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博士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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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體融合”，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它的內涵與外延非常的豐富，人們對媒體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潛在的經濟邏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作為歷史現象，媒體融合的發展也還未有終結。處在最活躍的經濟和技術領域，媒體融合的走勢受到宏觀政治、意識形態、產業政策、市場、技術、核心價值和社會大眾的多方影響。介于“媒體融合”是一個動態的學術熱點,本文試圖粗略地歸納出幾種比較突出的研究途徑和角度。特別是站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本文旨在審視北美學者近幾年內對“媒體融合”現象的預測、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論分析框架。總體來說，北美學者對媒體融合的探討大致分三大重點：第一個重點考量媒體融合這一歷史現象的性質，并試圖解釋趨勢背后的主要推動力和阻力;第二個重點通過實證研究方法，對媒體融合的具體狀況加以分析。對于新媒體政策與新融合經濟的解析是這個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個重點涉及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反映在大眾政治、公共文化、社會關系上的種種深刻影響。可以說，一方面，通過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格局的分析，北美傳播學，特別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繚亂的技術未來主義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認識到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響下，媒體融合已超越言論，成為了實實在在的、承載國際政治經濟角逐、影響國內社會權力結構的重要歷史趨勢，北美學者也因此給于媒體融合足夠的重視，對這個歷史進程在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機構和權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機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學學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專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體融合描繪成一股未來趨勢。這個概念泛指由數字技術所帶來多種媒介載體相互融合的技術演變。根據這個概念，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信電、電話、電報、大眾傳媒之間原有的行業隔離與技術區別正在逐步消失。未來，某一物理媒介—無論它是無線還是有線，無論是電波還是電纜—將能承載所有的語音、圖像、數據、以及視頻的傳遞；同理，原本只能由傳統媒體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廣播和電話，也將不再限于它們原來特定的載體（Jenkins,2008:10）。3G手機、數字電視、網上廣播、還有眾多網絡互動媒體的出現都是媒體融合的具體例子;這些技術的進一步推廣也對網絡帶寬和終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術要求。

總的來說，“媒體融合”是西方未來主義思潮的又一流行詞匯，是繼“信息社會”、“第三次浪潮”、“后工業社會”之后的又一熱點。在未來主義的詞匯中，“媒體融合”以技術演化為核心標尺，對技術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又持有實在化的觀點。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對新技術革命的主導思潮，未來主義反映了政治經濟權力精英對人類社會發展未來前景的主觀愿望。技術未來主義一大特點是把科學技術偶像化、自在化、絕對化，但同時又回避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與限定。無獨有偶，北美傳播學主流思想為未來主義的流行貢獻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預測數字化的內容下載功能將進一步推動媒體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認，技術演變是媒體融合現象的重要特點，“媒體融合”的口號也確是強有力的言辭。但是，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框架，“媒體融合”有明顯的盲點。脫掉“科學技術”客觀性的偽裝，“媒體融合”實質上是帶有強烈價值傾向的規范性框架：一方面，它為“革命式”的技術創新而加油歡呼；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卻領會不到融合潮流實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自我再造重組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對新技術寓言式的描述，“媒體融合”潛在地為維護并重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核心優勢做了鋪墊，埋下了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未來主義把“新科技”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放大到絕對主導的地位，但是伴隨著國際資本和西方發達國家實實在在的推動，媒體融合已從主觀預測轉變為有自我實現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話語范疇的現實影響力。特別是美國1996年的電信改革，不僅取消了原來的行業隔離，不再禁止電信運營商進入有限電視和網絡服務行業，更是搶先全面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電信、廣電、計算機網絡在內的美國傳播行業，因而迫使英國和歐盟國家緊隨其后以期提升本國媒體資本在國際化的市場競爭中的實力。在自由化的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壟斷集團通過融合強占先機，以期制定規則，主導轉型（Zhang,2002:38)。可以說通過迎合跨國壟斷集團資本擴張的本性，這一歷史性改革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機制的興起，其深遠的影響力波及了整個國際傳播體系。

就在市場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動下，自九十年代以來，融合潮流變得相當明朗。盡管技術演變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術革命為理論框架的學者眼里，新技術就成了凌駕于政治經濟結構之上、自成體系的歷史推動力。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繪了由電子技術帶來了媒體經濟和技術組織結構的重大變化。根據Mueller,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已流傳了近25年。自從互聯網和數字技術誕生以來，關于互聯網是否會最終促成媒體融合的討論就不絕于耳（Mueller:12）。在互聯網時代，技術進步顯然已將媒體融合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但是，如果這個趨勢至今還沒有充分實現，是什么樣的非技術阻力導致的？哪些機構，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動或延緩這個趨勢？哪些地區國家,哪些社會團體，哪些權力集團將從媒體融合的大潮中獲利？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程度也大相徑庭,這些結構性、實質性的問題將引導學術界的討論。

當然，不同的學術流派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也不盡相同。首先是機構研究。機構研究以引導機構改革、促進融合為目的，著重分析和評估融合的具體政策和現狀。這類研究默認并接受了主導媒體融合的商業邏輯，其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完善并促進資本主義技術改革，推進在“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信息體系的重組與再造。比如說，Dong-HeeShin(2006)就韓國的發展狀況，認為目前媒體所有制結構，監管部門結構，以及媒體管理政策從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體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們的專著里(1996)也指出媒體融合的實現不僅僅包含技術問題，還涉及到產業運作、商業文化、融資方式、基礎設施、產業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個國家的特定環境，站在經營策略的立場，這些論述著重討論“如何做”這一實際的操作性問題，為幫助實現跨國抑或本土資本在這一重大媒體產業變革中的取得戰略地位獻計獻策。

機構研究的“改良主義”的前提有意無意地提示我們：媒體融合決不是簡單的、必然的技術潮流，因為政府政策、經濟行為、意識形態、乃至資本主義的國際生產關系對媒體融合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個理論架構下，“媒體融合”成為一個縮寫，泛指在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由一系列技術演化、產業重整、市場改革和相關政策組成的現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對于未來主義科學技術絕對化和自在化的邏輯，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更加贊同這種社會化、機構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機構研究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默認或回避的態度，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的理解有意識地跳出“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思維模式，并直截了當地解析全球資本主義系統與傳播信息體系之間日益復雜交錯的關系。在他的專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張把媒體融合的本質看作是國際資本擴張和重組的又一個歷史表現，并指出“媒體融合”這個概念使公眾錯誤的認為融合是不可逆轉的技術進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下，“信息”作為一種資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場經濟活動中去了，成為創造剩余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資本積累的平臺；在信息經濟的旗號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關心的是資本通過傳播信息平臺在全球范圍的積累，只要能增加利潤，這個體系中的主導者有意摧毀任何國家或地方干擾利潤實現的現有技術體系、制度、傳統和機構。從這個意義上，媒體融合說明資本邏輯滲透全球傳播體系的規模和深度的不斷擴張。有別于機構視角，批判政治經濟學往往突出國際資本活動所起到的隱形的,但實質上相當核心的主體導向作用，并且描述這個復雜歷史過程中所上演的種種矛盾、斗爭、控制，進而說明社會變革的根本性質和方向。

此外，由商業邏輯為主導的媒體融合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進的。那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媒體融合的看法與做法一致嗎？新媒體的普及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機會嗎？當發展中國家加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國家政府與本土資本是否有能力有選擇地介入媒體融合，并從中獲得實質性的實力增長？當地的人民大眾能否從中贏得更多的權益？當日本韓國成為媒體融合的先導國家，跨國資本在這些亞洲國家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新媒體的出現會促進本土文化的發展？抑或是遏制它？隨著媒體信息產業變得越加重要，它與國際政治和區域經濟之間又有什么樣的緊密關聯？在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新媒體環境下，這一系列關于國際關系和跨文化傳播的“永恒”問題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說，Jussawalla(1999)就曾探討過信息技術融合對亞洲區域經濟的影響；Msimang(2001)則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想改變相對落后的被動狀況，面向媒體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自由經濟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進一步指出數字媒體在國際上的擴張幫助重整國際資本所操縱的媒體霸權。總的來說，從比較與跨國視角出發，如果媒體融合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體產業在國際上的演變能幫助我們理解重大的國際權力的動態結構嗎？

二、新媒體政策與融合經濟

毋庸置疑，媒體融合給行業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原本是在相對獨立的監管制度下發展的。具體的說，在歐美地區，電信監管政策強調對基礎設施硬件的管理，但視內容為超出監管范疇的私人問題；出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維護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廣電的監管則側重內容管理；同時，信息與網絡產業則是在相對無監管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對媒體融合，原來各自分立的行業監管不得不重新調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間的爭論與沖突不可避免。對于這些爭論的記載和分析有助于說明媒體融合的多重主體性與復雜的內在矛盾。

同時，從宏觀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更是把關于融合政策的爭論設定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主導下，為了迎合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的戰略，歐美電信、廣電、信息行業監管政策都紛紛鼓勵自由化的機制，推動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Schiller,2007)。同時，隨著發展中各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歐盟這樣的“超國家組織”，規范化的條約更加速了國家傳播產業本身以及以傳播產業為渠道而進行的與全球市場體系的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融合政策還能在“社會公正，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利益”之間作出比較公允的平衡嗎（Simpson,1999)？就全球媒體經濟而言，劇烈的市場改革和產業重組將改變以往經濟實體之間的動態平衡嗎？

首先，在基礎設施這一層面，就存在許多關于發展趨勢的爭論。比如說，當電信與廣播電視產業日趨重疊，“融合式”的監管架構是否會削減原來受推崇的媒體多元文化的保護制度。(Simpson,1999)？當電信運營商也開始提供媒體服務，怎樣才能保證其他服務供應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商的惡意排擠(Blackman,1998)？由于兩種以上的技術都可以實現寬帶傳播，采用哪種技術來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也將對經濟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Benkler,1998;McKnight，2003).總而言之，在媒體變革的過程中，種種有關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條件、以及行業準則的監管政策都將影響未來媒體格局，因而至關重要。

其次，媒體融合還促使了許多新型終端和新型服務的出現；雖然傳統媒體并不會徹底消亡，但卻經歷巨變。重要的是，這些劇烈的變革鼓勵社會各界重新審視貌似永恒不變的媒體結構和媒體權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爭論和動蕩。以數字電視為例，承擔著公共服務功能的非盈利性媒體應當怎樣應對和適應數字化的挑戰？在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網絡為紐帶的，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下的多媒體環境里，什么樣的媒體監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護“公共利益”這一核心價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經濟的大環境里，數字電視的推動是由目前的壟斷企業領導？還是通過政策介入把市場準入條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見，即便在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境下，傳播信息體系不僅是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載體，還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公益責任。因此，有關媒體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業邏輯、權力結構和社會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訴求下被左右著前行的。到目前為止，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下，商業邏輯凌駕于媒體社會公益的責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體在社會效益中的貢獻。當然，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一段尚未完結的歷史進程，最終的收益者將由歷史裁定。

就媒體經濟而言，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正在經歷劇烈的擴張，同時，其內部的市場格局也是動態的。在新自由主義和媒體融合的雙重導向下，傳播體系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歷了結構性的調整。這一結構性的調整不局限于技術層面，而是涉及到資本主義媒體經濟內部的實力較量和重整。一方面，處于優勢地位的跨國壟斷集團試圖鞏固并進一步壯大其市場實力；另一方面，傳播信息體系在全世界范圍的調整也給新興的市場經濟主體帶來了機會。

具體的說，由于媒體融合的前提是網絡基礎設施和服務產品的重建和升級，這促使目前仍處于優勢地位的電信公司、傳統媒體、和硬件制造產業通過種種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切入新興市場，以適應變化，因而引發了產業結構、市場結構、部門結構的變化。目前，國際壟斷媒體公司已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人才和政治影響力上的種種優勢，通過擴張，兼并、重組等途徑，搶先把媒體融合納入公司發展策略中；換句話說，跨國媒體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導媒體融合的走向，媒體融合也改變了它們的商業運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與此同時，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國際生產鏈也經歷了重大的重組配制。電信、廣電與信息產業的廣泛融合甚至改變了這些細分產業內部的產業鏈結構，因此影響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國際資本的帶動和跨國產業的結構調整之外，國內的政治經濟原因，特別是不同部門、不同經濟實體乃至階層利益之間的博弈，都可能影響以媒體融合為其點的產業格局的發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說，在這場以媒體融合為形態的市場角逐中，鹿死誰手、誰是贏家是有關全球信息體系和全球市場經濟的前瞻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并不是堅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在新舊技術交替時期被放大，因此維護和鞏固資本邏輯對傳播體系的控制至關重要。首先，從純技術角度來說，現代技術給人類的交流傳播活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數字技術不僅使“信息”從一種稀缺資源轉變一種過剩資源，融合媒體更是具備了互動的特點，因而讓普通使用者對信息流通過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權。但是，往往正是這些極有益的技術特點使得資本通過全球傳播體系實現利潤積累的過程受到沖擊。

以知識產權為例：由于數字技術改變了媒體制作、內容存儲、信息傳遞和信息流通種種階段的操作方式，知識產權原有的生效范疇和執行方式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一方面，網絡強大的共享與復制功能不僅激發了數以萬計的免費內容下載和內容轉載，甚至鼓勵了非盈利性的創作共享運動的風起云涌(Murdock，2009)。作為反擊，大公司不僅嚴格化了知識產權規則，他們還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應的技術手段以期順利實現信息“商品化”的轉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權，收費網絡信息，使用者密碼輸入系統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當多媒體和互動媒體成為主流傳播方式時，現代技術已給予消費者避開商業廣告狂轟濫炸的能力，數以萬計的頻道更使傳統的廣告失去原有的效應。新媒體與廣告、新媒體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將如何發展直接涉及到商業媒體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總之，如何創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殺不符合資本積累的技術應用，如何打開并開發利用新興市場，如何創造新的需求不僅對于資本邏輯下的媒體行業本身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剖析現代資本經濟組織演化也有關鍵性意義.

三、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

由媒體融合引發的全球傳播體系的重整對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本身有深刻的影響。除此之外，北美學者不約而同地關注新媒體與新聞事業、新媒體與大眾政治、新媒體與社會民主之間的互動關系。換句話說，這類討論往往跳出了產業機構視角，關注非經濟問題。如果傳統媒體的特點之一是由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壟斷式的信息制造和傳播，媒體融合是否可以減少了消費者對壟斷媒體的依賴，鼓勵更為民主的、更具參與性的信息傳播方式？這一議題是關注媒體政治的學者們關心的核心問題。一方面，互聯網、數字手機、網絡播客不僅讓大眾接觸到數以萬計的信息來源，更賦予普通人曝光突發事件、引發大眾討論、制造新聞效果的主體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壟斷媒體集團為了迎合大眾需求也相繼推出網絡討論空間以期制造互動新聞的氣氛（Thurman,2008)。

早期學者對新媒體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義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認為在媒體產權日益集中的國際環境中，媒體融合能鼓勵民眾的媒體參與，進而推進言論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會公正。不可否認，Pool的觀點有科學技術絕對性的傾向；潛在地，他把技術進步與民主化相提并論，把個人消費自由等同于社會群體之間的民主平等。但是這一極富價值取向的期望已成為了主流媒體研究的理論框架，同時也為西方科技未來主義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傳。相對來說，近期的新媒體研究則運用了內涵更為嚴格的“民主”概念，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動媒體、草根新聞的實在效果。從純技術的角度，新媒體跨越了傳統媒體中被動消費與主體性內容制造的鴻溝，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社會各界、各個階層、各個民族享有新媒體的程度極度不平衡，保守的媒體權力結構也并沒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說，相對于技術絕對化和個體化的研究框架，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權力在資本邏輯下實現的分配關系提出了結構性的、批判性、本質性的認識，因而為了解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提供了現實版的背景認知。

新媒體與大眾文化的互動也是一個重要領域。隨著壟斷媒體集團對大眾娛樂市場的不斷開發利用，消費者通過互動媒體為資本主義娛樂產業提供了大量新鮮的內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經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強調了消費者在新形成的媒體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p.8)。通過文化視角，關注互動式的多媒體，Jenkins提出媒體融合不僅是被資本宏觀推動，而且帶動了自下而上的消費者的媒體參與。簡而言之，新型的媒體文化和消費者群落是這類研究的重點。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過社會交際網站；Tarantino（2003）寫過消費者對數字電影的反哺；Mizuko(2005)寫過手機短訊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機作用。可以說，全世界的媒體管理者、軟件設計者、系統工程師和計算機網絡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體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更想了解大眾流行對新技術的接受方式和導向趨勢。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評價，這類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體消費者主體性的地位，并且強調了“文化”獨立于政治經濟的自在性和影響力，因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有益補充。但同時，不可否認，優先消費者視角，突出市場經濟范疇內個體或群體的“消費自由”的邏輯回避了資本最大化的商業邏輯以及階級這最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這些盲點削弱了對市場經濟框架下的大眾文化的認識，也代表著向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某種妥協。

當新媒體社會學和新媒體文化學的研究從大眾“消費者”的視角出發，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則又回歸到媒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重要交點，那就是媒體融合對勞動者、勞動關系和勞動狀況的影響。一方面，數字技術在各種機構中的滲透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對勞動者的監視、控制和操縱，在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當全球數字化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媒體融合更促使國際產業鏈的擴張和調整，因而對世界各國的就業結構和勞動狀況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帶來了鼓勵勞動者主體性和承載集體維權活動的空間。這一對相互制衡的矛盾趨勢將怎樣影響數字勞動、創造性勞動和知識型勞動？面對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媒體產業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變化，廣義的媒體工人是怎樣應對的？在信息產業全球化，媒體行業的工會做出什么樣的戰略性的組織調整？可以說，關于廣義的“知識勞動”與“創造性勞動者”的研究是一個的新興領域。這個視角再次把媒體融合的現象設置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球擴張和自我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

四、總結與未來趨勢

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媒體融合不僅存在明顯的盲點，而且是帶有強烈規范傾向的框架。可以說，對媒體融合的分析，只有結合對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深刻理解時，才能有效擺脫“媒體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傾向。從傳媒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媒體融合的潮流，從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通過傳媒信息技術手段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擴張的有機表現。就影響而言，媒體融合對全球格局、社會經濟和政治民生帶來的并非是理所當然的、線性的、純粹的、正面的影響。實質上，媒體融合技術雖然蘊涵了促進積極的歷史進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強大的主導下，這一歷史進程更多的是優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占有領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實體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媒體權力等層層的保守格局。

通過本文的敘述和梳理，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以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設引導了北美學術研究對媒體融合的審視和反思：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主導下，媒體融合將削弱跨國資本對傳播體系的霸權控制？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時機和空間？延續甚至加強傳統“公眾利益”的監管核心取向？推動公共服務媒體的發展？摧毀社會歧視，實現全社會化的平等信息服務？推動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繁榮嗎？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顯而易見，目前媒體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歐洲以及日本韓國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為對象的。這個研究范疇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體融合不平衡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隨著印度、巴西、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他們在媒體融合潮流中的發展進程將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可能的未來趨勢。中國政府就已將三網融合作為實現內需帶動，促進應用，重點突破，在未來的技術發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經濟戰略。筆者認為，對于未來的研究，媒體融合將繼續成為一個載體，幫助學者認識資本邏輯在全世界范圍的擴張和變形。具體的說，在發展中國家里，媒體融合在國際資本與本地政治和國家發展需求的多重影響下會產生怎樣的特有的可能性？作為市場國際化的重要載體，媒體融合的趨勢會為本地資本的壯大創造什么樣的環境？會給國家信息化格局帶來什么樣影響？是否有助于形成電信運營商與上下游產業互動共贏的產業鏈？政府與市場主體在媒體融合中將分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困境的境況下，作為最為活躍的經濟區域，這些國家會在媒體融合上會有什么具體的舉動和作為？媒體融合又會在當地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一系列的問題對于關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新型工業化和市場化國家的走勢、轉型中的媒體以及廣義的發展問題的學者都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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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曾經的鄧亞萍，是馳騁乒壇的“武者”，憑著一股拼勁和執著的勤奮，摘取了18枚世界冠軍的獎牌，穩坐“乒乓女皇”的寶座；今天的鄧亞萍，是頭頂劍橋大學博士帽的“文人”，開創了這所英國名校近八百年歷史的又一個“第一”。奧運冠軍、外交行家、清華碩士、劍橋博士、慈善大使、賢妻良母……她以每一次華麗轉身演繹著人生的精彩，更用永不停歇的努力宣告著內心的執著。

5歲就開始學習打乒乓球的鄧亞萍身高僅1.50米，從外表來看，這樣的身高似乎并不適合打乒乓球，當時的河南省隊因為鄧亞萍的身高，將這個日后的奧運冠軍拒之門外。倔強的鄧亞萍并沒因此放棄，更不會因此失去信心，她總會為自己找到一個努力拼搏的理由。就像鄧亞萍自己總結的成功經驗一樣：“我不比別人聰明，但我能管住自己。我一旦設定了目標，絕不輕易放棄！”

前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曾在鄧亞萍英文版論文《從小腳女人到奧運會冠軍》的序言中這樣寫道：“世界是你的，因為你擁有開啟它的鑰匙。”也許，對于鄧亞萍來說，這把能夠開啟世界的鑰匙除了堅毅的性格、超人的自信之外，就是那份腳踏實地的勤奮：“當時是有這樣一個夢想，但覺得自己沒有這個機會。后來真的在劍橋讀博士，也確實付出了非常多的代價。回過頭來想，是非常值得的。對11年的求學生涯做個總結，我覺得只要敢想，并且腳踏實地地去做，你還是可以成功的。”

1997年，從國家隊退役之后的鄧亞萍先后到清華大學、英國諾丁漢大學和劍橋大學進修學習。從乒乓球運動員到高等學府的最高殿堂，鄧亞萍從運動員到學生的轉換也經歷了異常的艱辛。

初到清華大學的鄧亞萍學習英語時，要從最基礎的26個字母開始學起：“上課時老師的講述對我而言無異于天書，我只能盡力一字不漏地聽著、記著，回到宿舍，再一點點翻字典，一點點硬啃硬記。我給自己制定了學習計劃：一切從零開始，堅持三個第一：從課本第一頁學起，從第一個字母背起，從第一個單詞背起；每天必須保證14個小時的學習時間。”就是憑著自己從運動員開始一直堅持的這股韌勁，她拿到了清華大學英語專業學士學位。

篇（3）

[6][15]束義明，羅堯成. 博洛尼亞進程中的芬蘭博士生教育改革及其啟示[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10（1）：75，76.

[7]University of Turku.The University of Turku Quality Manual[EB/OL]..2012-01-03.

[10]Aalto University statistics for 2010 [EB/OL]. http：//aalto.fi/en/about/statistics/.2012-1-03.

篇（4）

（一）競爭與壟斷產生的負面影響

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競爭尤為普遍，這種競爭不僅僅存在于產業模式之中，更是對金融實力的競爭，很多互聯網金融模式在碰撞的過程當中，最終產生了競爭性壟斷，而這會直接影響到社會融資模式以及投資模式的單一性，從而不利于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金融結構的穩定。例如在我國金融發展過程中支付手段已經逐漸產生了競爭性壟斷的局面，這有可能會使得互聯網金融格局出現服務同質化的現象，并且有少數金融機構壟斷大部分市場份額的現象也不利于市場穩定。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但隨著競爭產生的負面影響十分廣泛，例如很多金融機構利用網貸產品，在競爭的過程當中，加速了貸款公司的倒閉，而這種倒閉，由于受到服務同質化以及監管不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最終使得互聯網金融發展出現競爭性壟斷。

（二）資源重構過程中存款與貸款風險

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對于資金的投放以及吸納互聯網資金的這一部分人群里也有存在對于金融風險意識相對較低的人，他們往往會在投資過程中產生一些非常不理性的行為，進一步提高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風險性，這種現象涉及的人群數量較大，且會對社會產生十分不良的影響。很多貸款人群在對資金鏈條進行使用的過程當中也存在著較大的風險，一些銀行無法獲得小微企業或是個體工商戶的融資，而一些傳統商業銀行在對資產以及風險進行評估的過程當中，由于這些用戶存在著一定的經營風險，也無法較為順利地完成最終的評估，因此互聯網金融在對資金進行投放的過程當中，沒有對客戶的信息進行評估，這也會直接導致一些客戶不能夠正確使用資金，最終影響到互聯網金融貸款償還的及時性，不利于資金鏈條的運營。因此，如果互聯網金融企業在進行放貸的過程當中并沒有考慮各項因素，沒有對經濟周期進行探索，很有可能直接影響存貸款模式時期出現失效，進而影響到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穩定性。由此可見，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很多運營者都應當正確判斷貸款風險，有目的的提高客戶的黏性，從而有效規避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風險。與此同時，為了確保互聯網金融的健康發展，相關部門應當加大對這一行業的監管力度。

二、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經濟學理論基礎

（一）產業經濟學對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理論指導

在我國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過程當中，產品經濟學理論無論是在范圍經濟還是規模經濟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經濟學在社會科學體系中是一門較為成熟且具有較高科學價值的重要學科，而產品經濟學作為其中的重要部分，無論是理論思想還是發展趨勢都與經濟學趨于一致。產品經濟學理論主要有以下兩個元素構成，分別為需求方形成的規模經濟以及供給方形成的規模經濟，在規模經濟逐漸形成的過程當中，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尤為重要，在經濟與當下互聯網金融進行融合的過程當中，完成了資本與勞動力這兩者的轉換。隨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業經濟學的知識要素以及技術要素也在不斷增強，在成本呈現遞減趨勢的背景之下，該理論所創造的收益卻呈現著遞增趨勢，這也說明在互聯網金融逐漸發展的過程當中。傳統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隨著供給方規模經濟的發展逐漸得到了突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盈利效益，提升了互聯網經濟的示范能力，因而互聯網金融的價值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其次，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成本經濟應運而生，互聯網金融憑借著成本優勢，在大幅擴大產品種類的同時，也使得利基市場得到了開闊，這與范圍經濟有著相似之處，與此同時，這也是我國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無法用理論解釋的現象。由于互聯網金融在發展的過程當中處于鏈條的長尾位置，因此也進一步衍生出了普惠金融這一類產品，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互聯網金融的可持續發展。與此同時，互聯網金融也憑借著這一形態在很多金融業務中獲得了延伸，逐漸使得金融成本控制變為可能。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很多事物都可以通過信息復制來完成，這不僅僅在很大程度上節約了成本，還能夠吸引顧客進一步占領市場份額。

（二）金融中介理論對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重要作用

在經濟學理論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金融中介理論，金融中介理論與產業經濟學一樣，都是經濟學理論中重要的部分，在互聯網金融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之中，金融中介理論也在其發展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首先，金融中介理論在對信息進行篩選的過程當中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在互聯網發展過程中，互聯網信息具有繁雜、無序等一系列特征，這也不能夠使得相關工作人員準確控制信息、完善信息對稱等問題，因此很難為互聯網金融發展提供有效的信息以及時應對這一問題。金融中介理論不僅僅能夠快速完成互聯網金融主體的信息篩選、處理、判斷，還能夠運用這些有價值的信息為顧客在進行判斷決策的過程當中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持，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顧客在對信息選擇以及決策過程中的準確性，提升了顧客對于互聯網金融的信任程度，進一步控制成本交易。通過對金融中介理論的規模經濟以及范圍經濟兩者進行研究，我們可以發現，由于信息資源復制以及應用的影響，成本表現出了遞減規律，因此想要在海量的互聯網信息中選出對顧客有用的信息，必須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中介理論在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應用一方面能夠降低企業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也能夠有效提升信息篩選質量，提高成本控制效率。

（三）信息經濟學對互聯網金融理論的影響

通過將信息經濟學理論應用于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無疑對互聯網金融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推動了互聯網金融的可持續發展，例如在應用信息經濟學理論的過程當中，在搜索理論以及聲譽理論的共同影響之下，互聯網金融在活動的過程當中出現了積極的影響效應，這種影響效應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我國經濟的進步，再者，信息不對稱理論對互聯網金融造成十分行深遠的影響，例如如果在互聯網金融進行活動的過程當中存在信息不對稱這一情況，可能直接給互聯網金融發展帶來一定的經營風險，而通過應用信息經濟學理論能夠有效控制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經營風險，從而幫助很多貸款公司規定了逆向選擇風險，在穩定企業發展的同時，又能夠提升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整體進程。

三、結語

綜上所述，相關互聯網金融的運營者以及監管者應當準確意識到互聯網金融以及傳統金融這兩者之間的差異。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互聯網金融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也應當加大其發展穩定性，通過把握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結構以及模式問題，進一步提高互聯網金融的穩定性以及競爭性，因此在互聯網金融時代逐漸到來之前，傳統的金融機構也應當根據當前的市場需求，對經營狀況進行針對性的調整，避免盲從金融時代的特點，從而提高自身企業的抗風險能力。

【經濟學博士論文參考文獻】

［1］陳一稀,魏博文.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經濟學理論研究［J］.南方金融,2015（1）.

［2］汪煒,鄭揚揚.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經濟學理論基礎［J］.經濟問題探索,2015（6）.

篇（5）

1999年，李時華通過了全國成人高考，考入湖南師范大學繼續教育學院，并就讀英語專業。

2001年，在湖南師范大學完成成人本科學習后，李時華跨專業考上了湖南師范大學經濟學碩士。2004年，研究生畢業后，李時華一鼓作氣，考上了湘潭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研究生。2008年7月，李時華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拿到了湘潭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

李時華成功的背后，是劉衛東的苦澀。巨大的生活壓力，幾乎要把他壓垮了，而且為了李時華讀書，家里已經欠了不少債。好在幸運之神終于眷顧了這個家庭，李時華在完成博士學業后，因為成績優異，被湘潭大學聘為副教授，留在該校商學院教經濟學。2008年8月，李時華把丈夫劉衛東和兒子接到了湘潭大學團聚。

可是，幸福并沒有持續多久。任教后不久，李時華就被診斷為鼻咽癌中晚期。

幸運的是，李時華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癌細胞并沒有轉移。半年后，李時華出院回家休養。2009年下半年，李時華重新走上了講臺。

不過，劉衛東最糾結的還是家里的經濟狀況。為了控制病情，李時華必須每天吃藥，這些藥物都很昂貴。為了緩解壓力，劉衛東想了不少辦法。李時華所在的湘潭大學商學院領導辦公室需要找人打掃衛生，每月360元，這原本是給學生勤工儉學的崗位。自尊心強的劉衛東咬牙應了下來。接著，劉衛東又在湘潭大學附近賣起了麻辣燙，后來看到學生喜歡吃紅豆餅，劉衛東又開始學習做紅豆餅，擺了個小攤。

“想起他的付出，我哭過很多次。”李時華說，“如果不是他，我活不到現在，也不可能實現我的夢想。”

“縱使生活于劉衛東、李時華夫婦是如此艱難，但在困難面前，他們依然是強者。”2013年12月9日，湘潭大學宣傳部副部長趙猛說，“曾經有人提出要給他們捐助，但是被拒絕了。他們說，要自食其力。這份不屈不撓、生死相依的情感，也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正能量。”

12月11日晚上，所屬馬云阿里集團的“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公益組織決定給予李時華、劉衛東夫婦2萬元“正能量特別獎”。 該公益組織還表示，這只是“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對李時華、劉衛東夫婦的第一次幫助，以后會一如既往地對他們進行關注。

李時華、劉衛東夫婦的故事經報道后，有熱心網友喊出了“支持李時華老師，就去買劉衛東的‘愛的紅豆餅’”，獲得眾多網友的響應，甚至有熱心網友，表示要組團去湘潭大學買劉衛東的紅豆餅。

【多維解讀】

1.演繹純美的愛情

在這個物質至上、以金錢論感情的時代，小販配教授的愛情故事，堪稱是一個難得一見的“愛情童話”。“紅豆餅”丈夫和博士妻子卻沒有因學歷相差懸殊而無話可談，也沒有因病魔纏身而拋棄對方。他們這份不屈不撓、生死相依的情感，有的是流水一樣綿延不斷的感覺；有的是相對無言眼波如流的默契……他們彼此珍惜著這份相識、相知、相守的緣分，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不離不棄地渡過人生中的每一個難關，可能這就是婚姻的真諦吧。

2.喚起久違的感動

篇（6）

計金標教授在稅收理論和政策研究方面最主要的成就在以下幾個方面：

對環境稅收理論和政策的研究。他從1995年起開始發表關于環境稅收方面的論文，并將之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題目，后將成果以專著《生態稅收論》形式出版。專著中對站在可持續發展的高度，對生態稅收的基本要領和研究的理論基礎，在我國需要研究的問題等進行了系統的研充提出了一個理論研究框架。他認為二十一世紀是生態世紀建立生態稅制是新世紀對我國稅制建設提出的一個基本要求之一。計教授的論文及專著出版后成為該領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被廣為引用成為我國在此學術領域的帶頭人。

對個人所得稅理論和政策的研究。1996年他出版的《個人所得稅政策和改革》是我國在個人所得稅領域的第一本理論專著。該書系統研究了個人所得稅的基本原理，探討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模式問題，提出我國應向綜合與分項相結合的模式轉換，研究了我國當時個人所得稅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一攬子改革方案。其中關于個人所得稅目標定位的觀點、個人所得稅管理權限的觀點都得到了稅收理論界和政府有關部門的認同。

關于遺產稅問題。他是國內建國以后第一個系統研究遺產稅的學者。早在研究生時期就以遺產稅作為碩士論文，并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在1989年時他就認為到20世紀末我國有條件和有必要引進遺產稅。盡管由于種種原因該稅至今仍未開征，但在1994年的稅制改革中遺產稅已被列入到14個稅種之中。

篇（7）

略………

第2章 論文相關基本理論綜述 14

略………

第3章 服務業的性質地位及國際比較 36

略………

第4章 黑龍江省服務業現狀、發展目標及基本原則 47

略………

第5章 黑龍江省服務業產業結構優化模式 62

略………

第6章 黑龍江省服務業產業組織優化模式 100

略………

第7章 黑龍江省服務業地區布局合理化模式 128

略………

第8章 黑龍江省服務業市場績效分析與評價 156

略………

第9章 黑龍江省服務業發展的對策建議 171

略………

結

論 183

參考文獻 185

第1章 緒 論

1.1 論文研究的背景和意義

1.1.1 論文研究的背景

1．服務業已成為當代世界各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服務業是人類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發展有力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特別是加快了社會生活質量、社會精神文明程度和社會控制程度的提高。服務業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門類越來越全，就業人數越來越多，占GDP的比重也越來越大。也是21世紀中國經濟發展研究的重要課題。世界經濟發展史表明，經濟增長和結構變化之間具有相關性。經濟發展過程也是經濟結構變革的過程，發達的經濟都有很高的服務業就業人口。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現象，是勞動人口從農業到制造業、再從制造業到服務業的轉移。產業革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金融、運輸和通信等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相對地位的提升只能放在與經濟增長同時發生的結構變化中去考察理解。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全球產業結構呈現出“工業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型的總趨勢。并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擴展。服務業已經或正在成為世界各國經濟的支撐。到2000年，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為62%，其中34個低收入國家為34.5%，48個中等收入國家為52%，22個高收入國家為65%；服務業吸納就業人口的比重，發達國家為60%--78%，中等收入國家為45%--62%，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為30%--45%（見表1.1）。

略………

結

論

本文對黑龍江省服務業產業發展模式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從服務業的性質、地位、作用、發展目標、結構優化、重點產業選擇、組織模式、企業運行機制、區位布局諸方面，構建了黑龍江省服務業產業發展模式的新體系，研究表明，改善傳統服務業的發展模式，大力發展新興服務業，提升黑龍江省服務業的競爭力，對于黑龍江省經濟振興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對我國服務業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通過對我省服務業的發展模式研究，論文得出以下結論：

略…………

：136000多字的經濟學博士論文

篇（8）

生活簡樸得令人稱奇，也仿佛還未適應社會強加給他的光環，更愿意生活在自己的研究之中，這是怎樣的一名經濟學家？

農民大學生的尊嚴之戰

李佐軍出生在湖南安化的一個小山村，父親先后在村里和鄉里工作，母親則是地地道道的農民。他笑著告訴記者：“小時候讀書并沒有壓力，書嘛能讀就讀，大不了回家種田。別看我現在做學問，干農活我也是一把好手！”盡管如此，5個兄弟姐妹中，李佐軍從小就在學業上表現得最為出色，一路讀到了縣里的重點高中——安化二中。那時候對于將來要去哪里讀大學，他并沒有特別的想法。直到有一天，校園里出現幾幅漂亮的大學校園宣傳畫——喻家山麓，東湖之畔，綠樹蔥蔥，樓亭悠悠，圖畫中大學校園的名字“華中工學院”（后來的華中科技大學）便被他牢牢記住了。

1984年，李佐軍順利考入華中工學院經管系技術經濟專業。

剛進校時，除了初入大學校園的興奮與自由，他還感到了“自卑”：“我們班里都是很優秀的城里孩子，我的學習基礎沒有他們好，成績不拔尖。另外，不像他們能歌善舞、能言善辯、興趣廣博，我除了讀書、種田，別的什么都不會。”但是，“習慣”了優秀的李佐軍并未服輸。他相信，城里學生能做到的，農村學生也能做到。為此他為自己制定了一個包括思想、學習、學術、工作、體育、社交、藝術在內的奮斗計劃，大學4年下來，他基本完成了自己的預定計劃。因為所在專業“技術經濟學”是一門交叉學科，本科期間除了學習經濟學理論以外，還需要修許多包括機械制圖、金屬材料、計算機語言等在內的理工科課程。高中文科班出身的李佐軍迎難而上，第二學年成績突飛猛進，后來也一直名列前茅。

大學期間，李佐軍利用寒暑假做了大量的社會調研，逐漸發現經濟學是真正的“致用之學”，與現實生活聯系非常密切。大學時代積累的經濟學認知也為他日后的理論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畢業時，李佐軍以本科期間全班第一、所有課程平均分90以上的好成績被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張培剛先生看上，免試攻讀其碩士研究生。

恩師留下的財富

談起導師張培剛，李佐軍疲憊的神色一掃而空。

李佐軍能擁有良好的寫作功底，張培剛功不可沒。他寫的很多小文章，張培剛都會十分細致地為他修改，大到文章結構、起承轉合，小到語句用詞、標點符號。除了學術研究，張培剛為人的豁達也令李佐軍記憶猶新：“先生經歷過許多磨難，但他從不被眼前的處境所迷惑，永遠那么樂觀豁達，看事情總是具備歷史視野，見人都會親切地微笑。”

“但先生教給我最多的，應該是理想。”李佐軍告訴記者，碩士學習期間，張培剛時刻不忘提醒學生們做學問的目標——不是揚名立萬，而是為祖國在國際學術界爭得一席之地。“先生早年在美國哈佛大學讀經濟學博士的時候，親身體會過國外學者對中國經濟學的蔑視。上個世紀80年代的大學生都很有理想，那時候‘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絕不是一句空話，再加上先生的熏陶，我感覺自己的研究生學習始終充滿激情。”

2011年張培剛逝世，享年98歲。李佐軍緬懷道：“先生的音容笑貌始終保留在我心中，那句‘要為祖國在國際學術界爭得一席之地’還時常響在耳邊。”

在做學問的道路上，李佐軍認為自己是幸運的。碩士畢業并工作多年之后，他憑借優異的博士生考試成績，成為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的學生。“兩位先生做學問的態度都是極其認真嚴謹的，而吳先生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較真’。很多已經約定俗成的概念，比如‘西方經濟學’的說法，在他那里都會被質疑。吳先生這樣的思維方式，促使我學會獨立思考，從來不敢對任何概念‘拿來就用’。”

對于吳敬璉的教學理念，李佐軍特別提到了“邏輯”和“文字”：“吳先生認為不論寫文章還是做研究，如果邏輯思維不到位，再華麗的辭藻也沒有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吳先生從來不退縮，不為利益、不為他人而改變自己的初衷，這一點尤其讓我感佩。”

吳敬璉的學術態度，持續影響著李佐軍做學問、寫文章的習慣，生怕自己“漏掉”了邏輯。李佐軍還不忘告訴記者：“不只我們做學問，你們記者寫文章也要注意這一點。”

讀博士之前，李佐軍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農村發展信托投資公司、中國建設銀行總行等單位工作，讀博士期間調動到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工作，2002年來到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潛心研究經濟學和經濟政策。

除此之外，李佐軍還在一些高校做兼職經濟學教授。談到自己的教學方式，他毫不猶豫地說：“我在教學中也嚴格遵循我的導師定下的規則，兩位先生是如何要求我的，我也如何要求我的學生。兩位老師的人生境界，也是我的人生目標。”

為農民說話的經濟學家

李佐軍因“人本發展理論”奠定了自己在經濟學界的地位，而這套方法論的由來和他的人生經歷密切相關。

本科階段，李佐軍就參加了大量的社會調研，而主題大多圍繞他最關心也最了解的“三農”問題，乃至碩士、博士論文都是寫的這一主題。一次次調研之后他發現，不論研究農業還是農村，最后的核心問題都是農民，都是人的問題。后來他開始研究工業化、城鎮化、資源環境等領域的問題，發現最后的落腳點也是人的問題。“只有站在人的角度，才能找到問題的根本。”

張培剛是中國發展經濟學的重要奠基人，而吳敬璉是研究改革、制度的經濟學泰斗，在寫博士論文時，李佐軍便很想在兩位導師的研究領域之間尋找結合點。經過不斷地鉆研、調查、請教導師之后，他終于悟出（制度）改革與發展之間的橋梁，就是人這一行為主體。

2000年，李佐軍的第一本專著《中國的根本問題——九億農民何處去》問世。那時，人本發展理論已現雛形，他坦言：“自上大學以來，為9億農民說話成為我揮之不去的情結。”

2008年《人本發展理論——解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思路》出版，按李佐軍的話說：“把人本發展理論完整地闡述出來了”。此書也得到了兩位導師的肯定，吳敬璉評價道：“本書研究如何把‘以人為本’的世界觀具體化為一套可行的人本發展理論，對于正在建設和諧社會的這一代中國人來說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張培剛則評價道：“作者還用人本發展理論分析框架，針對國家和企業等各種主體和一系列現實問題提出了對策體系，提出了創新發展經濟學理論體系和競爭力指標體系的建議，這也說明了該理論有廣泛應用的價值。”

篇（9）

劉衛東和李時華的老家都在湖南益陽市安化縣。曾經，劉衛東也擁有一份在安化縣供銷社里的體面工作。1989年，22歲的劉衛東在親戚的介紹下，認識了19歲的李時華。那時，李時華剛從益陽師范畢業，被分配到當地中學教書，“是一位很多人喜歡的既有才華又美麗的老師”。

劉衛東用自己的誠實本分、體貼入微，給了李時華一份踏實的感情。一年后，兩人步入了婚姻殿堂。當時，夫妻倆都有穩定的工作，兒子又順利出生，盡管生活不算富裕，但兩人卻分外珍惜這細水長流的幸福。

不過，在李時華的內心深處，還是有著一份抹不去的遺憾。

在李時華29歲那年，她終于鼓起勇氣告訴丈夫，說自己其實一直想繼續讀書，因為在讀師范時，她錯失了中專升大學深造的機會。對妻子的這份上進心，劉衛東既高興又支持。為了圓妻子的求學夢，劉衛東承諾：“你想讀書現在還可以讀，我一定全力支持你！”

“如果我去讀書，兒子才8歲，家里怎么辦？”雖然丈夫表示支持，但現實卻并不樂觀――劉衛東已經在一年前下崗，如果李時華現在去讀書，那家里的擔子就都會落在丈夫一個人的肩上。

劉衛東勸妻子別猶豫。最終，他用自己的擔當和堅毅打消了妻子的顧慮，使李時華走出了繼續求學的第一步。

1999年，李時華通過了全國成人高考，考入湖南師范大學繼續教育學院，就讀英語專業。

劉衛東送妻子去長沙讀書后，身邊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各種議論充斥著劉衛東的耳朵：“你真是太傻了。你讓妻子去讀書，等她把書讀好了，眼界開闊了，她也就離開你這個家了。你這不是在親手葬送自己的婚姻嗎？”可不管別人怎么說，劉衛東還是堅持自己的主見，他相信妻子在學成后一定不會辜負他和這個家：“只要她有本事，不要說去讀本科，就是讀研究生、讀博士，我都會幫她把這個家扛起來。”

但讓劉衛東沒想到的是，妻子在求學的道路上，居然會走得那么高、那么遠！

妻子學有所成一家團聚，幸福剛進門病魔也接踵而至

2001年，李時華在湖南師范大學完成成人本科學習后，跨專業考上了湖南師范大學經濟學碩士。為了實現這個跨越，李時華可謂是嘔心瀝血。在準備考研的半年時間里，她每天早上6點起床去自習室，晚上近12點才回寢室。讓李時華愧疚的是，“經常是每天學習完后，才想起要給老家的丈夫和年幼的兒子打個電話，但往往又因為到了半夜而作罷。”

“書讀得越多，感覺知道的越少。”回憶起那段求學時光，雖然艱辛，但也是讓李時華最為自豪的。她說：“我看到我的導師把治學當成生命，作為他的學生，我希望自己也能夠跟我的導師一樣，把所有的壓力拋到一邊，通過努力與耕耘，讓自己學有所成。”

2004年，李時華研究生畢業后，一鼓作氣考上了湘潭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研究生。

2008年7月，李時華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拿到了湘潭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此時，距她1999年做出繼續求學的決定，已經過去了整整9年。9年的時間里，她完成了從一個中專生到博士的飛躍。

而李時華成功的背后，是丈夫劉衛東的艱辛付出。巨大的生活壓力，幾乎要把劉衛東壓垮了，而且為了供妻子讀書，家里已經欠了不少債。好在，幸運之神終于眷顧這個家庭。李時華在完成博士學業后，因為成績優異，被湘潭大學聘為副教授，留在本校商學院教經濟學。

學有所成的李時華，也到了兌現自己承諾的時刻。2008年8月，她把丈夫和兒子接到了湘潭大學團聚。多年遭人不解和奚落的劉衛東，此時得到了眾口一詞的敬佩和贊譽。

2008年9月開學后，李時華以副教授的身份，走上了湘潭大學的講臺。對于李時華來說，這是夢想成真的一刻，而默默為此付出多年的劉衛東，此刻走在充滿朝氣的大學校園里，幸福得有些不知所措。

可是，夫妻倆的喜悅和幸福并沒有持續多久，李時華的身體出問題了。任教沒幾天，李時華就發現自己鼻孔里經常有血絲，而且伴有鼻塞、耳鳴等癥狀。最初，李時華并沒有在意，但細心的劉衛東發現妻子的身體出現異常后，堅決要帶李時華去醫院求治。

在丈夫的堅持下，李時華來到湘潭市中心醫院求診。原本她以為只是一個小炎癥，可一系列的檢查過后，醫生的神色凝重了。

“主治醫生把我喊到另外一個辦公室。”即便已經過去5年，劉衛東依然忘不掉那揪心的一幕，“醫生說，我愛人的病情不樂觀，是鼻咽癌。”聽完醫生的話，劉衛東驚呆了。

強打起精神，劉衛東見到妻子后，對她說了善意的謊言。“我安慰她，說沒有什么事，打打消炎針、吃點藥就好了。”

回到家，劉衛東安頓好妻子，這才走到隔壁房間，壓低聲音給在老家當醫生的妹妹打電話。

從妹妹那里，劉衛東進一步知道鼻咽癌是多么可怕。“早期發現的，生存時間才5年，而我愛人那時候已經到了中晚期。即便積極治療，一般也只能夠活兩年。”生活為什么如此殘酷？這個堅強的漢子，終于再也抑制不住悲傷，小聲地抽泣起來。

劉衛東的電話，被還沒有睡著的李時華聽得一清二楚。得知自己罹患絕癥，堅強的李時華沒有崩潰，反倒走過去安慰丈夫：“我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完成，一時還走不了！”

恩愛夫妻生死相依，丈夫賣紅豆餅妻子重上大學講臺

鼻咽癌是一種惡性腫瘤，而且來勢兇猛，如果不及時治療，后果不堪設想。但擺在劉衛東夫妻面前最大的問題是，家里實在是沒有錢了。

這時，有人告訴劉衛東，如果李時華在湘潭治療的話，醫療花費報銷比例比較高；如果去長沙治療，最多只能報銷一半。

左思右想，劉衛東最后還是決定把妻子送到湖南省腫瘤醫院治療。“不要說還能報銷一點，就算沒有一分錢報銷，我也要送她去最好的醫院、找最好的大夫。這是我妻子的命，也就是我們家的希望啊！”

幸運的是，在湖南省腫瘤醫院，李時華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癌細胞并沒有轉移。半年后，李時華出院回家休養。有一天，李時華跟丈夫商量，說她想向學校申請上課。一開始，劉衛東堅決不同意，他擔心妻子經不起折騰。可李時華很執拗：“別人都說，癌癥病人一半都是被嚇死的，但對我來說，只要能給學生上課，就是最好的治療方式。”

見說服不了妻子，劉衛東只得同意。

2009年下半年，李時華重新走上了講臺。得知李時華老師帶病堅持回到課堂，學生們都很感動。由于李時華經過放療、化療，視力和聽力受到很大影響，所以她每次給新學生上課時，總會有幾句特別的開場白：“我生過病，喉嚨不舒服，所以聲音不大，耳朵也聽不太清，請大家見諒。”

湘潭大學2010級國際經濟與貿易二班，是李時華任班主任。學生范振楚說起他們的李時華老師，言語中充滿了感動：“學生最聽她的話，她是我們最尊敬的老師。”班長王希彤說：“李老師雖然身體不好，卻依舊關心班上的每個學生。她所帶的班級成績也很好，英語四級通過率達90.4%，六級通過率為60%，專業課成績也居于學院前列。”湘潭大學宣傳部提供的一份材料顯示，李時華雖然有病在身，但是幾年來發表了10多篇學術論文。

李時華將自己取得的這些成績，都歸功于丈夫劉衛東。

篇（10）

6月，梁建章怒評陜西安康孕婦被強行引產事件，發表系列文章，五天內轉發量逼近兩萬。梁呼吁各界人士重新認識在中國推行了三十余年的計劃生育政策。認為人為的人口限制已威脅到經濟良性發展。

三年來，梁建章一直致力于推動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2010年，他自制紀錄片《中國人可以多生嗎？》；去年，學成歸國成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在安康事件爆發前兩個月，他和北大社會學教授李建新合著出版《中國人太多了嗎？》，在引言中，他寫道：“歷史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這個為自己的理想奔走疾呼、不遺余力的學者，在日常談話中卻判若兩人：語速緩、語氣輕、語調低沉——這種雙重性或許更符合梁建章所擔負的兩種角色。在學者形象背后，他從未更改首次進入公眾視野時的那個身份：攜程網聯合創始人、董事局主席。

假如你關注2003年的中國商界，亦無法錯過34歲的梁建章。這年12月，創立四年的攜程成為首個登陸納斯達克的中國旅游企業，IPO當日股價漲88.56%，刷新納斯達克三年來的首日漲幅紀錄。當時，這位商界新秀正在倒時差，于熟睡中體驗了“一夜暴富”。

對那個時代的中國商界來說，梁建章和他的合作伙伴的確創造了一個財富神話，2004年攜程總營收增速94%，獲85%毛利率和40%凈利率。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創建了一種將傳統酒店預訂與IT相結合的商業模式，由此參演IT業的風起涌云。

2006年的攜程已成為在線旅游市場當之無愧的“黑馬”，該年總營業收入8.3億元，同比增長49%——就在所創企業漸入佳境時，梁建章突然決定赴美讀書，為同代企業家中獨一無二的選擇。

就在梁建章攻讀博士學位的數年間，中國商界發生巨變。攜程的注冊用戶在2011年已突破5千萬，全年總營收5.9億美元，其業務也從酒店預訂延伸至包括機票、度假預訂、商旅管理及旅游資訊在內的全方位旅行服務。但在規模接近頂峰的同時，攜程也不可避免地遭遇瓶頸期。

2012年第一季度，攜程凈利率跌入20%以內，營收同比增長只有19%；5月，其股價三年來首次跌破20美元。更重要的威脅在于，由于攜程業務日益多元，全線作戰的方式導致競爭白熱化。微博化的輿論氛圍更無情面可留，“增長神話破滅”“錯失團購良機”等評論不絕于耳……單純的學院生活徹底終結了，這是企業家梁建章要面對的商業現實。

身兼學者和企業家雙重身份，梁建章于2012年高調重返公眾視野，他有能力同時演繹學界和商界的雙重革新嗎？

梁建章向來自信。

新起點

赴美攻讀博士學位，對梁建章并非唐突之舉。復旦大學少年班出身的梁建章，20歲便獲得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碩士學位，在攻讀計算機博士過程中覺得“做企業更有意思”，進入甲骨文公司的硅谷總部。突然改變當下狀態，是梁建章挑戰自我的慣用方式。

關鍵是做出選擇的時間。2003年底，攜程赴美上市之際，剛剛度過艱辛初創期，梁當時認為最大挑戰莫過于“將攜程做大10倍”。

盡管1999年攜程獲得來自IDG、軟銀、晨興集團、蘭花集團的兩筆融資，但起步期卻并未找到有效的盈利模式。在“燒錢”營銷將攜程逼到懸崖時，梁建章做出戰略性調整：收購傳統酒店預訂公司現代運通，以酒店預訂業務為盈利基點，嫁接到互聯網。

坦白說，攜程在2000年后的成長超出了梁建章預期。市場占比領先第二名藝龍近40個百分點，而“去哪兒”等網站當時剛起步，難成氣候。日趨成熟穩定的內部架構和良好外部環境，使攜程在在線旅游市場一枝獨秀。

梁建章的個人工作也隨之趨于常態。朝九晚五，鮮有加班；日常管理交給團隊，只有關鍵的企業文化建設和人事制度安排才事必躬親。即使不再長時間地深入參與，公司依然正常運轉。同時，人稱“攜程四君子”的聯合創始團隊成員，都開始嘗試新的探索：2002年，前攜程總裁季琦創辦如家連鎖酒店，三年后，前首席財務官沈南鵬離開攜程，加盟紅杉資本。

梁建章的內心開始渴望一些“ 新東西”——“總覺得自己還能再干點什么，學點什么，研究點什么。”做投資？梁建章認為那無法使他獲得深入參與公司建設的愉悅感；像季琦那樣再度創業，去做一家超越攜程的公司，又著實困難。于是，這位攜程首席執行官又想起了從企業回到大學校園。

從2006年萌生退意，到次年讀博，梁建章花了近大半年時間在美國游學。從哈佛、波士頓到麻省理工；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這位曾經的甲骨文中國區咨詢總監一路旁聽下來，希望找到一個能結合其管理經驗和多視角學術鉆研的學科。

最終，梁建章將目光聚焦經濟學。他認為這門學科研究內容與管理相關，研究方法與他多年思維習慣和理工科教育背景契合，加之兼具數學、社科、文化、歷史等多領域知識，梁覺得“可以把很多知識串起來深入學習”。

大半年的游學期，不僅讓梁建章選到心儀的研究方向，也讓攜程慢慢適應了梁退居幕后的日子。梁建章與現任CEO范敏平穩交接，攜程高端旅游部營銷總監華麗回憶說：“James（梁）關注戰略布局，范總有豐富日常管理經驗，恰當的人在恰當的職位，大家都很放心。”對于“公司老板突然跑去美國讀博”這種奇遇，華麗笑說放到梁身上“再正常不過”——大家都覺得他非常適合做學術。

斯坦福歡迎你

當年，梁建章所申請的斯坦福經濟學項目只有四個錄取名額。從開始考核到最終確定錄取，校方找梁建章交流過多次。斯坦福經濟學博士的競爭環境和學習壓力可窺一斑。

37歲入學的梁建章考試成績常列前三，尤擅長基礎模型和數學。不僅如此，由于他經歷豐富，常幫助更年輕的學生分析未來的職業規劃。在這個過程中，梁建章也對自己此前的創業經歷做出深入思考。

在梁建章看來，企業經營時刻考驗決策者的判斷力，上要擔負公司發展使命，下要考慮員工生計，做企業“像走鋼絲”。相比之下，讀書生活對他則是人生難得的愜意。

在斯坦福讀書的日子，梁建章和家人住在離機場不遠的一座小山坡上。他常常看著飛機在山間起降的景象，完成了許多關于企業和學術的思考。沒課的時候，他會在家里等著上小學的兒子放學歸來，一起學習或運動。

梁建章的人生軌跡卻不知不覺地改變了。

原本，他博士論文的題目是關于大學生就業的經濟學研究。這篇論文他在博士第三年已完成，但因感覺意猶未盡，他選擇到芝加哥大學讀博士后。在這兩年中，梁建章師從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把研究方向聚焦于創新創業與人口。

對這個話題的關注根植于梁建章在攜程的一線管理經驗。在艱難時光中，梁思考過企業乃至一個國家的根本，正在于人才的數量和質量，“研究的時候發覺中國這計劃生育政策很荒唐。”“中國千萬不能以減少小孩為代價，來抵消日益增長的老年人口”，年輕人口在整個人口結構中的比例銳減，在梁建章看來，對一個國家的創新創業潛力有著難以預估的巨大隱患。現在，中國生育率低于1.5，意味著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30%，“人口是負擔”的擔憂早已轉化為“老齡化社會”的焦慮。

為了印證這種理論假設，梁建章開始了廣泛的社會調研。印度和日本是梁常去的兩個國家。拜訪學者，找相關的企業高管做訪談，了解年輕人口的創新創業現狀，在聊天中獲得思路啟發，再用已有數據建模，印證觀點。與一般學者相比，梁建章的優勢或許在于“找企業高管聊天會容易點”。

一向稍顯靦腆的梁建章談及學術時，會變得健談起來。但讀博期間，梁建章并未忘記攜程，他與高管時有電話聯系，暑假期間回國集中參加公司會議。學期與假期的自然分割，讓梁建章在企業家和博士生這兩重身份

之間，穿梭自如。同時，梁開始著力于尋求學術與商業最有效的粘合方式。

一方面，梁建章希望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先把學術成果在攜程內部推廣。他認為許多公司隨著管理層相對固定化，可能會存在慣性思維的問題，晉升機制和言論通道常會閉塞。如何鼓勵年輕人發聲，并促進部門間溝通，是梁建章正在研究的課題。其中一個可能是，“由高層參與做一個創新委員會”。

另一方面，嚴格的學術思維訓練，也使這位攜程董事局主席在公司戰略布局上更高瞻遠矚。“宏觀經濟搞得更清楚，對企業經營和投資都有幫助。”2008年金融危機時，攜程進行了一些投資，比如對經濟型酒店漢庭

和如家，回報都相當可觀。

今年3月，攜程正式對外推出的中國首個頂級旅游品牌“鴻鵠逸游”，其實始于2010年上半年，攜程首次推出針對富豪消費群體的旅游產品，“環游世界60天”，報價50萬。當時對該產品銷路的質疑不止來自于外部，攜程員工也擔心“曲高喝寡”。誰知，十幾個名額在開通訂購專線的9分鐘內全部售罄。去年續推“環游世界66天”報價66萬元，則在30余秒內搶購一空。今年推出的101萬元環游世界80天，價格和旅行天數均創新高，全部名額在17秒內就秒殺完畢。

良好的市場反響印證了梁建章和其他高管對高端旅游市場的預判。無論這個細分市場日后格局分散還是壟斷，攜程都要做這個市場的定義者和領導者。為此，攜程與臺灣易游網和香港永安旅行社開展戰略合作，為頂級旅游市場設置了一個極高的準入門檻。

這一切是在2009年悄然部署的，恰是梁建章在美讀博、遠程參與公司管理的時期。“頂級旅游，雖然去的人不多，但是對公司品牌有非常大的影響力，值得一做”，回憶起當時的抉擇，梁建章對本刊說。

“雖然很少有人能既做這個又做那個，但如果有條件，這樣做真是蠻互補的。我的idea，人口與創新，一定要在企業做過，才有這個感覺；而學術中一些更加嚴謹的方法確實可以用到公司決策中”——對梁建章來說，在學術與商業的經驗互補，是自我成長的必經之路。

理性與堅持

無論是求學，還是管理公司，梁建章都習慣先進行多元化的思考，做出盡可能準確的判斷，之后在一個方向上不遺余力地“深入”下去。

攜程網初創時，管理團隊除了旅游也設想過金融、搜索，或京東那樣的電子商務，“但分析以后，覺得做旅游比做其余的都優勢更大，便沒有做別的嘗試”，梁建章回憶說。

在斯坦福讀博初期，許多有趣的課題擺在面前，究竟選擇哪一個興趣點作為研究方向，著實花了梁建章一番心思。“選擇的時候得經過考慮，你做得成什么，利用已有的優勢去選”。對梁來說，經驗是學術的起點，也是后者的歸宿。接下來，則要靠堅持的力量。

《中國人太多了嗎？》的合著者、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建新，被梁建章堅持的勇氣吸引。“這個（計劃生育）問題，能身體力行去號召的學者，并不多”，作為中國人口學界罕見的公開反對計生國策的學者，李建新沒有想到會與一位企業家出身的經濟學者殊途同歸。合著過程堪稱順利，一年書稿便基本成型：李從社會、婚姻家庭和綜合國力等角度綜合論證，梁從經濟、資源、創新創業等角度深入闡述。在經歷了改書名、刪內容等多番磨練后，歷時半年，這本新書終于問世，難掩鋒芒。

大多數時候，梁建章都希望以理性融合各種不同的經驗和思考。在具體的學業或管理工作中，這也成為梁極為鮮明的個人特色。

攜程副總裁孫茂華記得，2003年SARS期間，許多公司紛紛裁員節省開支，但梁建章堅決不裁員。他當時做了一番分析： SARS先發燒后傳染，而非先傳染后發燒。只要政府采取有效隔離，很快就會被有效控制。

一整天都沒有業務，日復一日地等待，有些部門上半天班，發60%的工資；有些技術和服務部門，開發程序或者做培訓——SARS風波并未持續很久，裁員的公司重新營業便急迫招聘，而攜程很快回復正軌，年底如期上市。

2012年，攜程或許比以前更需要梁建章的理性與堅持。

如今的攜程面臨了諸多挑戰，除了業績下滑，股價下跌，還包括被高度競爭中被拖入價格戰。梁建章堅信，中國人均旅游投資在不遠的未來會超過人均電商消費，在線旅游收入仍是電子商務中的翹楚。這個過程定會催生一到兩個偉大的企業。攜程致力于此。“不要只看外面有多少種新模式，自己內部的事可以改進的還有很多，先修內功”，梁建章的這句話給孫茂華很深印象。孫茂華自2000年加入攜程，經歷了期間的盛衰。

只是，攜程的規模已是當年的數倍，挑戰也成幾何級數增長。

篇（11）

“體而優則學”，體壇明星上大學早已不是新鮮事。不過，他們的求學之路并非都是一帆風順。有人拿出自己在賽場上的拼勁，下功夫苦學并且學以致用，有人則純粹是走走過場，混個文憑，還有人甚至連文憑都混不到，鬧了個肄業。

最快捷

劉翔5年完成碩博連讀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田徑奧運冠軍劉翔還有一個身份，那就是“劉博士”。這位在華東師范大學體育與健康學院獲得體育管理學方向博士學位的“劉博士”學習效率相當高。

早在2001年，劉翔就成為華東師范大學的學生，雅典奧運會奪金后，劉翔免試畢業，并被華東師大授予“優秀學生”稱號。隨后，劉翔又被推薦免試參加華東師大的碩博連讀。在訓練和比賽之余，劉翔僅僅用了5年時間就獲得了體育管理學方向的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

據悉，劉翔在華東師大攻讀體育管理學方向的碩博連讀期間，學校專門為其制訂了周密的培養方案，有10名以上的導師為他提供“上門授課服務”。

最拖沓

王勵勤10年未畢業

對于冠軍級運動員而言，上大學并非難事，但要順利拿到文憑卻并非易事。比如乒乓球名將王勵勤，2001年被上海交通大學錄取，轉眼10年過去，畢業仍然遙遙無期。

校方表示，因為王勵勤對我國體育事業有著很大的貢獻，學校決定耐心等待“大力”修完學分：“這些年王勵勤一直都有比賽，不過現在他也開始為將來打算了。他已經是上海乒羽中心副主任，意識到自己必須提高文化和管理水平才能勝任未來的管理崗位。王勵勤有空就來學校上課，他有著強烈的繼續學業的愿望。”

普通學生完成本科只需4年，對運動員則放寬到6年，王勵勤目前處于“進一步放寬”的范圍。校方表示：“全世界就只有一個王勵勤，我們對他放寬畢業年限，應該不會遭到體育迷的反對，也不存在影響教育公平的問題。我們對王勵勤也秉承著‘嚴出’的標準，必須修滿該修的學分，才能獲準畢業。”

最刻苦

鄧亞萍每天學習14個小時

在眾多國內體壇明星中，乒乓球名將鄧亞萍無疑是最刻苦和最成功的“求學者”。從清華大學學士到英國漢諾丁大學碩士再到英國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博士，鄧亞萍在求學路上的表現不亞于乒乓球運動場。她也是迄今為止國內運動員中取得最有分量學位的第一人。

“我過去也經常問自己，如果退役不當教練的話，去做什么事情。我當時想著，跟大學生去競爭一個職位，是沒有辦法競爭過的，所以應該去讀書，去充實自己提高自己。”

自己的弱點在哪里？什么樣的學習才是自己所需要的？鄧亞萍在投身校園之前，早已對此有著清楚而理智的認識。

作為曾經叱咤乒壇的“女皇”，鄧亞萍并沒有選擇退役后去當教練，而是走上了長達十一年的漫長求學路，她分別拿到了英語、當代中國研究和土地經濟學的三個學位。這三個不同的方向，都緊緊地和她個人的發展、工作結合在一起。

“一開始因為發現需要掌握更多的語言才能跟別人溝通、交流，然后才能勝任自己委員的職責，所以學了英語。當發現學完英語以后，光會說話還不夠，還要知道怎么去說，說什么，能夠讓別人采納，讓別人認同，這就需要更多的知識。既要豐富自己的知識，同時還要更好地了解中國社會的變化，所以碩士研究生階段，就做了中國當代的研究，研究的是中國社會婦女的變化和地位的發展。”

在做博士論文時，鄧亞萍正在國際奧委會工作。她發現，有一只“無形的手”在后邊推動著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為何這么多的國家城市熱衷于申辦奧運會？除了政治因素、國際地位的提升，無疑還包括其中的經濟效益。所以，鄧亞萍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目選擇了《研究奧林匹克的商業價值》。雖然三個階段都是不同的專業，但是其中的主線，始終貫穿于鄧亞萍在國際奧委會服務的生涯里。

鄧亞萍堅信“勤能補拙”，每天14個小時刻苦學習，在劍橋學習期間，她每天早上5點就起床，憑著這股在賽場的拼勁去學習，最終拿到了劍橋大學的博士學位。2009年4月，36歲的鄧亞萍正式就任共青團北京市委副書記。去年9月，鄧亞萍被聘為人民日報社人民搜索網絡股份公司總經理。

最掛名

劉國正求學6年沒有學分

劉國正是2005年9月進入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管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耐人尋味的是，經過事后調查，劉國正當時已經是河北師范大學大三的學生。一年后，他從這所大學畢業。

回頭細看，這是一筆陳年糊涂賬：也許，劉國正不知道一名大學生只能有一個學籍；而上海交大急于引進世界冠軍，也無暇去關注他是不是在別處上學。于是劉國正沒有念過一頁國際貿易的書，便在交大的學籍上掛了4年，直到那屆學生畢業的時候，交大發現他沒有學分，只好將他和其他4名運動員一起除名。

上海交大體育系主任孫麒麟表示：“不管是世界冠軍還是其他體育明星，一旦進入了上海交大，我們都要按照一個大學生的標準來要求，必須完成學校規定的課程，修滿該修的學分才能順利拿到學位。”

最VIP

一群教授圍著丁俊暉轉

“平時上MBA課程的教授們，要圍著丁俊暉一個人轉。”這就是丁俊暉的讀書模式。在眾多已經進入上海交大的體育明星中，丁俊暉無疑是大牌之一。

2007年進入上海交大的丁俊暉主修工商管理專業，不過由于這位臺球神童賽事頻繁，他的功課也被一拖再拖。不過近期，“失學已久”的丁俊暉回到上海交大，繼續他的課程，根據上海交大有關負責人介紹說：“為丁俊暉開設的課程是和工商管理專業相關的諸如經濟學、管理學類的。”

對于為何選擇工商管理專業，丁俊暉的解釋讓很多人都看到了他對于未來生活的精確打算。據丁俊暉所在的眾輝經紀公司總經理陸浩透露，他們對于小暉完成學業的能力絲毫沒有擔心。“我們會協同老師一起，讓丁俊暉在交大的學業有個完滿的結果。”

而丁俊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則表示，自己并沒有對繁重課程有什么擔憂，一直都腳踏實地的他對于學業的前景只用了十個字來概括――“現在會努力，前景不知道”。

最坦蕩

王軍霞看淡畢業證書

“上學就是為了學習知識，那張畢業證只是一個證明書，我一點都不在乎，我更看重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