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與文化傳承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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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語言是人類特有的交際工具，也是人類文明得以薪火相傳的重要載體。文化被認為是“超越本能的、人類有意識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會的一切活動及其結果”[1]P3。廣播語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傳承民族文化是廣播語言要素應用的天然使命，民族文化的存在與發展狀況必然制約廣播語言要素的應用。本文論析漢語廣播語言要素應用與以漢民族為主的中華民族文化之傳承與制約關系。

一、廣播語言借助語言要素應用傳承民族文化

“在弘揚優秀民族文化中，廣播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充分發揮它在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的作用”[2]。廣播語言總要借助一定的語言要素應用傳承民族文化的。在漢語廣播中，中華民族文化需要借助合乎規范要求的語音、詞匯和語法要素傳承。

（一）借助恰當的語音要素傳承文化

總面積13000平方米，雖不像北京故宮中軸線和對稱布局，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位置上突出紅宮，色彩上強調前后對比，使整座建筑重點突出，主次分明，雄偉壯觀。（中央臺①2009年6月18日《雪域高原上的圣殿――布達拉宮實錄》）

例中引文雙音節詞語占多數，朗朗上口，節律感較強，易于播讀，如“重點”、“突出”、“主次”、“分明”、“雄偉”、“壯觀”。

除正常播x音節外，播音員還要正確發好引文中的語流音變，如“Zǒng（總）”當由“214”讀如“21”，“yīwà（一萬）”的“yī（一）”當由“55”讀如“35”等。需要處理好句中的停頓、重音和句調等。

“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中，單畫線表示時間較短的停頓，雙畫線表示時間較長的停頓，加粗者宜重讀而經由重讀處理等手段，“13000”、“紅宮”、“主次分明”、“雄偉壯觀”等很容易入耳、入腦。引文句調就總體而言，先平緩后上揚。

正確處理廣播語音要素，才能正確傳遞廣播語言信息，達到傳承民族文化的成效。

（二）借助恰當的詞匯要素傳承文化

上例引文不長，但其中詞匯類聚、詞形類聚和詞義類聚應用形式仍然較豐富。基本詞和一般詞都有較多的使用;使用成對詞“前”與“后”、“主”與“次”;使用熟語――成語“主次分明”。因為廣播語言表意要簡明，所以引文多用單義詞。這些詞語，首先是規范的，其次是根據廣播語意表達需要而選用的，有助于體現民族文化傳承的實效。

前來學習抽紗刺繡技術、領取刺繡原料和回繳刺繡產品的本鄉青年婦女絡繹不絕。（商丘臺2006年5月9日《虞城縣積極向農家婦女傳授農科技術》）

“婦”的義項有三：“婦女”“已婚的女子”“妻”;“婦女”義為“成年女子的通稱”。漢民族文化語境中，“婦女”更多凸顯“已婚”的義素。因此，稱呼青年女性時，要慎用“婦女”一詞。例中前來學習的“青年婦女”未必是“已婚”者，則“青年婦女”可改為“女青年”。

（三）借助恰當的語法要素傳承文化

前述布達拉宮引文根據廣播媒體特征及其語意表達的需要使用漢語詞類和句類。引文多使用通俗易懂的名詞（如“北京”）、動詞（如“修造”）、形容詞（如“巧妙”）、“數詞”（如“13000”）等實詞;多使用易入耳、入腦的介詞（如“利用”）、連詞（如“但是”）、助詞（如“地”）等虛詞。引文雖然使用了轉折復句“雖然……但……”，但復句內部的分句及其他單句都較短，聽眾仍較易知悉已廣播的信息。“位置上突出紅宮”與“色彩上強調前后對比”結構上較為對稱。

借由語音、詞匯、語法要素的恰當使用，引文將布達拉宮雄偉壯麗的景象形象地展現在聽眾的腦海里，卓有成效地傳承了藏民族物態文化。

（四）反映語言要素自身發展脈絡

語言是心態文化構成要素之一，漢語言廣播同樣反映語言要素自身發展的脈絡。

1.較多留存方音

戲曲類及方言廣播較多留存了方音。“任何劇種，最初都起源于民間，都以當地方音為基本語音，再加以藝術的表現。只有當某一劇種在一定條件下成為全國性劇種的時候，才與民族共同語語音發生直接的關系”[3]。早期京劇著名藝人譚鑫培等把湖廣音融入京劇，成為京劇語音系統內影響最大的方音。高朗亭“三慶班”等“四大徽班”先后進入北京，又把安徽方音融入京劇中。

2.較多留存歷史名詞

講述史實的廣播語言較多留存歷史名詞。據節目制作、播音時間或相關史料，可大致推演某歷史名詞發展的脈絡。

牛首、虎首、猴首、豬首等4件銅獸首18日在北京圓明園公園免費向公眾展出。（中央臺2003年10月20日《圓明園失散國寶免費向公眾展出》）

例中“牛首”“虎首”等分別是“牛首銅像”“虎首銅像”等的簡稱，它們都是歷史名詞，出現于清朝乾隆年間。

3.反映漢語語法發展的脈絡

廣播電臺播報或誦讀各個歷史時期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漢語語法發展的脈絡。

文言文中，“非……”句式有時語含假設，這種用法自先秦時期留存至今。

“夫gR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莊子?秋水》）《莊子》為先秦（上古漢語）時期作品。

我們非這條苦計，怎得性命在此？（《水滸傳》）“非這條苦計”意為“如果不是采用了這條苦計”。《水滸》為元末明初（近代漢語）時期作品。

貨車超載超限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中央臺2004年6月15日《公路“短命”15年超載貨車是“罪魁禍首”》）

引文中，“非”意為“如果不……”，例出現代漢語語境。

二、民族文化存在與發展狀況影響廣播語言要素的選用

民族文化存在與發展狀況對廣播語言要素的選用具有逆向制約作用。“從文化的角度說，不同的文化因素會影響到語言的表達”[4]。

（一）語音要素應用表現不一

1.漢民族語言更注重平仄和對仗

（1）中華各民族廣播語言都注重韻律。

韻律包括押韻、平仄和對仗等。

生死不離，你的夢落在哪里？想著生活繼續，天空失去美麗，你卻等待明天站起。（中央臺2010年4月21日《生死不離》）

詩歌表達了全國各族人民對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樹地震遇難同胞的深切哀悼。節選部分“離”、“里”、“麗”、“起”押“i”韻。

少數民族文藝廣播節目也有自身的韻律，用漢語創作或譯為漢語后的歌詞等往往是押韻的。

如果沒有天上的雨水呀，海棠花兒不會自己開。只要哥哥我耐心地等待喲，我心上的人兒就會跑過來喲嗬。（蒙古族民歌《敖包相會》）

歌曲選段“開”、“待”等押“ai”韻。

（2）漢民族語言更注重平仄和對仗。

相對于少數民族語言廣播，漢語廣播更講究平仄和對仗。

大車切軸，三輪放炮。（中央臺2012年7月14日相聲《口吐蓮花》）

參照現代漢語平仄歸類，例中，平仄對應為“|― ― ―，― ―||”。除“車”和“輪”的平仄不對應（按江淮方言發音，“車”為去聲，則為仄聲），其余大體平仄相稱。從對仗角度看，“大車”對“三輪”，“切軸”對“放炮”，相對工整。

一般性V播節目也會出現平仄和對仗。

風雨滄桑中如何追尋夢想，波瀾壯闊里如何見證傳奇。（中央臺201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60周年》）

引文中“追尋夢想”（― ―||）和“見證傳奇”（||― ―）平仄相稱。此外，除上句和下句的“如何”為重復者，其余實詞和虛詞大體對仗，如“追尋”對“見證”。

2.民族語言特點影響漢語聲調的發音

某些少數民族成員說漢語時，經常發錯聲調，因為他們的民族語言有的原本沒有聲調。這種現象，在說漢語的少數民族廣播節目受訪人口語中尤其明顯。新疆臺2013年9月19日報道《新疆各地中秋節前情意濃》中，一位少數民族農民工回答記者詢問時，把原本為上聲的“好”（hǎo）和“很”（hěn）都讀若陽平，即分別讀若“háo”和“hén”。

3.民族文化影響姓氏用字的發音

姓氏漢字發音“異常”者，該姓氏往往源于中國少數民族語言。“萬俟”為復姓，讀若“Mòqí”，源出鮮卑族部落名稱。東晉時萬俟部落隨拓跋氏入中原，后即以部落名稱為姓氏。

出現的二字姓如：歐陽、司馬、諸葛、上官、司徒、慕容、閭丘、皇甫、西門、尉遲、公孫、東方、令狐、申屠、端木、夏侯、東郭、呼延、拓跋、萬俟、長孫、澹臺、鮮于。（中央臺2012年5月30日《2011年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

用作姓氏和非姓氏漢字的發音有時不一樣，而排序非第一的姓氏用字發音更具“隱蔽性”。

據漢民族姓氏習俗，小孩出生后通常隨父姓。有時為了表明對孩子母親姓氏的敬重，家長往往會將母姓用字作為孩子全名的第二個字。播音員如果不知這些“第二字”為姓氏用字而照本宣科，自然就會發“錯”音。如廣播稿中人名“某仇某”，撰稿人應注明該“仇”字是否為母姓用字。如是，則播音員得播讀為“某qiú某”，而不能讀若“某chóu某”。

（二）詞匯要素應用表現不一

1.介紹不同民族文化，常使用該民族特有的詞語。

薩迦寺……寺內藏有8.4萬余卷元代手抄佛經、貝葉經等，集成60米長、10米高的著名的經書墻。（中央臺2003年11月12日《薩迦寺文物保護維修一期工程完工》）

引文介紹薩迦寺（南寺）藏族宗教文化時，使用“貝葉經”、“經書墻”等藏語詞。

2.廣播語言中漢譯少數民族詞匯多為多音節單純詞。

廣播語言中，少數民族人名、地名等漢譯后，多為多音節單純詞。中國國際廣播電臺2011年5月20日《新疆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舉辦系列活動紀念西遷247周年》中出現的“察布查爾”、“愛新舍里”、“納旦木”等，均為地名，都是多音節單純詞。

（三）語法要素應用表現不一

廣播語言中有時會有與現代漢語語法不一致的民族語言語法用例。

漢語和哈薩克等少數民族語言中，都有不及物動詞直接帶賓語的用例。漢語中有“飛北京”、“睡沙發”等用例。

最近這幾天，由貴陽飛北京、深圳、廣州、成都的航班爆滿。（中央臺2004年7月14日《貴州：民航暑運高峰出現航線班班爆滿》）

如果朋友感覺睡沙發翻不開身子，而睡床上家里又不夠的話，那就干脆讓他睡“地上”吧。（中央臺2009年1月16日《春節“靚”家有招》）

哈薩克等少數民族廣播節目受訪人會說出“出發北京”等結構搭配。

傳承民族文化是廣播語言使命之一，廣播語言對語言要素自身發展脈絡的反映散見于豐富的廣播內容中。更多廣播節目借由語言要素傳承民族文化的途徑，以及民族文化制約廣播語言要素應用的表現，有待更廣泛而深入地探究。

注釋：

①“中央臺”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簡稱，以下地方臺簡稱為“省/市名+臺”，如“新疆臺”。

參考文獻：

[1]張岱年，方克立.中國文化概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篇（2）

一、 引言

從馬禮遜的《華英字典》（1815―1823年）到2015年出版的《中華漢英大詞典（上）》（以下簡稱《中華》），漢英詞典的編纂足足經歷了兩百年的發展。辭書編纂領域無論在編纂手段還是在編輯方式方面都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剪刀加糨糊為主導的傳統編纂方式已逐漸讓步于由計算機輔助的現代編纂方式。雙語詞典的編纂目的也同時經歷了一定的變化。最初的漢英字典（如馬禮遜的《華英字典》和麥都思的《英漢字典》）旨在昭顯《康熙字典》中所有漢字的用法，作為中華文化和文字的傳承工具，完全為外國人學習漢語所設計。民國期間出版的漢英詞典（如張鵬云的《漢英大辭典》、陸費執和嚴獨鶴合著的《中華漢英大辭典》等）則以簡潔實用為特點，一般不設置任何例證。當代大中型漢英詞典結合了前兩代詞典的特色，不僅力求立目廣泛，而且均設有豐富的例證，然而它們一般都未能起到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作用。《中華》的面世無疑將改變這一局面。這部以“古今兼收”“義項精當全面”“例證博征廣引”等為特色的詞典，在傳統文化的傳承、語言的忠實記載等方面不遺余力，因而已成為漢英詞典史上里程碑式的一部作品。

二、 文化的傳承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一般的語文詞典難以捕捉。20世紀的大多數漢英詞典通常只是通過為數不多的文化局限詞來體現。《中華》則與眾不同，它通過多種方式來體現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

首先，編者收錄了大量與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思想、習俗等有關的詞匯。光從百科類屬標注中就能看出這部詞典對此類詞匯收錄的重視程度。像“Chin[1]”（中國的）、“Chin Astron”（中國古代天文學）、“Chin Med”（中醫/藥）、“Chin Myth”（中國神話）、“Confucian”（儒家）、“Daoism”（道教）、“M Arts”（武術）等標注都被用來標示中國特有詞匯，如“八會穴”“八體（書）”“八言”“背躬”“比肩獸”“辟谷”“唱工”“沉香”“猴拳”“猴棗”等。標注有此類標簽的詞條的數量詳見表1：

其次，詞典中設置了成千上萬條摘自中國經典名著的書證。對于警句、箴言、妙語等經典例證，編者用加以標注。例如，在“合”字條下，加有此標注的書證多達六條，它們分別是摘自《莊子》的“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引自《孫子兵法》的“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和“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出自《周易》的“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來自《戰國策》的“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及白居易筆下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未加標注的經典書證在詞典中也是俯拾即是，如“諱”字條下的“入國問俗，入門問諱”（《禮記》）、“惠”字條下的“安民則惠”（《尚書》）、“昏”字條下的“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資治通鑒》）、“恒”字條下的“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論語》）、“畿”字條下的“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經》）、“疆界”條下的“平生喜登高，醉眼無疆界”（陸游《雨中登安福寺塔》）等。

最后，《中華》所收文化局限詞的數量要遠勝之前出版的大中型漢英詞典一籌。像“八仙桌”“八寶鴨”“八卦”“卦辭”“猴年”“大頭娃娃”“撥浪鼓”“餃子”“花鼓戲”“紅羊劫”等詞語均被收錄其中。在許多文化局限詞條目中，編者經常花較長篇幅對詞條加以解釋。例如，編者將“百家衣”直譯為“hundredfamiliesclothing”，并給其配以注解“made of patches contributed by many households， considered lucky， worn by children or by Buddhist or Daoist monks and nuns”。又如，在“二十四節氣”條下，編者不僅設置了非常詳細的解釋，而且還把全部節氣一一列出，從而體現出詞義的完整性及全面的文化信息。與此同時，《中華》也收錄了一些與中華傳統文化相關的專有名詞條目，如“茶經”“赤腳大仙”“關公”“猴王”“后漢書”“紅樓夢”等。大量收錄文言語、成語、俗語、諺語、歇后語等，從某種角度上來說，也能體現出這部詞典在文化傳承方面的努力。例如，在成語“淮陽多病”條下，編者在提供譯名（即“to be obsessed with diseases”）后還對該成語背后的典故做了說明“from the story of Ji An（汲黯） in the Han Dynasty， who claimed to be ill and refused to assume the position of prefect of Huaiyang”。

三、 語言的記載

作為記載語言文字的工具，詞典應盡可能地通過客觀實錄的方式體現詞匯的現狀和發展。21世紀以來，漢語詞匯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迅猛發展，每年涌現的各類新詞、新義和新用法成百上千。忠實記載這些新詞匯無疑會大大提高詞典的“查得率”，這一直是該書主編陸谷孫先生所大力提倡的。盡管陸谷孫先生同時還提倡“有保留的描寫主義”（即在描寫語言實際用法為主的同時，絕不純客觀地“有聞必錄”，而是奉行取舍必經汰選的方式），但這并未影響編者們對漢語中的各類常用新詞的記載。與計算機、手機和網絡相關的詞匯顯然在新詞中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像播客（podcast）、博客（blog； weblog）、大數據（big data）、低頭族（phubbers）、點贊（to push the “like” button； to give the thumbs up）、惡意軟件（malware）、建群（to set up a group）、快速響應碼（quick response code； QR code）等詞語均出現在《中華》中。最近幾年流行開來的其他許多漢語新詞熱詞也被一一收錄，如煲電話粥（to have a marathon telephone conversation）、爆表（to break a race record； to exceed the upper limit）、呆萌（silly and cute； adorkable）、代駕（rentadriver； dialadriver）、低腰褲（hipsters； hiphuggers）、東東（thing， stuff）、電子煙（electronic cigarette； ecigarette）、潘浚diaosi， loser， nonperson， underdog）、高級黑（last word in being negative）、給力（boosting； stimulating； cool； awesome）、廣場舞（openair public dancing）、灰天鵝（grey swan）、快閃族（flash mob），等等。

《中華》的編寫者在記載漢語新詞的同時，也想方設法在詞條或例證的譯名中體現英語新詞匯的用法。例如，在新詞“空氣末日”條下，編者用英語中最近幾年才出現的兩個拼合詞（airpocalypse和airmaggedon[2]）磧脛對應，而“空氣末日”一詞想必最初也是由airpocalypse翻譯過來的。又如，在“矯情”表示“pretentious”的義項下，編者設置的例證是“當地鐵上其他人都在低頭玩手機時，正兒八經地看書難免會覺得有幾分矯情when all else is phubbing on the tube， reading a serious book may seem somewhat pretentious”，其中所用的phubbing就是英語中的典型新詞，2012年才首現于澳洲英語之中。其他出現在詞典中的英語新詞包括“比畫”條下的air quotes（空氣引號，手指引號）、“博客”條下的blogosphere（博客圈）、“超級”條下的supergrass（超級線人）和hypermiling（超級惜油）、“電子”條下的wearable（可穿戴的電子產品）、“惡意”條下的cybersquatting（惡意搶注）、“解聘”條下的golden handshake（一大筆解聘金）、“快節奏”條下的dotcommer（網上從業人員）等等。

《中華》還有針對性地收錄了不少港澳臺地區的典型用語。據不完全統計，上冊標注有“nonM”（即nonMainland[非大陸]）的詞條數量接近1000條，其中香港和臺灣兩地的特有詞匯都在400條以上，請看表2。

許多異名同實的詞語在這部詞典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各個條目下均設有互見，如來自香港的“超士多”（superstore same as 超市）、“鳳姐”（unlicensed prostitute same as 私）、“好友”（bull same as 多頭）、“果占”（jam same as 果醬）和 “快勞”（file same as 檔案），源于臺灣的“白飯”（amphetamine same as 安非他命）、“拜票”（to canvass for votes； to solicit support in voting same as 拉票）、“冰店”（cold drink〔s〕 or ice cream parlour same as 冷飲店）、“地主國”（host country same as 東道國）和“電晶體”（transistor same as 晶體管）。

就方言詞匯而言，《中華》力圖改變之前的漢英詞典中方言詞匯缺乏的局面，盡可能多地收錄漢語各大方言區中的常用詞語。編者在標注“dial”（dialect之略）的同時有時又更一步將該方言確切的使用區域加以說明，如“拔蘭地（Cantonese）”“備不住〈dial〉（Beijing）”“波友〈dial〉（Cantonese）”“不稀得〈dial〉（N. China）”“城肚里〈dial〉（Hakka）”“快當〈dial〉（Beijing， Sichuan）”“刮三〈dial〉（Wu）”“摜跤〈dial〉（Wu）”“歡實〈dial〉（N. China）”“快里馬撒〈dial〉（Shaanxi）”等。與《漢英大詞典》第三版、《新時代漢英大詞典》第二版和《新世紀漢英大詞典》第二版相比，《中華》無論在方言詞匯的數量還是在詞條微觀結構處理方面都要高出一籌。試以“忽悠”為例。《中華》收錄四個義項，分別為動詞義“to waver； to sway； to totter”和“to dupe； to cajole； to hornswoggle； to deceive； to trap”、副詞義“suddenly”和名詞義“swindler； cheater； fraud”。而《漢英大詞典》只有一個義項“to flicker”，《新時代漢英大詞典》和《新世紀漢英大詞典》也只收錄兩個義項，分別為“to rock； sway； flicker”“to cheat； take sb. in； pull a fast one on sb.”及“flicker； sway”“sweettalk； play tricks on”。

四、 地道的譯名

地道的譯名顯然能為一部漢英詞典增色，這一點也正是廣大漢英詞典編纂者竭力追求的目標之一。就《中華》而言，編者設法盡量在譯入語中找到等義的表達，從而盡最大可能實現詞目和例證的“等值翻譯”。例如，《中華》收錄了同類詞典均未收錄的新詞“霸王餐”，并為其提供“eat’n’run meal， dine’n’dash meal， dine ’n’ ditch， chew and screw”等多個譯名，而這些詞語都是非常地道的俚語表達。地道的翻譯在《中華》成語、俗語、諺語等條目中隨處可見。例如，在“進退維谷”條中，編者除了提供最為常見的in a dilemma之外還提供了兩個英語習語――“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和“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用英語中地道的習語來對應翻譯的類似做法，還體現在“熬頭”條例證中的“there is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藏鋒斂鍔”條的“to keep an ace up ones sleeve； to hide ones light under a bushel”、“鳳毛麟角”條例證中的“like gold dust”、“家徒四壁”條的“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劫富濟貧”條的“to play Robin Hood”、“金子”條例證中的“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錦上添花”條例證中的“frosting on the cake”、“哭夜的孩子多吃奶”條的“the squeaky wheels gets the oil”、“夸夸其談”條例證中的“a bag of wind”、“快刀斬亂麻”條的“to cut the Gordian knot”，“寬猛相濟”條例證中的“carrotandstick”，等等。

關于等值翻譯，陸谷孫先生在序言中還專門做出說明：“編者們常在追求等值的同時以‘超越等值’（beyond equivalence）自勉，也就是盡量在譯入語釋文中擴大語詞的文化適用閾，使詞條的對譯，除去猶如穿上緊身衣的嚴格技術之外，只要有可能，還有一點涵化（acculturation）或本人稱之為文化漾溢的作用。”這種超越等值的譯文更多涉及譯入語中語言技巧的靈活使用，通常讓人看后頓覺耳目一新。例如，在“傳統媒體”條下，編者設置的例證為“事件已從互聯網的小聲議論放大而成傳統媒體的新聞”，而在翻譯該例時編者并沒有用traditional media來與詞頭對應，而是創造了構詞方式與internet相仿的反義詞outernet一詞，譯作“the incident has been blown up from the Internet whispers to outernet stories”。類似的創造性譯法還包括“貨比三家”條的“買東西前先在網上貨比三家hagoole before you buy”（hagoole系一比價網站的活用）、“電郵”條的“炫耀電郵優勢a blatant act of eupmanship”（eupmanship為electronic mail和oneupmanship〔勝人一籌〕的拼合）、“粉絲”條的“追星粉絲a stalker fan or a Stan”（Stan顧名思義是stalker fan的縮合）、“含沙射影”條的“這是那個與他有特殊關系的心懷不滿的女人在含沙射影，既是暗示又是侮辱its a hintsult by a dissatisfied significant other―a cross between a hint and an insult”（hintsult為hint和insult的拼合）、“敬酒”條的“轉圈敬酒的習俗the practice of tablehopping and toastrotating”（tablehopping系仿造barhop、bedhop等詞而成）等。

在文化局限詞的翻譯方面，《中華》通常采用字面直譯加注解的方式來提供對應詞。這樣的方式一則讓讀者容易理解，再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擴充中國英語（Chinese English）中的詞匯，從而利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輸出，請看表3。

五、 超越之困

力求創新，實現超越，一直是詞典編纂者夢寐以求的事情。《中華》的編者們在收詞、翻譯等方面已經實現了一定程度的超越，但囿于多種因素，傳統漢英詞典中固有的一些問題還難以克服。這主要涉及~典的收詞、詞目和例證的翻譯及詞典的參見系統。

1. 收詞問題

詞語漏收是漢英詞典最容易被詬病的一個問題。在《中華》中，像白咖啡（white coffee）、長板（long board）、暢聊（chat freely）、垂直市場（vertical market）、打臉（be embarrassed or ridiculed）、采購經理指數（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PMI）、電臀舞（twerk）、公益旅行（voluntourism）、鬼城（ghost town）、季后賽（playoffs）、基金經理（fund manager）、京巴犬（Pekingese）、劇透（spoiler alert）、卡布奇諾（cappuccino）等詞語均付之闕如。專有名詞的收錄同樣也存在漏收現象，如收錄了金獅獎（Grand Prix， Gold Lion Award）和金熊獎（Golden Bear Award），卻遺漏了金棕櫚獎（Palme dOr； Golden Palm）。《中華》偶爾也漏收了一些舊詞新義。例如，在“低碳”條下，編者只設置了一個義項（即low carbon），卻遺漏了時下使用頻率非常高的縮略用法（lowcarb，即低碳水化合物）。其他被遺漏的新義包括“彩蛋”（painted eggshell）的“Easter egg”之義、“干爹”（adoptive father）用作“sugar daddy”的用法、“恐龍”（dinosaur）源自網絡的詞義“an ugly woman”等。此外，詞典中偶爾也出現立目欠嚴謹的現象。例如，“伙伴加對手”顯然在漢語中并不常用，之所以能立目是因為它是由英語新詞frenemy（亦作frienemy）直譯而成。同理，“肛藏”的用法在漢語中也并不多見，它是由英文俚語keister翻譯過來的。

2. 翻譯問題

總體而言，《中華》在詞目的翻譯和例證的翻譯方面基本上達到了較為理想的水準，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首先，有些翻譯顯得不太貼切或不大合適。例如，金融術語“環比”的譯名是“link relative ratio”，而這一譯名相對而言不是常用詞語，若要表示“環比增長”，人們通常會使用諸如 “on a monthonmonth basis”或“on a quarteronquarter basis”的結構，由此與“同比”（on a yearonyear basis）形成對比。類似需做出改進的詞條還包括“春白菊gowan； oxeye daisy； marguerite； Leucanthemum vulgare”（因gowan主要用于蘇格蘭英語，故建議刪除）、“花樣游泳synchronized swimming； water ballet”（后者表示“水上芭蕾舞”，故應刪除）、“黑木耳black edible tree fungus； Auricularia auricular”（建議使用cloud ear取代第一個譯名）、“花錢闊氣spend money plenteously / conspicuously”（建議使用更為地道的splurge）、“虎頭蛇尾to start with a bang and end with a fizzle”（建議使用更為常用的to start with a bang and end with a whimper）、“黃金搭檔golden partners”（不如dream ticket來得地道），等等。其次，在科技名詞的譯名規范方面，《中華》還有一定的提升空間。例如，在“假果”條下，編者提供了四個譯名――false fruit、spurious fruit、accessory fruit和pseudocarp，而根據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的審定結果，與“假果”對應的英譯應為false fruit，accessory fruit的譯名則是“附果”[4] 。同樣需要改進譯名的科技術語見表4。

最后，由于英語是一門充斥著多義詞和多義表達式的語言，因而漢語中的一些詞語翻譯成英語時通常有多個相對比較貼切的對應詞。在《中華》中，這種一詞多譯的現象不勝枚舉。然而，在這樣的詞條中編者有時會遺漏更為地道或常用的用法。例如，編者將“過期”譯作“to be past the time limit； to be overdue”，這樣的譯名雖然也站得住腳，但不如“expire”或“pass the sellby date”地道。同理，表5中的詞語若能增添更為貼切的譯名就會錦上添花。

3. 參見問題

《中華》用see， see also和same as作為標注設置了參見系統，但是很多詞條只設置了單向參見，互見的條目相對較少。在同義、相關甚至反義的條目中，編者有時還未建立任何參見。如表6所列成對詞語均需設置互見。

六、 結語

《中華》自上卷出版以來獲得了媒體的廣泛關注和各界的好評。這部迄今為止收詞最為完備、解釋最為詳盡的漢英詞典，正憑借其對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視和對漢語語言的忠實記載，構建起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該詞典的編寫者們正在緊密鼓地開展下卷的編纂工作，相信他們定能繼續恪守陸谷孫先生所提倡的設計原則，廣收新詞新義，兼顧中華傳統文化詞匯、港澳臺詞語及方言用語，力求提高翻譯的質量，盡可能多地實現詞目和例證翻譯的“超越等值”，并能針對上卷在收詞、翻譯等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不斷改進和完善詞典內容，從而推出一部倍受讀者青睞和推崇的創新型詞典。

附 注

[1]該標注與“Archit”（建筑）、“Cal”（日歷）、“Ling”（語言學）、“Music”（音樂）、“Opera”（戲劇）等詞連用，表示某個學科的用語。

[2]較之前者，airmaggedon使用頻率并不高，而且尚未被《維基詞典》收錄。

[3]該詞和之后的其他詞語均為香港和澳門兩地通常的詞語。

[4]spurious fruit和pseudocarp并未經過審定，但由于后者與false fruit系同義詞，因而也可用作“假果”的對應詞。

參考文獻

1. 杜瑞清.新世紀漢英大詞典（第二版）.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6.

2. 黃春宇.好詞典的第一要素是查得率高.文匯報，20150327.

3. 陸谷孫主編.中華漢英大詞典（上）.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4. 潘紹忠主編.新時代漢英大詞典（第二版）.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4.

篇（3）

我校以教學為主、培訓為輔，在校園中積極營造師生們自覺說普通話，努力營造說普通話的良好氛圍，引導師生說好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并且積極利用各種典型事例組織學習討論，讓學生深刻體會到普通話是教師的職業語言的真正含義，提高學生的職業素養。

以教學為主，培養、提高學生的語言能力。語文教研組針對我校學生來自全省各地，地方方言影響比較嚴重的現狀，加強普通話教學的研究，積極探索教學方法，創新教學手段，以教研引導教學，摸索總結出適合本校語言文字教學的框架模式。比如，我們結合《聽話和說話》課教學，在一年級把好語音、認字關，在二年級把好朗讀、語言表達關，三年級把好專業技能語言關，確立適合幼師學生語言專業技能、表演技能的教學模式。另外結合我校幼兒師范專業特點，開展“三筆字”教學，讓學生寫好鋼筆字、粉筆字和毛筆字，在提高教學技能的同時，融入對祖國文字的理解和熱愛之情。

以培訓為輔，以普通話“二乙”為基本標準，提高學生通過率。在每年的普通話測試之前，學校測試站都會根據教學的具體情況和重點問題，組織學生進行有針對性地培訓和輔導。尤其是針對廣東方言區學生，采取了集中攻克重點、難點字音，組織有心得的學生交流體會等方式帶動整體提高。培訓的內容包括：學習普通話的重點難點、介紹機輔測試的簡單應試操作、規范執行考試規定等。通過培訓，使得大部分學生取得二級乙等以上證書，并大大提升了方言重的學生的普通話水平。

二、加強軟硬件建設，彰顯學校示范功能

在管理方面，學校首先是抓好隊伍建設。成立普通話測試站以來，一直由校長兼任站長，副校長兼任副站長，教務科、技能培訓科、網管中心等互相配合，統籌協調扎實有效地開展工作。各部門和老師各負其責，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從而保證了培訓測試工作的有序進行。

抓好制度建設。學校以國家、省、市語委的相關規定和要求為依據，制定、完善學校語言文字規范化的各項規章制度，規范普通話測試工作管理和測試程序。并把制度上墻，把制度與學校的師范教育制度文化結合起來，讓全校師生自覺執行。

抓好規范管理。學校通過專人培訓，個別輔導的方式對“考生網上報名、資料填寫”嚴把關，防止學生的信息出錯率；通過集中學生電子采相，采用電子身份證識別儀器代替以往人工輸入身份證號碼的方式和其它多種有效措施對“考試紀律”嚴把關，杜絕學生代考、作弊情況的出現；加強工作人員上崗培訓對 “測試質量”嚴把關。使測試工作有序化、規范化、人性化。

篇（4）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5）12-0240-03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數字化技術的發展，媒介融合逐漸成為一種趨勢，同時也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學術熱點與前沿課題。近年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及其對內對外傳播過程中，在口頭傳承、實物展示、親身實踐和傳統的媒介傳播方式之外，由于新的傳播技術與媒介手段的綜合運用，形成了媒介互相融合、互相協同的傳播效應。為此，本文將選取典型案例來深入探討非遺文化傳播中的傳統傳承與媒介融合的理論問題。

一、黃酒技藝：作為一種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民族文化的活體媒介，中國憑借其悠久的歷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成為世界上入選項目最多的國家。浙江省人杰地靈，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在2006年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浙江省的項目數量位居榜首。近年來，浙江省在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上也走在前列。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被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酒文化無疑具有較高的世界公共認可度，而產自中國的黃酒堪稱世界上最古老的酒之一，它與啤酒、葡萄酒并稱世界三大古酒。在黃酒當中，以紹興產的黃酒最為悠久有名，不僅具有廣泛的市場認可度，完整精湛的工藝，還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持續的技藝傳承。其中，“紹興黃酒釀制技藝”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紹興花雕制作工藝”則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前者系黃酒本身的釀造技藝，而后者主要表現在黃酒外包裝上的繪畫雕刻設計等工藝，這表明紹興黃酒不僅有內涵之質，也有外在之美，是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一種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二、傳統傳承：非遺文化傳播中的日常形態與媒介影響

在國內外的眾多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紹興黃酒文化得以傳承傳播，其實與其嵌套在日常生活中的傳播方式息息相關，也與傳統媒介的傳播有著密切關系。紹興黃酒技藝能夠得以保護、流傳和不斷優化改進，不僅由于它的產品本身深受消費者的喜愛，還與黃酒傳統的廣泛的傳播方式有著深切的聯系。與黃酒技藝有關的宣傳、普及融合了各種傳播媒介，形成隱性傳播與顯性宣傳互相作用的傳播模式，使得黃酒為中國百姓所熟知，黃酒文化、黃酒技藝也借此得以傳承傳播。經過考察分析，其傳播主要有以下重要方式。

（一）借助傳統酒俗與日常生活消費進行傳播。紹興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古老城市，它的風俗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而酒俗正是這種地方特色的重要內容。在紹興，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與酒發生聯系，寄托著當地百姓的美好愿望。例如，剃頭酒的傳統習俗。當孩子滿月時，要剃頭，要在家中祀神祭祖，擺酒宴請，還要向鄰里親友分送染成紅色的“紅雞蛋”等。在拜過天地祖宗之后，就有理發師用一盅酒代水，給嬰孩潤發，然后剃“瓦片頭”。接著就是親友輪流抱過小孩，最后坐在一起同喝“剃頭酒”。與此類似的，還有所謂的“得周酒”，即孩子長到一周歲，同樣得辦酒席，以款待親朋好友。還有壽酒、白事酒、忌日酒等等。在紹興酒俗當中，最為著名的是“女兒酒”，又名“花雕酒”。晉代嵇含《南方草木狀》記載：“女兒酒為舊時富家生女、嫁女必備之物。”一般人家生了女兒時，就釀酒埋藏，嫁女時就掘酒請客，形成風俗。到后來，生男孩子時，也照樣釀酒埋酒，盼兒子中狀元時慶賀飲用，又叫“狀元紅”。可見，在紹興，酒俗滲透在日常生活當中，黃酒成為當地人的日常消費品，其傳播的主要方式為人際傳播、口碑傳播和群體傳播。

（二）借助言傳身教的知識傳承與親身實踐。“紹興黃酒釀制技藝”主要是借助師傅帶徒弟式的言傳身教進行知識傳承。根據2010年中央電視臺《人物》欄目專訪紹興黃酒釀制技藝省級傳承人潘興祥的解說介紹，盡管目前已經有了現代化的機器設備，但是在釀制過程中，還需要有經驗的師傅把關，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即所謂的“開耙”，他反復演示和操作，初看起來很輕松，但是經由潘師傅現場講解起來，開耙里面的手法技巧特別細膩，不僅有操作工具上的若干注意要點，還有手感溫度、抓握起來的粘度等，都需要師傅的準確把握，一個酒廠里面，往往僅有少數人能完全把控其中的要訣。另據2011年12月9日《紹興縣報》頭版報道，當年87歲高齡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人、被譽為中國“黃酒博士”的王阿牛在塔牌紹興酒有限公司的釀酒車間，為新釀手工黃酒開耙，并向釀酒師傅們傳授開耙技藝。這說明傳統的手把手傳授，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傳統價值。學徒要掌握其中的技巧，不能脫離長期的親身實踐和持續的熏陶訓練。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隱秘的傳播方式，還是心口相傳和體驗學習過程。當然，現代的傳播媒介已經可以將影像完整記錄下來，但可記錄的形態并不一定都可復制、可實用，內在的精髓難以僅僅借助媒介傳播而完全傳承到下一代。

（三）借助傳統媒介的信息傳遞與文化傳播。在新媒體和融合媒體出現之前，黃酒文化必然借助傳統媒介進行傳播，在當今，這種傳統媒介依然發揮重要的作用。例如，借助書籍對酒文化的傳播。由于酒文化在中國有著獨特的地位，得益于中國人對酒的熱愛與講究，各種與酒相關的書籍、書中與酒相關的橋段不勝枚舉，黃酒文化得以在各類書籍中散發魅力，而其背后的黃酒釀造技藝、花雕制作工藝也得到無形的傳播。對酒文化的介紹比較有意趣的書如北京大學中文系夏曉虹教授攜楊早博士編選的《酒人酒事》[1]，書中有多篇涉及黃酒文化的記錄，多為文人軼事，具有故事性，容易引發二級傳播，從而形成較好的口碑效應和文化影響，同時此類作品適于對黃酒品牌進行二次傳播和文化形象塑造。

此外，對于黃酒文化傳播起到重要影響的是報刊，作為傳統的大眾媒介，報刊的文字圖片傳播具有便于閱讀檢索和便于攜帶投送等特點，是酒文化傳承的重要媒介載體。例如，《錢江晚報》《紹興日報》《紹興晚報》《華夏酒報》等報紙長期以來持續關注紹興黃酒文化的各類活動，關于紹興黃酒本身的介紹有文章《持蟹飲酒，紹興黃酒是絕配》等；關于黃酒文化活動介紹方面則涵蓋黃酒節開幕、黃酒博物館開放等；關于黃酒產銷方面則有《紹興黃酒戀上“創新營銷”》等。除此之外，這些傳統媒體還致力于保護黃酒品牌，澄清輿論，在黃酒釀造用水遭受公眾質疑時，《浙江日報》等主流媒體發文《紹興黃酒可放心飲用》以撫人心。再如，一些黃酒生產企業也辦有自己的企業報刊，具有傳播黃酒文化和提升黃酒制作技藝的潛移默化作用，以及重要的文獻文檔價值。中國紹興黃酒集團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古越龍山）是目前國內最大的一家黃酒生產經營企業，該公司定期出版酒品文化期刊，周期為一個月，發放方式為在固定的高消費酒店進行免費發放；該公司還出版《古越龍山報》和《古越龍山》電子雜志，該雜志的封面口號即“讓世人了解黃酒，讓黃酒走向世界”，這恰恰體現了一種傳承傳播黃酒文化的使命與責任。

三、媒介融合：非遺文化傳播中的數字化、參與性及產業化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傳播的過程中，當前已經越來越多地運用了數字化的新媒體傳播手段，例如運用新的互聯網技術可以獲取與傳播相關的歷史資料和數據信息，運用影像技術、動漫藝術可以展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技術細節和工藝過程等，可以給人以惟妙惟肖、身臨其境的感覺。有研究者在借鑒國內外已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成功發展模式的基礎上，從“產業化、數字化、規范化、傳承化”四個方面提出了“構建出科學、可行性較強的紹興黃酒釀制技藝傳承與發展模式”[2]，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過程中的媒介融合及其發展趨勢。

所謂媒介融合，其實它作為新聞傳播學和媒介研究的一個學術術語，主要是指“在數字技術推動下，不同媒介生產者、內容、渠道、接受終端之間，傳統邊界日漸模糊、趨于融合的軌跡日益清晰的現象和過程。”[3]（P5）媒介融合的主要類型包括：“媒介內容融合、傳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終端融合”[4]（P5-6），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傳播的過程當中，由于越來越多地采納新技術，事實上也呈現出媒介融合傳播的趨勢，為了便于討論，筆者將其歸納為以下互相關聯的三個層面。

（一）數字化與影像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融合傳播的基礎。數字化，實際上將各種信息資料都變成可以在互聯網上傳播、在計算機中進行制作交換的基礎信息，不論是文字、圖片、符號還是影像、音響、音樂、動漫等都可以混合在一起。這其實也是媒介內容融合的一個基礎。數字化傳播技術意味著傳受雙方可以清晰地傳遞各類精準信息，在內容平臺上達到了某種融合共通。對于黃酒技藝方面的信息，數字化記錄可以做到將非遺文化傳承人的各種動作、形象、語言及姿態等都保留下來，還可以通過動漫化，形成更易于理解的知識點，讓人們易學易記，獲得直觀印象。

對于黃酒文化的各種儀式和相關釀制活動，也可以通過數字化、影像化的方式，加以記錄保護，或者制作成紀錄片，拍攝成電視劇、電影引起大眾的關注、了解、喜愛乃至吸引后繼者的努力學習傳承。例如，《舌尖上的中國》中就有拍攝到黃酒釀制技藝在食物轉化過程中的情形，其中解說辭寫道：“立冬的清晨，紹興的天空開始下起小雨，這對釀酒師傅們來說是個好征兆。酵母菌喜歡江南冬季，這種綿長而又不劇烈的冷……每一年的儀式都是釀酒師們對自然表達的一種尊重。紹興的黃酒冬釀即將開始。”這里面就有種文字之美與影像之美的內在融合。此外，還有浙江電視臺拍攝的專題片《千年陳酒》，著名編導劉郎在片中根據紹興黃酒的釀造工藝流程，精心設置一條明晰的主線：原料糯米經過篩選、浸米、蒸飯、攤冷、落作（加麥曲、淋飯、鑒湖水）、主發酵、開耙、灌壇后發酵、榨酒、澄清、勾兌、煎酒、灌壇陳釀（3年以上），即為成品酒；同時他又將紹興黃酒文化作為一條副線，依次展開敘述紹興千年的歷史文化，其中有酒祭的大禹，有用酒激勵軍士的越王，有蘭亭的“曲水流觴”，有沈園的借酒澆愁，還有當地酒俗、紹劇風韻，以及魯迅、秋瑾、徐錫麟等人的典故。這也是在內容層面的傳播融合，即將工藝技藝與歷史文化的貫穿融合。

（二）參與性與儀式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融合傳播的動力。參與性是指在內容的生產與傳播過程中，要讓廣大的受眾、消費者成為內容的生產者。在互聯網上有著大量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即用戶原創內容，就體現了廣大網民的參與性，這種自主自在的表達，所創造出來的內容，可以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媒介融合傳播創造價值。第一，用戶可以將其參與（包括飲酒、自釀酒、學習體驗釀酒技藝、學習體驗花雕工藝）的內在體驗進行充分的表達，這樣，就能有助于文化的理解與文化的傳承傳播，讓更多的人獲取切身感受；第二，可以允許更多的人對具有某種隱秘性和神秘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有了更大開放度的接觸，或者有更大的展示空間得以親自體驗。例如，在中國黃酒博物館中，據筆者訪談，相關負責人說，目前已經在博物館中展示紹興花雕制作工藝過程，游客可以近距離親身感觸到工人在繪制雕刻的細節，看到灰壇、瀝粉、油泥堆塑、彩繪裝飾等工藝環節。同時，黃酒博物館還將增加具有吸納游客體驗參與的傳統紹興黃酒釀制技藝的生產作坊，游客可以在其中感受到酒香撲鼻，感受到原汁原味的生產過程；第三，營造儀式化的傳播空間，形成更為鮮活生動的傳播場域，從而形成更高層次的文化認同感和價值感。例如，2015年11月8日立冬之際，15家紹興黃酒企業代表舉行盛大儀式共慶冬釀，按傳統之儀恭請酒神，誦讀祭文，上香祭拜，其辭曰：“……稽山青青，朝暉夕映，三十六源，萬壑歸流。良心釀酒，神靈昭鑒，團結攜手，黃土變金……”在這個過程中，媒介內容的生產與消費也產生了互通融合，隆重抽象的文化儀式與盛大集聚的戶外場景在更高層面和更大空間形成了文化意義的融合升華。

（三）產業化與互聯網+――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融合傳播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當然，最為重要的且能將技術技藝完全落到實處的是產業化，即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傳播當作一項可以贏利、可以創造新價值的產業活動，將其納入到健康有序的經濟軌道當中，使其通過商業化運作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比如，電視劇《女兒紅》2015年9月在紹興開機拍攝，希望或許能帶來如同韓劇帶動韓國飲食文化流行的溢出效應，帶動酒文化和黃酒飲品在世界的流行。目前，最為火熱的“互聯網+”概念也將助力黃酒文化產業化。例如，可以通過“眾籌”和互聯網金融的方式，獲得民間資本的青睞，從而投入到更多有益的可操作性項目當中。浙江省政府在2015年初提出建設“特色小鎮”的戰略規劃，“以新理念、新機制、新載體推進產業集聚、產業創新和產業升級”，第一批37個小鎮名單已于6月，其中就有“越城黃酒小鎮”，即紹興東浦鎮。這將為黃酒文化產業化帶來新的契機，不僅包括黃酒酒業本身的發展，還有以黃酒文化為引領的旅游、休閑、養生、健康、創意、設計等多方位的協同發展創新，這就可能帶來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融合傳播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即綠色、生態、共享、融合的文化傳播與社會創新。

四、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黃酒技藝的傳承傳播案例研究充分展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當今時代背景下傳統與現代的深刻辯證關系，即一方面傳統文化禮俗、日常生活生產方式和傳統媒介傳播依然具有持續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數字化、影像化、動漫化等新技術又不斷滲透到非遺文化傳播過程當中，在內容生產、渠道建設和終端呈現中形成不斷的媒介融合趨勢，并且在文化產業化過程中推陳出新，不斷創造出新的文化傳承傳播形態，同時吸引更多的社會大眾積極參與，從而在更大的社會空間中創造出更豐富的文化內涵。黃酒文化和黃酒技藝的傳承保護，一旦能夠在浙江省政府引領的特色小鎮或者創意文化小鎮的建設中，得到落地開花，則有可能形成新的傳播媒介空間形態和創意文化產業形態，這一點還有待未來進一步的觀察研究。無論如何，在非遺文化傳播中，多種媒介的融合發展，傳統傳承與時代創新密切結合，必將開辟出越來越寬廣的發展道路和美好前景。

參考文獻：

[1]夏曉虹.酒人酒事[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2]鄭燕飛，沈磊，李博，孫東芳.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發展模式――以紹興黃酒釀制技藝為例[J].現代商業，2014（36）.

[3]邵鵬.媒介融合語境下的新聞生產[M].杭州：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3.

[4]蔡雯.媒體融合與融合新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簡介：

廖衛民（1971-），男，浙江平陽人，浙江理工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副教授，浙江省輿情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訪問學者，主要從事傳播理論、新媒體、網絡傳播、文化產業等；

高 晶，張澤茜，景 歌，均為浙江理工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傳播系本科學生。

篇（5）

一、文化傳承與英語教學的關系

文化傳承是有效開展英語教學的主要功能之一，其在英語教學中的作用應該說是不言而喻的。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向前推進， 越來越要求外語人才既要有嫻熟的語言能力又要有得心應手的社會文化能力，因此，外語教學就既要注重語言知識的傳授和語言能力的培養，又要注重源語文化的傳遞和交流，注重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與提高，在當下尤其應將文化傳承及其文化認知能力的培養放在更為重要的位置。其原因主要表現為：

1.長期以來，文化傳承和文化認知能力的培養在外語教學中一直受到輕視和忽視，在我國外語教學工作者和學習者中還遠未形成對語言文化信息的重視，更不用說敏感，因此可以說，要想達到新時期外語人才的要求，即既有過硬的語言運用能力，又有較強的文化傳承和認知能力。

2.文化與語言的關系決定了外語教學中文化傳承的重要性。文化與語言相輔相成，學習語言的過程同時也是學習其語言文化的過程；只注意語法和發音規則， 只注重詞匯的積累而不注重文化因素，不可能真正掌握該門外語。語言是文化的一面鏡子， 是文化的載體， 它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文化負荷傳遞著無窮的文化信息，重視這些文化信息才有可能學好語言。因此，學習外語要同時了解和認識制約、影響此門語言的文化，了解該語言傳播和運用的文化氛圍，了解該民族文化的特異性；不了解這種民族特異性， 就不能正確地理解語言。

3.學習外語的目的決定了文化傳承的重要，因為語言學習是為了交際。文化制約著人類的一切行為，任何一個行為都是在一定的社會文化中進行的，語言運用也不例外，它必定要受到文化的影響和制約。在外語教學中，如若僅傳授外語基礎知識，訓練學生的基本語言技能，忽視文化的傳遞，就會產生許多問題，影響教學質量，充其量也只能培養出一些語言知識嫻熟、語言能力全面，卻不能完成跨文化交際任務的單一型外語人才。可以毫不夸張地說： 不了解所學語言的文化，即使學好了這門語言，也無法正確理解和運用它。[1]

二、文化傳承及其研究與英國文學教學的關系

文化傳承及其研究是英國文學教學的重中之重。要使文化傳承真正成為文學課教學中的重點之一，充分地發揮其文化解碼與交流的作用，除了文學課教師在思想和觀念上做出必要調整并在實踐中加以重視以外，加強文化研究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有效途徑。文化研究與英國文學研究的結合和相互借鑒使后者把英語文學作品的分析同社會、歷史、文化制度、政治背景相結合，獲得與以往截然不同的研究結果。同時，多角度、多層面和注重政治批判的文化研究使傳統的英國文學研究獲得了新的生機和開放的視野，擴大了文學研究的領域， 使其更具深度和廣度。[2]在文學課教學中加強文化研究的意義主要表現在：

1.文化研究能夠將文學研究引向深入。傳統的外國文學研究通常著眼于作品的歷史背景， 或作家的生活經歷，或作品的主題、結構、情節、人物、敘事視角、風格、意象、韻律、沖突等要素，或作品的語言技巧與風格，或作品的美學蘊涵，或以上這些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或讀者對這些要素的解讀與反應。這樣的研究從文學要素的本身出發，立足于作家、作品、讀者以及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和他們與其所處背景之間的關系，可以發現文學的規律及其本質，但卻難以為文學提供宏觀的文化圖譜， 難以將文學實踐納入人類的大文化背景加以考察，難以從本體和發生的角度厘清文學思潮和流派產生的因緣與發展的脈絡，作家創作變化的成因，以及作品的豐富內涵。文化研究卻能從這些方面來推進外國文學的研究。

2.從文化視角研究英國文學，還因為英語文學如同其他文類一樣，文化是其賴以生長發育的最接近的生態環境。探討文學在特定時代、特定的民族和特定社會環境下的生發和創新更能呈現文學的本質特征，有利于表現文學主題、意象、語言和風格的文化內涵。文化研究與英國文學研究的結合可以為文學文本的文化透視和文化提升創造條件。以開放的視野考察英國民族間乃至廣大英語世界不同民族間文學的接觸和影響，就不難看到其相互沖突、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各種情形，領悟出更多更豐富的文化意義。

3.文化研究能拓寬施教者和學習者的視野，將他們的興趣和關注點從文學的內在要素延伸到文學的外部因素，諸如歷史沿革、社會運動、政治體制、文化制度、思想潮流等等方面，并通過對文學內在要素與外部因素的影響研究，通過對文學內驅力及外驅力的比較研究，通過對作品的細讀以及對其背景的審讀， 提高他們對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的文化感知力與審悟力，提高對英國文學與文化乃至整個西方文學和文化的透視力與把捉力，從而提高其人文素質。

三、在英國文學課程教學如何加強文化傳承的可能性策略

1.注重文化傳承信息的涉入。要編撰出以文化信息傳遞與解碼為主要教學目標之一的英國文學教材，在教學內容上有所變化更新。這套教材與傳統模式之下的教材應有所不同。文學史的選材要以文化信息的含量、在文化傳承中的地位和作用、對主要文化觀念以及價值形成的影響等因素為考量依據。

2.改變傳統教學目標與模式。在教學內容有所改變的同時，教學目標與方式也應有所改變。既要將文化研究的內容貫穿于文學課的教學， 將文化傳承作為教學的目標之一，大文化背景和歷史背景就不再只是可有可無或無足輕重的輔助內容，文學史的介紹與學習應由輔助地位上升到與文本閱讀同等重要的地位。應該從發生學的角度去解釋文學史，從文化學、歷史學、政治學、哲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的角度去解讀作品，不再只是局限于語言、風格、主題、情節、結構、人物、意象、韻律等這些文學的內在要素，不再局限于文學文本本身，尤其是要將文學作品文化信息的解碼作為一項重要的內容。[3]

3.使用與教學內容相配套的試題庫與課外輔助手段。一方面要堅持內、外并重，即上文所說的文學內在要素和外在要素并重， 將教、學雙方的關注點引導到文學的整體。另一方面堅持評價標準的盡可能細化，要將文化傳承與解讀落實到作家創作實踐研究和文本閱讀之中，以避免大而化之的毛病。此外，利用校園網絡建立課外討論網頁， 為教與學、學與學之間的溝通，為課堂內外的信息交流，為圍繞教學內容的思想磨礪和觀點交鋒提供平臺， 以鞏固課內教學效果。

總之，在英國文學教學中貫穿文化信息輸入、文化傳承是全面把握英國文學及其文化內涵的需要，是提高學習者文化認知能力和人文素質的需要，是培養新時期外語人才的需要。因此，要使文化能夠貫穿于英國文學課堂，無論是教材內容、教學方式，還是教學觀念與教學目標，還是從教者自身的文化審讀力，都需要教育教學實踐者和文學界研究者深入進行思考與研究。

參考文獻：

篇（6）

針對這種現象，有些人認為大力推廣普通話，可以完成民族語言統一；而另些人呼吁保護方言這種獨具地方文化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何處理好普通話與方言的關系是當務之急。

一、推普工作仍需強抓不懈

為了加強民族團結，增強民族凝聚力，在1956年2月6日國務院就已正式《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近幾十年來，我國一直在全國范圍內大力推廣普通話。我國的推普政策從八十年代的“大力宣傳、積極推廣、逐步普及”慢慢發展成“大力推行、積極普及、逐步提高”。《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于2001年1月1日實施，第一次以法規的形式推廣普通話。可見，我國對普通話推廣的重視程度一直在提升。

永康市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在家庭、在社區、在社會大力推廣普通話，宣傳普通話，增強推普宣傳的責任意識，特別是近十年來，堅持以“大力推行、積極普及、逐步提高”的工作方針，將推普工作納入各部門的議事日程，進一步加大推進力度，為提升城市的文化品味，構建和諧永康，創設了良好的語言環境。

在一次問卷調查中，被問及“是否有必要練好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時，約三分之二的人選擇了“有必要”。這說明了普通話在大多數人心中還是有一定份量的，大眾較普遍地意識到講好普通話的重要性。廣大人民群眾都希望，能夠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但是，人們對永康市普通話水平的評價普遍較低，有七分之二的人認為永康市普通話水平處于差的階段，約七分之四的人認為處于中等水平。由此可見，民眾對普通話的目標要求還是比較高的，現實水平與民眾心里要求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推普工作力度應該繼續加大，不能因一點成績而放慢了推普力度。

不容置疑，普及和推廣普通話是大勢所趨，順應了歷史的潮流，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在公共場合一定程度的強制推普是必要的。因此，普通話的推廣工作須強抓不懈。

二、方言傳承的必要性

方言的使用是民眾歸屬感和認同感的體現。俗話說得好：“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獨在異鄉見到同鄉人會倍感親切，一方鄉音牽動一方情。唐代詩人賀知章有詩句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鄉音強烈地觸動了一個離家在外的人對家鄉深厚的感情。漂泊他鄉的游子對故鄉的那份牽掛，在方言的表達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在永康人的日常生活中，一句平常的“飯塞掛米”（飯吃過沒有）就盛滿了對他人的關心。

方言具有語言價值，對研究古語、歷史等有重要作用。永康，古為東南夷蠻，春秋先屬吳，后屬越，戰國時屬楚地。唐時曾號稱望縣，擢麗州。宋屬婺州至今，語言中保留了大量的古漢語信息。從歷史沿革看，永康方言屬于早期先民語言，后又由于歷史、地理和文化傳播的影響，融合了“楚語”、“吳音”及中原一帶遷徙民的“官話”，形成了地域特征明顯的婺州方言。婺州方言隸屬南部吳語。永康話是吳語區唯一無入聲單字調的語言。例如，普通話“倒霉”，在永康話中說成“倒灶”。“倒灶”《二刻拍案驚奇》卷三七中找到佐證：“我說你福薄！前日不意中得了些非分之財，今日就倒灶了。” 明清時期，江浙一帶吳語區是文化繁榮之地，一些白話小說等是用吳語寫的。永康話作為吳語的一個組成部分，保留下了古語。

方言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口頭傳說和表述、表演藝術、社會風俗、禮儀和節慶、傳統手工藝技能）的一個類別。在文化傳承中，語言無疑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方言是活著的歷史，具有獨特的民族文化價值，是諺語、山歌、民間故事等地方藝術的載體，是多姿多彩的地方戲曲和曲藝文化的根基，彰顯地域特色。以永康話為語種的“永康醒感戲”、“永康鼓詞”繁榮了永康的戲曲藝術。永康醒感戲、鼓詞都已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們的傳承和發展首要的就是以地道的永康方言為基礎。

通過方言可以很直觀地反映地域特色，從下面一些永康話（見下表）可見。

三、傳承方言文化的措施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0年5月的“全球瀕危語言圖冊”顯示，全球現存的6700種語言中，約有2500種瀕臨滅絕，其中更是有199種語言“嚴重告急”，使用者已不足10人。[2]這警醒我們應該重視現代化和傳統的和諧關系，市場經濟和文化保護的和諧關系。推普并不是為了消滅方言，我們可提倡在可以使用方言的場合盡量使用方言，盡可能地保持方言活力。對方言的走向，我們要采取理性的態度去審視，不是盲目地為了保護而保護，但是人為的措施是必不可少。畢竟，方言的消亡會帶來不可恢復的文化損失。

首先，堅持普通話與方言并重的方針，創造雙語繁榮的景象。一些公共場合一定程度地強制推廣普通話是必要的，而且講普通話從小抓起，但不能矯枉過正，這會使方言萎縮。各地都普遍的存在一種現象：在一些家庭中，老一代說方言，第二代在家里說方言，在外面說普通話，第三代說不好方言或者就不會說方言。針對這種現象，在學校可以適當地開展當地方言課程教育，介紹方言及文化。

地方電視臺或廣播等適當使用方言，切不可泛濫成災。近年來，各地電視臺開辦方言節目，大受歡迎。永康電視臺創辦的《西津茶館》講述的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市井新聞，講述老百姓最關注的衣食住行的市井新聞和奇聞趣事，深受中老年的喜愛，備受好評。而我省在2007年出臺“黃金時間”（19時到21時）電視臺不得播出方言類節目的規定，這不利于方言的傳承，凡事須有一個寬容的心態，使普通話與方言的關系諧和化。

其次，糾正方言與普通話的關系的錯誤認識，對方言要有正確的認識。有人認為，方言俚俗而不美，妨礙情感的表達，忽略了方言所蘊含的文化價值，一味的對普通話抱有迎合態度，講普通話為榮，講方言為恥，造成了方言逐漸被冷漠。還有人認為，方言被普通話取代只不過是語言演變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應該順其自然發展。或者認為，方言保護與己并無很大關聯，方言的價值就讓有興趣的學者去研究、收藏。因此，加大方言保護的宣傳力度，引導民眾認識語言文化多樣化的意義，宣揚本土方言文化的獨特魅力，讓公眾有意識地保護方言。保護方言并不是個體的事，而是全社會的共有責任。

再次，有體系地保護方言，扶植地方方言文化的文藝作品，使方言文化更好地傳承下去。各級政府尤其是文化部門對方言的傳承應予以重視，組織人員深入挖掘地方方言，把一些瀕危的詞匯、諺語等記錄下來，并進行系統地整理，把地方方言文化的作品出版、收藏，使方言文化得到妥善地保護。永康市文化人員編寫了《永康民間諺語新編》、《品味永康話》、《永康醒感戲》等一系列方言文化作品，記錄了永康的地方藝術，是方言文化得以傳承的途徑之一。此外，對地方曲藝的繼承和發展工作亟須完善。

四、結語

普通話的推廣是為了更好的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我們傳承傳統文化的有效途徑就是給方言留下一塊自由發展的空間。必須正確處理好方言與普通話的關系。在一些公共場合一定程度地強制推廣普通話是必要的，但不可矯枉過正。而方言文化失傳之后就難以恢復。因此，在推普的同時，要加大對方言文化的宣傳工作力度，宣揚本土文化遺產的獨特魅力，給兩者各不相同的生存空間，創造一個雙語繁榮的環境。

注釋：

[1]葉蜚聲 徐通鏘.語言學綱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86.

[2]金皙坤、馬永俊.方言保護與傳承的意義淺析.黑龍江教育學報.2011(5).第30卷第5期.

參考文獻：

[1]辛儒、孔旭紅、邵鳳芝.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背景下的地域文化保護與利用――以方言為例.河北學刊.2008（3）,第28卷第2 期.

篇（7）

[中圖分類號]H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2）06 — 0118 — 02

中華民族是世界大家庭中的偉大一員。約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為中國人。中華民族是由至少56個民族組成的民族共同體，56個民族都是炎黃子孫，在歷史的發展中不斷融合壯大，創造了一體多元，豐富多彩的中華民族文化。

文化是一種無形的力量，在民族不斷的融合中，構建了和諧社會，發展了力量強大的中華民族文化，對世界發展對人類文明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文字產生于人類成長的幼年，并步入早期的萌芽文明。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早在史前的巖畫和新石器時代的陶器上，就出現了有代表語言的“符號”。在世界上的文明古國中，只有中國文字一直傳承至今，文化沒有間斷，貫亙古今，源遠流長。

普通話，是世界華人的共同語言，是民族認同的紐帶56個民族匯成一句話：愛我中華。

一、語言的傳承和文化的積淀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由于地域廣袤，少數民族語言和各地方言普遍存在是很正常，也很普遍的客觀現象。在非信息時代的歷史長河中，又是如何交流，如何統一意志，共同締造一個偉大統一富強的國家呢？是一個不解之謎。秦始皇同六國交往，又統一了六國建立了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國家，其間也不能一句話也不說，光動干戈。孔子應該是山東人，又周游列國，都能聽懂山東話？還聽信他的儒家學說，并言之“半部論語治天下”。

屈原是楚國人，還有李白、杜甫都不可能會講今天的普通話。那二千多年、一千五百多年前的“論語”、“楚辭”、“唐詩”，今天怎么還能朗朗上口，字正腔圓呢。古代也應該有通用漢語，就像今天的普通話一樣。然而歷史上卻沒有關于這方面的記載。

我們忽略了一件事，就是秦始皇的功勞。秦始皇統一了車輙、度量衡、貨幣、文字。就統一文字而言，應當是兩個方面；一是統一寫法，二是統一念法。同是一個字，念法不一樣是不行的。日本人就沒有學好；例如“信”字，我們意思是“信件”，日本人卻搞成了“手紙”，這是不行的。屈原、李白、杜甫不能用方言，得使用統一了的文字和發音來寫詩，所以我們現在讀起來，不僅合轍壓韻，而且好聽，況且詩詞格律是很嚴格的，現代詩人也得親遵守，按規矩辦事。語言文字的統一，促進了文化的發展和傳承。中華民族特別重視對語言文字的發展，所以秦始皇“焚書”也無法阻隔歷史，仍然以語言文字的方式，傳承下來浩如煙海的中華文化典籍。中國的文化影響了世界，造就了西方的漢學家，還有日本、韓國等外國人，也用漢字、毛筆、宣紙寫書法，尊之為“書道”。世界各國的漢語熱經久不衰，許多國家還設立了孔子學院，更加深入地學習中國文化。

二、漢字的久遠歷史和勃勃生機

語言是一種人類的文化現象，并且要用文字的方式來記錄它，任何一種歷史悠久的文化傳承，都要靠文字的記載，來表達文化的傳承。

包括文字還沒有誕生的時候，人們只能靠結繩來記事。漢字是世界上傳承下來的最古老的文字，已有六千年左右的歷史。世界上曾有幾種表意的文字體系，如古埃及的文字等，都湮沒在人類發展浩瀚的歷史長河中，雖刻碑鑄石，已失去了表達語言形意的信息，而成為失去生命，并與歷史隔斷的死亡了的文字，失去了屬于文字功能的所有意義。

世界上只有漢字川流不息，永不間斷，血脈相連，承載著傳承中華文明的使命，是人類一枝獨秀唯一傳承下來的文字。

關于漢字的起源，通常有兩種說法。一是倉頡造字，最早見于戰國晚期的文獻《韓非子·五蠹》篇“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秦時的李斯所編的字書，首句也是“倉頡作書”。古人曾稱文字為“書”，作書即是造字。但到了戰國晚期的古籍中，并沒有關于倉頡的記載。倉頡造字，只是一個傳說，并沒有切實的依據和佐證。第二種說法是伏羲作八卦，圣人易之以為書契。后來“書契”，用作“文字”的同義詞。文字產生以前，結繩和八卦確實曾經起過類似文字的作用。

考古發現證實，漢字形成完整的體系，應始于夏商之際的銘文和甲骨文。原始文字伴隨著階級社會的出現，統治者為完善社會的統治，促進和加速了文字的發展，開成了完整的文字體系。漢代人認為倉頡，是黃帝的史官。正是為統浩集團或是部落的首領服務的史官、巫師們為后世留下了完整的漢字體系的傳承。

漢字在幾千年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字音、字意的本質，除個別現象并無很大的變化。但是在形體和字的結構上，古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漢字形體的演變，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一種與時俱進的不斷發展，不斷進步的歷史必然結果。

漢字的造字法及其規律，稱為“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漢字的形成過程中，象形、指事、會意、形聲，是基本的造字原則。轉注、假借，是在文字運用過程中的再創造。漢字之初始，應是從簡筆圖演變而來，象形文字與圖畫最為近似，多為名詞。象形字，是漢字最為突出的特點，在甲骨文中尤為突出。巖畫中的日、月、山、水等，同甲骨文中的字十分相近。漢字的發展，由繁到簡，是基本的規則。文字雖然與寫實漸行漸遠。但字的結構、偏旁部首仍萬變不離其宗，保留著象形、會意的內在因素。古代稱非農業生產的少數民族為“夷”， 說的是一人一弓。門字是由左右兩扇構成，門內的變化又很多，有開、關等指事。“牢”字，是牛關在房子里。“獄”字，左右為犬，中間不敢言語。這樣的例子很普遍，所以漢字好認、好記，其中不乏藝術性和故事性、趣味無窮。漢字的結構是形體藝術，會意又包含著人類的智慧。

在漢字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諸如：篆、隸、草、楷書等基本字體的結構變化，在中國文化中書法藝術獨樹一幟，成為人類文化的寶庫。

世界上許多民族的文字，都是從圖畫開始的，但多數變成了用字母來記音，成為語言符號的符號，失去了形意的功能。惟有漢字以形示意，并且以這種文化形態，發展傳承為蘊涵著深厚文化傳統的書面語言符號。在新時代科學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中，漢字也在發展與完善其象形表意的功能。在中華文明的傳承和發展中，體現了漢字無限旺盛的生命力。

三、文化構建了統一融合的多民族國家

中國的歷史是多民族融合統一的歷史。民族文化的融合，不斷促進了中華民族的一統天下。漢文化在中國民族的歷史發展中，起到了不可遏止的核心作用和巨大的推動力量。

語言是在人們交往的需要中產生的。漢族和中國的北方少數民族，相繼完成了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在這個過程當中常有這樣的現象出現，即一個作為征服者的民族共同體，在與中原生產力先進的被征服民族的交往中，他們不僅采納了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同時也必須采用被征服民族的語言。例如歷史上曾經入主中原的鮮卑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滿族等，他們很快就掌握了漢語技能，并接受了包括教育和風俗，學會了漢文化，就連少數民族的皇帝也文采出眾。漢族語言文字成為通用的，國家語言文字。中華民族文化具有兼容性，少數民族文化很快融入到中華民族的大文化洪流中來。

在這個融合中，不乏連民族也被融化進來。例如，我國歷史上曾經很活躍的匈奴、鮮卑、勃海、契丹等少數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洪爐中，融入了漢族和其他族，而再不見于經史的記載。

漢族文化，也大量吸收了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化和習俗，不斷的充實和發展。滿族人流傳下來的“旗袍”，是享譽世界中國人最美的服裝經典。幾千年來中國人對于“龍”的崇拜，滿族建立的清朝，將“龍”的崇拜發揮得更加極至和神圣。

中華民族文化是在民族融合中不斷發展，是多民族共同創造的文化財富。

四、漢語語言的統一和神韻

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除少數民族外，漢語方言的存在，也是很正常的客觀現象。中國境內的語言，可分為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南島語系、南亞語系、印歐語系等幾大類別。但漢藏語言系統，是漢語中最基本的語言。在漢語語言的發展過程中，秦漢以前，南北差異很大，基本不能相通。我們現在說建立友好關系，常說“永結秦晉之好”，其實秦晉的方言并不相通。漢語語言的發展，經歷了歷史上，北方人不斷南進的過程。漢語語言，是不同歷史時期，北方話與南方土著語言的交融產生的結果。漢語語言的發展，到了明清之際，方言分布大體上與現代已無太多的差別。方言的形成取決于歷史的因素。方言的狀態，主要是語言中聲母、韻母、聲調等存在的語言差異，這是歷史文化在語言文化中的積淀，是文化的表面現象，主體語言是一致的。

漢語還講究神韻，這是在漢字形意、會形、會神的基礎上，造就了神韻。漢語有自己的語言藝術。形是外表的體現，神是漢語語言的精髓。漢語講究語法和修辭，又形成十分嚴格的音律。漢語的內涵是“神而明之”，自古以來漢語強調“文化意為主”，書道苛求“意在筆先”。古代漢語在語韻方面，要求十分嚴格，形成了語言藝術。漢語語言的神韻，音韻是構成神韻的基本要素。語言在意韻中的流動，追求韻律的清亮和意境的清亮、優美、空靈。漢語是一種十分優美和諧的語言。朗誦是漢語的十分完美的語言藝術，如詩、如畫、如歌詠。漢語語言文化雖歷經千載仍一脈相承，漢語傳承下來的詩詞歌賦，仍為千古絕唱。世界是一個廣闊的空間，有四分之一的人在說漢語，漢語應該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漢語有豐厚的文化底蘊。學問沒有止境。現代社會，國學熱，方興未艾。語言的傳承永續，是一個民族興旺發達的原動力，文化是民族之魂。漢語語言的神韻，是漢語經久不衰的魅力。

普通話構建中國和諧社會

普通話，是中文的標準語言。中國人口眾多，語言龐雜，為了加強信息溝通和加快發展速度，語言統一事關民族之大業。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在全國廣泛推行，漢語拼音和普通話。普通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用北京話來標音。北方話主要指的是東北話，其中的核心是黑龍江和吉林的地方語言。東北話是由歷史的熔鑄和白山黑水自然的陶冶，而形成的獨特的文化現象。東北話的形成首先受滿族語言文化的影響。滿族視黑龍江為“龍興之地”，在滿漢文化的融合中，產生了漢語東北話。

在民族的融合，國家的統一大業中，清代又一次確立了中國地大物博的領土版圖。以滿族為主體的清朝，用統一的漢族語言經略了，幅員廣闊的大中國。東北話成為官方和民間往來通用的標準語言。在這個語言統一的進程中，滿語變成了瀕臨消失的語種，只在普通話中保留了部分滿族方言。滿族在中國漢語語言文字的發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現代普通話，經過近六十年的不斷推廣，已經爐火純青。在經濟和社會高速發展的信息時代，成為富國強民的紐帶。臺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不僅語言相同，而且同宗、同族，同為炎黃子孫。兩岸的認同不斷加強，除寬松的政策外，“鄉音”連結了兩岸中國人的心。

篇（8）

隨著經濟、政治以文化的發展，我國必須要注重對外來文化影響問題進行研究，明確外來文化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在黨校教育過程中，需要考慮到大學生傳統文化的發揚以及文化產業的傳承，考慮到傳統文化產業對當下黨校教育的影響。大學生在當下肩負著文化傳承以及弘揚我國傳統文化發展的重要歷史使命，如何增強大學生學習傳統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更好地抵制外來不良文化的影響，在當下黨校教育學習過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響。本文在對這一問題分析過程中，基于筆者在臨汾市委黨校學習的實際情況，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探究。

一、傳統文化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

（一）豐富政治教育資源

山西臨汾市委黨校在發展過程中，注重傳統文化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響，注重發揮傳統文化，更好地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教育，使大學生能夠具有良好的社會主義文化價值觀，并且在學習過程中，能夠充分意識到傳統文化的精華，增強民族自豪感，并能夠在學習傳統文化過程中，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1]。我國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教育資源，例如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見利思義、舍己為人的犧牲精神等等。山西臨汾市委黨校在進行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牢牢地把握這一點。

（二）有利于激發大學生愛國精神

對傳統文化的教育以及文化產業的繼承，可以讓大學生產生一種較強的民族歸屬感。山西臨汾黨校在弘揚傳統文化過程中，注重于當下自身發展實際情況進行結合，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進行有效弘揚，這樣一來，讓大學生對傳統文化產生一種濃烈的民族歸屬感，注重考慮到國家和人民群眾的利益，把國家和個人的前途牢牢結合在一起，從而激發大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

（三）形成社會認同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以及文化產業的繼承，可以讓大學生意識到我國傳統文化及文化產業的博大精深，增強民族自豪感，從而讓大學生形成共同的社會認同。我國傳統文化發展過程中，對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都有著明確的認同，這就在主觀上形成一種規矩和社會生活準則，這對于促進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2]。

二、大學生進行傳統文化教育及文化產業繼承的途徑

就現階段山西臨汾市委黨校教育發展情況來看，為了更好地提升大學生文化素質，加強傳統文化教育及文化產業繼承，顯得尤為重要。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可注重從以下幾點進行考慮。

（一）注重提升大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興趣

要想更好地對傳統文化進行教育和傳承，必須提升大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興趣，能夠積極、主動地對傳統文化進行學習，這樣一來，才能夠更好地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對此，在提高大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興趣過程中，可從以下幾點進行考慮：第一，要注重貼近學生的實際情況，將學生的生活與傳統文化進行結合，并采取因材施教的方式，讓傳統文化更好地在大學生實際生活中得以體現；第二，加強與學生之間進行有效溝通，對傳統文化知識進行講解，讓大學生更好地了解傳統文化，從而提升大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興趣；第三，在教育過程中，要注重將傳統文化教學情感融入，采取啟發式教育模式，活躍課堂，讓大學生主動地學習和了解傳統文化[3]。

（二）加強師資隊伍建設

就現階段山西臨汾市委黨校的發展情況來看，傳統文化的教育工作以及文化產業傳承，要注重對師資隊伍進行建設，能夠對傳統文化的弘揚以及傳承問題，進行有效解決。對此，在加強師資隊伍建設過程中，山西臨汾市委黨校可從以下兩點進行考慮：1.注重黨校內部的培養，引進人才。在進行傳統文化弘揚和文化產業繼承過程中，要注重對黨校內部人才的培養，對教師隊伍結構進行改善，使師資隊伍更好地滿足現階段臨汾黨校發展情況。2.注重提升教師的創新能力。山西臨汾市委黨校在進行傳統文化弘揚及文化產業繼承過程中，要注重提升教師的創新能力，對傳統的教學方法進行改進，保證教學方法適合自身的發展。創新能力的提升，要注重提升教師的文化素養，使教師在進行傳統文化以及文化產業知識講解過程中，能夠具有較寬的知識面，有針對性的對知識進行傳授，讓學生更好地對傳統文化知識進行學習。同時，要注重教師傳統觀念的轉變，使教師的觀念能夠更好地適應當下社會經濟發展形勢，從而對我國傳統文化知識及文化產業知識進行傳授，幫助大學生形成較好的文化觀念，并能夠對文化產業進行傳承。綜上所述，通過本文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出，山西臨汾市委黨校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過程中，要注重立足于自身發展的實際情況，從提升大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興趣以及吸引優秀教育人才兩個方面，更好地對傳統文化知識進行弘揚，讓大學生形成較好的民族歸屬感，從而對文化產業進行傳承和發展。在對這一問題處理過程中，山西臨汾市委黨校還要注重提升教師的創新能力，以新的方式，實現這一發展目標。

參考文獻：

[1]莫繼承，謝群.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代大學生道德教育影響研究[J].當代教育理論與實踐，2014，08:92-94.

篇（9）

中圖分類號：H2；G122 文獻標識碼：A

據不完全統計，全球當前現存的語言種類為近7000種，但是全世界96%的人口只使用這7000種語言的4%，并且在當前的社會背景下，平均每60天左右就會有一種語言消失。再加上當前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不斷推進，按照現有趨勢，不到3個世紀的時間，世界上很可能只有數十種語言存在。語言不僅是溝通和交流的載體，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化的縮影，重視語言文化特別是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對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來說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0概述

對于語言我們十分熟悉，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離不開語言。但是我們很難準確地對語言下一個確定的定義。我們認為，語言應當包含三個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語言是一種交流和溝通的工具，人們能夠借助語言來了解相互的意圖，能夠進行思想上的交流，從而促進社會不斷向前發展；其二，語言是人類在不斷發展進步的過程中保存和傳遞人類文明成果的載體，它能夠將人類的文明進程記錄下來，供人們反思和探索，它其實是一種社會現象；其三，語言又是一種符號系統，是人類的創造，是一種特有的事物。動物也會發聲，也會用聲音來表達感情和傳遞信息，但是這種聲音較為機械，不能稱之為語言。

1少數民族語言和文化傳承之間的關系

少數民族語言的存在和教育與文化傳承之間存在相輔相成，不可割裂的緊密聯系。一方面，語言的存在和語言教育促進著少數民族的文化傳承；另一方面，少數民族文化傳承對少數民族的語言也有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

（1）少數民族語言的存在和發展促進少數民族文化傳承。語言是少數民族民族感情、民族意識、民族心理的重要載體和基礎，它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的載體，它是民族文化記載、儲存和傳承的物質條件。各民族人民通過對語言的提煉、記錄和整理，使民族文化不致會消亡。

（2）民族文化傳承也對少數民族的語言發展有促進作用。較好的民族文化保護氛圍本身就會讓民族語言受益，并且其也能夠極大提升少數民族語言教育的效能；通過對民族文化資源的不斷調查、開發和搜集、整理，也能夠充實少數民族語言的內容，將民族語言以一種更為直觀的、動態的方式得以發展。

2加強少數民族語言教育促進文化及其傳承途徑探析

（1）應當在立法上對加強少數民族語言、少數民族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強制性規定。因為當前少數民族的語言和文化發展相關影響因素太多，如果不運用國家強制力去約束，僅憑其自主發展，很難起到很好的效果。及時地制定各種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將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的保護工作納入到法制的軌道上有利于其實現其可持續發展。

（2）重視少數民族語言教育，培養優秀的雙語人才。盡管漢語是我國的通用語言，但是對于少數民族群眾來說，其生活交往活動中更多地還是使用本族語言。因此，在少數民族地區開設雙語教育，培養能夠熟練運用當地語言和漢語的更多人才，實現雙語平衡發展、共同促進的局面。漢民兼修已經成為對當前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的基本要求。

（3）營造較好的社會文化氛圍。建立良好的文化氛圍需要多方面多層次的共同努力才能實現。第一，少數民族政府應當加強其領導和統籌，用政策上的保障來確保少數民族語言文化得到傳承，扭轉以經濟為綱的錯誤發展觀念，重視少數民族教育；第二，加強家庭在少數民族文化傳承與發展中的作用。對于下一代的教育和影響，家庭的作用遠比學校更大，特別是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應當由家長將民族精神、民族觀念傳承給下一代；第三，開展各種鄉村文化社區活動。應當采取更為生動活潑的方式方法來促進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的發展。

（4）加大對少數民族語言和文化的調查、研究、整理、總結，采取各種現代化的手段來對少數民族的語音、詞匯、語法進行記錄，創造更多優秀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除此之外，還應當形成高效率、高質量的語言文化傳承機制，將拯救我國少數民族瀕危語言和文化當成當地政府重要的歷史任務去做，將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化、民族精神和理念發揚光大。

3結語

綜上所述，我國當前少數民族語言及文化的傳承現狀岌岌可危，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社會背景下對整個國家和五十六個民族的可持續發展都產生消極影響。再加上近些年來西方主流價值觀念和文化對我國本土文化和傳統文化的沖擊，在當前研究如何保持少數民族語言及文化的傳承發展具有迫在眉睫的歷史、現實意義。當然，隨著少數民族地區的不斷開發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升，少數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趨向一體也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探索其中的規律，尊重客觀現實，保護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的精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大繁榮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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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都方言的概況

涼山彝語北部方言包括了兩個次方言，即北部次方言和南部次方言。北部次方言又包括三個土語，即圣乍土語、義諾土語、田壩土語；南部次方言包括兩個土語，即東部土語和西部土語，彝語稱阿都話和索地話。“阿都”這個名字是解放前涼山彝族四大土司之一的名稱，此地域在元、明、清至解放前屬于阿都土司轄區。阿都方言主要分布在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布拖縣、寧南縣及普格、昭覺、德昌、金陽、會東、會理等縣的部分地區。①而布拖縣是阿都話所分布的中心地帶。

阿都方言土語與彝語北部方言以圣乍方言土語為標準音的語言上有差異，在阿都方言區彝語古語詞匯還保留較多以及保留著復輔音和復元音，與標準音相比少了清化鼻音，詞匯表達更加豐富。阿都方言與標準音在語音上有一定的整齊對應規律。例如：在輔音方面，圣乍方言土語（標準音）舌面前音與元音相結合的音節，在阿都方言土語中就會變成舌尖后輔音。在元音方面，圣乍話與阿都話在輔音相同的條件下，輔音與元音相拼時，圣乍話中的后次低圓唇緊元音在阿都話中的讀音會變成前次高不圓唇緊元音。在圣乍話與阿都話輔音相同的條件下，輔音與元音相拼后次高圓唇松元音在阿都話中讀音將變成前高不圓唇松元音。

二、保護阿都方言的意義

方言是地方民俗的承載者，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是語言研究的奠基石，是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阿都方言是傳承和研究阿都文化的前提，是保護彝族文化的根基，是研究彝族語言學的重要源泉。

首先，保護阿都方言是保護彝族文化的基礎。布拖縣域是涼山彝族的腹心地，在其地域生活的彝民族所說的彝語是阿都方言土語。由于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社會歷史原因，布拖長期以來一直呈封閉狀態，因而古老的彝族風俗習慣和傳統文化保留的較為完整。而阿都方言就體現了這個地方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歷史變遷與民情風俗，我們可以通過對阿都方言的了解，來認識當地的社會演變、民族遷徙及融合、語言的接觸和傳承。還有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獨特的人文風景和文化圖式。

其次，阿都方言承載著阿都地域的民俗，方言是一個地方文化的結晶體，是歷史文化與民風民俗的承載物，是人類千百年來的社會經驗的總結。阿都地區的民間藝術通過阿都方言盡善盡美地體現出來，通過阿都方言，能夠感受到阿都地域文化特色。以阿都高腔、朵洛荷為代表的布拖文化現象，都充分顯示了方言在地方文藝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說，沒有獨特的阿都方言，阿都高腔、朵洛荷就可能不會有這么大的藝術魅力。

第三，阿都方言體現著彝族語言研究價值。阿都方言是彝族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彝族語言學就難免涉及到阿都方言，阿都方言對研究彝族語言學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彝語通用語圣乍話中彝古語特點已經完全消失，而南部次方言阿都話中，仍有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彝古語的語音特點。我們可以通過語音的對應規律去推導彝古文語音的大致框架體系。

總之，阿都方言是研究彝族傳統文化及彝語的豐富資源，將阿都方言土語系統地歸納整理，建立完整的理論體系具有重要價值。并且，阿都方言的價值還體現于研究阿都地域文化的資料價值，同時也體現在研究彝族語言的重要資料源泉。一種方言的消失，等于一種文化的消亡。阿都方言是彝族多元文化的根基，它作為一種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得到我們的保護。

三、保護阿都方言的幾點建議

彝語北部方言區推廣圣乍話克服了各個方言區的語言隔閡，然而，阿都方言的存在，顯示了地域文化的豐富與悠久，彰顯了彝族文化的燦爛多姿。并且，阿都文化的保護意義極為重大，應采取策略進行全方位的保護。

第一，深入調查挖掘阿都方言資料，積極宣傳阿都方言的歷史文化價值。做好田野調查設計，多調查、勤走訪，真正地把散落在民間的方言非物質文化遺產發現、挖掘并保護起來。并且弘揚阿都方言區的文藝作品，彰顯阿都方言的藝術魅力。當地文化部門應著力弘揚有鮮明地方特色的文學藝術形式和文藝作品。例如民歌民謠，阿都高腔、朵洛荷、口弦等都是依靠各具特色的阿都方言才得以生存發展。它和人民的社會生活有著最直接、最緊密的聯系，是人類生活的真實寫照，能夠體現阿都彝民族的歷史、文明，以及人們對生活的熱愛。

第二，用現代化的音像手段記錄阿都方言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利用科技手段記錄阿都方言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成為現當代保護阿都方言的重要方法。例如，建立阿都方言文化資料數據庫、開辟阿都方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網站，即虛擬博物館等。

第三，積極倡導阿都話與圣乍話并重生活方式，這是對弱勢阿都方言存活式保護的最佳對策。多方言應該被看成是彝民族寶貴的社會歷史文化資源，而不是統一和社會經濟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當前，圣乍話的推廣力度不斷加大，這對阿都方言的勢必會造成威脅，對阿都方言的保護應該從平時的生活中做起。因此，當務之急是樹立阿都方言保護意識，當地政府應該采取措施改變部分民眾只認圣乍話而忽略阿都化的觀點，鼓勵民眾在個人生活區域和場合說方言，實現圣乍話與阿都話正常的溝通交流。

第四，要發揮學校在阿都方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作用，研究制定完善的保護措施。當地政府應該促使當地學校在推廣圣乍話和規范彝文字的同時，應開設阿都語言文化課程，努力營造并倡導能聽、會說地方阿都方言的良好語言氛圍，促使當地學生熟練使用方言進行交流。教師應樹立傳承阿都方言就是傳承彝族文化的意識。同時要利用地方及學校圖書館、檔案館作好收藏整理工作。

總之，保護阿都方言是全社會的責任，政府牽頭做好引導工作，科研機構應該做好數據記錄以及傳承工作，學校應該做好培養學生對阿都方言的保護意識，阿都地區的家庭及個人應該大膽地開口說出阿都方言。如此一來，阿都方言的保護可以有一定的成效，阿都方言定可以在全球化的今天不會臨于消亡，作為一項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人類文化進程中一顆璀璨明珠。（作者單位：西南民族大學彝學學院）

項目基金：本項目得到西南民族大學研究生創新型科研項目資助。項目名稱：西南民族大學2016年研究生“創新型科研項目”碩士一般項目（項目編號：CX2016SP135）

注解：

① 潘正云.彝語阿都話唇軟顎復輔音聲母比較研究[J].民族語文，2001（02）：17-22

參考文獻：

[1] 潘正云.彝語阿都話唇軟顎復輔音聲母比較研究[J].民族語文，2001（02）：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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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現代學校教育；民族文化傳承模式；涼山彝族；家支教育模式

一、涼山彝族傳統家支教育模式

涼山彝族的家支文化教育是該民族最主要的文化教育模式，其所傳承的主要是家支文化，包括家族譜系、組織形態、、組內婚姻、人倫道德等文化知識，也包含家支仇敵、頭人信息、習俗習慣、諺語傳說等世代相傳的族內信息，還包含農業生產等勞作技能信息。[1]這使得教育內容涵蓋了家支發展中所獲得的各類文化知識，既涉及精神文化層面的制度文化，也涉及物質層面的文化，可見，家支教育是彝族家支文化傳承的主要形式。家支教育模式的重要特征就是關于行為活動類的教育內容通過實踐了解、傳播；關于常識性知識則通過對事物的參與潛移默化而最終掌握；至于民族習俗則會通過開展專門的民族活動而對年青一代進行傳教使其掌握。[2]父親或母親則是文化的教授者，父親負責傳教血親家支的總支譜系、分支譜系等內容，而母親則負責傳教姻親家支，尤其是母舅家的父子聯名譜系等內容，彼此間分工明確。在家支教育模式中，教育時間比較靈活，依據教學雙方的基本活動而定，可以是在早晨也可以是在活動的間隙，也可能發生在具體的勞作過程中。[3]這使得教育地點具有隨意性，可以根據不同的教學內容來選擇不同的教育場所，類似于背誦式的習俗文化內容多會在內部場所開展，而類似于行為活動類的內容，則只能在活動開展的地點進行。其教育方式具有多樣性，可以是口耳相傳，也可以是手把手的行為示范，沒有涉及到現代教育模式中的相關工具。教育對象則涵蓋所有家支成員。教育的目的在于通過對家支內成員進行有意識、有目的的教化和培養，使其在具備基本生存技能的同時能了解家支的發展史，在于確保每個家支成員均能了解和掌握家支的主要文化知識內容和道德標準，并以此作為規范自我言行的指導準則，使自身最終能成長為家支所要求的那種人，并將這些內容永遠傳承下去。家支教育模式根據教育內容的差異進行分類教學，采用多種教育方式進行知識傳授，教育的目的在于增加人們的知識和道德養成，這些都與現代教育理念具有相同之處。可見，涼山彝族家支教育模式中既體現了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特征，也隱含著現代學校教育的“影子”，具有一定的綜合性。家支教育模式是涼山彝族特有的教育模式，在教育內容與實施方式上具有獨特性，注重的是受教者的家族意識和道德培養。這一模式能夠規范受教者的言行，使其不斷適應本家族的行為規則、遵從本家族的習俗禮制，最終形成強烈的家支意識和觀念。這種意識和觀念會給受教者留下深刻的影響，甚至影響其終身。可以說，家支教育就是一種終身教育制，而這也正是涼山彝族家支文化教育和家支文化長久沉淀、傳承的結果。

二、多元文化碰撞下現代彝族學生獲得信息的新渠道

（一）民族地區多元文化并存現象及相互關系

1.居于主導地位的漢族文化在涼山彝族地區開始扎根發芽。

對于漢彝文化最初的交流現已無從考證，僅在彝族古文獻《勒俄特依》一書中有過記載，[4]但兩個民族的交往一直貫穿于彝族發展的各個階段。特別是涼山彝族解放之后，伴隨革命的推進和民族政策的廣泛宣講，漢族人和漢族文化迅速滲透至涼山彝族地區，改變了該區域文化的封閉狀況。社會主義制度在該地區確立后，漢族文化的影響范圍進一步擴大，無論是日常使用的語言文字還是學校教育都開始受到漢族文化的深刻影響。發展至改革開放后，涼山彝族地區居民的生活、文化與外界甚至與國際接軌的特征日益凸顯，不僅表現為人口流動的頻繁，還表現在漢彝文化的不斷交流與融合。目前，涼山彝族地區使用漢語交流的居民人數逐年增多，甚至一部分彝族人開始認為說本民族語言是思想、認識落后的表現，他們更喜歡選擇使用漢語交流，這也間接顯示了漢族文化的影響力。

2.快速傳播的西方文化日漸影響著彝族居民的思想。

早在18世紀就有傳教士進入涼山彝族地區傳教，但由于語言溝通障礙，彼此間尚未進行真正的文化交流，但使彝族居民開始明白在漢族之外還存在其他民族，開闊了彝族人的視野。[5]隨著現代學校教育模式的推廣，初中英語課程的開設，使彝族的中學生初步了解西方文化。在改革開放大潮下興起的內地旅游業，使西方人開始進入中國內地，進入涼山地區，給彝族人帶來了西方文化，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日本文化。日本人的尋根活動使涼山彝族居民發現兩者間存在很多文化共性，有人甚至認為日本人是本民族傳說中“日本忍根”這一涼山彝族家支的后代。[6]近年來，國際彝族學研討會、國際火把節等文化活動的舉辦，使得涼山彝族文化與西方文化互相影響，彼此碰撞，也極大影響著當地居民的認知領域和視野范圍。由此可見，盡管家支文化依然占據著涼山彝族文化的主體地位，但已明顯受到漢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響。日益擴大的文化交流，不僅擴大了涼山彝族人的視野、豐富了彝族人的思想認知，而且逐步影響著該民族的文化結構、文化信息和文化傳承模式。尤其是作為主流文化的漢族文化，與傳統家支文化共同成為影響涼山彝族地區的核心文化。這意味著探尋兩者間的融合路徑，形成有效的、新興的教育模式刻不容緩。

（二）現代涼山彝族學生獲得文化信息的渠道

1.從涼山彝族學生獲取文化的類型上看，文化信息元素種類明顯增多。

從獲取的文化類型看，除本民族自古傳承的家支文化外，有居于主流地位的漢族文化，有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少數民族文化。起主要作用的是涼山彝族自身的家支文化、漢族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三者共同影響著學生的思想和認知。[7]文化的傳播途徑主要是通過學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社會教育完成。但學生在獲取三種文化信息時存在明顯的不平衡性特征。從學校教育看，學生獲取信息量最多的自然是主流文化———漢族文化；其次是外國文化，至于本民族的家支文化幾乎不涉及，這在學校的課程設置中就可窺見一二。從文化交流看，由于對主流文化的大力推廣，使學生間交流最多的也是漢族文化，對于涉及較少甚至不涉及的家支文化自然也就很少交流。再從文化傳授者看，教師作為主要的教授者關注和推崇的自然也是廣為大眾社會接受和認可的主流文化，至于家支文化只能由家庭進行傳授。從涼山彝族學生獲取文化的整體情況看，極少數長期居住于城鎮的、接受現代學校教育的學生可以獲得更多的主流文化和外國文化；而人數眾多的生活于農村地區的學生主要接受的是家支文化，很少涉及主流文化內容，幾乎沒有外國文化信息。由此可見，盡管文化元素種類在增加，但目前涼山彝族學生所能了解得最多的還是家支文化，其次才是主流文化，最后為外國文化。這意味著，在涼山彝族自治州還需要進一步做好主流文化和外國文化的推廣、傳播工作，而家支文化也需要與現代性相聯系，方能維持持續發展的態勢。

2.從文化傳承的角度來看，學生從學校獲取的信息是文化涵化的結果，完全不同于家支教育模式下的文化濡化。

在教育使命的履行過程中，文化涵化和濡化需同時存在，缺一不可。若只有文化濡化就會嚴重限制受教者的思維，使其固步自封；只有涵化又會導致受教者忘卻傳統和根本，陷入迷茫。結合現代涼山彝族學生的文化獲取情況分析，可以發現，其在學校接受現代教育的過程中，表現出更明顯的文化涵化性，橫向上影響著學生獲得的信息量。而在接受家支教育的過程中，正好相反，表現出更多的文化濡化性，縱向上影響著學生獲得的信息度。可見，兩種教育模式都對彝族學生的文化教育和傳承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三、文化傳承與教育選擇的深層次思考

（一）文化傳承與教育

文化傳承強調文化自產生后在同類人群中的傳授、傳遞、傳播、運用和發展情況，目的在于助推人的發展，至于傳播行為的實施可以是有意識的，也可以是無意識的，其本質是一種文化濡化過程，且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文化傳承均符合該規律和特征。[8]教育雖然也是文化現象，但更強調對文化的選擇。教育的實質就是通過特定的課程設置，將社會主流文化加以轉化，使其成為能被學生接受的方式，進而在師生的交流中使受教者了解、掌握。可見，在單一民族社會采取單一教育模式傳承文化無可厚非，而在多民族國家則需要綜合考慮受教者的文化背景。若不顧少數民族學生的成長環境和文化背景，強制通過學校教育推行與其民族文化截然不同的主流文化，則可能會引起學生學習過程中的迷茫、抗拒情緒，進而影響教育的成效。這意味著在多民族國家，只有實現文化教育的多元化才能有效避免文化領域內的霸權主義，也才能真正推進文化發展的公平性建設。王軍教授認為，民族教育所強調的受教主體并非一般大眾而是少數民族群體，而所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并非僅僅是接受教育與否，還包括以何種形式接受。其中漢語的學習和民族文化的傳承就是亟需解決的首要問題，他尤其指出應該以少數民族文化為主要內容。[9]通過研究我國目前少數民族教育現實可以發現，無論是高等教育還是基礎教育，真正實現對少數民族文化教授、傳播的并不多。仍然以涼山彝族教育為例，其家支成員所接受的現代學校教育中，幾乎不涉及本民族家支文化內容的教育、傳播和傳承。如何解決這一問題自然涉及對民族地區教育體系的重構，即對少數民族教育的理論體系和課程文化內容設置體系進行調整和完善，通過實現教育的多元化給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學生留有更多學習當地文化知識的機會，通過對地域民族文化的傳播而助推鄉土文化的發展。

（二）文化傳播與教育

1.教育行為的本質就是文化傳播，兩者的表現方式相似。

教育和文化傳播同步發生，一旦教育行為開始，文化傳播行為隨之進行。從內容上看，教育所傳播的就是文化，只要有新的文化內容出現，就需要通過教育形式進行迅速的傳播、擴散，同時也直接充實和更新教育的內容，保持教育行為的時代性。從教育的教化過程入手分析可以發現，其采用的形式主要是人際交往、文學藝術和影視作品，方式則主要是公開和私下兩種，但無論采取哪種方式所要實現的目的都是完成文化傳播。從文化傳播來看，其方式與教育教化方式一樣，可以說，教育和傳播完全滲透到人們生活的一切事情之中，成為構建社會的主要工具之一。也正是基于此，可以說教育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傳播，兩者的具體表現都會隨著時代的演變而變化，無論是最初的民間傳說還是現代的課堂講解都是文化傳播與教育的具體表現形式。文化能夠保存和傳承則是文化傳播基礎上進行文化教育的結果，這點在涼山彝族的家支文化中就得到了充分的印證。這也為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指明了未來發展的方向，即應當適時地對學校教育環境、模式、內容進行更新，在實現文化教育發展的同時提升文化傳播的效率和影響力。

2.教育雖然與文化傳播具有相似性，但并不意味著兩者所涵蓋的傳播內容一樣。

事實上，教育是一種范圍更狹窄的、有選擇性的文化傳播。從教育的首要目標出發進行分析可以發現，該行為實施的首要任務就是培養適應社會發展的人才，即能滿足國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的要求，通過對受教者思想意識和行為的影響而使其掌握必要的經驗知識和生存技能。因此，教育的內容是受到特定目標限制的，其所傳播的文化內容應具備社會價值，能夠為社會所認可。這也就意味著在教育行為實施之前要對教育內容進行必要的篩選，即從文化傳播的內容中選擇被社會認可的部分，舍棄不被認可、不具社會價值的內容。有效的教育能夠高效、正確地傳遞、傳播健康先進的文化內容給受教育者，能夠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確保其在跳躍式的發展過程中避免重犯類似的錯誤，順利完成對本民族優秀文化的傳播。

四、少數民族文化傳承與現代學校教育的融合路徑

（一）借鑒主流文化和西方文化，推動少數民族文化的發展。

要從少數民族文化的特點出發，充分運用文化傳播中的采借、選擇理論，對主流文化和外國文化進行有針對性的借鑒，使其與本民族的優秀文化充分融合，形成助推本民族傳統文化發展的持續動力。同時，積極擴大本民族教育傳播的范圍，實現在教育中掌握技術，在文化傳播中更新觀念，使其成為促進民族持續發展的動力。對于本民族的語言文字、習慣習俗、、道德觀念等要批判地繼承，對于符合時代特征能被社會廣為接受的文化內容擴大其傳播的范圍，保障本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能被更多的群眾所熟知和喜愛。而對于那些落后的、不為社會認可的習俗習慣等要堅決取締。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民族優秀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和傳承。

（二）創新少數民族學校教育模式，形成具有民族特點的學校教育。

要立足于少數民族學校教育改革，在對課程內容和課程設置的基礎上實現民族地區的特色教育，而不是簡單推行一元化、大眾式的教育模式。學校應同時考慮國家規定教育內容和民族地區學生的文化背景，在教學內容上適時增加與本民族相關的知識。在教學方式上，結合民族地區學生的心理特點，增加適合本民族農牧業社會實踐相關的課外教學方式。在師資配置上，適當增加本民族的教師，從而確保學生參與學校教育的熱情，避免因現代學校教育模式與民族傳統教育模式的區別而產生抗拒心理。同時，充分考慮民族地區的產業結構需求，在改革民族課程的過程中充分考慮民族技藝、民族特點，適當增添職業技能學習相關內容，加強對學生生產勞動實踐能力的培養，進而消除當地民眾“讀書升不了學就無用”的觀念。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民族教育方面，可以充分利用語言文化的傳播特點加強民族地區的跨文化教育，尤其是雙語教學，這樣能夠有效規避因語言障礙而對少數民族學生思想認知的限制，在跨文化教學過程中有效拓寬學生的視野范圍，既能充分了解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又能同時接觸外界新興文化。

作者：馬會芳 單位：寶雞文理學院哲學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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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白興發.彝族文化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3.

[4]馬長壽.彝族古代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5]華林.西南彝族歷史檔案[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9：8.

[6]朱文旭.彝族原始宗教與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9.

[7]伍精華.我們是這樣走過來的一涼山的變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