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根本出發點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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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傳統金融學與行為金融學

傳統金融學是基于“經濟人”假定建立起來的。在金融市場與金融活動中，是基于人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慮的。但是，人的行為又是不完全理性的，并不是所有的決策都是基于完全理性的判斷。因此，行為金融學就是基于這樣一個出發點，從而探求人類行為、理性與金融之間的關系，致力于建立一套與實證研究相印證，描述在非完全理性的情況下，人類在不確定情況下的決策方式，以及在此方式下的證券市場、金融市場的相關行為確定、價格決定等，從而形成了行為金融學的存在基礎。為金融學距離一個成熟的學派也尚有距離。迄今為止，它還沒能整合成一個系統的理論，其提出的理論框架也需要得到進一步的實證數據的支持。

二、行為金融學面臨的困難

（一）該學科必須從目前的“批評者”角色轉變成經濟學的“建設者”角色

行為經濟學一直是主流經濟學的另類，其角色一直是指出“理性”經濟理論中的不足。雖然學界對行為經濟學的接受程度已大大上升，但它必須推出一套建設性的、有利于解決實際問題的、經得起實證檢驗的、系統完整的理論架構，因為盡管“理性”金融模型有欠缺，可它們畢竟為華爾街和企業界解決了許多問題。否則，行為經濟學無法在經濟學領域中“執政”。《金融新秩序》一書是希勒教授朝這個方向邁出的第一步。

（二）不能片面夸大行為金融學的對有限理性的基本假定，從而完全否定“理性”

有學者從股市上的破壞性很大的非理性心理行為中，從人們掙錢后非理性花費行為中（所謂“夸張貼現”），從廣告起作用的機制中……，發現了主流經濟學的弱點，即“正統理論未能認識到，人們在思維過程中往往走捷徑，實際上繞過了理性分析”，針對經濟人理性這個“心魔”，他們采用“非理”這個旗幟來“滅佛”。連著名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盧卡斯，也幾乎被這種理論打動。片面夸大當然是不對的。其基本的“理性”假定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是同宗的。

人在很大程度上無法做到為了利他而利他，即經濟學的分析范圍是不能突破理性人的前提假設的，黃有光教授的快樂的經濟學，把理性定義為有有效用有目標，針對的偏好應該是顯示偏好。“就如雷鋒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用經濟學解釋，這是社會心理學的范疇，如果非要用一種基于快樂的利他偏好來解釋，我也沒有辦法，我們首先要考慮這種偏好是否是顯示偏好，再考慮模型的設計和可解性。”

（三）行為金融學以及行為經濟學中，同樣不能否認人很大程度上是在基于自身約束條件的限制下做選擇，這種約束條件可以包括外界給定的也可以包括自身的（如智力差異和一種信念的制約）

人的期望（或者說是目標）在很大程度與最終的結果存在著差異，雖然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目標倒推得到自己現在應該如何決策，但是實際做起來卻又不得不不斷修正自己的決策，這樣距離自己的目標近了還是遠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說不清楚的（因為一種理性預期假設即結果和期望是一致的，在分析個體決策行為的時候會產生很大的問題）。但是，由于這種選擇保持一種路徑依賴，即在一期內根據他的約束條件進行選擇之后才能走到下一期，一期期地往下推。這既不是一種隨機游走（random walk），也不是一種基于系統理論倒推得到的最優路徑。[因為就算倒推也會出現有色混沌（color chaos）等情況，最優路徑的決定與環境變量隨著控制變量的改變有很大的關系，這是個體選擇的測不準原理。]

三、在我國的金融市場理論中完善與發展行為金融學

經濟學家樊綱曾經說，實驗經濟學與心理經濟學對中國存在著現實的意義，這不僅僅是“數錢的學問”，更是研究人們行為的學問。客觀上講，誰也不能否認中國的金融市場是完全意義上的自由流動市場，在中國這樣一個大環境下，人的非理更為突出，因此在此環境中研究行為金融學是更有現實意義的。此方面闡述如下：

（一）體制與環境總是與人相互作用的

制度約束了人的行為，但人的行為反過來作用于政策與制度。特別是在體制改革中，要充分考慮到人的能動性的作用，要善于引導健康的能動性，防止負面的能動性，也就是要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按樊綱的理論，只有制度與體制使人作出反應，同時促使新的制度、政策能夠發生作用，這樣的體制才是正常的。如果與之相反，一個體制、一個政策引起人的行為往另一個方面變化，說明政策、體制是失敗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研究行為金融學，其重點就在于考慮到市場投資者（也就是“人”）的思維，在此基礎上使市場健康發展，是行為金融學存在的根本價值。

（二）擺脫傳統思維的束縛，建立非線性模型

傳統思路上，人們總是在線性思維的基礎上建立各種市場模式，而沒有跳出這樣的一個慣性思維來考慮金融市場模型的建立。傳統的資產定價模型下，CAPM能夠發揮作用，但是如果考慮了人的心理因素、決策行為等非線性因素的影響，采用非線性或擬合方式來建立資產定價模型，可能對于產品定價更有現實意義。

（三）結合我國市場投資者的實際情況，來正確判斷我國市場發展的態勢

對于我國的宏觀投資市場來看，中小投資者占了絕大多數，其決策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市場的不穩定。每次證券市場的火爆，無一不引起了大多數普通市民的積極參與。這也正是從現實情況下，進一步印證了行為金融學的相關原理。此外，證券市場的“過度反應”也可以用行為金融學的觀點來解讀。在我國特殊的市場環境下，無論是政策的制定，還是上市公司行為的規范，以及金融指標的調整等都必須充分考慮我國的實際情況，合理引導投資者行為，使我國的金融市場更加規范化的發展。

參考文獻

篇（2）

1 人本主義和經濟學的統一

馬克思對經濟學的研究始于他對哲學問題的思考，科學的人本主義是他對經濟學研究的根本觀點和方法。自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以來，一系列重要科學發現和社會成果的取得都是建立在透過人本身來觀察、理解和洞悉人類社會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曾高度贊揚這些成就所具有科學性的觀點和方法，稱之為“人本主義”。他批判地繼承歷本文由收集整理史上的人本主義，形成以“實踐”和“勞動”為人的主體活動和本質的唯物辯證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即科學的人本主義。他一方面從人本身及其勞動來理解一切社會經濟現象及其本質為“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并據此來闡明實際的經濟運動；另一方面從歷史發展著的社會經濟關系來認識人的豐富的現實性，認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3]，并以此來衡量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切進步。人本主義的哲學傳統和經濟學的統一，使他對經濟關系的研究和對人的研究達到了完全的統一。也正是基于這種統一性，馬克思在探討社會經濟運動規律的同時，更深入探討了人。

無論是亞當·斯密的本性論抑或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工具主義，基本上都是從孤立的個人出發來解釋一切經濟現象，與此相對立，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論是從“經濟關系人格化”出發，強調對人的動機和行為作出歷史的具體的解釋。如馬克思所說的：“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自然是出發點。”[4]鑒于方法論的不同，對人的動機、行為及其經濟現象的解釋自然也就產生了根本的差別。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作為社會的個人，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以往歷史的結果。“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5]因此，歷史地具體地分析經濟活動中的人及其動機和行為，便構成了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相反，西方經濟學則排斥對經濟活動中的人作出歷史的具體的研究，導致了其經濟分析中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其動機和行為只能由這些經濟范疇所涵蓋的經濟關系來解釋，經濟關系的客觀內容便成了經濟主體的主觀動機。

此外，馬克思從社會的個人出發來考察經濟問題，則必然要考慮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的歷史延續性。與之相悖，西方經濟學則從孤立的個人出發，把自利性和理性作為解釋一切經濟現象的萬能鑰匙，又勢必排斥經濟范疇的歷史性質，把特定的歷史的生產方式當作永恒的自然形式。馬克思認定人與物的關系是物質生產的內容，作為人與人關系的中介是經濟關系的構成部分。但，他更側重于研究物質生產過程中的人與人的關系，來豐富對人的現實性的認識，包括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經濟活動的動機和行為，并通過分析這些動機和行為實現的社會形式，揭示特定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

2 “異化勞動”與經濟學中的人本性質

馬克思并不否定古典經濟學對勞動、資本、地產互相分離以及私有制和物化社會的交換、分工、商品價值等所作的客觀描述，而通過對“異化勞動”的批判，揭示了經濟學以勞動為根據的人本學性質。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系統地闡述了此觀點。在他看來，古典經濟學雖然確立了勞動是財富的主體本質，但它只關心勞動的某種經濟意義，不考慮勞動的屬人性質。它的無批判的前提和非歷史觀的形而上學性質，使國民經濟學從私有財產的事實出發，把社會交往的異化形式，作為本質和最初的形式，作為同人的本性相適應的形式確定下來了，并通過對“社會交往的異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從而肯定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掩蓋其非人化后果。因而，古典經濟學所理解的勞動并不是真實的人類勞動，而是異化勞動。它實質上是在勞動的概念上表述了異化勞動的規律。

“異化勞動”概念的提出，成為馬克思批判地研究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成果。它既分析和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事實”和經濟關系，又著眼于把人擺在首位和對現存社會進行價值評判。因而，自古典經濟學之后，與西方經濟學抽象掉勞動概念的人本性質，降低勞動范疇在揭示人的本質、人的社會經濟關系乃至社會歷史發展規律中所處的基礎地位不同，馬克思的批判強化了勞動范疇在其經濟學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強化了其經濟學的人本性質。

這種批判首先使反映經驗事實的經濟學范疇得以從人的勞動及其本質來揭示其發生和發展的邏輯。馬克思將經濟學的客觀范疇直接回歸至人的本質活動的根源，把私有財產的起源問題變為異化勞動同人類發展的關系問題，通過異化勞動來解析私有財產及其經濟范疇的本質和起源，并把其理解為發展著的歷史本身產生出來而又加以揚棄的歷史暫時現象，使這些范疇得到合乎歷史主義原則的解釋。馬克思說：“正如我們通過分析從異化的、外化的勞動的概念得出私有財產的概念一樣，我們也可以借助這兩個因素來闡明國民經濟學的一切范疇，而且我們將發現其中每一個范疇，例如商業、競爭、資本、貨幣，不過是這兩個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開了的表現而已。”[6]這條線索開辟了直到《資本論》的全部馬克思經濟學的批判研究的道路。

同時，這種批判還使經濟學得以全面展開關于經濟異化和人的發展的研究。在異化勞動概念上，馬克思深刻分析了勞動產品同勞動者異化、勞動本身同勞動者異化、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異化、人同人之間相互關系的異化等客觀的經濟異化現象，提出了工人的解放至人類的解放是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的揚棄，而這種揚棄只能是私有財產充分發展的結果。這揭示了私有制條件下財富的積累和勞動者的非人化發展的矛盾，也為當代人思考經濟發展和人的發展的關系提供了基礎和基本結構。

3 馬克思經濟思想人本主義的現實意義

篇（3）

一、經濟學是會計學的理論基礎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人們已經基本接受了經濟學和數學作為會計學兩大理論支柱的觀點，尤其是認為經濟學對會計學起著非常重要的理論支撐作用，并得出“經濟學是會計學的基礎”的結論。由于建立在經濟學理論基礎之上，現代會計理論有了更多地的創新和發展，兩學科之間的融合也越來越緊密。事實上，經濟學與會計學之間的這種內在聯系是基于它們共同的研究對象――稀缺資源。經濟學要解決的是由于使用稀缺資源而發生的利益沖突問題，以實現最有效率地使用稀缺資源以滿足人們的需要。會計學作為經濟學的重要分支是在特定資源約束條件下，為實現企業經濟效益最大化目標而提供會計信息產品的經濟信息系統。資源的稀缺性也是推動會計產生和發展的前提，如果沒有資源稀缺性限制，各種交易耗費的確認、計量和報告將會變得無關緊要，會計的經濟和社會作用將大打折扣，甚至可能沒有存在的必要。面對資源稀缺的事實，會計就變得非常重要了。所以，從最終研究對象來看，經濟學和會計學都是圍繞稀缺資源配置展開研究的，只是具體研究范圍和方法不同而已。

二、產權經濟學與會計理論的融合與發展

(一)產權經濟學與會計學的理論淵源

在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產權經濟學已成為非常重要和有影響力的流派之一，它主要研究如何通過界定、變更和安排產權結構，降低或消除市場機制運行的社會費用，提高運行的效率，改善資源配置，加快技術進步，增加經濟福利，促進經濟增長。如果說經濟學是研究產權及其配置的學科，那么會計學就是確認、計量和報告產權關系及其變化的學科。如果說經濟學是研究產權及其配置的學科，那么會計學就是確認、計量和報告產權關系及其變化的學科。所以說產權經濟學理論跟會計理論的關系非常密切，對會計理論的影響是深遠的。美國著名會計史學家查特菲爾德就曾指出，會計的發展是反映性的，并與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從資源配置的計量與信息的利用的角度看，經濟組織有兩個至關重要的需求――計量投入的效率以及對報酬的計量。而會計的目標就是為產權主體提供計量經濟組織績效的會計信息，會計信息有利于提高企業利益相關者的決策效率和評價企業受托經營責任。因此，將產權理論引入會計研究領域，不僅能增強會計理論的分析深度，更重要的是在解釋和預測會計現象時更具現實的說服力，能夠揭示出會計現象背后的經濟實質，使會計學成為本來應該的那種會計學，即會計理論應該能客觀反映和監督現實的產權關系，并能夠解釋和預測會計行為產生的經濟后果。

(二)產權經濟學與會計理論的融合

現代產權理論是研究企業本質、產權結構及其變遷的有力分析工具，這些理論已經滲透到了包括會計理論在內的有關企業問題研究的各領域。猶如美國會計學家馬蒂斯奇所指出的：“如果沒有內部動力和其他學科(主要指經濟學)向本學科的滲透，現代會計研究就不可能出現大量的思想創新”。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教授也曾經明確指出，“會計理論是企業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會計數據有利于分析企業行為、會計理論的改進，例如，促進會計處理一致性的理論，就有助于經濟學的研究，即研究企業的組織結構和組織成本不能忽視對會計系統效率的研究。同時，會計理論的形成依賴于經濟學尤其是對企業認識的進展”。會計發展史也表明，會計的出現從一開始就與產權有關，產權保值與增值思想是會計思想發展的原動力，任何時期的會計都建立在一定產權關系上，會計的產生是伴隨特定產權制度產生的歷史必然，它是為特定的產權主體服務，建立在一定的產權關系上，并維護特定的產權制度。可見，會計從一開始出現就是從產權保值觀念出發的，并始終圍繞產權觀念發展。

(三)產權會計理論的內涵及其思想演進

美國會計學家瓦茨和齊默爾曼在《實證會計理論》中已經指出，“會計和審計都是產權結構變化的產物，是為監督企業契約簽訂和執行而產生的。會計的發展與產權經濟問題的發展關系既密切而又歷時久遠，可以講無論是產權經濟對于會計的影響，還是會計對產權經濟的貢獻都是與生俱來的。”會計理論和實務的發展與企業產權制度及其變遷密不可分，現代企業產權制度直接影響著會計理論和實務的發展。產權理論可用于解釋會計理論并解決具體的會計問題，從而極大推動了會計理論和實務的發展。隨著產權交易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現代會計發展中的產權會計思想必將日趨成熟。研究產權會計的重要意義在于：產權會計思想統一了對企業財務責任與會計責任的認識，統一了對企業財務工作與會計工作的處理；產權會計思想支配著企業管理組織制度的改革；影響著會計準則的制定與修訂工作；影響到財務與會計理論研究工作并將其推動到深層次研究階段；產權會計思想深刻地影響到財務會計報表的披露及其審計；產權會計思想直接影響到企業的形象、競爭能力及其發展前途等等。田昆儒教授也認為，會計與產權的關系可作如下簡單的概括：任何一個時期的會計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產權關系上；任何一種類型的會計都要維護特定的產權制度；很多會計問題都可以運用產權理論對其進行解釋和說明；諸多產權理論中蘊涵著會計思想；會計與產權的影響是相互而直接的。這些產權會計思想的演進為產權理論與會計理論之間搭建起了聯系的橋梁，將傳統會計理論與現代產權理論自然、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并賦予了產權會計理論新的內涵，開辟了利用產權理論研究企業會計問題的新領域。

三、產權理論對傳統會計信息理論的影響

(一)產權界定和保護是會計產生的基本動因之一

會計的產生是滿足利益相關者對其自身產權的界定和保護的需求。基耶戈杰里?卡斯基洛就認為，會計核算的對象是契約，核算的目的就是反映契約雙方的法律權利和要求。如同度量不統一將導致高昂的交易費用一樣，會計信息處理方式和披露機制不統一也將因交易費用太高而制約契約締結和履行，從而削弱會計信息的作用，降低資源配置效率。所以，市場經濟要求建立規范的、符合產權效率的會計準則作為公共契約來界定和維護利益相關者的產權利益，這也是利益相關者集體選擇的邏輯結果。

(二)界定和保護產權利益是會計的根本目標和基本職能 根據產權理論人們對會計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改變。會計不僅僅是對人們所擁有的資產進行確認、計量和報告的專門技術，更是對人們所享有的擁有或處置這些資產的若干財產權利予以界定和保護的一種有效手段。從產權角度講，界定和保護產權主體的產權利益是會計工

作的根本目標。產權的界定和保護是會計的兩個基本職能，會計核算就是界定產權，會計監督就是保護產權。但兩者又不是獨立、分離的，而是緊密聯系，相輔相成。界定之中有保護，界定是為了更好的保護，保護是為了維護界定的結果。

(三)產權博弈關系決定會計信息的價值取向

由于企業契約關系的本質是企業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產權關系，因此，企業會計信息具有產權特性。按照產權經濟學的觀點，由于交易成本為正，產權就不可能完全界定清楚，從而，在產權交易中必然留下一個未界定產權的公共領域。產權主體將在各自約束條件下進入公共領域攫取未界定的價值，直到產權博弈達到均衡狀態。由于會計信息在反映和控制產權上特殊的界定作用，這種產權博弈關系必會集中反映為企業會計信息的相關權利。

(四)產權制度是選擇會計信息處理規則的出發點與歸宿

從產權角度來看，一切經濟活動的本質并非是人與物以及物與物之間的關系，而是產權交易關系。那么，作為反映和監督這些經濟活動信息的重要系統――會計信息系統，也就是對產權界定、產權交易以及產權價值運動的反映和監督。如果這樣來看會計信息的性質，那么，會計就不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工具，也并非價值中立，它的供給和需求必然反映和體現各產權主體的利益關系。所以，盡管會計信息處理方式(主要是會計政策選擇和信息披露規則)選擇在形式上表現為會計過程的一種技術規范，但其本質上是一種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規則和制度安排。

篇（4）

中圖分類號：F0-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18-0016-03

馬克思的《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圍繞“資本”這一“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1] 展開政治經濟學的系統研究，解剖市民社會亦即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解放事業鍛造理論武器，“最后在理論方面給資產階級一個使它永遠翻不了身的打擊”[2]。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即指明：“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3]

一、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目的

馬克思最終揭示的“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是什么？又是如何在邏輯與歷史的統一中揭示出來的？正確解答這兩個問題，對于準確把握《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主旨及其內在結構極為關鍵，同時對于全面理解《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等經典文本闡述的融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于一體的理論體系的整體性也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要弄清這兩個問題，首先必須明確正、副標題的深層蘊涵，即著作正標題中的“資本”和副標題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指出：“準確地闡明資本概念是必要的，因為它是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概念，正如資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一樣。明確地弄清關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得出資產階級生產的一切矛盾以及這種關系超出它本身的那個界限。”[4]

關于“資本”，馬克思指出，“資本”是“自行增殖的價值”，它“不僅包含著階級關系，包含著建立在勞動作為雇傭勞動而存在的基礎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它是一種運動……它只能理解為運動，而不能理解為靜止……價值經過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運動，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時使自己增殖，增大”[5]。這就表明，《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意在通過對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的“資本”的論析，在動態中呈現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階級關系及其發展趨向。

“政治經濟學批判”呢？綜觀《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及其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就其表現形式而言，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理論的批判，即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二是實踐的批判，即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究其實質，則是一個問題，即通過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批判解剖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3]，從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發展方向，闡明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暫時性及其為社會主義社會所取代的歷史必然性。可見，相比于正標題“資本論”，副標題“政治經濟學批判”突出了馬克思“論資本”的核心范式。

正是基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范式，列寧指出，馬克思的《資本論》“并不以通常意義的‘經濟理論’為限”，而是在“完全用生產關系來說明該社會形態的構成和發展”——即商品社會經濟組織怎樣發展，怎樣變成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組織而造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個對抗的階級，怎樣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從而帶進一個與這一資本主義組織本身的基礎處于不可調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的同時，“又隨時隨地探究與這種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上層建筑”[6]。和列寧一樣，戴維·麥克萊倫從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范式出發解讀馬克思的《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進而得出：“從19世紀的第四分之三個世紀以來，西歐和美國的經濟學家們已經傾向于把資本主義制度看做特定的、建構性的方式，它表現為私有財產、利潤和或多或少的自由市場；他們討論這種方式的運行功能，尤其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價格上。由此可見，馬克思要揭示的“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不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們反復論述的以虛假普遍性的形式表現的資本主義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表面現象，而是主宰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產生、發展和消亡的“資本”生產、流通、轉化等特殊經濟運動規律。這一規律包含相輔相成、密切聯系的兩個方面，一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基礎的“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剩余價值規律；二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規律所決定的資本主義必然為社會主義所取代的社會發展規律。恩格斯指出，剩余價值的發現是“馬克思著作的劃時代的功績。它使明亮的陽光照進了經濟學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中，從前社會主義者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的”[7]。

二、勞動價值論：解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剩余價值規律的基礎

在《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是怎樣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規律的呢？恩格斯說得明白：“要知道什么是剩余價值，他就必須知道什么是價值……于是，馬克思研究了勞動形成價值的特性，第一次確定了什么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么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并確定了價值不外就是這種勞動的凝固。”[5]

首先必須注意的是，恩格斯這里所說的“必須知道什么是價值”，一方面，是對“勞動價值論”之于“剩余價值理論”的基礎性地位的強調；另一方面，要求“知道什么是價值”，不是對“價值”的主觀界定，而是對“什么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么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的本質揭示和科學闡明。恩格斯說：“在馬克思以前很久，人們就已經確定我們現在稱為剩余價值的那部分產品價值的存在；同樣也有人已經多少明確地說過，這部分價值是由什么構成的，也就是說，是由占有者不付等價物的那種勞動的產品構成的。但是到這里人們就止步不前了。”

關于馬克思怎樣揚棄既有的范疇體系而對勞動價值理論做出的科學闡明，這是一個深刻的價值理論發展史的課題，需要對馬克思自19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共四十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加以全面的研究，此處暫不粗淺地旁涉。科學地把握基于勞動價值論的科學闡明而揭示出的“價值”的社會關系本質，這是一個準確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及其建構的根本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整體地把握融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于一體的理論體系的重要問題。馬克思指出：“一切勞動，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另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就具體的有用的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生產使用價值。”[3] 在這里，馬克思不僅指出了生產商品的勞動的二重性決定了商品的二因素，而且明確了以“社會普遍性”為本質的抽象的人類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而以“個體特殊性”為特征的具體的有用勞動形成商品的“使用價值”。接下來，在價值形式的分析中，馬克思更進一步指出：“商品只有作為同一的社會單位即人類勞動的表現才具有價值對象性，因而它們的價值對象性純粹是社會的，那么不言而喻，價值對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

基于價值的來源、本質及其形式等勞動價值理論的科學闡明，馬克思徹底弄清了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揭穿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撇開了利潤、利息、地租等剩余價值的特殊形態，創立了剩余價值理論的科學體系。馬克思說：“把價值看做只是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對象化的勞動，這對于認識價值本身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同樣，把剩余價值看做只是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對象化的剩余勞動，這對于認識剩余價值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使各種經濟的社會形態例如奴隸社會和雇傭勞動的社會區別開來的，只是從直接生產者身上，勞動者身上，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形式。”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家由于“不敢對價值和剩余價值作出誠實的分析”，因而“把資本家用來辯護自己占有已存在的剩余價值時表面上多少能說得過去的理由，歪曲成剩余價值產生的原因”[3]。

在《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二、三卷中，馬克思分別以剩余價值的生產、交換（流通）、分配和消費為主題，分三個層面系統闡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規律：（1）剩余價值的生產規律，亦即剩余價值的起源和本質；（2）剩余價值的實現規律；（3）剩余價值的轉化和分割規律。

三、勞動價值論：剖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歷史趨勢的出發點

馬克思對價值的來源、本質及其形式等勞動價值理論的科學闡明，不僅是他發現資本主義剩余價值規律的基礎，而且也是《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解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趨勢的出發點。需要說明的是，出發點和決定性因素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取代的歷史趨勢，其決定性因素，也就是上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規律。

關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出發點，馬克思指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最后的偉大的代表李嘉圖，終于有意識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當做他的研究的出發點，因為他天真地把這種對立看做社會的自然規律，這樣，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也就達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3]。為什么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意識到了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卻把這種對立看做社會的自然規律呢？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他們“從來沒有從商品的分析，特別是商品價值的分析中，發現那種正是使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價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優秀的代表人物，像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把價值形式看成一種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東西。這不僅僅因為價值量的分析把他們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3]。不難看出，馬克思在這里指明：（1）亞當·斯密、李嘉圖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之所以無法逾越他們自己的界限，從政治經濟學理論本身來看，根源在于他們主觀地割裂了“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與作為其理論前提的勞動價值論之間的內在聯系；（2）只有從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出發，才能正確把握“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的社會性和歷史性本質；（3）表現出“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是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的一種特殊類型，作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必然有其產生、發展和消亡的歷史進程和歷史必然性。

而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進程及其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取代的歷史趨勢和歷史必然性的揭示，正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落腳點及其之所以以“資本”為主題的根本目的。這就意味著，對“資本”本質的科學揭示和闡明，成為科學把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趨勢的一個關鍵性問題。

“資本”的本質是什么？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看來，“資本”是“生產作為使用價值的財富的自然形式，而不是歷史上一定的社會形式”。正因為他們把“資本的形式本身理解為自然的形式，這些形式本身就是無關緊要的了，因而沒有從這種形式同財富形式的一定聯系上去理解”[4]。

與之相反，馬克思從對價值的來源、本質及其形式等勞動價值理論的科學闡明出發，進而得出“資本”是“自行增殖的價值”。相應地，“資本”的本質如同“價值”的本質一樣，不是自然形式，而是社會形式；“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中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3]。換言之，生產資料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財產，只有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下，即在同勞動者結合并充當剝削勞動者的手段的條件下，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與勞動者之間的特定的社會關系，生產資料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財產，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而不是資本了。正是生產的二因素——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之間“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5]。

基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即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之間的特殊結合，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資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現為生產的起點和終點，表現為生產的動機和目的，生產只是為資本而生產，而不是反過來生產資料只是生產者社會的生活過程不斷擴大的手段。以廣大生產者群眾的被剝奪和貧窮化為基礎的資本價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內運動，這些限制不斷與資本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須使用的并旨在無限制地增加生產，為生產而生產，無條件地發展勞動生產力的生產方法相矛盾。手段——社會生產力的無條件的發展——不斷地和現有資本的增殖這個有限的目的發生沖突”[8]。因而，“資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資本本身的性質上遇到了限制，這些限制在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制，因而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4]也就是說，隨著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廣大人民群眾被剝奪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社會的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日益壯大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不斷增長。

由此可見，《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趨勢的剖析及其“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結論，馬克思完全是從現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規律得出的”[9]。亦即是說，馬克思從來沒有把他對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的“自然規律”的揭示建立在想當然的基礎上，也沒有建立在“道德感”和“道德意識”上，而是建立在基于勞動價值論的科學闡明這一基礎和出發點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的科學論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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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列寧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篇（5）

一、行為經濟學和傳統經濟學的分歧與融合

1.行為人的假設不同

傳統的經典經濟學理論將人是假設為理性的個體，也就是說每個經濟的個人都是最為聰明的人，所考慮的經濟現象都是準確的以及最佳的經濟學方案。這樣以來經濟市場的改變很多時候是依托于外力來改變，這也是傳統經濟學更傾向于政府干預經濟，保證經濟平穩快速發展。其悖論并非是民眾的帶來經濟的風險，而是作為個人的經濟行為其思考的方式是微觀層面的，但是政府的經濟行為分析是基于宏觀經濟的分析。因此我們看到一些經濟理論從微觀和宏觀兩個不同的方向出發會得到截然不同的觀點，例如微觀經濟領域鼓勵人們儲蓄，只有儲蓄才是最根本的積累財富的方式，但是宏觀的分析認為，只有鼓勵人們去消費，才能保持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才能從整體上提升整個國家的經濟水平。

但是我們現代行為經濟學所假設的人是非理性的，也就是說人的行為需要依賴于人的心理，這也就意味著不同的人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即使都是采用的是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其分析的結果是不同的，這是因為經濟的分析在很多時候是具有很大的彈性的，這些彈性的大小是基于人們的心理預期的不同。因此，要想準確的研究行為經濟學，必須對人的心理有準確的把握。

2.風險偏好的假設不同

如果我們把人想象成非理性的個體，其經濟行為受到心理因素的影響。那么人的經濟行為大致可以分為風險偏好和風險厭惡兩種類型。而這恰恰又是中國和美國行為經濟學不同的關鍵所在。

這是因為，總體上來看，美國的經濟個人更多的是傾向于風險偏好，而中國的經濟個人更多的傾向于風險厭惡。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中國人們更喜歡將資金存入銀行或者一直都在穩定增長的房地產市場，人們有錢了都會買房子（這在前十幾年中國房地產市場持續增長階段尤為明顯）。而美國人則更加的愿意將資金放到高盛、摩根等投資銀行。

因此我們在分析中國的經濟和美國經濟的時候就不得不考慮中國人的風險厭惡以及美國人的風險偏好習性，只有這樣才能準確的把握中美經濟發展的脈絡。

二、中美行為經濟學視角下的消費信貸決策行為機制及風險分析

1.中美消費信貸行為的決策機制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看到，中美在消費以及信貸中根本的區別是對風險的接受程度。也就是說，中國人非常懼怕在消費以及信貸中的潛在風險，而美國人清楚只有愿意承擔風險才能獲得更大的收益。這也是基于中國人相對于美國人更加保守的心理現象解釋。

那么中美在消費信貸上的決策機制差距就是以上風險分析的延伸。進一步分析知道，這種風險的偏好和厭惡的來源是對陌生人是否信任。美國人愿意將自己的資金交給投資銀行打理，相信投資銀行的決策比自己更加的準確。但是中國的消費和信貸的決策都是基于自己的思考，這是源于在金錢方面，中國人對別人缺乏基本的信任。

2.中美消費信貸行為中的潛在風險因素分析

消費信貸行為中潛在的風險在于宏觀的經濟走勢往往和民眾的分析判斷背道而馳，或者說民眾的經濟判斷相對于宏觀的經濟走勢就有嚴重的滯后效應。無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其經濟行為的分析和決策最根本的出發點還是最求效用的最大化，在本文也是就資本收益的最大化。那么任何人的經濟行為決策都是基于這個目的，即使我們把所有人看成是理性的個體，但是現實的情況是總有一些人賺錢，還有很多人虧損。其根本原因在微觀的消費信貸行為決策相對于宏觀的經濟走勢就有非常嚴重和的之后效應。

以消費領域的分析為例，例如，在第一天的時候，市場上蘋果的價格要比香蕉要高，我們假設其成本是一樣的，那么也就意味著水果商人賣蘋果將會更加的賺錢，這是在第一天晚上收攤的時候所有水果商內心都非常明確的一個信息，這條信息并沒有什么不對的地方。那么在第二日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市場上的蘋果數量一下增加了很多，這是必然會發生的，因為第一日的時候所有水果商都知道了買蘋果會更加賺錢。市場上由于蘋果的數量大量增加，但是需求的數量在短時間內不會增加，水果商要想賣出大量的蘋果就必須降價，所以我們會發現第二天市場上蘋果的價格會一降再降，到了第二日晚上，蘋果的價格已經比香蕉還要低了。那么在第二日晚上所有水果商人接受到的信息就是蘋果已經不值錢了，賣香蕉才會更加的賺錢，因此在第三日會賣更多的香蕉，當時因為第三日市場上香蕉的數量增加導致第三日香蕉的數量降低……

就這樣在市場不斷的循環下，水果商的決策在前一日都是非常理智的，但是到了第二日卻變成錯誤的了。

參考文獻：

[1]李曉婧. 行為經濟學視角下的中國消費者消費行為研究[D].河北經貿大學，2012.

篇（6）

經濟人假設作為經濟學中的經典假設即使僅從亞當-斯密算起，也已經使用了200余年。在這其中，有關經濟人假設是否合理有效的討論、詰難、爭吵一直不絕于耳。對于經濟學而言，我們是否需要一個完整的對人的假設，假如需要，到底那一種假設是最合理的——或者是給我們的經濟學探究帶來最小麻煩的？這是本文力圖討論的新問題。本文將圍繞這個中心展開，并結合各種代表性的思想進行比較分析，希望得出一個令自己滿足的結論。在文章的第一節將先對“人的假設”進行具體的定義并對現有的本領域的論文進行總結；第二節討論對人假設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第三節試圖探詢一種合理的最有利于經濟學的一般化假設；在文章的最后則說幾句和本文相關又不相關的閑話。

一、討論前的預備

所謂對人的假設，是指為了經濟學分析、解釋、推導的需要對微觀的人的特征進行抽象，并根據這種抽象分析其決策和行為。在這里要注重到的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之下，對人的假設都是為了經濟學探究的需要而作出的，其直接目的是為了簡化條件以便給出明確結果；而絕不是為了對人的特征或者“人性”作出描述甚至是評論性的結論。另一方面，要保證經濟理論不是胡說八道，其對人的抽象（假如這項理論認為需要這樣的抽象的話）也必須以現實為基礎。

依照以上的定義，由于經濟學探究角度、探究需要的不同，對于人的抽象也是各不相同。同時，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經濟學家對人性不同的看法也影響了其對人的假設，——甚至有人認為這位令人無法捉摸的王子根本就不該在經濟學的舞臺上出現。無論如何，經濟學中眾多的對人的抽象也吸引著學者對其進行比較分析，同時也本著經濟學家“最優化”的嗜好試圖找到其中的最合理的一個。

國內外對這方面的探究成果，一般以“經濟人”名義冠之，盡管有不少人會把“道德”、“非理性”、“效用人”等等作為和“經濟人”并列的概念進行探究。總的來說基本是在經濟人這一命題下描述經濟學中對人的假設的演化過程。

筆者可以找到的英文文獻有三篇，它們是《理性經濟人》（馬丁-霍利斯，愛德華-內爾,1975）、《有思想的經濟人》（米茲，1991）、《近代經濟人的靈魂》（梅爾斯，1983），他們都以“經濟人”這以假設為中心，評述了對人的各種抽象。值得注重的還有《現代制度主義經濟學宣言》（霍奇遜，1993），其中的第三章“在個體主義的方法論背后”從方法論的角度對主流經濟學中的人的抽象進行了總結并提出了經濟學探究是否應該從人的基本假定開始的新問題。

國內本領域最出色的作品是《經濟人和社會秩序分析》（楊春學，1998），該書從17世紀霍布思的“人性自私論”開始，直到現代新制度經濟學以及加里-貝克爾的“效用最大化”說，系統總結并評述了經濟學上對人性假設的各種思想及其演進。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該書把“經濟人”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學命題而不是探究方法進行討論，這是和本文的方向有所不同的。其它此方面的文獻也較多，但其成果基本不出劉氏的范圍。至于一些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需要經濟人”的新問題，筆者以為已經超出經濟學探究方法的討論，對此類文獻未予理會。

最后要指出的是，幾乎所有此類文獻，都沒有把經濟學的有關闡述加入進來。唯一能夠找到的是“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有關“人”及其經濟行為特征的分析比較”（胡均，劉風義，2001）1，該文把經濟學中的“人”和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人進行了比較，其對經濟學中的“人”的總結相當精辟，本文的對其某些觀點進行了參考。

二、起點摘要：個人，還是社會？這是個新問題

我們的探究對象，不是一些簡單的個體，而是一些在社會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會個體……為了了解這種個體，我們必須把它放在其全體環境中來加以探究；而為了了解這種群體，我們有必須了解那些個體，因為正是這些個體之間相互關連的行為組成了社會群體。

索洛蒙-阿希（1952）

在討論經濟學中人的抽象前，我們先要確定它在經濟探究中的地位，是基礎性的還是附帶討論的。假如說人的行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條件——比如社會習慣、制度等決定，那么對人的抽象也就不那么重要。假如經濟探究可以從其他方面而非個人（或者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開始的話，那么我們可以模擬帕雷托的句式說摘要：“給我一組外部條件，那么個人就可以消失。”2

在這個新問題上有兩種比較極端的觀點，一種是個人主義方法論，強調以拋開一切外部條件的個人主義為出發點。馮－米塞斯3用明確而有說服力的語言宣稱，對社會經濟現象的分析，要從人類行為的有目的性和目標導向這個前提出發。并且根據因果論的推導，個體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會行為的充分起因。換而言之，這種目的（也許應該加上偏好）在這里被預先給定，“人”的抽象已經清楚地決定，并以此出發進行其經濟探究。應該說絕大多數絕大多數經濟理論都或多或少地因循了這種方法論。斯密的“經濟人”命題也是明確地由微觀的自利的個人開始的。

另一種觀點則恰好相反，他們批判斯密、李嘉圖把那個時代的人不是看作歷史的結果，而是看作歷史的起點，并認為合乎自然的的個人不是歷史中產生的而是由自然產生的觀點。同時他們也反對把人的范疇永恒化，得出一個一般性的規律性的抽象。持這種觀點的突出代表就是經濟學。縱觀在經濟學方面的論述，盡管其一再申明不否定個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能動性，認為個體具有潛在地改變其關系規則地能動功能，批判那種“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地產物”地機械唯物主義觀點；但是根據其對人的定義——“社會關系的總和”，即“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4我們可以認為經濟學的出發點是社會而非個人。進一步的證據在于其以物化的生產資料為標準的階級劃分，各個階級的利益和目標是既定的，個人的目的和行為服從其所屬階級。用比較簡單的推導來說即是社會存在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了階級意識，階級意識決定了個人行為。因此其經濟學的起點是社會而非個人，對個人的假設也相形見拙了。如我們前邊說到的那樣，王子由主角變成了配角，甚至有下崗的危險。

當然，越來越多的人的觀點則介乎于兩者之間而有所側重，比如新制度經濟學亦是以人為起點，但其在假定人的目的和偏好時卻又肯定社會制度會予之影響。可以算是兼顧了。但是從根本上來說人脫離不了個體本位的藩籬。

我們這里無意討論哲學新問題，但社會和個人的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由的確蘊涵了太多的哲學思索。在這里不預備仔細討論它們的關系（我想已經有足夠多的大腦給出了足夠多的答案），我們并不討論雞生蛋還是蛋生雞卻一樣能煎出美味的荷包蛋，因為我們以煎雞蛋為目的從而以雞蛋為起點。同樣的道理，經濟探究的目的決定了其起點。不同的起點也決定了不同理論的局限性。假如我們把經濟學對象定義為穆勒的四分法即“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話，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微觀主體是我們需要直接面對的，那么一個準確合理的人的假設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對探究的方向的功能也是決定性的，那么在過多的拘泥和誰決定誰也是不明智的。

這樣得出結論也許有逃避新問題之嫌，那么我們再提出一種區分的方法——把變量較多，較難熟悉的作為假設前提進行抽象，并以此為基礎進行討論。相對社會而言，個人的偏好和目的更難于把握也更難于追根溯源，一個人為什么一定要實現利潤最大化（或者另一個偏偏不喜歡）？這樣的原因實在是不好把握。我們假定的往往是不能通過邏輯推理而只能經驗抽象的，那么社會就相對簡單得多了。誠如加里-貝克爾所言摘要：“口味這個東西是不能討論的。”于是應該以誰為起點也就顯而易見的。

最后指出的，我們不否認某些領域從社會出發會更恰當，一種騎墻的表述方式是“約束條件下最大化”，這樣探究者到底愛從條件還是主體來探究就自便了。這實在是個不受指責的好辦法。

三、人的假定摘要：是一個兩個，還是很多很多？

人類的經濟模式當然不是唯一的模式。社會學向我們提供了了解人、了解人的社會關系的另一種方法；心理學也是這樣。但是，從科學觀點來看，真正的新問題是在這些工具中，即在‘經濟學模式’、‘社會學模式’、‘政治學模式’或‘心理學模式’等工具中間，找出最有效和‘競爭能力最強’的工具，以便盡可能準確地抓住人類社會的復雜本質，……

亨利%26#8226;勒帕日（1977）

假如我們的經濟學確實需要一個“人”的假設的話，那么我們應該以什么樣的標準來衡量我們的假定，什么樣的抽象才是最合理的?同樣是亨利%26#8226;勒帕日（1977）給了我們一個標準摘要：“一種科學工具的價值是不能以其假設的現實程度來衡量的，重要的是這些假設是否簡單明了，是否有效，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如何。……最好的假設不一定是最接近復雜現實的假設，而是那種盡可能簡單明了，并且有盡可能大的解釋和預見能力的假設。”這是一種純粹的效率原則。但是，經濟學的確不應該含蓋太多的價值判定。作為一門科學，主觀上的價值判定會極大的影響其解釋和預見能力，經濟世界如同物理世界一樣并不會因為我們認為它是什么就會如我們所愿。事實上，即使我們能在一時之間欺騙自己欺騙世界，但結果不是關起來的門窗終于漏了風就是屋里的東西最終發了臭。總之，筆者堅持經濟學純粹的科學性，因此這樣的經濟學也只需要一種假設摘要：最簡單最有效的那種。

帶著這樣一個標準，讓我們對經濟思想史上一些流行或者曾經流行的假定進行簡要的分析。

首先當然是最為經典的“經濟人”假設。其核心內容即自利的理性人。這包含著兩層意思摘要：其一，人是理性的，在決策行為時總是作出自己認為更好的選擇，這樣的大白話到了新古典經濟學，就轉化為“穩定的偏好”，并進一步有完備性、傳遞性、反身性三大性質作為嚴格的數學基礎；其二，人是自利的，在進行經濟行為(最重要的，在進行交易時)，人是以利己為目標的。以這樣的定義，因該說亞當－斯密以來以致新古典經濟學直至今日，絕大多數經濟理論都是在這個假定下展開的。所不同的只是對于其利己目標的不斷變化調整，即經濟利益最大化到效用最大化的過程。而“經濟人”的兩大要素從一開始就飽受詬病，尤其集中在后者上。聞名的“亞當－斯密新問題”即是其一，人們很不能容忍經濟理論中自私利己的經濟動物就是《道德情操論》中具備著高尚道德的“人”。對于這樣的責難我們大可以看看亞當-斯密有關交易起源的描述摘要：“……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要想僅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假如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他們，給他做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輕易得多了。不論是誰，假如他要和旁人作買賣，他首先就要這樣提議。請給我以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5利己之心假如是交易——經濟學的現實之母——的基礎，那么假如要拋棄它，就只好拋棄經濟學。另一方面讓我們提到標準對“經濟人”假設進行衡量，對交易來源的解釋證實了其有效性；假設的有效性又是和其簡潔性相關的。接近現實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過分追求假設的現實性，只會增加其復雜性，甚至把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情都列入假設條件，反而影響了假設的有效性。有關這一點，弗里德曼（1953）舉的一個例子很有解釋力。他說，一個理論或其“假設”不可能是完全“現實主義的”。有關麥子市場的一個“完全現實主義”的理論，不僅需要包括直接決定麥子的供給和需求的那些情況，而且還需要包括用于交換的現金或信用工具的種類。此外還有摘要：交易者的頭發和眼睛的顏色，他的祖先及受教育的程度，他的家庭人數，他家庭成員的特征、祖先、受教育程度等個人特征；種植麥子的土壤種類，土壤的物理及化學屬性；在生長期內的主要天氣情況；種植小麥的農民及最終食用小麥的消費者個人特征，等等，等等，無窮無盡。為達到這樣一種真實而作的過分努力，都只會使該理論失去真實有用的功能。從這一點上來說“經濟人”假定用最精練的的方式得到了最大的解釋能力，難能可貴。

至于“經濟人”假定的種種弊端，即使不看國外，國內以捍衛經濟學為口號的論著也有不少極為出色者，其中對“經濟人”的批評橫貫古今、旁征博引，出色之極，在這里就不多說了。6

“社會人“模式是另一種應用于經濟學中的假設。它由舊制度主義經濟學家提出、想以之來取代“經濟人”模式。它的基本內容是摘要：作為一種社會存在，除了物質經濟利益之外，人還追求平安、自尊、情感、社會地位等等的需要；人所作出的選擇，必須建立在他個人的社會經驗、不斷的學習過程以及構成其日常生活組成部分的個人之間相互功能的基礎之上，因此，人的行為是直接依靠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文化環境的；因此要從每個人的現實存在和他和環境的關系去理解人，去解釋人的經濟行為。

歷史證實，“社會人”這種替代模式對理論經濟學家是沒有多大說服力的。在某種意義上，每一門社會科學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具體層次上對人進行探究。作為一門學科，理論經濟學對人的探究，需要其他學科的支持；但這不意味著經濟學家必須全面地探究和考慮到影響人的所有因素。以“社會人”作為經濟學的基本行為假說，無異于否定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科學存在的價值。同時從簡潔性的標準考慮“社會人”的模式也是復雜而無法把握的。

“管理人”是赫伯特%26#8226;西蒙在其“有限理性”假說的基礎上提出的。認為在現實世界中，人受到自身在熟悉和計算能力方面固有的限制，以及信息不完全、時間有限的制約，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進行選擇。因此，不論主觀愿望怎樣，人們都只是追求可以實現的“滿足的狀態”而不是“最大化”。

“管理人”分析模式把人的決策行為視為一種動態的選擇、探索、適應過程，即摘要：根據既定的滿足目標，對已知的少量替代方案進行選擇，不久因環境變化而不能得到滿足再探索新的替代方案，同時也對滿足程度進行調整。著的確是一種比較接近現實行為的分析模式。但就其自身的邏輯而言，“滿足”標準是一個非常含糊的解說，也很難獲得數學上的支持。同時什么時候探索新的方案、什么標注下調低滿足程度也是非常模糊的。最后，生產者假如都是根據“滿足”目標展開活動，很難解釋資源會產生稀缺狀況。7

最后是不屬于經濟學假定范圍的“道德人”，它僅僅是其它學科學派用以進攻“經濟人”的武器而已。道德人對于經濟新問題的解釋能力非常小，一個例證是在制度方面的，制度提供了人們追求私利時的行為規則，由此形成了社會秩序，相反，假如不把人假設為“經濟人”，而是假設為不謀私利的“道德人”或“圣徒”，那么制度及其約束就顯得無關緊要了。遺憾的是，人不是圣徒。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筆者的結論摘要：假如我們真需要一個經濟學上的“人”的話，理性的自私的“經濟人”仍然是首選的。

四、冷酷的科學之外

有兩件事務我愈是思索愈覺神奇，心中也愈布滿敬畏，那就是我頭頂上的星空和我內心的道德準則。它們向我印證摘要：上帝在我頭頂，亦在我心中。

康德

或許是經濟學帝國主義侵犯的領土日益廣闊，人們對經濟學的苛求也日益嚴厲。從誕生開始就受到各種非難的“經濟人”其所受到的絕大多數指責都不屬于其所屬的探究范疇。所幸的是他竟平安無事茁壯成長。這樣的大幸和大不幸都源于經濟學離我們的生活實在太近了，而我們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事遠非“科學”兩個字所能解釋。當我們討論經濟人和道德人的關系時往往掉進“我們該作‘經濟人’還是‘道德人’”的陷阱中而不自知。

本文在前邊以十分輕視的口吻評價了“道德人”在經濟學中的地位。這源于作者堅持經濟學是科學這一冷酷的論斷。但絕不表示任何對閃耀的人性之光的高尚道德的輕視。事實上筆者甚至反對把親情、友情以及助人為樂的美德放入所謂“效用最大化”中去解釋，經濟學的領土仍然在經濟領域，過多的擴張是對科學的不敬也是對經濟學的變相毀滅。而道德、感情，即使不能禁止經濟學涉足，至少我們也可以說其在這一領域的解釋能力是十分弱小的。

科學是冷酷的，科學中的“人”是冷酷的，因為假如我們不“以最大的惡意去揣測”現實中的人，我們得出的結論就往往會過于樂觀。但現實中的人絕不會有著最大的惡意。在經濟學之外，我虔誠而又敬畏地遵循著心中的道德，假如沒有它，我的人生將會了無生趣。在沒有成本和收益曲線的感情世界里，我隨時愿意為自己的親人、愛人、友人犧牲一切。

注釋摘要：

1．本文引自《和制度分析》P138至P151。

2．盡管帕雷托本人的原話則恰好相反摘要：“給我一組偏好則個人可以消失”。這個偏好就是對人的高度抽象了。

3．由于資料的缺乏，這段話是引自（霍奇遜，1993）P65。

4．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P56，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亞當%26#8226;斯密摘要：《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探究》上卷，P13至P14。

6．比如劉瑞（1997），“社會主義經濟分析中沒有“經濟人”的位置”就相當出色，從中可看出在經濟思想史領域，我國學者對西方經濟學說的評論已經能相當客觀且邏輯十分嚴密。這和在某些領域的顧左右而言他和前言不搭后語形成一個有趣的整體。

7．有關各種各樣人的分類還由多種標準，可參見楊春學（1998），不過有趣的是無論是那種觀點都逃不脫對自利的討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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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探究”，商務出版社，1997

劉瑞，“社會主義經濟分析中沒有“經濟人”的位置”，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7-1內容提要摘要：本文從經濟學是否需要個人假定的分析單元出發，確定了經濟假定有效性和簡潔性的原則。比較分析了經濟理論中幾種主要的對人的抽象假定，并得出了偏向于“經濟人”經典假定的結論。

摘要：假定個人社會經濟人道德人方法論

經濟人假設作為經濟學中的經典假設即使僅從亞當-斯密算起，也已經使用了200余年。在這其中，有關經濟人假設是否合理有效的討論、詰難、爭吵一直不絕于耳。對于經濟學而言，我們是否需要一個完整的對人的假設，假如需要，到底那一種假設是最合理的——或者是給我們的經濟學探究帶來最小麻煩的？這是本文力圖討論的新問題。本文將圍繞這個中心展開，并結合各種代表性的思想進行比較分析，希望得出一個令自己滿足的結論。在文章的第一節將先對“人的假設”進行具體的定義并對現有的本領域的論文進行總結；第二節討論對人假設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第三節試圖探詢一種合理的最有利于經濟學的一般化假設；在文章的最后則說幾句和本文相關又不相關的閑話。

一、討論前的預備

所謂對人的假設，是指為了經濟學分析、解釋、推導的需要對微觀的人的特征進行抽象，并根據這種抽象分析其決策和行為。在這里要注重到的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之下，對人的假設都是為了經濟學探究的需要而作出的，其直接目的是為了簡化條件以便給出明確結果；而絕不是為了對人的特征或者“人性”作出描述甚至是評論性的結論。另一方面，要保證經濟理論不是胡說八道，其對人的抽象（假如這項理論認為需要這樣的抽象的話）也必須以現實為基礎。

依照以上的定義，由于經濟學探究角度、探究需要的不同，對于人的抽象也是各不相同。同時，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經濟學家對人性不同的看法也影響了其對人的假設，——甚至有人認為這位令人無法捉摸的王子根本就不該在經濟學的舞臺上出現。無論如何，經濟學中眾多的對人的抽象也吸引著學者對其進行比較分析，同時也本著經濟學家“最優化”的嗜好試圖找到其中的最合理的一個。

國內外對這方面的探究成果，一般以“經濟人”名義冠之，盡管有不少人會把“道德”、“非理性”、“效用人”等等作為和“經濟人”并列的概念進行探究。總的來說基本是在經濟人這一命題下描述經濟學中對人的假設的演化過程。

筆者可以找到的英文文獻有三篇，它們是《理性經濟人》（馬丁-霍利斯，愛德華-內爾,1975）、《有思想的經濟人》（米茲，1991）、《近代經濟人的靈魂》（梅爾斯，1983），他們都以“經濟人”這以假設為中心，評述了對人的各種抽象。值得注重的還有《現代制度主義經濟學宣言》（霍奇遜，1993），其中的第三章“在個體主義的方法論背后”從方法論的角度對主流經濟學中的人的抽象進行了總結并提出了經濟學探究是否應該從人的基本假定開始的新問題。

國內本領域最出色的作品是《經濟人和社會秩序分析》（楊春學，1998），該書從17世紀霍布思的“人性自私論”開始，直到現代新制度經濟學以及加里-貝克爾的“效用最大化”說，系統總結并評述了經濟學上對人性假設的各種思想及其演進。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該書把“經濟人”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學命題而不是探究方法進行討論，這是和本文的方向有所不同的。其它此方面的文獻也較多，但其成果基本不出劉氏的范圍。至于一些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需要經濟人”的新問題，筆者以為已經超出經濟學探究方法的討論，對此類文獻未予理會。

最后要指出的是，幾乎所有此類文獻，都沒有把經濟學的有關闡述加入進來。唯一能夠找到的是“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有關“人”及其經濟行為特征的分析比較”（胡均，劉風義，2001）1，該文把經濟學中的“人”和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人進行了比較，其對經濟學中的“人”的總結相當精辟，本文的對其某些觀點進行了參考。

二、起點摘要：個人，還是社會？這是個新問題

我們的探究對象，不是一些簡單的個體，而是一些在社會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會個體……為了了解這種個體，我們必須把它放在其全體環境中來加以探究；而為了了解這種群體，我們有必須了解那些個體，因為正是這些個體之間相互關連的行為組成了社會群體。

索洛蒙-阿希（1952）

在討論經濟學中人的抽象前，我們先要確定它在經濟探究中的地位，是基礎性的還是附帶討論的。假如說人的行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條件——比如社會習慣、制度等決定，那么對人的抽象也就不那么重要。假如經濟探究可以從其他方面而非個人（或者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開始的話，那么我們可以模擬帕雷托的句式說摘要：“給我一組外部條件，那么個人就可以消失。”2

在這個新問題上有兩種比較極端的觀點，一種是個人主義方法論，強調以拋開一切外部條件的個人主義為出發點。馮－米塞斯3用明確而有說服力的語言宣稱，對社會經濟現象的分析，要從人類行為的有目的性和目標導向這個前提出發。并且根據因果論的推導，個體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會行為的充分起因。換而言之，這種目的（也許應該加上偏好）在這里被預先給定，“人”的抽象已經清楚地決定，并以此出發進行其經濟探究。應該說絕大多數絕大多數經濟理論都或多或少地因循了這種方法論。斯密的“經濟人”命題也是明確地由微觀的自利的個人開始的。

另一種觀點則恰好相反，他們批判斯密、李嘉圖把那個時代的人不是看作歷史的結果，而是看作歷史的起點，并認為合乎自然的的個人不是歷史中產生的而是由自然產生的觀點。同時他們也反對把人的范疇永恒化，得出一個一般性的規律性的抽象。持這種觀點的突出代表就是經濟學。縱觀在經濟學方面的論述，盡管其一再申明不否定個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能動性，認為個體具有潛在地改變其關系規則地能動功能，批判那種“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地產物”地機械唯物主義觀點；但是根據其對人的定義——“社會關系的總和”，即“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4我們可以認為經濟學的出發點是社會而非個人。進一步的證據在于其以物化的生產資料為標準的階級劃分，各個階級的利益和目標是既定的，個人的目的和行為服從其所屬階級。用比較簡單的推導來說即是社會存在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了階級意識，階級意識決定了個人行為。因此其經濟學的起點是社會而非個人，對個人的假設也相形見拙了。如我們前邊說到的那樣，王子由主角變成了配角，甚至有下崗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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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社會是社會科學各科共同關注的問題，但不同的學科對二者有著不同的觀察角度與認識，經濟學和社會學尤其如是，甚至其作為學科的分野，與其說是從關注領域的不同，不如說是在于觀察維度的差異，或曰方法論上的差異。對“人”與社會的不同的預設可以說是構成二者方法論上差異的根本所在。在學科的界限開始日益模糊的今天，社會學與經濟學也在逐漸相互借鑒對方觀察世界的角度，修改與完善自己認識的前提預設，從而也形成許多跨學科的“研究規劃”與“準學科”領域，使認識更加全面、真實。本文回顧了經濟學與社會學方法論背后隱含的對“人”及其與社會關系的認識的前提預設，在此基礎上思考了經濟學與社會學相互借鑒的意義。

一．經濟學與社會學方法論中關于“人”的不同前提預設

經濟學已經發展為一個較為成熟的學科，從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到凱恩斯革命，再至現代經濟學的理性預期學派，主流經濟學經歷了幾次革命，有了很大發展，但所有這些理論的背后，都沒有離開一個從古典經濟學分析開始便確立起的前提，也即其最根本的方法論原則：經濟學的出發點是個體主義心理學的，并且其對人的認識有一個理性“經濟人”的前提假設。

“經濟人”的概念被歸認為是從亞當·斯密開始，體現“經濟人”思想的《國富論》出版的時代（1776年），正處于英國工業革命的背景，斯密對這一理性、利己的經濟人模型的運用與其對自由放任經濟，國家不干預政策的主張是分不開的。其實經濟人思想的形成更早可以回溯到文藝復興時期，在人文主義運動中，“利己”被作為人之本性就有被宣揚（董建新，1999，6-7頁）[1]，啟蒙運動中，理性受到了更大的重視，人的價值與尊嚴也被提到更高的地位。作為啟蒙思想家之一的斯密，其著作中之以人的利己性、理性為出發點，其實是對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個人參與權力的一種強調（蔣自強、何樟勇，1998），因為在理性經濟人基礎之上，國家的放任不干預、一個自由競爭的環境，才最可以使社會秩序得以確立，他指出“每一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聽其完全自由，讓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勞動及資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階級相競爭。”（亞當·斯密，1996，252頁）[2]

“經濟人”在被發展成為經濟學精典的基本假設后，主要包含了這樣一些內涵：一是人的自利性，每個人要為自己打算；二是利益最大化原則；三是人的完全理性假定，即人具有完備的知識和計算能力、對面臨的一切備選方案具有完全的信息、具有完全內在一致的偏好會做出能更好地滿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會比現在更壞）的選擇。“經濟人”在發展中逐漸成為一種建立數學模式的工具，當然，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有了這種確切的、模式化的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才使經濟學能夠向數學化、精確化的成熟學科體系邁進；但同時也不應忘記，在“經濟人”產生之初，或者在斯密的“經濟人”中，這樣一種假設的思想是深深根植于對個人自由、不干涉政府、自然演進的經濟秩序的追求的價值判斷之中的。

社會學則恰恰產生于一個不同的思路。它作為學科的確立要晚于經濟學，起源于19世紀的實證主義。19世紀30年代，正是法國大革命的時期，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中描述到[3]：“在歐洲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像在1815年至1849年之間那樣普遍地恐懼——和希望——革命的”。社會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社會處于劇烈的變革之中，革命后動蕩的社會中對于社會秩序重建的需要變得十分迫切，側重于普遍規律與秩序研究的學科——社會學，創建起來，而其作為一門學科在19世紀下半葉的發展則主要是當時一些社會改革協會所從事的工作在大學里的制度化（華勒斯坦，1997，20頁）[4]。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接受了實證主義信念，并將社會現象同自然現象相類比，將社會也看作一個有機體，社會現象被看作完整社會體系中相互聯系的某種功能，他認為社會是一個有機體，而不是簡單個人的組合，不能從分析其構成的個人（如經濟人）的方法來分析社會整體；至正式確立社會學學科地位的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更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社會事實，是先于個體的實在，外在于個人意識，并強制性加于個體意識之上的。在迪爾凱姆，人之于社會，正如細胞之于人，社會一經產生，也就成為與個人不同的一個更高的獨立的層次，與個人服從不同的規律，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迪爾凱姆提出，一種社會事實只能由另一種社會事實來解釋，而不能還原為個體層次理解。

雖然在19世紀末，西方文明走向一個新的人文主義，反實證性的歷史主義和人文主義成為社會學中的另一個傳統，但對秩序問題的關注以及實證主義的繼承，使社會學的研究更多地還是在整體層面展開，組織、制度、結構、角色的概念是社會學主要關注的對象。正如亞歷山大（2000，8頁）[5]概括的，“社會學家之所以是社會學家，是因為他們相信社會模型的存在，社會模型是由個人構成但又獨立于個人的社會結構。”在社會學中，實證主義的基于整體主義立場的研究將社會模型視為先于任何具體個人行動的存在，任何個體行動都受到先前存在的結構導向力量的作用；反實證主義的理論更多基于個體主義的立場，但也常常基于承認社會中存在超越個體的結構，只是認為這結構是行動者在個體不斷交往中創造出來的。個人特質與人性都不再是固定不變的，它們都在社會過程中不斷變換，被剝離出的是場景和與此相應的身分角色，個體只是這些社會場景中各種身分的集合體（汪丁丁，1998）[6]。

這樣，一方面，產生于對社會秩序建構的實際需要中的社會學更多關注到制度、社會結構等的實體性以及社會條件對個體行動的制約，人被放入社會關系和結構中去理解，沿承于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從宏觀到宏觀，以整體概念解釋整體概念的方法很大程度左右了社會學研究者的思維，對這一點在西方社會學70年代后的反思中也開始提出批判，認識到社會學忽視“人”的因素，方法論的整體主義的不足；另一方面，經濟學恰恰相反，它始終以“經濟人”假定為出發點，以基于個人的微觀分析為基礎，自邊際主義革命開始，引入了其特有的分析工具，將導數的概念引入經濟學研究，以后發展出各種的數學模型，日漸走上數學化精確化的道路。而這種假設中的“人”，是很模式化的、一致的、理性的“生物人”，且與市場經濟密切相聯的，其與現實世界中人的不相符也隨著經濟學的發展受到了諸多挑戰。概言之，關于經濟學與社會學對“人”的觀察點，如果借用中國社會學研究的創始人之一先生在經歷了幾十年實地研究后對社會學研究作出的反思：社會學過于“只見社會不見人”（，1992）[7]，那么可以說經濟學始終是只見模型的“人”不見真實的人。

二．回溯在社會學與經濟學學科分立之初

華勒斯坦在《開放社會科學》[4]（1997，4、8頁）中指出，知識的學科化和專業化出現于十九世紀，但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從學科結構中反映出的思想多元化才在大學確立。在早期的學者，如斯密、馬克思、韋伯的研究中，并沒有嚴格在后來所說的獨立學科的框架中工作，他們都關注個人以及社會的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問題，其思維方法也是較為綜合的。

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在斯密的原著中，其實并不是完全理性、自利的。首先，斯密的確接受了孟德威爾把人的自利性看做社會發展動力的看法，但他并沒有認為人的行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導著，他的《道德情操論》便論述了人的道德方面，在斯密，人是利己心與同情心共存的。第二，關于斯密對“經濟人”理性的界定。哈耶克指出：“亞當·斯密及其信徒們根本沒有作此假定（完全理性假定），要說他們認為懶惰、目光短淺，恣意揮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過環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經濟地或謹慎地調整其手段來實現其目標，或許更加符合事實”（哈耶克，1989，11頁）[8]。斯密指出“經濟人”在經濟活動中受到的兩方面約束，一是來自于人本性中的內在道德約束；另一方面是來自于外在法律的約束。其實，在斯密眼里，人具有自利性和社會性雙重本性，在古典經濟學里面原本沒有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對立。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奧地利學派的熊彼特和社會學家韋伯（其主要教授職稱都是經濟學職稱）。（汪丁丁，1998）[6]。

韋伯的理解社會學，是方法論上個人主義的。韋伯繼承了伏爾泰人的自由意志的觀念，但在研究態度上又堅持實證主義科學程序的客觀性，他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個人主體的社會行動，而將個體化與類型化的方法結合起來，并將意義理解與因果說明結合起來。韋伯解釋社會學中的“社會行動”，是“行動的個人賦予其行為以主觀意義，行為考慮到他人的行為，并且在其行動過程中也是以他人的行為為目標的行動”，這表明在韋伯的研究方法中，首先，其出發點是個人主義的，個人及其行動是研究的基本單位；第二，個人賦予行動以意義，這種意義是主觀的，具有自由意志的個人自覺地（理性地）意識到的行動的目的和價值；第三，行動以他人為目標，是將社會關系考慮在內的。也就是說，這種行動是社會中的行動。可見，韋伯的研究中，個人及其行動是被作為基本出發點的，他對經濟、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的研究始終遵循方法論個人主義，如同“國家”、“人民”、“社會”這樣的抽象概念在韋伯并沒有實際的意義，他認為人的社會行為有規律性，但是沒有獨立于主觀意識之外的社會規律，只有通過理解人的行為可以找出社會現象的規律并對人的行為加以預測。

早期研究者所持的人性的雙重態度以及個人與社會的相互關系逐漸被極端化了，也構成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分野——前者日益極端地堅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則，后者日益極端地堅持社會規范對個體行為的制約原則（汪丁丁，1998）[6]。而在學科界限日益模糊的今天，社會學及經濟學家又重新認識到這種極端走向的弊端，均開始對自己學科的方法論或前提預設進行反思。

三．經濟學對“經濟人”預設的修正與發展

在經濟學界，“經濟人”的假定近年來遭到了多方面的批評而被不斷修正，這主要來自對“利益最大化”、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等的質疑。

1.關于人性：針對經典“經濟人”的完全利己主義，20世紀20年代起，行為科學家們分別提出了實利人、社會人、成就人和復雜人等人性假設，提出人性是復雜多變的，不僅僅要追求經濟利益。依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為獲得一種無形資產或滿足自己更高層次的需要，人類的最終利己目的則可以表現出利他主義的行為，西蒙指出，“這種利他實際上意味著明智的利己”。這些努力力圖使“經濟人”這種抽象的人更接近于“真實的人”。

2．最大化假設：行為經濟學派萊賓斯坦提出X（低）效率理論，認為個人的努力或行為不是一個常量，與壓力相關，通常情況是：由于動力（也可能是壓力）不足，人們只是把一部分精力用于作出合理決策所必需的信息上，而讓決策同時也依賴于習俗、慣例和道德規范等方面，并不努力追求極大化。（楊春學，1997）[9]。

3．對理性假定的修正：制度學派創始人凡勃侖將制度因素引入經濟學分析，認為生物本能只是人的經濟行為的原始根源，真正決定行為的主要力量是“制度”。新制度經濟學用“有限理性”取代了“完全理性”，指出來自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對稱性、機會主義行為，以及制度的約束等對完全理性判斷的制約。提出用“滿意解”代替極大化的追求。諾斯更將意識形態引入個人預期效用函數，強調意識形態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彌補產權結構的不完全，對人的機會主義行為構成約束[10]。

4．對經濟人應用范圍的擴充：發端于本世紀50年代的公共選擇理論將經濟人的概念擴充到了非經濟分析。它認為人類的一切行為，不論是經濟行為還是政治行為，其結果都應從人類個體的角度去尋找原因，其行為的基礎都是利益的互換；另外，人的本性是一樣的，無論處于什么位置，追求私利與個人效用的最大化都是最基本的動機。布坎南將此歸結為三大要素，即個人主義的方法論、人的經濟學和交易政治學。

對“經濟人”假設的修正說明西方經濟學已開始注意到人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動物，而且還具有情感、道德倫理觀念，并受到社會規則的制約，在此基礎上發展出 “新經濟人”的概念（楊春學，1997），一方面，把經濟人模式從經濟領域擴展到非經濟行為領域的分析，從而揭示出“經濟人”的某些實際行為特征；另一方面，結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新的學術成果來修改新古典經濟人模式中的完全理性預設，發掘出約束經濟人行為的“社會文化環境”的深層含義。但應當指出，從以上分析的“經濟人”假設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經濟學對“經濟人”的所有修訂始終是站在對經典“經濟人”假設加以約束條件的立場上的，它使一部分經濟學家開始考慮一些他們不曾考慮到的有關因素或領域，使“經濟人”的概念更為豐富，而不是否定“經濟人”模式；恰恰相反，對這一概念的修正本身構成了經濟學自身發展的基礎。“經濟人”仍是全部經濟學研究的基礎假設與出發點。

四．當代社會學方法論中的新趨勢

二戰以后社會學中心由歐洲轉移到美國，便與美國本土的實用主義結合在了一起，實用主義將世界看成開放的，其特征是不確定性、選擇性、創新及可能性；其關于人的概念，不再是服從自然規律的客體或獨立于社會過程的旁觀者，而是行動者，通由與其他行動者組成的環境的互動而成為其自身。社會學中心移至美國后，40到60年代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一直占據主流，他對社會學理論全面回顧之上試圖調和實證反實證主義、個人與整體等的對立，建構起以意志為起點的社會行動理論，并引入了功能分析模式作為社會學的分析工具。帕森斯過于龐大的理論構架使其流于空泛，60年代后在對其批判的基礎上形成了理論多元化的局面，再次圍繞實證主義人本主義展開爭論。符號互動、現象學、俗民方法論、交換理論等微觀及更具人本主義傾向的社會學理論開始得到發展。人本主義的社會學強調社會現象的復雜性、偶然性，人的自由意志、能動性、非理性受到重視，“理解”的方法與“價值”問題被提出。

70年代以后，美國社會學表現出一種衰落，以法國、德國和英國為代表的歐洲社會學家對美國追求普遍主義的思維邏輯提出質疑，從不同程度上批判實證主義的方法論，更加采取帶有強思辯色彩的人文主義方法論，以一種新的方法論個體主義，顯示出主體哲學、文化解釋學與文化人類學的影響，張揚生活經驗與行動實踐的多樣性，關注人們的情感、認知、理性等領域，注重通過理解、解釋來剖析社會現象和建構社會理論。70年代末80年代以來社會學理論的“新綜合”以“綜而不合”為特征，即更承認社會科學對象的復雜多變，不再試圖創造一個單一的中心性理論，而存留多元化的綜合。

五．經濟學與社會學視角的相互借鑒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經濟學是以個體主義的心理學為出發點的，“經濟人”概念的發展很好體現了經濟學的方法論特性；而起源于對社會秩序關注的社會學，個人的自主性被放入“秩序”中理解，各種理論圍繞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展開。在學科發展中，一方面，經濟學對人的認識從全智全能、信息完全、無制度約束的“經濟人”到將人看作社會的、有限理性的、受制度與文化約束的有選擇的主體；另一方面，社會學開始反思自己宏觀整體的方法論的不足以及對人主體性重視的不夠，出現面對復雜社會的多元化的理論綜合。那么，基于經濟學與社會學對人與社會認識的不同視角，二者能夠相互借鑒些什么呢？

首先，個人主義與社會實體性的立場：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是對西方長期以來所奉行的個人至上主義哲學的方法論的反映，其背后是一種對個人自由觀的堅持與功利主義的哲學基礎。社會學70~80年代后也出現了更多人本主義傾向，開始更加關注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看到“人”是社會秩序的“活的載體”。但可以看到，這兩種個人主義的視角還是有所不同的，經濟學的個人主義不僅有實證角度的含義，即將社會問題都歸結為個人面臨的可選擇方案及其選擇；還包括了規范角度的含義，即含有價值判斷的意義，每個人都有決定自己行動的權利，應該將權力交給個人自身來做判斷，人類的無知是絕對的，任何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克服個體理性有限性的最佳辦法就是讓每一個人都能自由地、充分地參與經濟活動，讓每一個人在不同的方向上“試錯”。而能保證每個人都能自由地參與經濟活動的最佳體制就是市場經濟體制（蔣自強、何樟勇，1998）[11]。隨著社會的發展，現代社會在逐漸向人文主義回歸，人的主體意義與個人獨立、自由的觀念是時代必然的潮流，“只見社會不見人”的思維方式來理解與解釋當代的社會是不夠的，只反思到人在社會結構構建中的作用也是不夠的，社會學在承認社會是實體有其運行規律的同時，在認識社會實體中體系因人的行為而發生效用之上，還需要反觀到社會的目的，即個人的需要與個人的主體性本身，更多借鑒經濟學與政治學等其他學科成就，使社會學理論不會流于空泛，而更具有實際意義。

但另一方面，經濟學家對個體理性、自利性、極大化原則的強調，已經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體之中理性的個體之間如何協調的問題，將社會利益看作個人利益之和的假設已經被事實所批判，因為個人行為的理性最大化決策往往會產生集體的非理性。現代制度經濟學派引入了制度因素，試圖用搏弈理論來協調個人與集體的理性，但其所謂的制度約束主要是指產權制度，引入數學分析一些新的參數。社會學對于制度的研究卻非常豐富，它對于人的認識始終是將之置于社會關系、社會結構中來看的，并強調社會獨立于個人存在的實體性，其有自己的運行規律，不是簡單個人的加合。經濟學對制度結構的忽視為社會行動者提供了一個非現實的或虛偽的唯意志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學的個人主義理論并沒有使自由成為現實，“它忽視了社會結構對自由的實際威脅，同樣也忽視了社會結構對自由可能提供的巨大支持”（亞歷山大，2000）[5]，這恰是社會學所能提供的。

其次，經濟學對人的認識是抽象的、理想化的、表述明確的，這使得經濟學方法是數學模型化的，其發展是繼承與修正性的，是不斷深化人們的思維的過程。而社會學注重人的復雜性、非理性，方法是描述的、模糊的，理論是綜合而且是多元綜合共存的，其發展使人們的思想與認識得到豐富。經濟學的理想化及統一的數學語言使其學科一脈相承，從經濟學中“經濟人”假設的發展最可以看出它學科的繼承性，其發展的累積性。社會學理論則由于沒有客觀的評判標準，常常缺乏邏輯性，尤其是對于前提條件的忽視，使許多研究的根基就不明確，難以對話，更缺乏繼承性。社會學實證主義的范式中，隨計算機與多元統計分析技術的發展，定量分析的應用也日漸廣泛，但這種定量化只是利用了統計技術，其前提假設仍不清晰。所以，看到人理性的一面，適當取舍與精確化所觀察問題，尤其是明確研究的前提假設，是社會學應當從經濟學中得到借鑒的；而社會學則為經濟學對人性認識的豐富提供了可能。

最后，無論經濟學還是社會學，在其學科制度化的過程中，總是導致了對現實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排斥，回思學科分立之初，無論斯密的“經濟人”還是韋伯對社會經濟的研究，都包含了對人性本身的意義的思考，和強烈的對社會現實的關懷。目前對客觀性的一種偏見是將客觀性與絕對的價值中立等同起來，其實韋伯便認為研究中要將人的行為與其價值目的聯系起來考察，他也不回避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判斷，其研究過程中的“價值中立”便是與立題和結論應用中的“價值相關”結合在一起的。同樣，傳統理性經濟人，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權利強調的基礎上的，與經濟管理中從生產者積極性調動的角度對“人的因素”的強調不同，后者是功利性的，人被看成了工具。當然，這并不是說要返回古典廢除學科分工，但從其歷史發展來反思與借鑒是有益的，它使理論的發展更具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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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哈耶克，1989：《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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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經濟學是相對于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而不斷成長起來的一種非主流的或者說是異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隨著經濟學各種范式的沖突和較量，1981年肯尼思?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出版了《演化經濟學》，理查德?納爾遜(R，Nelson)和悉尼?溫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種新的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標志著演化經濟學的誕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國制度主義先驅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發表著名的學術論文《經濟學為什么不是演化科學》，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演化經濟學”術語，宣布了制度主義的“演化經濟學”研究議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經濟學家都從不同側面指出經濟學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傾化經濟學》雜志創刊，演化經濟學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學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經濟學的著述，大大推進了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在對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個人主義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戰的過程中，被認為異端的演化經濟學的制度一歷史一社會結構分析框架日益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國際經濟學改革運動的聲浪也日益唱響，21世紀的經濟學可能會從新古典經濟學轉向演化經濟學，從而進行革命性變革。

演化經濟學是對經濟系統中新奇事物的創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經濟科學新范式，而且將成為各種異端的綜合(賈根良語)。作為一種經濟學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經濟學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論框架。本文主要從演化經濟學的內涵及其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論框架的形成及影響。

一、演化經濟學的內涵及特征

演化經濟學是借鑒達爾文生物學的進化隱喻和拉馬克的遺傳變異學說，引進物理耗散結構理論等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來分析經濟社會系統形成、發展的動態演化和發展趨勢的學科。廣義來講，其思想淵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學派的創始人凡勃倫，而狹義上的演化經濟學指20世紀80年代之后經濟演化思想的現代形態，主要包括變異、選擇理論(以納爾遜和溫特為代表)、以非線性系統動力學為基礎的演化理論(包括混沌理論等)和演化博弈論。演化經濟學將技術變遷看作是眾多經濟現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術變遷和制度創新核心為研究對象，以動態的、演化的理念來分析和理解經濟系統的運行與發展。演化理論關注的焦點是某一變量或一組變量如何隨歷史而變化，如何在理論上理解所觀察的變化背后的動態過程。特別是，可以通過解釋它是如何達到當前狀態來理解某一變量或系統的當前狀態。這些變量或系統要經受某些隨機變異或擾動，但也存在著對變異進行系統性篩選的機制。

納爾遜總結了現代演化經濟學的兩個共同特征：(1)關注經濟的動態過程，不僅要看到均衡，更為重要的是，要說明均衡是如何達到的；(2)承認“路徑依賴”在經濟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經濟理論假定，存在著強有力的慣性趨勢，使選擇過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許多情況下，也存在著持續引入新變異的力量。

二、演化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超越

處于正統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借助原子本體論和機械論隱喻，信奉決定論的哲學觀，將利潤最大化和均衡作為其理論體系的兩個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導致看問題的出發點通常基于三項基本假定：(給定)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從此出發，研究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相互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這種最優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識的創造、企業家的作用、技術變遷和主導部門重要性的變化等問題，將技術變遷視作與經濟學家無關的黑箱，使對技術變遷的源泉、性質和過程等關鍵性問題的討論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納爾遜、弗里曼、多西等人為代表的演化經濟學家既借用生物進化的隱喻，又借用現代宇宙理論、量子力學理論以及混沌理論等，對經濟系統不斷發展變化的特征與生物自然選擇過程類比，試圖對整個經濟理論研究的基礎進行重構。其基本的思路是：將技術變遷視作眾多經濟現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術變遷和技術創新為核心研究對象，堅持從演化的、動態的角度來分析和理解經濟系統的運行與發展。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比而言，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是研究存在(being)的經濟學，那么，演化經濟學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經濟學，它可以被定義為對經濟系統的創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科學。

演化經濟學在對事實評價時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學范式的內核)與古典經濟學存在著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歷史演化對均衡的超越

演化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系統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演化過程，過去的時間與未來的時間是不對稱的，社會經濟過程與生物進化過程的不可逆性極為類似，演化意味著新質要素隨時間的推移而創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認為，個人或組織等行為者的目前行動將對未來決策過程或系統的未來結構及其發展變化路徑產生重大影響。時間不可逆、結構轉變和過程與滯后概念密切相關。即系統如果發生了變化，雖然導致這種變化的力量已經消失，系統也不會完全回到最初狀態，這是經濟社會系統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組織而言，新古典經濟學重視企業平衡狀態的研究，而輕視達到均衡的過程研究。演化經濟學假定企業的決策是連續的，每個企業決策時充分考慮未來的預期及其競爭對手的策略行為。“路徑依賴”說明鎖定效應和次優行為可以持久存在。歷史突出了經濟過程中具有路徑依賴、不確定性和時間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滿意對最優的超越

新古典經濟學在原子論和機械力學基礎上，在假定經濟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狀態下的各種社會經濟現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環境控制下的最優控制和最優路徑。新古典經濟學沒有考慮由于認識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預見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礎上的理性人假設脫離了社會現實。演化經濟學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和拉馬克的遺傳基因理論為基本思想，強調經濟變遷的動態過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礎上，接受了馬奇在行為主義企業理論中的滿意假說，指出最優難以實現，均衡只是暫時的。經濟系統向著均衡靠攏，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達或漸近哪一種均衡依賴于進化的路徑。

演化經濟學非常強調隨機因素對經濟社會系統及經濟人的影響作用。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即使不存在不確定因素，因其是以隨機變量的形式出現在數學方程內，并給定隨機變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優化行為。而演化經濟學認為，隨機因素起著關鍵作用，特別是在決策和搜尋革新過程中，這種不確定性使長期最優化決策難以實現，進化過程的長期趨勢難以預測。

理性與有限理性，最優與滿意，它們成為演化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亞當?斯密以來，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深受物理學的影響，在假定最大化行為的前提下，它們集中研究機制均衡問題。盡管凱恩斯從非均衡思想出發，從有效需求原理來構造宏觀經濟理論，通過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觀總量分析方法，并對均衡思想有所沖擊。然而，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使微觀與宏觀對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內進行分析。后凱恩斯主義盡管從非均衡、動態、關注制度文化角度來分析經濟過程，但主流經濟學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為核心的經濟分析體系。

20世紀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們在主流經濟體系之外發展經濟演化理論。從亞當?斯密、馬歇爾、熊彼特、凡勃倫、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變中可看出，經濟學正在進行著從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變遷。這種變遷折射著兩種思想交鋒的歷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對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模式的超越。總之，經濟學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精髓是從確定性到不確定性。這是對演化經濟學不確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滿意假說的最好概括。

(三)多樣性對同質性的超越

演化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是由于“新奇”創生而形成的多樣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關注超經濟人的個體群思考。與個體群思考相對立，新古典經濟學側重使用類型學思考的方法。類型學思考是把所有的變異都看作是對理想類型的偏離，看作是由于暫時的干涉力量所導致的畸變。所以，為了集中在現象真實的本質上，類型學思考就把基本類型和它們的具體例子之間的差異看作是某種可以忽視的東西。在個體群思考中，多樣性并不是把基礎性的實在隱藏起來的“干涉并發癥”，而是基礎性的實在本身，是演化賴以發生的基礎。可見，演化經濟學把個人選擇置于多樣化行為的群體之中，強調了主觀偏好的特異性和行為的異質性對“新奇”創生和創新過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經濟學作為一門分析經濟社會系統演變的科學，必須具備一個分析問題的中心線索，即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它針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個基本假定――(給定)經濟人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的局限性，認為在經濟變化的過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以及新資源的創造(即“新奇”的創生)是關鍵因素，是經濟變遷過程的內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為社會經濟演化的一個恰當概念，正確地評價新奇的突現及其傳播的關鍵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經濟學在其理論體系中抓住了“新奇”對經濟系統的關鍵意義，認為在經濟學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動可能性的發現，它是人類創造性的結果。如果新的行動可能被采納，那么這種行動就被稱為創新。賈根良總結指出，“新奇”創生的內生化，是演化經濟學研究綱領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現及創新的重要作用成為其理論框架的基石。

演化經濟學借用達爾文的生物進化隱喻，通過運用“緣由”來解釋一切物質和能量轉換過程中必然牽涉到的機制，認為一切事件或現象都有其“緣由”，每一“緣由”則產生一個結果。與達爾文對生物演化的解釋一樣，有關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種機制：遺傳機制、變異機制和選擇機制。在這些機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遺傳基礎上進行變異以適應新環境，此即為“達爾文進化”。Hodgson(1997)對凡勃倫在經濟學領域應用三種機制的總結中指出：(1)遺傳(承襲)機制。演化主體存在一些遺傳性或延續性準則，總是受到遺傳機制的影響。以此為立足點，以保證不同后代個體雖然不盡相似，但他們都在某些方面與其前代相似。(2)變異機制。受初始條件區別的影響，完全復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續性變異廣泛存在于一個群體的不同成員之間。(3)自然選擇機制。在承襲和變異機制共同作用的基礎上，選擇機制決定了最終的演變方向。自然選擇機制通過更適機體后代數量增長和變異或基因整合幫助機體獲得存活優勢兩種途徑發生作用。

(一)基因類比物及遺傳機制

社會經濟系統如同生物演化，會產生如同基因的遺傳、變異和選擇機制運行。在社會經濟系統中，“基因”類比物(或選擇單位)是什么?霍奇遜總結了經濟學中的諸多“基因類比物”，如人類習慣(凡勃倫)、個人(馬爾薩斯)、組織慣例(納爾遜和溫特)、社會制度，乃至整個經濟系統(Hodgson)。在對這些不同的類比物進行考察之后，霍奇遜提出，考慮到它的性質具有相對穩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應當被采納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實體單位。大多數現代演化經濟學家認為，制度或組織具備選擇單位的條件。

選擇單位作為一種實體，它們被選擇的特征歷時要足夠穩定，以保持定義這個群體的實體的同一性。經濟方面，選擇單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產方法制造某種系列產品的特定的企業組織。而選擇環境獨立于實體，這是對各種實體進行評估，并把選擇特征轉化為選擇優勢的框架。凡勃倫認為，社會結構的演進，是制度上一個自然淘汰的過程，制度和慣例具有相對穩定和惰性的品質。因此，可以歷時傳遞其重要特征，它是社會有機體的基因組織，扮演著生物學中基因進化的作用。納爾遜和溫特在《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中討論了類似于基因的“個人技巧”與“企業慣例”的作用，即遺傳機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個光滑序列的協調一致的行為能力。在行為正常發生的情況下，行為相對于它的目標來說，通常是有效的。企業慣例是企業的組織記憶，執行著傳遞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業運轉離不開慣例，企業的慣例與人類的技巧有相似之處。知識是慣例的核心要素。納爾遜和溫特指出，慣例在企業中起著基因在生物進化論中所起的作用。慣例包括企業的各種特點，如生產技術、投資政策、產品組合策略等。在任何時候，一個企業的慣例界定一系列函數，它們決定一個企業所做的事情是各種外在和內在變量的函數，具有好慣例的企業或組織就可能在一個行業或群體中變得日益重要。組織是由個人構成的，組織的行為可以歸結為組織成員個人的行為。理解技巧在個人發揮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慣例在組織發揮功能中的作用。不過，慣例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新達爾文主義基因，它具有學習效應的獲得性遺傳特征，因而可以說是拉馬克式的基因。但總體上看，它們都是廣義的達爾文主義的基因。

(二)變異機制或“新奇”性創造

變異原則強調種類和多樣性的作用，有時等同于已有特征的變化，即系統內“新奇”事物的創造。

在把演化作為重要特征的生物學、語言學或經濟學等學科中，在某一時間和地點所觀察到的事物都必須被解釋為一種持續不斷的演化過程中的轉變。這一過程有兩個特征，一個是它的歷史性，另一個是變遷過程的無止境性。關于連續變遷端在何處這個問題，熊彼特曾經指出，經濟變遷可以被解釋為主要的“從經濟內部”產生的。“如果演化被定義為可觀察的系統歷時地自我轉變，那么如何才能實現這種自我轉變呢?自由能的獲得是必要條件，一個充分條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堅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這就是新奇的創生，這在出現后，會通過系統或系統的某些組成部分進行擴散。在經濟學中，新奇就是新發現的行動可能性。有關這種新奇的消息可能會傳播，或者可能通過模仿而擴散。一旦某種新認識到行動可能性被接受，所產生的行動就被稱為創新”。

“新奇”創生機制所研究的問題是“新奇”為什么和怎樣被創造。就“新奇”為什么被創造而言，知識是慣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經濟學是知識經濟理論的開拓者，但一種更系統和更完備的知識理論仍有待于創造。“新奇”創生是現有要素重新組合的結果。更為重要的是，由于人們怎樣和在什么地方搜尋新知識，這主要取決于他們知道什么和他們從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術或制度等發展路徑都具有同樣被探索的機會，“新奇”的創生必定是路徑依賴的。

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時，需要搜尋新的生產技術和慣例。搜尋是在已知的技術和慣例中尋找適合自己需要的技術和慣例。創新是通過研究與開發去尋找原來沒有的技術和慣例，而且，創新改變原有的慣例，使創新者有較大的優勢，從而獲得較多的利潤，但這種情況只能是暫時的。非創新者可以進行創新或模仿，后來者可逐漸趕上先進者，先進者會逐漸失去自己的優勢。

熊彼特曾對創新過程進行了開創性研究。他把創新看作是經濟發展過程的實質，強調非均衡和質變的作用，認為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動態演進的過程，即“創造性毀滅過程”是資本主義的基本事實。這類似于生物學中的進化理論。納謝德?福布斯和戴維?韋爾德以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企業的成功案例為例，指出了如果發展中國家注重學習，注重創新，努力提高自身技術能力，提升價值鏈，成為一個高效率的追隨者，那么他們就有可能實現其核心目標――價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為――由追隨者成為領先者。賈根良教授認為，從追隨者到領先者是企業發展的必由之路。對于技術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企業來說，通過一個怎樣的過程，他們才能實現自主創新并成為技術的領先者呢?通過比較韓國、印度、巴西、坦桑尼亞、新加坡等一些國家或地區的案例，并對不同環境和不同產業中多樣化的成功經驗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為我國自主創新戰略的實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盛昭瀚(2002)從演化經濟學的視角對國家創新系統進行了研究和探索，認為演化模型的多樣性、不確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徑依賴性為技術創新提供了較好的分析工具，并認為這是國家創新體系的微觀理論基礎，國家創新體系要協調好公有知識與私有知識的關系，要注重學習過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體的時間、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這些研究為演化經濟學變異和創新機制的運作，提供了理論和現實的佐證。

(三)選擇機制及演化路徑

選擇和評價機制是復雜系統在演化過程中如何尋求和確定進化道路的機制。它包括系統的生存價值選擇、信息價值評價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等。這是進一步實現系統進化的動力學問題。

選擇機制研究變異或“新奇”在經濟系統中為什么、什么時候和怎樣才能被傳播。按照凡勃倫的看法，制度是人類的思維和行為習慣，所以，變異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現。他通過“緣由累積進程”來解釋選擇過程的重要性，認為“習俗、慣例的累積性發展是對傳統的選擇性適應的結果”；任何習俗、慣例與行為方式都受選擇機制的影響，而與變化了的環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則是檢驗其存活適應性的標準。按照個體群思考方法，一個個體對創新者是模仿還是反對，受群體成員選擇的影響。選擇過程將出現兩個方向： (1)創新被舊的慣例扼殺。 (2)在自增強作用的影響下，創新被采用并向外擴散。納爾遜認為，企業在面臨環境變化且有幾種可供選擇的方案時，企業要進行選擇。選擇的環境包括外部環境(如產品需求、要素供給、價格等市場環境)和內部環境(如創新引起的變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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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5-0155-02

18世紀70年代的工業革命之后,在市場的指導下全球經濟得到迅猛發展,人類物質文明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斯密發表《國富論》以來,對市場這只“無形的手”的吹捧一直就是主流經濟學家的主要觀點。薩繆爾森在他編寫的那本著名的經濟學教科書上這樣寫道:“現代經濟學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理解亞當•斯密的論點(指“看不見的手”原理―引者)的準確含義。”尤其是在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第一次提出一般均衡的數學模型,一般均衡體系存在著均衡解,而且,這種均衡可以處于穩定狀態,并同時滿足經濟效率的要求。自此,一般均衡狀態成為經濟學領域里理想的模式,在靜態均衡狀態時各類經濟行為主體之間的利益分配安排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意義是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的,并建立以此為標準的規范經濟學分析方法,在此方法下有效地評價現實社會各類經濟現象的效率問題。并且在判斷一種經濟制度安排時,著重考慮的是它是否內生的趨向于一般均衡狀態,如果在理論上能夠證明在這種制度安排下經濟運行有一般均衡的趨勢,那么就接受這種制度安排。

1 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懷疑觀點

15世紀前后,歐洲隨著貿易特別是海外貿易的迅速發展,經濟思想界普遍產生了重商主義觀點。由于重商主義的研究視野集中在流通領域,論證財富的產生只能在流通領域,在這樣的觀點下自然而然是支持政府干涉經濟的運行,在國際上擴大出口限制進口,而在國內支持出口品的過大投資及生產。近代經濟科學是在理論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的時候開始的。這種經濟視角的改變,所帶來的觀點同以往的重商主義是完全相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一旦建立起來,它堅信市場經濟完美的運行機制的邏輯終點便是政府的自由放任,無為而治。

然而就在同時期,有學者對這種制度是否能解決社會的長遠發展問題提出了質疑,馬爾薩斯對人口數量增長的關注主要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進行的,并消極地看待發展前景。首先他從人性的兩個公理出發,得出了人口數量幾何增長的結論。由于生產要素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存在,投入到土地上的勞動力所得到的報酬會越來越低,進而導致糧食產量邊際增量會越來越低,最終糧食的產量會到達最大值進而決定了人口的數量。在這樣的邏輯推理下,所得到的結果絕非一般均衡狀態那樣令人向往和期待。貧窮和失業一如既往地存在著,未來不見得會比現在好,也許會比現在更加糟糕。

繼馬爾薩斯之后,對私有制度下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質疑聲最大、影響范圍最廣的是馬克思。他從勞動價值論出發,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為后盾對私有產權制度市場經濟運行的后果進行了無情的批判。馬克思首先是肯定資本主義的強大的物質生產能力,他甚至說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物質財富比過去人類歷史上各種文明所創造的物質財富還要多。但是在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收入分配制度方面,卻是毫無顧忌的給予否定,認為這是一種“剝削”的制度。傳統上認為馬克思批評剝削的原因有三個,一是針對于當時童工的泛濫,勞工工資的低微,出于人道主義的關懷。但這不是主要的出發點,如果馬克思真對此過多的關注的話,那么批評這一現象的最好做法是站立在社會學的角度,從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制上尋找解決辦法,而不是對剝削的批評;二是站立在勞動價值說的基礎上,若以此作為批評剝削行為的主要原因,那么它就不可能協調勞動分工存在的機制與它的合理性方面的關系,也不能很好地解釋資本存在的現實性與它在理論上發揮效用的非正義性之間的關系,因為歷史上人類從原始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路徑是沒有錯的;三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不協調性,雇傭勞動制度下的“剝削”性質最終會導致生產的中斷,社會的動亂,經濟系統的崩潰。他認為這種制度安排是內生性的不穩定,經濟危機每隔10年爆發一次就是最好的例證,進而否認一般均衡理想模型的標準性意義。在這點上不同,是馬克思同以后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發生分歧最主要的地方。

2 現代經濟學分析方法的傾向

按照西方經濟學者的說法,馬歇爾和瓦爾拉斯等人在完全競爭和充分就業的假設前提下,以供給和需求的角度來分析市場價格的形成,進而解決資源的配置和報酬問題。他們建立的是一種理想化的模式,根據這一模式各類生產要素均得到了他們應有的報酬,消費者也能夠達到效用最大化的目標。

從此以后,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就以這種先入為主的理想模式作為評價標準和分析的終點來認識現實的經濟問題,以此來判斷各類市場和政府及制度失靈現象并給出相應的對策。錢穎一教授在《理解現代經濟學》一文這樣寫道:“現代經濟學代表了一種研究經濟行為和現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為理論分析框架,它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視角(perspective),參照系(reference)或基準點(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錢教授在這里所謂的視角是從實際出發看問題的角度,實際上是經濟假設前提。行為假設的初始給定是很重要的,在保持某一理論體系邏輯不變的前提下,僅僅由于行為假設的改變,該理論便可能面目全非。分析工具也就是邏輯演繹的具體形式,它可以是各種圖像模型和數學模型。錢教授認為“這種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較為簡明的圖像和數學結構幫助我們深入分析紛繁錯綜的經濟行為和現象”。這三個部分最重要的是參照系,錢教授建立參照系的重要性在于“它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未受過現代經濟學訓練的經濟學家在分析經濟問題時會因為沒有參照系而缺乏主線和深度。若前提所假設環境條件是符合經濟效益所要求的,也就是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的,那么經濟分析的結果是找出均衡解來,而均衡解所流露出來的含義很明顯是經濟行為主體之間是沒有利潤的,社會中是沒有失業的。

同樣,田國強教授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一文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一個規范經濟理論的分析框架有五個基本組成部分:①界定經濟環境;②設定行為假設;③給出制度安排;④選擇均衡結果;⑤進行評估比較。”在這五個基本的組成部分中,最有啟示意義的是均衡結果的選擇和評估比較。什么樣的均衡結果是我們所想要的取決于經濟環境的界定和制度安排下的各類價值判斷。田國強教授認為對均衡結果選擇有決定性影響的評估標準有兩個,一是帕累托最優或改進,因為它從社會效益的角度對一個經濟制度給出了資源是否被浪費的一個基本判斷標準;另一個是激勵相容,它評價的是自利的個人與他人之間的沖突程度,個人的行為是否在客觀上為社會工作。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現代經濟學在分析經濟問題的時候,不管使用的是數學模型還是各種圖像模型都有一種尋求穩定均衡的傾向。這些均衡形式在假定條件的協助下成功的避免了外部環境改變的影響,并且在理論分析上它代表的是資源合理狀態。然而,人們在理解參照系的均衡狀態時卻忽視了一個很有啟示的結論,那就是在這種均衡中各經濟生產單位是沒有利潤的,社會上是沒有失業的。失業與利潤之間是否有著相互之間互為變量的關系?

3 現實經濟運行機制與一般均衡模式

如同經濟學家們在研究廠商的經濟行為時所給定假設那樣,也就是企業的一切行為最終能從追求利潤的動機中得到解釋。盡管有的時候,這一假設受到一些經濟學家的批評,認為現實中人問題的存在會使得這一動機發生變異,但是沒人能夠提出更好的前提條件或者抽象說出更好的環境描述,因此接受這一假設有著合理的原因。沒有一個企業或者行業能夠在沒有利潤的情況下長期存在,利潤的存在是企業長期性存在的基礎。

我覺得很有必要說明為什么企業需要利潤來支撐它的存在,企業的存在可以描述成為是一種產品的生產持續存在。從社會的角度看,這需要兩方面的原因,一個是存在著有購買能力的需求存在;另一個是這種產品能夠在不大量消耗能源和破壞環境的情況下生產出來。很明顯,利潤主要是來支持后一個原因的。廠商理論在分析其原因時,通過不同的市場結構之間的比較,發現壟斷因素是利潤存在的原因。盡管產品之間的替代能減少壟斷因素,但現在企業都普遍意識到,應該通過品牌而非產品來加強其壟斷的因素。可是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下,壟斷因素不再存在,利潤和失業也不再存在。這樣的均衡暗示著我們什么呢?在經濟人假設的前提不變的情況下,我們將永遠都無法達到這種狀態,也就是我們無法到達完美狀態時的和諧。那么我們現在的努力是一步一步的朝著和諧發展還是僅僅在維持穩定的發展,不確定因素是否能在根本上清除。

在農耕社會的自給自足經濟中,經濟行為的動機不管是從個人角度出發還是從社會角度出發,都是滿足自身的需要而非對利潤的追求,有趣的是在這樣的動機行為下失業現象是不存在的。盡管歷史學家在闡述社會發展的原因時,將人口壓力轉變為動力。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近五千年的農耕文明中,威脅文明從來不是人口過多,使得文明崩潰和消亡的,也不是內在的原因,而是外部的壓力。在工業文明的社會中,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贊同,潛在GDP增長率的水平下,社會上存在一個自然失業率。GDP增量中扣除折舊的那部分與自然失業率之間有著什么樣的關系是值得深思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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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B1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34-0095-02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稱黑格爾是站在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要批判國民經濟學就必須要批判黑格爾的辯證法及形而上學，要批判黑格爾的辯證法及形而上學就必須對國民經濟學進行批判，黑格爾的哲學到底與國民經濟學有著怎樣的關聯，馬克思又對二者進行了怎樣的批判與繼承，這對于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思想以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都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

一、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黑格爾的必要性

《手稿》中的主要思想是圍繞著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展開的，然而在這一批判中，馬克思卻用一整章來批判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及形而上學，并認為這種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因而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黑格爾的哲學與國民經濟學之間的內在關聯，馬克思在《手稿》中對黑格爾及整個形而上學的批判的必要性主要根源于以下三方面：

首先，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因而黑格爾哲學和國民經濟學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國民經濟學是對人們經濟生活狀況的抽象，它將私有財產作為前提，沒有對這一前提進行必要的揭示。同樣，黑格爾哲學將人們現實的生活抽象為絕對精神的否定之否定過程。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黑格爾構建了意識自我設定物性，進而揚棄物性實現絕對精神的辯證過程，這一過程是自我意識的自身生成，也是人的觀念的歷史；國民經濟學則是從客體的私有財產——資本出發，進而意識到勞動是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對客體化資本的揚棄，也就是揚棄了在人自身之外的異化的財富，而將私有財產回歸到人，當作人的本質，人本身成為了私有財產。黑格爾只看到了抽象的勞動，正如國民經濟學家他們只看到了勞動積極的方面，卻沒有看到在現實的勞動中他們宣稱的人已經不復存在。馬克思指出，李嘉圖將人變成了帽子，而黑格爾則把帽子變成了觀念，這正體現了二者殊途同歸的謬誤，二者都對人及其現實的勞動進行了抽象，喪失了真正的人的同時，也喪失了真正的人的勞動，人的歷史。

其次，國民經濟學批判和黑格爾的形而上學批判的內在一致性是馬克思早期思想的必然發展邏輯。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開始意識到自由理性與物質利益的沖突問題，意識到人作為自由理性的存在并沒有以理性為活動的基本準則，而是以物質利益為標準，這就使馬克思開始與黑格爾的理性原則發生分裂。在馬克思看來這種現實的沖突根源在于黑格爾國家哲學、法哲學的謬誤，黑格爾倡導的國家決定市民社會實質是人分裂為公人與私人。《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正是在對人的本質的分裂理解上發現了費爾巴哈，在費爾巴哈的宗教異化中確立了對宗教的批判，進而意識到對宗教的批判實質是對國家、法的批判，而對國家、法的批判最后又必然立足于對人的生存狀態的分析，從而確立了問題的根本在于人的自我分裂。這一系列的思想演進都為近代形而上學的批判奠定了基礎。在《手稿》中，馬克思正式轉向現實的人及人的經濟現狀，在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中意識到了工人與資本家發生對立的實質在于勞動與資本發生對立，意味著活勞動與死勞動的對立，即人的自我分裂。以黑格爾為代表的整個近代西方形而上學的思維與存在的分裂就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變成了人自身內部的分裂，因而馬克思早期思想邏輯演進的線索就再次證明了國民經濟學家批判與黑格爾辯證法及整個形而上學批判的內在一致性。

第三，費爾巴哈與青年黑格爾派對黑格爾的超越的不徹底性。馬克思認為：“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以及整個實證的批判，全靠費爾巴哈的發現給它打下了真正的基礎”[1]4，他“是唯一對黑格爾的辯證法采取嚴肅的、批判的態度的人，總之他真正克服了舊哲學。”[1]96盡管如此，“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為當代批判的神學家不僅沒有完成這樣的工作，甚至沒有認識到它的必要性”[1]4，費爾巴哈并沒有真正實現對黑格爾的超越。費爾巴哈哲學的出發點是感性存在的自然和抽象的人。他用直觀的方式理解自然與人，因而他不可能真正意識到進而超越黑格爾的辯證法。他的失去對象性的人與自然是孤獨的、無聲的個體。

后來的青年黑格爾派盡管也竭力想克服黑格爾體系中對人的抽象，但他們用思辨的運動代替現實感性的歷史運動。因此，他們拯救出來的不是從事現實感性活動的人，而是觀念的人。同時他們的自我意識是純粹主觀的，而黑格爾的自我意識的外化與復歸是容主客體于一體的。因而，無論是費爾巴哈還是后來的青年黑格爾派都沒能真正地超越黑格爾，因而對黑格爾的批判顯得尤為必要。

綜上所述，黑格爾是站在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的，黑格爾只是將國民經濟學的抽象、規律、原理上升為了哲學體系，這樣，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就必然是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對二者的批判是同一個問題，具有內在一致性。

二、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家立場”上的黑格爾的批判

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同時也是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馬克思對二者進行了批判的繼承，進而為進行自己的理論建設奠定了基礎。馬克思在《手稿》中對黑格爾的批判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馬克思批判黑格爾的“勞動”，是“站在現代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他只看到勞動的積極的方面，沒有看到它的消極的方面。”[1]106而馬克思則指出，由于工人失去了生產資料，為資本家所控制，工人成為了私有財產，成為了資本。

其次，黑格爾站在國民經濟學的立場上沒有將對象化和異化進行區分，沒有看到異化勞動對工人的統治，沒有看到國民經濟學家對于異化勞動事實的掩蓋，馬克思則通過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嚴格區分了勞動的對象化和異化，指出了國民經濟學所謂的勞動，其實質是異化勞動。

再次，同國民經濟學用物來遮蓋人一樣，黑格爾則把人抽象為自我意識，而馬克思認為“人只有憑借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才能表現自己的生命”[1]101。黑格爾的意識揚棄外化和對象性，同時將它們收回自身的觀點“匯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1]109。在馬克思看來，人的存在，本來就是一種對象性的存在，如果將對象性一并揚棄，那就必然導致虛無。黑格爾辯證法沒有把“人”當作真正的主體，只是把歷史過程當作“絕對精神”的自我實現的活動。所以，黑格爾用思辨的、抽象的形式代替了“人”的現實的歷史運動。

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及黑格爾的批判旨在復歸真正的人和真正的歷史。黑格爾“把勞動看作人的本質，看作人的自我確證的本質”[1]101，馬克思將這一積極方面與費爾巴哈“類本質”相結合，提出了人的類本質的概念，將勞動——自由自覺的活動，真正作為人的本質來對待。進而從哲學的視角分析了經濟領域的異化勞動現象。

馬克思哲學中的勞動是現實的人的勞動，其基本運行軌跡構成了人的歷史畫卷：首先，人通過勞動來改造自然滿足自己需要的同時，生成著自己為人的本質；其次，人不僅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還是類存在物、對象性存在物；最后，當私有財產是異化勞動之結果而不是其原因這一秘密暴露出來的時候，私有財產將被揚棄，人將重新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質，“因為當人們談到私有財產時，認為他們談的是人之外的東西。而人們談到勞動時，則認為是直接談到人本身。問題的這種新的提法本身就已經包含問題的解決”[1]63。這是一種由以物為中心到以人為中心的根本的轉變。

因而，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批判黑格爾、批判國民經濟學的用意在于恢復人的真正主體地位，在于還原真正的歷史，也就是馬克思后來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進一步闡述的人的歷史與歷史的人，是作為劇作者，又作為劇中人的人，是既生成人化自然，又生成世界歷史的歷史進程。

三、批判“國民經濟學家立場”上的黑格爾的理論意義

馬克思在《手稿》中對于黑格爾及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其基礎性作用是不容忽視的，馬克思在這里奠定了經濟學批判的基礎，同時，為其唯物史觀的展開提供了豐富的理論依據。

首先，馬克思在《手稿》中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奠定了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深刻基礎：一是對整個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批判，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進行批判。認為蒲魯東扔掉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真義，把資產階級的概念、范疇說成是固定的、不變的、永恒的，充斥著非歷史性，而這些觀念實質上是歷史的、暫時的。《導言》說明經濟學研究要從抽象到具體。這個方法一直貫穿到其《資本論》的研究中。二是對政治經濟學理論本身的批判。國民經濟學實質是一種人對人的關系，但國民經濟學家卻將其變為物的關系，而馬克思的批判就是要在物與物的關系中揭示出被掩蓋的人與人的關系。

其次，馬克思在《手稿》中的批判思想同樣為其唯物史觀奠定了基礎，馬克思在后來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了人作為歷史主體的實踐過程，提出了人是歷史性的存在，是在歷史中生成的，人是歷史絕對的主體，而歷史是人的各種可能性的展開，我們應在人的目光下觀照歷史，更應在歷史中審視人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馬克思在《手稿》中對于黑格爾的“國民經濟學立場”展開了批判，這既是對黑格爾哲學的揚棄，更是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在其中我們應意識到黑格爾哲學與國民經濟學批判的內在一致性，也應意識到二者不僅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開辟了道路，更在理論上為馬克思唯物史觀思想的豐富與發展提供了基礎性的理論意義。

參考文獻：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單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篇（11）

中圖分類號：F06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7)01－0005－04

在西方，人本主義經濟理論發軔于斯密，經過18～19世紀的西斯蒙第、布蘭奎、卡萊爾、拉斯金、霍布森和20世紀的阿馬蒂亞?森、馬克?盧茲的不斷發展，這種經濟理論仍在延續。盡管這種獨特的經濟思維方式受到主流經濟學的嚴厲批判，但是，直面主流經濟學的巨大成就以及對經濟效率盲目崇拜的壓力，人本主義經濟理論的觀點正受到人們愈來愈多的關注。因為，面對不斷擴大和惡化的失業環境，持續拉大的收入和財富差距，以及令人驚恐的自然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人們日益覺察到主流經濟學對此開不出有效的治療“藥方”，而人本經濟學卻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法。

一、人本主義經濟理論的概念

1．人本主義經濟理論的內涵和假定前提

人本主義經濟理論是從理論上探索、設計能最大限度地滿足不同層次的人類需要的生產、流通、消費過程的適當的制度安排，其主旨在于探討滿足人的需要與經濟活動之間的關系，把研究促進或阻止人與社會發展的條件和環境作為首要的任務。它采取有機的、歷史的、社會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把人類的本性視為原子式的、個人的、主觀的、永恒不變的范疇的唯心主義的方法；社會和經濟制度不再被當成一個已知條件，而被看成是肯定會發生變化的變量；人也再不是一個獨立于社會、只知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孤立的、原子式的理性經濟人，而是有著明確社會需要的人。

針對主流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和給定的“結構前提”，人本主義經濟理論也提出了四個假定前提：一是把人放在經濟學研究的中心位置，設定“人類研究的對象就是人本身”，“衡量事物的標準就是人”，而人“在被看成生活在社會里的人”加以考察時才最有意義；二是設定人性是復雜的，既有向善性又有向惡性，而利他主義所給予的品質至少是人性中最根本的方面，人的本性就是由這些積極的與消極的、崇高的與卑劣的品質構成的；三是設定人的潛質是生長和發展的，潛質的生長是指人性中積極的、創造性的一面在人身上的凸現，它是人性中崇高方面的展示；四是設定任何社會或文化在任何時候都處于動態過程中，此乃人的潛質生長之關鍵，即時間及其變化對弄清人類行為與各種制度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所以，人本經濟學的目標，就是要使經濟學人性化。

2．經濟研究和經濟活動的“物本主義”傾向

經濟活動是一種最普遍、最頻繁的人類活動，是人類維持生存、追求發展的基本手段。由于經濟活動的重要性在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中被無止境地放大，導致物質財富的生產和聚斂成為人們爭相追逐的目標，人逐漸變成了經濟活動的工具。在物質匱乏時代，物質動機是人類利己行為的出發點，因而經濟學在當時被定義為“對稀缺資源的配置和利用的科學”有其合理性。

實際上，在經濟學發展早期曾有兩大傳統，即注重形式化的英國傳統和關注現實的德國傳統。與之相對應，在研究中產生了兩種方法，一種是所謂“工程學”方法，即數學、邏輯的方法，另一種是社會的、倫理的方法。這兩種傳統和方法，本來應是互補的。但是，受傳統哲學“爭第一”的本體論思維方式的影響，不同的經濟學家關注的方面各有不同。在亞當?斯密那里，經濟學還在樸素的形式下包含著全面發展的萌芽。他在《道德情操論》中剖析的“同情心”，以及在《國富論》中剖析的“利己心”，就是這一萌芽的寫照。然而，隨著邊際革命的到來，經濟學開始偏離古典學派重視人的價值的研究方向，新古典經濟學逐漸成為解決稀缺資源配置與利用問題的學科。人在主流經濟學研究中大多只被簡化為生產要素、價格要素或經濟人、理性人，追求財富增長、實現效用最大化成為近百年來經濟學堅定不移的對象與目標，功利目標在西方經濟學中表現得很充分。“同情心”范疇逐漸被“利己心”范疇泯滅，主流經濟學也開始變得敵視人了。

3．在經濟研究中引入人本主義概念的意義

人本主義經濟思想的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臘哲學思想，尤其是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中所表達的思想。希臘語表示“經濟”的詞oekonomia，其意思是“家庭的管理”，用更廣義的話來說就是“財產的管理”。這門科學的目標在當時不是積累財富或擁有最強大的軍隊，而只是使幸福的公民制和好生活成為可能。這就是政治經濟的通常含義，甚至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也是這樣認為的。但在隨后的政治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經薩伊、李嘉圖、馬爾薩斯之手，政治經濟學越來越明確地被看成一門試圖發現自然規律的自然科學，而逐步失去了其原有的人文精神。19世紀末經濟學研究的物本化傾向逐步占據主流地位，這是與經濟學越來越局限于財富最大化研究的主旨相關，也是與實證主義的分析方法流行相關。

然而，在經濟學的進一步研究中，人們發現了問題：人不僅僅是價格要素與生產要素，人類的生存目標也不只是功利的、物質的，人的價值觀念、道德欲望和更高的存在境界與欲望等都對經濟發展、社會穩定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類行為的價值判斷問題必須切實得到重視。所以，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濟學研究開始重新注重人的因素，“在繞了‘經濟學地球’一圈之后，新經濟學重新回到了古典經濟學所強調的人本身”。

現代人本主義經濟學以現代心理學為基礎，認為人類的需要或價值觀會發生變化，從注重低層次的生存、物欲的生理需要轉變為更重視高層次的社會和精神需要，即歸屬感、自尊以及自我實現的需要。因此，經濟學應跳出物質財富最大化的狹隘視野，將人的需要、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社會之間的關系納入分析框架，從更寬泛的角度研究人類的經濟活動及其后果。

二、人本主義經濟理論的產生與發展

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過程，經歷了一個從神本到人本、從人本到物本，再從物本到人本的演變過程。下面，從理性精神與人本關懷的角度來追溯人本主義經濟理論的產生和發展。

1．神本到人本

(1)啟蒙階段：從“宗教人”到“經濟人”

資產階級文藝復興時期，人道主義思想家從人是自然的產物，人的自然欲望就是從人的本性出發，推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號召人們自由地去追求物質欲望的滿足，擺脫宗教枷鎖，并初步提出了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學說。

英國哲學家T?霍布斯(Thomas Hobbes)認為，自我

利益是人類行為的最強大的內驅力，而自我利益包括經濟利益和非經濟利益；英國唯物主義經驗論者洛克和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愛爾維修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了霍布斯的觀點，洛克還進一步提出了合理的利己主義；休謨在對前人思想進行綜合的基礎上，提出人不僅是利己的，而且還具有普遍性的對別人的仁慈感情。“一個只愛自己，不關心友誼和美德的人，是應予以最嚴厲的譴責的。”他還指出，不同時期的不同人在追求自利方面是不同的，而這主要囿于對幸福與利益的理解不同；人性也不是先天生就的，而是后天賦予的、可變的。

所以，從霍布斯的極端利己主義到洛克合理的利己主義，再到休謨宣稱人們具有普遍的對別人的仁慈情感，說明這一時期的思想家是在更一般的層次上解釋一般的人或人性。這主要是由于當時社會正處在由封建君主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階段，社會更需要從反封建、反神學的方面來高揚人性、貶斥神性。

(2)發展階段：古典經濟學時期

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等人，以濃厚的人本主義精神來展開他們對經濟問題的理論闡述，字里行間浸潤著對人性本質的洞觀和理解，認為人的需求和自利本性是人類經濟活動的基本動因。

斯密認為，個人利益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出發點，經濟人是自利、自愛的，而自利并不意味著自私，只是說個人的利益是一個人最密切關心的事，但同樣可能包含了家庭情愛、社會義務，甚至還包含在他看來具有重要意義的更為廣泛的活動，將自利解釋為一定是“物質的”，是一種曲解。經濟人是有理性的，這種理性就在于他在各種利益比較中選擇自我的最大利益，而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在與他人利益的協調中才能實現。由于人是一種不完善的動物，其自利追求行為依靠看不見的手來化解利益沖突，同時還有人的同情心和正義感來遏制經濟人的自利行為。斯密從沒有將利己主義看作是市場經濟最基本的道德準則，而是認為互利才是市場經濟最基本的道德準則和應有的倫理秩序。

穆勒認為，經濟學不研究人性的全部，只研究經濟行為中的人性，同時經濟學并不否認其他的人性；經濟人并不是現實人的全部，而是現實人的一部分，同時承認社會生活中非經濟欲望或因素對人的行為的影響。穆勒還是功利主義的集大成者，在《功利主義》一書中的思想脈絡是：社會產生于合作，合作產生共同利益，共同利益產生共同的追求目標，于是就有了利他主義。這樣，經濟人利己的天性和利他的行為終于統一了。

古典時期的經濟學，濫觴于啟蒙時期，它所關注的，也正是啟蒙時期的主題，即關注人，關注人的生存及自身的困境，關注人的全面發展。這是一種與理性精神并駕齊驅的“人本精神”。這種人本關懷，使古典經濟學至今還煥發著人性的光輝。所以，這一時期的經濟理論既強調人的理性精神，又洋溢著濃郁的人本情懷。它是處于從神本到人本的發展階段。

2．人本到物本：新古典經濟學時期

隨著18世紀末以來的經濟自由化過程，經濟學也逐步發展成為一門完全獨立的學科，特別是在1870年以后，在新古典主義中形成了“純粹的經濟學”。這種經濟學以17世紀的機械論形而上學和自然哲學為理論基礎，作為一種純粹描述和說明性地把握事實的經驗科學，把經濟當作一個自然過程，個人在其中構成基本要素，贏利追求是一種自然的合規律，短缺和競爭是其框架條件，經濟問題由此被完全視作一個由效率系統控制的純粹功能性、技術性、策略性問題，其結果就是形成一種在社會真空中運動的純粹計算經濟學，并導致社會科學中“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產生。所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新古典經濟學逐漸拋棄了古典經濟學理性精神與人本關懷并重的傳統，而走向只注重理性精神的道路。

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結構中，人完全被物化成“生產要素”，與其他生產要素如土地、資本的作用完全一樣。亞當?斯密從人的需求、人的自利本性出發來研究人的經濟活動，無論農民、手工藝人，還是工場主都始終是自身經濟活動的主體，始終在追求著自身的福利與快樂。而新古典經濟學則是從效用最大化或產出最大化的角度來設定人的經濟行為，人成為經濟這架轟轟運轉的大機器身上的一部分構件。經濟運行的刻板法則湮沒了人的個性、情愛和偏好，湮沒了人的道德、理想和創造力，人身上那些美好與崇高的東西在經濟活動中都消失不見了，從而使經濟學在偏離人本關懷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3．物本到人本――新時期下的人本主義

近代工業革命以來，隨著人類對自然開采、利用甚至制服力量的日益強大，人類的有限理性又把人本主義逐漸發展成為人類中心主義，世界觀偏向了另一個極端。由于人本主義被發展成唯人主義，過分突出了人在世界的中心地位，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平等、和諧關系。

到20世紀50年代后，由于社會實踐問題突出，人們發現：人不僅僅是生產要素；市場、競爭、效率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也會產生不公，很容易蛻變為社會分裂和沖突，產生種種惡果；人的價值理念和更高的生存境界對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類行為的價值判斷等問題必須得到重視，經濟學研究又開始注重人的因素，即經濟學重又回到了古典經濟學所強調的人本身。

最近幾十年來，歐洲國家的福利主義制度安排實際上是一種人本主義的制度實踐。這一制度產生的深刻原因是，通過福利制度安排，鼓勵人們對過度物質主義的放棄和人與自然和諧環境的期待。而當前我國大力提倡的“以人為本”思想，則更是爭取“人”對“物”的自由和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全面和諧。這既是新世紀人本主義思想的根本特征，也是當今世界逐漸上升的思想主流。

經濟學要走向現代化，就必須將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加以整合，重新回到人類自身，而不是僅僅將人作為物理生物來看待。從這個意義上說，回歸古典，重新關注人，重新將啟蒙時期的兩大思想成就――“理性主義”和“人本精神”――加以發揚，是經濟學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人本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趨勢

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根本缺陷在于其人文傳統的喪失，這導致經濟學盡管在數理分析技巧上取得重大進展，但最終仍不能回答古典經濟學家提出的經濟學命題，經濟學既然是一門“使人幸福的科學”，那么它就應該貢獻有價值的思想，應該重新把視角投向人，從而再次關注蘇格拉底提出的“人應該怎樣活著”的根本性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學不應只是理性的產物，還應是信仰的產物；它不單是邏輯推理和數理建模，還應是人類信仰和良知的載體；它不僅應在智力層面上拓展經濟學的內涵，還應在人類終極關懷的意義上演繹經濟學存在的真正價值，總之，經濟學應該具有理性和信仰的雙重維度，應該是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和諧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