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貿易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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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全球化的經濟背景下，中美貿易失衡是建立在世界經濟失衡的基礎之上的。在美國經常項目逆差近年來持續增長的同時，不止是中國，整個亞洲國家和地區經常項目都出現大量順差，而且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對美貿易順差。因此從美國方面尋找原因來分析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就顯得尤為重要。

從美國國內視角分析，我認為美國經常項目出現巨額逆差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即過度消費，儲蓄不足和出口設限。其實前兩點也可以合并成一點，因為過度消費必然導致儲蓄不足，這其中涉及到中西方的文化差異問題，這里不作分析。

首先考慮的是美國過度消費。二戰后，美國已經從一個大生產的社會進入到主要以消費為核心的社會，并且主要是依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特別是近年來，政府大規模減稅、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以及個人收入和資產價值的快速增長等都極大地刺激了個人消費增長；同時，公共開支也不斷擴大，聯邦政府財政也在2002財政年度由盈余變成赤字并且持續多年，而且在2004年度創下財政赤字高達4130億美元的歷史最高紀錄。

美國過度消費問題的原因，其實除了文化層面的影響外，其完善的消費信貸機制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消費信貸是以刺激消費為目的，以未來收入為依據，以特定商品為對象，由金融機構向消費者提供的消費貸款。美國比較正規的消費信貸已有80多年的歷史，尤其是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呈現高速增長。80年代以來，消費信貸作為擴大消費，緩解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種有效方式，既促進了美國經濟的增長，又得到了美國政府的肯定與支持。

美國的消費信貸制度包括個人征信制度，消費者保護制度，稅收制度和貸款保證制度。正是這種有利的制度環境對消費者信貸的發展起到了保證與推動作用，更為美國的過度消費創造了條件，而儲蓄不足則成為消費的過度膨脹必然導致的一個結果。據美國《新聞周刊》披露，1984年，美國個人儲蓄率為10.08%，此后不斷下降。1995年為4.6%，2004年為1.8%，2005年降到0，到2006年11月份，美國的個人儲蓄率已經是連續第20個月處于負數。

儲蓄率下降說明花的錢越來越多，存的錢越來越少。而當儲蓄率降為負數時，則說明消費者不僅將全部可支配收入用于開支，還動用了儲蓄，或進行貸款消費。根據美國聯邦儲蓄委員會2005年公布的統計數據，美國消費者未償還的貸款總數超過2萬億美元。在未償還的消費貸款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汽車，住房，教育及旅游方面的借貸，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使用信用卡消費后無力償還借款，使大量信用卡透支后形成逾期，其中有許多已經形成呆滯借款。近年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即由此而來，而且已經對全球經濟的穩定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其次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設限，即設置出口貿易壁壘。在國際經濟學中我們學過經濟全球化促使生產要素跨國流動，國際分工呈現新格局：勞動密集型生產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生產則集中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有優勢，互為補充。但美國在大量進口消費品以滿足需求巨大的本國市場的同時，卻對出口設置各種障礙，阻止本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到發展中國家。這是導致美國出現巨額商品貿易逆差的重要原因。而中國就一直是美國出口管制的對象之一。1989年后美國將禁止向中國出口的高科技產品項目由30項增加到43項。1991年6月美國政府宣布對華實施3項措施：暫停向中國出口衛星和衛星部件；限制向中國出口高速計算機；禁止向中國出口與導彈有關的產品。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采取了一系列積極的措施，允許向中國出售超級電子計算機、光纖傳送技術、電訊設備、商業衛星和通信衛星等，但是這種勢頭后來受到了抑制，原因是美國一些人冷戰思維根深蒂固，以“中國”設置出口壁壘。

經過以上分析，我認為要解決中美之間的貿易失衡問題，美國應該相應的從三個方面進行改善，即提高國內儲蓄率，降低財政赤字以及消除貿易壁壘。

首先，居民個人過度消費和儲蓄不足的問題是美國經常項目出現巨額逆差的根本原因，這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文化環境的影響，比較難以改善，但是如果能夠加以規劃控制，對改善美國的外貿失衡現狀是極其有利的。

其次，從國民收入恒等式看，國內支出大于國內收入必然會出現貿易逆差。國內需求過剩，表現為國內投資大于儲蓄的內部失衡，結果是以貿易逆差持續擴大為特征的外部失衡。因此，聯邦政府可以通過減少公共支出以及軍費開支來降低財政赤字，進而控制其國內的有效需求，減少貿易逆差。

最后是消除貿易壁壘，這是美國解決貿易逆差最有效的途徑。近年來美國對中國一直存在巨額的貿易逆差，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管制無疑加劇了這種逆差。如果美國放松對中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管制，不僅可以增加美國相關企業的出口，還可以促進中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調整出口結構，從而使中美貿易更加健康的發展。

當然，中美貿易失衡并不是美國單方面造成的，中國也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但是由于美國的經濟規模約為中國的6倍，按照博弈論中斯塔克-博格模型的分析,小廠商的均衡路徑是依據大廠商的選擇而給定的,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博弈也正是如此。只有以美國為主進行調整，再加上中國積極的配合，才能從根本上控制貿易失衡加劇的趨勢，使中美貿易朝著更加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1]邱愛軍:《美國消費信貸制度環境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篇（2）

我們首先簡述一下在中世紀地中海貿易變遷的情況。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后，整個歐洲進入中世紀。在整個中世紀，地中海貿易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一下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從5世紀后期到8世紀，地中海上商貿仍舊比較活躍，但整體上呈衰落趨勢，并且越到后期衰落的趨勢越加劇，這種衰落一直持續到8世紀初。第二個階段從8世紀開始，這種貿易基本上處于沉默即不活躍狀態，銷聲匿跡的狀態持續到11世紀。第三個階段是從11世紀開始直到近代，地中海的商貿則又活躍起來，并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第一個階段，即58世紀地中海商貿情況的研究收到文字及考古資料匱乏的局限。但還是有很多證據可以利用。其中一個重要的證據就是當時敘利亞人的航海業活躍于西方各港與埃及、小亞細亞各港之間；另一個間接的證據是這個時期各日耳曼王國繼續使用羅馬金幣孛里達[1]p1。這些證據都說明了盡管歐洲歷史進入了“黑暗”的中世紀，但地中海商貿并不是一下子就停頓了下來，在中世紀前期以地中海為載體的貿易仍具有相當程度的活躍性。但這里要考慮的是這種貿易與羅馬帝國時期相比，是加強了，還是減弱了？

這個問題雖然沒有明確的數字作為佐證，但我們若想到這個時期歐洲發生多次多次蠻族入侵以及戰亂，其對整個歐洲經濟及商貿帶來的必然是相當消極的結果。因此這個時期地中海商貿的發展與羅馬帝國時期相比，應該是總體下降的，所以說這一時期地中海貿易從整體上呈衰落趨勢。

下面結合當時的政治經濟大環境來詳盡地分析第一個階段地中海商貿情況的變遷。從5世紀初蘇維匯人、汪達爾人和阿蘭人組成的松散聯盟大舉入侵羅馬帝國開始，日耳曼人入侵羅馬帝國的浪潮一直持續到8世紀初。這一浪潮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代表是西哥特人、勃艮第人與汪達爾人，他們都建立了自己的王國。這一階段的入侵是式的、史詩式的。遠距離的征服活動使他們各自所建王國距出發地過于遙遠，另外再加上他們人數較少（相對于占領地臣民），因此他們往往在征服地實行“客戶”制度和相對聚居的形式。“客戶”制度其實是一種與當地拉丁奴隸主階級的妥協。例如勃艮第人“客戶”接受大地產種植面積的三分之二、奴隸的三分之一，而西哥特人在西班牙也只占有既有農場地產的二分之一和租借地的三分之二[2]p113。而相對聚居的形式也削弱了他們對既有經濟制度的破壞力。在第一次遷移過程到6世紀中葉基本結束時，在整個西歐，原有的拉丁奴隸主和新來的日耳曼首領共同組成了一個消費人群，這個消費人群的數量及消費能力都有所下降，但卻依然存在。而當時的東南歐仍為東羅馬帝國統治，其經濟規模雖比不上羅馬帝國鼎盛時期，但也能大致維持。這也就是5世紀到6世紀中葉地中海商貿仍然保持活躍的最根本原因。從6世紀中葉到8世紀初，則是法蘭克墨洛溫王朝以及倫巴第人對意大利的征服以及盎格魯、撒克遜人對英格蘭的入侵時期。這屬于日耳曼人的第二次入侵浪潮，這一時期，法蘭克人先聲奪人，完成了對整個法蘭西和現代德國一部分的征服，倫巴第人、盎格魯人、撒克遜人則用相同的侵略模式完成了對意大利和英格蘭的征服。這一階段入侵的特點是蠶食式的、滲透式的。這種擴張使蠻族王國的統治基礎從一開始就相當穩固，這也導致了他們在第二次遷徙浪潮中在土地政策上對第一次遷徙者所采取的妥協式方法－－“客戶法”制度的否定。這一次他們對舊的經濟制度作了顛覆性的變革，他們幾乎接收了原有統治階級的全部地產，并對之按自己民族的傳統進行再分配。正是在這一時期，自給自足的農村公社在法蘭西廣泛而牢固的建立起來了。隨之到8世紀初倫巴第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都逐漸完成了征服和農村公社化的過程，而曾經實行妥協政策的占領西班牙的西哥特人也被阿拉伯人消滅，使得這一農村公社化運動在除去東羅馬帝國所統治的一小片區域在幾乎整個歐洲被完成。再加上阿拉伯人還占領了整個北非以及西亞，這就造成了原來地中海貿易所仰賴的消費人群幾乎完全萎縮。與這一階段的歐洲及地中海沿岸其他地區政治經濟大環境的變遷相對應，地中海貿易經歷了從6世紀后半期開始表現為持續的加速的衰落過程，到8世紀初則基本陷入停頓。

從8世紀初到11世紀初，地中海貿易的沉默狀態一直持續了下去。其中原因除了地中海世界分成了經常處于敵對狀態的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教世界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上面所提到的自給自足的莊園或者說農村公社經濟制度在幾乎整個歐洲確立下來。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再加上當時農業生產效率極其低下，一直到10世紀農業生產中種子與收獲物的比例都沒有突破1：2[3]p198。當時的人們過著勉強或接近于勉強維持生活的水平，[4]p86根本沒有或很少有剩余產品可供投入市場。而當時的歐洲城市還保留中世紀早期修道院那種經濟上自給自足的精神。必須在城市內生產全部需要的東西，實在不能時，至少亦應在最鄰近地方生產。[4]p63除非把農民再次變成奴隸，才能使社會上層形成一個有效的消費群體，這個群體占有絕大多數勞動果實，除留一部分供自己消費之外，其他的都可以換成貨幣從而在市場上進行消費。而這種現象真的發生了，從11世紀初開始，歐洲發生了一次經濟革命，集體表現為：在農村，帶有原始社會特征的農村公社解體，農民逐漸農奴化，首領逐漸領主化。領主的消費能力與農民的農奴化程度成正比。另外在這個階段農村有巨大擴展，耕地面積擴大，收獲增加[4]p67。在城市，原來在某種程度上都具有自給自足的農村貴族領地的特性，現在這種特性逐漸消失，商人們取得政治政治控制權成為城市的主人[4]p233，城市的這種轉型使整個歐洲的經濟貿易都趨于活躍。商業城市的復興以及社會上層消費能力的提高刺激著基督徒們在11世紀奪回了對地中海沿岸許多曾為穆斯林所征服的土地，在地中海區域的十字軍進展，大大擴大了經濟交流的地理范圍。[4]p218再加上不久之后12、13世紀隨著農業效率的大幅度提升使可供貿易的商品未來越多，地中海貿易的新一個活躍期自然就到來了，地中海的商貿活動終于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直到新航路的開辟，它在歐洲各個民族及地區之間的貿易以及對其他洲的貿易中的光輝才逐漸消褪。

注釋

[1][比]亨利·皮朗：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篇（3）

一、中國貿易條件的變動狀況 1.貿易條件的含義及計算 在國際貿易中，貿易條件的最初含義就是價格貿易條件(NBTT)，它是一國出口商品平均價格與進口商品平均價格的比率，其計算公式為：NBTT=(Px/Pm)·100，Px代表一國出口商品的價格指數，Pm代表一國進口商品的價格指數。本文依據SITC分類標準，采用帕氏公式來計算中國貿易條件指數。 帕式公式：Pxt=∑pitqit/∑pi0qit Pmt=∑pjtqjt/∑pj0qjt 其中，Pxt和Pmt分別表示第t期的出口和進口價格指數。pi0和pj0分別表示基期(1983年為基期)第i種商品的平均出口價格和第j種商品的平均進口價格。pit和pjt分別表示第t期第i種商品的平均出口價格和第j種商品的平均進口價格。qit和qjt分別表示第t期第i種商品的出口數量和第j種商品的進口數量。 2.中國貿易條件的變動趨勢 中國貿易條件變動趨勢圖 從圖1中可清晰的看出，中國貿易條件在1983年～2006年間呈波動性下降，趨于惡化的趨勢。1983年～1985年間，貿易條件階段式上升，由1983年的100下降為75.05。第二個明顯的貿易條件上升階段為1988年～1991年。其他時間段，中國貿易條件均有較為明顯的惡化趨勢。 二、中國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現實中，貿易條件變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響中國貿易條件的變動，其影響程度是多少呢。本文運用國際經濟學的相關理論為依據，選取影響因素作為模型參數，搜集1983年～2006年間的樣本數據，建立影響中國貿易條件變動的回歸模型，最終來考察這些因素與中國貿易條件變動的相關程度。

1.模型說明 假設大國情形，且顯著性水平為5%。參數包括：GDP指數，以1983年GDP為基期計算。出口商品結構指數(RMP)=(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初級產品出口總額)×100，以1983年RMP為基期。外商直接投資(FDI)，本文采用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單位為億美元。實際關稅率(T)=(進口關稅實際征收總額/總進口額)×100%。匯率(R)，本文采用人民幣對美元的年平均匯價，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2.模型建立與檢驗 利用1983年～2006年的數據，以貿易條件指數(NBTT)為因變量，GDP、出口商品結構指數(RMP)、FDI、實際關稅率(T)、匯率(R)為自變量，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考慮到FDI與GDP的相關性及FDI的滯后效應，將FDI的數據滯后一期處理。 NBTTi=a0+a1GDPi+a 2RMPi+a3FDIi-1+a4Ti+a5Ri+ei(i=1，2…24) 運用SPSS15.0，對以上模型進行線性回歸，得出模型中R2=0.923，R2的修正值等于0.902，模型的擬合優度高。樣本相關系數R=0.961，表明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的線形相關性強。 DW=1.755，接近于2，所以模型不存在自相關。 資料來源：SPSS15.0輸出結果 從表2可得出，貿易條件指數與其影響因素之間的多元線性回歸方程：NBTTi=37.672-0.010GDPi+0.015RMPi-0.009FDIi-1+3.818Ti+0.045Ri。 自由度為18的臨界值t0.025(18)=2.10，常數項、GDP、FDI、T和R均通過了t檢驗。表明解釋變量GDP、FDI、實際關稅率和匯率對貿易條件有顯著性影響。 出口結構指數未通過檢驗，因此對回歸模型進行修正，在原來的回歸模型中剔除RMP這個自變量，再進行回歸。結果如下： NBTTi=39.864-0.005GDPi-0.012FDIi-1+3.710Ti+0.045Ri t值: (2.492-2.365-2.877 4.8782.154) t0.025(19)=2.09，各個自變量均通過t檢驗 F=50.847>F0.05(4，19)=2.90，通過F檢驗，說明總體回歸方程是顯著的R=0.965 ，R2=0.915，R2的修正值為0.897，說明模型的擬合優度高。 3.模型結論 從回歸方程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GDP、FDI的變動對貿易條件產生負向影響;實際關稅率和匯率的變動對貿易條件產生正向影響。 (1)經濟增長與貿易條件 中國經濟增長與貿易條件存在負相關關系，符合西方經濟學中的雷布津斯基定理：在其他要素數量不變的情況下，一種要素數量的增加將會降低使用該要素商品的相對價格，如果該商品是出口商品則貿易條件將惡化，反之亦然。 (2)FDI與貿易條件 FDI的增加使得貿易條件惡化，這與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向有關系。根據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如果FDI流入的是東道國的出口優勢部門，那么將使出口部門的產出增加、價格降低，貿易條件惡化，反之亦然。在我國自2001年起，70%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向了制造業。制造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導致出口商品價格，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價格下降。 (3)關稅與貿易條件 實際關稅率即進口關稅率的系數為正，說明我國征收關稅起到了改善貿易條件的作用，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正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入世后我國利用關稅來調節貿易條件的空間越來越小。

篇（4）

    一、中印經貿合作現實意義

    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和印度不僅是亞洲地區的重要經濟體,而且在全球經濟發展中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兩國之間的經貿關系對亞太地區的經貿合作,乃至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據中國海關統計,2008年中印雙邊貿易總額為518億美元,是2000年的17.8倍。據印度《金融快報》報道,2009年7月27日,印度商工部部長表示,由于對來自美國產品需求疲軟,而對中國產品需求旺盛,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印度第一大貿易伙伴。

    在國際金融危機蔓延的背景下,中國和印度兩國的貿易雖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但仍保持了較為旺盛的活力。中國和印度是在此輪全球金融危機陰霾之下發展最快的兩個國家,而這兩個經濟體的發展模式卻迥然不同。印度力圖仿效中國的成功,希望在制造業領域為其日益龐大的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而中國則試圖仿效印度在IT、醫藥產業等知識含量比較高的領域取得成功。中印經貿關系的迅速發展已經成為中印關系的新亮點,也有助于提升亞太地區應對金融風暴襲擊的信心。

    二、金融危機對中印經貿合作的影響

    當前,世界經濟面臨金融危機和經濟發展周期的雙重打壓,在此情況下,中印兩國雖然經濟仍在增長,但增速明顯下降,外部金融動蕩加劇,經濟發展環境明顯惡化。中印經貿合作的主要行為體是企業,但是,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民眾消費信心下降,企業資金周轉出現困難,導致大量企業倒閉,許多企業收縮生產規模。一些已經上馬的工程被迫停工,一些原先簽署的協議可能作廢,中印經貿合作受到沖擊。例如中國是全球鐵礦石第一大需求國,印度是繼澳大利亞、巴西之后中國的第三大鐵礦石來源國,其鐵礦石出口的80%銷往中國,并占據其對華貿易的70%以上。經濟危機使中國鋼鐵生產大幅下滑,盡管全球鐵礦石價格已大跌,但中國企業的鐵礦石需求整體萎靡,對印度鐵礦石的需求也呈下降趨勢,從而進一步增加印度對華貿易逆差,印度則求助于對中國出口的其他商品采取反傾銷政策,沖擊兩國經貿關系。經濟危機主要帶來的不良影響是:

    (一) 印度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中印貿易雖然發展迅速,但印度對中國的商品準入和企業投資長期持懷疑態度,并頻繁采取投資審查和反傾銷等措施。相關資料顯示,印度對華實施反傾銷的數量僅次于美國。

    金融危機發生后,全球范圍內貿易保護主義呈上升趨勢。印度雖然自詡自身增長模式是內需驅動型,一度自認所受金融危機影響相對較小,甚至認為金融危機為其提供了趕超中國的機會,因為依靠出口驅動增長的中國受到沖擊較大。但現實情況是,印度并未能在危機中獨善其身。印度經濟也遭遇盧比貶值、股市縮水、企業倒閉、資本流動性緊張等問題。

    為了刺激本國經濟增長、扶持本國企業生存,印度采取了一系列貿易保護措施,尤其針對中國發起了多起反傾銷行動。特別是在2009年 1月23日,印度宣布禁止從中國進口玩具,后雖對部分產品放寬條件,但其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不言自明。

    (二) 發展模式之爭加劇

    目前,國際社會上的發展模式主要有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歐盟為代表的福利資本主義、日本為代表的發展型國家資本主義及新興國家的中國模式和印度模式。由于20世紀90年代后,歐日經濟問題較多,其發展模式已偏向美國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美國模式”即“華盛頓共識”,其宗旨是強調市場自由原則,主張政府角色最小化,完全的自由化、市場化。“中國模式”特指在維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主動創新、大膽實踐,從而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社會的協調發展、國家的和平發展的一整套思路、經驗和理論。中國模式強調務實,反對意識形態為綱;強調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堅持自力更生和對外開放相結合;強調統籌政府和市場兩個大局。“印度模式”與中國不同,其基本思路是在民主體制下推進經濟的自由化,逐步放松傳統的政府管制,鼓勵私營企業、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并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

    三、金融危機下中印經貿合作的對策

    (一)挖掘經濟互補性,深化經貿合作

    與“安全困境”相比,經濟領域的共贏機會更多。中印發展模式雖然不同,但互補性強。中國勞動力效率高,印度資本效率高,兩者結合將產生“經濟增效”作用。未來雙方可著重加強以下領域的合作。一是商品結構的互補。從商品構成看,印度向中國出口的商品仍以原材料或低附加值產品為主,中國出口的商品更加多樣化,且附加值較高,如重型機械。由于雙方經濟的整體發展模式及具體產業發展層次存在差異,這種商品貿易的互補性可以持續下去。二是相同產業內的互補。兩國在相似部門如化學藥品、機械設備及紡織業等領域開展產業內貿易也完全有可能。兩國可結合自己的發展特色,不斷提高各自在相似產品價值鏈的不同層面上的比較優勢,不斷擴大同一產業內的互補性。例如,中印在紡織品出口領域的競爭使中國企業從印度進口紡織原料,而自己生產和出口服裝。這樣,兩國通過紡織業內部貿易得以將競爭轉化為合作的新機遇。三是IT服務領域的互補。印度軟件發達,中國硬件發達,兩國在IT領域建立合資企業有相當廣闊的前景。

    (二)推動企業走出去,加強相互投資合作

    印度對中國始終抱有戒心,在諸多“敏感”領域對中資企業投資設限。金融危機發生后,印度為疏緩嚴重的資本流動性緊張問題,放寬部分領域的外資進入限制,并鼓勵企業海外融資。2008年10月,印度證券管理委員會宣布解除對外資最高40%的投資限額規定,以“挽留”正迅速流出的國外資金。 2009年2月,印度政府表示將放寬外國資本對印度的直接投資,凡是印度資本占 50%以上的合資企業所建新的企業一律被看做印度企業。按照原來的法規,凡有外資加入的印度企業建立的新企業仍被看做合資企業。按照新規定,所有印度資本占多數的新建企業將不受到政府關于外資對不同行業投資比例的限制。印度政府的上述舉措無疑為中國企業進軍印度提供了機遇,經濟上相互依存度的提升勢必可作為雙邊關系的穩定器。另外,兩國大企業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實力較以前大為提升,并加快“走出去”步伐。印度私企實力雄厚,在經濟生活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僅塔塔和安巴尼兩家家族企業的銷售額就占印度GDP約5%。與此同時,中國企業也可憑借雄厚財力,通過注資、并購和直接投資等方式,加快進軍國際市場。國際金融危機下,許多西方大公司資產縮水,甚至面臨破產,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較之前大幅下挫,為中印企業進軍國際市場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參考文獻

    [1]文富德. 印度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對策及其經濟前景分析[J]. 四川大學學報, 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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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4-0081-03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區域產業結構調整成效仍不是很明顯,改革推進乏力,原因之一在于,區域產業結構調整中的投融資問題沒有很好解決。因此,對區域產業結構調整中投融資問題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將不僅對改善區域產業結構調整中的投融資問題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議,還將為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的投融資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持,促進區域金融理論和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理論發展。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印的投融資環境,通過比較分析,為中國區域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如何改進投融資措施提供一些決策參考建議。

投資是指經濟主體為獲取經濟效益而墊付資金或其他資源于某些事業的經濟活動。融資就是貨幣資金的融通,指經濟主體通過各種方式到金融市場上籌措或貸放資金的經濟活動。投資和融資是同一經濟活動因經濟主體不同資金流通的兩個方面,投資者投資的過程,另一方面融資者也獲得了資金。盡管投資者與融資者的根本目的不完全一致,但實現雙方目的的空間卻是統一的。因此,投融資環境應是有機整體。因此,本文所指的投融資環境是客觀存在的研究客體,是投資環境和融資環境的統一。投融資環境是一定區域影響投融資行為的一切投融資條件與投融資效益的總和。一定時期的投融資環境是一定時期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反映。

二、中印兩國投融資環境的比較分析

(一)主導產業不同的經濟發展戰略模式

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制造業驅動與主導,印度的經濟發展模式是服務業為主導。中國2004年第二三產業占GDP比重分別為52.9%、31.9%,印度在2004年分別為26.1%和52.2%。中國的優勢在于它能夠最大限度動員資源――將國內儲蓄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利用境外直接投資引進先進技術。印度國內的儲蓄水平只有中國的一半,每年流入印度的境外直接投資只有中國的10%,印度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比中國落后大約10―15年,但較低的人力成本、較高的信息技術水平和良好的英語語言環境,使印度的服務業占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以上,印度的軟件業是服務業的龍頭。中國的服務業最近幾年有所上升,但只有40%左右。制造業對中國的重要性就如同服務業務對印度的重要性一樣。

2005年《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指出,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是: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促進一二三產業健康協調發展,逐步形成以農業為基礎、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基礎產業和制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堅持節約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印度產業結構調整的手段包括:放松管制,改革許可證制度。除涉及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危險化學物品等領域以外,其他產品不再進行許可證審批;改革公營企業,鼓勵私營和公營企業展開競爭,使公營企業提高效率;大幅度降低關稅,減少各種非關稅壁壘。

(二)總體經濟發展水平

中國總體經濟發展水平要高于印度,這可從中印主要宏觀經濟指標比較看出(如下頁表1所示),中國的GDP增長率、人均GDP、外匯儲備和GDP均高于印度,而通貨膨脹率遠低于印度,但兩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都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過去20年中,中國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取得的成就比印度大得多。目前,中國的人均收入比印度高一倍――這是一個相當大的進步,因為在25年前兩國的人均收入水平還相差無幾。2001―2003年期間,中國占世界GDP總增長的25%(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購買力平價計算),這相當于印度在同一時期對世界GDP增長貢獻的3―5倍。此外,中國已經成為亞太地區和世界貿易增長的發動機,自1979年以來,中國的進出口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長,比同期世界貿易7%的增長率高出一倍以上。

人均國民收入總值可以用來評價公民的購買力,購買力越高對企業投融資的吸引力就越大,企業判斷投融資環境的好壞不僅會從供給角度來考慮,也會重視市場需求,中國在此項指標中優勢非常明顯(參見表2)。但是,這也意味著勞動力工資上印度更具競爭力,若未來印度貿易壁壘進一步減少,很可能造成中國利用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所吸引到的投融資將來轉而投入到印度市場。另外中國在機床市場價值、零售總額和轎車銷量上也都優于印度。

(三)基礎設施建設

中國交通、通信、水電氣供應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在發展中國家處于領先水平。能源、原材料、零部件供應能力和質量明顯提高,外國投融資者不僅繼續熱衷于向中國東部沿海地區投融資,而且開始將目光轉向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相對印度而言,中國目前對跨國公司的吸引力在投融資硬環境上的優勢更為明顯。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幾乎都將基礎設施的落后視為阻礙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認為在相當長時期內,印度經濟發展的瓶頸,就是其電力、鐵路和公路等基礎設施發展的嚴重滯后。事實上,雖說印度IT產業的發展非常迅速,成為印度經濟增長的領頭羊,但其持續發展也同樣面臨著基礎設施嚴重落后的掣肘。

德國歐亞咨詢公司對德國部分企業進行了一次中印投資環境的對比調查,在企業決定投融資地點的六項關鍵要素的評比中,中國的優勢非常明顯,平均分數遠遠高于印度(參見圖1),僅在運輸成本上,中國的得分稍遜于印度。

(四)融資方式

印度的資本市場比中國完善。印度金融體系延續了英國人留下來的金融制度,其銀行體系有130年歷史。而且印度的金融機構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放貸遵循市場規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遠遠低于中國銀行業,從而使印度銀行具有較佳的國際信譽。兩者的差異表現在融資方式上即:中國企業更多地靠銀行的間接融資方式,印度企業則主要是在資本市場上直接融資。由于民主政體以及由此所導致的信息和金融市場的規范化程度和透明度較高,使印度擁有更完善的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更有力的產權保護措施和對投融資者更友好的司法體制,最終使印度經濟的證券化程度要遠遠高于中國。這樣,它配置資源、調動資源和利用現有資源的能力要比中國強得多。

印度資本市場在支持中小企業融資和提升產業結構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進入新世紀以來,印度風險投資高速發展,2003年已位居亞洲第2位,遠遠超越了中國,班加羅爾已成為全球著名的創業資本中心,孟買也正在謀求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印度的風險投資主要集中在IT和生物技術產業,印度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培育了一批堪與歐美大公司競爭的高科技企業。

(五)科技、教育

中印教育理念不同,人才投入側重點不同。印度信奉精英教育,一直將高等教育作為教育發展的龍頭,高等教育經費在教育總經費中一直占較大份額,在高等教育上投的錢遠遠多于在初等教育上。結果印度的高等教育在發展中國家數一數二,但基礎教育薄弱,受教育的性別差異較大。中國更重視對義務教育的普及,強調教育的公平性,同印度相比,成人識字率較高,受教育的性別差異較小。這種差別可以解釋為何印度軟件業如此發達,而每千人中使用電腦的人數卻遠遠少于中國。因此,印度雖然重視高等教育,但由于人口規模和高等教育規模比中國小,其科學研究的成果沒有中國多。表3是三系統和科學引文索引收錄的中印科技論文數。從表3中可知,中國在SCI,EI&ISTP發表的論文篇數和占比遠高于印度,中國位居第二,印度位居第十二,SCI收錄中國的論文篇數和占比都是印度的二倍,位次也遠遠高于印度。

三、結論與建議

(一)優化間接融資,大力發展直接融資

加強銀政、銀建合作,積極開展金融創新。加大經濟建設對銀行資金的融通力度,是投融資體制的創新要求。政府應該加大金融政策傾斜力度,鼓勵金融機構積極支持各類經濟建設主體,尤其是中小企業、中小城鎮的建設。要加強銀政、銀建合作,創新金融產品,實現銀企“雙贏”。中小企業、中小城鎮也要積極創造適合貸款要求的條件,采取多種形式和途徑,主動配合金融機構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以獲取金融機構對其貸款支持。

對政府而言,僅靠財政收入的增加來加大經濟建設的各項投入是十分有限的,而發行國債可以緩解政府壓力,大力發行國債,吸收民間資本和外資進入。相對于國債融資、銀行貸款和股票市場融資方式,企業債券的融資方式更主動、融資成本更低。

對于政府支持和希望大力發展的行業以及發展前景良好的行業,鼓勵和幫助這些行業發行企業債券,這些企業良好的發展前景將為企業債券的發行和償還提供優異的經營業績支持。因此這些企業債券融資具有巨大潛力,這為該行業的發展提供了十分難得的融資機會。

(二)以人為本,構建和諧投融資環境

對于我國的發展來說,改善投融資環境是手段,不是目的。我們不是單純為了吸引外資而改善投融資環境,而應本著“以人為本”的理念,突出改善投融資環境要使全體人民受益,尤其要使貧困人口優先受益。因此,政府改善投融資環境的政策也應該同減貧政策結合起來,切實改善貧困人口的生活質量。加強貧困人口的教育和培訓。我國當前教育體制之下,低收入的農村人口反而要支付較高的教育費用,相比之下,具有較強支付能力的城市人口實際支付的教育費用還要低一些。要扭轉這種狀況,一是要加大政府向農村的轉移支付,糾正不公平的財政分配取向;二是要發揮市場的資源調動效應,吸引社會資源投融資教育和人力資本開發。要針對就業崗位的需求加強對貧困人口的教育和培訓,消除限制、取消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就業的各種限制和歧視,為貧困人口就業提供信息、勞動保護等方面的服務。

(三)加大對農村基礎建設投資力度,縮小城鄉差距

篇（6）

上面說過，中印交流史在中外交流史中是獨特的，是中國與其他國家或民族的交流史所不可比擬的，一者因其源遠流長，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二者因其面廣層深，民間、政府兩條渠道，經濟、文化、政治全面開花；三者因其涉及學科多，漢學、傳統印度學、佛學、藏學、蒙古學、敦煌學、吐魯番學、絲路學、現代南亞學等都與中印文化交流有關；四者因其影響深遠，抹去印度文化因素的中國文化(包括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和中國文化因素的印度文化都將是不完整和不完美的。所以，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是中印學者面前的一個意義重大的學術課題，在世界全球化、多極化的今天，這一課題尤為重要。做好這一課題，不僅能使我們厘清中印友好史的來龍去脈，明白中國文化中的印度因素和印度文化中的中國因素，理解兩國文化的相似和相異之處，進而探究其影響，搞清雙方文化交流的規律；還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類似本文開頭的現象，為中印關系在今天和明天的發展服務。

薛克翹先生曾就讀于北京大學印度語言文學專業，師從劉國楞、季羨林、劉安武、金鼎漢等老一輩印度學前輩，具有印度語言文化的堅實基礎，同時具有深厚的中國語言文化功底，是我國研究這一課題的最為合適的人選之一。其實，薛克翹先生在撰寫此書之前已經在這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除相關學術論文之外，他發表了四部著作：《佛教與中國文化》(1995)、《中國與南亞文化交流志》(1998)、《中印文化交流史話》(1998)和《中印文學比較研究》(2003)。這四部著作是作者多年來的極為厚實的相關學術積累，是《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的前期準備和必要基礎，更是其成功的重要保證。

正如薛克翹先生在《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中所表明的，這一研究在中印兩國相關領域中一直是顯學，關注者甚多，研究成果頗豐。研究者中的佼佼者有梁啟超、向達、張星娘、許崇灝等前輩，有季羨林、金克木、常任俠等大家，也有改革開放后取得成就的劉安武、林承節、耿引曾等先生，還有更晚一些的王邦維、郁龍余等學者。薛克翹先生和王邦維、郁龍余等屬于一批，是中國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領域的“后起”之秀。當然，這里的“后起”是相較而言，實際上，他們現在都已屆花甲之年，在今天的印度學界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前輩，是國內當今印度學界的支柱和基石型人物。諸前輩在中國的印度學領域著述甚豐，在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累累成果。同樣，印度的學者在這方面也有不俗表現(參見《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第555～567頁)，在相關領域同樣取得了可喜成績。

憑借自己深厚的語言及文化功底(古漢語、印地語及佛學等)，薛克翹先生自然會收集研究相關成果，《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也自然受益于這些成果。但不止于此，前人沒有論及的時代同樣出現在該部著作中，其中的第七章和“后記”尤其值得提及，前者探討的是后至2002年前后中印交流的內容，后者則把這一內容一直延續到2007年年中。為此，作者搜集了相關材料，并科學整理，合理使用，為中印交流史增添了全新的一頁。《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的資料之全不言而喻，難能可貴。

《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的學術意義更為重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雖然擁有眾多大家的研究成果，但薛克翹先生絕不人云亦云，多有自己的價值判斷。筆者感觸最深的是作者在第三章中對中國僧人赴印求法的結論性總體觀點：“從微觀上講，他們(中國僧人)不遠萬里、不畏艱辛，甚至不怕付出生命的代價，體現了一種追求真理的精神，一種對信仰的虔誠；從宏觀上講，這也是兩種文化在撞擊一吸收一改造一融合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因為只有通過深入的了解、反復的切磋才能達到深層次的溝通，才能達到完美和諧的融合，而撞擊和改造的過程必然是痛苦的。因此，從文化交流的意義上講，西行求法運動的掀起就不僅僅是宗教信徒的個人行為，而是一種民族進取意識的顯現；求法者的使命就不僅僅在于取回幾部‘真經’，而且還在于民族文化的改造和發揚。”(《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第75頁)。由此出發，作者在充分掌握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僧人赴印求法的事實的基礎上，探討了中國民族的進取意識以及中印文化的融合過程，指出了中華文化所具有的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特點。與此相仿，作者在討論中國文化對印度文化影響的時候，充分肯定了中國僧俗人等的貢獻，認為他們有的在印度生活多年而后回國，有的干脆老死印度，對印度文化的影響不言而喻，只不過由于印度文化的包容性及復雜性今人尚未總結出來罷了。這實際上解決了長期以來的一個問題，即中印文化交流的單向性問題。許多人認為，在中印文化交流過程中，印度文化是單向流向中國的，中國文化是單純的吸收者。其實，尼赫魯、季羨林和阿馬蒂亞?森等不少中印有識之士已經充分認識到，我們兩國的文化交流是雙向的。通過研讀《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讀者應該可以明確發現所謂單向流動的觀點的局限性。實際也如此，文化交流必定是雙向的，在中印文化兩千余年的交流過程中，印度文化影響了中國，反之中國文化也影響了印度，只不過有潛顯之別罷了。《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以無可辯駁而又異常豐富的史料證明了這一點，應當說這是該書的一大學術貢獻。

二、薛克翹先生的新著雖名為文化交流史，但讀者不難發現，其中除了涉及上文提及的漢學、傳統印度學、佛學、藏學、蒙古學、敦煌學、吐魯番學、絲路學、現代南亞學等純學術純文化領域，還涉及政治、交通、經濟等多方面，實際上是一部中印全面交流史，而非只局限于文化。從某種角度說，《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是撰寫和考察中印政治關系史、中印經濟貿易史、中印交通史等的必備材料，其對中印政治、經貿、交通的探討和論述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三、這部著作中的以后的內容是全新的，是他人目前還沒有系統涉獵過的，因而是作者對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突破性貢獻。通常說來，我國的史類著作很少涉獵當代問題和事件，但薛克翹先生打破常規，因而使該書與現實的聯系更加緊密。這不失為一大貢獻。

篇（7）

1、培養學生的英語閱讀、寫作能力及運用商務知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

2、檢查學生對所學專業理論知識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并將論文成績作為學生能否畢業的主要依據之一。

3、訓練學生搜集運用資料的技能,同時培養學生理論聯系實際,增強獨立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 論文寫作要求:

1、以英文/漢語完成論文寫作。

2、字數要求不低于3000個單詞或字, 統一采用A4(210x297mm)頁面復印紙單面打印.其中上邊距2.8cm,下面距2.5cm,左邊距2.5cm,右邊距2.5cm,頁眉1.6cm頁腳1.5cm裝訂線0.5cm.字間距為標準,行間距為1.25倍行距.頁眉內統一為:用5號宋體

3、論文的內容要與本專業所要求的知識和技能相結合,要求論述者閱讀一定量的英文和中文資料,能夠對所有的資料進行合理刪減、組織和編輯,掌握論文撰寫的結構與布局。要求語言流暢,層次清晰,論點明確,論據充分。具有以下特性:

1) 科學性:觀點正確,論據充分可靠,結構合理,能反映出學生對本學科知識系統掌握的程度及其某一問題有較深理解很認識

2) 實用性:選題應該具有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應該體現出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水平

3) 邏輯性:論證應該有力,層次應該分明,邏輯應該嚴密,結構應該完整合理

4) 技術性:應該具有收集整理運用材料的能力,語言表達應該清晰準確,格式應該規范

4、寫作時間安排:

1月14日:學生與導師見面選題和開題

1月15日-3月25日學生寫作,提交提綱,初稿,導師修改并將完成情況向系里匯報

3月31號前根據導師的修改意見完成第二稿交導師修改

4月7號前完成定稿并按照要求打印裝訂成冊.打印3份,交系里2份

4月8號-4月13號準備答辯,原則上采用英語答辯

2007年4月14號論文答辯,原則上采用英語答辯

5:論文成績評定:采用5級記分制,及優秀,良好,中等,及格和不及格五等.其中優秀沒,良好等次的人數分別按不高于15%,20%的比例評定.終結成績必須經指導老師學院畢業論文指導小組認定.

6:特別說明:

畢業論文寫作是嚴肅的事情.嚴禁抄襲剽竊他人論文.一經發現此次論文成績判為0分.

三、 論文選題方向:

1、商務英語教學改革的方向,途徑,課程設置等

2、商務英語教學在新形勢下的影響和意義;

3、我國貿易的現狀及其發展方向

4、商務英文翻譯技巧;

5、江西招商引資探討及其對策

6.WTO保護期過后對我國的影響;

四、 論文設計與擬定的程序:1、指導教師的幫助下,根據本指導書提供的選題范圍,從中選擇論文方向,確定題目。(注:選擇其他的題目,需與指導教師商議確定)

2、 搜尋與本人論文題目相關的資料,文獻,形成論文大綱,注意論文結構安排的合理性。

3、 論文結構:包括題目,中英文摘要和關鍵詞,目錄和正文. 詳見后面附件

附件1:

外語系英語專業(高職)畢業論文選題(商英專業)

1. 《商務英語課程設置的探討》

2. 《跨文化因素對英漢翻譯的影響》

3. 《商務英語的特點及翻譯技巧》

4. 《商務英語函電在對外貿易中的作用》

5. 《單證員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

6. 《商務英語函電翻譯技巧》

7. 《商務談判中英語的重要性》

8. 《淺談出口結匯風險的防范》

9. 《中國退稅制度的改革及其影響》

10. 《商標名稱的翻譯與策略》

11. 《外貿企業信用風險管理與控制》

12. 《2007年外資

銀行在我國本土注冊探討》

13. 《我國利用國際貸款/國際援助現狀分析》

14. 《WTO與我國反傾銷探討》

15.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之現狀》

16. 《內陸地區對外貿易發展策略研究》

17. 《中印兩國兩國對外貿易戰略分析》

18. 《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19. 《淺談商務英語寫作時避免修飾語錯位的方法》

20. 《商務函電翻譯的用詞技巧》

21. 《外商直接在華投資探討》

22. 《社會文化遷移對中國式英語的影響》

23. 《我國外貿出口品牌戰略的實施與研究》

24. 《商務英語專業口語課程教學探討》

25. 《入世對我國農產品貿易的影響與對策研究》

26. 《應對經濟全球化,加快我國企業跨國經營》

27. 《英語寫作中常見中式英語分析》

28. 《入世商務英語寫作的研究》

29. 《制單工作在國際結算中的地位》

30. 《關稅壁壘與非關稅壁壘探討》

31. 《淺談實質利益談判法》

32. 《國際電子商務發展面臨的新問題》

33. 《商務英語寫作中的錯誤與商務英語寫作教學之間的關系》

34. 《清算所在期貨市場上的地位》

35. 《跨國公司在華擴張模式透析》

36. 《漢譯英中遇到新詞語的譯法問題》

37. 英漢互譯中詞義的不對應(文化意義、風格意義、修辭意義等)

38. 我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與反傾銷

39. 如何防范信用證詐騙

40. 我國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之探討

41. "10+1"自由貿易區未來前景展望

42. 漢語中新詞匯的翻譯技巧

43. 商務英語的特征與翻譯

44. 珠江三角洲外貿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45. 南昌現利用外資縱談

46. 廣州/深圳等地區三資企業結構分析

47. 淺談廣州等地區外貿企業的困境與出路

48. 淺談廣州等地區出口產品結構的市場分布

49. 商務英語專業畢業生就業崗位之探討

50. 單證員跟單員等資格證書現狀思考

51. 禮儀在商務談判中的作用

52. 跨國公司的本土化經營戰略及其實施

53. 中國在亞洲區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54. 延長我國加工貿易國內價值鏈問題探析

55. 中國貿易的現狀和前景

56. 我國西部地區引進外資問題研究

57. 人民幣業務對外開放之探討

58. 淺談涉外合同英語特色

59. 海外投資與出口貿易的相互關系

60. 文化和地理因素對外商在中國直接投資的影響

61. 綠色壁壘對關稅壁壘的替代效應研究

62. 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調整與我國貿易發展

63. 貿易磨檫及其解決機制研究

64. UCP600-信用證領域的新規則探討

65. 論<<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適用范圍及總則

66. 淺談<<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下賣方的知識產權擔保義務

67. 我國紡織業出口競爭秩序現狀分析與對策探討

68. 淺談來料加工與進料加工的利弊

69. 經紀傭金商或場內經紀人在期貨交易中的地位

70. 淺談商檢證書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

附件2 開題報告格式

商務學院

高職畢業設計(論文)開題報告

題目名稱: 中國家庭企業管理創新研究

題目性質: 研究論文

學生姓名: XXX

專 業: 工商管理

學 院: XXXX

年 級: 04級

指導教師: XXX

一、 選題背景

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家族企業為主的民營企業也得到了快速發展和壯大,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與此同時,我國的家族企業也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如家長式的管理方法、企業基礎管理制度不健全和后續發展無力等諸多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制約著我國家族企業的發展壯大,而且嚴重影響到我國經濟的健康快速的發展,因此,研究我國現階段家族企業如何進行管理創新,以最大限度地調動家族企業員工的積極性,從而實現家族企業生產要素優化配置,促進家族企業持續發展已顯得尤為緊迫。

二、研究的基本內容,擬解決的主要問題、研究步驟、方法

本文從我國家族企業的實際情況出發,以管理創新的理論為指導,對我國家族企業如何進行行之有效的管理創新進行深入地研究。首先評述了國內外學者對家族企業管管理創新含義的不同看法,提出了家族企業管理創新的含義、構成要素及內在機理,認為我國家族企業進行管理創新的有效性在于有利于更好地實現家族企業的經營目標,有利于充公調動企業員工尤其非家族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其次,分析了我國現階段家族企業管理創新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指出了我國家族企業管理模式存在諸多不足,如在管理創新過程中仍然存在家長式決策、缺乏戰略管理和基礎薄弱等諸多問題,所有這些在客觀上要求創建一種新的管理模式

以促進家族企業健康快速發展。

再次,要創建一種適合我國家族企業實情的管理模式,就必須全面準 確地把握好我國家族企業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因此,本文指出了我國家族企業開展管理創新面臨著外部環境的特殊性和復雜性。

三、研究工作進度

1、教師報題(2006.11.1----11.15)

2、網上公布畢業設計題目和指導教師(2006.11.20)

3、學生選題(2006.11.20---12. 15)

4、落實任務(學生與導師見面,交電子郵箱地址)(2006.12. 1---12. 25)

5、學生上交開題報告(紙字稿)(2006.12.25----2007.1.15)

6、中期論文檢查(交電子稿) (2007.4月1日前)

7、論文上交(紙字稿附電子稿)(2007.4.15----2007.5.1)

8、07屆畢業設計答辯(評定學生成績)(2007.6月初)

9、07屆優秀論文評定(2007.6.15)

10、07屆優秀論文匯報會(2007.6下旬)

四、主要參考文獻

[1]顧文靜,溫州民營企業實行委托---制的障礙分析,經濟管理。2002.2

[2]甘德安,中國家族企業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3]苒明杰,管理創新,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版

篇（8）

【Abstract】As a kind of applied translation, China-ASEAN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Development Report contains two parts: the status quo of China-ASEAN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fruits of their b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me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specialty, the translation work has to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translation rule .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eature of report translation from the aspect of grammar and texture, which aims at improving the translation for foreign publicity.

【Key words】China-ASEAN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Translation

【中圖分類號】 H159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 1001-4128（2011） 09-0276-02

中國與東盟的合作，在可能打破世界經濟格局的同時，已經開始形成屬于發展中國家特有的思維模式，而作為雙方合作和發展的重要的領域莫過于商務與投資了，因此，在對外宣傳中，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發展報告的翻譯就顯得尤為重要。

除了要遵循應用文體翻譯的可譯性和可讀性，還要兼顧報告閱讀的對象，本文從其時態、語態及其語篇上著手分析這類報告的翻譯，具體如下：

1 時態

漢語一般沒有太大的時態變化，其語序本身就能反映出事情發生的先后順序，而英語必須借助時態的變化才能準確的展現相對應的先后順序。具體到商務與投資發展報告這類應用翻譯，要求譯者在各種變化因素中實現源文本的交際目的。它包含大量的信息性(informative)文本（Newmark 1988）， 信息性文本強調“真實性”和語言外部的現實。通常為不帶個人特色的現代語言寫成，因此在時態處理上，要視其傳達的信息而定。

1.1 過去時態

過去時態是譯文中的主線，雖然是客觀描述，但是類似于此的報告基本上都是對于自報告以前的數據及其貿易狀況的描述，所以在翻譯的時候多用過去時。現在完成時也是表過去的一種重要手段，特別適合描述完成了并對現在造成影響的貿易行為以及年度貿易成交量，方便報告閱讀者能關注到年度商務與投資發展所取得的成果

例1:近年來，中印經貿發展以20%的速度增長，2007年雙邊貿易額達到250.1億美元。中國成為印尼第三大貿易伙伴。

譯文：With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20% in recent years,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recorded 25.01 billion US dollars in 2007.China has emerged as the third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1.2 現在進行時

現在時適用于說明文與議論文的英譯，在商務與投資報告中會有少量對于當前局勢以及中國與東盟各國之前關系現狀的說明。而且，如果這種狀況及發展趨勢具有持續性，適合運用現在進行時

例2:當前，東盟正在繼續向地區政治與經濟一體化發展。 目前，中國與東盟已互為對方的第四大貿易伙伴。

譯文:Today, ASEAN is continuing its step towards reg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two parties are currently both the fourth largest trade partner to each other.

1.3 將來時

例3:東盟的宗旨是共同促進本地區的經濟增長…… 加強同國際組織的緊密聯系與互利合作。

譯文:The objective of ASEAN is to take joint efforts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Be to do sth” 的結構是用不定時表將來的用法，它用于表示按計劃或安排將要做的事，含有一定的必須性。用這一時態來翻譯東盟的宗旨就能恰如其分的反映出雙方合作發展的意愿。

2 語態

于科技類的應用文不同的是，在這類報告的翻譯中多用主動態，雖然使用被動語態比較客觀，不會給人以主觀臆斷的印象，但是主動句常用于直截了當的表達，使人易于接受和理解，比較適合以交際為目的的語境。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發展報告中，施事者和受事者往往就代表了貿易雙方，多用被動態強調施動者能讓報告閱讀者掌握中國與東盟各國的具體雙邊貿易關系和投資動向，方便做出準確和適當的判斷。

3 語篇

3.1 專業性較強

報告主要是關于中國-東盟的經貿合作發展，涉及的翻譯內容專業性比較強，特別是一些協議和聲明的翻譯。

例4:2004年，雙方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和《中國與東盟爭端解決機制協議》……

譯文：In 2004, China and ASEAN reached the Agreement on Trade in Goods of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China, and Agreement on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of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China……

3.2 長句較多

報告語篇結構比較單一，句子偏長，并列短句較多，因此翻譯的句式大多比較機械，語言比較簡明準確，符合報告的客觀性的要求。

例5:礦產品一直是印尼對中國出口最多的商品，2007年出口額為41.4億美元，占印尼對中國出口總額的42.8%，印尼自中國進口的主要商品為機電產品、賤金屬及其制品和化工廠產品，2007年合計出口額55.2億美元，占印尼自中國進口總額的64.5%。

譯文：Mineral products have always been China’s major import from Indonesia, which reached 4.14 billion US dollars in 2007, accounting for 42.8% of Indonesia’s total exports to China.64.5% of Indonesia’s imports from China in 2007 were machinery, electronic products, base metal and their products, and chemical products, which valued 5.52 billion US dollars.

3.2 信息性以時效性強

信息性(informativity)是句子構成語篇的必備條件之一，中國與東盟商務與投資發展報告中，時效和信息是交流合作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合作以來逐年遞增的貿易額和擴大的合作的領域應該及時的公布，因此，準確及時地翻譯也顯得尤為重要。

例6:據2008年3月28日的“中國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國家報告”統計，2007年中柬雙方貿易額達到9.33億美元，與2004年相比增長了193.6%。

譯文：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in the National Report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released on March 28,2008, bilateral trade volum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otaled 933 million US dollars in 2007, up by 193.6% over 2004.

4 商務與投資報告的翻譯特點

4.1 忠實通順 語言地道

根據我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制定的工作條例中對于對外翻譯標準的要求，譯文必須忠實于原文，而且譯文必須是流暢的外文。在商務與投資發展報告的翻譯上，因為涉及的關鍵詞是貿易和投資，而緊跟貿易和投資的是貿易方、貿易額以及貿易種類的翻譯，“信”的地位顯得尤為重要，當然因為報告的閱讀者多為政府官員，投資方和記者， 語言是否“達”也舉足輕重。

4.2 注重內部邏輯 拒絕單純直譯

對于客觀性比較強的文字，特別是信息性文本，英譯一般采用直譯，能反映事件本身的真實性，增加讀者的信賴度。鑒于報告語篇結構比較單一，句子和句子之間邏輯關系不夠明確，因此在英譯時，不能照句直譯，要注重其內部邏輯，在找準主干成分和修飾成分的基礎上，按照英文表達習慣用通順的語言翻譯出來。

4.3 熟練掌握專業詞匯以及一些固定句型

伴隨著中國東盟的合作，也涌現了很多新詞，這些詞匯專業性較強，而且獨具特色，熟練掌握對于有關中國東盟合作類的外宣材料的翻

譯有很大幫助。在商務與投資報告中，出現的比較多的是對于數字的報告，如：比2006年增長了25.9%；提前三年實現了目標；貿易額增加至….; 這些句子的翻譯事實上都有固定的程式，掌握好了這些固定句型，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報告翻譯的失誤。

5 外宣翻譯的策略

5.1 苦練功底，熟悉專業領域翻譯

在著手翻譯前應該多方搜尋資料，杜絕一知半解和不求甚解，嚴肅對待外宣資料的翻譯，充分發揮自己嫻熟的翻譯技巧

5.2 根據具體材料的語言特點，靈活運用翻譯技巧

外宣材料究其不同領域和范圍有其不同的語言特點，漢語跟英語語法特點因其文化不同，差異較大，因此翻譯此類材料需要在忠實原文的前提下，運用適當的翻譯技巧對中文進行適當的加工，切忌生搬硬套

5.3 堅持外宣翻譯原則，保證翻譯質量

外宣翻譯需貼近中國國情，貼近國外讀者的信息需求，貼近國外讀者的思維 ，因此為了保證翻譯質量，此類翻譯必須充分考慮到文化差異的同時，貼近具體實際本身，盡可能做到推敲好每個句子，甚至是每個詞的使用。

6 結語

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發展發展報告的翻譯，相比文學翻譯，它自成風格，作為宣傳雙方合作成果的一個窗口，了解其特點，不僅使我們的翻譯更專業化，提高翻譯水平，而且對推動中國-東盟各方面的合作發揮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Newmark,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88.

篇（9）

此外，本屆深圳文博會采取了一系列新舉措增強國際性，共有來自93個國家和地區的16347家海外采購商前來參展。我國文化產品出易額達到123.82億元，占總成交額的7.44%，同比增長7.46%。

——《中國文化報》外商投資中西部九省包裝印刷項目可享優惠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日前聯合2013年第1號令，公布（（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2013年修訂）》，該目錄自6月10日起施行。

該目錄包括全國22個省（區、市）鼓勵類產業條目。其中印刷包裝類條目有3種：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海南9省將包裝裝潢印刷品印刷列入；內蒙古、廣西、、新疆4區將少數民族特需用品、工藝美術品、包裝容器材料列入遼寧省將金屬包裝、自動化立體倉庫及倉儲物流設備制造列入。

廣電動漫類條目有3種：云南、湖南、海南3省將廣播電視節目、電影制作業務（限于合作）列入；海南將電影院的建設、經營（中方控股）列入；吉林、黑龍江、安徽、四川4省將動漫創怍、制作（廣播影視動漫制作業務限于合作）及衍生品開發列入。

兩部委公告稱，根據（《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國務院令2002年第346號）的規定，屬于該目錄的外商投資項目，享受鼓勵類外商投資項目優惠政策。符合該目錄規定的外商投資在建項目，可按照該目錄的有關政策執行。

——《中國新聞出版報》

“愛閱讀-愛戲劇”都市文藝生活主題季啟動

5月18日，值北京圖書大廈成立15周年之際，由北京圖書大廈、繁星戲劇村、中國戲劇文學學會，北京戲劇家協會共同主辦的“愛閱讀·愛戲劇”主題活動在北京圖書大廈正式啟動。

這是一次“圖書”與“戲劇”首次跨界合作的有益嘗試。圖書和戲劇都是文化的載體，是文化的兩種表現形式，一部戲劇也可以說就是一部活動的書。把戲劇引入書店是為了增加書店的多元化文化元素，更好地發揮和增強書店文化平臺的功能和作用，更好推廣和普及戲劇。同時通過把讀者引入劇場，更好地延伸閱讀的外延功能。

“愛閱讀·愛戲劇”系列活動，倡導都市文藝慢生活，提升市民精神生活品質。旨在創新文化產業宣傳的新模式，引領文藝生活潮流，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素質，助力西城區“文化興區”的戰略建設。這一項“文化惠民”活動，讓舞臺劇更具有普遍性、廣泛性、群眾性，讓文化產品更加貼近百姓，培養小劇場戲劇愛好者，傳遞戲劇文化，豐富市民文娛生活。

——人民網

中國數字出版信息網開通上線

由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主辦的中國數字出版信息網日前開通上線。

據了解，該網站依托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具有的政府資源、背景優勢及品牌影響力，旨在建立基于互聯網的行業資訊和商務運營平臺，為全國數字出版企業服務。目前，網站設立了資訊、成果、需求、獨家四大欄目，為業界提供海內外數字出版行業的最新資訊、成果、需求等信息，并推出歷屆國家數字出版會議會展資料。

——中國出版網

盛大文學首次版權拍賣

5月18日，盛大文學起點中文網首屆版權拍賣會亮相深圳文博會，十部作品現場全部拍出。

這十部作品包括忘語的《凡人修仙傳》、月關的《步步生蓮》等，預計首印版稅總額將達到600萬元人民幣。盛大文學公關市場總監王晶介紹，通過種種渠道，讓“版權合作競拍”常態化，可將優秀的網絡文學作品推薦給更多人，也可以使更多的好作品獲得好的出版渠道，保障作家的收入。

——《深圳特區報》

武漢“移動圖書館”試運行

5月26日，武漢圖書館“第25屆圖書館服務宣傳周”在武漢辛家地的24小時自助圖書館舉辦首場活動，工作人員向路過市民演示新亮相的“武圖移動圖書館”。“只要下載一個手機客戶端，即可享受武圖豐富的數字資源。”

篇（10）

中圖分類號：F83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4096（2013）04-0054-06

產業結構是經濟結構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一國產業結構向合理化和高級化演進是經濟發展的表現形式之一。現代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產業結構演進是在需求結構、供給結構、技術進步和國外生產要素流入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下進行的。現有研究表明，外國直接投資（FDI）是影響一國產業結構演進的重要因素之一。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引進FDI的產業結構效應更為顯著。考察發展中國家引進FDI的產業結構效應，“金磚國家”是較好的研究對象。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金磚國家”的產業結構逐步向合理化和高級化演進，但由于自然稟賦和比較優勢不同，該五國的產業結構及演進路徑差異較大，且產業升級和優化進程中也存在著一些障礙性因素。如何優化產業結構，推動產業升級是“金磚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二是2000年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金磚國家”在全球直接投資格局中的地位迅速上升，FDI對該五國產業結構的影響效應也很可能更為顯著。2010年，“金磚國家”（除南非外）均躋身全球FDI流入量前二十位。對該五國引進FDI的產業結構效應進行比較研究，將有助于豐富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優化和發展中國家引進FDI產業結構效應的研究，并為該五國調整對外經濟政策提供參考和依據。基于此，本文擬對此進行探討。

一、文獻綜述

關于一國引進FDI的產業結構效應，國內外學者做了一些研究。Akamatsu[1]的“雁行模式”和Ozawa[2]的“增長階段模型”表明，FDI所帶來的“一攬子”資源，有助于促進東道國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古典依附論、卡多佐和法勒托[3]的“依附的發展”理論都以巴西等拉美國家為研究對象，前者認為，FDI流入造成了以制造業為主的工業部門邊緣化；而后者的核心觀點是，依附和發展并不矛盾，不能忽視FDI對產業結構的積極作用。從國內學者的研究結論來看，FDI對“金磚國家”產業結構演進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付景新和夏京文[4]認為，外資（包括FDI）對巴西建立完整產業體系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但由于缺乏明確的政策導向，大量引入FDI導致許多主要工業部門為外資控制，失去了經濟調控的自主性，不利于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關于FDI對中國產業演進效應的相關文獻較多，大部分學者肯定了FDI對中國產業結構變遷的正向效應，尤其是對第二產業的推動作用[5]-[9]。也有學者認為，應客觀審視FDI對產業結構的優化作用，不能忽視一些現存的或可能的負面影響，如加劇國內產業結構不合理[10]，對民族工業形成一定的沖擊[11]等。一些學者比較研究了中印引進FDI的產業結構效應。郝前進和雷志友[12]認為，與印度相比，中國引進FDI的產業分布未能與本國相關產業優勢相結合，對民族產業保護力度較小。王霞和陳柳欽[13]認為，印度和中國都面臨產業結構失衡的問題，FDI的流入加劇了這一現象。

通過對已有文獻的梳理和回顧可以看出，現有研究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現有關于東道國引進FDI產業結構效應的實證研究，指標選擇較為簡單，如僅利用FDI與三次產業的GDP比重進行回歸分析，沒有充分考慮其他經濟因素對一國產業結構演變的影響。第二，關于“金磚國家”引進FDI產業結構效應的比較研究較為薄弱。基于單一國家的縱向比較包含了對各種變化趨勢判定的虛擬性，不能切實反映FDI的真實作用。

二、“金磚國家”引進FDI的產業分布比較

按照世界銀行的產業分類標準，

按照世界銀行的產業劃分標準，第一產業包括農、林、牧、漁業；第二產業包括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燃氣、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建筑業；第三產業包括除第一、第二產業外的其他行業。本文統計了2000—2010年“金磚國家”引進FDI的產業分布情況。計算結果表明，“金磚國家”第一產業引進FDI所占比重極小，且走勢相對穩定，2000—2010年第一產業引進FDI所占比重均值由大到小依次是1.57%（中國）、1.51%（俄羅斯）、1.10%（巴西）、0.15%（印度）和0.10%（南非）。“金磚國家”第二產業引進FDI所占比重的總體水平較高，2000—2010年第二產業引進FDI所占比重均值由大到小依次是66.61%（中國）、61.84%（俄羅斯）、56.57%（南非）、52.28%（巴西）和36.24%（印度），除印度外均超過50%。 “金磚國家”第三產業引進FDI所占比重差異較大，2000—2010年均值由大到小依次是62.14%（印度）、43.33%（南非）、42.62%（巴西）、37.29%（俄羅斯）和31.80%（中國）。其中，除印度外，其他四國第三產業引進FDI所占比重均低于第二產業引進FDI所占比重。

在此基礎上，通過構建產業結構偏離度指標，進一步分析和比較“金磚國家”引進FDI的產業結構特征，現對該指標的含義和計算公式做如下說明。

設一國引進FDI的產業結構偏離度為θ，其代表一國三次產業引進FDI所占比重與三次產業貢獻率的比值，則有如下關系式：

其中，FDIi為一國三次產業FDI流入量，FDI為一國當年FDI流入量，GDPi為一國三次產業增加值，GDP為一國當年的國內生產總值，i=1，2，3。當θ>0時，即某一產業引進FDI所占比重大于該產業的GDP貢獻率，說明這一產業的FDI流入規模超過其適度規模；當θ=0時，即某一產業引進FDI所占比重等于該產業的GDP貢獻率，說明這一產業的FDI流入規模為適度規模；當θ

由表1可以看出，2000—2010年“金磚國家”第一產業引進FDI所占比重遠小于第一產業的GDP貢獻率，第一產業的FDI流入量低于適度規模；“金磚國家”第二產業引進FDI所占比重均高于第二產業的GDP貢獻率，第二產業的FDI流入量超過適度規模；印度第三產業引進FDI所占比重高于第三產業的GDP貢獻率，第三產業的FDI流入量超過適度規模，其他四國第三產業引進FDI所占比重低于第三產業的GDP貢獻率，第三產業的FDI流入量低于適度規模。

綜上所述，“金磚國家”FDI的產業分布不均衡。通過構建結構偏離度指數可以看出，“金磚國家”第一產業引進FDI所占比重甚微，第二產業引進FDI所占比重相對較大，除印度外，其他四國第三產業引進FDI所占比重相對較低。“金磚國家”引進FDI的產業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五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資源稟賦、市場規模與生產要素成本等，也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該五國引進FDI的產業結構效應。

三、“金磚國家”引進FDI產業結構效應的實證分析

1.產業結構演進的影響因素

需求結構、資源供給總量與結構、技術進步、國外生產要素的流入是開放經濟條件下影響一國產業結構演進的主要因素。

α=f（D，S，A，Z）（2）

D表示需求結構。一切經濟活動都是為了滿足需求，需求結構決定了生產結構及其變化，進而影響產業結構的調整。需求結構的變化影響產業發展的速度和規模，直接決定一國的產業結構。

S表示資源供給總量與結構。一國的資源供給由自然資源供給、勞動力供給和資本供給三項因素構成。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自然資源供給對一國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的影響逐漸弱化。沿著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分別占優勢地位的方向演進是一國產業結構升級的標志之一。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占優勢地位時期，勞動力供給是推動產業結構演進的主要因素。隨著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演進，資本供給將成為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主要因素。

A表示技術進步。技術進步是推動一國產業結構演進的重要因素。一國技術進步的產業結構效應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技術進步為基礎的高新產業發展將對一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部分技術落后的產業逐步走向衰退；二是通過產業關聯效應，高技術產業將促進傳統產業部門發生深層次變革。

Z表示國外生產要素流入。在開放經濟條件下，FDI、進口貿易和購買國外技術等形式的國外生產要素流入是推動一國產業結構演進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國外生產要素流入可以彌補東道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本缺口”和“技術缺口”，進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與優化。

2.模型設定

早期的錢納里標準產業結構模型的形式為：

αi=α+γ1LnY+γ2（LnY）2+γ3LnN+γ4（LnN）2+γ5T（3）

其中，αi表示第i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Y表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N表示人口規模，T表示貿易差額（進口-出口）。α、γ1、γ2、γ3、γ4和γ5是系數。

在借鑒錢納里標準產業結構模型的基礎上，本文根據前文所述產業結構演進的影響因素，構建如下模型：

Lnαijt=c+β1LnYit+β2（LnYit）2+β3LnNit+β4LnAit+β5LnFDIit+β6Tit+μit （4）

其中，i表示國家，t表示年份，j表示第j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μ為殘差項。

3.變量和數據選取

模型樣本是1996—2010年的年度數據。選取這一時間段作為樣本的原因是俄羅斯獨立時間為1991年，且1992—1995年部分相關數據缺失。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和可比較性，本文以三次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衡量產業結構，記為α；以人均GDP衡量需求結構，記為Y；以人口數量衡量資源供給總量與結構，記為N；以高技術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衡量技術進步水平，記為A；

在世界銀行出版的《世界發展指標》中，“科學與技術”一節中包括“從事研究與開發的研究人員”、“發表于科技刊物上的論文”、“R&D強度”、“高技術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和“專利申請數量”等指標。經比較發現，“高技術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一項指標的數據最為完整。國外生產要素流入包括兩項變量，以FDI存量占GDP比重衡量FDI流入規模，記為FDI；以凈進口額占GDP比重衡量通過貿易形式實現的資源流入，記為T。FDI存量來源于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FDI數據庫（UNCTAD FDI/TNC database），人均GDP、人口數量、高技術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進出口差額來源于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WB WDI database）。本文采用面板數據的LLC單位根檢驗方法對經對數處理后的各變量進行了平穩性檢驗。經檢驗，各變量序列均為同階平穩序列，且面板數據的Kao檢驗表明各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滿足建立經濟計量模型的條件。為了使估計結果更接近經濟現實，本文利用F檢驗樣本數據適用的面板模型形式。經檢驗，模型應采用變系數形式。

4.結果估計與分析

本文采用變系數模型對式（4）的結果估計如表2、表3和表4所示。回歸結果表明，表中大部分變量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金磚國家”引進FDI對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效應均不顯著。較為可能的原因是第一產業引進FDI所占比重過小。2000—2010年“金磚國家”第一產業引進FDI所占比重均值分別為1.10%（巴西）、1.51%（俄羅斯）、0.15%（印度）、1.57%（中國）和0.10%（南非）。2000—2010年“金磚國家”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均值分別為6.11%（巴西）、5.29%（俄羅斯2004—2010年）、19.49%（印度）、12.18%（中國）和3.19%（南非）。這表明“金磚國家”第一產業引進FDI沒有達到適度規模，未能與第一產業發展形成良性互動。

“金磚國家”引進FDI對第二產業的效應差異較大。除俄羅斯外，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對引進FDI彈性由正到負依次是中國、巴西、南非和印度。較為可能的原因是，“金磚國家”引進FDI對第二產業的效應與第二產業尤其是制造業引進FDI占全部FDI比重有關。制造業引進FDI占全部FDI的比重越高，越可能通過產業關聯效應帶動第二產業的整體發展。2000—2010年“金磚國家”制造業引進FDI占全部FDI比重由大到小依次是61.88%（中國）、37.09%（巴西）、27.46%（俄羅斯）、24.75%（南非）和24.47%（印度）。俄羅斯和南非第二產業引進FDI主要流向采礦業，2000—2010年俄羅斯

（數據2004—2010年）和南非采礦業引進FDI占全部FDI比重均值分別為30.03%和31.64%，高于巴西（11.60%）、中國（0.86%）和印度（0.17%）。

“金磚國家”引進FDI對第三產業的效應最為顯著。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對引進FDI彈性由正到負依次是中國、印度、俄羅斯、南非和巴西。較為可能的原因是，一國引進FDI對第三產業發展的影響與第三產業引進FDI比重、FDI的技術水平有關。2000—2010年，“金磚國家”第三產業引進FDI比重均值由大到小依次是62.14%（印度）、43.33%（南非）、42.62%（巴西）、37.29%（俄羅斯）俄羅斯數據為2004—2010年。和31.80%（中國）。

印度第三產業引進FDI所占比重遠高于其他四國，這一部分FDI對印度第三產業發展可能產生較大的正向效應。同時，與制造業引進FDI的產業關聯效應不同，發展中東道國第三產業的發展水平較低，可能導致外資企業利用競爭優勢排擠東道國效率低下的國內企業，即引進高技術水平FDI對第三產業發展產生一定的負向規模效應。本文以“金磚國家”引進FDI來源國和本國R&D強度為基礎，構建FDI技術水平差距指數。

設FDI技術水平指數為FTEC。假設一國的FTEC等于FDI來源國或地區技術水平的加權平均值，其加權方式確定為一國引進的各國FDI流量占該國引進FDI總流量的比重，則有

GTEC=∑i（FDIi∑FDIi×techfi）-techdi。

其中，FDIi為FDI來源國或地區i流入某國的FDI流量；∑FDIi為某國引進FDI總流量；techi為FDI來源國或地區i的技術水平指標（用R&D強度來衡量）。

2000—2010年“金磚國家”引進FDI技術水平指數的均值排序為1.05（巴西）、0.94（南非）、0.60（印度）、0.42（俄羅斯）和0.01（中國）。也就是說，中國引進FDI的技術水平差距指數小，對第三產業發展產生的負向規模效應最小，其次是俄羅斯和印度，南非和巴西的負向規模效應則相對較大。這一排序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模型的實證結果，即“金磚國家”引進FDI對第三產業的效應與技術差距負相關。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以下結論：FDI對第一產業發展的效應不顯著。FDI對第二產業的效應差異較大，FDI流入增加了巴西和中國的第二產業比重，且中國大于巴西；FDI流入減少了印度和南非的第二產業比重，且減少的幅度印度大于南非；FDI流入對俄羅斯第二產業比重的效應不顯著。FDI對第三產業的效應最為顯著，FDI流入較少了巴西的第三產業比重，其余四國則呈現不同幅度的增加，由大到小依次為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南非。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第一，“金磚國家”應努力改善農業投資環境，加大利用FDI推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加速農業的產業化發展。第二，控制傳統制造業的FDI流入規模，鼓勵FDI流向高技術產業、高端制造業和研發環節，實現FDI逐漸向高附加值的產業轉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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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zawa， T. The“Hidden”Side of the“Flying-Geese”Catching-Up Model： Japans Dirigisme Institutional Setup and a Deepening Financial Morass[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1， 12（4）： 471-491.

[3]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恩佐·法勒托.拉美的依附性及發展[M]. 單楚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4]付景新，夏京文.對韓國與巴西利用外資調整產業結構的對比分析[J].工業技術經濟，2002，（4）：70-72.

[5]江小涓.利用外資對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以發展中國家為背景的理論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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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華小紅，楊榮珍.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有關問題[J].國際貿易問題，1994，（12）：46-48.

篇（11）

相較于現在的文化貿易逆差，中國在歷史上則是一個文化輸出強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曾經有過四次輝煌的傳播史：第一次是西漢時期，張騫出使西域開通了“絲綢之路”，使中國文化、藝術民俗等傳到了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第二次是唐代，盛唐文化深刻地影響和改變了東亞世界的文化面貌，涉及中國、朝鮮半島、日本以及越南北部，在“東亞文化圈”之內的國家都使用漢字、提倡儒學、實行中國式典章制度等；第三次是宋元時期，活躍的海上貿易使東西方的交往空前頻繁，大規模的移民形成了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廣闊壯觀景象；第四次是明朝時期，鄭和下西洋就是一次偉大的文化傳播的壯舉，而各國基督教傳教士來到中國傳教的同時也把中國學術典籍翻譯成外文，介紹中國的人文風情、文學藝術。

文化作為上層建筑不可能僅僅是一座空中樓閣，其發生、發展必定有其獨特的根基作為基礎和積淀。這根基就是強大的政治、經濟、科技、軍事實力。中國歷代對外文化輸出的盛時，無論政治制度、經濟實力還是軍事實力都是世界最頂尖的。進行這種比對之后再看現在世界的文化格局，不難理解為什么美國、日本的文化輸出如此強勁；同樣，韓國文化的崛起也正是其經濟崛起后的一種文化全球化的“自我訴求”的反映。可見，文化輸出是要以強大的經濟和政治，甚至軍事實力作為后盾的。沒有強盛的國力為文化發展保駕護航，文化發展如同無源之水、難以為繼。經過改革開放30年，中國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在走上強國之路。中國挺過了亞洲金融危機、承辦世界沃斯達會議，斡旋于朝鮮半島核問題談判各方、承辦亞歐首腦會議，舉辦了2008奧運會、2010年還將舉辦上海世博會，……這些都說明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在不斷提升，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機遇和資本正在不斷增長。

三、新形勢下文化“走出去”的策略

2008年5月，柯蘭齊克（Joshua Kurlantzick）所著的《魅力攻勢：中國的軟實力如何改變世界》一書中指出了中國在軟實力方面的三大弱勢：一是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就使文化發展處于沒有受到充分重視的地位；二是中國文化軟資源對世界的吸引力不強，中國還沒有一個真正世界意義上的文化品牌；三是中國對于媒體、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運用尚無經驗。(注:Joshua Kurlantzick，Charm Offensive --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05.)柯蘭齊克教授的評論可能有失偏頗，但是他的評論還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中國現在國外真正可以稱為文化品牌的可能只有影星成龍、李連杰、章子怡等，而他們所代表的電影文化相對于中國歷史悠久、底蘊深厚的傳統文化和兼容并蓄、具有民族性和社會主義特征的新時代文化是十分狹隘和不全面的。而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要促進中華文化“走出去”，在世界上創立多方面、多層次的中國文化品牌，要達到這個目標，就需要制定循序漸進、適合國情的相關策略，主要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1、制定文化戰略、提高主體意識

文化輸出首先是文化的自我認知和自我覺醒。僅從對《孫子兵法》的研究上來看，日本人對其進行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已經超過國內學術圈。當代中國人對自己老祖宗文化的認識和了解存在致命的斷層，自覺意識仍亟待加強。反觀現在外來文化的影響卻日益加深，年輕一代為什么那么熱衷于接受那些“快餐文化”和“洋文化”？是那些文化真的“文明”還是一些國人已經迷失了自己、沒有了自我文化的認同？

不得不承認經濟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引發了文化全球化，這對我國文化層面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沖擊，主要表現在三點：第一個是文化產品的沖擊。第二個是文化資本的沖擊。第三個是文化價值觀的沖擊。(注:人民網《強國論壇：經濟全球化與我國文化發展戰略》，.)前兩者都是可以通過政府的宏觀政策調整的，然而最后的文化價值沖擊是虛無的、非物質性的，它會在我們毫無察覺的情況下減弱我們對于傳統文化的認同感而增強對外來文化的認同感，從而改變國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文化的集體意識性，進而改變一個民族實際存在的精神實質和基礎。

針對這種情況，很多國家都制定了保護本國文化――發展本國文化――輸出本國文化的“三步走”文化戰略。所謂文化戰略是指對文化發展的目標、途徑和實施方式進行整體性的謀劃，實現文化的可持續的良性發展。英國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了“創意英國”的文化戰略，日本也確立了“文化立國”的基本策略，我國制定文化戰略也是勢在必行。通過實施文化戰略，增強人民對于對民族文化的認同、繼承和發展，目的是維護民族文化的生存,表現出中華民族的文化形象和國家標志，從而提升國人的文化主體意識，讓國人對本國文化有深刻理解并自覺擁護和傳承。

2、政府積極推介、企業借力發展

根據文化傳播學理論，一國的文化在向外傳播的過程中，主要有三種模式：宗教的全方位滲透模式，官方雙邊和多邊文化交流模式，商業文化貿易模式。(注:周鴻鐸《文化傳播學通論》，中國紡織出版社，2005年版。)目前，美國、法國、日本等文化發達國家，無論其文化主管部門職能如何有差異、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經濟支持政策如何不同，他們文化傳播的主要模式都是以商業貿易模式為主的，而中國現在大都以政府間官方交流或主要由官方出資支持的活動為主，如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公司雖然已經轉為企業，但是其所從事的工作90%仍然是官方文化活動，它的經營思維模式依然沒有因為身份改變而改變。

由于當前我國大多數文化企業資金少、規模小，它們想“走出去”又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因為政府具有最廣泛的號召力，能引起各方面的關注；其次，很多文化產業需要大量的人員和資金投入，這不是一般文化企業能夠承擔得起的；同時，政府的對外文化政策不是空泛的，它必須以文化產品為載體。所以，這里就有一個政府與企業如何進行角色轉換、如何加強合作的問題。政府投資項目固然能制造出一定的影響，這樣的影響雖然聲勢浩大、來勢洶洶，卻不具有“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般的潛移默化似的滲透性。文化企業作為文化市場的主體，在政府進行大張旗鼓的宣傳之時要積極參與，在宣傳之后必須立即接過文化宣傳接力棒，適時地將文化宣傳進化為常駐性文化銷售和文化服務。同時，政府決不能居高臨下或把文化企業推到最前線，任由其孤軍奮戰。對于文化出口，政府必須與企業聯手，利用政府健全的外交途徑、經濟政策、法律支持和其他所有優勢條件，積極為企業開道，與其建立起完善的合作戰略。

文化的市場化運作是文化對外輸出的一個重要途徑。既然是市場化運作，其中自有其規則。盈利是促使文化“商人”們將中國文化對外輸出的動力，也是外國的“文化販子”盜用中國文化的動機。對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來說，如何制定好文化經營的規則是政府應當立即著手去做的。如何利用好市場中“無形的手”，讓利益驅使眾人去推中國文化“走出去”這口磨是政府的職能。組建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公司是開創之舉，歷史意義深遠，但一個公司不可能一舉解決文化貿易這一龐大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要創立多個知名文化品牌，就要從企業營銷方面入手。

3、建立營銷意識、設計文化品牌

促進中國文化走出去，不能僅僅停留在舉辦幾屆中外文化節、或者政府間簽訂了多少份的文化交流諒解備忘錄，文化輸出也須用營銷思想來進行分析，必須有著詳細完備的、循序漸進的步驟，應以文化貿易額為重要指標建立起積極的文化營銷意識、進而建立起健全的營銷網絡。

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響，隨著市場競爭規則和人民消費習慣的變化，營銷理念要以滿足市場需求、追求顧客滿意、建立顧客忠誠為目標。在根據以上目標制定相關策略前，首先要開展的工作是進行市場細分（Segmentation）、目標市場的選擇（Targeting）和市場定位（Positioning）等方面仔細研究，即我們通常所說的STP：

•市場細分――觀眾類別比如年齡、性別、經濟收入、受教育程度，觀眾最感興趣的方面，每一群體有怎樣相同的特點和相同的需求；

•目標市場的選擇――經過市場細分，選擇能有效吸引并能提供特色服務的目標市場，對其進行策劃研究；

•市場定位――根據目標市場設計吸引人的文化形象和產品，引導觀眾對中國文化的正確認識，把觀眾吸引到特色文化產品上來，并使其覺得受益匪淺。

不同文化市場的受眾群受其固有文化的影響、自身條件限制和心理開放程度，對外來文化有著不同程度的接受能力，因此，判定文化市場、切入文化市場進行運作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在做足市場調研后，還要針對國外受眾群設計出既有中國特色又有國外市場需求的文化產品，做出自己的文化品牌，不能再盲目地把中華文化不假思索地直接輸出；要在把握傳統文化的精髓基礎之上，對傳統文化進行新的詮釋，并融入國際色彩。意大利歷史哲學家本納德多•克羅齊有一句名言：“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可見，所有歷史都是站在當代視角并為當代需要而書寫的歷史。對于文化，我們也要有這種“當代需要”、“中國創意”、“世界視角”的意識。只有這樣，才能生產出符合當代審美習慣、消費習慣的文化品牌。

4、注重地緣因素、弘揚儒家文化

早在在漢唐時期我國儒家文化的影響便超出了中國范圍，向東南亞和東北亞國輻射，形成"儒教文化圈"。但是隨著日韓經濟的騰飛，日本文化、韓國文化對于中國文化的沖擊，造成在日韓劇里出現的曾經是中國的傳統儒家文化被認為是日本、韓國的。這使得我們不得不重視地緣因素對于中國文化的影響，甚至是對中國文化的反控制力。

中國的地緣文化空間區分為全球層次、亞洲地區層次和周邊層次。根據前述市場細分策略的文化營銷思路，針對不同的層次需要制定不同的地緣文化控制政策，文化“走出去”戰略。三個層次中最需要注意的是周邊層、最容易恢復的共同體文化就是儒學。孔子創立的儒學所提倡的仁道、和諧、中庸，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構成，蘊含著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而且也是東亞地區的傳統文化和文明精神，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都占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所以，在當前世界背景下重新提倡儒學，有利于樹立我國和平、和諧的良好形象、更有助于建立起我們的文化自信和恢復對周邊國家的文化影響力，而且也是與《文明的沖突》的作者――美國國際政治理論家亨廷頓所提出的“肯定西方認同、消解非西方文明”的有效途徑。

5、整合內部資源、一個聲音對外

文化部作為全國文化歸口管理部門，其主要職能是擬定文化藝術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法規并監督實施，研究擬定文化事業發展戰略和發展規劃；指導文化體制改革，對文化事業、文化產業、文化人才、文化市場等不同塊面進行指導、支持和管理。然而事實是，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各個門類分別屬于、文化部、教育部、新聞出版總署、廣電總局、旅游局等多個部門管理，不可避免造成了政府職能交叉、多頭管理、缺位（文化產品的質量、價格、資本準入、市場執法和政府監管不到位）和越位并存等問題，影響了我國對外文化交流與合作。注:( 彭新良《文化外交與中國的軟實力》，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雖然2003年開始施行文化體制改革，很多市縣部門已將文化、廣電、新聞出版等合署辦公，但是宏觀政策調控的實效并不明顯。

文化體制改革，這是一場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市縣級別的文化單位是無法影響到國家文化決策和國家文化影響的。國家進行改革，早日實行文化大部制，使文化部真正成為中國對外文化的唯一的發言人，全面規劃中國文化對外交流和文化產品出口事宜，擺脫目前文化散兵各自作戰的混亂局面；利用好現有文化對外宣傳的既有資源，先實施“整合”、再在“整合”的基礎上實施“拓展”，中國的對外文化交流才能走得更遠。

6、“軟實力”的發展、硬技術的支持

文化作為“軟實力”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是依托國家整體實力的；而具體的藝術表現形式，又是依靠國家技術發展水平的，是社會、政治、經濟和科技的合力。從演出、動畫等產業的發展來看，我們與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的存在是多方面的，主要體現在技術上、管理上和人力資源上。舉個例子，中國目前的舞臺藝術大多以傳統戲劇、歌舞劇為主，視覺藝術大多以平面繪畫和立體雕塑為主，很少會出現國外大型多媒體劇、映像作品。難道是我們的藝術人才想象力不夠嗎？是我們的文化素材不多嗎？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在多媒體燈光效果、美術科技水平方面與西方差得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