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政治學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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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受應試思維影響,學習中缺乏學科意識學生往往把《政治學概論》看作是中學思想政治課的延續,在學習思維上也沿用了以往的應試思維。最明顯的表現是學生習慣在學習中追求一字不差的唯一標準答案,對教材介紹的同一名詞的不同定義,同一問題的不同觀點往往缺乏獨立思考,無所適從。甚至要求教師提供練習冊,通過題海戰術來應對考試復習。這種應試思維嚴重影響了學生以學科意識來整體把握《政治學概論》課程的內容體系,奠定政治學理論基礎和認知框架,造成學習的困難。

(二)學生學習政治學的基本概念與理論存在困難。

《政治學概論》往往安排在大學一年級開設,同時,使用的教材大多理論性、系統性較強,對于大學新生來說,學習理解抽象概念和理論會有一些困難和挑戰。往往是名詞聽起來熟悉,但卻不能準確表述與理解,如“政治、國家、權力”等。對政治學中的基礎理論,特別是某一理論的不同觀點,如“民主理論、國家理論”等往往是似是而非,不知其所以然,更談不上用其概念與理論分析現實政治問題。[1]

(三)學生課外閱讀政治學經典著作存在困難 閱讀經典著作是人文社會學科入門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教學中我們往往會提倡學生不要囿于教材,要閱讀經典著作。但政治學經典著作多數來源于西方學者,無論是內容體系還是理論分析邏輯,抑或行文表述都令學生覺得艱澀難懂,難以堅持。例如《政府論》、《學術與政治》,還有馬列經典原著等都不是大一新生能夠輕松讀懂的著作,單純強調學生閱讀經典著作,不僅無助于學生對課程的學習,反而加深了學生認為政治學是一門枯燥、難懂的課程的刻板印象。[1]

(四)學生自主運用理論分析現實政治現象存在困難

《政治學概論》教材由于內容的相對穩定性,并囿于篇幅,往往限于簡單介紹理論的主要觀點或是簡單得出結論。表現為作者在論證觀點時僅僅限于從理論到理論的思辨與價值判斷等傳統的規范手段,缺乏以令人信服的事例、數據等事實資料作為觀點的支撐,懈于進行田野調查等實證研究方法,未能及時反映政治生活中的變化。雖然教師常常運用“討論法”、“案例法”等去彌補教材的不足,但學生往往還是難以信服結論,更難以自主運用理論分析、解決問題。

二、《政治學概論》的教學建議

上述學生在學習政治學中存在的困難,既涉及到中國政治學研究發展的問題,也涉及到政治學的教材建設的問題,但筆者主要就教學中的應對學習困難提出了一些建議。主要是課程講授中應凸顯學科意識與學科研究方法,注重培養學生的“述議”能力,引導、推動學生的課外學習。

(一)教學體系安排應凸顯學科體系的完整、獨立,幫助學生建立學科意識

政治學的知識體系龐大豐富,《政治學概論》課程到底應該涵蓋哪些基礎性政治學知識呢?為使學生從總體上把握《政治學概論》的基本框架及其獨立的學科地位,需要對其內容進行分類,進而明確部分與部分、部分與整體之間的聯系。[2]而且這不僅僅是在導論課給學生做一次性的介紹,教師應在每一章節的課程講授中起到“串珠成寶”的作用。以政治內容可分為實體、觀念、活動三個方面為線,根據所選教材的分析框架,幫助學生建立起學科體系的基本框架,系統把握政治學概論的課程內容,而不是通過“背多分”的應試方式來獲得概念或理論觀點。

(二) 理論教學過程注重學科研究方法的介紹與分析

關于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導論中的一節內容,但這遠遠不能讓學生掌握政治學的研究方法,更不足以讓學生自主運用這些學科方法去學習、研究。學者們的理論成果是通過一定的學科研究方法得出來的,教師進行理論分析也運用了一定的學科研究方法,但是,如果我們疏于介紹與分析方法的使用,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往往以接受知識性內容為重,以方法的學習與運用為輕。就如大廚端出美味佳肴,食客能品嘗到食材,卻不懂炮制方法一樣。師生之間的教學,不僅要授之以魚,亦要授之以漁,因此強調理論教學過程注重學科研究方法的介紹與分析。如:在講授歷史上“非政治觀”的內容時,需要對每一思想家的歷史背景、經濟地位、階級地位以及歷史地位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還需要對不同政治觀的合理性、局限性進行辯證分析,作到有理有據、全面客觀,可以向學生介紹綜合運用到的文獻研究法、歷史分析法、經濟分析法。

(三)構建互動課堂,培養學生的“述議”能力

構建互動課堂的方式,已經有很多學者作了有益嘗試,提出了“引導討論”式、啟發式、辯論式、師生角色互換式等,這都值得我們在課堂中學習應用。值得重視的是,構建互動課堂不能僅僅是為了活躍課堂氣氛,增加學習的生動性、有趣性,更要立足于培養學生的“述議”能力,提高學生的明辨、批判和創新等思維水平。例如,在介紹了非政治觀與政治觀之后,可以讓學生用自己的語言表述政治的概念,可以鼓勵學生對不同的界定進行發言,講出自己贊同或者反對的理由。在涉及到觀點評價的講述時,還可以讓多

個同學針對彼此的看法進行發言,以更深入明了觀點的邏輯。“述議”能力的鍛煉,能夠培養學生在表達思想觀點時擁有清晰的概念、嚴密的邏輯、有力的論據和明確的觀點,這十分重要。“憑借這種思維,在了解必要的預備知識后,對于關乎國計民生的社會熱點話題,就能夠獨立思考并得出正確結論;對于社會上的種種爭論,也能夠給予恰當評價。”[3,4] (四)教師引導、推動學生的課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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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33.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2095-3089（2014）27-0076-01

一、轉變教學觀念是首要任務

在傳統的教學理念中，大家都認為，要想學好政、史、地這些文科課程，就必須下大力氣去死記硬背，只有“背”得好，才能考得好。因此，目前高中政治課堂教學更多的還是在延續著這樣的教學模式，政治老師在課堂上首先是向學生進行各個知識點的解釋，然后在剩下的時間里就由學生們自己進行背誦記憶。政治老師源源不斷地向學生們進行政治理論知識的灌輸，學生們不斷地死記硬背的被動接受，實際上，在這樣的教學模式下，學生們一直處于被動的地位，很難發揮主觀能動性。為了貫徹落實新課改的指導思想，提高高中政治教學的效果，改善高中政治課堂的教學質量，廣大的高中政治教師首要任務就是要擺脫傳統的政治教學理念，積極學習新的高中政治教學理念，用先進的教學理念來指導課程教學活動的開展，促進學生更有效地進行政治學習。

二、傳授知識的同時注意傳授方法

由于面臨升學壓力，高中學生要學習的科目很多，大部分學生的學習任務很重，因此分配給高中政治的課時比較少。在有限的政治課堂上，老師很難把所有的政治題目都完全仔仔細細地給學生進行一一講解，也不可能做到將所有學生的疑難問題都一一地進行解答，因此，政治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一定要注重對學生們進行政治學習方法的教授，使學生們在正確的政治學習方法的指導下，開展自主學習，從而使自己的自學能力和解決疑難問題的能力得到提高。高中政治老師大多數都有多年的政治教學經驗，在多年的教學過程中不斷總結和反思，積累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政治學習方法，這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教師的主要任務是對學生進行知識的傳授，幫助學生們正確理解各個知識點，但是我們必須明白，“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在對學生們進行知識傳授的同時，要注重對學習方法的傳授，從而可以在減輕學生學習負擔的同時，還可以有很好的教學效果。

三、注重與實踐的結合

理論性強是高中政治的一個十分明顯的特點，因此高中政治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尤其是在哲學這部分。但是，這些抽象的政治理論知識目的不是讓學生死記硬背的，而是讓學生們在對知識理解的基礎上用來解決實際問題的，所以，在課堂的教學過程中，高中政治老師一定要注重將理論和實際緊密地結合起來。

1.注重時事政治。

時事政治是高中生進行政治學習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時事評論方面的文章，可以大大的增強學生們的判斷能力，并且在高考中，很多題目都是以時事政治為載體，讓學生用學習過的相應的政治理論對時政進行深入分析。那么學生們如何有效的把握好對于時事政治學習呢？首先，高中政治老師在課堂開展教學的過程中要盡量的多舉時政方面的例子，引導學生們把時事政治與理論知識結合，逐步培養學生用政治理論分析時政問題的能力。其次，高中學生自己本身要積極和主動，畢竟政治課堂一起學習的時間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就需要學生們在課下自己還要多下功夫，多多的關注新聞，并試著用政治課堂上學的理論知識對事件進行分析。

2.廣泛的關注社會現象。

各種社會現象的背后都隱藏著深層次的東西，如何去挖掘發現這些深層次的東西，對于個人的政治理論水平有著很高的要求。高中政治老師要多留意一些社會現象，以社會現象為基礎，可以開展各類的課外時間活動，啟發學生們自己去發掘社會現象背后的深層次原因。這樣，政治課就不再是干巴巴的理論，而成為一個個活生生的例子，增強學生們學習的興趣。

四、創設政治問題情境，吸引學生廣泛參與

在高中政治課堂上，高中政治老師要鼓勵學生們進行大膽的質疑，并勇敢地提出自己的問題，因為解疑的過程是學生的綜合素質得以有效提升的最佳時機。高中政治老師在設置政治問題的時候，要以學生們的實際情況為基礎，充分的利用好教材，設置出難易程度比較適合的問題，從而調動全體學生的參與積極性，使學生都可以參與進來，在參與的過程中彼此之間進行探討，交流不同的觀點。在思想交流的過程中，學生們的思路得到很好拓展，可以幫助學生們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各類問題，同時學生們也能夠看到自己的優點和缺點，從而可以進一步的強化自己的優點，努力的克服自己的不足之處。通過交流，還使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得到有效的提升，學生的政治學習信心更加十足。

五、組織開展多樣化的政治學習活動

1.組織多種多樣的小型政治辯論會。

由于政治學科自身的特點，組織針對社會熱點問題的小型辯論會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學效果。比如為了有效調動學生們參與的積極性，政治老師可以提前從學生們中征集辯題，學生自主進行準備，老師只是起到指揮性的作用，學生們負責整個辯論會的各項事宜。經過辯論，學生們的觀點變得更加清晰，學生們的思維變得更加的活躍，同時還加強了學生之間的協作精神。

2.開展政治小論文比賽。

具有很強的時代性是政治課的另一個突出特點，因此，高中政治要想取得好的效果就必須緊跟時展的潮流，照本宣科只會使學生們的政治學習效率低下。開展政治小論文比賽，要求學生們更加深入的分析問題，同時還要組織好書面的語言。這對同學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鍛煉。

高中政治課程與初中政治教學有著很大的區別，老師在教學的過程中，一定要注重對高中生政治能力的培養；同時政治學科本身有著自己突出的特點，抽象程度高，因此，老師要注意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注意引導學生們用理論知識分析和解決問題。廣大的政治老師，要以新課改的要求為基礎，積極的嘗試課程教學方面的創新，發散思維，積極借鑒和學習，促進高中政治課程教學的良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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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治學與行政學本科教育客觀存在偏重理論知識傳授、忽視能力培養的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教育與社會需求的錯位。因此，探索和完善政治學與行政學本科專業學生能力的培養模式是十分必要的。

一、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本科學生能力培養存在的問題

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在我國恢復、重建和發展，還只有不到40年的歷史，其課程體系建設上還處于探索階段，在學生能力培養上還存在著許多問題。

1.人才培養的目標定位不清楚。一般高校對本專業人才培養的目標定位為：培養具備政治學、管理學、行政學、法學等方面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并能進行政策研究、管理規劃研究、組織與人事管理、行政立法、行政監察、機關管理、文秘等行政管理工作的專門人才，尤其適合基層各級政府部門公務員及企事業單位行政管理人員。這種目標是以培養復合型和應用型人才為主要目標，還是以培養專門型和理論型人才為主要目標？對此，學界仍有爭議。

2.專業教師素質參差不齊。教師是學生能力培養的主要推手和源動力，教師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學生能力的高低。目前政治學與行政學教學和科研人員的學科背景較為復雜，很多高校的該學科的教師是從哲學、法學、歷史學、思想政治教育等專業轉過來的，缺乏政治學與行政學研究的深厚功底，在專業教學中往往出現非專業的教學，或者在科研中偏離本專業研究。有些教師即使出身本專業，大多數也都是深居象牙塔，從學生到學者，從理論到理論，缺乏實際行政經驗，也缺乏與政府的交流和互動，致使理論研究與實際工作相脫節。學生只能學到一些專業知識，而研究能力、創新能力、實踐能力等綜合能力培養無從談起。

3.課程設置不規范。專業學生的培育成功，專業的課程設置合理是一個先決條件。經過多年的建設，我國高校政治學專業制定了較為系統的教學大綱。在這些大綱中，各高校根據本校實際情況，突出了各校的特色，但也反映出課程設置的不規范。表現為：公共基礎課、專業課、專業必修課、專業選修課比例不當，或者過分突出一方而削弱另一方；課程設置往往以教師研究的方向和興趣而定，由此產生了隨意性。更令人擔憂的是，近些年由于招生和分配的壓力越來越大，為了增強競爭能力，一些高校在教學計劃中直接引入了一些熱門的課程，這就使得課程體系有低水平的拼湊嫁接之嫌，失之龐雜，往往沖淡了學生對本專業的學習。這樣一來學生的專業凝聚力不夠，專業素養不足，對非專業知識也一知半解，不能適應社會的需求。

4.專業冷門不受重視。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從1980年開始在各大高校設置，但是這一學科長期以來并不被高校與考生所青睞，這當然與學科本身有很大關系，它不是一個很快見到經濟效益的專業，社會上各個工作崗位好像也沒有幾個專門為它量身定做的，以致長期以來被人們戲稱為“萬金油”――什么工作都能干，什么又都干不了。學生本身對本專業排斥，沒有學習的熱情和積極性，加之各大高校對本專業重視不夠，無論從政策上還是資金上，對本專業的支持力度都難以與其他熱門的或者基礎的專業相提并論，有的高校甚至逐漸將本專業邊緣化、取消化，造成了學科專業的發展沒有一個良好氛圍的支撐，舉步為艱的困難局面。

二、構建政治學與行政學本科專業學生能力培育新模式

1.準確定位人才培養目標。隨著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培養“高級應用型人才”成為高校人才培養的目標定位，這既有利于發揮高校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培養人才的功能，也符合大眾化教育背景下高校辦學特點和實際條件。高級應用型人才的核心競爭力是實踐能力。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在專業人才培養的目標中提出，培養具有一定理論素養和政治學、行政學方面的基本理論和專門知識，掌握政治與行政學的一般規律，能在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部隊、高等院校、新聞出版、社會團體等單位從事政策研究、理論宣傳、行政管理或教學科研工作，適應社會經濟要求，富有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的應用型高級專門人才。這一目標緊扣時代的脈搏，適合市場經濟的需求，為社會培養“信得過、用得上、干得好”的應用型高級專門人才，以達到物盡其用、人盡其才的理想目標。

2.創新實務人才培養方式。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跟實際聯系得比較緊密，特別是行政管理學、中國政治制度、人力資源管理等課程，與實際聯系得更是緊密，因此必須以實踐能力培養為目標，創新實務人才培養方式。可根據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要求，構建基礎實踐、專業實踐和綜合實踐三個層次的實踐教學體系。基礎實踐旨在培養學生基本素質和技能，主要內容包括：公共課實踐、軍事訓練、公益勞動、愛心服務；專業實踐旨在拓展學生的專業知識，培養學生掌握基本專業技能，促進學生創新思維和實踐能力的提高，主要內容包括：學科共同課實驗（實訓）、專業課實驗（實訓）、課程論文（設計）、學年論文（設計）；綜合實踐旨在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促進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主要內容包括：畢業實習、畢業論文（設計）、科技競賽、社會調查、第二課堂等。通過這些實踐教學形式，加強大學生同社會的聯系，讓大學生能夠在實踐過程中加強理論同實際的聯系，在社會專業人員和教師的共同指導下提高專業的實踐能力。

3.培育理性思考的學風。理性思考的學風既是研究者學術積淀的保障，也是保證教學質量的重要條件，學風直接影響到教學改革的步伐和教學質量的提高，影響到學術氛圍的形成和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政治學與行政學學科體系并不是單純抽象理論的堆積，不能把具有豐富深刻學理內涵的專業知識簡單化為枯燥的條文、現成的理論和空洞的說教，要避免這些現象的出現，必須從三個方面著手：其一，高校要營造學生學習、思考的氛圍，如可經常性地舉辦專題講座，讓學生接觸新鮮、前沿的學術思想，使學生受到啟發，進而獨立思考。其二，教師在培育學生時可從課堂上啟發學生思考問題，也可以讓學生參與到自己某些課題的研究調查之中，這樣才能緩解教師只講不啟，學生只接收不輸出的局面，讓學生更深刻地了解政治學與行政學學科知識的形成和演進過程，在不斷的經驗教訓中思考問題，進而創造性地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其三，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必須要學會思考，對知識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并不能很好地學習知識，只有邊學習邊質疑才能使知識融會貫通，真正變成自己的一部分。當然學生還可以不定期地就目前的熱點問題進行班內辯論、宿舍探討，這也是提升學生理性思考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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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 詞】政治學/政治制度/行為主義/理性選擇

【 正 文】【作者簡介】張桂琳(1955-)，女，安徽蚌埠人，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教授，政治學博士。（北京 100088）

一

現代政治學源于政治哲學和政治制度研究。然而，20世紀的歐美，尤其是美國，開始了一場旨在把政治學改造成政治科學的方法論變革。這場變革的結果是，政治科學輕視或拒絕政治制度研究，轉而更加注重兩種建立在個人主義假定的研究范式，即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這兩種研究范式都假定：個人作為個人自主地進行政治活動，其政治活動的主要依據是個人的社會——心理特征或者個人對自身利益的理性計算。在這兩種理論研究中，個人不被或很少被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所限制，因而可以自我決定。同時，這兩種理論研究也同樣看重外因對政治過程的作用。除了在研究范式的變革以外，這場變革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一種強烈的、不斷增長的對精確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清晰的經驗性政治研究理論的構建的偏好。很顯然，這些研究范式和理論構建方面的關注排斥和拒絕傳統的政治制度研究。（注：關于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最好的解釋是Eulau(1963)和Riker(1973)的作品。）

然而，一場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研究興趣和研究范式的反攻(counter-reformation)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使得政治學研究又開始關注傳統政治學一直關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政治制度、公共權力和國家的角色和作用。盡管制度性的描述和解釋在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領域里非常流行，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樣關注對個體行為的制度性說明。這一“新制度政治學”不僅恢復了許多“老制度政治學”用來理解和解釋政治現象的特征，它也在許多理論和個人體驗層面發展了政治學研究。（注：筆者在本文中使用的“制度政治學”，與“政治制度學”并無實質的區別，調換詞序的目的主要是想強調它的方法論意義。）它使用了許多傳統制度政治學的基本假定，同時又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豐富了傳統政治制度研究。它更加關注理論的構建和解釋的明確與清晰，而這些恰恰是傳統政治制度研究所欠缺的。

本文將以西方政治制度研究文獻為對象，對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趨向進行解釋和分析，并嘗試回答兩個問題。第一，新制度政治學對老制度政治學有哪些繼承與發展？第二，新制度政治學與所謂的政治科學（行為主義政治學和理性選擇政治學）有什么關系？顯然，這兩個問題是很難分開的。因此，本文預先做一個前提假定，并以此假定為基礎展開論述。這個假定就是：新制度政治學實際上是政治學者在結合傳統政治學與政治科學方面的一次嘗試。

二

盡管傳統制度政治學或者老制度政治學對政治和政治制度有著豐富和深刻的描述和說明，但是，它缺乏理論的靈感和動機，而建立理論是現代科學的重要特征，因此，許多人不認為老制度政治學不是“科學”。另外，老制度政治學所采用的研究范式是“以智者的眼光和超凡的觀察力，用具象的詞句，嘗試描述和理解研究者身邊的政治世界”。老制度政治學的文獻非常豐富。

追述一下西方政治思想史，不難發現，早期的思想家在思考人類的政治生活問題時提出的主要問題傾向于關注能夠影響個人政治行為的統治機構的性質，并且往往致力于建立好政府或好政治制度。狡猾多變的個人行為以及把分散的個人行為引導成有集體主義目的的行為的需要，是建立政治制度和機構的主要理由和依據。最早的政治哲學家發現和分霄某些政治統治機構和制度的成功之處，然后，根據他們的觀察和分析，設計出好的政治制度并向統治者提出制度設計方面的建議。亞里士多德等早期西方政治哲學家就是以這種方式開展研究的。盡管他們的制度設計和建議幾乎完全是以道德說教的方式表達的，他們的確通過對政治制度和政治制度對社會的影響的系統分析開創了政治學研究。

這種制度分析的傳統被后繼的思想家和學者不斷地繼承和發揚。有些學者嘗試著用社會組織的觀點分析政治制度在社會中的作用。霍布斯生活在社會政治生活混亂和轉變的英國大革命時期，因此，他堅決主張建立強有力的政治制度，在道德和秩序的失敗中來拯救人類。洛克提出了一個關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契約論主張，開拓一條朝向民主制度的研究道路。孟德斯鳩關注權力的制衡和自由的保障，他的理論后來被北美政治實踐者用作美國權力分立的理論基礎，以防止專制政府的出現。我們還可以開列一些政治思想家名單，但是，基本問題沒有變：政治思想和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政治制度和設計政治制度。

19世紀末期，政治學逐漸開始作為一門獨立的學術專業而存在了，而在此之前，它只是歷史學和哲學、倫理學的一個部分。即使如此，政治學的基本問題還是“老問題”：制度和規范（法律與道德）。政治學就是關于政府和法律的研究，其主要領域是統治體系的運行機制。另外，政治學的研究目標和目的也主要是規范性的（倫理和道德）：在既定的政治體系中，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最好？因而，政治學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務于國家的。

英美政治傳統和歐洲大陸國家的政治學比較而言，對國家的依賴要小一點，但是，英美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樣非常關注正式的政府制度。比如在美國，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是19世紀80年代美國政治學會會長、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后來還成為美國總統。他的學術著作主要是關于美國政治制度和比較政治制度。他在1887年發表的關于文官制度的著名論文指出，美國政府可以向歐洲大陸國家學習，盡管大陸國家缺乏像美國一樣的政治參與文化。他的其他作品，如《國家：政治歷史和政治實踐的方方面面》(The State: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也主要討論的是政治制度。美國政治學的另一個前沿人物是沃爾塞(T.D Woolsey)，其代表作是《政治科學或對國家的理論和實踐思考》(Political Science or The State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Considered)，也是政治制度分析的專業著作。可以認為，當時這些政治學界的頂尖人物就是把政治學看成是國家和政府研究。

在歐洲，剛剛出現的現代政治學和美國的狀況也沒有太大區別，所不同的大概是它更加和其他學科（如法學）結合在一起，更少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存在。這使得歐洲大陸政治學的中心是對于政治制度和國家性質的研究。從本質上說，國家（政府）是法律的應用和外在形式，而政治只是這種應用的一個部分。歐洲學者對政治制度研究的傾向和依賴還被另一個事實或現象所影響，這就是，歐洲政治基本上還是精英政治，大眾政治參與還剛剛起步。因此，歐洲學者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在比較正式的政府制度和法律制度上。更甚之，歐洲國家似乎更加看重“法治”，更以法律的意義理解國家，所以法律就更成為社會行為規范和學術研究的重點。對于歐洲學者來說，尤其是對于德國學者來說，政治學就是國家學，任何社會結構只有得到國家的承認才具有合理合法性(legitimacy)。

我們可以將老制度政治學的基本特征做簡要的總結，歸結為以下四個方面：第一，老制度政治學注重法律，把法律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第二，老制度政治學注重正式的政治結構，認為是這些正式的政治結構決定著人們的政治行為；第三，老制度政治學研究具有整體性的特征，無論是對本國政治和法律制度進行分析還是進行政治制度的比較分析，都是力求對政治制度的完整和全面的把握；第四，老制度政治學研究具有歷史性的特點，總是把歷史做為分析問題的基礎；第五，老制度政治學研究明顯表現出倫理道德傾向，往往對先行的政治制度作出價值評判。

三

興起于20世紀50年代的行為主義政治學導致政治學，在某種程度上也導致社會學的重大轉變，甚至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導致了學術革命。這一轉變或革命的確引起了許多重要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特別是美國的）在研究方法上的變化，也最后引領出一個更具影響力的政治學方法論的變革，即理性選擇政治學的出現。盡管行為主義政治學和理性選擇政治學本身有很多不同，但它們也具有許多共同點，正是這些共同點深刻地改變了政治學這一學科。這些共同點包括：對理論和方法論的關注(concern with theory and methodology)；反對政治學研究中的道德倫理傾向(anti-normative bias)；個體決定論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s of inpidualism)；強調政治輸入(inputism)。（注：這里的翻譯不是直譯，而是根據上下文的意義做的翻譯。）轉貼于

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公開表達出來的對理論構建的關注。它的基本論點是：如果政治學研究要想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它就必須構建自己的理論。這就是說，政治學必須發展和構建“一般理論”，也就是“內在一致的命題”，這些一般理論應該可以用來解釋和說明不同社會環境和背景中的政治現象；僅僅對一些國家的政治現象進行描述并做出有意思的解釋是不夠的；對政治現象的描述、解釋和說明必須符合一般理論。隨著行為主義政治學研究不斷深入，一些前沿人物開始提出自己的一般理論并接受檢驗。比如，在比較政治學領域，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就成為主要的一般理論。[1]另一種理論關注影響投票行為的心理因素，如政黨情感依附等等。[2]另外，在立法活動、[3]審判活動[4]和行政活動[5]領域也有不同的一般理論產生。根據上述理論，政治生活是個人特征的一種功能，但主要是一種個人的現象；假如我們要想理解政治，我們必須觀察個人并問他們為什么這樣或那樣做。

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確有構建理論的傾向，然而，當理性選擇政治學興起的時候，這種構建理論的傾向就更為明顯和強烈了。理性選擇理論家們把政治行為看成是經濟利益和經濟計算的產物。更準確地說，政治行為者和政治集團被假定為理性的個別利益的最大化的主體，比如，政治家用尋求再當選的辦法保證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6]根據這種觀點，政黨的綱領和政府的政策是爭取再次當選的手段，而不是政治活動的目的。[7]

消除政治學研究中的價值或道德因素的愿望是伴隨著把政治學改造成為“科學”的努力產生的。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老制度政治學有非常明顯的對于政治制度的價值傾向，經常使用“好壞善惡”這樣的詞匯描述政府和政府的政策。行為主義政治學對老制度政治學的批評是：它對政治制度的描述既不清晰也不明確，而且帶有太多的價值傾向和暗示。這些暗示對于建立一個好政府并沒有太多的積極作用。特別是，老制度政治學的批評者指出，政治制度的研究者往往帶有對工業化國家和民主政治的偏好，主觀上把工業化和民主當成“好”政治制度的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對正式的法律制度的強調還會把那些雖然非正式但對政治活動有重大影響的政治安排排除在政治研究之外。但是，很有趣的是，當行為主義政治學這樣指責老制度政治學時，有學者也同樣指責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偏見”，說這種“偏見”只不過偽裝得更好罷了。

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又一個特征是它們都堅持方法論上的個人決定論。它們的理由是，政治環境中的真正演員是個人，因此，真正的政治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個人和他們的行為。在行為主義的研究中，個體決定論不僅有方法論上的理由，而且還與這類研究的焦點經常是個人的事實有關。也就是說，行為主義研究的對象經常是一個投票人、一個提意見或建議的公民、一個行政官員或者一個政治家。對于理性選擇研究來說，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是研究的基礎，不論在討論個人或個人的集合時，它都能增強研究者的分析和研究能力。這樣的研究方法或范式有一個非常充分堅定的立場，即，個人或政治個體是社會和政治分析的適當的對象。社會集體，如政黨、利益集團、議會等等不會做決定，真正做決定的是集體中的個人。然而，集體中的個人不是任意決定，他們也必須遵守規則。

最后，與老制度政治學不同，行為主義政治學反對把注意力放在正式的政府制度和憲法上，主張更加關注社會對政治系統的“輸入”(the inputs from society to the political system)。根據這種觀點，政治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投票行為、利益集團活動、大眾媒體的報道，而不是“人造”的法律形式。[8]公共政策是這些輸入的“輸出”。至于理性選擇政治學，它的研究范式本身就對老制度政治學有某種“敵意”。理性選擇理論運用它的研究范式和模型不僅分析個體行為，也分析集體決策，但它總是假定：制度只不過是一種把愿意做讓步和妥協的個體的要求聚合在一起的機制或手段。根據這種觀點，制度的確對政治參與者有現實意義和影響，假如沒有其他理由，制度和法律規則可以構成個體行為的限制因素。[9]這里，理性選擇理論試圖否認的是制度在決定政治參與者的意見過程中的作用。

四

正當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盛行并達到無所不在的程度時，作為一種批評和反對力量，新制度政治學出現了。最早的新制度政治學的倡導者，如馬奇(March)和奧森(Johan Olsen)不僅命名了這一理論，而且從一開始就明確表達了他們對經驗性的政治學研究的看法。[10]、[11]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一方面提出許多對于政治學研究現狀的批評意見，另一方面也指明了政治學誤入歧途的原因。他們沒有要求政治學完全復歸到傳統制度政治學，但是他們的確清楚地表明了對老制度政治學的某些特點的關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們認為，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的研究范式有以下重大缺陷：過分強調社會因素(contextualism)；忽略集體行為的意義(reductionalism)；功能主義的濫用(functionalism)；功利主義論(utilitarianism)和工具論(instrumentalism)。（注：同前面一樣，這里也是根據上下文進行的翻譯。）

首先，行為主義理論過分重視社會因素的政治意義。當代政治學理論降低了政治現象的意義并使它們在政治研究中邊緣化，與此同時，過分強調其他社會現象，如經濟增長、階級結構和社會——經濟分立的政治意義。更重要的是，一反政治學認為社會依賴國家的傳統，當代政治學（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認為社會高于國家、國家依賴社會。以此為依據，當代政治科學才會大談特談“讓國家縮回去”的話題。其次，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都有強調個人行為的傾向，因而都忽略了集體政治行為。按照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集體的行為是由個體的選擇組成的，在個人選擇面前，集體行為的意義已經喪失，甚至連制度的價值、規范和法律約束在個人選擇面前都起不到主要作用。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堅持這樣一種看法：集體性的輸出是依賴個體的互動的。這種看法如果不是把集體行為的政治意義完全否認，也是降到了最小程度。再其次，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都有功利主義的傾向，但理性選擇更為明顯。理性選擇的基本假定是：人們通過政治行為來實現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問題在于人們投身政治活動不一定完全是為了實現自我利益，對于制度政治學的擁護者來說，政治活動的動機也可以是集體的或者政治價值層面上的。因此，即使人們完全按照制度的要求去進行決策，也是完全“理性”的。第四，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假定歷史是一個有效的、達到某種程度平衡的過程，因此，比較政治學中的結構功能主義主張社會是一個政治組織形式。在這種政治組織形式中，任何能夠影響政治平衡的因素都是“政治”的。制度政治學反對這種主張，認為政治要比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家所假定的麻煩得多。最后，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還有工具論的缺點，它們太關注政治輸入和輸出，而忽略了政治過程、政治特征和社會政治價值的作用，把這一切僅僅看成獲得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輸出的工具，都只是“政治符號”，都服務于一定的政治目的。

在這樣的對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批評基礎上，制度政治學的擁護者公開地呼吁建立一個新的制度政治學研究范式。馬奇和奧森宣稱，新制度政治學將用一種新的范式彌補現在處于領導地位但卻有明顯缺點的主流政治學的五個方面的不足，這種范式將集體行動置于政治學研究的中心并將重新考察政治集體行為與政治環境的關系。

新制度政治學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對“政治制度”的界定。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制度政治學的倡導者們列舉了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一，任何社會都有某種結構特征，盡管這種結構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第二，這種結構要成為制度還必須滿足一個要求：穩定。社會結構只有在一定時期內穩定存在才是制度；第三，只有某種社會結構影響到人們的政治活動時，它才是政治制度；第四，制度必須有比較的意義，可以和其他的社會結構相對照，并且在這個制度的成員中存在某種共有的觀念或價值。

但是，對于新制度政治學的倡導者來說，問題并沒有結束。因為他們為自己開辟的研究領域本身非常復雜，也因為他們每個人的出發點不同（有的甚至是來自行為主義或理性選擇理論的陣營），所以，新制度政治學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整齊劃一的研究范式，新制度政治學派也不是意見完全一致的學術群體。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目前新制度政治學派的主要思想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馬奇和奧森是新制度政治學的主要倡導者，他們代表著一種有明顯價值取向的研究方向。在他們的許多著述中[10]、[11]價值和制度的規范作用一直被關注。這些價值和規范可以被個體社會成員用來當成個人行為的參考，也可以被學者用來當作評價政治行為的參照。

與有價值取向的制度政治學不同，有許多學者堅持理性選擇理論的某些觀點，同時又關注制度的作用。這些學者認為，政治學研究不能被政治價值迷惑，政治制度是規則系統和行為的指導，通過政治制度，人們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2]政治制度可以解釋理性選擇理論無法解釋的問題：在一系列互相沖突的理性選擇中，如何達到平衡？在這個意義上，政治制度的確滿足了社會和經濟的需要。[13]

另外有一些學者強調了歷史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政治制度分析的最好出發點是導致某種政策產生的最早政治選擇。這些最早的政治選擇以及從中產生的各種活動，決定了以后的所有政治和政策。假如我們不理解最早的政治和政策，那么，我們也很難理解政策發展的邏輯。比如，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多學者同意政策有路徑依賴的特點的說法。經驗性制度政治學(empirical institutionalism)是最接近老制度政治學的一種研究取向，經驗性制度政治學者認為，政治制度在政策制定的政府決策過程中有很大影響。政治學研究的中心應該是政治制度和相關因素。但是他們的研究手段顯然借助了當代政治學的分析成果。

五

通過對新制度政治學的產生歷史的回顧和主要內容的分析，特別是通過對新制度政治學和老制度政治學、行為主義政治學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對比，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就像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興起反映了學術界對老制度政治學的不滿一樣，新制度政治學的產生也是學者們對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過度膨脹的一種反擊。但是，很明顯，這一反擊與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的理論革命相比，其研究范式和方法論的意義不是很大。換句話來說，新制度政治學的批判性高于它的建設性。另外，我們從上述的分析中也看到了思想的交流和結合，實際上，新制度政治學是當代政治學者在充分了解了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優點和缺點之后，把當代的分析手段運用于老制度政治學的研究對象之上。

同樣需要指出的是，新制度政治學是一次政治學研究范式的變革嘗試，表面上是對政治制度的研究興趣的回歸，但是，正如我們已經證明的那樣，新制度政治學決不是簡單地恢復了老制度政治學，而是一種更新，是一種在新的背景中對政治制度和集體政治行為的關注。

但是，考慮到新制度政治學是一個在最近20年中興起的研究范式的變革，我們可以說，任何對它的批評都顯得太早和太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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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arch and Olsen.The New Institutionalism:Organizational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4.

篇（5）

一、“差異”與“差異政治”的內涵

差異，作為一種哲學范疇，早在黑格爾的辯證法中就業已存在。它通常被理解為矛盾的一個要素，是矛盾發展過程中的最初階段和表現，它處于二種尚未激化的矛盾狀態。簡而言之，差異就是矛盾或對立統一的幼體。

然而，在后現論視野中，辯證法“總是錯誤地解釋差異，它是對譜系學的一種混亂倒置”。因此，福柯、德勒茲、德里達等后現代主義學者雖然也使用“差異”這一術語，但其內涵卻是與辯證法迥異的。他們承認差異性，否認同一性，反對把差異最終歸入更高的統一之中。尤其在德里達那里，“差異”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并常用“延異”加以替代。

“延異”(diferance)是德里達自撰的一個重要術語，是其鏘構主義理論的奠基性概念。從詞源上考證，德里達的“延異”是由“diference”(差異)演變而來。源于結構主義語言學奠基人索緒爾關于語言學理論的兩個基本原則：“任意性”和“差異性”。按索緒爾所說，語言符號都是任意的或約定俗成的，能指與所指之間不存在自然或本質的關系。不僅如此，符號還有嚴格的區別意義的作用，即差異原則。語言是一種差異關系而無確切的意義系統，語義主要“撒播”在一連串能指的轉換過程中，它是壓抑差異或不斷變動的結果。

索緒爾的差異原則，經德里達繼承和批判衍生出了“延異”這一全新的概念。按德里達的說法，延異是“不再以在場(pres-ence)／缺場(absence)的對立為基礎而構思的一個結構或運動。延異是差異、差異的蹤跡和諸因素得以相互關聯的間隔(spac．ing：)的系統游戲。這種間隔同時是主動的又是被動的……沒有這種間隔的產生，‘完整的’術語就不能指示其意義，就不能發生作用”。在德里達看來，延異至少有兩種不同而又相關的意義：即它同時既指差異(todif—fer)又指延宕(todefer)。一方面，延異包含著“在場”與“缺場”之間的非同一性或差異；另一方面，延異既不是“在場”也不是“缺場”，而是指意過程成為可能的游戲，“在場”既與“缺場”相異，又延宕到“缺場”，同時“缺場”又延滯了“在場”。德里達認為“延異”是無法明確界定的，它必須避免概念化，否則它將會使“中心”與“根源”等含義重新進入“延異”之中。如此說來，“延異”是一個非在的存在，不管多么完美、獨特或超驗。它不控制任何東西，不主宰任何東西，不在任何方面行使權威。

概而言之，“差異”或“延異”是德里達用來借以消解現代哲學的一種后現代策略性用語，它具有多元性、不確定性、相異性、非意義性和非真理性等內涵。

說到差異政治，就是指在后現代思潮中，用差異性原則或策略對當代政治哲學或政治理論進行理解的一種方式。具體說來，它的主要內容是：以德里達的“差異”或“延異”、利奧塔的反對“宏大敘事”觀作為哲學基礎，以多元政治觀和差異政治觀為基線，反對建構任何類似于“啟蒙理性”那樣的大一統政治哲學，強調政治價值向度的多元化、多維化傾向。無論是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還是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抑或后現代女權主義、黑人政治、族性政治等等，無不具有濃厚的差異政治色彩。

后現代政治觀的首要目標是反對現代政治學中的宏大統一敘事體系，進而要求建立具有異質多元的差異政治觀。這一差異政治觀多從政治文化論研究人手，隨著文化學研究視角的不斷轉向而形成并擴展。

當代美國政治哲學的代表羅爾斯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義》一書中，一方面堅持了《正義論》一書中提出的“無知之幕”，即將人們用于選擇權利的生活基礎“虛化”；另一方面，針對哈貝馬斯、“社群主義”等等的挑戰，提出了所謂在諸差異的理解基礎上的“交叉共識”觀。這一觀念，與哈貝馬斯的以商談交往為基礎、以真理為內容而具有強烈重建現代主義愿望的“普遍共識”相抵觸，從而成為一種獨特的后現代差異政治觀。

庫恩指出，在世界上，各種不同民族的語言可以互相翻譯，但不存在凌駕于眾多語言之上的“世界語”。差異政治觀對于自啟蒙學派以來的現代政治學的“統一、宏大敘事方式”以及抽象統一的思維，無疑是一次重大的沖擊，對西方“中心論”的政治觀也存在著深刻的批判性。它強調多級主體性，并關注異質性，這都有助于當代政治學的思維范式由單一主體論向多級主體交往實踐的政治學的轉型，進而推動著世界多級格局的最終形成。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作為差異政治觀的典型代表，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和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都從差異性、多元性的文化、文明作為理解差異政治的切入點，將差異政治和多元文化、文明并置或聯系在一起，從文化差異、文明差異來理解差異政治的基礎，從而為現代政治學進入后現代軌道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路徑。

二、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

帕依認為，現代政治學一直將政治權力視為一種抽象的、統一的和總體性的存在。而實際上，現代政治學在基礎方面存在著由文化差異所造成的重大差異。在他的《政治文化與政治發展》《亞洲權力與政治學——權威的文化向度》等著作中，系統地考察了由文化差異所造成的東西方關于“政治權力的本性及其運作”在理解方面的差異的史實，進而提出了政治文化差異觀。他認為“那種追尋有關權力的一般特性的理論是完全不得要領的，因為在所有社會現象中，唯有權力是一種對文化細微差異都成為最為敏感的因素，它的多樣可能性和界域總是由時間和空間來規定的”(帕依，1985)。

具體而言，他的差異政治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在政治學基礎觀上，他反對現代政治學的抽象同一觀，強調政治學基礎的差異性。由抽象的人性和理性所導出的抽象統一的現代政治學，是非歷史的和非辯證的：它將古希臘城邦的政治與現代國家政治都納入到同一概念體系中加以抽象研究，所以是非歷史的；這種抽象的政治觀忽視了各種文化的差異對政治的主導性影響，所以是非辯證的。帕依看到了文化的差異對政治的影響，但是他沒有進一步提及不同文化或不同政治之間的關系如何。若按博厄斯文化相對論認為，政治和文化一樣，此政治與彼政治、此文化與彼文化之間必然存在著差異，然而此政治與彼政治、此文化與彼文化之間決不存在誰優誰劣的事實。

(2)其文化差異決定論。在探究政治差異的基礎上，帕依認為，不同模式的文化差異造成了政治觀的差異。這是一種關于政治學理論基礎方面的“文化差異”決定觀，他指明了政治權力對于所屬的文化差異的敏感性，認為在多元文化背景中，由于人們的文化視野、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的不同，對于權力等政治運作現象的觀念就會不同，當然其評價合法性、合理性的標準也就不同。他通過對馬來西亞、緬甸、印度的實地調查，親身體驗了不同文化中對權力和權威的“應是什么”、“實是什么”所作出的根本不同的回答。

(3)帕依還具體分析了亞洲“權威主義”政治文化模式的文化機理，他認為，由于西方個人價值觀主導性，決定了西方政治的民主制模式。而由于亞洲的群體價值觀的主導性，相應地產生了權威主義政治模式，這一模式是從社會文化機體中“總和地”醞釀產生的。帕依從公眾文化、社會心理、政治運作等多元視角對亞洲權威主義政治模式產生的原因作了獨特的分析。從公眾文化層面來說，整個亞洲社會對于像權威和權力這樣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都有合理而清晰的見解。在他們看來，這些都是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它們總是普遍深入地存在于政治文化的“集體經驗”中，甚至內化于每個人的私生活中。在文化熏陶下的人們懂得必須對占有權力和處于支配地位的統治者以及其神圣權力本身頂禮膜拜，而在這種崇拜權力的活動中必然也使權威和權力的政治理念得到進一步的同化和加強，從而為權威主義政治模式打下堅實的社會文化基礎。從社會心理學層面來看，亞洲人對權威的接受是滿足其個人安全需要的手段。對他們來說，西方的自由和個性是“異在”的。而追求同一性就是追尋一個能隸屬的群體，即尋找一個適合于己的家長制權威形式，使自己能隸屬于其中，從而獲得一種心理上的安全感。從政治運作層面來看，亞洲后發式“趕超型”的現代化要求權力的高度統一，因此，權威主義的政治模式也是符合他們的效率觀念的。帕依認為，考察亞洲社會內部諸文化模式的差異固然重要，但是考察其內部文化差異對于政治運作的主導性的影響更有意義。他認為，亞洲諸文化民族善于把握依順性，并將之變成行為心理意義上的運作的能量釋放——這是一種最具深刻意義的依賴性。通過“民族主義的亞洲形式”或由“種族的同一性”、群體的依賴性等因素構成了亞洲權威主義的新形式，而亞洲社會政治的運作則主要依賴于這種“權威一服從”的兩極紐帶。所以沒有權威主義，亞洲的政治運作就失去了準則和模式。

總而言之，帕依一方面強調東西方文化差異所造就的政治差異的現實性，這對于消解政治觀上的“西方中心論”，尊重各國政治價值觀多元存在的現實，推進在承認差異和多元的前提下各文化民族、國家和地區的平等對話與交往是有益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具體闡釋亞洲政治文化何以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機理時所采用的一系列概念，如“家長制”、“權威主義”、“民族主義”以及由之所形成的具有依賴性的“權威一服從”式的亞洲權威主義政治模式理論，其科學性則是有待進一步考證的。

三、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

如果說帕依的政治文化差異觀還停留在比較政治學層面，那么亨廷頓在其《文明的沖突》等論文中就將差異政治觀應用于全球政治結構分析，以“文明”為單元建立起國際政治理論。從思維范式轉型角度來看，亨廷頓完成了從單一主體觀或抽象統一政治學范式向多元主體的差異政治觀范式的轉化。

現代政治學理論話語的核心觀——人權、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正義、國家法理等理念，以及整個政治學的思考方式和觀視方式都源于l7一l8世紀資產階級政治學家們援用的兩大哲學公理——人性和理性，以及抽象的“一般觀視方式”。它以單一、普遍、抽象的人性觀構筑政治學的基礎，以抽象的理性構筑政治學方法論，沿用自然法的宏大敘事結構，采用元理論和元敘事所產生的等級體系。由此可見，以啟蒙理性為主導的現代政治哲學無疑是以大寫的“人”為中心的單一主體性哲學，這一哲學視野的基本缺陷是單一主體中心性即抽象的人。抽象理性主義基礎觀、抽象普適方法論觀念和具有嚴格邏輯與大一統的等級秩序理論敘事話語，遭到了后現代政治學的猛烈批判。后現代政治學以“多級主體交往觀”為哲學基礎，是無中心或多中心的，且沒有可以制約主體的客觀底板。因此，多級主體產生多級、多元視野，在彼此對話和交往中是開放和互動的。它只有游戲規則而無真理制約，主體間性是由差異的、異質的主體彼此交往而構成的。

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實質上就是這樣一種具有濃厚后現代政治哲學色彩的“差異政治”觀。亨廷頓在其一系列論文中一反傳統的“西方中心論”，以多級主體差異政治觀來勾畫全球政治學。在亨廷頓看來，冷戰時代是建立在以美蘇為代表的西東兩個集團各自“具有絕對權威和絕對真理性”的“單一主體性”的視野基礎之上的。而現在，世界政治正進入一個全新階段。需要有一個多級主體間的差異結構的全球政治觀。亨廷頓認為，這種差異政治的基礎在于差異性的文明，而不是傳統的意識形態之間的紛爭，也不是民族國家之阿的競爭。

亨廷頓認為，文明間差異必然演化為主體際政治沖突，文明間的差異是差異政治觀的主要源泉。文明通過歷史、語言文化、傳統以及重要的宗教把人與人區分開來，不同文明的人們對一系列政治價值觀的見解有著重要的分歧。這些文明差異是差異政治觀賴以生存的“語境”，它作為歷史積淀并非短期能夠清除，因此它比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利差異更為根本。差異并不等于沖突，但卻是沖突，尤其是持續長時間激烈沖突的導因。世界正在變小，不同文明間(主體際)人們日益頻繁交流強化了文明意識(文明的自我認同)，加深了人們對同一文明的認同和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的意識，從而推動了不同文明問的差異甚至敵意的增長，同時也增強了人們對文明的尋根意識。經濟全球化使得人們超越了原先民族國家和地方區域性的狹隘眼界，從而從“比較文明”的差異性角度追尋對“跨國界文明的認同感”。

亨廷頓還認為，西方文明的“中心化”迫使非西方文明的自我認同意識崛起、強化。這種文化特征和差異具有穩定性，因而它比政治、經濟特征更難協調與變更。在階級和意識形態沖突中，問題是“你站在哪一邊?”人們可以選擇站在哪一邊或改變之。而在文明沖突中，問題變成“你是什么人?”而這是既定的和不能改變的。另外，經濟區域主義使文明內部的聚合力增強，也使差異文明的離異度增強。文明的差異導致了人們對政治(人權、正義、價值觀等)、經濟(貿易和發展權等)到環境等一系列政策和觀念的分歧，西方文明越是將自己的民主、自由等價值觀作為“普遍價值觀”進行推廣，越容易激起來自其他文明的反對，文明間的差異必然演化為主體際政治沖突。

總而言之，差異政治觀成為亨廷頓觀察世界政治、建構全球政治學的基本范式。在亨廷頓的視野中，文明問的差異和沖突成為主宰全球政治的主范式，較之帕依的“文化差異決定政治差異”，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無疑是一次提升和發展，而且是一種朝向極端方向的發展。許多差異政治論者由差異必然性而導出了相互寬容、忍讓、理解、尊重等后現代結論，而亨廷頓卻將之推到另一個極端，強凋“沖突”主題政治論，無疑是重蹈冷戰時期的“集體對抗”思維的覆轍，有悖于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四、差異政治觀之啟示與誤導

綜上所述，無論是帕依的政治文化差異觀，還是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都將多元文化、文明與政治差異相關聯，將政治的差異性、多樣性歸因于文化、文明的多元性，進而與現代主義的“普遍共識”相抵觸，體現出一種獨特的后現代差異政治觀，成為后現代主義政治學的一種典型現象或典型形態。他們是借“文化”之異而強調“政治”之別，其內涵是通過文化差異、文明差異來揭示政治范式、政治價值觀和政治話語中異質存在性和差異性，由此導出多級政治主體問存在著一種異在(無統一范式)的交往關系。既然主體際的政治范式各異，因而就難以通約，難以將之再統攝到一個更高、更大的范式中并加以轉換。

篇（6）

比較政治學是需要以問題為導向的政治學學科分支之一，從其學科化的歷程來看，其發展與興盛得益于國家地位的提升以及國家“外向化”程度的增長，受現實政治需求的影響較大。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一直將主要精力集中于國內的政治經濟發展，國家戰略的外向性并不明顯。但現階段，中國崛起成了不可否認地事實，現在比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更加迫切地需要從全球比較的視野來審視自己的國家。伴隨著這一需要的同時，比較政治學也將開創學科發展的新時代，從而為中國對外戰略的實施提出具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一、比較政治學的現實意義

比較，是一個古老的概念，源于簡單的觀察，是人類意識形態生活中最早的形態之一，之后人類社會的組織形式不斷發展，從母系社會到父系社會，再到奴隸制社會之后封建社會，到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并存的現狀，當人類開始用比較的方法認識社會組織形式的時候，就產生了比較政治學這門學科。

比較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意識形態研究學科，有三點核心的要素作和其他學科的區分概念，第一，顧名思義，比較的研究方法必須始終貫穿每一項研究工作，在進行研究工作的時候，使用比較方法進行時，必須在理論上有合理科學的理論依據，以使得該項研究有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所以比較方法是一種可以包容其他學科原理和理論的研究方法，可以依據現代社會所新發現的任何具有科學性的理論概念和事實。作為比較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必須是具有實際意義的獨立的政治實體，現今社會形勢下的比較政治學可以概括為“對民族國家的比較”。只有跨國的政治比較才屬于比較政治學，這是其學科邊界。在這一理論意義下我們可以理解為研究對象是民族國家，但是這并不是說所有的研究對象都是以上述對象為唯一。在研究的事實上，所有的在同一個民族國家框架和情境下的每一個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都可以成為研究對象。第三，作為一門以比較方法貫穿始終的研究學科，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這是一門經驗科學，每一項研究都不能在推斷中尋找理論依據而是必須以已經發生的事實為依據，再事實的基礎上進行分析研究才是唯一的可取之道，通過對已經發生的事實的描述和研究來陳述比較政治現象，是本門學科的第三個要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比較政治學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再到豐富發展的過程。日益提升的國家地位，對外戰略的提出，為中國比較政治學的發展提供了更加直接的動力：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議題。

二、中美崛起對外戰略比較

大國崛起的概念是二戰以后興起的研究現象，通過對世界上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幾百年的發展興衰史進行總結研究，意圖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進行總結。改革開放以后，伴隨著我國國力的不斷上升，西方社會開始流傳“中國”的聲調，在此情況下，我國國內研究學者開始把目光投向大國崛起的研究領域。大國崛起一般指的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日本、美國等九個資本主義大國興衰的歷史過程。

美國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從殖民地迅速崛起，并在后崛起階段持續走強。縱觀美國崛起歷史，地理位置的天然優勢使其占據了有利地緣政治條件，除了這一主要原因之外，在制定國家對外發展戰略方面，美國審時度勢，也做出了正確的決策。比如，建國初期，處理與霸主英國的關系，冷戰后對蘇聯的遏制、對歐州的援助關系。中國崛起的歷史情況遠比美國的復雜。但比較幸運的是，中國有一個比較良好的崛起環境，除了獲益于冷戰結束之后總體向好的國際和區域安全與經濟環境。在一定程度上要歸結于對外政策的轉變（改革開放），不僅使中國對周邊和西方國家的威脅降低，也使中國對它們更具經濟吸引力。

中美在崛起的過程中都需要處理與霸權國、與其他大國和與周邊國家這三個方面的錯綜復雜的關系，也都有與之相應的對外戰略的提出。本文通過對“一帶一路”與“馬歇爾計劃”提出背景、目的、方式分析比較后發現，兩者有著本質差異。

（一）馬歇爾計劃

“馬歇爾計劃”又稱“歐洲復興方案”。通過捐贈、貸款、有條件補貼等形式對二戰后的歐洲進行直接的經濟、物資援助，但和西歐相關接受援助的國家簽訂美援的相關協定，這些條件對美國當時國內大量的過剩產能提供了出路，由于，美國在二戰中大量的軍事工業產品可以隨時轉成民用工業和產品，面對西歐二戰后的一片殘破，這些產能對西歐來說正是他們缺少的，雙方一拍即合，這一計劃既能為西歐在戰后的重建提供急需的物資和財政支持，又能讓美國在戰后的經濟發展中后勁更足，在此基礎上，西歐避免了向東歐和俄國那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和發生，保護了西歐的資產階級政權的穩定，維護了美國的霸權地位。

（二）一帶一路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因與美國的馬歇爾計劃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稱之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基于國際戰略的考慮，中國一再反對在兩者之間劃等號――馬歇爾計劃的成功實施，確立了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而中國當前面臨的政治經濟環境不同于二戰結束以后，中國是當前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參與者而不是挑戰者。

（三）兩者的比較

“一帶一路”略與馬歇爾計劃之間確實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這種相似性主要體現在經濟層面，在政治及其他層面，兩者是不同的。

1、經濟層面的相似性

都是在全球經濟低迷和國內產業結構急需調整中提出的戰略構思，主要體現在海外存在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本國擁有充足的資金、過剩的商品和閑置的生產能力，積極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等方面。

（1）大規模的國際基礎設施建設需求

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直接影響著國家經濟的增長。在二戰中，歐洲國家的基礎設施遭到大規模的破壞，但是自身無法解決這些問題，迫切需要外來資金的援助。當前的亞洲，中亞、西亞和南亞等國的基礎設施比較落后，廣大亞洲發展中國家迫切的需要改善本國落后的基礎設施現狀。

（2）本國擁有充足的資金、過剩的商品和閑置的生產能力

南北戰爭結束后，美國進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最大障礙被清除，第二次工業革命隨后大規模開展，以制造業為首的美國經濟全面工業化開啟，十九世紀末，美國一舉超越英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國家。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由于美國遠隔重洋，雖然以主要參戰國的性質進行了兩次世界大戰，但是戰火沒有燒到美國本土，美國本土工業因此大發戰爭橫財，隨著兩次戰爭后德國、英國、法國的徹底衰落，美國成為全球資本主義世界全面的霸主，戰爭結束后，沒有了巨大的消耗來源，巨大的工業產能使得美國本土市場急劇飽和，美國迫切需要尋找新的市場來化解國內的過剩工業產能。

目前，經過三十年的高速發展，盡管中國國內市場巨大，但是中國地方政府高企的債務和地方政府支持下持續的工業產能，無法完全被消耗，制造業產能擴展過速，國內過剩的產能難以被化解。

（3）積極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

美國在實行馬歇爾計劃時首次正式提出“歐洲一體化”的觀念，為歐洲的復興和發展指明了方向。

“一帶一路”特別強調沿線國家發展戰略、規劃、標準、技術的對接，逐步建立起歐亞非互聯互通的網絡。

2、兩者的不同性

（1）運行機制強調平等互利

馬歇爾計劃將歐洲整體納入其主導的自由經濟政策秩序之下，維護了美國的經濟霸權，確立了美元的霸權地位。作為一項政治和安全戰略，出臺的背景是美蘇圍繞戰后歐洲形成的政治真空進行爭奪，所以制定之初就將蘇聯排除在外，具有明顯的謀求勢力范圍的特征。

相較之下，當今世界各國的相互依存度不斷加深，一國的長期可持續發展與其他國家的發展密不可分，各國只有共同發展，才能實現長遠發展。基于此，“一帶一路”戰略首先強調弘揚古絲綢之路和平友好、開放包容的精神，任何有合作意愿的沿線國家都可以參與，是一項完全開放的合作倡議。

（2）合作內容更加豐富

中國政府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時，認為應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方式，其實已經基本指明了“一帶一路”戰略的合作內容。

（3）開創經濟合作新模式

“一帶一路”區域內的國家大部分屬于發展中國家，經濟比較落后，如何在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實現區域經濟合作，作為南南合作的偉大構想，既是對理論界的挑戰，也對實際操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馬歇爾計劃只是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是在美國的主導下支持歐洲經濟恢復。

三、馬歇爾計劃對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的啟示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在很多方面與“馬歇爾計劃”存在差異，但兩者都是在產能過剩背景下促進出口增長和就業增加，在借鑒“馬歇爾計劃”成功的經驗的同時，也要根據當前的國際國內實踐提出有效的策略。

（一）重視國家層面的整體規劃，成立國際層面的協調機構

客觀準確定位自己，審慎地處理好與世界霸主美國的關系。受各種地緣政治因素影響，“一帶一路”戰略面臨重重困難。而目前的中國只是具備了資金和產業實力，軍事和政治影響力還比較低。因此，如此大規模的區域經濟發展規劃，在國內，需要成立強有力的機構。在國際上需要成立一個跨國家的區域性協調機構，處理諸如國際鐵路、公路等大型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營事宜，以及其他需要協調的事項。

（二）國內率先完成產業升級，構建“利益共同體”

從國際分工看，中國以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業為主，與“一帶一路”區域的很多國家大多是直接競爭關系。中國想要順利推進“一帶一路”戰略，使其他國家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受益，必須進行產業升級，不斷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是對外直接投資順利的保證。

（三）構建促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政策組合，政府和市場齊頭并進

目前，“一帶一路”戰略主要由政府積極推動，但是，再好的規劃也需要企業的配合，市場才是戰略實施的主體。在馬歇爾計劃的實施過程中，在政府推動之下，大量的企業以市場化方式參與其中，使大量的過剩產能和美元流向西歐國家。當前，中國企業在把握經濟效益與社會責任的關系、輸出中國的文化和理念、加強與所在國民眾的溝通等方面，可以肩負較大的責任。另外，亞投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家銀行等金融機構在提高自身決策能力的同時，也需要處理好與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關系，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實踐探索逐步解決。

（四）促進金融服務業的支持，加大人民幣國際化的力度

當美國將自己包裝成一個捐助者的形象，以一種近乎饋贈的方式，使大量的美元注入歐洲的同時，馬歇爾計劃大大促進了美國對西歐的商品和資本輸出，更為用經濟手段控制歐洲打下了基礎，因而顯示了“美元換盟友”的效果。

在“一帶一路”戰略中，基礎設施建設將是重中之重，而基礎設施建設最關鍵的是資金問題。當前，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領域、投資領域以及儲備貨幣領域的地位和影響力都非常小，還需要在貿易等方面加大人民幣國際化的力度。

四、結論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一直將主要精力集中于國內的政治經濟發展，國家戰略的外向性并不明顯。這一背景下的中國比較政治學成為我國的政治學學科體系中最為薄弱的環節，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比較政治學對于他國政治的研究不是為了推廣自己的制度，而是為本國的建設提供經驗和借鑒。不僅可以有效避免西方國家曲解和誤讀中國，而且中國的現實國情，為中國比較政治學的發展也創造了條件。

國家地位日益提升的基礎上，對外戰略的提出也為中國比較政治學的發展提供了更加直接的動力：它不僅為中國的比較政治學研究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而且也為中國的比較政治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議題。

本文以“一帶一路”與“馬歇爾計劃”為例，通過比較政治視角對其加以客觀剖析，兩者在解決資本過剩和產能過剩上有共同點，但之間有著本質差異。中國應該在借鑒馬歇爾計劃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積極推進“一帶一路”戰略，根據當前的國際國內環境制訂有效的策略：重視國家層面的整體規劃，成立國際層面的協調機構；國內率先完成產業升級，構建“利益共同體”；構建促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政策組合，政府和市場齊頭并進；促進金融服務業的支持，加大人民幣國際化的力度。（作者單位：華東理工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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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公權曾說：“(嚴復)《政治講義》真可謂清末之第一部政治科學著作。”在中國，嚴復是第一個運用西方式的經驗理性、通過對政治制度的追根溯源來系統地思考政治變革和社會問題的知識分子。他比較罕見地沿著經驗主義路向、遵循實證主義方法、獨立地思考人類(尤其是中國)的歷史和社會問題，形成了與眾不同的政治學思想。雖然，除了《政治講義》之外，他并沒有系統的政治學著作，但是，從大量的譯作、按語、論文和書信中，仍然可以發現他政治學思想的潛在體系，可以找到隱含的內在理路。

一、天演論和人類社會起源

天演論是嚴復政治學說的基點，它是嚴復吸納并改造斯賓塞、赫胥黎社會進化論思想的產物。嚴復試圖用它來解釋人類社會的起源和發展問題，也以此來解釋人類社會各種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演進問題。

嚴復認為，宇宙萬物都由“天”演化而來。“天演”就是宇宙和自然生生不息的演化歷程。天演的基本法則就是“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各種生物自產生之后，它們之間就展開了激烈的生存競爭。由于人類對環境最有適應能力，于是就逐漸成為地球上最有競爭力的物種。同時，人群也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在《天演論》按語中嚴復說；“能群者存，不群者滅；善群者存，不善群者滅。”而“群肇于家，其始不過夫婦父子之合，合久而系聯益固，生齒日蕃，則其相為生養保持之事，乃愈益備。”也就是說，群體和家庭是自然衍生和發展之物。接著，家庭組織日趨穩定，人群日益成熟，人類社會就隨之出現并日趨復雜化。

二、政治制度的起源及其各種形態

政治關系、政府、國家和政治制度的起源等問題也同樣以天演論來加以解釋。

在應對挑戰的過程中，有些能力比較強的人(體力或腦力勝于他人者)脫穎而出，于是他們就成為人群的組織者和管理者。這種組織與被組織及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在嚴復看來，就是政治關系的雛形。在原始人群和部落中，就已經存在著這種關系。在部族的生存競爭和部落聯盟的擴大之中，政治關系不斷穩定化，政治權力不斷擴散。于是，穩定的組織和管理機構出現了，政府的雛形也就隨之出現。當成熟的政府出現之時，國家也就出現了。國家是天演的產物。嚴復說；“今之國家，一切本由種族，演為今形，出于自然，非人制造。”他一向反對霍布斯、洛克和盧梭的契約論，認為契約論是一種先驗臆說。

國家和政治制度不斷演化，發展成為各種形態。對此他又有比較詳細的分類。按照政府的成熟程度，國家可分為“深演”和“淺演”兩種。“淺演”國家又分為“宗法國家”(tribe)和“神權國家”(theocracy)。“深演”國家才算是自然成熟的“真正國家”(stare)。“宗法國家”、“神權國家”和“真正國家”因國家內部的結合比較有機，所以可稱之為“自然國家”。此外，還有內部聯系不緊密的“非自然國家”。按照政府的具體形式，又有country state(域邦國家)和citystate(城邦國家)之分。而country state可分為Federate(聯合制)國家和Unitary(單一制)兩種。聯合制國家又分為Staatenbund(邦聯制)和Bundesstaat(聯邦制)兩種。聯合制國家則可分為Centralized(中央權力較重)的國家和Decentralized(地方權力較重)的國家。等等。這些分類直接借用了西方政治學的成果，并無多少創意。但是，它為進一步分析政治制度的演化規律作了經驗知識上的梳理和準備工作。

三、政治制度的演進

嚴復認為，生存挑戰是一國政治制度演化的契機。但是，如果生存挑戰過于嚴酷，超過了一國應對能力的極限，則該國可能會因此而衰弱甚至消亡。如果挑戰比較適度，則有利于該國生存能力的增強。適度的生存壓力可以使一國國內“機關漸完，團體彌固。”外患深淺與一國政治制度的疏密有這樣的關系：“凡國成立，其外患深者，其內治密，其外患淺者，其內治疏。”在不斷的挑戰和應戰中，一國的政治制度就可以由淺而深、由簡單向復雜、由幼稚向成熟不斷演進。

地理因素對政治制度的演進也有很大的影響。相對隔絕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國家的生存，有利于保持該國原有政治制度的穩定。例如，在中世紀的西歐，在易守難攻的地理位置上，存在著許多獨立的城邦制國家。相反，中國的黃河流域因為地勢平坦，所以那些星羅棋布的諸侯國很快就被兼并，因此中國很早就完成了統一。他說，中國“北起龍庭天山，西緣蔥嶺輪臺之限，而東南界海，中間方數萬里之地，帶河厲山，渾整綿亙，其地勢利為合而不利為分。故當先秦、魏、晉、六朝、五代之秋，雖暫為據亂，而其治終歸一統。”而歐洲的情況則相反。在中世紀的歐洲，十幾個國家“各立君長，種族相矜，互相砥礪，以勝為榮，以負為辱。……此其所以始于相忌，終于相成，日就月將，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強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特殊的地理分割使歐洲各國長期處于適度的生存挑戰之中，迫使它們不斷地改進自己的各項制度，歐洲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在近幾百年中進化到全球領先的水平。究其原因，他認為“雖日人事，抑其地勢之華離破碎使之然也。”

嚴復還認為，政治制度演進的程度取決于社會演進的深淺。社會演進程度越深，則政治制度就相應地更加成熟。他說，“天演之階級愈進，將政府之機關愈密，不但愈密，亦且愈靈。”通過分析歷史上已有的和現存的各種社會形態，可以看到人類文明發展的軌跡“初級的社會形態是蠻夷社會(或稱圖騰社會)，比它高級的社會形態是宗法社會，更加成熟的民族和國家(如歐洲各個民族和國家測已經進入到現代社會”，西方現代社會是目前最為成熟的社會形態，因此，民主制度是目前最優良的政治制度。

四、政治制度生存和演進的復雜條件

政治制度的生存和發展需要眾多復雜的條件。嚴復在分析這一問題時，又借鑒了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論”。斯賓塞以社會有機體論來分析社會分工問題，而嚴復則用它來考察政治制度的生存和演進規律。嚴復認為：“一國之政教學術，其如具官之物體歟?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支；有其質干根菱，而后有其支葉華實。”這里，他將整個社會比喻為生物有機l體，而政治制度只是有機體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又說；“治制之立，其法度隆污不同，要皆如橋石然，相倚相生，更其—則全局皆變。”這個比喻還是說明政治制度與社會整體中的其他部分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相互之間的關聯盤根錯節，牽一發則動全身，如要對某項制度進行變革，則“一行變甲，便思變乙，及思變乙，又宜變丙。由是以往，膠葛紛綸。”總之，任何一項制度都必須依賴于社會有機體中的其他部分才能生存和發展，因此，任何一種制度變革也必然牽涉到整個社會制度的演變。社會有機體論是理解嚴復文化思想和政治學說的關鍵所在。

五、漸進主義的政治變革

依據天演論，一個國家在面臨生存挑戰時，它的各項制度必須向優化的方向演進，否則就會被淘汰，因此，政治制度的優化變革乃大勢所趨。但是，依據社會有機體論，則政制變革又不得不謹慎從事。

任何一國的政治制度都與該國的其他制度和社會條件處于有機的聯系之中。而這些關聯非常復雜，無窮無盡，很難被認識所窮盡。經濟、文化、社會習俗和社會心理等諸多因素都是政治制度生存和演進的條件，所以，政治制度變革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工程。在社會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如果將先進的政治制度植入另一個完全異質的落后的社會有機體中，那么，新被植入的政治制度必然很難存活。這樣的政制變革不僅不能成功，反而有害。他說這樣做“將無異取驥之四蹄，以附牛之項領，從而責干里焉。”堪至還不如讓牛老老實實地耕地。所以，嚴復強調，人們在進行政制改革時不可無視本國的社會和歷史條件。這些復雜的社會條件是一國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無法超越的集體經驗。

對于新舊制度轉型的歷程嚴復有一個形象的描述。他說，新制度興起之后，就像激流一樣，奔瀉而下，勢不可擋，經過一段急湍之后，就會平靜地暢流千里。而激流階段就是制度轉型中的危險期。對于這種危險嚴復有很清醒的認識，他說：“夫人類之力求進步固也，而顛階瞀亂，乃即在此為進之時，其進彌驟，其涂彌險。新者未得，舊者已亡，倀倀無歸，或以滅絕。”激進的政治變革必然要廢止舊的政治制度，而新制度如果與社會現實不協調，則原本還勉強可以維持的社會秩序必然崩潰，社會反而會更加混亂。激進的變革，就象對病人膏盲的病人下了一劑猛藥，不但不利于國家的康復，反而會加速這個國家的衰亡。所以，嚴復認為，雖然新制度的勝利是必然的，但舊制度在特定階段也有其合理性。

政治變革是由人來實現的，嚴復并不否認人在政治制度演進的能動作用。但是，他又認為，不可夸大人在政制演進中的作用。人只能適應環境，根據環境所提供的條件來推動政治制度的變革。因而，穩健的制度變革是嚴復的一貫主張。他說，在新舊制度斗爭的“急湍河段”應以疏導為主，“治水之功，當利于疏鑿。”又說：“是故明者慎之。其立事也，如不得已，乃先之以導其機，必忍焉以須其熟。……夫而后有以與時偕達，有以進其群矣。”而引導人們進行穩健的制度變革的歷史重任，在嚴復看來，就落到那些通達事理、智識超群的精英們(所謂明者、能者和圣人)的身上。他們的作用，就是認識國家和社會所處的歷史條件，認清發展的方向，把握時機，穩健地推進本國的政治改革和社會發展。這就是，“能者當事，僅能迎其機而導之耳。”一言以蔽之，嚴復的改革觀是漸進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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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學習作為一種學習方式，在國外各領域教學實踐中經過多年的運用，在理論及實際操作方面已經比較成熟，被公認為是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的一種學習方式，不失為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好方法。

研究性學習在高中政治學科教學中的應用極大地提高了學生學習政治的興趣，加深知識的理解，促進合作探究意識的提升，有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新課改強調“自主、合作、探究”學習方式，探究性學習是其中的重要一種。這種學習模式充分體現了學習的自主性、探究性、過程性的特點，培養了學生主動參與、樂于探究、勤于動手的自主學習精神，培養了學生收集和處理信息的能力，獲取新知識的能力、交流和合作的能力以及用基本原理和方法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近年來，我國新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也將變革學習方式，把研究性學習放在了突出的地位，強調在學科領域，要為學生創設研究性學習的空間。

通過研究性學習在高中政治學科教學中的應用，改變學生學習的方式，破除教師中心論，建立教師為主導，學生主體參與、主動探究的多維互動，由機械模仿變為合作、探究學習，實現學生敢于質疑、勇于探索、善于合作、勤于創新的教學目標，創設學生為中心的民主和諧的教學環境和氛圍，建立平等、民主和互相尊重、互相負責的交往式師生關系。培養學生自主、合作、探究的意識，使學生有創新的興趣，有求異求變、求新求奇的心理，敢于向書本、向教師、向權威質疑的勇氣，逐步提高學生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觀察事物、分析問題的能力以及適應時展、社會進步和參與社會實踐的能力。

“研究性學習”課程與各門學科課程存在著內在聯系，是相輔相成的：“研究性學習”課程中所獲得的知識、技能，可以在各學科領域內得到拓展、加深；各學科領域的知識，可以在“研究性學習”課程中延伸、綜合、重組與提升；在某些情況下，“研究性學習”課程也可和某一些學科教學打通進行。

作為一種學習方式，“研究性學習”與思想政治課的教與學有著天然的匹配性。“研究性學習”可以加深學生對“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的理解。政治課的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并不容易掌握。長期以來，我們對政治課的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要么劃劃背背，要么就理論講理論。但是，高中學生的閱歷淺，對理論問題的理解比較膚淺，泛泛而談，就本論本，只能使學生更加模糊，影響到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效果，更無法為培養學生能力，提高學生的覺悟打下理論基礎。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學生學習政治課后應養成以下能力：自學能力；收集、整理和分析資料的能力；文字和口頭表達能力：比較鑒別、判斷是非、正確觀察問題的能力；運用歷史的、全面的、發展的觀點，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創造思維能力；參加社會實踐的能力。”“研究性學習”理論的提出，“研究性學習”方式的橫空出世，為我們找到了解決這一難題的良好契機。我們不反對學習基礎知識，基本理論，相反，“研究性學習”是建立在扎實的基礎知識之上的，但是，作為一種學習理念、學習方式，它更關注學生運用所學知識分析實際問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探究性學習應包括探究性學習方式和探究性學習課程兩個層面。作為學習方式，探究性學習是指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自主地發現問題、探究問題、獲得結論的過程，完全可運用于課堂教學之中。作為課程形態的“探究性學習”是為“探究性學習方式”充分開展所提供的相對獨立、有計劃的學習機會，即在課程計劃之中規定一定的課時數，以更有利于學生從事“在教師指導下，從學習生活和社會生活中選擇和確定研究專題，主動地獲得知識、應用知識、解決問題的學習活動”。無論是作為學習方式的探究性學習，還是作為課程形態的專題探究性學習，對著眼于改變學生學習方式，以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重點的素質教育都有著重要意義。

“研究性學習”對于培養學生的道德覺悟有獨特的價值。“研究性學習”首先要選擇研究課題。不管學生的興趣、愛好、家庭背景如何，不管選擇何種類型的課題，如果想提出具有研究價值和可行性的課題，學生除了需要仔細觀察、積極思維，能從尋常現象中發現不尋常之處的能力外。“還必須具備一個重要的道德品質，即對社會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對自然的愛及對生命和人生的關懷”。否則就選不出有價值的課題。同時，在尋求課題的過程中，學生會主動關心國家和社會的進步，思考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形成積極的人生態度。“研究性學習”是由學生自己負責完成的。學生在獲得最大限度的自的同時，也意味著要承擔比平時更大的責任。因相互的分工合作，每個成員的研究狀況直接影響著整個小組的研究進程和質量。每個小組成員的努力，既是對自己盡責，也是對小組和其他成員盡責。

綜上所述，政治學科研究性學習不以掌握系統知識為主要目的，它鼓勵學生大膽質疑，進行多向思維，從多角度、多層面地認識同一事物，并善于把他們綜合為整體性認識，能創造性地運用所學知識去對新情況做出價值判斷、經驗組合和改造，其結果不是現有的知識的積累，而是在深刻的求知體驗中不斷培養自己的創新精神，不斷提高自己的創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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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類論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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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隨著我國政府職能從微觀領域轉向宏觀領域，從注重管理轉向注重公共服務和協作，起初的行政管理與服務的對象和范圍、管理與服務的內容和方式也理應加以轉變，以適應市場經濟、知識經濟和民主價值訴求的發展需要。為實現培養高素質應用型專門人才的目標，在人才培養過程中，構建體現理論和實踐強有力結合的教學體系，把理論知識運用到實踐中，注重對應用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編制培養應用型高級專業人才的人才培養方案，科學地構建實踐教學體系，成為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研究的重要內容。

二、當前行政管理專業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存在的問題

1、政治學類和管理學類的課程所占的比重偏多

這種課程設置實際上反映了目前國內行政管理學教育主要存在著兩種取向，即政治學取向和管理學取向。行政管理學界的這種取向上的爭議實際上反映了目前中國行政管理學在學科基本范疇上的模糊不清。反映在課程設置上就表現為，政治學類課程和管理學類課程在整個課程體系中分別占有幾乎不相上下的比重（行政管理學類的課程除了公共財政學和行政法學之外都是屬于管理學范疇的課程）。

2、課程之間的設置缺乏聯系和必需的銜接性

這尤其反映在公共財政學和公共政策分析這兩門課的設置上。公共財政學或公共經濟學必須有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但是目前國內行政管理學專業基本上都沒有開設這兩門基礎課。如果沒有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基礎，學生是不可能學懂公共財政學的。當然，目前國內大多數行政管理學專業所用的財政學教材是建構在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之上的，所以，沒有現代經濟學的知識也可以被學生理解。

3、公共政策的課程比重過小，并且缺少相應的基礎課程

如果將政府行政管理管理活動分為內部管理和外部管理的話，那么，我們可以發現，目前國內行政管理學專業的課程體系主要偏重于內部管理方面，外部管理方面的課程相對來說比較少，即公共政策方面的課程極其少。

4、經濟學類的課程相對較少

由于目前國內行政管理學界對于行政管理學的基本范疇之爭主要集中在政治學取向和管理學取向之上，因此對于經濟學類課程的重視就顯得不夠。當然，有些院校主要是因為缺乏經濟學類的師資。所以，目前只有極少數院校的行政管理學專業開有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公共經濟學。

三、行政管理學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改革分析

1、重視學生人文素養的培訓

為適應社會需要，行政管理人才理應具有良好的綜合素質。因此，在理論教學體系、實踐教學體系之外，還要重視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人文素養內涵不僅包括有利于提高學生專業技能、技術創新的專業素養，還應包括社會綜合能力的擴充訓練、精神氣質的陶冶和人格品質的塑造。

行政管理專業以培養行政工作的高級管理人才為目標，針對管理者素質的要求，開設人文素養方面的課程，從管理者的觀念、品格、知識、方法、能力等方面強化訓練。如開展務實、敬業、拼搏、創新精神的訓練，倫理道德、毅力、人格修養等方面的培養，加強人際溝通、表達能力、創業策劃、情商訓練和社交禮儀等素質的培養。現代政府存在與活動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基礎之上，而不是立足于為少數人或行政官員自身利益服務的基礎之上。這是對政府及所屬行政工作人員的基本倫理道德要求。行政管理學專業對學生的培養和教育，只有在這種專業意識的指引下，才能培養他們的服務意識、公仆意識和公共責任意識。

2、同等重視理論課程與實踐環節的安排

行政管理專業是一門應用性和實踐性極強的學科，行政管理專業教學計劃除設置大量的理論課程外，還應包括更多的實踐環節。實踐教學環節的設計應使學生能真正勝任公共服務工作。把科研引入教學之中，通過專題研討會、課程論文等形式，要求學生獨立研究公共服務領域里存在的問題，培養其運用所學理論知識對公共服務領域活動深層次的現象進行觀察、分析、歸納、整合的能力。通過這些實踐環節的有效實施，提高專業人才應用行政管理專業知識與理論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轉貼于

3、同等重視定性與定量課程

對行政管理專業的學生加強高等數學、公共管理統計學等定量課程的教育與學習，有助于為該專業的學生學習定量課程打下堅實基礎，有效提高其公共管理定量技術分析的能力，從而準確地將在實踐中統計的資料應用于政府公共服務中，創新公共服務方式，更好地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

4、改革單一的政治學取向和單一的管理學取向

現代社會的迅速發展和及其管理對象的廣泛性與復雜性，決定了行政管理專業課程體系設計應體現諸多學科相互融合、相互滲透和相互發展的取向。尤其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政府微觀管理職能的逐漸削弱，社會公共管理和服務職能的逐漸強化，社會對行政管理的技術和管理型人才的需求量增大。

為了使學生能夠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要注重在多學科綜合走向上創新。因此，行政管理學在學術基礎理論、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方式等方面，應更多地與經濟學、管理學、統計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心理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領域緊密聯接起來，達到互相借鑒與滲透，相互促進與發展。尤其是現代信息化、知識經濟社會日益發展，多學科之間相互融合、相互滲透所形成的多元研究方法為行政管理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論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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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Micro not Small； Dripping Possession of the Sea； Ascendant

——China Mainland Micro Film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WANG Anqua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Education，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Abstract Based on the CNKI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of micro-film related academic literature retrieval collate， review research status of micro-film， micro film in mainland China in recent years， studies generally include communications， marketing， advertising， film studies， political science， sociology， psych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further integration of management， social environ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other factors in depth.

Key words micro film； research； review

利用CNKI中國知識資源總庫對微電影相關學術論文進行檢索，從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等四個學術庫中選取文史哲、政治軍事與法律、教育與社會科學綜合、電子技術及信息科學、經濟與管理等五個查詢目錄進行檢索，把題目作為檢索項、“微電影”作為檢索詞，匹配為精確，時間為2010-2012年，共查詢到246條記錄，其中關于微電影的碩士學位論文3篇。作為廣告與電影的衍生物，微電影很好地迎合了時下的需要，成為新興的一種的營銷模式。微電影產生的主要原因有：一是互聯網的飛速發展；二是移動設備的快速發展；三是受眾注意力的碎片化；四是受眾自我意識的提升。微電影作為一種新興事物，微而不小、方興未艾，雖然研究歷史不長，但是已經引起一些專家和學者的關注。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微電影的研究現狀進行梳理總結。

1 何為微電影

對于微電影的概念，各家意見不一，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微電影進行概括，按照“百科名片”的說法， 微電影（Micro-film），即微型電影，又稱微影。微電影是指專門運用在各種新媒體平臺上播放的、適合在移動狀態和短時休閑狀態下觀看的、具有完整策劃和系統制作體系支持的具有完整故事情節的“微（超短）時”（30秒～300秒）放映、“微（超短）周期制作（1～7天或數周）”和“微（超小）規模投資（幾千～數千/萬元每部）”的視頻（“類”電影）短片，內容融合了幽默搞怪、時尚潮流、公益教育、商業定制等主題，可以單獨成篇，也可系列成劇。是網絡時代的類型電影，名稱具有中國特色，事實上發端于國外早期的“短片”。微電影之特征表現在：微時長、微制作、微投資、微播放平臺，以其短時、精悍、靈活的形式風行于中國互聯網。

2 研究視角

自2010年微電影一詞在中國風行以來，短短幾年里，微電影已經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傳播學、營銷學、廣告學、電影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學者以及其它領域的實踐者從各自不同的視角展開了大量的研究，從最初的微電影廣告特征研究到后來擴展到全方位研究，研究的內容也從基本狀態的描述深入到學科的探討。

2.1 傳播學

持此視角的學者主要對微電影的傳播方式、傳播機制、傳播特征、內容特點等進行分析研究。微電影的傳播方式多樣。它不像傳統的電影，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下播放。它開辟了許多新路徑，在網絡、手機等領域探索新思路。在傳播機制上采用創新的手法，注重各個要素之間的互動，調動受眾的積極參與性，影片以互動的方式，將主動權交到觀眾手中，為觀眾增添了更多主導影片的樂趣。微電影宣傳相對于傳統的宣傳方式，擁有時效性快、直接性好、互動敏捷的優點，同時，還具有樹狀傳播結構、滲透性強、個性化互動、草根式交流、語言親切等特有的傳播機制。在傳播特征上主要表現在傳播主體的全民性、傳播內容的豐富性和傳播渠道的廣泛性。在傳播內容上具有獨占性和靈活性，有的是反映社會的現實，有的是科幻故事，有的揭示撲朔迷離的懸疑情節，有的還與廣告聯姻，體現出營銷產品和企業文化。此外，如何控制微電影傳播并進行輿情引導，也是新聞傳播學領域學者及相關研究機構關心的話題。

2.2 營銷學

微電影建立了一種營銷的新模式——植入式廣告，一方面是對電視節目的限廣令的一種新的廣告形式的探索，突破了電視廣告和傳統廣告的限制，同時，微電影能帶給受眾良好的視聽享受，另一方面通過有創意的故事詮釋品牌，也使受眾在體驗影片的過程中無意識地了解廣告產品。隨著移動終端設備的普及和中國移動互聯網用戶的增加（截至2013年7月，移動互聯網對中國手機用戶的滲透率達到69.2%，3G上網用戶總數達到2.5億戶），微電影營銷將會受到越來越多企業的關注，微電影營銷模式市場潛力不可估量。但是微電影行業才初出茅廬，很多相關研究還沒有延續，其商業價值和營銷模式還有待于進一步開發，相信會有更多的學者一起來探討微電影，微電影營銷模式的未來發展前景值得期待。

2.3 廣告學

微電影來源于廣告營銷，部分學者認為微電影里有的可以作為長廣告片，但大多數具有廣告功能的畫面場景可看作是植入式廣告，微電影植入式廣告突破了原有的廣告理念和模式，使廣告呈多樣化的發展態勢，其旺盛的生命力將在廣闊的空間里得以延長和繼續。但同時，它也存在一些缺失和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地方，例如有的廣告顯得比較做作、生硬，反而使受眾難以接受。至于微電影植入式廣告究竟能走多遠，還是要看它是否經得起市場的考驗。

2.4 電影學

由于微電影的出現，與傳統的電影制作和傳播媒介相比，微電影制作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技術更好，傳播媒介更加豐富，這些都對傳統電影的明顯量變。而且，微電影對電影概念的升華，必將使得電影的美學和產業格局產生質變。微電影以濃縮之精華，體現大主題的故事情節，而且突破了傳統電影的固定播放模式，使得電影藝術走出影院，走向更廣闊的空間，以更親民的姿態走進了大眾之間。大部分微電影已經具備了完整的電影敘事結構，擁有明星陣容的出演，制作技術的精良。播放平臺的擴展，適應了時下人們的碎片化生活方式，讓我們隨時隨地選擇它。微電影的誕生，是中國電影發展史上一個新的奇跡。目前，微電影產量逐年增加，呈現蓬勃發展之勢，如果能合理運用新的技術成果加以制作，科學的管理模式，微電影將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相信它在電影界會走得更遠。

2.5 思想政治學

持此視角的學者主要探討了微電影在理念和主題思想宣傳中發揮的作用及對受眾思想的影響。微電影可以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滲透力，擴大思想政治教育的養成性，也會對社會主流價值的宣傳起到一定促進作用。同時，微電影也會帶來一些消極的影響，例如主流意識淡化、網絡道德失范、享樂主義、過度消費、快餐文化泛濫等，這時就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導向作用下，提高微電影創作團隊的責任意識，推出有創意的微電影作品、降低植入式廣告、提高微電影內涵、構建微電影文化產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同時，相關部門也應該加強對微電影的審核力度，規范微電影行業，使其得到良好健康的發展。

2.6 社會學

微電影是“微時代”的產物，“微”時代，是web2.0帶來的橫向傳播特點，新技術的開發與運用，信息很容易被獲得，使得“微事物”被人們無限放大，迎合受眾從細節中體現這個時代的方方面面的心理感受，快餐文化、碎片化精神追求成為一種潮流。“微訴求”和“微表達”是這個“微時代”的人對社會現實的情感訴求，并自發形成一種無形的“微力量”，它使得“微”觀念深入人心，催生出許多新鮮事物，從而衍生出新鮮的名詞。在這橫向文化傳播時代，許多名詞都以“微”字為開頭，例如微博、微小說、微信、微表情、微現實、微電影等，這些詞匯充斥著我們的生活，渲染著微時代的來臨。為了迎合這樣一種碎片化社會的快餐消費時代，微電影趕上時代的班車，逐漸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

3 主要研究方法

（1）已有研究主要是實踐調研為主，探討微電影的拍攝技巧、商業前景和受眾喜好，舉辦微電影節等。微電影的作品自誕生以來已經突破千部大關，隨著技術和投入的加大，關注度的提升，微電影的數量將會快速的增加，主題也會越來越豐富，商業前景也將被大多數商家和企業看好。為了促進微電影的發展，各大網站和電視臺也相繼推出微電影節，主要的微電影節包括中國國際微電影節、大學生微電影節、濱海國際微電影節、盛大美我微電影節、沈陽國際微電影節、南方微電影節等。這些微電影節設置獎項，鼓勵微電影制作和研究，微電影節在提升微電影作品、培養部分微電影人才、規范微電影行業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績。

（2）對微電影進行理論研究相對較少，實踐研究較多，少數文獻采取了比較研究的方法。

已有文獻主要分布于2011至2013年。研究以描述性論文居多，研究內容為微電影的基本現狀，多為作者自身的觀點闡述或現實案例介紹評論。對微電影進行理論研究比較少，實踐研究比較多，少數文獻采取了比較研究的方法，對微電影的經驗研究比較少，學理深度有明顯不足。研究方法上，僅有少數文獻采取了同傳統電影和國外微電影相比較研究的方法。隨著微電影關注度的提升和行業前景的明朗，管理的逐步規范，相關的理論研究和深入研究將會延續，研究的學科切入點將會增多。

4 結論

通過對已有關于“微電影”研究的梳理發現：學者以及實踐者主要從傳播學、營銷學、廣告學、電影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的角度開展研究，且主要集中在傳播學和廣告營銷學視角。鑒于微電影主體的公共性，后續研究應增加心理學、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等視角的研究，可以進一步融合技術、管理、社會環境等各方面因素來考察微電影與行政體制改革的關系，以及精神文化建設的宣傳作用研究，并加大對國外理論的介紹或進行理論建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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