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學與經濟學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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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5-0114-02

1 理論基礎

根據財政學理論來講，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的財政收入增長與GDP增長之間應形成相依相存的長期穩定關系。威廉?配第在《賦稅論》中，比較深刻地分析了稅收與國民財富、稅收與國家經濟實力之間的關系。而瓦格納在《財政學》中也提出了他所主張的社會政策的財政理論。他認為財政政策原則即是稅收能靈活地保證國家經費開支需要的原則。該項原則包含兩層含義，即收入充分原則和收入彈性原則。

對于稅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關系，以拉弗為代表的供給學派還提出拉弗曲線理論。嚴格的說，拉弗曲線是用來指出一個命題的，即總是存在產生同樣收益的兩種稅率。稅收決定于經濟，又能動地反作用于經濟，拉弗曲線大體描述了稅收與經濟之間的這種辨證關系。當稅率為零和100%時，都不會有賦稅收入，從原點至拐點C處，隨著稅率提高將增加稅收額，C點是稅收和經濟增長最大處；從C點到B點間，隨著稅率提高，稅收額將逐步減少直至重新為零。

圖1 拉弗曲線圖

拉弗曲線表明，當稅負增長率一定時，稅負增長初期，國民經濟增長水平即GDP迅速增長，GDP增長率大于稅負增長率，圖1中表示為D點至E點；當稅負增長超過某一點后，盡管其增長率不變，但GDP的增長率迅速下降，甚至出現負增長，圖1中表示為EA線段和AB線段。拉弗曲線的這種形態變化，在曲線上表現為DE段平緩，即稅負有一定增長，但GDP以更快的速率增長；EA段陡峭，即稅負有一定增長，而GDP增長率很小，也就是說GDP增長率小于稅負增長。大于A點時，出現過高的稅負，長期看會對消費、儲蓄和投資產生負面效應，從而抑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ABC區域被稱之為“”。在以拉弗為首的供給學派看來,要維持稅收行為的有效，政府只能在OAC區域征稅。可見，只有合理的財政收入水平才能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

2 四川省財政收入現狀的實證分析

2.1 財政收入與國內生產總值現狀

注：LGR：地方財政收入，GDP：國內生產總值

由上表可看出隨著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四川省財政收入也隨之增長，但其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較低。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以1997年重慶直轄為界，1986到1997年，1997到2000年兩段均呈下降趨勢，而從2001年起該比例較為穩定。

2.2 財政平均收入率、財政收入彈性及財政邊際收入率現狀

從1997年重慶直轄以后，財政邊際收入率多數高于財政的平均收入率，表明財政收入有提高的趨勢。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實行分稅制，財政收入彈性跌至最低-0.14，重慶剛直轄前后即1996、1997兩年的財政收入彈性都小于-1。財政收入彈性在1998年之后大部分年份都大于1，這也說明隨著我國經濟的增長財政收入也相應增長，且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快于GDP的增長速度。

3 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的計量分析

3.1 對變量進行定義并建立模型

3.1.1 變量的定義

解釋變量的確定：從經濟理論和實踐來看，經濟增長可以用GDP來表示，文以GDP作為解釋變量。

被解釋變量的確定：本文以財政收入作為被解釋變量，建立計量經濟模型，解釋四川省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3.1.2 建立模型

設定財政收入與GDP相關關系模型。

T=α+βG+μ（1）

其中：T為各年的財政收入，G為各年的GDP，α為常數項，β為回歸系數，μ為隨機變量。

為獲得財政收入對GDP的彈性，設立模型（2）。

LnT=η+δLnG+ε（2）

3.2 模型的檢驗與處理

（1）對模型（1）的檢驗。

用最小二乘法估計上述模型，可知方程的擬合度高，R^2=0.966495,糾偏后R^2=0.964633，F=519.2310總體顯著性較好，G的t值為22.78664＞1.73，通過檢驗。在а=0.05下查DW檢驗臨界值表，得dl=1.20，du=1.41，1.537775∈（du，4- du），因此可認為其不含自相關。

（2）對模型（2）的檢驗。

對原始數據取自然對數，再對變量進行一次回歸，可得方程的擬合度高，R^2=0.956296,糾偏R^2=0.953868，LnG的t值為19.84595＞1.73，通過檢驗。但在а=0.05下查DW檢驗臨界值表，得dl=1.20，du=1.41，DW值=1.133874∈（0，dl），因此可認為εt存在一階正相關。用科克倫-奧克特迭代法，得DW值=2.060926，在95%的置信度下∈（du，4-du），因此可認為不再具有自相關。

3.3 得出回歸方程

方程（1）為：

T=8.246207+0.058918G（1）

方程中β=0.058918 表明國內生產總值每增加1億元，財政收入可增長589.18萬元。

方程（2）為：

LnT=-1.072110+0.787717LnG(2)

由方程（2）可知，四川省財政收入對GDP的彈性為0.787717，這與學術界普遍認為的0．7~0．8基本接近③。這表明，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財政收入僅增長不到0．8個百分點，這一比值顯得過低，這不符合瓦格納所提出的財政理論，四川省的財政收入并未保持充分的收入彈性。

3.4 財政收入的增長率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關系

四川省1987年到2005年財政收入的增長率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通過Eviews軟件得出兩者的散點圖,可知直到2005年四川省財政收入增長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之間還沒形成明確地相依增長的關系。這不符合財政學的基本理論，因此四川省應加大對財政收入與當地經濟的協調關系，從而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4 協調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的對策建議

4.1 加強稅收征管

進一步完善稅收體制和加強稅收監管力度。盡管拉弗曲線存在著不足，但它的確有其合理性和科學性，并為我們帶來新的思想。適度的財政收入規模才能夠有效地保證財政職能的發揮，與經濟增長水平相適應，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要從四川省實際需要出發，使稅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促進經濟的增長。四川省應繼續堅持依法治稅，加強稅源監控，打擊偷、逃、抗、騙稅行為，從而減少稅收流失，增加稅收收入。但是，在加大稅收征管，獲取必要的稅收收入，提高財政收入對GDP的彈性的同時,也要注意盡量避免勞動者因稅收而選擇休閑或生產者因稅收選擇從事地下經濟或放棄投資，防止進入拉弗曲線的“”。

4.2 提高企業效益

四川省應加快國有和集體企業產權改革，減少對民營經濟發展制約，優化吸引外商投資的環境，促進外貿出口。同時，改善企業所有制結構，逐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充分調動各方的積極性，增強企業活力。改善四川省的企業運作效率，使其利潤水平、經濟效益穩步提高。這樣，按照現行稅制,企業經濟效益提高有一定的稅收累進效應。四川省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就為其財政收入提供了良好基礎和保障。

4.3 促進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

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相輔相成、相互影響。經濟增長對財政收也有促進或抑制作用。大力發展地方經濟，提高GDP的增長率，也就提高了財政收入。國民經濟各產業在收入水平、適用稅種和稅率等方面有明顯差異，提供稅收的能力并不一樣。按照我國現行稅制以及產業特點，第二、第三產業比第一產業的宏觀稅負要高。例如四川省是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較快的省份之一，并且其環境美麗，氣候宜人，有大量的休閑景區和文物古跡，是旅游的圣地，因此應進一步加大對其旅游業的發展。四川省應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大力發展本省的經濟，從而促進財政收入與經濟的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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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曲振濤, 周正. 我國財政收入超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J］.財政研究.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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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由于經濟實施體的特殊性以及重要性，政府采購從而成為各學者交流的熱點，其經濟效益也值得深究。本文以微觀經濟學為背景，分析政府采購在社會福利、委托以及博弈論方面的經濟影響，并提出政府采購存在的問題。

一、政府采購中的委托問題

在政府采購中，主要涉及的關系人有: 納稅人、繳費人、各級政府、各級財政部門、主管部門、行政事業單位和供應商等。“采購過程中一般會形成‘納稅人———政府———財政部門———專門政府采購機構———采購官員’這樣一條四級委托鏈。”［2］初始的納稅人由于沒有管理權力和決策權力，因此不能通過簽訂合同作出決策以謀求利潤，但是，他們希望享受由于政府采購而帶來的福利改善。采購官員作為該委托鏈的最終方，具有采購決策的決定性作用。他們作為理性的經濟人，自然要盡可能地利用自己手中的職權謀求利益最大化，因而與人( 納稅人) 產生利益沖突，發生委托問題。

該問題的主要表現在于: 所買非所需，意愿未

實現。納稅人希望政府部門采購適當商品，而不是奢侈品。例如，為干部配車的主要初衷在于方便為其代步，使得其辦事效率提高，更好地為民辦事。

部分干部卻利用政府采購制度滿足其自身對奢侈品的追求。產生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信息不對稱難以避免。政府采購官員具

有很強的專業知識，同時擁有廣泛的人脈關系，使得“他們作為采購方案的提出者，一般擁有比委托人更多的私人信息”［3］。然而，委托人( 納稅人) 如果希望通過自身能力獲得市場信息，所需花費的成本遠遠高于人( 政府官員) ，并且，大多數委托人并不具備了解市場動態的專業知識。如果人與供應商發生賄賂關系，那么對于委托人來說，他們很難發現，即使部分具有專業知識且高度關注社會的委托人發現了這一問題，他們也很難找到有力的證據。因此，可以說委托人基本上將政府采購放權于人，讓人全權制定決策、簽署契約，使得人偏離委托人意愿進行采購成為了可能。

第二，委托的契約關系不完備。委托

關系是一種契約關系。“委托人與人在實施政府采購過程中可以通過簽訂契約的方式來規范雙方的行為”［4］，由于政府采購中采用的是長期契約，并且沒有證明文件作為委托人的擔保，同時，職能機構的官員不能像企業一樣程序化、規范化，也無法完全實現責任制。由于采購官員具有這樣選擇的任意性、責任的不健全性，因而更有機會利用不完備的契約條件謀求自身利益，繼而使得納稅人的利益受到損害。

二、政府采購的博弈分析

雖然我國政府采購已盡力完善監督機制與評

估機制，并通過招標投標公開化來盡力避免貪污、受賄等有損于經濟效益的現象在采購過程中發生，但由于“兩庫建設不完善( 技術專家庫與供應商庫) ”［5］、監督機制不健全等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市場的競爭性并未得到充分發揮。這就直接導致了政府采購市場中存在不完全競爭，從而促成寡頭壟斷的形成，繼而產生形形的博弈行為。

我國《政府采購法》明確規定: 在政府采購活動中，采購人員及相關人員與供應商有利害關系的，必須回避。供應商認為采購人員及相關人員與其他供應商有利害關系的，可以申請其回避。由于監督機制的不健全以及“有利害關系”這個定義的模糊性，政府官員暗箱操作的現象還是屢見不鮮。

“采購官員及供應商為了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容易合謀達成一個對雙方具有約束力的私下協議，以共同對付政府和納稅人，損害國家和納稅人的利

益。”［6］

不妨將采購官員與供應商的密謀行為看成一

個博弈矩陣，因此，他們雙方都有選擇是否參加密謀的權利。如果采購官員與供應商達成了密謀協議，也就是說，供應商可以通過產品溢價銷售獲得利潤，而采購官員通過運用行政權力對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和管制，妨礙了市場競爭的作用，從而創造了少數有特權者取得超額收入的機會，進而得到尋租的收益。如果雙方均不選擇合謀，那么供應商只能以市場價格進行出售，官員也無法得到尋租收益。

假設市場上不存在具有懲罰違法者的監督機

構( 或者說監督機構不健全) ，采購官員與供應商之間的博弈就會成為合作博弈。

對于供應商來說，如果他合謀且采購官員也合

謀，那是最好的，他可以獲得最高的利潤; 如果采購官員不合謀，那么他也可以以市場價格將貨物賣出，雖然得不到溢價收入的400 元，但是仍然有銷售所得的600 元。如果供應商選擇不合謀，而政府官員希望合謀來得到尋租，供應商不給予配合，供應商就會失去訂單機會，受益為0，甚至有可能因為成本投入等原因達到收益為負。如果政府采購官員秉公執法，他也可以以市場價格獲得600 元的銷售利潤。對于供應商來說，無論政府采購官員是否合謀，他選擇合謀都是對自己有利的。也就是說，合謀對于供應商來說是一個占優策略。同樣地，采購官員如果選擇合謀，無論供應商如何選擇，都將是獲益的，因而合謀對于采購官員來說也是一個占優策略。

因此，這個博弈矩陣的最終納什均衡在于雙方

都選擇合謀，此時，采購官員獲得尋租機會，供應商可以通過壟斷獲得溢價收益。由于合謀對雙方都有好處，他們便會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從而自我保護，共同對付納稅人。這也就解釋了采購官員貪污受賄現象屢見不鮮的原因，即政府采購總是存在無效性。

三、政府采購中的社會福利效益分析

政府作為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方，為了發揮公

共物品的效用，其必須扭曲市場原來的均衡點。同時，“在現實經濟社會中，滿足政府采購最優解的各項苛刻條件是根本不可能的，由此便出現了政府公共品采購活動過程的低效性以及活動結果的非理想性，即政府失靈。”［7］這就使得政府采購并不能達到一個理想的狀態，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政府無法做到萬能、高效。政府部門也是由各種各樣的人群所組成，他們一定會受到信息、經驗、知識等客觀條件的制約。也就是說，他們自身的決策能力也是有限的，信息量也是有局限的，因而對于采購規模、采購方式以及采購比例并不能準確地掌握，很難作出相應的判斷。政府采購采取“兩上兩下”的采購預算方式，因而就造成了各個部門銜接以及交流的障礙，使得其高效性大打折扣。

第二，政府失靈難以避免。由于我國的政府采

購采用的是預算方式，即部門給出采購預算讓上級進行審批，經上級同意后進行采購。這樣的形式使得各個部門都會盡力追求預算最大化以及自身利益最大化，貪污受賄即會從中發生。再加上政府在公共資源配置決策的過程中受到信息約束、激勵不足等因素的影響，政府失靈難以避免。

四、根據上述問題的解決意見

( 一) 加強《政府采購法》的宣傳，完善政府采購體制

對《政府采購法》的宣傳，有利于采購官員和廣大納稅人了解自身的權利以及義務，同時，進一步完善政府采購事項的公示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便于當事人及公眾對政府采購進行監督。考慮到政府采購法律體系在整個政府采購制度中處于核心地位，制定我國的《政府采購法》以及相關的配套法規勢在必行。從我國情況來看，我國應實行“半集中半分散”的模式。對政府采購中的集中采購部分，通過設立一個專門機構如政府采購中心來組織進行，從而有利于形成采購規模，節約財政資金，有利于加快政府采購市場的形成; 對政府采購中的分散采購部分，由各支出單位自行進行，但必須遵循有關的政府采購法規政策。采購體制的完善是政府采購透明化的基礎，因此必須加以高度重視。同時，通過完善采購體制，對于“半分散半集中”模式的推廣導致其逐漸規范化，使得其契約關系逐漸完備，可以有效地解決委托問題。

( 二) 完善監督機制，招標投標“白箱化”進一步發展

采用招標的優勢在于: “招標的競爭性報價是

多維的，投標人不僅在價格上競爭，還要在采購對象的性能質量上競爭。”［8］由于這樣的競爭機制的引進，使得采購官員無法隨意聯系商家，雙方達成共謀，從而獲利。同時，監督機制對于采購透明度的提升也具有重要意義。設想一下，如果政府官員和供應商面對一個競爭性招標的市場，同時具有完善的監督機制，那么他們的合謀就會有法律風險，合謀的收益也會大幅度降低。假設懲罰機制以及監督機制較為完善，他們的博弈矩陣會由“合作博弈”轉化為“囚徒困境”。這時，雙方都選擇不合謀才能達到納什均衡。

如果供應商與采購官員合謀，他們所得的支付

函數為最大。但由于在現代政府采購中引進招標、投標的競爭機制，采購官員在眾多的供應商中經過競爭選出最優標，替代了傳統的對比決策模式。這就使得供應商在競標中市場化的成本增大、中標的風險加大，概率卻下降，合謀所獲得的期望收益下降，因此其行賄的可能性也隨之下降。

相對應的，采購官員在招標、評標的標準程序

中由于受一系列規章的制約，同時，由于專家庫的引進，導致評標過程更加專業化、系統化。采購過程是在完全公開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合謀所起的作用大大降低，其主動合謀的預期支付函數因成功的概率太低且風險較大而難以實現。由此可見，采購官員與供應商的預期支付函數的總和不能達到帕累托改進，合謀不符合個人理性的要求。

監督機制對于采購透明度的提升也具有重要

意義，因而在完善競爭機制的同時，加強采購部門的外部監督對于保證采購過程透明化具有重大的意義，其中包括財政部門的全程監督、供應商的申訴監督以及技術專家的評標監督。競爭機制和監督機制的配合引進使得合謀不再無成本，從而可以將“合作博弈”轉化成“囚徒困境”。

( 三) 迫使尋租成本增加

政府采購之所以會出現這么多環節上的尋租

行為，是因為其具備了尋租產生的“優勢條件”。這些條件主要包括: 國家權力干預資源配置而形成的體制漏洞使租金成為可能; 市場主體作為經濟人的利益最大化追求而萌發的尋租動機; 權利人基于利益追求和制度缺陷的設租行為。當這三者具備時，也就為尋租創造了基本的條件［9］。

政府官員的尋租對于社會來說會造成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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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獲得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對于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國，這無疑是一件期盼已久的盛事，也必將對整個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歡慶之余，如何利用我國有限的財力舉辦一屆符合奧運精神的廉潔、公正和民主的奧運也是我們急需思考的問題。

一、北京奧運的財政支出預算分析

在申奧代表團的陳述中，在北京市政府發言人的談話中，都明確提出了北京舉辦奧運在交通建設、環境治理、信息化發展和水電氣熱改造等方面存在大量的資金需求，七年總計1800億元（見下表），平均每年250多億元，相當于北京去年全年地方財政收入的73％。這樣龐大的資金供給來自何處，如何運用？是申奧成功后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奧運預算支出由三部分組成。其一、直接用于奧運比賽場館和服務配套設施的投入，共計160億。我們必須考慮到，奧運會是最大規模的體育盛會，在以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北京都不會再舉辦奧運會，因此，在場館建設中，應當盡可能避免比賽場館及其配套設施，在完成30天的使用期之后的閑置或低使用率所造成的投資浪費，給財政背上沉重的負擔。其二、為了改善舉辦奧運城市的環境。交通等基礎設施而進行的投入，共計1350億，這其中的總量和增量我們無從掌握。例如，為了改善北京市的環境，不僅需要在北京市進行環境治理工程，也需要在北京市周邊地區，以及上游流域和沙塵暴源區進行相應的治理和投入，其支出具有不可預見性。這就為將來的財政預算的執行埋下了隱患。其三、舉辦奧運會的直接投入，共計290億，包括開幕式、閉幕式，租用比賽場館和配套服務設施，以及比賽期間的各種服務。如何呈現出富有新意的開幕式、閉幕式和提供高質量的服務，而不僅僅只是在高投入上下功夫，對于財力并不寬裕的我國來說更是急需思考的問題。如對于開幕式和閉幕式，關鍵在于有新意，突出我國的特色而不在于一定要多豪華。有必要在設計上多下工夫，而不是一味追求大投入。

二、申奧成功對我國財政管理的沖擊

《北京申辦報告》第五主題“財政”中的相關內容中指出，北京奧運會將得到中國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財力保證，這是中國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承諾。這些財政支持包括：①奧運會組委會如出現超支，將負責予以彌補；②在組委會的收入實現之前，將采取預支方式保證組委會的各項支出；③進行北京的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滿足舉辦奧運會的需要；④進行奧運會所需體育場館和設施的建設。毫無疑問，以上的聲明充分表明了我國政府辦好奧運的信心。但同時這些聲明的落實也將給我國正常的經濟發展和財政管理帶來巨大的沖擊。

首先，從預算的執行上分析。奧運會所蘊含的財政風險卻不得不讓人三思。歷史的教訓歷歷在目，加拿大的蒙特利爾是1976年第21屆奧運會的主辦城市。1970年該市決定申辦時，市長德拉波（jean dra－peau）曾宣稱：“我們承諾在加拿大，在蒙特利爾，我們將向世界推出一個真正符合奧林匹克精神的，既簡樸又有品位的奧運會。”最初的預算為1.25億美元，這個預算后來完全失去控制。組委會大興土木，在城北地區開辟奧林匹克中心，新建大型主體育場、游泳館泥行車場、奧運村等，這些豪華的基礎設備耗費了巨額財政資金。據魁北克政府估計，這屆奧運會實際開支為24億美元，有1.6億美元將直接由蒙特利爾市納稅者交納奧運特別稅負擔。其余的債務5.12億美元由魁北克政府財政負擔。一個“簡樸”的奧運會最后變為吞食巨額資金的無底洞，成為加拿大經濟的“陷阱”。如何防止北京奧運成為新的一個“蒙特利爾陷阱”，給我國的落后的預算管理提出了新的課題。

其次，從投資分析，申奧成功對我國財政管理的沖擊至少存在于兩個方面，一個是所謂的“虹吸效應”，即承辦奧運的城市將別的地方的投資吸引過來，從而導致“堤外的損失”。對此，中國西部城市最為擔心。在西部人士看來，政府剛剛提出開發大西部，近兩年投資開始向西部傾斜，現在北京辦奧運，投資1800億，等于說馬上就又來了一個東部大開發，大規模的投資建設（這意著資源的重新分配）和注意力的轉移（這意味著關注的降低），對西部大開發會不會有影響？何以體現對西部的傾斜？如果東西部同時傾斜的話，政府有這么大的財力嗎？如果東西部不能同時傾斜，那么很顯然，奧運是“國際大事”，是“硬缺口”，其投資將首先得到保證，將置西部于何處？第二，奧運會通過直接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越大，在奧運投資周期結束時（通常是在奧運會閉幕之后），對主辦城市和主辦國的經濟帶來的沖擊就越大。奧運投資的這一特性在國外被稱作“低谷效應”。“低谷效應”曾經出現在許多主辦奧運會的城市，上屆奧運會東道主悉尼現在就處于“低谷效應”的壓力之中。這樣的“低谷效應”會不會也出現在未來的北京呢？這也是我們在奧運投資中必須注意的問題。

其三、從工程建設上分析，奧運會涉及近幾百項大型工程，如體育場館、道路等，留有的尋租機會和制度上的縫隙也相應增多。會有一些機會讓擁有權力的人借此。腐敗問題都是跟一定的公共工程和政府公共物品的采購相聯系的，如果奧運會的公共工程項目成為導致腐敗新記錄產生的母體，將無疑是一種悲哀。對此，我們必須考慮當這么多公共工程、公共采購大量發生的時候，如何在政府采購制度上加以防范。

最后，從一些情況看，“興奮勁”正在使一些人頭腦發熱，以為只要辦好了奧運會，就什么問題都解決了；或者以為只要為了辦好奧運會，什么代價的付出都是值得的。現在經常聽見有人說，奧運會要多算政治帳，少算經濟帳。其實洛杉磯奧運會之后，那有不算經濟帳的！就象我們過去曾經有過的那樣，不算經濟帳，光算政治帳，如果那樣北京奧運會很可能成為中國新的不良資產的開始，奧運過后留下的是一堆爛攤子。想一想我們過去的不良資產，我們怎么能不對奧運產生的財政負擔平添幾分擔心呢？

三、可行性對策思考

最關鍵的問題當然是“模式”的問題。奧運“模式”的選擇猶如經濟運行模式的選擇，直接關系到奧運會的財政后果。要使奧運成為新的歷史發展的起點而不是泡沫發展的最高點，關鍵就在于選擇好奧運運作模式，而能夠做到這些的唯一途徑是采取市場經濟的模式，決不能再采取過去那種計劃經濟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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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經濟是現代經濟學的組成部分，屬于交叉性新興財政金融科學。體育經濟類課程是體育經濟問題的應用經濟理論知識，這些課程是為了更好地運用經濟學的原理分析和解決體育經濟在發展過程中發生的問題。人們經常把體育產業比喻為“綠色產業”，是當代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新興產業。湖南財政經濟學院經濟學、管理學和體育學教育教學工作業績突出，具備開設體育經濟類選修課的條件，具體體現在如下方面：

 

1.體育產業的快速發展

 

體育產業是以體育資源為基礎，以體育活動為載體，以向社會提供有關物質產品和服務為收入來源的經營性的各種行業的總和。體育產業類別主要有兩類：第一類為體育本體產業，第二類為體育載體產業。體育本體產業包括：競技體育觀賞業、運動訓練服務業、體育健身娛樂業、體育科技信息服務業、職業體育業。體育載體產業包括：體育服裝業、體育器械儀器制造業、體育飲品業、體育旅游業、體育彩票業、體育傳媒及廣告業[1]。目前，體育產業在全世界范圍內快速發展。

 

1.1體育經濟已經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

 

在世界各國，體育產業規模迅速擴大，在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并表現出極大的增長潛力。體育產業已成為全球性產業之一，其作為朝陽產業在我國未來幾十年都將得到快速發展。2011年5月16日，體育總局的《體育產業“十二五”規劃》稱，我國體育產業“十二五”期間增加值平均每年以超過15%的速度增長，到“十二五”末期，體育產業增加值超過4000億元人民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0.7%，從業人員超過400萬，體育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增長點之一。這是我國政府第一次提出了體育產業的具體發展目標。

 

1.2湖南省體育產業步入快速發展期

 

2008年湖南省體育及相關產業生產總值為63.83億元，增加值為32.14億元，占GDP比重為0.28%，提供就業崗位35379個。2009年湖南體育產業生產總值為80.92億元，增加值為39.53億元，占GDP比重為0.3%，提供就業崗位38216個[2]。據統計數據顯示，至2010年一季度，湖南14個市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全部超過3000元，其中長沙、株洲和湘潭三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5000元，分別達到6756元、5957元和5041元[1]，說明湖南體育消費發展潛力大[3]，湖南體育產業將進入快速發展的軌道。

 

1.3我國政府支持體育產業的發展

 

從2013年我國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廣泛開展全民健身運動，促進群眾體育和競技體育全面發展”到2014年我國政府工作報告中的“發展全民健身、競技體育和體育產業”，有關體育的一個突出變化是增加了“體育產業”內容。2010年4月8日，中央宣傳部和中國人民銀行等九部委聯合《關于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銀發〔2010〕94號)指出“積極開發適合文化產業特點的信貸產品，加大有效的信貸投放力度;完善授信模式，加強和改進對文化產業的金融服務;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擴大文化企業的直接融資規模”等。因此，當前，我們需要抓住金融政策的突破契機，充分利用好國家政策在體育文化產業上的金融扶持措施，這將對于體育文化產業功能區的開發、建設大型體育產業項目、培育大型體育企業集團等提供有力的融資支持[4]。

 

1.4湖南“兩型社會建設”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

 

2007年12月14日，長沙、株洲、湘潭城市群正式被國家批準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綜合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是國家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和城市化、實施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總體戰略、促進中東西互動和中部崛起的重大戰略布局。“兩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涉及產業結構、經濟增長方式、人們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行政體制等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的改革。體育產業是綠色經濟的典型代表：低碳、環保、符合時代特點，應是“兩型社會建設”重點建設的新型產業。

 

目前，湖南省體育產業初具規模，蓄勢待發。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超過3000美元以后，人們的娛樂休閑支出會大幅度提高，因此，長株潭城市群居民體育消費會明顯提高，長株潭城市群區域健身休閑業前向消費拉動力強勁。長沙市曾定位為“休閑之都”，出臺了多項政策鼓勵休閑產業發展，有利于健康休閑業的發展”，長沙城區健身休閑市場已經形成多元化投資體系[5]。加強體育經濟與管理專業的學科建設和課程建設，促進體育經濟與管理課程的縱深發展，培養高水平的體育產業經營管理人才是推動我省乃至我國體育產業快速發展的重要舉措。

 

2.湖南省體育經濟類人才現狀

 

2.1當前多數人對體育、體育產業和運動員存在認識的誤區

 

目前，湖南省對體育經濟與產業的認識落后于體育產業的發展，長期以來大多數人認為體育一直都是一項社會公益事業，政府包辦所有的體育事務，不講效益，一直強調競技成績的攀比，這種認識已經扎根于部分干部、體育教練員、運動員和政府工作人員思想之中。人們常常將優秀運動員為國爭光、為集體爭光看做運動員的責任和義務，因此很少有人認為體育包含太多產業的成分、運動員本人和運動成績是一種資本，具有商業價值[6]。

 

為了很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體育文化需要，在體育領域，只靠政府一家投入已經遠遠不夠，體育社會化、產業化成為時代需要，多元化投資體系勢在必行，多元化的投資就必須有多元化的管理體制，政府對體育事業的管理模式必然發生變化，對于體育產業而言，政府逐步由主體地位轉變為主導，以市場配置為主。政府主要是負責對體育市場進行規劃、培育和監管，制定政策和法規，宏觀指導體育產業發展，引導全社會資源投入體育產業領域，體育市場的具體事務應交給社會力量辦理，政府不宜過多地包辦代替[3]。

 

2.2我省體育經濟專業人才嚴重不足

 

我國的體育產業長時間受計劃經濟的影響，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暴露出了體育產業人才嚴重不足的問題。從湖南省的實際情況看，現有的體育經營管理人員多是退役的運動員、教練員和一些由其他行業轉過來的人員，這些人中有的運動技能不錯，但文化知識、經營和管理經驗缺乏;有的既不懂運動技能，文化知識、經營和管理經驗又缺乏。真正既懂體育產業又懂經營管理，且具有高學歷的體育管理人員很少。

 

2.3湖南體育產業集團和一些體育企業需要大量的體育經濟類專業人才

 

目前，湖南省將體育產業作為新興產業納入到全省“十二五”服務業發展規劃，將湖南體育產業集團納入省屬大型企業管理。湖南省率先在全國組建省級體育產業集團。目前，湖南體育產業集團注冊資金3.2億元，已發展為七家全資子公司，發展勢頭較好。湖南省政府作為產業集團的出資人，授權體育產業集團經營，省財政廳負責對體育產業集團國有資產進行監管。湖南省體育局負責整個體育產業集團的組建工作及下屬子公司的改制，負責下屬子公司的國有凈資產經評估，評估后以增資形式進入集團公司的注冊資金。目前，湖南體育產業集團積極運作并啟動子公司體壇周報社改制上市，極力打造《體壇周報》體育產品品牌，同時著力于體育旅游、體育用品和體育賽事品牌的開發，體育產業集團在未來的發展中將需要大量體育經濟類專業人才。

 

3.湖南財政經濟學院開設體育經濟類選修課的優勢

 

3.1國家教育部和我院的政策支持

 

依據《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堅持“強優支重，以重帶新，包容整合、互促共進”的學科建設思路;按照教育部關于《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設置管理規定》文件精神及我校增設新專業的原則，結合湖南省兩型社會發展的需要，根據我校自身發展條件和高校本科專業設置要素，特提出增設體育經濟類選修課建設的思路，為我院體育經濟專業的開設打下堅實的基礎。

 

3.2湖南“兩型社會建設”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

 

目前，湖南省體育產業初具規模，蓄勢待發。實現湖南體育產業的飛速發展需要一大批體育經濟與管理的專門人才。我院是以財經和會計專業為主要特色的學校，經濟學、管理學和體育學教育教學工作業績突出，財經人才培養在全省具有良好聲望。國內外體育經濟與管理人才培養實踐表明，財經類專業院校培養的體育經濟與管理人才，在管理學、經濟學方面的知識和技能儲備更出色，培養出來的高層次體育經濟管理人才更多地得到市場的青睞。

 

3.3我院經濟學、管理學和體育學教學工作業績突出

 

實現湖南體育產業的飛速發展需要一大批體育經濟與管理的專門人才和拔尖人才。我院是以財經和會計專業為主要特色的學校，經濟學、管理學和體育學教育教學工作業績突出，財經人才培養在全省具有良好聲望。

 

3.4財經院校開設體育經濟類專業或選修課程的成功經驗

 

目前，全國有幾十所高校開設了體育經濟學專業或選修課程，如臨近省份一些大學如武漢體育學院、湖北經濟學院、武漢商學院、江西財經大學等相繼開設了體育經濟學專業。這些高校重視學生經濟學理論知識體系的構建，緊緊把握我國體育產業發展的脈搏，強化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在人才培養過程中，注重經濟分析與預測能力、企業經營決策能力、市場開發能力、經濟政策的解讀與決斷能力的綜合培養，把握體育產業的發展變化規律，合理運用一般經濟學的原理、方法與手段，并將“產、學、研”相結合，有效解決體育產業領域的實踐問題。

 

根據體育經濟類專業畢業生調查研究顯示：44%的體育經濟專業學生畢業2年后薪酬在2000元左右，26%的學生薪酬在3000元以上。按照十分制計算，體育經濟專業畢業2年后的薪酬指數為3.84，與其他專業相比，薪酬屬于中等偏上[7]。調查結果顯示體育經濟類專業畢業生具有良好的就業前景。

 

3.5我院體育經濟與產業研究所為體育經濟類選修課和專業的開設進行了大量的前期研究工作

 

2008年，湖南財政經濟學院體育經濟與產業研究所成立，建立了一支專業化的研究團隊，主要研究領域有：體育經濟與產業政策研究;湖南省體育產業發展研究;體育經濟學專業建設及相關理論與實踐研究等。體育經濟與產業研究所多次組織研究團隊外出調研和學習，為體育經濟類選修課和專業的開設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和研究工作。體育經濟與產業研究所先后承擔省部級關于體育產業方面的課題20多項，為長沙、長株潭城市群和湖南省的體育產業的發展服務。

 

3.6我省還沒有開設體育經濟類選修課的高校

 

篇（5）

關于“三業”教育體系的內涵，我們已在《新形勢下大學生“三業”教育體系的構建》一文作了有條理的分析和展示(該文詳見吉首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主辦的《教學與管理》2006年第2期)，那么，在我國高校一旦構建起這種教育體系并將體系中的諸要素實施于受教育對象后，會產生什么樣的積極效應?這種效應對大學生在人才市場上的競爭能力是否會提升?其具體表現又怎樣?對這些問題作出理論上的分析，將有助于人們提高對“三業”教育的認識，并植入腦中成為一種教育觀念，也可促使大學生更自覺地將這種體系實踐化，同時對學生會帶來思想上、行動上的自覺。這無疑可增強大學辦學活力，有效解除我國高校目前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困局，也有利于社會穩定和高校自身的輕裝發展、前行。

一、“三業”教育積極效應表現

“三業”即大學教育中的專業教育、就業教育和職業教育的簡稱，也是三種概念的內在組合，所以能形成一種體系，并表達出相應的邏輯要求。關于這種教育的必要性和構建方式，我們已在《新形勢下大學生“三業”教育體系的構建》一文中作了詳細闡述。那么，從理論上看，“三業”教育實施后應該產生正面積極的效應。這種積極效應的表現應該是多方面的，最大的受益者固然是大學生群體，同時，社會、政府、學校和家庭幾方也可從中獲益，享受到“三業”教育下的成果。

首先，“三業”教育下的大學生可以對自己的專業、就業和未來職業有一個全面、系統的理性認識，心中更明白大學幾年時光中的“知”與“行”該如何合理安排和付諸實踐，減少不必要的人生成長投入成本，少走彎路。這樣，他們的學習目標、學習動力更明確和強大，學習手段更趨于科學，自我發展設計達到合理有效，身心也可因此而得到積極調整。總之，“三業”教育對大學生主體的效應是綜合性的、多方面的。

其次，“三業”教育的開展可使高校教育內涵豐富，教育效果更明顯，教育成本得到調控，教育環境得以優化。高校教育以專業教育為核心，這是培養人才的根本性手段，但專業教育不能孤立存在，否則，受教育的大學生人格、身心、素養會缺失。“三業”教育正是適應了我國高校面臨的新形勢，為高校教育開出的一劑良方，它對高校教育工作的效果應該是積極、明顯的，也可使高校教育顯得更科學、系統和有規律。

第三，從政府和社會角度看，“三業”教育的積極效應十分有利于政府的運行和社會穩定，減少因大學生就業難而帶來的不利因素，實現高校人才輸送與社會容納的順利對接，降低政府運行成本，以實現整個社會資源的優化調控與配置，從而達到社會和諧、穩定，人們安居樂業。因此，從理論層面分析，高校的“三業”教育理應對校外產生積極效應。

另外，從大學生家庭而言，“三業”教育效應可輻射到這些家庭，尤其對學生家長是一種有效幫助，這既表現在家庭經濟投入的降低，也反映在對家長心理的寬適，減少其后顧之憂，使家庭作為社會基本細胞對大學教育的看重和靠近更顯親切，而不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個中道理很明顯：一個家庭送孩子上大學，基本所圖就是希望孩子成才，以后找準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并以履行某種職業的方式回報社會，也保障自身人生的發展。而“三業”教育恰在這些方面成為有力的助進器，推動大學生家長愿望的實現。

二、“三業”教育積極效應與大學生人才市場競爭力的正比關系

“三業”教育的最終、最大受益者是大學生群體，這種效益的最直觀、精彩的體現在大學生進人人才市場時的言行表現和以后的職場綜合表現。可以明確地說，“三業”教育效應與大學生的人才市場競爭力形成正比例關系。在能力程度比較中，“三業”教育獲益者肯定強于非獲益者。

首先，實施了“三業”教育的大學，其學生對于專業學習、就業技能和職業認識與規劃的綜合能力明顯高于沒實施這方面教育的大學。同理，對“三業”教育接受得好的學生比接受得差的學生肯定要強。這樣，“三業”教育就從總體上為大學生的專業學習能力、自我認識能力、就業選擇能力、職場競爭能力的提升作了一次很好的武裝，十分有利于他們在人才市場上的表現，并可以以綜合優勢在競爭中獲勝，順利實現就業，而且在以后職業中也可以有上佳表現。

其次，“三業”教育的結果之一是使大學生對自己的專業選擇有一個更科學、合理、理性的認識，甚至可以在人大學后再作一次專業選擇，以更適合自己的發展。這樣，學生對自己所認定的專業將抱有極大的熱愛和美好憧憬，并為之付出認真執著的努力，把專業知識學好，將專業技能增強。這將為其幾年后進人人才市場一展身手打下十分厚實的基礎，有利于工作崗位競爭，更會受到用人單位垂青。

再次，“三業”教育的結果之二是使大學生更有效地掌握人才市場上的求職與就業技能，學到許多就業競爭訣竅，獲得更多勝數。因為就業構成“三業”教育一大板塊內容，成為專業與職業的中間環節，是大學生走出校門，盡力表現自己的關鍵一環，展示著專業學習效果，預示著職業表現前景，更是大學生“知”與“行”、為人與處事、學識和能力得以綜合體現的一環。可以斷定，就業教育搞得好的大學，對學生就業能力的提升是必然的。這樣，學生的人才市場競爭力自然增強。

最后，“三業”教育的結果之三是：大學生的職業意識、職業規劃與職場表現能力肯定會大大增強。這可促使他們在校期間就將專業與今后職業有機掛鉤，在讀時期就尋找機會進行職業鍛煉。那么在就業階段他們實際上就能比較自如地施展正規的職業能力和職業水平，減少其間的茫然和不適應，實現由學生向社會工作者的角色轉換，讓用人單位見著他們成熟的一面。這為大學生的今后職業履行無疑吹響了一首美妙的前奏曲。因此，接受過“三業”教育的大學生，其職業能力在人才市場上的初步表現應該是上乘的。

根據以上幾個側面分析可知，“三業”教育的積極效應在高校大學生身上肯定能得到體現，而且是一種綜合性體現。這種效應與大學生在人才市場上的競爭力又構成一種正比例關系。“三業”教育的有效實施，意味著給學生進入人才市場壯膽和壯行，為他們在競爭職位時唱響壯歌打下了一個有力的拍子。

三、努力強化“三業”教育綜合效應

篇（6）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1422（2015）03-0091-02

收稿日期：2015-01-24

作者簡介：傅 冬（1988-），女，廣東省揭陽市高級技工學校助理講師。主要研究方向：電子商務、會計。（廣東 揭陽/515559）

一、會計專業現狀分析

以揭陽市高級技工學校為例，會計專業共三個班級，每班平均44人，考取相應專業的資格證書是獲取畢業證書的必備條件。揭陽市現階段每年有兩次報名參加考試的機會，考試一共三門，實行三科聯考，即三門科目同時通過才算合格，而《財經法規與會計職業道德》（以下簡稱《財經法規》）就是其中一門，它具有理論性、實踐性和較強的應試性，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教材分析

財經法規的教材采用廣東省會計從業資格考試輔導教材，該書分為五個章節，可以說每一章皆重點、皆考點，不僅理論性極強，法律條文較多，同時還具有實踐性，如匯票、支票、本票的填寫，計算相關稅的應納稅額等，對學生來說，理解起來有不小的難度。

（二）考情分析

要取得會計從業資格證書，必須通過考試，考試一共三門（《會計基礎》、《財經法規》和《初級電算化》），實行三科聯考，每科時間各為一小時，三門同時通過才算合格。對于技校學生而言，一學期同時學習三門專業課較難，所以，根據我校的課程設置，學生在校期間實際考試機會不是四次，而是只有三次，也就是從第一學年的第二學期算起。學生第一次考試，教師帶著一起學習，大家在同一起跑線上，這時的學習氣氛比較濃厚，但若第一次沒有通過，對學生的打擊較大，喪失了自信心，這時又有第二學年的課程要學習，所以考試壓力會更大，部分學生在這時就已經自我放棄了。

（三）學生現狀分析

技校學生底子薄，學習能力稍弱，對自身缺乏信心，再加上會計學科專業性較強，對剛初中畢業的孩子來說，初始確實比較難于接受，很多學生在第一學期學習《基礎會計》的時候，像聽“天書”，根本不懂。若沒有及時樹立好正確的學習觀，很容易自暴自棄，那對后續的學習勢必會產生極大的影響。

二、財經法規課程教學

（一）教材學習

1.通讀

通讀教材，概括體會，《財經法規》試題共計70小題，涉及考點眾多，難度增大，學生只能全面學習。

2.精讀

根據考試大綱，對于教材里面的重點難點內容必須精讀，加深理解。只有掌握這些，即常考點，才可能通過考試。

3.理解加記憶

《財經法規》并不是完全的死記硬背，但又離不開記憶知識。比如稅法部分個人所得稅稅率表、消費稅不同稅目的稅率，這些考題中會給出，不需記憶。但是，不同稅種的征稅對象、企業所得稅的免稅收入等內容則需要記憶。采用在理解的基礎之上，加強記憶，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做題方法

1.要數量

光看書死記硬背是不得要領的，一定要通過做一定數量的習題 ，把握考點的命題形式、摸清出題陷阱、掌握應試技巧。

2.要質量

題目不是做得越多就越好，“題海戰術”的時代已經過去。每做一題應有效果，要分析，總結考點，查漏補缺，舉一反三，不要被題目奴役，為了做題而去做題。因為做題只是掌握知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3.不要“偏難怪”

不要去做偏題、難題、怪題，應跟著考試大綱走，從業考試階段，考點范圍大但不難，只要掌握基本層面的知識點已足夠，不要去深摳，鉆“牛角尖”。

三、教學思考

會計從業資格證書是進入會計行業的“門檻”，考取“上崗證”，對于畢業及就業兩方面來說意義重大。從應試的角度考慮，幫助學生最大限度的通過考試，提高通過率是必要的。從教學目的、培養目標考慮，要學生掌握經濟法律法規，分清合法與非法，遵循基本的職業行為準則和規范，指導日后的會計工作，也是必要的。如何將兩者聯系起來，不但要找到好的學習方法，而且要與時俱進，采用多種教學方法豐富課堂，這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首堂課的必要性

學生興趣的建立與教師第一堂課的好壞密不可分，首堂課的重點不是在于講授多少知識，而是要做到足夠的引入。教師要整體把握《財經法規》這門課程，舉事例說明遵紀守法在會計行業的重要性，學好該門課程對考取會計上崗證的必要性，幫助學生明確會計職業發展的軌跡和要求，為他們進入會計知識的海洋做好鋪墊，從而激發學生學習這門課的積極性。

（二）端正學習態度

部分學生看到《財經法規》滿是文字的教材時，就已經“頭大”了，還沒有開始學習就產生了抵觸的心理。還有學生認為，這門課只需要考前死記硬背，碰運氣也許能通過，不用費什么大功夫。針對這些想法，筆者都要提前“打預防針”。只有端正好學習態度，才可以提高學習效率，扎實掌握知識，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僅為了應試，更是為了以后職業生涯的發展，具備良好的職業道德操守。

（三）運用多種教學方法

由于該課程課時安排有限，且內容較多，既要照顧到學生的學習水平，又要完成相應的進度安排，為了得到良好的教學效果，經過思考后，筆者采用了多種教學方法，比如案例教學法、項目教學法、情景教學法等，讓學生完成從感知到理解再到提高的過程。

例如，在講授會計職業道德這一章時，搜集選用實際案例，引導學生分析，小組討論，最后教師總結點評。當看到違反法律法規的嚴重后果，學生自然認識到遵守職業道德的必要性，深刻理解了職業道德規范的內容。又如，在講授會計專業職務時，可以讓同學們暢想作為會計專業的學生，如何規劃自己的會計生涯，需要考取哪些資格證書，成為會計員的任職條件有哪些，要想進一步提升，又需要什么條件。這個任務貼近學生，易激發學習興趣，引導他們自主閱讀書本。然后請同學們發言說說自己的設計之路，從普通的會計員，到助理會計師，再到會計師，最后到高級會計師，既給他們信心，又給予鞭策。再如，在講授會計人員的工作交接時，設置交接情景，給學生分配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會計員等角色，體驗經濟活動中的會計工作，在情境中完成知識的學習。在平時，為了讓學生適應考試氣氛，消除緊張感，提高學生的應試能力，筆者會定期嚴格按照考證要求進行模擬考試，一方面考察學生掌握知識的情況，另一方面使得學生能靈活應對考證。

（四）多方監督管理

篇（7）

第一,全面推行“素質基礎、能力核心、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對進一步深刻理解以素質教育為基礎,以能力訓練為核心,以工學結合為途徑,以培養適合企業或行業需要的高素質、高技能的應用型、創新型人才為目標的高職人才培養內涵,轉變教育觀念,樹立高職教育的核心價值取向,創設良好的高職教育環境,加快推進高職教育又好又快發展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第二,全面推行“素質基礎、能力核心、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是適應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培養高素質、高技能的創新型人才的必然需要。高職教育必須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把提高社會服務水平作為教育教學改革的根本任務。適應社會發展及產業結構、技術結構調整發展的需要,堅持面向市場、面向社會辦學,在人才培養、職業技術培訓、科技服務等方面構建社會服務平臺,更好地為社會經濟建設提供有效的強有力的人才支持,是高職教育辦出水平,辦出特色,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第三,全面推行“素質基礎、能力核心、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是加強高職學生素質教育,培養適應時展要求和社會需求,既有過硬的專業技能素質,又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人文素質、身心素質、創新素質的高素質、高技能人才的必由途徑。“素質基礎、能力核心、工學結合”是高職人才培養的核心指導思想,它從素質教育、終身教育、全面發展基礎上的個性教育觀念出發,以培養學生的全面職業素質、技術應用能力和就業競爭力為主線,以突出職業性、實用性、生活性、發展性為基本特性,充分利用校企合作的不同教育環境與資源,通過校企雙方的聯合介入,將學校的理論學習、技能訓練與企業的實際工作經歷有機結合起來,為生產、建設、服務與管理第一線培養高素質、高技能的應用型、創新型人才。

二、抓思想觀念的轉變,深刻領會“素質基礎、能力核心、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的核心內涵

1.素質基礎。高職院校的學生素質一般包括基本素質和職業素質。基本素質是職業素質的基礎。職業素質是從業者在一定的生理與心理條件下,通過教育培訓、職業化實踐和自我修煉等途徑形成與發展起來的、相對穩定的、在職業活動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內在品質,是從事特定工作或完成特定職責所具備的道德操守與專業技能的集合。職業素質具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是職業性。不同的職業要求不同的職業素質,不同的人從事相同的職業所需要的職業素質有時也不相同,這是由基本職業素質與個體職業素質的區別導致的。二是應用性。通過系統的專業教育來獲得并能夠將所學理論知識應用于工作實踐中,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三是內在性。在長期的職業活動中,職業人員通過知識學習、技能提高、經驗積累等,逐漸將職業需求有意識地內化為職業素質。四是綜合性。職業素質不僅包括職業道德素質、職業文化素質,還包括職業業務素質、職業心理素質和職業身體素質等。五是發展性。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行業動態的更新,職業人員為了適應職業發展與個人發展的需要,總是不斷推動本身職業素質的發展。

篇（8）

[4] Tsai K S.Off Balance：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Fiscal Feder Alism in China[J].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2004：1-26.

[5] Ting G.Corruption and Local Governance： the Double Identity of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in Market Reform[J].Pacific Review.Routledge， 2006：85-102.

[6] Dittmer L，Gore L.China Builds a Market Culture[J].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2001，19（3）.

篇（9）

 

學前教育作為基礎教育的開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我國目前在學前教育方面的財政投入相對不足，使得“入園難、入園貴”成為全國范圍內的普遍現象。為了盡快解決這一問題，切實加快全國學前教育的發展。我國迫切需要了解和借鑒世界各國的經驗，以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學前教育財政支持。所以，作為世界經濟最發達的經合組織[1]成員國便成了我們重點研究的對象。

一、OECD學前教育財政支持的經驗

OECD 1999年的教育政策分析指出:“發展學前教育是向終身學習的第一筆投資，是為滿足每個家庭更加廣泛的經濟及社會需要的一項意義遠大的政策援助。”各發達國家在認識到了學前教育的重要性后，都紛紛把學前教育作為本國教育發展的重要項目。如德國、美國，已經把學前教育視為民族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紛紛制定詳細的教育大綱、標準，政府也編列了學前教育的發展規劃。英國在布萊爾首相時期，已經啟動了學前教育變成義務教育的工作；日本也開始著手推動學前教育免費化的進程等等。可見，學前教育的重要性，它不僅有助于促進個人的成才和家庭的發展，更會為社會帶來巨大利潤。

1、國家高度重視學前教育，學前教育公共經費投入大

學前教育公共經費投入是指由國家財政預算內的教育撥款中，給予對學前教育投入的專項資金。[2]圖1 是OECD國家對ECEC 項目公共經費投入占GDP比例，從中我們不難看出，丹麥在0-6歲ECEC項目上投入的比重是最大的，占GDP的2%；瑞士和芬蘭投入分別占GDP的1.7%和1.3%，除此之外這三個國家對6-7歲的兒童另外投入0.3%GDP。由此可見，它們對學前教育的重視程度。雖然英國和美國的投入只占GDP的0.5%和0.47%，但由于英美兩國數額巨大的GDP，這一投入足以保障本國學前教育事業穩步的發展。英美兩國的學前教育十分發達，以美國為例，美國把發展學前教育放在全美教育目標之首，并以聯邦立法的形式加以規定，這在美國教育立法中尚屬首次。除此之外，還不斷加大對學前教育的投資額度，從1965年批準的撥款9600多萬美元幼兒教育論文，到2003年修訂案中的撥款68．7億美元，38年時間財政投入增長了70多倍。[3]充足的財政投入一直都是一國學前教育事業發展的基本保障，而國家的高度重視則是財政投入的堅強后盾。OECD的成員國中學前教育發達的，基本上都具備這兩點。

圖1 為OECD國家對ECEC[4]項目公共經費投入占GDP比例[5]

2、通過公共財政支持學前教育

隨著各國對學前教育重要性的不斷認識，越來越多的國家正逐步將O一6歲幼兒的保教責任由私人責任轉為公共責任，并通過公共財政不斷強化政府對學前教育的責任。最典型的便是英國，英國通過公共財政支持學前教育，并采取學前教育有關預算在政府財政預算中單列的方式，以保障公共財政穩定投入。除此之外，英國政府實施了重大的幼兒福利改革“確保開端”項目，提出了對3歲以上幼兒提供免費教育，并加大了對幼兒照看機構的公共投資力度。英國學前教育之所以能在較短時期內發展的如此迅速，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此。

通過公共財政支持學前教育是OECD的成員國又一大共性之處。從OECD成員國2005年學前教育撥款情況來看，瑞典學前教育的預算占總教育預算的8.5%，顯然沒有匈牙利（15.3%）和西班牙（13.1%）這些國家占的比重大，但是它的公費卻占學前教育總花費的100%，即在瑞典不論父母的就業和收入情況如何,學前教育都是免費的。但這樣的情況是少數的，大多數的國家仍是采用公共財政支持和根據家庭收入交費并行的方式，但公費的比重大多高于60%，而家庭所支付的部分一般不多于30%。[6]（如圖2所示）。通過公共財政支持學前教育能大大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從根本上保障了學前教育的順利開展。

圖2為OECD成員國2005年學前教育撥款情況[7]

3、依法治教，為學前教育投入提供立法保障

通過上述分析，充足的財政投入可以保障學前教育事業的基本發展，但要想保障充足的學前教育投入最有效的做法卻是立法，即“依法治教”。“依法治教”是美國聯邦政府為保障本國教育投入和發展的一大特色，也是世界教育改革發展的必然趨勢。為了學前教育快速健康的發展，美國先后通過了《提前開始法》（Head Start Act）、《兒童保育與發展固定撥款法》（Child Care and DevelopmentBlock Grant Act）及《不讓一個兒童落后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等法律，這些立法明確規定并有效地保障了對學前教育事業的各項撥款，從而有力地推動了美國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8]而當今世界另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為了學前教育的發展也先后出臺了多部法律，如：《1988年教育改革法》、《1998年學校標準與框架法》、《2002年教育法》、《2004年兒童法》和《2006年兒童保育法》等，這些法律明確規定了政府在發展學前教育事業中的職責，從而保障了學前教育充足的財政投入核心期刊目錄。我國學前教育財政投入不足很大原因就是因為我國各教育法中沒有明確規定政府對學前教育的職責。

4、實施補償性援助，促進學前教育均衡發展

雖然OECD的成員國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方面都存在著不同程度上的差異，學前教育的發展也不盡相同，但他們卻都把學前教育視為是一種準公共產品，并具有很強的福利性。與此同時，它們還把為弱勢群體提供科學的學前教育，作為其消除貧困、縮小社會差異的治本良策。所以，各國除了重視學前教育的公平之外，更要求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對困難家庭實施一些補償性援助。以英國為例，英國自上個世紀末開始，就把消除貧困兒童、增加教育投資,特別是發展學前教育、保護弱勢幼兒群體等,作為布萊爾政府教育改革的中心議題。英國《撥款法》更是明確列出了“借助兒童基金幫助弱勢兒童與青少年及其家庭,應對兒童貧困和社會排斥現象,以打破機會剝奪與弱勢地位的惡性循環”的專項撥款，并且這專項撥款逐年增加。[9]可以說，幼兒是每個家庭的希望和未來，如果他們不能接受教育這不僅是教育最嚴重的“排斥”，也是社會最大的不公平。支持學前教育,讓每個適齡兒童都能上學，不僅可以保障幼兒健康的成長，從而促進學前教育的均衡發展，更可以緩和一些階級矛盾，維護社會和諧。

二、我國學前教育存在的問題

在研究完OECD國家的學前教育后，回頭看看我國的學前教育發展現狀。眾所周知，我國是人口大國，0-6歲的兒童多達 1.3 億，是世界同齡兒童的五分之一。而我國學前教育經費長期以來僅占全國教育經費總投入的 1.2-1.3%，且十年來徘徊不前。這個比例相對于其他發達國家是很低的，與 1.3 億的學前兒童規模極不相稱，從根本上就很難支撐我國的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10]

一直以來，學前教育就被人們所忽視，是我國各類教育中最為薄弱的環節，但好在有企事業單位支持。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經濟體制的改革，企事業單位逐步分離，我國的學前教育成為“灰色地帶”，幼兒園的數量和質量急速下滑，使得大部分地區上幼兒園的費用超過了上中小學的費用，而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出現了“天價”幼兒園。雖然近年來經過國家的調整，我國某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學前教育的質量和入園率較高，如：上海市2005 年，3-6歲在園兒童為28.70萬人，入園率達95%。[11]但這只是極少數的幼兒教育論文，整體情況不容樂觀。據2006的數據顯示，全國學前教育適齡兒童有6000多萬，但入園就讀只有2179萬人，入園率僅為36.3%。而同一數據，西班牙、比利時的為121%，日本為86%，美國相對低一點，但也有62%。（如表3所示）。為了促進我國學前教育更好的發展，對中國學前教育的現狀進行分析，我認為中國學前教育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問題：

 

國 家

毛入學率

國 家

毛入學率

國 家

毛入學率

西班牙

121

澳大利亞

104

日 本

86

比利時

121

韓 國

101

葡萄牙

79

法 國

116

瑞 士

99

英 國

72

捷 克

114

瑞 典

99

希 臘

69

墨西哥

106

丹 麥

95

加拿大

68

德 國

106

新西蘭

92

芬 蘭

62

意大利

104

荷 蘭

篇（10）

    財政學僅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和經濟學交叉學科?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br,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

    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篇（11）

一、財政學的歷史發展脈絡

在18世紀中期，由英國蘇格蘭人亞當?斯密所寫的《國富論》的出版標志著當代財政學和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正式誕生。隨著社會的發展，財政學和經濟學的發展緊密連接著，財政學的理論更是在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的不斷推動下而推陳出新[1]。對于西方的財政學發展史而言，其學者在研究的過程中經常將財政學歸為兩大傳統，即“盎格魯-撒克遜”傳統以及“大陸傳統”。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經過經濟學家對兩種傳統理論的不斷融合和創新，逐漸使得傳統財政學向現代財政學進行轉變。

“盎格魯-撒克遜”傳統。“盎格魯-撒克遜”傳統是由英國古典學派經濟學家所開創的。亞當?斯密對財政學持有的思想特點在于自由放任，其認為政府在國家財政上應充當“守夜人”的角色。在《富國論》中，亞當?斯密提到政府應該履行在提供國防、司法及公共工程建設三個方面的職能，因為其認為在國家的財政運行中，政府的支出是非生產性的。在這個觀點提出后，亞當?斯密《富國論》理論的追隨者李嘉圖、薩伊和馬歇爾等持有經濟自由主義觀點的古典以及新古典經濟學家將其逐漸深入，繼而發展形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盎格魯-撒克遜”傳統[2]。“盎格魯-撒克遜”傳統主張“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這一理論，其推崇在資源配置中市場機制所具有的神奇作用，認為“看不見的手”會將私人利益引向公共利益。這一理論傳統自18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三十年代一直處于財政學以及經濟學的主導地位。由于這一理論傳統所持有的觀點對政府的影響，使得政府過于注重對稅收的研究而忽視甚至根本沒有涉足對公共支出的研究，這也成為了該時期財政學的主要特征。該特征主要表現為在財政理論體系中稅收原理處于無與倫比的最高地位，而財政的公共支出主要用于維持國家政府部門的自身運轉。

“大陸傳統”。與英國古典學派提出的“盎格魯-撒克遜”傳統相對的是由奧義學派和瑞典學派所開創的“大路傳統”。盡管在18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三十年代由亞當?斯密所開創的經濟學體系長期占據著歐洲主流的經濟學地位，但還是有一些當時的“非主流”經濟學家對其持有不同的觀點和看法。相對于“盎格魯-撒克遜”傳統而言，這些“非主流”的經濟學家在國家的經濟職能方面更加注重其對于公共支出的積極作用，并對其進行了一系列的詳細分析，逐漸形成了國家公共財政理論的另一傳統，被人們稱為“大陸傳統”。“大陸傳統”這一理論的代表人物分布在歐洲的各個國家，并且形成了不同派系。其中包括德國歷史學派，代表人物有羅雪爾、瓦格拉；瑞典學派，代表人物有經濟學家維克賽爾、利達爾；奧意學派，其中包括奧地利和意大利的財政學家。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陸傳統”這一理論中，作出最大貢獻的就是瑞典學派的維克賽爾[3]。其不僅對普通的經濟理論發展作出了貢獻，同時也將國家的公共支出和稅收相結合并進行研究，得出國家公共部門的決策實際上是國家政治和集體選擇的過程這一理論。其后布坎南正是由于吸收了這一理論的重要思想并加以發展，從而創立了對世界財政學影響廣泛的公共選擇理論，同時該理論也成為了現代財政學的基礎理論。

當代財政學的誕生。“盎格魯-撒克遜”傳統與“大陸傳統”這兩種學派理論體系分別側重了政府功能的兩個方面，但由于國家社會經濟問題以及倆派學者思想交流上的阻礙，使得對于理論需求方面相對匱乏，故兩派理論體系是在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的催生以及眾多經濟學家不懈努力之下，經過了漫長的社會變革繼而慢慢融合到一起并歸入財政理論學之下[4]。在此之后，財政學才擁有了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同時也打破了從18世紀中期所建立起的傳統主流經濟學只關注國家稅收的理論傳統。在全球經濟危機后，由凱恩斯提出的宏觀經濟理論逐漸滲入到各國的經濟理論體系當中，該理論強調了在穩定宏觀經濟的過程中政府應該起主要作用，倡導應由政府的財政支出來帶動國民的經濟增長，突出了公共部門的重要性。這一理論的提出使得傳統經濟理論學對于財政學的解釋完全不能滿足國家進行對公共部門活動的分析。在此前提下，經過布萊克、鮑文和布坎南等經濟學家的不斷努力，使得財政學理論終于在20世紀中期發生了由傳統財政學向當代財政學的轉變。充分重視公共支出是當代財政學理論的基本特點，其不但分析了公共部門的決策過程及決策效率，還強調了在國家財政控制中政府對經濟干預的必要性，繼而使得財政學的研究領域及研究方法得到了極大的擴展。1980年《公共經濟學講義》的出版代表著財政學公共經濟學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時期[5]。

二、財政學的近期成就

目前財政學的發展已近深入到經濟學的各項領域，并且成為了經濟學中微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逐漸吸收了計量經濟學和理論經濟學中最前沿的理論思想和實踐工具，使得當代財政理論學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

稅收理論發展。帕累托有效稅收的結構研究。所有財政扭曲都是由政府稅收導致的，但是財政扭曲數量的減少不會使稅收制度總體的超額負擔隨之減少。基于這樣的前提下，帕累托有效稅收的結構是根據在給定技術的和其他方面進行約束時，在他人的近況變差下，沒有任何一個人的境況會發生好轉。具體的社會福利數據可能在帕累托有效稅收結構中選擇一個對社會能產生最大福利待遇的稅收結構。在政府知道每一個國民所有信息的前提下，就可以根據每個國民的不同特征進行收稅，因為一次性的總賦稅可以體現出帕累托的稅收效率。但是對于某些對信息約束其關鍵作用的方式，這樣的結構所產生的結果并不如拉姆齊所描述的那樣，比如閑暇和消費之間一旦分離就不會產生商品稅[6]。

稅收的激勵理論。稅收對勞動力供給、風險承擔、企業融資、個體儲蓄以及企業紅利發放等方面的影響是稅收的激勵理論主要研究的方向。其中分析個人所得稅對勞動者供給決策的影響以及對比累進稅對勞動力供給的激勵效應是國家稅收對勞動力供給的主要研究方向。而稅收對個人儲蓄的影響主要是依靠分析利息稅對個人儲蓄行為的影響，并使用代數的推算方式表達出利率的變動，進而判斷個人所得稅的實際收益下降會對個人儲蓄行為造成不良的影響。風險承擔在稅收過程中受到的影響則是通過分析稅率的波動對投資者造成影響來進行判斷的，其中如果稅率的變化與風險投資資產的數量呈同比變化時，就會增加風險的幾率。企業投資過程中如果受到稅收的影響，則集中表現在稅收抵免政策對企業投資的激勵所產生的效應上。

2.最優化的稅收理論

最優稅收理論的研究熱潮最初是由米爾里斯關于最優稅收的研究取得顯著成果所引發的，米爾里斯也憑借此項研究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在此之后就出現了大量有關于最有稅收理論的相關文獻。其中最著名的最優稅收理論是拉姆齊法則，它指出在政府無法不能征收歸總稅的前提下，可以針對不同需求的商品使用不同的稅收政策，以確保稅收效率利益損失的最小化。當然有關于最優稅收的理倫還有其他相關的法則出現，例如科利特-黑哥法則。其主張針對不同的商品進行不同程度的課稅收繳，以實現最優化的商品稅和所得稅之間的聯系。

公共選擇的理論發展。公共選擇理論是由布坎南與塔洛克發表的《同意的計算》一書所開創的，同時公共選擇理論也是財政學的基礎理論。其取得成就主要表現在對于投票規則的研究、對官僚制經濟學發展的分析、探討公共選擇理論在實踐中的應用以及關于討論尋租理論的發展等方面[7]。

政府預算的理論發展。在經濟學家芬勞和瓦爾達沃斯基的不斷努力下，公共預算理論構建在20世紀中期取得了迅猛的發展，使得漸進主義學派在國際社會中風靡一時，一度占據著公共預算理論中具有支配地位的主流理論。漸漸地各國的公共預算專家不再滿意于公共選擇理論和漸進主義對公共預算的解釋，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宏觀預算模型（政策過程模型）這條新的用于研究公共預算的路徑。

三、財政學面臨的未來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