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審計博士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二、信息化條件下農業廣播電視院校的財務審計現狀
隨著各種先進財務軟件在我國各大高校的日常財務管理實踐工作中的有效運用,農業廣播電視院校在其轉型時期也逐漸加大了財務軟件的有效運用,正逐步實現由傳統的手工會計向會計電算化的過度,從而大大提高了院校會計信息處理的準確性與速度。然而,在當前信息化背景下,同會計信息化的發展速度相比,農業廣播電視院校的內部財務審計工作的信息化發展仍存在著一些問題,阻礙了其會計電算化的發展進程。
1.傳統手工審計同電算化審計并存
如今,計算機正成為各單位全面展開內部財務審計工作的一個必備工具,然而,在實際的操作中其功效并沒有得到真正的發揮,審計人員往往都是就從相關的財務部門把相關財務數據拷貝下來之后,再運用Excel軟件對數據進行相關的匯總與分析,然后再花費大量的時間來審查紙質會計憑證與會計賬單,以收集到有效的審計數據,并將其編成審計工作的底稿,最后作出審計的報告。在這個工作環節中,計算機僅僅只是作為一個輔的存儲工具來使用,大多數審計工作還是延續著傳統手工審計,這樣以來,計算機并沒有充分發揮其在對被審計對象的測試與檢驗工作中的作用,也沒有利用計算機來展開相關的財務數據分析工作,無法從整體上實現審計電算化。
2.現有審計軟件同財務軟件不相容
(1)當前,由于我國眾多院校的內部審計信息化的起步要比財務管理的信息化要晚很多,針對高校的內部審計特點而進行設計,故軟件中的一些功能在高校的內部審計工作中根本用不上,如“審計專家系統”等,而高校的內部審計所需的一些功能也無法得到滿足,如在審計查賬時沒有把查賬結果中的模擬手工三欄賬與多欄賬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從而不利于審計軟件工作的發揮
(2)現有財務軟件的設計中絕大多數都沒有將為審計軟件人提供專用接口這一內容考慮進去,這樣一來就使得現有財務軟件無法直接提供被審計對象的相應資料,也無法通過會計電算化系統進行友好鏈接以直接獲得審計工作所需的相關信息,最終導致財務軟件中嵌入的適時跟蹤監控系統無法發揮其真正作用,使得審計軟件無法實現對數據的有效采集與分析。
3.缺乏復合型的審計人才
現價段,在信息化背景下,院校的內部財務審計工作的對象已經由傳統紙質賬目逐漸向種類多樣的電子數據轉變了,且審計的手段也由傳統手工審計轉向了計算機審計,而這些轉變都要求審計人員具備較高的計算機應用水平。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大多數的財務審計人員都缺乏較高的計算機應用水平,那些既掌握了專業的會計與審計知識,又具備較好的計算機應用技術的復合型的人才比較缺乏,從而無法迎合內部審計的信息化建設與發展需求。
三、信息化條件下農業廣播電視院校財務審計的強化對策
1.逐步完善審計軟件
目前,各大院校普遍使用的是在企業版基礎上經過改造而形成的商業審計軟件,因此,在信息化背景下,必須逐步開發并完善農業廣播電視院校中審計軟件的相關技術功能。
(1)增加復合條件的查賬功能。
按照項目查賬的形式對多個會計科目進行查詢,同時把查賬結果中的模擬手工三欄賬與多欄賬方式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即按照會計的科目進行相關賬目的明細。就可一次完整查出研究生經費的相關收入和支出,若支出的項目中有明細核算,也可將支出的相關內容模擬成手工多欄賬的方式以顯示出賬目的明細。
(2)提高軟件的可操作性。
比如對于那些需利用復合條件查詢的相關賬目,就可將查詢的條件通過某種形式永久的保存下來,以避免在下次查詢的時候重復的輸入,從而在避免時間浪費的基礎上逐步提高工作的效率。同時,審計軟件設計人員還可具體針對高校在內部財務核算與審計工作中的特點來設計“審計專家功能”板塊,從而使得計算機可更好的發揮其審計功能。
2.提高審計人員的計算機應用水平
在上述分析中已經知道,當前在農業廣播電視院校中復合型的會計人才還是比較缺乏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院校財務審計的信息化發展水平,因此,在信息化背景下,培養一大批既具有專業會計知識與豐富會計工作經驗,又能夠熟練應用計算機來展開財務審計工作的復合型的人才很有必要。而要做到這一點,需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展開相關的工作:
(1)逐步提升審計人員的計算機應用水平。
院校在發展過程中,可有計劃、有目的的引進一些既懂得審計專業又熟練計算機應用的復合型人才,或者是對現有的內部審計人員進行重點培養,引導他們在“干中學,學中干”,以逐步解決院校的內部財務審計工作信息化發展進程中可能存在的一些問題,并采取“傳、幫、帶”的形式引導審計人員在實踐工作中逐步提高自身的計算機整體應用水平。
(2)熟練掌握相關審計軟件的具體操作方法。
隨著會計信息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審計軟件的各方面工作也在不斷加強,因此,在實際的工作中,院校內部的相關財務審計人員需熟練掌握相關審計軟件的具體操作方法,遇到問題后能夠積極的與軟件技術服務人員相溝通,或者是借助于軟件中的“在線幫助系統”,在這里,軟件設計人員對軟件的各功能模塊的具體操作方法都有比較詳細的說明,因此,審計人員可充分利用這一點來及時的解決工作中遇到的相關軟件使用問題,從而真正發揮出審計軟件的功能。
老早就知道博士論文后面有一段致謝意味的后記部分,一直在想自己到那天會是如何的激動如何的感慨,如今真到了這一時刻,卻是相當平靜卻也發現自己無從表達此刻的心情。
從大學畢業時考研找工作兩手準備,到幸運被復旦會計系錄取,再到兩年半后由碩轉為攻博,最后三年半后博士畢業,進入不錯的高校成為大學老師,我完成了由會計小本到會計博士,從會計學術門外漢,到成為一名可以獨立進行會計研究的大學老師的華麗轉身,這是六年前的我絕對沒有想到的。六年的青春歲月可以在復旦度過,可以在會計系度過,我是幸福的。感謝我的導師呂長江老師,這不是博士論文后記部分的例行感謝,是學生發自內心的,我一直認為如果當時我的導師換了其他人,我可能都不會走到今天。是老師一步步的將我帶入會計學術的氛圍中,讓我yulu.cc的看到會計學術的魅力,也是老師耐心的教導及指引,讓我慢慢發現了自己適合的人生職業。感謝老師對我的學術及生活上的關心,感謝老師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感謝老師對我有話直說、口沒遮攔的寬容。
同時還要感謝師母王克敏老師對我的點撥及生活上的關心;感謝會計系洪劍峭老師的關心及對博士論文解析部分的幫助;還要感謝會計系陳超老師、周紅老師、徐浩萍老師對論文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感謝北京大學陸正飛老師、上海交通大學夏立軍老師、復旦大學原紅旗老師、南開大學劉志遠老師、上海財經大學潘飛老師、上海交通大學張天西老師對論文提的寶貴意見;感謝復旦會計系所有老師在六年中從各個方面的幫助與照顧。此外,還要感謝我在耶魯大學交流期間的外導FrankZhang,感謝張老師對我在耶魯交流期間的照顧,及對我在學術上的悉心指導,同時也要感謝耶魯會計系的博士生杜凱同學對我生活上的幫助及論文解析部分的指導;也要感謝耶魯會計系其他老師和同學對我在各方面的幫助。
我在復旦的同窗們,我不會忘記你們的:我的室友王瑞、杜琰琰、程南雁,同窗翁宵偉、李靜、武建、朱晨波、張軼凡,及劉璇、黃海杰、劉念、徐媛媛等師弟師妹們,以及管院09博的所有同學們,因為你們的陪伴,我的生活才能如此豐富多彩。
最后感謝我的父母,是你們為我提供了一個無憂無慮的成長環境,是你們的支持可以讓我無后顧之憂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們的愛護是我人生最大的財富;還有我的好妹妹,你倒是像姐姐一樣照顧我,我們的姐妹情無疑是我值得驕傲自豪的地方。
所有愛我的和我愛的人,僅以此文獻給你們。
致謝二:
歷時一年有余,這篇博士學位論文終于即將完成。回首論文的撰寫過程,內心不禁五味雜陳,感觸良多。
政府審計與民主政治關系的研究是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話題。兩年前,我的恩師,國內政府審計領域的權威人士蔡春教授以他對學術前沿的高度敏感捕捉到了這一問題的研究價值,并建議我以此為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最初思考這一選題時,我頗為惶恐。這一論題不僅要大量涉及到政治學等較為陌生的領域的理論知識,而且在進行選題論證時搜集到的己有相關文獻成果極為有限,國外文獻研究幾乎為零。可以預見如果以此為題,論文的創作將會遇到很大的困難。與同專業的博士同學以及同門的師兄師姐討論后,他們也都認為這一選題難度較大,這一度幾乎讓我失去信心。與導師蔡春教授交流以后,他給予了我極大的鼓勵和支持,幫助我分析研究思路,啟發我思考解決論文中的關鍵問題與難點,并提出了他獨到的見解。在蔡老師的悉心指導下,最后我還是決定要堅持下來,并最終確定以政府審計推動民主政治發展的作用這一問題作為我博士論文的選題。
選題確立后,我從2011年4月開始搜集資料,擬定論文研究大綱。寫作期間,我又再次遇到了瓶頸,民主政治細化的問題曾讓我一愁莫解。后來,我研讀了大量政治學、公共管理學、公共政策學、公共權力學的書籍與文獻,并多次與政治學專業的同學討論,才最終從民主政治運行機制的角度解決了.
這一問題。其后遇到的諸多難題,如政府審計對民主政治發展作用的機理分析、實證研究中民主政治的量化、模型的構建等,我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與導師和同門師兄師姐討論,一次又一次的翻閱各類文獻,每個問題都是反反復復的琢磨直到被逐步攻克,這才最后形成了這篇博士學位論文的成果。整篇論文的撰寫過程,從選題開始到最后論文定稿,大到論文大綱框架的確立,小到一個詞語的選擇,無不凝聚著導師蔡春教授的心血、同門兄弟姐妹的幫助、同學和朋友的鼓勵和我自己的努力,現在回想起來,實屬來之不易。
在論文寫作的過程中,我深深體會到了學術研究的不易,也越發感覺到自己才疏學淺。論文雖然初步成稿,但自己也清楚的知道我的研究還是最基礎性的嘗試,其中許多問題思考還不夠成熟,分析還不夠深入,還有許多缺陷甚至錯誤,希望能夠得到更多的批評指正,以幫助我更好的完善本論文并展開對這一領域的后續研究。
學海無涯,我將博士論文的完成看成另一個學習道路的起點。在今后旳日子里,我會持續關注政府審計領域的研究,謹記恩師教誨,踏踏實實的做人,勤勉嚴謹,不斷思考探索,不辜負恩師的栽培,不辜負同學朋友的支持和父母的期望,更不辜負自己的人生。
三年時光,如彈指一揮間。收到博士錄取通知書那一刻的欣喜仿佛還在昨日,轉眼間我已經在提筆撰寫畢業論文的致謝詞。深夜12點,萬籟俱靜,回想榮春園三年的求學生涯,導師的栽培、同門的幫助、同學朋友的關懷,父母的支持,一幕一幕在腦海中浮現,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衷心感謝我的恩師蔡春教授。能夠成為蔡春教授的博士生是我一生最大的榮幸。是蔡春教授帶領我走進了審計學術的殿堂,他淵博的知識、嚴謹的治學態度、認真細致的做事風格、勇于創新的精神、對學術的不懈追求都令我十分的欽佩,這將是我受益終生的寶貴財富。三年博士階段的學習生活,蔡老師教會了我科學的思維方式、正確的研究方法、前沿的思想理念,教會了我許多待人接物與為人處世的道理。他每一次學術思想的提點都讓我獲益匪淺,每一次生活上的關懷都讓我這孤身在外求學的學子倍感溫暖與感動。
特別是在博士論文的撰寫過程中蔡老師更是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從論文的選題到資料的收集、開題、論文的撰寫、修改直至論文完稿,蔡老師一直在給我支持和幫助、信心和鼓勵。沒有蔡老師悉心的指導,我不可能順利的完成我的學業。師恩深似海,蔡老師的諄諄教誨我會永遠銘記于心。衷心感謝我的師母包建華女士,感謝您慈母般的關懷和教誨。
衷心的感謝西南財經大學的諸位老師。感謝彭韶兵教授、楊丹教授、羅宏教授、陳苑紅教授、葉建明教授和黃載興教授對我專業課程的教導。感謝樊行健教授、潘學模教授、呂先锫教授、馮建教授、馮儉教授、余海宗教授、譚洪濤教授、馬永強教授和唐雪松副教授對我博士學位論文所提出的中肯意見,讓我的論文得以完善。感謝方萍書記、余霞老師、楊長虹老師,謝謝你們三年以來的關照感謝蔡老師研究團隊里面的所有的兄弟姐妹。感謝李江濤博士對我博士學位論文在實證模型設計等方面所給予的指導和幫助;感謝劉更新博士,與你六年的同窗情誼,你對我的學習和生活給予了許多的關懷與幫助,感謝你在我考博期間的支持與鼓勵,感謝你帶我進入蔡門大家庭;感謝謝贊春博士、苗連奇博士,感謝你們一直像大哥大姐一樣照顧我,感謝你們在我感到困難的時候給予的安慰與關心;感謝孫婷博士生、饒翠華博士生、馬碩博士生,感謝你們在博士論文撰寫過程中的一路鼓勵與扶持;感謝蔡利博士生、朱榮博士生、李明博士生、劉雷博士生、謝柳芳博士生、唐繡球博士生、感謝你們兄弟姐妹一般的同門情誼,讓我倍感親切和溫暖。感謝師門的瞿旭博士、董延安博士、李海燕博士、劉學華博士、羅朝暉博士、鮮文鐸博士、張勇博士、徐榮華博士、楊曉磊博士、路偉達博士等和碩士研究生楊魯、敖金俐、林潔、劉春苗、黃婧、張倩倩、和輝、王志、祁恒慶、陳永輝、楊晶晶、何雨、何苦、鐘婷、馬可哪吶、吳征遠、梁怡爽、張鵬、周思維、王瑜、陳亮、孫琳、張靜、周賢莉、李慧、羅琪、段楠、王憲振、歐琳、苗芄、蔣靜、趙曉燕等師弟師妹,恕不一一列舉,你們是我今生最大的財富。
感謝我的同班同學。感謝王偉博士生、張瑋倩博士生、張曉玲博士生、彭丁博士生、郝以雪博士生、何惕博士生、黃莉博士生、林高博士生、盧興杰博士生、王昱升博士生、向陽博士生、袁洋博士生、張媚博士生、周冰博士生、魏濤博士生、張澤南博士生、汪tn専士生、周婧博士生、侯甜甜博士生、肖光紅博士生、周明友博士生。感謝你們讓我擁有三年美好的求學時光,我會將這些記憶永遠珍藏。
感謝我的碩士同學萬磊、龔建英、柳宇燕、夏冬明、易旭東、隋春蕾、周德如、陳義、夏蓓、王峰、張莉等;感謝我的本科同學徐燕、薛愛玲、王芳、仇揚、楊珠等,謝謝你們一直以來的幫助和鼓勵。
最后,深深感謝我的父母。你們用畢生的心血養育教導女兒,女兒不孝,多年在外求學,不能承歡膝下,只能在心里感謝你們對女兒的無私的愛,感謝你們一直包容我的任性,感謝你們一直做我堅強的后盾,放我去飛,放我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感謝所有關心和支持我的朋友們!
致謝三:
光陰荏苒,轉眼間我在上海交通大學度過了豐富且有意義的四年求學生涯。這四年的博士研究生生活讓我體會到了會計學學科的博大精深,同時使自己的知識水平和實踐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使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前進方向。
首先要感謝我的導師張天西教授。張老師以其淵博的專業知識、嚴謹的治學態度和默默的奉獻精神時刻感染著我,深深地影響著我,激勵著我奮發進取。在本文的寫作過程中,張老師對我的畢業論文始終給予了認真和耐心的指導,使我順利地進入畢業論文研究階段并成功地撰寫了畢業論文。四年來,在張老師的言傳身教下,使我能始終以一種平和的心態,協調處理好學習、工作、家庭三者的關系。尊敬的張老師,謝謝您!
引言
環境會計的研究對于我國而言還處于初級階段,為了防止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重蹈覆轍,實施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規劃,加強環境保護,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博士論文,會計體系。我國必須加緊推行企業環境會計的實施。通過上文對環境會計的探討,結合我國國情,針對目前我國在環境會計方面存在的問題,筆者對我國開展環境會計提出以下幾條建議。
1 制定和完善環境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
企業為追求自身的經濟利潤,往往不愿意實施環境會計,或者不能真實、準確地實施環境會計。博士論文,會計體系。為了保障環境會計在我國真實有效地推行實施,這就需要有相關法律法規的強有力的支撐。首先要建立健全的環境會計相關法律體系,以強制的法律手段保障環境會計的法律地位,以法律形式約束、規范人們的經濟行為,使之符合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需要,使環境會計有法可依,保證環境會計的順利實施。在制定和完善相關環境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時,可以在考慮我國特有國情的前提下,適當地借鑒、吸收國際上的理論成果和成功的實踐經驗。
目前,環境會計在目標上還很不明確,對其目標的正確認識是完善和發展環境會計的前提;環境使用者的群體還不夠普及,到現今為止,只有政府相關部門對其比較重視,并且依據企業在環境保護和環境污染治理的行為上制定出了一定得獎懲措施。博士論文,會計體系。除此以外,大多數企業部門和個人對環境會計信息的意識還不夠強烈。我國要發展環境會計必須增強和國外學者以及相關部門的交流,我們需要借鑒國外成功的案例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加深我國環境會計理論方面和實務方面的研究探討,使我國的環境會計的理論和實務研究都跟上國際的步伐。
2遵循環境會計發展的循序漸進原則
按照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和我國經濟發展的自身特點,想讓環境會計的實施在我國一下子達到一個較高的水平是不現實的。我國的環境會計必然要經歷一個由萌芽、發展到逐漸完善的過程。對于不同階段,環境會計的應用要求也有所不同,從形式到內容,從核算方法到應用范圍,都要循序漸進,逐步提高。1、形式上,將復式記賬和單式記賬兩種方法的核算相結合,然后由單式記賬慢慢轉變成復式記賬;在信息披露方面可以先采用在財務報表中補充資料或附注的形式,再逐漸向正規的報表披露模式轉變。2、內容上,對比較容易操作的內容先確認、計量和披露,當發展成熟時對其全部內容進行核算。3、核算方式上,暫時對環境會計要素的核算不作非常嚴格的要求,之需要從現有的會計資料中獲得環境信息就可以,不過當環境會計要素的核算逐步發展成熟時就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核算體系。4、推行范圍上,先在一小部分進行試點,然后推廣到全國各地。可以先在污染狀況比較嚴重或者國家重點建設的企業和行業進行試點,通過對其反映效果的觀察從中進一步改善,總結其中經驗,然后逐步推廣到不同行業不同部門不同企業,最后推廣到全國各地。博士論文,會計體系。
3加強政府管理部門對環境會計的監督
企業為追求自身的經濟利潤,往往不愿意實施環境會計,或者不能真實、準確地實施環境會計。政府管理部門和社會各界對環境會計的監督顯得尤為重要。博士論文,會計體系。社會公眾監督和社會中介監督都屬于社會監督的一部分。博士論文,會計體系。其中,社會公眾監督不具有法律效應,但是它的輿論影響不能忽視,它往往決定著媒體對企業的輿論導向,所以社會公眾的監督對企業在環境保護和治理方面是很重要的,這是促進環境會計完善的一個重要部份。然而,國家有關機構對環境會計的監督主要體現在強制性和專業性上,當前,我國國家審計機構還沒有環境審計這個組織,在相關的審計法律法規中也沒有對環境審計方面的內容作具體的規定。審計是一個重要的監督組織,在環境會計體系中建立環境審計是毋庸置疑的。目前,建立環境審計首先要了解環境審計法規建設;其次為建立環境審計做好物力人力和財力準備如配備環境審計人員;最后出具環境審計報告,這是我們進行環境審計得出的書面證明,是促進企業環境會計穩步前進的有效推進力。環境審計部門可以從核查原則、核查內容和核查材料上這三個方面對環境審計進行定義確認和披露。
4提高會計人員的專業技能素質
作為會計處理的實際操作者,會計人員的會計專業技能極大程度地直接影響到國家會計準則和制度的實際貫徹執行是否合法真實有效。作為一門新興的會計學科,環境會計的實務操作還沒有被我國廣大會計工作者所熟悉,要想在我國大力推行實施環境會計,非常有必要培養一批高專業技能素質的會計人才,同時也要提高現有會計工作者在環境會計相關方面的專業技能。隨著人們對環境意識的增強,高新技術的出現,環保措施的進步以及綠色產品的產生,企業對環境管理的思想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前,我們雖然經常強調生產商對其生產過程產生的廢水、廢氣和廢物的排放,但是沒有改變其根源,污染源還是不斷擴散開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要想回到過去清新的環境,必須從產品的研發,生產到消耗再到回收利用等每個階段進行全方位的調整,只有從管理思想上徹底變革了才能保證每個環節的改變。對于會計的主要核算人員——財務人員就必須樹立起積極的環保思想,另外,環境會計是由會計學、經濟學、管理學和環境學多門學科相結合的應用學科,傳統會計中沒有這方面的內容,財務人員就需要對其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所以,財務人員在加強對環保認識的基礎上更要在專業水平方面下功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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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論研究的同時,張先治教授還特別注重將研究成果與生產和管理實踐緊密結合,深入分析和論證東北老工業基地建設和國有企業改制問題,其在國有企業改制、國有資本管理、監督與營運機制研究、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研究等領域的研究成果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影響。如近期由他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研究”(2006年)、遼寧省重大決策項目“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政策與措施研究”(2007年),以及大連市軟科學項目“大連市國有資本經營政策與策略研究”(2008年)等,均緊密結合中國改革與開放的環境與需要,為國家制定政策及指導國有企業改革起到重要參謀作用,其研究成果受到各級有關部門和領導的高度重視。特別是,國家社科基金“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研究”的研究報告被撰寫成“成果簡報”,報送國家重要決策部門領導審閱。此外,他在管理控制、預算控制和財務分析等領域的研究成果已經被一汽大柴、沈陽機床集團、大連億達集團、大連創新集團等企業所采納,轉化為生產力,為這些企業的現代化管理保駕護航。
從事教育工作20多年來,張先治教授不斷創新教學理念,改革教學方法。他所帶領的財務分析課程組在創建精品課中成績顯著,2004年,財務分析課程被遼寧省教育廳評為“省級精品課”,同年,又被教育部評為“國家級精品課”,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和學習。“全方位、立體化財務分析教學資源系統”這一教學成果2004年被評為遼寧省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2005年,獲教育部“國家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在培養研究生方面,他以研究工作室為單位,采用基于導師制的項目教學法培養學生。他還著手組建了資料信息庫,編寫會計研究動態,供研究生學習使用。教學改革與教學方法的創新取得很好成效,幾年來,一大批博士、碩士在他的指導下以優異的成績畢業。2003年,首屆國家楊紀琬獎學金評選中,他指導的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獲優秀論文獎,同時,張先治教授榮獲指導教師獎。2005年,他指導的博士研究生畢業論文獲得楊紀琬獎學金優秀博士論文獎。
熱衷書法,喜歡古書。他說,這些是能讓自己平和的秘訣。而實際上,這位會計學博士的人生經歷同樣精彩。
勤奮,戴上真正的博士帽
能夠戴上真正的博士帽,是李國運的一個夢想。
“或許是喜歡看書,包括參考消息等。從小,我就被同學和老師叫做‘李博士’。”通往博士之路,他走得堅定從容。
作為一名會計學子,李國運一開始對會計學并沒有很深的認識。早先是懵懵懂懂進入這個學科,后來發現是一個很好的“謀生手段”,繼而才發現是經濟與管理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1987年,大學畢業后,李國運在湖北荊州某銀行平穩地度過7年時間。上個世紀90年代初,銀行的待遇很高,很多人的工資只有三五百元,而銀行員工的月收入已經達到了1500元左右。“但是我還是選擇了離開。因為看看周圍人,覺得自己的前程到頭了,最多是個科長,一輩子難道就這樣了?不愿意一直從事這種簡單機械的重復工作。” 而且,在銀行期間,他深刻地體會到會計學的重要,由于有會計學的專業背景,所寫出的調查報告分量就大不一樣。這更堅定了李國運繼續深造的決心――研究生的新目標,本想繼續留在銀行系統的他,因為上司的一句“銀行不需要研究生,只要高中生就夠了”,讓年輕的李國運離開得義無反顧。
不破不立。之后,他如愿以償地成為中南財經大學郭道揚教授的碩士研究生。“郭老師對我的要求很嚴格,這種嚴格對我的學業大有裨益。”李國運的畢業論文《公共會計師職業與會計公司的發展》尚未答辯,其主要章節就被中國經濟出版社以《以史為鏡:注冊會計師職業發展史》的書名出版,后來又成為錄入到《會計大典》中惟一入選的碩士論文。做學問得到了基本認可,老師認為我有一定潛力。”回想起來,李國運笑著說。
碩士畢業后,李國運正式踏上證券之旅。
2001年,為了實現心中的夢想,李國運打算報考郭道揚教授的博士。
那時候已經工作了一段時間,但是心中總是有夢未圓。那么,縈繞心頭的是什么呢?
“李博士”,不是為了虛名,只是覺得有事情沒有做完。但是,命運好像故意在和他開玩笑,通往博士的路并非一帆風順。“第一年,由于種種原因,我沒能如愿,第二年,我考得很好,總分會計學院第一,英語85分,全校第二名,第一名是英語專業的學生。”這也符合李國運“把事情做好”的一貫原則。郭老的要求只有一個,就是要求他必須回武漢上課。于是,為了心中的博士夢,李國運從北京回到了武漢。“我幾乎不逃課,是個很好的學生。”李國運笑著說。
作為國際知名的會計學家,郭道揚教授對博士生的培養方式與眾不同,在入學前,博士生論文提綱已經上交,入學后,就要收集資料,也就是說,博士論文是用三年甚至四年時間完成的。這種方式也讓論文質量得到保證。李國運的這篇題為《資本市場與會計演化關系史研究》的博士論文也為他的博士后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之后,他陸續在《會計研究》、《審計研究》、《光明日報》理論版以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武大《經濟評論》等刊物上發表相關資料文章。
“在武漢讀博士時候,正是證券市場低迷的時候,所以我有大把時間用來學習。”厚積薄發,武漢大學博士后期間成為李國運學術成果最為豐碩的時期,兩年左右,他共在武漢大學認定的權威期刊3篇,核心期刊5篇,出版學術專著1部,被評為武漢大學優秀博士后。
敬業,將事業做到最好
11年的證券行業經歷,我喜歡這份職業。
會計不僅對工作有幫助,還會讓人的思想發生變化。“我很多觀點和思維模式的形成都受益于會計。”在長城證券工作時候,時任營銷管理總部總經理的他,首創月度、季度經營分析會議制度,以視頻會議的形式分析當期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狀況,讓每一個人都能清楚知道自己所處的地位和努力的方向。
李國運認為,財務出身最大的優點就是風險意識和成本意識比較高,每開展一項業務,你都要進行風險評估,要明白風險點何在,是否可控,也要進行成本測算,進行投入產出分析。因為,證券市場是一個高風險行業,也是一個周期性行業,不適當的時侯過于擴張會折戟沉沙,所以每一個行動都要經過財務分析才可以。
對于證券行業,李國運情有獨鐘,他認為這是一個有前途的富有挑戰性的、前沿性的行業。同時,這也是一個很單純的行業,只要把事情干好,讓自己做得足夠優秀,就會有人來找你。在李國運身上,就是最好的驗證。2005年,長城證券遇到領導班子大變更,董事長、總裁、分管副總裁,他一個也不認識,但領導卻從他的工作業績認識了他,將他從武漢營業部總經理直接任命為公司經紀業務管理總部(營銷管理總部)總經理。原因是他將武漢營業部從湖北市場第43名帶到了前4名,從公司的后2名進入前2名之列。當然,也只有李國運知道,這其中付出的艱辛和遇到的困難,絕非只言片語能概括。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所有有夢想、有理想、有熱情的年輕人,都可以來這個行業闖蕩。
每個硬幣都有兩面。無疑,這也是一個誘惑很大的行業,一夜之間可以成為千萬富翁,但也有不少人成為階下囚。所以,“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古訓是要時時放在心上的。
對于事業,李國運十分贊同日本三洋公司前總裁井植薰的觀點:“如果你只想8個小時為公司服務,那么你可以成為一名員工。如果你有12個小時為公司服務,那么你能夠成為中層經理。如果有16到24小時能想到公司,你可以成為高管。如果你沒有得到這些職位,那么會有人讓你實現。”
沒有明槍暗箭,可絕對刀光劍影。在11年的時光中,李國運打了很多“不可能勝利的勝仗”,但他笑言,那很多是不能變成鉛字的故事。
李國運把自己在證券業的成績歸功于兩個字:敬業。風險意識要強,“敢為天下后”也是李國運借鑒步步高老總段永平的名言。“做第二個,風險最低。”“這其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我們這個行業,很難了解一種全新產品在市場上會不會受歡迎,而推一個新產品需要資金以及風險很大。對于市場要充分觀察,不怕別人搶先做,而一旦做出判斷,我們能在最快時間上馬。日本在消費類電子產品中能夠超過歐美,采用的就是這種辦法。”不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做第二個,好吃沒毒,那就多吃一點了。
趨同,統一會計標準建設
新會計準則的出臺是會計界的盛事。此前,會計出身的李國運也曾就會計標準發表相關言論。
在李國運看來,會計標準的全球大一統的狀況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它至少應經過這樣幾個階段,即會計標準的國際協調階段、幾個著名的國際性會計標準共存階段,和會計標準全球大一統階段。每一個階段、每一個過程、每一條款的協調過程都是一個多重博弈的過程,
統一會計標準的建設不僅涉及到國際慣例、國內法律制度體系和現行做法之間的銜接問題,也涉及到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之間的協調問題,還涉及到會計標準的理論研究、制定、執行和檢查之間的關系問題。
其一,正確處理國內會計標準與國際會計標準協調的關系。國際化不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單向接軌,而應是一種雙向的溝通、協調。我國在會計標準建設方面,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已經積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辦法和經驗。同時也要注意吸收國際先進理論與實務,借鑒包括國際會計準則(IAS)、美國的公認會計準則(GAAP)和其他國家的制度。
其二,正確處理原有體系和新的框架之間的關系。一個高質量的會計標準除了具有可比性、透明度和充分披露外,還必須具有可檢索性和可執行性。然而無論是IAS,還是GAAP都存在分枝過細、各自為政、體系龐雜、缺乏協調、不易操作的缺憾。我國在進行會計標準建設時,除了保留原有體系的合理的部分外,會計標準建立在一個更高的起點,形成了一個架構科學、層次分明、協調統一、易于執行的會計標準體系。
其三,正確處理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會計標準必須建立在先進的會計理論基礎之上,否則不僅無法反映交易與事項的經濟實質,而且還會產生前后矛盾、寬嚴不一的弊端,影響會計信息質量。對此,西方國家曾經有過深刻的教訓。我國制定會計標準以先進的會計理論為指導,避免了理論研究與標準制定的脫節。
其四,正確處理會計標準的制定與執行效果之間的關系。要提高會計信息質量,不僅需要高質量的會計標準,更需要良好的執行效果。否則,再高質量的會計標準也很難產生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提高現有會計人員業務素質,加強其職業道德教育,同時嚴格外部審計監督,強化執行效果的檢查,切實保障會計標準的執行效果。
快樂,將“書呆子”進行到底
被朋友譽為“沒有任何不良嗜好”的李國運,自嘲是個“書呆子”,“但是我享受其中,也會將書呆子進行到底。”
和其他金融行業一樣,證券市場也是一個浮躁的行業。與金錢打交道,心情難免會起起伏伏,如何讓自己心平氣和是很重要的事情。
“閑時,我會看一些古書,比如《二十四史》等。更讓我醉心的是書法,從小學時開始,我就一直練習書法,受過嚴格的專業訓練。”
李國運對自己有一個要求:就是每一年出一個東西留給自己。他是這樣計劃的,也是這樣實施的。1990年,《漢語成語鋼筆字帖》;1991年,楹聯書法;1993年,《青少年書法報》頭版專訪;1995,《精編學生鋼筆字帖》;1996年初,《簽名的藝術》;1996,《財會人員專用鋼筆字帖》,1998年,《簽名藝術舉要》。誰能想到,一直在會計學界和證券市場辛勤耕耘的李國運會是眼下流行的簽名藝術理論的主要貢獻者呢?他的兩本分別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和中山大學出版社的近50萬字的簽名藝術專著曾啟發了多少人的藝術靈感,但面對如今熱鬧的簽名市場,李國運則置身世外,泰然處之。
寫字讓人心態平和,讀史則讓人跨越古今。“做證券,更多的是需要冷靜。這時候,我習慣去打開另一扇世界的窗,吹吹冷風。”在這個市場上有很多無奈,所以自己要學會超脫一些。自號“二超堂主”的李國運給我們獨家解釋了二超的基本含義:超越、超然。對于理想和事業,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地去追求,但是無論做什么事,我們也不要太功利,要有一種超然的心態。
功到自然成。2008年的5月,一家獵頭公司的出現讓李國運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北京,走上了一家綜合類新銳證券公司的領導崗位。“北京的文化氛圍不一樣。無論是文化還是藝術,這都不是奢求而成為一種必須,生活品質得到了提升。”
我祝賀李國運取得了較大的成功,但他謙虛地說,“我不是一個成功的人,恰恰相反,是一個很不成功的人。只有不為了某種利益而去做事的人才是成功的,我只能說我沒有太虛度時光。”他說,他的夢想是擁有一定財富后,能悠閑的寫寫字、看看書。
中圖分類號:F232;N945.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937(2014)24-0120-03
一、引言
隨著科技、經濟的快速發展,會計信息化建設對于企業發展的作用日益凸顯。云會計的出現為中小企業提供了新的會計信息系統(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以下簡稱AIS)建設模式,可以有效解決目前會計信息化原有的固化、凝滯、成本高等特性引發的諸多問題,經濟高效地為企業會計信息化提供服務。在開放、動態的云會計環境下,AIS具有需要動態獲取用戶偏好、根據偏好定制功能服務等特性,由于用戶對會計系統和會計數據安全性的高度關注,使得AIS的可信性及其動態變化情況始終是用戶關注的焦點。AIS可信需求在多種因素的作用下將不斷發生演化,各種需求演化將對AIS的整體可信性產生影響,不同可信需求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依賴將深刻影響AIS的全局可信性。
近年來,軟件演化、可信軟件等方面的研究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王懷民等(2011)給出了軟件服務在線演化的基本定義,提出涵蓋演化范疇、演化類型和演化方式等方面的分類模型,并對目前幾種具有代表性的演化使能平臺和可信演化系統作了綜述和比較;蘆俊佳、劉敏昆(2012)針對軟件演化過程(SEP)的設計,提出一種基于過程構件的過程設計方法,通過對過程構件和連接件進行連接與組裝,得到以Petri網形式描述的軟件演化過程模型;李飛等(2008)借鑒軟件體系結構SA的有關概念,提出了一種基于SEPA和過程構件的軟件演化過程設計方法;郁等(2007)對軟件演化及過程的特征進行了描述,提出軟件演化過程的具體活動,并分析了軟件演化過程中的反饋機制,提出了基于擴展雙變遷Petri網和反饋循環的軟件演化過程模型;詹劍鋒(2002)在其博士論文中系統地研究了因特網環境下的軟件演化與動態性問題,重點研究引入新的計算模型――Agent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包括基于Agent計算模型的軟件演化、多Agent系統的建模與分析、多Agent系統的建模與分析、多Agent系統的動態性),以及計算環境改變和引入新的需求產生的演化問題;石莉(2012)在其博士論文中基于對軟件可信性狹義概念的理解,從軟件可信性增長機理分析、軟件可信指標獲取規則、需求穩定和需求演化兩種情形下的軟件可信性評估方法以及案例研究幾個方面系統地研究了軟件可信性評估問題;丁帥、楊善林等(2010)提出了一個適用于復雜系統軟件的可信性評估自適應模型,對連續狀態下可信性評估動態求解的實現邏輯進行了合理抽象,該模型有助于解決開放動態環境下的軟件可信性評估問題;魏樂等(2013)針對云制造環境,提出了一種基于可信評價的制造云服務選擇方法,采用加權平均的方法計算制造云服務的整體可信度,并結合可信評價值來指導云服務的選擇。
綜觀上述文獻,盡管在軟件演化和可信軟件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積極的成果,但對云會計環境下AIS可信需求的演化及其影響方面的研究還涉及不多。鑒于此,本文將分析云會計環境下AIS可信需求演化,提出一個AIS可信需求演化影響框架,并通過一些示例具體分析其可信性在受到來自不同主體的多種因素影響后如何發生演化。
二、云會計環境下AIS可信需求演化影響框架
云會計供應商通過構件或服務的組裝為用戶提供按需定制的AIS功能模塊,這些構件或服務之間存在復雜的相互影響和制約關系。可信需求作為用戶對AIS整體和各個功能模塊的質量需求,是用可用性、安全性、可靠性等一組表達其質量特性的可信屬性來表達,AIS可信情況由這些可信屬性及其相互作用來共同決定。AIS的功能模塊和可信屬性共同構成一個具有相互影響關系的復雜網絡。引起AIS可信需求演化的影響因素有多種,主要來自于云會計供應商和企業用戶及第三方機構(稅收、審計等)。由于各主體的身份與需求不同,對AIS可信演化影響也存在差異。基于這樣的理解和分析,本文提出了一個云會計環境下AIS可信需求演化影響框架,如圖1所示。
可信演化體現為多個影響在系統網絡中的傳遞過程。當AIS受到有效影響后產生可信演化,不適應需求的功能被淘汰,適應需求的將保留演化后的變化,并進入下一次接受影響再演化的狀態。隨著時間推移,不同用戶對AIS的需求會不斷發生變化,受影響因素演化的AIS將對影響因素產生反饋信息并刺激新的影響因素產生,如此循環往復。
AIS可信程度的高低直接決定了用戶是否選擇和信任云會計供應商為其提供的AIS。在開放、動態、多變的云會計環境下,AIS的安全交互成為用戶最基本的需求。AIS可信性是指AIS對會計信息的輸入、處理和輸出流程符合AIS用戶的預期,以及AIS產生的會計信息所具有的相關性和可靠性等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符合企業各級管理人員、審計人員、稅務部門、投資者等會計信息使用者的預期,它包含九個一級屬性(可用性、安全性、可靠性、可生存性、可維護性、風險可控性、決策支持性、可審計性、稅收可稽查性)和眾多二級屬性。
三、AIS可信需求演化影響分析
(一)云會計供應商的影響
云會計供應商對AIS可信演化的影響主要通過AIS本身的建設、更新、維護等產生,偏技術層面,涉及到可用性、可靠性、安全性、容錯性、抗攻擊性、自恢復性、可維護性等可信屬性。例如,供應商引入XBRL能提高AIS工作效率、提升用戶體驗,從數據交換及流轉、財務報告編制、財務報告比較分析、檢索數據、讀取數據、分析數據等功能上引起可信演化。此外,供應商自身道德風險也是對AIS的影響因素之一。供應商應當在技術上保證客戶資料的安全、完整。云會計環境下AIS在其生命周期內始終處于動態,供應商需要對AIS的運行情況進行實時監控和調整,考慮系統故障、被惡意攻擊等風險。供應商對AIS的一切行為動作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AIS可信演化。
(二)企業用戶及第三方機構的影響
考慮到可信屬性是功能模塊的質量屬性,彼此間存在復雜影響關系,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和相關性,其中某一個或多個功能的可信需求會使相關功能及可信屬性受到有效影響,提取的不同用戶的需求會使不同的功能或環節朝著用戶預期的目標進行演化更新,進一步實現真正的按需定制,筆者將企業用戶及第三方機構對AIS可信演化的影響因素分為功能需求引起的可信演化和可信需求引起的可信演化,分別從企業用戶和第三方機構的角度進行舉例分析。
1.企業用戶的影響
企業用戶的需求來自于多方面,當現有AIS的功能服務不能滿足于企業經營現狀或預期時,用戶產生功能需求,將導致AIS部分功能的新增、修改或刪除。一項數據或功能會被眾多系統參數應用。企業日常經營活動中AIS對會計數據信息進行采集、存儲、加工、傳輸與輸出屬于基本需求,而獲得與自身相關的有用信息是企業內部各身份使用者的需求。由于分工、職位等不同,各員工、各部門、各機構、各子公司對于AIS中會計和財務信息的擁有權限不同。以上涉及到可用性、可靠性、安全性、可生存性、可擴展性、易更新性等可信屬性。此外,固化在AIS中的控制過程和控制規則為企業建立完善的內控制度防范風險提供了基礎,最基本的如權限設置,涉及到風險可控性,尤其考慮到開放環境下企業間的交流和應用,信息的安全性是用戶關注的核心。云會計環境下AIS所提供的相關服務必須遵循相關會計制度及法規,例如,《企業會計信息化工作規范》第三條明確要求軟件供應商提供的會計軟件和相關服務適用該規范。合規性和合規范性對AIS的可信影響是全局性的,關系到AIS服務的每一個行為事項。各項規范制度的變更使AIS需要與時俱進適應變化,當AIS基于變化后的規范制度作出調整后,對合規性和合規范性產生演化影響。對于非外貿企業,均遵循相同會計制度及法規,AIS在合規性和合規范性上不存在差別,但對于跨國企業,由于地域差異,AIS需要考慮各地相應的會計制度及法規。鑒于此,由于功能需求引起的對合規性和合規范性的可信需求會使AIS可信演化更加復雜。AIS根據功能及管理層次的高低,可以分為初級管理(核算型、部分級)、中級管理(管理型、企業級或部門級)、高級管理(管理型、企業級)。決策支持性是大中型企業決策者的可信需求,把一些非結構化或半結構化的復雜的信息轉化為系統可以識別和處理的結構化的簡單的信息,總括和評價會計信息,以各種形象化、易理解的圖表等形式展現給管理層,從而有助于他們快速地作出準確有效的決策。對于小型企業,由于信息有限且單一,對決策支持性的可信需求相對較弱,由此從功能需求上更愿意選擇較為基礎的服務組裝,AIS對會計信息的提取及處理難度會大大降低。
2.第三方機構的影響
可審計性及稅收可稽查性保證了AIS能滿足會計監督的需要。AIS需具備相應的規范標準數據接口,以方便審計人員和稅收部門通過AIS進行相關審計和稅收檢查工作。可審計性和稅收可稽查性是用戶對AIS的可信需求,同時也是功能需求,這兩種可信屬性使AIS可信程度增強,更全面地滿足用戶需求,要求AIS能為內外部審計人員和稅收部門等方便快捷地提供審計及稅收證據以開展工作,如實現與審計系統和稅控系統的完美對接,其中包括數據的轉換、傳輸、搜集、篩選等,涉及數據接口標準規范性、數據質量完整性、相關性、可擴展性等可信屬性。
可審計性是AIS會計信息質量的重要約束條件之一,審計人員不僅需要對被審計單位的經濟活動進行審計,還要對AIS系統進行審查,如AIS是否符合會計制度和財經法規,是否能合理、合法、正確地處理各項經濟業務等,由此產生一系列功能需求和可信需求。考慮到審計需要,對AIS建立正確的審計技術、審計制度、審計程序,成為可信需求演化影響的另一影響因素。
稅法和會計對于涉稅事項的處理不同,企業作為會計主體會以減輕稅負為目標選擇會計政策,進行合理避稅、稅收籌劃行為,利用國家的稅收政策選擇適合自身的會計處理來取得正當的稅收收益,但不排除某些企業作出與稅收政策相悖的會計處理,稅收可稽查性使稅收部門可以對企業涉稅事項檢查監督。考慮到稅收與會計的處理差異,AIS在為稅收人員提供涉稅信息時,應當完整正確地將會計信息轉換為符合稅收政策的信息,增強信息的可讀性、易理解性。同上文描述的可審計性有類似之處,稅收可稽查性需實現AIS系統與稅控系統的對接,涉及到相關可信屬性的演化,稅收部門既要求AIS能滿足全面無誤地輸出涉稅信息、對信息合理處理,又要求AIS的服務必須嚴格符合稅收政策的相關規定,不得有偷稅漏稅等違法行為發生。
對于證券市場投資者,其需求是及時獲得企業披露的相關信息,以便作出正確的決策。投資者要求會計信息便利、真實、完整、準確、及時,符合相關格式及內容要求,涉及到正確性、實時性、全面性、易理解性、決策支持性等可信屬性。
功能需求引起的可信演化及可信需求引起的可信演化實則有相通之處。可信屬性是功能模塊的質量屬性,所以功能模塊受到有效影響,可信屬性自然會隨之演化;可信需求的變化在具體操作時,是基于對功能模塊的升級或更替來實現的。不論是來自哪一方面的影響因素,云會計環境下AIS受到有效影響后,總會發生局部或全局的可信演化。
四、結束語
云計算的興起使云會計環境下的AIS受到廣泛關注成為必然。由于云計算技術尚未完全成熟及云環境動態多變的特征,AIS可信性問題是云會計在會計信息化應用過程中的關鍵。本文將云會計環境下AIS可信性的影響因素分為云會計供應商、企業用戶及第三方機構三方面,通過建立AIS可信需求演化影響框架,分別對各主體的影響因素造成的可信演化影響進行舉例分析,為進一步研究提供建議與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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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二級管理是我國大多數高校的管理體制,對二級學院的考核是校院二級管理的重要方式。二級學院考核的內容一般通過指標體系呈現,指標體系的設計是考核的基礎,直接體現考核的指導思想乃至學校發展目標,對二級學院發展起到導向、監督與激勵作用。我們通過網絡、電話及座談等方式調研了8所將組織實施二級學院考核作為常規性工作的高校,現將調研對象的考核指標體系主要設計特點歸納如下。
一、考核內容
各高校二級學院考核普遍建立三級指標體系。一級指標雖然在名稱和內涵有一定差異,但大部分高校均包括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學科建設、師資隊伍建設四個主要方面。此外,考核內容還涉及黨建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服務、國際化辦學成效、對外合作與服務、校友與社會服務等。一級指標下設二、三級指標。三級指標是具體目標任務,二級指標是對三級指標按一定邏輯進行的歸類。
二、考核指標設計特點
1.定量與定性相結合
各高校在考核方案制定上都會考慮到可量化內容和不可量化的內容相結合。定量指標常多采用二級學院填報數據、職能部門評分、校領導評定等次的考核程序,定性指標常常通過院系匯報工作、職能部門或校領導評分的方式實現。
某高校的考核方案中,針對黨建、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服務工作中所采取的舉措和成效等內容,要求參評學院自行列舉最具有特色的工作。另一所高校的考核方案由“過程評價”和“結果評價”兩部分構成,評分各占50%,分別對應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以“師資隊伍建設”中的“團隊建設”為例,過程評價體現在團隊凝聚力、團隊結構優化、團隊學術活動正常化、團隊合作項目與成果幾方面,由學院在自評報告中進行描述;結果評價則由省、校級教學團隊建設情況和省、校級科技創新團隊建設情況兩方面組成,考察結果體現為數據。
2.靜態與動態相結合
許多高校在考核結果評定時充分考慮二級學院自身動態發展情況,根據學院某一項或一類指標完成情況的縱向比較結果,在綜合考核及單項考核中設定進步獎。
此外,體系中的一些指標本身就體現了二級學院發展過程中的動態變化,某高校人才培養指標中有“全國優秀博士論文、江蘇省優秀博士論文獲得情況及改善程度”一項;另一所高校的師資隊伍建設考核評分標準規定: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數量有增加、有報考博士的教師的學院,“改善學歷、學位及學緣結構”指標均有加分。
3.分類考核
大部分高校在制定考核方案時,均能考慮到將統一考核標準和不同教學單位的特點相結合。總體來說,分類考核體現為兩種方式。
一是針對不同類型、不同特點的教學單位,分別設置指標體系。某高校根據不同學院發展基礎及承擔培養任務特點分別設置一級指標權重。以“學科建設與研究生培養”為例,滿分同為100,通信與信息工程學院等權重為20%,外國語學院等為15%,體育部則為0。在某一項具體指標的得分上,也可結合學院現狀及發展要求制定不同評分標準。以另一所高校三級指標“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比例”為例,滿分10分,如某學院該指標現值在30%以上,需增加2%即可得到6分,如現值在20%以上,則需增加3%才可得到6分。
二是在指標體系之外另設項目,考察未能在指標體系中體現的工作。例如,某高校考核方案設有創新項目考核,主要考核各二級學院的對外開拓取得重要成效、明顯效益或為學校取得重大社會影響,由學院申報,考核領導小組在年度考核完成之前組織考核,學校院長辦公會審定,評分計入考核總分。
一些學校還針對某一類型指標完成情況設立單項獎,如教學工作獎、科研工作獎、學生工作獎、管理創新獎等,獎勵在某一方面具有優勢、目標完成情況特別突出的教學單位。
綜上所述,科學、合理、結合實際設計指標體系是制定二級學院考核方案的基礎,有利于充分發揮考核效用,調動考核對象的辦學積極性和創造性,提升教育素質、辦學水平和辦學效益,實現院系的科學發展。我們結合案例歸納了高校二級學院考核指標體系設計上的一些特點,以期對高校開展相關工作產生一定啟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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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意見作為企業經營狀況的指示燈,能夠從其獨特的視角反映公司的經營狀況。關于審計意見信息含量的研究,國外開始的比較早,相關文獻表明,審計意見在財務危機預警中的作用尚無定論。與國外的研究結果相一致,我國學者對審計意見在財務危機預警中是否具有信息含量研究的結論也不一致。
研究設計
審計意見的分類。本文在研究時,審計意見的劃分為標準審計意見(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和非標準審計意見(除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之外的其他審計意見)兩類。
財務危機的界定。本文在研究時,采用兩種較為常見的財務危機標志事件選擇方法并比較這兩種選擇方法在財務危機預警中作用的異同。取值規則(fda,financial distress affair)如下:
研究假設。國內一些學者關注審計意見信息含量的實證研究,基本著重于考察審計意見在股票市場上的市場反應,而沒有對審計意見能否預測財務危機給予正面回答。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財務危機公司獲得的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比例要大于所有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
h2:加入審計意見的預測模型的預測能力高于未加入審計意見模型的預測能力。
h3:離公司陷入財務危機的時間越短,預測精度就越高。
h4:對財務危機的不同界定方法(fad1和fad2)對模型的預測正確率有顯著影響。
本文數據來源于巨潮資訊網。選取1998~2006年度的所有虧損上市公司和因財務狀況異常而被st的所有上市公司作為統計分析的研究樣本。
實證研究
(一)我國上市公司審計意見的描述性統計
按照以上審計意見分類標準和財務危機的界定方法,本文對1998-2006年滬深兩市上市公司披露的審計意見作了描述性統計,具體結果如表1。
為了更好地反映不同類型公司在不同年度的審計意見,按照本文的劃分方法(標準審計意見和非標準審計意見),得到1999-2006年上市公司審計意見如圖1、圖2所示。
從表1、圖1、圖2中,我們可以看出:
第一,虧損公司和st公司獲得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比例均顯著大于所有上市公司,也可以說,所有上市公司獲得的標準審計意見顯著大于虧損公司和st公司,所以h1成立。
第二,從時間序列上來看,st公司出具的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比例要大于虧損公司,或者可以說,虧損公司出具的標準審計意見的比例要大于st公司。
(二)預測審計意見類型的logistic回歸
1.樣本選取與設計。選擇2006年度被st的上市公司50家,同時選擇與st公司處于同一行業,資產規模相近、上市時間相近的50家公司作為配對公司(記作sample1),然后選取st公司前一年和前兩年的數據分別建立模型。
選擇2006年度虧損上市公司50家,同時選擇與虧損公司處于同一行業,資產規模相近、上市時間相近的50家公司作為配對公司(記作sample2),然后選取虧損公司前一年和前兩年的數據分別建立模型。
2.模型設計。本文采用logistic多元回歸模型進行研究。為了比較兩種財務危機的界定方法(fda1和fda2)對回歸模型的影響,本文將以這兩種劃分標志分別建立模型,并且比較它們的預測效果;此外,由于本文的側重點在于審計意見信息含量的研究,所以沒有把過多的精力放在建立復雜的財務預警模型上,最終本文從反映企業的盈利能力、短期償債能力、長期償債能力、增長能力和資產利用能力等方面考慮,最終確定以下變量:資產收益率、流動比率、資產負債比率和總資產周轉率,分別用x1,x2,x3,x4表示,建立logistic回歸模型。
理性的管理者往往希望通過以前年度上市公司的審計意見類型,結合其他重要會計信息來合理預測本年度公司的情況,所以,我們把在2006年被st(或虧損)公司記為i年,因此i-1(2005),i-2(2004年)分別表示陷入財務困境前一年、前兩年。
未加入審計意見模型,
其中,
其中,i=1,2,分別表示i-1和i-2年;p表示上市公司陷入財務危機的概率。對于st(或虧損)公司,yi取1,否則取0,根據所得到的logistic方程,以0.5為最佳判定點對原始數據進行判定,若p>0.5,則判定該樣本為財務危機的公司,否則為正常公司。
加入審計意見x5建立新模型。在原來模型的基礎上引入審計意見這一指標,用x5表示。
建立的新模型如下:
3.預測模型及結果分析。為考察以上模型的預測效果,我們把樣本sample1中的3/5作為估計樣本,共60家,其中st公司和匹配公司各30家;其余的2/5作為預測樣本,共40家,其中st公司和匹配公司各20家;此外,我們把樣本sample2中的3/5作為估計樣本,共60家,其中虧損公司和匹配公司各30家;其余的2/5作為預測樣本,共40家,其中虧損公司和匹配公司各20家,通過估計樣本數據,分別建立預測模型。
由表2可得:無論采取哪種界定財務危機的方法,加入審計意見后,模型的預測正確率都會大大提高,也就證明了審計意見具有增量信息含量,從而證明h2成立。離公司陷入財務危機的時間越短,預測精度就越高。我們可以看出2005年綜合模型的預測正確率要大于2005所對應的綜合模型。從而證明h3成立。財務危機的界定方法對模型的影響不大,所以h4不成立。
結論
本文通過對1998~2006年滬深兩市上市公司披露的審計意見的實證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財務危機公司(虧損公司和st公司)獲得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比例均顯著大于所有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從時間序列上來看,st公司出具的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比例要大于虧損公司出具的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比例;審計意見在財務預警中具有信息含量,即加入審計意見后,提高了預測正確率。
參考文獻:
為了保護投資者的利益,規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為,提高信息披露質量,中國證監會于2001年12月10日了新修訂的年報內容與格式的要求,規定上市公司應在年報中披露其聘任、解聘會計師事務所情況以及報告年度支付給聘任會計師事務所的報酬情況,從而確認了我國上市公司有向股東報告其支付給會計師事務所報酬情況的義務,使廣大投資者有了獲知會計師事務所收費情況的權利。時過幾年,我國上市公司對事務所審計費用的披露質量有了較大提高。那么,在目前我國這樣一個新興市場,審計收費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呢?
本文欲通過實證研究證據,為廣大投資者正確解讀審計收費信息提供幫助,從而幫助他們從上市公司的年報中獲得更多對投資決策有用的信息,也可以為證券監管部門制定相關監管措施提供理論依據。
一、文獻回顧
Simunic的經典論文“The pricing of services: Theory and evidence” 最早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考察了可能影響審計收費的因素。該模型認為:審計費用是由風險狀況、損失的分擔機制、會計師事務所的生產函數、規模等決定的。其研究結果發現,上市公司的資產規模是決定審計收費的最重要因素,其次為控股子公司個數、涉及行業類型、資產負債率、前兩年的盈虧狀況、審計年度的審計意見類型以及上市公司的內部審計成本,而會計收益率、審計任期和事務所規模等因素在回歸方程中并不顯著,模型的擬合優度為46%。
后來不少學者將Simunic的模型進行或多或少的修正,并運用到不同的國家。雖然他們的研究結論并不完全一致,但所有學者都發現被審計單位的資產規模和子公司的個數是影響審計收費的兩大重要因素。
而我國由于相關制度出臺較晚,對審計收費的實證研究起步較晚。王振林的博士學位論文是較系統地采用實證方法研究我國本土審計收費問題的文獻,其中審計收費數據來源于中國證監會向上市公司獲取的調查問卷數據。他根據證監會關于1997至1999年期間具有證券(期貨)從業資格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收費情況的調查結果,得到的結論是:上市公司的規模、經濟業務的復雜程度等特征構成了影響審計收費的主要因素,客戶的風險因素則不具有重要影響。
自2001年證監會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審計收費信息的規定以來,我國的審計收費實證研究有了較大的發展。伍麗娜、張繼勛等都利用我國上市公司披露的審計收費情況對我國的審計市場進行了研究。他們的研究考慮到了我國證券市場的特殊情況,如上市公司是否發行B股或H股,得到了一些有用的結論。
本文擬在前述研究的基礎上,以我國滬市的經驗證據對我國審計收費情況進行實證研究。本文將重點關注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動機對審計收費的影響。因為盈余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有損于投資者的利益,而監管部門對這個問題也比較關注。
二、研究假設與模型構建
本文參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并結合我國證券市場、上市公司和會計師事務所的實際情況,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1.假設1:上市公司規模和審計業務復雜程度與年報審計收費相關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上市公司的規模越大,其所涉及的經濟業務范圍就越廣,在審計時注冊會計師也會增加審計事項,擴大審計測試范圍,增加審計時間,以便控制可能承受的訴訟風險。而上市公司擁有的控股子公司越多,其發生關聯方交易的可能性就越大,而關聯交易審計本身就很復雜,需要花費很多審計時間。因此,本文采用上市公司的年末總資產的自然對數(ln(Assets))和納入合并報表的子公司的個數(SqSubs)表示上市公司的規模和業務復雜程度。
2.假設2:上市公司財務狀況和審計風險與年報審計收費相關
審計風險通常指當被審計單位的財務報告存在實質性錯報時,審計師簽發標準審計報告的概率。通常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對審計風險采用的度量指標變量是財務風險和經營風險。因為這兩者高的公司的股東和債權人更有可能蒙受損失從而向審計師提訟,會計師事務所和注冊會計師面臨承擔無限賠償責任的風險。通常采用的度量指標有:流動比率、速動比率、資產負債率等。本文采用凈資產收益率(ROE)、應收帳款與存貨之和占總資產的比率(IReRatio)、流動比率(CurRatio)、長期負債占總資產的比率(Leverage)表示上市公司的財務狀況和審計風險。
3.假設3: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動機和審計意見類型與年報審計收費相關
如果上市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處于避虧區間(0%~1%)或者配股達線區間(10%~11%),上市公司就有更大的動機去粉飾報表,因此在與事務所就審計費用進行談判的時候會處于較被動地位。而事務所則可能以出具非標準無保留意見為籌碼,趁機提高審計收費。本文以EM代表盈余管理動機,當上市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處于0%~1%或10%~11%時,EM=1,否則EM=0。當上市公司收到的審計意見類型為標準無保留意見時,變量Opinion=1,否則為0。盈余管理動機與審計意見類型的交互變量即為EM*Opinon,當上市公司有盈余管理動機且收到標準無保留意見時,交互變量等于1,否則為0。
4.假設4:事務所規模、審計任期與年報審計收費相關
由于“深口袋”理論,在同等條件下,審計委托人、投資者和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更傾向于向大事務所,大會計公司預期面臨的訴訟損失和恢復名譽的潛在成本都要大于小會計公司。因此,大會計公司自然會要求得到更高的審計報酬。本文以年報審計事務所是否四大(Big4)反映事務所規模,當事務所為四大時Big4=1,否則為0。同時,為了考察我國審計市場是否存在“低價進入”現象,設置了“是否初次審計”(Intial)這一控制變量,當為初次審計時Intial=1,否則為0。
5.假設5:上市公司所在地與年報審計收費相關
考慮到經濟發達地區的物價、消費水平較不發達地區高,因此在經濟發達地區進行審計需要付出較不發達地區更高的審計成本,因此,本文在借鑒劉斌、葉建中和廖瑩毅(2003)對全國各地區的分類結論,將全國分為五塊,依次為:(1)上海、北京、天津、廣東(包括深圳)、浙江;(2)福建、江蘇、山東、遼寧;(3)黑龍江、吉林、新疆、海南、湖北、河北;(4)安徽、四川、廣西、重慶、湖南、江西、內蒙、河南、山西、云南、;(5)貴州、青海、甘肅、寧夏、陜西。分別以P1、P2、P3、P4、P5代表上述五個地區。當上市公司所在地為上海、北京、天津、廣東(包括深圳)、浙江時,P1=1,否則P1=0;其他類似。
綜上,本文擬檢驗的模型為:
三、樣本的選擇與數據的收集
本文以2005年上海證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上市公司2005年年度報告來源于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財務指標來源于CCER經濟金融數據庫,本文的實證研究借助SPSS 13.0軟件。在本文研究中,剔除了以下幾類上市公司:金融證券類上市公司;同時發行B股的上市公司;ST公司;在2005年的年報中披露的年報審計收費為2004年審計收費的A股上市公司;2003年年報中披露的審計收費包括年報、中報以及其他收費,無法清楚劃分出年報審計收費的A股上市公司;同時聘請兩家會計師事務所分別按照國內和國際會計準則進行審計,所披露的年報審計收費無法劃分出境內審計收費和境外審計收費的上市公司;凈資產收益率為負的公司,這與回歸采用最小二乘方法有關。在剔除了以上幾類上市公司后,有390家滬市A股上市公司符合要求。
四、實證結果
1.樣本的描述統計
2.樣本回歸結果
此次多元回歸采取Stepwise的回歸方法。得到的結果如下:
根據表1可知,所得模型5的擬合優度為較好(R2為0.568,調整的R20.562)。根據表2,檢驗后的審計收費模型為:
模型的多重共線性診斷顯示模型不存在需要處理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模型表明,假設1得到實證結果支持,假設2、假設4、假設5得到部分支持,而假設3沒有得到實證結果的支持。
五、研究結論與局限性
本文研究發現,上市公司資產規模與審計業務的復雜程度,以及事務所的規模仍然是影響我國上市公司審計收費的重要因素。而衡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動機的指標,包括凈資產收益率是否處于避虧或者配股達線區間和審計意見類型,以及它們的交互變量對審計收費的影響都不顯著。這說明我國審計市場是有效的,事務所并不因為客戶是所謂的“衣食父母”而影響到審計質量。
另一方面,本文的發現與已有結果不太一樣。本文發現,上市公司的財務狀況中只有長期負債與總資產的比率是顯著變量。事務所的特征方面,事務所的規模(是否為四大)仍然是影響審計收費的重要因素,但審計任期(是否初次審計)并不是影響審計收費的顯著變量。而上市公司所在地中,只有變量地區5是顯著的,并且系數為負,這說明地區5的上市公司的審計收費是顯著低于其他地區的,但并不支持地區1至5審計收費都是有差別的假設。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只是將樣本局限于滬市,而滬市和深市有許多不同的特征,本文的結論是否同樣適合于深市有待以后的研究;只是選取了2005年的截面數據,模型的穩定性需要時間序列的檢驗;由于選取樣本的時候按本文的標準剔除了不少樣本,也可能是本文結論與已有研究結論不太一致的地方。因此,關于我國審計收費的研究有待于以后對樣本選取、變量設置的改進以及更長研究期間的數據的收集、處理。
參考文獻:
[1]Simunic. 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s: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80(18):161~190
[2]王振林:審計收費的決定與審計質量――中國上市公司的證據.上海財經大學博士論文,2002
人們對審計本質的認識,據其深刻程度,大約可劃分為三大階段,即從“查賬論”到“過程論”再到“監督論”。也可以說,在審計本質認識上已發生兩次大的飛躍:
第一次是從“查賬論”到“方法過程論”的飛躍。
第二次是從“查賬論”和“方法過程論”向“經濟監督論”的飛躍,但這種變化并非質變。
筆者堅定地認為,審計在本質上是一種確保受托經濟責任全面有效履行的特殊的經濟控制。換言之,審計活動實際上是一種控制活動;審計行為實際是一種控制行為。而以審計在整個經濟系統中的作用來看,它實際是一種特殊的控制機制。筆者將這種審計本質認識論稱為“經濟控制論”或“經濟控制觀”。
之所以說審計的本質是控制,是因為審計本身就是作為控制手段而產生的,它與控制之間有著天然聯系和親密無間的血緣關系。“經濟控制論”的提出與確立具有重大意義。
第一,它更深刻、更準確地揭示了審計的本質。
第二,可以此為基礎構建全新的審計理論結構,促進審計理論的發展。
第三,有利于將控制論、信息論和系統論等科學新成就有機地運用到審計理論的研究之中,創造出更豐滿的審計理論;第四,更有利于審計職能作用的發揮,使其更好地為社會經濟服務。
審計理論結構基點及其要素
審計理論結構的構建基點可有三種選擇,即審計假設、審計目標和審計本質。筆者認為在需要大力發展審計理論的現階段,選擇審計本質作為整個審計理論結構的構建基點更為恰當。主要理由是:
(1)只有準確地揭示了審計的本質,才能把握住審計理論的發展方向。
(2)只有在審計本質認識上有所創新與突破,才能帶動整個審計理論研究的發展有質的飛躍。
審計的本質乃特殊的經濟控制。以此為出發點,筆者構建審計理論結構的基本思路是:
第一,需要研究審計這種特殊的經濟控制存在的基本前提,這在理論上即屬于審計假設的范疇。
第二,控制與目標緊密關聯,審計這種經濟控制必須有其特定的目標,因此,審計理論結構中應有審計目標這一要素。
第三,控制目標的實現必須依賴特定的控制手段與控制方式,因此,在以“經濟控制論”為基點構建的審計理論結構中必然有審計控制手段與方式這一要素。
第四,控制系統的運作和控制手段與方式之作用的發揮又必須通過符合特定質量要求的信息流動來實現,而且還須有約束與引導審計行為的控制規范(或標準),因此,審計信息與審計規范也自然構成審計理論結構之要素。
基于這種思路,筆者提出的審計理論結構由(1)“審計本質”、(2)“審計假設”、(3)“審計目標”、(4)“審計信息”、(5)“審計規范”和(6)“審計控制手段與方式”這樣六個要素構成。相應形成六大審計理論板塊,即“審計本質論”、“審計假設論”、“審計目標論”、“審計信息論”、“審計規范論”和“審計控制論”。該審計理論結構各要素之內在聯系是嚴謹的和符合邏輯的。“審計本質”要素處于該結構的最高層次,起著統馭整個審計理論結構的導向的作用:“審計假設”要素介于“本質”要素與“目標”要素之間,作為前提條件,支撐起審計理論結構大廈,具有基石作用,同時,又指導審計目標的確立。“審計目標”要素直接決定和制約著“審計規范”、“審計信息”與“審計控制手段與方式”這三個要素的選擇與確定,反言之,這三者都是直接服務于如何保證審計目標之有效實現的。當然,它們本身還得反映“審計本質”和“審計假設”的要求。
由此可見,該審計理論結構的建立是合理的,它是一套完全渾然一體、首尾相應的命題體系。
審計目標
“Accountability”一詞在我國20世紀8O年代有多種譯稱,如責任、受托責任、經管責任、經濟責任和責任性、責任制等。筆者在1989-1990年撰寫博士論文期間,綜合各種譯稱之優點并結合審計、會計之特點,將其譯稱“受托經濟責任”,并運用到博士論文之中,得到我的導師李寶震教授和閆金鍔、閆達五、楊紀琬、楊時展和郭道揚等多位會計、審計大師的贊同和充分肯定。隨后,“受托經濟責任”這一概念在我國審計與會計界得到廣泛。
受托經濟責任關系的存在是審計產生、發展之首要前提。審計的本質目標就是確保受托經濟責任(Accountability)的全面有效履行。不確立這一目標,審計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受托經濟責任的基本涵義是指按照特定要求或原則經管受托經濟資源和報告其經管狀況的義務。由此,我們可將受托經濟責任劃分為行為責任與報告責任兩大方面。從這一定義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受托經濟責任的實質就是按照特定要求(或原則)行事,其就是一系列的特定要求。從這些特定要求的來源看,它們來自委托人群體對受托人理想行為的期望與要求。由于委托人群體中的成員來自社會的方方面面,因而其期望與要求實際代表或反映了某種社會需要。從角度看,由于委托人的這種期望與要求是從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到復雜不斷發展變化的,因而受托經濟責任的內容也是由單一到多樣不斷擴展著的。
從行為責任方面,受托經濟責任的主要內容是按照保全性、合法(規)性、經濟性、效率性、效果性、社會性以及控制性和環境性等要求經管受托經濟資源,它們分別構成受托經濟責任的某個方面,即保全責任、遵紀守法責任、節約責任、效率責任、效果責任、社會責任以及控制責任和環境責任等;從報告責任方面來說,受托經濟責任的主要內容是按照真實性、公允性或可信性的要求編報財務會計報告或年度報告以全面反映行為責任的履行情況。
審計正是作為保證受托經濟責任之全面有效履行而存在的一種特殊的經濟控制手段或機制。審計師通過其獨立、客觀、公正的檢查,對受托經濟責任的履行狀況予以確認,看其是否符合“全面有效”之目標要求,一旦發現偏離此目標要求之情形,即通過審計反饋進行直接或間接的糾偏,以促使受托經濟責任得到全面有效的履行。
審計假設
審計作為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現象,它的產生與發展必有其基本前提與約束條件。揭示這些基本前提與約束條件既是審計科學的首要任務,也是發展審計理論的必然要求,這也屬于審計假設研究的范疇。筆者認為,審計的基本假設可有五項,即:
①責任關系假設。
②正當懷疑假設。
③可確認假設。
④獨立性假設。
⑤有效性假設。
這五項假設代表了決定審計事物產生與發展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前提與條件,反映了審計最本質的東西。
(1)關于“責任關系假設”
該項假設認定各種受托經濟責任的確立與解除必須由獨立的第三者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定,充任這種第三者的人叫審計人,他所實施的行為活動就是審計。因此,受托經濟責任關系的存在是審計產生的基本前提或首要前提。
(2)關于“正當懷疑假設”
該項假設的基本涵義是,由于沒有充分的理由完全信任受托人的責任履行過程是全面有效的,沒有充分的理由完全信任受托人提供的說明其責任履行狀況的經濟信息都是真實、公允和可信的,因而,必須對受托經濟責任履行狀況及其表達信息之可信性進行審計。因此,“正當懷疑假設”的關鍵意義是明確了審計的直接原因,為實施審計明確了目標、提供了依據。同時,從“正當懷疑假設”中還可合乎邏輯地推導出審計上的一些重要概念或觀念,如應有審慎態度或應有審計關注,在權責劃分基礎上建立內部控制等。
(3)關于“可確認假設”
該項假設的基本涵義是,假定受托經濟責任的履行狀況可以通過收集、評價相關證據、驗證相關信息而得到確認。這包括三層意思:
第一,受托經濟責任的履行狀況是可以確認的。
第二,這種確認是通過收集與評價相關證據以驗證表征責任履行狀況的信息來實現的。
第三,為實現此種確認,必須要求確立審計標準,并實施恰當的審計程序。
這一假設非常重要。正因為受托經濟責任履行狀況是可以確認的,審計標準的制定,審計證據的收集與評價以及審計程序的實施才具有實際意義,否則,也就失去了實施各種審計手段之依據。因此,“可確認假設”是審計準則理論、審計程序理論與審計證據理論之基礎,也是審計中運用概率理論之前提和確立審計師責任界限的依據。
(4)關于“獨立性假設”
審計的獨立性是審計機構和人員排除干擾及個人利害關系,秉公實施檢查并提出客觀、公正的審計意見的一種特性。獨立性是審計之最根本的特征,是審計的靈魂。失去獨立性之審計也就不可能成其為審計。
“獨立性假設”的基本涵義就是假設審計機構和人員始終能保持其地位、精神、操作以及倫理上的獨立,并有能力排除各種干擾與約束,進行獨立審計。該項假設的重要意義在于確立了審計的本質特征,使之區別于其他檢查活動,成為一種自成體系的檢查活動,成為一門獨立的。該項假設是公認審計準則和審計職業道德中有關獨立性要求及道德行為概念的基本依據。
(5)關于“有效性假設”
該項假設的基本涵義在于假設審計師與管理部門之間不存在必然的利害沖突,即使有時存在,也可以避免或不至于妨礙審計行為的有效實施。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審計師與管理部門之間存在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利害沖突,那么,審計的獨立性就沒有保證,即使實施了審計,也失去了審計的本來意義。因此,“有效性假設”的確立為實施有效審計奠定了強有力的基礎,也進一步鞏固了“獨立性假設”的地位。
以上五項假設相互聯系,結為一體,共同構成了整個審計與實務的基本前提與條件。“責任關系假設”確立了審計存在的基本前提:“正當懷疑假設”解釋了審計直接原因:“可確認假設”提供了實施各種審計手段的基本依據:“獨立性假設”確立了審計的本質特征;而“有效性假設”則是實施有效審計的堅強后盾。
效益審計
審計在實現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即“兩個根本轉變”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幫助實現兩個根本轉變的最重要的手段或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沒有健全有效的審計手段,兩個根本轉變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兩個根本轉變的共同核心是效益問題,由此決定了經濟效益審計在促進兩個根本轉變中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應當發揮決定性作用。為了更好地適應兩個根本轉變的需要,更好地發揮效益審計在其中的作用,應當對效益審計的和重點作出必要的擴充和調整,即應當建立并實施“利潤目標導向審計”和“投資報酬率導向審計”相結合的新型效益審計,并促進審計重點由財務向效益的轉變。在財務審計中應當把企業經營成果(利潤)和投資報酬率同時予以披露,并對企業資產保值增值情況重點予以關注。
國家審計對國有企業的審計權
國家審計對國有企業的審計權本不應該是一個問題,但隨著國有企業審計環境的變化,它又似乎成了一個問題。筆者認為,國有企業的審計環境主要由經濟因素、民主因素、因素、文化因素和審計職業因素等構成。
國家審計對國有企業應該擁有審計權,其基本依據在于:
①國際審計慣例的要求。
②保證和促進公共受托經濟責任履行的需要。
③國家審計與審計固有差異所決定。
④充分的法律支持。
國家審計如何實現對國有企業的審計權,筆者提出了五個方面的選擇思路,即:
①國家審計應把國有企業審計作為重點來關注。
②通過進一步調整和完善法律制度,明確界定國家審計和社會審計在國有企業審計上的職責權限,使兩種審計協調配合,共同強化對國有企業的審計權。
③按照國有企業分類改革戰略,劃分國家審計和社會審計對國有企業審計權的實施范圍。
④國家審計對國有企業審計的重點逐漸由財務合法性和合規性轉向效益性,建立并實施“利潤目標導向審計”和“投資報酬率導向審計”相結合的新型效益審計。
⑤積極穩妥地推進國家審計對國有企業廠長經理的經濟責任審計制度。
企業制度與現代審計的關系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既定方向。現代審計與現代企業制度之間存在深刻的內在聯系。主要表現為建立基礎的一致性——財產(資源)的委托受托經營。以法人財產制度和有限責任制度為主要內容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建立在財產(資源)委托受托經營關系基礎上的。在此種關系中,委托人是財產的終極或原本利益所有者,而受托人是作為企業法定代表的經營者、管理者和決策者;委托人作為出資者對企業財產擁有終極所有權,而受托人作為經管者則對出資者投入的資本(財產)擁有法人產權,即獨立運作的經營權。
現代與現代審計也是建立在財產(資源)委托受托經營關系上的。此種關系即會計、審計理論上所謂的受托經濟責任關系(Accountability Relationship),即委托人與受托人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系。在此種關系中,委托人將其財產(資源)托付給受托人并賦予其相應的行為指令(示)、報酬和權力;受托人接受委托并對其承擔特定的經濟責任(如管好用好受托財產)。對現代企業而言,此種受托經濟責任關系實際上是現代企業制度中法人財產制度與有限責任制度基本要求的邏輯延伸。
在受托經濟責任關系中,委托人希望受托人能夠誠實地、令人滿意地履行受托經濟責任,不僅要求實現其受托財產(資本)保值,而且要實現其財產(資本)的增值;而受托人也具有向委托人交待或表明其在誠實地、認真地履行受托經濟責任,以便繼續獲得委托(投資)的內在需要與動機。基于受托人的需要與動機產生了會計的需要,即借助于會計來反映受托經濟責任的履行情況,具體表現為:
(1)通過會計確認、計量與記錄,反映和控制受托經濟責任的具體履行過程,即經管受托財產的過程。
(2)通過會計報告總括地反映受托經濟責任的履行狀況。在實踐中,后者對于委托人來說更為重要,它是委托人了解受托人責任履行狀況的最基本的依據。
基于委托人的愿望和保證受托人會計反映的真實公允性(Truth and Fairness)或可信性(Credibility),產生了對審計的需要,即委托人借助于審計來控制受托人受托經濟責任的履行過程和狀況,以及受托人提供的會計報告的質量(即真實公允性或可信性)。在現實生活中,由于與受托人,特別是經營管理活動存在著法律上、空間上和時間上的分離性,以及專業知識障礙和時間、成本方面的若干限制,委托人往往不能直接控制受托人的責任履行過程和會計報告之質量,必須借助于一個獨立的第三者來實現這種控制,這即審計產生的重要原因。而受托人為了表明其責任履行情況并取信于委托人,也愿意接受此種控制。按審計動因理論中的“人理論觀”(Agency theory)受托人通過審計可獲得至少四方面好處:
(1)解除(脫)受托經濟責任。
(2)提高企業的社會聲譽。
這個最初遇到的問題有些“偽”,因為它不對“市場”加以界說。所以,30年之后,中國的經濟學家開始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在今天的中國社會里,市場遠比在西方社會里更難以生存?
在問了這一問題之后,經濟學家就不再是經濟學家。因為他追問的是一個社會理論問題,這一問題要求經濟學以外的解答。
韋伯,是一位經濟學家――至少在他那個時代是,他解答了我們的問題:資本主義不僅僅是市場,它是一套社會制度,包括獨立的司法和新聞,獨立的會計、統計,審計、獨立的執法和官僚制度等等,它們有一個名字,就是“支撐系統”――supporting systems――注意,system是復數。
韋伯說,市場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有效運行,完全依賴于這樣一個支撐系統的有效性。所謂“獨立”,首先是獨立于政治和宗教,其次是獨立運行從而超越人情與利益關系的規則和程序。
于是我們的問題轉化為:在中國社會里,什么是“市場”?言外之意,在一個韋伯所謂“非西方社會”里――那里幾乎沒有西方的宗教傳統和政治傳統,也沒有與西方歷史相應的支撐系統的歷史,因此沒有支撐系統――什么是“市場”?
也是面對西方的社會理論問題,奈特寫過一本影響很大的書,至少對阿羅這樣的經濟學家影響很大――《競爭倫理》,這本文集在阿羅的博士論文中多次被引用,并且直接導致了阿羅的博士論文《個人價值與社會選擇》。后者包含了今天被稱為“阿羅不可能性定理”的內容,所以其影響在中國這樣的轉型期社會里――此時立憲選擇和公共政策的理論根據對大眾和政府而言都顯得特別重要,簡直可以說“越來越大”,至少是“方興未艾”。
現實中的市場,既要求韋伯所說的支撐系統,又要求奈特所說的倫理和情感方式。對我們中國人來說,兩者都缺乏,如果不是都沒有的話。那么,對我們中國人來說,什么是“市場”?這是一個問題。
關于理論中的“市場”,經濟學家喜歡完全競爭模型,雖然它很抽象,但它為他們觀察和解釋現實經濟生活提供了或許是最方便的參照系。現實情境(不論它是否可以稱為“市場”)越是接近這一參照系,自由市場經濟學就越有參照價值。
如果現實情境與理論情境之間有重要差異,那么,經濟學家愿意做如下兩類事情:(1)在完全競爭模型里增加適當復雜的因素,使它接近被考察的現實情境。所以,經典理論可以有許多版本;(2)提出政策建議,改善現實情境中的經濟生活,使它接近完全競爭模型所提供的理論情境。所以,經濟學家通過尋找和落實帕累托改善對現實情境有所貢獻。
中國社會是一個轉型期社會,是一個迅速轉型的社會,是一個同時經歷著“經濟”、“政治”、“文化”三重轉型的社會。在這樣的現實情境中,經濟學家在每一次提出政策建議或政策批評時,都應將他們習慣了的理論的市場與現實中的市場相比較。僅當這兩種情境之間的差異是可以接受的時候,他們的政策建議或批評才可能是正確的。
事實上,作為系統接受了西方經濟理論訓練的經濟學家群體,我們很容易忽視中國市場的歷史特殊性,我們很容易將“市場”當作一個抽象的經濟形態,把它想像成在任何現實情境中都是有效率的。
此刻,常識特別重要。只有基于常識,經濟學家群體才可能建構符合中國社會實在的經濟學。――注意,我說的是符合中國社會實在的而不是僅僅符合西方社會實在的經濟學。
按照我們的觀察,最近若干年來,在中國的公共政策領域,大眾與經濟學家群體之間的愈演愈烈的意見沖突,很大程度上,確實應歸咎于我們經濟學家日益習慣于將理論情境中的市場混同于現實情境中的市場,從而提出了相當多的不屬于中國社會實在的政策建議和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