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區位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農業區位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中圖分類號：F1文獻標識碼：A

區位理論是區域經濟理論起源的基石，是區域經濟學的核心基礎理論之一，根據其研究內容的差別，西方區位理論可以分為傳統區位理論和現代區位理論。

一、傳統區位理論

傳統區位理論主要是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的抽象方法，分析影響微觀區位或廠址選擇的各種因素，其研究對象一般均是以所求成本最小或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處于完全競爭市場機制下的抽象的、理想化的單個小廠商及其聚集體――城市。它的發展經歷了兩個階段：古典區位理論和近代區位理論。

(一)古典區位理論。古典區位理論主要是指杜能的農業區位論和韋伯的工業區位論。杜能是西方區位理論的先驅者，他在1826年出版的《孤立國同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系》是第一部關于區位理論的古典名著。他提出了實踐經驗較強的區域經濟理論――孤立國理論，即資源配置的地理空間效應。他認為，城市周圍土地的利用類型及農業集約化程度都是隨其與城市距離的遠近而呈帶狀變化的由內向外的一系列同心圓，這些同心圓被稱為“杜能圈”，每個圈都有自己的主要產品和自己的耕作制度。杜能研究農業圈層現象的理論意義在于：他引入了運輸成本作為農業區位選擇的重要因子，從而形成了農業區位論，為區位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9世紀中后期，德國完成了產業革命，尤其是第一次科技革命的發生，促進了鋼鐵、化工等新興工業部門的發展，工業區位問題顯得突出起來。德國經濟學家韋伯對工業區位進行了系統研究。他第一個完整地提出了工業區位理論，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被公認為工業區位理論的奠基者。韋伯首先引入了“區位因素”這個前人未曾用過的概念，他是第一個對工業區位理論進行系統分析的經濟學家，并完成了一般區位理論的構造，使古典區位論，特別是工業區位論達到了一個頂峰。

(二)近代區位理論。19世紀末20世紀初，壟斷逐漸代替自由競爭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統治地位，由此引起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發生了一系列的根本性變化，區位論的研究逐漸從以成本為重心偏向市場。區位理論即由古典區位理論演變為近代區位理論。

德國經濟學家克里斯泰勒于1933年在其博士論文《德國南部中心地原理》中提出了中心地理論。從區位選擇的角度，闡述了城市和其他級別的中心地等級系統的空間結構理論。中心地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城市是中心地腹地的服務中心，根據所提供服務的不同檔次，各城市之間形成一種有規則的等級均勻分布關系。

中心地理論提出后，許多學者在不同地區對其進行了檢驗。有學者在澳大利亞南部、美國華盛頓等地區進行的研究表明，中心地體系并不符合克氏模型。因此，許多學者開始放松中心地理論中嚴格的理論假設，探索不同消費水平、消費者行為和不均勻運輸表面等條件下的中心地變化。20世紀五十年代后，中心地理論得到了大量的補充和修正，進而取得了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廖什的市場區位理論集中見于他在1940年出版的《經濟的空間分布》一書。從經濟區位的觀點來看，他的區位理論是以最大利潤原則代替韋伯的最低費用原則為特點，標志著區位論研究從古典區位論發展為近代區位論。廖什第一個把需求作為空間變量，引入成本和需求兩個空間變數。同時，廖什也發現最佳區位問題不能只考慮單個廠商，還要考慮到廠商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這樣，問題的復雜化使區位系統的平衡不能再用圖解的方式來表達，而只能以一個實際上可能不易求解的方程式系統來表達。總之，市場網絡的分異和排列由多個因素影響并取決于利潤最大化的經濟原則。由這種市場網絡按經濟原則排列所形成經濟分布空間的等級序列，廖什稱之為“經濟景觀”。

二、傳統區位理論向現代區位理論的過渡

傳統區位理論主要指二戰以前對單一企業或工廠和城市區位的研究，這無疑都屬于微觀經濟學范疇，存在很大的歷史局限性。它以微觀經濟學完全競爭下的廠商理論為基礎；它的分析方法是局部均衡的和靜態的；它只注重運輸費用或勞動力費用等經濟因素，忽略了制度、技術創新以及經濟政策等的作用。

從20世紀二十年代起，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幾乎同時陷入了結構性危機。到三十年代，地區性的經濟危機演變成了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地區間的兩極分化加劇。為了緩和地區性結構矛盾，各國都開始注重區域經濟發展問題，對區位理論的研究進入了一個。

帕蘭德對工廠區位和市場區域進行了研究，他是第一位論及市場地區范圍問題的經濟學家。美國學者胡佛從歷史的角度敘述了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區位結構，他還以函數的形式來表達區位布局問題；艾薩德在《區位和空間經濟》一書中闡述了區位理論的一般原則；亞羅索提出地租區位論，認為地租決定著城市產業布局，得出城市的同心圓理論。

縱觀區位理論的演化，可以看出，區位理論是通過不斷放寬假設條件，同時將各個理論與其他學科和現實問題相聯系、融合而發展的過程。

三、現代區位論和區域經濟學的產生

二戰后的十幾年，人類的生產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生產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特別是五十年代以來，工業化和城市化浪潮沖擊了幾乎所有的國家，極大地改變了舊的社會經濟結構和生活環境，但同時也產生了一系列亟待解決的重大區域經濟問題。為了科學地回答和解決這些重大問題，區位論學者、區域經濟學者和人文地理學者進行了廣泛地合作，促進了區位理論的進一步發展。這一時期的研究從單個廠商的區位決策發展到地區總體經濟結構及其模型的研究；從抽象的純理論模型的推導變為力求接近區域實際的、可應用的區域模型；所研究的產業部門的擴展；對人及其行為進行了考慮等。經過20多年的研究和發展，逐步形成了有別于傳統區位理論的空間區位理論和方法，即現代區位理論。

篇（2）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企業特別是大型跨國企業對一個地區經濟的影響日益加重，甚至企業的發展直接決定了該區域的發展，企業發展的好與壞也影響著該區域的繁榮與衰退。一方面，企業根據自身發展需要，充分利用所在地的勞動力、資本和資源要素以及當地政府提供的優惠政策和有利的環境條件，以求獲取最大利潤；另一方面，企業的發展也帶動了區域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發展。

一、企業與區域發展的關系

企業特別是大型跨國企業對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企業發展離不開區域的支持和扶持，同樣的，區域的繁榮也需要大量企業的存在。企業是區域經濟運行的最基本單元與微觀機制，不僅是導致區域經濟增長或滯緩的具體作用的微觀單元，而且也是直接影響區域經濟平衡或不平衡的直接決定者。區域經濟的特征尤其新的特征歸根到底來自各個企業的行為，來自各企業之間的相互作用與反饋關系。區域經濟內部機制的變化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都應是這些企業或組織變化的結果，企業從某一產業部門轉產或在某一部門擴張或停產等都可能引起區域宏觀經濟結構的變化。

企業對區域的影響一方面取決于所研究企業的本身增長狀況，由此對所在區域帶來直接影響。該影響包括：第一，企業的產值稅收利潤等對區域經濟的貢獻，包括企業稅收和員工稅收。第二，企業對就業和當地經濟環境的帶動作用。企業發展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從而可以擴大當地的就業總量。第三，企業通過前向關聯聯系和后相關聯聯系對其他產業部門產生直接和間接的影響。第四，企業發展良好，可以提高當地人均收入，從而拉動消費，增加消費規模，促進消費升級，進而促進當地經濟快速發展。

反過來，區域經濟的發展也影響著企業的發展。第一，企業從選擇區位到健康發展，無疑都要考慮區域資源、人才、市場、經濟發展水平等各方面因素。無論是古典區位理論如杜能的農業區位論、韋伯的工業區位論還是現代區位論如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等都說明了區域資源、勞動力、市場等因素對企業區位選擇的影響。第二，區域為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與政策支持，以使企業獲取最大利潤。

二、鄭州新力電力有限公司對鄭州市發展的影響

鄭州新力電力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1月，位于鄭州市風景秀麗的西流湖畔，是由香港誠利有限公司、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資興建的河南省第一家中外合資大型熱電聯產發電企業。一期、二期工程三臺機組分別于1992年、1993年和1995年投入商業運行。三期工程兩臺機組分別于2006年和2007年建成投產。目前，公司總投資為34億元，注冊資本為73397萬元，總裝機容量為5*200MW，是國內省會城市中屈指可數的熱點聯產企業。

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不斷加快，城市電力供需矛盾日漸突出。1989年3月15日，由香港誠利有限公司和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資建設的一期擴建工程2*200WM機組破土動工，兩臺機組分別于1992年、1993年建成投入生產，二期擴建工程1*200MW機組于1995年建成投產。新機組的投產不僅有效地緩解了城市用電緊張的局面，而且開創了河南省引進外資、多渠道辦電的先河。鄭州新力電力有限公司于當年正式成立，成為省內第一所中外合資發電企業。

2007年3月2日，三期擴建工程2*200MW機組進入商業運營，標志著鄭新公司已經跨入百萬千瓦發電企業行列，成為全國最大的城市供熱電站，在新一輪能源產業化競爭浪潮中實現了新的跨越。

鄭新公司成立十年多來，一直秉承“安全、環保、節能、高效”的生產經營理念，以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雙贏”作為企業改革發展的中心目標。鄭新公司肩負著為鄭州市的紡織、金屬冶煉、汽車制造等重要行業以及居民生活輸送優質電能和熱能的重任，為鄭州市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

（一）鄭新的區位選擇

企業對區位條件有很多要求，比如要有便利的交通，能夠及時獲得信息，便于和關鍵人物隨時接觸等，具體鄭新投資的區位因素如下：

1.區位為主要大都市區

鄭州市河南省省會，是河南最大的城市。大都市有其明顯的優勢：具有各公司之間當面接觸可能性；提供金融、法律、廣告等方面服務的便捷性；具有與其它大都市高度接近性。

2.巨大的市場需求量和較低的投資成本

根據區位成本學派的觀點，生產成本最低的區位為企業所追求的最佳區位，根據區位論市場學派觀點，市場區是企業是否盈利甚至是否生存下去的關鍵。

1992年，鄭州西北郊區還略顯冷清，土地租金價格比較便宜，鄭新及時購買了廠區。作為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對電的需求極大，不但生活用電潛力驚人，而且電解鋁、氧化鋁等工業用電更是前景可觀。鄭州市省會，市場規模大，市場結構完整，市場運作成熟。1992年鄭新投建時，西郊有五個棉廠，都是用電和需熱大戶，市場需求有保證。

3.投資環境良好

第一，便利的交通運輸。京廣、隴海兩大鐵路干線穿省而過并在鄭州相匯，并且鄭新旁邊即是隴海線鐵路，為其運輸燃料煤帶來極大的方便，節約了運營成本。

第二，基礎設施完善。省會鄭州，在電網網絡、輸電設備等方面是比較完善的，而生活設施及生活環境在省內也是比較優秀的，為企業生產進駐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曾經的鄭州熱電廠坐落在西北郊，鄭新成立之初，只是在鄭州熱電廠（廠區面積1700多畝）旁邊買了150畝地用于安置3臺機組。其余輔助設備如道路、鐵路和熱力管道等，多年來，都采取了從鄭熱租賃或借用的方式。

第三，人力資源豐富。鄭州不僅有豐富的廉價勞動力：民工，還聚集著河南省大部分高校，所以高級人才資源豐富，能為企業的發展提人才支持。

（二）對當地的影響

1.對當地中小企業的影響

電力行業是個特殊的能源行業，是個資金密集型產業，進入門檻高，所以小規模的發電廠不會有，鄭州西郊只有鄭新一個電廠。調查得知，鄭新所用生產設備是從上海直接購買，所以對當地上下游企業的帶動力并不明顯，調查中，沒有發現周圍有和它相配套的零部件生產廠，這一點和它特殊的性質有關。

2.對當地經濟的影響

第一，稅收貢獻效應。包括企業稅收和員工個稅。鄭新是鄭州市的納稅大戶，經了解，05年上繳稅款1.2億元，08年交稅7千多萬，為財政做了不少貢獻。

第二，消費帶動效應（商務活動和個人消費）。鄭新有三個家屬區圍繞在廠區周圍，對周圍的幾條街道上的飯店、理發館等其他服務行業說，鄭新的員工是其主要消費群體之一，比如鄭新旁邊200米左右就形成了一個秦嶺綜合市場。

第三，就業乘數效應。一方面是鄭新招收員工的條件越來越高，能夠吸收鄭州本地一些本科專科院校的學生，另一方面是周圍居民在為其提供相關服務的時候解決了自己的就業問題，如開店或者路邊擺攤賣水果的商人；還有一個方面是鄭新作為電廠，對當地產業結構的變化有一定影響，能夠吸引一些用電量大的企業落戶西北郊，例如位于其旁邊的“鄭州鋁業”。鄭新負責周圍居民區和企業的供暖，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便利，而其在本公司居民區外設置的公共健身器材和花園，一定意義上改善了當地居民的生活環境。

三、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對策建議

企業的發展離不開區域的支持和扶持，同樣的，區域的繁榮也需要大量企業的存在，二者應該互相幫助，互相發展。對于一個區域政策的制定者來說，一方面要盡力吸引對本區域發展有利的企業來本地發展，培育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增長極，并為他們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條件與政策支持，確保其健康穩定發展，從而促進區域經濟快速健康發展；同時另一方面，也應該注意區域間的平衡協調發展。對于企業，在利用區域有利資源發展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同時，也要擔負起相應的社會責任，為區域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1]李小建.國企改革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以河南為例[J].經濟地理，1983（3）.

[2]費洪平.企業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研究[J].生產力研究，1993（1）.

[3]鄧宏兵.區域經濟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4]水.產業經濟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魯豐先.企業與區域經濟發展—以集團有限公司為例[J].開封教育學院學報，2001（3）.

[6]李健.跨國公司在華地區總部區位選擇與區域經濟發展[D].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05.

篇（3）

中圖分類號：F590 文獻標識碼：A

作者簡介：李磊（1982-），女（蒙古族），內蒙古通遼人，東北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長春科技學院吉林特色旅游文化產業研究中心講師，研究方向：區域旅游經濟、旅游資源開發與規劃；王雅莉（1953-），女，遼寧大連人，東北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區域經濟、城市經濟。

一、引言

2016年國家旅游局提出全域旅游作為新時期旅游發展戰略。推進全域旅游一方面可以解決旅游產業在發展過程中的區域差異性問題，另一方面促進旅游要素、功能在空間上的合理布局和優化配置，是一種積極有效的空間開發保護性模式。

區位理論的根本宗旨在于揭示人類社會活動的空間法則[1]，研究內容包括農業區位論、工業區位論、城市區位論（中心地理論）、市場區與網絡理論、公共設施區位論，幾乎涉及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2]。雖然它們所尋求的目標不同，但假設前提、研究方法、表達形式等卻基本類似，即均質區和孤立國假設。而旅游產業的資源分布是異質性的，旅游個人偏好多樣性又使得旅游者對各種旅游資源的吸引力也因人而異，均質區的假設不符合旅游區位理論的研究。同時，傳統區位理論研究假設的區域是與外界隔絕的“孤立國”，但旅游的過程是人們的空間移動的過程，是旅游流的集聚與外向擴散的交互式的空間移動[3]。因此，應用傳統區位理論來闡述旅游產業缺乏解釋力。

在我國從區位視角研究旅游產業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規范式研究，包括以某地區或某旅游企業為案例的區位開發的可行性分析[4-6]、旅游企業的選址問題[7-9]、旅游流空間結構[10-13]，但只是從現象入手的規范性分析，缺乏實證性檢驗并未形成理論突破和模型構建。第二個階段是實證研究，表現為開始建立旅游區位的理論模型，如吳必虎（1999）[14]借助中心地理論的相關概念，首次提出了環城游憩帶理論模型，主要研究環大都市游憩活動頻發地帶；王瑛和王錚（2000）[3]以把農業區位論和旅游產業結合，以云南為案例構建了杜能環型旅游區位模型；李華辰（2008）[15]利用邊緣結構理論，對旅游景區的邊緣旅游結構、功能等進行理論體系構建。于婷婷（2009）[16]以重慶為例對城市商業游憩區進行指標體系的研究。雖然環城區游憩帶（ReBAM）理論、杜能環型旅游區位模型、景區邊緣結構理論、城市商業游憩區等分析了旅游活動的空間規律，但在本質上沒有脫離第一個特征，即是以城市或某一地區為例的對旅游部分空間現象的解釋。

旅游產業宏觀區位的提出基于兩個方面，第一，從旅游產業的性質來看，首先，它是一個跨地區的產業，其空間結構體系表現為旅游者在物理空間上的移動，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空間現象和空間組織；其次，它是一個具有融合性的產業，與之相關聯的產業包括交通運輸業、娛樂業、休閑農業、工業旅游等都和旅游產業相互交叉與滲透。第二，從宏觀區位視角看，是利用凱恩斯宏觀經濟分析方法對傳統區位理論進行了擴展，利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將研究的重點由部門的區位選擇轉向區域綜合分析，建立區位的總體空間模型[17]。因此，旅游產業宏觀區位代表了經濟空間場中所承載的各種生產關系的空間表征，它不是單個部門或產業的空間分布結構，而是綜合多種生產關系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有機體，而這正符合旅游產業的跨地區和產業融合性特征[18]。

傳統的區位理論在本文的研究中，可以理解為微觀區位理論，以企業或個人為主體，主要追求經濟利益或效用的最佳或福利最大化的區位選擇；它很少研究區位、區域和空間三者的關系，結果常常會帶來一些靠市場機制無法自動解決的區域問題，如區域差異，而這正是宏觀區位理論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宏觀區位理論引入均衡理論與方法，形成以社會團體（省市或國家）為主體的區位理論，追求整體效益最佳、點線面均衡布局以及區域差異的專業化協作和綜合發展[19]（見表1）。概括來說，微觀區位表明企業或部門配置在一定的區域之內的原因，帶有戰術性質；而宏觀區位反映一國乃至更大范圍內生產力布局現狀和發展趨勢，屬于戰略性問題。

本文研究以旅游產業宏觀區位為主線，采用多元統計中的因子分析生成旅游區位宏觀化因子，在此基礎上采用全局Moran’I、Moran散點圖考察我國旅游產業宏觀區位在空間相互作用即所形成的空間集聚程度和集聚形態，來探索旅游產業在空間上的分布特征以及格局的動態演變過程，解釋旅游產業宏觀區位與空間地理位置的異同，實現旅游產業宏觀區位空間統計的判斷，以達到有限的空間資源最佳利用目標，對宏觀區位理論創新進行實證分析，更期能為我國旅游產業的差異化管理及政策制定提供理論依據。

二、旅游產業宏觀區位化指標構建及數據來源

科學合理的構建旅游產業宏觀區位化指數，是研究宏觀區位影響下的旅游產業空間布局的重要環節。即要考慮不同要素結合帶來的溢出效果，又要考慮要素在空間上的互補效果，兩者構成了宏觀區位指數的存在基礎。為此，在一級指標的選取時，本文通過與微觀（傳統）區位選擇的對比，構建出旅游產業宏觀區位因子：地區資源稟賦與吸引力、地區貿易量、地區交通條件、制度化因素。在二級指標的選取時，考慮到微觀區位分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利潤極大等個人行為模型，與此相對應的旅游產業宏觀區位分析不是直接分析每個人或每個企業的經濟行為狀態，而是把社會集團（省市或是國家）的經濟行為結果作為分析的對象，追求區域發展的一般均衡，用來分析構成社會集團要素的數個部門間的經濟投入、產出的關系，只有把這些關系從某種程度上作為一種持續的關系來掌握，才能看到其均衡[20]。所以，本文二級指標選取過程中經濟投入用城市公園面積、星級飯店房間數、公路客運量、鐵路客運量來衡量；產出量用國內和入境旅游總人數、國內旅游收入、旅游外匯收入來衡量；宏觀區位中社會團體（省市或國家）的作用通過市場分配經濟比重、對外開放程度、引進外資來衡量①（見圖1）。

三、旅游產業宏觀區位研究的測度方法

本研究融合主成分分析、箱形統計、全局Moran’s I、Moran散點圖多種方法于一體，對中國旅游產業宏觀區位的空間分區和內在規律進行全面分析。

（一）宏觀區位化指數的測度方法

本文在宏觀區位化指數的測度上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它主要用來處理多指標數據，原理是將復雜指標轉化為若干個不相關的主成分因子，具體操作步驟如下：

（1）原始數據處理。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消除不同數據之間的量綱影響。

（2）對標準化后的數據，采用最大方差法進行旋轉計算出旋轉后的載荷矩陣，選出貢獻率大于80%的旋轉后的特征值λ與特征向量Iij。

（3）求主成分貢獻率： Pj=λj/∑ni=1λj。

（4）求各省份在主成分上的得分值：

Zij=Ij1×Yj1+Ij2×Yj2+…+Ijp×Yjp

（5）旅游產業區位宏觀化綜合得分：

Qi=∑nj=1Pj×Zij

其中P為主成分貢獻率，Z為各省區的主因子得分值。

（二）經濟空間分區的測度方法

假設觀測點的樣本觀測值X為具有分布函數F（X）的樣本，它們的觀測值x1，x2，…，xn為隨機變量X的n個獨立的觀測值。首先，求解四分位數，即（累積）概率分別為25%、50%和75%時的分位數（或點），這里將它們分別記為Q25、Q50、Q75，其中Q50也稱為中位數，Q25也稱為下四位數，Q75也稱為上四位數；其次，計算異常值。異常值是指那些大于Q75+1.5d，或小于Q25-1.5d，其中，d=Q75-Q25。通過GeoDa空間分析軟件，選取分界線為Hinge=1.5（表示按一般異常值標準確定異常值劃定界限），即將Q25-1.5d或Q75+1.5d作為一般異常值的下（或上）分界線，生成箱形地圖。

中位數計算公式如下：

（三）全局空間自相關

全局空間自相關用來反映空間鄰近區域單元是否存在聚集特性。其計算公式如下：

I全局=n×∑ni=1∑nj≠iWij（xi-）（xi-）（∑ni=1∑nj=1Wij）×∑ni=1（xi-）2 （4）

其中，I代表全局Moran值，n代表地域單元的數量，xi、xj分別代表旅游宏觀區位化在空間地域單元i和j的觀測值， 表示旅游宏觀區位化的平均值，Wij為空間連結權重矩陣，表示空間地域i和i的相互作用的力量，通常由空間鄰接和距離來確定，本研究選擇基于Rook的空間鏈接方式，即若區域i和j屬于鄰接關系，則Wij=1；反之，Wij=0，并規定區域i與其自身不屬于鄰居關系，即Wii=0。Moran’I的統計量指數在[-1，1]之間，通常利用對其標準化進行顯著性檢驗[21]。

根據Moran’s I指數計算結果，還需要對其結果進行z檢驗：

（四）局部空間自相關

為了研究空間集聚的程度和相互作用形式，需要通過局部Moran’s I ，其計算公式如下：

I局部=zi∑ni≠jw*ijzj（6）

其中，zi為地區i的旅游宏觀區位化指數的標準值；w*ij為對行進行標準化后得到的空間權重矩陣，即地區i與j之間的空間權重值。根據局部Moran’s I，將其繪制于一個卡迪爾坐標系統中，橫坐標對應zi，縱坐標對應空間滯后變量∑ni≠jw*ijzj，四個象限分別對應于區域單語與其鄰近單元之間的四種類型的局部空間聯系形式：第一象限為高高集聚區域（HH），代表了高觀測值的區域單元被同是高值的區域所包圍的空間聯系形式；第二象限為低高集聚區域（LH），代表了低觀測值的區域單元被高觀測值的區域所包圍的空間聯系形式；第三象限為低低集聚區域（LL），代表了低觀測值的區域單元被低觀測值的區域所包圍的空間聯系形式；第四象限為（HL），代表了搞觀測值的區域單元被低觀測值的區域所包圍的空間聯系形式。

四、結果分析

（一）旅游產業宏觀區位布局的空間結構

宏觀區位布局的空間結構分析在靜態上體現為區域旅游產業發展狀態，是從空間分布、空間組織角度考察、辨認區域發展狀態和區域社會經濟有機的羅盤；同時，在動態上可理解為是處在不斷變化發展的空間狀態，可以解析為是歷史發展的函數，是旅游經濟水平逐步演變和提高的過程。為此本文以2000年和2014年各觀測區域的旅游宏觀區位化指數②，通過求解分位數和異常值，并利用GeoDa空間數據分析軟件生成箱形地圖（Box Map），研究我國旅游產業宏觀區位的空間結構的變化。

根據公式（1）-（3），并從Box Map地圖的生成結果（見圖2），把地圖上Q75的部分稱為宏觀區位影響力中高能效地區，>Upper outlier（異常值的上分界線）的部分稱為宏觀區位影響力高能效地區。在宏觀區位的影響下，我國旅游產業區域結構的空間結構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

1.旅游產業宏觀區位布局的空間結構已經形成，從東部沿海到內陸形成了明顯的空間結構極化區域-協調發展區域-滯后區域。首先，極化發展空間集聚于高等級的城市和軸線上，主要是我國的東部沿海和東南沿海地區，這兩個地區一直是我國宏觀區位影響力高等能效和中等能效地帶，形成了空間集聚作用。從演化歷程來看，2000年極化發展空間主要集聚在北京、上海和廣東，呈現點狀空間布局形態，2014年擴散到了東部及東南沿海地區的蘇州、浙江、福建、廣東，極化發展空間呈現線狀空間布局形態，這表明旅游產業空間集聚的效果加強，擴散效應開始出現；其次，協調發展空間主要集中在環渤海地區（北京、天津、山東、遼寧）、黃河中游地區（甘肅、內蒙古、寧夏、山西、陜西、河南）和長江中游地區（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從2000年至2014年的空間結構圖的變化中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區旅游宏觀區位布局空間結構中低等能效區域開始減少，中等能效發展區面積擴大，協調發展空間呈現面狀空間布局形態；最后，從滯后發展空間來看，2000年宏觀區位影響力低等能效地區包括內蒙古、寧夏、甘肅、青海、新疆、和貴州地區，主要集中在我國西北部地區。2014年地區發展地區數量減少，主要集中在新疆、青海、、云南和貴州等西南部地區。其中，甘肅地區由2000年的低等能效發展地區到2014年發展成為中等能效地區，內蒙古和陜西兩省份也由2000年的低等能效發展地區發展到2014年的中等能效發展地區，屬于中國旅游產業宏觀區位的邊緣地區。

2.旅游產業宏觀區位結構等級-規模體系開始形成。2000年宏觀區位影響高等能效地區呈現點狀分布特征，以北京、上海、廣東為主，核心區域對于地域產生的擴散效應較弱，對周邊地區沒有產生輻射作用和帶動作用，區位勢能較低，此時旅游產業宏觀區位布局的等級規模體系還未形成，區域旅游產業以極化效應為主，極化點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規模效應尚未形成；到了2014年宏觀區位影響高等能效地區呈現線狀分布特征，主要分布在東部和東南沿海地區的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核心地域擁有較高的區位勢能，在空間梯度力驅動下，區域旅游產業由集聚效應開始轉變為擴散效應，各種經濟活動和資源要素從核心區域流出，進入地域，引起區域結構的變動以及區域規模范圍的擴大，此時旅游產業宏觀區位布局的等級-規模體系初具雛形。

3.中西部地區仍然是單體發展模式，區域帶動效應較弱，聯動發展態勢不強。從2000年至2014年，西部地區的四川旅游經濟發展一直處于中速和中高速狀態，但是沒有形成涓滴效應，對周邊鄰近省份青海、、云南、貴州、重慶沒有產生輻射作用，區域聯動發展的效應較弱，仍然處在單體發展模式，一方面由于四川尚未進入快速集聚的發展階段，內部產業化結構和組織效能消較弱，沒有形成對鄰近區域的擴展；另一方面周圍鄰近省份旅游產業發展基礎弱、起步晚，新疆、青海、等地處于我國西部地區，交通便利度較差，也是導致中西部仍處于單體發展式的原因之一。

（二）旅游產業宏觀區位布局的空間統計分析

宏觀區位布局的空間結構是對總體空間分布的初步判定，表明在一定的空間規律的作用下旅游產業集聚經濟是否出現。通過全局和局部Moran指數可以對空間集聚進行判斷，并解釋其空間組織的模式及空間分布特征。本文運用空間分析軟件ArcGIS和GeoDa分別計算旅游產業宏觀區位布局的全局Moran’s I、輔以Moran散點圖，研究旅游產業宏觀布局的全局和局部空間上的集聚、異常及其相互作用[22]。

1.全局空間自相關。通過2000年與2014年旅游產業宏觀區位化指數，利用上述公式（4）和（6），計算出2000年至2014年旅游產業宏觀區位化指數的Moran’s I值及其標準化Z值和顯著性水平值P（見表2），表2中的2000-2014年的全局空間自相關Moran’s I 值均為正，且P值通過了小于5%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在宏觀區位影響下空間上旅游產業集聚經濟開始出現。同時，Moran’s I值呈波動擴大態勢，表明在宏觀區位作用下的空間布局存在顯著的正向空間相關，具有明顯的集聚趨勢，即優質區域傾向于和其他優質區域鄰近，低質區域同樣在空間上與鄰近低質區域集聚。從動態演進上看，Moran’s I值呈現波動式擴大態勢，說明我國旅游產業空間上一直處于相對集聚的發展階段。其中，2008年集聚經濟影響力達到最高能效（Moran’s I值為0.4137），2009年以后集聚能效開始減弱，Moran’s I值有所降低，但仍然為顯著。這表明中國旅游產業宏觀區位的空間結構仍然以不平衡態勢為主，隨著時間推移不平衡的發展態勢趨于弱化。

2.局部空間自相關。全局Moran’s I值只是對區域集聚現象進行整體的描述，不能衡量區域內空間結構的狀態及分布，為進一步衡量每個區域與周邊地區的旅游產業宏觀區位的空間集聚和空間作用的相互模式，本文通過Moran散點圖分析宏觀區位空間結構（見圖3）。由圖3所示，從這2年的對比情況來看，位于第一象限（HH）和第三象限（LL）的省域2000年分別有8個和11個，2014年分別有7個和13個，占省域總數的61.29%和64.52%，一方面表明我國旅游產業宏觀區位空間布局出現了HH和LL空間集聚特征，與上文中全局自相關的分析結果相符合；另一方說明我國旅游產業宏觀區位的空間布局存在“兩極化”空間，其中位于HH區的省域大部分在東部地區，位于LL區的省域在西部和東北部，且2000年和2014年LL區比HH區分別多出3個和6個，表明宏觀區位影響下的低等能效發展區域形成的低低集聚分布空間在擴大。其中，選取2014年指標來做進一步深入分析，第一象限（HH）中，北部區域包括山東和河南，東部沿海和東南沿海區域為上海、蘇州、浙江、安徽和福建旅游宏觀區位引發的集聚水平較高，旅游生產要素在一定時間上不斷地集中集聚，出現了規模報酬遞增效應；第二象限（LH）中，天津、河北、江西、廣西、湖南、海南旅游產業宏觀區位引發的集聚水平不高，與周邊鄰近區域宏觀區位化水平相比處于弱勢地區，高能效區域的涓滴效應也不明顯；第三象限（HH）中，包含新疆、、甘肅、吉林等13個省份，這些省份旅游宏觀區位引發的集聚水平不高，雖然區域內的資源要素稟賦很高，但是沒能形成有效地聚集，未能形成相應的經濟功能區；第四象限（HL）中，包含北京、遼寧、四川、廣東、湖北，這些地區的旅游宏觀區位引發的集聚水平較高，但對周邊的聯動發展效應不明顯，沒有通過分工與專業化的再深化產生空間溢出效應。

五、結論與啟示

傳統區位理論注重經濟主體行為的研究，很難跳出區位選擇的路徑依賴，往往導致研究結論并不能真實地解釋具有融合性、空間性和配置性的旅游產業的空間結構問題。本文認為旅游產業宏觀區位代表了一定的空間承載的各種空間關系的總和，是諸多生產關系空間總和的概念表征，符合旅游產業的跨地區和配置產業的特點。為此本文引入了宏觀區位的概念，分析宏觀區位與旅游產業的關系。在此基礎上，為了很好地刻畫宏觀區位與旅游空間結構的關系，本文構造了旅游產業宏觀區位化指數，采用箱形統計和空間自相關統計分析的方法，使用我國31個省區2000-2014年面板數據，對中國旅游產業宏觀區位布局的空間結構進行總體分析，并對空間集聚程度和集聚效率進行判定。研究結果表明：

（1）首先，空間結構基本雛形已經形成，即以東部沿海和東南沿海為主的極化區域；以環渤海地區、黃河中游地區、長江中游地區為主的協調發展區域；以西南和西北為主的滯后區域；其次，中國旅游產業宏觀區位空間布局的等級-規模已具雛形，集聚效應與擴散效應開始出現。宏觀區位影響力高能效地區由點狀分布特征開始呈現線狀分布特征，核心地域擁有較高的區位勢能，在空間梯度力驅動下，區域旅游產業由集聚效應開始轉變為擴散效應；最后，中西部地區仍然是單體發展模式，區域帶動效應弱，聯動發展態勢不強；西部地區的四川旅游經濟發展一直處于中速和中高速狀態，但是沒有形成涓滴效應，對周邊鄰近省份青海、、云南、貴州、重慶沒有產生輻射作用，區域聯動發展的效應較弱。

（2）通過全局自相關的分析得出，我國在宏觀區位的空間布局上存在顯著的正向空間相關，說明中國旅游產業一直處于相對集聚的發展狀態，但是集聚區域是優質區域與優質區域集聚，低質區域與低質區域集聚。同時，利用局部自相關的分析結果對空間集聚程度進行了描述（HH集聚、LH集聚、LL集聚和HL集聚），表明同一自相關類型區的各省（市/區）彼此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聯互動，推動著中國旅游產業宏觀區位空間結構的繼續演變。

中國旅游產業發展還存在一定的區域差異，應以宏觀區位理論為指導將旅游產業區域發展目標從利潤最大化轉化到了空間均衡發展，因此，政府應制定合理的區位政策，規定區位條件的利用方式和發展途徑，具體包括功能區利用政策、沿海和內陸發展政策、城市和鄉村發展政策，加大國家宏觀調控力度。

注釋：

① 市場分配經濟比重=（各地GDP-各地財政支出）/GDP；對外開放程度=各地區出口額/GDP；引進外資=利用外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② 旅游產業宏觀區位化指數使用SPSS主成分分析方法計算得出，其中，2000-2014年的相關數值的KMO值和Bartlett球形檢驗的近似卡方值都通過了檢驗，如需了解詳細計算過程，可向作者索要。

參考文獻：

[1] 陸大道.區域發展及其空間結構[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9.

[2] 高進田.區位的經濟學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

[3] 王瑛，王錚.旅游區位分析――以云南為例[J].地理研究，2000，55（3）：346.

[4] 牛亞菲.論我國旅游資源開發的地域性[J].人文地理，1998（1）：47-50.

[5] 馬繼剛，李飛，周彬學，等.旅游集散地：區位合理性與功能提升[J].經濟地理，2014，34（2）：174-179

[6] 陳永紅.區位因素制約下的貴州入境旅游客源市場崛起障礙及突破[J].貴州民族，2014，35（3）：137-140.

[7] 保繼剛.大型主題公園布局初步研究[J].地理研究，1994，13（3）：83-89.

[8] 鄭朝洪，陳文成.基于GIS的旅游度假區區位選址分析[J].測繪科學，2010，35（2）：180-182.

[9] 卞顯紅.城市軌道交通建設對城市旅游邊緣區發展影響研究：基于旅游企業空間區位選擇視角[J].科研管理，2015，36（6）：60-67.

[10]烏鐵紅，張捷，李文杰，等.中國入境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格局演變及成因――基于入境旅游經濟區位熵的分析[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09，23（5）：189-194.

[11]鄧祖濤，尹貽梅.我國旅游資源、區位和入境旅游收入的空間錯位分析[J].旅游科學，2009，23（3）：6-10.

[12]翁鋼民，陳琳娜.區域旅行服務、交通區位與旅游經濟的空間錯位研究[J].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14，30（4）：90-94.

[13]田廣增.基于區位商理論的河南省京廣/京珠沿線旅游帶空間組織研究[J].國土與自然資源研究，2011（3）：54-56.

[14]Wu，B.Formation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ReBAM：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City[A].A presenta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Tourism.Zhuhai[C].Zhuhai，Guangdong Province，China.July，1999.

[15]李華辰.邊緣旅游區理論體系構建研究[D].鄭州：河南大學碩士研究生論文，2008.

[16]于婷婷.城市RBD選址研究――以重慶主城區為例[D].重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17]sard，W.Location and Space Economy，MIT Press，Boston，1956.

[18]高進田.區位的經濟學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

[19]禚振坤.基于空間均衡理念的生產力布局研究――以無錫市為例.地域研究與開發，2008（1）：19-22.

[20]張文忠.經濟區位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36.

[21]孫盼盼.中國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的空間統計分析[J].旅游科學，2014，28（2）：35-48.

篇（4）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8)08－0024－07

一、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及其研究意義

1、庫恩的科學范式理論

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是著名的科學哲學家和科學史學家，他在1962年出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了科學發展的范式理論，對許多學科領域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庫恩定義的范式(Paradigm)包括符號概括、模型和范例，是研究者基于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承諾所共同接受的一系列相互關聯、相互支持的假說、理論、準則和方法的總和，它們在心理上形成某一學科領域科學家的共同信念。

庫恩認為類似哥白尼地心說、牛頓力學、達爾文進化論、愛因斯坦相對論這樣的重大科學成就的出現是范式確立的標志。范式具有兩個基本的特征：(1)這些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堅定的擁護者，使他們脫離科學活動的其他競爭模式；(2)這些成就又足以無限制地為重新組成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這兩個特征又決定了范式在學科發展中的作用：(1)范式的確立標志著學科進入了常規研究階段，即該領域的研究者根據構成范式的公認理論，遵循范式所指引的方向進行常規性的研究，不斷增強該學科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并拓展其應用領域；(2)范式構成了科學研究的基本方向和知識選擇的基礎。人們把范式理論當作一種分析科學及其發展演變的犀利工具。西方經濟哲學界普遍用范式的觀點考察經濟學，這種做法在以馬克，布勞格(Mark Blaug)為代表的經濟哲學家們的作品中隨處可見。

斯密(Smith，論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1776)為經濟學建立了公認的理論框架和方法論基礎。李嘉圖、西蒙第斯、薩伊、穆勒等成為斯密的追隨者，他們有的進一步完善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李嘉圖)，有的將經濟學條理化、模型化(穆勒)，有的則引入新的分析模式(瓦爾拉斯)，逐漸構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科學的發展也是范式轉換的過程。在常規研究中，總會遇到用現有理論無法解釋的“例外現象”，一般來說，研究者開始是采用忽略它們的辦法來回避問題，庫恩將這種現象稱為“知識選擇”，即研究者認為反常現象不屬于他們研究的范疇。當反常現象日益積累以后，現有理論會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研究者們就不得不對范式進行調整，例如新古典主義學派完成了經濟學在近代最重要的范式轉換。

2、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的特征

從本體論角度來看，區域經濟學將經濟活動的空間因素作為研究對象。杜能的模型包括了個體動機與地理區位的關系，受到主流經濟學家的推崇，后來的區域經濟研究脫離了這種研究范式。主流經濟學的本體論強調個體動機，它首先建立了物品稀缺性假設和理性人假設，然后通過消費者均衡和廠商均衡分析來獲得最終的市場均衡狀態。近代以來，主流經濟學，無論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還是后來的新興古典主義經濟學，在構建其理論體系時，都十分重視對經濟現象的微觀均衡分析。

在認識論方面，區域經濟學強調實證主義和實用主義，忽視規范主義的哲學思想。區域經濟學起初沒有將理論體系的構建作為研究的重點，而是將對經濟活動的空間特征描述作為觀察的重點。例如韋伯的工業區位論一開始就是為了解決企業選址問題，具有以問題為導向的實用主義特點。區位論和區域科學利用經驗研究的結論作為城市規劃和區域發展規劃的主要工具，這與區域經濟學的實證主義和實用主義哲學基礎有密切的關系。

在方法論方面，區域經濟學倚重描述性的研究和經驗驗證，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對空間經濟特征的描述性結論，在研究方法上依靠建立在計量分析和統計學基礎上的歸納法。區域經濟學關注經濟總量指標與空間區位的相關性，并以此為基礎提出區域政策建議。區域經濟學觀察到產業在特定空間上的集聚，通過經驗研究來尋找產業集聚與空間變量的相關性，但不去解釋這種集聚的個體動機與總體趨勢間的內在聯系。主流經濟學認為必需解釋這種聯系，并且認為這是區域政策能否獲得預期效果的基礎。主流經濟學重視理論的演繹，強調以精煉的模型來揭示經濟運行整體現象背后的個體理性動機，在理論演繹的基礎上進行計量分析，即計量研究是對理論假設的驗證，但理論假設并不直接來自計量研究。艾薩德注意到了這種區別，指出區域經濟學的研究要提出一些有待驗證的假設和理論。克魯格曼認為經濟地理學未能“成功地”匯入主流經濟學的原因是沒有用一種適于當時已有的建模技術的方法表達他們的思想。在政策供給方面，區域經濟學從產業集聚與空間變量的歷史相關性出發，而主流經濟學從經濟個體對空間資源的需求動機出發。

就對市場經濟系統的整體認識而言，主流經濟學將經濟系統看成一個有很多不同部分，但又相互聯系和依賴的、能自我調節的體系。即在主流經濟學的視角中，市場經濟具有自組織的特征，所以強調個體選擇。區域經濟學在傳統上更傾向于將區域經濟系統看做是可以運籌的他組織系統，所以強調整體的最優布局與結構，但是其運籌的結果有時與個體理性選擇相悖。

3、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的研究意義

由于主流經濟學缺乏分析空間問題的建模工具，區域經濟理論又不能以主流經濟學的范式來解釋空間布局與市場結構和規模報酬遞增的關系，隨著經濟學變得越來越嚴謹，對區位理論的研究就被推到了學術的。區域經濟學利用實證手段發現了空間經濟的重要特征，例如哈里斯(Harris，1954)利用市場潛力模型繪制了美國的市場潛力地圖，證明高市場潛力與產業集聚有顯著的相關性，但因為對產業集聚的內生力量缺乏模型化分析，所以這些研究無法被納入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直至20世紀90年代，區域經濟學對各種經濟活動的空間集中現象都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這造成了區域經濟學應用的困境――區域經濟理論的政策主張往往基于經驗公式，在微觀動機和市場結構轉移的經濟機理方面的分析卻是空白，而數量眾多的沒有統一邏輯內核的經驗公式，有時是彼此矛盾的。主流經濟學強調個體理性選擇的均衡結果，但是沒有將理性選擇置于特定的區域之中，這是基于其理論范式的“知識選擇”；而區域經濟學則在分析特定的區域經濟問題時對個體理性選擇的結果加以忽略，這也是基于其理論范式的“知識選擇”。只有將兩種理論范式統一起來，才能做出真正有意義的區域經濟分析。

二、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的演進

1、杜能的開創性貢獻

杜能(Thunen，孤立國與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系，1826)設想了一個位于勻質平原上的孤立國，位于中心的城市供給制造品，城市的食品由四周的土地供給；孤立國內各地自然條件和運輸條件相同。杜能認為農場利潤最大化的主導因素是生產地與市場的距離。農業經營規模也與距離密切相關，追加的投入要素的邊際收益必須能償付成本與運費。當耕作成本一定時，離城市越近，追加的運費越低，邊際產量需償付的越少，生產規模擴大的可能性就越大。杜能創建了農業圈層理論，推論出決定各地區農業布局最佳類型的是級差地租。杜能將空間摩擦對人類經濟活動的影響加以理論化和體系化，這一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被推廣到了其他的研究領域。

由于空間既被看作是一個經濟物品，又被看作是經濟活動的基礎，杜能的分析對區域經濟學發展的重要性便是雙重的，這使得他的著作比后來的幾位貢獻者更具有相關性和普遍性。盡管杜能對經濟思想的貢獻是里程碑式的，他的思想卻被冷落了一個多世紀，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薩繆爾森(Samuelson，1952)的空間市場均衡模型以杜能的理論作為基礎。在艾薩德努力將區域經濟學帶入主流經濟學的時候，他嘗試將杜能的理論與均衡分析相結合。

當人們對杜能的假設前提做認真的分析時，一種邏輯追溯卻遇到了難題：在勻質的平原上，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為什么不是分散交錯地分布著，成為分散的“后院資本主義”形態，而是將工業集中在城市里面?顯然，杜能認為工業生產的集聚有其“天然”的理由，因此從杜能的理論出發，也就無法對此做出合理的解釋。

2、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的發散

杜能回答了生產是如何擴散的，但是人們還需要知道生產是如何集中起來的，所以杜能的區位論只發揮了“一半的作用”。這樣，杜能的農業區位論就不足以支持區域經濟學整個領域的發展，所以區域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呈現出發散狀態。除新經濟地理學以外，區域經濟學有6種理論范式(如表1所示)。杜能研究了地租和土地利用問題；地理幾何分析形成了工業區位理論，分析企業及產業區位選擇過程中的運輸費用問題；區域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了生產要素的區位差別；當地外部經濟理論揭示了聚集經濟效應；積累因果分析發現了區域經濟發展中的路徑依賴現象；社會物理學的研究進一步為上述研究結論提供了實證。

(1)基于地理幾何分析的工業區位論和市場區位論

19世紀德國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產業布局和產業遷徙問題開始為學者們所關注，勞恩哈特(Launhardt，確定工商業的合理區位，1882)提出了在資源供給和產品銷售約束下，使運輸成本最小化的廠商最優定位問題及其嘗試性的解法。

韋伯(Weber，工業區位理論，1909)系統地表述了工業區位理論：區位因子決定生產場所，將企業吸引到生產費用最小、節約費用最大的地點。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采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以成本最小為目標，從運輸指向、勞動力指向和集聚指向三個方面研究了產業合理布局的過程。

第二次工業革命進一步地提高了生產率，許多產業出現了規模報酬遞增，企業規模不斷擴張，市場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經濟學開始研究市場中的非競爭因素帶來的問題，區域經濟學的研究者開始關注市場區域劃分問題。

費特(Fetter，市場區域的經濟規律，1924)提出貿易區邊界理論，他假定有兩個生產地，根據兩地的成本和運輸費用的不同，利用等費用線方法，得出兩個生產地貿易范圍。如果兩個生產地各自的生產費用和運輸費用以及其他條件均相同，則兩地的貿易區分界線是一條位于中央的垂直線；若兩地的生產費用不同而其他條件相同，則兩個市場的邊界線是一條彎向生產費用較高貿易區的曲線；如果兩個生產地運輸費用不同而其他條件相同，則兩個市場的邊界線是一條彎向運輸費用較高貿易區的曲線。

克里斯泰勒(Chfistaller，德國南部的中心地，1933)假定地域具有同質性，一定的生產地必將產生一個適當的城鎮，這個城鎮是周圍地區的中心，它向周圍地區提供所需的商品和服務。服務中心的理想服務區是圓形的。當一區域內存在多個同級中心地時，圓形之間會出現間隙，要彌補間隙，圓形服務區就會局部地重疊，圓形服務區就轉變為六邊形的。這樣，每個次一級中心地則成為六邊形的一個頂點，各級中心地組成一個有規律的遞減的多級六邊形圖形。

廖什(Losch，區位經濟學，1939)把市場需求作為空間變量來研究，探討了市場區位體系和工業企業最大利潤的區位，形成了市場區位理論。廖什認為，企業產品銷售范圍最初是以產地為圓心，最大銷售距離為半徑的圓形，而產品價格又是需求量的遞減函數，所以企業的產品總銷售額是需求曲線在銷售區旋轉形成的圓錐體。每個企業都有自己的銷售范圍，企業之間形成了空檔，圓外有消費者不能得到供給，在競爭中每個企業都想擴大自己的市場范圍，因此圓與圓之間的空檔被新的競爭者覆蓋，圓形市場被擠成了六邊形的市場網絡。

(2)基于區域生產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論

俄林(Ohlin，區域貿易與國際貿易，1933)認為一個區域內所有的商品價格和生產要素價格都由它們各自的供求關系決定。需求方面有兩個主導因素：一是消費者的消費偏好；二是生產要素所有權的分配狀況，分配影響收入，從而影響到需求。供給方面也有兩個主導因素：一是要素的供給，即要素稟賦狀況；二是生產物質條件，這些物質條件決定了商品生產中生產要素的結合比例，決定要素密集的性質。這造成了國內外各地區生產要素價格的差異。

俄林的理論有很大影響，以至于許多區域發展規劃事實上都是以生產要素稟賦為基礎制定的。這一理論還認為區域發展的路徑依賴是由生產要素稟賦決定的。俄林的理論不能解釋技術手段對生產要素利用方式的創新，例如，依照傳統的判斷，以色列并不是一個適宜進行農業生產的地區，但是現代設施農業技術卻造就了以高附加值農產品為主的現代農業在以色列的集聚。也不能解釋為什么一些擁有相似要素稟賦的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卻相去甚遠。

(3)積累因果關系理論

繆爾達爾(Myrdel，經濟理論與不發達地區，1957)的“累積因果論”指出市場力的作用在于擴大而不是縮小地區間的差別，一個地區的發展速度一旦超過了平均發展速度，與那些發展緩慢的地區相比，它就可以獲得累積的競爭優勢，遏制困難地區的發展，使不發達地區不利于發展的因素越積累越多。

赫希曼(Hirsehman，經濟發展戰略，1958)的“涓滴效應”與“極化效應”與繆達爾的理論相似，赫希曼提出了“核心與邊緣區理論”。根據“核心與邊緣區理論”，在市場機制自發作用下，極化效應的作用是主要的。要改變這種情

況，就要在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引導下，有目的的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普里德(Pred，1966)把繆達爾一赫希曼模型應用于地區增長問題的分析。

繆達爾一赫希曼模型關注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但是依舊難以解釋為什么有些地區即使政府加大投入，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卻依舊不能吸引投資，而有些企業卻將原材料運輸到遙遠的地方進行生產。

(4)基于社會物理學的實證研究

社會物理學是指利用數據分析方法，將社會經濟中存在的實證規律性進行模型描述的一系列成果。1920年，瑞典人Pallin使用重力模型預測城市交通流量。1954年，J.D.Carroll采用重力模型研究了城市中心與周邊地區間的相互影響；奧爾巴赫(Auerbach，1913)構建了城市規模的位次一規模法則。社會物理學的典型應用是運輸網的規劃――由于對產業集聚的機制無法做出模型化的分析，自然也就無法把握運輸需求的生成特征，于是重力模型、市場引力模型等在運輸網絡規劃中有用武之地。運輸基礎設施的供給常常面臨尷尬的局面――要么是運輸供給嚴重短缺，要么是運輸供給明顯過剩，對運輸量的預測似乎從來沒有準確過。社會物理學為產業集聚和規模報酬遞增提供了實證。將社會系統看作是物理系統，有時會產生嚴重的偏差。例如重力模型就隱含了城市間作用的對等性假設，但是區域或國家間的貿易和運輸常常是不對稱的。

(5)以區域外部性為基礎的研究

馬歇爾(Marshall，經濟學原理，1890)把產業集聚歸結為三個要素：一是勞動力市場共享；二是提供工具、材料等的附屬行業在附近成長起來，即中間產品投入；三是技術外溢。馬歇爾認為，外部規模經濟是指企業利用地理接近性，通過規模經濟使企業生產成本降低，使無法獲得內部規模經濟的企業通過合作獲得規模經濟；外部范圍經濟一方面指在區域內相關產業的企業集聚時，企業可以通過垂直關聯實現與供應商、客戶之間的業務溝通；另一方面，企業可以通過水平關聯控制二級單位的產品質量等。由專門人才、專門機械、原材料提供、運輸便利以及技術擴散等“一般發達的經濟”所造成的“外部經濟”驅動，形成了企業的地理集中和相互依賴。

20世紀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沿著馬歇爾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釋城市經濟問題而受到城市經濟學界的重視。亨德森認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產生生產或者消費方面的技術規模經濟。在城市中，存在貿易品和住房兩種商品，貿易品在城市商業中心(CBD)生產，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區生產，工人往來于郊區與中心商業區；這樣，隨著城市工業在一個城市內的集中所產生的外部經濟，將與大城市的交通難、往來成本等不經濟之間產生沖突，城市規模由此給定。亨德森的模型具有杜能理論的某些特征，表面上看起來是非常有希望將區域經濟學帶入主流經濟學的，但是洛杉磯這樣的多核心城市的出現以及在世界各地發展起來的具有產業協作關系的城市群對這一理論提出了質疑。

3、統一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的努力

艾薩德(Isard，區位和空間經濟學，1956)注意到了區域經濟學研究范式的發散性，基于古典區位理論，他將杜能、韋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進行整合，把區位理論研究的問題歸結為：廠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權衡運輸成本與生產成本可替代性。由于未能建立一般區位均衡分析模型，缺乏對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分析中，艾薩德的工作結果被稱為區域科學。區域科學從未勝任過艾薩德所設想的角色。新城市經濟學(Jacbos，城市經濟，1969)把空間分析納入經濟學的努力也沒有獲得成功。

4、新經濟地理學理論范式的確立

研究范式的發散使區域經濟學研究在步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處于停滯狀態。20世紀90年代，以克魯格曼、藤田等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派將不完全競爭模型引入區域經濟的分析中，嘗試利用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對區域經濟以往的研究成果進行統一，這是區域經濟學30年以來的最大突破。克魯格曼認為主流經濟學對空間問題的分析必需解決三個問題：規模收益遞增、競爭的非完全性和對運輸成本的處理。規模收益遞增是古老的經濟學命題，馬歇爾曾經論述過規模報酬與產業集聚的關系。主流經濟學對非完全競爭市場的研究有很長歷史，迪克西特一斯蒂格勒的壟斷競爭模型成為新經濟地理學研究的另外一個基礎。運輸成本一直是區域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但是直到現在，經濟學對運輸業的許多問題都難以做出解釋。所以克魯格曼假設運輸成本以薩繆爾森的“冰山成本”的形式存在，即假設只有制成品有運輸成本，任何制成品的價值在運輸中都有一部分丟失了，而不是引入一個單獨的運輸業。

1991年以來，克魯格曼發表了一系列有關經濟聚集和產業集群的論文和著作，他的研究建立在對上述三個問題的解決上，并且他認為以往的區域經濟分析恰恰是因為沒有處理這三個問題的手段，所以對產業的聚集與發展規律缺乏解釋力；新經濟地理學派設計出了區域經濟的“中心一模型”，將產業集聚的個體理性動機歸結為規模收益遞增，而后又將規模收益遞增的原因歸結于外部性所帶來的技術外溢和交易費用的降低。

克魯格曼和藤田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它的確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夠將以往那些發散的區域經濟理論聚合起來加以解釋。杜能的農業區位論更接近主流經濟學的模型，杜能的研究涉及了一些主流經濟學必需考慮的關鍵因素――運輸費用與邊際產量的比較、生產規模擴大的可能性、級差地租等，這些或多或少地隱含了邊際成本、規模收益和空間資源的稀缺性等概念，在這個意義上，杜能的模型在經濟理論上有更大的影響和被挖掘的潛力。

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勞動分工受市場范圍限制的斯密定理，并注意到交通運輸對市場范圍的影響，因此他得出了在“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為最有實效”的結論。但是長期以來，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很少涉及空間問題，庫恩將這種情況解釋為“知識選擇”，因為自斯密起，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范式中就缺乏對空間因素加以分析的基本手段。

區域比較優勢理論強調不同區域生產要素供給的差異，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釋不同區域間產業結構的差別。但是依舊不能解釋產業集聚的微觀原因，為什么生產不是分散在具有相似資源稟賦的區域，而是會積聚到某個或某些區域呢?積累因果關系理論描述了區域經濟發展的路徑依賴，用極化效應來解釋區域發展的差別。后來以區域比較和積累因果關系為基礎的研究日益具有規范經濟學的特征，進而成為區域經濟政策供給的重要理論基礎，從而使區域經濟學在整體上帶有顯著的政府干預特征。國內外許多學者都認為區域經濟理論、方法和政策是區域經濟學的三大支柱。

1995年，克魯格曼在《發展、地理學與經

濟地理》一書中從主流經濟學的角度研究區域經濟學無法解釋的區域發展問題。1999年，藤田昌久、克魯格曼和維納布爾斯發表了《空間經濟：城市、區域與國際貿易》一書，系統地論述了產業集群和聚集經濟的形成因素，用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解釋和分析了經濟集聚，這部著作獲得了多項經濟學獎項。

在艾薩德的努力沒有獲得預期成果以后，區域經濟學自20世紀70年代起似乎不再為人們所重視。克魯格曼等將空間因素納入到新古典經濟學模型，強調相互交換產品和勞務的企業和家庭的分散決策與地理空間的關系，第一次真正能夠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中，將需求、供給等市場參數表現為空間因素的顯函數。需要注意的是，經濟地理學是一個使用較為混亂的術語，在傳統上，它是指關于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描述，屬于地理學的一個分支。隨著地理學和經濟學的交叉，這一術語有時和區域經濟學相混淆了。

在新經濟地理學逐步確立的同時，其他的經濟學家也在對區域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的趨同做出努力。巴羅(Barro)為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建立了微觀基礎，在和沙拉馬丁(Sala.I.Martin)合作的研究中建立了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增長模型。在巴羅的模型中，制度的因素超過了區位的作用，他比較不同國家經濟增長的差別，研究范式是古典主義的，對產業集聚的解釋歸結于交易費用理論。

波特(Porter)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企業戰略管理領域，1980年出版了《競爭戰略》一書，建立了他的企業競爭力理論。1990年出版《國家競爭優勢》一書，提出了鉆石模型。波特在理論范式上可以認為是產業經濟學的成功應用。

三、區域經濟學應用的拓展

1、主流經濟學賦予區域經濟學更強的解釋能力

主流經濟學推進了區域經濟學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主要進展，這表明區域經濟、經濟地理、經濟發展理論等學科的研究范式開始趨于集中，這很可能是區域經濟學今后發展的趨勢。比較優勢、區域經濟稟賦、運輸條件、地理幾何分析等都是區域經濟學經常使用的理論工具，但是在理論范式呈現發散狀態的時候，這些理論也是發散的。由于不能將這些理論工具歸結到一個共同的理論支點上，整個區域經濟學更像一個“工具箱”，而不是一部精巧的儀器。當一國的經濟中出現“問題區域”的時候，基于空間分析的區域經濟學并不能給出正確的解釋，當人們不得不重新回到主流經濟學的“零維”空間去尋找答案的時候，區域經濟學的發展也就出現了停滯。主流經濟學對區域經濟學的研究結論進行的整合導致了區域經濟學的范式轉換，使其能夠依據一個具有整體性的理論框架對區域差異、產業集聚做出解釋。

在本質上，經濟是全部社會成員個體決策的結果。區域經濟學以往的研究具有顯著的規劃性，即從規范經濟學的視角先行定義最優模型，然后確定區域發展目標，并主張利用政府干預來確定經濟發展的途徑。但是個體理性選擇的總和往往和政府規劃相去甚遠，對這種情況不能做出解釋，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區域經濟學逐漸沉寂的主要原因。

2、區域經濟學對經濟政策的供給產生新的影響

區域經濟學具有“政府干預經濟學”的特征，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規劃是區域經濟學的重要應用領域，國內區域經濟學的應用領域有向“問題區域”傾斜的趨勢。

在對問題缺乏根源性解釋的情況下，無論采用什么樣的技術手段，區域經濟發展規劃或者區域問題診斷都具有盲目性。源自區域經濟學的政策建議也就會處于被質疑的地位，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許多的政策性建議帶有計劃經濟的特征，將政府置于對經濟實施“強干預”的位置。這往往是由于規劃模型缺乏企業理性選擇動機的要素引起的，由于對政府干預后形成的市場結構變化、規模報酬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導致的區域經濟均衡狀態的遷移缺乏準確的預見性，政府的干預常常達不到預期的效果。

就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主張而言，主流經濟學與區域經濟學有明顯的區別。區域經濟學通常主張對區域經濟，特別是基于區域經濟稟賦對產業結構的全面規劃，但是并沒有明確的系統化的政策手段。主流經濟學則是在微觀層面通過對市場參數的調整來限制企業的決策，這已經屬于經濟規制的范疇。由此可見，一旦將區域經濟學的研究納入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范式，產業組織理論、經濟規制理論等主流經濟學的諸多分支學科便與區域經濟學在邏輯上具有了一致性，在政策供給層面上就有了更多的理論選擇。

3、與主流經濟學范式趨同的啟示

區域經濟學被納入主流經濟學理論范式的結果是對經濟問題的分析會更加全面。區域經濟學不再僅僅簡單用于區域經濟問題的對策性研究，而是能夠基于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從制度機制、市場競爭機制、要素共享機制、社會運行效率等多個層面對區域經濟進行全方位的解釋與規劃。將過去的片面的運輸費用和比較優勢分析轉化為一種對區域經濟的全方位的“掃描”。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已經形成嚴整的理論體系，正如庫恩所說的，主流經濟學的理論主干和諸多分支學科由于具有統一的理論范式，因此具有邏輯的一致性。多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這一理論體系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區域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范式的趨同，意味著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成果能夠為區域經濟學所用，使這一學科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篇（5）

中圖分類號：F061.5；F0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8131（2017）01001008

一、引言

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非均衡性或者說經濟活動具有空間結構性這一特征，是我們研究現實經濟無法回避的問題（年猛 等，2012）。然而，經濟活動的空間因素卻被主流經濟學家長期忽視，這種研究不僅“在上一代基本上處于休眠狀態”（Krugman，1991a），而且難入主流。目前，已經聲名鵲起的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t把空間因素納入一般均衡理論分析的框架之中，探究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規律，解釋產業活動的空間集聚機制，并以此來分析和探討區域經濟增長的規律與途徑（安虎森，2009）。

經過20多年的發展，新經濟地理學日趨成熟與完善，形成了許多理論模型。尤其是近年來，企業異質性（Heterogeneous Firm）理論的引入，增強了新經濟地理學對現實經濟的解釋力、完善了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基礎。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闡述新經濟地理學的最新研究進展――“新”新經濟地理學對新經濟地理學的繼承和創新及其在中國的應用和創新方向。

二、 空間、新貿易理論與新經濟地理學

1.缺失空間維度的主流經濟學

經濟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現象在現實中是非常普遍的。然而長期以來，主流經濟學一直排斥關于空間經濟的研究，至今在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中仍熱衷于講述沒有空間維度的經濟理論（安虎森，2010）。美國經濟思想史學家馬克?布勞格（Blaug，1997）在《經濟理論回顧》一書中指出：“18世紀的偉大經濟學先驅愛爾蘭經濟學家理查德?坎蒂隆（R. Cantillon）、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斯圖亞特（J. Steuart）、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 Smith）等，曾大量論述過關于區域與距離這個兩位一體現象有關的空間經濟模式，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這一關乎‘空間’的經濟研究主題在1800年以后的主流經濟學文獻當中幾乎不見蹤影；盡管古典區位論在19世紀興起、成熟并產生一定的影響力，但一直被主流經濟學排斥在外而無法進入主流經濟學的殿堂，直到20世紀50年代，整個主流經濟學對現實經濟世界的分析都是缺少空間維度的”。

雖然主流經濟學長期忽視空間維度，但諸如區位論、城市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經濟地理學等學科一直研究并關注經濟活動的空間特性，其中也產生了很多經典的空間分析范式。然而這些學科在研究經濟現象時，常常假設經濟活動的集聚體（例如城市）是外生的（如德國經濟學家約翰?杜能的農業區位論），并把這種經濟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現象視作“黑箱”處理，這種處理方式顯然無法對主流經濟學產生很大的影響。然而，由于經濟活動的空間“塊狀”特征非常普遍且無法回避，于是主流經濟學理論從“外部性”這種外部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指生產要素稟賦空間分布的不均衡，由HO理論、比較優勢理論等構成；另一方面是指技術外部性，也稱為技術外溢或知識擴散。 來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差異現象。但是，主流經濟學這種外部性對集聚形成的內在機制的解釋無法令人信服。

一些經濟學家尤其是新經濟地理學家們認為，主流經濟學之所以長期缺失空間維度，關鍵是缺乏處理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技術工具（Krugman，1995，1998a，1998b；Fujita et al，1999）。可以說，主流經濟學家們是由于缺乏合適的技術工具而不得已回避空間問題的；同時，區位論等非主流的相關研究由于缺乏嚴謹的模型表述和未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而無法得到主流經濟學的認同。正因為主流經濟學的無能為力和非主流相關學科的研究不足，“空間”這一經濟學“最后的前沿”成為了新經濟地理學誕生的立足點。

2.新貿易理論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生產提供了技術上的支持

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實際上是脫胎于新貿易理論（New Trade Theory，NTT）的，而與這兩個領域聯系最為緊密的經濟學家則是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 Kugman）（安虎森，2009）。Krugman的突出貢獻在于：在國際貿易領域開創了新貿易理論和在經濟活動區位分析方面開創了新經濟地理學。

1979年，Krugman在《收益遞增、壟斷競爭和國際貿易》一文中，使用DS模型構建了全新的綜合了傳統觀點的新貿易理論框架（Krugman，1979）。這篇論文不僅包含了“即使不存在比較優勢和生產要素稟賦差異，規模經濟也是導致國家或地區間貿易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新貿易理論核心思想，而且具有了新經濟地理學的雛形思想，即可以在主流經濟學的一般均衡框架內分析經濟活動和生產要素的區位。1980年，Krugman在《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模式》一文中，用“冰山成本”（Iceberg Cost）“冰山成本”是美國經濟學家Samuelson于1952年首次提出，目的是用來描述由于貿易壁壘而產生的經濟效率的損失。Krugman將其引入國際貿易研究中以替代傳統的運輸成本假設，即一單位商品在到達目的地時會像“冰山”一樣“融化”掉一部分，而“融化”的這部分就是運輸成本。這種假設顯然有利于Krugman數理模型的構建并得到一些有意義的結論，但這種“線性運輸成本”的假設也受到了一些反對者的批評。 假設替代傳統的運輸成本假設，在進一步完善新貿易理論的同時，其提出的“本地市場效應”（也稱市場接近效應，Home Market Effect）同樣是新經濟地理學的重要內容（Krugman，1980）。盡管新貿易理論蘊涵了新經濟地理學的思想，但沒有實現立足于消費者與企業空間區位選擇的一般均衡分析。因此，直到1991年Krugman發表的《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才被認為是新經濟地理學的開篇之作（Krugman，1991a）。

因此，新貿易理論被經濟學界譽為壟斷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并為新經濟地理學的誕生奠定了諸多基礎。Krugman創立的CP模型，也是在新貿易理論模型廣泛使用的基本元素（如消費者多樣化、規模報酬遞增、壟斷競爭等）的基礎上，增加了具有規模報酬不變和無運輸成本等特征的農I部門以及工業企業和工人在地理空間上的無成本遷移而得出的。在Krugman創立新經濟地理學之后，國際貿易理論與經濟地理學通過新的理論視角而聯系得越來越緊密，即在給定生產要素國際分布的情況下，同時探討不同國家之間的專業化（國際貿易理論）和這些要素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區位運行（經濟地理學）的共同驅動力。

3.“新”新貿易理論為“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提供了微觀理論基礎

《貿易對產業內的再分配和產業總生產率的影響》（Melitz，2003）一文一經發表就在國際貿易領域內掀起了以企業異質性為基本特征的“新”新貿易理論（‘New’ New Trade Theory，NNTT）研究浪潮。NNTT從一個新的角度，即更加強調企業而不是行業的重要性，來理解在全球化時代下國家或地區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相比傳統的貿易理論中用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原理來解釋產業間貿易以及新貿易理論中用規模收益遞增原理來解釋行業內貿易，“新”新貿易理論則是從更加微觀角度――企業來解釋國際貿易活動。NNTT模型揭示出國際貿易導致一個地區或國家同一產業內只有生產效率更高的企業才能進入國外市場，而效率低的企業只能被淘汰出國際市場，同時市場份額的再分配也會促使效率更高的企業擁有更大的市場份額，并最終會提升整體行業的生產效率。近年來，得益于微觀企業統計數據獲得的便利性，大量實證研究也驗證了“新”新貿易理論的結論。

因此，引入了企業異質性的“新”新貿易理論，彌補了傳統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只研究產業層面而缺少企業層面的微觀理論基礎的缺陷，進一步增強了貿易理論對現實國際貿易活動的解釋力。隨著新貿易理論穩步發展到“新”新貿易理論，新經濟地理學也逐漸發展到“新”新經濟地理學（‘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NNEG）。“新”新經濟地理學仍然以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為基礎，但更強調企業、個人等微觀異質性和企業的集聚行為。更關注微觀異質性（microheterogeneity）的“新”新經濟地理學是對關注宏觀異質性（macroheterogeneity）的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發展和補充，在整個新經濟地理學的體系中搭起了理論與現實的橋梁，而理論與實際的不符正是新經濟地理學飽受批評的原因。

三、“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繼承與創新

1.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脈絡與“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

（1）DS模型的出現和新貿易理論的創立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奠定了技術基礎

1977年，印度裔美國經濟學家迪克西特（Dixit）和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創立的DS模型，為新經濟地理學家們提供了將規模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納入一般均衡模型的工具，從而新經濟地理學得以被主流經濟學所接納。DS模型設計精巧，涉及產業組織、國際貿易、經濟增長、新經濟地理學等領域，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Dixit和Stiglitz（1977）通過假設商品效用函數的擬凹性和不變替代彈性以及差異化產品，保留企業在壟斷競爭市場上自由進入和退出的假定，構建了消費者消費多樣化與企業生產規模經濟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根據原假設，在報酬遞增和壟斷競爭市場結構下，產品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和差異性；消費者具有多樣化消費偏好特征。對生產者來說，在市場規模和生產資源一定的情況下，產品的種類越少，市場競爭就越不激烈，廠商就越能利用規模經濟進行一種產品的生產；對于消費者來說，由于多樣化消費能促進效用的增加，因此產品的種類越多越好。這樣就產生了廠商偏向商品種類少樣化而消費者偏好種類多樣化的“兩難”沖突。在市場規模不變情況下，新廠商的自由進入最終導致市場均衡，廠商利潤為零；然而市場規模的擴大有利于生產者發揮規模經濟優勢，促使產品的種類的增加和單位產品生產成本的下降（即生產效率的提高）。DS模型暗含的“商品貿易促使市場規模擴大、規模經濟有效利用以及消費者效用水平提高”的思想，在國際貿易研究領域得到吸納和應用，并最終發展成為新貿易理論。

（2）CP模型的創立與新經濟地理學的批判性發展

Krugman（1991a，1991b）建立的CP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譯為“中心―模型”或“核心―邊緣模型”）揭示出集聚是由規模經濟、市場規模和運輸成本等因素相互作用決定，并將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現象完全內生化。Krugman（1995）指出，運輸成本與產業集聚水平之間是非線性的，呈倒“U”型關系，即：在貿易自由度很低（即指運輸成本非常高）的情況下，經濟活動呈空間分散格局；隨著貿易自由度開始提升（即運輸成本開始下降），由于存在“黏性”特征新經濟地理學中的“黏性”特征即指“路徑依賴”現象。 ，經濟活動的區位不會很快發生改變；但是當貿易自由度達到某個特定的臨界值時，會產生“突發性集聚”，經濟活動會突然向某個區域集中并不斷發生累積，并最終形成“中心―”（中心是工業區，是農業為主的區域）的空間結構。

CP模型的問世標志著新經濟地理學的誕生，其模型本身也不斷被Krugman本人及其他學者改善和補充。英國經濟學家理查德?鮑德溫（R. Baldwin）等人在《經濟地理與公共政策》一書中，對新經濟地理學相關模型進行了總結（Baldwin et al，2003），主要有：自由資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Martin et al，1995）、自由企業家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FE模型）（Ottaviano，1996；Forslid，1999；Forslid et al，2003）、資本創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CC模型）（Baldwin，1999）、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s Model，GS模型）（Martin et al，1999）、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s Model，LS模型）（Baldwin et al，2001）、中心―邊緣垂直模型（CorePeriphery VerticalLinkage Model，CPVL模型）（Krugman et al，1995；Fujita et al，1999）、自由資本垂直模型（Footloose Capital VerticalLinkage Model，FCVL模型）（RobertNicoud，2002）、自由企業家垂直聯系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VerticalLinkage Model，簡稱FEVL模型）（Ottaviano et al，2002）等。

上述模型都以依賴“DCI框架”“DCI框架”是指以DS模型為基礎，并采用不變替代效用函數（CES）和冰山運輸成本假設（Iceberg transport cost）。 為基本特征。為擺脫“DCI框架”，尤其是“冰山運輸成本假說”與F實的不符，經濟學家奇安馬可?奧塔維亞諾（G. Ottaviano）等建立了線性自由資本模型（Linear Footloose Capital Model，LFC模型）和線性自由企業家模型（Linear 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LFE模型）（Ottaviano et al，1999；Ottaviano，2001；Ottaviano et al，2002），嘗試使用包含二次子效用的擬線性需求函數、線性運輸成本和差別定價的框架來解析“中心―”現象。以“DCI框架”和線性函數為基本特征的兩種模型構成了新經濟地理學在經濟關聯（ELinkage）方面的理論體系，而日本經濟學家藤田昌久建立的關于知識關聯（KLinkage）的模型（Fujita，2007），以及最近興起的企業異質性的引入，使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向貼近現實世界的方向拓展，這種趨勢也代表著未來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方向。

（3）新經濟地理學面臨的挑戰、微觀異質性與“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

新經濟地理學只關注宏觀異質性而缺乏微觀基礎是其飽受批評者詬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新”新貿易理論的出現為新經濟地理學解決微觀基礎問題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思路。Baldwin和Okubo（2006）借鑒美國經濟學家馬克?梅里茲（Melitz，2003）的研究思路建立了第一個基于微觀主體異質性的新經濟地理模型，并開啟了基于微觀主體異質性的經濟地理研究潮流（楊開忠 等，2016）。2011年，Ottaviano首次將納入企業異質性的新經濟地理模型稱為“新”新經濟地理學（Ottaviano，2011）借鑒Baldwin和RobertNicoud（2005）等學者將引入企業異質性理論的新貿易理論稱為“新”新貿易理論的做法，Ottaviano（2011）將引入企業異質性假設的新經濟地理學稱為“新”新經濟地理學。 。

“新”新經濟地理學將企業之間的效率差異引入傳統的新經濟地理模型中，以考察企業異質性條件下的生產成本和市場規模的差異。當不同的企業面臨區位選擇時，效率低的企業為避免激烈的競爭而具有更強的動力遠離區位優勢較好的地區（Baldwin et al，2006）。因此，企業異質性可以作為額外的分散力（Dispersion Force），更何況，貿易成本越大企業產品之間的替代性就越大。

此外，通過NNEG模型我們可以從競爭性企業供應產品的數量差異及生產效率差異的角度來分析區位差異。從這個角度出發，研究企業產品之間的替代彈性可以闡釋橫向產品差異化（horizont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而研究企業生產效率差異可以闡釋垂直產品差異化（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產品差異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也被譯為產品特異性）是指企業通過某種方式改變同質性或差異較小的產品，從而使消費者相信這些產品具有差異并產生偏好的不同。如果產品特征水平在空間上擴大使得一個消費者的效用上升而另一個消費者效用的下降，這種產品差異就是橫向的；若產品特征水平在空間上的擴大使得所有消費者的效用都增加，這種產品差異就是垂直的或者是縱向的。產品差異性與壟斷競爭市場結構密不可分，并一同被引入經濟學文獻中。在區位類比分析中，根據具有不同特征的產品的相對數量，某一特定產品被認為定位于一個特定空間中，進而可以根據差異產品空間分布的特征來分析企業之間的區位差異。 。在“新”新經濟地理模型中，橫向產品差異化可以促進企業空間集中，垂直產品差異化則促進企業空間分散。從這方面來看，不同企業在效率上的異質性程度成為決定經濟活動地理分布的一個微觀因素。同時，對人異質性（Heterogeneous Agents）的研究，對于進一步理解企業與勞動者異質性導致經濟集聚的機制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Duranton et al，2004）。

“新”新經濟地理學認為，相比生產率低的企業，生產率高的企業更具競爭力，因而能在市場規模較大的核心地區生存并獲得規模經濟效應；而生產率較低的企業為避免競爭會離開核心區而定位于競爭并不激烈的邊緣區域，這樣就形成了存在“質”的差別的“核心―邊緣”結構。很顯然，這種空間結構與新經濟地理模型中的同質化的空間結構是不相同的。企業異質性理論的引入，激發了國外一些經濟地理學家們的研究熱情，出現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斷補充和完善“新”新經濟地理學。綜合這些研究成果，可以把企業或個人等微觀異質性對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影響歸結為以下三大效應：集聚效應，指由于企業的地理集中會產生知識溢出等正的外部性和形成規模經濟而有利于企業生產率的提高；空間選擇效應，指在競爭的作用下，生產率高的企業會集聚在核心區而生產率低的企業只能布局在邊緣區；人才歸類效應，指優秀人才會主動選擇在核心區（大市場區）工作（Baldwin et al，2006；Okubo et al，2010；Behrens et al，2014）。

總體而言，“新”新經濟地理學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推動了新經濟地理學理論體系的完善和發展：一是探討了微觀異質性對新經濟地理模型主要特征和結論的影響，并為新經濟地理學奠定了微觀基礎（Baldwin et al，2006，2009）；二是從企業和勞動者異質性出發重新探討經濟活動空間集聚形成和城市空間結構變化的微觀機制（Behrens et al，2014）；三是在企業異質性假設條件下，探討區域政策對區域經濟增長與福利變化的影響（Baldwin et al，2006，2009；Baldwin和Forslid，2010）。

2.“新”新經濟地理學主要分析框架

“新”新經濟地理學采用“新”新貿易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沿用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的基礎上，力求構建更加多元化的模型。綜合目前研究的成果，“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模型主要基于以下三大分析框架：

（1）DS壟斷競爭分析框架。如前所述，無論是新貿易理論、新經濟地理還是“新”新貿易理論，DS框架都是其理論模型的基礎分析框架。Fujita和Krugman（1999）也認為整個新經濟地理學都是建立在DS壟斷競爭分析框架、冰山貿易成本理論、特別動態演化和計算機模擬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新”新經濟地理學的最初創立者也沿用了這一傳統。其中，Baldwin和Okubo（2006）在DS框架下探討了企業異質性對企業區位定位的空間選擇與空間分類效應；法國經濟學家克里斯蒂安?貝倫斯等也在DS框架下證明了大城市具有高效率的特征（Behrens et al，2014）。

（2）OTT分析框架。OTT分析框架是由Ottaviano、Tabuchi和Thisse等建立的一個基于準線性二次函數分析框架（Ottaviano et al，2002）。與DS框架相比，OTT框架一方面克服了DS框架下企業產品邊際成本加成定價的缺陷，使得企業產品的最優定價策略隨市場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另一方面用準線性效用函數替代CES（不變替代彈性）效用函數，使模型中所有內生變量都可以用外生變量以線性形式表示，具有完全解析能力。OTT框架一經推出，就在貿易領域與新經濟地理領域得到了大量的運用。其中，Melitz和Ottaviano（2008）采用OTT框架分析了市場規模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日本經濟學家久保卓治等（Okubo et al，2010）也基于OTT框架分析了企業異質性對其空間區位選擇的影響。

（3）BEKJ分析框架。BEKJ模型由Bernard、Eaton、Kortum和Jensen等建立（Bernard et al，2003）被看作是“新”新貿易理論的另一重要模型。由于BEKJ模型僅僅關注Frenchet分布，而無法反映隨機企業的比較優勢，因此該分析框架無論是在貿易領域還是新經濟地理領域使用得都比較少。

四、“新”新經濟地理學在中國的研究現狀及啟示作為空間經濟學的新方向（楊開忠等，2016），國外學者對“新”新經濟地理學已關注近十年，而國內研究才剛剛起步。由于微觀層面稻菘苫竦瞇越喜睿國內相關研究主要以引進介紹國外研究成果為主（李福柱，2011；顏銀根，2013；陳光，2015；楊開忠 等，2016），僅有少數學者開展了相關實證研究，且主要集中在微觀主體異質性集聚驗證（劉海洋 等，2015）和“新”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企業效率的影響機制（梁琦等，2012、2013；王文雯等，2015）等方面。同時，相關研究也缺乏符合中國國情的理論模型。

Krugman（2011）指出，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新經濟地理學“討論的是過去，不是現在，更不是未來”，但是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新經濟地理學正當其時。實踐應用是檢驗理論的標準，中國的經濟發展實踐為新經濟地理學及其最新理論進展提供了廣闊的應用平臺（孫久文 等，2015）。而“新”新經濟地理學的引進也為研究中國區域問題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論依據。我們應積極借鑒其最新研究視角和方法，結合中國經濟實際，從時間和空間上來研究經濟活動空間格局形成的內在機制。

首先，“新”新經濟地理學為研究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空間格局提供了新的微觀思路。目前，中國存在區域之間發展不均衡、城鄉差距長期存在以及產業空間分布不合理等問題，借鑒“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我們可以從企業生產率差異、勞動者素質差異等微觀異質性角度，來研究中國區域經濟問題產生的深層次原因和解決路徑。

其次，“新”新經濟地理學為討論和研究中國的區域經濟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由于引入了微觀異質性，“新”新經濟地理學為學者研究政府實施區域政策的效果提供了具有預測性和針對性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借鑒這種分析框架來研究中國實施的區域發展戰略以及近年來密集出臺的“新規劃”，深入探討其原因、機制和效果等。

最后，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也為“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提供了獨特的、有價值的素材。因此，當前中國經濟地理學研究學者應扎根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特色實踐，從應用、模仿轉向創新、突破，促進其區域經濟理論體系的完善和發展。具體來講，目前的研究應將“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和模型更大程度地與中國實際的地理空間結構、微觀主體特征等結合起來，深入探討市場的“空間選擇效應”、區域政策的“分類效應”，并注重實證檢驗方法以及企業效率來源識別方法的創新，讓理論模型和實證研究的結果更加符合中國的經濟現實。

參考文獻：

安虎森.2009.新經濟地理學原理[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安虎森.2010.新區域經濟學[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陳光.2015.基于企業異質性的“新”新經濟地理學研究綜述[J].經濟問題探索（4）：160166.

李福柱.2011. “新”新經濟地理學研究進展[J].經濟學動態（6）：98102.

梁琦，李曉萍，呂大國.2012.市場一體化，企業異質性與地區補貼[J].中國工業經濟（2）：1625.

梁琦，李曉萍，簡澤.2013.異質性企業的空間選擇與地區生產率差距研究[J].統計研究，30（6）：5157.

劉海洋，劉玉海，袁鵬.2015.集群地區生產率優勢的來源識別：集聚效應抑或選擇效應？[J].經濟學（季刊）（2）：10731092.

年猛，孫久文.2012.中國區域經濟空間結構變化研究[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8996.

孫久文，原倩.2015.“空間”的崛起及其對新經濟地理學發展方向的影響[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 8895.

王文雯，金祥s，朱希偉.2015.新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企業效率的影響機制[J].統計研究（7）：3236.

顏銀根.2013.論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脈絡――從新經濟地理到新新經濟地理[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6）：312.

楊開忠，董亞寧，薛領，等. 2016.“新”新經濟地理學的回顧與展望[J].廣西社會科學（5）：6374.

BALDWIN R E. 1999. Agglomeration and endogenous capital[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253280.

BALDWIN R E，MARTIN P，OTTAVIANO G I P. 2001. Global income divergence，trade，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geography of growth takeoff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6（1）：537.

BALDWIN R E，FORSLID R，MARTIN P，OTTAVIANO G，ROBERTNICOUD F. 2003.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LDWIN R E，FORSLID R. 2010. Trade liberaliz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4（2）： 161176.

BALDWIN R E，OKUBO T. 2006. Heterogeneous firms，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spatial selection and sort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6（3）： 323346.

BALDWIN R E，OKUBO T. 2009. Tax reform， delocation， and heterogeneous firms[J].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11（4）：741764.

BEHRENS K，DURANTON G，ROBERTNICOUD F. 2014. Productive cities：Sorting，selection，and agglomer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22（3）：507553.

BERNARD A B，EATON J，KORTUM，JENSEN J B. 2003. Plants and produ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3（4）：12681290.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XIT A K，STIGLITZ J E. 1977.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7（3）：297308.

DURANTON G，PUGA D. 2004. 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4：20632117.

FORSLID R. 1999. Agglomeration with human and physical capital：An analytically solvable case[R]. CEPR Discussion Papers.

FORSLID R，OTTAVIANO G I P. 2003. An analytically solvable core\periphery model[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3（3）： 229240.

FUJITA M，KRUGMAN P，MORI T. 1999. On the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209251.

FUJITA M. 2007. Toward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brain power society[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7（4）：482490.

KRUGMAN P. 1979. Increasing returns，monopolistic competition，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9（4）：469479.

KRUGMAN P. 1980. Scale Economies，Product Differentiation，and Pattern of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0（5）：950959.

KRUGMAN P. 1991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9：483C499.

KRUGMAN P. 1991b. History versus Expectation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6：651667.

KRUGMAN P. 1995. Development，Geography，and Economic Theory[M]. Cambridge（Mass.）：MIT Press.

KRUGMAN P，VENABLES A J. 1995.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0（4）：85780.

KRUGMAN P. 1998a. What’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14（2）：717.

KRUGMAN P. 1998b. Space：the final frontier[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2（2）：161174.

KRUGMAN P. 2011.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now middleaged[J]. Regional Studies，45（1）：17.

MARTIN P，ROGERS C A. 1995.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39：335351.

MARTIN P，OTTAVIANO G I P. 1999. Growing locations： Industry location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281302.

MELITZ M J.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71：1695C1725.

MELITZ M J，OTTAVIANO G I P. 2008. Market size，trade，and productivity[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75（1）：295316.

OKUBO T，FORSLID R. 2012. Spatial relo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heterogeneous sectors[R].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Trade and Industry.

OKUBO T，PICARD P M，THISSE J F. 2010. The spatial selection of heterogeneous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82（2）：230237.

OTTAVIANO G I P. 1996.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trade，and endogenous spatial fluctuations[J].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31（1）：51C77.

OTTAVIANO G I P，THISSE J F. 1999. Integration，agglomer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factor mobility[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83（3）：429456.

OTTAVIANO G I P. 2001.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trade，and endogenous spatial fluctuation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1（1）：5177.

OTTAVIANO G I P，TABUCHI T，THISSE J F. 2002. Agglomeration and trade revisited[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43：409436.

OTTAVIANO G I P. 2011. ‘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firm heterogeneity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11）：213240.

（輯：夏冬；段文娟）

收稿日期：20160918；修回日期：20161019

篇（6）

AbstractReviewed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Henderson urban system models, introduced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the framewor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was good to understand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urban Economics model, and promote its application on policy.

KeywordsNEG； urban system； integrated model

一、引言

城市經濟學和新經濟地理學是區域經濟學中的兩大核心。城市經濟學理論的基礎可以追溯到杜能的農業區位論，兩大發展來自于阿隆索-米爾-莫斯（Alonso-Mills-Muth）和亨德森（Henderson）--前者討論了單一城市的均衡問題，后者則討論了多城市（城市體系）的問題。阿隆索-米爾-和莫斯將中央商務區和通勤者分別替代了杜能模型中的城市與農民，將杜能區位地租的概念引入城市空間結構均衡分析，是對杜能理論的直接延伸。Henderson（1974）則基于Alonso-Muth的城市內部結構模型框架，用一般均衡的方法把Alonso-Muth的模型擴展到具有有限產業部門的城市體系上，建立了城市體系形成的靜態模型。

在Dixit-Stiglitz（1977）的工作以前，將報酬遞增的技術納入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進行模型化一直是個難以解決的難題。Dixit-Stiglitz（1977）發表了《壟斷競爭和最優的產品多樣性》一文，提出了D-S模型，將壟斷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納入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在這個框架的基礎上，在20世紀80年代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得以迅速發展。在新貿易理論的基礎上加入運輸成本，Paul Krugman（1991）發表了《遞增收益和經濟地理》一文，提出了“中心-”模型，開辟了新經濟地理學這一研究領域。“中心-”模型構成了新經濟地理學的基石（Neary，2001），繼克魯格曼的工作后，眾多的學者在這一模型的基礎上做了延伸。總體上看，新經濟地理學模型(NEG models)包括三類（Fujita，Mori， 2005）：中心-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s），城市體系模型（urban system models）和國際（貿易）模型(international models)。

然而，遺憾的是盡管城市經濟學和新經濟地理學是區域經濟學中的兩大核心，但是這兩個領域卻是幾乎不兼容的。前者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運行，后者則在壟斷競爭的市場中運行；前者充分考慮了土地、通勤等要素，長于區域內部結構的考察，后者則充分考慮運輸成本等要素，長于區域間結構的考察；從機理上看也存在巨大差別，比如前者的經濟活動分散力量來自于本地的人員擁擠帶來的生活費用上升，后者則來源于消費者多樣化偏好和運輸成本等因素通過市場形成的競爭效應。這種不兼容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述兩種理論對經濟現實的解釋力。事實上，近年來，力求整合城市經濟學和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成為了一個前沿研究領域（Fujita，2005）。Tabuchi（1998）；Murata and Thisse（2005）等在兩區域的框架下，加入了城市住房的地租作為分散力量，模型得到了與克魯格曼中心-模型不一樣的一個結論，即當運輸成本足夠低的時候，制造業會分散。陳良文（2008）將城市內部空間結構和外部規模經濟效應同時整合到標準的新經濟地理學模型框架之中，結論顯示，作為重要分散力量的城市內部通勤成本和作為重要集聚力量的馬歇爾外部規模經濟效應都對經濟活動的集聚程度有重要的影響。鄧永新（2008）則基于新增長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城市經濟學和新經濟地理學的相關整合模型，提出了一個城市群空間結構演化的概念模型，認為基于動態要素的比較優勢和基于積聚經濟的競爭優勢相互作用推動了城市群空間結構的演化。

另一個方面，新經濟地理學的數理模型是比較復雜的，限制了新經濟地理學的影響力和可應用性（Duranton，2005）。為此，Duranton等（2005）提出了一個圖形分析框架，整合了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和幾個新經濟地理學模型。該分析框架具有簡潔易懂的特點，并且極其有利于進行情景分析（Scenarios analysis），方便政策上的應用。為此，本文主要介紹這個分析框架。不同的是原文討論了凸的勞動力需求曲線的情形，本文討論凹的情形，并相對規范的對該分析框架略做擴展，以求促進數理上比較復雜的新經濟地理學和城市經濟學理論的傳播及其在政策上的應用。

二、新經濟地理模型與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整合分析框架

在新經濟地理學的一系列模型中，引起經濟集聚的微觀機制各種各樣，主要包括內部規模經濟1 、中間投入品、基礎設施共享、勞動力池匹配效應和知識外溢等。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則直接假定生產的外部性，存在行業層次的規模經濟。由于考慮的集聚機制不同，各種模型有所差異，但結果都是造成經濟集聚，從而使人均產出為總就業人口的增函數。如果假定資本完全流動，土地完全不能流動，那么只需要將重點放在勞動力的討論上，通過讓勞動力供需均衡進而確定產業規模等2 ，然后討論作為外生變量的經濟因素（如環境、基礎設施等）對勞動供給與需求的影響，進而理解區域如何對經濟沖擊做出響應。為此，Combes，Duranton，Overman（2005）的分析框架圍繞勞動力的工資展開。我們將這一分析工具稱為C-D-O分析框架。

（一）勞動力需求

假定區域總產出為Y，總就業人口為N，人均產出為y，勞動力名義工資為w，那么由于集聚經濟的存在有（1）式：

有理由承認規模經濟的存在，但是根據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隨著規模的提升可能逐漸導致更高的管理成本，由于這里要討論規模經濟所以避免討論這種成本會帶來的規模不經濟，但是將這一因素給與力所能及的考慮是必要的。為此，有理由相信盡管人均產出是總人口的增函數，但是遞增的速率是下降的。采用克魯格曼中心模型中的生產函數（2式）考察勞動力需求曲線的凹凸性：

（3）式即給出了（1）式關于人均產出遞增的證明，也表明人均產出關于總人口N的曲線是凹的。這表示，勞動力需求曲線、勞動力反需求曲線也具有這樣的特征 3。所以用反需求曲線反映勞動力需求，得到（4）式。

但是，在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中，由于運輸成本存在“閥值”現象（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運輸成本達到某個點，經濟將完全集聚，否則按照原始的農民的分布狀態分散），所以在用這個框架討論新經濟地理學時，必須區分不同運輸成本條件下的勞動力需求曲線，并且由于“閥值”的原因，勞動力需求曲線可能是負的斜率。可以推論，在運輸成本低的情形下，上述命題合適；在運輸成本高的情形下，勞動力需求曲線斜率、凹凸性正好相反。

（二）區域擁（成本）擠效應

區域的擁擠效應反應了當地生活的成本，本質上是一種市場的外部性。隨著當地人口的上升，住房成本，通勤成本都可能增加。由于地租增加，本地制造業的消費品價格也可能增加。但是如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中所指出的更大的市場（人口），也意味著更多供應多樣化產品的產商，若消費者是多樣化偏好的，在給定貿易成本的條件下，這會導致一個較低的價格指數。

1．城市經濟學的考慮重點。在城市經濟模型中，通勤費用、土地是重要要素，是經濟參與者面臨的成本因素。“房價隨收入增加而增加”是城市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結論，上述基于勞動力需求函數的分析也得出了名義工資是人口數量增函數的結論。所以，我們假定擁擠成本是人口數量的增函數，并假定遞增的速率遞增 1。設成本為C，則這一命題由（5）式表示。

2．新經濟地理學的考慮重點。新經濟地理學不考慮地理上個體消費者的擁擠效應2 ，或者說這種個體的擁擠（集中）3 ，不僅沒有壞處，反而將獲得更多的多樣化產品，降低價格指數，使個體獲利。因此，這里的成本是隨著總人口數的增加而下降的。但在低運輸費用存在的條件下，低運輸費用情形下的成本相對高運輸費用情形下的成本更低。進一步假定，對于恒定的運輸成本，成本的下降速率是人口總量的減函數。這一命題由（6）式表示。

（三）勞動力供給

假定勞動力供給是實際工資的增函數。沿用微觀經濟學中關于反勞動供給曲線的形狀，則反勞動需求曲線為凸。這一命題由（7）式表示。

（四）均衡

簡單起見，這里采用城市經濟學框架內的方程來討論均衡，用來說明該分析框架的應用。

（4）-（5）得到凈工資曲線方程：

W（N）=w（N）-c（N）,W'（N）=w'（N）-c'（N）,W"（N）=w"（N）-c"（N）＜0 （8）

將（4）（5）（7）（8）的曲線描繪如圖所示。

如圖1所示，供給曲線與凈工資曲線相交于F，E兩點，其中F點是不穩定的均衡，E點是穩定均衡。通過E點，可以求得（城市）人口規模、名義工資、成本。

三、新經濟地理模型與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整合分析框架應用

（一）C-D-O分析框架與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

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假定存在行業層次的規模經濟，資本與勞動總量固定且可以完美流動。初級土地要素使用的機會成本為0；經濟中生產貿易品、住房和區位（site）三種產品。模型的結論是：①均衡時，所有的城市都是專業化的；②同樣專業化的城市擁有同樣的城市規模；③存在多產業類型時，均衡時每一專業化類型的城市規模都大于城市最優規模，但引入城市開發商后，所有城市都可以達到最優規模。

這里不妨假定存在兩種類型的產業A、B，假定產業B有比產業A更高的規模經濟，那么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某個城市必定只從事一個行業，因為假定它從事兩個行業，人口的完美流動使均衡點必定在產業A與產業B名義工資曲線相交的k點1 ，但是此時勞動力從二者中的任一行業流向另一行業，都可以獲得更高的名義工資，因此均衡是不穩定的,如圖所示。

進一步假定，如果經濟中只存在兩類區域A，B，那么他們分別從事什么行業？亨德森的模型是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的。但是，人口流動將使得勞動在兩類行業分布直到凈工資相等2 ，均衡點為A1,B1,在這種情況下，分別專業化從事產業A，B的兩類城市規模都相對凈工資曲線上的最大工資點3來說過大了，如圖所示。

現在引入大者（政府，開發商）來創造城市。對于者來說最優的策略是創造一個能達到凈工資曲線最高點的新城，然后征收該點與市場工資點之間的差額。這樣，在人口數量既定的條件下，人口從舊的城市流向新的城市，舊的城市規模下降，每一個城市都可以達到最優城市規模。同時，者優先選擇能產生相對更高凈工資點的產業（產業2）創建新城，這意味著該類產業的產品供給增加，從而使得產品價格相對擁有較低最高凈工資點產業（產業1）的產品價格更低，使得兩類產業的凈工資曲線發生相對移動，直到最后凈工資都處于最高點且在產業間相等，均衡為A2,B2點，如圖2所示。

（二）C-D-O分析框架與克魯格曼中心模型

中心模型假定存在東部（本地，home）和西部(其他，foreign)兩個區域，勞動力可以完全流動，存在多樣化偏好，存在產商層次的規模經濟，制成品有冰山運輸成本，農業人口均勻分布且不能流動。給定這些假定，克魯格曼模型得出較低的運輸成本、較高的工業制成品占支出的份額或較大的規模經濟（三者的某種組合）將產生中心-結構，反之則出現對稱的均衡。

在克魯格曼模型中，存在集聚和分散兩種作用過程。可以直觀的理解，對于代表性區域，當處于集聚情形時，名義工資隨總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而處于分散過程時，名義工資必定隨總人口的增加而下降。從模型中的機理看，這兩種作用分別對應本地市場效應和市場擁擠效應。集聚還是分散，取決于哪種效應處于主導地位。給定消費者的替代彈性和工業制品占支出的份額，這兩種效應力量的對比取決于運輸成本的大小。隨著運輸成本下降，這兩種效應都減弱。但是Baldwin等（2003）證明了市場擁擠效應減弱程度更大(楊海余等，2004)。這表示，運輸費用較低時，本地市場效應與市場擁擠效應相比，處于主導地位，從而名義工資是總人口的增函數。反過來，當運輸費用較高時，市場擁擠效應增加的程度更大，市場擁擠效應占據主導地位，從而名義工資是總人口的減函數。進一步考慮名義工資與運輸費用的關系，當本地人口較少時（這表示制造業人口較少，因為農民均勻分布）意味著本地廠商較少，同時由于運輸費用高使得本地產商面臨的外部競爭小，企業索要一個更高的價格，促使本地名義工資高；而當運輸成本低的時候，本地就面臨外部大量的產品競爭壓力，促使本地名義工資下降。因此，本地人口少時，名義工資是運輸費用的增函數。同理，可以證明本地人口多時，名義工資是運輸費用的減函數。在C-D-O分析框架中的區域擁擠效應部分已經指出新經濟地理模型中生活成本是總人口數的減函數，但低運輸費用情形下的成本相對高運輸費用情形下的成本更低。

圖3反應了上述結論。其中E點是均衡點，此時制造業均勻分布；K點不是穩定均衡點，制造業將或者全部集中到E1點，或者全部集中到E2點，達到均衡。

（三）資源環境指向、技術沖擊與新城開發、城市規模調整

在亨德城市體系模型中，城市在哪里出現是不確定的。造成這一問題的一個原因可以歸結為模型未考慮空間差異。在現實的經濟中，地區的自然地理、資源稟賦條件是有差異的，從產業層次看存在絕對優勢或者比較優勢，這也是傳統貿易理論解釋不同城市區域存在的原因。由于有限的自然景觀資源、礦產資源等在區域上的不連續分布，或者即使是連續分布，也由于開發時序與強度的不一致而導致了實際上的不連續，進而使得特定的產業在空間上進行不連續的調整。假定現實世界分為已開發區域與未開發區域，空間特性能夠帶來產業的比較優勢或絕對優勢，那么經濟會如何調整？

考慮某個地區，不妨設為沿海未開發地區，該地區由于未開發和沿海區位兩個因素與已開發地區相比具有更好的自然景觀和資源條件（由于運輸優勢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利用全球資源）。沿用3.1節“C-D-O分析框架與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假定，進一步設B產業（如重工業）對上述的資源環境因素高度敏感。由于開發政策的實行，經濟中新增加了該地區B產業的名義工資曲線（設為Bn），并與大量的所有其他地區相比更高，如圖4（a）所示。但是，現在該地區并不能必然被開發，因為在人口到達No之前，該地區的實際工資低于其他地區。若人口達到No，則大量的其他地區的人口將自發的流入該地區，該地區將具有內生的增長能力，直到該地區的實際工資與所有其他地區相等，實現短期的均衡1 ,如圖4（c）所示。長期而言，由于該地區的差異性，不能被新的城市開發商創造，最終該地區的城市規模將大于最優的城市規模，但所有其他地區能實現最優的城市規模，并且所有地區的實際工資相等，實現長期均衡，如下圖4（d）所示。

從上述經濟調整的分析中，能夠得到一個有趣的結論：一個新區即使是從事自己具有絕對優勢或比較優勢的產業，要發展成為一個城市必須有一個最小的投資（補貼）規模；在完成最小投資（補貼）規模后，新區的規模經濟效益才能足夠使城市實現內生發展。最小投資（補貼）規模由（1）式給出，同時滿足（2）式。其中Wc為整個經濟的實際工資，為常數；W(N)-c(N)為新區擁有絕對優勢或比較優勢產業的實際工資。

上面討論的是地區差異的情形，是一個城市群內城市間的調整問題。那里由于假定了城市區域無限大量，所以現有的城市面對這種沖擊做出的調整很少。放松這個假定，一個直觀的結論就是由于資源環境要素在地理上的變動導致了城市產業人口向新區的遷移。但是，對于一個既定的城市群內的某個城市區域，面對外部環境的沖擊會如何做出調整呢？下面考慮技術沖擊的情形。

假定在現有的城市框架下，B產業經歷了一個正的技術沖擊，從而使得B產業的名義工資曲線上移。現在可將圖4中“新地區B產業名義工資曲線”看成是“技術沖擊條件下B產業的名義工資曲線”，其他對應曲線做類似處理。由于經濟的總人口不變，所以從事A產業的城市產業人口流向從事B產業的城市，直到兩類城市的實際工資相等實現短期均衡，最終走向長期均衡，皆能達到最優的城市規模。與技術沖擊前相比，技術沖擊后，從事A產業的城市變小，從事B產業的城市變大，但是整個經濟的實際工資都上升了。這表示，哪怕是不是從事經歷正向技術沖擊產業的城市，也能從該產業技術沖擊中獲得一定的好處，即得到更高的實際工資，而成本是城市人口的下降。

進一步放松上述關于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假定，假設勞動力不完全流動，從而勞動力供給曲線就變成了一條向上傾斜的曲線。此時城市的規模與標準的亨德森模型相比可能偏小，外部正向的技術沖擊不僅提高整體人口的實際工資水平，而且有可能使城市規模更大而趨向于更為合理，如圖4（e）所示。若實行城市規模管制政策，如控制人口規模為圖4（e）中的L點，此時勞動力的需求大于勞動力的供給，造成福利損失D由（3）式給出，無證人口的流入有利于城市整體福利的改進。

（四）交易成本、價值鏈分工與城市功能演化

不管是城市經濟學中的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還是新經濟地理學中的模型，企業是一個完整的單元。但是，現實經濟中的總部經濟、制造基地等事實表明，企業的組織在空間上可能是分化的。Duranton和Puga(2005)建立了一個模型，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考察。這實質是一個中間投入品為特征的新經濟地理學模型，Krugman等（1995），Venables（1996）較早的研究了這類模型。

假定企業的價值鏈分為商業服務和生產制造兩個環節，兩個環節之間的產品互為投入品，皆規模報酬遞增（規模報酬遞增程度可能是不一樣的，假定從行業層次講商業服務比生產制造的規模經濟性更強），那么企業就面臨著將這兩個環節分散還是集中布局的決策。若布局在一起，好處是節省了交易成本，壞處是布局在一起共同拉高了生活成本（比如造成擁擠，即兩個環節之間存在負的外部性）；若分散布局，好處是可以充分發揮各自的規模經濟，壞處是存在高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可能是基礎設施、通訊技術等參數的函數。考慮極端的情況，在極低交易成本的條件下，對各環節而言，將這兩個環節分散布局比布局在一起顯然會有更高的名義工資曲線；反之，有更低的名義工資曲線。沿用3.1節“C-D-O分析框架與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字符假定，并對各情形下的名義工資曲線編號，在考慮了擁擠的成本效應后，得到了對應的實際工資曲線。短期均衡如圖5所示。

三個結論如下：①隨著交易成本的下降，城市規模不斷擴大。②在高交易成本的條件下，功能型（單一環節型）的城市規模小于一體化型的城市規模；在低交易成本的條件下，功能型（單一環節型）的城市規模大于一體化型的城市規模。③同等交易成本條件下，由于規模經濟的假定，商業服務型（或稱總部經濟型）的城市規模大于生產制造型的城市規模。

現在考慮另一情況，假定商業服務和生產制造兩個環節的產品并不是互為投入的，而只是生產制造環節需要商業服務環節的投入，那么交易成本只計入生產制造環節。設想初始經濟的狀況，由于高的交易成本，那么企業將生產制造環節與商業服務環節布局在一起形成一體化型的城市。長期而言交易成本不斷下降直到下降到某一程度，專業化建設城市就構成了城市管理者最優選擇，將生產制造環節的企業遷到新生的專業化的城市（或郊區）就是有利可圖的，則原有的城市逐漸轉向提供商業服務的城市。這個過程可能表現為城市的郊區化、去工業化和更多新的工業城市的創建。

（五）貿易開放與城市群內部差異和規模調整

3.4節交易成本與城市功能演化的問題，本質上也是一個貿易成本與城市功能演化的問題。但是，那里是一種投入產出層次上的貿易成本，而不是最終商品貿易成本，采用的模型是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下面采用新經濟地理模型探討商品貿易成本變化時城市結構的調整問題，首先討論兩城市間貿易成本變動時的情形，再考慮兩城市間貿易成本不變但這兩個城市與其他城市貿易成本變化的情形。

兩城市間貿易成本變動時的情形。沿用3.2節“C-D-O分析框架與克魯格曼中心模型”討論中的基本假設，進一步加入城市經濟學別關注的不可流動并且有限供給的土地因素，可以將土地作為投入要素也可以作為生活的成本要素。為了討論方便不妨假定土地為生活成本的影響要素，且其貢獻的成本為人口的增函數，從而該因素構成了經濟的又一個分散力量，用曲線c(N)表示，如圖6（b）。此時，經濟的總成本因素就由圖6（b）中的兩類曲線合成為鐘型曲線，如圖6（c）所示。

加入土地等擁擠因素后，城市間的調整與經典的中心理論相比表現出了一些有趣的結論。在城市間貿易成本極高的時候，經濟在E點達到對稱的均衡；隨著貿易成本一定程度的下降，對稱的均衡不再穩定，在K1或者K2達到非對稱的穩定均衡，每個城市都有一定的制造業，但其中一個占有的份額更大；最后當貿易成本足夠低時，經濟在E＇點達到對稱均衡,如圖6（d）。總結這個結論是：隨著城市群內城市間貿易成本的下降，城市間經濟差異先增加后下降，顯示出一個倒U型的過程。這與Krugman，Venables（1995）建立的模型結論類似。

兩城市間貿易成本不變但這兩個城市與其他城市貿易成本變化的情形，不妨考慮三區域的情形：東部、西部、國外。假定東部與西部的貿易為城市群區域內的貿易，勞動力可以完全自由流動，商品貿易成本為固定為T；東部、西部與國外的貿易成本分別為T1,T2。

先考慮T1= T2時的情形。顯然，相比T1,T2低的情形，在T1,T2較高時，企業的主要市場是國內，勞動力在東西部間的流動有更強的后向關聯效應。此時。企業必定在東西部間非對稱的積聚，類似于上圖中K1或者K2均衡點時的情形。因為如果對外貿易成本高時顯對稱積聚，那么就不能得出在對外貿易成本低時更加均衡分布的結論，這與不同對外貿易成本條件下后向關聯效應不同的前提相抵觸。現在，讓T1,T2足夠降低，此時東西部就是外向型的地區，東西部間勞動力流動所能帶來的后向關聯效應很弱，等價于積聚力量減弱。此時，巨大的人口帶來的土地擁擠成本使得非均衡分布的城市結構向更加均衡的方向變化。對這種情形一個直觀的理解是：當T1,T2降低時，東西部的產品出口國外，對東西部而言如果分別將彼此看成國外，則相當于東西部互相之間的貿易成本T降低，東（西）部出口產品到西（東）部，類似于上圖中E＇均衡點時的情形。這個過程的結論是：隨著對外貿易成本的下降，城市之間的差異縮小。

再考慮T1與T2不相等的情形，不妨假設T1逐漸下降。此時，對于東部地區而言，可以將更多的產品出口到國外，西部地區勞動流向東部地區帶來的競爭效應減弱，并且由于進口產品也更加便宜，制成品價格指數降低，兩方面的影響使得東部地區的實際工資曲線上移。均衡的結果是，對于東部地區而言，城市規模增大，如圖6(e)所示。這個過程的結論是：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與外部貿易成本更低的地區規模更大。

四、結論與討論

本文介紹了整合新經濟地理模型和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理論分析框架--C-D-O分析框架。該框架由Combes，Duranton，Overman（2005）提出，以勞動供給與需求為核心，是一個簡單的供需分析，但是能夠重現復雜的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和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結論，并且可以延伸到諸如貿易成本、資源環境等變量的考察上，顯示出了很強的理論兼容性和解釋力，有利于相關理論的傳播和在政策上的應用。

然而，盡管C-D-O分析框架是一個易于應用的分析工具，但是從理論的嚴謹性講，卻是不足的。因此，建立規范的數理模型，整合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和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仍然十分必要。如果有一系列這樣規范的數理模型，那么使用C-D-O分析框架將更加令人信服。這是以后的一個研究方向。當然，本文的C-D-O分析框架對相關數理模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示性。

參考文獻

[1]Combes, Duranton,Overman.2005.Agglomeration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Spatial Economy（J）.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84(3):311-349.

[2]Dixit AK.Stiglitz JE.1977.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297-308.

[3]Masahisa Fujita, Tomoya Mori.2005. Frontiers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84(3):377-405.

[4]J. V. Henderson .1974.The Sizes and Types of Cities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4): 640-656.

[5]Krugman PR.1991.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Economy 99:484-499.

[6]Krugman P, Venables AJ .1995.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4): 857-880.

[7]Yasusada Murata, Thisse.2005.A simple Model of Economic Geography.àla Helpman-Tabuchi (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58: 137-155.

[8]Neary，P．2001. of Hype and Hyperbolas: Introducing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9(2)：536-561．

[9]Venables, A. J.1996. Equlibrium Locations of Vertically Linked Indust ries (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7: 341-359.

[10]Tabuchi, Takatoshi.1998.Urban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A Synthesis of Alonso and Krugman(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4(3):333-351 .

[11]陳良文，楊開忠.集聚與分散:新經濟地理學模型與城市內部空間結構、外部規模經濟效應的整合研究（J）.經濟學（季刊），2008（1）：5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