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言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漢語言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一、諺語的內涵

何謂諺語?諺語是指“在群眾中間流傳的固定語句，用簡單通俗的話反映出深刻的道理。”諺語的絕大部分是人民群眾對長期生活經驗的科學總結，有的是來自文學名著的警句妙語。英語諺語中有很大一部分來源于圣經，以格言或箴言的形式，總結生活的經驗、闡述做人的道理，因此在群眾中廣為流傳。在語言形式上，英漢諺語具有非常相似的特征。

二、英漢諺語的特征

(一)用詞精煉、句式整齊

經過長期的實踐，諺語的用詞十分講究，單句間接凝練、言簡意賅，雙句大多采用對仗，結構整齊、對稱。

漢諺：1、滴水穿石

Constantdroppingwearsthestone

2、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Asdistancetestsahorse''''sstrength.sotimerevealsaperson''''sheart.

英諺：1、Outofsight，outofmind.

眼不見，心不煩。

2、Likefather，likeson，有其父，必有其子。

(二)音韻和諧、易于上口

諺語經過人們長期的使用流傳，具有很強的口語化特點，單句講究韻律，雙句講究對仗，因此說起來朗朗上口，聽起來悅耳動聽。

漢諺：1、嘴上無毛，說話不牢。

Downylipsmakethoughtlessslips.

2、失之東隅，收之桑隅。

Whatonelosesontheswingsonegetsbackontheroundabouts.

英諺：1、Aeeidentswillhappeninthebest-regu-latedfamilies.

家規再嚴，丑事難免。

2、Emptyvesselsmakethemostnoise.

滴瓶不響，半瓶叮當。

(三)比喻生動，寓意深刻

諺語來源于生活又反映生活，包含著許多生動形象的比喻，往往蘊含著深刻的人生哲理。

漢諺：1、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Aslongasgreenhillsremains，there''''llneverbeashortageoffirewood，

2、寧為雞頭，毋為牛后。

Betterbethehead0fadogthanthetailofalion.

英諺：1、Greatmindsthinkalike.英雄所見略同。

2、Acontentedmindisaperpetualfeast.知足者常樂。

三、英漢諺語的翻譯方法

由于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同一內容的諺語，由于各民族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習慣不同，有不同的說法，因此諺語的翻譯需靈活處理。一般來說，諺語的翻譯有以下幾種方法。

(一)同義諺語借用法

同義諺語借用法就是運用相同意思的諺語相互翻譯的方法。雖然英語與漢語在語言習慣、民族特色、地方風情等方面有著極大的差別。但是在某些諺語無論內容、形式都有相似之處，其中運用的對仗、比喻等修辭手法也大致相同，且表達的意義也相同。對這些諺語采用同義諺語借用法，一方面可使譯文更加通順，另一方面更容易為譯文讀者理解和接受。漢諺：1、一次被火燒，二次避火苗。

Aburntchilddreadsthefire.

2、失敗是成功之母。

FailureisthemotherofSuccess.

英諺：1、Likebegetslike.龍生龍，鳳生鳳。

2、Wallhaveears.隔墻有耳。(二)直譯法

采取直譯法翻譯諺語，指在翻譯時盡量保持源語諺語的語言形式，包括用詞、句子結構、比喻手段等，把原來的內容、形式、精神都輸入到譯文中，保留形象，努力減少翻譯中的損失。張培基在《習語漢譯英研究》中指出直譯法的重要性，“由于一國語言中的習語最能集中反映該國的民族文化、傳統等各種特點，民族色彩很濃，習語的直譯就有了它的特殊重要性。”

漢諺：1、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Itiseasytododgeaspearintheopen.buthardtoguardagainstanarrowshotfromhiding.

2、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Afireonthecityhallbringsdisastertothefishinthemoat.

英諺：1、Forbiddenfruitissweet.禁果分外甜。

2、Halfaloafisbetterthannobread.

有半塊面包總比沒有好。

(三)意譯法

由于語言結構和文化背景的緣故，有一部分諺語無法進行直譯。這部分諺語一般沒有很強的比喻，或者根本沒有比喻，且這類諺語的特點是寓意較深且隱含于較淺顯的字面下，帶有濃厚民族色彩且多來源于歷史典故，我們就沒有必要去追求原文的形式了，而應選用意譯法表達出來。意譯主要是指在翻譯時抓住內容和喻義這一重要方面，犧牲形象，結合上下文靈活地傳達原意，幫助譯文讀者更好地理解原文。

漢諺：1、塞翁失馬，安知非福?Alossmayturnouttobeagain.

由于譯文讀者不了解該諺語的背景，無法理解它的直譯“Whentheoldmanonthefrontierlosthismare.whocouldhavesuggesteditwasablessingindisguise?”

2、天有不測風云。

Somethingunexpectedmayhappenanytime.

“天有不測風云”，若把它的字面意義和形象意義毫無保留地譯成英語。會使英文讀者不知所云，因為漢語中“風云”的文化含義一般的西方人很難理解，若把它的隱含意義譯出，就一目了然了。

類似的，在英語當中也有很多只宜意譯的諺語，如：WhenGreekmeetsGreek.thencomesthetugofwar.兩雄相爭，其斗必烈。(不宜直譯成“希臘人遇上希臘人。定有一場好斗。”)

(四)直譯和意譯兼用

由于漢英兩個民族在文化傳承、語言結構、表達習慣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在許多情況下，單獨使用直譯或意譯不能達到目的，因此要將兩種方法結合起來。采用直譯保留原文比喻形象，兼用意譯作適當補充，不給讀者造成錯誤聯想。

對一些喻在言外的漢語諺語可以采用這種翻譯方法，例如：一個碗不響，兩個碗丁當。Onebowlisquiet，tWObowlsmakearow.(譯文中的前半句采用直譯法，后半句中的“丁當”意譯為吵架，不僅彌補了直譯的不足，將含義譯出，而且收到了畫龍點睛的效果。)同樣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以翻譯為：SimaZhao''''sintentisknowntoall.thevillain''''sdesireisobvious.

四、英漢諺語互譯時需注意的“三化”

(一)民族化

諺語和本民族的社會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關系，翻譯時不僅要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和社會習慣，而且要了解譯人(書面語)語的社會習慣、生活習俗等文化背景。千萬不要用充滿本國民族色彩的諺語去翻譯原文，也就是說不能用含中國地名或人名的漢語諺語去譯英語諺語，反之亦然。

下面這個例子都是有欠考慮的，譯文充滿了異國文化色彩，讓讀者感到啼笑皆非。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譯文1：UntilQingFuisdoneawaywith.thecri-sisinthestate0fLuwillnotbeover，譯文2：Therewillalwaysbetroubleuntilhewhostirsitupisre-moved.

分析：如果讀者不了解這句漢語諺語所包含的歷史文化背景，他們看到譯文1就會大惑不解。慶父是魯莊公的弟弟，慶父不死，魯國的禍亂就平息不了，比喻不除掉罪魁禍首，就不會有安寧。所以還是選擇譯文2比較好，因為把這句漢語諺語的寓意翻譯出來了，讀者也就容易理解了。

(二)口語化

諺語在語體上非常接近日常口語，具有很強的口語化特點。諺語翻譯時要注意口語化。

漢諺：少見多怪。試比較兩種譯文：Wonderisthedaughterofignorance，(口語化)Seeinglittleisthecauseofamazement.(書面語)

英諺：Theleopardcan''''tchangeitsspots.試比較兩種譯文：是豹改不了斑紋，是狗改不了吃屎。(口語化)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書面語)

(三)藝術化

諺語翻譯要注意語言的藝術性。一要注意用詞的精練，二要注意上下兩句的對仗，盡量使譯文具有韻律又押韻，通俗易懂。

漢諺：酒后吐真言。Winein，witout，看菜吃飯，量體裁衣。Fittheappetitetothedishesandthedresstothefigure.

篇（2）

漢字是現代世界上各種記錄語言的文字中唯一繼承傳統而被保留下來的文字。它與音節文字、音素文字構成當今文字的三大類型。音節文字與音素文字是通過記音而達到記義的。漢字作為表意文字則是直接記義的。它在記音方面不甚明顯，也就是說，漢字在聯系語音方面的功能是較弱的。在漢語圈中，同一漢字在不同方言區可以讀不同音而在意義的理解上卻又是相同的。所以，漢字的功能特征在于它的表義性。它是建構在音形義相互聯系的基礎上的。其最大特點是既以形表音，同時又以形表義；其間音與義是通過形體建立聯系的，即音與義之間是間接取得聯系的。我們可以把這種現象稱為漢字的三維結構。有如下圖所示：

形體

語音……語義

（虛線表示間接性）

因此，對于漢字，就有了聽音尚難辨義，識音則能解義的特點。另外，如上文所述，漢字是以表義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開放性特征。一個形體，在漢語中，不僅僅允許它在不同時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讀音而獲得同一意義，甚至還可以為語音系統與漢語迥異的其他民族語言（如日本、朝鮮、越南）所借用。

由于漢字的表義是體現在形音義一體化上，因此，可以說每一個漢字基本上都是音義的結合體，這與語素是音義結合體這一特點是相吻合的。傳統的語文教學被稱做“讀書識字”，我以為這正說到了點子上。問題還不僅僅到此，關鍵是在于識字就能讀書上。這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語言現象，漢語語句構造是依賴語義勾聯起來的。我們只要從掌握漢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個個漢字的音也就懂得一個個漢字的義，同時從這些串聯成句的字義中又可領會出句義、文義。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也就在一個“悟”上。現代語言學的任務，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語言人文主義特點，挖掘其中的規律。因此，研究漢字和語法的關系當然也是這方面的重要課題之一。下述三個方面是我們在探索中獲得的幾點認識。

其一，漢字的表義性適應了漢語語法的彈性特征。我們知道，語言的組合序列有如一條長鏈，鏈鏈相扣，環環相接，其間每個語詞乃至每個漢字都是語言中的一個鏈子。在漢語中，這種鏈式序列可以允許人們根據需要取去某些鏈子（語詞）而不影響達意，其銜接處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說，漢語語法的彈性特征恰恰表現在意合性上。意達而詞之多寡可隨意增刪。神經病理語言學實驗表明，人們記憶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記憶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腦神經系統加工處理的不是語音，而是語言所運載的信息，即語義。漢字的缺點是與語音聯系不緊，但它在對于字義的理解上顯然優于拼音文字。因為漢字的規律就是文字形式與概念間的聯系比較緊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節的字母連綴而成的，人們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讀出字（詞）音來，如果其意義正好是在口語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時明白詞義。但在一些國家的閱讀教學中，也常常出現會拼、會讀而不知句子含義的“語義性失讀癥”。然而，漢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從于語義，表現出語義，因此，學習漢語的人很少出現能讀音而不理解意義的現象。這就是說漢字具有知音解義的特點。這種特點有力地支持了漢語語法的彈性特征。漢語語法表達中的重意義支點，輕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漢字的這種表義性征。句子中的語詞彈性現象主要地體現在漢字上。漢字的塊狀和可拼合性為漢語語法的“隨表達意圖穿插開合，隨修辭語境增省顯隱”〔2〕和以意義支點為中心的表達意識提供了豐厚條件。

其二，漢字的單音節語素性質適應了句法中的韻律需求。漢語作為一種帶有濃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語文，其注重韻律的特點是這樣的明顯，它不但講究句子的抑揚頓挫鋪排，而且還講究句子音節的多寡對應。一般觀點認為，句子是由詞組合而成的。漢語的詞，在古代以單音節為主，字即是詞。在現代，漢語詞匯已向雙音化發展，古漢語的詞延傳到現代大多降級為語素，因此，字又相當于語素。雖然如此，但傳統的文化征性并沒有因此消失。漢語語素具有靈活性，它可以根據需要而隨時升格（還原）為詞。據統計，漢字中仍能獨立成詞的約有2000字，在現代漢語日常生活的語料中，這些作為詞而獨立運用的字，其出現率為61％。至于那些不成詞的實語素，在一定的語境中也可以成詞。例如，在“夾道迎接”、“雙喜臨門”、“擁被而臥”中的“道”、“臨”、“擁”這些字都是詞，它們體現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義。另外，由于漢字的表義性，使得現代漢語雙音節詞在表達中既可選擇單字（單音節）形式也可選擇復字（雙音節）形式，從而有效地調節了語言的節奏，使句子的結構勻稱，音節配合和諧。如“學校”可說“校”，“月亮”可說成“月”，“時候”可說作“時”，“開始”可說為“始”，“工廠”可簡作“廠”等等。有時根據表達需要，多音節詞還可以隨意拆合，依賴漢字表義特性加以運用，使字（語素）升格為詞。如“青春痘”一詞可以拆成兩個詞，“我們要青春，不要痘”（廣告語）就是一例。漢語的對偶句對音節的選擇更是顯示了漢民族語言文化的傳統——漢字對組詞成句的特有作用。這方面行家已有諸多論述，不在這里贅述了。

其三，漢字的塊狀整體認知適應了漢語語法的整體認知特征。漢人的思維觀在于注重整體性。人體生理學的研究表明，中國人的思維偏重于大腦右半球。而右腦主管的能力正是具體性的能力，綜合性的能力，類推性的能力，空間性的能力，直覺性的能力和整體性的能力。〔3〕這些特點在漢語言文化中表現很突出。例如，漢人傳統的舞臺藝術表演，一舉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個體、局部想到整體、全貌。漢人對漢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體輪廓。漢字是一種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殘缺筆畫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體，仍能認讀。這對于拼音文字來說，是難以想象的。由此，我們聯想到近年來有人提出的漢字上的“識繁寫簡”問題。這個提法適合不適合當前的實際需要，我們不妄加評論。但有一點，“識繁寫簡”是符合漢民族整體認知的文化心理的。在這方面，有許多人有過親身體驗。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識字上就有這么一個特點，用繁體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們閱讀下來幾乎沒有問題，但如果請他們寫幾個字，可就為難了。這里面說明了這么一種現象——他們能讀能認繁體字，但無法書寫出來。他們在認字時是運用整體認知原則的。這種整體認知在漢語語法中也有許多表現。從現行語法觀看，有些句子是屬于成分殘缺的，但人們在閱讀理解時并不困難。例如，“自行車下坡請減速！”“一個孩子好！”這些句子用現行語法理論都很難給予合適的分析。但在交際中卻是達意的好句子。因為人們是從整體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歐語一樣從形式入手去理解內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這兩句話詞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際者從來不引起誤解：

在家里我對兒媳像閨女一樣，

│兒媳對我也像親媽一樣。

│在家里我對兒媳像親媽一樣，

兒媳對我也像閨女一樣。

讓外國人理解，就不明白“閨女”換“親媽”，意思怎么還會相同呢？其實這兒正好充分體現了漢人所具有的抓意義支點——“我對兒媳”、“兒媳對我”，從而進行整體領悟的能力。從上述分析可見，漢人在認識漢字和漢語語法上具有一種通約性。這也是漢字之所以從創始以來幾千年而不廢的原因之一。從中亦可看出漢語語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傳統。

由此，我們還可以推論，假如有朝一日漢字的方塊形體改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漢語語法不能不隨之發生變化，走上形態特征的道路。因為漢字的見形識義、識音解義、以意義為重心的特點和漢語語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漢字為漢語語法特點的存在提供了諸多方便。

從目前來看，漢字與語言的關系在字音、字義方面已經有許多成果，但在漢字和漢語語法的關系上尚屬未開墾的處女地。我們希望這個領域今后越來越引人注視，會有更多的同仁參與探索、挖掘其間規律，從而促進漢語言文字的理論研究深入發展。那么，本文的寫作目的也就達到了。

注：

篇（3）

兩個標準來進行的，其中以內部結構為標準的分類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實，漢語短語分類中的“功能說”和

“結構說”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葉斯丕森和布龍菲爾德理論的影響。在結構分類方面，布氏的句法結構觀念似

乎特別適合于漢語，因為漢語詞的構成方式、短語的構成方式和句子的構成方式是那樣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

結構類型的分析可以直接應用于漢語每一層面上的語法單位的結構分析。短語在漢語語法單位中處于一種樞紐

地位，因此，短語的結構類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詞。這是漢語語法單位進行結構分析的一條捷徑，發展到頂峰

就是“詞組本位說”。如范曉先生在《說句子成分》、《關于結構和短語》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漢語的句子結

構和短語結構的構造原則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獨詞句外，句子只不過是獨立的短語而已。根據這種觀點，應當

是有多少種結構的短語，相應地便會有多少種結構的句子。

1．2“詞組本位說”把句法結構類型和短語類型完全對應起來，即以分析短語的結構類型為基礎，擴

展到句子結構。作為一種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處；從實際的作業上看，它也具有相當的成效。它操作起來十

分簡便，似乎可以一以貫之地分析漢語的一切“結構”，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恰恰是這種簡便掩蓋了漢語短

語類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實質性問題，如（一）是不是每個短語都可以在結構類型中找出它的歸屬？有

的虛詞和實詞組合，其內部結構關系如何看待？（二）結構類型相同的短語，為什么其語法功能和轉換關系不

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學者討論”在結構分類中都是主謂關系，但前者能作“進行”類動詞的賓語，后者

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語限定之后作主語或賓語，后者不能。（三）許多結構類型不同的短語卻有同樣的語法功

能，這是為什么？

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的、備用的語法單位，對它內部進行分析以及據此而進行的分類，其標準與動態的、

使用的語法單位—一句子的分析不應該是一樣的，事實上，構成短語的成分和構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

的同一性。呂叔湘先生認為“從語素到句子”有一個“中間站”，即短語。②這里我們借用下“中間站”這個

說法。我們認為，如果說漢語語法單位由靜態轉化為動態有一個中間站的話，那末這個中間站不是短語，而是

句子成分。語和短語都需要這個中間站的過渡，才能由靜態的備用單位轉化為動態的使用單位。③“詞組本位

說”所做的單純的結構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單位，因而沒能解決上述問題，也就不能使短語

研究向更深的方向發展。

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學者對“詞組本位說”提出質疑，試圖把短語的結構和句子的結構區別開來，進而建

立詞法、短語法（有的學者叫“下句法結構”）、句法三足鼎立的語法分析體系，④這一步邁得很勇敢，也頗

有見地。如果把短語法單列出來，那末短語分類就和句法結構分類有了質的區別。但他們的分類如仍按短語內

部的結構關系來確定，上面提出的問題就仍無法解決。

二短語分類的原則

2．1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們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給短語分類。有一個原則問題必須加以強調，那

就是同劃分任何語法單位類別一樣，給短語分類也應該遵守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則：劃分出來的類別能夠有效地

服務于分析。反過來說，就是：不管用什么標準來劃分，只要劃分出來的類別可以用來有效地說明語法規律，

這個分類就應該是有效的語法分類。

基于上述原則，就我們已經掌握的語言材料進行試驗的結果來看，依據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進行的分類能

夠較好地服務于語法分析的目的，能夠較好地解決至今尚未很好解決的一些句法分析問題，如句法分析中的主

賓類問題。用這個新的分類能夠較好地說明短語作為與詞一樣的靜態單位，其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對包括它在內的更大一級的句法結構有什么影響，而這些問題是依據結構關系分類所無法說明的。事

實上，類似這種分類的觀點已經有人在實際的語法分析中運用過，只不過是非自覺的罷了。比如許多學者分過

“受事主語句”的特點，從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們的意識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動作”格式和“受事—

一動作”格式加以對比，而這兩種格式正是從分析語義關系的角度確定的。我們不過是試圖把這種零散的、不

自覺地運用語義關系進行語法分析的做法當作一種理論依據加以系統化而已。

2．2我們給短語分類的標準是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當然，語義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因此這里

就需要給語義標準界定一個范圍。如前所述，從分類的目的和結果來看，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也應該是語

法分類，因為它最終是為解釋語法現象或語法規律服務的。這種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不是指個別的詞與詞之

間的具體關系，而是指某類性質的詞與另一類性質的詞之間的概括關系。

任何一種語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兩個任務：一是切分層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來的直接成分（immedi

ateconstituent）之間的關系。切分層次是對結構的處理（實際上也與語義有關），而說明直接成分之間的

關系卻與語義直接相聯系，要想完全脫離開語義關系是不可能的。由于這種事實，再加上沒有分清作為靜態的

備用單位的短語和作為動態的使用單位的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目前許多語法論著中對短語結構關

系類型的說明實際上是把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如并列關系、補充關系）和句子成分之間的結構關系（如主謂

關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語法地位（如偏正關系）糾結在一起了。

2．3有的語法學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語和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語

法單位，“其內部的詞與詞之間就只有單純的語義關系，而不存在其他關系”。并據此提出了十類語義關系，

見下：

Ⅰ并列：機關學校閱讀欣賞

Ⅱ限定：秀麗景色大膽設想

Ⅲ補充：解釋清楚熱得淌汗

Ⅳ施動：風吹人住

動施：吹風住人

Ⅴ動受：展覽書畫維修房屋

受動：書畫展覽房屋維修

Ⅵ評議：應該參加能夠勝任

Ⅶ同Ⅶ判斷：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長小李

Ⅸ描寫：衣著樸素成就輝煌Ⅹ雙受：問他問題給我知識［⑤］

就我們目前收集到的資料看，這種分類大概是第一次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短分類，比較全面地體現了短語

與句子的本質不同。我們將在這種分類的基礎上探求一下語義關系的不同是如何影響短語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響包括短語在內的更大一級句法結構的。

需要說明的是“歧義結構”，因為從語義關系的角度無法確定“咬死了獵人的狗”是限定關系還是動受關

系。“歧義結構”是短語脫離語境而產生的現象，在具體語境中，短語的內部關系只有一種，因此“歧義結構

”對我們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沒有影響。

三、驗證語義標準短語分類實用性的方法

3．1如前所述，我們所做的語義標準分類是為了揭示短語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句法結構和句法分析產

生的影響。就我們觀察的結果來看，它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一是充當句子成分時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結構的變換關系；三是如果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即成為句子時，這些句子所具

有的特點。語義標準短語分類的實用性即在于此。這里需要說明一點，在下面具體驗證的時候，并不一定在三

個方面同時進行驗證，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并不能在三個方面同時產生影響。這里只就其中的一個或兩個

方面進行驗證。

驗證的方法是比較，比如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不同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相同的，屬于這種

情況的如施動短語不同于受動短語，但兩者的結構關系；卻是相同的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不同的，與此相反，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相同屬于這種情況的如施動短語廣義上相同于施動短語（主席團坐著／坐

著主席團），但就結構關系看卻是主謂短語和動賓短語。

3．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選擇比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義的施動動語和受動短語來比較。倘若把這兩

種短語區分開來能夠更好地分析和說明一些語法現象和規律，那就證明語義標準分類是有實用價值的，因為，

如果用結構關系標準來分，它們就沒有什么區別，都是主謂短語。我們希望這種比較能起到“管中窺豹，可見

一斑”的作用。

比較兩種事物必須以一個在外的條件為參照點，被比較的事物在這個參照點上呈現出相同或相異之處，這

樣的比較才有意義。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進行比較，也需要參照點。我們找到兩個參照點：一是兩類短語由

靜態的語言單位轉為動態的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二是兩類短語充當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下面我們分節

討論。

四兩類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在結構類型中都是主謂短語，按照一般語法著作的說法，一個主謂短語具備了一定的

語調或加上一定的虛詞就可以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轉成一個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個有趣的事實是：許多語法著述都講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

事主語句，因此給人的印象是施動短語似乎更容易直接轉為自足的句子。其實不然，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

言語單位進有各自的自足條件，而各自的自足條件又呈現出明顯的對立，這種對立又主要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

。

4．1丁聲樹先生在談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時說：“……從謂語方面看，謂語往往不是一個單獨的動詞，

動詞的前后多半有別的成分”。［⑥］這個概括當然是正確的，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受動短語轉成的言語單位

就是受事主語句，因此，我們談受事主語句謂語方面的限制，實際上就是分析受動短語轉為受事主語句（言語

單位）時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的自足條件。

施事主語句對謂語是否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這一要求不是強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動詞作謂語，前后

可以沒有別的成分，如：

（1）明天下午的會李校長發言。（2）我休息，他勞動。以上兩例的謂語都是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

，而且這幾個動詞本身又不能帶賓語，這和動詞本身是不及物動詞有關。

但是，漢語中的動詞絕大多數是及物動詞，多數施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也是由及物動詞充當的。另一方面

，受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則必須由及物動詞充當。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句子的自足條

件完全不同。

由施動（及物）短語轉化而來的施事主語句，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否則盡管從結構上看主語和謂

語俱備，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較下面兩個例子：

（3）醫生們治好了他的病。

（4）＊醫生們治好了。

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因主語是它后面的及物動詞的受事，因此，

動詞一般不帶受事賓語仍是自足的，如：

（5）他的病治好了。

（6）這首詩背下來了。

4．2事實上，人們在理解句子時，必然會受到兩種短語的不同自足條件的影響。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下

面兩個例句來證明這一點：

（7）敵人打退了。

（8）我們打退了。

例（8）無論怎樣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們”不會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盡管“敵人”也可以

是“打退”的施事，但這個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語句時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們一定會把這個句子

的主語理解成受事。

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其主語擔負著語法和語義兩個層面的任務：從語法上看，一個句子必須

有一個話題，即主語。假如這個話題在表層結構中沒有出現，它一定被語境承擔了。話題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語句的受事就是話題。從語義上看，一個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不管這個受事在什么位

置，也就是說，受事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后面，也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前面。及物動詞的受事若不出現，它在語義

上就沒有著落，以施事、受事與同它們相聯系的及物動詞的關系而論，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這一點還可以通

過“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較中看出來。

“把”字引進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

（9）我把信寫完了（不說“我把寫完了”）而“被”字引進施事，在許多情況下施事可以省略，如：

（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說“小王被打了”）我們認為受事主語句可能就是為了滿足語法和語義兩個

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為滿足了這兩個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

不成立。又如：

（11）罪犯槍斃了。（12）行刑人槍斃了。例（11）是自足的，因為它是由受動短語轉成的句子；

例．（12）不自足，因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如果它原本是個受動短語，那末當它

轉化為句子時，動詞的前邊必須加上表示被動意義的虛詞，如“被、給”等才合乎自足的條件。當然它也可以

是施動短語，那就必須在及物動詞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總之，按結構關系標準分類，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屬同一類型，那末這種分類對揭示兩類短語因語義關系

不同而導致的不同的語法特點就沒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語義關系標準把它們加以區分，就能很好地說明它們

各自不同的語法特點所產生的根源。

五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

按結構類型來說，主謂短語（包括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可以充當六大句子成分（這里仍沿用傳統的稱謂

）中的任何一種，但是，充當某一相同的成分時，由于二者的語義關系不同對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對短語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別討論。

5．1作謂語

受動短語作謂語要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語必須是受動短語中動詞所表示的動作的發出者

（施事），另一方面短語內部的受事的范圍也比較窄，或者由泛指代詞“什么、誰”等充當，或者由遍指性名

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并且動詞前有副詞“也、都”等與之呼應。如果不是這樣，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現，

如：

（1）他什么都不說。（2）他樣樣事都會做。（3）大水……，頭也不抬，話也不說。在意念上，以上

各句的主語都是受動短語中動作的施事。從變換式上來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語可以和短語里的受事互換而

不改變句意。如：

（4）什么他都不說。（5）樣樣事他都會做。它們可以自由變換的原因大概是這類句子的格式比較固定

，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這樣的格式作標志，不會把動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

當然，除了上述兩個條件外，還有一種情況，即受動短語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如：

（6）我這輛車買貴了。（7）王師傅那套西裝做大了。（8）小劉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

語都是施事，受動短語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的，而非周遍性詞語充當的。這三句有兩個

共同的特點：一是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之間具有領屬和被領屬關系；二是充當謂語的受動短語中的動詞后

面都有形容詞補充成分。我們知道，描寫短語作謂語時，主語和描寫短語里的被描寫成分之間一般情況下是領

屬和被領屬關系，如“他性格堅強”、“李明眼圈紅了”。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測：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對短

語內部動詞的要求是，必須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形容詞補充成分的語義指向是短語里的受事，如例（8）

的深層語義關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簡說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結構關系和語義關系與“李明眼圈紅了”完全相同。因此我們可以說，動詞后面帶形容詞補充成分是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的一個必要

條件，如果沒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劉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詞補充成分換成時

態或趨向補充成分，句子就覺得不夠自然，如“＊小劉帽子戴過了”，“＊小劉帽子戴出去了”。

如果把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調換過來就成了施動短語作謂語。施動短語作謂語時對上述要求不是強制

性的，而是可有可無的，如：

（9）這輛車我買貴了。—一這輛車我買了。

（10）那套西裝王師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裝王師傅做了。

施動短語作謂語，一般不受這么嚴格的限制，其主語一般是非生命體，在語義上是作謂語的施動短語中動

詞的受事（這是最常見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體。如：

（11）桌子我搬走。（12）這個人我認識。

例（12）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都是生命體，可見施動短語作謂語對句子的主語和短語本身結構的

要求都不嚴格，只要是生命體作施動短語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

（13）誰的孩子媽都愛。

當然，這方面沒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補償”。從變換式上來看，許多施動短語作謂語，其主語又是

非生命體時，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換，下面例子中右側的句子都不成立：

（14）漢語我輔導，（英語你輔導。）—一＊我漢語輔導，（你英語輔導。）

（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

有的施動短語作謂語，雖然主語是非生命體，但二者仍然互換，如例（9）（10）句可變換成例（6）

（7）那樣，這可能和二者之間具有領屬關系密切相關，例（14）（15）句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之

間沒有領屬關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換。

還有一種受動短語作謂語的情況，如：

（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

這種受動短語作謂語和上文講過的情況不同，其主語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動短語中的動作的施事，而是受事

，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種事物，如“針、木刺”或“沙子、風”等等，在表層結構中它們都沒有出現。主語和

受動短語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關系，而是領屬關系。正因為二者都是受事，它們之間盡管具有領屬關

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樣互換，而且這種“O［，1］（受事）—一O［，2

］（受事）—一V”句式的謂語只能是受動短語，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

（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5．2作賓語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都可以作賓語，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們作賓語時，整個句子的謂語動詞要受

到一定的限制（這一點和它們作主語時對謂語的要求是一樣的），即很少以動作性很強的動詞作句子的謂語，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動、感覺現象或表示判斷的動詞來充當。因此，從總體上說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賓語時沒

有什么太大的區別。但是有些意義類型比較特殊的動詞作謂語，對兩類短語有不同的選擇；反過來說，正因兩

類短語的內部語義關系不同，才使其一可與此類動詞搭配，另一個不可以與之搭配。如“進行”這個動詞在意

義上表示持續性活動，在語法上它是一個形式動詞，本身不表示動作，真正表示動作的是它后面的動詞，“進

行”則在動作動詞前承擔表達時態的任務，并把后面的動詞由謂語改變為賓語。“進行”的賓語一般是動詞，

而且用作賓語的動詞本身下能再帶賓語。有時，“進行”的賓語可以由受動短語充當，但不能由施動短語充當

。如果我們按結構類型來分析，只能說有時“進行”的賓語可由主謂短語充當，這種說法掩蓋了兩類短語的不

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同的語法現象。下面的兩個句子都是不成立的：

（1）＊進行干部學習（材料）。（2）＊進行我們交流（思想）。而我們可以這樣說：3）進行社會主義建設。（4）進行思想改造。

許多語法學者在研究句型時，運用設計框架的辦法來驗證句型的不同，這里“進行－－非名詞性賓語”也

構成一個框架，它是區別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各自不同的語法功能的一個標志。

5．3作被限定成分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如果前面沒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語和賓語，并對謂語動詞有大體一致的要求。如果

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動短語仍然可以作主語和賓語，施動短語一般不能。下面兩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動短

語充當的：

（1）1984年，我國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

（2）我們必須做好機構變動中的人員調整。為什么不能換成施動短語呢？原來，施動短語既不是名詞性

的，也不是動詞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動短語，其動詞意義比較抽象，有兼類詞（兼動詞名詞）的傾向，

如（1）（2）句中的“改革”“調整”，又如“這個村的田間管理”，“家庭領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設”等。

因此，受動短語可以以其整體功能的名詞性充當普通名詞經常充當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動短語的這種名

詞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詞序比較固定，因而又表現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兩句的受動短語一般不能

變換成相應的動受短語：

（3）＊……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經濟體制逐步展開。

（4）＊……機構變動中的調整人員。受動短語的凝固性還表現在它可以做許多學科的術語，如“苗木定

植”，“地質勘探”等等，許多刊物的名稱也是這類學動短語，如“語文建設”、“漢語學習”、“哲學”研

究等等⑧，這些學科術語和刊物名稱一般不用施動短語或相應的動受短語來稱謂。

通過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兩類短語的不同語義關系對其語法功能的影響。我們上

面分析的語法現象，恐怕是結構分類所不能解釋的，反過來卻證明了語義標準分類的實用價值。可供比較的短

語還很多，如動施短語和動受短語，評議短語和動作性限定短語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暫付闕如了。

附注：

①范曉《說句子成分》，載《阜陽師院學報》（社科）1983．1。《關于結構和短語》，載《中國語

文》1980．3。

②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商務印書館。

③參見申小龍《中國語法學方法論研究》，載《語文導報》1986．5。

④參見陸仁昌《關系·平面·成分－－漢語詞組法試論》，載《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1984

．1－2。

⑤呂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學》，載《中國語文》1982．1。

⑥丁聲樹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商務印書館。

⑦此三例轉引自徐樞《從語文、語法和語用角度談“名（受）＋名（施）＋動”句式》，載《語法研究和

篇（4）

當類人猿進化為人類時，為了達到相互之間的交流，他們可以通過聽覺器官接收信號，然后再通過發音器官傳達信號。但我們必須承認，人類也可以通過視覺器官接受信號，然后再通過手或身體的某個部位的描畫動作來傳達信號。初民在生產實踐中不僅使用聽覺器官將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發出的聲音記憶下來，而且他的視覺器官同樣將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印刻在大腦皮層上，在與其他的人進行交流時，他可以用聲音來表達，也可以用身體的各種動作主要是手勢來表達。例如他要表達一個果實的概念，他可以發出果實被他拋擲時發出的“gululu”（后來成為“果裸”一詞的來源）滾動聲，也可以用手比劃一下果實的圓形。因此，與“音響形象”一樣，用手比劃一個圓形也是一種“能指”。如果說前一種“能指”根源于人類的聽覺器官和發音器官，那么，后一種“能指”則根源于人類的視覺器官和手，我們將前者姑稱之為“聽說器官”，后者姑稱之為“視寫器官”，當然這里的“寫”是在廣義上說的，不僅指寫在紙上的，刻劃在石頭或陶器上的符號，也指訴諸視覺的空間動作。

一些人類學家多談到現代“原始”民族存在著手勢語，這正是由“視寫器官”產生出來的。在初民那里，手、口同時與腦密切聯系著，以致手和口實際上都是腦的一部分，無庸相互依傍，皆可以獨立表達概念。列維—布留爾在《原始思維》一書中引述了許多例證：“在瓦拉孟加人那里，有時禁止寡婦說話達12個月之久，在這整個期間，她們與別人交談只能通過手勢語言。他們使用這種語言達到了如此純熟的程度，以致在沒有必要這樣做的時候她們也寧愿使用這種語言”。“林肯港區的人們也象庫貝斯克利克的土人們一樣不出聲地使用許多手勢，這對他們的狩獵是十分必要的。他們利用手勢，能夠讓自己的伙伴知道他們發現了什么動物，這些動物的準確位置在哪里。他們也用手勢符號來表示一切種類的野獸野禽”［③］。布留爾在對大量的田野考察材料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得出了他的結論：“在大多數原始社會中都并存著兩種語言：一種是有聲語言，另一種是手勢語言。應不應當這樣假定：這兩種語言并存，彼此不發生任何影響；或者相反，同一種思維由這兩種語言來表現，而這種思維又是這兩種語言的基礎？后一種看法似乎更易于被接受，事實也確證了這個看法，喀申著重指出了有聲語言和由手的動作表現的語言之間存在的那些相互關系。他指出，東南西北的次序和配置、數詞的形成，在朱尼人那里來源于一定的手的運動。”［④］布留爾將根源于視寫器官的手勢稱為“手勢語言”顯然不夠準確，因為既是“手勢”就不可能是“語言”，但他的思想內核中“兩種語言”（手勢語言和有聲語言）的基礎是同一種思維的看法則是極有見地的。為了證明“手勢語言”根源于思維，布留爾又從手與腦的聯系來說明用手說話可以無須依賴于聽說器官：“手與腦是這樣密切聯系著，以致手實際上構成了腦的一部分。文明的進步是由腦對于手以及反過來手對于腦的相互影響而引起的”。

用手說話，這在某種程度上簡直就是用手思維。因而，這些“手語概念”的特征必然在思維的口語表現中再現出來。在符號上差別如此巨大的兩種語言（一種語言是由手勢構成的，另一種是由分音節的聲音構成的），在其結構和表現事物、動作、狀態的方法上則又彼此相近。因此，如果說口頭語言描寫和敘述位置、運動、距離、形狀和輪廓無微不至，那么，這正是因為手勢語言也是用的同一些表現方法［⑤］。更有甚之，布留爾還認為有一部分分音節語言的表達是由“手語概念”決定的。他說：“用手勢語言說話的人擁有大量現成的視覺運動聯想供自由支配，而當人或物的觀念在他的意識中出現時，這觀念立刻就讓這些聯想發生作用。我們可以說，他是在描寫它們的同時就想象著它們了。因而，他的分音節語言也只能夠這樣來描寫。在原始人的語言中，給輪廓、形狀、姿勢、位置、運動方法賦予的意義，總之，給人和物的看得見的特點賦予的意義，即來源于此；按物的姿勢（立、坐、躺）來對它們進行的分類等也來源于此。”［⑥］

“聽說器官”和“視寫器官”都是人類進行交際的最重要的器官，根源于這兩者的符號也都是人類最重要的符號系統。人類在從動物進化到人的過程中，身體各個部位是同時協調向前發展的。當猿人進行直立行走時，手就被最早地分化出來，然后口腔和喉嚨方能形成一個直角進而為語言的產生提供物質條件。手的靈活性既然足以使人類能夠制造出各種各樣的工具，這些工具中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界的（例如石球模仿自然界的果實，尖狀器模仿自然界的尖形物體），那么他們同樣可以用這一雙偉大的手，當需要向同伴們表達一些簡單的概念時，描摹出物體的形狀。而這種在空中比劃的手勢，只要他們刻劃或寫畫在地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例如石頭或陶器上），就成為原始刻劃符號和原始繪畫。如果說聽說器官產生的符號叫作語言符號，那么視寫器官產生的符號就是寫畫符號，這兩種符號系統都是初民用來表達概念和情感的工具，手勢、原始刻劃和原始圖畫同樣是一種“能指”，這個“能指”所達到的對于事物概念的把握是通過“形”來實現的。

另外，聾啞人和盲人的符號表達也可以說明人類的聽說系統的表達功能與視寫系統的表達功能是處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盲人缺乏正常人的視寫表達系統的功能，他可以用聽說系統的功能來進行符號表達：聾啞人失去了聽說功能，但他在視寫方面得到了補充，他們在沒有專門經過啞語訓練的情況下，可以用類似我們上面列舉的布留爾所說的方法，即用身體的各個部位——主要是用手勢來進行符號的表達。

可見，聽說系統和視寫系統是人類進行交際的兩個同時產生并行發展的符號系統。聽說系統的有聲語言符號與視寫系統的手勢符號（寫畫符號）是人類表達概念的兩種最基本的“能指”。

二

國內學術界關于漢字起源主要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認為文字起源于原始刻畫，一是認為文字起源于原始繪畫。

在新石器時代的陜西西安半坡、臨潼姜寨等地仰韶文化遺址中，山東章丘城子崖、青島趙村等地的龍山文化遺址中，浙江良渚、江蘇及上海馬橋、青蒲菘澤等地的良渚文化遺址中，均發現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些刻劃符號。一些學者認為這是最早的中國原始文字。例如郭沫若說：“彩陶上的那些刻劃記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⑦］于省吾說：“這些陶器上的簡單文字，考古工作者以為是符號，我認為這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產生的一些簡單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國開始有文字的時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這是可以推斷的。”后來，王志俊、陳煒湛、張光裕都贊同郭、于二老的觀點，并各有發揮［⑧］。還有另一種觀點，如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省西安博物館所編《西安半坡》認為這種陶器刻符“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專門記號”［⑨］，但書中未加申述。近年來，有學者列舉大量的例證，力證唐蘭先生提出的“文字的起源是圖畫”的學術主張［⑩］。

我們認為，漢字起源于原始刻劃還是起源于原始圖畫這兩種相互矛盾的觀點，在深層次上是一致的，它們皆由人類的視寫器官發生。在中國，原始刻劃與原始繪畫的最早的考古資料雖然還有待于發現，但新石器時代彩陶紋飾中成熟的刻劃符號與圖畫肯定有一個極為漫長的發展時期。從世界范圍內來看，現在可以見到的人類最早的寫畫符號在舊石器中期就出現了。這一時期，尼安德特人已經能夠用紅色赭石在石板上描繪道道橫條和叢叢斑點。在法國的利埃·穆斯特洞穴中，也發現了各種動物的斷骨上面鑄有絲絲橫線，宛如圖案雛型。在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與此相仿的文物出土［（11）］。這個時期，初民已經能夠畫一些簡單的在采集和狩獵活動中所遇到的動植物圖形，以及刻劃一些極為簡單的橫豎道道來表達某種意思。而舊石器時代中期，按照摩爾根和恩格斯的說法，也正是“分音節的語言”產生的時期。據此，我們認為，語言和原始繪畫和原始刻劃產生于同一時期，而且，寫畫符號比語言的音響有著更為有力的考古實證。

漢字既然是從原始刻畫與原始繪畫直接發展而來，那么就可以說，作為漢字前身的寫畫符號和作為語言符號的漢語在時間上就是同時起源的。它們具有同等悠遠的歷史，它們是“同齡符號”，其區別只在于根源于人的兩種不同的感覺器官。漢語是根源于人的大腦所指揮的聽覺器官和口腔發音器官的交流，而漢字的前身寫畫符號則根源于人的大腦所指揮的視覺器官和手的交流。聽覺和視覺器官是輸入器官，口腔發音器官和手是輸出器官，它們只起到一個操作作用。人類聽說系統的符號與視寫系統的符號皆根源于人類最初的生產實踐，它們是同時產生的，有著同等的功能，而且對于表達概念具有互補性。漢字與原始寫畫符號雖然是兩個概念，但寫畫符號卻是漢字發生學的根據。因而就發生學的意義上可以說，漢字與漢語同時起源。

但是，關于漢語起源以后到文明時代的發展過程，我們實在是不甚了然。聲音不能保存下來，因而漢語的早期音響形象無法推知，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先秦古音，只是在原始語言不知道發生了多少變化以后的音響形象。而漢字的前身寫畫符號則不然，從石器時代就有一些刻劃符號保存下來。語言在發展中隱去了它的歷史，而作為文字起源階段的刻劃符號和原始繪畫由于考古發掘材料的不斷增多而顯現了它的歷史。這使我們今天的觀念出現了一個很特殊的情況：我們可以將漫長的原始時代的人們所說的語言依然叫作語言，卻將原始寫畫符號與文字區分開來，用兩個不同概念來表達。假如我們將漫長的原始時代的刻劃符號和原始繪畫也叫作文字，我們就會覺得混淆了概念。于是，兩個“能指”符號系統的表達就出現了不平衡；我們在思想中對于視寫系統的符號作了過細的區分，而對另一個聽說系統的符號沒有作過細的區分。由于這種思維定勢存在，我們現在就不習慣于將已經過細區分過的概念還原到沒有過細區分的本來狀態上去。這對我們認識漢字與漢語的關系很不利。因此，我們需要用一個“視寫系統”概念來和“聽說系統”相對應，于是我們對于問題的理解就要好得多了。我們只要將漢字看作視寫系統的符號，把漢語看作聽說系統，我們就能夠明白漢字所屬的符號系統與漢語所屬的符號系統是同時起源的。

三

人類的視寫符號系統和聽說符號系統都來源于人類對客觀世界事物的概念認識。既然如此，它們之間就具有密切的聯系，初民可以用這一種表達方式，也可以用另一種表達方式，就看彼時彼地哪一種表達方式比較方便罷了。在最初階段，這兩個系統還是并列的、獨立的，沒有依附性。世界上古老的文字在其開始階段，均走過了一段象形的道路，說明文字的開始階段，是根源于人類的視寫器官的。漢字也是這樣。舉“果”為例。“果”的發音為“gululu”，文字寫作“”（甲骨文），在這里，兩者都是“能指”。“所指”是同一個事物的概念，就是樹上掛著的從花苞里長出來的圓圓的果實。也就是說，這兩個符號的內涵和表現形式都是從人類的采集中所接觸到樹木的果實那里來的。所不同的是，“gululu”這一音響形象是根源于人類的聽說器官，而“”則是根源于人類的視寫器官，“”不是記錄“gululu”這一音響形象的符號，它直接從事物的概念那里得到。這個漢字并不充當語言的附庸而可以直接表達概念。

但是，文字和語言這雙重能指既然都是表達同一概念，那么就為這兩者統一起來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據。“”既是一棵果樹的形狀，又與“gululu”果實滾動的聲音聯結起來，念“果”（模仿“gululu”的聲音）。在這里，文字并沒有附屬于語言，不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而是直接從客觀事物中取得它的符號形態的。文字被當作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是由于文字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完成了一次變革所造成的。當人們發現說和寫都表達思維中的同一概念時，他們為方便起見，就可以使兩者聯結起來。一般說來，運用語言表情達意省勁得多，隨時隨地皆可說出，于是語言便成為人類交際的最主要的工具，視寫系統的符號退居次要地位。當語言發展出一個完整的音位系統以后，文字就更加望塵莫及了，這同時也為文字的變革提供了一個契機：可以將原先描摹事物形狀的文字改換一下，使之成為記錄語言的工具。這樣一來，文字與語言就得到了統一，于是文字就成為語言的附庸了。美索不達米亞的圖畫文字開始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的，字形與意義聯系十分緊密，文字并不附屬于語言而存在。后來產生了美索不達米亞字母取代了象形文字，文字成了記錄語言的符號，是“符號的符號”。這是文字發展史上一次巨大的變革，這次變革是把原先由視覺器官產生的形的符號進行一番改造，由它來表示聲音系統，便將兩種“能指”統一到一起。人類將根源于視覺的原始刻劃和原始繪畫與根源于聽覺的聲音表達由原來的“并列關系”分割開來，進行位移，并且重新組合成“主從關系”時，文字就成為記錄語言的符號體系。這次巨大的變革對西方文化影響極為巨大。美索不達米亞字母被稱為“一個只發生過一次的發明”，“這種字母很早就傳播到埃及、印度、希伯萊、阿拉伯，又經由西亞的腓尼基人帶給克里特人。而為全希臘所接受，又通過希臘人的再創造，形成完備的拼音文字，再傳播給整個歐洲。今日流行于世界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伯萊文、阿拉伯文、梵文，盡管彼此多有歧異，但其字母都大體來自同一淵源”［（12）］。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字都具備這種變革的條件，也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這種突如其來的變革。古代歐洲和北非的一些民族的象形文字被字母文字所代替，是由當時的具體歷史環境所決定。但是，中國這塊土地上的農業經濟的發展并不需要也不可能產生這種突然的完全擺脫原始傳統的變化。漢字與漢語的關系的變革是不聲不響地進行的。隨著形聲字的產生并且數量逐漸增加而在漢字中占據優勢地位，這種變革悄悄地完成了。但即使完成變革以后，即漢字變成了記錄漢語的符號體系，也還保留著較多的原始文化傳統。中國的文字訓詁學有“聲訓”和“形訓”的“以聲求義”和“以形說義”的方法，有力地說明了中國人是從聲與形兩方面去把握事物概念的。中國文字中由象形、指事、會意三法所造出的大量的字皆保留了從視覺器官取義的原始傳統。縱然是形聲字，雖然也注意到了“聲”，但“形”始終是具有意義的。這是漢字與漢語之關系不同于西方文字與語言的關系的地方，也是漢字與漢語關系的特殊性。

把文字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這一看法在兩千多年以前就產生了。亞里士多德說：“口語是心靈的經驗的符號，而文字則是口語的符號。正如所有的人的書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樣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說話的聲音；但這些聲音所直接標志的心靈的經驗，則對于一切人都是一樣的，正如我們的經驗所反映的那些東西對于一切人也是一樣的。”［（13）］亞里士多德所處的“軸心時代”是一個“反神話斗爭”的時代［（14）］，就是批判原始文化，進行理性文化的創造的時代，此時的一些思想家不去追溯事物的起源而只注重于現狀。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幾千年來特別注重這個時代，將他們的思想奉為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代一代傳下來，就成為一種文化傳統了。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體系的看法也就廣為流傳了。然而，這種觀點并不符合文字與語言的全部關系史，而且，如果不考慮漢字與漢語關系的特殊性，一味套用西方的學術觀點來看待漢字與漢語的關系，則有可能由片面性導致出部分的謬誤。

注釋：

①參見胡裕樹主編《現代漢語》，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頁；高名凱、石安石主編《語言學概論》，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186—187頁。

②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01—102頁。

③④⑤⑥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51頁，第153—154頁，第155頁，第156頁。

⑦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載《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⑧參見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頁。于說見《關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文物》1973年第2期。王說見《關中地區仰韶文化刻劃符號綜述》，載《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3期。陳說見《漢字起源試論》，載《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1期。張說見《從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國文字的起源及其相關問題》，載《香港中國大學學報》十卷，1981年。

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館《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97頁。

⑩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第35—37頁及第38頁以后。

（11）烏格里諾維奇《藝術與宗教》，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7頁。

篇（5）

一漢語短語結構類型的分析

1．1自《馬氏文通》問世以來，有關漢語語法的論著對短語的分類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內部結構這兩個標準來進行的，其中以內部結構為標準的分類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實，漢語短語分類中的“功能說”和“結構說”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葉斯丕森和布龍菲爾德理論的影響。在結構分類方面，布氏的句法結構觀念似乎特別適合于漢語，因為漢語詞的構成方式、短語的構成方式和句子的構成方式是那樣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結構類型的分析可以直接應用于漢語每一層面上的語法單位的結構分析。短語在漢語語法單位中處于一種樞紐地位，因此，短語的結構類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詞。這是漢語語法單位進行結構分析的一條捷徑，發展到頂峰就是“詞組本位說”。如范曉先生在《說句子成分》、《關于結構和短語》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漢語的句子結構和短語結構的構造原則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獨詞句外，句子只不過是獨立的短語而已。根據這種觀點，應當是有多少種結構的短語，相應地便會有多少種結構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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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詞組本位說”把句法結構類型和短語類型完全對應起來，即以分析短語的結構類型為基礎，擴展到句子結構。作為一種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處；從實際的作業上看，它也具有相當的成效。它操作起來十分簡便，似乎可以一以貫之地分析漢語的一切“結構”，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恰恰是這種簡便掩蓋了漢語短語類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實質性問題，如（一）是不是每個短語都可以在結構類型中找出它的歸屬？有的虛詞和實詞組合，其內部結構關系如何看待？（二）結構類型相同的短語，為什么其語法功能和轉換關系不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學者討論”在結構分類中都是主謂關系，但前者能作“進行”類動詞的賓語，后者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語限定之后作主語或賓語，后者不能。（三）許多結構類型不同的短語卻有同樣的語法功能，這是為什么？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的、備用的語法單位，對它內部進行分析以及據此而進行的分類，其標準與動態的、使用的語法單位—一句子的分析不應該是一樣的，事實上，構成短語的成分和構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呂叔湘先生認為“從語素到句子”有一個“中間站”，即短語。②這里我們借用下“中間站”這個說法。我們認為，如果說漢語語法單位由靜態轉化為動態有一個中間站的話，那末這個中間站不是短語，而是句子成分。語和短語都需要這個中間站的過渡，才能由靜態的備用單位轉化為動態的使用單位。③“詞組本位說”所做的單純的結構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單位，因而沒能解決上述問題，也就不能使短語研究向更深的方向發展。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學者對“詞組本位說”提出質疑，試圖把短語的結構和句子的結構區別開來，進而建立詞法、短語法（有的學者叫“下句法結構”）、句法三足鼎立的語法分析體系，④這一步邁得很勇敢，也頗有見地。如果把短語法單列出來，那末短語分類就和句法結構分類有了質的區別。但他們的分類如仍按短語內部的結構關系來確定，上面提出的問題就仍無法解決。

二短語分類的原則

2．1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們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給短語分類。有一個原則問題必須加以強調，那就是同劃分任何語法單位類別一樣，給短語分類也應該遵守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則：劃分出來的類別能夠有效地服務于分析。反過來說，就是：不管用什么標準來劃分，只要劃分出來的類別可以用來有效地說明語法規律，這個分類就應該是有效的語法分類。基于上述原則，就我們已經掌握的語言材料進行試驗的結果來看，依據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進行的分類能夠較好地服務于語法分析的目的，能夠較好地解決至今尚未很好解決的一些句法分析問題，如句法分析中的主賓類問題。用這個新的分類能夠較好地說明短語作為與詞一樣的靜態單位，其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對包括它在內的更大一級的句法結構有什么影響，而這些問題是依據結構關系分類所無法說明的。事實上，類似這種分類的觀點已經有人在實際的語法分析中運用過，只不過是非自覺的罷了。比如許多學者分過“受事主語句”的特點，從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們的意識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動作”格式和“受事—一動作”格式加以對比，而這兩種格式正是從分析語義關系的角度確定的。我們不過是試圖把這種零散的、不自覺地運用語義關系進行語法分析的做法當作一種理論依據加以系統化而已。

2．2我們給短語分類的標準是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當然，語義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因此這里就需要給語義標準界定一個范圍。如前所述，從分類的目的和結果來看，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也應該是語法分類，因為它最終是為解釋語法現象或語法規律服務的。這種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不是指個別的詞與詞之間的具體關系，而是指某類性質的詞與另一類性質的詞之間的概括關系。

任何一種語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兩個任務：一是切分層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來的直接成分（immediateconstituent）之間的關系。切分層次是對結構的處理（實際上也與語義有關），而說明直接成分之間的關系卻與語義直接相聯系，要想完全脫離開語義關系是不可能的。由于這種事實，再加上沒有分清作為靜態的備用單位的短語和作為動態的使用單位的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目前許多語法論著中對短語結構關系類型的說明實際上是把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如并列關系、補充關系）和句子成分之間的結構關系（如主謂關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語法地位（如偏正關系）糾結在一起了。

2．3有的語法學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語和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語法單位，“其內部的詞與詞之間就只有單純的語義關系，而不存在其他關系”。并據此提出了十類語義關系，

見下：

Ⅰ并列：機關學校閱讀欣賞

Ⅱ限定：秀麗景色大膽設想

Ⅲ補充：解釋清楚熱得淌汗

Ⅳ施動：風吹人住

動施：吹風住人

Ⅴ動受：展覽書畫維修房屋

受動：書畫展覽房屋維修

Ⅵ評議：應該參加能夠勝任

Ⅶ同Ⅶ判斷：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長小李

Ⅸ描寫：衣著樸素成就輝煌Ⅹ雙受：問他問題給我知識［⑤］

就我們目前收集到的資料看，這種分類大概是第一次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短分類，比較全面地體現了短語與句子的本質不同。我們將在這種分類的基礎上探求一下語義關系的不同是如何影響短語本身的句法功能，如何影響包括短語在內的更大一級句法結構的。需要說明的是“歧義結構”，因為從語義關系的角度無法確定“咬死了獵人的狗”是限定關系還是動受關系。“歧義結構”是短語脫離語境而產生的現象，在具體語境中，短語的內部關系只有一種，因此“歧義結構”對我們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沒有影響。

三、驗證語義標準短語分類實用性的方法

1如前所述，我們所做的語義標準分類是為了揭示短語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句法結構和句法分析產生的影響。就我們觀察的結果來看，它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一是充當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結構的變換關系；三是如果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即成為句子時，這些句子所具有的特點。語義標準短語分類的實用性即在于此。這里需要說明一點，在下面具體驗證的時候，并不一定在三個方面同時進行驗證，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并不能在三個方面同時產生影響。這里只就其中的一個或兩個方面進行驗證。驗證的方法是比較，比如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不同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相同的，屬于這種情況的如施動短語不同于受動短語，但兩者的結構關系；卻是相同的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不同的，與此相反，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相同屬于這種情況的如施動短語廣義上相同于施動短語（主席團坐著／坐著主席團），但就結構關系看卻是主謂短語和動賓短語。

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選擇比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義的施動動語和受動短語來比較。倘若把這兩種短語區分開來能夠更好地分析和說明一些語法現象和規律，那就證明語義標準分類是有實用價值的，因為，如果用結構關系標準來分，它們就沒有什么區別，都是主謂短語。我們希望這種比較能起到“管中窺豹，可見一斑”的作用。比較兩種事物必須以一個在外的條件為參照點，被比較的事物在這個參照點上呈現出相同或相異之處，這樣的比較才有意義。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進行比較，也需要參照點。我們找到兩個參照點：一是兩類短語由靜態的語言單位轉為動態的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二是兩類短語充當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下面我們分節討論。

四兩類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在結構類型中都是主謂短語，按照一般語法著作的說法，一個主謂短語具備了一定的語調或加上一定的虛詞就可以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轉成一個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個有趣的事實是：許多語法著述都講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事主語句，因此給人的印象是施動短語似乎更容易直接轉為自足的句子。其實不然，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言語單位進有各自的自足條件，而各自的自足條件又呈現出明顯的對立，這種對立又主要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

1丁聲樹先生在談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時說：“……從謂語方面看，謂語往往不是一個單獨的動詞，動詞的前后多半有別的成分”。［⑥］這個概括當然是正確的，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受動短語轉成的言語單位就是受事主語句，因此，我們談受事主語句謂語方面的限制，實際上就是分析受動短語轉為受事主語句（言語單位）時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的自足條件。施事主語句對謂語是否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這一要求不是強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動詞作謂語，前后可以沒有別的成分，如：（1）明天下午的會李校長發言。（2）我休息，他勞動。以上兩例的謂語都是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而且這幾個動詞本身又不能帶賓語，這和動詞本身是不及物動詞有關。

但是，漢語中的動詞絕大多數是及物動詞，多數施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也是由及物動詞充當的。另一方面，受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則必須由及物動詞充當。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句子的自足條件完全不同。由施動（及物）短語轉化而來的施事主語句，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否則盡管從結構上看主語和謂語俱備，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較下面兩個例子：（3）醫生們治好了他的病。

（4）＊醫生們治好了。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因主語是它后面的及物動詞的受事，因此，動詞一般不帶受事賓語仍是自足的，如：（5）他的病治好了。（6）這首詩背下來了。

2事實上，人們在理解句子時，必然會受到兩種短語的不同自足條件的影響。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下面兩個例句來證明這一點：（7）敵人打退了。（8）我們打退了。例（8）無論怎樣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們”不會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盡管“敵人”也可以是“打退”的施事，但這個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語句時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們一定會把這個句子的主語理解成受事。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其主語擔負著語法和語義兩個層面的任務：從語法上看，一個句子必須有一個話題，即主語。假如這個話題在表層結構中沒有出現，它一定被語境承擔了。話題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語句的受事就是話題。從語義上看，一個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不管這個受事在什么位置，也就是說，受事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后面，也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前面。及物動詞的受事若不出現，它在語義上就沒有著落，以施事、受事與同它們相聯系的及物動詞的關系而論，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這一點還可以通過“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較中看出來。“把”字引進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9）我把信寫完了（不說“我把寫完了”）而“被”字引進施事，在許多情況下施事可以省略，如：（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說“小王被打了”）我們認為受事主語句可能就是為了滿足語法和語義兩個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為滿足了這兩個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不成立。又如：（11）罪犯槍斃了。（12）行刑人槍斃了。例（11）是自足的，因為它是由受動短語轉成的句子；例．（12）不自足，因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如果它原本是個受動短語，那末當它轉化為句子時，動詞的前邊必須加上表示被動意義的虛詞，如“被、給”等才合乎自足的條件。當然它也可以是施動短語，那就必須在及物動詞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總之，按結構關系標準分類，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屬同一類型，那末這種分類對揭示兩類短語因語義關系不同而導致的不同的語法特點就沒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語義關系標準把它們加以區分，就能很好地說明它們各自不同的語法特點所產生的根源。

五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

按結構類型來說，主謂短語（包括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可以充當六大句子成分（這里仍沿用傳統的稱謂）中的任何一種，但是，充當某一相同的成分時，由于二者的語義關系不同對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或者對短語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別討論。

1作謂語

受動短語作謂語要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語必須是受動短語中動詞所表示的動作的發出者（施事），另一方面短語內部的受事的范圍也比較窄，或者由泛指代詞“什么、誰”等充當，或者由遍指性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并且動詞前有副詞“也、都”等與之呼應。如果不是這樣，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現，如：（1）他什么都不說。（2）他樣樣事都會做。（3）大水……，頭也不抬，話也不說。在意念上，以上各句的主語都是受動短語中動作的施事。從變換式上來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語可以和短語里的受事互換而不改變句意。如：（4）什么他都不說。（5）樣樣事他都會做。它們可以自由變換的原因大概是這類句子的格式比較固定，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這樣的格式作標志，不會把動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當然，除了上述兩個條件外，還有一種情況，即受動短語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如：（6）我這輛車買貴了。（7）王師傅那套西裝做大了。（8）小劉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語都是施事，受動短語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的，而非周遍性詞語充當的。這三句有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之間具有領屬和被領屬關系；二是充當謂語的受動短語中的動詞后面都有形容詞補充成分。我們知道，描寫短語作謂語時，主語和描寫短語里的被描寫成分之間一般情況下是領屬和被領屬關系，如“他性格堅強”、“李明眼圈紅了”。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測：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對短語內部動詞的要求是，必須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形容詞補充成分的語義指向是短語里的受事，如例（8）的深層語義關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簡說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結構關系和語義關系與“李明眼圈紅了”完全相同。因此我們可以說，動詞后面帶形容詞補充成分是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的一個必要條件，如果沒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劉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詞補充成分換成時態或趨向補充成分，句子就覺得不夠自然，如“＊小劉帽子戴過了”，“＊小劉帽子戴出去了”。如果把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調換過來就成了施動短語作謂語。施動短語作謂語時對上述要求不是強制性的，而是可有可無的，如：（9）這輛車我買貴了。—一這輛車我買了。（10）那套西裝王師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裝王師傅做了。施動短語作謂語，一般不受這么嚴格的限制，其主語一般是非生命體，在語義上是作謂語的施動短語中動詞的受事（這是最常見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體。如：

（11）桌子我搬走。（12）這個人我認識。例（12）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都是生命體，可見施動短語作謂語對句子的主語和短語本身結構的要求都不嚴格，只要是生命體作施動短語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13）誰的孩子媽都愛。當然，這方面沒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補償”。從變換式上來看，許多施動短語作謂語，其主語又是非生命體時，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換，下面例子中右側的句子都不成立：（14）漢語我輔導，（英語你輔導。）—一＊我漢語輔導，（你英語輔導。）（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有的施動短語作謂語，雖然主語是非生命體，但二者仍然互換，如例（9）（10）句可變換成例（6）（7）那樣，這可能和二者之間具有領屬關系密切相關，例（14）（15）句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之間沒有領屬關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換。還有一種受動短語作謂語的情況，如：（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這種受動短語作謂語和上文講過的情況不同，其主語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動短語中的動作的施事，而是受事，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種事物，如“針、木刺”或“沙子、風”等等，在表層結構中它們都沒有出現。主語和受動短語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關系，而是領屬關系。正因為二者都是受事，它們之間盡管具有領屬關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樣互換，而且這種“O［，1］（受事）—一O［，2］（受事）—一V”句式的謂語只能是受動短語，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2作賓語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都可以作賓語，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們作賓語時，整個句子的謂語動詞要受到一定的限制（這一點和它們作主語時對謂語的要求是一樣的），即很少以動作性很強的動詞作句子的謂語，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動、感覺現象或表示判斷的動詞來充當。因此，從總體上說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賓語時沒有什么太大的區別。但是有些意義類型比較特殊的動詞作謂語，對兩類短語有不同的選擇；反過來說，正因兩類短語的內部語義關系不同，才使其一可與此類動詞搭配，另一個不可以與之搭配。如“進行”這個動詞在意義上表示持續性活動，在語法上它是一個形式動詞，本身不表示動作，真正表示動作的是它后面的動詞，“進行”則在動作動詞前承擔表達時態的任務，并把后面的動詞由謂語改變為賓語。“進行”的賓語一般是動詞，而且用作賓語的動詞本身下能再帶賓語。有時，“進行”的賓語可以由受動短語充當，但不能由施動短語充當。如果我們按結構類型來分析，只能說有時“進行”的賓語可由主謂短語充當，這種說法掩蓋了兩類短語的不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同的語法現象。下面的兩個句子都是不成立的：（1）＊進行干部學習（材料）。（2）＊進行我們交流（思想）。而我們可以這樣說：（3）進行社會主義建設。（4）進行思想改造。許多語法學者在研究句型時，運用設計框架的辦法來驗證句型的不同，這里“進行－－非名詞性賓語”也構成一個框架，它是區別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各自不同的語法功能的一個標志。

3作被限定成分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如果前面沒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語和賓語，并對謂語動詞有大體一致的要求。如果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動短語仍然可以作主語和賓語，施動短語一般不能。下面兩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動短語充當的：

（1）1984年，我國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2）我們必須做好機構變動中的人員調整。為什么不能換成施動短語呢？原來，施動短語既不是名詞性的，也不是動詞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動短語，其動詞意義比較抽象，有兼類詞（兼動詞名詞）的傾向，如（1）（2）句中的“改革”“調整”，又如“這個村的田間管理”，“家庭領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設”等。因此，受動短語可以以其整體功能的名詞性充當普通名詞經常充當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動短語的這種名詞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詞序比較固定，因而又表現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兩句的受動短語一般不能變換成相應的動受短語：（3）＊……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經濟體制逐步展開。（4）＊……機構變動中的調整人員。受動短語的凝固性還表現在它可以做許多學科的術語，如“苗木定植”，“地質勘探”等等，許多刊物的名稱也是這類學動短語，如“語文建設”、“漢語學習”、“哲學”研究等等⑧，這些學科術語和刊物名稱一般不用施動短語或相應的動受短語來稱謂。通過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兩類短語的不同語義關系對其語法功能的影響。我們上面分析的語法現象，恐怕是結構分類所不能解釋的，反過來卻證明了語義標準分類的實用價值。可供比較的短語還很多，如動施短語和動受短語，評議短語和動作性限定短語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暫付闕如了。

附注：

①范曉《說句子成分》，載《阜陽師院學報》（社科）1983．1。《關于結構和短語》，載《中國語文》1980．3。

②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商務印書館。

③參見申小龍《中國語法學方法論研究》，載《語文導報》1986．5。

④參見陸仁昌《關系·平面·成分－－漢語詞組法試論》，載《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1984．1－2。

⑤呂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學》，載《中國語文》1982．1。

⑥丁聲樹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商務印書館。

篇（6）

社會的發展腳步在迅速的加快，學校也應該加快腳步，不斷地進行改革與創新，將專業化的知識注重與現實的結合，從而來培養更加高效的復合型人才。漢語文學是一門專業性十分強的專業，該專業主要是研究我國博大精深的文學，盡管可以陶冶人的內心情操，但是與社會的接軌不是很強，所以學校需要在該方面進行大力的改革與創新，學校不應該死板的教育學生們知識，而是更好地去應用知識。改變傳統的授課模式，讓學生們進行自由化的學習與發展，重點培養學生們的創新能力，樹立應用性人才培養目標。將漢語言文學與信息化充分的結合起來，學校教師不斷地進行研究與總結，創新教學理念與教學方法，激發學生們學習漢語言文學的興趣，逐步的提升學生們的專業素質與專業修養。

（二）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漢語言文學在未來的發展還是很具備一定的市場前景，漢語言文學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專業，所涉獵的科目與信息十分的廣泛，并且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比一般的學生更加的具有文筆能力，在創作、文化管理、編輯、文學評論等方面是十分的需要該專業的人才。面對現在這樣一個信息化高速發展的時代，學生們除了具有專業的知識以外，還應該掌握信息化的技能，將兩者有機的結合在一起，才能更好的提升自身的職業技能，在未來的就業環境中也能增加自身的競爭力。這是時展的必然，不努力學習就會被時代所淘汰。

二、漢語言文學信息化結合應用的具體舉措

（一）加強漢語言文學的信息化管理

素質教育的發展要求學校要不斷地進行改革，實現人性化管理。信息化的時代需要的是高素質全面發展的人才，學校也強調以生為本。所以學校在漢語言文學的教育與管理上，應該實行自主化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們充分展現自身的才能。讓漢語言文學進行信息化，需要加強該專業的實踐管理環節，讓學生們所學的專業能夠應用到實處。學校可以與有關單位或者企業進行合作，每年組織學生們去相應的單位進行實習，不斷地鍛煉學生們的學習技能，從而更好的幫助學生們提前適應社會，同時也加強學生們的專業素質與修養。最主要的是加強專業的實踐環節，學生們學習專業知識更加的認真，并且容易理解，有助于提升教學效果與實用性。

（二）打造漢語言文學與信息化的一體化教育體系

隨著信息化的高速發展，市場經濟的高效運轉，當前社會對人才的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學校應該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注重培養知識、技能與素質等全面發展的人才，加強漢語言文學與信息化的有效結合，以社會對人人才的需求為著手點，不僅要讓學生們掌握漢語言文學的專業化知識，也要提升學生們的信息技術能力，將這兩者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努力去構建漢語言文學信息一體化的教學模式，提升學生們學習漢語言文學信息的專業技能，努力促進課程改革，不斷的去拓寬獲取信息的渠道，豐富學校的教學資源，不斷地提高學校學生們的綜合信息能力。

（三）優化師資力量

漢語言文學信息化在我國的發展還不是十分的迅速，并且在高效的師資隊伍建設還不完善，存在很多的問題，上面已經提到過。如何建設一支高效的師資力量需要學校的不斷努力與創新，學校首先應該加大師資隊伍的建設，老師首先應該接受高效化的培育與管理，這樣老師才能真正的為學生們言傳身教。學校也可以從社會上聘請專業的漢語言信息化教師來學校進行專業化的知識講解，讓學生們能夠將專業性的理論知識與實際操作真正的結合起來，更好的幫助學生們獲取技能與知識的真正理解。學校在組織老師進行專業化的培訓之中，也可以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經驗，結合我國的發展腳步與實際國情，真正的實現技術與專業的融會貫通。同時，學校要想不斷地改進自身的教育理念與教育技能，就應該盡量的去爭取政府相關部門的扶持，結合本校的實際情況，采用相應的實際措施，學校的漢語言文學信息化的結合應用籌措相應的資金，從而更好的去實現兩者的實際結合與具體應用。從而還能更好的提升學校的教育理念與教育聲望，吸引更多的學子前來本專業進行就讀。

篇（7）

一、問題提出

2001年9月，《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以下簡稱《語文課程標準》)和按其編寫的實驗教材開始進入課改實驗區。與以往不同，該標準通過免設“內容標準”，增設“教材編寫建議”，為教材的選編提供了更加靈活的操作空間，但同時也給教師處理教材時把握新課程的理念增加了難度。

在小學一年級識字教學中，教師們遇到的困難之一來自“多認少寫”“識寫分開”的原則。按照規定，義務教育第一學段(1—2年級)的認字數量由原來的1250個增加到1600～1800個。”““這些漢字要求學生“認識”，即：在本課認識，放到其他語言環境中也認識，不抄，不默，不考。《語文課程標準》作出這一規定，意在減輕學生的負擔，防止“識”與“寫”的相互牽制，以利盡早、盡快、盡多地認字，并為學生及早進入閱讀做準備。然而，教師在進行識字教學時常常違背了新課程的初衷。許多老師反映，在“學會”要求之外，每課仍提出10來個漢字要求學生“認識”，任務過重。為此，他們采取了一些對策，概括起來不外有二：其一，不斷強化訓練。這種方法的結果是造成師生負擔進一步加重。其二，寄希望于后面課文對漢字的重復，在應用中掌握漢字。在我看來，這種做法更加切合新課程的理念。但是，這個問題能夠得到解決嗎?這種看似把教學任務后移的做法，很難讓人信服。有鑒于此，本研究對小學一年級第一冊語文教材中的漢字分布和識字效果進行了對比研究，希望能為教師們走出識字教學的困境提供一點幫助。

二、研究方法

(一)關于教材分析的說明

1．根據被試學校使用教材的版本，選擇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進行漢字分布統計。該冊教科書由課程教材研究所小學語文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編著，經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2001年初審通過，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本冊教材要求“認識”400個漢字。

2．節：為便于統計和說明，將教材中相對完整的每一獨立部分稱為“節”。在本冊教材中能夠獨立成“節”的板塊包括：“拼音”“復習”“識字”“語文園地”“課文”五個板塊。全書共計5l節。

3．在本冊教材中，對漢字提出“認識”要求，往往不在該字首次出現的節。鑒于這一差異，筆者選取兩個維度考察教材中漢字的分布特點，進而研究這些特點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1）以對漢字提出“認識”要求的節為起點，考察之前、之后是否重復。據重復的方式，將400個要求“認識”的漢字劃分為四類：前后都有重復，僅前面有重復，僅后面有重復，前后都沒有重復。

（2）以對漢字提出“認識”要求的節為起點，考察節前、節后該漢字分別重復出現在多少節，并計算該漢字在全書出現的節數。

(二)關于識字量測試的說明

1．寧波市海曙小學在使用本套教材后，于2004年1月，對一年級四個平行班的188位學生進行了識字量測試。四個班級人數分別為：46、46、48、48。

2，以2500個常用漢字字表為測試試卷，請學生勾選其中能“認識”的漢字，然后統計出教材中提出過“認識”要求，而學生未予勾選的字數。據此，得到400個要求“認識”的漢字中，每一個漢字在188名學生中的總誤識人數，以此作為衡量該漢字識字效果的指標。400個漢字的測試結果中，有效數據386組。

(三)關于數據處理的說明

1．選用SPSSl2．0作為統計分析工具

2．從兩個維度考察漢字的重復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1）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方式：分別考察前后都有重復、僅前面有重復、僅后面有重復、前后都沒有重復與誤識人數的關系，據此說明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2）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出現節數；分別考察節前重復節數、節后重復節數、全書重復節數與誤識人數的關系，據此說明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三、結果分析

(一)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方式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1．400個要求“認識”的漢字在教材中的分布情況

本冊教材要求學生“認識”的400個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方式不同，其中：167個字前后都有重復；40個字僅前面有重復；152個字僅后面有重復；41個字前后都沒有重復。上述結果中，值得注意的是，教材中有41個漢字，在學習的前后都沒有出現過；同時還有40個漢字在學習以后就沒有在教材中重復出現過，這對學生識字是非常不利的。

2．四種重復方式的識字效果比較

上圖顯示：漢字的不同重復方式，在四個班誤識人數的平均數上存在極大的反差。其中，“前后都有重復”和“僅后面有重復”的平均誤識總數，明顯低于其他兩種重復方式。意味著以這兩種方式重復的漢字，比其他漢字的識字效果更好。具體來說：“前后都有重復”的平均誤識人數是21．3；“僅后面有重復”的平均誤識人數是24．5；“僅前面有重復”的平均誤識人數是49．?；“前后都沒有重復”的平均誤識人數是49．2。

3．節后有無重復的識字效果比較

表1對四種不同的重復方式，進行了兩兩間的差異顯著性檢驗。表中顯示，不存在顯著性差異的配對組包括：“前后都有重復”一“僅后面有重復”、“僅前面有重復”一“前后都沒有重復”；存在顯著性差異的組包括：“前后都有重復”“僅前面有重復”、“前后都有重復”一“前后都沒有重復”、“僅前面有重復”一“僅后面有重復”、“僅后面有重復”一“前后都沒有重復”。

據此，可以判斷，造成四個班誤識人數是否存在顯著差異的主要因素是提出“認識”的節以后是否有重復。把數據按照“節后有無重復”重新分組，并檢驗兩組在誤識人數上的差異。

表3數據顯示，節后有重復與節后無重復的兩組，在誤識總數上，存在極其顯著差異。說明，在提出“認識”要求以后的教材中，繼續重復出現該漢字，對提高識字效果有著重要意義。

(二)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出現節數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1．從三個角度考察重復節數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上表顯示，三個不同角度得到的重復節數與四個班的誤識人數之間，相關程度不盡相同。其中，提出要求的“節后重復節數”與四個班的誤識人數之間存在極其顯著負相關，而“節前重復節數”與誤識人數之間的相關性則很弱，沒有達到顯著水平，所以，可以認為“全書重復節數”與誤識總數的相關主要是由于節后重復節數的影響。

2．節后重復的節數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注：標注“*”表示所對比的兩項均值在0.05水平上有顯著性差異。

上述散點圖顯示，所考察的386個漢字根據四個班的總誤識人數與節后重復節數確定的分布情況，即根據這兩個因素確定某個漢字在圖中的位置。隨著節后重復節數的增加，點分布越來越靠近橫向坐標軸。通過局部加權回歸(Lowess)繪制擬合線，我們可以觀察到隨著單字在節后重復節數的增加，總的誤識人數有明顯地下降趨勢。也就是說，隨著節后重復數的逐漸增加，識字效果越來越好。

3．分段考察節后重復節數對識字效果的影響

通過觀察圖2曲線的下降趨勢，我們將漢字在節后的重復分為三類情況：全書出現0—2節、全書出現3—6節、全書出現7節以上。同時，將最后一組細分為“7—14”和“15節以上”兩組，以檢驗這一組內的差異。

檢驗結果顯示，節后重復。一2節與其他三組在誤識總數上，分別達到了極其顯著的差異水平。節后重復3—6節的組與節后重復?節以上的組，在誤識總數上，也存在顯著水平的差異。而節后重復7節以上，細分的兩組之間并沒有顯著水平的差異。這樣圖2中的擬合線上，可以概略地分出三段。我們由此可以選擇2和6作為漢字重復節數的兩個重要的拐點。節后重復由。節增加到2節，可以使識字效果得到極其顯著的改善；節后重復由2節增加到6節，可以進一步提升識字效果。此后繼續增加漢字的重復節數，對于識字效果沒有顯著的影響。

四、結論與討論

(一)本冊教材體現了以重復應用促進識字的思想，但是在漢字重復上存在缺陷

本冊教材在字的使用上體現出不斷重復的特點。全書要求“學會”的400漢字，平均重復5．9節。如果對照上述研究結果，應該說這種重復量是比較理想的，十分接近6節的拐點。然而，由于不同漢字的重復情況有較大的差異，造成節后重復數量和重復方式上的缺陷：

在400個要求“認識”的漢字中，重復不足的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同時也有部分漢字重復次數過多，占用了大量的課本空間。從節后重復節數來看，少于6節的有317個，少于2節的有162個，節后沒有重復的有81個(這81個字也是從重復方式角度看沒有節后重復的字)。這部分漢字由于重復方式上的缺陷以及節后重復數的不足，使識字效果難以保證。

(二)識字過后的復習鞏固對提高識字效果有顯著作用

通過上述結果分析，我們看到漢字在學習之前是否出現，對于識字效果并沒有顯著的影響。對于識字效果至關重要的，是作出“認識”要求以后的重復情況。所以，教師在進行識字教學時，就應該有意識地加強識字后的重復。

具體來說，教師可以針對自己授課所選用的教材，細化漢字復現的具體指標，例如：漢字復現的節數、漢字的重復方式等。做到各個漢字在全書的分布特點了然于胸，使自己的教學更加有針對性，更加有利于學生學習。在不加重學生學業負擔的基礎上，通過適當的節后重復，實現新課程標準提出的識字要求。同時，學生在不斷重復應用中認識漢字，能夠更好地保持對母語學習的興趣。

(三)有針對性地補充材料，使學生在課上有機會復習所學的漢字

本研究涉及的班級，人均漢字誤識率是3．7％。筆者在調研中了解到，教師在教學中常常自覺地補充一些學習材料，增加學生識字過后重復接觸所學漢字的機會。補充的童謠、童話等對提高識字效果有積極意義。但是，在沒有數據驗證的情況下，這類補充往往追求面面俱到，沒有針對生字的具體情況。一些重復不夠的漢字雖得到了強化，但那些已經有大量重復的漢字也在其列。結果常常是400個漢字的整體學習效果得到了提高，這種提高實際上是以師生學習負擔的大幅度增加為代價的，而部分漢字在教材中分布的缺陷還是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篇（8）

2人才培養模式主要內容

本專業自2003年實施2+1+1人才培養模式，改變了傳統人才培養模式的不足。通過一、二年級進行學科基礎和專業基礎培養，三年級進行專業必修和個性化方向培養，四年級主要培養畢業論文寫作、示范課實習、教育實習和其他職業崗位的能力，使本專業的學生具備了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同時加強學生的實踐能力、創新能力及基礎教育適應能力。2010版培養計劃制定時減少了總學時，增加了專業選修課比例以及學生自主學習時間。在課程設置上，開設了“語文教材研究”、“教學藝術論”和“文學作品的審美解讀”等課程，強化了師范技能的培養。在優化課程體系方面，本專業在最新的培養計劃里除了保留“微格教學與教育實習試講”、“學年論文”、“畢業論文”、“社會實踐”等，還新增加了“專業調研”、“中學語文教學名師示范課”等內容，大大增強了學生實踐能力的鍛煉程度，在培養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促使學生的能力發展更加適應社會的需求。

另外，本專業結合自身特點展開各種實踐活動，開展學生的教師技能訓練，舉辦詩歌朗誦大賽、演講大賽、師范生講課大賽、師范生技能大賽、微格教學、實習基地課堂教學、三筆字大賽，以及量化的閱讀和寫作訓練，例如:每學期不少于10部理論書籍和30篇文學作品，一、二年級學生每人每學期必須完成30篇千字文。除此之外，本專業數次邀請中學優秀語文教師為本專業學生做示范課，并且與學生對課堂實踐進行探討。除此之外，學院從2012級漢語言文學專業師范生中，選拔了一批優秀學生，組成了實驗班，并且配備了教學經驗豐富的班主任，在教學過程中進行一對一指導，讓學生們更好的享受教育資源，更快的掌握教學應用技能。

篇（9）

2中職漢語言文學教學的改進和優化策略

2.1合理選擇教學手段，提高課堂的有效性

漢語言文學的學習形式多種多樣，如文學作品、文章和文字等，所以在實際教學中，應該根據教學目的的不同而選用不同的學習形式，比如是選擇現代化的多媒體進行欣賞還是選擇傳統式的誦讀等。對傳統教學手段我們不應一味地批判，而是應該有所取舍，一些教學形式還是很有存在的必要性的。在具體教學中應該進一步培養學生的語言技能，考試不能僅以分數論成敗，而是要讓學生將這種技能應用到實際生活中。根據漢語言教學的特征來確定教學方法以及教學手段就成為教師的首要職責。

2.2創新專業教學內容，構建學生創新思維

隨著社會的發展，現實需要有所改變，基于此應改變和重組教材，不斷注入新鮮血液，不應該只注重知識的記憶，而應該加強對專業技能的培訓。教師在備課及授課時應加強對最新知識的把握，在講解過程中，無論是現代文學、古代文學還是作文都應該加強課程結構的優化，課程體系應用發展的科學理念加以優化。此外，教學中，教師應關注學生創新思維的培育。一方面，教師本身一個具有一定的創新意識，要有開拓進取的創新精神，能夠提出一些較為獨特和有效的教學方式，同時行為上應善于探索，不斷實驗、不斷總結。另一方面，要做到勤于思考，勤于行動，進一步發展創新思維。教師擁有豐富的知識，以此為背景，教師在教學中應不斷提出新的觀點，激勵學生去思索、去探討。

篇（10）

Abstract:Thestudyoftheconnotationofthemoraleducationofinstitutionshasimportanttheoreticalsignificance.Takingsomenewtheoriesofmoraleducationasthebackground,thepaperstudiestheconnotationofthemoraleducationofinstitutions.Thenitpointsoutthatthemoraleducationofinstitutionshasfourcharacteristics:participation,institutionjustice,fairprocessandcriticalfunction.

Keywords:themoraleducationofinstitutions;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

制度德育是我國青年學者杜時忠教授提出的新德育理念。從新的德育理念到新的德育理論，有必要對其基本問題進行提煉，比如對其內涵與特征進行追問。由于篇幅限制，杜教授對制度德育內涵只做了概括性的論述，本文試圖對制度德育內涵進行較為詳盡的分析討論。

一、制度德育定義簡析

欲討論制度德育的內涵，就必需對其定義進行探討。目前德育理論中存在比較多的定義混淆，根據著名分析派教育哲學家謝弗勒在《教育的語言》一書中對三種類型的定義的劃分與分析謝弗勒認為定義有三種類型：規范型定義、描述型定義與綱領型定義，具體說來：規范型定義是指對某個概念或詞語下定義時，將它規定在特定的討論領域或特定的討論形式中，并以特定的方式作出特定的解釋；描述型定義是指用已有的含義和既定的用法適當地描述被界說的對象或使用該術語的方法；綱領型定義是指它的提出者為了使用某一概念發揮特定的功能而制定的一種實踐綱領，它明確地或隱含地告訴我們事物應該怎樣。規范型定義和描述型定義反映的是現存的實踐狀況，但是它們有時候反映的是歪曲了的現實或錯誤的實際狀況。而綱領型定義反映了現存實際狀況的不滿，反映了一種改革的要求。綱領型定義是反思規范型定義和描述型定義為基礎的，往往包含“是”和“應當”兩種成分。制度德育概念提出本身是對當前德育現狀的批判，反映德育的應然狀態，體現德育的理想。因此，筆者使用的是制度德育的綱領型定義。

杜時忠教授提出：“制度德育是通過道德的制度來培養道德的個人。”[1](P11-13)具體分析這個定義，它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作為手段的“道德的制度”與作為目的的“道德的個人”。在此，我們可以對目的與手段的關系進行思辨。從辨證的觀點來看，目的是相對于手段而言，手段也是相對于目的而言。脫離手段，言說孤立的目的，或是強調手段而輕視目的，其思維方式都是違反辯證法的。因此，當我們強調“通過道德的制度來培養道德的個人”時，同時應該看到，離開了道德的個人，道德的制度也建立不起來。正是因為道德的個人的努力才使道德的制度得以建立。但是，我們強調用道德的制度培養道德個人，是針對當下道德建設之中有忽視制度建設的傾向而言。更深一層說，當下我國的德育困境的根在于整個社會的道德淪喪，而道德淪喪的根又在于制度不完善。

為了進一步把握杜時忠教授提出的制度德育的內涵，那么就不能不追問何謂“道德的制度”，何謂“道德的個人”。杜教授對此沒有作進一步闡釋。筆者認為“道德的制度”即正義的制度，合乎制度倫理的制度，蘊涵并保證自由、民主的制度，能夠切實保障人權的制度。“道德的個人”即具有主體性道德人格的個體。這種個體具有獨立、理性、自為、自由的道德人格。他們是具有特立獨行、清醒從容、有所執著、敢于擔待特征的個體。從公民道德教育的角度看，“道德的個人”即公民。“公民是理性地通過自己的言行而為公共生活造福的自由而平等的個人。自由、平等和充分介入社會合作是公民的特征”[2]。

需要進一步指出，當我們說通過道德的制度培養道德的個人，并沒有否定道德的制度與道德的國家、道德的社會、道德的政府的聯系。相反，我們在關注個體道德的發展的同時，始終對國家倫理、社會倫理、政府倫理予以深深關切。因為這些始終是培植個體道德的土壤。離開了土壤的改造，個體道德的“胚芽”不能生長，個體道德的“種子”永遠長不成參天大樹。對此，張奚若先生早在1935年就指出“要有健全的國家須先有健全的國民”、“國家就是人民的返照”。[3]也就是說，有怎樣的人民便有怎樣的國家，有怎樣的人民便只能有怎樣的國家。回想我國人民在和等歷史悲劇中的狂熱，筆者就更能理解劉曉東教授強調道德教育的文化使命的深刻意義。

二、制度德育與相關概念的辨析

1．制度德育與希望德育等新德育理論的關系

隨著我國德育理論研究不斷深入，最近國內出版了較多以《XX德育論》命名的德育理論著作。筆者認為只有將制度德育理論置于這樣一個理論背景之中思考，才能更好地理解制度德育的合法性，進而尋求德育理論共同體對制度德育的認同。朱小蔓教授在其主編的《當代德育理論新叢書》的序言中寫道：“這套叢書是社會轉型時期中國道德教育基本理論研究的重要成果。本叢書主要以建構和闡發新的道德教育理念為基本內容。”這套叢書由《道德體驗論》、《希望德育論》、《生命德育論》、《幸福教育論》、《德性教師論》、《品格教育論》、《情感德育論》組成。這些德育理論著作或多或少都對自己的核心概念作了說明。筆者選取道德體驗教育、希望德育等概念作為制度德育的平行概念思考它們之間的關系。

劉驚鐸博士在《道德體驗論》中對道德體驗教育作了如下說明：“道德體驗教育并不追求某種實體性存在，它既不與現行的學校－課堂教育相對，也不是五育之外的單獨一育，而是作為教育意識、教育思想滲透于整個學校教育之中，旨在強調道德教育要深入到學校、家庭、社區、大社會生活和自然之境中，向生活世界、自然之境和體驗者的心靈世界全面開放，引起人的生命感動，誘發人的道德體驗。”[4]劉驚鐸博士對道德體驗教育的說明對理解制度德育是有啟示的，制度德育同樣不追求實體性的存在，而是作為一種教育意識、教育思想影響著教育實踐。薛曉陽博士在《希望德育論》中對希望德育也作了說明，他指出：“本書在反復思考和謹慎研究之后提出希望德育的概念，然而，雖然提出這一概念，但并不以建構希望德育的理論體系為宗旨。本書并未提出所謂的希望德育目的、內容、方法等體系性話語。本書對這一概念的定位是：一方面，謹慎地使用這個概念，只把它限制在作為一種倫理價值或道德哲學的范圍內使用。希望德育是一個價值性概念，而不是一個結構性概念，在這一概念中不包含理論的體系和具體的知識邏輯，主要是關于德育價值的哲學澄清。文中任何時候所討論的希望問題，都不是獨立于道德教育之外的只屬于希望德育自身的問題，而是屬于整個道德教育問題。”[5]薛曉陽博士對希望德育概念的說明，對我們理解制度德育也是富有啟發性的。首先，在探討制度德育的過程中，不宜將制度德育作為一個結構性概念理解，應該盡量少用體系性話語。要將制度德育更多地作為一種價值性概念去把握，凸顯一種新的德育價值。其次，制度德育問題總是與整個道德教育問題聯系在一起。用聯系的觀點看待這種關系，既能拓寬制度德育的理論視野，又能將道德教育問題開拓得更為深入。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發現，當前這些論著中提出的新的德育理論都沒有按照經典種屬定義方法對新的德育概念作出定義，而是做一些理論上的說明和闡釋。這種做法并非否定種屬定義方法，而是看到這種經典邏輯定義程序并非在所有情況下都可用。其應用范圍僅僅限于那些特征性概念、分類性概念等。因此，我們不必過分拘泥于種屬定義方式。

那么，希望德育、體驗德育、生命德育、制度德育等德育理論在德育理論體系中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筆者認為，可以借鑒音樂學的術語“復調”來解釋這種關系。復調音樂是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曲調以對位法的法則結合在一起的多聲部音樂。主要特點在于各聲部都有獨立性；有別于主調音樂（主調音樂雖也是多聲部音樂，卻僅以一個聲部為主，其它聲部只是陪襯作用）[6]。在我看來，如果把德育理論體系比作復調音樂，那么制度德育和希望德育、生命德育等各種新的德育理論就像復調音樂中的各個聲部，都具有獨立性。隨著制度德育、希望德育研究的深入，整個德育理論體系的復調音樂就會更和諧、更美妙。

2．制度德育與德育制度的聯系與區別

制度德育是相對于希望德育、生命德育的獨立的德育理論，而德育制度是指有關學校德育的規范體系。有學者將學校德育制度界定為“觀念形態的規范體系，僅僅包括正式的、理性化的、系統化的、行諸文字的行為規范，如學生守則、學生日常行為規范、學習制度（考勤制度、課堂常規、考試制度、圖書館規則）、生活管理制度（作息制度、宿舍規則、食堂規則、衛生清潔制度等）、學生禮貌常規和品德評價制度等”[1](P11－13）。這樣看來，德育制度是正式的規范體系，是規范德育的準則。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比較清晰地將德育制度與制度德育區分開來。

當我們看到制度德育與德育制度的區別時，應該進一步思考二者之間的聯系。筆者認為，德育制度是實施制度德育的中介，離開了德育制度的制度德育，只能是水上花、鏡中月。但是，當我們看到德育制度對實施制度德育的價值時，又不能把目光只停留在對德育制度的關注上，而忽視社會體制、教育制度對制度德育的影響。

三、制度德育的特征

制度德育在我國的德育理論中可以說是一種全新的探索，沒有先例可援，因此，本文論述的制度德育特征，一方面是受經典教育理論的啟示，另一方面是筆者教育實踐經驗的歸納。具體說來：

1．制度德育是重視參與性的德育

制度德育主張讓學生參與制訂學校德育制度，讓學生來選擇學校德育制度；主張以學生為主體對其生活有關制度進行合理性論證。所謂參與，從內涵來說，指的是，“每個公民都有權利、義務或責任和能力參加社會的經濟、社群、政治和文化各領域的事務及其決策與管理工作”。從外延來說，“參與是大眾參與、民主參與和直接參與的統一”[7](P109)。

把政治學中的民主參與觀念引入制度德育是富有價值的。從宏觀上說，制度德育引導學生以社會成員的身份直接地、民主地、主動積極地參與到社會各個領域的生活、活動及其變革過程中，從而接受社會生活的全面影響與全面教育，獲得主體性道德素質的全面、整體發展。從中觀上說，在制度德育中，教師積極組織學生開展各項活動，引導每個學生參與，以主體身份民主地、直接地參與班級、學校和社會各領域的決策與管理工作，既主動接受班級、學校和社會變革的影響，又通過自身的變化促進班級、學校和社會的發展。從微觀層面來說，制度德育在具體德育活動中，使每個學生都意識到自己是權利和義務的主體，從而直接地、民主地、主動地參與德育活動。

制度德育是民主政治的需要，也是培養公民民主參與素質的有效途徑，同時有助于公民道德素質的全面發展。制度德育正是在學生積極主動的參與中，發展他們的行為能力，促進他們對民主制度的認同。因而，著名教育家杜威強調，“要使教育過程成為真正師生共同參與的過程，成為真正合作的相互作用的過程，師生雙方都是作為平等者和學習者來參與的”[8]。“在這種共同參加的活動中，教師也是一個學習的人，學生雖自己不知道，其實也是一個教師，師生愈不分彼此愈好”[9](P44)。這樣，“我們學校不再是脫離生活，專為學習功課的場所，而是有關雛形的社會團體，在這個團體里，學習和生長是現在共同參與的副產品”，“一切能發展有效的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的教育，都是道德的教育”[9](P375-377)。道德心理學家科爾伯格也指出，“從教育上看，促進成熟的道德推理這一目的就是發展一種對公正的意識，而這最終意味著創造公正的學校，在其中，學生是完全參與學校事務的。因此，除了促使學生公開參與課堂道德討論之外，有必要考慮學校的整體氣氛”[7](P137)。

反觀我國傳統和現行的學校班干部制度，從小學低年級起，大多是在教師的絕對控制下，指定、推薦和“選舉”出各級學生干部；在大多數小學高年級和中學的班級里，甚至在大學的班級里，班干部大多數是從小學低年級就開始當“干部”。與此相反，班級里大部分學生從小學低年級開始就一直是“群眾”。這種傳統的班干部制度表現出兩個特點：一是在本質上由領導做主，缺乏學生的民主參與；二是只有少數學生有機會擔任班干部。這種制度的消極后果表現在：第一，缺乏學生的民主參與，大部分學生的民利被有意或無意地剝奪了，大部分學生民主參與的主動性、積極性與創造性被壓抑。第二，大部分學生缺乏以主體的身份參與班級、學校事務管理的機會，從而缺乏主動參與意識與能力。這樣最終影響了個體道德的發展。

正是基于現實德育中的問題，制度德育重視德育過程中學生的參與性。制度德育建議通過建構班干部推薦、選舉、輪流三軌并行的制度來改造現行不合理的班干部產生制度。在新班干部產生制度中，貫徹大眾參與、民主參與和直接參與三個原則[7](P308-312)。

2．制度德育是重視制度正義的德育

制度德育是以制度正義為前提條件的，離開了制度正義，制度德育便沒有可能。因此，實施制度德育必然要重視制度正義。正確把握制度正義，首先要認識正義的內涵。在西方思想史中，正義的內涵有個演變的過程。梭羅認為正義就是給每個人應得的；柏拉圖認為正義就在于各得其所，各取其份；亞里士多德認為正義在于比例平等；羅爾斯認為正義在于“所有的社會基本價值——自由與機會，收入和財富、自尊的基礎——都要平等的分配”[10]。這樣看來，正義的核心是給人應得的。思想家們對“應得”的不同理解導致他們對正義的認識不同。筆者認為正義的著眼點在于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正義意味著權利與義務的對等。因此，如果把制度理解為通過權利與義務來規范主體行為和調整主體間關系的規則體系，那么制度正義意味著個體的基本自由權利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個體的權利和義務得到統一制度正義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指制度本身的正義；二是指把正義的價值轉化為制度的要求。第一層含義強調制度本身的正義，要求用正義的標準評價現存的和將存的制度。如果制度不正義，就要變革不正義的制度。如果制度正義，就要維護制度正義，并促進制度正義的發展。第二層含義指正義的制度化，強調把正義的價值轉化為具體的制度，將正義作為一種制度加以定型。這樣，制度正義從實質上和形式上達到統一。從動態的角度看，已有的制度會向不正義轉化，但又在正義的標尺下趨于正義，因此，制度正義的兩層含義是相互貫通的。

制度是人們交往的社會規則。正義的制度不僅有效地規范人的行為，而且深刻影響人的價值取向。從道德心理學上看，著名心理學家皮亞杰曾揭示，個體責任感形成有兩個前提條件：外部命令和對發令者的敬重。制度正義能夠有效地提供這兩個前提條件，因而有助于個體責任感的發展，進而有助于個體正義感的形成。從倫理學上看，倫理學家羅爾斯在思考社會成員正義感形成時認為，一個組織良好的社會是社會成員正義感形成的前提。一個組織良好的社會必然是尊重制度倫理的社會。制度正義意味著為個體道德發展提供正義的制度環境。在正義的制度環境中，個體成員能夠從社會生活經驗、自身利益的切身感受來體會制度的公正性和權威性，進而產生對制度倫理的認同感，經過感悟、陶冶，對制度及其存在的意義系統產生自豪感與熱愛。因此，“公正的社會結構是個體美德的前提，在基本公正的社會制度體系中，社會成員更可能是成為善的”[11]。進一步說，正是由公正的社會結構構成的正義的制度環境，滋潤著個體道德的發展。

3．制度德育是重視正當程序的德育

制度德育以制度正義為前提，正當程序是制度正義的應有之義，因此，制度德育必須重視正當程序。正當程序是保障人權的根本原則，因此，在德育管理中重視正當程序，才有可能真正實現尊重人權的德育。正當程序的核心思想是以程序制約權力，要求國家機關在處理公民權益時必須遵循正當、合法的程序，以防止國家權力的恣意和專斷。這對德育管理的啟示是，要防止德育管理過程教育者的恣意和專斷，造成德育暴力。

正當程序包括兩個基本原則：一是避免偏見原則，要求案件的裁判者不得對案件持有偏見或與案件有任何利益關系，裁判者必須在案件中保持中立；二是聽證原則，要求所有其利益可能受到裁判影響的利害關系人，都有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提供證據和進行辯護的權利，而裁判者也有義務平等地傾聽各方的意見，并且告知其有關的程序和交涉權利[12]。制度德育尊重正當程序，因而在德育管理中必須遵循正當程序。正當程序既保障學生的權利，也使學生在正當程序環境中得到民主的鍛煉和熏陶。

正當程序一般可以分為程序性正當程序與實質性正當程序。程序性正當程序要求，任何其權益受到判決結果影響的當事人，都享有被告知和陳述自己意見并獲得庭審的權利[13]。程序性正當程序主要包括：（1）告知適用規則；（2）送達書面通知，說明提出的具體指控；（3）及時送達通知并給予足夠時間以準備辯護；（4）舉行公正的聽證；（5）對聽證過程進行記錄；（6）告知上訴權。實質性正當程序要求，在對權利進行法律程序的規范和限制時，除非對所有人都一樣，這項權利將不受任何限制。主要包括：（1）適用規則不得不當，不得模糊；（2）不得依據非書面的規則進行懲戒；（3）決定應有實質性論據得出的結論予以支持；（4）重要證人的身份應予公開；（5）應受控方要求，應舉行公開或私下的聽證。總之，在德育管理過程中,只有重視正當程序,才能真正落實制度德育。離開了正當程序，制度德育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4．制度德育是凸顯德育批判功能的德育

制度德育主張通過道德的制度培養道德的個人。面對現實制度中存在的不合理，制度德育正視不合理的制度，并在對不合理制度批判的基礎上展開制度德育過程。它“通過對制度合理性的詰問，培養現代人的公民意識，塑造現代人的公共精神”[14]。與此同時，制度德育反思以往德育理論對德育批判功能的忽視，進而強調德育對現實的批判作用。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很長時期以來，我們的德育理論不敢批評社會，總是把社會提出的要求當作天經地義來接受。不僅不敢批評，而且總是為這些要求辯護。德育墮落成現實制度的附庸品，根本不能起到點化人性、提升德性的作用。德育完全淪為為升學考試保駕護航的境地[15]。明乎此，我們更能體會制度德育強調德育批判功能的現實針對性。

制度德育將德育批判功能與學生的道德理性批判力培養結合在一起，因為，學生只有具有良好的道德判斷力、理性批判力，才能實現德育的批判功能。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現實生活中存在較多的不道德制度。不道德的制度可能迫使，甚至促使人們做出不道德的行為。因此，學生只有具有一定的制度批判意識和制度批判能力，才能作出理性的抉擇。然而，良好的制度批判意識和制度批判能力，總是有賴于制度德育過程中對學生道德判斷力、道德選擇力和理性批判力的培養。

具體在學校制度德育過程中，教師可以創設有關學校制度的討論活動，引導學生對學校制度進行制度倫理評價，評判學校制度的合理性。在討論過程中，學生是主體，教師扮演引導者的角色——激發學生的道德思維，發展學生的道德觀念、道德推理與判斷選擇能力，從而使學生在比較、判斷、選擇中形成良好的制度批判意識和能力。需要指出的是，良好的制度批判意識和能力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制度德育過程中逐漸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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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2002年我國高等教育毛人學率已經超過15％，高等教育正式從“精英教育階段”進人到“大眾化教育階段”。高等教育走過精英教育階段后，在大眾化教育階段還要不要精英教育，對此學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學者雖然承認大眾化教育階段仍然存在“精英教育”，但卻混淆了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與精英教育階段的本質區別；一些學者僅從“大眾化”概念的表象出發，試圖用“量”的擴張來說明“質”的下滑的合理性，進而對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提出質疑。

對“精英教育”這個概念在認識上的分歧，必然造成指導思想上的自行其事和實踐上的各取所需，進而對高等教育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因此，重新審視“精英教育”在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的科學內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精英教育是伴隨教育發展過程而出現的一個概念。當教育發展成為一種特權之后，它只能為所謂的“精英階層”所享有。這其實就是一種為“少數人集團”服務的“英才教育(elististeducation，也譯為精英教育)”。“英才”即精英，是指“由于具有權力、才能、財富等而被視作最好或最重要的社會集團”[1]，很顯然，按照今天的精英標準，當時所謂的英才未必人人都是精英。隨著教育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日漸明顯，歐洲各國也越來越重視精英教育。對精英的選擇逐漸擺脫了“政治經濟的階層”標準，而偏重于通過心理測驗等等精確而公平的選擇方式[2]。1957年，前蘇聯人造衛星上天，美國朝野震驚，以科南特、里科弗為代表的要素主義教育學者猛烈抨擊美國在與前蘇聯腦力戰役中失敗的原因是“對優秀智力的漠不關心”，強烈呼吁要重視“智慧的訓練”[3]。美國隨后制定了精英教育的政策和法規，特別是1958年《國防教育法》出臺，提出“為了國家安全必須選拔我國大批的天才兒童，并努力進行天才教育”[4]，把精英教育的作用提升到國家存亡的高度，這一時期，精英教育的發展可謂登峰造極。至此，不論歷史上關于精英的評價標準有何變化，精英教育一般都是指一種優秀人才的培養模式，它的主要功用是“教育和培訓經過嚴格選拔的學生，以使他們適應需要高標準和高度創造性的腦力工作”[5]，這是從人才培養質量的維度上理解和使用“精英教育”一詞，它既適用于基礎教育領域，也適用于高等教育領域。1973年，馬丁·特羅教授根據他對美國高等教育歷史的研究，首次提出高等教育發展階段論，即按照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適齡人數占全部適齡人口的比例(毛入學率)，將高等教育發展過程劃分為精英教育、大眾化教育和普及教育三個發展階段。他把高等教育毛人學率小于15％的階段定名為精英教育階段，并總結歸納出這一階段高等教育體系的結構和特征。他的有關論文報告在OECD舉辦的國際會議上發表后，“精英教育”階段這個概念被世界各國教育界廣泛認同，并用以衡量本國的高等教育發展水平。自此，精英教育被賦予了新的內涵，成為按照量的規定來劃分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的稱謂，是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第一階段的標識。于是，精英教育的概念就具備了雙重涵義：或指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的精英教育階段，或指一種以培養社會精莢為目的的人才培養模式。當從后一個角度來使用精英教育一詞時，人們往往習慣于按照高等教育發展第一階段(精英教育階段)的一些質和量的特征來把握它的涵義。

正是因為精英教育這一概念在發展過程中有了較大的變化，所以對精英教育的理解出現了很大的分歧。特別是在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之后，人們對“精英教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過去的基礎上，而忽視了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與“精英教育階段”的所謂“精英教育”的必然聯系與本質區別。一些學者即使把“精英教育”理解為一種人才培養模式，但對精英教育的范圍界定也存在較大差異。有的學者認為“精英教育”是專指高等教育領域的人才培養模式；有的學者把所有高于本科層次的碩士生、博士生教育視為精英教育，而把所有本科、大專、高職層次的教育均統一到大眾教育[6]；有的學者則堅持精英教育至少有兩大塊：一塊是研究生教育，特別是博士生教育；另一塊則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所培養的本科精英人才，也應屬于精英教育[7]。還有一些學者指出，精英教育涵蓋國家的整個教育層次系統，即不論初等教育還是高等教育，都存在精英教育。

“大眾化高等教育的發展，不是不要精英教育，而是要更加保護精英教育，政府必須支持、保護、發展精莢教育，這是政府和全社會的責任”[8]高等教育發展階段論的創始人馬丁·特羅教授的這段話，表明精英教育在大眾化教育階段不僅必然存在，而且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大眾化教育階段畢竟不同于精英教育階段。進人大眾化教育階段以后，高等教育不僅表現為量的擴張，還主要表現為質的轉變，即在教育觀、教育功能、課程與教學形式、學生經歷、領導與決策、學術標準、學術管理、入學與選拔、院校管理等方面發生根本變化”[9]。如果說前一階段對精英教育的把握還主要是從“量”上分析，那么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則更強調“質”的突破。

隨著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精英教育的外延在不斷拓寬，內涵在不斷豐富，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的精英教育與精英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價值取向上已經大相徑庭。如果不給“精英教育”賦予新的內涵，或繼續用前一階段的精英教育模式來指導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但高品質的精英教育發展得不到保證，而且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進程也會受到阻礙。

首先，兩個“精莢教育”不是同一個概念，其內涵存在質的區別。前一階段的“精英教育”雖然也包括“培養模式”意義上的涵義，但其本意是對高等教育發展過程階段的劃分，是對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15％以下這一發展階段的指謂。雖然馬丁·特羅教授本人也承認，這一數值沒有統計學上的意義，不是一個固定的區別標準，各國可以對精英教育階段標準進行新的劃分[8]，，但15％這一數值畢竟得到了多數國家和學者的認可并采用。而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再具有劃分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的功能，而是專指存在于高等教育始終的一種人才培養模式。這種人才培養模式在質上具有規定性，但在量上沒有統一的劃分標準。由于各國教育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因而其精英教育規模不可能用一個標準或尺度衡量，它是一個動態數值，其決定因素既有國別間的橫向差異，也有一個國家不同歷史發展時期的縱向變化。其次，兩個“精英教育”的教育對象選拔墓礎存在質的差別。在精英教育階段，因為人學人數極其有限，整個高等教育系統均被視為精英教育。進入精英教育的教育對象是進入高等教育的全體學生，其教育對象選拔的基礎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其毛入學率的計算基數是全體適齡人口數。在精英教育階段，“精英教育階段”同“精英教育”(高等教育發展階段同人才培養模式)基本處于“全包”的關系，而在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同高等教育發展階段不是“全包”的關系，它本身處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的第二個階段，二者屬于“被包含”與“包含”的關系。大眾化背景下接受精英教育的對象，不再是全體進入高等教育的學生，而是其中一部分優秀學生。因此，其選拔基礎應是可進入高等教育階段的少數優秀學生，其計算基數不再是全體適齡人口數，而是高等教育的總體規模。

由此可見，在精英教育階段，整個金字塔都被視為精英教育，而在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只能是接近這座金字塔塔尖部分的優秀學生。盡管大眾化教育階段金字塔的塔基在不斷擴張，進入金字塔的門檻也在降低，但進入塔尖部分的競爭將更加激烈。

第三，兩個“精英教育”的實施主體在學術地位上存在質的差別。前一階段的高等教育機構數量較少，既然同屬“精英教育階段”，也就基本上承擔了精英教育的任務，其教學計劃和人才培養目標沒有多大的區別，因而也就不存在重點院校和普通院校之間的分野。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過程與高等教育多樣化的過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9]。特羅教授把高等教育多樣化定義為“對應于規模的擴大，新階段的要素成為制度和結構，整個高等教育多層化、多元化的過程”[5]。可見，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高等教育機構的數量、種類、形態和職能呈多樣化的發展趨勢。高等教育資源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激烈競爭中必然進行分化和重組。高等教育機構在國家的宏觀調控和高等教育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在層次上按照本科教育和專科教育，在辦學模式上按照研究型、教學研究型和教學型進行重構，并帶來辦學職能的重新分工、人才培養目標和辦學目標的重新定位。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再由全部高等教育機構承擔，而只能由研究型教育機構和國家級人才培養基地的專業學科來承擔。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大眾化階段的精英教育日益表現出國際化趨勢，現代性和開放性更加顯著，學校的目標定位不再滿足于立足本土，而是強調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對精英學生的吸納也跳出了本國的界限，向世界開放招生，表現出跨國界、多文化的特征。

第四，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的入學選拔標準將出現質的提升。在精英教育階段，高等教育入學選拔標準一般采取剛性指標，其衡量學生能否入學的標準都是一維的，剛性的，并且實行全國統一考試和統一招生。不管考生報考何類學校，都是采用一個評價標準。雖然國家通過改革招生考試制度，對考試科目和內容進行了改革，錄取分數線根據各省(市、自治區)的招生指標劃定，但結果是照顧了“公平”而犧牲了“效率”。進人大眾化教育階段后，隨著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張和社會對各類人才需求多樣性的凸顯，多樣性必然成為大眾化教育階段的重要特征。這種變化隨著高等教育機構辦學模式的重新定位而出現多樣化的入學選拔方式，這在已經進人大眾化教育階段的國家可以得到證明。大眾化教育階段的高等教育入學選拔方式在向柔性化、開放式轉變的同時，更加突出高排斥性和高選擇性。而對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而盲，其歷史使命決定了入學選拔方式必然是“柔性化、開放式”與“高排斥性和高選擇性”的統一，并側重后者。因此，國家對高等教育關注的重點要逐步由面向“全體”的高等教育轉向面向“精英”的高等教育。中央政府只抓“精英教育”層面，實行全國統考統招，為優秀考生進入精英教育機構接受精英教育打通渠道，而將非精英教育交由地方政府操作。

正是由于對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的內涵缺乏正確的理解，因而出現許多有違精英教育規律的現象。例如，不了解現階段精英教育只能是金字塔的塔尖部分，有的學校不顧自身的歷史和條件，盲目追求發展精英教育，盲目攀高和追求升格，勉為其難地搞所謂精英教育。又如，沒有弄清現階段精英教育的入學選拔方式是“柔性化、開放式”與“高排斥性和高選擇性”的統一，有的精英教育機構在招收學生的時候沒有做到高排斥性、高選擇性，使大批本可以接受高等精英教育的優秀青年被人為地邊緣化，而一些不該或本不適合進入精英教育機構的青年卻搶占了這些優質資源，使精英人才的選拔通道受阻。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有些精英教育機構為了眼前的利益，明顯越位，搞短期行為，發展非精英教育，同一般高等教育機構爭奪非精英教育生源。這些現象既損害了教育公平，又降低了教育效率，嚴重阻礙了我國高等精英教育的健康發展。

綜上所述，大眾化教育階段之前的“精英教育”是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階段劃分的數量概念，兼具“發展階段”和“培養模式”的雙重涵義，處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的第一階段，是建立在適齡青年總量基礎之上的數量概念。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不是高等教育發展過程的一個階段，而是處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的第二階段，是建立在高等教育總量基礎之上的數量概念。前者側重強調量的劃分，而后者側重強調質的本質。基于以上認識，筆者建議用“高等精英教育”代替被泛化的“精英教育”，并賦予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的高等精英教育的定義：高等精英教育是指建立在高等教育總量基礎之上的、由精英教育機構承擔、具有質的規定性的一種人才培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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