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直接投資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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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經典作家關于外商投資企業投資動機的理論解釋

馬克思雖然沒有創立系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但馬克思有關資本國際化，尤其是有“過剩資本”和資本輸出的思想，對于我們分析當代外商投資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仍有現實意義，馬克思有關資本輸出的思想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1．“過剩資本”，形成資本輸出的物質基礎和必要前提。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在資本主義社會由于資本主義積累規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使資本的增大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以日益加快的速度進行，形成大量的相對人口過剩。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社會相對于國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生產過剩不可避免；同樣，相對于國內日益下降的平均利潤率而言，必然存在大量過剩資本。與生產過剩、相對人口過剩同時并存的大量過剩資本正是資本輸出的物質基礎和必要前提。

2．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內在要求，是過剩資本的一條出路。按照馬克思的論述，由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即剩余價值規律的作用，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增值運動并不受國家或民族地域的局限，而是生來就是具有國際性。馬克思、恩格思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都成為世界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的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雖然在當時的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資本輸出并未成為經濟現象，一國資本越出國界主要表現為商品資本，但商品生產的本性必然導致生產商品的企業為擴大商品銷路而到國外去投資，以開拓國際市場、獲取廉價原材料和追逐高額利潤為目標的資本輸出就成為過剩資本一條必要出路。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創業，到處建立聯系?！?/p>

3．高額利潤和獲取高額利潤是過剩資本輸往海外的最根本的內在動力。馬克思明確指出：“如果資本輸往國外，那么，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并不是因為它在國內已經絕對不能使用。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它在國外能按更高的利潤率來使用?！倍疫^剩資本所追求的不僅僅是較高的利潤率，更重要的是追求利潤量的最大化。正如馬克思所說：“超過一定的界限，利潤率低的大資本比利潤率高的小資本積累得更迅速?！笨梢姡Y本要取得更多更快的增殖特性是資本輸出的最根本動因。

二、西方主要經濟學者關于外商投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動機的分析

1．優勢理論。1960年，海默在他的博士學位論文中，率先提出了有關外國直接投資的一般性理論，即壟斷優勢理論，海默認為，外國直接投資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資產交易過程，它還包括非金融和無形資產的轉移，是外商投資企業使用和發揮其內在組織優勢的過程。美國企業之所以能從事海外直接投資，其主要決定因素在于美國企業擁有技術和規模等壟斷優勢，而壟斷優勢源于美國企業控制了技術的使用以及實行水平一體化和垂直一體化經營。后來金德爾伯格系統闡述了壟斷優勢理論，該理論亦被稱為“海默-金德爾伯格學說。

2．市場內部化理論。概括而言，市場內部化理論的基本觀點是：第一，用自然性市場非完善性代替結構性市場非完善性，并以此作為市場內部化理論的關鍵性前提。第二，由于市場和企業是組織、配置要素和商品交換的兩種基本途徑，當企業內部交易成本低于市場交易成本時，交易應在企業內部即外商投資企業所屬各企業間進行，從而形成一個內部交易、內部轉讓的內部化市場。第三，內部化過程超越國界，外商投資企業便應運而生，因此，內部化優勢促成了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但巴克利等人強調，外部市場的自然性的非完善性是相對于效率而言的，因此，內部化優勢并不是指給予企業擁有特殊優勢的這種資產本身，而是指這種資產的內部化過程（相對于把這種資產出售給外國生產者而言）賦予外商投資企業以特殊的優勢。換言之，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外商投資企業并不需要一定有壟斷優勢，而只需要創造比外部市場更有效的行政機構或內部市場。第四，海外的直接投資在外商投資企業的國際經濟交易方式中居于主導地位。

3．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該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企業從事海外直接投資是由該企業本身所擁有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等三大基本因素共同決定的。第一，所有權優勢。所有權優勢在鄧寧的幾篇論文中定義不盡相同，但主要是指企業擁有或能夠得到的別國企業沒有或難以得到的無形資產和規模經濟優勢。具體包括：技術優勢，包括專門技術、專利和商標、生產訣竅、營銷技能、研究與開發以及產品特異化功能。企業規模優勢，它是由規模、壟斷和獲得資源的能力所產生的優勢。如規模大的企業研究與開發能力強，產品創新優勢突出；寡占企業易控制原材料和產品市場；大規模企業能充分利用各種要素稟賦、市場—政府干預等方面的國際差異，分散企業經濟經營風險，獲得規模經濟優勢等。第二，內部化優勢。它是指企業為避免市場的非完善性而將企業所有權優勢保持在企業內部所獲得的優勢。鄧寧所說的市場非完善性既包括結構性市場非完善性（如競爭壁壘、政府干預等），也包括自然性市場非完善性（如知識性市場上信息不對稱及高交易成本等）。鄧寧認為，企業將共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可以避免世界資源配置的外部市場非完善性對企業經營的不利影響，保持和利用企業技術創新的壟斷地位，從而有利于獲得最大化的利潤。第三，區位優勢。它是指國內外生產區位的相對稟賦對外商投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吸引與推動力量。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區位優勢是由東道國和母國的多種因素的綜合決定的。若東道國經濟中的有利因素吸引外國投資者前去投資，則形成直接區位優勢；若母國經濟中的不利因素迫使企業到海外從事直接投資，則稱為間接區位優勢。概括而言，區位優勢主要取決于：一是，勞動成本。由于國際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善性，尤其是妨礙各國之間勞動力移動的移民管制，導致實際工資成本的差異；而外商投資企業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目標之一就是要使總生產成本最小。因此，企業在選擇海外直接投資的區位時，必然先考慮勞工成本較低的地區，特別是當產品技術已經標準化以后，企業更傾向于將生產活動轉移到勞動投入的來源地。典型的例證是東道國廉價而豐富的勞動力會吸引國外企業前來從事勞動密集型的投資。二是，市場購銷因素。盡管尋求廉價勞動成本的投資一直在迅速發展（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增長很快），但在數量上相對并不重要（尤其是與在發達國家直接投資相比仍然只是很小數目）。這主要是因為，國際性的競爭不只是包括為了提高生產率和降低勞動成本而在全球范圍內選擇投資地點，更重要的問題是在哪里出售產品和占有市場。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交換力”和“市場范圍”最終限制著因分工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因此，東道國市場規模、市場潛力、發展階段以及當地競爭程度等市場購銷因素對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決策有到頭重要的影響。例如，市場位置相距遙遠的國家，由于運輸成本和通訊成本較高而不利于開展貿易活動，但卻能吸引海外直接投資活動；又如，若東道國競爭激烈，出口廠商會考慮在對方市場投資生產，以“當地制造”的標簽推銷其產品，而更為重要的是，迎合東道國不同口味和需要的生產和營銷活動，嚴重依賴于東道足夠的市場規模和市場潛力。從一定意義上講，全球經濟增長的桎梏不是來片于供給，而是來自于需求，不管是對消費品還是對工業品，外商投資企業能在多大程度上從事專業化的生產和出售復雜的產品將取決于成熟的市場。為了尋求市場需求，當代外商投資企業打破了所有國家間、地區間的界限，將生產性的環球工廠與環球購物中心相互補充，從而將全世界都作為其市場目標。但發展中國家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其市場規模和市場潛力極其有限，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代外商投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主要是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三是，貿易壁壘。東道國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存在，會直接影響到外商投資企業在直接投資和出口之間選擇。許多東道國一直在意識地將利用關稅、配額和當地標準等手段作為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地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實行進口替代戰略地發展中東道國，貿易壁壘可誘使那些過去向其出口地外國企業到當地進行直接投資。四是，政府政策。一般而言，政法、社會和經濟環境等直接關系到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國家風險。母國和東道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母國對外投資的鼓勵與限制政策、東道國引進外資的鼓勵與限制政策等，都會對外國企業進入東道國市場的方式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如母國的投資鼓勵政策和東道國的引資優惠政策能增強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優勢。第五，心理距離。前述由于經濟條件不同形成的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的物質和經濟距離是跨國區位優勢的主要決定因素，而由于歷史、文化、語言、風俗、偏好、商業慣例等因素形成的心理距離，也是區位優勢的重要決定因素。一般而言，心理距離越小，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優勢就越大。

鄧寧認為，區位優勢不僅決定著企業從事國際生產的傾向，而且也決定著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部門結構和國際生產類型。不難看出，鄧寧有關區位優勢的解釋，不僅吸取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關于國家優勢的思想，而且承襲和發展了不少國際經濟學者有關區位因素的分析。鄧寧在抽象出上述三個決定外商投資企業行為和外國直接投資基本因素的基礎上，根據三種優勢的不同組合來說明外商投資企業如何在技術轉移、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資三種國際經濟活動方式之間作出選擇。若一國企業僅擁有所有權優勢，則企業將選擇許可證安排方式進行技術轉移；若一國企業具有所有權和內部化兩項優勢，而無區位優勢，則企業將選擇國內生產然后出口的方式；而一個企業只有同時擁有所有權、內部化和區位三種優勢，該企業才會選擇對外直接投資方式。西方經濟學者對外商投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被人們最廣為接受的綜合性國際生產模式，被譽為國際直接投資領域中的“通論”。

參 考 文 獻

[1]陳秀山等．中國區域經濟問題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2]魏后凱，賀燦飛，王新．中國外商投資區位決策與公共政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3]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編譯局譯．資本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篇（2）

一、緒 論

投資、出口與消費是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投資在經濟政策中的比重越來越大。湖南企業海外投資不僅發展迅速，更加推動了湖南省經濟增長。因此，研究湖南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經濟效應，對于繼續拓展對外直接投資、推動經濟長期發展有積極的意義，同時也能夠為國內其他省市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提供借鑒和參考。

國內研究文獻針對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十分罕見。本文運用大量翔實的最新的數據資料，最新數據可更新到2012年，通過實證檢驗的方法研究了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湖南省經濟增長、對外貿易等方面的效應，也有助于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研究和投資活動的發展和擴展。

近年來湖南對外投資發展很快，成為中部省份發展最強勁的地區。湖南對外直接投資具有一下特點：（1）投資地區的選擇，東盟一直是我省企業投資的重點地區。由于亞洲和非洲勞動力價格相對較低，湖南省的生產企業主要投資集中在亞非地區，其中，湖南省企業在亞洲投資數量最多在境外投資企業中，選擇在亞洲投資的占了72%。（2）對外直投投資的主體是民營、股份制和集體企業。在湖南省海外直接投資中，國有企業的投資金額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但是就投資企業類型，國有企業在數量上排在末位。（3）我省海外投資的領域越來越寬，積極性大大增加。行業主要涉及工業、機械工程產業，最新涌現出來了農產品種植業和游戲產業等。

二、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經濟效應的實證分析

（一）實證分析方法。本文擬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方法（又叫Granger因果分析檢驗方法），是指基于同一個平穩的時間序列情形下，有兩個經濟變量X和Y，假設X是Y的原因，我們能根據變量X的過去值預測出變量Y的未來值，可Y不是X的因，即我們根據Y的過去值預測不出X的未來值，那么我們可以說變量X是解釋變量Y的格蘭杰原因，而Y不是X的格蘭杰原因。

下面為格蘭杰因果分析模型：

Yt=a+∑aiyt-i+∑βjXt-j+εt （1-2）

Yt=a+∑atyi-i+εt （1-3）。其中（1-2）式為無條件的循環模型，假設殘差平方和的值是SSE1; （1-3）式為有限制的條件回歸模型，我們同樣設它殘差平方和為SSE2，其中ε是隨機誤差項，a和β為系數，檢驗原來的假設是H0：βj=0（j=0，1，2，....n），即X的過去值不能預測Y的未來值，如果原來的假設成立，那么構成統計量F=[（SSE1-SSE2）/n]/[SSE1/（T-m-n-1）] （1-4 ）

即模型服從自由度為（n， T-m-n-1）的F分布。我們給定一個顯著水平區間，就有得出相對應的臨界值，假設得出來的檢測值大于臨界值，即拒絕原假設，表明變量X是解釋變量Y的原因，反之，則變量X不能同向影響Y。

（二）經濟效應檢驗和數據的來源。根據上面的件檢驗方法，本文引入下列函數：GDP=f（FDI，0THER）+ε。其中，FDI是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額，GDP為湖南省生產總值，OTHER是除了海外直接投資外影響GDP的其他因素，ε為隨機誤差項。我們現在設定其他因素為固定的，那么建立如下的回歸計量模型：

GDPt=a+βFDIt+εt。其中：a為常數項，β表示FDI對GDP的貢獻率，ε為隨機誤差項。

為了消除這個式子中有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對GDP和FDI取對數，我們得到下列計量模型：LnGDPt= a+βLnFDIt +εt

（1-5）。我們用（1-5）式作為研究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影響的計量模型。本論文使用2008年至2013年的數據作為模型樣本。

相關數據來源及處理如下：GDP為湖南省生產總值，在使用中，我們要將GDP按照當年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平均匯率轉換成美元，同樣為了消除價格變換的影響，用2008年作為基期，使用年度消費物價指數同比數據，將名義生產總值轉換為實際生產總值額，FDI為對外直接投資額，用同樣的方法，將其轉換為實際對外直接投資額， 其中相關數據全部來自湖南省商務廳統計數據整理，見表3.1：

表3.1 湖南省2008年―2013年各項經濟指標數據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2006―2013年度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三）檢測結論。依據上面的實證檢驗，FDI與GDP之間的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見表3.2。

表3.2 對外直接投資額與生產總值的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

由以上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得知，當最人滯后階數為6 ，GDP不是對外接投資FDI的格蘭杰原因。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對湖南省經濟的增長具有促進作用，不過這種增長不是很明顯，同時通過以上結果得出，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對湖南省生產總值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并且二者為正相關，由回歸方程的系數可知，湖南省對外投資總額每次變動一個百分點，就會湖南省GDP同向變動0.0053個百分點，但是回歸系數還非常小，其主要是原因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較小，隨著進一步擴大，對GDP的促進作用將會越來越大。

三、政策建議

（一）建立穩定的資源供給站。隨著湖南省經濟的不斷發展壯大，省內資源和進口資源已經很難滿足現在的生產需求。湖南省政府部門應該努力開發國外的資源，在國外進行直接投資，獲得穩定的資源供給站。

鑒于亞洲和非洲的勞動力較低廉，且有較多的生產資源，湖南省政府應對這兩個區域進行評估，引導和加強與這兩個地區的國家進行溝通交流，建立自由貿易區和簽訂貿易協定，最大化的優化資源分配，使湖南省企業能以較低的資金獲得充足的生產資源，促進湖南省經濟的增長。同時，積極與東盟和周邊國家進行溝通，避免雙重征稅，訂立領事條約，創造一個良好的海外投資環境。

（二）鼓勵民營企業加大步伐“走出去”。在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中，民營企業是其中堅力量，政府應成立金融支撐體系來鼓勵湖南省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開拓國際市場。另外，有效的對外投資信息能對民營企業準備對外投資做出決策，提高對外直接投資質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提供資金和人才支持。湖南省政府應加強人才的培養，可為企業的人員提供培機會，采取去高校聯合辦學，承辦專門的培訓機構，或去國外學習以及招聘國外的精英，有序的培養出一批高素質的海外投資人才，為企業的發展提供軟實力。

（四）優化政府管理制度。湖南省政府應站在宏觀的角度，及時調整湖南省政府的法律法規，對海外投資企業加強引導、監督和管理，利用對外投資企業的特征，建立起一整套海外投資風險防范預警處理機制，幫助企業降低法律和政治風險。

湖南省政府要轉變觀念，盡量簡化企業的對外投資辦理環節。推行和深化各種能便利通關的措施，減少相關機構工作流程，降低對外投資企業的通關成本，積極與國外政府談判，成立自貿區，提高湖南省企業對外投資的國際化。

篇（3）

（一）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 從1979年第一家境外合資企業“京和股份有限公司”至今，中國內地企業在世界180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投資合作，境外中資企業已超過1.7萬家。“十一五”時期，隨著中國開放型經濟水平不斷提高和“走出去”戰略加快推進，對外投資合作取得跨越式發展。規模和速度快速增長，業務遍布全球近200個國家和地區，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年均增長均超過30%（見表1）。

截至2011年底，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3220億美元。去年，我國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達到1034億美元，連續兩年居世界首位。2012年上半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達354億美元，同比增加了48%。商務部表示未來五年，中國對外投資合作規模將進一步擴大，行業和領域進一步多元化，質量和效益顯著提高，在全球范圍內運用生產要素的能力繼續增強，一批跨國公司和跨國金融機構初具規模，對外直接投資2015年達到1500億美元。

（二）投資領域聚集度高、投資區域廣泛 從投資額來看，截止到2010年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第三產業投資占到76.5%，第二產業投資額僅為22.7%，第一產業投資不足1%。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主要分布在第三產業，如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批發和零售業等。而且可以看出這樣的行業投資結構幾年來變化不大。

注：數據來源于201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注：根據201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整理得來

從國家看，香港依舊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首選地區，流量達385.05億美元，占2010年流量的56%，行業則涵蓋上述主要海外投資行業。其次是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盧森堡、澳大利亞、瑞典、美國、加拿大、新加坡。

從地區看，對歐洲、拉丁美洲、北美洲的投資增長速度依舊很快，2010年對非洲的投資增長幅度較大，較2009年增長40%。而亞洲、拉丁美洲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最為集中的地區，大洋洲和歐洲是存量增幅最大的地區。而從國內看，地方對外投資活躍，浙江、遼寧、山東省名列前茅。西部地區增幅較大。

數據來源：商務部經濟合作司。

（三）投資主體多元化 中國對外投資者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雄厚實力的名企，這其中大型國有企業包括央企在內擔當了海外投資的先行者和主力軍（見表4）。而近年來，民營企業的對外投資也在不斷增多。在江蘇、遼寧等一些地區，民營企業對外投資占據半壁江山；在一些重要領域，民營企業也已成為對外投資的重要力量。與不斷高漲的海外投資熱情相對應的是，許多民營企業面臨融資難、信息不透明等難題。外部環境的多變性增加了中國對外投資的難度和風險，民營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受到的約束過多也是制約其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風險

（一）政治、政策及法律風險 由于中國的社會體制的特殊性，使得資本主義國家總是在政治上防范我國，對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也容易帶有色眼鏡，經常以安全為由干預我國企業的正常商業投資行為。當前在非洲、拉美、亞洲等我國企業已進行境外投資的地區均存在政治動亂風險，東道國參與的任何戰爭或者在東道國內發生的革命、顛覆、、罷工、內亂、破壞和恐怖活動以及地方武裝的沖擊等事件而造成損失的可能性。東道國政策、法律不連續也會限制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發展空間和利潤。最近幾年，在拉美地區，從委內瑞拉到玻利維亞，再到厄瓜多爾，拉丁美洲國家石油和天然氣工業國有化運動不斷涌現，這些對我國境外投資企業都形成了巨大的政策與法律風險。

（二）缺乏健全的投資風險防范體系 我國海外企業公司治理結構不盡合理，財務預算制度尚未建立，投資決策不科學，財務報告制度、分析制度及內部審計制度不健全；民營企業決策易粗糙草率；國有企業主要是決策程序、考核激勵、監督是否健全適當、到位的情形。如2004年中航油在新加坡虧損5.5億美元的案例以及2008年中信泰富虧損146.32億港元的案例，充分說明我國有些企業的內部運營管理存在問題。另一方面，政府未發揮應有作用，我國尚無有效的投資風險預警機制、監督機制和保障機制。第三，風險防范的法律體系尚不健全，立法層次低，形式散亂，工作上缺乏系統性。

（三）文化差異風險 文化差異風險是一不可忽視的風險，因為各國總是要存在著語言上的差異、上的差異、民俗習慣上的差異等文化差異，而文化背后反映的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它是歷史的沉淀，是不會輕易改變的，如果海外投資企業不注重文化差異，一意孤行，就會“水土不服”陷入文化差異的泥潭中，很難實施經營策略，此方面的案例各國都有，教訓非常深刻。

其實文化風險也包括企業道德風險，某些企業采取商業賄賂等不正當競爭行為，社會責任意識差，其后果是引起東道國政府和社會各界的不滿，最終引發風險造成損失。而這種損失是整個中國海外投資企業形象都受損，無形損失不可估量。

除了以上幾點差異外，還存在許多的企業經營風險，比如市場變動、財務風險、營運風險、人事風險、技術風險、法律訴訟等，還有企業國際化人才矛盾日漸突出，缺少有效的中介力量支持，信息不對稱問題等各方面風險。其中任何一種風險都有可能使企業陷入非常被動的局面。

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策略

（一）加強政府宏觀引導與調控 具體有：

（1）完善政策促進體系。政府應該加強宏觀調控，加強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引導和監管。健全對外投資合作領域法律法規，研究管理制度和政策創新，推動對外投資合作便利化，利用各類政策杠桿加強對企業和項目的監管，規范市場經營秩序。完善外匯管理和服務，拓寬企業和項目融資渠道，完善融資擔保機制，引導金融機構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充分發揮政策性和商業性保險的保障作用。提高相關部門辦事效率，注重服務引導，便利企業對外直接投資。

（2）健全服務保障體系。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加強政府公共服務，完善對外投資合作信息服務系統，更新各類國別產業指導性文件，發展與對外投資合作相關的中介服務機構。加強行業商（協）會組織建設，有序發展境外中資企業商（協）會，提升服務能力和水平，強化行業自律規章制度建設，進一步規范企業境外經營秩序。

（3）構建風險防控體系。應推進對外投資合作安全權益保護體系，健全境外安全風險預警和信息通報制度，英國、德國、日本等國家都設有國家風險與研究分析機構，由具有顯著社會背景的部門負責組織并提供“國家風險報告”。要完善境外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機制，加大外交支持力度。加強安全信息收集評估，強化對外投資合作金融風險管理。

（二）加強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 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轉變觀念。與國際跨國公司相比，中國企業國際化經營經驗還不夠豐富，存在很多問題。投資速度雖然快，覆蓋面廣，但缺乏拔尖企業較少，在高端技術上的競爭力還不夠強。2004年至2010年的7年時間里，中國海外投資凈收益有5年為負。截止2011年底，中國海外凈資產高達到1.77萬億美元，但2011年中國海外投資凈收益為負268億美元。所以中國企業首先要轉變觀念，在跨國發展中要保持理性，避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不能認為買到了技術品牌就買到了核心競爭力，提升核心能力必須靠中國企業自身克服困難，加大研發力度，改善經營，修煉好“內功”。

（2）強化風險防控管理。首先，企業應三思而后行，投資前要進行完備的可行性研究和投資分析評估，不可盲目跟風。其次，要加強海外投資企業的財務監督并建立有效的風險預警機制，對海外投資的重要信息進行監測，及時對各種風險的變化做出反映；確定恰當的預警指標體系從而形成預警機制中的識別系統，并對各種信息進行鑒別、篩選、去偽存真。借助財務指標的變化，判斷是否出現警兆，參照事先設立的警度評價指標，分析并尋找警源，從而進行預控。

同時，應建立海外投資企業的績效監測體系，對海外投資的安全進行監控，審計并評價其績效，測度其社會責任履行情況。還應建立健全企業風險轉移機制，深化與國家部門、駐外使領館和地方主管機構的溝通聯系，充分利用外交資源。

（3）完善公司治理，強化內部控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能否從容地應對各種風險，從根本上取決于公司治理水平。只有加強公司治理，才能更巧妙、穩健地處理各方關系和利益，在共贏的前提條件下走得更長遠更健康。因此，企業應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正確區分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的職責界面，使其各司其職相互配合；要強化企業內部的激勵約束機制，尤其是央企，要嚴格實施問責制，以防重大決策失誤導致國有資產受損。要加強企業內部控制，采用預算控制、會計系統控制、電子信息技術控制等科學的管理控制方法，及時發現、分析并化解企業國際化經營過程中遇到的風險，預防為主，查處為輔。

（三）重視文化交流與溝通 從某種角度講，文化風險是企業最不好解決的風險，它帶來的損失最不好估量。因為文化是一種思想的、意識領域的沉淀，代表著群體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是最不好更改的。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的過程中一定要重視與國外政府、機構、其他群體和企業內部中的外國員工之間的文化上的交流與溝通。

在對外直接投資前要對東道國的文化進行調研，識別文化差異，企業管理盡量做到“本土化”，將生產、管理、營銷、人事等經營的各個方面融入到異國的經濟中去，尤其要尊重東道國的民俗禮儀。不要妄想把本國的精英文化理念強加于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那樣只會適得其反，要做到企業文化和當地文化兼容，然后再不斷摸索形成適合企業自身的獨特的帶有異國風情的企業文化，助推企業前進的步伐。

（四）加強國際化經營人才的培養 人力資源是企業的核心資源，這一點毋庸置疑。而我國目前缺少的正是具有國際化經營能力的人才，加強國際化經營人才的培養任重道遠。要企業要結合實際做好“人才儲備”，建立健全人才成長通道，完善人才引進、選拔、用人機制。由于對外直接投資的涉外性，要不斷推進“人才國際化，用工本土化”。要建立薪酬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充分發揮人才的主觀能動性，使英雄有用武之地，這樣才能改善國際化經營人才的培養狀況和局面。

總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相信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企業的積極、科學的努力下，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會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參考文獻：

[1]許惠、胡曲應、許家林：《論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風險的防范與監管》，《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

[2]李新鋒：《中國公司海外投資經營風險及應對探討》，《河北企業》2009年第11期。

[3]李洪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及未來趨勢》，《商業研究》2004年第5期。

[4]孫麗：《我國企業對外投資風險的模糊綜合評價方法研究》，《國際商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

[5]顏曉暉、聶名華：《企業境外投資的政治風險及應對策略》，《國際經濟合作》2007年第7期。

[6]聶名華：《試論中國發展境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依據》，《財貿經濟》2001年第1期。

篇（4）

起源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已爆發兩周年，國內外各種有關研究和反思這場危機的著作和文章鋪天蓋地般不斷涌現。從中國的角度考察，這場金融危機正在深刻影響著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一方面，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初，我國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出口下降曾帶來農民工大規模失業返鄉的問題；另一方面，當前我國沿海地區某些出口行業的產業結構偏低和工資待遇偏低又使得很多企業出現了“民工荒”和“招工難”的問題。

國內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的研究和討論非常多，由于觀察問題的角度各不相同，最后得出的研究結論也千差萬別。當今的世界已經是一個全球化的共同體，從國際經濟政治大背景演變的角度來研究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的影響并找出應對之策，應成為今后我們重點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一、農民工返鄉和“民工荒”現象都是“開倒車”

20世紀的幾次全球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都是西方國家金融政策的失誤和金融市場管制的失靈，而發達國家總是試圖把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轉移給發展中國家。對中國而言，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直接后果就是歐美國家消費中國產品的能力銳減，直接影響到我國的外貿出口。金融危機發生后，南方許多出口加工型企業大量減少員工雇傭數量。據農業部的統計測算，全國離開本鄉鎮外出就業的農民工總量約為1.3億人，2008年，其中約有15.3%的農民工失去了工作或者沒有找到工作，人數達2000萬人力資源管理論文，致使大批來自中西部省份的農民工不得不從沿海地區返鄉。這種農民工返鄉的“倒流”現象是極不正常的，將大大減緩我國正在迅速推進的工業化進程，大大減緩我國的城市化速度。而且我們知道，我國政府出臺農村土地流轉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勵農村地區開展大規模機械化農業，使留在農村的農民能夠迅速富裕起來，實現中國農村的現代化。農民工返鄉的新情況，導致我國農村地區剩余勞動力的數量重新擴大，使未來的農業規模經營變得很困難。這種現象非常不利于我國正在進行的農村土地流轉和規模農業的發展，將給我國農村的現代化進程帶來巨大的阻力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有效的處理方式，這種“開倒車”的形勢在短期內將得不到扭轉，將給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

2009年下半年開始我國出口形勢出現復蘇增長的較好局面，然而又出現了新的“民工荒”問題，東南沿海很多出口加工型企業的勞動力嚴重不足。以用工大省浙江省為例，浙江省人力資源市場2009年7月的供求報告顯示，企業需求總人數為60.3萬人，求職總人數為35.4 萬人，用工缺口達25萬人！用工需求無法滿足使出口企業不得不放棄大量海外訂單，企業生產設備大量閑置?！懊窆せ摹眴栴}的根源在于我國沿海地區原來的很多出口企業生產的產品附加價值很低，產業結構升級的速度非常慢，以致工人的工資水平普遍偏低，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吸引力越來越小。隨著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低附加值產品需求的減少，加上未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民工荒”問題可能會愈演愈烈，并將對我國的出口貿易產生更大的負面影響。從宏觀經濟層面考察，我國現階段在農村人口比例依然較高的背景下就過早出現了“民工荒”問題，實際上減緩了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速度，也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開倒車”，應引起國家決策部門的高度重視。

二、資本和勞動力要結合起來“走出去”

當前，隨著我國企業資金實力的逐步增強，“走出去”投資的企業越來越多，對外投資的總量和投資的產業也越來越多。但是，由于企業本身屬于贏利性組織，其投資決策的目標主要還是在國際市場上追逐更高的利潤率，因而有可能忽略國內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最終的情況可能是大規模的海外投資將打造更多的中國跨國企業財團，使更多的中國企業進入世界500強企業行列人力資源管理論文，同時卻又導致大量的工作機會流失到海外，而我國國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依然居高不下。

資本和勞動力在經濟學上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兩大生產要素。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過程中同時出現了資本過剩和農村勞動力過剩的現象。一方面，國內的過剩資本找不到合適的投資機會，大量涌入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有可能造成股市泡沫和樓市泡沫，為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帶來較大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國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總數依然較高，“民工荒”現象反映出的不是我國就業機會過多，而是能夠提供給農村剩余勞動力預期工資水平的就業機會嚴重不足，并且使得我國農民收入水平總體上還比較低。筆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現在的國際投資戰略，也應該緊密結合當前的國內就業問題，尤其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必須以對外投資為依托，在國內就業市場的基礎上去開辟一個更為廣闊的國際就業市場，把握國際國內兩個就業市場，為農民工出國就業、創業提供服務，將國內的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引向國際就業市場。

三、在“全球化”視野下解決國內就業問題的若干政策建議

從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采取的若干應對措施來看，主要側重于保就業、保增長、保穩定，如果從國內層面分析，這些措施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效果，我國的出口行業也出現了企穩回升的勢頭，中國經濟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長態勢。但我們有必要打開視野，從全球化的角度來進一步研究探討我國企業的“走出去”戰略和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全球就業問題，讓資本和勞動力結合起來“走出去”變得切實可行。在具體操作層面上，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通過海外直接投資，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走出去”創造機會

當前，我國的主權財富基金和外匯儲備資金主要都是通過國外資本市場進行投資。主權財富基金操作的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司對美國黑石基金的投資，但投資的效果并沒有我們設想的明顯，投資的風險卻又大大超過我們的想象；我國龐大的政府外匯儲備主要投資美國國債，雖然能避免較高的投資風險，但這種投資的收益率又比較低。在西方國家資本市場遭受金融危機重創的背景下，我們應該更加注重對發展中國家的農業、輕工業、礦產資源開采、服務業等方面的直接投資，這種海外直接投資不僅能夠開辟外匯儲備對外投資的新渠道，更重要的是能夠將我國國內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引向國際就業市場。

在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資中人力資源管理論文，必將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很大的國際壓力。堅持商業化、市場化運作，將有利于降低我國海外投資面臨的種種國際政治阻力。例如，我國很多省份都有一整套完整的農墾系統，都是由政府部門具體管理，可以考慮將這些機構逐步改制為大型的農業公司或農業投資公司，通過股份制改造來優化資本結構并同時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然后重點考慮對海外地區進行農業投資，與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開展農業技術合作，承租大片的可耕種土地，再招聘國內的農民工去發展規模農業，進而帶動我國農民工出國打工、種地、定居、創業。這種投資以市場化為導向，以股東財富最大化為目標，獨立經營、自負盈虧，可以很好地解決深層次的經濟體制問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國際政治阻力，順利實現對外直接投資，幫助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海外就業。而且，這種對農業技術項目的投資，有利于吸引廣大農民工在海外長期扎根工作，可避免以往海外工程建設項目勞務輸出中普遍存在的用工短期化、不穩定、臨時性等問題。

（二）提供全方位服務支持，鼓勵國內企業與勞動力結合起來“走出去”

從發達國家的國際投資發展路徑來看，來自大型企業的國際投資是主體。目前我們要鼓勵我國企業走出去，同時對于大型國有控股企業而言，其資本結構的特殊性決定了其必然要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尤其是在解決我國國內就業問題方面。因而，在指導思想上，我國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控股企業對外投資戰略的目標定位之一應是為國內失去就業機會的農民工開辟一條全球性的就業道路，將資本與勞動力結合起來“走出去”進行海外投資。

目前，我國很多企業都有強烈的海外投資意愿，但在海外投資實施方面又存在種種顧慮，包括不熟悉海外的經濟法律制度、缺乏國際投資經驗、擔心海外投資中遭遇政治障礙等等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在法律法規制度、金融資本支持、外交外事服務、信息系統管理等方面為企業提供全方位多層次的服務和支持。我國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控股企業的對外投資應以企業為獨立主體，以市場化運營為基本手段，以各級政府部門的支持為背景，統籌考慮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帶動我國的商品、資本、勞動力等同步走向世界人力資源管理論文，這其中，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全球化尤其要關注考慮，為國內出現的農民工返鄉問題提供一條新的解決方式。

（三）提供培訓、外交協調、護照辦理等系列服務，切實幫助農民工“走出去”

由于經濟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局限，國內農村剩余勞動力對國際經濟政治知識缺乏了解，在出國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面臨許多現實困難。國內各級政府部門應積極做好信息支持、技術、語言培訓等方面的保障工作，為中國勞動力進入世界就業市場提供全方位服務，同時要在海外使館設立專門的部門，協助解決我國農民工在海外遇到的種種困難，幫助中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能“出得去”，出去后能“站得穩”，并盡快在海外取得較高的預期經濟收入。

由于中國現在具有比較充沛的外匯儲備、數量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日益增強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中國人走向世界的夢想正在逐步變為現實，但這一趨勢是歐美等發達國家不愿意看到的?，F在西方國家在宣傳“人權高于主權”等意識形態的同時，又同時利用簽證護照等國家行為限制中國人走向世界，這些都客觀上限制了我國農民工順利走向國際勞務市場。為此，國內外交部門應盡量協調解決農民工去非洲、拉美等國家的簽證問題，爭取更多的非洲、拉美國家給予中國“免簽證”政策或“落地簽”政策，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也應盡量配合簡化農民工的護照辦理手續和其他出國手續。

（四）提供貸款資金支持與保險保障服務，切實支持農民工“走出去”

目前一個農民工要出國就業，辦理包括體檢、培訓、簽證、機票等各項手續的費用，至少要花費1-2萬元，高的甚至可達3-5萬，這筆錢對許多農村勞務工人來說，無疑是非常沉重的經濟負擔。我們建議，為鼓勵更多的農民工“走出去”，自籌資金不足的出國打工農民工，可申請不超過10萬元的小額擔保貸款，并由政府財政予以全額貼息，將小額信貸作為出國務工的啟動資金，鼓勵返鄉農民工借助貸款方式“走出去”。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這項鼓勵政策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同時在鼓勵更多的農民工“走出去”的同時，還必須向農民工提供必要的保險保障，結合海外勞務輸出現狀，開發在海外推廣適用的保險產品，為外出農民工提供包括意外險、醫療險等在內的綜合保險服務。保險服務的提供人力資源管理論文，建議采取“政府資助引導、商業保險運作”的方式，由政府對出國務工農民購買保險給予一定比例的財政補貼，讓農民工以更少的保費支出獲得更高程度的保障，引導農民工積極購買保險，為農民工“走出去”提供有效的“保駕護航”；同時還應鼓勵出國務工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對于出國務工期間按時繳納養老保險金的農民工，返鄉后可享受養老保險待遇，以最大程度地減少外出務工者的后顧之憂。

既然西方國家把金融危機的影響帶到了中國，那我們也應該在全球視野下考察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為減緩我國國內因為農民工返鄉問題帶來的壓力，確保我國國內的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村現代化的進程不被中斷，解決我國人口多資源少的矛盾，我們必須統籌安排，從戰略角度和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高度考察國內剩余勞動力走向國際就業市場的問題，扎扎實實做好“走出去”戰略的引導工作，將國際投資戰略與“走出去”戰略結合，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走向國際市場服務，確保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同時，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也要“走出去”，在“全球化”視野下解決國內就業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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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①(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①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②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③。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④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①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本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②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③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①。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

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①(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①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②。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超級秘書網

四、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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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依據

（一）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是由日本著名的國際經濟學家小島清提出的，其核心內容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將要處于比較劣勢產業（亦即邊際產業）依次進行。如六、七十年代，日本紡織工業大舉對海外投資正是在日本已基本完成了重化學工業的建立，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業已經處于比較劣勢，變成“邊際性產業”的背景下進行的。

（二）弗農的產品生命同期理論

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把產品生命周期分為三個階段：新產品階段，成熟產品階段和標準化階段。從新產品階段到標準化階段，同類產品的新加入者不斷增多，市場競爭日益激烈。此時競爭的焦點集中于價格，因此降低生產成本就成為生產者主要考慮的因素。20世紀70、80年代，家用電器在日本的生產已進入標準化階段，家電產業逐漸成為組裝加工業，日本逐漸將生產中心轉移到東南亞國家及中國，以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來降低生產成本。

（三）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

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繼承了壟斷優勢論的觀點，吸收了內部化理論的內涵，又引入了區位理論，這構成了該理論的核心。該理論認為一個企業要從事對外直接投資必須同時具有3個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國際生產折中理論對戰后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同樣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如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了面向亞洲“四小龍”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勞動力資源屬于自然因素，而自然因素又是構成一國區位優勢的重要組成部分?？梢?，日本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較為注重將企業的原有優勢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結合起來。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特征

（一）資源開發型對外直接投資：由于日本是自然資源極其匱乏的島國，在其戰后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為保證所需原材料、能源的供應，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資源開發領域。如日本在中東地區以開發油田為目的的直接投資和為開發亞洲地區自然資源而進行的直接投資。

（二）利用廉價生產要素型投資：由于日元不斷升值和日本經濟的迅速發展，日本國內工資和原材料價格不斷上升，使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下降。為了提高競爭力，日本企業不得不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對亞洲各國投資增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獲得亞洲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等生產要素。

（三）邊際產業對外轉移型投資：日本對亞洲和東盟國家的投資往往是既結合本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又配合該地區產業結構的轉換而進行的。通常是日本將國內已失去比較優勢的邊際產業轉移到該產業仍處于成長中的亞洲國家和地區。

（四）市場導向型投資：即為維持和擴大當地市場份額而進行的投資，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繞過貿易壁壘。如60年代以后，亞洲各國實行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紛紛采取高關稅和數量限制等措施，為維持國際市場份額，迫使日本擴大對外直接投資。

（五）專利與信息收集型投資：這集中表現在日本對歐美的投資上，因為歐美國家生產力發展水平高、科技發達，歐美市場對日本企業來講，重要性在于專利與信息收集，商品籌劃與開發研究等知識關系方面，因而大型跨國公司向歐美發達國家投資偏重于技術型產業。

（六）規避貿易摩擦型投資：7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經濟的崛起，日本產品大量涌入歐美，日本長期的貿易順差使其與歐美的貿易摩擦日趨激烈，歐美各國紛紛采取措施限制日本產品的進口。為了規避貿易摩擦，日本采取由直接貿易往來轉為當地生產、當地銷售的直接投資方式，或將生產基地轉到發展中國家通過第三國輸入的迂回戰略，從而達到緩和貿易摩擦，維持已有市場份額的目的。

三、日本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規避國際貿易摩擦的績效分析

（一）日本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規避日美國際貿易摩擦的成效

1．減緩了日美貿易收支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日美國際貿易摩擦

戰后，日本“貿易立國—出口主導”的經濟戰略使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從1965年首次出現以后就開始不斷擴大。80年代以來，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呈現出了迅速增長的態勢，由1980年的69.59億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549.01億美元。貿易失衡引發了日美之間曠日持久的國際貿易摩擦。而日本大規模的海外投資對日美貿易收支的不平衡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作用。雖然日本的海外子公司在設立初期常常會從日本進口原料、配件、資本貨物等，但當其生產逐步步入正軌后，為避免投資摩擦，企業從東道國采購零部件、半成品的比率也會提高，而曾經從日本進口的成品將在東道國當地生產，由此會減少日本的出口；同時日本國內生產向海外的轉移也刺激了日本從海外子公司的進口，即原來的出口產品逆進口到投資國。

2．減輕了自愿出口限制措施對其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

自愿出口限制措施是日本為緩解日美國際貿易摩擦最常使用的一種手段。例如在50年代的日美紡織品國際貿易摩擦、70年代的日美彩電摩擦、80年代的日美汽車國際貿易摩擦中，日本均迫于美國的壓力，對出口到美國的相關產品實施了自愿出口限制。自愿出口限制是進口配額的一種特殊形式，是通過對進口商品規定最高數量或金額，直接限制商品的進口。這種方式對自愿出口限制實施國的經濟及其國內相關生產廠商造成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

3．對外直接投資既促進了日本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更使日本在國際貿易摩擦中獲得了不斷擴大的回旋空間，立于比較主動的地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展開正規的、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其中對東亞的投資產業結構明顯傾向于勞動密集型和一定程度上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的制造業上。而這些制造業又是日本國內早已標準化或將要淘汰的“夕陽產業”及環境污染型產業。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在規避國際貿易摩擦過程中產生的問題

值得重視的是，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雖然給日本經濟帶來了豐厚的利益，但從長遠看卻造成了一些不利影響，而且這種不利影響正在不斷顯現。

1．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上引發了新的摩擦

篇（7）

根據WTO分類，服務貿易包括過境交付、消費者移動、商業存在和自然人移動四種方式，即服務貿易競爭力應指一國服務業出口和對外投資能力。因此，通過運用國際收支平衡表數據，計算服務貿易國際市場占有率、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等來評價一國服務貿易競爭力，至少忽略占很大比例的商業存在模式的服務貿易。因此，較全面評價一國服務貿易競爭力還應考慮服務業對外投資及由此引發的商業存在模式的服務貿易。本文旨在通過比較中美跨境和商業存在模式(某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對外國公民的服務銷售模式)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以期為中國鼓勵服務業對外投資而提升服務貿易競爭力提出建議。

中美總體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比較 為全面比較中美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筆者對兩國跨境模式(BOP模式)和商業存在(附屬機構模式-Foreign Affiliates Trade)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進行比較(見表1)。 表1顯示，1996年，美國FAT模式服務貿易總額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1.3倍;2002年，順差額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2倍多。中國BOP模式服務貿易總額遠低于美國，且處于逆差地位，即中國跨境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遠弱于美國。 因中國整體對外直接投資嚴重滯后，所以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及FAT模式服務出口也很滯后、競爭力極其薄弱;FAT模式服務進口方面，即在中國境內的非金融類服務業外國附屬機構境內銷售收入，2005年總計739.74億美元， 2006總計913.2億美元，遠遠低于美國水平?？傮w而言，中國在FAT模式服務貿易方面處于明顯競爭劣勢。 中美雙邊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及服務業FDI比較分析 為深入分析中美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筆者分析中美雙邊服務貿易(見表2)。表2顯示，無論是BOP還是附屬機構模式的雙邊服務貿易，中國競爭力均遠遠落后于美國，特別是附屬機構貿易模式，中國更顯薄弱，2005年逆差額2倍多于BOP模式。 無論是總體還是雙邊服務貿易額，美國兩種模式均處于競爭優勢，且FAT模式強于BOP模式;中國兩者均處于劣勢，且FAT更劣于BOP模式。鑒于FAT模式已成為國際服務貿易的主要形式和趨勢，所以需對FTA模式的來源——服務業FDI進行比較(見表3、4、5)。

表3、4、5顯示，無論是服務業FDI總額，還是雙邊服務業FDI額，美國都遠高于中國，使得美國FAT模式服務貿易發達于中國。美國服務業FDI處于凈流出地位，而中國處于凈流入地位，故美國FAT模式服務業處于競爭優勢，而中國處于競爭劣勢。 美國鼓勵服務業FDI的政策 中美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比較表明，某國服務業FDI對其服務貿易競爭力，特別是對占主導地位的FAT模式的服務貿易競爭力具有顯著正向作用。因此，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薄弱的中國應借鑒美國經驗，通過促進服務業FDI來提升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

(一)重視國內服務產業發展，并重點進行產業培育 美國服務貿易和對外投資之所以發展迅速，與其國內發達的服務業分不開。服務業已是美國經濟中最龐大、發展最快的部門。美國支持 服務業發展的措施很多，較有特點的是： 主要通過宣傳、立法、設立專門機構等手段，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服務貿易法律體系和管理機制，為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健康、迅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為使國內服務產業發展服從服務貿易全球戰略發展的需要，適度放松反壟斷限制。注重國防工業，特別是軍民共用技術對國內相關服務產業發展的帶動作用。確定重點服務產業并保持其競爭優勢。經過二十余年的發展，特別是自實施“國家出口戰略”和“服務先行策略”以來，其服務貿易和投資的產業發展重點愈益清晰，即將促進重點放在具有強大競爭優勢的旅游、商務與專業技術服務(包括環保、能源等)、交通運輸、金融保險、教育服務、影視娛樂、電信服務等領域，并由商務部分別與能源部、環境保護署、衛生部、教育部等相關機構及行業協會組成專門小組，采取針對性促進措施。

(二)加大人力資本和研發投入，創造并保持服務業競爭優勢 隨著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人力資本/技術密集型已成為服務產業的主要屬性，人力資本/技術對保持服務貿易競爭優勢具有重要意義。 長期高水平的教育投入和人才的引進，為美國帶來豐裕的人力資本，美國已擁有世界上人數最多、最具優勢的科技人才隊伍，促使為美國服務貿易提供競爭優勢的產業基礎持續得到發展，發達的服務業又反過來促進和擴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形成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使得美國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保持優勢地位。 為爭奪國際市場，使美國跨國公司在與國外公司的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美國政府充當為其跨國公司在研發方面保駕護航的角色，如制訂出一定的科研計劃，采取各種措施推動跨國公司科研與開發的發展;通過延長跨國公司研究與實驗機構的課稅減免，來鼓勵跨國公司進行科學研究，推動新型科技產品的開發，以便使美國的跨國公司能夠在技術上領先別國，從而為跨國公司提供創造和發揮比較優勢的機會和手段，增強美國跨國公司國際競爭力。

(三)提供資金扶持與援助，為跨國公司提供“基礎支持” 利用各種渠道和機構對私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資金扶持和援助是美國政府的一貫政策。 金融支持。美國進出口銀行的對外貨款業務中，有兩項貸款是專門支持跨國公司向外直接投資的：開發資源貸款和私人對外直接投資貸款，即對跨國公司給予貸款，幫助擴展業務，提高在國外的競爭力。1971年成立的海外私人投資公司主要有兩項業務：為海外投資企業提供投資保險和對私人投資者提供融資活動。 因中小企業開展海外投資面臨更多風險，所以應更重視對其開展海外投資的鼓勵和保護。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就日益重視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如建立小企業發展中心，對高科技小企業提供資金援助及實行小企業技術轉讓計劃等。 稅收支持。稅收政策是政府調節經濟的重要杠桿，而提供稅收優惠則成為政府鼓勵私人資本進行跨國投資和經營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國政府鼓勵和支持公司向國外擴大投資的重要工具，如除與許多國家在雙邊協議避免雙重征稅外，還通過分類的綜合限額稅收抵免、延遲納稅制度、在稅收協定中不列入稅收饒讓條款、經營性虧損結轉制度、在進口關稅減免制度、國外投資收入優惠稅率等方式鼓勵和促進企業開展海外直接投資。 設立扶持企業海外投資的政府性基金。如“TDA基金”作為政府資助私人海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之一，其主要職能是通過資助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定向考察、特許培訓、商業研討及其他各種形式的技術輔助等，增強美國公司的對外競爭力，幫助美國公司獲得海外商機。其中，資助項目可行性研究的費用約占美國貿易發展署整個預算的77%。

(四)建立海外投資保障制度，保障跨國公司對外投資 美國于1948年首創官方海外投資保證制度;1969年，美國再次修訂《對外援助法》，規定設立直屬國務院的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1971年1月，海外私人投資公司正式開業，從此確立沿襲至今的由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管理海外投資保證業務的體制，即海外投資保證制度，對美國的私人對外直接投資承擔特別風險和綜合風險保險，如禁兌風險、征用風險、政治暴力風險，大大減少企業海外投資風險，促進跨國投資事業的發展。

(五)為海外投資者提供系統、完善、可靠的信息服務，以降低投資風險 美國政府主要通過國家行政機關或國內特別機關駐外使領館所設的經濟與商業情報中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等機構形成的信息網絡為企業提供從項目考察設計、論證到組織實施全過程的信息咨詢 服務等來實現對投資者的情報服務。

(六)與企業密切合作，注重務實性、技術性促進措施 美國商務部等主要貿易促進機構除注重通過立法、設立專門機構等手段，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服務貿易法律法規體系和促進機制，為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健康、迅速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外，特別注重與企業間密切合作，更多地應用深受服務出口和投資企業歡迎的務實性、技術性促進措施：如大量通過派出政府與企業聯合商務團組，包括利用類似于召開美中商貿聯委會等雙邊貿易協商方式開展游說與促進工作，以及舉辦各種商務對接、商務會議、展覽等商務促進活動，幫助企業尋找商機;針對服務出口和投資不同于商品的不同特點，舉辦大量技術性、務實性很強的專業培訓活動，幫助分析出口和投資目的地國家的市場和投資做法、消費趨勢及習慣等，以幫助中小服務企業提高服務出口和投資技能等。

(七)改進跨部門合作及與各州的合作，提高促進與服務效率 1994年后，美國貿易促進協調委員會專門組成由各部門專家組成的服務業出口工作小組，主要集中進行跨部門合作與協調：數據采集與分析;共同確定為推動促進工作所必須的各服務行業的專業技術與專家人選;研究建立與民間企業最為有效的聯系與溝通辦法;共同制定在傳統市場和新興市場的出口促進活動計劃與方案。由于服務貿易涉及面很廣，有許多州的法律在服務貿易市場準入等方面的規定與雙邊談判或多邊談判存在矛盾，因此，“國家出口戰略”還要求聯邦政府與各州及地方政府官員建立合作伙伴關系。 結論 通過比較分析得出，中國無論是在BOP模式還是FAT模式服務貿易上均處于劣勢地位，且后者的劣勢更為明顯;而美國服務業對外投資發達對其服務貿易，特別是FAT模式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優勢具有重要意義。鑒于此，中國應把握服務貿易發展趨勢，特別是服務產業國際轉移和FAT模式服務貿易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通過大力發展國內服務產業、豐裕人力資本和科學技術等高級生產要素、確定重點服務產業并實施戰略性產業政策、建立和完善企業海外投資綜合服務網絡、建構各級政府、行業、企業充分合作、協調互促的服務產業出口和海外投資促進體系等，以推動中國服務產業海外投資，提升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

1.郭根龍，服務貿易自由化和競爭力[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

2.中國商務部服貿司.2006年中國服務貿易發展報告[M].中國商務出版社，2007

3.中國商務部服貿司.2007年中國服務貿易發展報告[M].中國商務出版社，2008

篇（8）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區域;發展

1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

1.1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迅速

根據商務部的統計數據,200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211.6億美元,其中非金融類176.3億美元,2007年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87.2億美元,同比增長6.2%。截至到2006年年底，累計的對外直接投資達到906億美元。

1.2投資區域分布集中于亞太和拉美

根據商務部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近兩年的情況,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涉及的國家和地區非常廣泛,2006年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分布在全球172個國家和地區。境外企業分布雖然廣泛,但是呈現明顯的集中傾向,亞洲和拉美地區國家是我國對外投資的主要流向目的地。近兩年,90%的對外直接投資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亞洲,在亞洲、拉丁美洲地區的投資存量占到了總對外投資存量的九成；中國香港、美國、俄羅斯、日本、阿聯酋、越南、澳大利亞、德國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中國近一半境外企業。

1.3投資方式和領域不斷擴展

近幾年我國企業對外投資方式已從初期的以制造業為主的直接投資建廠向資源開發投資、并購以及戰略聯盟等國際通行的形式發展，其中跨國并購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方式。

目前海外投資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涉及到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業、批發零售業、采礦業、制造業、交通運輸倉儲業、商務服務業等行業在內的全方位的經營活動,其中商務服務業、采礦業、金融業和批發零售業占七成。

2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問題分析

2.1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入與流出不平衡,導致貿易摩擦增加

2007年我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非金融類)為783.39億美元,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類）187.2億美元,流出與流入比值為1∶4.18。這樣大幅度的流出與流入比在世界范圍內都是絕無僅有的,由此帶來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和貿易摩擦,制約了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不可否認,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入對我國經濟有積極影響,但是,大量的外國直接投資的凈流入,與連續多年的進出口貿易順差,使我國對外貿易形成“雙順差”的格局,對外造成貿易摩擦增加。

2.2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不合理

目前,我國的許多產品的制造業都處在成熟期,有的甚至呈現衰退跡象,比如紡織品和制鞋,勞動力資源已經缺乏明顯優勢,此時將它們轉移到東南亞等較不發達地區生產制造，就可能是合理的選擇。但從實際運作來看，我國制造業對外投資比重卻相對偏低，因此應逐步擴大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同時更多地選擇以合資、合作的方式對外投資,以期獲得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等方面的資源優勢。

2.3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單一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還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相當一部分投資流向了傳統避稅地區,比如2006年我國企業在開曼群島、中國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傳統避稅地投資占當年流量的81.15%。以國家和地區來看,中國香港、美國、俄羅斯、日本、阿聯酋、越南、澳大利亞、德國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中國近一半境外企業。本來不多的境外直接投資如此集中在少數地區，對于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整體無疑增加了投資風險。

理想的對外投資區域分布應根據投資目的呈現多元化趨勢。以轉移核心競爭力和開拓市場為目的的對外投資,應流向缺乏該種競爭力和市場空間較大的地區,比如中亞、東南亞等地區。

3促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建議

3.1正確選擇投資的地區

具體來說，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應首先考慮東盟國家，這是因為首先東盟十國與中國存在一定產業梯度，應成為中國轉移“邊際產業”的重要場所，其次東盟十國的勞動力價格低廉，適合發展勞動密集型投資，最后它們的投資環境好，實施了許多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另外，獨聯體及波羅的海國家也是我國對外投資又一重要地區，這些國家產業結構畸形，輕工業發展水平十分落后，但消費市場容量巨大，且其基礎設施條件良好、人才資源豐富，因此我國的輕工業產品在這里擁有絕對的競爭力。再者，非洲也是較好的投資選擇地區，我國與非洲諸國的關系一直很好，非洲大部分國家產業結構的層次較低，產業發展水平比較落后，我國的很多產業在許多非洲國家具有潛在的比較優勢。

3.2正確選擇投資的方法

采取正確的投資方式是一個國家的跨國投資活動積極穩妥地向前發展的重要條件。

具體來說，對于我國機械、紡織、輕工和家電等行業的企業在發展中國家投資，應采用獨資新建或合資新建方式，這是因為這些產業在國內已經處于市場飽和，處在成熟階段，企業所具有的技術、知識和管理優勢相對比較容易轉移。對于以高技術和創新為特征的行業，在發達國家投資，應該采用合資并購方式，這是因為發達國家資金、人才等配套實施方面比較齊全，具有技術上的優勢，而且考慮到這些行業技術更新快、投資金額大、合資可以降低投資風險，并購可以節省進入時間，能比較迅速地獲得新技術，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對擁有較多國際經驗和實力的大企業，因為其對國際市場比較了解，熟悉東道國投資環境，為了防止這些優勢的擴散，需要較強的控制程度，宜采用獨資新建；而對缺乏國際經驗的小企業，對國外經營環境比較陌生，宜采用合資并購，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優勢。

3.3政府積極發揮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作用

（1）調整針對不同省市特點的投資管理政策，鼓勵具備條件的省份加快對外直接投資。

當前，我國各省市所處的投資發展階段不平衡，廣東、浙江、上海、福建省在對外投資方面位居首位。東部省市的優勢地位顯著，發展潛力較大，而中西部大部分地區仍處在大力引資和對外投資的起步階段。因此政府在制定宏觀調控政策時，應考慮經濟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實際情況，靈活掌握、適當傾斜，以有效地發揮東、西部地區的不同優勢，促進經濟大發展。鼓勵和支持東部和其它具備對外投資優勢的省市在促進其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廣泛開展海外投資，充分發揮其在“走出去”戰略中的帶動和示范作用。推動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引進來”的進展，扶持地方優勢產業、骨干企業和優質產品的成長，提升這些省市的經濟實力，這也是海外投資的必要準備。

（2）通過產業政策，鼓勵優勢產業“走出去”，推動國內產業結構升級。

篇（9）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篇（10）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

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

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

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

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篇（11）

    新形勢下區域發展中招商引資的戰略思考 我國物流業發展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入世后我國國際貿易摩擦上升的原因及對策分析 淺析進口配額的效果及政策取向 綠色貿易壁壘對佛山出口貿易的影響及對策研究 我國加工貿易政策存在的問題與解決的對策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貿易技術壁壘對我國紡織服裝出口的影響及對策 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戰略與對策研究

    中國汽車產業的發展與技術創新問題研究 引進外國智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研究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特點及發展趨勢 壟斷行業監管機制問題研究 人民幣成為世界貨幣的條件及路徑 當前我國外貿發展對就業的影響 對外貿易與我國經濟發展 惠州對外貿易企業的變遷 中國農產品對外貿易逆差：現狀、成因和對策 中國農業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轉基因農產品貿易政策的國際比較與啟示 中泰農產品貿易的互補性和競爭性研究 中國農業開放模式的選擇研究 中國農業補貼政策的選擇與完善研究 從輪胎特保案看我國的反傾銷 金融危機下廣東的雙轉移戰略 金融危機下貿易保護的新特點 廣東企業走出去研究 廣東外資的可持續利用研究 金融危機下廣東某產業發展對策探析 港口與區域經濟的相關性研究（具體哪個港可以自己定） 中國國際多式聯運問題研究 港口發展中的問題研究（具體哪個港可以自己定）

    中國第三方物流中的問題研究 中國集裝箱運輸中的問題研究 提單的風險及防范研究 貿易救濟制度研究 對國際貿易原理課程教學改革的思考 電子商務環境下新型國際貿易交易結構的確定 歐盟優惠性原產地規則調整與中國出口戰略應對 我國紡織品出口的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 國際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以美國對中國輸美紡織品設限為例 后配額時代我國紡織品出口面臨的難題及對策 國際動物疫病區域化管理趨勢與促進肉類產品出口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或某省市）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應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的技術提升研究 引進外資對我國出口的影響或作用研究 FDI 技術溢出效應對我國企業創新影響的實證分析 對外貿易推動廣東產業結構升級研究 比較優勢理論與競爭優勢理論及其在我國的應用研究 國際商品流動與要素流動關系研究 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研究

    自主創新與增進我國出口商品比較利益研究 論技術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及推動 加工貿易在我國外貿中的地位、利弊或轉型升級研究 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研究 社會責任對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影響的研究 國際勞工標準對我國出口企業的影響及對策 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研究 出口退稅政策對我國外貿的影響研究 標準化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效用研究 國際貿易中的電子商務發展趨勢 國際經濟一體化與貿易相關問題研究 我國發展國際貿易的知識產權戰略研究 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 市場經濟國家地位與我國商品出品對策

    國際勞工標準下我國政府、企業對策 我國紡織業出品競爭力問題和對策研究 我國紡織業的貿易格局與市場策略 綠色壁壘對我國外貿出口的影響分析 世界 FTAS 發展態勢與中國策略分析 我國紡織業出口競爭秩序現狀分析與對策探討 行業協會在規范出口競爭秩序中的作用探討 加入 WTO 后我國民族產業的保護 區域經濟發展的產業模式選擇——以惠州經濟為例 古典比較利益論與中國制造業結構調整的思考 FDI 與我國經濟發展的關系 從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本國貿易的影響看我國開展海外投資 海外投資與出口貿易的相互關系 中國經濟反壟斷立法的探索 廣東區域聚集經濟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及風險研究 論我國進出口貿易對國內通貨膨脹水平的影響 歐元匯率變動對惠州制鞋行業對外貿易的影響及對策分析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內在機理及未來演變研究 中國國有經濟角色演進的反思與前瞻 我國產業結構調查研究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成因及解決思路 企業文化建設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 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戰略思考 廣告語言與消費心理研究 民營企業融資渠道拓展研究 淺論我國民營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育 中小企業文化現狀、問題及對策研究 論民營經濟發展的障礙和對策

    中小企業品牌經營誤區及創名牌戰略研究 顧客忠誠研究述評 基于顧客感知價值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研究 淺析房地產市場營銷策略 客戶關系管理的探討——建立“以客戶為中心”的運營模式 金融危機下的消費思考——中、美消費模式的比較與啟示

    基于顧客關系投資的個性化價格促銷 中小企業出口及其社會責任研究 中小企業國際市場營銷策略研究 廣東農產品出口跨越貿易壁壘的對策研究 中小企業出口低價競銷的原因及治理對策研究 惠東鞋業出口的現狀、困境及對策分析 對外貿易對惠州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外商直接投資對惠州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全球知識網絡與跨國公司 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的機制和對策 國際金融危機的跨國傳播機制研究 國際金融危機對廣東經濟的影響研究 知識的國際傳播機制研究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研究 雙邊 FTA 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 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變動對進出口的影響 FDI 對我國國際貿易影響的區域性差異分析 廣東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我國國際貿易波動的影響因素——基于因子分析的研究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社會傾銷問題 反傾銷背后的國家利益博弈 我國對外貿易戰略調整的原因及障礙分析 綠色國際貿易與綠色國際貿易壁壘 綠色貿易壁壘對我國外貿的影響 如何跨越綠色貿易壁壘 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出口退稅率調整的政策思考 出口退稅政策與我國產業結構調整 國際市場水果檢疫準入與促進我國水果出口的對策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競爭法、產業法與反傾銷法的沖突與協調 中國的對外貿易環境與政策變化 市場營銷視野下的大學生自主擇業策略分析 對中小企業國際市場營銷方式的分析 論國際市場營銷者如何跨越文化障礙和避免政治風險 國外消費者對“中國制造”的感知與評價及對中國企業的啟示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