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態貿易理論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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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11)03-0072-05

一、引言

很長一段時期，國際貿易理論對于技術和技術進步的處理遠落后于現實世界經濟的發展。隨著新一輪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推進，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和向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擴散在決定世界貿易模式的變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令人吃驚的是，很少有人把技術進步引入到國際貿易理論中去(克魯格曼，1990)。國際貿易理論對于技術因素的忽略或不恰當處理不僅導致正統理論對于貿易利益的解釋偏于狹隘，即使對于正統理論本身也產生了不少的爭議與誤讀。因此，系統梳理技術在國際貿易理論發展過程中角色演變的軌跡，是正確認識和把握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趨勢的重要前提。一定意義上講，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過程，恰恰是技術在國際貿易理論中內生化的過程。由此，筆者將系統分析技術在國際貿易理論發展中角色演變的過程，將貿易理論應用于現實經濟問題的解釋。

二、古典貿易理論中的技術

國際貿易理論作為經濟學最古老的研究領域之一，它從一開始就把貿易問題與增長問題研究相結合，從技術差異的角度回答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動因，分析了對外貿易的發展對一國財富創造的影響，這構成了古典貿易理論研究的基點，也代表著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起點。古典貿易理論對于貿易動因的分析可以用比較成本理論來概括，雖然眾多古典經濟學家對其完善與發展做出了貢獻，但是斯密和李嘉圖是該理論的主要構建者。

多數古典經濟學家都意識到對外貿易對國內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他們中的許多人還考察了技術變化對比較優勢模式、貿易條件、貿易量變動的影響，并論及貿易對增長的影響。Bloomfield(1978)認為Torrens等人較早就注意到技術在國際間傳播的事實，Mill甚至明確分析了技術變化的貿易條件效應，Longfield等人則指出了技術變化導致比較優勢變化的情況，甚至技術差距理論的所有要素在早期古典經濟學家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古典經濟學家討論了一般技術變化的不同側面，對于貿易與增長關系的論述零散地分布在他們著作的不同角落，雖然這些不同的觀點很少系統地發展起來并結合進古典貿易理論的主體，但是古典經濟學家對于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的興趣要比一般貿易理論家認為的要高得多。

古典經濟學家對于技術的理解與現代經濟學有著巨大的差異，技術的內涵相對較為狹窄，一般是與勞動者的具體的技能或者機器的性能相聯系，技術進步主要表現為通過勞動者技藝的改善或機器的改良促進勞動者生產率的提高。雖然多數古典經濟學家都注意并論及了技術在貿易發展中的作用，但是古典貿易理論在發展進程中對于技術進步的處理上卻出現了嚴重的分歧，這主要發生在李嘉圖和斯密之間。在斯密看來，勞動分工是技術進步的主要內容，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要動因在于勞動分工的發展(胡乃武等，1990)。分工可以促進生產率的提高和生產能力的增加，技術進步成為內生于勞動分工的副產品。狹隘的國內市場會限制分工的發展，阻礙財富生產的增加，對外貿易會通過擴大市場促進分工的發展，導致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增長，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又會對一國比較成本和貿易模式產生正向影響。因此在斯密的貿易理論模型中，技術進步內生于分工的發展，并且成為貿易影響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機制。李嘉圖在斯密絕對成本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解釋國際貿易動因的比較優勢成本理論，但卻未對斯密的分工理論給予重視，而把產生比較優勢的基礎歸于自然條件與外生的技術差異。雖然李嘉圖也注意到貿易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問題，并且多次提到技術進步對于一國貿易模式變動的影響，但是技術在李嘉圖模型中純粹被視作一個外生變量對待。雖然穆勒在對李嘉圖比較成本模型進行形式化表述的過程中，重新注意到對外貿易通過市場擴大效應對于深化分工進而對技術進步的影響，但是穆勒之后的貿易理論家越來越傾向于資源給定情況下的靜態效率配置的分析(Myint，1977)。在Taussig(1927)、Haberler(1936)對比較成本理論進行了標準的教科書式闡釋之后，技術因素徹底被當作比較優勢理論模型中的外生變量看待，雖然國際貿易靜態的資源配置效應的分析仍然能夠推出自由貿易政策的結論，但是比較成本理論南此受到缺少動態分析的批評。

古典貿易理論的發展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時期，但是對于技術本身仍缺少一個嚴格的界定，技術因素在經濟發展或者說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沒有獨立出來進行系統的分析，這使古典貿易理論家在貿易動因的分析中，缺乏對技術的系統論述，導致技術在比較成本理論的標準化表述中，蛻變為純粹的外生變量，但是古典經濟學家對于技術在貿易與經濟發展中作用的認識，是經濟學和貿易理論發展過程中不容忽視的事實。

三、技術在新古典貿易理論中的迷失

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并未嚴格遵循技術研究的路徑向前推進，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背景下，H-O貿易模型產生，由此開創了國際貿易理論的新古典發展階段。H-O模型對國際貿易動因的分析放棄了古典貿易理論中技術差異因素的考慮，而以國家間生產方式即技術相同為基礎，研究生產要素稟賦差異對一國生產和貿易模式的影響。新古典貿易理論學家把研究的焦點集中在國家要素稟賦構成與國際貿易模式的關系上，并關注自由貿易在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效應的功能。H-O模型的4個核心理論以一般均衡分析為基礎，它在把李嘉圖比較成本理論一般化的同時，從理論上論證了國家間以要素稟賦為基礎進行專業化分工和自由貿易，會使資源的配置實現單個國家和整個世界范圍的最優化，這為自由貿易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但是H-0模型對于國際貿易利益的分析僅限于貿易的靜態水平效應，而古典經濟學側重于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傳統在新古典理論中完全消失了，貿易可能提供的動態潛能被邊際主義所忽略，這在Samuelson(1939)、Kemp(1962)對貿易利益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所以連Kemp本人也認為他們的研究忽略了貿易對于技術知識狀態和積累速度的分析。在古典時期，貿易理論和增長理論是經濟學兩個不可分割的分支，但是在新古典時期，貿易和增長成為兩個彼此獨立的研究領域，新古典貿易

理論忽略貿易增長效應的研究，貿易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很長時期內退出了國際貿易理論家的視野，貿易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性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重新引起學者們的研究興趣。而Baldwin(1984)通過對一些實證研究的綜合分析發現，發達國家得自貿易自由化的靜態損益是相當小的，而貿易自由化產生的動態收益則相對要大得多，H-0模型對于貿易利益的分析僅限于國際貿易的靜態水平效應則明顯過于狹隘。

H-O模型集中考察要素差異作為比較優勢的來源，忽略了國家間技術差異可能產生的影響。如果考慮技術差異的影響，H-O模型中要素稟賦導致的比較優勢可能會發生逆轉，自由貿易所引起的要素價格均等化也會消失。新古典貿易理論對于貿易動因和貿易影響的研究沒有遵循古典貿易理論技術研究的思路向前推進，在邊際主義和一般均衡理論思想的影響下，它忽略技術在解釋貿易模式和貿易效應中的作用，以生產要素稟賦差異作為研究國際貿易的動因，貿易利益的研究徹底蛻變到資源配置水平效應的分析，貿易通過技術對于經濟增長影響的機制也由此中斷，經濟增長似乎成為資源最優配置后不言而喻的結果，但實質上這是把經濟增長問題排除在貿易理論研究的范疇之外。從一定意義上來說，H-O模型對于貿易模式的分析忽略技術因素的影響，導致技術因素在貿易理論研究中的迷失，這代表著從早期李嘉圖傳統的倒退(Jones，1970)。

四、技術在貿易理論發展中的回歸

要素稟賦理論在誕生后的30多年內主導了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成為解釋國際貿易模式的基礎性理論，但是不斷涌現的國際經濟新現象使貿易理論家逐漸意識到H-O模型的局限。20世紀中期新古典增長理論的誕生及對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的深入使貿易理論家無法對經濟增長的事實視而不見，經濟增長的貿易條件效應開始引起學者的興趣，技術重新回歸至貿易理論模型研究當中，外生的技術進步在決定和影響貿易模型及其變動中的作用受到重視。

二戰后，國際貿易中新產品種類不斷增加，發達國家之間制造業產品在國際貿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技術在工業化國家之間的傳遞異常迅速，并對國際貿易和投資產生了重要影響；以拉美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了實現民族經濟的獨立，擺脫舊的分工貿易體系的束縛，質疑自由貿易的利益分配模式，試行進口替代貿易發展戰略，這使貿易理論家必須正視貿易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貿易的經濟增長效應。以要素稟賦差異為基礎的H-O模型對此解釋乏力，因此，技術因素重新回歸至貿易理論家的研究視野，作為重要變量以加強對現實經濟問題的解釋。

20世紀中期經濟增長理論在經濟學中開始復興，這使貿易理論的發展更加關注經濟增長問題，貿易理論家對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日增。但是受當時貿易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中居于主導地位的要素稟賦理論和一般均衡理論的影響，Johnson(1955)、Bhagwati(1958)都只是單向地考察了經濟增長的貿易條件效應及對貿易國的福利影響，而沒有研究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以及貿易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新古典增長理論對于外生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貢獻的開創性研究雖然使貿易理論開始關注技術因素對貿易模式和效應變動的影響，但這也僅限于外生技術進步對貿易條件變動的考察，著眼于對貿易國外生經濟增長的比較靜態福利分析(John-son，1958)，卻不能對貿易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做出解釋，也無法直接用技術的變動對現實的國際貿易模式做出合理的說明。隨著國際市場上新產品種類的不斷增加，技術的革新變化顯然比技術差異更加重要，構成了除要素稟賦之外國際貿易的重要基礎，這誘使貿易理論家開始從單純的技術變化探究國際貿易的動因和貿易模式的變化，從而產生了產品的生命周期理論。

Posner(1961)和Vernon(1966)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從技術創新和技術國際傳播的角度解釋了新產品貿易的產生以及國際貿易模式的動態變動，并對要素稟賦相似發達國家間貿易作出了有力的理論說明。新產品在從開發到生產再到銷售的過程中，各環節投入的性質各不相同，其相對重要性隨時間的推移不斷變化，各個國家在特定投入環節上的相對優勢差異顯著，因此在產品發展的各個階段，各國的貿易模式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通過把技術創新、技術傳播引入到貿易理論研究的視域，實現了對國際貿易模式的動態分析，并為技術在貿易理論中的內生化發展奠定了基礎。雖然Pos-ner和Vernon充分意識到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內生性，卻把技術進步的原因歸于外生的國家間市場特征的差異，因而沒有把技術進步內生到貿易理論中來，但將技術引進貿易模型本身就是一個創新(克魯格曼，1990)。

技術進入貿易模型表明貿易理論的發展更加關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現實，雖然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的處理依然缺少有效的分析框架，而被視作一種外生現象，貿易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也還未得到充分研究，但對技術進步的關注至少標志著貿易理論的發展在朝著正確的方向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五、技術在新貿易理論中的內生化

技術和技術進步對于貿易模式和貿易利益的影響雖然自斯密以來就開始進入貿易理論家的視野，但卻遲遲沒有被結合到正統的貿易理論模型當中，主要由理論和技術兩方面的原因造成。從理論發展來看。以李嘉圖比較成本理論和要素稟賦理論為核心的傳統貿易理論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排除了技術進步分析的可能，因為完全競爭的企業同質分析，意味著單個企業的技術創新會在所有企業間迅速無成本擴散，成為所有企業共享的公共物品，而現實的企業創新要通過市場壟斷彌補前期技術開發的投資成本，這會產生動態規模經濟，導致不完全競爭，因此傳統貿易理論框架內技術變動與一般均衡的靜態配置效應分析無法兼容。從技術上看，在Dixit-Stiglitz(1977)壟斷競爭模型(以下用D-S模型)提出之前，貿易理論領域缺少一個處理遞增收益和產品差異的有效分析工具，雖然張伯倫依賴于語言文字說明和幾何推理的壟斷競爭模型提供了一些原則性框架，但未對技術在國際貿易理論中的引入產生實質性影響。因此，技術在貿易理論模型中內生化的突破性進展是建立在D-S模型和Krug-man等人(1980)新貿易理論基礎之上的。

20世紀70年代，Krugman等人新貿易理論的興起，開始突破傳統貿易理論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以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為基礎研究國際貿易的動因和影響，這為技術進步引起的報酬遞增提供了一個基本理論分析框架，內生技術進步成為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理，這使貿易理論與現實經濟分析的結合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國家間動態貿易模式及福利變動的分析有了牢固的理論基礎。Krugman等人的新貿易理論對貿易動因的分析是建立在靜態規模經濟之上的，沒有研究動態規模經濟

對貿易模式的影響，因此對貿易利益的分析也主要體現為靜態貿易利益，沒有考察國際貿易的動態經濟增長效應。Krugman(1979)較早意識到新貿易理論的這一不足，因此開始嘗試把技術引進到貿易理論模型中研究動態規模經濟的貿易效應，以此作為對新貿易理論的重要補充。

Krugman利用新貿易理論的技術，在產品周期理論和技術差距理論的基礎上，研究了技術創新對于國際貿易的動態影響以及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通過對這兩個模型的擴展，貿易理論首次以形式化的方式把技術引入到貿易模型當中，但是在這兩個擴展的模型中，技術創新和技術傳播都是外生的，這雖然可以考察技術創新和技術轉移的貿易效應，但是無法對它們產生的原因做出解釋。新增長理論對內生技術創新和國際貿易的關注對克魯格曼產生了重要啟示，使其認識到把內生技術創新引入到新貿易理論模型的重要性，從而促使其構建了一個把技術和貿易的分析與新貿易理論相聯系的簡單內生技術創新模型(克魯格曼，1990)。在這個模型中，企業為獲得壟斷利潤不斷進行技術創新，相似國家間即使不存在靜態規模經濟，技術創新所產生的動態遞增收益和技術外部性，也會使開放經濟獲得高于封閉情況下的經濟增長，這在貿易理論中首次把貿易通過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相聯系。

20世紀80年代后期內生增長理論研究的突破性進展極大地拓展了國際貿易研究的領域，推動了貿易理論的快速發展，內生增長理論與國際貿易理論在發展中的融合成為經濟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趨勢(Grossman et al，1991)，國際貿易理論研究開始超越靜態貿易利益的解釋范疇，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成為重要的研究內容。技術是貿易和增長相聯系的重要紐帶，是解釋動態貿易模式發展的理論切入點，技術進步內生化不僅成為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成為新貿易理論研究開放條件下增長問題的一個重要支點。開放條件下的內生創新理論在把貿易和經濟增長相聯系的過程中實現了對技術創新和技術擴散的內生化分析，逐漸發展成為新貿易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內生創新理論把技術創新(包括產品創新和過程創新)和技術擴散(模仿)視作理性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經濟活動的結果，技術發達國家以產品創新或過程創新為目的，投入一定的資源進行研究和開發，技術落后國家根據自身的優勢對先發國家的產品和技術進行模仿，兩種類型國家分別獲得在不同產品上的比較優勢，內生技術能力的差別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基礎，國家間貿易模式在技術創新和技術模仿的過程中將發生動態的變化。內生創新理論對國際貿易中技術創新和技術傳播的內生分析，為后發國家通過研發補貼等政策提升本國技術進步速度提供了很強的理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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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概念介紹

演化博弈論：是把博弈理論分析和動態演化過程分析結合起來的一種新理論。

演化穩定策略：演化穩定策略是演化博弈論的重要思想，即在重復博弈中，僅具備有限信息的個體出于其利益得失的考慮，不斷對其策略進行調整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復制動態：在演化博弈過程中，由學習速度很慢的成員組成的大群體隨機配對的反復博弈過程。

2.征收關稅的利益分析

根據自由貿易理論，國際間消除貿易壁壘，進行自由貿易無論是對單個國家還是對世界整體，都是有利的。

在自由貿易理論中，征收關稅會造成生產和消費的扭曲，自由貿易則會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

3.模型構建

3.1 國際貿易中征收關稅的演化博弈的動態復制系統

下面將用具體的演化博弈模型來分析兩國間進行貿易過程中的博弈行為。

考慮征收關稅的極端情況，即征收高額關稅，以至于產品在征稅前在兩國間進行自由貿易，產品供給需求狀況由消費者理論及生產者理論中的市場均衡決定；征收關稅后貿易額直接降為零的情況（便于我們的收益分析）。

假設征稅行為S；貿易兩國進行自由的國際貿易能夠獲得的額外利益為W；由于一國征收關稅的同時，另一國因為沒有同樣征收而受到的損失C（法律訴訟、征稅造成的利益降低）；只在國內進行貿易可獲得利益為E；一國征收關稅另一國不征稅，則征稅的國家得到的搭便車收益T。

收益矩陣如下：

3.2 兩國收益狀況分析

A選擇不征稅概率為x，征稅1-x，B選擇不征稅y，征稅1-y

則A不征稅時的期望收益是：U2=(1-y)(E-C)+y(E+W)

不征稅的期望收益：U1=(1-y)E+y(E+T)

總期望收益：U=xU1+(1-x)U2

B征稅的期望收益：R2=(1-x)(E-C)+x(E+W)

不征稅的期望收益：R1=(1-x)E+x(E+T)

總期望收益：R=yR1+(1-y)R2

博弈方策略類型比例動態變化有限理性博弈分析的核心，其關鍵是動態變化的速度

A的復制動態方程：其動態變化速度可用下列微分方程反映：

x(U1-U)=x(1-x)(U1-U2)=x(1-x)[y(W+C-T)-C]

B的復制動態方程：

y(R1-R)=y(1-y)[x(W+C-T)-C]

當A，B兩個復制動態方程等于零時，得到的五個平衡點：

(0,0)，(1,0)，(0,1)，(1,1)，(C/(W+C-T)，C/(W+C-T))

當0

3.3 關稅的演化穩定策略分析

利用該演化系統相應的雅克比矩陣，對平衡點的據不穩定性進行分析。假設均衡點E5存在，根據A，B的復制動態方程組，可以解得雅克比矩陣為：

根據雅克比矩陣在五個均衡點的行列式和跡的值的符號，可以判斷這五個平衡點的局部穩定性：

可以看到EE具有局部穩定性，是演化穩定策略，代表A、B兩國同時選擇征稅或者不征稅。下面的復制動態相位圖表示多次博弈后結果的方向，代表兩群體復制動態關系和穩定性。

從相位圖來看，E2E1E3O收斂于E1點，是雙方選擇征稅，E2E4E3O收斂于E4點，此時雙方選擇不征稅。這兩部分的和是1。由于演化過程是不斷變化博弈的過程，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因此，很多情況下，兩國可能采取不一致的做法。當E2E1E3O的面積越大，系統收斂于E1的概率越大，A，B兩國選擇征稅的概率也越大。

在這一演化過程中，雙方沿著什么樣的路徑是不確定的，復制動態演化博弈的結果常常取決于帶有很大偶然性的初始狀態。因此，設定的參數值不同，將導致不同的結果。

現在我們討論各個參數對演化博弈行為的影響：

（1）雙方參與國際貿易所得的額外利益W。

如果雙方都不征收關稅，進行自由的雙邊貿易，這樣的結果能帶來雙方受益的增加。如果自由貿易得到的額外利益增加，W增大，C/(W+C-T)減小，鞍點向E1點移動，E2E1E3O部分的面積變小，系統有更大的可能收斂于E4，選擇不征稅，即自由貿易的概率增大，最終趨于自由貿易的演化穩定策略。

（2）一國征收關稅后，另一國沒有征收而受到的損失C提高，則C/(W+C-T)增大，E2E1E3O部分的面積增大，則雙方選擇不征稅的概率減小，最終將趨于雙方都征收關稅。

（3）一國征收關稅另一國不征稅，則征稅的國家得到的收益T提高，則C/(W+C-T)增大，E2E1E3O部分面積增大，雙方選擇征稅的概率增大，自由貿易受到限制。

4.政策選擇

通過參數分析可得，自由貿易可能由以下因素造成，自由貿易也可以通過推行某些政策達到：

雙方進行自由貿易，若能通過發揮本國優勢得到足夠大的利益，則形成自由貿易并維持的可能性就會增大。因此，在國際貿易中，一國要充分發揮本國稟賦優勢，通過企業優勝劣汰，形成在具有相對優勢甚至絕對優勢，從而在既有貿易中獲得豐厚的貿易利益，促進自由貿易的發展。

參與國際貿易的兩個國家中，其中一個貿易保護征收關稅，同時另一國并沒有征收，則未征稅的國家不但得不到國際貿易的額外利益，還會遭到損失。一旦產生這樣的預期，該國同樣會征收關稅作為反應。最終兩國都會征收關稅，并且之前的被征稅國、受到的損失越大，自由貿易的可能性越小，世界范圍內資源未得到優化配置，造成福利損失。

若一方對另一方征收關稅后能夠得到豐厚的利益，則該國取消關稅進行自由貿易的可能性就會進一步降低，如果沒有突破性的合作計劃產生，在短期內就會維持這種貿易保護的政策選擇。

最后，當征稅國發現貿易保護得到的利益不斷減小，遠不如自由貿易得到的福利增加，同時單方面被征稅的國家受到的損失不算很大，或者兩國形成經濟共同體的戰略伙伴關系時，雙方將會積極取消關稅壁壘，在國家間進行自由貿易。

參考文獻

[1]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M].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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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優勢理論是18到19世紀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自由貿易理論學說，是解釋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主導理論,大體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兩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李嘉圖先后提出了絕對成本論與比較成本論，認為各國應當立足本國占有絕對或相對優勢的產品開展對外貿易，實現貿易互利。在此基礎上，20世紀30年代瑞典兩位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又提出了要素稟賦論，認為比較優勢產生的根源在于各個國家生產要素稟賦的不同，各國應當立足本國生產要素稟賦的優勢進行進出口商品生產。該理論探究了比較優勢的來源，觸及到國際貿易形成的根本原因，但其只進行了靜態分析，不能和經濟發展理論相銜接。二戰后西方經濟學家開始大量運用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概念來構建新的理論模型，使國際貿易理論取得重大進展，歷史上稱為新貿易理論。但其產生于市場經濟發達國家背景之下，未能從發展中國家的“視角”看問題，對一些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發展對外貿易的線索也沒有進一步研究。

因此，以往的比較優勢理論實質上是發達國家的理論武器，缺少動態的發展研究。按照這些理論，后進國家就沒有追趕和后來居上的可能，只能被動地服從于現有的世界分工格局。我們必須立足自我，將比較優勢理論進行動態拓展研究。

二、比較優勢理論的動態拓展研究

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是比較優勢的來源，將比較優勢理論進行動態拓展研究，首先要將比較優勢的來源進行全面分析。

比較優勢的來源可以分為外生和內生兩種。前者由外生于經濟系統的各因素決定，是天生生產條件差別產生的一種貿易利益，主要包括自然資源、勞動力等，是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重點所在。后者由經濟體系運作內部各因素起決定作用，是指如果每個國家選擇專業生產某種產品，可以內生創造出原來沒有的比較優勢，主要包括一國的資本、技術與信息、組織與制度等要素，是比較優勢理論的拓展部分。從比較優勢理論來看，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內占據主導地位的要素即為比較優勢的主要來源。隨著主導要素的動態變化，比較優勢也會發生動態演進，演進路徑一般為：“資源比較優勢勞動力比較優勢資本比較優勢技術、信息比較優勢組織、制度比較優勢”，即比較優勢理論動態拓展的基本模式，如上圖所示。

有一點需要作出說明。在上圖中列出較低級比較優勢時，沒有包括比這一階段主導要素更高級的生產要素，這并不是說更高級的要素不存在或未起作用。比如，資本主義大生產方式的確立，即勞動從農業轉向工業、在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和資本取代勞動成為主導性生產要素的過程中，技術變革和制度保障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這時，這些更高級要素所起的作用是一種不連續的、偶然的作用，而經濟的增長主要靠主導要素作用的發揮和低級要素的支撐。由此導致的經濟增長，使得更高級要素所起的作用日益重要，且逐漸具有連續性，為其成為主導性要素奠定了基礎。

三、比較優勢動態拓展理論在我國的應用

運用比較優勢動態拓展模式圖，現階段我國的比較優勢應定位于下面三個層面：

1.以技術進步保持勞動力比較優勢

我國與世界上多數國家相比，仍表現為資金、技術相對稀缺，勞動力相對充裕，繼續發揮原有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可以為新興的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業積累資金、技術。但繼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必須著力于多層次化、精細化產品的開發，提高質量和技術水平。目前通過加工貿易方式來實現勞動力價格優勢與外來資本、技術結合是一條有效途徑。

2.以技術創新提升比較優勢

從經濟發展趨勢來看，我國勞動力比較優勢將逐步減弱，對外貿易發展戰略的選擇須著眼于技術創新帶來的動態比較利益，即進入“五要素”階段。目前我國工業制成品、高新產品的技術多是引進或模仿得來，形成了對跨國公司的技術依賴，因此必須進行技術創新，充分發揮供求、價格、競爭機制的動力作用。國家應重視對技術創新的引導與投入，加快人力資本積累，強化技術創新動力。

3.以制度創新培育比較優勢

按照拓展模式圖中的“七要素”階段，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還與該國所采取的經濟制度與政策有關。制度創新不僅能更好地利用已有的比較優勢，而且能啟動潛在的比較優勢。政府應本著公開、公平、競爭、效益的原則盡快建立起市場化、法律化的外經貿管理體制；通過產業政策引導外來資金、技術，扶持部分關鍵性的高技術產業和幼稚產業，最終形成新的比較優勢。

總之，根據比較優勢動態拓展的理論模式，在堅持現有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通過技術創新提升比較優勢結構，通過制度創新發展具有潛力的關鍵性產業，我國才能逐步從低階比較優勢上升到高階比較優勢，實現國家經濟長期發展。這正是將比較優勢理論在我國進行動態拓展研究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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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古典自由貿易理論分析絕對優勢貿易理論與比較優勢貿易理論的方法有：表上作業法、公式法、局部均衡分析法、一般均衡分析法。但表上作業法的國際交換價格需要依據兩國的兩種產品的總產出之比得出，公式法中只能說明貿易模式但不能說明貿易得利，局部均衡分析法的貿易參與方各自的供需方程難以得到。古典自由貿易理論有絕對優勢與比較優勢理論，由于當時經濟學分析方法的發展才起步，所以當時亞當·斯密與大衛·李嘉圖運用表上作業法分析絕對優勢與比較優勢，但表上作業法中的假定過于簡單，之后的經濟學發展表明在不同效用函數水平下世界交換價格是不同的。直到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及哈伯勒提出的機會成本理論被引入之后才使古典貿易理論分析方法進行了創新，分析中必做滿足三個條件：一是生產者角度獲取最大利潤或最小成本，也就是邊際轉換率要等于相對價格。二是消費者角度獲取最大效用，也就是邊際替代率要等于相對價格。三是封閉時市場出清，自由貿易時則貿易平衡。

國際貿易或國際經濟學教材中對古典貿易理論分析一般基于局部均衡分析與一般均衡分析，在局部均衡分析中要知道世界價格與國內供給與需求方程后再分析消費者剩余與生產者剩余，從而說明自由貿易對貿易參與方是雙贏的，從而增加貿易雙方國家的整體福利水平。但世界價格是貿易雙方的貿易方程最終均衡形成的，所以在局部均衡分析中先假定世界價格是有些勉強的。如果知道兩國的勞動力、勞動生產率與效用函數情況進行一般均衡分析更加能夠準確地說明古典自由貿易理論。

二、實例分析絕對優勢理論的一般均衡分析

假定現有英美兩國各有20單位的勞動，英國在布與小麥生產的勞動生產率分別20與8，美國在布與小麥生產的勞動生產率分別是10與12，如果兩國的福利函數都為U=XY。（設布為X產品，小麥為Y產品）。

一是求各國的生產可能性（PPF）方程并圖示之：

二是求封閉狀態下均衡時各國的生產與消費量及福利水平。

三是如果兩國實行自由貿易且均衡，各國的貿易模式是什么？各國的進、出口貿易規模分別是多少？此時各國的福利水平是多少？

四是在同一圖上對上述兩問進行分析。

分析：從絕對勞動勞動生產率可以看出，在自由貿易時，英國在布的生產上具有絕對優勢，美國在小麥的生產上具有絕對優勢。

第一，英國的PPF為X/20+Y/8=20即：Y=-0.4X+160 ①

美國的PPF為X/10+Y/12=20即：Y=-1.2X+240 ②

第二，因為U=XY，MUx=Y，MUy=X，為保證最大收益，MUx/MUy=Y/X=Px/Py

封閉時：為求最大福利，一定有英國：由MUx/MUy=Y/X=Px/Py，Y/X=0.4，Y=0.4X，代入到（1）式有X=200，Y=80；美國：由MUx/MUy=Y/X=Px/Py，Y/X=1.2，Y=1.2X，代入到②式有X=100，Y=120

封閉時市場出清。英國的生產點與消費點重合，都是200的布與80的小麥。同理，美國的生產點與消費點重合，都是100的布與120的小麥。此時的福利水平：英國的U=200*80=16000，美國的U=100*120=12000

由方程①與②有英國布的相對價格是0.4，美國的布的相對價格是1.2，所以在自由貿易時，英國應該完全專業化生產并出口布，進口小麥；美國應該完全專業化生產并出口小麥，進口布。由①式此時布的總產出為400，由②式小麥的總產出為240，所以布的國際相對價格為Px/Py=240/400=0.6。而且此時的消費可能性（CPC）方程為

Y=-0.6X+240 ③

兩國的MUx/MUy=Y/X=Px/Py=0.6，有Y=0.6X，代入③式中有X=200，Y=120

此時英國出口的布為400-200=200，進口小麥為120-0=120；美國出口的小麥為240-120=120，進口的布為120-0=120。此時的福利都為U=120*200=24000

圖示分析如圖1所示：

三、實例分析比較優勢理論的一般均衡分析

假定現有中美兩國各有60與20單位的勞動，中國在布與小麥生產的勞動生產率分別是5與3，美國在布與小麥生產的勞動生產率分別10與12，如果兩國的福利函數都為U=XY。（設布為X產品，小麥為Y產品）

一是求各國的生產可能性方程（PPF）并圖示之。

二是求封閉狀態下均衡時各國的生產與消費量及福利水平。

三是如果兩國實行自由貿易且均衡，各國的貿易模式是什么？各國的進、出口貿易規模分別是多少？此時各國的福利水平是多少？

四是在同一圖上對上述兩問進行分析。

分析：從絕對勞動勞動生產率可以看出，美國在布與小麥的生產上都具有絕對優勢，中國在布與小麥的生產上具有絕對劣勢，但是可以看出在布的生產上美國的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2倍，在小麥的生產上美國的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4倍，所以兩國自由貿易時，美國在小麥的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中國在布的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

第一，中國的PPF為X/5+Y/3=60即：Y=-0.6X+180 ④

美國的PPF為X/10+Y/12=20即：Y=-1.2X+240 ⑤

第二，因為U=XY，MUx=Y，MUy=X，為保證最大收益，MUx/MUy=Y/X=Px/Py

封閉時：為求最大福利，一定有中國：由MUx/MUy=Y/X=Px/Py，Y/X=0.6，Y=0.6X，代入到④式有X=150，Y=90；美國：由MUx/MUy=Y/X=Px/Py，Y/X=1.2，Y=1.2X，代入到⑤式有X=100，Y=120

封閉時市場出清。中國的生產點與消費點重合，都是150的布與80的小麥。同理，美國的生產點與消費點重合，都是100的布與120的小麥。

此時的福利水平：中國的U=150*90=13500，美國的U=100*120=12000

第三，由方程④與⑤有中國的英國布的相對價格是0.6，美國的布的相對價格是1.2，所以自由貿易時，中國應該完全專業化生產并出口布，進口小麥；美國應該完全專業化生產并出口小麥，進口布。

由④式此時布的總產出為300，由⑤式小麥的總產出為240，所以布的國際相對價格為Px/Py=240/300=0.8。而且此時的消費可能性方程為

Y=-0.8X+240 ⑥

兩國的MUx/MUy=Y/X=Px/Py=0.8，有Y=0.8X，代入⑥式中有X=150，Y=120

此時中國出口的布為300-150=150，進口小麥為120-0=120；美國出口的小麥為240-120=120，進口的布為150-0=150。

此時的福利都為U=120*150=18000

圖示分析如圖2所示：

四、對比較優勢的理論的進一步分析

通過這兩個實例分析古典自由貿易理論中的絕對優勢與比較優勢貿易理論，當然比較優勢貿易理論的影響更大，但同時要說明的是國內對比較優勢貿易理論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對比較優勢的陷阱的解讀遠不如比較優勢理論。在大衛·李嘉圖模型中，貿易開放會導致生產完全專業化于比較優勢產業，而比較劣勢產業會被淘汰。這個結論源于大衛·李嘉圖模型的單一生產要素假定，不具有普遍性，而且大衛·李嘉圖模型是靜態比較優勢，而不是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大衛·李嘉圖模型的單一生產要素假定使得這個模型不能用來分析貿易開放的收入分配效應以及由此引出的貿易政策問題。為了分析動態比較優勢，美國學者VERON將產品周期理論運用于國際貿易的動態比較優勢分析，美國學者POETER基于競爭優勢理論提出了鉆石模型，這兩個分析動態比較優勢的理論都認為應該從國家層面培育創新能力，實行技術創新。另外從注重需求上構筑國際銷售渠道建設，這樣才能使我國從貿易大國變為貿易強國，提升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從而達到緩解國際貿易糾紛與摩擦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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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9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35-0001-02

一、比較成本學說的演變及分析

（一）李嘉圖的古典貿易理論及局限性

雖然比較成本說是由托倫斯最早提出的，但李嘉圖最先注意到比較成本的重大意義并對之加以論證。李嘉圖認為，當兩個國家、兩種商品的生產成本存在比較差異時，只要兩國分工生產各自具有相對優勢的商品，那么，兩種商品的產量都將會增加，各國都能通過交換得到比較利益。當我們將上述結論進一步推廣到三個國家、三種商品的生產和交換活動進行驗證，發現它仍然適用，這就證明比較成本說的基本原理是科學的。

李嘉圖對國際貿易學說的巨大貢獻是重視比較成本差異并以此創立比較成本學說。這一學說糾正了以往學者認為自由貿易的利益只存在于一切商品成本均低的國家的偏見，這為解釋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產生原因和利益分配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因此，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在理論分析中，由于李嘉圖采用了與斯密的絕對成本說相似的勞動單因素模型，假設資本和勞動在國際間不能自由流動的前提下，以活勞動耗費多少來區別成本差異以及所用的隱含假定背離現實，使得李嘉圖的理論在解釋現實中的國際貿易時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隨著科技進步對當代國際經濟的影響日益增大，這種局限性也日漸突出起來。

（二）走向成熟的赫克謝爾-俄林-薩謬爾森模式

1933年，瑞典經濟學家俄林出版了《地區間貿易和國際貿易》一書，它以生產要素自然稟賦為理論基礎，探討了國際貿易產生的更深一層原因，論證了國際分工的好處和自由貿易的必要性。俄林的生產要素自然稟賦論，事實上是師承赫克謝爾，故又被稱為“赫克謝爾-俄林定理”。薩謬爾森和斯托爾拍發表了《實際工資和保護主義》一文，用數學方法論證了由俄林提出的自由貿易引起的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為此，國際貿易界有時又將俄林的生產要素自然稟賦論稱之為“赫克謝爾-俄林-薩謬爾森模式”。可將俄林的生產要素自然稟賦論描述為：生產不同商品需要不同的生產要素比例，而不同國家擁有的生產要素相對來說是不同的，各國在生產那些能較密集利用其較充裕生產要素的商品時，必然會有比較利益產生。故每個國家最終會出口能利用其充裕生產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換取那些需要較密集使用生產要素的商品。

（三）“里昂惕夫之謎”對傳統貿易理論的挑戰

從李嘉圖的古典貿易理論到俄林的新古典貿易理論，分析方法的基礎皆為成本比較，對成本差異的分析則從單一要素擴展到多個要素，同時對貿易原因和貿易格局的解釋也逐步深入。但隨著國際貿易領域的擴大和對貿易理論研究的深入，特別是面對日益變化的國際貿易現實情況時，人們愈發感到傳統貿易理論的重大缺陷，主要表現在：第一，某些理論假定與國際貿易實際不符，諸如生產要素在區域內充分流動，而在區域間或國家間不能流動；國際商品貿易自由化，不存在運輸成本、關稅及其他貿易障礙等。上述種種理論假定，顯然與國際貿易現實相去甚遠，而在這些假定條件下推導出的理論必然難以解釋國際貿易中不斷出現的新變化，特別是對戰后大量出現的跨國公司貿易現象更是解釋乏力。第二，分析方法基本為靜態分析，表現為假定各國資源稟賦不變；假定生產技術不變，如古典模式中以各國勞動生產率不變為隱含前提，在要素稟賦論中則認為商品生產的要素配置比例不變。

（四）開辟了新領域的戰后國際貿易理論群

對“里昂惕夫之謎”的爭論和研究，導致了戰后國際貿易新理論群的萌發。戰后國際貿易新理論群的顯著特點是：注重技術這一生產要素在決定比較成本上的重要性，揭示出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對自然稟賦限制的突破，將使國際貿易格局受自然稟賦的約束日益減少。同時，又強調各國貿易比較利益具有可變性。

西方國際經濟學家將戰后貿易理論的新發展歸納為兩個相互平行又相互補充的理論支流：一是新要素貿易理論，二是新技術貿易理論。新要素貿易理論認為，在考慮國際貿易商品的比較優勢時，剔除傳統貿易理論中提出的資本、勞動和自然資源要素之外，還有其他要素發揮著重要作用。研究戰后貿易理論中新要素的分析，主要是提出了“人力資本”、“研究與開發”、規模經濟及管理等新的要素對貿易比較成本的影響，并構成了相對獨立的理論分支。新技術貿易理論則以特質商品（指吸收了技術革新成果的新產品及容易產生差別的商品）為對象，研究這些特質商品貿易優勢在國家之間的動態轉移，考察壟斷性競爭（如技術壟斷）等因素對國家貿易的影響，從而產生了“技術差距論” 和原料產品貿易周期說，等等。

此外，戰后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一個最為重要的特點就是比較利益研究的動態化。戰后的國際貿易新理論則以生產技術的變動為出發點，注重研究與經濟發展相伴隨的比較利益結構的動態變化，并注意研究策略和貿易政策、經濟發展戰略對建立動態比較利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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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背景和意義

19世紀初，李嘉圖在斯密的絕對優勢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比較優勢論，成為自由貿易理論的基石。100多年來，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基本上沒有跳出比較優勢的范疇。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由哈佛大學邁克爾·波特教授提出的競爭優勢論異軍突起，尤其是1990年《國家競爭優勢》一書的出版，引發了理論界就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關系的熱烈討論。

波特對競爭優勢的研究經歷了從企業和產業層次向國家層次、從參與國內競爭向參與國際競爭演進的過程。他早期的研究，如1980年的《競爭戰略》和1985年的《競爭優勢》在分析產業結構的基礎上，提出了競爭優勢的概念。到了1986年的《全球產業競爭》，波特開始將其理論架構延伸到國際競爭的背景當中。而成為里根政府產業競爭力委員會成員的經歷，使波特意識到國家環境對于企業競爭的成功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因此他開始探尋一個國家創造并保持其產業競爭優勢的因素，終于在1990年出版了《國家競爭優勢》。可見，產業競爭力始終是波特研究的核心。當研究重心提升到國家層面和國際競爭后，波特將衡量一國某產業是否具有競爭優勢的最佳指標確定為該產業是否具有向眾多國家持續、大量出口的能力。這樣，在客觀上，競爭優勢理論對傳統的由比較優勢引發國際貿易的理念提出了挑戰：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究竟哪個是國際貿易的真正動因？因此，有必要從理論上梳理代表國際貿易理論主流的比較優勢論與新興的競爭優勢論之間的關系，這對于明確國際貿易理論未來的發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國內對此問題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由于《國家競爭優勢》剛剛問世，國內對此理論還缺乏系統的了解，因此，這一時期的相關文獻中的某些認識違背了波特競爭優勢論的本意，從而不能就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對比作出正確的評判（注：如熊賢良雖然開創性地指出了競爭優勢與比較優勢的一致性，但同時強調一國貨幣匯率的低估會導致競爭優勢與比較優勢的分離，使該國在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也能具有競爭優勢。而波特認為低估本幣雖會帶來一時的出口增長，但這不具有可持續性，并將損害該國長久的競爭優勢，因而并不認同這種由匯率因素引致的優勢（參見波特著《國家競爭優勢》，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頁）。）。第二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國內對波特的競爭優勢論已經有了全面的了解，但在就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對比中，都把比較優勢的概念僅僅停留在20世紀30年代的資源稟賦論的層面上（注：波特本人在其著作中談到比較優勢時，將這一概念限定在資源稟賦論的層面，并認為在現代經濟中比較優勢概念應該讓位于競爭優勢概念（參見波特著《國家競爭優勢》，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再版序第1頁，正文第11、14頁），國內學者的上述觀點可能是受此影響。），由此，符正平（注：符正平雖然注意到了當代就比較優勢內生性和動態性的研究成果，但在與競爭優勢的對比時，仍主要將比較優勢的概念停留在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時代，強調比較優勢采用的是“靜態均衡分析方法”，沒有將當代比較優勢論的研究成果充分納入其對比分析中。）認為競爭優勢概念與比較優勢概念是互補的，且在當代，競爭優勢更為重要；洪銀興、謝娟認為必須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競爭力；盛曉白甚至認為競爭優勢的概念全面超越了比較優勢的概念，將會取代比較優勢，成為未來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

俄林在1933年創立的資源稟賦論雖被譽為是比較優勢論的集大成之作，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經過這半個世紀的發展，比較優勢論已經不再局限于資源稟賦的理念了。隨著里昂惕夫之謎的提出，二戰后，國際貿易理論經歷了20年的大發展時期，再經過20世紀70～80年代的整合歸納，形成了被稱為國際貿易新理論的一系列貿易理論，使比較優勢論得到了極大的完善和發展。所以，理應將20世紀80年代初的、經過發展了的比較優勢論與這一時期誕生的競爭優勢論進行比較，才能準確地把握兩者的聯系和區別。

由于對國際貿易成因的闡釋是國際貿易理論面臨的最基本的問題之一，也是學術界就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關系論爭的一大焦點，因此本文將就比較優勢論和競爭優勢論對這一問題的解釋進行比較。又由于比較優勢論基本代表了至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貿易理論的核心和主流，因此這一比較也將揭示競爭優勢論在國際貿易成因探索歷程中的貢獻及其地位。

二、比較優勢論對國際貿易成因的探索

（一）比較優勢論對國際貿易成因的探索歷程

1776年亞當·斯密提出絕對優勢論，認為生產成本的絕對差異是產生國際貿易的原因。1817年大衛·李嘉圖發展了絕對優勢論，提出比較優勢論，認為只要兩國在生產成本上存在相對差異，即生產兩種商品的成本比例存在不同，就能產生互利貿易。由于斯密和李嘉圖所使用的成本概念是指勞動成本，即生產單位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在將其轉化為商品的貨幣成本后，便會發現不論是絕對優勢還是比較優勢都意味著具有貨幣成本絕對低廉的優勢。正如李嘉圖本人在闡述了比較成本模型后，緊接著指出：“因此，毛呢在葡萄牙所能換得的黃金如果不比輸出國所費的黃金多，就不可能輸入葡萄牙；葡萄酒在英國所能換得的黃金如果不比葡萄牙所費的黃金多，便也不可能輸入英國”。又由于斯密和李嘉圖使用的都是完全競爭模型，因此生產的貨幣成本等于銷售價格。所以，對李嘉圖的以上表述可以歸納為，只有當一國生產某商品的貨幣成本（同時也是其國內銷售價格）絕對地低于另一國家國內同一商品的銷售價格（同時也是其國內生產成本）時，國際貿易才會產生。俄林將此概括為：“貿易的立即原因，永遠是按貨幣表示的商品能從區外比在區內生產更便宜地買進”。

1933年，俄林在繼承赫克歇爾的思想的基礎上，系統地闡述了資源稟賦論，指出各國在土地、勞動力，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的稟賦方面存在的差異，是最終導致各國具有不同的比較優勢的根源。這樣就將國際貿易的成因進一步建立在了外生性生產要素的稟賦差異的客觀基礎之上。20世紀50年代以來產生的國際貿易新理論在比較優勢的范疇內進一步補充和發展了對國際貿易成因的解釋。被統稱為新要素理論的諸多理論分別引入了技術要素、人力技能要素、研究與開發要素、信息要素、規模經濟和管理要素等等內生性的生產要素，豐富了對比較優勢來源的解釋。格雷和蘭卡斯特在產業內貿易理論中引入了商品異質性的概念。異質性為每種商品提供了有別于其他同類商品的特質，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對于同類商品的非價格形式的壟斷優勢。商品的異質性成為了繼商品價格的國際絕對差異之外的另一種引發國際貿易的直接原因。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論擺脫了以往從供給角度闡釋國際貿易成因的束縛，開辟了從需求角度進行研究的新視角。國際貿易動態理論則認為，比較優勢是一個動態變化的因素。由筱原三代平提出的“動態比較成本說”指出，一國可以通過政府政策干預，開發要素資源，形成比較優勢。

強調內生性生產要素的作用、引入商品異質性的概念、關注需求因素、提出比較優勢動態化的觀念，國際貿易新理論極大地補充和完善了比較優勢論對國際貿易成因的解釋，使當代的比較優勢理論遠遠超越了20世紀30年代資源稟賦論的理念。

（二）比較優勢范疇內的眾多理論尚待整合

為了便于和競爭優勢論的比較，筆者將比較優勢論解釋國際貿易成因的邏輯結構大致歸納如圖1所示。該圖僅僅是將比較優勢范疇內的眾多理論簡單拼接而成的，事實上還不存在一個能夠涵蓋整個邏輯結構、完整地描述國際貿易成因的理論。

比較優勢范疇內的每種理論都對國際貿易的成因提供了一種獨到的看法。雖然各理論之間有著一定的互補性，但總體而言，匯聚于比較優勢范疇內的理論為數眾多，略顯紛繁、雜亂，具體表現為從形式上看，各理論之間缺乏有機的聯系。比如，作為比較優勢來源的各種因素之間會發生怎樣的相互影響？對于這類涉及數個理論間相互關系的問題，我們尚無法直接找到答案。此外，比較優勢理論體系內對同一主題的論述又往往散見于諸多理論之中。比如，就生產要素在比較優勢形成中的作用這個主題，資源稟賦論和統稱為新要素理論的許多理論各就某一特定種類的要素的作用作了靜態的闡述，產品生命周期論就產品生命周期中由于產品要素密集性的變化而引發的比較優勢的轉移作了論述，“動態比較成本說”提出了要素的動態開發可以扭轉比較成本的劣勢、創造比較優勢的觀點。因此，有必要對上述理論進行歸納，形成統一的要素理論。 轉貼于

三、競爭優勢論對比較優勢論的整合與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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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經濟學認為，商品生產不僅取決于各種傳統的生產要素（即勞動、資本、土地和企業家經營管理能力）的數量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取決于組合上述各種生產要素的技術。因為技術不僅可以節約稀缺的經濟資源，同時在給定的要素規模條件下可以實現更大的產出和生產更多樣化的產品。事實上，以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早已肯定了技術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影響，只不過當時強調的是“技術”的績效——勞動生產率而已。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已經突破了以俄克歇爾-奧林-薩繆爾森（H-O-S）為代表的新古典要素稟賦模型，其中尤以“新要素稟賦理論”、“貿易技術論”、“市場結構論”和“動態比較優勢論”等為代表。

“新要素稟賦理論”與H-O-S模型的區別在于：其一，從“勞動”這一傳統生產要素中分離出熟練勞動（即人力資本）和非熟練勞動。其二，將知識也視為一國的稟賦之一。通過研究和開發（R＆D）產生的知識，既可以體現在勞動力上，也可以體現在資本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其隱含了一國在動態意義上可以創造比較優勢的可能性。其三，將“技術”變量引入要素稟賦模型，如同傳統的勞動和資本一樣，強調創新對貿易模式的影響。技術變量主要借助研究人員的數量和質量、R＆D支出水平和具體的創新數據來表示。“新要素稟賦理論”雖然通過增加人力資本和R＆D支出等新要素比較成功地解釋了國際貿易的模式，但是沒有觸及要素稟賦理論的核心問題：首先，理論中沒有徹底解決“技術”的待遇問題。因為“新要素稟賦理論”雖然將“技術”視為要素之一，但是既沒有探討高低技術能力共存以及相應地對相對生產力和相對增長模式所造成的影響，同時也忽略了“技術”的動態特征。其次，“新要素稟賦理論”將生產要素看作是貿易流向的內生決定因素。事實上，資本、人力資本和知識等幾乎所有的要素都是在不斷變更著的，因此不能以靜態的眼光將要素看作是一國固定的“稟賦”。

“貿易技術論”將技術差異視作貿易的主要決定因素。在波斯納的“貿易技術差距模型”中，一國由于發現了某種新產品和新工序而獲得了暫時的比較優勢，直到其競爭對手具有了相應的創新模仿能力，創新國才會喪失這種比較優勢。但是，由于創新國在技術上的領先地位，可以不斷地通過新的創新取代被競爭對手模仿的舊創新，進而在各階段始終保持比較優勢。在海什和弗農的“產品周期理論”中，假定一國在創新生產上具有優勢，在商品生產的初期，生產需要較高的技術水平、商品價格較高、產量較低，加上接近市場有助于接受消費者的信息反饋和進行相關的服務，生產在創新國進行；隨著商品的成熟和標準化，價格下降、生產時間變長，商品生產可以轉移到其他具有成本優勢的國家；創新國繼而可以生產另一種新產品。可見，無論是“貿易技術差距模型”、還是“產品周期理論”都認為創新國會出口新產品；都強調在引進一種新技術對產品生產定位影響中的時間的重要性；都認為新產品的生產和R＆D密集型產品的生產應該位于技術能力發達的國家。但是，“貿易技術差距模型”和“產品周期理論”忽略了以下兩個事實：其一是時間，時間會使產品趨于標準化，增加成本的重要性；其二是技術擴散，技術擴散會提高外國生產新產品和模仿現有產品的能力。

“市場結構論”又被稱之為“新貿易理論”，主要用以解釋產業內貿易現象。該理論不僅增加了對國際經濟的需求方面的考慮，同時將有關的理論研究置于不完全競爭框架之下，強調了壟斷力量、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性對貿易模式的影響、“市場結構論”對“技術”的處理有兩種方式：其一，將“技術”視作產品差異性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二，在布蘭德和斯班瑟的模型中，“技術”是一國攫取壟斷租金的一種策略性資源。

“動態比較優勢論”強調技術創新和技術積累（即知識）對比較優勢的影響。在格羅斯曼和海爾普曼的模型中，將比較優勢定義為R＆D與制造相對效率的跨國差異。該模型的主要觀點是：通過研究經驗的積累促進R＆D生產率的提高，從而獲得比較優勢，并借助規模收益遞增而提高一國的增長率。克魯格曼模型的結論也很相似：由于“邊干邊學”會增加知識的積累，因此比較優勢是建立在學習的差異的基礎之上的。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可以區分為三個主要的方面：其一是新古典論，將比較優勢置于一般均衡框架之中，對現有的貿易模式進行了要素稟賦上的解釋：“新要素稟賦論”拓寬了生產要素的范疇，最終考慮了內生技術的動態意義。其二，從產業經濟學中引申出來的國際貿易理論的“市場結構論”，將諸如壟斷力量和規模經濟等不完全競爭特征引入國際經濟學，而“市場結構論”和H-O-S模型從某種意義上看也不是必然矛盾的。其三，是那些既不能歸入新古典理論、也沒有被主流貿易理論吸收的學說。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新技術理論”認為“在出口績效與R＆D之間總是存在著一定的聯系”，雖然“新技術理論”將“技術”置于核心位置，但是仍然難以將“技術”融入新古典模型之中；同時也忽略了作為“技術”核心特征的那些來自于壟斷力量和技術變化等的動態意義，堅持一國經濟的專業化模式仍然呈中性增長。為了解決上述這些問題，熊比特關于創新的觀點被結合到新貿易技術論之中：一方面，技術差距學說與技術進化論相結合，說明了技術差距對增長和專業化模式的動態含義；另一方面，技術的廠商特有性質和壟斷力量與成功的創新相結合，用來解釋外國直接投資中的廠商維持技術優勢的目的。

二、國際貿易對技術創新的一般影響

如上所述，當代的貿易理論認為，在從靜態意義上，技術創新是比較優勢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動態意義上，技術創新是維系動態比較優勢的關鍵。無論是對初始的貿易出口國、還是對初始的貿易進口國而言，都存在著這樣的事實：一方面，為了獲得或維系比較優勢，國際貿易成為國內技術創新的根本動力；另一方面，伴隨國際貿易的技術溢出、轉移或擴散，既能刺激初始創新國的再創新意識，也能削弱其比較優勢。

國際經濟學的有關理論表明，技術創新是國際貿易的主要基礎之一。因此，貿易出口國往往是某種技術領先的國家。國際貿易對于出口國，或現實世界中的技術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而言具有以下幾方面的影響：其一，在靜態意義上，只有技術創新，才可能有新產品和新工藝，才能具備出口的潛力；因此，一國只有進行充分有效的技術創新，才能保持相應的比較優勢，進而將這種創新優勢體現在相應產品的凈出口增長上。其二，如果信息對稱的話，國際貿易會借助進口國的市場反饋促進商品輸出國的技術改進，或帶來新一輪的技術創新活動。其三，在動態意義上，伴隨國際貿易的展開，商品輸出國的創新優勢會隨著各種技術擴散的發生逐漸消失。其效果無非是，要么放任自由，在特定技術創新逐漸消失的過程中喪失相應商品的凈出口地位；要么改進技術或從事新的技術創新活動，而后者往往會達到刺激初始出口國的技術創新能力的效果。其四，出口國通過初始出口所獲得的貿易利得也有助于增強其開展創新活動的能力，因此，初始技術領先國在某種意義上講，擁有一種“先發優勢”。這種優勢如果不被外界經濟事件打斷的話，對本國的技術創新而言，不僅能持續下去，有時極有可能出現加速發展的趨勢。其五，國際技術貿易雖然意味著技術創新的擴散，但是對于技術輸出國而言，其輸出的技術往往是次重要、次核心、次關鍵和次新的技術，其在本國的收益率已經明顯處于下降通道之中，因此適時地將其出售并獲得較好回報，對于新一輪的技術創新而言是一件好事。

倘若就技術落后國家而言，國際貿易對技術創新的影響主要依賴于以下幾個渠道：其一，國際商品貿易將新產品輸入發展中國家的同時，給輸入國帶來了模仿生產的動機，而模仿生產的本質就是一種學習新技術、新工藝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技術溢出開始發生，輸入國的技術創新水平有所增強。其二，由于輸入商品的競爭力會影響到當地廠商的市場份額，國際貿易也會間接地刺激當地廠商的技術創新活動，以期達到抗衡的目的。其三，如果輸入商品本身擁有相當的技術含量或技術訣竅，往往伴隨國際貿易的是各種形式的技術指導，由此技術創新會在不同程度上擴散到輸入國。其四，在國際貿易的準備階段，為了便于進口方了解產品的性能，減少信息不對稱對商品認知的差異，輸出方會在一定限度內展示其產品的特性，由此導致技術創新的部分流失，一旦貿易談判破滅，這種擴散往往不能得到相應的補償。其五，國際技術貿易是技術創新擴散最為直接的方式，它不僅會對技術引進國的技術存量具有積極有效的影響，同時由于引進國的市場需求狀況、人力資本、生產設備等等諸方面與輸出國存在著的較大差距，因此會刺激引進國的“二次創新”或適應性創新。總之，通過以上種種方式，最終會增強輸入國的整體技術創新能力。進一步而言，通過上述渠道積累的某種技術一旦達到一定的水平，原輸入國不僅能減少對由該技術生產的產品的進口依賴，而目。極有可能成為國際市場上相應的商品凈供給者。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貿易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不僅在靜態意義上提高了本國的技術存量水平，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并改善了本國的技術能力，更為重要的是在動態意義上通過各種渠道和機制促使本國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創新機制的形成，為趕超發達國家提供了某種可能性。

三、國際技術貿易對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影響及機制

國際技術貿易既是國際貿易的一個重要組成，也是國際技術轉讓的主要形式之一。國際技術貿易的主要方式包括：許可證貿易、咨詢服務和技術服務、合作生產。二次世界大戰后，特別是近二十年來，國際技術貿易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呈現出許多新的發展趨勢：其一，國際技術貿易日趨活躍，規模不斷擴大。科技進步以及技術信息的傳播加快，促進了國際技術貿易的發展。其二，技術轉讓“軟化”。純知識或信息形態的軟件技術轉讓，如專利、專有技術、技術情報等等，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其三，國際技術貿易格局呈現多極化，但發展不平衡。由于技術水平的差異等原因，國際技術貿易主要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發達國家在技術出口中一直處于壟斷地位。其四，跨國公司在國際技術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長期以來，跨國公司控制了相當份額的國際技術貿易；此外，跨國公司以技術輸出帶動資本輸出和商品輸出，改變了以往對發展中國家單純的資本輸出。

影響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主要因素包括發展中國家創新的技術能力以及創新誘導的反應機制等。而國際技術貿易（技術引進）對提高發展中國的技術能力、改善創新誘導的反應機制都有重要的作用，并最終影響到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能力和水平。

1、國際技術貿易與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能力

技術能力是一種存量，它是歷史積累的結果。技術能力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有形的技術能力，表現為創新主體技術存量水平的增加。二是隱含的技術能力，表現為創新主體的成員所擁有的知識、技術技能以及組織經驗等。就國家而言，常常表現為一國人力資本存量的多寡；就企業而言，具體表現為企業員工所擁有的技術技能以及組織經驗。

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技術貿易直接引進技術，能夠提高本國兩方面的技術能力，并最終影響到本國的技術創新能力。首先，通過國際技術貿易引進技術，無論引進的是成套生產設備等硬件，還是專利技術等軟件，都直接提高了本國的技術存量水平，從而也提高了該國有形的技術能力。其次，通過國際技術貿易引進技術也能提高發展中國家隱含的技術能力，因為技術的引進常常伴隨著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員工對新技術的學習、掌握的過程。比如，企業在引進技術項目時一般都要求附帶的現場指導和培訓計劃，企業員工可以通過接受培訓和技術應用的實踐消化吸收引進的技術知識，從而提高自身的技術能力。所有隱含在企業員工身上的技術能力的加總就等于一國隱含的技術能力，也就是說，技術引進通過促使企業員工學習、掌握新技術而增強了一國的技術能力。反過來，這些技術能力又為發展中國家以后的技術引進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二次技術創新奠定基礎。

2、國際技術貿易與發展中國家的創新誘導反應機制

國際技術貿易并非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或經濟活動，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一種融經濟、技術、科學文化、甚至政治為一體的復雜過程。譬如說，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通過特許經營的方式（屬于技術貿易的范疇）進入中國市場，它首先要從國家有關部門獲得市場準入的許可，這可能要涉及到政治問題；它要尋找合作伙伴，考慮投資的成本收益問題，這是經濟方面的問題；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內在固有具有的企業文化、經營文化會影響到眾多的消費者的消費習慣，這是文化方面的問題；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新穎有效的特許經營方式被眾多的國內廠商所模仿，形成了遍及全國的連鎖經營熱潮，這是很重要的一種制度性創新。因此，國際技術貿易的影響是很復雜的，不僅僅是簡單的技術引進而已，換句話說，國際技術貿易具有很強的“外部效應”。從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角度而言，國際技術貿易的外部效應主要表現在它改變創新主體的內在意識，并改善創新主體內外部的制度環境，從而使得發展國家創新誘導的反應機制更加靈敏，最終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創新機制和創新能力。

首先，國際技術貿易能夠改變發展中國家創新意識缺乏的狀況。很多發展中國家表現出一種維持傳統和穩定為主調的社會意識結構，普遍缺乏創新意識。借用結構主義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常常會陷入“累積因果關系”的惡性循環之中，也就是說技術創新在低水平上的停滯發展。而這種惡性循環是內在力量所無法克服的，這時候需要一種外在的推動力量，使其能夠跳出這種惡性循環，而國際技術貿易可以看作是這樣一種外在的力量，這種力量首先改變的是創新意識方面的問題。正像上述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的例子一樣，技術的引進帶來了消費者消費習慣的新變化，先進的經營模式所具有的明顯優勢促使大量的模仿，最終導致整個行業經營模式的創新。顯然，在這一過程當中，企業和個人都經歷了一次思維方式的轉變，從認識、接受到模仿，甚至在此基礎上結合本地情況進行二次創新，這種普遍性的思維方式的轉變意味著一個國家創新意識的興起。這對發展中國家的創新機制形成和創新能力的提高都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因為只有具備創新意識的國家，政府才會對技術創新給予充分的重視，并為技術創新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條件和環境；企業具有創新意識，才會留意技術創新的市場需求，并且投入充分的資源進行R＆D活動，將潛在需求轉化為實際收益；消費者具有創新意識，才可能接受創新產品，進而形成潛在的技術創新需求。

其次，國際技術貿易能夠改善創新主體內外部的制度環境，促使發展中國家創新誘導反應機制的靈敏化。從引進技術的企業來說，為了充分利用引進的技術常常需要在企業的組織管理方面做出較大轉變和創新，也就要改變企業內部的制度環境，比如說企業為了利用維護一套價值昂貴的生產線，需要新建立專門的技術部門，負責對其進行維修和改進，同時加強企業對員工的技術培訓制度，這些制度性的轉變和創新都有利于企業進一步的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在國家層次，政府為了保證技術引進的順利實施，需要建立專門的技術金融制度以確保技術引進的配套資金。而且在國際通行的知識產權保護觀念下，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技術貿易需要建立起一整套專利制度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否則，就難以從國際市場上引進技術，即使能夠引進也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因為缺乏知識產權的保護將損害技術出讓方的利益。也就是說，國際技術貿易客觀上提出了對發展國家改善技術創新制度環境的要求，而這種要求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創新主體更好地對創新的市場需求作出正確的反應，最終有助于改善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機制，并提高其水平。

篇（8）

一、課堂教學模式不斷適應新形勢進行改革探索的必要性

《中國對外貿易概論》課程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非常重要的專業基礎主干課程之一，是中國對外貿易基本理論、政策、實踐相結合的系統性專業基礎課程，是學習其它國際貿易專業系列課程的先導基礎課，所以其在整個專業課程體系中的重要性和關鍵性不言而喻。近20年來在這門課程的教學實踐中，通過不斷的探索、積累和總結分析，我們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高效課堂教學模式，激發了學生們的學習研究興趣，使教學目的和目標得以充分實現，為學生其他專業課程的學習以及今后不斷更新知識結構、學會自己去分析解決問題、創新思維都起到了引導示范的作用。

《中國對外貿易概論》課程具有動態發展性的特點，要求學生必須掌握我國發展對外貿易的理論、方針以及政策，利用其去具體分析解決貿易實踐中遇到的現實問題。因此，該課程理論與實際結合非常緊密，在教學別強調時效性。但我們知道這類時效性很強的課程，教材的編寫無論怎么更新都存在滯后性問題，而相對于其他專業型課程，這門課程的內容和教材從文字上看又不是那么深奧難懂，關鍵就在于如何正確地引導和培養學生學會觀察經貿時事動態前沿、利用相關理論和知識解決處理現實問題的能力。為此，必須在教學中突破教材原有框架體系，對相關內容進行調整，不斷補充完善并更新一些實際內容，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學效果，達到應有的教學目標。因此，基于網絡信息的專題式、開放性、研究性高效課堂教學模式的探索實踐，使得這門課程的教學不僅激發了學生的學習研究興趣，而且突出了內容的針對性和時效性，增強了學生變被動為主動學習的積極性，極大提高了課堂教學的效果，對于探索培養應用型、創新型、職業型人才目標的實現尤為重要。

二、局限于教材的原有教學模式存在的問題

1.傳統照本宣科式教學模式的單一性。

按部就班的教材體系“滿堂灌”的知識傳授式教學方法，不容易激發學生的學生興趣，課堂沉悶，學生收獲不大。這種單一的教學方法很難真正調動起學習積極性并主動運用所學理論知識去認真思考和分析解決現實問題。而對知識機械掌握的結果是并沒有真正把握住專業學習的精髓，沒有學會如何去觀察現實中經貿熱點難點問題，如何去分析解決它們。

2.教材內容滯后性的問題

《中國對外貿易概論》課程是改革開放后形成的新興動態發展性學科，是對各個具體歷史階段的中國對外貿易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發展規模、商品結構、經營方式、經濟效果、對外關系等方面理論與實踐的概括總結，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而當代國內外經貿形勢的變化以及新情況新問題的出現，都急需我們去關注去想辦法研究解決。雖然教師在備課過程中經過精心準備已經將最新的資料內容補充進去，但被動接受的學生仍不知道如何去觀察發現新的時事動態，如何去搜集資料，沒有養成主動學習的方法和習慣，而且還容易對現有教材產生用處不大的看法。

3.課后作業和思考題缺乏必要的靈活檢驗手段

教材各章節后的習題和思考題限制住學生根據新形勢新前沿動態去分析解決熱點焦點問題，機械的知識點記憶容易造成學完很快就忘的弊病。對于真正實現這門課程的教學目標和我們培養創新型、復合型人才的目標，這種傳統的檢驗考查學習效果的方法手段，顯然不利于全面提升學生的素質。

當然，簡單的知識傳授型教學模式造成的一些問題絕不僅僅這些，關鍵是這些問題帶來的后果使得課堂教學的效果不利于我們培養真正能適應現實工作需要的應用性創新型職業型人才。為此，長期以來，我們根據課程的特性，堅持在課堂教學中通過教學模式的探索改革，逐步形成了現有的利用網絡信息追蹤專業領域新形勢、新問題、新動態的專題式、研究性高效課堂教學模式，受到學生歡迎和好評。

三、高效課堂教學模式的構建與探索實踐

篇（9）

 

由于國際貿易結構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因此目前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形勢等也隨之呈現了一種新的格局。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在這一背景下無法與現階段的國際貿易發展需求相適應，很難對新生的貿易現象和相應的關系進行科學合理的解釋和指導，因此出現了較多的問題。面對國際間相互關系和世界政治格局、經濟格局不斷變化的趨勢，必須要對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思路進行認真的學習和研究，針對當前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貿易形勢的發展特點和趨勢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討，才能夠順應國際貿易的發展趨勢，促進我國國際貿易的健康穩定發展。

 

一、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思路分析

 

一般認為，國際貿易理論經歷了4個發展階段，也就是古典國際貿易理論、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以及新興古典國際貿易理論等四個階段。古典與新古典貿易理論在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中屬于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兩者有機結合共同形成了傳統貿易理論。資本主義在爆發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發展迅猛，并且具有了越來越高的經濟地位，變成了國際貿易的主流。古典與新古典貿易理論中認為市場競爭是完全自由的，其對貿易的互利性進行了強調，并且成功的解釋了產業間貿易。全球經濟貿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出現了一系列的新現象，在這一背景下誕生了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立足于科技進步、經濟規模以及競爭方式等各個方面解釋了貿易關系和現象。而新興古典國際貿易理論在解釋貿易現象的時候主要是立足于專業化生產分工的層面，并且有意識的在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納入傳統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

 

(一)傳統貿易理論分析

 

1、古典貿易理論。通過對絕對優勢理論進行剖析，我們可以發現，其主要的思想理念就是擴大規模報酬，以及強化勞動生產力，其主要的內容如下：如果兩個國家能夠對不同產品進行獨立生產，在具體的生產過程中都能夠獲得理想的生產效率，而且具有十分明顯的優勢，在這一背景下，如果這兩個國家對自身的優勢進行充分的借助和利用，就可以在專業的分工活動中對各自的優勢產品進行交換，而且不管是哪一方都可以獲得非常大的效益。這一理論從本質上來說屬于一種雙贏理論，而且直到現在為止，國際貿易中仍然將這一理論作為貿易的宗旨和目的。但是這一理論本身存在著一定的片面性，無法對一些國家所有產品都為絕對劣勢位置進行完全表述。在比較優勢理論中保留和創新了絕對優勢理論，在這一理論中認為，不管是哪一個國家都要對生產和出口絕對劣勢不明顯商品的情況進行關注，然而如果該商品的絕對劣勢相對明顯，這時候就應該選擇對該商品進行進口，對于每一個貿易國家來說都十分有利。所以，比較優勢理論對經濟運行在國際貿易活動中的基本原則和普遍規律等進行了準確的闡述。

 

2、新古典貿易理論分析：要素稟賦理論在上世紀初期得以問世，該理論主要從多維要素稟賦層面對國際貿易的形成根源進行了敘述和剖析。開始認為，國家貿易模式需要對要素集約化商品進行關注，對相關出口予以高度重視，出口商品應具備富裕和昂貴的特點。與之相反，進口的產品應該是相對昂貴和稀缺的各種要素密集型產品。要素稟賦理論與比較優勢理論都認為自由貿易對國際貿易的參與國更加有利。然而相對于古典貿易理論，要素稟賦理論出了對生產的勞動力要素進行了關注，同時還認為導致比較成本差異的最為關鍵的根源就是要素稟賦的差異。不過，固定的規模報酬和相同的生產條件這種假設仍然是這一理論的基礎，而且這一點還是對優勢理論進行了繼承。

 

(二)新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后，人們發現傳統國際貿易理論與戰后的國際貿易發展模式并不適應，因此人們開始更多的關注和研究國際貿易新現象，而且以出現了一系列的非常重要新的貿易理論，比如新要素貿易理論、國際貿易產品的生命周期理論，這些理論對戰后各個發達國家出現的貿易關系進行了解釋。有學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利用構建模型的方式針對產業內的貿易問題進行了多角度和多層次的分析，在分析之后認為，完全競爭的國際貿易在轉化成為不完全競爭的方式以及規模報酬在持續地遞增，就算是兩國之間具有不同的要素稟賦和技術，但是從規模經濟和產品的差異性的角度出發進行分析，也能夠對國際貿易發展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這一結論將傳統理論中的假設徹底推翻了，而且對戰后貿易的新現象進行了合理的闡述。一些學者在后期研究了其他相關層面的貿易現象，其主要是對合理的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因素進行了汲取，而且對產業組織理論進行了融合，進行了多層次和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合理的分析了國際貿易的新現象。

 

二、目前國際貿易理論面臨的挑戰

 

在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格局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在國際貿易活動中，很多國家的貿易作用都出現了一系列的變化，與之前相比具有較大的區別，傳統的貿易理論無法適應新時期國際局勢的變化，因此不能夠發揮指導的作用。在這一背景下誕生了全新的、現代化的能夠充分滿足現展標準的貿易理論。二戰中取得勝利的國家在戰后具有了越來越高的國際地位，并且有效地推動了國際貿易活動的不斷發展。一些發達國家具有越來越大的貿易量，而且形成了極強的擴張性，內部貿易活動在區域集團中也開始變得越來越活躍，而采用傳統的貿易理論無法對上述的這些現象進行說明和解釋，因此出現了要素貿易理論和生命周期理論等新的貿易理論。但是上述的這些理論也無法對不穩定和日益變化的經濟格局進行有效指導。美國的一位經濟學家在經過長期的理論分析和反復的模型試驗之后認為，不完全競爭階段是目前國際貿易的一個顯著的特征，生產要素在激烈的競爭活動中變得不再明顯，盡管該理論與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相背離，但是卻不可以對出現在國際貿易活動中的一系列的變化進行準確的解釋和說明，但是也可以對當前開展的經貿活動進行指導。在國際貿易活動頻繁開展的今天，國際貿易囊括了越來越多的產業，而且在很多產業中出現了壟斷貿易的現象，盡管如此還是能夠通過當代貿易理論對這些現象進行解釋和說明。所以當代的貿易理論在當下和未來較長的實踐中還是可以發揮作用。國際貿易活動在二戰之后出現的新現象是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主要來源，隨著國際貿易活動的不斷發展，當代國際貿易理論也變得越來越完善，同時國際貿易理論也由于這些新現象的出現而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其主要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表現。

 

首先，不斷提升的制造業貿易量。制造業的規模經濟特性非常強，制造業在二戰之后其具有越來越精細的國際分工，很多發達國家紛紛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自己的制造業，因此制造業貿易量開始變得越來越多，通過傳統貿易理論卻很難對這一現象進行闡述。

 

其次，發達國家內部的水平貿易：以傳統比較優勢為基礎，通過對要素稟賦理論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國際貿易應該主要產生于存在發展水平差異的國家中，也就是所謂的垂直貿易。然而在二戰之后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水平貿易，特別是發達國家內部出現的各種水平貿易，直到現在水平貿易的現象也沒有發生較大的改變。通過傳統貿易理論很難對這一現象進行解釋。

 

再次，跨國公司貿易呈現增長態勢：從國際分工層面來說，制造業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開始從垂直分工的模式逐漸的轉向水平分工的模式，甚至還出現了網絡分工。具有明顯的具體化產業鏈特征的、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制造業目前正在轉向國際化的方向，這些公司的貿易增長的越來越快，通過傳統貿易理論還是很難對這一現象進行解釋。

 

最后，區域集團貿易的增長：在經過長時間的發展之后區域經濟一體化在上世紀后期出現了不斷高漲的態勢。區域集團內部占有了50%以上的全球貿易活動量。而通過傳統貿易理論還是很難對這一現象進行解釋。

 

三、國際貿易理論的未來發展新趨向

 

(一)國際貿易理論的動態發展

 

首先，很多學者在二戰爆發之后開始對傳統貿易理論的不適應性具有了一定的認識，因此開始深入地研究和探索新時期的國際貿易活動，并以此為根據設計全新的國際貿易理論。通過最新的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專家學者在發展國際貿易理論的時候開始將一系列的企業理論滲透進去，從而試圖使當代國際貿易的實際發展需求得到滿足，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其次，在社會經濟不斷發展的今天，國際貿易投資在經濟領域中開始變的越來越廣泛，相關學者認為，國際投資除了會導致出現替代效應之外，而且還能夠創造效應。現在投資理論變得越來越成熟，而且貿易投資也具有了越來越具體化的表現，逐漸地形成了邊界擴張理論。因此，從這里我們可以發現，國際貿易理論開始對投資理論進行整合。

 

(二)國際貿易理論的微觀發展

 

首先，當代國際貿易理論中很多都是從微觀層面進行研究，通過對當前的國際貿易理論體系進行參照，立足于微觀層面對國際貿易現象進行研究，其涵蓋的層面包括跨國公司、區域集團和各個國家等。與此同時，在研究內容方面，國際貿易理論也開始對各種微觀的產業內部貿易進行研究。

 

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當代貿易理論研究具有更強動態性特征，其主要是從動態變化的角度進行研究，在動態變化中任何一個因素的變化都會引發整體狀態的變化，所以必須要具體地分析其中的各個要素，對各種新的方法進行應用，對各種各樣的現論進行參照才能夠做到明確的判斷和解釋。所以通過上述的分析，我們認為國際貿易理論現在在研究方法方面具有微觀化的特點。

 

四、結語

 

篇（10）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19. 025

[中圖分類號] F742；F224.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3）19- 0041- 03

1 引 言

“高技術”是一個動態的、發展的概念，目前，國際上對高技術比較權威的定義是：高技術是建立在現代自然科學理論與最新工藝技術基礎上，處于當代科學技術前沿，能夠為當代社會帶來巨大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的技術。我國科技部和商務部參照美國海關合作理事會制定的《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將高技術分為：計算機與通信技術、生命科學技術、電子技術、計算機集成制造技術、航空航天技術、光電技術、生物技術、材料技術和其他9大類。

高技術產品貿易是國際貿易的重要部分，高技術產品的國際貿易爭端受到各國廣泛關注。自1995年至今，WTO已經處理了42起有關高技術產品的國際貿易爭端，占總數的9.19%。2011年，我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28.9%，進口額占進口總額的26.6%，高技術產品的國際貿易爭端已成為我國對外貿易中不容忽視的問題。本文將運用囚徒困境和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理論，對高技術產品貿易爭端的根源、過程及結果進行分析，并預測其發展趨勢，從而為我國從事高技術產品國際貿易的企業提供參考。

2 文獻綜述

Laura D’Andrea Tyson[1]最早對高技術產品的貿易爭端通過分類和案例的方式進行研究，并為美國政府提出了有效應對措施；P.Guerrieri & C. Milana[2] 通過對各高技術產品生產國力量對比和實證分析，預測高技術產品世界貿易變化趨勢；卜偉 等 [3]通過對高技術產品貿易爭端典型案例的研究與評析，認為高技術產品貿易沖突的根源是貿易壁壘、結構障礙與結構差異；唐凌、李春杰 [4]采用進化博弈理論分析了國際貿易爭端的博弈選擇，第一次將博弈論的分析方法運用于貿易爭端分析；吳哲 [5]構建WTO爭端解決的動態博弈模型，對WTO貿易爭端的博弈方、博弈策略及博弈利得進行了分析；彭德雷[6]通過對中美貿易爭端的案例進行歸納分析，得出貿易爭端必將常態化的結論。然而，基于博弈理論，以高技術產品為對象的國際貿易爭端分析較為罕見。

3 研究方案設計

3.1 基于囚徒困境對高技術產品貿易爭端根源進行分析

在高技術領域的國際貿易中，貿易國雙方除了踐行WTO倡導的自由貿易之外，會基于保護自身產業、國家安全、國家技術等目的對高技術產品國際貿易采取進出口限制、高額關稅、國內補貼等措施。我們將以上違反WTO自由貿易規則的措施統稱為貿易壁壘。無論貿易國雙方選擇怎樣的貿易政策，目的都是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囚徒困境作為博弈論中的經典模型，適用于分析高技術領域貿易爭端中兩國之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博弈。

如果A、B兩國均施行自由貿易，雙方利得為（a，a）；若均設立貿易壁壘，雙方利得為（d，d）；若一方施行自由貿易另一方設立貿易壁壘，則自由貿易方利得為b，設立壁壘方利得為c，其中，c>a>d>b。我們假設兩國都是理性的經濟人，目的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且博弈僅有一次，雙方不必考慮實行貿易壁壘后對方的報復和長遠利益。那么，（貿易壁壘，貿易壁壘）就是雙方選擇的必然結果。無論B國選擇自由貿易還是貿易壁壘，A國選擇貿易壁壘都能得到更大收益，B國同理。然而，對博弈兩國來說，（自由貿易，自由貿易）的情況顯然比（貿易壁壘，貿易壁壘）的情況獲利更多，因此兩國有可能會通過申訴WTO爭端解決機制來獲取（自由貿易，自由貿易）的結果；如果貿易雙方所設立貿易壁壘的限度不同，一方利得遠大于另一方，利得較少方也會通過申訴WTO爭端解決機制改善自身利得，貿易爭端由此產生。因此，只要貿易雙方的利益沒有達到絕對一致，高技術產品貿易爭端就不可避免。

3.2 基于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對高技術領域貿易爭端的過程及結果進行分析

申訴WTO爭端解決機制會花費一定的費用k，且申訴存在成功與失敗兩種可能，囚徒困境并沒有把這兩個因素包含在內。我們將用更為詳細的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理論來說明貿易爭端雙方博弈的過程及結果。

3.2.1 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及其使用

完全信息動態博弈中，完全信息指自然不首先行動或自然初始行動沒有不確定性，并且自然的確定選擇是參與人的公共知識[7]。動態博弈是指參與人行動有先后順序的博弈。其可以用逆向歸納法求出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從而得出博弈中的最優策略。在高技術產品的貿易爭端博弈中，博弈雙方都知道對方先一步的行動選擇可能及選擇結果，且博弈雙方的決策行為是有先后順序的，因此，完全信息動態博弈適用于高技術產品的貿易爭端。

3.2.2 研究假設

（1）這是兩個參與國（A國和B國）之間的博弈。兩國都是理性的經濟人，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2）博弈雙方雖然能夠知道對方之前的選擇，但是無法預測對方下一步選擇，同時雙方不知道申訴WTO解決爭端是否能夠成功。

（3）博弈中A方為先動方，先決定其對外貿易政策。

（4）申訴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國家會面臨申訴解決（成功）與申訴未解決（失敗）兩種情況，成功的概率為p，失敗的概率為（1-p）。

（5）在申訴的時候會花費一定費用k，此費用在申訴方申訴成功時由被告承擔，失敗時由原告承擔。

3.2.3 博弈樹分析

我們首先可以將A1（自由貿易）—B1（貿易壁壘）—A2（自由貿易）與A1（貿易壁壘）—B2（自由貿易）兩條劣策略消去。此后，共剩下5條策略：

（1）A1（自由貿易）—B1（自由貿易），雙方利得為（a，a）。

（2）A1（自由貿易）—B1（貿易壁壘）—A2（貿易壁壘），雙方利得為（d，d）。

（3）A1（自由貿易）—B1（貿易壁壘）—A2（申訴），雙方利得為（a，a-k）（成功）；（b-k，c）（失敗）。

（4）A1（貿易壁壘）—B2（貿易壁壘），雙方利得為（d，d）。

（5）A1（貿易壁壘）—B2（申訴），雙方利得為（a-k，a）（成功），（c，b-k）（失敗）。

在考慮到申訴成功概率為p之后，A2（B2）申訴后利得為ap+（b-k）（1-p），被告被動利得為（a-k）p+c（1-p）。則對于面臨申訴還是設立貿易壁壘的國家來說，若ap+（b-k）（1-p）>d，則選擇申訴，此時，p>1-（a-d）/（a-b+k）。反之，則選擇直接設立貿易壁壘。

在A1選擇自由貿易之后，B1會面臨選擇自由貿易還是貿易壁壘兩種情況。若B1選擇自由貿易，則利得為a，若B1選擇設立貿易壁壘，則A2有可能會選擇貿易壁壘或申訴，若A2選擇貿易壁壘，則B1被動利得為d（a-k）p+c（1-p）時，對于B1來說，無論A2是否選擇申訴，其利得都小于（自由貿易，自由貿易），因此B1不會在第一步選擇貿易壁壘，此時p>1-k/（c+k-a）。當a

下面，應該考慮A1的選擇。此時，共有（1）、（3）、（4）、（5）四條策略。其中策略（1）中A的利得恒大于策略（3）、（4），若a>（a-k）p+c（1-p），則A1會選擇策略（1）自由貿易，此時需滿足條件：p>1-（a-d）/（a-b+k）。若a1-（a-d）/（a-b+k）。若p

因此，上述博弈的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如下：

均衡一：當p>1-k/（c+k-a）或p

均衡二：當1-（a-d）/（a-b+k）

由此可見，博弈結果是否產生貿易爭端取決于申訴成功的概率p。在p接近1或0，即案件解決概率很高或者很低時，博弈結果為（自由貿易，自由貿易）；在p處于中間位置時，先動方傾向于選擇貿易壁壘，博弈結果為貿易爭端。基于WTO官方網站提供的數據，自1995年1月1日至2013年5月1日發生的42起高技術產品貿易爭端案件中，尚無結果的案件有20起，占總案件數的47.62%，我們可以證實該領域產品貿易爭端解決率p處于中間位置。因此，博弈的結果傾向于貿易爭端，高技術領域貿易爭端呈現常態化趨勢。

4 結論及啟示

高技術產品的貿易爭端雖有其自身特點，如貿易爭端解決難度大，涉及主題多樣化，利益關系紛繁復雜等，但其發生的根本原因仍是貿易雙方尋求最大利益的博弈。因此，只要各國之間的利益不能達到根本一致，高技術產品的貿易爭端就不可避免。對于國家來說，改善貿易結構，將出口初級產品轉變為工業制成品乃至高科技產品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貿易爭端問題。隨著經濟、科技的發展，高技術產品不再是少數發達國家的專有產品，能生產高技術產品的國家越多，其產生的利益糾紛就越多。基于高技術產品國際貿易爭端案件解決比率的特點，高技術產品的貿易爭端必將常態化。作為高技術產品外貿企業，必須適應貿易爭端的常態化趨勢，學會妥善應對貿易爭端。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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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凌，李春杰.國際貿易爭端策略選擇的進化博弈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2005（5）：42-47.

篇（11）

人們普遍認為，居于經濟學主流地位的“自由貿易”思想，是以靜態比較優勢為基礎的，而主張國家保護的德國歷史學派才主張“培養動態比較利益”。實際恰恰相反：比較優勢或者比較利益，從來就是動態的，發展變化的，不存在什么“靜態比較利益”。只不過在具體問題上，人們一般要從現實存在的比較優勢出發，并且有意無意地，主動被動地，把它長期化，固定化而已。

在亞當。斯密的“絕對比較優勢論”中，就承認比較利益的動態性。他把絕對優勢分為兩大類，第一是自然優勢，第二是“獲得性優勢”，指工業發展所取得的經濟條件，二者結合構成一個國家在生產和出口某種產品上具有的勞動生產力的絕對優勢。獲得性優勢包括資本和技術因素的作用，因此絕對優勢應該是動態的。（楊圣明等，1999）李加圖的“相對比較優勢論”證明了，生產力不同發展水平國家之間可以根據相對優勢進行交換，雙方獲利。

h―o―s模型以資源稟賦理論為基礎指出，一個國家應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豐富要素的產品，進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產品。通過國際自由貿易可以使生產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可以促使“要素價格均等化”，并影響產業布局，這當然是動態變化的過程。

里昂惕夫發現美國進口資本密集產品而出口勞動密集產品，與美國資本充裕而勞動稀缺的現實不符。對里昂惕夫悖論的解釋是：美國熟練勞動比較充裕，所以出口大量熟練勞動型的產品，這可能是最初的“人力資本”概念，這就使比較優勢更加顯示其動態性----熟練勞動和人力資本，都是后天培養并可較快形成的。

在微觀理論方面體現比較優勢動態性的，是產品壽命周期理論。處于創新期的新產品，實際上是知識技術密集型的；進入發展期即變成技術資本密集型；

進入成熟期變成資本與熟練勞動密集型；進入衰退期基本成為成為一般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地也隨著壽命周期變化而從技術創新的國家向其他國家轉移，決定了國際貿易的走向。

巴拉薩在1979年提出外貿優勢轉移假說，假設各國外貿結構和比較優勢會隨生產要素積累狀況而迅速改變。他把世界分為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國家，中國印度東盟，等各個階梯，比較優勢可以逐級替代。他的動態產業升級國際分工模式與東亞地區的“雁形發展模式”相似，強調進出口商品結構變化和某種生產要素快速積累之間的動態聯系。

但實證分析證明，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而難以升級。于是，爭論就轉到了：如果市場經濟不能夠自動促進比較優勢升級，那么國家保護是否能夠促進？或許，效果更壞？----這才是“經濟自由主義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爭論的焦點。

比較利益理論的應用，與國家利益密切相關。自由貿易論者主張以現存比較利益進行國際分工，代表的是發達國家，特別是處于世界經濟領導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們有意識地淡化比較優勢的動態性；保護主義者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特別是那些具有發展潛力和欲望的，處于趕超發達國家時期的，發展中大國的利益，所以強調比較優勢的動態性，并且進一步主張國家保護幼稚工業，因為所謂“國際市場經濟”，已經被發達國家控制而不利于新的參與者。發展中國家需要依靠國家力量，以關稅或進口配額作為工業化起步的暫時措施；而依靠市場力量，則根本無法實現比較優勢的升級。

歷史的進程和邏輯基本一致。

歷史上4個最大的市場經濟國家，英國，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工業化進程的，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期以死刑禁止絲綢和紡織品的進口，美國在20世紀20---40年代，關稅平均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達60%。日本戰后的迅速復興，是由于美國的優惠關稅政策，美國允許日本的關稅率在15%以上，而美國對日本的關稅只有5%。日本經濟學家筱原三代平運用動態比較利益理論，提出“產業結構論”，主張國家扶植需求彈性高，能夠促進社會生產率提高的產業，即重化工業，獲得成功。舊中國工業發展不起來，除去日本侵略因素，主要就是帝國主義強迫中國把關稅降低到5%，從而無法保護民族產業。

戰后初期，發展中國家盛行保護主義，70年代以后因為效果不佳，自由貿易理論占了絕對的優勢。

自由貿易理論的基本理論模型證明，自由貿易可以避免保護政策所帶來的效率損失，消除生產和消費扭曲，并產生額外的收益。作為一個無法影響國外出口價格的小國，關稅會扭曲生產者和消費者行為的經濟動因，自由貿易可以消除扭曲并增加整個社會福利。據估計，貿易保護的成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如下：巴西9。5%（1966），菲律賓5。。2%（1978），美國0．26%（1983）。

小國和發展中國家從自由貿易中獲得額外的收益，第一是規模經濟，阿根廷由于限制汽車進口，在1964年有13家汽車廠，生產16。6萬輛汽車，而一個有效率的汽車廠年產量應該在8-----20萬輛之間。第二是為企業家提供了更多的學習革新機會，發現出口機會。第三，非自由貿易的任何政策，最終都會被政治決策過程所扭曲，利益集團會控制政策，在有政治影響的部門中進行收入再分配。

主張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根據是國內市場失靈論：生產者剩余不能正確衡量成本與收益，原因是國內市場沒有發揮應有的功能，如結構性失業，資本不能向高回報部門迅速轉移，新興行業的技術外溢。次優理論認為，如果某一市場不能正常運轉，那么政府對其它市場的不干預政策不再是最優選擇；如果某種產品的生產能產生除生產者剩余以外的邊際社會收益，那么征收關稅就能夠使社會福利得到改善。真正需要保護的幼稚工業應該與一種具體的市場失靈相聯系，這種市場失靈使得私有市場不能以應有的速度發展這一產業。有兩種情況：

1．不完全資本市場：發展中國家沒有一整套金融機構，如有效率的銀行和股票市場，使傳統部門如農業的儲蓄用于新成長部門，如制造業的投資，那么新工業部門的增長將會受到這些工業當前贏利能力的限制，最優政策是建立完善的資本市場，次優政策是以保護提高其利潤，使這些工業更快成長。

2．無償占用：新產業的先驅者必須支付起步成本，并且創造出有形產品以外的無形利益，如知識和新市場，政府應該補償這部分無形貢獻。

自由貿易論者對于保護主義的批評是：

第一，國內市場的失靈應該以國內政策來糾正問題產生的根源，對生產者的補貼比征收關稅效果更好，間接的政策會導致社會其他部分行為的扭曲，使用貿易政策處理國內市場失靈只是次優，不是最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