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政策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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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03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16）04-0075-08

〔基金項目〕中國人民大學2015年度拔尖創新人才培育資助計劃項目

〔作者簡介〕王猛，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毛壽龍，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100872。

一、引言

社會轉型要求政府變革治理模式與體制機制，以應對社會結構調整與運行機制變動所帶來的挑戰。經濟社會結構的變遷會引致治理模式的變化；人類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文明的過程，亦是治理模式逐步轉型與變革的過程。20世紀后20年，西方國家出現了政府失敗與所謂的“空心化國家”（hollow state）現象，非營利組織系統承擔了大量的政府公共服務。〔1〕這種轉變對傳統公共管理理論提出了挑戰，治理理論也在此后逐漸興起。多中心治理、合作治理、網絡治理等概念日益流行，并被作為應對政府與市場失靈的替代性治理模式與政策方案。改革開放后，我國亦經歷了急劇的社會轉型，社會結構與運行機制發生深刻變化。中國的社會轉型表現為“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的半封閉的傳統型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型社會的轉變”〔2〕，而治理變革則表現為“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的轉型。〔3〕

當前，我國正處于推進發展模式或發展方式轉型的第三次大轉型階段。〔4〕這一階段的特點表現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中等收入群體逐步擴大，社會需求日益多樣化；深度城鎮化對要求進一步提高公共服務供給水平與促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利益主體呈多元化與復雜化，弱勢群體分享社會發展成果的期待與中產階層拓寬上升流動渠道的要求逐步增加；社會保障體系進入全面完善階段，并逐步向全覆蓋、高質量的方向過渡。歸納而言，當前中國社會轉型呈現以下總體面貌：由偏重經濟增長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轉變，社會事業從規模式發展轉向內涵式發展，社會利益格局進入深刻變動與調整。但在轉型過程中，中國社會主要面臨以下幾重矛盾，即快速社會轉型與社會治理能力之間的矛盾，不斷增長的公眾需求與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公共服務缺位、分配不公、貧富差距、勞資關系等社會矛盾突出。

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常常與社會轉型相伴隨，這也恰是進行治理變革的緣由和契機。中國社會轉型中面臨的矛盾與問題需要通過進一步推進體制機制創新，以促進政府治理變革來解決。為此，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了“堅持共享發展”、“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并把社會共享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歸宿與落腳點。可以說，社會共享將是指導我國“十三五”時期社會發展的核心理念，亦是應對社會轉型與實現治理變革的基本思路。本文以社會共享與治理變革為主題，著重探討為推進實現社會共享的社會轉型，政府治理變革的基本方向與實現路徑。已有關于社會共享的研究，很少從治理變革的視閾進行系統思考，因此，本文從治理的層次與向度提出了思考社會轉型與治理變革的總體性框架和政策性框架。

二、社會共享與治理變革：一個分析框架

（一）社會共享與治理變革：內涵與邏輯

滕尼斯指出，“共同體（community）的生活是相互的占有和享受，是占有和享受共同的財產”。〔5〕“共享在共同體中是通行的理念和規則”。〔6〕所謂“社會共享”，是指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共同享有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中國在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農村邊遠地區和社會弱勢群體卻并沒有完全享有社會改革發展的成果。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群體逐步壯大，人們要求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愿望也越來越強。共享理念的提出實質上是對過去差別化、不協調、非平衡性發展理念的糾偏，亦是對現實社會矛盾與社會呼聲的回應。因此，強調社會共享，是解決當前公共服務不均、收入差距過大、貧困等社會問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落實全面小康的內在要求。

落實社會共享的治理理念與目標，需明確以下幾方面問題。首先，共享什么。社會共享的內容是多層次與多樣化的。不僅包括經濟成果的共享，還包括社會成果和權利的共享〔7〕，也包括在經濟發展、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生態環境等方面人人享有。這意味著促進社會共享既要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還要重視滿足公眾多樣化的需求。其次，誰來共享。社會共享的主體是全覆蓋的。實現社會共享要重點解決弱勢群體、城鎮困難群體、農村地區與偏遠地區的問題。通過利益分配機制改革，逐步縮小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差距。享有社會發展成果并非部分社會群體的特權，而是全體社會成員皆有的權利。這意味著實現社會共享要注重消除非均衡化的制度設計，把解決弱勢群體與困難地區的問題作為治理的重點。最后，如何共享。要通過制度設計兼顧社會共享的公平性與可持續性。建立社會共享機制既要通過轉移補償支持弱勢群體，又要承認個體差異與注重可持續性的效率分配。這意味社會共享并不是一部分社會群體對另一部分社會群體的攫取，而是人人參與、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

社會共享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方向，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共享的格局就會自然生成，而是需要進行制度設計與治理變革以應對社會轉型。而當前中國社會所面臨的矛盾與問題也亟須通過治理變革予以解決。可以說，促進社會共享與治理變革之間存在緊密的關聯。實現社會共享，需要在治理變革方面把握以下幾個原則：首先，社會共享體現“惠及全體”的理念。因此，治理變革不僅僅要創造人人共享的制度空間，還要營造人人共建的治理格局。其次，社會共享切中了中國社會發展中的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兩大短板。因此，治理變革需要更加關注社會事業即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提升公共服務均等化與社會治理精細化水平。再次，社會共享的核心在于消除不同群體、地區、階層、行業間的顯著差距。這意味著消除非均衡化因素、進行促進機會均等的制度設計是關鍵。最后，治理變革的手段與方式本身也要適應社會變革，注重運用現代新理念、新技術促進治理創新。

（二）社會共享與治理變革：分析框架

理解社會共享與治理變革間的邏輯關聯，不僅需要把握治理變革之于社會共享的意義，即為何需要進行治理變革的問題；還需要明確如何進行治理變革，抑或說在哪些方面進行治理變革。明確在哪些方面進行治理變革需要深入分析治理（變革）的內在結構與層次。長期以來，對治理的理解有體系論與能力論兩大視角。治理體系論關注治理的制度設計或構成要素，而治理能力論則關注治理體系的執行能力。〔8〕盡管體系論與能力論把握了治理的兩個核心方面，但卻并沒有深入分析治理的內在層次結構。因此，分析治理的結構及相關構成要素成為我們理解治理變革的關鍵。

對治理結構與層次的研究主要分析治理的向度與要素，形成了二維度說、三維度說、五維度說等。二維度說以福山為代表，他關注政府能力與自治程度以衡量國家治理績效〔9〕；三維度說認為，治理至少在制度、組織與技術三個層面上運作〔10〕，或將治理歸納為價值理念、制度設計與行動策略〔11〕，或是價值、主體與工具〔12〕；五維度說則認為，治理包括權力、范圍、方法、主體與權利五個維度。〔13〕在結合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提出從理念、結構與技術三個向度理解治理。

治理理念是治理體系的核心，反映的是政府治理的目標和方向。它是政府順應政治、經濟、社會形勢而進行的宏觀判斷，以及基于此提出的方向性指引與進行的頂層設計，決定了治理結構與治理技術的價值取向。治理結構是價值理念的表現形式，反映的是治理要素之間的搭配與安排以及不同部分之間的關聯狀態。它是基于特定的治理理念而對不同主體間權力做出的制度化安排與互動模式的有效性建構。〔14〕它包括主體結構、權力結構、制度結構、供給結構等。治理技術是治理體系的支撐手段，反映的是治理理念與治理結構在具體任務環境中的實施方法，也是運用技術手段對理念的踐行和對結構的支撐與優化。因此，所謂治理變革是指政府為適應社會轉型在提供公共服務與解決公共問題中在治理理念、結構與技術三個方面的轉變和調整。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要在社會轉型的背景與治理變革的視閾下思考社會共享。促進社會共享是當前中國社會轉型背景下的戰略選擇，同時推動社會共享本身也是社會轉型的重要部分。實現社會共享，要在理念、結構與技術三個向度上思考治理變革，并集中解決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兩大短板，并著力構建社會共享的體制機制。就此，可以得出如圖1所示的分析框架。接下來，本文將從理念、結構與技術三個應然向度分析治理變革的基本方向，并提出實現社會共享的政策框架。

三、社會共享與治理變革：基本方向

理解社會共享與治理變革，其核心在于構建一個描述與分析治理變革的應然框架。在把握治理的內在層次與結構的基礎上，本文提出“治理理念―治理結構―治理技術”的變革框架。治理理念變革的重點在于確立與社會共享相適應的價值目標以指導未來的社會發展方向與具體政策設計，表現為價值追求、發展理念與政策理念三個層次上的變革。治理結構變革是整個治理變革分析的重點，既要把握社會結構與治理格局的總體性轉換，也要關注主體、權力、制度與供給等子系統結構的變動。而治理技術變革主要是指支撐治理理念與結構變革的技術基礎，包括治理的組織平臺與具體機制的變革。因此，堅持社會共享與推進社會轉型，意味著政府治理在理念、結構與技術三個層次的全方位變革（見表1）。

（一） 治理理念變革

1. 價值追求：由區隔到共享。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快速經濟發展使得一部分社會群體逐漸富裕并享受到優質公共服務的同時，一些社會群體卻依舊面臨貧困、公共服務短缺等問題，而并沒有充分享有社會發展的成果。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既有資源稟賦的差異，更有差別化、不均衡的制度安排與政策設計。比如，優先發展東部地區、優先發展城市、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分割體制都是造成地區間、城鄉間不均衡的政策根源。這些區隔化、非均衡化的制度設計固然有一定的歷史原因，但并不符合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共享的價值追求。因此，構建共享的社會格局其首要問題是推動深層價值由區隔向共享式發展轉變。這意味著社會成果的分配、公共服務的供給不是基于特定身份而進行差別化選擇，而是基于每個公民個體做出的公平安排。通過消除身份歧視，形成人人參與、共建與共享的社會格局，使社會成果、公共服務惠及全體社會成員，不因身份差異而忽視部分群體的基本權利。

2.發展理念：由片面到全面。社會共享還意味著一種全面發展的社會形態，即社會成果由全體人民享有、人們享有全面的成果。過往發展的非均衡性不僅表現為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差距，還表現為經濟發展與社會事業間的失衡。這突出地表現為社會建設滯后于經濟發展，公共服務供給水平與經濟發展程度和公眾需求存在差距，社會治理水平落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步伐。因此，在發展理念層面實現由片面強調經濟發展到經濟社會協調全面發展的轉向，需要改變只注重經濟增長的效率主義和GDP主義，重視社會建設。將社會事業、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環境保護等作為未來發展的重心。實現發展理念由片面向全面的轉型，需要更加重視整體全面發展，改變只重視城市與東部發達地區而忽視農村與中西部貧困地區的發展路徑，注重統籌城鄉發展與區域發展，維護區域間公平。同時，推動發展理念由“人的發展”到“人的全面發展”的轉變，為滿足公眾多層次、多樣化的發展需求創造條件。

3. 政策理念：由補缺到普惠。政策理念是指導具體政策設計與安排的基本價值觀。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是當前我國社會發展中的短板。社會事業發展將是政府治理的重心，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建立社會所有群體共享的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體系，將是社會事業發展的重要工作。受制于經濟發展不平衡、財政實力有限以及人口眾多的現實國情，我國長期實行的是一種確保底線公平的補缺型社會保障模式。隨著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建立適度普惠型的社會保障模式。〔15〕實現政策理念由補缺向普惠的轉變，關鍵在于建立普惠型的社會政策體系，即社會政策設計不僅要照顧社會弱勢群體、維護底線公平，還要打破城鄉二元分割，惠及社會所有群體，提高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的水平和質量。

（二）治理結構

1.總體結構：由單中心結構到多中心結構。從整體上講，實現社會共享，要實現“單中心”結構向“多中心”結構的轉型。隨著社會需求多樣化與社會問題復雜性的增強，單中心結構及形成的官僚等級體系因其有限的能力與僵化的體制，并不能有效滿足社會需求的變化與回應社會轉型的挑戰。多中心結構致力于構建一種競爭合作的平等關系，意味著“有許多在形式上相互獨立的決策中心……它們在競爭性關系中相互重視對方的存在，相互簽訂各種各樣的合約，并從事合作性的活動，或者利用核心機制來解決沖突”。 〔16〕即可以通過多種制度安排來提供公共服務、實現社會治理與解決社會問題，及時回應社會公眾需求。實現社會共享就是要著力于構建一種多中心的治理結構，改變政府作為唯一的公共服務供給者與公共事務治理者的角色，在政府與市場之外尋求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以滿足公眾日益多樣化、差異化的需求，應對日趨復雜的治理挑戰。

2.制度結構：由單一化制度安排到多樣化制度安排。治理結構需要有效的制度安排予以支撐。多中心的治理結構蘊含著多樣化制度供給的可能性。從治理制度上講，承認制度多樣性僅僅將“制度選擇集中在‘官僚―市場’之間”是不夠的，還要考慮“市場和官僚之間多種多樣的‘混合安排’、社會組織以及地方社區的‘自我治理’體系”。〔17〕制度結構由單一化向多樣性制度安排轉變，意味著承認制度供給的多元化與制度供給主體的交疊管轄，以及不同主體在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制度安排中的作用。同時，多樣性的制度安排不僅承認國家正式制度在社會治理中的功能，而且尊重非正式制度或自主治理制度的建設性價值。要生成多樣化的制度結構、呈現較大的公共治理制度空間，則要使權力結構越開放和多元〔18〕，擴大非官僚力量在社會治理中的空間和范圍。因此，實現社會共享，要更多地為市場與社會力量預留制度供給的空間，激活市場機制與社會自治在滿足公共服務與實現社會治理中的作用。

3.主體結構：由單一主體到多元主體。現代社會治理的復雜性意味著任何單一主體在應對社會治理的挑戰時都可能是乏力的。實現社會共享的過程，不僅需要促進公共服務均衡化與提升社會治理能力，還需要對社會利益格局進行調整，消除城鄉間、地區間的顯著差距。因此，單一主體的治理結構并不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而亟須尋求其他主體的力量。理想的主體結構，應該是在明確各主體比較優勢與責任的基礎上建構競爭與合作的主體網絡。因此，實現社會共享，不僅需要充分發揮政府的力量，還需要市場主體與社會組織乃至社會各階層、個體的共同參與，建立共治共建的格局。這意味著政府要在厘清與市場、社會組織邊界的基礎上，將部分應該或適宜由社會承擔的職能進行轉移，實現政社分開，提升社會組織在社會建設中的主體性作用。同時，政府要運用政策手段與支持措施激發社會領域活力，加強社會組織培育和社會建設。

4. 權力結構：由集中化權力結構到制衡型權力結構。權力結構反映的是不同主體在治理格局中的權力分配狀態與相互關系。治理變革只有觸動深層次的權力格局才能為建立不同主體間的競爭與合作關系以及推動社會轉型提供權力結構基礎。實現社會共享，意味著也要實現權力的共享。這不僅表現在橫向上的公共治理與私人市場的權力共享〔19〕，而且表現為在政府內部的橫向權力分配上呈現制衡型結構的面貌，也表現為在縱向上賦予地方更多治理權以增強回應性與自主性。社會共享對公共服務質量與社會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但集中化的權力結構在滿足高層次與多樣化的需求方面存在效率不足。因此，需建立更具活力與彈性的分權制衡結構以實現對政府權力運行的監督和社會自主治理。推進集中化權力結構到制衡型權力結構的轉變，意味著在政府內部要建立更具回應性的扁平化結構以增強回應性和自主性，在政府外部要建立分權化、制衡與合作的外部關系以適應社會轉型和外部環境的變化。

5. 供給結構：由統一化供給到差異化供給。供給結構反映的是不同主體在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供給中的行為狀態。主體多元化與結構豐富化成為公共物品與公共服務供給的重要趨勢。實現供給結構變革，不僅要發揮多元主體的供給作用與治理功能，還要創新供給模式實現方式的差異化與靈活化，即公共物品與服務的供給、社會治理的實施要照顧到個體差異與特性，滿足多樣化、多層次的需求，而摒棄單一化、統一化的供給方式。實現社會共享，意味著要在社會轉型導致社會價值日趨多元的背景下滿足公眾多元化需求。因此，推動供給結構由統一化供給向差異化供給的轉型，要創新公共服務供給方式，發揮政府、市場與社會主體在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中的比較優勢，實現錯位靈活供給。

篇（2）

關鍵詞：

政府社會管理；社會政策；價值；實踐

社會在發展，時代在進步，國家對社會政策的制定標準規范不斷在更新，近幾年來國家對現代市場經濟主體的兩大管理形式提出了明確的規定，為社會管理政策的優化和更新指明了道路，需要依據“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目標進行進一步深化探究。

一、政府社會管理概述

依據《關公管理學》相關理論，在結合《社會管理學》和《社會學》的基礎上，有關學者對政府社會管理進行了界定，認為社會管理可根據社會主體的類型分為兩類，其中一類即以政府為主體，政府依據相關的準則和規定對社會事務進行規章制度的約束和規范，主要通過宏觀調控的手段實現社會有機資源的整合和利用，提高資源的有效利用率。期間可以調動一切社會力量，例如社會組織、社會團體、家庭等維護社會的秩序，實現社會和諧發展。第二類則是社會組織，主要包括自治組織、非營利組織以及其他公民，政府在其中扮演協調者的角色，控制社會組織之間關系的平衡，并通過宏觀調控組織社會組織積極參與到社會管理中，進而實現促進社會發展的目的。

二、社會政策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

社會政策充當市場干預主體和社會事務管理之間的橋梁，即將理論制定為方案并付諸于實踐的中介，在工業文明時代政府單依靠自身職能和文化職能實現社會的管理難免出現不可抑制的矛盾和沖突，這就要求社會要不斷進步，順應時代的新潮流。隨著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和運行，社會政策這一概念理論出現并在長期的社會管理實踐中得到推廣和應用，且逐步發展成熟，成為社會管理中的主要參考依據。當今社會信息化、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加強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也是發揮社會政策功能的重要機遇，尤其針對我國社會管理事務而言，社會政策貫穿于活動的始終，社會政策重要性不言而喻，例如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有效實現了對我國人口的控制，而近幾年“二胎政策”的出現可有效延緩我國的老齡化進程，在社會管理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是滿足時代要求的體現，因此社會政策制定要充分考慮公眾的需求，以社會福利問題的解決、資源優化配置、社會秩序維持為重點，促進社會的協調發展。

三、優化社會政策在社會管理中的途徑

（一）滿足社會需求，實現社會整合

社會政策是滿足人們基本需求的工具，也是國家的意識形態對社會組織、群體、個人產生影響的重要途徑。例如我國的科教興國政策，是順應國家發展的需求、民族進步需求的體現，也是我國基本矛盾“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關系”的解決對策之一，在該政策下實施九年義務教育、“211工程”等具體措施，在滿足人們文化需求的基礎上提高了我國的文化軟實力，實現了“人口大國”向“人才強國”的轉變，促使我國的國際地位不斷上升，這就是一個成功的社會政策所起到的作用，在社會管理中的應用價值無可替代。例如近幾年我國社會環境不斷惡化，土壤貧瘠化日益突出，且與疾環境污染有關的疾病不斷增多，環境問題成為不得不解決的熱點問題，保護環境、節約資源國策的出現則是對人們呼吁保護環境需求的體現，通過政策的推行，全國各地均結合當地的現狀制定了一些列的具體措施，例如關停重污染產業、勒令重工業整改、禁止亂砍亂伐、開墾濕地、進行垃圾資源回收、采用多種措施進行節約意識以及行為宣傳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們的環保節約意識，發展經濟更加注重可持續、綠色化。因此社會政策在制定過程中要充分考慮人們大眾的需求，盡最大程度實現社會各個組織、群體利益的平衡，解決社會階級矛盾，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此外要想實現社會整合，提高社會有機資源的利用率就要政府在社會管理中充分發揮宏觀調控的功能，調動一切社會的積極力量積極參與社會生產管理，提高整個社會的生產力，此外協調社會各個組織之間的矛盾，形成一個穩定、有序的發展環境。

（二）維持社會穩定

維持社會穩定是社會管理的基本要求，在社會穩定的情況下，社會大眾才能安心各司其職，分工協作，實現整個社會的大生產，因此維持社會穩定是社會政策必須要體現的基本要求。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期間實現了經濟的大發展，但不可避免“先富帶后富”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社會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容易激發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沖突和矛盾，關系日益緊張且社會矛盾未得到及時有效解決的情況下，不僅影響社會關系的穩定，還會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因此社會政策制定中要以社會的發展進步、社會各個階層關系的調和為中心，在保證社會穩定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

（三）促進社會管理目標的實現

事實證明，社會政策的制定、管理目標的明確有助于國家有計劃的發展和進步，能夠為社會管理活動指明道路。社會事物包括教育、衛生、醫療、科技、環境等各個層面，因此社會管理目標的確定要多樣且符合實際。政府是社會政策實施的主體，政府在執行政策時要充分領會政策的精神和意義，制定相適應、相規范的執行體系，為政策的實施提供法規依據。目前我國的社會性社會政策體系尚不成熟，需要在實踐中結合國家自身的實際情況以及公眾的需求不斷進行政策制度的完善，進而實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的目標。

四、結語

社會政策是社會管理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政策的落實可有效促進社會穩定和諧，對社會經濟發展有積極的推動作用。隨著經濟體制不斷加深，政府要充分認識到社會政策的重要性以及調動一切社會積極力量發揮其作用，進而實現社會管理目標。

作者：楊麗 單位：保定市國資委綜合處

參考文獻

篇（3）

大學階段是青年學習政治文化、完善政治人格的重要時期。世界各國普遍重視本國國民特別是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我國高校《形勢與政策課》主要承擔對大學生進行形勢與政策的教育、進而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近年來，由于國際國內環境的復雜性，國內高校在社會轉型變革的客觀環境中，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和工作理念、工作方法遇到了挑戰，西方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影響著我國公民特別是大學生的政治認同。面對這樣的挑戰，高校應當借鑒西方政治社會化理論及實踐提升《形勢與政策課》的有效性。

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內涵

“政治社會化”的概念源于美國，西方學者對政治社會化的定義主要從“過程”的角度去把握，認為政治社會化是公民學習獲得的，對政治世界形成一定認識的過程，是將其政治標準和政治信仰從一代傳給下一代的方式。我國學者借鑒西方學者的研究，提出了比較公認的政治社會化的內涵，只是說法略有差異。比較有代表性的如李元書、楊海龍認為：“政治社會化是社會個體在社會政治互動中接受政治文化教化、學習政治知識、掌握政治技能、內化政治規范、形成政治態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辯證過程。”①

大學生政治社會化屬于政治社會化的范疇，同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劉世麗和馬瑩華的定義具有代表性，他們認為，“大學生政治社會化是個體逐漸接受現存政治制度所肯定的政治信念和規范，形成特定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并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的過程。”②這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也是從“過程”的角度去把握其內涵，而另一種觀點則從“結果”的角度作定義，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張雪梅的論述，她認為，“大學生政治社會化就是指大學生學習并內化政治主導文化，逐步成為具有穩固的政治認知、政治情感、政治態度、政治價值觀、政治信念等一系列反應和傾向的政治人。”③這兩種觀點，是目前學術界比較主流的觀點，看似重點不一，卻都強調大學生與社會的雙向共同互動的過程，即大學生認識政治、形成政治人格與社會對大學生進行政治塑造兩個方向運動過程的辯證統一。

借鑒西方和我國學者的代表觀點，筆者認為大學生政治社會化就是大學生按照社會的政治規范要求，內化為自身的言行規范，逐步成為合格的“政治人”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大學生作為個體與社會這個整體進行雙向互動：一方面，社會將政治信仰和政治標準教化給每一個大學生個體；另一方面，大學生個體能動地接受政治輿論、形成獨立的政治信仰并以實踐的方式反作用于社會這個整體。就是在這樣的雙向互通過程中，完成大學生政治社會化這一過程，實現整體與個體的辯證統一。

大學生政治社會化與高校《形勢與政策課》的關系

兩者的聯系。首先是對象相同，都是在校大學生。在校大學生生理年齡已經成年，然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還處在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尚未完全成熟的關鍵時期，求知欲最為旺盛，可塑性也最強。這些特點為大學生政治社會化提供了施展的空間，也為《形勢與政策課》取得實效提供了可能。

其次是性質相同，都具有階級性。兩者始終貫穿著統治階級的意志并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都通過特定的方式和渠道將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傳播給大學生個體，教育和引導他們成為符合統治階級要求的、合格的“政治人”。

最后是目的相同，都具有培養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和建設者這一目的。將大學生通過一定的政治思想加以教化，教育和引導其掌握必要的政治知識和政治技能，從而具備一定的政治參與能力，最終認同本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自覺成為統治階級的接班人和建設者。

兩者的區別。一是范圍不同。《形勢與政策課》是思想政治理論課組成部分，而思想政治理論課又從屬于思想政治教育這一范疇，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間范圍主要在學校，輔之以校外的社會實踐活動。在大學生政治社會化這一過程里，其范圍涵蓋了整個社會，即除了學校這一主要場所外，社會也是對大學生政治社會化關鍵期作用的環節。

二是方式不同。《形勢與政策課》主要以課堂教學和實踐教學相結合的方式開展，一般采取知識點傳授、社會實踐、參觀考察、主題演講、主題辯論等手段進行，延伸到整個學校的文化環境。而大學生政治社會化所采取的方式更為廣泛，除了上述方式、手段外，還有諸如面向全社會成員的大眾傳媒、國際互聯網，甚至手機短信、公益廣告等其他方式。

三是目標不同。開設《形勢與政策課》，是教會運用大學生觀點來分析問題，以大學生的全面發展為最終目標。而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目標，主要是通過間接的、隱性的方式來改變大學生的政治態度及行為。在這一點上，《形勢與政策課》的目標更為高遠。

兩者的辯證統一。兩者有著相同的對象、性質和目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都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都統一于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和建設者。而正由于兩者在實現方式上的不同，才為《形勢與政策課》的課程建設提供了有價值的借鑒。認識到兩者的辯證統一關系，有利于我們理解兩者既有相同之處，又有區別：在理論研究時，應當將他們作為辯證統一的整體加以研究，這樣才能從整體上去把握；而在實際運用中，應當借鑒政治社會化的理論及實踐成果為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特別是為提升《形勢與政策課》實效，做到為我所用，服務于培養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這個大局，服務于大學生成長成才的現實需要。

西方政治社會化理論及實踐的幾點啟示

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目的在于，把社會主義政治規范內化為大學生的政治信念，使大學生具有較高的政治覺悟、政治情感及政治行為習慣，從而推進大學生從“社會人”向“政治人”的轉化。在此背景下，研究政治社會化對于高校《形勢與政策課》的借鑒意義，發揮思想政治教育這一傳統優勢，具有時代意義。

充實教學內容。教育部在每學期開學前出臺本學期《形勢與政策教育教學要點》，對全國高校的授課內容作指導性規定。各高校根據這個《要點》制定本高校的教學內容、安排教學計劃，這就為借鑒政治社會化理論、最大程度地充實《形勢與政策課》的教學內容提供了可能。就西方學者研究的政治社會化主題而言，涵蓋了政治社會化個體的微觀研究、宏觀系統的研究、政治社會化介體的研究、公民教育的研究、女性政治社會化的研究等等。單就政治社會化的內容來說，還包括用政治學的理論培養人的政治認同、政治意識和政治經驗，以公民教育的內容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法制教育和素質教育，這些內容都可以充實到《形勢與政策課》的教學內容當中，取其所長、為我所用。

改進教學方法。當前，或者由于高校職能部門甚至主要領導主觀因素的影響，或者出于高校硬件設備、教學資源的限制，大多數高校至今仍采取以課堂教學為主的教學模式，在教學方法上仍限于傳統的“灌輸法”甚至能引起學生反感的“填鴨式”教學，這對這門課程的實效性提升大為不利。應當對傳統意義上的“教師在講臺上講，學生在課桌上聽”進行升級改造，采取諸如主題演講、課堂辯論、座談交流的方式，讓學生們參與進來，充分發表自己的看法、闡明自己的觀點，老師則可以在此基礎上作點評。可以按照專題授課的方式，確定好每個專題的重點內容，對涉及到的知識點以延伸閱讀的形式進行拓展，力求將知識點講實在、講透徹，并在潛移默化中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

拓寬教學途徑。學校教育是政治社會化的重要途徑，而在信息化時代，大眾傳媒在政治社會化中的作用就越發顯得重要起來。要想提升高校《形勢與政策課》的實效性，除了鞏固學校教育這一傳統途徑外，家庭和社會的力量也不能忽視。應當摒棄《形勢與政策課》實踐教學“另起爐灶”的做法，即把它游離于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是采取參觀、考察、訪談等簡單的“游覽式”教學模式，不僅起不到應有的效果，還會浪費人力物力，甚至催發學生的逆反情緒。一方面，可以通過“中秋節”、“春節”、“清明節”等中國傳統節日開展還能愛國愛家教育，另一方面還要組織學生走出校園、走上社會，以社會實踐、參觀考察等方式融入到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洪流之中，還可以邀請社會各方人士走進校園、走近學生，以演講、座談的形式開展各種互動，全方位拓寬這門課程的教學途徑。

【作者單位分別為南京工業大學黨委宣傳部，南京工業大學城建學院；本文系南京工業大學黨建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會重點課題“基于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促進形勢與政策教育教學創新升級”研究成果，項目編號：SZZD2012011】

【注釋】

①李元書，楊海龍：“論政治社會化的一般過程”，《政治學研究》，1997年第2期。

篇（4）

一、 政府行為影響社會組織活力關系分析

政府行為供給與社會組織需求關系分析。政府行為的干預大小，相對于社會組織而言，才具有實質性的意義。也就是說，社會組織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某一政府行為的作用程度。如圖1所示：

圖1政府行為供給與社會組織需求關系分析圖

社會組織的需求度，可以從0—100劃分為不同等級，這些等級社會組織自身發展階段的影響面、周圍社會環境等因素所決定。處于較低等級上的社會組織需求屬于弱程度范圍，而處于較高等級上的社會組織需求則屬于強程度范圍。同樣，政府的行為供給度也從0—100劃分為不同的等級，表現為弱行為供給度和強行為供給度。我們認為針對強程度需求，政府強的行為供給也是一種供需平衡的表現，可稱為強平衡。除此，如果針對弱程度的需求，政府作出強行為，而針對強程度需求，政府作出弱行為，則會出現行為干預過度或行為供給不足的問題，此時都是政府行為和社會組織需求出現不平衡，不能滿足社會組織發展需要，或阻礙了社會組織的發展。

政府行為反應度與社會組織獨立性關系分析。政府的行為必然作用于社會組織的行為，無論是限制，還是放松，都意味著社會組織自我管理因為政府行為而調整。那么，政府行為必然有一個相對應的社會組織獨立性的狀態。如圖2所示：

圖2政府行為反應度與社會組織獨立性關系分析

社會組織獨立性是一條自上而下的曲線，上面部分表述獨立性小，甚至零自由，越趨于下面，表述獨立性越大，直至絕對獨立。而社會組織獨立性為零，意味著政府的行為干預過度，即完全控制社會組織的自我產生、自我管理、自我決策和自我發展。該文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主辦的《環球市場信息導報》雜志http：//總第535期2014年第03期-----轉載須注名來源而社會組織絕對獨立性，則意味著政府沒有行為或行為不足，自我管理活動不受政府行為的影響，此時政府行為效果為零。

政府行為作用效果與社會組織活力關系分析。從政府作用行為產生的效果來看，有正面和負面之分，或者有效和無效的差別，這種效果又主要通過其行為作用的對象反應出來。因此，社會組織面對政府行為的作用效果，一方面，會因政府行為供給的恰當和充足，而獲得快速和健康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政府行為供給不足、混亂和過度，而阻礙了其發展進程，甚至造成負面作用阻礙社會組織發展。

如圖3所示：

社會組織的每一步發展都會受到制度環境的直接影響。適宜的制度環境能促進其健康發展，而不合適的制度環境則會阻礙其發展。[2]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政府需要作出行為，但政府行為反應的快慢、正確與否，結果均有所不同。不同的政府行為，直接的后果就是促進社會組織的發展，或是阻礙社會組織的發展。

三、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的政府行為對策

規范社會組織培育扶持機制。傳統的政府以社會控制為執政理念，致使社會組織在與政府的交往和互動中處于不利的不公平地位。進一步規范社會組織培育扶持機制，這需要從以下幾點進行努力：一是加快政府職能轉移，確立社會組織的法人主體地位，促進社會組織依法自治并獨立承擔法律責任。二是完善財稅支持政策，建立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制度，將符合條件的社會組織納入政府產業扶持和社會事業發展扶持政策范圍。[3]三是保障社會組織合法權利，將符合條件的社會組織納入政府產業扶持和社會事業發展扶持政策范圍。

篇（5）

1 國家治理目標下社會保障政策執行效果評價的必要性

1.1 政策執行效果評價是國家公共權力監督的有效途徑，是促進公共管理和服務的重要方法

國家審計作為公共受托經濟責任的監督和促進者，既應該對政府財政資金和財務收支進行監督和控制，又必須以公共政策執行效果本身為對象，關注政策對社會資源分配效應和對社會利益的協調方式，進而實現公眾利益的均衡發展和公共福利的普遍提高。社會保障政策執行效果評價是促進公共管理和服務的重要方法。

1.2 社會保障政策執行效果評價是社會保障審計實現國家治理的重要途徑

政策執行效果評價是以社會保障基金財務收支的合法合規性審計為基礎，對現行社會保障政策執行情況及其效果的監督。該功能主要監督現行社會保障政策的貫徹落實情況以及社會保障政策目標的實現程度，分析政策缺陷和制度漏洞及其產生的原因，對社會保障政策和制度的未來發展進行分析性預測，并提出政策修補、制度改進及風險防范和化解的政策建議。建立社會保障政策執行效果評價指標體系，除了可實時糾正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偏差外，對于保障人民權益、促進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等方面具有重大意義。

2 社會保障政策執行效果評價主要評價指標

政府社會保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設計應遵循科學性原則、目標一致性原則、可測性原則和整體性原則。同時，指標體系內的各個指標之間的涵義、口徑、計算方法、時間范圍等要銜接、統一。

社會保障政策執行效果評價的評價指標包括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來反映績效評價標準。定量指標是可以量化的、客觀的指標，具有評價的客觀性。定性指標是難以具體量化的、主觀的指標，得出的結論常帶有主觀色彩。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通常需要結合起來使用，以達到客觀公正的評價目的。

2.1 主要定量指標

2.1.1 “經濟性”標準的評價指標

1）資金支出財政負擔率指標：反映社會保障資金支出占整個財政支出所占比重，反映財力支出結構和保障水平情況。計算公式為：資金支出財政負擔率=資金支出總額/財政支出總額×100%。

2）資金管理費用率指標：通過資金管理費用占社會保障資金收入總額的比例來衡量資金管理成本高低情況。資金管理費用包括日常行政管理費用、資金的投資運營和監管費用等。計算公式為：資金管理費用率=資金管理費用/資金收入總額×100%。

3）實征率指標：衡量社會保障經辦機構、稅務代征機構資金征收工作實際業績情況最主要的考核指標，反映了資金征收任務完成情況。計算公式為：實征率=資金實際征收額/資金計劃征收額×100%。

2.1.2 “效率性”標準的評價指標

1）資金結余率指標：通過社會保障資金歷年滾存結余額占當年資金支出的比重，反映支付風險狀況。理論情況是一般至少需要三至六個月滾存結余才能保證正常支付運轉。計算公式為：資金結余率=資金歷年滾存結余額/當年資金支出額×100%。

2）資金收益率指標：衡量社會保障資金投資到資本市場所獲得的收益額與社會保障資金投資額的比率，反映社會保障資金投資盈利能力水平的高低。計算公式為：資金收益率=資金收益額/資金投資額×100%。

2.2 主要定性指標

1）給付對象的真實性情況，反映領取社會保障金的單位人員是否參加社會保障并符合領取條件，有無虛報、冒領行為。

2）給付水平情況，反映支付社會保障資金是否按照統一的標準，有無任意擴大或縮小支付范圍。

2.3 進行總體評價

首先，選取參照值，可采用同等社會經濟水平其他地區社會保障資金管理部門的評價標準、本地區社會保障資金管理部門評價的歷史水平或預算計劃的理想水平等作為參照。其次給各評價指標打分，根據各評價指標的重要性設置權重比，計算各評價指標的最終得分。最后，匯總計算總體得分，評價總體水平。

3 社會保障政策實施評價指標體系實現方法

3.1 以全面原則為前提，收集政策

全面原則要求審計機關既要收集地方政策，也要收集中央政策；既要收集實體性規定，也要收集程序性規范；既要收集在審計事項發生之前或之時已經頒布生效的政策，也要關注審計事項發生之后、審計實施過程中相關政策的立、改、廢情況，還必須兼顧收集政策的時間效率。可以通過上網、上法規庫查詢，依靠日常工作積累或借助被審計單位提供政策文件等方式，在較短的時間內收集盡可能系統而完整的政策法規。

3.2 以比較意識為基礎，梳理政策

審計人員應樹立比較意識，對收集的各類政策進行縱向和橫向的梳理比對。一方面，從縱向上把握政策的效力層次，按照法的淵源，法的效力，根據“上位法高于下位法”的一般規則，在同一事項上出現上、下位法沖突時，下位法無效。另一方面，從橫向上注意政策的銜接性。以時間為標準，要關注社保政策實施發生之前或之時同一機關制定的同一效力層次的政策內容是否一致。出現不一致時，根據“新法優于舊法”、“法不溯及既往”的規則評價政策執行效應。可依照“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特殊規則來判斷政策效應。

3.3 以邏輯思維為核心，分析政策

通過系統地梳理政策，剔除一些無效規定后，政策分析便是建立評價指標體系的重心。首先，要對有效的政策本身進行分析，查找該政策在合理性、公平性和可執行性等方面是否存在缺陷。其次，政策效應的評價與政策內容的解釋密切相關。除了按其字面文字最慣用的意思進行文義解釋外，還應嘗試運用歷史解釋（通過研究有關立法的歷史資料或從新舊政策的對比中了解政策內容）、體系解釋（將孤立的條文置于整套政策體系中去理解條文完整含義）和目標解釋（根據政策制定的意圖目的解釋政策條文）等方法強化政策的明晰性。

4 進一步整合數據資源，充分利用計算機審計推動評價指標體系建設

我國社會保障政策分類廣，涉及政府部門多，覆蓋人群廣，包括了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等社會保險基金、社會救助、社會救助、保障性住房等不同類型政策，涉及人社、民政、稅務、衛生等不同部門，基本覆蓋全國城鎮及農村人口。社會保障政策的這些特點，決定了社會保障基礎數據是以海量數據方式存在的。

從2009年以來新農保、養老保險基金、保障房及社會保障資金全國審計等歷次社保審計項目開展情況來看，社會保障審計數據采集和分析工作還面臨很多現實的困難，具體表現在：

1）社會保障政策缺乏頂層設計，碎片化呈現導致社會保障信息化建設缺乏總體規劃和統一標準。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基金為例，全國各地有單基數、雙基數之分，還有人社部門征繳和地稅部門代征的區別。政策碎片化導致全國各地社會保障政策應用的標準體系不統一，不同地區不同系統之間信息不能互認。

2）社會保障政策缺乏跨地區業務協同的總體規劃，同一政策下各地數據對接不暢。一直以來，我國社會保障的信息化建設在逐步推進，但多是各地根據業務發展要求，自行建設，缺乏在國家層面的跨地區業務協同的業務流程頂層設計，導致同一政策下各地數據不能很好的對接共享。比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員在異地看病、拿藥以及轉移接續都是目前不易解決的實際問題。

3）社會保障信息系統建設水平參差不齊，數據分散，存在大量數據孤島。各地社會保障政策的碎片化，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均衡，導致社會保障信息系統建設水平有高有低，在2012年的全國社保資金審計中，我們就發現，在山東省省內，經濟發達地區社會保障信息系統建設速度很快，數據也在逐步集中，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要么沒有建立信息系統，要么已有的信息系統軟硬件設施都比較落后。

篇（6）

論文摘要：職業性別歧視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經濟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都做了深入研究。職業性別歧視不僅是經濟現象，更是社會問題，社會學理論以獨特的視角解釋了這一現象，且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同時，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社會政策當仁不讓地擔負起其消除職業性別歧視的職責。

勞動力市場同樣受“供需關系”的掌控，但現行中國顯然是勞動力的買方市場，雇主的價值、偏好將導致不同的市場結果。學者趙耀對雇主雇傭行為調查表明，勞動力市場上的歧視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堅持不選擇女性，認為女性不能兼顧家庭和事業，生育和照顧家庭會影響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調查者“同意”或“很同意”這種觀點。還有部分對雇主對女性未來發展的適應性、工作內容和崗位變動的應變性表示擔憂。

我國勞動力市場上職業性別歧視現象主要體現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業率較低、下崗失業比重大和職業報酬差距大。雖然每年的調查結果有所變動，總體狀況沒有明顯改善。經濟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職業性別歧視，社會學以獨特的視角彌補了經濟學純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釋力。

一、社會學理論的解釋

1.女性勞動就業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數學者認為，在社會化過程中對社會性別意識的強化以及對男女兩性在家庭和社會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劣勢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僅影響到女性是否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決策，而且決定了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后的職業選擇，也會影響雇主的招聘行為。

2.個人偏見理論。該理論是由貝爾克（Becker）創立，是在“身心不悅”的基礎上建立的，用貝爾克的話說就是，“如果某個人具有歧視的偏好”，那么他就樂于以某一群體替代另一群體并為此支付某種費用。他認為，這種偏見來自雇主、雇員、顧客三個方面。（1）雇主歧視。假設一些雇主對一部分人具有主觀的偏愛或對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惡情緒，而與其技能無關。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對女性雇員抱有偏見，即使女性與男性有相同的勞動生產率，他們也只愿雇傭男性，除非女性雇員和男性雇員之間的工資差別大到足以抵消對女性的偏見的程度，才會雇傭女性。（2）雇員歧視。這與工作職位的競爭、工作中的磨擦、人們對民族、種族、性別、年齡、健康等的認識的不同有關。例如，大多數白人對有色人種持有偏見，有些男性雇員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領導，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殘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們能夠勝任。（3）顧客歧視。顧客有時對被服務的對象也會有偏見。如外科醫生、機械工程師、司機顧客喜歡男性提供的服務;護士、導游、空中小姐，顧客喜歡女性提供的服務。

3.互動理論。斯坦福大學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釋兩性職業和報酬不平等的問題時提出這一理論，她認為，人們生活在互動的交往中，在求職、應聘、面試時都會有直接和間接的互動。基于性別的顯著差異，互動過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優于女性，更勝任工作的觀念影響下，造成具有與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對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時，男性利用占據權威位置的機會，故意忽視或消除對他們不利的因素以維護他們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難改變這種狀況。評價職業報酬時，人們通常較少選擇異性參照群體，更多的采用與同等任職資歷的、同樣性別的人相比較的方法。這種通行參照群體的選擇，導致社會網絡的同性化和職業性別隔離。

4.激進女權主義的自行就業觀點。激進女權主義從強調私生活領域的問題出發，認為女性在社會勞動中處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們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們提供的戰略便是使女性與男性分離，鼓勵女性去創建自己的產業，如商店、銀行、企業、飯店、醫院、書店等，以做到自行就業，免受社會就業市場的性別歧視。 轉貼于

二、消除職業性別歧視的社會政策建設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發達國家為促進女性就業實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值得借鑒，包括職業教育和培訓政策、失業保險政策、職業介紹和指導政策、公共就業工程等政策。美國（“一攬子職業中心”）、法國設立專門機構開展針對性的培訓和就業指導。很多發達國家積極介入女性就業，財政撥款補貼公立職業介紹所，為婦女就業和企業用人提供免費服務；大力興辦公共工程，為婦女提供就業崗位；鼓勵女性自主創業，制訂了明確的支持政策，這方面美國和歐盟都走在前列，取得顯著成效。

2.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第一，我國社會需要制訂《反就業歧視法》，依靠法律的強制來保證女性獲得與男性平等的就業機會，實現同工同酬；當前，不少中小私營企業違反勞動合同法，不繳納包括生育保險在內的五項保險的行為，嚴重損害女性勞動者，法律要制定細則予以糾正。第二，女性承擔著生育和照顧家庭兩大社會責任，女工生育保險應盡快轉變為社會統籌，實現企業的成本向社會轉移，由社會來承擔婦女生育哺乳費用以及生育保險金。第三，應該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長期失業和下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級社會保障部門應該學習發達國家經驗，積極幫助她們尋找就業機會，開展再就業服務，把保障和服務結合起來。第四，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對象應包括各種類型的女性從業人員，使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和失業保險能夠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條保障線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業女性的貧困狀態能夠得到緩解直至消除。

參考文獻

[1]趙耀.中國勞動力市場雇傭歧視研究[M].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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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艾滋病問題的背景介紹

艾滋病（AIDS），又稱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癥”，是由于感染了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而引起的一種嚴重傳染病。目前，在全世界范圍內的醫學界正在積極研究針對這項病情的治愈方式，只有法國科學家于2014年底發現了能夠治愈HIV感染者的有效藥物，可是仍缺乏真正根治艾滋病的有效醫療手段。現階段艾滋病的治療目標是最大限度和持久的降低病毒載量，獲得免疫功能重建和維持免疫功能，提高生活質量，降低HIV相關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基于以種種困境，艾滋病因此又被稱為是“超級癌癥”。

造成艾滋病流行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無知、偏見而導致整個社會防范疏漏，使得我們所有人幾乎都脆弱地暴露在它面前。截止2014年10月，全國共報告現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約49.7萬例。就感染率而言，由于中國人口基數龐大，所以目前還屬于低流行地區;但若按題的理解，并分析在此基礎上制定的艾滋病防治政策及其影響，為將來制定有效的艾滋病防治政策提供借鑒和依據。

二、 不同流行趨勢下艾滋病問題的社會理解和相關防治政策

（一）1985至1994年――艾滋病傳入初的潛伏期

1.艾滋病傳入初期的社會理解――“對抗關系”

中國于1985年6月在北京協和醫院報告的第一例艾滋病確診病人是來華旅游的美籍阿根廷人。截止1994年底，全國范圍內累計報告艾滋病人數29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數為531人，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的數量較少，因此，這段時期為艾滋病傳入初期。由于傳入初期報告的絕大部分艾滋病病例均為來華外國人或是海外華人，當時的中國把抵制艾滋病當成是抵抗資本主義腐朽生活方式入侵的一場階級斗爭，主要采取對外防御和對內嚴打的態度來防治艾滋病。加之改革開放初期，政府和人民的思想還比較保守，政府為了避免引起國民的恐慌，將艾滋病定義為“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病”，希望將它隔離在我國國境外。艾滋病傳入中國后，一些媒體開始介入關于預防艾滋病擴散的宣傳工作。“為了提高公眾的警覺性和預防意識，部分報紙和雜志以大量觸目驚心的標題和詞匯，諸如‘恐怖殺手’、‘超級癌癥’、‘世紀瘟疫’等等，來描述了艾滋病的可怕。艾滋病作為一種疾病，被打上了歧視、恥辱的烙印，對中國早期艾滋病社會預防模式的產生了巨大影響。”在這種社會理解的引導下，如何將艾滋病阻擋在中國范圍之外，成為中國制定的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基本框架。

2.艾滋病傳入初期主要的防治政策

（1）1985年，中國衛生部等有關部門下發《禁止第Ⅷ因子制劑等血液制品進口》的通知及《關于加強監測、嚴防艾滋病傳入的報告》。

（2）1986年，國家教委和衛生部發出《關于對外國留學生進行‘艾滋病’檢查的通知》，規定對外國留學生進行檢測;1986年12月3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辦法實施細則》。

（3）1987年頒布《全國預防艾滋病規劃》，并規定：防止艾滋病的傳入，發生和蔓延。同年，衛生部和公安部又發文要求“來華外國人提供健康證明”。

（4）1988年1月14日國務院批準了《艾滋病監測管理的若干規定》，其中還對艾滋病病人的個人行為作出了限制。

（5）1989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將艾滋病列入乙類傳染病管理，要求對艾滋病患者采取隔離措施，并送到衛生部門指定的醫療單位治療。1989年3月6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衛生檢疫法實施細則》中都明確規定：“禁止艾滋病，性病的外國人入境”。

（6）1990年，衛生部與WHO共同制定了《中國預防和控制艾滋病中期規劃（1990-1992）》，規劃中將中國預防和控制艾滋病規劃的目標定為 “不是將 HIV 杜絕在中國的門外，因為HIV已傳入中國，而是使中國在世界上保持較低流行水平”。

在初期的防治政策方面，主要是集中在如何將艾滋病抵擋在“國門”之外，卻沒有考慮到給病人提供人文關懷和相應的幫助照顧，這對本身就處于劣勢群體的艾滋病病人來說，更加是雪上加霜。

（二）1995年至2004年――艾滋病傳入中期的快速增長期

1.艾滋病傳入中期的社會理解――“協作關系”

從1995年至2004年這十年間，HIV病毒感染者的官方報告數量從531例激增至47606例。僅僅十年時間，我們不僅沒有在艾滋病傳入初期控制住疫情，反正使之朝著大規模擴散的趨勢發展。國家對待艾滋病問題的態度開始轉變，從之前的“對抗”、“抵制”、希望將之阻擋在國門之外，轉變為“協作關系”，即承認艾滋病已經在我國境內一定范圍內傳播，并且疫情朝著大規模擴散的趨勢發展。我國傳統的道德觀念和歷史文化內涵是嚴禁行為存在的。而從事活動的人群往往是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若在娛樂場所推廣和使用安全套，則可以有效監管控制艾滋病在該類人群中擴散，而這項措施又挑戰著我們的長久以來的道德防線。經過長時間的思考探索，我國在局部地區的娛樂場所開展了安全套試點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由此看出，我國在關于艾滋病防治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則方面也逐漸從道德至上轉變得更加理性。

2.艾滋病快速增長期主要的防治政策

（1）1995年由國務院批準，衛生部下發頒布了關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第一個政策性檔―《關于加強預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的意見》，首次將預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工作提升到關乎民族興衰的戰略問題的高度，對我國艾滋病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2）1998年頒布了我國關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第一個綱領性重要文件―《中國預防與控制艾滋病中長期規劃（1998 - 2010 年）》。

（3）2001年出臺了《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行動計劃（2001-2005）》。

（4）2003年，我國出臺了一項標志性防治政策―“四免一關懷”政策：即“國家實施艾滋病自愿免費血液初篩檢測;對農民和城鎮經濟困難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實行免費抗病毒治療;對艾滋病患者遺孤實行免費就學;對孕婦實施免費艾滋病咨詢、篩查和抗病毒藥物治療;將生活困難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庭納入政府救助范圍”。這一政策的頒布，充分說明了我國政府已經能夠從保障人權的高度出發對待艾滋病問題，讓深受艾滋病病毒傷害的人群及其家人看到了國家的關愛，緩解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絕望情緒。

（5）2004年，國家和各相關部門相繼出臺了20多項艾滋病政策文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關于加強對生活困難的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屬和患者遺孤救助工作的通知》和《關于落實艾滋病抗病毒治療政策的通知》。同年12月，修改后的傳染病防治法正式施行，諸如“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和疑似傳染病病人”等更加人性化的字樣被加入新的傳染病防治法中。

從以上羅列的幾項代表性艾滋病防治政策可以看出，國家已經逐漸意識在艾滋病疫情的嚴重性，并陸續頒布了一系列以為艾滋病患者提供社會關懷和病情救助為主的防治政策，充分體現了國家希望以“協作”的方式對待艾滋病。但是，受到社會輿論和道德倫理的影響，很多病人由于害怕身份被公開而選擇逃避，艾滋病疫情依然沒有得到很好地控制。

（三）2005年至今――艾滋病傳入后期的爆發期

1.艾滋病傳入后期的社會理解――“以人為本”

艾滋病傳入中國后，經過前十年的潛伏增長和第二個十年的快速增長期，從2005年開始，國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數和艾滋病確診病人的人數呈井噴式增長。截止2014年10月底，國內報告現存活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已達49.7萬例（感染者占60%左右），死亡15.4萬例，同時，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2012年對中國艾滋病防治進展的報告顯示，中國地區艾滋病病毒的感染人群呈低齡化擴張趨勢。大規模和低齡化這兩大特征，已經讓艾滋病問題從簡單的醫學問題上升為社會問題，“以人為本”成為新時代社會處理艾滋病問題的主旨，反映出我國的社會文明程度正在不斷提升。從一些知名的公眾人物擔任起了中國的防艾大使，積極向社會宣傳防艾知識;到中國第一夫人女士擔任中國的預防艾滋病義務宣傳員，并義無反顧的投身于艾滋病防治的宣傳教育工作;再到強調：“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關系人民生命健康、關系社會和諧穩定，是黨和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這無一不體現著中國對待艾滋病問題的態度愈發積極與正面。

2.艾滋病爆發期主要的防治政策

（1）2005年出臺的《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行動計劃（2006-2010年）》 是艾滋病傳入近20年來，我國防治艾滋病的重要文件，是對之前防艾工作的重要補充和完善。

（2）2006年1月29日，國務院頒發艾滋病防治條例（第457號國務院令），這是我國關于艾滋病防治方面的第一部專門法律，它將我國艾滋病的防治工作真正納入了法治軌道，使得艾滋病防治工作有法可依，是我國艾滋病防治史上的里程碑。

（3）2010年，為有效遏制艾滋病快速上升的趨勢，切實加強艾滋病防治工作，國務院下發了《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

（4）2012年，為進一步落實2010年的“通知”精神，國務院頒布了《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動計劃》，并計劃于2016年初對本計劃的執行效果進行評估。

社會各界的動員以及國家層面法律法規的頒布實施，意味著“以人為本”的政策指導思想逐漸被運用到我國艾滋病防治政策中，國家對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資金投入也在逐年上升。在最新頒布的《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動計劃》中，將艾滋病防治督導與評估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并將防艾工作列入領導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內容。由此可見，國家已將防艾工作放在一個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

三、結語

我國的艾滋病防治政策經歷了從“抵抗”到“協作”再到“以人為本”的演變過程，體現了政府決策層對艾滋病防治措施的不斷細化，從以防止傳入為主轉變為堅持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綜合治理的艾滋病防治方針。而地方政府如何將政策落實到位，實施有效，更是防艾工作的重中之重。另外，艾滋病問題由于其特殊性，除政府主導外，也必須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加強社會輿論的正面引導，加大防艾知識的宣傳力度，消除社會歧視，允許更多的非政府組織參與到防艾工作中去，對于中國未來艾滋病疫情的有效控制都能起到積極效應。

參考文獻

[1] 新華網.我國報告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達49.7萬例[EB/OL].，2014-12-03.

[8] Ministry of Health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12 China AIDS Response Progress Report[EB/OL].http：//.cn/pics/20120614140133.pdf，2012-03-31.

篇（8）

從世界不同模式的社會政策及其實施效果來看，具有普遍惠及性的社會福利政策更有利于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瑞典、丹麥等北歐國家為代表的社會福利政策最具典型性，它的福利普遍性不僅體現在福利對象覆蓋范圍上的普遍性和福利待遇的人人平等，而且還體現在福利內容的普遍性，以及政府和公共部門在社會福利政策實施中充當主要角色的政策運行體制，而深厚的社會民主主義政治文化、以強制性儲蓄為特征的稅收制度以及強大的公共部門體系，是這一社會政策模式得以持續的基礎，使得北歐各國的幸福指數始終處于世界各國前列。

再如日本，作為亞洲后發資本主義國家，其社會政策的設計路線經歷了從初期德國式社會保險為主體的社會保障模式到后來取向北歐和英國“普遍主義”模式的過程，該國在上世紀40年代提出的“國民皆保險”方針，在60年代就已經大體上得以實現，并在此后又得到不斷發展和完善，日本突出的國民素質和高度的民族凝聚力與其實行的普遍性社會福利政策不無關聯。

相比之下，在一些國家的社會政策制度中，社會福利階層特點較為明顯，所享有的社會福利有較大差異，社會階層間、行業間流動性較差。尤其在歐洲的一些福利國家中，對中產階級來說，某種程度上說享有比較優越的福利特權，勞工階級則難以站在同一個福利平臺上，要解決社會地位和福利問題，不僅要靠工會跟雇主去爭，也要和國家去爭（國家把雇主的權利和義務做了規定）。近幾年，法國等國家社會沖突不斷，與這種塊狀的、階層固化的福利制度是不無關系的。

二、社會福利政策既可以是危機的放大器，也可以是危機的緩沖器

一直以來，對福利國家社會福利政策為民眾帶來高福利進行稱道的同時，也不斷充滿了質疑，認為所謂高福利會帶來經濟的低效和社會的惰性、沉重的債務負擔和福利的不可持續性等。尤其是歐債危機的爆發，這種質疑之聲再次升高。如何認識歐債危機與其社會福利政策的關系，對社會政策方向和模式的選擇和設計至關重要。

進一步分析歐洲國家社會福利政策與歐債危機的相關性，不難看出，福利支出的高低與國家債務并無直接關系。社會保護支出占GDP比重最大的國家（如丹麥、法國、瑞典、荷蘭、德國等）均超過了30%，但目前遭遇債務危機最嚴重的希臘、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愛爾蘭等的福利支出卻基本上都在30%以下。福利支出最高的丹麥債務水平僅為GDP的43.7%，素有“福利國家櫥窗”之稱的瑞典公共債務也不到GDP的40%，但社會支出占GDP約16%的愛爾蘭，其負債水平卻接近GDP的100%。因此，并不能說明福利支出越高債務越嚴重。實際上，歐債危機政府赤字最高的幾個歐洲國家的具體原因也是有所不同的。

需要進一步闡明的是，到目前為止，并沒有證據證明高福利會降低一國競爭力。相反，多項研究都證明國民福利與國家競爭力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在世界經濟論壇的《2011—2012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北歐高福利國家的國家競爭力仍居世界前列，而東南歐的一些福利水平較低的國家則排名較低。雖然，北歐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曾經經歷了經濟衰退時期，但北歐各國紛紛對自身的福利制度進行了改革，使其更富有彈性和應變能力，在歐債危機面前顯示了其應對危機的能力和發展的可持續性，提供了“經濟問題社會解決”的范例。盡管如此，我們仍需要看到，不顧自身經濟發展水平盲目攀比社會福利支出確實是歐洲一些國家，如希臘等陷入此次債務危機的不能排除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見，社會福利政策要依據本國具體國情循序漸進、合理設計，合理的社會福利政策可以成為危機的緩沖器，但不合理的社會福利政策也會成為危機的放大器。

三、民粹主義的“福利趕超”會陷入“增長陷阱”

在經歷了20世紀50—70年代末的增長黃金時代后，拉美國家普遍進入負增長，即人們稱之為“失去的80年代”，在進入21世紀后，人均GDP年增長也只有0.2%的低速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民粹主義及其與之密切相關的“福利趕超”型社會政策。民粹主義在拉美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至今仍然流行甚廣。拉美民粹主義在各國的不同時期均有所表現，例如，智利（1970—1973）、阿根廷（1973—1976）、秘魯（1985—1990）、墨西哥（1970—1976）、委內瑞拉（1974—1978）等國家，都程度不同地實行了以勞工利益為基礎的政治制度，反對外國資本實行國有化的民族主義戰略，實行財政赤字政策、匯率高估、以控制價格實行補貼等的辦法干預經濟，強制提高工資水平等。拉美民粹主義政策一個核心內容，就是效仿發達國家的福利制度和就業保障制度，試圖通過政府主導的收入再分配和超過財政承受能力的補貼政策，以達到快速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快速縮小收入差距的目的。橫向比較，由于民粹主義的影響，拉美的社會支出一直以來都比亞洲國家高出一截，社會支出占GDP比重從上世紀80年代的5%左右達到90年代末的48%左右，其中個別國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烏拉圭達到了60%或70%以上的水平。但是由于其社會政策與經濟增長相脫節，增長對就業的創造不足，使大幅增加的社會支出并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帶來的卻是全面短缺和通貨膨脹、財政赤字急劇惡化、實際工資大幅下降和貧富差距不斷拉大。民粹主義的“福利趕超”和與之相關的拉美“增長陷阱”的教訓，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對于我國這樣的快速追趕型的發展中國家更應引以為戒，避免重蹈盲目“福利趕超”之路。

四、積極的福利政策和合理的社會政策內部結構，更能保持經濟增長與社會福利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究竟何者為重？長久以來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二戰后西方世界經歷了一個長達半世紀的社會安定繁榮的時期，不少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長足增長的同時紛紛走上了福利國家之路，國民越來越多地享受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福利。然而，在上世紀70年代后和進入本世紀后西方世界的經濟危機，對福利國家的社會政策提出了嚴峻挑戰，迫使其社會福利政策不斷做出調整，以適應經濟形勢的變化，這種調整主要表現在，調整社會政策內部結構，強調實行積極的福利（positive welfare），注重社會政策的可持續性及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如德國在進入本世紀以來實行的“哈茨一號”到“哈茨四號”的社會救濟制度改革，實施了一系列促進就業、增加和激勵工作機會和就業崗位、懲罰和規訓拒絕就業者的措施，有效調整了社會福利與經濟增長的平衡協調關系，在此次歐洲債務危機中依然保持了旺盛的經濟增長，創造了新的“德國奇跡”。另如瑞典，從上世紀50年代強調公民的“社會權利”轉變為80年代用福利手段解決就業問題，再到90年代的社會福利制度市場化改革，以適度削減福利支出為核心，重點進行結構調整，在社會福利中增加就業指標，使“愿意就業”成為享受社會福利的基本條件，在一些領域適當進行私有化和市場化，實施減稅等，對提高其社會福利政策的生命力取得了成效。再如，自上世紀70年代以后，美、英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國家，開始采取縮減政府福利開支，推進福利民營化（privatization）的方式來重建經濟競爭力。而后來的亞洲新興經濟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型社會福利制度，是在學習西方福利制度的同時，更注重把社會福利與經濟增長聯系起來，強調在保證社會最弱勢群體的最基本生活的基礎上，把福利津貼與就業和人力資源聯系起來，使社會福利的發展能夠對經濟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與西方傳統福利制度比較，顯得更具有制度效率和發展活力。在當今經濟全球化日漸深化的環境下，原有的以一國、一個地區的和公民資格為邊界的社會福利體系基礎受到削弱，作為全球化意識形態支持的新自由主義對各國福利制度走向的影響開始加深，以“緊縮化”、社會伙伴多元共擔均衡責任、以促進積極就業替代單純給付，似乎正在成為社會福利政策改革的一種趨向；倡導轉變當代社會福利概念、采取社會福利多元化、實施“社會投資國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策略的“第三條道路”理論正在被更多人所認同；但同時，近年來興起于歐盟的“社會質量”（social quality）取向模式，則強調通過重新審視“社會”內涵，使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服從于社會質量這一目標，建立歐洲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之間的平衡，徹底改變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之間的不平等關系，為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的有機融合提供了一條新的思想政策路線。

五、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社會政策和福利制度

（一）保障和改善民生應是我國現階段社會政策的指導思想

我國的社會政策經歷了改革開放前“城鄉二元社會福利、國家承擔重要角色”，改革開放后到本世紀初“社會政策服務于經濟政策、公共政策局部調整”，再到本世紀以來“社會政策重建、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發展階段，但與西方福利國家相比差距依然較大，尚處于“補缺”階段和“福利不足”狀態，基本公共服務還沒有實現均衡覆蓋，且標準和水平較低，作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調節器的社會保障基礎還不穩固。因此，在我國現階段乃至未來一個時期內，都應將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我國現階段社會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不僅對經濟轉型時期保持社會穩定至關重要，而且對實現全面小康戰略目標、躋身世界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也是勢在必行。

（二）適度普惠和發展型相結合的社會政策是我國現階段相對合理的選擇

目前，我國的社會福利正在由過去的補缺型“小福利”向適度普惠型“大福利”轉變。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是由政府和社會基于本國國情，向全體國民提供的、涵蓋其基本生活主要方面的社會福利。顯然，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巨大的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體制內外差距，以及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等國情決定了，在相當長時期內還只能實行適度普惠型的福利制度。并且，從發展階段看，我國正在從生存型階段跨入發展型階段，而發展型的社會體制下，市場和社會在逐步發育，同時，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趨勢在日益增強，過度強調一種政策將很難達到預期目標。日益復雜多變的內外環境也迫使我們不能顧此失彼，既要警惕民粹主義盲目狹隘的“福利趕超”，又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使人民群眾從增長中得到實惠；既要使社會福利水平穩步提高，又要防止造成未來的社會福利“路徑依賴”，保持與經濟增長間的協調互促。因此，相對于補缺型、普惠型的福利政策，走適度的中間道路、重視與經濟增長促進的發展型社會福利模式顯然更適合我國現階段的發展實際。為此，我國社會政策的設計和福利制度的完善，要注重保持社會政策行動中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社會福利支出計劃要兼顧經濟增長的不同階段特征，確立以增進全體社會成員經濟和社會活動能力的社會政策策略目標，提高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存量，實現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融合互補，推進經濟與社會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篇（9）

1房地產利益集團政府的雙方關系

在西方,利益集團又稱利益團體、壓力團體、院外活動集團等,關于利益集團的研究滲透于西方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多門學科,是一個綜合性的范疇。在我國，最近幾年對于利益集團的研究發展迅速。戴維•杜魯門在《政府過程》中指出,利益集團是任何建立在享有一個或更多共同看法基礎上,并且向社會其他集團或組織提出某種要求的組織。利益集團是自愿性的組織,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為了尋求某種目標而結合在一起。大多數利益集團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僅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形成了一些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將國家的政策推向更有利于個人，而不是國家利益的方向。利益集團參與政治的結果就有可能導致強勢群體控制公共政策,進而損害公共利益。其中，房地產行業逐漸成為中國最強大的游說團體，影響著公共政策的制定。

目前,我國房地產市場存在著一系列問題:房地產市場總體上處于供給的結構性過剩和高房價收入比以及消費預期導致的居民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商品房的高空置率和居民住房不足的矛盾;土地資源的低效率使用等等。

隨著房價逐步由一個經濟問題演變成一個政治問題，政府開始了針對房地產市場的強有力的宏觀調控。然而,實際效果卻不如人意,甚至出現“愈調愈高”的現象。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不強是主要原因。在房地產市場上政府、開發商和消費者三個行為主體中,對房地產價格產生最大影響的兩個主體是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雙方利益集團都會為了自身的利益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不斷博弈，這也是在我國經濟轉型階段房地產市場的一個重要特點。

2房地產利益集團與政府之間的博弈行為模式

假設待開發的土地是閑置的空地。在博弈的第一個階段,政府判斷是否拍賣土地的開發權,若不拍賣,則其收益為零。影響政府選擇的因素很多,比如土地的面積、地理位置、周圍環境,城區規劃等。如果決定拍賣土地使用權,政府要作前期規劃,設計拍賣規則,并對參加競拍的開發商進行審查,包括公司的財務狀況、資信水平、工程質量等。拍賣過程中,各開發商憑借對該土地帶來的預期經濟收益的判斷和成本的比較,分輪叫出能接受的價格,直至能接受的最高價格,最終由出價最高的開發商得到使用權。

在博弈的第二個階段,房地產開發商在取得規劃行政管理部門核發的《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以后,向相關行政管理部門辦理商品房屋建設預備項目計劃備案手續。之后,房地產開發商方可向建設行政管理部門辦理施工許可手續。在開發建設中,房地產開發商應當在規劃、土地、建設行政管理部門規定的期限內，辦理房地產開發項目的各項審批手續,并按照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約定的土地用途、動工開發期限，進行房地產項目開發建設。在這一階段,政府則監督開發商是否有違規違法建設。

博弈的第三個階段,由建設行政主管部門綜合驗收。對綜合驗收合格的項目核發綜合驗收合格證,同意交付使用;綜合驗收不合格的,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應當提出整改意見。

在這種行為模式中，土地交易可能存在暗箱操作，導致腐敗現象的產生。在標價最高者中標的拍賣方式下,隱含著一些對賣方不利的危險因素,若競標人之間形成某種形式上的串通,會使土地的價格大大降低,從而導致最終國有資產的流失。解決這個問題,可以預先設置一個底價,若最高競價達不到這個價格,則不能成交,同時要求投標人支付一定的投標費用,促使投標人積極爭取中標。當然也不能迷信公開招標或拍賣形式下所形成的土地價格就是市場價格,因為開發商對未來市場的樂觀預測、開發商之間的博弈和非理以及伴隨著開發商的道德風險等,都有可能使其可接受的交易價格偏離市場的軌道。因此，還需要公共政策制定者加強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

3公共政策制定者加強對房地產業宏觀調控的建議

（1）地方政府不斷規范自身行為，加強宏觀調控力度。由于拍賣土地的收入由地方政府支配，導致一些地方政府熱衷于“以地生財”,只想通過地價的開高,從而獲得更多的收入。面對上漲過快的房價,一些地方政府并沒有從國家調控政策中找辦法、想對策,相反卻“空置”政策,大搞招商引資工程、新城市建設工程和拆遷改造工程,繼續通過大拆大建來刺激房地產,增加經營城市的籌碼,調控似乎不在他們考慮之列。因此,要想使調控不放空,地方政府就應該擺正自己的位置。作為人民政府,首先要完成肩負的解決“居者有其屋”的問題、維護市場秩序的基本任務。國家進行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除加大監督檢查外,問責措施也要跟上;同時，對宏觀調控取得實際成效的地方，政府要給予通報表揚,納入政績考核。宏觀調控措施能不能從文件變為現實,關鍵就看各級政府落實的決心和力度。

（2）加強政府監督。雖然市場經濟中開發商可以自主定價,但根據有關法律法規規定,企業自主定價需要以成本為基礎,低于成本的低價傾銷和大大高于成本的暴利,都是法律法規不允許的。房地產不同于普通商品，它總價高,意味著開發商能夠輕易獲取巨額利潤。在實際操作中,一些開發商善用“虛擬成本”、“虛假需求”、“預期價值”、“設計概念”等來為其高房價自圓其說,如黃金地段、國外理念、綠色家園、環保裝修、教育地產等等,通過炒作概念不斷放大價格信號,最終的銷售價格大大偏離真實成本,而這正是開發商獲取暴利的玄機。面對這塊虛增的高額利潤,目前缺乏有效的約束與監控,而這恰恰應是下一步房市宏觀調控的著力點之一。

（3）完善公共政策，加大對開發商違背政策的懲罰。在國內的很多城市,開發商未取得預售證而擅自售房、一房多售、不按期開盤等違規操作之所以屢禁不止,一方面是由于規則有待進一步明晰,執法力度有待加強;另一方面則在于規則本身的“疲軟“,如對于開發商的違規行為,有關部門的處理結果僅僅是罰款,但少數的罰款和高額的利潤比起來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如果違規者需要付出的成本很低而收益卻很大,則由于存在巨大的潛在利潤而使得規則本身的威嚴無以維系;反之,若違反規則的代價大到足以威懾意圖違規者,則不需過分強調,也可起到規范與震懾作用。

參考文獻

［1］李恩平.超大城市房地產發展的歧路［N］.中國經濟時報,2005-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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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轉制8年來，在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實踐中取得了很大成績，形成了一批由技術創新帶動的新興產業，有效調動了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我國企業技術創新體系的建設做出了較大貢獻。科研院所轉制作為我國深層次的科研體制改革，目前在政策和實踐方面都存在許多急待解決的問題。在諸多問題中，以科學家、工程師為主體的離退休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是轉制科研院所反響比較強烈的焦點性問題，成為影響轉制科研院所發展和穩定的因素。解決不當或不能有效解決，將妨礙國家科研院所轉制改革目標的實現，亦不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

中央、地方政府為了解決轉制科研院所離退休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出臺了一些政策及具體措施，但皆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提解決辦法具有較強的短視性和本位主義色彩。

解決轉制科研院所離退休人員社會保障問題的政策，應認真落實中央關于“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的精神，承認科研院所離退休人員的歷史貢獻；有利于和諧社會建設和解除轉制科研院所的管理壓力；體現黨和政府對科技工作者的關心。調整、完善轉制科研院所離退休人員社會保障政策的原則應該是：尊重歷史、立足現實、面向未來、確保穩定、減少遺留問題、力求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

一、解決基本養老金待遇問題的建議

(一)采用分段計算的“事業待遇+企業待遇”模式

即對事業工齡和企業工齡進行分段計算，來確定退休待遇。此模式比較合理，但要解決費用撥付問題(即事業待遇與企業待遇差的經費來源問題)。由于我國還沒有建立事業和企業統一的社保制度，由企業社保基金來承擔轉制科研院所離退休人員享受“事業單位工齡待遇”，資金不足。需要各級財政按管轄原則統一撥付，特別是對無事業費撥付和差額事業費撥付單位的離退休人員的退休待遇資金，應該統一納入財政撥付范圍，并由地方社保機構按屬地事業單位離退休費標準支付養老金。采用此模式的不足之處是財政撥付的時限難以評價。

(二)按工齡分類管理

即對轉制前具有30年及以上工齡或距法定退休年齡5年內(含 5年)的員工，享受事業單位退休待遇；轉制前具有15年到29年工齡的員工，采取事業和企業分段計算；具有14年及以下工齡的員工實行企業基本養老金制度(由于我國科研院所上世紀80年代中期普遍實行合同制，到2000年科研院所轉制基本是15年左右)。

此模式解決了轉制后5年過渡期和過渡期后工齡長人員的退休待遇問題(我國絕大多數省市都制定了具有25～30年工齡的員工提前按事業單位退休的政策)，對調整和解決中央轉制科研院所離退休人員待遇問題有一定作用，財政撥付的時限可以評價，但同樣存在采用分段計算模式的費用撥付問題。對新轉制科研院所退休人員可采取依據事業工作年限進行補償的方式。

(三)對事業工作年限進行補償

即對轉制科研院所離退休人員事業單位工齡進行補償，補償后進入企業社保。退休后一律執行企業社保待遇。

此模式操作簡單，無遺留問題，但由于我國轉制科研院所情況比較復雜，各個地區離退休人員待遇政策差異較大，很難進行甄別補償。

此模式可作為新轉制科研院所解決同類問題的有效辦法。

二、解決醫保及房補等問題的建議

享受事業單位退休的人員醫療待遇、住房補貼，參照轉制前有正常事業費撥付單位的相關政策執行，經費由各級財政統一撥付。

對分段計算養老金待遇的員工，在國家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前，按事業單位的工齡進行適當補償，補償經費由各級財政統一撥付；對中央轉制科研院所退休人員的補償標準，按屬地化同類人員標準執行，由屬地醫保機構統一管理。

轉制科研院所的住房補貼，執行同城市同類人員住房補貼政策。費用由各級財政統一撥付。

三、解決管理問題的建議

(一)盡早實現社會化管理

轉制科研院所離退休人員日常管理和社會保障(退休金、養老金、醫療、房補等)要盡快實現屬地社會化管理。尚未實現社會化管理之前，委托原單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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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795（2013）09（a）-0236-01

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對提高學生思想政治素養、凈化學生心靈具有重要意義。理論教育與社會實踐本身是有機關聯的統一體，教學過程中融入充分的社會互動對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感、價值觀是不可或缺的。隨著高職院校教育教學的改革，社會互動的發展將是教學中的一項重任。

1 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中社會互動的現狀

1.1 社會互動的時間不容易獲得保障

高職院校雖然設立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計劃與學時，但實際上更多是對理論教學的學時安排，并沒有明確社會互動環節應占的學時比例。所以教師在教學中安排學生進行的實踐調研、小組活動等隨意性很大，有的教師仍偏重于理論教學，課程中涵蓋的思想政治、德育教育內容比較抽象，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不高。雖然教育部對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提出了增加實踐活動的要求，但高職院校思想政治課程的考核方式仍停留在原有的形式，課程教育中是否涉及社會互動、是否有效實現社會互動并沒有對考試形成顯著的影響，這也是社會互動缺乏發展動力的重要原因。

1.2 社會互動的教育教學資源不足

傳統的思想政治理論教學主要是教師根據教材進行分析講解，并穿插社會現實案例對理論加以詮釋，多媒體教學發展起來后，教師還可借助視聽設備的支持，向學生展現代表性的社會問題，所以總體上教學資源能夠得到保障。但社會互動則需要更多的教學資源支持，不僅教材要有針對性，可以為學生提供明確的指引，更需要廣泛的師資力量支持，因為單靠思想政治教師一人擔當多個班級的社會互動帶頭人，其工作量超乎想象，而且也難以實現對學生的深入指導。

1.3 社會互動教育缺乏有效的運行機制

教育部等部位對于大學生社會實踐的要求是要以了解社會、服務社會為主要內容，并從事多樣的社會實踐活動，樹立長效機制，確保學生走出校門、深入群眾、深入實際。所以思想政治理論課中的社會互動教育也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而高職院校由于時間短、課時沒有保障、教學經驗不足、缺乏規范指導等原因，社會互動教育尚未形成有效的運行機制。所以當前教師對社會互動環節的處理一般是帶領學生進行集體實踐，或是布置互動作業、課題，給予學生自由發揮的空間，這也導致社會互動環節的教學存在很大隨意性。

2 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中社會互動發展的迫切性

與思想政治課程中的理論教學相比，社會互動是學生走入社會、接觸基層、接觸群眾的機會，理論教學中所講述的知識需要通過實踐的印證，才能深深扎根在學生心中。當代社會需要高素質人才作為發展的動力，新一代大學生走入社會不僅要有良好的專業功底，比如高職院校學生的技術技能優勢，更要具備崇高的思想政治素養，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是為社會服務的前提和根本。當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中社會互動所占的時間顯然很少，而且缺乏系統規范的管理。社會轉型時期，種種不良思想侵襲著學生的內心，學生也會面臨不同價值觀的影響，甚至產生心理上的動搖。究竟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在為社會服務的過程中感受快樂、感受到自我價值的實現，還是尋找“捷徑”，都是對學生的考驗。社會互動恰恰是學生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改造的重要保證，所有課堂中的精髓都需要學生在社會互動中得到感悟。社會是教育的大課堂，是學生鍛煉的熔爐，基于為社會培養高素質人才、踐行教育使命的角度，高職院校應積極推進思想政治理論課中社會互動的發展。

3 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中社會互動發展的對策

為推動社會互動的發展，高職院校應從教育理念的轉變入手，積極建立社會互動教學的有效運行機制，強化師資隊伍建設，并健全保障措施。

3.1 樹立新型的教育理念

近年來為推動高校實踐教學的發展，、教育部等多個部委頒發了系統的指導文件，這是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改革的方針和指南。高職院校應帶領院系教師深入學習文件精神，樹立新時期的教育理念，從為社會主義事業培養合格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政治高度來審視社會互動發展的問題。長期以來高職院校教師已經習慣于傳統的思想政治課程教育方式，對于增加社會互動實踐缺乏經驗的積累，教學改革的任務也充滿艱巨挑戰。所以學校應給予教師充分的鼓勵，使教師認識到改革同時也意味著發展的機遇，從而迸發工作熱情。

3.2 建立有效的運行機制

高職院校應建立社會互動教學的有效運行機制，使社會互動具備自上而下的領導機制，互動學時、互動教材都能獲得保障。首先，高職院校應成立思想政治課社會互動領導小組，由學院黨委、院系負責人、教研室等共同參與到社會互動教學的管理中來。其次，高職院校應明確社會互動在整個思想政治理論課中的學時占比，并要求理論教學與社會實踐的關聯，為社會互動的實施奠定有力基礎。最后，學院應針對社會互動教育的需求，編輯相應的教材。高職院校領導、思想政治課教師及其他教師代表應共同組成校本教材編寫小組，結合本地區實際，設計每個學期的社會互動主題，以及不同主題對應的互動活動，并在不斷開展的社會互動活動中加以完善。

3.3 組建多元化的師資隊伍

在社會互動課時、教材等獲得保障的基礎上，高職院校可集中針對理論教育和社會互動的不同需求，組建多元化師資隊伍建設。理論教學仍由思想政治課教師負責，社會互動環節可以調動各部門教師的積極性，彌補師資力量不足的問題。比如，學校可以根據班級學生數量，劃分為若干小組，每組由一名教師擔任社會互動負責人。各院系專業教師、輔導員、政工人員等可以協同參與、分工合作，從而進一步完善社會互動管理。

3.4 制定全面的保障舉措

社會互動的有效開展需要多方面的保障，其中包括經費保障、考核保障、安全保障等。首先，高職院校應重視社會互動所需的經費投入，根據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中社會互動的資金需求，科學制定經費預算，提高經費使用效率。其次，為增強各方對社會互動的重視，高職院校應積極改革考試方式，明確社會互動環節應采取的考試方式、成績占比等，激勵學生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深入實踐領域進行鍛煉。最后，社會互動同樣需要學校對學生的安全予以保障。高職院校應制定社會互動安全手冊，并由教師對學生進行事前安全教育，使學生關注實踐過程中的交通、財產、住宿、健康等各種安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