關系聯系起來。從語義的視角看,一個廣義量詞是一個映射,此映射通過表征廣義量詞的論元集合的性質或論元集合之間的關系,來揭示廣義量詞的語義性質[15]。例如:每個亞氏量詞(即:all、some、no、notall這四個特殊的廣義量詞)實際上表示的是個體的集合之間的一個特殊的二元關系。比如:在“所有學生都去操場了”中,令論域中所有學生組成的集合用S表示,論域中所有去操場的個體組成的集合用P表示,這一語句就可以表示為all(S,P)這一三分結構,其真值定義all(S,P)?S?P的意思是,集合S是包含在集合P中,即:論域中,所有學生組成的集合包含在所有去操場的個體組成的集合中。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廣義量詞理論很好地詮釋了數學結構主義的內涵。比如:all(S,P)這一三分結構還可以表示“所有的人都是要死的”、“所有的狗狗都要睡覺”、“所有的大米都吃完了”等等,這里的“學生”“人”、“狗狗”“大米”等對象所組成的集合S,以及這些對象分別與“去操場了”、“要死的”、“要睡覺”和“吃完了”等對象所組成的集合P,這些具體對象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語句都可以用all(S,P)這一三分結構來加以統攝。其真值條件就是,當S?P(即S包含于P時)時,all(S,P)就為真。
(三)廣義量詞理論對單調性的處理也展示了結構主義的思想
廣義量詞的單調性是廣義量詞最為重要的語義性質。例如:至少三分之二的學生認真完成了作業。?至少三分之二的學生完成了作業。令S表示論域中所有學生組成的集合,P表示論域中認真完成作業的個體組成的集合,P′表示論域中完成作業的個體組成的集合。“至少三分之二的學生認真完成了作業”可表示成atleast2/3(S,P)這樣的三分結構,“至少三分之二的學生完成了作業”可表示成atleast2/3(S,P)這樣的三分結構。這一單調性推理可形式化為atleast2/3(S,P)?atleast2/3(S,P′),由于P?P′,由P到P′,集合在增大,因此,這一推理體現了“至少三分之二的”這一廣義量詞的右單調遞增的性質。而P?P′可以理解為,所有的P都是P′,這可表示成all(P,P′)。具體地說,就是:所有認真完成了作業的個體都是完成了作業的個體。這一單調性推理其實是省略了all(P,P′)這一前提的廣義三段論推理,其形式化結構為:atleast2/3(S,P)∧all(P,P′)?atleast2/3(S,P′)。事實上,所有關于廣義量詞的單調性推理,都是省略了一個暗含前提的廣義三段論推理。
可見,廣義量詞理論對單調性的處理所使用的基本語言也是集合論語言,這一語言也是結構主義的基本語言,因而體現了結構主義的思想。1984年范本特姆提出的利用數字三角形方法,來表征具有駐留性、擴展性和同構閉包性的〈1〉類型和〈1,1〉類型廣義量詞的單調性,其背后也暗含了濃烈的結構主義思想。限于篇幅,不再詳細論述。
(四)基于廣義量詞理論的廣義三段論推理蘊涵了結構主義的思想
正如一階邏輯的全稱量詞和存在量詞是廣義量詞的特例一樣,亞氏三段論也是廣義三段論的特例。自亞里士多德開始的很長時期內,對亞氏三段論的有效性的研究,幾乎都是采用的是非形式化的方法。自從有了廣義量詞理論后,對包括亞氏三段論在內的廣義三段論的研究,就可以用形式化的方法來對其進行表示和有效性的證明[1]155-202。而且利用廣義量詞理論,不僅可以對24個有效的亞氏三段論進行形式化,而且還可以對其進行公理化[16]。這種形式化的邏輯研究方法不僅拓展了邏輯研究的范圍、提升了邏輯學的研究能力,更重要的是有利于計算機科學中的知識表示、知識推理和自然語言信息處理。
廣義量詞理論完成以上這些任務主要還是利用了集合論語言,彰顯了結構主義的思想。具體地說,就是充分利用了“含有〈1,1〉類型的廣義量詞Q的量化語句具有Q(S,P)這樣的三分結構”這一知識。〈1,1〉類型的廣義量詞揭示的是所涉及的左論元所組成的集合與其右論元所組成的集合之間的二元關系。〈1〉類型的廣義量詞揭示的是所涉及的論元所組成的集合的性質。由于自然語言中的廣義量詞絕大多數都是〈1〉類型和〈1,1〉類型的廣義量詞,而且對〈1〉類型的廣義量詞的研究可以轉化為對其〈1,1〉類型的親緣廣義量詞的研究[1]46。因此,利用這一結構主義思想,就可以對自然語言中絕大部分廣義三段論進行形式化和有效性的證明。簡言之,這一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強普適性。
例如:“所有渴望暴富的人都是浮躁之人。大多數人都是渴望暴富的人。所以,大多數人都是浮躁之人。”其中的“大多數的”對應的是〈1,1〉類型的廣義量詞。令論域中所有人組成的集合用S表示,論域中浮躁之人組成的集合用P表示,論域中渴望暴富的人組成的集合用M表示。利用結構主義的形式化表示方法,這一廣義三段論,可以形式化為:all(M,P)∧most(S,M)?most(S,P)。利用廣義量詞的真值定義就可證明這一廣義三段論的有效性。證明:假設all(M,P)與most(S,M)這兩個條件均成立。根據all和most的真值定義可知:all(M,P)?M?P,且most(S,M)?|S∩M|≥|0.55|S|,因此,|S∩P|≥0.55|S|。再根據most的真值定義“most(S,P)?|S∩P|≥0.55|S|”可知:most(S,P)成立。證畢。對亞氏三段論和其他廣義三段論的形式化及其有效性的證明均可以類似處理。可見,利用結構主義的形式化研究方法,可以簡潔明了地對包括亞氏三段論在內的廣義三段論進行形式化及其有效性的證明。
筆者多年的研究表明:這一結構主義研究方法普適性非常強。因為不論是自然語言中無處不在的廣義量詞的單調性推理,還是亞氏三段論推理,抑或是廣義三段論推理,以及建基于這三種推理之上的語篇推理,都可以使用這種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來進行形式化及其有效性的證明。
中圖分類號:TB4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5)06-0161-01
一、結構主義的特征
結構主義起源于法國,后擴展至整個歐洲大陸。但“結構主義不是一個統一的哲學派別,而是由結構主義方法聯系起來的一種廣泛的哲學思潮”;其觀點“大多與一定的專門的學科有聯系。”例如,在哲學和社會學中的阿爾都塞結構主義,在歷史哲學中的富科的結構主義,在美學和文學評論的德里達、巴爾特結構主義,在心理分析中的拉康結構主義等等。這些結構主義大家們雖然在理論、思想上有共同之處,但差異性也是存在的。如此自然給回答什么是結構主義這一問題帶來很大的困難。文學結構主義大師之一的庫勒曾悲觀地說,“以考察這術語怎樣地被使用去為結構主義下定義是不可能的;(其結果)只能導致絕望。”盡管如此,對結構主義有獨到研究的紀本崧在考察諸種結構主義者的研究實踐所表現的特征之后,認為注重結構、強調對結構的分析是所有結構主義者共同具有的最基本的原則。
二、結構主義方法論的基本要素
結構主義在創始時受到幾個方面的影響,如語言學家索緒爾的理論;心理學的格式塔(或形式)理論;文化人類學的結構功能主義等。然而,學者們又一致認為,語言學家索緒爾對結構主義創立之影響則是最主要的。然而,不管是哪個學科的結構主義,在方法、理論和思想上都具有兩個共同原則:整體原則;關系原則。
1.整體原則。結構主義注重整體,認為事物的部分或因子僅是通向研究事物本質的要素。單獨的部分之所以有其自身的意義、功能,有其自身的確定性,是因為它的所有的一切,都歸屬于整體,都只有參照“整體”才能夠表現出來。換句話說,脫離了整體,任何部分就無意義可言。整體不等于部分機械地相加之和,對于部分而言,整體具有邏輯上的優先權。
2.關系原則。結構主義認為,現實的本質并不單獨地存在于某種時空中,而總是表現于此物與它物間的關系之中。關系不僅緊密相關某研究對象的整體與部分,而且統攝宇宙萬物間的各種系統。對事物本質的認識不在于對組成事物諸要素本身的認識而在于對各要素之間復雜關系的認識。
結構主義哲學的整體觀和關系的觀點具有系統論的雛形。系統論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把所研究和處理的對象,當作一個系統,分析系統的結構和功能,研究系統、要素、環境三者的相互關系和變動的規律性。在設計中應用整體、系統和聯系的觀點,正是現代設計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
三、結構主義對產品設計的影響
關于結構主義哲學影響下對產品的功能性、情感性、社會性的更深層面認識,即由符號學語言學研究衍生出產品語意學,并將產品語意的傳達劃分為三個層面,功能語意傳達層面、情感層面和意識形態層面。首先,產品語意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僅只著眼于產品本身,而是將“產品――人――環境”看作是一個整體,研究的重點也不僅僅是這三者中的某一個方面,而是將重點放在“產品――人”、“產品――環境(自然環境、人類社會)”以及“人(作為產品的創造者和使用者)――環境(自然環境、人類社會)”這三者之間的關系上。
在結構主義影響下的產品設計研究中,我們必須用新的眼光來審視“人”作為產品的創造者和使用者的地位問題。在一些結構主義學家的理論體系當中,結構主義原則還包括“消解主體”原則。即應用整體和關系的觀點來考察“人”的地位。在這一原則下,人失去了萬物中心的地位,人不再是創造者和支配著,而是作為結構或系統中的一個因子而存在。結構主義者認為,在各種門類的社會科學中,所謂對人的研究,如何探索人的本質等,其途徑不是直接地研究人自身,而是要研究那種與人類有種種關系總和的整體。因此,個體之存在的意義就必然讓位于社會的整體。在這種原則下,人的意義并不在于本身,而在于在整體或系統中人與人、人與各要素、人與整體之間關系的總和。
以往的產品設計,將人作為設計的中心,產品設計以滿足人的需求為中心,這種對人的需求的滿足是功能性意義上的滿足,很少考慮到人的心理性需求,人與環境、產品與環境之間的關系被割裂開來,這一點在產業革命之后直到現代主義產生后的幾十年里尤為突出,所造成的結果是產品設計外表生硬,浪費嚴重,破壞自然環境。
結構主義出現之后,產品設計的中心仍然是“人”,但是這種中心地位卻發生了內涵性的變化。在結構主義影響下的設計中,把人的地位消解為人與產品、人與環境(社會)等各種關系的總和,為人的產品設計中體現的不僅僅是對功能性的滿足,更注入了情感因素、社會責任和價值觀念等等要素,因為這些要素本身即隱含在人與產品、人與環境(社會)等各種關系之中。
在創作理念上,設計師們在強調功能和情感的同時比以往更加提倡設計社會責任,一方面從自然的形態中尋找設計靈感,借鑒各種有機形態、曲面風格、歷史的裝飾等來達到高情感化設計;另一方面,將可再生、循環利用、環境保護、節約資源等理念融入到設計當中,以期望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關鍵詞:結構主義;索緒爾的語言學;文學批評;發展
[中圖分類號]:G61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0)-15-0172-01
1.引言
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理論的形成與發展與結構主義語言學關聯緊密。結構主義是一種具有跨學科性,開創性的理論,它質疑學科研究的現狀,改變學科研究的對象與方法,力圖建立科學化,獨立化的人文研究。“結構主義通常是指一批以法國人為主的思想家的觀點,他們在本世紀50、60年代受費爾迪南一索緒爾語言理論的影響,把結構語言學的概念運用到了對社會和文化現象的研究上。” 而結構主義所強調的不是某一時期在語言學和文學批評學科領域出現的理論新變而是這些理論新變之間的關聯。這些關聯就是借用了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
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包含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促使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形成一股用語言學研究方法分析文學問題的批評傾向。雅各布遜、熱拉爾?熱奈特在他們的著作中提出了文學批評的理論原則。人們把這些理論主張與索緒爾的語言理論聯系起來,強調二者之間的關聯。雅各布遜等人的理論的價值不僅在于對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理論的運用,還在于其理論主張對文學理論新原則的創建以及開創了文學批評研究的新學科。這些結構主義文論所闡釋的理論方法與原則和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理論之間有復雜的轉化和發展。本文致力于從結構主義文論的闡釋詩歌文本理論,敘事理論來研究語言學理論在文學批評理論中的發展。
2.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在闡釋詩歌文本理論中的發展
受索緒爾語言學理論影響,運用到文學批評領域的結構主義就是要建立一種文學科學。雅各布遜用文學材料來開拓語言學的新領域,創建語言學詩學以彌補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漏洞。索緒爾認為語言中任何一個要素的意義都取決于它與前后上下各要素的差異與對立,用他的話說:“在語言里,每項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要素對立才能有它的價值。”“他們的最確切特征是,他們不是別的東西。”這一觀點啟發了雅各布遜對詩歌語言功能的研究。雅各布遜通過自己的研究,對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做了重要的發展,在他的《語言學與詩學》中提出了對等原則理論。
言語的詩歌功能就是在言語展開的線性過程中,把對等原則從具有聚合關系的選擇軸投射到具有組合關系的組合軸。對等原則所生成的詩歌文本具有明顯的對稱、對偶,詩歌文本正是通過突出表現語音之間、韻腳之間、想象之間的相似點,使語言變得豐富復雜。索緒爾提出的符號的聚合關系和組合關系與雅各布遜所描述的語言運用上的相似性與鄰近性是相連的:相似性對應聚合關系,鄰近性對應組合關系。雅各布遜還進一步將索緒爾的理論與傳統修辭學理論聯系在一起。他認為建立在相似性關系上的語言符號選擇是隱喻;鄰近性關系上語言符號選擇是轉喻;詩歌以相似性為主突出的是隱喻,而散文以鄰近性為主突出的是轉喻。他把隱喻和轉喻看作是語言的基本運作模式,并以隱喻和轉喻為基礎建立詩學分析的普遍模式。
雅科布森通過對組合聚合關系的改變來研究文學的詩性功能。他認為詩歌語言正不具有對外部世界的指向性,而是注重語言自身。通過對語言的分析,可以揭示詩句的組織特點。這一思想在現代對現代結構主義文本分析中具有啟發意義。
3.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在敘事理論中的發展
結構主義理論運用到敘事文本,分析敘事,尋求敘事規則,突破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的適用范圍。但這種運用帶來了敘述本身特質與結構主義理論的融合:突破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的適用范圍而開創了新敘事理論。
結構主義理論運用到敘事文本首先就是分析單元從符號向話語轉換。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索緒爾確定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研究對象與方法:對共時性的語言結構主義符號系統作了要素的切分與結構的分析。索緒爾的語言理論只適用于語言的封閉系統之內,適用于它的語音層和單詞層。而結構主義的敘事分析以劃分敘事單元為基礎。但與語言學理論以語詞符號為基本單元是不同的,敘事分析中所劃分單元大于語詞符號。
結構主義理論運用到敘事文本是從普羅普1928年《民間故事形態學》對民間故事深層結構的分析中開始的,以功能作為民間故事的基本單位,功能就是根據人物在情節過程中的意義而規定人物的行動。后來熱奈特認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是敘述話語。敘事分析都是以語言學模式為基礎的,無論功能、神話素,還是陳述、話語都是大于語詞符號的要素單元。他研究敘事與故事,敘事與敘述,以及故事與敘述之間的關系,所涉及的結構關系越出索緒爾語言的范圍,是個體的話語結構。他所說的結構不僅依賴具體的上下文關系,而且還涉及社會生活背景。他所說的敘事分析離開了索緒爾的語言系統,進入話語世界。
敘事分析從語言結構發展到話語結構,適用了分析對象帶來的變化。最初的敘事分析是適用的是個體性和創造性相對較弱的民間故事和神話等文本;而成熟的敘事分析適用的是個體性、創造性相對較強的現代敘事文本。敘事文本的個體性、創造性特點改變了結構主義語言理論。而結構主義語言理論運用到敘事文本研究對象從符號擴展到話語、從語言結構發展到了話語結構。
4.結論
在索緒爾語言學的影響下,結構主義文論重視對文學自身的研究,突出文學的語言意義,關注對作品語言和文學形式的研究,改變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的原有的特點,形成了新的文學研究的基礎理論。
結構主義理論從語言學到文學批評的轉化,它并不是直接借用語言學的模式從而失去文學批評應該有的文學審美特性。相反,它是以關注文學文本的獨特性為方向的,通過闡釋詩歌文本的獨特性和分析敘事文本的非語言學個體性、創造性形成敘事學原理。結構主義理論從語言學到文學批評的發展過程形成了新的文學批評與研究的基礎理論,它促成了文學批評的成熟與獨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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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主義在科學思想史上有著悠久的歷史,但它與演繹法和實驗法的結合是近代才形成的。由于人類智慧的自然傾向是從簡單到復雜的一種循序漸進的過程,因而在分析工作沒有遇到復雜難題之前,無法獲知各種相互依賴關系以及系統的存在。并且對于結構而言,由于無法直觀觀察,不同層次的結構必須通過抽象才能形成或達到,因而需要一定過程來反映抽象的結構。
一、結構主義的定義
結構主義是指結構這一抽象概念能夠適用于任何領域。霍克斯(T.Hawkcs)在其著作《結構主義和符號學》中指出結構主義是關于世界的一種思維模式,事物真正的本質不是其自身,而是各事物間可感的關系。對于一種因素的本質,其意義在于它與其他因素在既定情境中的關系,并且任何實體或者經驗都只有在結構中才可感且有意義。結構主義作為一種方法,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取得進展,具有技術上的優勢以及理論上的先進性。真正的結構主義,是方法論上的結構主義。因此,無論科學精神有多么開放,要建構真正的結構主義,需要用結構主義的名義來判斷人們所說和所做的事情,而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結構主義對于結構的解釋主要是一種轉換關系。結構自身能夠通過轉換規律保證整個體系的平衡與完整,并且能夠通過數理邏輯的方程式或者控制論的模式形式化。事實上,通過運算互相協調能夠組織形成體系,而體系構造過程的結果即為結構。
二、結構主義的基本特性
(一)整體性
結構具有內部融貫性,是若干成分的有機結合,而非獨立成分的混合。成分通過規律形成結構,而結構不是簡單相加的聯合關系,因為結構中的成分具有與單獨成分獨立性不同的整體性。首先,整體并不先于成分。因為“格式塔”學派堅持的整體先于成分的理解是一種柏拉圖先驗論的立場,該立場會令結構主義陷入本體論的困境。從感知結構的角度以及社會整體性的角度考慮,反對源自聯想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先驗假設。其次,運算結構主義的立場強調,要重視成分間的關系,即指重視組成的程序或過程,因為關系組成秩序或過程的結果就是全體。某種程度上,體系的規律即是關系的規律。再者,整體是預先形成還是有形成過程,對于結構而言,由于其與發生論無關,所以結構在本性上是非實踐性的,結構只是若干轉換的體系并非靜止的形式。實際上,是自然規律的“涌現”產生了整體性。
(二)轉換性
結構是動態非靜止的,依靠內在規律控制結構的運動發展。一方面,結構的規律能夠形成結構;另一方面,結構的規律能夠整合舊結構并且構造新結構。而所有結構作用的活動,只能包含在一個轉換體系內。此外,結構的轉換可以是非時間性(共時性)的,如1、2、3的邏輯數字順序是直接顯然的,也可以是時間性(歷時性)的,比如結婚是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完成的。結構的轉換需要將非時間性與時間性結合起來,避免與結構靜止的形式混同。而結構轉換的最終目的是要將結構建筑在數理邏輯體系那樣的非時間性結構的基礎上。
(三)自調性
自調性是指結構能夠按其本身規律在無外因的作用下進行自我調節。結構自調性的前提是結構本身具有守恒性和封閉性。結構具有封閉性是指,結構內部的各種轉換不會越出結構的邊界,只會產生屬于這個結構并保存該結構規律的成分;結構具有守恒性是指,結構可以以子結構的方式并入更廣泛的結構中,而這作為一種聯盟,不能改變結構內部的各種轉換,也無法取消原邊界。事實上,結構的自調性要求的結構守恒是非靜態的,封閉也不是絕對的。同時,伴隨著結構復雜性的逐漸增長,自我調整能夠通過結構的整體性規律起作用,一方面確保結構向更高級結構的過渡,另一方面也完成了將結構作為子結構整合到更大的母結構中。
結構主義的三大特性構成了結構主義的理論,整體性定義了結構的基本特征,轉換性定義了結構的基本規律,而自調性定義了結構在產生發展過程中主體不斷適應客體變化的一種方式,三者缺一不可。
三、結構主義的融合與發展
一、后結構主義視域下的課程觀
后結構主義課程觀是在結構主義課程觀繼承和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結構主義課程觀強調結構的穩定性和權威性,后結構主義是由結構到解構,再到建構的過程。多爾在課程建構上提出了4R的基本原理,對后結構主義背景下的課程觀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豐富性,指的是課程深度、意義的層次、多種可能性或多重解釋;(2)回歸性,指一個人通過與環境、與他人、與文化的反思性相互作用形成自我感的方式;(3)關聯性,一方面指“教育關聯”,即課程中的觀念、文本、教師、學生、媒體等諸多因素互動而組成的龐大的網絡,另一方面可以稱為“文化關聯”,指課程之外而形成的課程母體在文化上的各種聯接。(4)嚴密性,后結構主義架構中將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統一起來,“不確定性”意味著選擇的多樣性與系統的開放性;“確定性”意味著每一種觀點都有特定的假設和背景[4]。筆者試著結合以上理論特點,提出了以下觀點:
1.課程內容的豐富性
后結構主義課程是一套較為成熟、豐富、且具有自我更新功能的課程體系。一是要建設旨在培養人文和科學精神,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的選修類和通識類課程群,在掌握科學知識的同時,幫助學生了解到與之相關的道德、情感、科學精神、社會等“軟科學知識”;二是構建相關課程群,暢通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渠道,跟進當今科技發展前沿,及時更新課程內容;三是開設創新課程,培養學生的創新、創造能力,激發學生的想象、直覺等思維。引導學生掌握各種科學研究方法,對各種社會現象展開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和研究,
2.課程內容的實踐性
后結構主義強調主體性,注重學生的自學能力、實際操作能力。為此學校要科學設計實踐性教學內容、改進實踐教學方法,構建行之有效的實踐教學體系。學生以團隊的形式完成實踐教學任務,教師在其中要充分發揮其引導、評估等作用,鼓勵學生嘗試新方法、探索新問題、形成新思路。使學生在實踐過程中,形成堅忍不拔、刻苦鉆研的科學品質,養成團結互助、攻堅克難的團隊精神。
3.課程體系的成熟性
筆者試著結合控制論原理,將后結構主義視域下的課程體系的成熟性研究分為準備環節、評估環節、總結環節及反饋環節四個方面。第一,準備環節。組建由教師、家長、教育專家等代表組成的評估小組,要求評估成員了解控制論原理、學校培養方案等,熟練掌握數據收集及分析的方法。第二,評估環節。具體操作過程中要求:1、評估對象廣泛性,調查對象要求涉及到各個年級,各個年齡段以及不同性別的學生,確保調查取樣具有代表性;2、評估方法科學性,采用問卷調查、數據統計、學生能力測驗、座談會等形式,科學廣泛地收集數據。第三,總結環節。它要求評估小組成員能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真實、科學地統計分析,總結優勢與不足,形成全面的關于課程體系成熟性的調查報告,以此指導課程改革、教學方法的改進等。第四,反饋環節。它是課程體系優化升級的重要階段,它將總結環節形成的科學數據及時反饋給學校、家長、教育專家等,用以全面促進學生綜合素質、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提升。
二、后結構主義視域下的教學觀
后結構主義是對結構主義的批判和超越,它強調突出主體的個性化、強調教學內容的多元化、鼓勵營造開放和諧的課堂環境,這些思想映射到后結構主義的教學觀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風景線。
1.鼓勵營造開放和諧的課堂氛圍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鼓勵學生提出各自獨特見解,展開熱烈討論。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可以采用啟發式教學,調動學生思考的積極性,注重學生學習方法的指導,引導學生開展課堂討論。教師要充分利用多媒體教學手段,充分考慮學生的心理及審美特點,課件設計上講求視聽效果,讓學生產生身臨其境的感覺。同時,要設計有新穎的課題,實施小組討論的方式,教師在全程中負責討論方向的引導以及討論結果的評價,真正調動學生思考問題的主動性和解決問題的積極性。
2.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
后結構主義教學觀認為學生的主體性是天然的,要讓每個學生比較自由地享受到綜合性、多樣化的教育資源。學習不僅僅是知識由外至內的轉移和內化,更為重要的是學生必須成為自己知識結構的建構者。在這種理念下,強調教師首先在對課程的基本概念、原理、運行機制等分析清楚的前提下,鼓勵學生運用自己的感性認知、原有基礎主動建構自己的知識經驗。但這只是意味著建構的完成,學生個性化認知的過程還必須在建構的基礎上,再結合自身的實際進行解構,以此不斷循環,促使學生的認知經驗螺旋上升。
3.強調教學內容的多元化
結構主義注重共時性分析,它將其深層結構歸結于各因素之間的內在聯接,忽視歷時性分析。而麥卡琴認為:“課程,我認為是學生在學校通過隱含或公開的課程計劃所學習到的東西,以及由于沒有被涵蓋于課程計劃之中學生沒有機會學習的東西,這些沒有機會學習到的東西,用艾斯納的話說就是‘虛無課程’。”[5]后結構主義認為教學內容可以包括:(1)涵蓋在計劃課程之內的知識;(2)包括學生從同輩之間習得的知識;(3)包括學生從學校的組織機構、管理體制等方面獲得的東西;(4)學生從“虛無課程”中獲得的知識。后結構主義的教學內容充分將提供學生學習的機會放在了首要位置,具有極大的意義和影響。
總之,后結構主義思潮在20世紀下半葉對歐美的理論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它批判性地繼承和發展了結構主義思潮,促使整體性向開放性體系轉變,促使演繹性向發散性轉變,促使客觀性向相對性轉變。雖然后結構主義在其發展中仍未完全的成熟、完善,但我們可以清楚地預見其開創性的理論思想必定會對未來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產生持久、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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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關鍵詞]結構主義語言學 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 布龍菲爾德 外語教學
[論文摘要]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產生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理論背景。在它的理論指導下產生的聽說教學法促進了英語教學的發展,提高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1)“結構主義語言學”和“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概念
在本文開始之前,先提到兩個概念即“結構主義語言學”和“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結構主義語言學或稱結構語言學的創始人是瑞士的語言學家費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saussure 1857-1913),他也是現代語言學的奠基者。由于他的思想具有的一般原則,使他的思想成為結構主義的重要思想來源。布拉格學派和哥本哈根學派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主體。美國的結構主義語言學或美國結構主義或稱美國描寫語言學是以布龍菲爾德(Leonard Bloomfield,1887-1949)為代表的美國描寫語言學派。它的出現和發展對美國土著語言等方面的研究以及英語教學的發展起到了深遠的影響。 這部著作廣受贊譽,它不僅顯示了人們對語言的興趣,而且還表明了學界人士對從事語言學理論研究的愿望,而這種理論的每一次進步,我們對人文研究所抱有的某些先入之見。 布龍菲爾德對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的一些觀點,如“歷時”語言學和“共時”語言學研究,“語言”和“言語”的區分、“組合”和“聚合”關系、“句段”和“聯想”關系等都表示贊同。只是他們用了不同的說法。索緒爾認為“語言是形式,不是實體”[Saussure 1983:120]。即符號間的相互關系構成了語言的“系統”。總之,索緒爾的學說為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聽說教學法使我們明白我們在英語教學的過程中不能簡單的認為教會學生語法知識就明白了文章的意思。我們應該激發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互相討論和交流,讓學生懂得如何學習,加強口語的操練,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口語學習的重要性,各種口語短期培訓班和學習法涌現出來。20世紀90年代是從初一開始開設英語課程,而現在四五歲的小孩就已經被送到少兒口語訓練營。可見這種聽說教學法已經盛行開來。
4)索緒爾結構主義理論的出現和印第安人土著語言的迅速滅亡促使了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產生。它的產生打破了傳統的外語教學方法,主張以視聽教學法作為首要的教學方法。對現代英語教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圖分類號:J01
文獻標識碼:A
回顧20世紀西方哲學史,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的思想和觀念形成一股巨大的沖擊波,在語言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美學等諸多學術領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音樂美學也不例外。60年代興起的結構主義思潮對20世紀自律論的發展大有推進之勢,本文旨在梳理二者之間的邏輯關系,以從一個側面展示20世紀自律論的演進歷程。
一、“結構主義”的學術淵源及其理論內涵
“結構主義”潮流產生之前,20世紀西方文論的主流為“新批評派”。它肇始于20年代,40、50年代進入鼎盛時期。占據了美國文論界的統治地位。這種文論主要強調藝術作品的自足性,認為藝術是為其自身而存在的,形式是藝術的本質。從本質來說,它也是一種形式文論,但由于它過度強調藝術作品的形式而忽視其內容,至50年代末日漸衰微,逐漸被60年代崛起的“結構主義”潮流所替代。
所謂結構主義,結構主義的一位代表人物法國哲學家、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Levi―Struuss,1908―)曾給出如下定義:結構主義是“對于社會、經濟、政治以及文化生活的模式的研究。研究的重點是現象之間的關系,而不是現象本身的性質。”
“結構主義”雖然形成于60年代,但在思想上、文化上的準備經歷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歷程。其“結構”的觀念源于本世紀初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D.Saussure,1857―1913)。索緒爾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創始人,是本世紀最著名、影響最為深遠的語言學家之一,其主要學術思想體現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1915)一書中。索緒爾認為語言現象是在一定時間互相并列、互相依存、互相制約而自成一體的符號系統。在語言系統中結構無處不在,結構系統具有整體性,它由若干元素組成,其中任何一個元素的變化,都可能引起其它元素的變化,從而導致整體結構的變化。其次,與“歷時”語言學家著重研究各語種語言現象的歷史發展有所不同,作為“共時”語言學創始人的索緒爾更主張研究同一時間內各種語言現象的相互關系,特別是它們同整個系統的關系。他認為,在任何一種由人類行為構成的社會現象背后。都蘊藏著一定的“結構”在支配它們的性質和變化。索緒爾還將對語言的比較引申到其他方面,他認為人類社會在表達和傳遞有關周圍環境和自身的認識成果時,有意識和無意識地使用了眾多相對自足的形式系統,而語言只是其中一種符號系統。這些形式系統的共性在于他們不同程度地代替、代表、反映所要表達的主客體對象,如語言、手勢等。如果將這些形式系統納入一個范圍,找出其規律,將是非常有意義的。
另一方面,索緒爾的觀點也不是憑空出世的,它是在社會學、心理學、哲學和語言學等多方面影響下誕生的。其中,與20世紀初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的哲學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系。維特根斯坦在其《邏輯哲學論》(1922)一書中提出,世界是整體的系統,是由許多“事態”構成,每一事態都是有一條鎖鏈相互連接,這條鎖鏈又由多種事物構成,各個鎖鏈之間出于某種特定的結構關系之中,這種關系就是事態的“結構”,而“形式”導致了這種“結構”的可能。
索緒爾之后,受到其語言學影響的結構主義者認為,人類的一切文化現象都具有語言的性質,可以分享語言學的成果。對于結構主義,語言不僅是激發靈感的動力和源泉,更是一種將結構主義原本各行其是的種種設想統一起來的方法論模式。列維?斯特勞斯是索緒爾結構語言學方法的積極響應者。他認為結構是真實的,但不是客觀世界里共有的,而是人的潛意識活動的一種投射,是人的一種先天構造能力。一切社會文化現象都是由結構決定的,而各種結構最終又是人類潛意識的產物。英國學者霍克斯對二者的關系也闡述得十分明白,他指出結構主義關注的焦點,并非人的意識或者存在狀態,而是人類社會和文化現象中“普遍存在的系統與結構的關系”。這種系統與結構關系先是被人的無意識認可,而未完全進入人的意識領域,未被人的理性所完全接受。
可見,結構主義的核心在于“結構”的觀念,是透過事物的具體內容和單純的因果關系(表層結構),去發現其內在結構(深層結構),即構成這一現象的內部各因素之間的關系,以及該現象與其他現象之間的關系。
二、結構主義對20世紀自律論音樂美學的影響
19世紀中葉,在歐洲音樂美學領域,出現了一種新的音樂美學體系――自律論。自律論與長期以來占據歐洲音樂美學思想主流的情感論針鋒相對,它的確立以奧地利音樂美學家漢斯利克(Eduard Han―slick,1825―1904)的代表作《論音樂的美》(1854)為標志。漢斯利克批判了情感論認為“音樂內容是情感的表現”的觀點。提出“音樂的內容就是樂音的運動形式”、“音樂美是一種獨特的只為音樂所特有的美。這是一種不依附、不需要外來內容的美,它存在于樂音及樂音的藝術組合中”等一系列論點,建立了自律論音樂美學完整的體系。此后,自律論音樂美學越來越受到關注,只不過它對當時的理論批評和音樂創作實踐并沒有太多實質性的影響。直至20世紀,結構主義思潮出現,它作為一種形式文論的許多觀點與自律論“音樂具有形式美”等諸多論點十分契合,對于音樂作品的分析也可以借鑒結構主義的一些分析方法,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形式一自律論音樂美學的發展。
首先是在理論方面,結構主義思想和方法對一些音樂理論家的影響頗深。列維?斯特勞斯曾指出音樂具有“可以理解但不能言傳”的特質,正是這種特質,使得結構主義對它而言有著重要的意義。本著以結構來看待音樂的觀念,列維?斯特勞斯將音樂解釋為固定存在于一個共時存在的整體中的時間。他認為音樂需要時間,“在聲音和節奏的層次下面,音樂在一個古老領域當中行事,就是聽眾的心理時間;這種時間是不可取消和不可挽回的歷時性,而音樂改編各個部分為的是聽起來讓它成為一個共時存在的整體,與它本身非常接近。”這一特點使得用結構的觀點來分析音樂成為可能。50年代以后,歐美、日本甚至在蘇聯與東歐國家都掀起了一股結構主義熱。為我國音樂理論界所熟知的申克(Heinrich Schenker, 1868―1935)音樂分析法即受到結構主義方法的很大影響。
申克的音樂分析理論一方面來源于上述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思想和維特根斯坦的“結構”觀念,另一方面還有形式自律論的音樂哲學前提。在申克看來。關于音樂的形式與內容,作曲家在音樂作品中所揭示的是“樂音生命的有機的、絕對的本質”;關于音樂與外在世界的關系,音樂自身所展現的內在規律與世界的內在規律是一致的。上述觀點與漢斯利克形式自律論的立場是完全相同的。
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滲透方面,他在音樂上用來區分不同概括程度的術語――“背景、中景、前景”與語言學術語“深層結構”及“表面結構”類似,表示兩種程度之間關系的術語“變化”與語言學術語“轉變”也很接近。申克強調音樂作品的“內部結構”,他認為一部真正優秀的音樂作品,其內部會存在一種“有機的內聚力”(Organic Coherence)。在具體操作層面,他創造了簡化還原的方法。音樂作品的形式由前景表現出來,通過簡化還原的方法將其進行剝離分析,最后可見它的“原始結構”,即背景。在和聲和對位的關系上。他認為和聲源于對位,但對位又離不開和聲的支撐,二者不再是二元對立的關系。為此,申克還自創了一套圖示分析的方法。這種圖示以常規記譜法為基礎,輔以一部分符號補充說明,既直觀又清晰。這種圖示分析的范例是1932年出版的《五首音樂作品的圖示分析》。
誠然,申克的分析方法也有一定的缺憾。他的分析主要涉及和聲、調性等方面,基本上沒有涉及到節奏、動機發展等等,而且這種理論只適合于18世紀到19世紀后半葉調性原則確立以后的歐洲音樂。但不可否認的是,申克分析法在結構主義觀念和方法的影響下,在音樂的形式和內在結構的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貢獻,它不僅提出了新的音樂分析方向,更是推動了20世紀自律論音樂美學的發展。二戰之后,申克的后繼者凱茨、薩爾則、阿倫?福特等人進一步完善了申克的分析體系。
德國音樂家哈爾姆(August Otto Halm,1868―1929)的音樂理論觀念與申克十分相近。他也認為形式、結構是音樂作品最本質的東西,否定音樂同情感及聯想之間的關系,音樂美學應當從“情感的陶醉和幻想”中解放出來。哈爾姆研究的重點是在賦格和奏鳴曲方面。在《兩種音樂文化》一書中,他將二者作了比較性研究,認為對位與和聲在音樂結構的最始源、最深層就已存在,音樂創作的最高境界是在二者的統一和融合基礎上所形成的有機體。這一點與申克十分相似。
1964年,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古德出版了家庭社會學名著――《家庭》,受到了社會學界的普遍重視。 1982年得以再版,再版時作者對該書進行了許多修改和補充,再一次系統重申了他的學術思想,并被翻譯為多種文字。1986年,中國學者魏章玲將《家庭》一書翻譯成中文,中譯本的出現,為我國家庭社會學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在本論文中,筆者意在從對古德家庭觀的認識出發,嘗試解析其家庭觀中的后結構主義思想。
一、文獻分析與推導
1. 問題的緣起
20世紀50年代以后,國際上對于家庭社會學的研究從微觀領域轉向宏觀領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世界各國的社會結構都發生了變化。反映在家庭研究上表現為家庭結構趨于多樣化,家庭功能多元化,這些變化不僅引起社會學,也引起哲學、史學、經濟學等各界學者的注意,推動家庭社會學的現代化并向應用科學的方向發展。這一時期的古德完成了大量的學術論著,成為其家庭研究的黃金時期。
筆者在進行專業課學習時,對古德此階段的家庭理論進行了系統梳理:認真考察了古德思想中的角色關系、性別模式和社會分工的聯系、工業社會中的親屬關系網絡(社會支持系統)的建構、女性社會地位的變化,并意外地發現其思想體系中的后結構主義影子,而絕非是利用后結構主義思想解釋古德的家庭觀,這是對古德家庭觀的新理解,也是對家庭社會學研究的一種新視角。
筆者根據已有文獻推導出對于“多元差異”分析框架的文本性建構,作為一個分析框架,“多元差異”包括多元關系和相對差異兩個子框架。綜合已有文獻,筆者發現在古德的思想中,存在“多元關系”(包括工業社會中的多元親屬關系等)和“相對差異”(男女兩性相對差異)的相關分析和描述,而這一分析和描述與同一時期在法國興起的后結構主義思潮(承認“差異”和“去中心化”)在理論認同方面有相契合的部分。據此,筆者從后結構主義與古德家庭觀的關聯出發,利用這一分析框架解析古德家庭觀中的后結構主義表述。
2. 關于古德思想的研究
回顧對于“古德”思想的研究,文章不在少數。魏章玲在《評W?古德的一書 》③中主要從四個方面進行分析:一、重視理論觀點與經驗研究相結合的原則。作者認為,古德的理論核心是經驗研究關系的一種結構或體系,并非常重視數據,反對想當然的推理方法。二、強調家庭在社會上的中心地位,認為社會是通過家庭來取得個人對社會的貢獻。三、主張男女平等,作者認為古德全書中貫穿了這一基調,并在角色分工上打上這一烙印。 四、作者認為,古德通過對西方、日本、中國、印度等國傳統制度的比較,概括了全世界家庭模式的主要發展趨勢,指出工業化并不能解釋一切家庭變化。
而對于古德“親屬群體和關系網”的研究,蔡禾等在《城市居民和郊區農村居民尋求社會支援的社會關系意向比較》④一文中認為:美國社會學家古德(Good,w.j)的家庭研究支持了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以血緣為核心的親屬支援模式會慢慢擴展到以包括其他次屬關系的社會支援模式。
與之不同的是,在《家庭革命》⑤一書中,作者陳功認為:美國社會學家古德是趨同論的代表人物,指出工業化改變家庭制度的進程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存在著的,盡管出發點不同,發展速度和道路不同,但都朝著“某種類型的婚姻制度”在發展,在婚齡提高、離婚率增加、家庭核心化、功能減少等方面都將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而趨同一致,并且這種趨同現象也是符合工業化發展需要的,等等。
盡管對于古德家庭觀的研究種類繁多,觀點多樣,但是主要的研究趨勢是對古德觀點的理解與描述,理論上的深入考察比較少。因此,筆者對于古德家庭觀思想進行深入考察并對權威理論進行重新梳理,探討古德家庭觀中的后結構主義思想。
二、后結構主義與古德家庭觀的關聯
1. 時代背景的關聯性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西方社會學發展進程步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代,這是一個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強勢地位喪失,并隨后呈現出理論流派或研究范式多元化的時代。這一時期的西方家庭社會學開始把研究重點轉向現代化過程中的家庭變革及其趨勢,研究的范圍十分廣泛,從離婚、生育率、兩性關系、非婚生子,到人工流產、試管嬰兒、同性戀、丁克家庭等等,并對未來家庭作出種種預測。而這一時期的美國因為越戰的失利,社會中彌漫著消沉頹廢的氣息,所以,嬉皮士、性解放、權利歸花兒(意思是通過愛情和非暴力實現社會改革)等現象相繼出現,代表了整整一個時代的思潮,這一時期的古德,也迎來了他家庭研究的第一個高峰――《家庭》一書的出版發行。
與此同時,后結構主義思潮也在法國悄然興起,并在美國盛行起來,主要代表人物有德里達、拉康、福柯、利歐塔等等。后結構主義思潮對西方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產生了重大影響,是在批判結構主義理論的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新思潮,作為一場思想運動,后結構主義對當代各種思想文化的轉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可以這樣說,后結構主義已經成為當代思想理論的基礎,從文學批評、政治理論、文化研究到社會學、民族學等各個領域,后結構主義的蹤影幾乎無所不在。后結構主義作為一種極為廣泛和無定形的思想流派,它的很多特征,如差異、去中心化等概念在古德的家庭思想中都有所體現。
2. 思想內容的關聯性
古德在家庭研究領域的重大進展并不僅僅在于將家庭社會學的一些已知的命題歸納為原理、假定和定義,還有對社會變革中的家庭的研究,主要表現在:工業化與家庭,性別模式與社會地位之變化,擴大的親屬關系。有學者指出:“工業化是現代主義以及后現代主義的一個顯著特征,后現代主義在社會科學中出現,也主要是受到了法國后結構主義的影響,法國學者德里達為后現代分析提供了一種后結構主義研究路徑,并不是單純的理論姿態,而是介入倫理和政治的轉型姿態,也是去轉變一種存在霸權的情景,去叛逆霸權的思想和行為,后結構主義研究取向在當代社會學研究的亞領域中尤為明顯,其中之一就是女性主義作家運用解構主義⑥分析父權話語”⑦。古德雖然不能稱之為女性主義作家,但是從他關于“性別角色”的研究可以窺探出解構主義的蹤跡,例如“差異”“多元化(非中心化)”概念等,古德認為男女兩性在能力和才干上的生物差別是微乎其微的,兩性差異主要是由社會因素決定的,個體在獲得性別角色時,途徑是多元的,包括工具性職責、表意性職責等等。
鑒于此,筆者對古德家庭觀中出現的后結構主義現象進行一一表述。
三、古德家庭觀中的后結構主義表述
1. 何為后結構主義
后結構主義是理論化的后現代主義、是后現代主義的方法論,“去中心化”、“差異”、“多元化解構”等是后結構主義思想的主要特征。認為“作為社會學主要研究對象的客體――主體性的人和社會(結構),在后結構主義者的視野中已經不存在了,社會結構也已經由形構走向了徹底的解構”⑧。雖然后結構主義最早出現在語言學及文學評論上,但是,在現代社會學領域中后結構主義的表現,主要在顯性和隱性兩個方面,顯性是指在研究中直接采用后結構主義的相關術語,如布賴恩?特納塔提出的后結構主義與女性主義之間的“選擇性親和”⑨。隱性是指在思想中所表現出的后結構主義思維或方法。而古德的家庭觀中正包含著隱性的后結構主義思想。
2. 古德家庭觀中的后結構主義表述
本文主要采用“多元差異”(多元關系和相對差異)的分析框架對古德家庭觀中的后結構主義思想進行分析。在“相對差異”和“多元關系”的子框架下,分析古德角色關系、性別模式和社會分工中的相對差異,親屬關系網絡和工業社會家庭中所體現的多元關系。
古德在探討家庭中的角色關系時認為,男女兩性在獲得性別角色時存在“差異”,“意識形態、組織協作、社會壓力、經濟資源都會對家庭性別角色的分工產生影響”⑩,體現在兩性角色關系上主要是“夫妻關系”等,也可以說是權威或是說權力關系,在夫妻關系中,古德以為男女雙方在家庭中,所占有的資源存在“差異”,所遭受到的社會壓力也存在“差異”,于是,在如何維持家庭穩定上,“如果男女雙方都有利他主義行為,也就是說,雙方在沖突中都能讓步,或是雙方有關對方角色行為是否合適的看法相似,或雙方在相互交往中都能找到更多的價值,我們就能預言,他們的婚姻關系會比較完滿。”⑾也是夫妻雙方協作完成的,所以可見這種差異是相對的,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即使最幸福的家庭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權力制度,在過去幾十年里,傳統權威遭受了人們的非難”。⑿新型家庭權力關系在人們的需要下應運而生,即承認“相對差異”的情況下的家庭男女平等,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是一種反傳統的思想方式,“承認差異下的平等”賦予了前現代現象――“傳統”更大的重要性(羅斯諾,1992年)⒀。
在性別模式和社會分工的解析中,古德意在證明,在傳統社會中,家庭和社會內部社會分工(兩性分工)主要是由階級對立決定和引導的,但是在現代社會中,人存在生物性和社會性兩方面,生物性差別不能作為社會分工的依據,古德使用“歷史性社會分工”這樣的話語來證明他的觀點,是對人的社會屬性的自我解構,打破了人的生物屬性和社會屬性的二元對立,確切的說是對形而上學的以“ 階級”的為中心的二元對立的等級結構之解構,同時在古德家庭觀思想中也存在后結構主義的“一致性”,即“思維(理性)和存在(事物)的同一性”⒁,對于兩性的勞動分工,男子有可能享有更高的特權,例如“行動自由、不照看孩子、能選擇更有趣的職業”⒂等等,古德也認為在先賦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中,這也是男子的理性選擇,古德在社會分工的社會現實中找到了驗證,并站在現代化的角度上對當時的社會現狀予以解析,也是古德思維與現代兩性分工這一事實的一致性,因此也證實了“差異”是相對的,也是筆者在“相對差異”的子框架下希望予以驗證的。
同時,古德也認為,在傳統的社會中,親戚關系被看作是核心家庭和復合家庭范圍之外的社會關系,是由有組織的血統群構成,就像中國的宗族、日本的同族一樣,是大家庭權利和義務的組合,處于中心地位。但是,“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人與更多的人、群體和組織發生社會關系呀,遠比以往的社會要頻繁的多,而其中有些外界關系對他們的生活來說比親戚關系網要重要的多。因此,人們可以完全回避親戚。這就是說,在現代條件下,人們有了更多的選擇余地。”⒃由此可見,當一個社會實行工業化時,宗族、世系、親屬或其他血統群體就會遭到削弱和衰退,親屬關系網這一處在中心地位的社會支持系統隨之瓦解,中心的地位喪失,也是親屬關系網“去中心”化的完成。但是,古德也承認,即便中心地位喪失,親戚群體還是會繼續存在,成為工業化的阻力。那么,這時的家庭模式該走向哪里?古德以為,在全世界,家庭模式正在經歷巨大的變化:母系制衰落、共同的親戚群體的影響的下降、嫁妝和聘金的流行程度下降、男女婚齡縮小、近親結婚減少、離婚率升高等等,我們不難在古德對于家庭發展趨勢的總結中看出:現代家庭中婚姻形式的多元化,例如,離婚率升高,傳統家庭模式解體,于是家庭危機產生,嫁妝和聘金流行程度的下降,自由擇偶的比例擴大,共同的親戚群體已不再是夫妻雙方的依賴,人們的交往群體由初級群體發展到次級群體,交往對象由單一人群向多元人群轉變,婦女地位的上升,婦女加入到勞動力市場中,使勞動力市場呈現多元化的態勢,也使得男女兩性不僅在生物性別,還包括社會性別上的相對差異的產生,也就是筆者在上文中提到的男女雙方在家庭中,所占有的資源存在“差異”,所遭受到的社會壓力也存在“差異”。
可見,在古德思想里,家庭的發展形勢就是家庭的主客體在多元范式下的相對差異。縱觀古德的《家庭》一書,從分析傳統的家庭模式與家庭關系出發,發展到工業社會中家庭的特點,再到對家庭變革(本文特指離婚率的上升)領域的問題分析,我們能夠清晰得里結出他對家庭結構的解構。
四、結論與反思
本文在建構“多元關系”和“相對差異”的子框架下,對古德家庭觀中的角色關系、性別模式和社會分工、社會支持系統、以及家庭變革等幾個方面進行解析,而強調“差異” “去中心化”是后結構主義者的共同特征,筆者試圖從“多元差異”的分析框架中找尋后結構主義的特征。
首先,古德在論述性別角色和兩性分工時認為,與傳統社會不同,現代社會中兩性地位不再是由單一的先賦條件決定的,而是由受教育水平、經濟地位等多方面決定的。因此,個體在獲得性別角色認同的渠道的多樣化,多元化的渠道也使兩性在社會分工存在差異。然而,就多元化視角下的兩性差異,同樣是在“多元差異”分析框架下得以解構。
其次,我們也看到,家庭所面臨到的危機情況,在傳統社會支持系統整合能力減弱的現今,使得本應處于中心地位的親屬關系網瀕臨瓦解,去中心化的趨勢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從另一個角度說,古德家庭觀中的“差異”與“去中心化”是在傳統和現代的轉型中發生的,不僅僅是在“話語分析”的范疇,更多的是在對步入工業化的現代家庭的解構。
但是我們也看到,古德思想中的理論范圍較廣,觀點種類多樣,筆者也只是有意識地選擇其表述中具有后結構主義特征的部分,這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巨大的變化下,家庭在傳統與現代的嬗變中,所表現出的后結構主義現象。正如德里達認為,“后結構主義具有一種跨學科的語境,他作為一種整體的研究取向還沒有出現,新的和舊的處于一種非尋常的、非線性的關系之中。”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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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鄭樂平著. 《超越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論新的社會理論空間之建構》. 2003年3月第1版.
20世紀以來,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風靡各個領域,以致各個學科都產生了自己的結構理論,為科學研究的進行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和方法。在語言學和文藝學領域中,結構主義更是形成了一種獨特而切實有效的研究流派,并且語言學中的結構主義理論對文藝學中的結構主義批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本文擬從結構主義語言學出發探索其究竟是如何影響結構主義文論的。
1. 結構主義語言學
索緒爾是“現代語言學之父”,同時也可以被稱作是結構主義的鼻祖,他去世后由他的學生整理出版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在語言學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索緒爾的理論主要體現在他對共時和歷時、組合和聚合、語言和言語、能指和所指等概念的提出和劃分上,這些理論對語言學及其他學科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索緒爾認為,語言是“通過言語實踐存放在某一社會集團全體成員中的寶庫,……潛存在一群人的腦子里的語法體系;……相反,言語卻是個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為。”①也就是說,語言是隱藏在實際話語背后的語音、語義、詞匯、語法的規則系統,它存在于言語之中,言語則是實際的話語,是對語言的運用。語言是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一個符號就是一個整體,它由能指和所指兩方面組成:能指是表達某一意義的聲音或圖像,所指是聲音或圖像在人腦中喚起的形象和在現實生活中所對應的實體。
共時語言學研究語言在某一歷史時期的語言系統各要素之間的關系,例如我們可以截取某一歷史階段的語言,對其語音、詞匯、語法等結構要素進行研究,如:詞匯學、語音學等。歷時語言學研究某一語言要素在歷史中的發展變化及變化規律,如漢語史、語法史等。索緒爾認為在語言符號序列中,一個符號的價值不僅取決于他和可以替代他的其他符號的對應關系,也取決于他和前后符號之間的關系。前者就是聚合關系,后者是組合關系。聚合關系就是可以相互替換的各個成分之間的對應關系,組合關系是組合序列中各個成分之間的關系。
2. 語言學影響下的結構主義文論
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延伸到文學研究方面就形成了結構主義文論,它與結構主義語言學有著密切的聯系,它們的研究都是以索緒爾的語言理論為基礎研究出來的,但二者之間也存在著本質差別,他們是在各自領域的創造性應用。語言學對結構主義文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理論的產生和發展上:
2.1 神話結構分析
索緒爾對言語和語言進行區分的思想對法國結構主義文論家列維?斯特勞斯的神話模式研究有很大的啟發作用。列維?斯特勞斯發現,表面看來神話具有很大的隨意性,但從各地搜集起來的神話卻又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它們都表現了人類所面臨的一些共同的生存問題。他認為,這說明了這些神話跟人類語言活動一樣,都來自一個人類永恒的普遍結構,而正是這一普遍結構使得各種不同的神話具有了相似性。他認為,神話和言語活動一樣也具有“語言”和“言語”的區別,各地神話的不同表述是神話的“言語”,而所有神話的系統結構則是神話的“語言”。
列維?斯特勞斯還把神話敘事分解成許多單位,并提出了“神話素”的概念,他認為每個神話敘事單位都能夠用一個短句來概括,他們就像語言的基本單位“音素”一樣只有以特別的方式結合起來才能產生意義。他還強調在分析神話時,我們不僅要分析同一神話在各歷史階段的不同敘述,還要分析他在同一歷史時期存在的不同變體描述。各歷史階段的描述和同一時期的不同描述在“神話素”的關聯下成為了一個完整的結構系統,就如同音素把聲音和意義結合成一個整體一樣。也就是說,神話也是在歷時和共時兩個維度上同時發展著的。
2.2 敘事理論
索緒爾關于能指和所指的理論同樣影響了不少文學界人士,羅蘭?巴爾特就是其中一位。他認為,文學不止是我們傳統觀念上所認為的那樣只是單純的客觀世界的反映,它還是我們借以改造世界的工具,是一種符號。由于符號在一方面指代所指的具體事物,一方面又有自己的意義,所以文學也具有這樣的兩面性。文學語言可以像符號一樣表示某種意義,也就是它具有語言學的能指功能,同時他也可以指向自身,而不是文學之外的世界,這就相當于語言學的所指功能。
通過對文學兩面性的區分,羅蘭?巴爾特還進一步分析了文學符號和語言符號的差別,并認為文學符號系統實際上包含著兩個相關的層次。一個層次由能指符號組成,他通過語言在實際中的不同運用來說明語言本身的涵義,這是文學語言的表層系統。另一個層次是深層文學語言系統,他形成于能指和所指的相互作用,并在它們的作用中產生新的能指,這種新產生的能指可以指向文學語言之外的東西。比如說象征氣質高潔的蘭花,“蘭花”這組漢字的字音、字形和實際生活中的實物蘭花都屬于表層系統中的能指和所指,而氣質高潔則是在這一表層系統中所形成的新的能指,屬于深層的語言系統。因此,巴爾特認為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存在表層和深層兩個結構系統,即形成了結構主義對文學作品結構層次的劃分。
2.3 矩陣模式和文學敘事語法
索緒爾和雅柯布遜都對語言二元對立的基本結構進行了研究,他們的這一研究同樣影響廣泛,文學研究家格雷馬斯將這一思想成功引入了文學研究領域。他認為由于有了“語義素”單位之間的二元對立,才產生了人們通常所說的“意義”。 “語義素”單位的這種對立既包括現實生活中的實體和他的對立面,又包括實體和對自身的否定。在對這一思想的繼續研究擴充后,他提出了用來解釋文學作品的矩陣模式,這不可謂為結構主義語言學對文學理論的一大推動。
格雷馬斯受結構主義語言學影響所提出的理論不止如此,他還認為文學作品的敘述與語言學的句子是一樣的,他們都可以進行語法分析。我們可以把文學作品的敘事看成是一個被擴展了的句子,句子里有主語、謂語、賓語及其他成分,文學作品的主語就是主人公,謂語是其的行為和經歷,賓語是與其相關的其他人物。由此看來,文學也不過是一個個的敘事結構而已,也就是說看似千變萬化的文學作品的形成規則是有限的。這就如同我們掌握了一定的、有限的語言規則后就可以說出無限的句子來。
3.分析與總結
總的來說,結構主義文論的主要特點是認為文學作品取決于結構和系統,要理解文學作品,就要把握好結構、系統及深層規則,把握好作品中的“二元對立”的元素。這些語言學中的主要觀點和方法被運用到了文藝學中,突出了文學的語言意義,使得文學開始重視自身內部規律的研究,并希望通過具體的文學現象研究揭示出文學的內在本質。結構注意語言學思想的盛行恰好為文學研究提供了這樣一個新的研究角度和思維方法,他使得文學研究從外部走向了自身。
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文學是與社會、與人密切關聯著的,脫離了社會,脫離了人的價值觀,將文學作為一個封閉的結構系統來研究是不科學的。我們評價、欣賞文學作品時更不能脫離社會現實,只抽象的研究其中的模式、結構,而應該把其作為對文學作品進一步研究的一個補充。(作者單位:魯東大學文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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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S61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Industrial Building Analysis by Structuralist
Abstract:Structuralist stresses relations among the elements, concerns the "deep structure", seeks common sense of representation, those are many established industrial buildings miss. This paper analyze some cases which reflect the meaning of the structuralism, to point out the factors needed when designing. And the structuralism will be the useful and responsible designing methord in the future.
Keywords:Structuralism;Industrial architecture;Design;
工業是國家發展中的支柱型產業,但是由于業主的短期效益要求和建筑師的忽視,工業建筑被關注的往往是其實用性,忽略了對環境與景觀的影響,造成了很多城市的雜亂和環境的污染。實際上,工業建筑不僅僅提供生產的場所,也是生產工作人員長期停留的空間,同時也是城市面貌的重要體現者,因此,現代的新型工業已經不能僅是冷冰冰的大跨度方盒子,應該在設計與建造時注重其人性化、地方性、節能性等特性,強調建筑與環境、與城市、與人的聯系,這些要求正是工業建筑未來發展的趨勢,而且與結構主義的理念不謀而合。
1.結構主義
結構主義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興起于法國,它是從語言學的基礎上發展出的一種規律系統。“結構主義”是一種方法論,而不是一種建筑流派,,[1]其目的是通過這種方法能夠使許多學科都能夠像語言學一樣精準而秩序化。
結構主義從語言學發展擴大,其特征卻能夠涵蓋許多學科。首先,關系重于關系項。研究構成整體的各個要素的相互關系,而不是分裂研究整體中的要素。構成整體的各個要素本身沒有獨立的意義,只能從關系中發現其意義。其次,深層結構重于表層結構。結構主義把各種文化視為系統,認為文化系統中的普遍模式(深層結構),也就是人思維的本質是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而始終不變的,但是文化表現出來的各種現象(表層結構)卻是根據不同的地域和時間及觀念產生不同的表現形式。第三,共時性重于歷史性。結構主義所研究事物的任務就是在特定時空中的定性研究法,要通過事物結構的操作從無意義的構成要素中引出有意義的事物本質關系。[2]
2.結構主義應用于建筑
建筑中的結構主義理論是1960年以來建筑界重要的先鋒派運動。結構主義者以整體的方法論批判了早期現代建筑忽視歷史與文脈的僵化思想,并提出場所感意向創造以及認同設施等注重人性因素的城市規劃基本概念,從而開創了嶄新的建筑創作思路。
3.工業建筑與結構主義
工業建筑作為一種傾向實用和近期興起的一種建筑類型,或許設計中并未刻意追求運用結構主義的理念,但是建成的優秀建筑中仍然或多或少的體現出了結構主義的思想,我們需要深入的分析作品做出總結,從而在以后的設計中有意識而且合理的運用結構主義。
3.1關系重于關系項
前面已經提到,注重關系而不是關系項是結構主義的首要特征,而其應用于工業建筑中,體現在建筑自身中各要素的關系,包括功能布局、技術支持、材料應用等等方面;以及建筑與周圍環境的關系,而環境不僅僅包括基地的物理環境,還包括地域的、文化的、社會的綜合因素。工業不獨立于環境而存在,設計師需要考慮建筑融入環境,還要考慮建筑與環境的影響,重視“關系”。
托馬斯?赫爾佐格設計的位于德國的產品大廳和中心能源工廠(圖1)能夠良好體現建筑中“關系”。三個玻璃大廳部分被四個高起的支架部分懸掛起來,其生態學的理念表現在建筑方方面面:隔熱良好的玻璃、自然通風的運用、太陽能利用、屋頂植物的雨水收集作用。而且,流經屋頂和場地的雨水流向新開辟的人工湖,用以澆灌和消防。(圖2)建筑環境的營造體現與環境和景觀友好的創作理念。
形式單一而又快速建造的工業建筑充斥著城市,但其實它們不應該是單獨孤立的,其存在于社會組織之中、體現企業理念、跟隨社會發展、與環境協調存在,工業建筑應該是與種種要素作用的最終結果,而不是自我追求最大化利益的工具而已。
3.2變化、生長與共存
變化、生長與共存是“十次小組”提出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概念,成為結構主義理論核心。[3]因為結構主義理論強調導致形成結構的主要功能是同化作用,這種作用使有機體在適應環境時,使客體在機體和能量兩方面與有機體自身同化,并在融合客體于自己時產生新的圖式,在新的概念性表象的層次上形成新的結構。[4]
Glass bottling Plant Cristalchile(圖3)是建筑師Hevia做工業工廠可持續發展的研究的重要案例,良好體現了建筑與環境的共存,無論在形象上還是對環境的友好層面。
透過建筑,在設計上體現著兩種真實事物:樸素材料和自然資源的使用,但同樣試圖向社會傳遞有用的信息。建筑在實現這個目標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白天和夜晚,起伏的大型的上升的屋頂仿佛是這個地區風力作用下賬幔的動勢,立面玻璃幕墻的使用時生產過程透明可見,成為一種直接易懂的建筑化的語言,強調光和影的處理,現實了巨大尺度,獲得直接面臨地區環境和地理的意義。
使用自然通風(文丘里效應)是利用了現有的風和屋頂通風設備,生產區域的熱空氣排出,溫度通過有孔的玻璃外墻消散(內部溫度總是比外界高)。通過地熱,溫度穩定在20°T的空氣進入工作區域,這樣的空氣是自然形成的,通過地下管道(3米深處)用7個機械風扇(37 HP總消耗量)。而白天,這個建筑只利用天然的天頂照明。
工廠的位置、形式、發展都深深受到社會、文化、景觀等因素的綜合影響,建筑就需要學會極力的與這些因素協調共存。
3.3層次性與多價空間性
多價空間性這一概念是荷蘭結構主義建筑師赫茲伯格針對功能主義過分強調共同價值觀而缺乏個性自由所提出的,他說:“我們所追求的是一種典型空間,可以用集體來解釋個人的生活模式,亦有使個人解釋集體模式的可能,換言之我們要從特別的途經來建造住宅,使每人都能將他自己帶進以他自己所解釋的集體模式中去……因為,為每一個人安排一個精密適合他個人的環境是不可能的(永遠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創造出一種供個人作解釋的環境”。[5]
Software and Biotechnology Plants(圖4)是一個高新技術產業中心的科技園區,對于工業發展的最后階段,決定新建兩座建筑物用于研究和生產,分別為計算和生物科技。在外部他們應該各自完全獨立,盡管這項計劃被認為是在一個統一的方式中(圖5);在內部,每個用戶都將根據自己的需要占用室內空間,但建筑外觀依舊保持一致,并且保持它最準確、長效的元素。
正面是通風的雙層皮(圖6),使建筑能夠呼吸,同時,它連接了建筑的內部和外部,并能夠在這種呼吸交換的基礎上充分利用能源,提供良好衛生條件和空間,也為使用者提供了一個持續與外界聯系的場所。。兩層薄膜之間的空間立面實際上是一種通高的垂直空間,并且為外層膜的兩側都提動了足夠的自然光線。
3.4整體性的人性關懷
結構主義特正中強調“深層結構”與“共時性”,由此引出最為根本的研究對象是“人”的自身需求,無論是人本身心理情感上的滿足需求還是人對與意義的探索前進,都是共時性的深層結構體現。工業建筑設計中往往忽略這一點,單純的生產空間光線來自人工照明、空氣不流通、工人簡單的休憩要求得不到滿足等等。可以說結構主義是一次對建筑作為表達人類自身存在與發展的意義的探求 [6] ,而結構主義若應用于工業建筑則更能體現市場環境下的人性關懷。
位于土耳其的Ipekyol(圖8)是一個定制生產優質紡織品的工廠,體塊由于用地的限制已經觸及到基地的邊緣,不過能夠使兩個單元通過中間直線型的花園產生對話(圖9)。花園狹長,種植樹木花草,設置座椅,主要目的是提供員工休息的場所,同時,自然光線和空氣能夠進入生產空間,為工人的生產生活提供更好的內部環境。
總結:
結構主義告訴我們需要注重關系、關注永恒不變的“深層結構”、追求意義的存在,這些正是現代工業建筑設計建造中缺失的內容。基于此,我們的工業建筑設計中需要關注生態、景觀、社會、人文、民俗等多個方面,材料、技術服務于結構主義的工業建筑的建造而不是越來越孤立工業建筑,從而使我們的工業建筑朝著健康、良好的方向發展。
注釋:
[1] 陶友松.建筑領域中的“結構主義”――運斤堂芻論之一.新建筑.1995年1月.61頁
[2] 王愷.結構主義哲學在當代建筑創作中的反映(上).時代建筑.1989年2月.5頁
[3] 王愷.結構主義哲學在當代建筑創作中的反映(下).時代建筑.1989年3月.8頁
[4] 王愷.結構主義哲學在當代建筑創作中的反映(下).時代建筑.1989年3月.8頁
[5] 王愷.結構主義哲學在當代建筑創作中的反映(下).時代建筑.1989年3月.9頁
[6] 蔡勇.整體秩序與群化思維――結構主義建筑觀的啟示. 新建筑.1999年6月.40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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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境中的文化是十分復雜的,從背景到現實都與西方大相徑庭。文化研究在西方學術界是邊緣性的,但其在中國語境中則是最新登陸的又一種"西方",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種至少是象征性的中心性;但又并不盡然,文化研究又以其批判性、顛覆性、非正統性為中國學界那些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之外的邊緣話語提供了聲音。文化研究對當代中國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尤其對當今的大眾文化研究更是如此。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當今中國的文化研究還無法應對當今中國令人眼花繚亂的文化現實。
誠如許多學者所共識的那樣,中國雖是一個笫三世界國家,但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熱點,這就為其自身復制了一個想象性的幻影。隨著高速的城市化和消費化,一些大都市在生產/消費文化幻象方面,已與那些發達國家相去未遠,也已基本具備了"后"文化的某些特征。為此,中國語境的文化研究就尤其令人關注。
一、
文化研究之所以成為西方自"語言學轉向"以來,繼文學研究之后的一種新的拓展,有著十分復雜的原因。其中不可忽略的一個因素就是:后結構主義(在美國解構主義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為新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等,或提供了理論依據或提供了理論,直接引發了一種多維的廣泛的文化研究的展開。所以在關注其中、文化、諸多因素時,不應因此便忽略了文本研究(自結構主義甚或是"新批評"以來的傳統)的重要,尤以中國語境中的文化研究更是如此。與其說文化研究是從關注文本到關注社會,還不如說是將"文本"擴大化,走出了昔日僅僅關注"文學性"的狹小視野,而把歷史、文化、社會亦視為一種"文本"來加以解讀,并尋求其背后的"深層關系"。文化研究不是拋棄了結構主義以來"文本研究"的成果,而是將其作為一種知識背景在更為廣闊的領域里加以運用。
當年,羅曼·雅各布森綜合了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美學批評等形式主義流派的理論主張,試圖以語言學的方法來探究"詩學",最終揭示出所謂"文學性"的奧秘。他了大量的所謂"經典文本",然而于"文學性"的發現卻收效甚微。流風所及,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海外華裔學者高友工等亦曾以結構主義方法分析中國的唐詩,著有《唐詩的魅力》一書,雖用力甚勤且不無新意,但距揭示出唐詩的"魅力"似仍咫尺天涯。誠如美國學者喬納森·卡勒所言:"雅各布森的誤解頗能給人以啟迪,因為它清楚地表明,一個錯誤的假設是如何破壞了他的理論的。他毫無保留地接受了自己的解釋,這說明他相信這一解釋是正確的,因為它是語言學分析的結果。如果認為語言學提供了發現詩學格局的方法,我們就會自己把自己的眼睛蒙上,看不到語法格局在詩歌文本中真正發揮的作用……雅各布森提請人們注意各式各樣的語法成分及其潛在功能,這對文學研究是一個重要的貢獻,但是,由于他相信語言學為詩學格局的發現提供了一種自動程序,由于他未能認識到語言學的中心任務是解釋詩學結構如何產生于多種多樣的語言潛在結構,他的分析實踐是失敗的。"(引自卡勒著《結構主義詩學》1975年)多年以后,他在一本討論文學理論的小冊子里更為明確地談道:"……理論著作已經在非文學現象中找到了’文學性’――可以用這個最簡潔的字眼稱呼它。人們通常認為屬于文學的特性其實在非文學的話語和實踐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了。""如果文學是一種脫離了語境,與其他功能和目的脫離的語言,那么它本身就構成了語境,這種語境能夠促使或者引發獨特的思考。"可見正是由于當初結構主義者們對"文學性"的追尋,才使后來的人們最終放棄了這種在封閉中的努力。文學,永遠都不可能是"純"的。既然語言從某種意義上說即是隱喻性的,就算是歷史文本也從來都無法擺脫其"文學性",那么語言學文本分析的各種方法也將適用于歷史文本、大眾文化、政治宣傳乃至廣告的分析研究,所不同的是其目的已不再是探究"文學性",而是通過破解其中的所謂"文學性"(修辭建構),揭示出這些文本的"虛構"性,揭示出其背后權力關系、意識形態的種種詭計與合謀。換言之,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與文化研究,看上去各自所處的不同,觀念也各異,但在就文本的語言學研究方面,其彼此間還是有著一條相互關聯的線索的。就美國的情況而論:從不滿于實證批評、歷史批評、印象批評、新人文主義批評,到關注文學自身研究的新批評,可以說是一個從不關注文本的極端到只關注文本的極端的轉換;隨著歐風吹拂,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尤其是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相繼到來,引發了美國解構主義的鼎盛。然而解構主義對"中心"的巨大的顛覆性,又注定要為居于"邊緣"的性別、種族、階級、文化提供一種理論思想上的"核武器",而由此展開的各類文化研究又勢必會走出文學,面向文化。這一看似反反復復的過程,絕非物極必反式的簡單的重復或回歸,而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深化的進程。而中國語境中的文學/文化研究所缺失的恰恰就是這一進程。這無疑是中國許多學人的一種先天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