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學科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技術學科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一、信息技術學科與班會課的整合：

玩游戲．上網聊天是中學生較喜歡的一種娛樂方式，特別是電腦進入教室后，除了教學需要外，也為學生玩游戲聊天提供了方便。如何把學生對電腦的興趣引導到學習上來呢？為此，我們讓學生在校園網論壇上就“游戲的利與弊”談談各自的看法，結果很多同學都發表自己的觀點：“有的認為有益的游戲可以益智，有的認為玩游戲浪費時間，還有的認為只要處理好時間的等……”總之，通過這次班會課，一方面以學生喜歡的聊天方式讓學生自由討論，自己思考，最后在老師的引導下，讓學生自己得出結論：不可沉溺于攻擊性的游戲。從而讓電腦既成為學習娛樂的好幫手，同時也讓學生學會自我管理．自我控制，知道如何正確處理好學習和娛樂的關系。

在教學管理中，作為學校和教師，應該積極創造良好的學習氛圍，讓學生學會協作學習，合作學習，并學會在合作中懂得同學間如何相互尊重，相互欣賞。例如在指導學生作品自評、互評過程中，教師要引導學生多看別人的閃光點，每一幅作品不可能都是十全十美的，但總有一兩點閃光之處值得借鑒，相互啟發，結合自己的作品揚長避短，或者多位同學共同合作，技術交流、創意交流、既體現了互幫互助的精神，又能讓每一位學生都能不斷進步，不論作品還是人品都能越來越接近完美。這樣，在學生間就形成積極、愉悅、良好的學習氛圍，同時又用學生的優秀作品美化機房，讓學生體驗學習的成功感。

二、信息技術學科與德育教育的整合：

“教學如果沒有進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種沒有目的的手段”，而中小學德育任務主要就是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人的精神內核。只有確立了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及美好的理想，學生才可能有健康、自覺的價值生活，才能有真正合乎道德的行為，也才能做一個符合道德要求的人。在創作作品過程中，學生感到如何確定好的主題是最難的。其實有好多好的主題就在我們身邊，例如教室的墻上就貼著“工作著、學習著是美麗的”、“人人都要做好人”等。在教學中我還利用生活中發生的一些具體的事例，例如我碰到的一位交警，平時在烈日雨中指揮繁忙的，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之余，還專門抓獲一些偷車賊，讓失去自行車的失主又能找回自己的馬兒的故事，啟發學生用作品把生活中美好的人和事表達出來，宣揚人世間美好的道德情操,培養學生要多做好事、善事，做一個對社會有益的人。樹立健康、向上、積極、樂觀的人生觀、價值觀和美好的理想。

三、信息技術學科與語文、美術、學科的整合

現在的教育越來越重視美育教育，要培養學生審美、立美的能力，從而促使他們追求人生的健康情趣和理想的境界。而美育又分美育、美育、文化美育等。在信息技術學科教學中又將如何體現美育教育呢？在這方面我作了一些嘗試。

杭州的四月是最美麗的季節，大自然是學生審美情感體驗的最豐富的源泉。通過自然美的欣賞，開闊學生視野，增長知識，陶冶性情，增強學生熱愛自然環境、熱愛祖國、熱愛祖國美好河山的情感。市政府又花了大量的投資把杭州西湖裝點得越來越漂亮了：南線開通，白堤、蘇堤、西湖邊都建了很多有教育意義和典故的雕塑、為學校的教育創造了優美的自然環境和良好的人文環境，讓每一個人在一種良好的社會環境里得到潛移默化的教育，體現了“環境人”的教育思想。

學校組織春游，這一周的信息技術課我就結合春游讓學生把春游的感受通過你喜歡的形式表達出來。有的學生用繪畫描繪了春天的景致和春游的場景，還有的學生描繪的是心中的春天，讓學生在創作作品中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對學生進行自然美的熏陶。

現在學生特別感興趣的還有欣賞和制作flash作品，在指導學生制作flash作品時，我有意識地引導學生根據主題配上一些好的名畫、優美詩詞、和經典音樂，使學生對我國悠久歷史文化，優美的文學詩詞、名畫藝術、以及著名的經典音樂有所了解，有所感悟，讓學生在整個制作作品的過程中，既學會flash技術，又接受了藝術美和文化美的熏陶。

美育教育的主要任務還有就是要培養和提高學生表現美、創造美的能力。教學中要求學生將自己對美的感悟用不同的形式表現來，自然而然就形成立美創造活動。我們讓學生美化修飾文章，作報刊，制作網頁、flas等，這些活動本身就是藝術美的創造，而且在創造美的過程中也培養了學生的個性和創造性。

四、信息技術學科與情感教育的整合：

教育是門藝術，如果離開情感的因素，沒有感染力的教育，根本談不上讓學生愉快地接受知識，內化知識。這也是多媒體教學課件依舊不能代替教師教育的原故。

在教學中，我注意用情感的因素感染學生，創設一種師生平等、民主交流的教學氣氛，同時也注意培養學生健康的情感。教育離不開生活，學生在學校中的學習活動，不再是僅僅接受教師傳遞的知識和服從教育要求的過程，同時也是學生自主地探索世界、感受社會的過程。在教學生作電子報刊和網頁時，我就讓學生根據自己的喜好，以“我最喜歡的＊＊”為題自由創作，結果很多學生寫了“我最喜歡的老師”“我最快樂的童年”“我最喜歡的書”等，培養學生健康的情感。還有的學生表達了熱愛人生，熱愛人世間一切美好的事物，渴望人世間充滿愛，追求真善美的情懷。

五、信息技術學科與心的滲透：

瑞士的學家裴斯特洛齊對教育就提出了“使人類教育心理化、人性化”的口號。在作品的選題中，我一般都讓學生自命題。法國的教育家盧梭就提出了“教育”的思想，就是要從學生的自然本性出發。他認為兒童的自然本性是向善的，因此只要尊重學生的本性，他的個性，就能培養出獨立、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所以我們的教育就要尊重學生的選擇，尊重學生的感受。況且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感受的愿望，讓學生在寬松的環境里自由地表達自己心中所思所想，所感所悟，給學生以自由發揮的空間。通過這些作品，讓我們了解學生真實的心聲，也讓我們教師真誠地與學生進行心靈的對話和交流。結果很多學生寫了《感恩的心》、《放飛心靈》．《我的世界我喜歡》等。當然也有的同學寫了《扭曲的心》．《人生好苦》等，這都該引起我們教師的關注，及時給予關注，積極引導，讓我們的學生都能有一顆健康快樂正直善良的心。總之，作為教師，應該積極創造條件，讓每位學生都有充分展現才華的機會，滿足學生正當的合理的自我實現的需要，這樣就能激發學生自主，樂于學習、這也是學生積極學習的原動力,也才能充分挖掘學生的創造力。

六、教學與誠信教育的整合：

網絡，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以多媒體機和網絡通訊技術為主要標志的信息技術,改變著我們的工作方式、學習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改變著我們的教學方式。但很多人認為網絡是虛幻的。在教學中，我們一方面教育學生不論在現實生活中或是網絡學習中都要做一個誠信的人。另一方面，很多學校都開通了校園網，并在校園網上開通網上論壇，師生在線交流等。一次我在網上碰到一位懷疑一切的學生，他問：“什么是誠信？現在上到處都在宣揚虛幻這個概念，現實生活中都沒有誠信，何況虛幻的網絡？”我告訴他：“很多自以為聰明的人以為說謊可以保護自己，熟不知，一個謊言的開始，就意味著將要用很多謊言來掩蓋。況且一個人老說謊會很累的。如果你給別人誠信，別人就會給你誠信。說謊者在誠信者面前也只能誠信，何況誰又愿意和一個沒有誠信的人交朋友呢？所以只有誠信才是對付虛假、虛偽、虛幻的最好的辦法。”后來他告訴我他改掉了說謊的習慣，還在網上交了不少的好朋友。教師以一個朋友的身份和學生在網上平等對話，對學生進行引導，學生更能接受。總之,網絡作為一個工具，具有雙重性，我們不能因為懼怕網上的不良信息就拒絕網絡。況且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網絡化的時代，我們生活的很多方面與網絡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任何事情，只要正確引導，培養和增強學生的鑒別能力，不要盲目地陷入無聊的聊天和所謂的網戀之中，網絡對我們的學習和生活將產生很大的幫助。如果人人都能在網上作個誠信的人，遵守網絡道德，真正的網絡教育就會成為現實。

存在的及解決的策略

篇（2）

英語課的主要目標是幫助學生掌握英語語言知識和技能，增加對英語國家的文化和風俗習慣的了解等。因此，以網絡資源輔助實現語言教學目標、促進課堂上用英語進行交流互動是非常明確的信息技術與課程整合的目標，很多教師不知不覺地把利用網絡英語學習資源看作使學生自覺學習英語語言知識和技能的重要手段是本末倒置的。沒有教師對語言知識、技能和文化方面的歸納和指導，學生僅僅依靠網絡很難系統理解英語語言規范和感受英語語言特點或語言表達之美，難以提高英語學習的效果和效率。

二.利用信息技術進行英語教學可以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更好地服務于英語教學

1.“有聲有色” ，激發學生的英語學習興趣。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 。小學階段，學生的興趣以直接興趣為主。興趣激發起來，學生的 學習效果也會因之顯著提高。在教學中廣泛使用能使學生視聽并用的多媒體信息技術，就可 以大幅度提高學習效率。 通過應用信息技術， 使抽象的教學內容具有 “有聲有色” 聲形并茂、 ， 生動活潑的表現形式，使教學活動情理交融，有張有弛，學生動腦、動眼、動耳、動口、動 手，多種感官共同參與，更準確生動地感知所學知識，同時也更有利于學生理解和掌握知識。 例如，在教學 horse ， hen， sheep， cow 這幾個動物單詞時，我用多媒體設計聽動物叫聲猜 動物，或者看動物的尾巴猜動物，當答案揭曉時，學生的注意力會自然而然地集中在這個動 物單詞上， 老師教授單詞就事半功倍， 此時又及時引入諸如 goat， lamb， pig， mouse， elephant 等單詞，豐富了學生的詞匯量。

2.“有情有景” ，培養學生的英語表達能力和交際能力。 我國學生學習英語往往缺乏一定的語言環境，缺乏語言實踐的機會，而實際教學中又往 往只注重句型的學習，忽視它的具體應用。因而，不少學生能從原型例子和教材練習中獲得 固定的、孤立的知識點，但將這些知識遷移到實際生活情境的能力比較差，當他們遇到不同 場合下的現實問題時就束手無策。而通過多媒體信息技術，我們能在課堂上模擬栩栩如生， 豐富多樣的現實生活情景，不僅縮短了教學和現實的距離，給學生提供使用英語交際的機會， 而且滿足了他們好奇、 好動的心理， 學生觸景生情， 激發起表達的欲望。 例如， 我在教學 Fruits 等單詞時，根據學生生性好動，對外出游覽活動充滿好奇的心理特點，設計了“In the fruit garden” （在水果園里）的教學主題，利用現代化的教學媒體，將整個授課環節──“游覽水 果園”制作成多媒體課件，看著圖片，伴著歌聲， “來”到了美麗的“果園” ，帶給學生新奇 的感受，從而激發其求知欲。新課前的復習單詞這一環節，我巧妙安排了一張導游圖，導游 圖上呈現著若干個已學的單詞的圖片，這幾個單詞圖片分別代表著幾個景點。隨著參觀順序 的逐層展開，學生看到了若干種不同的水果，并一一對這幾種水果的音、形、義進行復習。 操練過程中，我設計了看影子模仿，猜的游戲，摘果子并做統計的游戲。看影子模仿是這節 課最為關鍵的新授階段。教師通過四張不同的陰影，由易到難，引出并操練了本課的關鍵句 型“Is this a/an.？Yes，it is. No，it is not. ”此時，全體學生已進入 Fruit garden， 參與摘果子的游戲，只有正確說出 Is this a/an...時，才能得到果子，又由于這一活動 是在學生之間進行，所以，學生敢于開口，在輕松自然的狀態下學到了語言知識。最后，每 一組成員都要完成一張水果調查表，以反映他們的“勞動所得” ，接著在全班范圍內評選出所 得水果最多的小組，并予以獎勵，將學習氣氛再一次推向。

音樂生態課堂教學的淺議

陽城縣演禮中心學校 張向鵬

關鍵詞：生態環境 課堂教學 學習興趣 表現欲望

當社會文明進步到一定階段，人就會開始關注自己的生存環境。我們的教育也一樣，當新課程實踐到一定的程度，就是要抓住“人”這一最活躍最基本最具有生命力的細胞來實踐。肖川先生提出的能“喚醒沉睡的潛能，激活封存的記憶，開啟幽閉的心智，放飛囚禁的情愫”的課堂，應該是生態課堂。用愛點擊孩子心靈的鼠標，著眼于兒童內涵的整體豐富，為兒童的自主學習提供有利的條件與廣闊的自由、自發的空間；引導兒童愉悅、主動、體悟、表達音樂的內容。讓他們在自然健康、綠色活潑的生態教學環境中，享受著陽光的沐浴、雨露的滋潤，在新課程中茁壯成長。

一、喚醒自然中的學習意識

生態總是和環境聯在一起，關心生態就是著意改善學習生態環境。課堂教學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創設學生感興趣的，感到美妙的環境，有利于學生接受知識的的教學情境。

1、以“趣”帶路

我們農村音樂老師面臨兩大尷尬，一是學生喜歡音樂而不喜歡音樂課的現象；二是學生愛唱流行歌曲而不哼必唱歌曲。MP3，MP4許多學生都擁有的，可以說他們流行的歌曲唱“溜靠”，國歌唱“玩靠’，書上的歌曲唱“儂靠”。老師們肯定覺得很郁悶、很煩，我認為其實這是一種很不錯的生態狀態，起碼可以確定學生是喜歡音樂的。就像喜歡奶茶一樣，只是不喜歡這種味道而已，那么我們就要重新調料、適當放配香料。歌曲教學是音樂教學的重點，也是難點，我們音樂老師要必須去完成的。我們設計的教學過程要有兒童生活氣息，與他們的興趣、知識經驗相吻合。我們要用科學的發聲進行教唱，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有必要可以降一個調、兩個調來唱，讓學生的嗓子減負，不疲勞，感到舒服，感到這歌曲是為我而寫的，我適合我要歌唱。在背唱歌詞時，用電視上一個節目形式-《我愛記歌詞》來激發學生記的興趣。師生接唱、生生搶接營造一種其樂融融的環境。

2、與“美”同行

其次在反復練歌中，往往會出現學生不愿意唱的情況，那么就要利用故事、音、畫來分析歌曲內涵激發積極性。如新課程十冊第四課《童心是小鳥》，利用小姑娘的故事，展示春、夏、秋、冬畫面，體會不同的歌唱情緒心理活動；又如在最后一句：

（1）432176―55.3―433-―

（2）432176―55.3―431-―

飛來飛去在四季的懷抱里 飛來飛去在四季的懷抱里

“飛來飛去”學生“飛”不好，容易唱錯節奏和音高，反復的練唱很乏味又沒效果。我們可以比喻在飛途中遇到了大風大雨，鳥兒被折了一下來表示音432176的下行。兩個“懷抱”的音高，前一個比喻是鳥兒飛到了我們的眼前又飛回出去，沒有落下，第二次的431-―“懷抱”才落到我們的手心，捧在懷里。這樣在學生能理解體會的情況下，深刻地解決了難點。那么在學會歌曲后，還可以利用學生的特長和愛好，來個自由發揮盡情創作，把歌曲表現出來，優美的律動、愉快的合作讓學生切實感到音樂的享受，流淌著行云流水般的自然美。

二、開啟生活中的知識積累

篇（3）

二、在Excel軟件教學中引導學生制作班級課程表和學生成績表

Excel軟件是一款基本的數據處理軟件。在教學excel軟件時，教師可創設任務讓學生嘗試設計自己班的課程表，這是一項相當有趣的任務。學生可以改變課程表的顏色和邊框花樣，對課表中多次出現的課程可用一次填充的方法進行填加。此外，還可以通過創建班級名單及對班級成績進行排名等任務讓學生練習處理單元格數據。學生不僅學會了不同類型數據的錄入，又掌握了簡單的公式計算，排序，填充等操作技能，避免了單一的操作訓練給學生帶來的枯燥乏味感，讓學生在處理問題的過程中掌握了新的知識工具。

三、在PowerPoint文稿教學中注重學生創新意識的培養和發展

PowerPoint是一款能呈現精彩內容且極具感染力的軟件，它操作簡單、功能強大。在教學前，教師可為學生準備一些不同類型的PowerPoint作品，先讓他們了解PowerPoint的強大功能和表現力，給他們足夠的想象空間去構思自己的作品，讓他們在每節課學習完了新知識后去充實自己的幻燈作品，亦可鼓勵他們從其他學科中去找尋作品素材與靈感。如引導學生制作與地理歷史課有關的專題幻燈片或宣傳作品，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會感覺到自己是在創作，而不是在學習一個軟件如何使用。等作品完成時，學生對軟件各項功能的使用就相當熟練了。這樣，學生在學習軟件操作的同時，還拓展和梳理了其他學科的知識。

篇（4）

1.面向學科知識的信息技術課程

以學科邏輯為根據、圍繞知識結構組織起來的學習內容體系，即為面向學科知識的課程組織。20世紀70年代末，微型計算機的快速普及引發了教育學界的廣泛關注，為占得信息化社會發展的先機，世界發達國家紛紛開設中小學計算機課程，程序設計成為當時計算機教育的主要內容。1981年，前蘇聯計算機教育學家葉爾肖夫(A.P.Ershov)在第三屆世界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上作了《程序設計———第二文化》的報告，提出了“程序設計文化”的觀點，他認為“是否具有編排與執行自己工作的程序的能力是人們能不能有效完成各種任務的關鍵。現代人除了傳統的讀、寫、算能力以外，還應該具有一種可以與之相比擬的程序設計能力”。該觀點反映出計算機程序學習的理念：希望學生通過程序原理的學習，了解計算機知識，掌握計算機操作過程，以適應計算機時代的生活。受程序設計觀念的影響，我國中小學計算機教育初期也將“發展學生程序設計技能”作為主要教育目標。設計了掌握基本的BASIC語言，并初步具備讀、寫程序和上機調試的學習內容。從實施過程來看，程序設計課程為青少年創造了接觸和了解計算機的機會，推動了計算機文化的普及。但是，從學生心理發展和學習過程來看，脫離了具體生活情境、忽視學生自身學習特點、抽象地向學生灌輸計算機程序知識，無疑也是對青少年身心成長的一種摧殘。此外，面對不斷變化的信息化世界，計算機課程并不是要把每位學生培養成程序設計專家，而是希望學生能夠具有信息技術學科的思維方式，正確理解計算機、人與社會的關系。因此，如何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發展學生獨特的學科思維就成為信息技術課程設計所面對的新挑戰。

2.面向學科工具的信息技術課程

20世紀80年代，計算機操作系統和應用軟件日趨成熟，一些數據庫管理系統（如Dbase）、電子報表系統（如Visculc）、文字處理系統（如WordStar）開始安裝到微型計算機上，越來越多非專業的人員開始從事計算機應用工作。社會對計算機應用的現實需求促使中小學計算機教育從“程序設計”向“工具應用”轉型，學習內容從前期的BASIC程序設計發展為計算機基礎知識、計算機基本操作與使用、計算機常用軟件介紹、計算機對現代社會的應用等主要內容。例如，美國東田納西州大學科爾教授在第四屆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上發表的《面向職員的計算機課程》中將計算機教育的目標界定為應用者能夠在自己的教學科研、管理服務中把計算機作為一種有效的工具使用，其教學內容應該包括文字處理、電子報表處理、數據庫、圖像處理等應用軟件的使用。這種“技術學以致用”的觀點有著其存在的合理性，能夠激發學生學習動機，特別是對即將畢業尋找工作的高年級學生來說，他們也非常希望學習一些實用的操作技能。但是從教育發展來看，基礎教育畢竟不能等同于社會職業教育，其最主要的任務還應是促進學生綜合素質的全面發展。事實上，如果過于強調信息技能操練，忽視信息技術本身所特有的解決問題的思維方法與應用策略，隨著信息工具的快速發展，“當學生離開學校進入社會之前，他們所學的工具技能就已經落后于信息化社會的現實需要了”。

3.面向學科思維的信息技術課程

面向學科思維的課程設計強調學科知識與學科思維（DisciplinaryThinking）發展的結合，其目的是幫助學習者在知識學習的過程中形成獨特的學科思維方式，全面理解生活中的世界。近年來，信息技術的革新推動了全球信息化的發展。隨之，大眾傳媒擺脫了傳統的單向、線性、控制的信息傳播模式，進化為多元、互動、開放的信息化環境。信息受眾也從被動的“接受者”成為信息“者”。在此充滿新奇、變幻乃至誘惑的信息環境中，中小學信息技術課程就不應局限于信息知識掌握和信息技能操練上，甚至也不應停留于生活問題的解決上，而是更需要幫助青少年用信息技術學科思維方式理解信息世界，正確認識技術、個人、社會的內在關系，發揮信息技術的積極因素。多元智能專家霍化德•加德納教授(Gardner,H.)在對學生多元智能發展研究中指出，“只限于學科知識（Subject-Matter）的學習雖然可以暫時增加學生的信息量，但過于強調知識記憶也會導致學生喪失解釋新問題的能力，這就需要尋求一種新的教育設計方式，即面向學科思維”。美國教育技術協會在《學生教育技術標準》的修訂版中就反映了信息技術學科思維的理念，增加了“批判性思考”和“數字化公民”的指標，指出學生要批判性地選擇工具和資源，理解與技術相關的人、文化、社會的相關問題，安全、合法、負責任地使用信息和技術。面向學生思維發展的信息技術課程擺脫了“純技術”教育的狹隘觀念，從社會生態學的視角來理解信息環境中各要素的關系，希冀幫助青少年在“學技術”、“用技術”的基礎上，能夠從現實情境中，批判性地認識技術變革給信息環境帶來的整體影響，并應用學科思維解決信息生活中的現實問題。綜上可看出，信息技術課程開發的三種取向并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隨著研究者對信息技術課程認識的深入，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的發展。面向學科思維的信息技術課程是在繼承信息知識、技術工具課程取向的基礎上，關注學生內在思維發展，希望學生能夠像“信息技術學科專家”那樣深刻地思考信息化世界。

二、信息技術課程的學科思維：本質與特征

加涅（RobertMillsGagne）在認知心理學研究中將認識領域的學習結果分為三大類，即言語信息、智力技能和認知策略。其中，認識策略是指學生學習后形成的對內控制能力，以及調控認知活動的特殊認知技能，是學生內在價值的學習結果。就學科教育而言，其認知領域的教育意義既體現在外顯的知識與技術學習方面，也反映在內隱的認識策略學習上。因此，信息技術課程在合理安排信息知識與技能、強調學生信息技術解決問題的應用行為時，更需要關注學生利用信息技術處理問題的內在思維發展，形成利用信息技術認識世界的獨特思維方式，即計算思維、設計思維和批判性思維。

1.信息技術課程需關注學生的計算思維

算法是應用于計算機中產生特定結果的一種精確、系統的方法。從技術實現來看，它直接體現著計算機解決問題的方法與過程。近年來，隨著信息技術工具的普及與推廣，算法思想已廣泛滲透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工作與學習之中。2006年，卡耐基梅隆大學周以真教授（JeannetteM.Wing）在計算機科學協會（ACM）年會報告中，明確提出發展學習者以算法為核心的計算思維（ComputationThinking），她認為“信息化社會的思維方式應是涵蓋了計算機科學領域中所采用的最廣泛的心理工具，是對問題解決、系統設計、人類行為理解的綜合能力反映。發展學生計算思維就是要‘像計算機科學家’那樣去思考信息化問題。當然，這些問題絕不只是應用于計算機科學領域，它適合信息技術所滲透的每一個角落。”顯然，高度信息化社會的思維方式已超越了傳統計算機環境中“為計算而思維（ThinkingforComputing）”的學術觀念，而是將其放在信息化社會大背景下進行研究，形成“用計算而思維（ThinkingwithComputing）”的數字化生存的普適理念，以“算法”為核心的、關注人機互動的計算思維已成為信息化社會中處理問題的一種重要思維方式。2011年美國計算機科學教師協會（CSTA）研制的《中小學計算機課程標準》和2012年英國學校計算課程工作小組（ComputingatSchoolWorkingGroup，CAS）研制的《學校計算機和信息技術課程》都將計算思維作為課程的核心內容。發展學生“數據抽象、模型建構、回歸驗證、數字實現”的計算思維方式、提高學生利用信息技術解決問題的能力是信息技術課程的一種重要的內在價值。

2.信息技術課程需關注學生的設計思維

“設計”是一種創造性的規劃活動，其目的是為事件、過程、服務以及在整個活動周期中所構成的系統建立一個高效的組織方式。西蒙（Simon）在《人工科學》中分析了“設計科學”的內容體系，認為設計不僅是技術教育的專業要素，更應是每個知書識字的人的核心素養。1990年，馬奇（March.S）和史密斯(Smith.G)等人在西蒙理論的基礎上系統闡述了設計科學的“概念、結構、模型與方法”，強調設計者要通過建立行為、形成知識、使用知識、評價知識來實現設計，并突出說明“構造與評價”作為設計科學特有的活動與思維方式。由此可見，設計思維（DesignThinking）正是設計者經過相應的設計活動或學習相應的設計知識后，所具備的擅長于設計的專業技巧，是一種特殊的思維形式，表現在處理問題上包括有“現象分析”、“問題識別”、“事實表征”、“概念產生”、“方案形成”、“方案評價”的過程。從表現形式來看，設計思維更強調通過形象化、結構性的方式來表示設計進程中的模糊屬性，以此來明確所需設計的作品和研究過程的方案。如今，隨著越來越多的信息技術應用于人們的生存空間，怎樣區分復雜的信息現象、如何基于現實需要合理選擇技術工具，怎樣制定與驗證應用信息技術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案，這都是對信息化社會成員設計思維的考查。通過信息技術課程發展學生的設計思維，也就有益于學生將所學習的信息知識與技能遷移于解決實際的設計問題之中。

3.信息技術課程需關注學生的批判思維

所謂“批判思維（CriticalThinking）”是指人們對于某種事物、現象和主張能發現其問題所在，根據特有的思維邏輯作出的理性思考。早在20世紀初，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Dewey)就在對個體反思研究的基礎上概述了“批判思維”的概念，認為它是反思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解決問題的思考方式。1990年，范西昂（PeterFacione）等人開展了“批判思維特征”的研究，研究報告指出，“個體批判思維的培養并不完全在于是否知道一個批判思維的概念，最主要的還應該是明確批判思維的度量標準和習性特征。基于此，他們提出了‘澄清意義、分析論證、評估證據、推理判斷’的批判思維分析維度和真實情境下合理運用批判思維的‘心智習慣（MentalHabit）’”。近年來，青少年接觸信息技術和媒體信息的頻度和時間迅速增長，也引發了“迷戀電視”、“沉迷網絡”等嚴峻的社會問題。媒體文化研究者波茲曼（NeilPostman）就曾尖銳地指出“教育的目的本應是讓學生們擺脫現實的奴役，學會獨立地思考。然而，紛繁復雜的媒介信息卻使得年輕人正竭力朝著相反的方向努力———為適應現實而改變自己，失去獨立思考的意識”。因此，青少年缺少了對信息及信息工具的批判意識與分析能力，將個人陷于信息技術固有的程序控制之中，也就很有可能成為信息技術的“奴隸”，為技術所“異化”。2008年，國際教育技術協會（ISTE）分析了學生使用信息技術工具中的現實問題，重新修訂“面向學生的教育技術標準（NETS•S）”，將批判思維作為一項重要內容標準，明確提出要“發展學生批判思維的技能，引導學生合理地使用數字化工具和資源作出信息選擇與判斷，解決具體問題”。因此，發展學生的批判思維，提高學生對信息應用的自控能力是中小學信息科技教育的內在價值之一。

三、面向學科思維的信息技術課程設計：框架與結構

面向學科思維的課程設計是知識技能學習與應用情境的結合，它不僅關注學生需要學習哪些內容，同樣也引導學生理解為什么要學這些內容、怎樣學習這些內容以及如何用這些內容進行專業交流，即發展學生“了解學科專業的基本目的，理解學科專業的知識結構、掌握學科專業的探究方法、懂得學科專業的交流方式”等四項基本能力。由此可見，面向學科思維的信息技術課程設計與開發，既不能脫離“知識”而孤立地談“學科思維”，也不能忽視“學科方法”講普遍性的“思維方式”，而是在綜合分析學科結構、學生特點、社會需要的基礎上，對學科課程的學習緣由、知識內容、探究方法和交流方式進行一體化的架構。

1.樹立科學、技術與社會（STS）三元課程觀

科學技術革命引發了生產工具的變革，同樣也使得整個“科學范式(Paradigms)”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換。在此過程中，如果人們缺少了對人、科學技術、社會一致性的思考，忽視技術生態“范式”的重新建構，就很有可能會引發人類生存環境的潛在危機。當前，社會存在的青少年“網絡上癮”、“沉迷手機”等社會問題，也時時提醒著信息技術課程設計者“不僅要關注信息知識與技能的學習，也要幫助學生理解技術本身與社會發展的內在關系，通過批判性思維技能分析信息現象，作出合理決定，解決信息化問題”。STS課程觀以綜合、多樣化的方式描述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系，將學生的個人生活、科學技術和社會發展有機結合起來，實現人、科學技術和社會的一體化教育。正如亞格爾（R.E.Yager）指出的那樣：STS教育為學習者學習科學技術提供了一個真實的社會情境，其中既包含了各個理論上的認識，也融入了其他方面的許多因素，其課程理念本身也就具備發展學生創造性的教學環境特點。因此，承擔著培養數字化公民的中小學信息技術課程就需要樹立STS的科學課程觀，從而實現知識學習、技能掌握、思維發展的統一。

2.融合原理、方法與工具三類知識

一門充分發展的學科課程應有其獨特的核心概念、邏輯結構和表達方式，以此反映學科課程的本體價值。中小學信息技術作為一門基礎性課程，同樣需要明晰知識結構，辨清邏輯關系，融合課程本身所固有的原理、方法、工具三類知識。2008年，俄羅斯聯邦教育部重新修訂中小學“信息與信息交流技術”課程標準，從信息過程、信息技術和信息對象等三個方面構建知識體系。其中，信息過程的內容包括信息表征、信息傳輸、信息加工等；信息技術的內容涵蓋信息交流技術主要設備的原理特征、評價指標、應用過程與方法等；信息對象的創建與處理的內容包括多媒體信息化數字化、數據庫、編程和建模等，以此構成課程的知識技能體系，突出“計算（Computing）”在本學科的核心地位。再如，華盛頓大學LawrenceSnyder教授按照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研發的“通曉信息技術（BeingFluentwithInformationTechnology）”的內容要求，從信息技術技能、算法和數字化信息、數據和信息、程序設計等四個方面分析信息技術的學習內容，將計算機和網絡原理知識、應用方法和工具特征融合到知識體系之中，發展學生的信息通曉能力。可見，當前無論國外教育研究部門還是專家學者，都希望通過對信息技術的原理、方法與工具三類知識的融合，構建信息科技課程內容體系，明確核心概念，理順要素關系，通過引導學生理解信息技術學科的本體價值，發展學生獨特的信息技術思維方式。

3.滲透信息技術學科方法與探究過程

學科課程的本質特征既取決于它特有的學科邏輯體系，也表現在它獨特的研究方法和話語體系。斯卡特金（M.H.CKATKNH）在對學科結構的研究中指出，“科學的學科課程既要包括重要的學科事實、概念、法則、理論，也要反映出它探究方法、認知活動的邏輯操作和思維方式”。中小學信息技術課程同樣需要幫助學生了解信息技術學科的話語體系和探究方法，引導學生能夠用信息技術的學科方法和研究過程去理解信息現象，思考信息問題。1990年，艾森堡（MikeEisenberg）和博克曼（BobBerkowitz）博士在對信息技術探究過程和應用方法中發現信息能力不同于技術工具的操作技能，如果缺少了應用方法與策略的學習，這些特定的技能也不能為學生提供不同情形下的技術應用遷移，也就無法實現問題的解決。據此，他們開發出發展學生批判思維和設計思維的信息問題解決的Big6技能方案，將信息能力的發展貫穿于任務確定、策略分析、信息檢索與獲取、信息應用、信息生成、過程與結果評價的學習過程中。2013年，英國教育部對中小學信息技術課程進行了改革，將“計算思維”和“設計思維”的發展作為信息技術學習的關鍵過程，要求學生通過“交流”與“合作”的方式，體驗利用信息技術獲取、分析、判斷、加工、綜合、創新、信息的過程，引導學生嘗試使用“結構分析”、“模型設計”、“程序開發”和“調試完善”的學科方法進行信息交流。顯然，這種具有學科特征的、調控思維的過程與方法，也正是我國當前課程改革非常看重的學習目標。

四、面向學科思維的課程開發：高中信息技術課程的重構

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我國高中信息技術課程得以建立與實施，同樣隨著信息技術應用的“傻瓜化”和“日常化”，信息技術課程也面臨著重重困惑。一方面信息技術工具的普及提高了學生的信息技術應用能力，另一方面機械的操作練習也限制了學生對信息技術課程本質特征的理解。實現知識技能與方法過程的統一，發展學生信息技術學科的思維能力，就成為信息技術課程重構的關鍵環節。

1.建立信息技術學科思維的表現性標準

表現性標準（PerformanceStandards）解釋了在一定學習水平層次上學生應表現出來的行為特征，是一種可操作性的、具有等級特征的標準體系。從應用效能來看，它既可以把抽象的學習目標細化為可操作性的具體要點，也可以表述這些具體要點之間的相互關系，保持學習目標的整體特征。在面向學科思維的課程設計中，為了能明確學科思維的具體學習結果，知道學習結束后所應具備的信息技術的學科能力，就有必要建立與之相對應的表現性標準。例如，美國計算機教師協會（CSTA）制定的“學校計算機課程標準”，建議10年級學生要能夠“聚焦于真實世界問題，應用計算思維和批判思維完成解決問題的方案，通過信息技術工具實現這些方案”。為了達到這種學科思維的要求，他們制定了與之相對應的表現性標準：分辨利用計算科學能處理的、難處理的、不能處理的問題；對于難以解決的問題，能夠解釋啟發式算法（HeuristicAlgorithms）的近似方案；批判性地檢測分類算法，并執行原算法；通過模型和模擬分析數據來確認方案。可見，建立一套清晰、具有可操作性的信息技術學科思維的表現性標準，既有利于師生對學科思維的理解，也便于組織教學內容，有針對性地開展教學。如同CSTA研究報告所言，“面向計算思維的計算機教育的表現性標準，不僅明確了對教師和學生教與學的期望，也建立了一個根本的等級體系，影響著教育管理者怎樣選擇、分配和利用教學資源。”

2.設計與表現性標準相一致的學科知識結構框架

學科思維之所以能對學科規律作出間接的、概括的反映，一定程度上在于它是以學習者自身的知識經驗為基礎的。沒有足夠的知識經驗，學科思維也難以很好地發揮作用。信息技術課程的重構也需要按照信息技術科學的內在邏輯體系和學科思維的表現性標準建構與之相對應的知識結構和內容框架。2012年，英國計算課程工作小組從“語言、機器、計算；數據與數據表示、信息交流與合作；抽象與設計；寬泛的計算情境”等方面構建計算（Computing）學習的知識框架。近年來，無論國外的專家學者還是教育研究部門，在中小學信息技術課程建構過程中都開始關注信息技術的本體內容，并將此貫穿于課程設計之中。借鑒國際先進研究成果和國內經驗，筆者通過分析信息技術自身的原理、方法和工具特征，梳理了其中的核心概念和內在關系，從計算、通信、控制等三個領域建構了促進高中學生信息技術學科思維發展的知識結構框架，將此融合于學科活動情境之中，為學生提供了解決信息問題的知識支撐。

篇（5）

2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科學研究產出包括發明、數據庫、專利、技術、專著以及發表的論文，其中科學期刊上發表的論文經過同行評議從而保證了最基本的質量及獨創性，從而發表的論文作為研究科學合作的載體以及一個體現個人學術價值的指標，是科學研究的重要產出形式之一。關于論文的統計數據來源有三種方法:其中之一是文獻計量和數據庫中所提取的已發表的論文。合作是指在科研項目中兩個或更多學者之間的密切交互，這種交互是帶有一個或更多目的的，如為獲取資源而合作等。Cumming提出了五種科研合作行為:責任劃分、資源共享、知識轉移、學術會議、交互技術，觀察Cumming論文中的相關系數矩陣發現五種合作行為與六種項目產出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中，知識轉移與項目產出之間的6個相關系數均高于其他四個合作行為。進而科研合作可以看作在公開發表物上的成對出現的地區名稱，所以對于本文所建立的數據庫而言，是在中國知網(以下簡稱CNKI)上發表的由NSFC項目資助下的共同發文的單位名稱。本文研究團隊于2013年7月5日－12日期間在CNKI個人數字圖書館中，按照期刊檢索條件為“支持基金”，并在該選項中輸入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396名博導在1999－2012年間所獲475項NSFC項目的批準號進行摘要式檢索，共檢索到8156篇論文。采集檢索結果中的“作者”、“作者單位”、“年份”三項信息，所檢索出的信息逐一錄入“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基礎研究項目數據庫”。Katz總結了影響科學合作的十類因素，其中第十種就是空間距離的縮短。他提出分析位于不同空間位置上的合作關系應包括三個步驟，參照Katz所提出的步驟，本文在第一步中構造了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在NSFC項目資助下開展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科研合作面板數據庫，同時對所使用的分析工具進行了擴展，如引入了引力模型開展靜態面板回歸和動態面板回歸。

3研究結論

3．1隨著距離的增加，合作是否會隨之梯級式減少

距離所造成的合作障礙因素包括文化的、語言的以及組織間的差異性，因此大部分的交流強度在本質上會隨著兩個交互主體之間的距離增加而削弱，同時因為科研項目的順利推進需要項目參與者頻繁地開展研討活動，從而處于相同或鄰近地域的學者之間開展科學合作的可能更高，更傾向于空間上的集聚。從空間上看是否是這樣呢?從圖1中展示的是1999－2013年期間8156篇論文中合作發文單位所在城市(同一城市內部的除外)對子，可以看出中國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在NS-FC資助下開展科研合作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經度23°117''''E至45°75''''E以及緯度104°067''''N至126°65''''N的不規則梯形區域里，這一區域的四個頂點分別為成都、廣州、上海、哈爾濱。另外，華東地區是七大地區的重要合作伙伴，這便引發了如下問題，即圖1中僅是展示的是城市之間的合作，若從地區層面來看，又呈現出怎樣的更為深入的現象和規律呢?Hoekman對2000－2007年期間的WOS數據庫中33個歐盟國家的313個地區的合作發文數據進行了統計，發現就總體而言，樣本的科學合作發文在顯著性水平為5%時，地區邊界效應要強于國家邊界效應，而后者又強于語言邊界效應，這三者的彈性系數依次為:－3．342、－1．645、－0．969，其研究結果表明合作發文具有地域性，且“遠程邏輯”與“地域邏輯”并存。本文對Hoekman的遠程邏輯進行細化，對應圖2中的地區③間合作以及地區內不同城市間合作，而地域邏輯對應圖2中的地區內相同城市不同學校間合作。圖2中三種合作占比在2003年以前呈振蕩態勢，以2004年為界地區間合作占比與地區內相同城市不同學校之間合作占比兩折線開始呈現明顯的交錯上升態勢，地區間合作占比的最低值為2009年的0．067，而地區內相同城市不同學校間合作占比的最低值出現在2005年為0．052，地區間不同城市間合作占比最高值于2012年達到0．051，這兩個占比的最低值均大于地區內不同城市間合作占比的最大值，且從2005年開始后者一直遠遠低于前兩者，說明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的NSFC項目資助下在發文上呈現出的“同城”偏好④以及“跨區”偏好，并隨著時間的推進得到了加強。這兩個偏好的發現恰恰與Pan不謀而合。盡管當前交互工具有較快發展，但科研合作中的引力定律仍成立，意味著科研工作者更傾向于尋求與他們位于同一區位的合作伙伴。然而遠程合作卻并不少，且相互作用的強度呈指數衰減。由圖2發現假設1部分成立，即合作會減少，但不是梯級式的，而是發生了主體的躍遷，即跨區偏好和同城偏好之間的偏好躍遷。

3．2跨越不同邊界時，合作是否會呈現出不同規律

牛頓第三定律可用于揭示位于空間上不同點的主體之間的交互問題，利用引力模型分析影響區域網絡中科研合作的決定性因素，兩個地區之間的合作強度取決于兩個地區各自的發文量及兩地區之間的物理距離。分別借助靜態面板和動態面板展開進一步分析，可借助靜態面板對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NSFC項目資助下所開展的科研合作進行分析，關于距離與科研合作相關關系的代表性文獻使用引力模型建立靜態面板的總結如表1所示。Montobbio總結了距離的四種測度:地理距離(包括三種計算方法:兩地區中人口最多的城市之間的經緯度距離，也可用兩地區的中心城市之間的經緯度距離，亦可用兩地區的最大城市之間加權的距離來衡量);考慮了交流成本的“時差”距離;文化歷史相關的距離;技術距離。由Montobbio的相關系數矩陣表發現第一種距離中的三種類型的距離在顯著性水平為5%下，三者兩兩之間的相關系數均為0．99，從而使用其中任何一種即可，同時結合表1的歸納，本文采用的是與Pan相同的測度形式，即以兩個地區中心城市之間的直線距離作為引力模型中的距離度量。根據技術經濟及管理博點的分布，參照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06－2020年)的劃分，中國七大地區的中心城市最終確定為⑥:沈陽(東北)、上海(華東)、武漢(華中)、廣州(華南)、重慶(西南)、和西安(西北)，本文中地區之間的直線距離采用地區中心城市之間的直線距離作為度量。本文所使用的引力模型與表1中Hoekman以及Ponds的形式相同為:Cij=kPα1iPα2jdβij，據此建立計量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pubi+α2lnpubj+α3lndisij+vit(1)式1中co．pubij為地區i(第一作者所屬單位為地區i)與其他地區j的合作發文量，pubi表示地區i在NSFC項目資助下在CNKI上的總發文量，pubj表示地區j在NSFC項目資助下在CNKI上的總發文量，disij用兩地直線距離⑦表示。α0表示截距項，誤差項為vit，i=1，…，7為橫截面下標，t=1，…，13為時間單元下標。經過LLC單位根檢驗，發現co．pub、pub、dis均不存在單位根，說明不存在偽回歸，可以使用OLS進行靜態面板回歸分析⑧，結果如表2所示。(1)地區合作的距離效應、自我效應、尋他效應與滯后效應空間上的鄰近性對于科研合作具有重要性，但在地區間的重要程度不同，一個地區的知識生產不僅受到其周邊地區的正向影響，而且與其所處的研究網絡中關系鄰近地區的影響，Scherngell研究發現兩個組織之間的距離每增加100km，兩者的合作會減少27．8%。表2對某個地區其他地區之間合作發文的計量模型進行了靜態面板回歸，發現七個地區的距離與合作發文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為負值并介于－0．16至－0．31之間，即距離disij與雙邊合作co．pubij呈負相關關系又即存在“距離效應”。其中華南地區的距離系數最弱為－0．1615，說明短期內空間上的鄰近性對于該地區開展合作的意愿并不強烈。而華東地區的距離系數最強為－0．3017，表明在短期內空間距離仍是影響該地區開展科研合作的關鍵因素，意味著該地區開展區際間合作時地域空間的鄰近性顯得更為重要。地區i及其他地區j的合作發文量co．pubij與該地區自身發文量pubi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其中在顯著性水平為1%時，華東地區自身發文量每增加100篇，其與其他六個地區的合作發文量便會增加64．83篇，在七個地區中“自我效應”最強。“自我效應”強即當對方合作發文量一定時，某地區自身發文量越多則其會吸引其他地區參與合作發文的意愿越強。西北地區的“自我效應”最弱，其相關系數雖也為正，但不顯著。自身發文量彈性系數低于0．3的地區有東北(0．2899)、華北(0．2998)、華南(0．2609)，高于0．3的地區為華中和西南其系數值分別為0．3368和0．3442。地區i的合作伙伴j的發文量pubj也會對這兩個地區間合作發文量co．pubij產生影響，但卻呈現出正向和反向兩種情況:如華東地區合作伙伴發文量會對華東地區的合作發文量產生反向影響，相關系數為－0．0191(雖然并不顯著)。華南和西南的合作伙伴發文量雖然會對這兩個地區合作發文量產生正向影響即為正相關系數，但卻不顯著。東北和西北的合作伙伴發文量與這兩個地區合作發文量的彈性系數均高于0．3，在顯著性水平均為1%時分別為0．3270和0．4707，其中西北地區的“尋他效應”最強，即當該地區自身發文量一定時，其合作伙伴發文量越大，則西北地區尋求與合作伙伴共同發文的意愿越強。表2的分析均為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基礎研究合作的短期規律，那么長期條件下又會呈現出怎樣的規律呢?借助動態面板開展進一步分析，引入co．pubij的滯后項，建立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L．co．pubij+α2lnpubi+α3lnpubj+α4lndisij+vit(2)由于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項，進而造成了估計的內生性問題，可采用由Blundell和Bond所提出的系統廣義矩估計(SYS－GMM)(由于其具有更好的有限樣本性質，減小了一階差分GMM估計量的偏誤而被廣泛應用)。本文利用了更多的樣本信息，可以控制某些解釋變量內生性問題的一步系統廣義矩估計SYS－GMM對式(2)進行參數估計，結果見表3所示。當引入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作為解釋變量后，發現華南、華中、西南的Sargen值均低于0．05，分別為0．0000、0．0139、0．0049，表明未通過Sargen檢驗即存在工具變量的過度識別問題。表3中僅有東北、華北、華東、西北四個地區的動態面板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觀察表3發現東北地區的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會對當期合作發文量在顯著性水平為5%的條件下存在正向影響，相關系數為0．3574，表明東北地區上一期與其他地區的合作文量每增加100篇，下一期的合作發文量便會增加35．74篇。可認為東北地區存在“滯后效應”即前一期的合作發文量L．co．pubij會對后一期的合作發文量co．pubij產生顯著性影響作用，這與Defazio以及Jonkers的研究結論相吻合。Defazio利用GMM模型對1990－2004年間歐盟項目資助的科研網絡中296位學者在基金資助下的科研合作進行了回歸分析，發現在資助期結束后，科研網絡中的合作對科研產出呈顯著正相關關系，且上一期的論文產出對后一期的論文產出在顯著性水平為1%下呈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介于2．40－2．55之間。Jonkers在2009－2011年期間對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CONICET科研機構124位受訪者所做的問卷調查所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后，同時前期發文量與當年國際合作發文量之間在顯著性水平為5%下呈正相關關系，且相關系數為1．01。可以發現這兩項研究結果中的相關系數均高于本文表3中的相關系數值。華東地區、西北地區的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對當期合作發文量的彈性系數在1%顯著性水平下分別為0．3310和0．2713。而華北地區的“滯后效應”不顯著，東北地區的滯后效應最強。另外，當解釋變量系統中引入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后，其他解釋變量的彈性系數也相應發生了變化，四個地區中僅有華東地區的所有解釋變量的彈性系數不僅作用方向沒有改變且作用強度加大了，稱為華東模式:短期內華東地區的距離效應(顯著)、自主效應(顯著)均在長期內得到了強化，而短期內不顯著的負向尋他效應在長期內卻變得顯著了。這表明華東地區在當前及以后一段時期內仍是具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該地區作為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基礎研究的重要知識基地，吸引其他地區與其合作的引力會更強。長期內距離效應變得不顯著的地區為華北、西北，表明短期內華北、西北兩個地區尋求合作伙伴的距離障礙在長期里卻會“消融”，這種現象也發生在5thEUFP項目的公共科研合作中，Scherngell認為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要求每個科研項目中必須有國際合作伙伴。由于本文的樣本數據為中國國內數據，基于此可以認為NSFC不僅應加強國際地區間合作，更應首要加強國內(地區)合作。但多長時間才能出現距離的消融卻是一個問題，部分取決于NSFC能否以及多大力度在項目資助政策上鼓勵合作研究，若是則距離消融的時長會大大縮短。Montobbio采集了1990－2004年間11個發展中國家與7個發達國家的USPTO專利申請者的14684項合作開發的專利，利用引力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創新力越高、人口越多的國家的預期合作越多，越多的當地需求會降低空間距離對開展合作的影響，反映在相關系數上絕對值減小。這一原因也可用于解釋為何長期中西南、華東的距離障礙卻未消融，即西南和華東地區的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在NSFC項目資助下開展科研合作的需求更多地集中在地區內部。長期內華北地區合作伙伴的發文量對華北地區合作發文量不會產生顯著影響，相關系數為－0．0994(不顯著)，表明條件充分的時華北地區可能會向華東模式演進，而條件之一便可能是技術經濟及管理博導的時空遷徙，本文統計數據顯示在統計期內發生遷徙的博導中有16．7%的遷徙進入華北地區。而跨省合作的現象并不顯著，但對于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而言其開展科研合作是否也如是呢，且又呈現出什么樣的細化特征?本文對20個技術經濟及管理博士點所在城市開展合作發文占比為前三四分位數的鄰省合作占比、同省合作占比以及不相鄰省域合作占比三個指標在圖3中進行了展示。發現圖3中大橢圓以及小橢圓所包括的點呈現出“剪刀差”走勢。城市內合作占總體合作的占比大于20．00%的為:哈爾濱40．98%，南京32．93%，長沙29．02%，合肥27．92%，北京26．65%，西安24．24%，天津23．08%，上海21．13%，武漢20．25%，成都20．00%。圖3中，對技術經濟及管理博士點所在的20個城市按照不相鄰省域合作占比值由高到低對三個指標同時進行了排序，發現福州、南昌、長春、杭州、哈爾濱、南京、北京、沈陽、長沙、成都這10個城市中的不相鄰神域合作占比折線與同省合作占比折線形成了一個大“剪刀差”趨勢，且由前至后開展鄰省合作的意愿和頻率均很低，說明隨著這10個城市的不相鄰省域合作意愿的減弱，同省合作的傾向卻得到了加強。相對而言，福州、南昌、長春三市的不相鄰省域合作傾向幾乎是占絕對主導的。而重慶、武漢、合肥、西安、太原這5個城市的不相鄰省域合作占比折線與鄰省合作占比的折線也形成了一個小“剪刀差”趨勢，且由前至后開展同省合作的意愿均很低，說明這五市開展鄰省及不相鄰省域合作的意愿及頻率均相對較強。綜上所述，研究結論顯示不論是從地區層面，還是省域層面，均發現假設2成立。

篇（6）

任何事情要辦好，都有它的規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筆者以為，從創建第一個專業起，就應站在學科發展制高點來把握學科方向、學術梯隊、基地平臺、項目成果四要素。筆者所在院校從1987年開設第一個專業——“工業設計”起，看準了它是“一種創造”，要狠抓創新意識教育，不斷從理論與實踐結合的高度，強化學生的實踐能力與實干精神，這關系到學科與專業的生存和發展。

面對市場對人才培養的挑戰，高校設計人才培養的質量應突出表現為人才特質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質、重能力、重實踐”和“適應性、可塑性、創造性”。設計藝術院校需要著重培養出一大批“創新意識強、適應能力強、實干精神強”的“三強”人才，以適應國家和社會的需要，這是設計藝術教育的趨勢。具體而言，教學應該根據社會對各專業人才培養的特殊要求，在主干專業教學內容設置、實驗條件建設、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園文化建設方面充分考慮設計行業所需的素質教育，使培養的學生有振興各設計專業所需的知識、能力和素質。設計藝術學院的發展加強與行業的共建合作、產學研結合，強化實踐教學，堅持把解決行業發展中的共性關鍵技術問題、輸送行業所需要的高級設計專門人才放在辦學的首要位置。

“三強”型人才把創新意識強擺在首位。在競爭中，特別是面對創意產業的迅猛發展，創新意識與原創意識更具優勢，充滿藝術與個性氣息的產品必將成為消費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創造性的設計師和善于推理與分析進行技術結構創新的設計師，都是所需要的。設計教育努力培養具有兩種綜合素質的人才，這需要以搭建扎實的知識結構交叉平臺為基礎，奠定學生將來進行“越界”設計、“越界”溝通的能力。只有具備學科交叉的知識結構和善于“越界”設計的能力，才是成為合格設計人才的基礎。

“三強”型人才把適應性擺在關鍵的基礎位置，這與設計工作本身的性質緊密相關，設計工作具有靈活、協調和市場的偶然性，設計開發過程就是一個了解市場——調整適應市場——改進適應市場的過程。此過程可以借用設計原理中的“適應性系統”概念，設計藝術適應性系統是處于內在因素與外在環境之間的交界面處、具有一定目標與功能的系統。這個適應性系統需要從內外環境、因素兩個方面去考察，系統的復雜行為主要是其所處外部環境的復雜性表現，同時也受內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質的制約。它的理論根據是人為創造的第二自然與第一自然協調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統，這個系統針對環境規定具體的目的或意圖，具有適應環境的根本特征。適應性系統的行為具有復雜多變性，但這種復雜多變的行為主要是其所處外在環境復雜性的反映。它運用規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從目的、手段適應環境的角度去討論“應當是何種方式”的問題。產品的內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標也是適應性系統的三大組成要素。該系統的目的成功與否取決于它對內外環境之間的關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設計專業學生必須從入學就逐步建立“適應性系統”意識，無論是適應社會的強化協作意識，還是具體的設計開發和改良工作的開展本身，都要重視“適應力”。

現代社會真正需要的設計藝術人才是能吃苦、肯實干的人，設計工作與市場緊密相連，從市場調研開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細致嚴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專業和社交技能上對設計人員提出了很實際的要求：現代社會需要的是能與他人合作、能不斷地發現市場中的空缺點并根據市場需求靈活地運用設計程序與方法；利用理性的設計思維分析和引導產品設計、熟練運用現代表現技能進行產品設計的設計人才，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實干精神的基礎上才能充分發揮，為企業認可。

二、“三強”人才培養的教學改革措施

為了多培養出“三強”人才，設計藝術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學術梯隊建設為關鍵，造就人才培養的高質量教師隊伍

堅持“人才強校”的原則，設立高水平教師隊伍建設專項，運行“高層次拔尖人才引進和培養工程”“中青年學術骨干培養工程”“中青年教師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創新團隊建設。通過與國際知名大學和科研機構建立合作關系，每年派出教學科研人員出國留學、學術訪問和參加國際學術會議，邀請外國專家、學者短期來校訪問、講學及合作研究，發起和主辦高水平國際學術會議，推動師資培養國際化。實現教師隊伍“四個轉變”，即以科研項目和教學為紐帶的松散組合轉變為以學術帶頭人為核心并具有內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學團隊為主體；以本科學歷為主體轉變為以博士學歷為主體；以中老年教師為主體轉變為以中青年教師為主體；偏單一血緣教師為主體轉變為血緣結構合理的教師為主體。梯隊的建設要做到：一方面，授課老師要有全面的知識結構、先進的教學程序和方法、實踐的經驗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導學生進入設計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師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傳統中國教育的學生被動學習模式，激發學生智慧、創造能力，挖掘潛力，運用科學的方法活躍教學思想，啟發學生專業學習的熱情，釋放教與學的創造性能量。

2.以條件建設為基礎，實施人才培養的高起點教學質量工程

例如，武漢理工大學加大本科教學條件建設力度，在預算編制上“重點向教學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學4項經費總計達1.7億元，2006年4項經費占學費的比例達到31.31%，校園基本建設累計投資達到24億元以上。網絡學堂、網絡教學平臺為重點的數字化校園等基本辦學條件指標均超過國家規定標準。

與此同時，學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課堂教學質量、強化工程實踐能力訓練等教學質量標準和規范教學環節、規范教學管理的文件和規章制度，實施高起點的教學質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學條件充分發揮應有的效益，推行教學名師制度，啟動多級本科品牌專業建設，加強教學研究與改革，實施多級精品課程建設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設。因此，筆者所在院校設計藝術學科的平臺建設有了明顯進展，擁有該學科本、碩、博和博士后層次，工業設計、動畫等專業成為國家特色專業，“設計概論”等課程成為國家級精品課程。

3.建設新的課程體系和培養模式創新

首先是按社會的需求安排教學內容和培養著重點，建設新的課程體系。以學科建設為核心，構建人才培養的高水平學科專業體系，通過制訂發展規劃、開展教育思想大討論、召開“兩代會”，確立學科建設在學校辦學中的核心地位。優化學科結構與專業布局，整體推動學科、專業建設，著力構建人才培養的高水平學科專業體系。

其次是培養模式創新，積極探索教改試點班，從教學內容、教學方式、評價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強調因材施教、個性發展和綜合素質的培養，建立了“2+2”“3+1”等多種培養模式；同時營造創新氛圍，積極引導教師參與教育創新，開展教學研究，積極引導大學生課外科技活動，培養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學生在全國各類設計大賽中居先進水平，并率先在全國設立500萬元的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基金，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和創新能力。

4.積極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強”人才培養運行模式

篇（7）

科學與技術密切相關

科學僅指自然科學。科學和技術同樣以自然界為對象，但嚴格的說，自然科學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認識自然，包括認識自然界發生的各種現象，剖析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物質，揭示主宰自然現象的內在規律和相互聯系。大至宇宙中的日月星辰，小至組成一切物質的基本粒子，都是科學認識的對象。不僅要認識其宏觀和外觀，還要認識其內部各個層次上的精細結構，運動特點及運動規律。而技術側重將我們對自然界的認識去利用自然，向自然索取，改造自然以適應人類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高標準的生活的需要。李醒民同志指出：技術的發明和使用比科學的歷史久遠得多，某些技術即使在今天也完全可以脫離科學自主發展。但是時至今日，技術上的進步，總體來說基于科學的發展，科學上的每一個重大突破，不僅都將在一定時間內導致影響人類生活的新技術的出現，還必定極大地豐富我們進一步認識自然的技術手段；新技術的發展又促使我們認識自然的實驗手段不斷增加、不斷提高，從而推動科學的進一步發展。

在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發現中，原子核結構和DNA結構的闡明無疑都是名列前茅的。19世紀末放射性元素的發現，表明元素是可變的。20世紀初，用重粒子轟擊破碎原子核弄清了原子核是由質子和中子構成的。這些方面的突破，影響了整個物理科學的發展。生命科學領域也同樣如此。生物學不僅研究自然界里所有的生物體，還要研究生命活動的各種表現形式，構成生物體的所有物質，以及這些物質在生命活動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生命活動的本質和規律。構成生物體的物質，最重要的是蛋白質和核酸。生命活動主要由蛋白質承擔，而生物體的遺傳則以核酸為基礎，或者說遺傳信息的世代相傳是依靠DNA分子的自我復制。1953年DNA分子雙股螺旋結構的發現和闡明從根本上說明了這個問題。由于構成DNA分子的四種核苷酸之間有嚴格的兩兩配對關系，根據雙股螺旋DNA分子的一個單股為模板合成另一個單股必然形成另一個和原來的DNA分子完全相同的雙股DNA分子，生物體的遺傳就是這樣實現的。這一發現改變了整個生物學的面貌，使生物學進入了嶄新的分子生物學時代。

無論是原子核結構還是DNA分子的雙股螺旋結構的闡明，都是科學家研究自然所得到的重大認識，屬于科學研究的范疇。而且在一段歷史時間內，并沒有與技術有直接的關系。但是這兩件在科學發展史上產生了劃時代突破作用的發現，很快激發技術上的突飛猛進。正因為對于原子內部結構有了深入的科學認識，才有可能利用原子核分裂所釋放的巨大能量為人類活動服務，發展成為今天的核能工業。而根據對DNA作為遺傳物質基礎的認識，在農牧業上培育和改良物種，在醫學上有效地預防和治療大量疑難疾病，在工業上建立全新的基因工程產業。以上這些在技術上的發展，已經對人類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實際上我們今天所享用的改變了人類生活方式的所有重要技術成果，幾乎無一例外，全部都來源于科學發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如果把技術分為實驗技術和生產技術兩個方面，上面說的是科學發展對生產技術產生的巨大影響。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實驗技術對科學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沒有加速器的技術，就不能進行許多重要核物理研究的實驗。沒有X－射線衍射技術，就無法測得DNA的雙股螺旋結構。這兩項屬于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突破，就無法實現。如果我們縱觀一個世紀以來的諾貝爾獎的歷史就可以看到，以實驗技術上的成果而得獎的，特別是在物理獎和化學獎方面，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包括2002年得獎的在質譜和核磁共振方面的貢獻。科學與技術的本質差異

雖然科學和技術如此密切相關，但二者畢竟有所不同，而且有本質的差異。科學以認識自然、探索未知為目的。雖然自然科學的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但是卻有它的不可預見性。具體的發展途徑，哪一項突破在什么時間在哪個實驗室出現，一般來說是不可預見的。科學發展史上的許多重大突破，以百年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為例，相當大的一部分是獲獎者從本人的興趣出發而進行工作的，有的甚至是工作中偶然的發現，是原先完全沒有預料的事情。而按照預定的計劃，組織安排而最終獲得突破的反而只是極少數。好像還沒有哪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是通過有目的的預先組織，精心安排、刻意培養而產生的。而技術是以對自然界的認識為根據，利用得到的認識來改造自然為人類服務。由于它有了科學的根據，就可以樹立目標，因此總體來說是可預見的，也是可以根據人們的需要和現實的可能，包括人力、資金和技術條件進行規劃的。

建國初期所進行的“科學規劃”（實際上是否應該說是“技術規劃”）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原子彈爆炸了，火箭上天了，半導體工業建立起來了。但是這些技術成就，畢竟都是國際上已經實現了的，因此也是可以規劃的，可以指日實現的。然而當時在科學方面的學科規劃呢，由于不像技術方面那樣有硬指標可供檢查，就有些說不清楚了。當然我國的科學在解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但是國際上的科學家也不是在原地踏步，與建國初期相比，我們現在和國際上科學先進國家的差距是縮小了，還是擴大了，這可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了。

這一事實至少從一個方面說明了科學是難以進行規劃的。20世紀50年代的學科規劃只不過是規劃了應該在哪些方面進行工作。回想半個世紀以來科學發展的現實，有許多重要發展是當時沒有預見到的，例如這幾十年來出現了許多新興的分支學科。如果我們不注意這些新發展而完全按照當時的學科規劃進行工作，我們就會蒙受很大的損失，就不會有今天的局面。1978年DNA雙螺旋結構建立25周年之際，英國《自然》雜志記者采訪克里克教授，要他預測到20世紀末生物學可能取得的成就。克里克回答說科學發展是不可預測的，過去的預言家大多是以失敗而告終。他只是說，“我們現在見到的生物學問題，到20世紀末都可以解決，但是那時又會有新的問題出現。”現在看來他的預言也沒有完全實現，例如癌癥問題，當時在美國還是屬于有一定程度組織安排并限期解決的問題，到現在仍然沒有解決。克里克教授也是一位失敗的預言家。

技術上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預見的，也完全是可以規劃的。特別是國際上已經實現的技術，我們做一個具體的規劃，安排一定的力量，經過努力在一定時間內完成是可以做到的。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所制定的科學規劃中有關技術部分，都屬于這種情況。80年代在四位院士倡議下制定的發展高技術規劃，也屬于同樣性質，在總體上也同樣順利實現了。但是要實現國際上還從未實現過的技術，特別是那些包含科學上尚未解決的問題的技術，就很難預見何時可以實現了，例如核聚變能量利用問題。雖然時見全世界媒體的炒作，迄今也無法斷言何時可以實現。

在這個意義上說，科學發展難以預見，因此也難以規劃。我們可以做的也無非是和半個世紀以前一樣，勾劃出各個學科中的主攻方向而已。但是如前所說，科學發展有一定的不可預見性，我們現在看見的主攻方向是根據當前的科學發展態勢所認定的重要方向，若干年后整個科學發生變化，重要方向也會隨之變化。如果我們硬性規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就必然失去機會。我們認定的主攻方向也必須隨時修正以適應形勢的變化。試想20世紀90年代初，人類基因組全序列的測定還沒有提上日程時，我們如果在當時制定規劃，在生物學領域內我們能夠預見到蛋白質組學，能夠預見到生物信息學嗎？

以認識自然為目標的科學研究特別是基礎研究由于探索性強，結果一般難以事先預見，原創性強的技術研究也是如此。因此除可以明確總體研究方向外，常常難以事先設定具體的研究目標，難以事先規定進度，或強求完成的日期。毋庸置疑，自然科學史中眾多重大突破都是自由探索的結果。從物理學上牛頓力學的建立，電的發現和電學基本定律的建立；化學上門捷列夫周期律的建立；生物學上細胞的發現，孟得爾遺傳定律的建立等，都是自由探索的結果，這些都已經在實際應用中產生了眾所周知的巨大影響。類似的例子實在是舉不勝舉。在20世紀內所有諾貝爾獎獲獎人中絕大部分都是由于在基礎研究領域中的自由探索而獲獎的。20世紀一百項重大事件中名列前茅的，像青霉素、半導體和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曾分別獲1945年、1956年和1962年諾貝爾獎，這些也都是少數科學家自由探索的結果。而它們在實際應用上的巨大影響已經深入到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近年來獲諾貝爾獎的基礎研究成果，如超導現象和新高溫超導體的發現，膽固醇代謝調節，癌基因的發現等，仍然是少數科學家自由探索的結果，這些發現必將對21世紀人類文明產生巨大影響。

科學與技術的不可預見性

我們不是完全否定規劃的重要性，而只是指出科學和部分含有原始性創新的技術都有相當程度的不可預見性。我們在制定規劃時務必充分認識這一特征，規劃可以一方面指出方向，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須同時鼓勵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學上設立，并且在規劃中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形勢發展時可以隨時修訂。

當前在我國科學界流行的追趕國際科學發展熱點，體現在對設定項目的高強度支持，這對我國科學努力追蹤和趕上世界發展潮流是重要的。但同時也必須看到，設定熱點項目的多數已經是全世界科學家辛勤工作了多年，有的項目年數已在萬篇以上，超過我國全年發表全部SCI論文總數，要在這些國際上已經充分開放的領域中有所突破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當然這決不是說我們不應該進入熱點領域，熱點領域的研究往往對科學發展有重要作用，進入熱點領域，在熱點領域內進行工作以積蓄力量，對發展我國科學還是有重要作用的，我只是想強調在熱點領域內取得突破的艱巨性可能更大一些。我還想強調的是我們必須看到自然科學的發展有一定的不可預見性，因此既要重視熱點領域，又要鼓勵在那些目前雖還不是熱點卻有廣闊發展前景的基礎研究領域中去進行自由探索，對自由探索中已經取得有意義進展的項目，不僅不能予以限制，還要給以鼓勵和支持。二者的關鍵都在于有自己創新的學術思想，這樣才能在根本上有所創新和取得重大突破。沒有自己原創性的學術思想，不僅進行自由探索寸步難行，進入熱點領域也只能永遠模仿或重復前人的工作，最多也不過為前人成果錦上添花而已。

科學和原創性技術的發展需要長期積累。自然科學的發展經常是波浪式前進的。在一段平穩發展的時期之后，會出現一件重大突破性貢獻而給有關領域帶來一個飛速發展的時期，引起大量在有關領域工作者的密切關注，并涌入這一領域工作，造成一哄而起的局面，形成科學中的熱點，這在國際上也是常有的事。當然我們應該看到，一些熱點領域對于科學長遠發展有其內在的重要性。因此，對于一個國家的科學發展而言，從全面布局考慮，安排適當力量去追蹤熱點是必要的。但是我們又必須認識到，在一件突破性貢獻發表之后，一些較為重要的后繼性工作，往往已經在同一研究集體，或有密切關系的研究集體中醞釀已久或者已經在積極進行，并且在一個不太長的時期內就會陸續發表。外來者，即使急起緊跟，也已經落后了一個位相，在多數情況下，只能拾取一些殘羹剩飯而已。

篇（8）

二級學科藝術學在國家學科目錄上已經存在多年了，目前具有二級學科藝術學碩士、博士授予權的高校也有不少，從數量上看，其增長速度相當快，這也許是“學術成果大發展”的業績證明。在增長數量的背后自然是大量的研究生，有一個真實的情況是愈是接近年底論文“開題”的時段，部分準碩士、準博士們愈是對二級學科藝術學研究什么內容，如何研究很是心焦。今年底筆者收到他們的一封電子郵件，說他們曾為此“商量”，討論，并且在檢索查看了以往歷屆“藝術學”博士學位論文，發現絕大多數都是二級學科的非“藝術學”的內容，最后得出結論是：大家都覺得，藝術學論文很難脫離某一個具體的藝術門類來寫，如果脫離具體門類來寫，純粹形而上的東西那就變成美學、哲學了。

這讓筆者想起2007年《中山大學學報》第2期上就有論者在《藝術學的學科性質與發展前景》論文中提出：“藝術學與美學并無實質性區別，必將消失于美學之中或重新成為美學的一個部門”。再看作者相關的論辨，知道他的意思并非“藝術學科消亡”，而是目前的“性質”“定位”不當：現在的二級學科“藝術學”定位在一級學科“藝術學”之下，成為“文學”門下，而作者認為應當或將來“必將”要歸屬于“哲學”門下。wwW.lw881.com筆者認為，哲學、美學自然有納“藝術學”于其門下的容量，但是這不妨礙“文學”仍保留“藝術學”的空間。理由是從“文學”門下一級學科“藝術學”的角度觀察的“藝術”和哲學、美學角度的觀察是不一樣的，結論也有不同。本文以俄羅斯美學家卡岡對“造型藝術”的分類為例，試釋不同之處。

一、藝術學的分類問題

出現上述研究生疑問的原因中，至少有一個是“藝術學”迄今未有成熟的“分類”。“分類”不明，當然研究對象難免交雜不清，研究方向、目標和方法模糊就是必然的了。學術研究，不進則退。我在《藝術學，莫后退》一文中就“分類”問題略作探討，就是希望證明二級學科“藝術學”還是能“生存”在“文學”門下而已。分類中大概只有“應用藝術學”概念被部分學者采信，其余的都未能引起學人興趣，沒有真正的學術回應。現在則恐怕連“應用藝術學”也不再引起興趣，因為大概“藝術”一經“應用”，就會被看成不是“理論”的低層次了吧。

我想要探討問題，先要站穩在“藝術”的起跑線上，這個起跑線不僅在于對“全部”藝術實踐的理論須有所認知，更需要的是對某些門類的藝術實踐有所“實踐”。正如陸放翁詩句：“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須躬行。”“藝術學”不同于其他純理論學科的地方就在于“須躬行”，而不是永遠的“隔岸觀火”。“隔岸觀火”可以觀其大勢，“須躬行”可以避免“隔靴搔癢”的結論。有“切膚之感”，又明其大勢，“藝術學”研究才有實質的“莫后退”。

對藝術的分類，不論是對藝術總體內容、還是對某一門類“品種”的分類方面，美學和藝術學的立場不同，標準也不同，結論當然不同。下引俄羅斯美學家卡岡在《藝術形態學》中的“造型藝術”分類為例，提出疑惑之處：從這些疑惑之處引入到“藝術學”角度的分類的思考。

在上表中，卡岡把“造型藝術樣式”分為5大類：“藝術攝影”和“書畫刻印藝術”、“繪畫”分為一大類；其他4大類是：“雕刻”、“全景藝術”、“玩具藝術”和“化妝藝術”。他提出：藝術攝影與書畫刻印藝術和繪畫的接近在于，它在平面上、通過對世界的假定的黑白色再現或者彩色再現而描繪世界。因此，攝影藝術仿佛重復書畫刻印藝術和繪畫的可能性，不過，它與書畫刻印藝術和繪畫的區別不僅在于技術手段，而且在于這些手段所產生的對被再現現實的反映和改造之間不同的——直接對立的——相互關系：藝術攝影總是紀實藝術的，而在書刊刻印藝術和繪畫中甚至對模特兒的直接再現，也包含著無法排除的使模特兒發生變化的因素，這種變化按照藝術家對模特兒的看法、感覺和理解而產生。從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到卡網關于“造型藝術”的某些概念和我們已經有了如下歧義。

先看他分出“造型藝術樣式”之一的“書畫刻印藝術”，在此樣式下含三項“品種”：“書刊的書畫刻印藝術”、“版畫”和“插圖”。他也知道這不是20世紀之前的分類，他說：在20世紀以前理論不把書畫刻印藝術劃分為與繪畫和雕刻并列的第三種獨立的藝術樣式……在“三種最著名的藝術”中，與繪畫和雕刻并列的是建筑，而素描僅僅被評價為一切“構造”藝術的基礎或者繪畫的一個品種。他這里說的“素描”，其實和繪畫所說的素描還不是一回事，他說：

素描開始被看作為一種獨立的藝術價值，而使它與版畫相接近的特點，歸根到底許可承認在平面上、在素描的所有技術品種(鉛筆、炭筆、鋼筆、色粉的素描，以及木版畫、金屬版畫、漆布畫等)中的黑白造型和單色造型是造型藝術的特殊樣式，稱之為書畫刻印藝術。他說的素描，就是單色畫(黑白依然是單色)。可見，對同一個詞匯，美學家和藝術家的理解距離有多遙遠，雙方如有爭論、探討、研究，也許都在“各說各話”，連基本概念都沒有統一的對象——除了一個詞匯之外。

按照卡岡的“素描”說，如果只要是“黑白造型”和“單色造型”就是“素描”，就是“書畫刻印藝術”，那么，對

如果筆者的記述不錯的話，這種“全景藝術”，似乎類似“藝術學”角度所說的“裝置藝術”、“行為藝術”。“裝置藝術”的“空間”可以在街頭巷尾，可以在市民廣場，可以在廳堂、門廊……總之，有足夠的“空間”就行。“行為藝術”則除了一定的造型外，也可以有“進行中的情節”，而這個“情節”的參與者可能是行人，也可能是來驅散他們的警察。總之它揉合了一點“時間藝術”的條件。卡岡強調：全景藝術與雕刻和繪畫的另一個本質區別在于，如果繪畫預定于從一個視點出發的完整知覺，而全雕刻作品預定于視線圍繞靜止的雕刻的運動，那么，圍繞觀眾的全景造型則定向于從內向外的環形知覺。“從一個視點出發”，包含觀者只可能有的“一個視點”和繪畫本身的“焦點透視”及非焦點透視的構圖，“全雕刻作品”顯然即“圓雕”。至于“全景藝術”又有“環形知覺”，令人想到一種“全息電影”和“環形電影”。但他又提出：全景藝術的邊緣形式是透景畫，透景畫在它的視知覺的結構和性質上接近于自己的形態學鄰居——透視浮雕。卡岡列出“透景畫”品種，不能詳明何所指。聯系他的相關論述，也許指的是博物館陳列中普遍采用的虛擬“場景”藝術設計。這是借用電腦技術，利用光學原理合成的有真實“三維空間”的藝術設計，用來表現某種歷史上曾發生過的諸如族群遷徙過程或某種手工藝工藝操作流程，如“玉作”、“陶瓷作”、“泥人作”等連貫的過程。在特殊的“櫥窗空間”里，完全“紀實”的人物、器物都被按比例縮小，儼然如“小人國”般的“表演”，所以也含有相應的“時間藝術”因素。但是這些在“藝術學”角度看來，統統屬于“展示設計”的范疇，上述所有具體內容的呈現手段，都只是“展示設計”指 定的某種“技術”的運用，和“雕刻藝術”沒有關系。

卡岡把“玩具”列入造型藝術的一個類，下列“靜態玩具”、“活動玩具”兩個品種，不知道他的“靜態”、“活動”是不是指不能“動”的(如泥偶等)和能“動”(如附發條機械或電控的汽車、飛機之類)的兩種玩具的意思?這是出乎“藝術學”研究者的意料之外的。倘若凡有“造型”——不論何種手法、形式——皆可為“造型藝術”，那么“繪畫”、“雕刻”、“建筑”都是“造型藝術”；“戲劇”、“電影”里也有“造型”，理應也是“造型藝術”，但若在藝術學分類中以呈現主要藝術效果的“手段”為標準的話，其主要藝術效果并非單由“造型”解決，更多的是音樂、表演、語言、燈光、色彩及鏡頭特技所起的作用，所以只好說它是“時間藝術”類的“綜合性藝術”品種。

玩具則不然，首先是“玩具”的涵蓋量巨大，既有平面的，也有立面的。既有芭比娃娃、變形金剛一類的“造型”，也有正方幾何體拼圖游戲一類的“造型”。即如卡岡列出的“靜態玩具”而言，它們也不是藝術家個人完成的終端產品，一樣要經過工藝制作過程，并且最重要的是只有“玩”的過程中，“玩具”的藝術功能才彰現出來。從這一點看，分類的標準和前述的“繪畫”就不一致了：設定同一種標準應該是“分類”的“游戲規則”，標準不一必然帶來邏輯混亂，離分類的要求太遠了。

卡岡認為“玩具不僅是獨立的藝術現象，而且是兒童的綜合創作——藝術游戲——的一種成分。”因此他又提出“造型藝術樣式”中還有一項是“化妝藝術”。他說：化妝通過演員的面孔再現完全不同的人——戲劇或者電影的角色——的面孔，從而自己的特殊手段創造類似于造型創作的其他機所創造的藝術形象。因此，對于演員，化妝藝術和木偶藝術原來是二者必擇其一的；實質上，木偶本身仿佛是演員的一種“化妝”，是演員用來遮蓋自己面孔的假面具。從上文可知卡岡的“化妝藝術”僅指戲劇、電影演員的“化妝”而已，但如果就“化妝”，特別是就“化妝”的“假面具”而言，兒童玩具中就有此類“化妝”物。就其形態說，在未使用前是“靜態玩具”，一旦使用又是“動態玩具”，雖然它本身并不動，或只有局部動。此外，戲劇演員會有“假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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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

人類自進入工業文明以來，“人定勝天”、“萬物皆備于我”等夸大人的作用的思想盛行。人類中心主義的觀念使人類愈加功利主義，對待技術發展持盲目樂觀態度。當今世界，人類所涉及的一切無不打上技術的烙印。“技術已經構成了這樣一種新的特別的環境，并且人類必須生存于其中”。技術的二重性即技術善惡價值的兩重性，告誡人們，技術在給人類帶來物質生活極速發展的同時，也會同時打開“潘多拉”魔盒，各種災難也會紛至沓來。嚴重的霧霾污染、化學污染、生態環境惡化、資源瀕臨枯竭……一幕幕觸目驚心的事例正是人類不當發展的反射。人與自然關系從最初的和諧統一逐漸走向了分裂對立，人與自然關系走向異化。馬克思曾指出：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度的疲勞。科學技術在創造了屬于人類自己的自然環境，取得了所謂的對抗自然界的勝利，卻也是遭受到了自然界的報復。技術價值的樂觀主義者們，如培根、圣西門、霍布斯等樂觀地認為，科技帶來的一切問題都能依靠科技本身去解決。這實際上是一種盲目的技術崇拜觀，他們把技術認為是救世主，把技術過于理想化、神圣化。技術悲觀主義論者，如中國古代先賢老莊，就認為技術是道德淪喪的元兇，西方以盧梭為代表，在人類沉浸在科技帶來的財富與生活的巨大改變時，首先對技術提出了批判。自此以后，對于技術的批判不曾間斷，并隨著技術的發展逐漸增強，因為“技術正在變成全球性的力量，它開始染指于人類歷史的根基，而且正在向人類歷史注入極不穩定的因素”。極端的技術悲觀主義者倡導放棄技術，遠離現代文明，退回到原始的自然狀態。技術中理論者則認為技術沒有善惡之分，即在政治上、倫理上都是中立的。這樣的觀點也是有失偏頗的。技術具有雙刃劍的作用，在探討技術價值時要用辯證的思維分析。

三、技術的合理運用

技術是存在理性的，我們在利用發展科技時，要考慮的是如何適當地、合理地利用科學技術，努力減弱技術的負面效應。技術運用的合理性體現在技術發展既要體現物性又要合乎人性。技術發展的物性即指技術在應用過程中，應符合事物的本質規律，合乎人性即要充分考慮人類發展的真正需要與目的。技術的發展首先要以事物的客觀規律為基礎，聚焦人類發展的需要，尊重的人類生存發展。技術的發展如若違背客觀規律，技術的應用必將產生社會負效應，這不利于人類的長遠發展與生態建設。當然，人們在利用科學技術改造自然時，也應依照人類的所需，有目的地利用改造自然，使事物的發展符合規律性與人的主體性，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技術的雙刃劍作用，即技術的正負效應。技術的不合理運用給自然生態以及創造、利用技術的人類本身都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災難。環境的惡化不僅僅帶給自然界致命的破壞、全球因化工污染、核泄漏等患病致癌的人數也逐漸增大，這是人類自己種下的因結出的果實，最終還是由人類自身來承擔。但是，技術的發展的雙重性也給人類與自然關系的緩和帶來了新契機。新技術革命的發展，綠色科技逐漸成為了人們的關注點。如新能源的開發，新型綠色科學技術的研發等在節約自然資源、治理生態污染等方面有著重要意義。我們在發展科學技術時應注重利用技術的正面作用，緩解生態失衡與人類發展的尖銳矛盾，以求二者的統一和諧發展。實現科技與社會、人類與自然的相互協調，統一發展，離不開全球的共同努力，自然環境為人類世界共享，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社會人都應切實為消除人與自然的矛盾，與之和諧相伴貢獻自己的力量。我國近年來提出的可持續發展觀思想正是對人類活動與自然一種積極的發展模式。“十”報告提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再一次重申了生態文明建設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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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N04 ；Q96；G2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8578（2013）04-0030-05

收稿時間：2012-12-06

基金項目：廣東省重大科技專項——廣東省生物防治技術路線圖研究（2010A080406009）

作者簡介：潘志萍（1975—），女，博士，責任編輯，主要研究方向為期刊編輯學。通信方式：zhipingpan@126com。

在農學科技論文中，昆蟲拉丁學名使用頻率相當高。依照國際生物命名法規，每種被認知的昆蟲都有唯一的拉丁學名。學名的優點不僅在于國際上的統一，命名方法的準確，還在于同一生物只有一個名稱，有利于準確表達物種信息，避免同物異名或異物同名現象。這對于消除讀者的閱讀障礙，開展學術交流和信息資源共享有重要意義[1]。因此，熟悉昆蟲拉丁學名的規范表達方法，掌握拉丁學名中各種符號的使用，無論是對科技論文作者，還是對科技期刊編者，都是十分必要的。筆者結合《環境昆蟲學報》編輯實踐，對昆蟲拉丁學名的正確表達及常見錯誤進行探討，以期對相關科技期刊編輯編修論文中的昆蟲物種拉丁學名有所幫助。

科技期刊編輯要對擬用稿中昆蟲學名進行有效甄別和修改，前提是掌握昆蟲學名構成，并規范書寫。

一昆蟲拉丁學名構成與書寫規范

（一）屬及屬以上分類單元的表述規范

根據國際命名法規，物種屬和屬以上的分類單元用1個拉丁或拉丁化的詞表示，即單名法，首字母必須大寫，除屬名排斜體外，一律排正體，后面可接也可不接命名人。如等翅目為Isoptera，鼻白蟻科為Rhinotermitidae，乳白蟻屬為Coptotermes。新分類單元發表時，應在新名稱后加適當的縮寫詞，如新科為“fam nov”，新屬為“gen nov”。這些縮寫詞通常用羅馬字或黑體字印刷，以便與名稱相區別 [2]。

（二）種級分類單位的表述規范

1物種拉丁學名的構成

昆蟲物種命名一直采用林奈（Linnaeus）“雙名法”，即一個完整物種拉丁學名由屬名+種名加詞（種加詞）+命名人姓氏+命名時間等4部分組成[3]。以“海南原鼻白蟻Prorhinotermes hainanensis Ping & Xu，1989” 為例，“Prorhinotermes”為屬名，“hainanensis”為種加詞，“Ping & Xu”是首次定名人姓氏， “1989”是定名年份。其中屬名和種加詞是學名構成的主要部分，其余組成為次要部分，通常可省略，即海南原鼻白蟻的拉丁學名通常寫成Prorhinotermes hainanensis。

根據昆蟲某些特征，種下又分為亞種、變型等。雙名后還加上亞種（sub）、變型（f）的名稱，這就是三名制，即學名=屬名+種加詞+等級術語縮寫+亞種/變種的加詞+命名人姓氏+命名時間。但在昆蟲學名中通常不加這些縮寫，此時第3個詞應理解為亞種本名，如“黃帶翠蛺蝶廣東亞種Euthalia patala guangdongensis Wu”。

2昆蟲拉丁學名書寫規則

（1）字母的大小寫與正斜體

拉丁學名中，屬名應是斜體并首字母大寫，種加詞為斜體，一律小寫，命名者的姓氏除第1個字母大寫外，其他小寫正體。屬下階元var（變種）、sp（未定種）等級術語縮寫，用小寫正體。

（2）全寫和縮寫

一般情況下屬名和種名必須全寫。通常情況下，屬名在文中首次出現應寫全，相同屬名非首次出現，且其后有種加詞的，一般縮寫為首字母，如橘小實蠅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南瓜實蠅B depressa （Shiraki）。命名者的姓名可以全寫，也可以縮寫。兩個或兩個以上音節的姓名則常分別縮寫至第2音節或第3音節的元音之前。特別著名學者的姓名可縮寫為一、二個字母。如：L系Linnaeus的縮寫，DC系Decandolle的縮寫等。

3昆蟲拉丁學名中常見的符號與用法

（1）“（）”或“[]”，表示補充說明或順序

若拉丁學名經2次及2次以上命名的，首次定名人姓氏用括號括起，其后為現定名人姓氏，如“豆根蛇潛蠅Ophiomyia shibatsuji （Kato，1961） Spencer，1973”。但在昆蟲拉丁學名中，訂正人的姓名往往省略不寫，如“地中海實蠅Ceratitis capitala （Wiedemann）”。

當昆蟲亞屬名和屬名同時使用時，亞屬名應放在屬名和種名之間的圓括號內，如“橘小實蠅Bactrocera （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

在發現同物異名時，為了保證拉丁學名的穩定性，加上遵循早發表者具有優先資格的國際慣例，異名前后加“（）”置于正名之后[4]，如“棉鈴蟲Helicoverpa armigera （Heliothis armigera Hübner）”。

（2）“？”，表示存疑或不確定

“？”放在屬名前，表示屬、種都可能有問題；放在屬名后，表示屬名不能肯定；放在命名人后（命名人略寫時則放在種名后），表示種名不能確定[4]。如：“可可豆象Callosobruchus theobromae ？”，“？”表示種存疑。

（3）“”，表示標點或用于連接

有時命名人具有2個姓氏，用“”連寫，如“灰姑娘絹粉蝶Aporia intercostata BangHaas”。在動物學中，一個復合的種級類群名稱，如果第1個成分是一個拉丁字母，用以描述該分類單元的一個特征，它必須保留，并用連字符“”與該名稱的其他部分相連。如白鉤蛺蝶Polygonia calbum中的calbum，因為這種蛺蝶雙翅腹面中有一銀白色“c”型圖案而得名[4]。

（4）“”，表示縮寫

當只知一種生物的屬名而不知它的種名時，或者因泛指某屬生物卻不需要具體指出哪一種時，則在屬名后加sp或spp，以表示某屬1個種或幾個種。如：Bactrocera sp表示果實蠅屬中的一個未定種（或使用者未能確定）， Bactrocera spp表示果實蠅屬中的幾個種。

表示屬的縮寫。若1個屬的幾個種的學名書寫在正文同一個頁面上，且中間沒有其他屬的生物學名隔開時，第1個種應寫出屬名和種加詞，其余幾個種的屬名可縮寫，但不同頁面時，通常不縮寫。如漆黑密毛天牛Aneflomorpha arizonica，鈍刺密毛天牛A cazieri，A是Aneflomorpha的縮寫。

表示命名人姓氏的縮寫，通常一些特定的定名人可縮寫，如F系Fabricius的縮寫。

表示其他種下等級縮寫，如ssp是subspecies（亞種）的縮寫。

（5）“，”，表示分隔

動物拉丁名中需要引證日期時，在命名人后加“，”，再寫出年份，如蜂寄蠅Tachina ursinoides （Tothill， 1918）。

（6）連接詞“et” 或“&”

在拉丁文學名中，用在兩個或多個定名人之間，意思是“和”，表示該學名由兩個或多個定名人定名，如“楊灰齒盾蟻Quadraspidiotus gigas （Thiem et Gerneek）”。

二昆蟲拉丁學名的不規范使用情況

部分刊出論文由于漏標或者使用不規范以及錯誤的拉丁學名，而導致其學術影響力大大降低，甚至引發學術誤導。筆者翻閱相關期刊，并結合《環境昆蟲學報》來稿情況，總結出昆蟲學名表述常見錯誤為以下5類。

（一）科技論文不標出學名

論文中漏標拉丁學名的現象最為常見，尤其技術類期刊刊發論文中只提及中文學名，或俗名或商品名，并未涉及拉丁學名。由于俗名和中文學名使用存在地域的限制，且使用混亂，易造成交流障礙[5]。如“棉鈴蟲Helicoverpa armigera Hübner”，中文別名又叫棉桃蟲、鉆心蟲、青蟲和棉鈴實夜蛾，多個名稱易造成混亂，因此國際上規定每一種生物必須使用統一的名稱（即學名），盡量避免這些混亂。

在科技論文中，第一次提到某種昆蟲時應標出其學名。但在來稿中，經常發現有些作者不給供試的昆蟲加注學名，使讀者難以準確鑒定試驗昆蟲的類型。如“供試昆蟲為煙粉虱” ，作者應用的是B型煙粉虱Bemisia tabaci （Gennadius） Bbiotype，由于沒有加注學名，讀者可能會認為是煙粉虱Q型或其他變型。因此，正確的表達應為“供試昆蟲為B型煙粉虱Bemisia tabaci （Gennadius） Bbiotype。

（二）使用異名或廢棄的學名

部分的論文中存在使用廢棄的學名或被當作異名處理的學名。根據《國際動物命名法規》，任何生物分類群只能有一個學名，在選用具有異名的某種分類群的名稱或兩個或兩個以上分類群的學名相同時，一般遵循優先規律，選用最早發表的合格又合法的名稱。如：李虎象最早是由林奈最早進行科學命名與描述，當時的拉丁學名為Curculio cupreus L，1758，之后不同學者對其分類地位有不同的觀點，將該種歸并入不同的屬中，因此出現了相應的異名，如：Curculio cupreus L， 1758；Attelabus cupreus （L， 1758）；Rhynchites cupreus （L， 1758 ）；Rhynchites dybovskyi Faust， 1882等。直到1956年，德國學者Voss對Involvulus屬進行了修訂，認為原屬的模式種Involvulus metallicus Schrank， 1798實際上就是Curculio cupreus L， 1758，也就是說李虎象作為有效物種，為Involvulus屬的模式種，相應的物種有效名稱應為Involvulus cupreus （L， 1758）[6]，從此多個同物異名均被廢棄。

（三）拉丁學名書寫錯誤和格式不規范

1書寫錯誤

在書寫拉丁學名時，漏字、添字和偷換字母頻率較高，造成讀者的誤解或誤導讀者。如“扶桑綿粉蚧”的拉丁學名“Phenacoccus solenopsis Tinsley”，在來稿中屬名中的 “n”被漏寫，而種加詞中的“o”也被錯誤寫成“a”等。

2書寫格式不規范

拉丁學名書寫格式不規范的發生頻率也較高，主要包括正斜體、大小寫混淆及縮寫不規范。首先正斜體問題，按照約定俗成并被廣泛接受的標準，屬名、種加詞及種以下分類等級的加詞為斜體。但是，在相關的科技論文中，把屬名和種加詞及種以下分類單元加詞排正體的錯誤是很常見的，如“班氏跳小蜂 Aenasius bambawalei Hayat”。

在字母的大小寫方面常見的有兩個問題：屬名首字母小寫，如“孟氏隱唇瓢蟲 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Mulsant”，屬名的首字母“c”應大寫。種加詞及其以下分類等級加詞首字母大寫，如“雙帶盤瓢蟲 Lemnia Biplagiata （ Swartz）”，種加詞中的首字母“B”應為小寫。

關于縮寫問題最常見的是某一生物學名首次出現就把屬名縮寫的情況，如“六斑月瓢蟲 M sexmaculatus （Fabricius）”中“M”為“Menochilus”的縮寫，但如果這一學名在論文中是首次出現，就不應縮寫。

（四） 物種命名人表達不規范

物種命名人沒有按照國際規范格式書寫，這在許多情況下是由于作者不了解定名人表達形式的“唯一性”而造成的。在生物學名的規范表達中，命名人應排正體。但有些作者或編輯把命名人排成斜體。如，“白蠟蟲Ericerus pela Chavannes屬昆蟲綱、同翅目、蠟蚧總科、蠟蚧科的一種昆蟲”中的命名人“Chavannes”，被排成了斜體，應改為正體。

命名人的首字母應大寫。有些作者往往把命名人全小寫，如：“晉草蛉Chrysopa shansiensis kuwayama”，命名人首字母“k”應改為大寫。

命名人縮寫上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縮寫后不加縮寫點，如L系Linnaeus的縮寫。 另外，如果物種名改隸為另一屬名下，或種以下等級分類群改隸為另一種名下，則將原命名人姓名放在括號內，后接變動學名的命名人姓名，如：Bitylenchus maximus （Allen， 1955） Siddiqi， 1986。有些作者因不了解這一規則，沒有把原命名人加括號。

（五） 學名張冠李戴，引用錯誤的學名

有時，由于作者的疏忽導致的錯誤，引用錯誤的學名。如：“孟氏隱唇瓢蟲Lemnia biplagiata （Swartz）”，卻寫上雙帶盤瓢蟲學名，張冠李戴，正確的是“孟氏隱唇瓢蟲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Mulsant”。

三關于規范使用昆蟲學名的建議

（一） 科技期刊應該準確標引昆蟲學名

昆蟲中文名與拉丁學名是一一對應的，在國際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在昆蟲中文名后附加拉丁學名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國內外學者在查閱文獻時，往往以拉丁學名作為第一關鍵詞進行檢索。然而，部分刊出論文由于漏標、不規范或錯誤使用拉丁學名，導致其學術影響力大大下降甚至引發學術誤導，不利于學術交流[5]。因此，相關的書籍、學術刊物、科普雜志等，在涉及昆蟲分類學、新品種介紹等內容的時候，應準確標注其拉丁學名。撰寫昆蟲研究的論文時，除正確表述所研究物種的拉丁學名外，還要標出證明該物種存在的標本編號或采集編號；對于實驗所采用的供試昆蟲，除標出昆蟲的名稱外，還要注意標明其來源，以便索源查證。

（二）編輯應重視拉丁學名的規范使用，并具備一定的甄別能力

作為科技期刊編輯，需掌握編修和甄別學名是否規范使用的方法。很多編輯由于不重視學名的規范表達或者忽視了此項工作，面對各種各樣的來稿，怠于查證，這種做法有失編輯的職業道德。編輯在編校工作中要勤于對來稿中不能確定的植物病蟲害學名進行查證，經常翻閱動物學、植物學專著，通過長期積累，逐漸增加專業知識，并及時與作者溝通，減少不規范用法的產生。

（三）掌握學名的查證方法

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有些昆蟲的分類地位不斷地被修訂，其學名相應產生變化。因此，要注意查閱最新的有關學名詞典和資料，建議作者遵循最新《國際動物命名法規》（第4版）， 查閱《中國動物志》等具有權威性的資料，掌握最新的變動情況，避免使用普遍被認為是異名的學名。

建議論文作者和相關期刊編輯對擬發表文章中學名的使用進行甄別時，在參閱權威文獻的基礎上，請教相關分類學家對物種現用學名及分類地位進行確認，可借助其他一些相關網站，如“基礎科學數據共享網生物學科數據分中心http：//wwwbioinfocn/”或“中國生物多樣化信息中心（動物學）http：//monkeyiozaccn/”，對每種昆蟲的分類地位進一步確認，最后需依據最新的國際動物命名法規的相關規定規范表達。盡管一些昆蟲在分類學上還存在較大的分歧，不同的分類學家持有不同的觀點，其學名的使用可以忠實于作者本人贊同的分類學觀點，但學名書寫形式上一定要規范。

（四） 認真閱讀不同科技期刊的投稿要求

有時，不同的科技期刊對昆蟲學名的表述也有不同的要求，一般分類學期刊及分類學論文對昆蟲學名的表述要求較為嚴格，而非分類學論文對是否需要加命名人也有不同的要求。因此，作者在投稿時，要認真閱讀不同科技期刊的投稿要求，才能符合要求，達到規范出版。

致謝：廣東省昆蟲研究所李志強副研究員對本文進行了認真修改，廣東省農科院植保所章玉蘋副研究員給予熱情幫助，在此表示感謝。

參 考 文 獻

[1]吳偉根， 周莉花， 章曉光 生物拉丁學名中的符號及用法[J] 編輯學報， 2008， 20（ 5）：395-397

[2]常思敏 生物學名規范表達中常見問題分析[J] 中國科技期刊研究， 2008， 19（4）：683-686

篇（11）

引言

信息技術知識對于學生將來步入社會助益良多，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越來越依賴信息技術思維來完成一系列知識探究[1]。學生在高中時期掌握信息技術、打好基礎雖然未必能在高考時幫助學生提高成績，但信息技術的認知能力能讓學生終身受益，且形成良好的認知，可規避學生對不良網絡的沉迷，促使學生在網絡虛擬空間中正確辨別信息。教師應打破傳統、單一、枯燥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喜愛信息技術，營造輕松的教學氛圍，挖掘學生的信息技術潛能。

一、當前高中信息技術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一）課程結構缺乏合理性

高中階段的信息技術課程占時較少，當展開信息技術的新課授課時，部分學生對之前的內容遺忘得所剩無幾。加之教材信息有所滯后，新時期信息技術發展迅速，學生在課堂上接觸到的仍是老生常談的內容，其很難吸引學生的注意力。還有課程教學頗有零碎感，使學生前后接觸的理論實踐信息沒有共通性，導致他們的記憶較為混亂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二）缺少實踐操作機會

在高中信息技術教學中，教師應注重實踐，通過實踐演示理論，在實踐中使學生逐漸理解知識與技能，并達到能夠應用的程度，要在實踐中激發學生的創新意識。但當前學生操作的機會少，實踐內容比較滯后，加之教師不敢放手讓學生自主探究網絡學習環境，學生只能被限制在固有的教學模式中，形成思維定式[2]。

（三）缺乏重視

因為信息技術尚未納入高考，在當前應試教育功利心的驅動下，信息技術教學并未引起學校的重視，師資力量不夠，課時不足等現象普遍存在。受大環境影響，學生較為忽視信息技術的學習，很少有時間探索信息技術，學生對信息技術的理解多停留在電子產品應用上。他們在較為緊張的高考備戰狀態下，對信息技術學習抱有一種可有可無的心態。

二、新課改下高中信息技術教學策略

（一）明確課程目標，提高重視程度

教師應明確每個階段的教學目標，結合學生前期的信息技術操作能力，在此基礎上展開實踐拓展。例如，學習文件的分類，可以以旅游為主題，準備多個景點相關的多種文件格式，如黃山、太湖等多個景點的圖片、視頻、攻略文本、音頻、PPT等，讓學生根據自己的使用習慣對文件進行分類，并對自己的分類方式進行解說。學生在實際應用中理解分類的思想，課程目標清晰明了，完成度較高。課程目標的設置應滿足學生的心理訴求，從學生較為感興趣的學習形式著手，利用豐富多彩的教學手段呈現教學內容。如今，智能手機提供了很多生動便捷的視頻、圖片制作App，教師可利用這些App設置教學任務，讓學生輕松了解bmp、jpg、gif等多種圖形文件之間的區別，掌握常見的動畫、視頻文件格式。從學生感興趣的問題著手，達成課程目標，從而提高學生對信息技術的重視與喜愛程度。

（二）注重以生為本，實施分層教學

學生在學習信息技術的過程中，存在較大的個體差異，他們有的對常見信息技術知識已十分熟悉，有的還存有畏難情緒，教師應盡可能開展分層次教學，讓每位學生都能在學習中獲得進步[3]。分層次教學需要教師提前了解學生的能力，設置分層任務。例如，在學習photoshop的使用時，雖然很多學生已借助形形的手機“p圖”App對圖像處理有一定的了解，但對這種專業軟件的使用卻無從下手。教師可提供教學輔助視頻，讓學生利用視頻提供的操作技巧對圖像進行個性化處理，以夯實基礎操作能力。能力較強的學生可按照拓展視頻進一步完成難度系數較大的圖像處理任務。分層教學能讓后進生掌握基本知識技能，讓優等生拓展知識的廣度與深度，既能達成教學目標，又能有效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三）注重實踐教學，培養邏輯思維能力

隨著科技的發展進步，應用計算機處理學習、生活問題的現象越來越普及。學生越來越常態化地使用文本編輯軟件編輯排版論文、制作電子小報，用photoshop設計制作班旗，用數據處理軟件統計成績……在學生動手能力越來越強的情況下，教學模式也應做出相應調整。新課程改革將程序設計提到重要位置，要求教師順應時代的變化，加強對學生模塊化思想和邏輯思維能力的培養。程序設計教學難度極高，教師應以實踐為基礎，引領學生在反復實踐中不斷提升邏輯思維能力，為適應智能化時代做好準備。

（四）任務驅動教學，提高課堂效率

在新課程教育體系下，要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減少教師的侃侃而談，營造更輕松自在的氛圍，利用任務驅動，在有趣味性的話題中達成教學目標。算法的概念枯燥而乏味，教師直接講述理論，學生往往難以接受。因此，教師可以將算法概念設計成生動有趣的教學任務，在層層任務解鎖的過程中完成學習，這樣既降低了學生的理解難度，又增強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在趣味問題的引導下，學生邏輯思維慢慢形成，他們融入層層問題解決中，逐漸忘卻對編程的恐懼。隨著任務的層層推進，簡單的算法躍然紙上。有效任務的設計讓課堂教學事半功倍，大大提高了課堂效率，激發了學生學習的興趣。

（五）與主流學科銜接，強化知識的融會貫通

信息技術與數學、物理、語文等學科有較強的關聯性，教師可在教學過程中銜接主流學科，強化知識的關聯性與整體性。例如，教師布置生肖計算的編程任務。生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趣的組成部分，從了解生肖有關的傳統知識到數學中關于屬相的推算方式，再到尋找輪回的規律形成解決問題的算法，使用自然語言、偽代碼、流程圖等多種不同方法來描述算法，展示學生多樣化的算法。教師應剖析不同算法的可行性及效率問題，讓學生體驗算法的多樣性，最終利用生動易操作的程序設計平臺，讓學生在平臺的幫助下嘗試自主完成程序。這樣的教學方式使信息技術學習不再是孤立的，而是與其他學科融會貫通，變成解決問題的有效工具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