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當代文學思潮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現當代文學思潮史的在敘述模式上,一直是先進行理論,后進行創作,該思維模式就是指,文學史家對某個時期的文學創作理論進行研究,掌握該時期文學創作的特點,在此情況下繼續文學史的闡述。另外,現當代文學史還有另一個思維模式,就是先思想后形成,說的就是文學史家在文學史敘述的過程中,覺得文學創作工作主要是由兩個方面的內容所構成,即文學形式、思想主體。因此,在現如今,現代文學史的敘述工作,該思維模式一直對現代文學史造成巨大的影響。為此,當文學史家進行文學創作時,存在固定的幾種思維,第一,社會背景與文學理論緊密相連,前者可決定后者;第二,文學理論、主張、創作在同一時間形成,第三,文學創造建立在文學理論的基層上,而文學創作的形式,完全取決于文學史家的思想。進行文學創作時,文學創作者,首先對作品做全面的分析,掌握作品的主要思想、人物特征等,最后再對其中的藝術價值進行分析。文學界在80年代得到人們的重視,并有重寫文學史的歷史事件,即便如此,其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卻少之又好,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先理論后創作,先思想后形式這樣一個固定思維模式的影響,該思維模式忽略了文學作品本身的特殊性,文學作品已經轉變成為獨立存在的個體。
二、重構現當代文學思潮史的有效方法
1.認識到文學思潮史重構的必要性
我國現當代文學思潮史進行重構,首先要使人們對文學思潮史其有一定的認識度,掌握中國文學思潮史發展中存在的特點,并對認識到文學思潮史構建的必要性。在重構的過程中,分析古代文學思潮的發展歷程,并結合當代文學思潮的情況,進行重構,保證現當代文學思潮史重構工作順利開展,現代文學思潮史重構,建立在古代文學思潮史、當代文學思潮史的基礎之上,為現代文學重構工作提供重要的信息,使我國現代文學思潮史重構工作得到良好的發展。認識到現當代文學思潮史重構的意義,了解到文學思潮史在發展中其有長期性、整體性兩大特征,為此,在文學思發展中,要將文學思潮史質量放在第一位,對現代文學思潮史重構工作給子大力支持,鼓勵當代人積極參與到文學思潮史的重構工作當中。
2.進行文學思潮分類工作
文學思潮史在發展的過程中,受到社會背景的影響,每一個時期的文學思潮都其有該時期的特點。在傳統的文學思潮史研究中,通常是從時間的角度出發,對文學思潮史進行研究,理清文學思潮的脈絡。但是,該研究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從時間出發進行研究,會受到歷史事件的影響,將文學思潮史與歷史事件聯系在一起,導致文學思潮史演變成為社會思潮史。在現當代文學思潮重構工作中,為了預防此類問題的出現,在文學研究上要做改變,不再采納以時間為線索的研究方式,應對文學思潮做分類,根據文學思潮本身的特點進行劃分,該分類是文學思潮本身的一種類別區分。此分類方法,可將文學作品的整體結構進行優化,將文學思潮按照專題分類,分類處理后,文學思潮內在邏輯更加清晰明了,有效預防社會思潮混人到文學思潮史當中。
3.文學思潮史重構符合發展規律
一、從內容看新寫實主義
新寫實主義,以其反映原生態的現實生活,刻印著獨有的文化印記,成為八十年代后期重要的文學流派。池莉的《煩惱人生》,瑣碎地記錄了武漢普通工人印家厚從凌晨到晚上的生活經歷,成為新寫實文學思潮中極具代表性的作品。
池莉曾說:“印家厚代表了整個凡人的整體,而不是一個凡人。”池莉在《煩惱人生》中,還原了印家厚每天面對的一切事情,工作、獎金、分房子以及種種家庭瑣事,看似瑣碎但卻真實。生活中的柴米油鹽、一日三餐等全部展現在故事中。他要努力工作,養家糊口的重擔壓在他的肩上;作為父親,他要照顧兒子的生活起居;他的經濟狀況相對拮據,物質條件匱乏,甚至連洗漱和上廁所都是極大的問題;上班不得不擠公共汽車,趕輪渡;作為晚輩,他還要為岳父六十大壽的禮物操心。凡此種種,都是世俗平民的生活狀態,是普通生活最真實的寫照。
印家厚的故事很真實,甚至真實之間還帶有些許粗糙,然而越是這樣,越能真切地反映出那個年代大眾的生活狀態,即新寫實主義的初衷。較之先前提煉生活的作品,新寫實主義文學將生活原滋原味呈現在讀者面前,還原生活的本真。
二、從寫法看新寫實主義
新寫實主義文學,以真實描摹生活為主,從而達到寫實的目的。為了還原現實,作家運用樸實直白的語言進行寫作,不講究宏大的構思和情節,耐人尋味。
在《煩惱人生》中,池莉用質樸的語言描繪印家厚的生活。作者更像是用攝影機記錄印家厚的經歷,很難看到作者情感的介入。作者本著不干預、不夸張的原則,冷靜審視印家厚的生活,從而滴水不漏地記錄下他所經歷的日常瑣事,再現他的庸常生活。
不同于以往文學作品巧妙的構思,新寫實主義文學在一定程度上解構崇高,表現生活的原始形態,基本不會融入作家的主觀情感,反對人為粉飾現實。作品少了修飾,多了純粹,不再強調藝術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主張藝術來源于生活再現生活。看似“流水賬”式的敘事方式,卻沒有給人煩擾之感,家長里短的講述當中多了真實與親切。這種真實,不僅是作者呈現的真實,更是讀者接受的真實,讀者有更廣闊的視野去體悟生活,猶如親身經歷,以文字為載體,獨立思考,而不會受到作者、作品潛意識的影響。
新寫實主義文學不僅在構思和語言上與以往的文學流派有較大差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有較大突破。拿印家厚來講,他既不是形象高大的英雄人物,也不是卑鄙低俗的小人形象,而是世俗階層中平凡而又極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當時社會普通大眾的發言人。印家厚性格寬厚,也小有才華,不論對家庭還是對工作都有極強的責任心。然而,面對生活的嚴峻,他不得不被現實生活所迫,變得孤單懦弱。但他僅僅是些許懦弱,并非墮落,他仍舊想讓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他的內心有不滅的希望之光。
所以,新寫實文學思潮,不管是作品內容題材、語言風格,還是作者選取的人物形象,都以寫實為基礎,同時又突出“新”的寫實理念。
三、從內涵看新寫實主義
新寫實主義文學,是在社會l生巨大變革的背景下產生的,所以必然有其深刻的內涵。
結束之前,文學的政治功能突出,文學在很大程度上作為一種工具為政治服務,所以文學創作注重宏大的結構和典型的形象,即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進入八十年代以來,大眾開始重新審視文學作品,他們不再滿足于已有的文學模式。同時,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市民階層不斷壯大,他們希望看到反映其自身生活的作品,所以表現世俗生活的作品受到讀者的青睞,新寫實主義思潮的出現可以說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新寫實文學作品,作為社會生活的產物,不只有故事中所講述的真實生活,更有其深刻的內涵。在《煩惱人生》中,既然印家厚的人生如此煩惱,那么我們必然要去關注他對于煩惱的態度。雖然作品整體上呈現出比較壓抑的灰調,但是在壓抑中也不難發現印家厚的希望所在。作者塑造這一形象,旨在以此映射一個社會階層。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普通市民無不面臨這些困擾,也無不接受這樣的生活,懷著走出煩惱的希望找尋生命的意義,印家厚是這樣,池莉是這樣,這個階層都是這樣,看似灰色的基調中折射著希望。
而這些,雖然有批判的痕跡在,但更多的是新寫實文學要傳達出來的生命意識、生存意識和希望意識,內涵深刻,發人深省。
新寫實主義文學思潮,作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誕生的重要文學思潮,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煩惱人生》等一系列優秀的新寫實作品的出現,給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吹來陣陣新風,這便是新寫實思潮的獨到之處,也注定會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中留下深深的印跡,值得永久體悟。
此次研討會,是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領域第一次全國性專題研討會,也是全國美學、藝術、文化、教育領域內圍繞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的一次高端峰會。會議尤其在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的內涵特點、價值意義、人文意蘊三方面進行了集中研討,體現了相關領域研究的水平和進展。
一、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內涵特點的研討
全面總結、深入挖掘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的內涵和特點,是此次研討會的重要學術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聶振斌研究員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育思想的研究,是該領域研究的重要開拓者。他從美育方針與美育的實施、美育的性能及價值、美育與德育、藝術教育與科學教育、美育與宗教等五個方面,系統梳理總結了美育思想的基本內涵及其主要特征。指出,視美育的主要性能為“陶養情感”,倡導“以美育代宗教”,是對中國文化以藝術―審美而非宗教為文化理想的獨特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刻體認。深圳大學胡經之教授也深入概括了的美育精神,認為其內涵突出表現在“陶養情感”和“純潔人格”,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浙江理工大學金雅教授從本世紀初開始梁啟超美學思想的系統研究,也是該領域研究的重要開掘者。她從“美趣”與“美情”、“移人”與“美術人”、“生命之迸合”與“生活的藝術化”等梁啟超美育思想的重要范疇命題入手,對梁啟超美育思想的基本內涵與致思路徑予以了系統梳理與總結,指出其由前期對美育的社會功能的探討轉向后期對美育的人文價值的探尋,逐步深入并叩問了美育的人生意蘊及其詩性維度,具有鮮明的個體特色、時代特征和民族情韻。杭州師范大學李榮有教授著重分析梳理了梁啟超“趣味教育”主張的主要內容,對其相關教育目標、教育方式、教育原則等進行了探討,指出“趣味教育”不僅與學校教育相聯系,也應包含在家庭教育、社會教育、行業教育和自我教育中。此外,華南師范大學陳永標、杭州師范大學莫小不、同濟大學李、浙江工商大學朱鵬飛、江蘇師范大學李茂葉等學者,從藝術美育、情感教育、書法美育、大學美育等各個角度切入,研討了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的內涵與特點。本次研討會上,一批年輕學者嶄露頭角,他們的研究視野獨特,富有銳氣。如杭州師范大學何淑芳對梁啟超美育思想中“養氣說”的研討,透視了梁啟超美育思想的民族文化淵源,勾連了梁啟超美育思想與“新民”思想的關聯,頗具新意。紹興文理學院馬芹芬提出了越文化背景下的美育實踐的命題,著重挖掘美育思想的越文化精神及其相關民族特性,也不乏新意。
二、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價值意義的發掘
批判繼承、創化汲納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的營養,深入研討、充分發掘它們對于當代美育與文化建設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是此次研討會高度關注的問題之一。浙江大學王元驤教授對的“以美育代宗教”說提出了商榷。他指出,宗教的本質是信仰,而卻認為“宗教本舊時代的教育”,并認為隨著時代的進步,宗教的認識作用和道德作用都已消失,唯有情感教育的作用仍然保留,所以,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這個口號在當時雖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但在學理上尚存在某些局限。宗教的本質是信仰而非認知與道德。王元驤教授進而認為,若從信仰論的觀點來理解這個口號,它在今天不僅沒有失去它的意義,反而更突顯它的理論價值。他主張從美與藝術的性質、美與藝術的創造、美與藝術的功能三方面來認識審美、藝術和宗教之間的同質性。《文藝報》理論部熊元義編審以“重鑄民族魂”為題,對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在激發國民的勇氣和培養國民的靈魂上的巨大作用”、“把文藝的發展和民族的發展、國家的興衰聯系起來”的理論特色給予了高度的肯定。他以梁啟超對雄壯活潑沉渾深遠的詩境的倡導、對中國文學女性形象審美趣味的批評、對陶淵明人格特征的分析褒揚為例,指出梁啟超的美育思想與審美情趣是中國現代美育最為寶貴的精神傳統之一。呼吁繼承發揚梁啟超魯迅一脈的審美情致與美育精神,培育激揚健全的民族精神,為中華民族重新崛起做好精神準備。此外,海南師范大學單正平教授、浙江工業大學鄭玉明副教授等,也對流行的對“以美育代宗教”說、梁啟超“趣味教育”論的觀點進行了反思評析,從當下現實出發,梳理了梁啟超思想觀點的現實意義。杭州師范大學張道森教授、梁啟超紀念中學梁新明校長、東南大學白艷霞博士等探討了梁啟超美育思想對當代美育、校園文化建設等的啟示。山東大學高迎剛副教授認為梁啟超藝術教育思想既秉承了中國傳統樂教“致樂以治心”的基本觀念,但又吸納西方新思想,在用什么教、教成什么樣的人的根本問題上,充滿了20世紀初中華民族求新求變、塑造“新人”的時代精神,在今天,仍可視為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藝術教育基本方向。胡經之教授在總結的美育精神的同時,也強調了其對“我們進一步去深思美育的使命,推進美育的實施,拓展美育的途徑”的啟示。
主管單位:四川省作家協會
主辦單位:四川省作家協會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四川省成都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6-0820
國內刊號:51-1076/I
郵發代號:6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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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時間: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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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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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朦朧詩”和“朦朧詩派”
“朦朧詩”又稱新詩潮詩歌,是新詩潮詩歌運動的產物,因其在藝術形式上多用總體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義性,所以被稱作“朦朧詩”。我國當代人本主義文學思潮是經由新詩潮而得以產生的,“朦朧詩”是它的第一批文學作品。從60、70年代的地下創作,到70年代末“朦朧詩”的公開發表,再到80年代初引發的聲勢浩大的關于“朦朧詩”的論爭,是這一運動的發展軌跡。“朦朧詩派”迎著熱風冷雨,直到被社會普遍認可與接受,其生長和發展的不尋常歷程,可以說是相當輝煌的。然而,到了文學多元化的80年代中后期,“朦朧詩”則開始淡出。“朦朧詩”以人的主體性的覺醒對“”神本主義思想文化統治的勝利而告終,這個勝利也是人本主義文學對“”文化專制的勝利,它使詩歌打破了建國以來的種種文學禁錮,而承接了五四以來的新詩傳統。“朦朧詩”不應被看作是一個詩歌流派,而應被看作是一種文學思潮。文學思潮是指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為適應時代、社會的變化而在文學上形成的一種思想潮流。一種新的文學思潮的興起和發展,總要同舊的思潮發生不同程度的碰撞。因此,在“朦朧詩”登上歷史舞臺之際,就有了新詩潮詩歌運動。
“朦朧詩派”崛起于二十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朧詩派”的代表詩人主要有舒婷、北島、顧城、楊煉、江河、多多、食指、芒克等。舒婷的《致橡樹》、《中秋夜》、《四月的黃昏》,北島的《回答》、《冷酷的希望》、《結局或開始》,芒克的《天空》、《十月的獻詩》、《心事》,食指的《相信未來》、《命運》、《四點零八分的北京》,江河的《祖國啊,祖國》、《沒有寫完的詩》、《星星變奏曲》,顧城的《簡歷》,楊煉的《烏篷船》,方含的《謠曲》等。其中,不少后來被看作是“朦朧詩”的“代表作”。“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顧城的這首《一代人》作于1979年,這首詩是“朦朧詩”創作中最經典的名篇之一。舒婷的《致橡樹》被收入中學語文課本,這首詩熱烈歌頌了誠摯、堅貞的愛情,當年曾膾炙人口。
雖然“朦朧詩派”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詩歌群體,但這些詩人從自我心靈出發,以象征、隱喻、通感等詩歌藝術技巧,所創作的詩作呈現出理性的思辨色彩和浪漫主義情懷,憂傷而不悲觀、真摯而又沉郁,既有苦難中對理想的追尋,又有對“人”的自我價值的思考,信念、理想、社會的正義性、強烈的個人理性精神都通過詩歌表達了出來。
二、“朦朧詩”的產生與衰減
(一)“朦朧詩”的產生
“朦朧詩”的崛起有著特定的時代背景。它自1979年3月浮出水面,能在兩三年內迅猛崛起,遍地開花,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黨的前后興起的思想解放運動,得益于舉國上下痛恨“”渴望新生的政治熱情。伴隨著當時整個社會理性和反省力的逐漸復蘇,對人的自我價值的重新確認,對人的自由心靈的探求,對理想的執著追求,對未來的熱切希望,構成了“朦朧詩”的思想核心。
例如,顧城的《一代人》以一組單純的意象構成了對剛剛過去的“”歲月的隱喻。“黑夜”、“光明”和我的“尋找”在這里的含義都是不言而喻的。《一代人》只有短短的兩行詩句,以三個單純的意象概括了生于逆境卻始終不失信念的一代人異常復雜的心理經驗和精神特征。《一代人》其實也可以看作是一代人“心靈史”的縮影,“朦朧詩人”所代表的這一代,都是在“”中長大,心靈的成熟包括著對苦難的承擔,或是在不斷地受傷害中經歷成長,苦難給予了他們超越性的信念和理想,使他們時時企圖透過時代的陰暗尋找光明,時時企圖在精神的向往與追尋中戰勝苦難。他們用詩歌表達了了“一代人”歷經黑暗后對光明的頑強的渴望與執著的追求。
朦朧詩潮的社會起源和個人起源都與這一代人在“”中的個人經驗有關。這些年輕詩人都有一個由信仰的狂熱到理想破滅后墜入絕望的共同的“”經歷,他們是這一代青年中最早覺醒并進行反思的一群。這群“”后期自我意識開始覺醒的青年,利用詩歌的形式,對現實進行反思,并追求詩歌獨立的審美價值。“朦朧詩人”們從自我的心靈出發,譜寫出一曲曲“心靈的呼告”,我們今天讀來,仍能感受到一種深深的震撼。
(二)“朦朧詩”的衰減
“朦朧詩”在“”期間以對當時的黑暗社會現實的批判這一主題宣告其誕生,在經過近20年的坎坷歷程之后,又以“提供歷史的見證”這一主題宣告其消隱。至此,新詩潮詩歌運動也拉下了它的帷幕。在“朦朧詩”受到猛烈討伐的1983年,“朦朧詩”的勢頭已衰減。衰減的原因,部分在于“朦朧詩”影響擴大所帶來的模仿和復制;而“朦朧詩”過早的經典化也造成對自身的損害;加上藝術創新者普遍存在的時間焦慮,加強了他們盡快翻過歷史這一頁的沖動。對中國新詩有更高期望的“更年輕的一代”認為,“朦朧詩”雖然開啟了探索的前景,但這不是終結,他們需要反抗和超越。
新詩潮的大多數后續者大多生于60年代,他們獲得的體驗和“朦朧詩”所表達的政治倫理判斷不盡相同,也不大可能熱衷于“朦朧詩”那種雄辯、詰問、宣告的浪漫模式。此時,社會生活的“世俗化”的過程加速,公眾高漲的政治情緒、意識已有所滑落,讀者對詩的想象也發生變化。國家要求詩承擔政治動員、歷史敘述的責任的壓力明顯降低。在80年代中期前后,“純文學”、“純詩”的想象,成為文學界創新力量的主要目標之一。這種想象,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即帶有“對抗”的政治性含義,也表達了文學因為“政治”長久過多纏繞而謀求“減壓”的愿望。回到詩歌自身,回到語言,回到個體的日常生活與生命意識,成為新的關注點。
三、正確評價“朦朧詩”
新時期詩壇上所出現的“朦朧詩”創作潮流是中國當代文學走向現代化的一個信號,也是20世紀中國新詩發展史的一個里程碑。“朦朧詩”以其特殊的藝術魅力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獨到的人文審美價值及其歷史貢獻。要想對“朦朧詩”做出合理的評價,我們不能僅僅從它的藝術創新方面來判斷其意義和價值,我們更要把它納入整個文學思潮的運動、發展中去,把握它在文學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我們對“朦朧詩”的意義和價值的確認,本質上也便是對新詩潮詩歌運動的意義和價值的確認。
(一)“朦朧詩”的詩學貢獻
“朦朧詩”作為一種新的詩歌樣式,其獨特的詩質、題材、意象與語言是變革時代的詩歌特色的突出體現。“朦朧詩”強化了新時期詩歌的文本特性。詩歌是一種語句上分行排列、側重抒發激情的文體,它特別講求詩意的開拓和意境的創造。“”時期,對詩的文本特性的扭曲達到了空前的程度。而在今天,新時期詩歌之所以能稱得上“新”,從根本上說就是詩的文本特性受到了應有的尊重,并在其自身發展中得到了強化。“”的特殊的時代氛圍造就了“朦朧詩人”獨特的思維模式,而他們的創作實績則體現為對詩歌新的范式的追求。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更多地感謝“朦朧詩”以及稍后的現代主義詩流,它們在恢復和強化新時期詩歌的文本特性方面立下了卓著的功勛。
(二)“朦朧詩”的時代意義
“朦朧詩”雖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詩歌流派,但這些詩人在詩歌精神和探索的主導意向上具有共同點。“朦朧詩”在開啟新詩那些被長久封閉的空間上,在激發詩歌探索的激情與活力上,在推動當代詩歌藝術視野的拓展,尋找與人類廣泛文化積累的對話,以及發掘現代漢語的詩歌可能性等方面,都有難以忽視的功績。在精神向度與詩歌寫作上,“個體”精神價值的提出與強調,是最值得重視的一點。至于說到“朦朧”,也應該是詩歌語言變革的重要一項。“朦朧詩”與當時“環境”構成的緊張沖突,根源于它的語言的“異質性”,它表現的某種程度的“語言的反叛”。因而,“朦朧詩”這一稱謂雖受到不少質疑,卻不一定就是十分離譜。
(三)“朦朧詩”的歷史貢獻
“朦朧詩”的歷史貢獻是多方面的。其中,比較突出的表現是“朦朧詩”影響著新時期詩歌的發展方向。在新時期詩壇多元并存、競相爭妍的詩流中,“朦朧詩”可以說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支勁旅。在新時期,沒有哪一種詩歌、哪一種詩派能像“朦朧詩”那樣如此地引起人們的關注,產生著如此巨大的轟動效應和持續的震蕩,引發出關于詩歌創作與理論研究諸多深刻的話題。自“朦朧詩”誕生后,它便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新時期詩歌的發展方向——返歸詩的本體,注重審美追求。事實上,“朦朧詩”的出現正是詩歌自身審美價值凸現的一種表現,詩的文本特性受到最大尊重的一種選擇,它是一種不可扼止的體現著一代詩人強烈創新意識的現代詩流。
四、結束語
“朦朧詩”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崛起的詩界奇觀,它作為一種嶄新的詩歌思潮,以其清新蓬勃的詩風,奏響了中國詩歌現代化探索中最動人心弦的樂章。縱觀“朦朧詩”走過的短暫而光輝的歷程,它無疑是中國文壇的一次革命,其突出貢獻是對文學本位的捍衛和詩歌范式的變革。為了盡可能對“朦朧詩”做出公允的評價,本文試將其放在當代文學思潮的運動發展中去考察,確認其在當代文學史中的意義和價值,從而對“朦朧詩”做出合理的評判。
【參考文獻】
而這種人文精神滋養了整個西方的民族文化,使整個西方文學史始終貫穿著人生價值觀念和人學母題。外國文學課程的教學目的,不僅僅是了解單一的國別文學發展的線索、閱讀作品,做一些例行的賞析,而是承擔著教育人、引導人的神圣責任,通過對異域文化在感知世界、認識人生、表達情感、價值取向等方面的學習與比較,從更高層面上感知異域文化,發展、完善、提高在本民族文化傳統基礎上形成的人生觀、價值觀、文化觀。文化和文學本來就是互相滲透、互相依存的兩個重要方面。我們應該強調文化因素的作用,教會學生在漫長的文學史中去體會文化的傳承,特別注意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與文學融為一體,使學生在學好外國文學知識的同時,提高其文化素養,達到加強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的目的。
優化教學體系,豐富文學史的文化因素優化教學內容,改善教學效果。外國文學囊括了中國以外的全世界所有國家民族的文學,面對這樣浩繁的內容,教師在教學中如果處理不好,就很難收到好的教學效果。按照傳統的教學觀念,就整個外國文學的發展史而言,古代是起點,近代是重點,現當代是難點。歐洲近代文學成就尤其突出,是重點講授的部分,而現當代文學卻作為選修課來講,顯然不是教學重點。至于東方文學就更不入流了。
浙江工商大學文藝學學科組建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現有教學與研究人員12名。其中教授5人,具有博士學位者9人。經過10多年的發展,該學科已成為一個富有學術生氣且在某些研究方向上頗具特色的學科。2002年以來,學科成員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藝研究》《學術月刊》《文藝理論研究》《文藝爭鳴》等報刊雜志上發表學術論文200余篇,出版學術專著(教材)16部,主持省部級以上研究項目22項。目前,已形成文藝美學、西方文學理論與批評、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三個主要研究方向。
文藝美學研究方向以本校“中國文化理論創新研究中心”為平臺,以哲學建設為基礎,打通美學、文藝學和文藝批評,最為突出的是提出了“本體性否定”學說,已逐步建立起具有原創性意義的“否定主義”理論體系,并在文化批評與文學批評實踐上產生了“理論與實踐統一”的廣泛而重要的影響。該學科學術帶頭人、理論家和批評家吳炫教授,從上世紀80年代末就致力于“否定主義”研究,迄今已近20年。其代表作《否定主義美學》《新時期文學熱點作品講演錄》《中國當代思想批判》《中國當代文學批判》《中國當代文化批判》《否定本體論》《穿越中國當代思想》《穿越中國當代文學》《否定與徘徊》等10余部著作和200余篇論文,在探討區別于西方、也區別于傳統的當代中國文史哲原創性理論方面,以其思維方法的開拓性、諸種理論觀念的獨創性以及介入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問題的有效性,引起學術界的較大反響和關注。其主編的《原創》《中國視角:穿越西方現代美學》叢書也獲得學界廣泛好評。吳炫教授的科研成果被《新華文摘》《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中國社會科學文摘》轉載逾百篇。中國期刊網統計的針對該理論的社會評價、引用和運用文章已近400篇。“本體性否定”不僅打通了文、史、哲,而且以其原創品格和鮮明的“中國問題”意識,不僅獲得學界越來越多的認同,而且也影響了越來越多的學者進行相關實踐。在其影響下,湯擁華博士以現象學美學為中心,對西方近現代美學的先驗邏輯進行批判性研究。其博士后研究課題《中西比較與“中國生命美學”的生成――對宗白華美學思想的批判性考察》,學術專著《西方現象學美學局限研究》等問題性研究成果,通過中西文論的視閾交融和哲學與批評的兩極拉動來激發美學理論和文學理論的活力,從而有效地介入當代文化語境,受到學界的肯定性評價。
西方文學理論與批評研究方向側重于將西方生命哲學和生命美學的研究方法運用于西方文學的研究,即在形形的西方文學理論中,尋找生命美學和生命哲學理論方法的不同側重面并加以綜合運用,并從西方文學活動的各個方面來考察人的多層面的生命現象,從而尋求文學活動中人類尋求完美的不懈的探索動向。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該學科研究人員就對西方文學理論中的關于文學活動中的人的生命現象的研究投入了相當的時間和精力,并取得了較好的成果。雷體沛教授出版有專著《藝術――生命之光》《存在與起:生命美學的導論》《西方文學初步》《藝術與生命的審美關系》,發表有《尋找與追求――西方近代哲學美學中的生命本體論》《發現與尋找:西方現代哲學文化中的生命本體論》《荒誕派戲劇對時間秩序的超越》《從生命的現實境遇看西方藝術的發展》等50多篇論文;朱鵬飛博士亦有《在綿延中尋找美:柏格森美論述評》《藝術是時間的造物:淺析柏格森的“藝術時間”觀》《淺談對康德“美在形式”說的誤讀》《從“美的理想”“技巧中的自然”到“美的規律”》《主旋律藝術與開放道德》等重要論文10余篇。這些專著和論文皆從西方文學及藝術活動的各個側面,乃至中西方文學藝術現象中人的審美活動作了生命哲學和生命美學的研究,其視角獨特并有創見。本方向上的研究實力得到學界的認同,研究成果多被權威學術刊物轉摘或轉載,顯示出良好的發展態勢。較之西方的生命哲學和生命美學理論,其研究更注重于對西方文學及藝術活動中的人的狀態、心理、情緒、意愿和生命理想等多層面的把握。對西方文學給予了各個方位生命現象的解釋與揭示,致力于人的存在與發展意義的探索,即從生命與文學關系的探索中來揭示生命的全部意義,使西方文學理論的研究具有了新的視角和嶄新的方法。這種包括把現代人文學科在內的生命哲學與生命美學延伸到西方文學理論并運用于西方文學的研究領域,使西方文論在學術空間上更為廣闊和深入,也為我國文學理論的建設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新的思考方式。
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方向有兩個研究向度:一是在廣泛研究中國作家、作品與文學思潮的基礎上,從文化學的角度考察文學的文化內涵,形成了鮮明的研究特色,即是在中國文學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層面上研究中國文學的文化承繼性及其價值,從文學發生學層面上拓展了文藝學的研究領域。二是在深入研究中國歷史文化、藝術發展史以及文化現象的基礎上,探討中國文化的精神內涵。目前已有較為豐碩的成果。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化研究在文藝研究領域受到高度重視。本學科研究人員將中國文學研究同傳統文化研究結合起來,在中國文學與傳統文化、區域文化研究領域取得了比較突出的成績。近年來,除在《文藝研究》《江漢論壇》《文藝爭鳴》等多種權威刊物和核心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40余篇外,還有學術專著和一系列有特色的研究項目,成果豐碩。諸如,羅昌智教授的專著《20世紀中國作家與荊楚文化》;學術論文《沈從文的文化選擇》《掙不脫的臍帶:廢名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生命意識:聞一多詩歌與荊楚文化內在精神的契合與同構》《論荊楚文化對郭沫若創作個性與心理的影響》《京派作家與荊楚文化》《論余光中詩歌的文化品格》《文化內力與精神阻隔》;研究項目《浙江新詩人與中國新詩的現代化》《中國當代文藝思潮與當代政治關系研究之子項目〈中國現代作家的當代政治轉型〉》《20世紀中國文學與荊楚文化研究》等都有一定影響。在中國文化理論研究方面,徐斌教授的專著《論衡之人:王充傳》《永遠的書圣――王羲之傳》;學術論文《建安名士的人格關懷》《竹林名士對放達的把握》;研究項目《在浙江》《王充與浙江文化精神》等在學界產生重大影響。博玫教授的近現代期刊與文學思潮及文化傳播研究,王麗梅博士的專著《曲中巨擘――洪N傳》,研究項目《昆曲生態及新時期保存與發展對策研究》等,體現出本研究方向的學術活力。通過中國文學與文化理論的研究,探析中國文學的文化內涵,一方面求證文學的民族文化傳承意義,另一方面也詮釋著文化傳統的現代性價值和意義。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46-0058-02
中國當代文學課程是漢語言文學專業最為重要的基礎課程之一,該課程對培養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的文學和人文素養、建構人文知識體系有重要作用。與其他文史專業的課程相比,當代文學是一門處于動態變化中的學科,當代社會中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思潮變動都會影響到本課程的發展與建設,課程本身的特性要求我們從事教學和研究的人員必須與時俱進,在不違背文學自身規律的基礎上,根據教學對象的特點和時代的變化不斷地調整教學理念、教學方法。近年來,我校現當代文學教學團隊以創新型人才培養為目標,以文學審美感知力與鑒賞能力培養為重點,在各教學環節大膽探索,積極進行當代文學課程的教學研究和改革實踐。
一、課程體系的改革
我校當代文學的課程體系歷經多年建設而成,已較為完善,但面對高校教育改革的趨勢,結合漢語言文學課程教學的新理念、新標準,我們整體優化課程內容,構建以能力為核心的課程體系。在課程設計中打破傳統的當代文學課程重學術體系和知識傳授的課程設計方法和教學理念,進行基于能力本位的課程開發與設計。立足中國當代文學自身的系統性,突出中文教育的專業性,立足學校的辦學定位,建立全方位、多角度的現代教學體系。針對課程特點和課程實際,進行教材選編、課程內容優化、教學模式設計、實施方案建設和評價體系設計,構建知識、能力和素質并重的課程模式。經過改革之后的當代文學面向本科教育的既有課程體系,包含當代文學基礎課程、當代文學提高類課程以及當代文學綜合應用類課程三個知識模塊,除了傳統主干課程當代文學之外,又進一步充實、深化了配套選修課的課程結構和教學內容,針對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家作品開設選修課,并增開了一些更具綜合性和前沿性的當代文學提高類選修課程,如中國當代小說研究、中國現當代女性文學研究等,使選修課的課程結構更加合理,門類更加齊全,更好地滿足了學生的學習需要。在整合學科知識的同時,我們又對文學史的教學理念進行了深入的改革,由原來注重知識的灌輸到同時也強調能力的培養,尤其是對文學作品的審美鑒賞能力,把這種能力的培養與學生人文素質的養成結合起來。為此,我們新開了“當代文學作品選讀”、“文學鑒賞與評論”等當代文學綜合應用類選修課程,與當代文學基礎課程、提高類課程相配套,探索性地全面設置符合教育教學規律和學生成長成才規律的課程體系,有利于學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培養,在教學實踐中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二、課程內容的改革
隨著教學改革的不斷深入、課時的壓縮變化,根據學科發展、社會需求以及創新型人才培養的需要,積極進行教學內容改革,對傳統教學內容予以調整優化,教學內容科學。注重吸收借鑒本學科領域最新科研成果和先進的教學經驗,探索性地將之運用于課程教學過程當中,教學效果較好。當代文學教學團隊一方面針對課時減少、生源情況的變化以及高等教育由原來的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轉型,教學定位的調整等現實狀況,對教學內容進行調整改革,因材施教,最大可能地培養學生對文學的興趣;另一方面,積極關注高校教育改革的趨勢,制定了相關的教改方案,改變了以往注重思想觀念的灌輸而忽視文學審美能力訓練的弊端。
1.突出作家作品與文學現象的分析。傳統當代文學課程的講授極其注重“史”的勾勒,強調文學史“規律”的掌握以及對文學性質的判定,文學思潮、派別論爭講得很多,這些純理論的知識講授難以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在教學過程中,思想觀念的灌輸往往使得教師滿堂講述還意猶未盡,學生卻應者廖廖,而真正的教學目的即對于學生審美能力的訓練更難以實現。在新的課程改革中,我們試圖淡化“史”的線索,把學生審美能力與評論鑒賞能力提升到突出的位置。這既適合于低年級大學生的接受能力,也更適合時代的需求。
2.突出文學感受與鑒賞能力的培養。死記硬背學不好文學,更寫不好文章,當代文學課程關鍵在于培養學生的審美感覺,就要求教師不僅重視字詞句篇的分析和講解,還應重視深層的意味、意蘊的審美的理解,培養學生的審美感知力與文學鑒賞能力。
3.科研成果轉移到課堂上。本教學團隊成員多有各自比較穩定的研究方向,并取得了可觀的科研成果。團隊教師加大力度通過基礎課教學、選修課教學、專題講座等各種形式將科研成果轉移到課堂上。在當代文學課程體系的知識模塊中,除了當代文學史等專業基礎課在教學內容、評價方式上保持相對的穩定外,其他課程在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考查方式等方面都適當加大彈性指數,以利于教師充分展示自己的學術個性,把女性文學、90年代小說選講等課程逐步改造成為教師科研轉化教學的第一課堂,以此提高課堂教學的科研含量和學術品位,既有利于充實課堂、更新教學內容,又加強和完善了當代文學的課程體系建設。
三、教學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當代文學課程合理進行教學設計,靈活運用多種恰當的教學方法,激發學生學習動機,有效調動學生積極參與學習,培養學生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和學以致用的能力。
1.課堂講授法。主要采用教師授課形式,每節課后安排5分鐘左右的課堂答疑時間。根據教學內容的要求,教師運用生動明確的語言,系統地向學生傳授知識。教師重點講授當代文學史的思潮流派、作家作品,使學生明確教學重點和難點,提高學生課堂學習的質量和效率。
2.經典閱讀法。當代文學課程改革十分注重引導學生對于經典作品的閱讀。教師在學期之初為學生開列出必讀書目,并不對這些作品予以提示性講解,而是鼓勵學生先自己讀原典,之后再根據閱讀過程中所產生的疑惑去查找相關背景分析與研究資料,并鼓勵學生盡量地用文字去抒發自己的閱讀感受,文字內容可長可短,關鍵是學生要力爭從作品中讀出自己的見解,能言之有理。這是一個長期的審美鑒賞訓練,在閱讀中通過對于鮮活的文學形象、風格各異的文學語言的真切接觸,啟發學生獨立思考,切實培養學生的一種文學感覺,為審美能力的提高打下堅實的基礎。
3.問題教學法。“問題”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創設問題情境,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提綱挈領,以一些關鍵性的問題來引導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另一方面,則是結合當代文學與當下文壇緊密相關的課程特點,教師與學生一起發掘當下文壇熱點問題,讓學生針對這些熱點問題各抒己見,暢所欲言。例如我們已成功開展了“我看文學作品的‘穿越’現象”、“我看‘抄襲’現象”等熱點問題的課堂辯論活動,學生分為正反兩方,從不同的角度對同一熱點問題闡述觀點,發言踴躍,對于問題的剖析逐步深入,極大地調動了學生學習當代文學的熱情與主動性。
通過細致入微的觀察、閱讀具體的文學文本,我們也可以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即“谷峰”現象,在中國文學還未真正的形成之時,在神話當中已經出現了一些寫實主義的作品,在其后的諸如《詩經》中,更是不乏很深入描寫現實的作品。唐代杜甫詩歌不寫實?元代關漢卿沒有寫實作品?其實在筆者看來,這些古代作品與現在人們所認可的“新寫實主義作品”有一脈相承之關系。
剛才我們已經說過,區別于傳統現實主義的這些寫詩作品中,已用生命故事取代了傳統現實主義的生活故事,而在古代文學中,尤其是神話故事中,基本描述的都是生命故事,如《精衛填海》,表現的就是與命運抗爭之事。在所謂的“新寫實”中,大寫的“人”為小寫的“人”所取代,即是說這種作品著重關注凡人俗事,敘寫平凡人的生活,而這點,在古代文學的現實作品中幾乎全部如此,在封建統治時期,廣大的勞動人民地位十分低下,作為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站在了同情的立場上寫了許許多多膾炙人口的同情普通勞苦大眾的詩歌,如《觀刈麥》等。
傳統現實主義著重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其實已經作為一種習慣,這是由于作家們在長期創作的基礎上逐漸摸索、總結出來的一種創作模式,就猶如《林海雪原》中套用的“五虎將”模式,在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國演義》中已經形成了雛形。只是這種“典型”模式應用更為廣泛罷了。我們將之還原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這也是一種新的寫作理論。它是文學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是作家們的創造。但區別于之后的“寫實作品”,則又回歸到了先前文學――即古代文學的創作模式中,記錄零零散散的生活瑣事,猶如照相一般,將現實原原本本地呈現給讀者,而不像傳統現實主義那樣,為了表現主題的需要而將素材“七拼八湊、刪減酌增”的表達主題,在對生活瑣事的極端關注和對故事情節的相對淡然中,消解政治和文化的闡說,完全是一種“人性”美的展露。池莉的“人生三部曲”《不談愛情》《太陽出世》《煩惱人生》就是這其中的典型。
80年代中后期的先鋒小說思潮是中國當代文學歷史變革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由于這一思潮與當時的歷史語境有著錯綜復雜的關聯,是80年代諸種創作現象與流動中不可忽視的文學發展過程,也是80年代求新求變的文化訴求最典型的體現,因此對先鋒小說思潮進行認真地梳理、分析與評判是不無意義的。
一、先鋒文學之源起
在80年代初期,作家們被政治意識形態所推動和主張的現實主義文學規范壓抑得太久,對現有文學陳規的突破與反叛顯得更加迫切,西方現代主義的引進帶給作家們全新的藝術感受與體驗,也為其尋求藝術創新提供了豐富且有益的經驗;另一方面,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中表現人們內心深處的痛苦與失落的思想主題與剛剛經歷的中國當代作家的內心經驗不謀而合,進而向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靠攏。現代派和尋根派是最早對西方現代主義進行有限借鑒的藝術探索,并且企圖有所反思和超越的現代主義創作,然而這種努力都是通過表現社會現實氛圍來實現的,仍然沒有擺脫過去的模式,在藝術形式的創新上并無太大的進步與突破。從文學內部的發展機制來說,文學的創新僅僅體現在意識形態上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文學本身,即藝術形式的創新。因此,不管是整體的創作實踐,還是創作個體的發展需求,都要求文學在藝術形式上有突破和創新,這是現代性整體框架賦予當代文學的歷史使命。在這樣的情況下,先鋒文學思潮的出現就成為文學現代性反思的必然結果。
二、拓寬中國文學的真實觀
80年代經典現實主義仍然占據著中國當代文學的權威地位,它所主張的精神實質和創作方法仍然影響著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小說中往往出現“現實”與“文學”之間的二元對立模式,即文學從現實經驗中獲取創作素材,并且將這些素材加以整合、提純,在藝術化的過程中,文學承擔了發現現實問題并提出解決方法或思想導向的責任,而復雜的現實問題似乎只有通過文學的表現才得以理清和解決。在這個二元對立模式中,文學體現出對現實強大的介入作用,而現實反過來支撐文學中的思想內涵的真實性和權威性,這種典型的現實主義文學的二元對立模式導致了文學“真實性”單一化和絕對化。
1986年魯樞元發表的《論新時期文學的“向內轉”》指出當代文學在80年代后期更加關注人的情感、心理以及創作主體個人的經驗與記憶。西方現代主義對人的價值、本質的思考以及對內心情感的關注,為80年代的創作思想變革提供了延伸的可能性。受此影響,先鋒小說更加強調敘事主體的個體性,他們認為“真實”是個體心靈所感受到的現實,是一種精神的真實。在先鋒小說家看來,只有內心所感受到的現實才是真實的,只有這種真實才能夠成為一個作家創作之本。不同的創作主體所感受到的真實各有不同,這種“真實”來源于不同的心靈和感受經驗,它包涵了作家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作家內心產生的意義。
殘雪的《山上的小屋》描寫日常生活中潛在的精神乖戾的現象,展現了人與人之間敵視、冷漠、猜疑等種種非正常關系,創造了一個超離現實的幻想世界。這種對世界冷峻怪異地描畫來源于殘雪本人的內心真實,這種真實是創作主體與世界或現實生活接觸時所發生的隱秘的情感體驗,通過荒誕化的手法再現出來。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以少年的視角展現生存環境的扭曲與世事的荒誕不經以及少年由此產生的怪異迷惑的心理意識,其背后隱含著余華對于生存環境與現實生活的獨特感受和理解,是余華內心真實的體現。先鋒小說拒絕再現具體卻又混雜的生活經驗,而是通過個體的心理機制將創作主體所體驗到的、具有差異性的心靈真實進行提純與哲理化,以此消解經典現實主義中確立的二元對立模式。先鋒小說家以其獨特的、前衛的創作實踐拓寬并且深化了以往我們對于文學真實的認識與理解。先鋒小說以其奇詭的想象力與獨特的語言形式豐富了小說的創作內容,為當代小說創作提供了新的創作觀念和美學范式,孵化出現實的多種可能性,顯示出先鋒小說獨特深刻的文學史意義。
三、推進文學的自律化
基于文學內部的發展機制,文學本身就有一種藝術形式創新的要求與變革的動力,這是規律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必然結果。“80年代前期,關于‘文學’獨立內涵的建構始終處在文學與政治的二元結構之中,‘文學性’始終是以‘反政治’或‘非政治’性作為其內涵的,文學的內涵由其所抗衡的政治主題的反面而決定。”80年代中后期“現代派”和“尋根派”已經顯示出對政治意識形態反叛意識和創作思想上的現代性,這種現代性和反叛性的延續與深化需要更加明確、新穎的載體。1984年翻譯出版的韋勒克、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使得當代文學創作實踐開始重視文學形式以及現代語言學方法的運用等觀點和方法。基于諸種復雜的原因和歷史語境,先鋒小說思潮因其內在的現代性沖動出現在文學史上,轉向“文學自身”、以大膽前衛的文體形式實驗對政治意識形態之于文學的控制進行拆解和反叛,成為先鋒者們的最佳選擇和必然趨勢。
馬原的“敘述圈套”被視為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文體形式實驗,《虛構》中人物、敘述者以及現實中的作者被混為一談,將虛構與真實的界限進行模糊化處理,以此體現小說的故事性和虛構性,對一直閱讀經典現實主義作品的讀者們所形成的閱讀思維慣式進行沖擊,使其獲得全新的審美體驗。孫甘露的《信使之函》沒有人物,也不交代時間、地點、故事情節,只是將日常行為與作者極具超越性的、形而上的思想意趣進行融合,因而建立起一種新的美學范式。小說的文本形式在先鋒作家那里似乎成了一個可以隨意蹂躪變形的面團,作家們根據自己對于現實世界獨特的理解和感悟來塑造作品,內容與形式也融合為一、不可分割。
先鋒小說思潮的極端形式實驗與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求新求變的文化訴求在內在本質上擁有一致性。對文學主體性的復歸使得先鋒作家們獲得了精神寫作的空前自由,文學不再是教育和宣傳的工具,而是一個包含創作主體的美學實踐與藝術接受者的美學體驗的自足體。先鋒作家們帶著自己“純文學”的理想與追求,將對文學主體性的強調付諸于形式實驗的創作實踐,擴展文本的詩性空間的,創作主體也因此擺脫了以往文學規范的制約。因此先鋒小說思潮最大的文學史意義在于將文學視為一種純粹的審美本體,以其形式技巧、哲理思考和詩性氛圍對以往的文學藝術進行了全面的審美突圍,進一步推進了文學的自律化進程。
四、先鋒小說落潮之思
有些研究者以“失敗”一詞評價先鋒小說思潮,分析原因時通常都指出其形式試驗由于抽去了現實世界的意義,轉向主體內在世界的情感與想象,最終走向對形式創新的刻意追求而變成毫無實際意義的文字游戲。更有學者從文化的角度指出,先鋒小說是對西方現代主義及西方文化的“移植”,認為先鋒小說表現的不是中國人的生活理念和生活實況,而是“一種文化幻想”。筆者認為,“思潮”是一個歷史性的時間概念,任何思潮都只能興起、發展、產生影響,卻不可能永遠不走向衰落。要反思先鋒小說的落潮,理解先鋒小說的內在精神以及“先鋒”的具體內涵尤為重要。先鋒是根植在人們心靈深處的一種先鋒意識和先鋒精神,它意味著創新與突變。“先鋒”不可能永遠先鋒,當它所取得的突破與成就逐漸被人們所接受并加以利用時,它就不再被稱之為先鋒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先鋒小說思潮的意義就是打破文學陳規,建立新的美學范式,當這個任務完成之后,這一思潮的衰落就成為必然。衰落是歷史的必然趨勢,但這并不意味著失敗。先鋒小說以其華美的語言表達和繁復的形式主義策略,給中國當代文學注入一股新鮮的活力,將渴望已久的藝術創新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并且影響到后來的文學創作。
參考文獻:
《不能說的秘密》(以下簡稱《不》)是周杰倫導演并主演的一部電影,作為音樂人的周杰倫首次擔任導演可謂難度不小。影片播出以后,票房收入突破2600萬元,周董的表現也受到了張藝謀、劉偉強、朱延平三大著名導演的盛贊。很多評論者針對影片做出了鑒賞,而本文則是在分析影片成功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影片的成功對當代文學的影響及其形式拓展問題。
一、“期待視野”使影片撲朔迷離
《不》滿足了觀眾(讀者)的審美心理期待。接受美學認為:“一部文學作品,即便它以嶄新面目出現,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絕對新的姿態展示自身。但它卻可以通過預告……預先為讀者提示一種特殊的接受。它喚醒以往閱讀的記憶……隨之開始喚起‘中間與終結’的期待……?首先,身為音樂人的周杰倫第一次當導演并出演男一號,本身就造成了觀眾的期待視野,觀眾或者影迷會產生一個疑問:作為歌星的周董當導演行么?其次,電影選擇了“必殺技”鋼琴作為最重要的道具,觀眾就會無意識地期待周董的鋼琴曲與音樂;再次,本片的名字已經暗示了影片的中心意思,觀眾同樣會產生一個疑問,到底什么秘密不能說?一個大大的問號始終懸掛在觀眾的心間,觀眾因此就會產生強烈的欲望――觀賞影片。
接受美學在談到接受視野的同時,還“希望作品的視界能與讀者的視界相一致,即‘視界融合’”。視界融合的關鍵就在于考慮到作品能否為讀者所理解與接受。周董的愛情故事雖然跨越時空,略顯離奇,但是整體上卻能被觀眾所接受和理解,這一點對我們當代作家的創作具有足資借鑒的意義。從某種程度上講,當代作家在視界融合方面是有欠缺的,如余華的《兄弟》,寫的是親人之間的互相殘害,這種超出讀者審美定勢的敘事,讓普通讀者很難理解和接受,失去部分讀者也就在所難免。而作為導演的周杰倫,在喚起觀眾期待視野及視界融合方面顯得游刃有余,不得不引起我們深思。
二、“期待重構”令影片趣味叢生
期待視野不是一成不變的,往往會產生一個現象:期待重構。一個成功的作品應該不斷召喚讀者的期待,同時重構讀者的期待。接受美學指出:“讀者一般從自己的‘期待視界’出發去閱作品,如果閱讀感受與自己的期待視界完全一致,讀者認為作品缺乏新意和刺激而感無味。相反……讀者將會感到信息新奇而振奮,閱讀將產生獨特的美學效果。”《不》在做到喚起觀眾期待重構這一點亦表現不俗。著名導演朱延平在采訪中說:“如果你以為這是一部青春愛情喜劇或者是浪漫的小品的話,那你就會在看到三分之二的時候,全身就起雞皮疙瘩,重點就在于不能說的秘密。”路小雨在片中有一句自白:“沒想到我們是同一間教室,卻相差20年。”這跨越時空的愛情故事大大超出了觀眾的期待視野,片中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傳錯的紙條、離奇的舞會、神秘的鋼琴曲等等一系列疑問等著觀眾去解答,促使觀眾緊張、興奮、審美等復雜的感情交融在一起,不斷地發揮想像力,在不斷的期待與重構中找到了自己可以接受的答案,并享受影片的美感。當代文壇中,也有所謂具有期待重構的作品,如馬原的《崗底斯的誘惑》(當代小說敘事革命的一次有益嘗試),描寫的是藏民原始生存狀態對現代文明的“誘惑”,文章是由幾個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所構成,這就逾越了普通讀者接受能力范圍,讓普通讀者產生強烈的疏離感。而《不》在期待重構方面的成功運用無疑又為當代文壇帶來了重要的啟示意義。
三、“召喚結構”成為影片的制勝法寶
影片中觀眾期待重構獲得意想不到的審美效果,是因為影片中大量運用了接受美學中所講的“召喚結構”。任何一部文學作品的文本解讀都具有不確定性(接受美學稱之為“空白”或“框架結構”)。這里所謂的空白或框架結構是一種“尋求連接缺失的無言邀請”。按照伊塞爾的論述,召喚結構自身的空缺因素和暗示作用會對讀者的慣性思維進行否定,從而引起讀者思想上的空白以及探究答案的期待,由此激發觀賞欲望,促使觀眾一次又一次地去審視作品。《不》延用了以往的“蒙太奇”手法,時空轉換會讓觀眾產生暫時的思維空白。尤其是當葉湘倫聽到那句“那天就你自己一個人在跳舞啊”時,全場的觀眾都應該有那種“雞皮疙瘩都起來了”的感覺,觀眾第一反應就是:路小雨是不是一個女鬼?緊張、恐怖的感覺油然而生,沒有利用血腥卻制造出如此恐怖的情景,正如張藝謀所言:“讓人刮目相看”。筆者認為這個情境設置,從某種角度來講應該是讓三大導演及觀眾震撼的必要條件。影片這種不確定性激發觀眾去接收、理解、體驗、加工、補充和創造新的故事情節,使影片更具閱讀吸引力、召喚性。
劇中有一個情節不容忽視,就是20年前路小雨留給葉湘倫的話:“葉湘倫,不管我們會不會見面,我只想告訴你一個秘密――我愛你。”這似乎是《不》其中的一個秘密被解開,但是觀眾心里就又一次產生了疑問:葉湘倫與路小雨到底在20年后或者說20年前相遇了沒有,相遇之后又怎么樣……也正是在疑問重重的心理狀況下,觀眾依據自己的已有經驗去實現或改變期待視野,從而形成新的審美視野。影片結局也是一個出彩的地方,葉湘倫跨越時空回到20年前,兩人終于相聚,影片到此戛然而止。兩個主人公生活在一起了么?仍然留給觀眾一個空白,觀眾可以繼續利用自己的期待視野來對影片大做文章,可謂余音裊裊,美不勝收。接受美學視域下的當代文壇,如果能夠將作品制造出強烈的“召喚結構”,那么作品是否也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呢?
四、接受美學視域下的當代文學形式拓展問題
影片的成功,有意無意地運用了接受美學理論中的“讀者理論”,接受美學把讀者放在首位雖失之偏頗,但卻有一定啟示意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后,讀者已成為了文學市場中自由的消費者,讀者的文學消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作家的創作。無疑地,“讀者理論”為我們當下缺失讀者的文壇敲響了警鐘。那么,從讀者接受角度來說,當代文學形式拓展的途徑又在哪里呢?
第一,根據時代特征,尋找讀者群體。文學創作中的語言,可以選擇那些更貼近受眾喜歡的風格,韓寒用中學生的口吻敘事,讓中學生成為其讀者群體;賈平凹(《廢都》)用富有玄幻色彩的民風、傳說來增強趣味性來吸引廣大的人民,都是成功的例子。在當代,中國的兒童是一個龐大且被忽視的讀者群體,中國的兒童文學也一直處在“創作少,評論少”的狀態。據報道,澳美傳來的兒童小說《哈利?波特》現已出版第6部(前5部發行量都是140萬冊以上),這無疑也對中國的兒童文學是一個巨大的啟示與震撼。
第二,根據時展要求,轉換文本載體。紙面文學(冗長的小說和晦澀的詩歌)在信息發達、講求效率的今天,大都不受讀者的歡迎。這就要求我們去尋求一種適應時展的文學載體。首先,網絡的發展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極其便利的載體(網上調查顯示,現在最暢銷的:文學作品大多是借助網絡來吸引觀眾)。網上流行的“扯淡體”以一種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評說作家作品;“文學狗仔隊”對作家作品的追蹤報道,從吸引讀者角度來說,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方式。其次,電視、電影等媒介借助燈光、畫面、音樂等技術,把文學經典拍成電影吸引了大批的觀眾。反過來考慮,影視的成功能不能為經典文學的誕生發展提供一些可以借鑒的經驗呢?
此外,國家的文化部門對傳統文學刊物的扶持,對文學市場、受眾的正確指導也必不可少。我們不能單純為了吸引讀者去制造那些粗俗、的作品,也要避免一味地迎合國外的市場需求而失去本民族的特色,也只有這樣才有利于我國的文藝事業健康正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