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監管新格局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金融監管新格局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一英國金融監管模式的改革

金融監管模式是指一國關于金融監管機構和金融監管法規的結構性體制安排20世紀末,一些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為適應經濟金融形勢發展的需要,先后對金融監管模式作了重大改革,尤以英國最為典型,其改革對全球金融業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改革前的分業監管體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新型化多樣化電子化為特征的金融創新,改變了英國傳統的金融運作模式發生在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投資業之間的業務彼此滲透,使英國金融業多元化混業經營的趨勢加強越來越多的非金融機構也開始經營金融產品和業務,混業經營的日益發展,使英國成為全球金融業混業經營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論文

然而,直到1998年之前,英國實行的仍然是以政府監管和自律組織自律相結合的分業監管體制在分業監管時期監管機構分別行使對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投資業房屋協會等機構的監管職能,同時自律組織發揮了較大作用,三個證券自律組織分別負責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資咨詢機構的執業行為監管和審慎監管在英國分業監管使得一個金融機構同時受幾個監管機構同時監管的現象大量存在,不僅成本增加,效率降低,監管者與被監管者間容易產生爭議,分業監管體制的弊端顯現無余隨著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分業監管有效性的降低,特別是在巴林銀行事件后,英國國內要求改革金融監管體制的呼聲日益高漲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朝野上下對改革金融監管模式有了較為統一的認識

2.英國金融監管體系的改革主要內容有:

第一,成立新的金融監管機構,決定由10家機構合并,組成單一的金融監管機構這10家機構包括證券與投資管理局(SIB)證券期貨協會(SFA)私人投資監管局(PIA)投資監管組織(IMRO)格蘭銀行的審慎監管司(SSBE)注冊互助委員會(RFC)房屋協會委員會(BSC)互助合作委員會(FSC)由貿易工業部劃轉到財政部的保險監管司以及倫敦交易所的英國發行上市監管部(UKLA)1997年10月,證券投資局更名為金融監管局(FSA),1998年起,英格蘭銀行的銀行監管職責移交給FSA,FSA依法行使監管權力FSA雖然要全面負責對擁有一百多萬員工的英國金融業的監管,但其機構并不龐大,現有雇員僅二千多人,這主要依靠其先進的監管手段,因此使得監管機構降低了成本,效率卻反而有所增加

第二,制定新的金融監管法律英國曾實施過較長時期的自律式監管體制,改革放棄了倫敦金融市場行業自律管理體系,重建全行業的金融服務監管體系;2000年6月,英國女王正式批準了《2000年金融服務和市場法》這是英國自建國以來最重要的一部關于金融服務的法律,它于2001年12月1日正式實施后,取代了此前制定的一系列用于監管金融業的法律法規,堪稱英國金融業的一部“基本法”該法明確了新成立的FSA和被監管者的權力責任及義務,統一了監管標準,規范了金融市場的運作

第三,制定新的金融監管規則根據英國《2000年金融服務和市場法》的授權,FSA已經制定并公布了一整套宏觀的適用于整個金融市場被監管機構的監管條例,主要內容有:(1)被監管者經營業務一定要誠實;(2)被監管者一定要盡職細心地以應有的技能開展業務;(3)被監管者在適當的風險管理機制下,一定要負責和有效地采取適當的謹慎態度組織和管理其業務;(4)被監管者一定要保持適當的金融資源和財力以應付可能的危機;(5)被監管者一定要遵守相應的市場行為準則標準;(6)被監管者一定要公平對待其客戶,并對客戶的利益給予應有的考慮和重視;(7)被監管者一定要對其客戶的信息需求給予應有的重視,提供給客戶的信息應該明了公平不能誤導;(8)當被監管者對其客戶的資產負有責任時,一定要做出適當的安排以保護這些客戶的資產;(9)被監管者必須以公開及合作的態度接受法的監管,及時向FSA通報必須報告的情況

第四,確立新的金融監管理念FSA成立之初就表示將要采取嶄新的監管方式,FSA負責人也十分強調FSA管理的“嶄新性”與昔日英格蘭銀行證券與投資管理局等9個金融監管機構不同的是,FSA在監管別強調以下環節:節約有效地使用資源進行金融監管;管理層是否盡職盡責;加強金融監管的同時盡可能不壓抑金融機構的創新活力;鼓勵被監管的金融機構之間開展有序的金融競爭;保持英國金融業的競爭力及其金融服務和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特征另外,在監管目標方面,FSA將通過積極關注金融發展動態,實現瞻前監管,幫助客戶達成公平而合理的交易第五,建立新的金融監管制衡機制由于在新監管體制下,FSA擁有的權力非常之大因此,英國成立了專門的金融監管制約機構“金融服務和市場特別法庭”(FSMT),并于2001年12月1日與FSA同時開始運作該法庭主要審理發生在FSA與被監管機構之間且經雙方協商難以解決的問題根據有關法律規定,該法庭對金融監管案件的審理采取閉門(對公眾保密)審理公開審理兩種方式,并以公開審理為主“金融服務和市場特別法庭”的成立,無疑能夠促使FSA認真進行監管,有助于提高英國金融監管甚至整個金融業的法制水平此外,鑒于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之間的密切聯系及相互影響,監管職能從英格蘭銀行分離出去后,法律規定英格蘭銀行與FSA負責人交叉參加對方的理事會,實行互相介入,以保證二者之間的有效協調這種安排能保證FSA負責的金融監管與英格蘭銀行負責的貨幣政策,在重大的宏觀層面上的決策能夠保持較強的互通性

到2001年12月,金融服務與市場法的正式生效,標志著歷時4年的金融體系改革基本完成

二新形勢下金融監管創新的啟示

目前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為金融業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模式2003年4月28日銀監會的掛牌成立為一度關于央行拆分的爭論畫上了句號,我國由此成就了“一行三會”的金融監管新格局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通過生效,我國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管理體制將進一步完善確立

伴隨著新形勢下金融監管體制的不斷創新,我國金融監管從無到有發展很快,但是畢竟歷史短暫,目前的監管遠遠不能適應金融業迅速發展確保國家經濟安全的需要,甚至已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監管抑制”,與發達國家金融監管水平更是不能同日而語特別是在加入WTO后,我國在融入國際社會的道路上又向前大大邁進一步,以“分業”為背景的中國金融業將直面以“混業”為背景的金融集團,今后中國的金融業將更加國際化,金融風險防范的任務更重借鑒英國等發達國家金融監管改革的經驗,筆者對新形勢下金融監管創新總結出以下幾點啟示:

1.金融分業經營和監管已成為非主流的趨勢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世界金融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銀行保險證券的界限逐漸模糊,出現了混業經營的趨勢,金融分業經營和監管已經成為了非主流的趨勢

對我國而言,雖然目前仍是一分業經營為主,但隨著我國經濟金融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中國金融業走向綜合經營成為金融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和現實選擇實際上我國金融業也已經出現了混合經營的苗頭,金融保險證券業務已經不同程度交叉,金融業混業經營成為了大勢所趨在新的形勢下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怎么樣適合金融機構混業經營趨勢已成為完善金融監管職能的首要任務

2.營造金融混業經營的法律環境實行效能監管金融業的任何變革和創新都離不開法律制度的革新法律環境的營造因此如何營造中國的金融混業經營法律環境是一個重要問題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交叉經營業務出現即在分業監管的體制下正在滋生混業經營的現實,從而金融監管及金融法律法規提出了新的挑戰加入WTO后,我國的銀行市場開放將是全方位的金融市場國際化發展趨勢日益明顯,在金融開放的條件下外資銀行機構不斷進入,不僅會改變中國現有的金融機構,還會使現有的金融運行規則發生變化2003年12月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銀行法》的修改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管法》的出臺,以及2003年4月28日銀監會的掛牌成立無疑都是中國政府對金融領域的有效改革創新新修改的商業銀行法增加了對商業銀行加強監管的內容,同時對有關條出修改,以適應當前商業銀行改革與發展的實際需要

“一行三會”的金融監管新格局無疑是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又一次重大變革然而在現行分業監管過程中大多采取了機構性監管,實行業務審批制方式進行管理這樣當不同金融機構業務交叉時,一項新業務的推出需要經過多個部門長時間的協調才能完成,比如開展股票質押貸款業務,需要在銀行監管部門和證券監管部門之間協調,而不同部門對于同一業務的風險控制和管理意向存在較大差異,就會產生較高的協調成本此外有的新業務成為交叉性業務,如儲蓄保險同時具有儲蓄功能和保險功能對于這些新業務,既可能導致監管重復,也可能出現監管缺位因此在我國金融監管逐步由分業監管走向混業監管的過程中我們應當學習借鑒英國先進的監管經驗實施金融效能監管以提高監管效率降低監管成本避免重復監管和監管缺位,努力精簡監管機構的人員配置,“一行三會”既要各盡其責各行其是也要相互配合提高效率,使得監管機構運作不但降低了成本,效率反而有所增加于是我國完善金融監管所思考的問題不是如何跟上全球金融業混業監管的浪潮而是如何在自有體制下改革和完善我們自己的分業監管模式,提高效率現階段內如何做到效能監管便成為了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過程中首要思考的新課題

參考文獻:

篇（2）

當前，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各國必須調整自己的金融策略，這種調整是深度的、復雜的，也是必要的。為此，國際金融監管的內容、規則、策略、程序、效率都需作相應的調整。發達國家著意在世界改革金融監管策略，出發點當然離不開自己的國家利益。但是，國際金融監管體系的框架設計必須基于全球大的格局和視野，因為，只有在全球視野下，新與舊經濟體的利益關系、嚴與松共相容的平衡關系、內部與外部共安全的協作關系才能統籌協調好。世界金融監管應該審時度勢進行改革，很好地考慮到地區的差異性以及功能性的差異，而任何不顧世界發展趨勢的盲目之舉都是霸道的；作為新興經濟體，任何不顧自己發展需要的盲目屈從，都將會成為這場危機的冤大頭。國際金融監管亟待調整的矛盾關系無處不在。

一、調整新舊經濟體的利益關系。

改革就意味著利益的再分配，就意味著舊的格局的破壞，新的格局的建立。金融危機后，新興經濟體面臨著深刻教訓，那就是由于信息的嚴重不對稱，造成了風險和危機分攤，從而被動地為發達國家造成的金融危機埋單；同時，新興經濟體也面臨著同發達國家爭取自己的權益，把損失降到最低的斡旋和斗爭。可以預計，經過一番博弈后，新舊兩大經濟體利益關系面臨新的調整，新的格局將會出現。面對經濟全球化，每個國家都應清醒地認識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必須爭奪話語權，爭奪規則的制定權、參與權。

由于新興市場的開拓，國際金融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空間和機會。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發達國家的銀行業被新型經濟體所創造的市場繁榮所吸引，不斷建立同這些經濟活動的聯系，不斷將金融觸角伸向這些地區；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為適應發展的需要，也主動適應發達國家所建立的規則體系，加快改革步伐，開放搞活，放松管制，以便為經濟交流大開綠燈。這種頻繁的交流和滲透，使得發達國家不能再忽視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銀行業中的重要地位。新興經濟體的聲音和需要變得空前的強勁和重要。

國際金融危機后，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金磚四國”深切感受到：創建一個兼顧各方利益的國際金融中心勢在必行，同時也刻不容緩。俄羅斯與中國貿易活動頻繁，尋求實現與人民幣的貿易結算；巴西經濟發展勢頭強勁，在新的格局中呈上升趨勢；印度憑借其產業優勢與人力優勢雄心不減，勇居上游。中國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國家戰略，將使中國同時擁有香港和上海兩個國際金融中心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中國金融創新和改革的嘗試也將影響全球，對未來新的格局的建立必將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

而美國不愿拱手相讓自己的霸主地位；歐洲則急于建立一個國際金融統一體以擴大其權力和影響；新興國家集團也想建立一個國際金融統一體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保護自己國家的資源安全與貨幣安全。不同的國情，不同的發展背景，不同的利益訴求，不同的核心價值，在這種情況下，信息公開、安全預警和聯合干預在開放交流的世界經濟活動中也就顯得越來越重要。

在新一輪的調整中，作為新興經濟體，一定要維護自己的權力，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進一步增加在國際金融監管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參與權，改變長期以來主要發達國家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發展中國家只能追隨其后的舊格局。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監管政策的制定，推動增強二十國集團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時進一步增強參與國際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的能力；作為發達國家，也應該具有超越本國利益的視野，綜合考慮世界經濟發展的形勢，采取更加合作的態度和精神，平衡新與舊經濟體的利益關系，為世界金融的健康發展做出應有的努力和貢獻。

二、調控嚴與松共相容的平衡關系。

在過去十多年里，全球金融業的膨脹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2008 年年末，全球股票市值幾乎較高峰時下跌了一半，金融衍生品名義價值較高峰時下跌了 24.6 萬億美元，債券余額和銀行資產增速均下滑。2009 年很多資產抵押債券發行幾乎停滯，許多大銀行資產規模開始縮減。[1]在監控失當的情況下，由于貪婪和野心的操縱，金融危機出現了。

經濟全球化是有代價的，作為參與其中的成員無疑是有義務和責任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責任大小還是有區別的，金融監管的嚴與松的選擇也是有區別的。西方國家作為始作俑者，理所當然應該采取更嚴格的金融監管政策；而作為新興國家，由于其金融政策本身就市場化不足，干預太多，所以在全球設計金融監管政策的框架時，應該充分考慮到這些國家的承受能力、發展要求和實際情況，應采取激勵寬容的金融監管理念，區別情況，區別對待。

次貸危機后，美國和歐洲許多國家調整了金融監管政策。為了加強集中管理，英國確定了英格蘭銀行在維穩中的地位和職責。2009 年 2 月頒布的《2009年銀行法案》，不僅明確了其法定職責和核心地位，而且還賦予了其維穩的政策和權力范圍：

一個是監控。通過監控了解情況，發現問題。資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用途怎樣。二是實施支持。銀行可以對問題性金融機構實施支持，這是實施監控的重要保障。三是相對靈活。有保密的權力，有不公開的權力。2009 年 7 月出臺的《改革金融市場》白皮書從組織機制上予以了完善，即建立金融穩定理事會。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對風險和穩定進行控制，這個機構的職能是追蹤、識別、控制、降低金融風險。

為了避免下一輪的全球金融危機，確實需要一個全面的、全球性的、一致性的改革方案，改革全球金融監管系統。但是，在設計的時候要充分考慮區域的差異性，因為不同地區的業務模式不盡相同，特別是在銀行和非銀行的界限方面。這些差別體現了各個地區結構性的差別。比如在亞洲像歐美那樣的“影子銀行”存在的范圍就非常小。同時也應該意識到，在長期利益和短期成本之間，監管方面可能要作一定的取舍，因為長期的監管，在長期可以帶來穩定性，是有益處的，但是如果過快地采取過于嚴厲的監管，可能會使目前脆弱的經濟復蘇受到一定影響，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更存在這樣的情況。

比如在中國，需要的是一個更加寬松的市場環境，因為許多金融企業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的約束下，創新能力不足，盈利動機缺乏，自我發展能力有限。

當前的重點應是創造一個寬松的市場環境，讓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良好地在市場上相容。把經營性金融機構塑造成真正的市場主體，自我約束，自我發展，激活其創新的內在動力，克服政府金融管制過于嚴格、抑制金融創新的局面。如果外部環境過于限制和壓制，其發展必然會受到影響，對于世界經濟也必將是損失。

在這一輪全球金融監管改革進程中，歐美發達經濟體勢必要主導全球監管規則的制定和調整，亞洲新興經濟體更多扮演的還是接受和履行規則的角色。雖然目前建立全球統一金融監管的條件還不成熟，但歐美仍有可能就加強金融監管的某些具體內容和標準達成共識并在全球推廣，使亞洲新興市場金融業發展面臨更為嚴厲監管下的巨大挑戰。例如，G20 首爾峰會通過的《巴塞爾協議Ⅲ》關于銀行流動性的規定，就沒有考慮到部分新興市場債務資本市場規模的情況。而且，亞洲新興市場的金融體系主要是存貸款為主的銀行體系，在此次危機中表現得相對穩健，并不像高度發達的歐美金融體系那樣，包含各種高杠桿的金融機構和場外衍生工具，蘊含著巨大風險。對于發達國家內部監管和外部建立國際化合作的框架是應該有區別的，發達國家不能內松外緊，把更多的不良資產讓新興經濟體消化，從而轉嫁危機，禍及他國。

三、調整內與外共安全的協作關系。

為了降低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發達國家采取了不少措施。美國提出“大而不能倒”的策略：其內容是指金融機構的倒閉必然會對金融體系乃至實體經濟造成毀滅性的影響，這種影響是深遠的，所以，政府必須給予扶持和注資，幫助其度過難關。因此美國金融改革法開篇就闡述其立法宗旨。但現在，它似乎又在歐洲卷土重來。布魯塞爾敲定的對愛爾蘭 850 億歐元的援助方案，是一次銀行救助行動。與希臘不同，愛爾蘭的危機，并非因為過度舉債、逃稅漏稅或國家統計數據造假所致。拖垮愛爾蘭的是該國的銀行。

在金融危機期間，“太大而不能倒”的政策推而廣之，演繹到非銀行金融機構———投資銀行和保險公司，這包括對貝爾斯登和 AIG（美國國際集團）的救助，還有對非銀行機構的支持，“太大而不能倒”福澤更大的范圍。[2]“太大而不能倒”使金融機構從中獲得了更多政府的隱性補貼，而買單的人就是納稅人。這就意味著在這些國家的內部是“利潤私有化但風險社會化”，推演到國際上就是“利潤本國化但風險國際化”。

面對金融霸主采取的策略，新型市場國家要保證內部與外部金融的安全，勢必有更大的難度和困難。既要與外界建立這樣或那樣的協助關系，又要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或少受侵害，這確實增加了不少難度。但是，金融監管全球化是一個必然趨勢，這是金融風險全球化的客觀要求。金融監管框架全球化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一些國際性的金融組織，例如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國際證監會組織等，在全球金融監管準則的制定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準則代表秩序，準則也代表規范。以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為例，盡管其所制定的各項準則并不具有強制的約束力，但是，因為這些規則事實上已經被國際金融領域廣泛認同和采用，因此具有事實上的國際經濟法的性質和地位，各國自覺遵守履行國際金融安全的義務和責任。否則，就可能在國際金融活動中處于被動地位，承受金融風險全球化的影響是必然的。

從世界金融業體系來看，新興國家應對“大而不能倒”的問題是緊迫而長期的。這些國家必須站在戰略的高度予以重視和整體規劃，要建立各種各樣的預警機制，把風險控制在事前，把風險控制在萌芽狀態。加強對大機構的事前約束，既要保持一定的發展速度，也要把握前行的節奏和控制的力度，降低“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風險。完善資本充足率、杠桿率以及對不良貸款容忍度等工具的運用機制，加強對大機構的監管力度和頻度，加強對“大而不能倒”設立的各類子機構的監管。加大監管力度，要在監管資源上充分加大對“大而不能倒”銀行機構的傾斜，嚴守風險底線。促進建立能有效抵御和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的全球金融穩定制度框架，堅持金融創新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大方向，維護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安全與發展權益。

矛盾關系的處理和協調需要對話和協商，前提是理解和尊重。在新的格局的建立中，新興經濟體明顯處于弱勢地位。制定什么？如何制定？國際金融霸主長期以往都處于主導的地位，規則的制定自然是從他們自身的利益出發的。在協商和對話中，如何能夠由弱變強、由被動變主動？還不完全取決于這些新興經濟體對于世界經濟的貢獻，更重要的是取決于新興經濟體的努力和抗爭，取決于新興經濟體的決心和堅持，取決于新興經濟體之間的聯合和團結。當然，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國家都應該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問題處理好，做一個負責任的國家，做一個能擔當的國家。只有這樣矛盾關系才能得到有效的化解，才能有利于建立世界經濟發展的國際金融的新格局。

篇（3）

當前，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各國必須調整自己的金融策略，這種調整是深度的、復雜的，也是必要的。為此，國際金融監管的內容、規則、策略、程序、效率都需作相應的調整。發達國家著意在世界改革金融監管策略，出發點當然離不開自己的國家利益。但是，國際金融監管體系的框架設計必須基于全球大的格局和視野，因為，只有在全球視野下，新與舊經濟體的利益關系、嚴與松共相容的平衡關系、內部與外部共安全的協作關系才能統籌協調好。世界金融監管應該審時度勢進行改革，很好地考慮到地區的差異性以及功能性的差異，而任何不顧世界發展趨勢的盲目之舉都是霸道的；作為新興經濟體，任何不顧自己發展需要的盲目屈從，都將會成為這場危機的冤大頭。國際金融監管亟待調整的矛盾關系無處不在。

一、調整新舊經濟體的利益關系。

改革就意味著利益的再分配，就意味著舊的格局的破壞，新的格局的建立。金融危機后，新興經濟體面臨著深刻教訓，那就是由于信息的嚴重不對稱，造成了風險和危機分攤，從而被動地為發達國家造成的金融危機埋單；同時，新興經濟體也面臨著同發達國家爭取自己的權益，把損失降到最低的斡旋和斗爭。可以預計，經過一番博弈后，新舊兩大經濟體利益關系面臨新的調整，新的格局將會出現。面對經濟全球化，每個國家都應清醒地認識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必須爭奪話語權，爭奪規則的制定權、參與權。

由于新興市場的開拓，國際金融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空間和機會。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發達國家的銀行業被新型經濟體所創造的市場繁榮所吸引，不斷建立同這些經濟活動的聯系，不斷將金融觸角伸向這些地區；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為適應發展的需要，也主動適應發達國家所建立的規則體系，加快改革步伐，開放搞活，放松管制，以便為經濟交流大開綠燈。這種頻繁的交流和滲透，使得發達國家不能再忽視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銀行業中的重要地位。新興經濟體的聲音和需要變得空前的強勁和重要。

國際金融危機后，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金磚四國”深切感受到：創建一個兼顧各方利益的國際金融中心勢在必行，同時也刻不容緩。俄羅斯與中國貿易活動頻繁，尋求實現與人民幣的貿易結算；巴西經濟發展勢頭強勁，在新的格局中呈上升趨勢；印度憑借其產業優勢與人力優勢雄心不減，勇居上游。中國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國家戰略，將使中國同時擁有香港和上海兩個國際金融中心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中國金融創新和改革的嘗試也將影響全球，對未來新的格局的建立必將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

而美國不愿拱手相讓自己的霸主地位；歐洲則急于建立一個國際金融統一體以擴大其權力和影響；新興國家集團也想建立一個國際金融統一體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保護自己國家的資源安全與貨幣安全。不同的國情，不同的發展背景，不同的利益訴求，不同的核心價值，在這種情況下，信息公開、安全預警和聯合干預在開放交流的世界經濟活動中也就顯得越來越重要。

在新一輪的調整中，作為新興經濟體，一定要維護自己的權力，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進一步增加在國際金融監管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參與權，改變長期以來主要發達國家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發展中國家只能追隨其后的舊格局。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監管政策的制定，推動增強二十國集團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時進一步增強參與國際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的能力；作為發達國家，也應該具有超越本國利益的視野，綜合考慮世界經濟發展的形勢，采取更加合作的態度和精神，平衡新與舊經濟體的利益關系，為世界金融的健康發展做出應有的努力和貢獻。

二、調控嚴與松共相容的平衡關系。

在過去十多年里，全球金融業的膨脹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2008 年年末，全球股票市值幾乎較高峰時下跌了一半，金融衍生品名義價值較高峰時下跌了 24.6 萬億美元，債券余額和銀行資產增速均下滑。2009 年很多資產抵押債券發行幾乎停滯，許多大銀行資產規模開始縮減。[1]在監控失當的情況下，由于貪婪和野心的操縱，金融危機出現了。

經濟全球化是有代價的，作為參與其中的成員無疑是有義務和責任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責任大小還是有區別的，金融監管的嚴與松的選擇也是有區別的。西方國家作為始作俑者，理所當然應該采取更嚴格的金融監管政策；而作為新興國家，由于其金融政策本身就市場化不足，干預太多，所以在全球設計金融監管政策的框架時，應該充分考慮到這些國家的承受能力、發展要求和實際情況，應采取激勵寬容的金融監管理念，區別情況，區別對待。

次貸危機后，美國和歐洲許多國家調整了金融監管政策。為了加強集中管理，英國確定了英格蘭銀行在維穩中的地位和職責。2009 年 2 月頒布的《2009年銀行法案》，不僅明確了其法定職責和核心地位，而且還賦予了其維穩的政策和權力范圍：

一個是監控。通過監控了解情況，發現問題。資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用途怎樣。二是實施支持。銀行可以對問題性金融機構實施支持，這是實施監控的重要保障。三是相對靈活。有保密的權力，有不公開的權力。2009 年 7 月出臺的《改革金融市場》白皮書從組織機制上予以了完善，即建立金融穩定理事會。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對風險和穩定進行控制，這個機構的職能是追蹤、識別、控制、降低金融風險。

為了避免下一輪的全球金融危機，確實需要一個全面的、全球性的、一致性的改革方案，改革全球金融監管系統。但是，在設計的時候要充分考慮區域的差異性，因為不同地區的業務模式不盡相同，特別是在銀行和非銀行的界限方面。這些差別體現了各個地區結構性的差別。比如在亞洲像歐美那樣的“影子銀行”存在的范圍就非常小。同時也應該意識到，在長期利益和短期成本之間，監管方面可能要作一定的取舍，因為長期的監管，在長期可以帶來穩定性，是有益處的，但是如果過快地采取過于嚴厲的監管，可能會使目前脆弱的經濟復蘇受到一定影響，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更存在這樣的情況。

比如在中國，需要的是一個更加寬松的市場環境，因為許多金融企業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的約束下，創新能力不足，盈利動機缺乏，自我發展能力有限。

當前的重點應是創造一個寬松的市場環境，讓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良好地在市場上相容。把經營性金融機構塑造成真正的市場主體，自我約束，自我發展，激活其創新的內在動力，克服政府金融管制過于嚴格、抑制金融創新的局面。如果外部環境過于限制和壓制，其發展必然會受到影響，對于世界經濟也必將是損失。

在這一輪全球金融監管改革進程中，歐美發達經濟體勢必要主導全球監管規則的制定和調整，亞洲新興經濟體更多扮演的還是接受和履行規則的角色。雖然目前建立全球統一金融監管的條件還不成熟，但歐美仍有可能就加強金融監管的某些具體內容和標準達成共識并在全球推廣，使亞洲新興市場金融業發展面臨更為嚴厲監管下的巨大挑戰。例如，G20 首爾峰會通過的《巴塞爾協議Ⅲ》關于銀行流動性的規定，就沒有考慮到部分新興市場債務資本市場規模的情況。而且，亞洲新興市場的金融體系主要是存貸款為主的銀行體系，在此次危機中表現得相對穩健，并不像高度發達的歐美金融體系那樣，包含各種高杠桿的金融機構和場外衍生工具，蘊含著巨大風險。對于發達國家內部監管和外部建立國際化合作的框架是應該有區別的，發達國家不能內松外緊，把更多的不良資產讓新興經濟體消化，從而轉嫁危機，禍及他國。

三、調整內與外共安全的協作關系。

為了降低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發達國家采取了不少措施。美國提出“大而不能倒”的策略：其內容是指金融機構的倒閉必然會對金融體系乃至實體經濟造成毀滅性的影響，這種影響是深遠的，所以，政府必須給予扶持和注資，幫助其度過難關。因此美國金融改革法開篇就闡述其立法宗旨。但現在，它似乎又在歐洲卷土重來。布魯塞爾敲定的對愛爾蘭 850 億歐元的援助方案，是一次銀行救助行動。與希臘不同，愛爾蘭的危機，并非因為過度舉債、逃稅漏稅或國家統計數據造假所致。拖垮愛爾蘭的是該國的銀行。

在金融危機期間，“太大而不能倒”的政策推而廣之，演繹到非銀行金融機構———投資銀行和保險公司，這包括對貝爾斯登和 AIG（美國國際集團）的救助，還有對非銀行機構的支持，“太大而不能倒”福澤更大的范圍。[2]“太大而不能倒”使金融機構從中獲得了更多政府的隱性補貼，而買單的人就是納稅人。這就意味著在這些國家的內部是“利潤私有化但風險社會化”，推演到國際上就是“利潤本國化但風險國際化”。

面對金融霸主采取的策略，新型市場國家要保證內部與外部金融的安全，勢必有更大的難度和困難。既要與外界建立這樣或那樣的協助關系，又要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或少受侵害，這確實增加了不少難度。但是，金融監管全球化是一個必然趨勢，這是金融風險全球化的客觀要求。金融監管框架全球化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一些國際性的金融組織，例如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國際證監會組織等，在全球金融監管準則的制定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準則代表秩序，準則也代表規范。以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為例，盡管其所制定的各項準則并不具有強制的約束力，但是，因為這些規則事實上已經被國際金融領域廣泛認同和采用，因此具有事實上的國際經濟法的性質和地位，各國自覺遵守履行國際金融安全的義務和責任。否則，就可能在國際金融活動中處于被動地位，承受金融風險全球化的影響是必然的。

從世界金融業體系來看，新興國家應對“大而不能倒”的問題是緊迫而長期的。這些國家必須站在戰略的高度予以重視和整體規劃，要建立各種各樣的預警機制，把風險控制在事前，把風險控制在萌芽狀態。加強對大機構的事前約束，既要保持一定的發展速度，也要把握前行的節奏和控制的力度，降低“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風險。完善資本充足率、杠桿率以及對不良貸款容忍度等工具的運用機制，加強對大機構的監管力度和頻度，加強對“大而不能倒”設立的各類子機構的監管。加大監管力度，要在監管資源上充分加大對“大而不能倒”銀行機構的傾斜，嚴守風險底線。促進建立能有效抵御和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的全球金融穩定制度框架，堅持金融創新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大方向，維護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安全與發展權益。

矛盾關系的處理和協調需要對話和協商，前提是理解和尊重。在新的格局的建立中，新興經濟體明顯處于弱勢地位。制定什么？如何制定？國際金融霸主長期以往都處于主導的地位，規則的制定自然是從他們自身的利益出發的。在協商和對話中，如何能夠由弱變強、由被動變主動？還不完全取決于這些新興經濟體對于世界經濟的貢獻，更重要的是取決于新興經濟體的努力和抗爭，取決于新興經濟體的決心和堅持，取決于新興經濟體之間的聯合和團結。當然，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國家都應該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問題處理好，做一個負責任的國家，做一個能擔當的國家。只有這樣矛盾關系才能得到有效的化解，才能有利于建立世界經濟發展的國際金融的新格局。

篇（4）

重塑新常態下銀行業的發展動力

讓互聯網金融成為銀行發展新動力

國際金融監管改革領域呈現新動向

貸款企業老板跑路事件頻發的思考與對策

融資租賃新司法解釋明確四大爭議問題

加強銀政合作破解“融資難、融資貴”難題

政府銀行合力支持中小微企業技術創新

以資產管理業務為載體重歸資本市場

從國際經驗看銀行理財業務轉型的挑戰

探尋我國銀行理財產品轉型方向與路徑

以美國Umpqua銀行為例探析銀行實體網點轉型

實施“大資管”戰略推進四大經營模式轉型

新一輪自貿區建設的邏輯脈絡與前景展望

中小銀行服務開放型經濟新格局的戰略思考

國際先進同業零售業務呈現四大發展新趨勢

從2014年年報看中國銀行業國際化發展步伐

以某銀行A分行為例探討凈息差管理水平提升之策

浙江金融“強服務”協同戰略發展一盤棋

福建銀行業服務先行點亮八閩“藍色經濟”

廣東金融創新拉動對外開放新引擎

河南資金融“五通”繪就中原崛起新藍圖

湖北銀行業合力支持國內最大內河港口建設

湖南金融護航裝備產能出海遠行

TPP協議達成對中國經濟的長短期影響

城商行:中國銀行業市場化的主要推動力量

從2015年三季報管窺大中型上市銀行最新經營動向

人民幣匯率改革與水平調整的動因與影響

《中國銀行業》上市銀行年報研究系列文章

挑戰與轉型2015年上市銀行中期業績報告分析

新常態下城商行與民營銀行的發展與監管

后利率管制時代打造銀行系理財產品再發展動力

銀行理財業務應積極變革適應“大資管”時代

陜西綜合金融服務助力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新起點

甘肅資金助力“絲綢之路經濟帶”黃金段內外聯通

新疆以大金融格局助推“一帶一路”核心區建設

四川跨境金融服務助推“天府之國”走出去、引進來

重慶以支持“渝新歐”為支點撬動內陸開放高地建設

廣西三大“粘合劑”對接“兩廊一圈”和“海上絲路”

完全放開存款利率上限對商業銀行的影響及應對

從定價視角分析利率市場化對中小銀行的挑戰及應對

新形勢下商業銀行投行業務邁出跨境發展新步伐

從集中經營到子公司設立:銀行理財業務探索轉型路徑

天津銀監局局長向世文:探索對民營銀行實行差異化監管

上海銀監局局長廖岷:監管引領民營銀行找準定位謀發展

浙江銀監局局長熊濤:創新民營網絡銀行監管新模式

篇（5）

作者名片：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v)，英國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榮譽退休教授。1934年7月19日出生在中國哈爾濱一個俄籍猶太富商家庭，嬰兒時就同父母一起被日本關東軍拘押在日本一年。戰后由于無法拿回在哈爾濱的巨大家產，移居英國，六十多年后才重新訪問幼時的故園(2005年9月曾來華講學)。

制度、模式與中國投資銀行發展

篇（6）

1、從監管主體來講，應具有相當的獨立性和權威性。金融監管的主體是指由誰來擔當監管職責。，我國金融業法定監管主體已形成，對銀行業監管的主體是中國人民銀行，但由于監管的廣泛性和復雜性，不可能由一個主體全部承擔，為適應加入WTO后強化監管之需要，就要在不斷加強和完善主體自身建設上下功夫，一是改進完善現有監管主體的層次及權責制度，塑造具有真正獨立和自主執法權的監管主體，擺脫其他部門的干預；二是為彌補法定監管主體的局限性，借助銀行機構內控和行業自律補救現有法定監管的不力，促進法定監管主體進一步完善，并制約和防范其濫用權力。此外，為保證法定監管主體作用的有效發揮，應充分發揮社會中介機構、審計機構及社會輿論監督的補充作用。

2、從監管定位來講，應立足國內放眼全球、放松管制與強化監管并重。我國現有的金融監管主要是針對政府控制下的封閉型金融市場而構筑，監管視野局限于國內。加入WTO后，必須為外資金融機構提供完全的市場進入許可和國民待遇，并公布通過具體措施對金融放松管制和開放金融市場的時間表，這就促成我國金融監管要走放松管制之路。但是，我國現有的金融監管體制，特別是針對外資進入的監管還遠未達到GATS及FSA的一般要求，加之由于歷史和現實的諸多原因，造成了現有監管不力、效率低下、該管的尚未管起來等問題，倘若將此置于放松監管的背景下，勢必導致金融危機的不可避免。為此，處理好放松管制與強化監管的關系甚為關鍵。應該明確，強化監管是以放松管制為基礎的，并不是把放松了的管制又管起來或管得更嚴，而是強化那些不應放松和本應管而尚未管的監管，同時要突出重點，順應國內金融市場的國際化需要，在監管的手段、措施等方面下功夫，以保證監管工作的效率和質量。

3、從監管目標來講，應定好位，劃分清楚，明確而不模糊。一個完善的監管體制首先應明確監管目標體系函數中包含的變量，由于現階段我國金融風險日益突出，金融監管還沒有完全獨立于貨幣政策和宏觀調控這一客觀形勢。為此，監管目標的設計和定位仍應以此為中心，并為之服務，形成以維護金融秩序穩定為主，保護存款人利益，防范控制金融風險，確保金融體系健康運行的監管目標。

4、從監管方式方法來講，應突出多元化、化，促使傳統監管與現代化監管手段相結合，以提高監管的整體效率和水平。加入WTO后，我國金融監管主體面臨的金融市場主體更為復雜多樣，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任務更為艱巨，隨著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而滋生的紛繁復雜的金融創新工具和產品更增加了金融監管的難度。鑒于此，監管主體必須充分重視監管方法的多元化發展。我國傳統的監管比較突出市場準入審核、現場檢查等方法的運用，坦對于利用外部審計、并表監管、市場退出監管、信息披露、緊急處理措施等方法未給予足夠的重視，我國加入WTO后，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將成為監管主體最為重要的職責之一，監不僅必須注意金融監管方式、方法的現代化發展，而且應該及時掌握新的方法，創新監管手段，以提高監管工作的適應性和整體效率。目前，監管方向應是由現場監管轉移到非現場與現場相結合上束，由側重于手工操作轉移到運用計算機初其他現代化工具上來，從而逐步提高金融監管的科學性和快捷性。

5、從監管來講，根據國際監管慣例和準則的要求，金融監管的內容應以防范金融風險，維持金融秩序穩定為中心，以合規性監管為基礎，風險性監管為重點來設計，同時由于金融改革不均質性的特征，針對不同監管對象應各有側重。對國有商業銀行仍以合規性為主，并逐步過渡到風險性監管；對新辦金融機構應以風險性監管為主，合規性監管為輔；對外資金融機構應遵循與國際接軌的原則，依照國際統一準則實施監管；另外，在具體的監管內容設計上力求做到全面、、實用且具可操作性。

篇（7）

一、“銀監會”的設立對中國銀行業的影響

1．銀監會的成立將促進央行的獨立決策和銀行業監管的進一步專業化

銀監會設立前，我國實行的是由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分別對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進行監管的分業監管模式，而中國人民銀行兼具監管銀行和制定貨幣政策的雙重任務。從現實來看，央行擔任的雙重角色(既是貨幣政策制定者，又是銀行業監管者)的預期目標有可能發生沖突，央行有可能在調整利率和制定貨幣政策時，站在銀行業監管者的角度去保護商業銀行的利益。現在國有銀行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緩慢，導致資金流動不暢、金融運行與實體經濟運行脫節，一個重要原因是國有商業銀行為了自身的利益，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其在央行內部強大的政策影響力對某些改革的進行施加影響，這一點在利率市場化改革上最為明顯。這樣既影響了央行的監管能力，又制約了央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發揮。

目前，各國金融監管模式主要有四種模式：第一，歐洲中央銀行成立后，歐元區國家中大多數國家將銀行監管職能從央行中剝離出來。第二，英國、日本、瑞典、丹麥、澳大利亞將銀行、證券、保險監管等職能統一集中在單一的金融監管機構。第三，美國由美聯儲作為傘式監管者，負責監管混業經營的金融控股公司，銀行、證券、保險則分別由其他監管部門分別監管。第四，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仍由中央銀行統一負責。但從總的趨勢看，越來越多的國家金融監管采用了與央行貨幣政策職能相分離的模式。從這種意義上講，我國成立單獨的銀行監管機構，符合我國金融改革發展的實際情況，也和國際上銀行監管發展的總趨勢是一致的。

根據國際經驗，銀行業監管的分立與中央銀行的獨立往往同步進行。銀監會設立后，由于目標單一，銀監會將著重控制系統風險，進行更專業化的一體化監管，逐步由法規監管向市場監管過渡，有利于減少利益沖突、降低監管成本和提高監管效率，進一步增強銀行業務的透明度、提高銀行監管績效、防范金融風險，并逐步由法規監管向市場監管過渡。而且，由于銀監會獨立承擔銀行業監管的職責，不可能通過貨幣發行來掩飾監管責任，只能依靠自身監管水平的提高，因而，從長期而言，銀監會的設立將有助于真正維護金融安全。

另一方面，國際經驗表明，加強央行的獨立性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中央銀行制度發展的客觀趨勢。例如，在美國，美聯儲只向國會負責，政府無權干涉，具有完全的獨立性：美國貨幣監理署則專事銀行監管，也具有完全的獨立性。因此，銀行監管職能的剝離，意味著我國在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方面邁出了一大步。央行將專注于貨幣政策職能，不再局限于商業銀行的利益，開闊視野，更多地著眼產業部門和實體經濟，從而有助于制定正確的貨幣政策，創造一個穩定的貨幣環境，保持宏觀經濟運行的長期穩定。

此外，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職能分離以后，中央銀行為了更好地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仍然擁有對商業銀行以及其他所有在中央銀行開戶的金融機構必要的“檢查權’，這種權力來源于中央銀行與其交易對象金融機構之間的商業合同。中央銀行只根據場內外檢查和實地調研得到的實際情況來決定宏觀的貨幣政策走向，而不對具體的金融機構承擔微觀的監管責任。這樣做，有利于中央銀行把握金融機構的財務狀況以及金融市場的實際風險。

2．銀監會的成立，有利于提高貨幣決策和銀行監管的透明度

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的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面對許多新情況，新問題。WTO遵循的一個重要規則就是透明度原則，首先就是決策機制和決策程序的透明度。所謂透明度，是指“在通俗易懂、容易獲取和及時的基礎上，讓公眾了解政策目標以及政策的法律，機構和經濟框架，政策的制定及其原理，與貨幣和金融政策有關的數據和信息，以及機構的責任范圍。”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提高貨幣和金融政策的透明度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國家作為金融制度建設的重點。這不僅是為了實現中央銀行履行問責義務的目的，而且是為了避免公眾對中央銀行的政策制定和執行產生誤解或不當解釋，同時也是為了獲得公眾對中央銀行的貨幣和金融政策的支持。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目前中國的貨幣政策決策機制透明度較低，難以適應加入WTO的要求。

3．銀監會的成立有助于加強對外資銀行的監管

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金融業將面臨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新格局。越來越多的外資銀行進入我國，使國內金融市場形成新的經營格局——國內金融界的分業經營和外資銀行的混業經營并存。但是，目前外資銀行的經營也存在許多的問題，如多存少貸、轉移利潤，違規經營、使用非價格手段進行不公平競爭等等。因此，這一格局在給我國金融業帶來發展機遇的同時，更多的是帶來了挑戰，尤其是給我國的金融監管工作帶來了大挑戰。

從目前來看，雖然我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對外資銀行的業務范圍和投資范圍、資本充足率、資產負債比例、對關聯企業的貸款比例、流動性比例和各項準備金的情況都作了規定。但是，對外資銀行監督管理的規定仍較為原則和簡單，缺乏可操作性。對外資銀行監管的手段和方法還停留在傳統的“經驗式”的管理階段，基本上以行政管理為主，在監管內容和監管手段上仍處于合規性監管階段，主要是事后合規性檢查，缺乏預防性的事前和事中檢查，風險監管處于起步階段，出現了重審批服務，輕監督管理的現象。例如，監管方式還停留在對會計報表的審核上，但一些外資銀行上報的報表卻不能完全反映其經營活動的真實情況，而且偏重定性分析，缺乏一個具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監管參照系。對國際上通用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考核相結合的監管方法，我國還沒有加以引進和運用，導致監管水平低，無力制約外資銀行的違規操作。

銀監會設立后，將努力實現對外資銀行合規性監管與風險性監管的協調統一。合規性監管是指監管當局對銀行執行有關政策、法律、法規情況所實施的監管。風險性監管是指監管當局對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程度、資產質量、流動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實施的監管。以前的監管者認為只要制定好市場游戲規劃，并確保市場參與者遵照執行，就能實現監管目標。因此，監管當局過去一直將監管重點放在合規性方面。但是，隨著銀行業的創新和變革，合規性監管的缺點不斷暴露，這種方法市場敏感度較低，不能及時全面反映銀行風險，相應的監管措施也滯后于市場發展。銀監會將以合規性檢查為前提，以風險性監管為主題，改進和提高現場檢查的效能，同時充分借助社會審計力量，對有問題的外資銀行進行重點監管。在完善非現場監督體系方面，將謹慎原則和彈性原則結合起來，合規性指標和風險性指標結合起來，設置監管指導線和最低比率，包括資本充足性、流動性、大額風險、外匯風險等。并且在合規性監管的基礎上，加強風險監管。

二、銀行業監管對策

1．盡快制定和出臺有關金融法規，并與國際接軌，完善我國金融監管法律體系

依法監管無論用何種形式監管，都必須有監管的依據，也就是各種法律、法規，而中國目前顯然多種金融法規缺位。在這種情況下銀監會工作的開展將受到許多限制。首要的問題還是要完善金融法規，促進金融監管與法律法規的協調統一。對已出臺的金融法規，應建立本系統內相應的實施細則，增強現行金融法規的可操作性，解決當前金融監管中無法可依和有法難依的問題。

2002年以來，國務院、人民銀行總行先后頒布了《金融機構撤銷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貸款風險分類指導原則》、《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指引》、商業銀行信息披露暫行辦法》等金融法規，這些金融法規充分體現了加入世貿組織后，金融業全面對外開放，中外資金融機構平等競爭的基本原則。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等還要進一步修訂，以達到確立監管架構、規范監管準則、統一監管標準的目標。對金融機構的任何處理、處罰，都要有確切的法律依據、政策依據、制度依據。在監管工作中，要公正、公開、公平地處理監管中遇到的問題，做到依法監管，依法維護金融秩序。

2．盡快建立銀監會和央行之間的有效的協調機制

銀監會成立之后，將對商業銀行實施監管職能，但央行依然是商業銀行最后的貸款人，同時，央行對商業銀行仍擁有檢查權。這就涉及到一個銀行協調成本的問題。

從國外實踐來看，在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金融監管局與財政部之間有一種三方小組會談機制，定期磋商，交換信息。而在日本，中央銀行的職能由日本銀行擔任，金融監管的職能由日本金融廳執行。根據《新日本銀行法》規定，應金融廳長官的要求，日本銀行應向金融廳出示檢查結果并允許金融廳職員查閱相關資料。在實際工作中，金融廳和日本銀行的職員實際上經常互換信息，形成相互配合的密切關系。此外，為了不加重被檢查金融機構的負擔，雙方經常通過協商機制協調對同一金融機構的現場檢查日程安排。

從我國實際出發，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兩種職能分離以后，部門內目標沖突轉變為部門間沖突，因此，一方面要加強部門間的信息共享和協調合作，防止部門間扯皮現象，減少磨擦成本，提高辦事效率，另一方面，目前，我國的金融監督管理體制中的一些關系尚未理清。如金融監督管理體制與國家權力機構的關系、金融監管體制中的中央與地方關系等。從現實來看，獨立行使監管權力的證監會和保監會在決策時仍然要受到其他政府部門的影響，這使其獨立監管規范的程度打了折扣。因此，銀監會需要在體制上有所突破，盡量加強其監管獨立性。這就要求加大金融相關部門之間及與其他政府部門的協調力度，建立相對穩定的協調機制。

3．盡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解決監管過程中出現的風險承擔問題

隨著我國金融業改革開放的深化，金融自由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金融的風險累積也越來越大，同時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也面臨著國際金融機構的挑戰，必須盡快健全金融體制，特別是包括市場的退出機制，在此情況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就顯得日益重要。

存款保險制度是國際上銀行監管的通行做法，是維護存款人對銀行信心的保障手段，也是解決銀行市場退出的有效措施。實行存款保險，可以使小金融機構在乎等的條件下和大型金融機構開展公平競爭，可以有效地解決中小金融機構的支付困難，從而確保社會穩定，消除地方政府和儲戶的后顧之憂。與此同時，中央銀行也可以真正與存款保險公司和金融機構確立商業性融資關系，從而有利于貨幣政策體制的健全和健康運行。

篇（8）

根據當前的金融組織結構現狀，溫州在金融改革中尤其需要加快發展與實體經濟相適應的、與溫州企業生態相匹配的、為小微企業服務的小型金融機構，包括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小額貸款公司等，這些小型金融機構與小微企業互相依存，共生共榮，契合度較高。發展小型金融機構一方面可以吸納大量的民間資本，推動民間融資陽光化；另一方可以促進金融市場競爭機制的完善，讓實體經濟直接受益，提高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率。要積極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鼓勵民間資本發起設立村鎮銀行，鼓勵有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轉為村鎮銀行，鼓勵有條件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建立農村資金互助社，發展為小微企業和“三農”服務的“草根銀行”。溫州應在總結瑞安匯民資金互助社經驗基礎上擴大試點，先在各縣市區各試辦一個，然后在符合條件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推廣。同時要推廣多個農民專業合作社聯合興辦資金互助社的做法，以解決資金季節性供求矛盾。大銀行與小微金融機構也應該加強合作，發揮各自的優勢，使小微金融機構成為大銀行支持小微企業和“三農”的重要平臺。

正確處理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關系

金融支持實體經濟不僅要拓寬間接融資的渠道，而且要努力開辟直接融資的通道，逐步提高企業直接融資占全部融資的比重，做到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正規金融融資和民間融資的有機結合，提升民間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的能力，實現金融資源與實體經濟的有效對接。在間接融資中，要從實體經濟實際出發，綜合運用信貸、投資、債券、信托、租賃、保險等多種金融工具，提供形式多樣的信貸模式，如采用“銀行+保險”、“銀行+擔保”、“銀行+保險+財政補貼”、“銀行+信托+租賃”等多種融資工具相結合融資模式，形成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合力。要大力發展債券市場，增加債券品種，通過發行公司債券、企業債、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集合債券、集合票據、區域集優債等，以及積極爭取中小企業發行私募債試點，拓展企業直接融資的通道，使債券市場成為發展實體經濟新的動力源。

正確處理金融創新與增殖服務的關系

創新是金融業發展的動力，也是社會責任。溫州作為金融綜合改革的試驗區，應當在金融產品創新和金融服務創新方面為全省乃至全國作出示范，尤其要在完善專注于小微企業和“三農”的金融產品創新體系方面創造經驗。必須明確，金融創新必須根植實體經濟，面向客戶，適應市場，以金融創新產生的社會、銀行的增殖和效果，以及創造出有利于企業增加收入、節省開支、提高服務效率為檢驗標準，堅決制止以創新為名搞“轉型收費”、“貸款搭售”、產品捆綁銷售等不正當做法，減輕企業負擔。當前小微企業不僅缺資金，更缺科技，金融機構加大支持小微科技型企業的支持力度，創新產品和服務，是企業轉型升級，做強實體經濟的當務之急。金融機構要針對種子型、創業型、擴展型、成熟型不同的小微科技型企業，采取針對性的融資模式、信貸產品、服務手段和抵質押方式，量身定做。要制定適合小微科技型企業特點的信貸管理辦法和管理制度，單獨客戶認定與授信評審，建立綠色通道，并單獨予以統計和考核。要創新符合小微科技型企業特點的抵（質）押擔保方式，積極探索以科技型企業的股權、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作為貸款的質押進行融資，探索應收賬款質押貸款等等，為企業融資提供方便。

篇（9）

一、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情況

雖然滲透率較低，但實現了超過360%的高速增長，平臺數量也從880家增加至2595家。互聯網金融興起之初，其帶來的信息不對稱程度的降低、去中介化所導致的交易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以及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新技術為資金供求雙方所提供的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務模式，引發了金融領域商業模式和服務模式的深度變革，開創了我國金融發展的新格局。在這種趨勢的沖擊下，目前我國提供金融服務的機構分成了兩大陣營：一是以移動互聯網、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技術創新為支撐的新興互聯網企業，二是被“普惠金融”倒逼進行金融體制改革和服務創新的傳統銀行、保險、券商等金融服務機構。但是，互聯網金融的成長道路充滿著風險與不確定性。在我國互聯網金融行業高速發展的同時，其風險問題也頻頻發生，尤其是P2P網貸平臺，儼然成為互聯網金融風險問題爆發的重災區。在“互聯網+”概念被各方熱捧，而監管力度又不到位的情況下，近兩年來P2P平臺問題集中爆發，跑路、無法兌付、破產的平臺不計其數。2015年~2016年3月，共有580家問題平臺，其中309家P2P平臺跑路，2016年一季度累積問題平臺數量達到260家，未來還有不斷增加的趨勢，行業秩序已被嚴重擾亂（見圖1）。我國互聯網金融的主要功能與傳統金融相比，仍是資金融通、支付結算等，但其在交易渠道、運營技術等方面的創新表明互聯網金融同樣會具有較大風險，甚至其面臨的局部風險要遠大于傳統金融。

二、風險成因

1.金融行業本身的高風險特性。金融作為貨幣與資金的融通與交易活動，受宏觀經濟狀況和利益相關者復雜財務關系的直接影響，本身具有高風險的特性。互聯網金融的基本功能與傳統銀行業的金融服務功能本質上是相同的，其基礎理論仍是金融功能理論，只是金融服務的運行方式發生了變化。因此，金融行業本身的高風險特性也必然會體現在互聯網環境之中。以傳統金融業務為基礎的互聯網金融業務，包括跨期跨區資源配置、支付清算、風險管理、價格發現、投資理財等經營貨幣資金和金融產品的基本功能，依然面臨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操作風險等遭受損失的可能性。2.互聯網特征放大金融風險。互聯網環境下的金融體系圍繞金融業務的需求進行開發，應用了移動互聯網、桌面互聯網、大數據和云計算各類智能終端技術，為客戶提供了更加高效、靈活、便捷、全能化的金融服務，將金融功能更進一步融入到日常經濟活動中。但與此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傳統金融業務的風險，一旦出現風險，容易產生傳遞速度快、系統性強、難以控制的局面。在當前互聯網征信體制并不健全的情況下，P2P及眾籌融資模式對傳統融資程序的壓縮以及互聯網較強的關聯性和虛擬性急劇放大了信用風險。互聯網的快捷性加大了流動性風險及支付清算風險，部分創新金融產品（例如“余額寶”、“微信理財通”等產品賬戶）是短期的，而其投資在資本市場的項目一般都是長期的，資產負債之間通常存在嚴重錯配，加大了因交易環節中斷而導致的風險。另外，互聯網金融對大數據、云計算技術的依賴性也使得信息安全成為了新的挑戰，不當的操作程序與內部控制、非法入侵與信息泄露等都會對互聯網金融服務體系構成嚴重的威脅。根據2016年一季度互聯網金融行業網絡安全報告，336家被調查機構中有288家機構（86%）域名未做隱私保護，140家機構（42%）存在應用安全風險，134家機構（40%）被公開披露了安全漏洞，其業務風險分布情況見圖2。

三、風險特性

1.風險類型更為復雜。互聯網金融作為金融業與互聯網技術深度融合的產物，其創新產品非常豐富。這些金融產品大多運用目前較為先進的信息技術與運營理念，結構也較為復雜，一般具有較高的價格波動性和杠桿率，且由于技術保密等原因，互聯網金融信息披露普遍不完整、不準確，導致難以對其風險特性進行全面評估，也難以對其現金流及與其他金融產品的相關性進行準確預測。2.風險傳播速度加快。互聯網信息技術提高了金融服務運營的效率，也加快了支付清算風險的擴散速度。在互聯網環境下，快速遠程功能及移動終端的使用使資金流動的速度大幅提升、范圍迅速擴大，互聯網金融使用的電子化貨幣和虛擬化賬戶等，也使得風險的預防和化解難度進一步提高。一旦出現問題，影響將更快地傳遞到每個人，甚至引發，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很難在短時間內有效控制局面。3.風險系統關聯增強。互聯網金融行業涉及擔保企業、銀行、第三方支付機構及多方互聯網金融企業，各利益相關者之間互相滲透和交叉，使得金融機構間的風險系統關聯性日益增強。當發生資金問題時，必定會相互影響，進而可能演化成系統性風險。互聯網特性也打破了傳統金融行業通過分業經營、提高市場準入規則等隔離風險的監管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風險監管能力。

四、風險監管的難點

1.金融創新與監管尺度。金融創新是指金融企業為了追求金融市場的潛在利益而在經營活動中采取變革，提供差異化金融產品或服務的活動。這一過程往往會推動金融市場資源實現更有效配置，從而給金融行業帶來新的發展動力。傳統金融的低效和“長尾效應”客觀上為互聯網金融創新帶來了機遇。自2013年以來，互聯網創新技術在網絡借貸、電子支付、數據金融、網絡理財、網絡保險等方面引發了新興的金融熱潮，互聯網信息技術革命在金融領域引起的變革已成為我國當前產業變革的重要代表。與此同時，金融變革也意味著重大風險的產生，要求政府通過監督和管理來彌補市場缺陷，從而降低金融創新給金融安全帶來的威脅。本質上，金融創新與監管存在著對立統一的關系，金融創新總是沖破監管體制的束縛，同時又不斷促進監管的變革，對監管體系提出新的挑戰。2015年7月，人民銀行等10部門聯合出臺了《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從框架上對互聯網金融的業態定位、監管方向進行了規定，但法律監管邊界仍較為模糊。由于我國互聯網金融行業正處于起步發展階段，若監管過于嚴格，容易扼殺互聯網金融行業進行創新的積極性。良好的監管尺度需要兼顧“效率”與“安全”問題。金融創新根植于監管制度的灰色地帶，如果對互聯網金融放任發展，無疑會造成金融市場秩序的混亂；如果一開始就對互聯網環境下的金融創新業務實施過于苛刻的監管，雖然可以有效地降低金融體系的風險，但同時會抑制金融行業的活力和效率。如何在創新與監管的動態博弈中實現平衡，把握適度的監管尺度，是互聯網金融風險監管的難點問題。2.新興行業與監管體系。監管體系滯后是許多新興行業普遍面臨的問題，在互聯網金融行業則更為突出。互聯網金融基于大數據等新技術的應用，處于高速發展階段，由于目前我國監管系統的不完善，容易出現信用風險、技術風險、操作風險等問題。2016年4月，央行出臺了《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進一步規范了業務性質，并著重從部門統籌的角度對各級金融監管部門的整治職責進行了劃分。由于我國互聯網金融監管法律法規尚未建立，因此，沒有明確的監管部門專門負責互聯網金融的監管工作，目前的監管系統在很大程度上仍按照傳統金融業的分業歸口監管。傳統金融行業的監管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已形成了嚴格的監管體系。在中央政府層面，形成了以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為主體的“一行三會”的監管格局；在地方政府層面，有相應級別的機構與之呼應。然而，傳統的監管體系已難以適應新興發展的互聯網金融行業的監管需要。金融創新步伐的加快，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金融業務類型和數量迅速增多，從而引發監管混亂或重復監管等現象，監管效率低下成為目前我國金融監管面臨的重要難題。3.風險控制與監管能力。互聯網金融行業發展的關鍵是風險控制，征信體系的健全則是風險管控最重要的一道防線。完備的征信體系能夠有效地防止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從而避免信息不對稱情況的發生。在互聯網環境下，各類新型金融業務高度依賴互聯網技術的支持，也增加了操作和安全技術的復雜性。監管的中心任務，在于確保互聯網金融行業的風險管控能夠使得總體風險處于可控范圍內。在新的風險模式下，監管能力的建設成為新的課題。目前，我國征信體系由央行主導，即大量企業和個人的信用數據為官方所掌控。而新興互聯網金融機構短期內難以實現與政府主導的征信系統進行對接，主要是由于各金融機構技術實力參差不齊，難以達到央行征信標準。我國互聯網金融發展處于起步階段，標準業務模式尚未形成，行業準入門檻較低，部門從業機構的數據規范性、信息安全機制、客戶隱私保護制度等很難達到基礎征信要求，在與央行征信系統的信息交互方面存在客觀困難，央行難以全面把握行業的整體風險。同時，傳統金融監管的技術手段也難以滿足互聯網環境下的金融監管要求。在信息渠道高度發達的環境下，金融信息的數量和傳播速度均空前提升，而互聯網的虛擬性也使得實時監管和實地監管更加困難，從而使得監管負擔大大加重。監管機構較金融從業機構在技術實力上存在劣勢，其監管能力的建設難以跟上互聯網金融時代風險管控的需求。

篇（10）

1．商業銀行：內部風險控制機制不完善，分業經營有利于降低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我國商業銀行特別是4大國際銀行的現狀是，一方面存在大量的不良貸款，另一方面卻又吸收著高額的居民儲蓄。近年來央行連續降息，投資工具的多樣化，投資者開始積極尋求其他的投資保值方法，若不良貸款得不到妥善解決，一旦儲蓄的增量彌補不了不良貸款的增量，金融危機就可能爆發。只有在分業經營的管理體制下，才能夠有效保護投資人存款人的利益，分業經營模式在現階段是必需的。此外，如果允許銀行從事證券、保險等混業業務，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因其資金優勢而形成金融寡頭，不利于中小商業銀行的發展。

2．證券業：市場發育尚不成熟，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銀行業與證券業的融合將會助長證券市場的投機活動，造成證券市場虛假繁榮。而采取分業經營和分業管理模式，有利于證券市場的規范和穩定發展。

3．保險業：近年來雖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仍存在著保險經營手段不夠規范，理賠機制不夠健全，保險公司自身缺乏有效的自律手段，險種不夠豐富等隱患，一旦發生動蕩性的事件，容易產生金融風險。

4．金融監管：目前監管水平不高，有關金融監管方面的法律法規不完善，監管手段措施也比較落后，專業人員和高質量信息缺乏，金融監控資源和經驗都不足。因此我國目前還不具備混業經營的監管環境和能力，金融監管體制和監管水平還遠未達到混業監管的要求。

由此可見，在我國金融機構風險意識不強、內控機制不完善，法律法規不健全、監管水平相對落后的情況下，在現階段實行分業經營制度是符合我國國情的，也是金融體系的安全的保證。但是安全并不等于效率，混業經營體現了金融市場內部溝通的基本要求，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混業經營是適應跨國公司和大型企業集團實施多元化經營和大規模資產重組的要求而出現的一種主流趨勢，有利于促進金融資本更好地服務于產業資本；發展混業經營，允許金融企業和非金融企業相互持股，可優化金融企業的資產負債結構，改善金融服務，增強綜合競爭力。從發展趨勢看，我國必然會走向混業經營。

二、走向混業經營的必然性

1．混業經營是國際銀行業發展的趨勢。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發展趨勢，改變了金融業的市場環境，金融業傳統的行業分工和業務界限日趨模糊，金融市場的條塊分割格局已被打破。20世紀90年代，日本、美國相繼立法肯定了金融業混業經營。伴隨著競爭的加劇，世界范圍內的金融集團并購有愈演愈烈之勢。我國融入國際金融市場體系程度日益加深，待條件成熟時選擇混業經營模式是一種必然。

2．金融創新和外資銀行的進入為混業監管提出了客觀要求。傳統賺取的存貸利差的經營手段獲利空間有限，金融機構愈發重視金融創新。如擴充各種業務、拓寬傳統結算領域，增加信用卡功能，開展信息咨詢、創新金融產品等；隨著金融產品和交易技術的不斷創新，銀行證券、保險業務相互相互滲透的特征愈來愈明顯，從而使分業經營流于形式，這就為混業監管提出了客觀要求。

3．信息科技的發展為金融監管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撐。隨著我國信息產業的迅速發展，大規模信息的共享和處理能力的加強，為金融監管提供了良好的技術環境。2002年中國工商銀行完成了數據集中的跨世紀工程，中國銀聯公司的成立，以及中國建行、中國農行、中國銀行完成數據集中工程的決心，這都說明金融行業自身信息化建設呈現跨越式的發展。

4為增強中資銀行的競爭力，必須走混業經營之路。我國加入WTO后，金融業將面臨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新格局，人世5年后，將取消對外資銀行的所有限制。面對競爭實力強大的外資銀行，中資金融機構如果固守傳統商業銀行發展模式，其結果只能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因此，我國商業銀行要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必須最大限度地實行綜合化經營，根據市場、客戶需求的變化和規避風險的要求，不斷開拓新的業務領域和業務品種，采取新的交易方式和交易手段，利用各種金融創新工具發展自己。從長遠著，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應逐步介入證券市場和保險市場，積極穩妥地推進國有商業銀行建立混業經營的模式，實行全能制，增加利潤增長點，以降低經營成本和經營風險，提高國有商業銀行的金融效率和國際競爭力。

5我國具有推行金融混業經營的現實要求和可行性。事實上，目前我國銀行、證券、保險三業已出現了相互滲透、共同發展的態勢。保險基金進入股票市場。商業銀行也越來越多地參與證券資金的清算服務，推出銀行轉賬等新型業務；2002年12月中信控股亦正式掛牌，其旗下有中信實業銀行、中信證券、中信信托、信誠人壽保險、中信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中信期貨以及香港的中信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等多家金融機構，亦在事實上證明了混業經營的可操作性。

篇（11）

1.互聯網金融規模不斷壯大。互聯網與金融的結合，給金融業帶來革命性變革。基于web2.0，互聯網金融發展迅速，逐漸滲透到支付、存貸、理財等傳統金融核心業務，中國互聯網生態逐漸形成。在支付領域，2010年至今，利用支付寶支付的金額已超過了2萬億，以支付寶、財富通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占到市場份額的八成，已經超過銀聯和銀行等金融類企業網銀支付的總量。在借貸領域，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國“人人貸”式（P2P）公司超過了300家，行業交易額高達200多億元。在第三方電子支付領域，截至到2012年12月中國使用網上支付的用戶規模已經達到了2.21億人。

2.互聯網巨頭迅速搶占金融市場。目前，互聯網企業涉足金融業已呈“全面開花”之勢。中國人民銀行資料顯示，截至今年7月，已有250家企業獲得第三方支付牌照，其中包括阿里巴巴、騰訊、網易、百度、新浪等互聯網巨頭。互聯網企業也不斷加強創新，不斷推出互聯網金融產品，阿里巴巴的“余額寶”，新浪的“微銀行”，騰訊的微信5.0與“財付通”的互聯等更是全面進軍金融市場。今年9月份，騰訊宣布要成立銀行，也成為互聯網企業進入金融行業的標志性事件。京東商城和蘇寧電器也先后宣布成立小額貸款公司，進軍供應鏈金融。互聯網企業進軍金融領域，具有快速發展態勢。例如，支付寶旗下余額寶，上線18天累積用戶數就超過250萬，存量轉入資金規模達到57億元。

3.傳統金融機構加快金融業務創新。為了有效應對互聯網企業發起的挑戰，也為了更好地滿足消費者互聯網環境下多樣化需求，傳統金融企業加快了金融業務創新。一方面，金融企業加快了金融產品互聯網化進程，運用互聯網技術把銀行產品線上化，通過網絡向客戶提供金融服務。目前所有商業銀行都開通了網上銀行業務，向客戶提供網上服務。另一方面，傳統金融企業利用互聯網技術創新業務模式。例如，華夏銀行推出了“平臺金融”業務模式，為平臺客戶及其體系內小企業提供在線融資、現金管理、資金監管等全方位、全流程服務。中國工商銀行與阿里巴巴今年5月份在杭州簽署了整體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將就電子商務以及相關的安全認證、資金托管、市場營銷、產品創新等多個領域開展廣泛合作。招商銀行聯手中國聯通于2012年11月推出首個移動支付產品――招商銀行手機錢包。近期，30多家基金公司的淘寶直營店也陸續開業，各大銀行、保險公司紛紛成立電子互聯網金融平臺。

4.通信運營商也開始涉足互聯網金融服務。在互聯網金融領域創新變革的大環境下，通信運營商利用其管道優勢，也開始積極探索金融業務。2010年3月，中國移動以398億人民幣收購浦發銀行20%股權，成為其第二大股東。2013年6月，中國移動與中國銀聯共同推出了移動支付聯合產品――手機錢包。2011年9月，中國電信與光大銀行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進一步加強雙方在網絡繳費、手機支付、第三方支付等領域合作。2013年6月，中國電信與中國銀行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確立了雙方在存貸款、現金管理、直接融資等領域的全面合作。2013年，中國聯通與中信銀行合作，布局移動互聯網金融業務。

發展互聯網金融的現實意義

1.有利于破解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互聯網金融類企業利用數據分析優勢，可以幫助優質小微企業破解融資困境。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二季度末，阿里小貸已經累計為超過32萬家小微企業解決融資需求，累計投放貸款超過1000億元，不良率僅0.87%。

2.有利于加強影子銀行監管。目前中國影子銀行的規模大約在15-30萬億元人民幣間。影子銀行最大風險主要來源于信息不對稱，巨大的影子銀行規模由于監管缺失給中國金融系統帶來了潛在風險。互聯網金融的本質就是利用互聯網來減少信息不對稱，降低金融資產的風險。同時，互聯網金融將線下民間金融資產轉移到線上操作，有利于相關監管部門準確掌握互聯網金融即時數據，能有效促進民間金融的陽光化、便利化。

3.倒逼金融機構及監管部門改革。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互聯網的廣泛普及，使得更多的企業有能力進入金融領域。很多電子商務企業及互聯網服務企業不斷推出創新金融產品，改變了銀行獨占資金支付格局，改變了銀行傳統信貸單一供給格局，打破了傳統金融機構間的競爭壁壘。互聯網金融的繁榮正倒逼金融機構加快改革，比如利率市場化進程加快，放寬民營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等。金融領域創新加速，不斷涌現新的金融產品、服務模式及商業模式，也要求金融監管部門，創新金融監管手段、模式，防范新的金融風險。

4.不斷催生新業態、新服務與新模式。隨著信息技術與金融的不斷深入融合，互聯網金融加速創新，從最初的網上銀行、第三方支付，到最近的手機銀行、移動支付，無不體現了金融與互聯網的創新應用。此外，民間借貸也開始合法化、線上各類融資平臺不斷涌現、“智慧金融”也由概念開始走向市場。目前很多基金公司、保險公司也開始嘗試通過電商網銷、社交網絡，甚至是微信平臺等推廣自己的品牌或是銷售產品，基于社交網絡的金融產品與服務不斷涌現。

5.有利于吸引廣大民眾參與金融。由于專業壁壘，民眾參與金融的進程一直比較緩慢。互聯網金融加快了金融產品模塊化和標準化進程，同時也拓寬了金融市場參與主體范圍，市場參與者更為大眾化。企業家、普通百姓都可以通過互聯網進行各種金融交易，風險定價、期限匹配等復雜交易都會大大簡化、易于操作。互聯網金融也正在改變金融產品傳統由少數精英控制的模式，轉而由更多網民參與共同決定金融產品的模式，使得金融產品能更好地滿足市場需求。

存在的突出問題

中國互聯網金融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在：

1.總體經營規模不大。由于中國金融管制等方面的原因，對于新進入互聯網金融領域的互聯網公司、通信運營商和新型網絡信貸公司，擴大發展規模還受到較多限制。一方面，金融牌照許可限制了很多具有資金實力的互聯網公司擴大金融業務；另一方面，很多新型的網絡信貸公司，由于自身規模和資金限制，擴大規模也舉步維艱。此外，擁有金融許可和資金實力的傳統金融企業，由于缺乏互聯網基因，發展新型互聯網金融業務也比較謹慎。

2.監管模式和手段滯后。由于互聯網金融發展迅速，互聯網公司、通信運營商等非金融類企業紛紛進入金融領域，傳統金融產品加快了創新步伐，互聯網金融領域的新產品、新業態與新模式不斷涌現，而中國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還相當滯后。主要表現在：尚未形成完善的跨部門協調機制，互聯網環境下的監管體系還未形成，互聯網金融監管手段比較落后。

3.社會信用環境缺失。中國互聯網金融還處于發展初期階段，產業發展環境還有待進步完善。主要表現在：有的公司利用互聯網非法吸收存款或非法集資，損害投資者利益；以個人信息牟利現象比較嚴重，個人信息安全得不到保護；社會民眾對互聯網金融知識還比較缺乏，影響了新型互聯網金融業務規模進一步拓展；政府對促進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相關優惠政策和有關公共服務未能及時配套。

對策建議

1.創新金融監管模式。針對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之勢和互聯網金融跨行業融合發展的特點，吸收工信部加入由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等跨部門組成的工作協調小組，通過部際聯系會議制度，聯合研究制定互聯網金融政策。加強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防范系統性風險，跨市場金融創新的協調監管，建立全覆蓋的統計體系以加強信息共享。創新監管模式，監管部門需要改變對傳統金融企業監管模式，由事前監管改為備案監管，由對企業的前端監管改為加強對消費者的保護。既可以充分發揮市場活力，保證企業持續不斷創新；又可以充分保證消費者利益，有效防止金融欺詐。

2.強化政府公共服務及管理職能。出臺相關制度規范互聯網金融服務，開展非金融機構支付業務設施認證，建設移動金融安全可信公共服務平臺，構建金融監管體系和互聯網安全防護網絡與信息安全體系，加強對網絡用戶的信息保護，通過制度和基礎設施建設為監管提供好的基礎。結合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新情況，重新梳理各類金融企業的業務范圍，構建科學有序的互聯網金融監管體系，明確相應企業、相應業務的監管部門，取締未經監管許可的金融平臺，建立互聯網金融的行業統一數據平臺。加強金融業信息安全管理，進一步制定出臺關于電子交易及電子證書、加密等方面的法律和制度規定，積極推動網絡支付、移動支付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