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地理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中國文化地理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傳統文化在沉寂多年后，最近幾年卻猶如枯樹逢春，逐漸火熱起來，這與國家政策上的宣傳有密切關系。2009年，主席在中央黨校提出：“領導干部要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向領導干部提出了如何通過讀書提高個人自身修養的問題。指出不僅要讀書，而且要有選擇地讀書，“要通過研讀優秀傳統文化書籍，吸收前人在修身處事、治國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經驗，養浩然之氣，塑高尚人格，不斷提高人文素質和精神境界。”的大力宣傳，使得一直都較為沉寂的傳統文化重新煥發了生機。其中，《弟子規》一書在學習熱潮中儼然成為領頭羊之一，顯得較突出。學習傳統文化固然是好事，但在學習過程中若不注意篩選糟粕和講究方法，亦會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本文即從國人學習《弟子規》的情況分析入手，探討學習傳統文化中的問題及相應解決措施。

一、《弟子規》學習之現狀及反思

《弟子規》在公務員領域的熱度，在公務員考試中反應最為明顯。2013年湖南益陽、遼寧鞍山、河北等地公務員考試中大量出現與《弟子規》相關的試題。到2014年，各地公務員全真模擬試題中更是無處不乏《弟子規》的身影。與之相應的是，《弟子規》一書由幾年前基本無人問津，到這幾年的銷量不斷激增。如北國網一則新聞的標題即為《2013年鞍山啥書最火――〈弟子規〉》。而在不少行政單位，也悄然掀起公務員閱讀《弟子規》的熱潮。

在我們的高等學府――大學里，也常常可見學習《弟子規》的身影。如2012年東華理工大學，向所有在校學生號召《學好弟子規做好中國人》；再如2013年，當2013級新生步入中山大學時，被學校要求完成一份十分特殊的暑假作業，即閱讀《弟子規》并寫讀后感；今年，中南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900余名大學新生剛剛踏入校門，就收到了學院發給他們的兩本書，其中一本就是《弟子規》。

在社會中，全國不少地方開設了類似于私塾的國學班培訓機構，在這些培訓機構往往以記誦《弟子規》、《三字經》等書籍為主。如據大眾網2013年報道，自2008年始，由一群義工發起成立孝謙傳統文化學習中心，組織“草根講堂”，免費為少年兒童進行國學經典的授課。據義工介紹，他們那里最受歡迎的就是“弟子規”班。

從這些現象中可以得知，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全方面掀起了學習《弟子規》的熱潮。古人云：“開卷有益。”但學習不能僅僅停留在開卷形式上，還要實際考察其效果。就目前學習《弟子規》的實際情況看，在學習過程中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其一，學習的方法較單一。在學習《弟子規》時，顯然成人的學習方式與兒童的學習方式有所不同。但無論學習的年齡層次有何區別，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學習，目前基本都是采用傳統私塾的學習方法――記誦法。

其二，不少學習流于形式。目前學習《弟子規》，無論是成人還是兒童，大多數情況下并非是自覺自愿地學習，往往是被動學習。在學習過程中，特別容易出現“一陣風”的學習情況。當相關政策號召一提出來，學習立刻就聞風而動，但時間一久，上級不再反復強調，學習熱情迅速退潮。

其三，學習效果不理想。目前對于學習效果的檢驗，僅僅到能完整無誤地背誦《弟子規》為止。而更為突出的問題是，由于是記誦，隨著時間的推移，沒有實踐鞏固，記憶效果越來越差，很容易將之前背誦的成果付之流水，因此學習效果是極為糟糕的。這里有一個問題尤其要引起人們的注意，對于傳統文化的學習，若僅僅止步于記誦，那無疑是舍本逐末。學習傳統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傳播并能實踐我國傳統文化中值得提倡的部分。

總體而言，學習傳統文化固然是好事，但在學習過程中所出現的這些問題也是不容我們忽視的。

二、原因探尋及對策

對于在學習以《弟子規》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中所出現的問題，探尋其原因，歸結起來大概有以下幾點。

1.學習目的不明確。學習僅僅是為了應付某些形式的檢查，如考公務員學習《弟子規》大多純粹就是應付考試，再如兒童學習則往往是基于父母或老師的要求。這樣，學習就淪為考試工具，或成全父母的虛榮，或滿足老師的要求。并不能真正體會學習傳統文化其目的在于提高自身的人文素養和精神境界。

2.施教者沒有結合受教者探尋合適的教學方法。在整個中國基本處于應試教育的背景之下，施教者并無多少閑暇余力對傳統文化的教育方法進行探討，往往在學習傳統文化時，習慣性因襲傳統學習方式――記誦。

那么，如何在現有條件下提高學習《弟子規》等傳統文化的學習實效呢？筆者認為可以在以下方面多做努力。

其一，學習需有所取舍，不能全盤接受。以《弟子規》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固然有許多好處，不然，不會傳播得如此悠久綿遠。但正如梁啟超先生在《儒家哲學》一書中所指出的：“無論怎樣好的學說，經過若干時代以后，總會變質，摻雜許多凝滯腐敗的成分在里頭。”①傳統文化的產生有其獨特土壤，有些東西在當時或許有積極意義，但隨著社會的變遷，已經成為喪失了其特有的價值及意義，成為可以拋棄的對象。例如，《弟子規》云：“三綱者，君臣義。”②這里講的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顯然隨著時代的變遷，已經沒有價值。所以，在學習的時候，需持一種批判的眼光，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

其二，讀書，尤其要擅讀書，讀活書。傳統文化的語言與今天的白話文有別，語言存在隔閡。讀書時容易出現拘泥于字句的解釋，不能認識到作品背景及自己當前的生活環境是有差別的，一到實踐時就發現存在嚴重的問題。如《弟子規》中提到：“事雖小，勿擅為。茍擅為，子道虧。”意思是弟子無論做什么事情都不可擅作主張，必須請示師長之后才可以行事，否則將會得到“子道虧”這一極為糟糕的結果。當然，弟子因為人生閱歷有限，若盲目行事容易出錯，多請教師長自然對為人行事是大有裨益的。但若過于堅持這一原則，則陷入到僵化的地步，挫傷了弟子行事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假設一旦發生突發事件，弟子若必須請示師長后方能行事，則恐怕萬萬不行。正如孟子所說的：“盡信書，不如無書。”讀書，切記不能死讀書。

其三，知行合一。學習不能僅僅停留在書本的學習上，必須有實踐相伴。古人云：“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在學習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其實目前已經有一些較好的舉措可以擴大范圍進行推廣。例如，2010年湖北漢南地區紗帽中學要求學生寒假要為父母洗一次腳、倒一杯水、唱一支歌、講一個故事，通過短信、電話等各種形式給長輩拜年。這些活動都從實踐上行之有效地鞏固了學習效果。

其四，學習形式的多樣化。學習《弟子規》目前并不屬于應試教育范疇。作為社會教育的重要部分，應結合其學習的特殊性，采用靈活多變的學習方法。如2014年的公益廣告中《回家篇》中的《擺雙筷子回家吃飯》、《63年后的團圓》等；2011年始黃石下陸有色中學開展“古詩文讀書考級”活動，每學期根據考察評選“誦讀小才子”、“小孝星”、“文明禮儀之星”等。這些活動，讓國人在休閑娛樂之暇，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為枯燥的記誦式學習方法開辟了新路徑。

總之，以《弟子規》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學習，無疑對于當前國人人文素質的提高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但在學習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弊端和問題，也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只有不斷從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并改進，我們的學習才能持之以恒地有效地開展下去。

注釋：

①梁啟超.儒家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3：11.

②李逸安.中華經典藏書：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北京：中華書局，2009.3.本文所引《弟子規》原文均摘自此書.

參考文獻：

[1]李逸安.中華經典藏書：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M].北京：中華書局，2009.3.

篇（2）

 

上世紀末，教育部將“中國文化概論”課程列為高等院校文化素質教育計劃。歷經十余年的發展，大部分高校以必修或選修的方式為不同專業的大學生開設了這門課程。作為一門跨專業的基礎課程，“中國文化概論”正在成為大學生素質教育和通識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實現途徑。學界就“中國文化概論”課的性質、體系、內容、教學手段和模式等問題進行了諸多探索，推動了課程建設。然而，針對現代性危機下的大學生價值困惑，如何在一定學術和教育理念的支撐下，甄選課程內容，運用有效教學方法切實達成大學生人文素養的提高，彰顯“中國文化概論”課程的本質特征與價值，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相對薄弱。本文擬從文化人類學的視角出發，探討其理論方法在“中國文化概論”課程中的應用。

一、人類學理論方法及其課程觀

人類學是一門研究人性及文化的學科，在西方國家對殖民地管理的應用研究中發展起來，衍生出眾多的理論流派。人類學秉承的獨特理念和方法為文化和社會結構研究樹立了新的范式，并為諸多相關學科提供了新的理論方法借鑒。文化相對論、文化整體論、主客位描寫、田野調查、民族志方法和跨文化比較法等是人類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核心。

（一）文化相對論

文化相對論又稱文化相對性人文歷史論文，主張每一種文化都具有其獨有和充分的價值，對不同文化價值的評估應該是相對和平等的，沒有衡量文化高低的一致標準。提倡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尊重、寬容和理解，將文化放置到具體的地理環境、歷史淵源和社會形態中進行價值評判。文化相對論打破了民族中心主義和文化沙文主義的局限，“挑戰了既有文明的正統性。”[1]（p16）對人類文化多樣性的堅持一直是人類學的宗旨，通過對異文化和他者的探究，尋求人類文化規律，并以此在跨文化比較中反觀和審視自身。引發了20世紀下半葉西方國家的文化多元主義浪潮，持續討論以美國為代表的民族國家的一體化與多元民族文化的沖突問題。

（二）文化整體論

文化整體論是指人類學對人類社會、文化整體性的認識，不同理論流派均秉持這一理念，都把其作為觀察人類社會文化的手段。文化整體論有三層含義：一是對文化做歷時性分析，關注文化的起源、演化、發展歷史和延續性，認為任何一種文化都是歷史地形成的產物。二是從功能主義角度對文化做共時性分析，注重文化局部和整體的關聯，通過對社會制度、經濟、宗教、神話、巫術等的綜合研究，理解文化的整體系統。三是對人類生物屬性和文化屬性及其衍生現象的綜合研究，即生物-文化整體論（bio-cultural holism）。文化整體論為解釋文化的生成和變遷，以及文化之間的互動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模式論文參考文獻格式。

（三）田野調查與民族志書寫

自從早期人類學者走出書齋，深入研究對象的生活世界，田野調查便成為人類學的基本方法和學科標志，規范而嚴謹的田野調查是一個人類學者的成年禮。馬凌諾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書中指出田野工作的三個原則：“首先，學者必須懷有真正的科學目標，并且知道現代文化人類學的價值和標準。第二，他應當將自己置于良好的工作條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和其他白人居住在一起，而直接居住在土著人之間。最后，他還得使用若干特殊方法以搜集、操作、確定他的證據。”[2](p5)田野調查的具體方法有參與觀察、學習語言、結構訪談、口述史收集等。民族志是通過田野調查所得的獨特書寫方式，是對某種文化進行描述、分析和解釋的過程和產品。它是一種文化解釋文本，通常采用“深描”和闡釋方法，有對話民族志、實驗民族志等多種撰寫模式。

（四）主客位視角及描寫

人類學是關于“他者”的學問人文歷史論文，致力于對不同人群及文化的理解。馬文.哈里斯借用語言學家派克取自phonetic和phonemic的兩個詞，用詞根etic表示客位，emic表示主位，創造了客位文化、客位視角及主位文化、主位視角的觀點和描寫理論。主位指文化承擔者的認知和描述，客位代表外來的、客觀的、科學的觀察，主位與客位視角的結合有利于研究者做出科學的判斷和解釋。因此在田野調查中強調人類學者要“進得去，出得來”，既能切身體驗“他者”文化，又能以冷靜的姿態不囿于其中。

上述理論方法以最初用于異文化的研究擴展到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課程研究也不例外。人類學有獨特的課程觀，認為學校“課程是人類文化的精華，是人類文化傳承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3] 以人類學的視角定位課程，課程便是人類文化的集中體現和教育之文化功能的具體化，是人們在學校場域中獲得全部知識經驗的實現途徑。開展課程的人類學研究有利于探討課程內容的設計、多元文化課程、課程中的師生關系等問題。上世紀晚期，課程研究范式發生根本轉換，“從以行為科學為基礎的量化研究轉向以文化人類學與民族學方法論為基礎的立足于解釋學分析的質性研究，以個別科學為基礎的‘范式話語’轉向了以敘事為基礎的敘述性話語。”[4]從中可見人類學課程觀對課程研究的影響。

二、“中國文化概論?笨緯倘諶肴死嘌Ю礪鄯椒ǖ耐揪?

“中國文化概論”是一門文化研究、展示和教育的課程，在本質上更符合人類學者對課程的內涵和功能的定義，因為其根本目的在于向大學生傳授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內涵、特征及價值，培養學生的文化自覺意識和認同感，從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精髓，提高大學生人文素養。在教學實踐中融入人類學理念和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教學內容的篩選、教學方法的運用、課堂的構建與學生的參與和接受行為等均可在人類學視野中獲得新的啟示和發展。

（一）課程內容和知識選擇的多元化

中國文化概論課程無全國統一的教學大綱，各類教材也層出不窮，以張岱年、方克立編和金元浦編《中國文化概論》等為代表。面對博大精深、龐雜的中國傳統文化，課程內容的選擇成了難題，高校和學界對這門課程的體系和結構尚未達成共識。各類教材大致將中國文化分為三大版塊進行闡述，第一塊是中國文化的發生機制和根植土壤；第二塊是中國文化的多種表現形式，如典籍、科學技術、教育、文學、藝術、史學、哲學、宗教和傳統倫理道德等專題；第三塊是中國文化的特征和價值分析，包括中國文化的類型、特征、基本精神和價值取向系統等。教材之間的差異性基本上體現在對第二塊中國文化表現形式的取舍上人文歷史論文，無本質區別。這三大版塊按照文化的發生、表現和內涵的邏輯，描繪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概貌。然而不難發現，這些內容反映的是古代精英文化層面，民族、民間和地域性的鮮活文化被忽略了。

大學課程應如何選擇內容和知識？這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布迪厄認為課程應該是一種反思性實踐，課程實踐者應警惕和批判課程中隱藏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是指代表統治階級或主流社會的意志在課程內容選擇和課程實施過程中的文化專斷，以強硬、武斷的方式使學生接受強勢文化。[5](p132-137)如布迪厄所言，我國“中國文化概論”的課程內容設置也具有一定的文化專斷性，課程知識的一元化和中國文化的多樣性特征相違背。首先，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擁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下的多樣性文化，漢族和少數民族文化呈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次，中國地域遼闊，區域文化異彩紛呈。再次，中國文化是由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化共同構成的，缺一不可。在全球趨于一體化的今天，對不可復制的文化多樣性的堅守顯得尤為彌足珍貴，“中國文化概論”課程應擔負起在高校傳遞和傳承我國多元文化的功能，增加少數民族文化、民間民俗文化和區域文化的內容，踐行教育人類學者倡導的實現多民族國家民族間文化交流和共同繁榮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6]模式。

（二）中國文化的整體論和跨文化比較視野

人類學整體論強調將文化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從歷時性和共時性全面把握某種文化的來龍去脈和內部元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在中國文化概論課程的教學中，也需要教師首先將中國文化視為一個“多元一體”的整體文化系統，不僅構建各種文化表現形式之間的緊密聯系，同時也要關注中國文化的線性發展。我們在了解古代遺留的優秀文化傳統時，也要關注現代化背景下的文化熱點問題，如傳統文化的變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等問題，設置專題進行討論。

“中國文化概論”課程既然是中國傳統文化代際傳承的途徑，其重要前提即在于激發大學生的文化自覺意識，促使其樹立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從而進行了解和探究其內涵的活動。而眾所周知，根據族群認同理論人文歷史論文，認同感的激發很大程度上是在族群互動和族群邊界的場景中得以凸顯的。由此，大學生文化自覺意識的培養也應放置到跨文化比較的視野和背景中踐行，在與他者文化進行對比的過程中，實現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創建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在課程中設置中外文化對比研究專題，以促學生從更為寬廣的視域理解和反思中國文化的特征，清醒地認知其精華與糟粕。如在關于中國人民族精神和性格專題的教學中，筆者首先提出一個問題讓學生討論：“在你的感性認識中，中西方人的性格和處事方式有什么區別，原因是什么？”引導學生從感性層面到理性層面思考中西方人性格之差異。很多學生認為西方人的獨立意識猶強，自然而然引申到中國人重集體、西方人重個體的文化差異。筆者再引導學生從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尋找原因，結合林語堂《吾國與吾民》、柏楊《丑陋的中國人》等中國國民性研究著作，解析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倫理對中國民族性格形成的影響。在中西文化對話的視野中，使學生領悟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和而不同”[7]的真諦。

（三）參與觀察中國文化

在西方國家，田野作業和民族志方法已被廣泛運用于教育實踐和研究領域。課程和課堂就是一個田野作業點，由教師和學生共同完成民族志的書寫，一門成功的課程是行動和對話民族志的典型藍本。學生對課程內容的參與觀察和教師對學生學習行為的參與觀察都至關重要。

首先，教師兼有教學者和課程研究者身份，可通過參與觀察、結構訪談等方式融入學生的學習過程，?髡教學方法，還可撰寫微型研究報告與學生共享。如筆者在訪談中發現不同專業學生對中國文化概論課的期待值差異，文學專業學生希望其是一個研究型課程，而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則希望其是一個偏重知識性和實用性的課程，在教學中便根據專業需求適當調整教學內容。其次，有效課堂的創造需要學生的主動參與和創造，對中國文化的把握更需要切身體驗與感悟。因此筆者在教學中設置了田野環節，將學生分組，每組≡褚桓鑫幕專題，≡裉鏌暗愕韃榛蟯ü網絡、文獻和訪談等方式搜集材料，最后以PPT的形式在課堂上展示，其他同學參與評價和討論。學生們分別選擇了刺繡、生肖、飲食、對聯文化等小專題人文歷史論文，用圖片、視頻等豐富的形式展示出生動的文化內容。學生們一致認為通過田野調查的文化體驗活動，真正掌握了活態的傳統文化，內化于心。相比純理論的課程，參與觀察法的運用使學生領悟到，體驗文化不僅是知識汲取，更是一種能力的獲得。在課堂營建中，教師還應注重主客位視角的轉換，豐富教學手段。尊重學生的主體性，傾聽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的體悟，并以局外人的眼光進行價值中立的判斷。

三、結語

在人類學者看來，學校課程肩負著人類文化傳承的使命。在全球一體化、網絡文化發達和現代性危機不斷涌現的現代社會，對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和民族文化的傳承已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重要課題。“中國文化概論”課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如何使其充分發揮在大學生中傳播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功能，是一個長期的反思性實踐。運用人類學理論方法，轉變教學理念，改革教學內容和手段，僅僅是一個開端。

參考文獻

[1]赫屈.文化與道德：人類學價值觀的相對性[M].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

[2]馬凌諾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3]滕星.族群、文化差異與學校課程多樣化[J].江蘇社會科學，2003（4）.

[4]佐藤學.課程與教師[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3.

[5]張意.文化與符號暴力[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6]滕星.民族教育概念新析[J].民族研究，1998（2）.

篇（3）

為期兩天的第六屆全國藝術院校院（校）長高峰論壇，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兩天來的工作繁忙而充實，大家辛苦了！我代表主辦方中國文化傳媒集團藝術教育雜志，向兩天來認真準備、精彩演講的專家學者，向近兩個月來為了論壇的成功舉辦而付出辛勤勞動的論壇組委會全體成員，表示衷心的感謝，正是有了你們的參與、支持和付出，才使本屆論壇得以圓滿成功，才使我們在美麗的春城昆明，留下了一段充滿藝術氣息的難忘回憶。

由中國文化傳媒集團藝術教育雜志發起、全國各級各類藝術院校積極響應的“全國藝術院校院（校）長高峰論壇”，到此時此刻，已連續成功舉辦了六屆，回首過去六年，對藝術教育來講，我們也看到了諸多令人欣喜的質變。而我們的高峰論壇活動，也記錄了發生這些根本性變化的點滴積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每一份努力和貢獻，都是對我國藝術教育事業的努力和貢獻；我們的每一次熱烈的掌聲，都應該送給蒸蒸日上的中國藝術教育事業！

從海河之濱――天津師范大學的勝利啟程，到滇池之畔――云南藝術學院的美麗相聚，我們看到，每屆論壇的主題都和藝術教育事業的現實發展緊密聯系，參加的院校和專家越來越多，論壇的成果越來越豐富，這項活動已經成為藝術教育領域的一大文化品牌，受到業內人士的廣泛關注。

參加本屆論壇的近200名來自全國百余所知名院校的院長、專家學者，以及國外多所大學的專家學者，在分會場的討論都有精彩的發言。在論壇的主報告中，仲呈祥先生以“講真話、訴真情、求真理”的學術態度，向我們闡釋了藝術學升格為學科門類對十七屆六中全會所提出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的呼應。

曹意強先生、周星先生立足藝術學提升為學科門類的獨特背景，以切中要害的學術力道，向我們展示了當前藝術教育領域中“學科體系建設”“學科規范制定”“學術邏輯確立”“專業學科建設”等熱點問題的來龍去脈和發展態勢。讓我們更加堅信，藝術不變，藝術認知多變，藝術精神永存。

在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的分論壇報告環節中，數十名專家分為美術設計、音樂舞蹈、影視戲劇、藝術理論四個分論壇。專家們的主題報告和分論壇演講，涉及的內容廣泛而有深度，既有對中華民族文化藝術復興、人文精神建構的宏觀思考，也有對藝術學科升級為學科門類問題的政策解讀；以及對藝術教育大發展背景下各類藝術教育發展的定位，學校在藝術教育發展中的具體實踐及經驗。其中，建構人才培養格局、提升藝術人才的綜合能力、藝術學科定位及特色發展、藝術教育國際化、數字技術的發展對藝術教育的助推作用、少數民族地區藝術教育等成為熱烈討論的話題。大家一致認為，藝術學升格為獨立的學科門類、十七屆六中全會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戰略目標，為藝術教育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也亟待教育者開拓思路，應對挑戰。報告和發言給大家傳達了重要的信息，同時交流了各自的經驗，使全國藝術院（校）長高峰論壇真正成為大家溝通交流的平臺。

“全國藝術院校院（校）長高峰論壇”的創辦與召開，為中國的藝術教育事業開啟了一個特殊的交流平臺和助推窗口。參加高峰論壇的專家學者，都是全國著名專業藝術院校的掌門人或者綜合大學、師范大學里的藝術學院的領跑者，視野開闊，思想活躍，談鋒犀利，學術嚴謹……可以恰如其分地概括：每一次高峰論壇的議題，實際上都代表了中國藝術教育界所討論問題的最高水準，越來越顯現其在中國當代藝術教育發展當中的引領作用，以及對中國藝術教育發展規劃、推進、調整和完善的促進作用。

《藝術教育》雜志在今后的論壇中，擬申請增刊號，將我們每屆論壇的優秀學術成果集中，以使我們的論壇成果惠及全國千千萬萬藝術教育工作者。本屆論壇中，我們還特別制作了“全國藝術院校院（校）長高峰論壇意見征集單”，目的是為了廣泛聽取廣大參會代表的不同意見和建議，請各位代表積極配合，對我們的工作多提寶貴意見，以使我們更好地總結經驗，使今后的論壇更能貼近廣大藝術教育工作者，更好地為大家服務。我們衷心希望“全國藝術院校院（校）長高峰論壇”的每一次成功召開，都能對中國藝術教育發展的關心者、思考者和推動者有所啟發與幫助，我們愿為之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

為了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中國文化傳媒集團將積極為全國藝術院校搭建產學研戰略聯盟及公共服務平臺。中國文化傳媒集團已建成的杭州創作交流基地，將通過“2012’全國藝術院校院（校）長高峰論壇”活動，為藝術院校戰略發展提供平臺支持，希望得到藝術院校的支持。

值此時機，也向大家通報，我們正在籌劃參與CAA 年度會議。CAA藝術聯盟成立于1911年，行政辦公室位于美國紐約，其任務是通過實踐和約定促進視覺藝術之間的理解。這次會議將于2012年2月22―25日在洛杉磯舉行，將會密切關注CAA的百周年慶祝活動，會議上將有150多節課程、藝術家的采訪及特別活動。CAA境外的理事已經準備歡迎并會見代表團，以協助他們為期4天的會議。因此，真誠希望各位專家及代表為我們提出寶貴意見，也希望大家能夠積極參與此次國際盛會。

篇（4）

關鍵詞：《老古玩店》；副文本；神話傳說；文化傳播

一、引言

“副文本”是指與正文內容緊密相連，但又獨立其外的各種因素，包括標題、署名、前言、后記、注釋等。注釋是副文本的一種典型形式，本論文對副文本的研究主要以1955年版《老古玩店》中譯本的譯者注釋為主。譯者在翻譯《老古玩店》時添加了大量的注釋，內容涉及西方地理、歷史知識、西方文學作品及作家常識、希臘神話人物、西方節日、宗教習俗、貨幣單位及貨幣換算等。篇幅所限，本文擬從譯者對古希臘傳說和神話人物典故等方面所添加的注釋出發，來解讀注釋在中國讀者閱讀該小說時所實現的效果功能，也即積極意義。

二、《老古玩店》中譯本副文本研究

釋義西方傳說、神話來源

在中西文化交流并不暢通的年代，如果對西方文學作品中的傳說、神話不通過注釋等方法給予解讀，中國讀者無疑會根據自己民族的傳說、神話文化來對其進行理解。《老古玩店》譯者通過加注的翻譯策略不僅向讀者傳達了異域傳說、神話文化，也對引導讀者正確理解文本故事情節大有裨益。這也是譯者對原文中每一個傳說、神話注釋的原因所在。

例1

Original: And now Mr Thomas Codlin, the misanthrope, after blowing away at the Pan's pipes until he was intensely wretched...

The Old Curiosity Shop (Charles Dickens, 2003:102 )

Version：現在那位厭世主義者湯麥斯?柯德林先生拿起牧羊神的笛子 大吹一陣，直吹到力竭氣敗??????

Note：牧羊神（Pan），傳說中他常常遨游山林，引導女神跳舞。他愛好音樂，創造了一種神笛。

《老古玩店》(許君遠譯, 1980:156）

例2

Original: '...Is it Justice with bandage off her eyes, and without the sword and scales ? Is it the Strong Arm of the Law...'

The Old Curiosity Shop (Charles Dickens, 2003:202 )

Version：“??????公道之神 的眼睛不是沒有繃著布帶嗎，還需要再用刀向天平盤上施壓力嗎？那就是法律的長臂吧??????"

Note：公道之神（Goddess of Justice）名狄米斯（Themis），她的形象是高舉著兩個天平盤子，衡量是非曲折。法律的長臂（the Strong Arm of the Law），系根據 Justice has long arms 一語而來，意味“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一句是奎爾普胡扯。

通過注釋，讀者明白例1中，原作作者采用反語的諷刺手法描寫湯麥斯?柯德林先生，來說明他不合時宜吹起笛子，是一種噪音。例2中，用公道之神（Goddess of Justice）名狄米斯正義形象來說明奎爾普說話的企圖。增加注釋不僅保留了神話傳說的固有信息，也向讀者傳遞了神話傳說的固有文化，讀者對西方文化有了了解。

文化多樣性的存在，中國也有自己特有的神話傳說。比如：沉香救母，月下老人的傳說，杜鵑啼血，吳剛伐桂，神話傳說數目之多，舉不勝舉。這些神話傳說有的蘊含了中國千年的孝道文化，有的表達了勞動人民的善良和勤勞，是中國文化的折射。在翻譯中國文學時，可以通過添加注釋的翻譯策略傳播中國文化。

學者包惠南寫道：“ 翻譯是跨文化的橋梁。國家和地區的文化交流取決于翻譯 " (包惠南 2003:149)。文化和翻譯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不難看出，翻譯不是一種語言向另一種語言的簡單轉化，更涉及到文本字面和內涵意義的傳達。

三、結語

通過以上譯例分析，我們發現，“副文本”除了起調節文本與讀者之間關系之外，還具有傳播異域文化的功能，這也是譯者在《老古玩店》中譯本中大量添加副文本的主要原因。詳細的譯注能讓目的語讀者對原語文化習慣、思維方式、表達方式有更深刻的了解，從而激發譯文讀者對他們的更大的尊重。因此，本研究的發現，對于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極具啟示意義――在翻譯中國小說時，譯者可以通過添加副文本的翻譯策略來更好地傳播中國文化。

參考文獻：

[1]Charles Dickens. The Old Curiosity Shop Dover Publications, Inc. Mineola, New York [M].

[2]Genette, Gerard.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篇（5）

事實上，隨著時代的發展，科技與文化日益進步，青年們更應有激揚文字、指點江山的豪邁情懷與深刻思想性，可是基礎應試教育的威壓、落后的教育觀念給我們培養出了無數唯唯諾諾的“考試機器”，有著獨立見解、思想深刻的高中生實在為數不多。更為可嘆的是，那為數不多的有思想、有才情的學生也不敢放棄高考的誘惑。他們在高考作文中根本不敢暢所欲言，也不敢表達一點點不同的見解，原因是一輩子只有一次，輸不起。

新課程標準提出高中階段的作文教學應指導學生“考慮不同的要求，以負責的態度陳述自己的看法，表達真情實感，培養科學理性精神”。可見，作文教學不應僅僅停留在教會學生寫框架式的議論文，更要加厚學生的知識積淀，教會學生如何獨立思考、深入分析，引導他們走向更開闊、寬廣的天地，讓學生寫出真實而富有靈性的好文章。基于這種認識，我們更應注重學生的思考性、思辨性的培養，如何能讓學生帶著應試教育的鐐銬跳起洋溢思想性的舞蹈則更是我們一線教育者的必修課。為了上好這一課，筆者認為應從時評閱讀中汲取思想的火花，從而使學生的作文靈動閃耀。

一、時評閱讀之路歸正

葉圣陶說過：“閱讀是吸收，寫作是傾吐。”韓愈的一句話則揭示得更為形象，他說：“學以為耕，文以為獲。”也就是說，“耕”是“獲”的前提，“學”（閱讀）是“文”（寫作）的基礎。基于先賢的認知――閱讀，是寫作的根基。因此，許多學校還開設了閱讀課，以擴充學生的閱讀儲備，更有教師印發大量時文，以提高學生的閱讀質量。但是時評閱讀之路的尷尬無可避免：對時評閱讀足夠重視，卻沒有帶來相應的回報。時事閱讀之路，是否應堅持走下去？時事閱讀之路，路在何方？

正如章熊所指出的：“研究剖析作者的思考，揣摩體味作者的語言運用，培養語感，這種‘揣摩謀篇’的教學能夠有機地把語言訓練和思維訓練結合起來，成為我國語文教學的特色，獨步于世界教壇。”潘新和先生也大力呼吁語文教學應由“閱讀本位”過渡到“作文本位”。這都啟示我們：時事閱讀，應以作文為基點和歸宿，揣摩時文作者的語言與思想，從而有效提升作文能力和語文素養。如何引導學生進入一種高效率、高素質的閱讀狀態，拓寬學生的文化視野，沖擊學生的思想，引發學生的思考，帶來議論文寫作的高效益，則是時評閱讀亟待解決的問題。

作為一線教育教學的工作的筆者做了初步探索，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由簡易到復雜，由單一到多樣，逐漸展開。

1.課堂內外，互為補充，使時評閱讀有系統性

首先，以課文為基點，縱向挖深度。

課堂教學時間有限，但舞臺卻很寬闊，時文閱讀能為教材學習做好鋪墊和延伸工作，如，配合《我與地壇》的教學，可以補充史鐵生《合歡樹》《秋天的懷念》，讓學生更好地體味史鐵生與母親之間細膩、感人的親情，同時課外補充史鐵生《命若琴弦》《史鐵生的坦蕩辭世是一個示范》讓學生更好地理解對生命、對人生的態度。

其次，以時文為線，橫向拓廣度。

當學生通過課文基點積累了若干個作家點后，筆者認為還需要為他們架構起一張時文之網，在橫面上進一步延伸，并形成系統。如，配合《將欄桿拍遍》這個知識點，可以補充《讀柳永》《亂世中的美神――李清照》；看到梁衡對于宋詞大家的評論，補充《跨越百年的美麗》，讓學生領略梁衡對“美麗”的全新解讀，體悟永恒的生命哲學；在功利化之風愈加濃厚的當代，補充龍應臺《給河馬刷牙》、魯樞元《從陶淵明看當代人的生存困境》，幫助學生構建起個人的精神家園。

2.讀寫并舉，互為促進，使時評閱讀有內容性

首先，引導學生撰寫摘要和讀后感。

其次，借助時評閱讀，提高學生議論文語言的駕馭能力。

最后，撰寫時事評論文字，形成“百家爭鳴”的氛圍。

現階段的時文已經發展得相對成熟，幾乎各種媒體中都活躍著它的身影。為學生撰寫時事評論文字提供了有效范本。筆者嘗試：在每學期初布置任務，將全班45人劃分為6個時事閱讀小組。每周由時事閱讀小組組長確定時事主題，并選派一位學生在周一課前五分鐘講述時事新聞或熱點事件，并對此概括感悟或評論，這些感悟評論或是自己有感而發或摘錄借鑒時文，再由該學習小組選派兩名學生就該事件繼續提出看法，也可由其他組成員來評議駁論、爭議商榷，形成“百家爭鳴”的研討氛圍，使得學生懂得許多社會知識，看清紛繁世相背后的實質，學會科學、理性的分析、解決問題，提高他們的社會責任感。

3.師生對話，互為提高，使時評閱讀有愉悅性

巴赫金指出：“一切莫不都歸結于對話，歸結于對話式的對立，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對話才是目的。單一的聲音，什么也結束不了，什么也解決不了，兩個聲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條件，生存的最低條件。”（巴赫金《詩學與訪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強調了閱讀的根本在于多種聲音對于文本的相互溝通、相互對話、相互交流與融合，如此才能形成一種建設性解讀，同時也可以放大學生的閱讀愉悅性與積極性。

二、時評閱讀助寫作走向深刻

擁有敏銳的洞察力和入木三分的分析力是議論文走向深刻的必要條件。而時文閱讀將讓學生從蕪雜的信息中篩選有效信息，去偽存真，揭示問題產生原因的能力逐步提高，更在對話的過程中培養了學生獨立思考、高度立論、深刻透辟分析問題的能力，同時也讓學生領略了議論文語言的鮮活靈動、素材的時代氣息。如此看來，時文閱讀將學生的議論文寫作能力大幅提高。而如何引導他們在具體寫作時帶著高考的鐐銬展現精當獨到的議論分析能力，則是教師值得思考的問題。

筆者經過初步嘗試，發現一條可操作之路。

第一步：引述時事材料。在議論文開頭，抓住時事關鍵，簡潔概括至80字以內。如《底氣》開頭：“天安門廣場邊，一個新造的孔子塑像被豎起。”同時在引的同時要扣住論題，提出論點。如，上文《底氣》中有：“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打造中國的文化底氣，提升文化軟實力，成為當下的迫切的需求。”

第二步：分析材料，400字左右。如上文《底氣》，首先分析先秦文化因為開化了世界文化而成為中國文化的底氣，接著質疑當今中國文化向先秦文化尋求底氣的原因，再次分析先秦文化成為當今中國文化底氣帶來的弊端。這樣層層剝離分析、評論，縱向論證，深入挖掘，使議論文有了論述力度。

第三步：聯系現實，200字左右。如，上文《底氣》承上過渡，自然聯系到西方文化底氣是一個完整的文化體系而非單獨的文化名人。搜集典型論據，扣題論證，并提出怎樣真正鑄就當今中國文化底氣的措施。

第四步：總結全文，100字左右。回扣材料，升華總結，收尾要求形象有意蘊。如上文《底氣》結尾：“回首悠悠五千年，孔子老先生孤獨地站在歷史的起點，他瘦弱的肩膀撐不起一個民族的脊梁。重塑中華文化底氣，你我需共同努力。”

篇（6）

一、德國功能翻譯理論的指導

1.文本類型。德國功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卡琳娜?賴斯提出了功能主義翻譯批評理論，她將文本分為：內容性文本、形式性文本、感染性文本、視聽文本。在翻譯的過程中，需根據不同的文本類型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旅游宣傳材料屬于呼喚型文本，具有呼喚功能兼信息功能。其功能主要是通過對景點的介紹、宣傳，擴大人們的知識視野，激發人們對旅游、參觀的興趣。它的目的也是為了使游客增強對景區歷史文化的了解。由此看來，信息性也就成了旅游宣傳資料的重要功能之一，并形成了以信息性為前提，以誘導性為最終目的的一種互動關系。

2.翻譯指導原則。費米爾的目的論是功能翻譯理論中的核心理論。目的論認為翻譯行為的目的是功能翻譯過程中最主要的因素。對于旅游宣傳資料的翻譯來說，旅游材料屬于集表達、信息和互換功能于一體的典型的復合型文本，所以為了達到翻譯目的，在忠于原文創作意圖的前提下，采用釋義、增補、類比、省略這些翻譯方法是完全必要的。由于旅游宣傳材料是一種應用性文本，本身就有較強的功能性、目的性，所以，旅游宣傳資料的翻譯就是要再現原文的這種功能，能確保兩個文本的功能對等，這就是功能主義的翻譯原則問題。

二、翻譯目的

旅游文本的譯文受眾主要是外國游客，因此旅游翻譯的主要目的是：吸引更多的外國游客來中國旅游，以促進旅游業的發展；傳播中國文化，讓外國游客了解更多的中國文化。

三、翻譯過程

旅游景點的翻譯會涵蓋不少專有名詞的翻譯，類似“玉皇頂” “碧霞元君”等，為了傳遞景名中蘊含的文化信息以及從語言和文化兩個方面注重其傳遞的效果，根據翻譯目的論，譯文的預期目的決定著翻譯方法和翻譯策略，為了實現預期的目的，可以對原文“進行必要調整，包括刪減甚至改寫”（方夢之、毛忠明）。因此，在旅游翻譯過程中，為了能夠更好地傳遞旅游信息、宣傳中國文化，譯者可以不拘泥于原文，適當地增加、刪減信息，甚至進行改寫原文，并采用適當地翻譯策略。

四、案例分析

1.翻譯策略的選擇。原文受眾和譯文受眾所處的語言、文化環境之間有很大的差異，這就需要采用多種翻譯方法和技巧，如形譯、音譯、直譯、意譯、加注等克服語言和文化雙重障礙，最大限度地傳遞原文信息，發揮景名的語言功能。

（1）重組法。

原文：泰山地處我國山東省的中部，延綿200多公里。泰山橫亙于泰安、歷城、長 清三市之間。

譯文：Situated in central Shandong province， Mount Tai stretches for over 200 kilometers lying across Tai’an， Licheng and Changqing.

（2）拆譯法。

原文：泰山有五個游覽區，登山路線有東西兩路到中天匯合，直達山頂，總路程 9公里，6566個石級。

譯文：With five tourist regions in Mount Tai， the total distance is 9 kilometer including 6566 stone steps. The route leading to the summit divides into the east and the west， which converge at the middle heavenly gate.

2.中國特色詞匯翻譯。

原文：由于其地處東方，故被尊為五岳之長。

譯文：As lying in the east （in ancient times the east was considered as the main position）， it was honored as the leader of the Five Mountains.

在處理時考慮到讀者可能對中國文化不甚了解，為了避免出現這樣的疑惑：為何位于東方就被尊為長，一般為在后面加以解釋。

3.漢語四字格的翻譯。從旅游景點文本特點上，為了達到行文工整、聲律對仗的效果，常使用四字格。

原文：喜逢艷陽日，極目遠眺，重巒疊嶂，盡收眼簾。

譯文：On a sunny day， you will be glad to see a magnificent image -the peaks rising one upon the other.

五、翻譯實踐總結

譯者在翻譯旅游文本時會不可避免的收到中西方文化、習俗、、價值觀等方面的影響，很多譯者會一直在考慮究竟該以什么原則來指導旅游文本的翻譯。筆者認為既然旅游翻譯的主要閱讀對象是國外游客，我們就應該從國外游客的角度出發，廣泛了解和掌握英語國家旅游行業的語言表達習慣和方法，并設身處地地考慮國外游客的需求，這樣就更有利于提高旅游文本的翻譯質量。

參考文獻：

[1]陳剛.旅游翻譯與涉外導游[M].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004.

篇（7）

[中圖分類號]G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6）10-0016-02

中國和伊朗都是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文明古國。公元前2世紀開通的絲綢之路將兩國緊密聯系在一起，中國對波斯文明的探究自古就沒有中止過。1971年，中國和伊朗正式建交之后，兩國高層互訪增多，各領域友好合作關系不斷加強。2013年，主席提出了“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2016年1月，訪問了處于“一帶一路”中轉站的伊朗，中伊關系翻開全新篇章。隨著兩國關系的穩步發展，我國學者對伊朗的研究也漸趨廣泛、深入，中國的伊朗學研究蓬勃發展。

一、關于伊朗文學的研究

對伊朗（波斯）文學的研究始終都是我國伊朗文化研究的傳統和重點所在，在上世紀未到本世紀初的幾年里，我國翻譯、出版了大量的伊朗文學作品和一系列研究伊朗文學的論著，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自本世紀初起，隨著世界局勢的變化，學界加大了伊朗政治、外交關系等的研究力度，而對伊朗文學的研究有所減少。

㈠對伊朗作家、作品的介紹和研究

伊朗的古典文學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古典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仍是近年伊朗文學研究的主要對象。如林姝的《一路荊棘，一路陽光――中的悲傷與美麗》（《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專刊）介紹了波斯詩人菲爾多西的偉大史詩《列王紀》反映出的悲傷基調和人物及語言的優美。魏丕植的《讀魯米》（《黃河之聲》，2013.10）介紹了波斯大詩人魯米及其詩歌。王汝良的《在中國》（《東方論壇》，2014.5）認為，《阿維斯塔》的研究價值體現在宗教、神話學、歷史學、文學、民俗學等諸多領域，在中國對其譯介和研究雖然有了一定的基礎，但仍存在廣闊的空間。穆宏燕的《主線故事探源》（《國外文學》，2015.1）分析了《一千零一夜》主線故事從印度到波斯再到阿拉伯的發展演變軌跡。

當然，對現當代伊朗作家、作品以及文學思想的研究也是近年伊朗文學研究的內容之一。穆宏燕的《兩大獎項與伊朗新世紀小說》（《外國文學動態》，2013.6）對獲得古爾希里文學獎和賈拉勒?阿勒?阿赫瑪德文學獎的新世紀伊朗小說進行了梳理。《20世紀的伊朗女性解放思潮與女性詩歌》（《職大學報》，2015.3）論述了伊朗幾位女詩人在女性解放思潮的影響下，為20世紀伊朗詩歌的繁榮做出的重要貢獻。武磊磊的《赫達雅特研究在中國》（《雪蓮》，2015.21）對伊朗著名小說家薩迪克?赫達雅特的生平概況進行了介紹，對其作品的譯介和研究現狀也進行了梳理和歸納。

㈢中國文學與伊朗文學比較研究

中伊兩國的文學都非常發達，這就使得文學比較研究成為可能，從比較中我們可以發現兩者的異同以及互動。張廣興的《酒里人生――李白飲酒詩與歐瑪爾?海亞姆飲酒詩比較》（2011年南京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碩士學位論文）探討了李白與歐瑪爾?海亞姆飲酒詩思想內涵的異同，并從跨文化的角度探析了其異同的原因。韓文慧的《絲綢之路上的文學傳播與影響――以對的影響為例》《昌吉學院學報》，2013.1）將波斯英雄史詩《列王紀》與中國新疆柯爾克孜民族英雄史詩《瑪納斯》進行了比較，指出《列王紀》對《瑪納斯》在外部結構的譜系式與內部結構的悲劇意識方面都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李丹的《從波斯文學中的儒道精神內涵看文化的相似與溝通》（《學理論》，2012.3）指出從中世紀波斯兩位作家海亞姆與薩迪的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國傳統儒道思想的影子。作者認為這種文化相似性是個體思維發展的共同之路、現實政治的被動引導以及兩國文化的客觀交流等因素所導致的。

㈢對伊朗文學名著翻譯的研究

波斯詩人歐瑪爾?海亞姆的代表作《魯拜集》，因英國學者菲茲杰拉德的英譯而聞名于世，“五四”時期經、郭沫若等人的譯介傳入中國。90多年來，《魯拜集》的漢譯層出不窮，它所引發的關于詩歌翻譯的討論也經久不衰。邵斌、繆佳的《互文性與詩歌衍譯――以菲茨杰拉德和黃克孫翻譯為例》（《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1.4）、王一丹的《跨越東西方的詩歌之旅――從（魯拜集）的最初漢譯看文學翻譯成功的時代契機》（《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6）、張建偉的《主要譯本比較》（《綿陽師范學院學報》，2012.9）等論文對《魯拜集》的各種譯本及詩歌翻譯的相關理論與途徑進行了探討。

二、關于伊朗電影的研究

伊朗電影經過100多年的曲折發展和幾代電影人的努力，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作品頻頻在世界各主要電影節上獲獎，已成為一種獨特的伊朗電影現象，引起中國研究者的廣泛關注。

㈠對著名導演及其作品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來，伊朗影壇涌現出賈法?帕納西、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馬基德?馬基迪等一批優秀的電影導演，他們為伊朗電影在世界上贏得了廣泛贊譽，我國學者對他們的作品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唐燦燦的《從遮蔽到解蔽――解析馬基德?馬基迪電影的敘事方法》（《電影評介》，2014.17）用存在主義理論從敘事角度解讀了的馬基德?馬基迪電影的敘事方法。梅云慧的《賈法?帕納西?節制的現實主義大師》（《電影文學》，2015.1），結合帕納西的生平經歷及電影作品，探討了隱現在其作品中的現實主義元素。《往返運動中的旅行者：論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的電影》（《電影新作》，2014.1）論述了阿巴斯導演利用往返運動的主題深刻反思了伊朗現實的現代化進程以及個體的生命哲學。

㈢對某部電影作品的多角度研究

阿斯哈?法哈蒂導演的《納德和西敏：一次別離》在2011～2012年大放異彩，斬獲了包括第84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在內的40多個獎項。我國學者撰寫了大量論文，從電影的主題、拍攝手法、敘事風格等多個角度對這部電影進行了全方位的評述，僅中國知網收錄的就有40多篇。如唐燦燦的《“私欲”與“道德”的博弈――論中宗教力量的鏡語表達》（《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2.5），王向輝的《西敏的離婚訴求――從看知識女性的生存困境》（《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2），朱自然、唐科霞的《淺析電影（一次別離）敘事中的新現實主義色彩》（《環球人文地理》，2014.14）等。

對其他電影作品分析的論文也有一些，但數量上遠遠少于《一次別離》。如趙鑫、黃兵的《尋找與希望一（何處是我朋友的家）讀解》（《電影文學》，2012.24），黎燕敏的《電影（天堂的孩子）的敘事藝術》（《電影文學》，2012.14），張愛民的《殘酷與愛的雙向書寫――（背馬鞍的男孩）評析》（《名作欣賞》，2011.17）等。

㈢中伊電影作品比較研究

中伊電影作品的比較研究，既有具體電影作品的比較，如肖鷹的《中國電影要國際化視野，不要全球化模式――與的比較研究》（《貴州社會科學》，2012.3），張金堯、韓天棋的《文化背景和美學修養的比較一以伊朗電影（一次別離）和中國電影（親愛的）為例》（《電影評介》，2015.21），唐仁躍的《真情摹寫與矯情錯位――和之比較》（《當代文壇》，2014.3）；地有類型電影的整體比較，如王春鳴的《伊朗與中國的兒童電影敘事風格比較》（《電影文學》，2013.19）。

三、關于中伊文化交流的研究

絲綢之路的打通為兩國文化的接觸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近年來，兩國的文化交流從政府到民間，從雙邊到多邊，形式和內容都在不斷豐富和發展。從檢索的結果來看，有三篇碩士學位論文以中伊文化交流為題進行了研究。分別是田鴻坡的《中國――伊朗文化交流研究》（2011年西南大學碩士論文）、李巧茹的《論蒙元時期中國和西亞的文化交流》（2013年湖南師大碩士論文）和張歡的《元至明初中原地區與伊斯蘭地區文化交流狀況研究》（2013年景德鎮陶瓷學院碩士論文）。前者回顧了中伊文化交流的歷史，論述了交流現狀，分析了影響因素，并對交流的趨勢進行了預測。后兩者則論述了特定歷史時期中國和伊朗進行文化交流的情況。

篇（8）

【中圖分類號】H195

一、漢語國際教育中的教學問題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穩步上升，教育質量不斷提高，政府對漢語國際教育的發展也愈加看重。然而，漢語國際教育畢竟不是傳統專業，作為一個仍處在初始階段的專業，它在多方面仍不盡如人意。

（一）培養體制的不科學

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專業學位培養目標為適應漢語國際推廣工作，勝任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高層次、應用型、復合型專門人才。其學習的課程數繁多，且包含大量實踐訓練與論文，學習年限卻僅僅為兩年，其中課程學習一年，實習及畢業論文一年。無論從哪一方面看，該專業學生所能學習到的知識都是表面知識，而對外漢語需要的是擁有高素質，知識儲備量豐富的綜合性人才，兩年學習后的他們對漢語國際的推廣與發展恐怕難以勝任。

其次，該專業招生對象是具有國民教育序列大學本科學歷或本科同等學力的人員。漢語國際教育的推廣與發展不僅僅是語言文字的推廣，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傳揚。然而，大量數據顯示，其中多數學生并非語言專業，這代表大部分人的漢語功底可能并不那么優秀，甚至對本國的歷史文化底蘊了解甚少，只是簡單懂得雙語言，那么，他們對國際教育的學習也成了事倍功半的行為了。

（二）師資力量的不足

除了在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上投入較大的幾所國內高校，極大多數在此專業的任課教師只會紙上談兵，而缺少應有的海外授課實踐經驗，甚至有些任課教師為其他專業擁有外語交流能力的教師。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若為師者自己都缺乏該門課程的專業性和基礎理論，如何讓學生在漢語國際中變得專業變得能承擔讓中國走向世界的重任？從更高層次看，作為漢語國際教育教師，在平時對學生論文的知道以及自身學術論文的發表中，理應集思廣益，海納百川，擴大自己的學術視野，對古代以及近代漢語，中國傳統文化以及現代文化，國內語言以及國外語言有清晰明了的認識，從而融會貫通，形成獨特的學術風格，引領漢語國際教育走向更遠。

那么，該如何解決類似問題？有學者提出一些合適的建議。首先，對課程進行合理安排，增加學習年限，在擁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后才能更有效的進行實踐訓練。其次，因材施教，對不同本科專業的學生進行不同課程的練習，以發揮學術本科所學專業與國際交接處的最大優勢。最后，提高任課教師的專業素養，關注擁有豐富經驗的教師或專家，給予他們優秀資源，賦以重任來調動其積極性。

二、漢語國際教育中文化差異

語言和文化息息相關，面對全球愈發流行的“漢語熱”，世界人民對中國的好奇心逐漸強烈，作為中國人的我們，在漢語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時候，必然需要介紹中國文化，可是在面對各國文化差異之時，我們又應該怎么處理隨之產生的問題呢？

（一） 準確定位漢語國際教育的文化交流

對外文化分為交際和知識，漢語國際教育作為我國潛在的對外文化推廣方式，毫無疑問著重點在交際文化，其次才是知識文化。而交際文化指的是兩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交流能將信息準確的傳遞，那么在進行教學研究的時候，應該將所需教導的社會文化與語言學相結合，進行文化對比，介紹中華民族的價值觀人生觀等，切不可空談文化藝術，忽略民族精神。

（二） 對不同國家語言思維方式的轉換

不同的國家，由于地理位置以及周邊環境的影響，其文化傳承也是迥異，人民的思維方式也將大不相同。而語言交流的順利進行與思維的同步不可分割，這就要求我們做到思維的順利轉換。

我國長期以儒家文化為主，講究仁義博愛，說話謙虛委婉，更有迂回婉轉，從道理入手的俗規，其中的邏輯思維一般包含述說者的主觀成分。而西方文化注重事實，講究結果，這致使他們的語言先闡明主題后詳細講解，在講述上相對客觀直接。

純粹從語言的角度來看，兩者的敘述方式也大不相同。漢語多語句結構，整體敘述上多樣化，而西方國家，比如法國，詞匯多式多樣，不同意境不同時態具有不同詞義，導致使用的不同。

林林總總多角度，都需要我們先對漢語語言與文化進行深入了解后再對他國文化了熟于心。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以自己的文化為主體，在適應他國文化的基礎上進行適當調整，才能進行跨文化交流，達到傳揚中國文化的基本目的，使漢語國際教育獲得優良的推廣及發展。

總結：漢語國際教育的推廣與發展是利用教學的指導，通過語言的傳播，向世界展示與宣傳漢語和中國文化的國際，應當獲得國家以及國家人民的支持。在進行一代代教育的過程中，我們要及時解決產生的問題，逐步完善漢語國際教育制度，將語言與文化有機結合，推動漢語國際教育的穩步發展，為我國增強國際影響力獻上一份力量。

篇（9）

1.中小學英語教材中中國文化的缺失

就目前而言，在我國中小學英語教學當中依然存在著中西方文化融入嚴重失衡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所選用的教材上最直接地表現出來。在我國中小學所選用的英文教材絕大部分是以西方文化為主的材料，還有一些則直接選用原版純正英美的教材，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的教材則很少。在我國現行的中小學英語教學材料中由于過多考慮英語教材的原本面貌，如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的《新標準英語》等，在課文選擇上體現出了純正的英美味，在語言的表達中處處滲透出英美文化氣息，這樣帶有濃郁目的語文化色彩的篇章安排，只能使得學生更加關注西方文化。在所選用的教材中，對于中國文化的涉及很少。然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們與世界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這就需要我們通過英語與之取得相互的聯系和交流，不但要會利用英語這一世界通用語言學習國外的先進文化，更重要的是怎么通過英語來準確傳達我們中國獨有的優秀傳統文化，當然這也是很多外國人對于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和中國文化的興趣所需。誠然，如果我們的中小學生所學習的英語教材中與自己國家文化相關的內容處于缺失狀態，那又談何向世界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讓世界了解和認識中國，只能是一句空話。中小學生是祖國的未來，他們的語言文化承載能力將直接影響我們國家未來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因此他們對英語語言的掌握必須與中國文化的學習相結合，使英語也可以承載中國文化。唯有如此，借助于英語這一外在形式，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才可以有更強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因此，這應該引起我們中小學英語教育工作者足夠的重視。

2.中小學英語教學中教師本土文化意識和實力的欠缺

教師既是教學的主導者又是先進文化的傳播者，英語教師亦是如此。因此，其自身應該具備深厚的本土文化實力和較高的本土文化意識和修養，進而能夠通過英語來表達甚至更深入地論及中國文化淵源和嬗變，從而不斷地引發學生的興趣和學習熱情，以此來培養他們的本土文化意識和素養。然而，對于大多數中小學英語教師來說，使用英語對中國文化加以表達的能力尚顯不足，尚需繼續提高。此外，大部分中小學英語教師的英美文化知識的獲得是通過書本所學到的間接（indirectknowledge）知識，從認知學的層面上看有一定的缺陷。教師的文化意識淡薄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學生文化感知能力的弱化，從而將英語教學演變成了單純的“語言教學”[3]。這樣一來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教學內容和文化的相互融合顯得十分欠缺。另外，教師跨文化交際能力（無論在知識層面還是在能力層面）上存在著諸多不足。由于教師受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影響，英語教學從小學到中學，甚至到大學無不聚焦于語言形式教學上，在教學上過多地培養和訓練學生的語法、詞匯、語音及句子成分等方面的能力，然而在這些英語元素背后最為重要的文化感知能力和文化敏感性的養成卻被人為地忽視，尤其是對于中國文化的教學漸漸迷失于目的語文化的教學之中。這是一個深層次的問題，也是我們長久以來對于英語教師培養體制的問題，需要我們共同努力不斷加以彌補。

3.中小學英語教學中學生中國文化意識欠缺

目前，在中國有不少中小學生對中國文化并不了解或并不欣賞。如他們喜歡過圣誕節和萬圣節，喜歡吃肯德基和麥當勞等等，對中國的春節和中秋節卻沒有興趣，也不喜歡吃餃子和月餅，這種社會現象隨著外來文化不斷融入日益明顯。當然，我們要“讓中國走向世界”，接觸和了解外來文化是要大力提倡的，但一味盲目跟從和崇拜卻是要不得的。我們在大量引進西方文化的同時，也要積極學習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然而，在相關調查中發現，我國中小學學生用英文表達中國文化相關事物的能力低下，不能順利傳達中國的文化信息。從實質上來說，英語作為一門外語教學課程，它不單純是一門工具課，也是一門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素質教育學科。作為英語教師來說，應該具有雙重的角色即語言的講解者和文化的引導者，他們應該在重視語言講解和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同時，更要關注英語教育的價值趨向，在提倡文化平等交流的同時應該注重大力加強本土意識的素質培養和本土文化的素質教育。如果我們的下一代漸漸忽視了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那么民族文化的發揚光大、中國的偉大復興只能是紙上談兵！因此，在中小學英語教學中需要加強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感，不斷提高學生中國文化的意識。加強民族傳統文化的英語教育，意義重大且刻不容緩。

4.中小學傳統英語測試中中國文化導向的缺乏

目前，在國內的各種英語測試中的測試內容都是以語法、詞匯、文章結構分析及聽力和語音為主，至于對相關文化能力的測試項目，則是缺失的，而且當前的測試也是以最后的分數高低來斷定學生的英語能力和水平的高低，這樣造成的結果無疑是絕大多數的學生會把通過測試獲得高分作為自己英語學習的終極目標。毫不掩飾地說，無論學生、老師、家長及社會都會以學生考試成績的高低來判定他們的英語水平，甚至會直接決定他們未來發展的前途。可是在事實面前，學生面對的往往是這種無形的壓力和指揮棒，抑制了自己對于英語的興趣。當然現在大部分英語教師在應試教育的影響下依然采用傳統的教學方式和方法進行教學，如在大量的英語教學中多以講解詞匯和語法為主，學生以被動的接受來學習，很不利于學生對英語的主動學習，也大大妨礙了學生對英語之外的文化學習。因此，這不僅會使學生對英語的學習產生厭煩情緒，還使學生對于目的語文化的學習和利用其交際變為不可能，勢必也會造成對于本土文化的對外傳播和交流成為泡影。

總之，目前造成中小學英語教學中中國文化缺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這已嚴重影響了中小學學生對于本土文化的英語表達和輸出，使得學生在現在及將來的跨文化交際中陷入困境，這種現象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二、英語教學中中國文化融入的方法和路徑

1.建設高質量的中小學英語教材，合理地融入中國文化

教材是學校課程的核心內容，英語教材作為英語教學的核心部分，對于中國文化的傳播具有重要的載體和導向作用。首先，應該在中小學英語教材編寫人員上注重全面性，既要有語言和翻譯學方面的大師也要有文學和文化學領域的大家；既要有西方文學與文化的專家也要有中國文學與文化的專家。從而通力協作、集思廣益、共同商榷以盡量科學合理地方式編撰好教材。這方面，我國對外漢語教學的教材編寫為我們提供了有益啟示。對外漢語教學中大量使用雙語教學，很多對外漢語教材采用了中英文雙語注釋，這一點值得借鑒。其次，在編寫的內容上有必要在教材中增設表達優秀中國文化的文章和譯文，其內容要體現發展性和深刻性。由淺入深、由表及里地介紹中國文化，比如中國的民風民俗、歷史地理環境、政治經濟制度、中國傳統思想觀念等，使學生在涉及中國特色文化的英語教學中多聽、多說、多讀、多寫、多譯，從而提高他們在跨文化交際中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的意識和能力，真正起到提高中小學學生語言能力和弘揚民族文化的作用。最后，更需要專家學者們傾注心血去建設高質量的適合中小學學生實際語言水平的中國文化系列英語教材。

2.提高中小學教師本土文化素養

優秀的教師是創造優質英語人才的根本條件，教師的知識儲備會在無形中影響著學生。首先，作為中小學英語教師應該熱愛中國傳統文化，并能夠充分認識和了解中國文化在整個人類歷史長河中所做出的特殊貢獻，最后形成自己堅定的文化信仰和立場。同時中小學教師要認真學習和研究優秀傳統文化，如中國的哲學、文學、歷史地理、中醫中藥、電影戲劇、琴棋書畫、傳統習俗等等。可以通過出外進修、聽講座或者請對中國文化熟知相關學科的教師對其進行指導。當然，漢語語言學的學習也是必要的，如漢語構詞規則，并需要具有較高的文字理解和語用能力等。教師如果想把中國文化的精髓準確地傳授給學生，那么自己必須要首先了解并掌握相應的本土文化。其次，在對待異域文化的態度上要起到良好的引導作用，這就需要教師深入學習國外文化及與中國文化的差異所在，以的態度看待外來文化，這樣才能更好地引導學生逐漸形成平等的文化交際意識。同時應進行異同對比，或者通過研討會、專題交流會、典型案例分析等方法合理地分析出文化立場的相通之處，既不盲目崇拜，也不向學生灌輸中國文化優越的思想意識，超越本民族和英語文化的狹隘界限，合理解決文化沖突，實現不同文化的融合。

3.正確培養中小學學生的本土文化意識

在中小學英語教學中正確培養學生的本土文化意識是十分必要的，這不僅是學校教育的責任，也需要全社會的廣泛參與，首先我們應該把樹立正確本土文化價值觀作為中小學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學生自身要加強文化認同感，豐富自身的中國文化修養，建立獨立的文化人格及語言和文化平等的觀念。客觀地對待西方文化的融入，不要盲目地崇拜和追求。要樹立自身的本土文化意識和對祖國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可以通過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來不斷促進自己的自身完善和全面的發展，只有認真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并不斷積累和挖掘，才能與外國人成功地進行跨文化交際，學習并汲取異域先進文化的精髓為我所用。其次，我國有著豐富而又悠久的傳統文化，它們與西方文化有著迥然不同的一面，應該說是我們獨特的文化，那么在對中小學學生的英語教育中應該形成我們獨特而先進的中國特征。這種獨特性要求我們一方面在進行有關問題探討時，重視將本土知識和傳統文化融入在英語教學中，還應注重民族特點，使學生從而養成自覺地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的意識。

4.在中小學英語測試內容中融入中國文化

我國學生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的能力方面存在嚴重的缺失，在這一問題上英語考試難辭其咎[4]。然而要改善這一狀況，首先就必須改革目前的中小學英語考試，在英語課程考試中應該充分發揮考試的積極作用，加大對本土文化知識的考查力度；其次，要在教材改革上下大功夫、做足文章；再次，要不斷地提高英語教師的素養和能力。以此來引導中小學學生在英語學習中對本土文化的認同、重視和最終會表達。比如在聽力部分和口語考試中可以增加中國文化常識的考題，閱讀理解部分或者作文試題也適當地加入中國文化的內容。這樣不僅會使學生對學習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產生興趣，還使學生如何學習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有了明確的方向，同時，考試的壓力也勢必對學生的學習形成一種激勵和動力。此外，在正常的考試或者平時練習中，也同樣要有意識地融入有關中國文化的寫作或練習。這樣，有了上述的教材改革和教師、學生對于本土文化的認識提高，加之考試和平時練習的引導，相信會逐漸形成一套合理而又完整的英語學習系統。從根本上實現中國文化和中小學生英語教學的有機結合，真正做到使學生既能汲取國外先進和優秀的文化又不失自身文化的傳承，在一定意義上真正成為兼容并蓄的復合型英語人才，從而能夠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堅實的基礎。

5.課堂內外開辟多種渠道以實現中國文化的融入

除了上述所提及的實現途徑和方法之外，我們還應該集思廣益開辟多種渠道以期實現中國文化在中小學英語教學中的合理融入，如我們可以采取中外教師合作教學的方式，即指同一門課程有一名本土教師和一名外籍教師兩名教師共同擔任合作教學的模式，這樣，既利于中外教師的優勢互補，也利于學生的學習。依據特定的語言環境，借助外籍教師和本土教師的合力提高學生中國文化的英語表達能力。此外，利用多媒體課件、互聯網等現代教育手段，可以更直觀、全面地去體現燦爛的中國文化，增加中小學學生課堂教學參與的主動性，從而提高學生學習中國文化的興趣。還可以通過為中小學學生開設中國文化選修課，鼓勵學生在課外大量閱讀英文報紙、雜志及書籍等辦法來拓展學生的第二課堂，這些都是實現本土文化融入和延伸的不可或缺的途徑。

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背景下，在中小學英語教材和教學過程中融入中國文化，使我們的中小學學生學會用英語表達自己本土文化，這不僅僅是國家發展的需求也是對外文化交際的需要，更利于中國文化走向全世界。當然把我們的本土文化融入到中小學英語教學中去，也符合全球化和本土化英語發展的必然要求，也符合我國培養高層次、復合型的跨文化交際英語人才的教學初衷。

參考文獻

[1] 張維維.初中英語教科書設計的文化研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07.

篇（10）

【論文摘要】1994年，迪士尼影片公司拍攝了取材于古中國的《Mulan》，以其獨特的主題、鮮活的人物、以及唯美的畫面不僅在亞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在全球范圍內更是斬獲了3億4百萬美元的票房，成為迪士尼影片公司生產的經典名作。本文用斯圖亞特·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從人物編碼、場景編碼和二次編碼所產生的文化變異來分析該影片在傳播過程中的跨文化傳播策略。

一、《Mulan》跨文化傳播背景

1、《Mulan》故事梗概

迪士尼描繪的花木蘭雖然仍是我們認識的那個“替父從軍”的女孩兒，但是很多情節是編劇重新構造的，該片故事梗概如下：

在古老的中國，皇帝所統治的中原地區受到北方匈奴的攻打，國難當前，每個家庭必須出一位壯丁為國家效力，當征召令傳遞至花家時，木蘭的父親——已經為國家出戰過一次的老翁接下詔令，不得不再次出征戰場。

主角木蘭——雖然背誦不出“婦有哪四德”，但是她卻試圖讓自己看起來賢淑可人，為的是嫁一個好人家，成為父母、花家祖先的驕傲。直到有一天，她坐在湖邊，看著湖中倒影，她意識到“木蘭有一顆心需要自由飛翔，她不想一生都去扮演一個角色”。詔令發來的當夜，木蘭毅然決然地穿起戰袍，偷出父親的長劍，跨上駿馬，奔赴訓練場。

木須和蟋蟀是編劇為豐富故事、增加喜劇色彩而設計的角色。在這兩個小家伙的陪伴與幫助下，木蘭在訓練場表現非凡，并在與匈奴的激戰中立了大功，連將軍李翔也對她感激不盡。

木蘭因傷暴露了性別，全軍嘩然，雖然木蘭沒有因“欺君大罪”受到懲治，但是她失去了人們的信任。當皇帝和滿城人民準備為勝利慶祝時，事態的發展再一次緊張起來——木蘭得知匈奴首領單于并沒有死，在緊急關頭，木蘭再次發揮她的才智，來到皇宮前從單于手中救出皇帝，這時緊張的氛圍才煙消云散，天下方才得以太平。

故事的最后，木蘭帶著皇上賜給的金牌回到家鄉，父親終于肯定了她的功績，木蘭終于找到了自己，同時也為花家帶來了至上的榮譽。

2、《Mulan》的全球影響力

《Mulan》于1998年6月向全世界公映、發行，產生了極為廣泛的影響。并在全世界范圍內創下了3億4百萬美元的票房成績。

雖然《Mulan》在中國內地沒有公映，但是DVD的發行和網絡的興起使得大批的中國影迷領略到了這部影片的風采，其中我國內地在2004年引進了《Mulan》特別版DVD，內含影片光碟、幕后制作過程、互動游戲、MV、動畫片段集錦。

二、《Mulan》的跨文化傳播策略

《Mulan》的制作、發行顯然不止針對國內市場，它能夠順利走出國門，在國外創下近2億美元的票房，與其跨文化傳播策略的正確使用息息相關。在影片中，迪士尼運用了大量的中國符號、中國元素，以水墨畫的風格構建了一個個古香古色的場景，吸引了大批熱愛中國文化的影迷。筆者采用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來對片中中國元素的使用進行分析，探究《Mulan》的跨文化傳播策略。

1、首次編碼——展現中國

由于影片的制作者（導演、編劇）與觀眾之間存在著時間、空間上的距離，作者所傳遞的信息如何讓觀眾準確無誤地接受是一個莫大的挑戰。《Mulan》這部影片的體裁選取于中國古代故事，編劇和導演在一定程度上試圖還原事情的原貌——他們對中國文化和中國元素進行了深入的學習和了解，所以觀眾在觀影的整個過程中始終都能夠看到不同的中國符號：龍、燈籠、小橋流水人家等，通過這些元素，他們更好地理解整個電影。

（1）霍爾的編碼理論。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是當代文化研究之父。他同時是英國社會學教授、文化理論家、媒體理論家、文化研究批評家、思想家。

霍爾的重要成就之一是他建立了“編碼、解碼理論”，其理論基礎就來源于政治經濟學價值生產理論，霍爾將電視話語的生產流通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電視話語“意義”的生產——即編碼階段。在這一階段中電視專業工作者對采集到的原材料進行加工，為電視的影像和聲音符號賦予一定的意義，而這種意義往往帶有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會受當時的社會制度的制約，所以電視專業工作者會選擇特定的聲音或者影像符號來進行意義的表達。

第二階段是電視話語“意義”的生成——也就是成品階段。霍爾認為，電視作品一旦完成，被賦予一定的意義之后，電視作品便成一個開放的、多義的話語系統，然后接受受眾的解讀。

第三階段是編碼階段，也是最重要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霍爾從人們不同的社會階層來解讀電視的傳播效果，分析受眾的解碼效果，在這個過程中，霍爾研究了觀眾對電視話語意義的態度分析，是否與電視專業工作者賦予的意義相一致或者持有其它不同意見。①

（2）人物形象編碼。為了拍攝《Mulan》，迪斯尼的制作團隊對中國文化進行了深入研究，影片中人物形象的繪制都建立在對古中國的了解之上。

首先是對人物和故事的選擇，選取“花木蘭替父從軍”作為本部影片的題材是因為花木蘭是中國歷史上很有代表性的巾幗英雄，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拉近了作者與受眾的距離。

其次是對人物形象的繪制上，影片涉及到四個主要人物：木蘭、將軍李翔、皇上、匈奴頭領單于。影片作者在人物的創作上，對每個人的造型進行了編碼，在其中注入了大量的中國符號——木蘭的形象特征為：長發、瓜子臉、鳳眼、身材纖細，這是西方人心中典型的東方人形象；皇帝的形象特點是：長胡子、白眉、龍袍；整個部隊為將軍李翔是瞻，李翔的特征為粗獷、強壯、硬朗、冷峻；匈奴頭子單于則兇猛、猙獰、殘暴，其反面人物形象一目了然。

（3）場景的編碼。好的環境和場景不僅能夠提供審美功能，而且能夠很好地突出人物特色，在場景的創作上，《Mulan》獨具匠心的選擇了中國水墨畫風格，除此之外，也特別注重對中國元素的使用：長城、龍、紅色的宮殿、燈籠、風箏、竹叢、中國功夫、鐘樓、嗩吶、舞獅、水稻、小橋流水人家，這些元素貫穿了影片的整個過程。

影片導演對這些中國符號進行編碼，無疑是想向觀眾傳達出“這部電影講的是發生在古中國的故事”，便于觀眾解碼。中國符號場景的頻頻出現加強了這部電影中國文化的氣息，為影片增添了美感的同時也拉進了作者與觀眾的心。

2、二次編碼——展現美國

雖然《Mulan》在選材、人物的形象和場景的布置上極富中國特色，但是觀眾依舊能夠感受出這是一部“好萊塢式”的中國電影：導演利用諸多中國符號的同時也不忘體現美國人的價值觀——個人英雄主義，體現好萊塢式的敘事風格——情節再緊張也不乏小幽默。提到《Mulan》對美國文化的展現，就不得不提到文化變異理論。

（1）二次編碼催生文化差異。在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首次編碼是將原始信息轉換為可被一般受眾接受的信息，二次編碼則是將可被一般受眾接受的信息，轉變為可被他國受眾或全球受眾接受的信息。簡而言之，二次編碼就是語言的轉換和文化的對接。②

所謂的文化變異是指某種文化在異質文化環境中進行跨文化傳播的情況下吸收異質文化要素而變成一種既具有該文化原先某些特征，又具有異質文化的部分特征的新文化產物的現象。③

（2）美國文化的編碼。在影片《Mulan》中，導演對中國文化進行了二次編碼，形成了一個變異的文化符號，這個變異的文化符號是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相交織在一起形成的。

導演在影片中注入最多的美國文化莫過于“個人主義”，影片開始的前半段，花木蘭的人生一直由父母操縱，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和洗染，一些臺詞諸如“男人出征戰場，孩子女人養”；“要成為男子漢，絕不認輸”將當時的封建思想還原的淋漓盡致。直到有一天，木蘭在河水的倒影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傳統的封建思想自此被打破，木蘭要做回自己，不再服從于任何人的安排。

于是木蘭替父上戰場，在與匈奴的對抗中，憑借她“個人”的智慧，匈奴慘敗，之后匈奴卷土重來時，又是木蘭的“個人”智慧拯救了皇帝，自始至終導演都在像觀眾傳遞著一個觀點——封建思想需打破，個人英雄主義要體現。

另外，《Mulan》中也不乏一些賦有哲理的句子和一些讓人勵志的閃光點，比如木蘭在被眾人所拋棄時，她的小伙伴木須對她說：“things will work out，we started this thing together，and that is how we will finish it（船到橋頭自然直，我們該勇往直前）。

《Mulan》跨文化傳播的成功源于其對于中國文化的開發和利用，在首次編碼中，中國文化大量蘊含于人物形象、場景環境和人物動作中，這一系列做法使得《Mulan》中國特色鮮明，便于觀眾理解；二次編碼中，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的碰撞引發了極具魅力的火花，傳統的中國元素與自由精神的組合迎合了全球觀眾的口味。

中國電影若想加快步伐走向國際，可以對《Mulan》的跨文化傳播策略多加學習借鑒，在電影選材上，立足本國特色，發掘有吸引力的內容，巧編碼，以擴大傳播效果。■

參考文獻

篇（11）

    一、《Mulan》跨文化傳播背景

    1、《Mulan》故事梗概

    迪士尼描繪的花木蘭雖然仍是我們認識的那個“替父從軍”的女孩兒,但是很多情節是編劇重新構造的,該片故事梗概如下:

    在古老的中國,皇帝所統治的中原地區受到北方匈奴的攻打,國難當前,每個家庭必須出一位壯丁為國家效力,當征召令傳遞至花家時,木蘭的父親——已經為國家出戰過一次的老翁接下詔令,不得不再次出征戰場。

    主角木蘭——雖然背誦不出“婦有哪四德”,但是她卻試圖讓自己看起來賢淑可人,為的是嫁一個好人家,成為父母、花家祖先的驕傲。直到有一天,她坐在湖邊,看著湖中倒影,她意識到“木蘭有一顆心需要自由飛翔,她不想一生都去扮演一個角色”。詔令發來的當夜,木蘭毅然決然地穿起戰袍,偷出父親的長劍,跨上駿馬,奔赴訓練場。

    木須和蟋蟀是編劇為豐富故事、增加喜劇色彩而設計的角色。在這兩個小家伙的陪伴與幫助下,木蘭在訓練場表現非凡,并在與匈奴的激戰中立了大功,連將軍李翔也對她感激不盡。

    木蘭因傷暴露了性別,全軍嘩然,雖然木蘭沒有因“欺君大罪”受到懲治,但是她失去了人們的信任。當皇帝和滿城人民準備為勝利慶祝時,事態的發展再一次緊張起來——木蘭得知匈奴首領單于并沒有死,在緊急關頭,木蘭再次發揮她的才智,來到皇宮前從單于手中救出皇帝,這時緊張的氛圍才煙消云散,天下方才得以太平。

    故事的最后,木蘭帶著皇上賜給的金牌回到家鄉,父親終于肯定了她的功績,木蘭終于找到了自己,同時也為花家帶來了至上的榮譽。

    2、《Mulan》的全球影響力

    《Mulan》于1998年6月向全世界公映、發行,產生了極為廣泛的影響。并在全世界范圍內創下了3億4百萬美元的票房成績。

    雖然《Mulan》在中國內地沒有公映,但是DVD的發行和網絡的興起使得大批的中國影迷領略到了這部影片的風采,其中我國內地在2004年引進了《Mulan》特別版DVD,內含影片光碟、幕后制作過程、互動游戲、MV、動畫片段集錦。

    二、《Mulan》的跨文化傳播策略

    《Mulan》的制作、發行顯然不止針對國內市場,它能夠順利走出國門,在國外創下近2億美元的票房,與其跨文化傳播策略的正確使用息息相關。在影片中,迪士尼運用了大量的中國符號、中國元素,以水墨畫的風格構建了一個個古香古色的場景,吸引了大批熱愛中國文化的影迷。筆者采用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來對片中中國元素的使用進行分析,探究《Mulan》的跨文化傳播策略。

    1、首次編碼——展現中國

    由于影片的制作者(導演、編劇)與觀眾之間存在著時間、空間上的距離,作者所傳遞的信息如何讓觀眾準確無誤地接受是一個莫大的挑戰。《Mulan》這部影片的體裁選取于中國古代故事,編劇和導演在一定程度上試圖還原事情的原貌——他們對中國文化和中國元素進行了深入的學習和了解,所以觀眾在觀影的整個過程中始終都能夠看到不同的中國符號:龍、燈籠、小橋流水人家等,通過這些元素,他們更好地理解整個電影。

    (1)霍爾的編碼理論。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是當代文化研究之父。他同時是英國社會學教授、文化理論家、媒體理論家、文化研究批評家、思想家。

    霍爾的重要成就之一是他建立了“編碼、解碼理論”,其理論基礎就來源于政治經濟學價值生產理論,霍爾將電視話語的生產流通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電視話語“意義”的生產——即編碼階段。在這一階段中電視專業工作者對采集到的原材料進行加工,為電視的影像和聲音符號賦予一定的意義,而這種意義往往帶有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會受當時的社會制度的制約,所以電視專業工作者會選擇特定的聲音或者影像符號來進行意義的表達。

    第二階段是電視話語“意義”的生成——也就是成品階段。霍爾認為,電視作品一旦完成,被賦予一定的意義之后,電視作品便成一個開放的、多義的話語系統,然后接受受眾的解讀。

    第三階段是編碼階段,也是最重要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霍爾從人們不同的社會階層來解讀電視的傳播效果,分析受眾的解碼效果,在這個過程中,霍爾研究了觀眾對電視話語意義的態度分析,是否與電視專業工作者賦予的意義相一致或者持有其它不同意見。①

    (2)人物形象編碼。為了拍攝《Mulan》,迪斯尼的制作團隊對中國文化進行了深入研究,影片中人物形象的繪制都建立在對古中國的了解之上。

    首先是對人物和故事的選擇,選取“花木蘭替父從軍”作為本部影片的題材是因為花木蘭是中國歷史上很有代表性的巾幗英雄,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拉近了作者與受眾的距離。

    其次是對人物形象的繪制上,影片涉及到四個主要人物:木蘭、將軍李翔、皇上、匈奴頭領單于。影片作者在人物的創作上,對每個人的造型進行了編碼,在其中注入了大量的中國符號——木蘭的形象特征為:長發、瓜子臉、鳳眼、身材纖細,這是西方人心中典型的東方人形象;皇帝的形象特點是:長胡子、白眉、龍袍;整個部隊為將軍李翔是瞻,李翔的特征為粗獷、強壯、硬朗、冷峻;匈奴頭子單于則兇猛、猙獰、殘暴,其反面人物形象一目了然。

    (3)場景的編碼。好的環境和場景不僅能夠提供審美功能,而且能夠很好地突出人物特色,在場景的創作上,《Mulan》獨具匠心的選擇了中國水墨畫風格,除此之外,也特別注重對中國元素的使用:長城、龍、紅色的宮殿、燈籠、風箏、竹叢、中國功夫、鐘樓、嗩吶、舞獅、水稻、小橋流水人家,這些元素貫穿了影片的整個過程。

    影片導演對這些中國符號進行編碼,無疑是想向觀眾傳達出“這部電影講的是發生在古中國的故事”,便于觀眾解碼。中國符號場景的頻頻出現加強了這部電影中國文化的氣息,為影片增添了美感的同時也拉進了作者與觀眾的心。

    2、二次編碼——展現美國

    雖然《Mulan》在選材、人物的形象和場景的布置上極富中國特色,但是觀眾依舊能夠感受出這是一部“好萊塢式”的中國電影:導演利用諸多中國符號的同時也不忘體現美國人的價值觀——個人英雄主義,體現好萊塢式的敘事風格——情節再緊張也不乏小幽默。提到《Mulan》對美國文化的展現,就不得不提到文化變異理論。

    (1)二次編碼催生文化差異。在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首次編碼是將原始信息轉換為可被一般受眾接受的信息,二次編碼則是將可被一般受眾接受的信息,轉變為可被他國受眾或全球受眾接受的信息。簡而言之,二次編碼就是語言的轉換和文化的對接。②

    所謂的文化變異是指某種文化在異質文化環境中進行跨文化傳播的情況下吸收異質文化要素而變成一種既具有該文化原先某些特征,又具有異質文化的部分特征的新文化產物的現象。③

    (2)美國文化的編碼。在影片《Mulan》中,導演對中國文化進行了二次編碼,形成了一個變異的文化符號,這個變異的文化符號是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相交織在一起形成的。

    導演在影片中注入最多的美國文化莫過于“個人主義”,影片開始的前半段,花木蘭的人生一直由父母操縱,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和洗染,一些臺詞諸如“男人出征戰場,孩子女人養”;“要成為男子漢,絕不認輸”將當時的封建思想還原的淋漓盡致。直到有一天,木蘭在河水的倒影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傳統的封建思想自此被打破,木蘭要做回自己,不再服從于任何人的安排。

    于是木蘭替父上戰場,在與匈奴的對抗中,憑借她“個人”的智慧,匈奴慘敗,之后匈奴卷土重來時,又是木蘭的“個人”智慧拯救了皇帝,自始至終導演都在像觀眾傳遞著一個觀點——封建思想需打破,個人英雄主義要體現。

    另外,《Mulan》中也不乏一些賦有哲理的句子和一些讓人勵志的閃光點,比如木蘭在被眾人所拋棄時,她的小伙伴木須對她說:“things will work out,we started this thing together,and that is how we will finish it(船到橋頭自然直,我們該勇往直前)。

    《Mulan》跨文化傳播的成功源于其對于中國文化的開發和利用,在首次編碼中,中國文化大量蘊含于人物形象、場景環境和人物動作中,這一系列做法使得《Mulan》中國特色鮮明,便于觀眾理解;二次編碼中,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的碰撞引發了極具魅力的火花,傳統的中國元素與自由精神的組合迎合了全球觀眾的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