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法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環境法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馬克思經典著作中并沒有明確提出生態一詞，但并不意味著缺乏明確的自然生態觀，馬克思多次論述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馬克思提到“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中提到，人們必須保持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人類違背自然規律，不保持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必將受到自然的懲罰。人是“站在穩固平衡的地球上呼吸著一切自然力的人。”“不以偉大的自然規律為依據的人類計劃，只會帶來災難。”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人類常常忘記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類以征服者、支配者的角色出現，在觀念上將人類與自然界對立起來。馬克思恩格斯承認自然界的優先地位，又強調人要了解自然界，人作為社會的存在要對自然界進行統治，但同時強調對自然掠奪式開發，會造成難以察覺到的間接影響和長遠利益，要求人在處理與自然的關系中要斗爭又要合作。馬克思恩格斯生態觀雖然是以人類為中心展開論述的，但卻是人類文明轉向生態文明重要的理論基礎。

(二)生態本位的環境價值觀

隨著工業化發展，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加劇，人口急劇膨脹，科學技術迅速發展，出現的環境問題由區域性向全球性擴展，資源短缺現象出現，環境污染加重，生態平衡被打破，直接影響到自然的可持續發展。隨著人類自然理性的提高，人們從地球科學，生態系統與人類關系，生態倫理等不同角度對環境問題的思想根源進行深入的學術探討，反省和批判以人類為中心的環境倫理觀，應該確立以自然生態為基礎的環境倫理理論。生態本位的環境法律觀念要求人類發展不能只考慮人類自身的利益和權利，同時考慮其他動物植物的權益。我們思考人和自然關系時，應該秉著兩條原則既要促進人類的生存發展又要有利于環境可持續發展、資源永續利用和生態平衡。不能將經濟社會的發展置于其他物種的生存、資源可持續利用、生態平衡等之上。生態主義的環境法律觀念還要求承認人類價值，也要承認其他物種的價值，尊重其他物種的生存和發展的權利，倡導注重人類的環境資源責任和代際間的公平，充分考慮其他物種對于維護生態平衡的作用，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篇（2）

在以經濟一體化為代表和最初起源的全球化背景下，環境法立法理念以其特有的發展姿態不斷呈現在人們面前。環境法的每一發展歷程，無不體現著環境法立法理念的發展。為了適應全球化趨勢，各國不斷發展或調整法律規章制度。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常說，當今時代的競爭中，各國法律也是其中一大部分。各國為了在國際上取得顯著的地位，不斷學習、借鑒國際法以及其他國家先進的、優秀的法律，以其作為本國法律的參考材料或先例。而經得住實踐的在某一方面很優秀的法律，往往是很相似的。這些都決定著法律的趨同性和全球化成為不可擋之勢。在全球化進程中，各國對環境事物的立法和政策正日益趨向一致。作為環境法根本的立法理念自是在全球范圍內愈來愈趨于一致，其立法理念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從“人類中心主義”到“生態中心主義”的發展

人類中心主義是傳統倫理學的思想，往往作為一種價值和價值尺度被采用。自然界通過為人類提供生活、發展所必不可少的資源物質等而服務于人類。人具有內在價值，是評價自然價值性質的唯一標準，而自然界只有屬于人的外在價值，且其外在價值以其為人類提供的資源和服務的價值為衡量標準。人沒有保護自然界的道德義務，就算對自然界進行保護，那也只是人對人的道德義務的外在表現而已。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人類對自然資源掠奪性開發利用，不關注自然界本身的承受能力，從而最終導致今天的彌散于全球的生態環境問題。在生態環境危機嚴重制約到經濟的發展，威脅到人們的生命安全等情況下，人們開始質疑人類中心主義，人能作為世界的主宰，而不受自然界的控制嗎？當然，答案是不能的。而作為對人類中心主義產生質疑的思想———非人類中心則應運而生。生態中心主義是非人類中心主義的代表性思想，是動物中心理論等非人類中心思想的發展，是深層次的非人類中心主義。它是以整個生態系統為中心的，將整個生態系統作為一個整體，人只是其有機組成部分之一。而作為生態系統組成部分的人類，在其發展中，必須遵循生態系統的發展規律，尊重并維護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持續性。也就是說，人的發展必須受到生態系統閾值的限制，在不破壞其穩定性和持續性的基礎上，發展人類社會、經濟、文化。伴隨著全球環境問題的惡化，基于人類思想價值觀和世界觀的發展，在解決全球環境問題的進程中，人類通過傳統法在環境保護局限性的反思，逐漸修正了傳統法律的價值理念，在立法上突出了以生態利益為中心，強調保護全體地球的生物圈和世代人類的共同利益。環境法等相關文件付諸實施的方式不是權力的行使，而是義務的履行。環境立法突破了傳統立法上人類中心主義的、以人類權力為本位的立法理念，形成了以人類應履行的義務為本位的立法精神，規定著人類在修復和保護生態環境中的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在其立法上，不僅反映了作為生態系統一部分的人類的價值，也承認并保護著其他組成部分的自然物獨立于人類的固有價值，使環境立法真正體現了環境的利益。

2從“二元目的論”到“一元目的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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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以來，人類逐漸認識到要想使環境污染得到有效的改善，必須走清潔生產的環保道路，所以，全球性的產業結構趨向資源利用合理化，廢物產生減量化、對環境無污染和少污染的環保型產業發展，國際社會稱這樣的產業為“綠色產業”“朝陽產業”。由此可見，環保產業的作用是創造經濟效益，減少環境污染，減少生態破壞，改善生態環境和保護自然資源。環保產業和第一、二、三產業是性質根本不同的產業。第一、二、三產業的運動方向是向地球和大自然索取各種各樣的物質材料以供人類消費，在索取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就對生態環境造成了破壞；而環保產業的運動方向恰好與之相反，它是對地球、大自然進行補償和保護，是力圖把被第一、二、三產業破壞了的生態環境重新恢復過來并且能創造經濟效益的運動。基于其性質的不同，環保產業具有如下的特征：具有全方位滲透性、是政策引導型產業、具有動態發展的特性、對高科技具有依耐性、可以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

2.我國環保產業的發展狀況

自從1970年以來，我國的環境保護產業從無到有，經過40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的環境保護產業已經具備一定規模，目前已經形成了包括環保產品技術服務、環保產品生產、環保技術開發、環保產品營銷、環境工程設計施工、環保咨詢服務、三廢綜合利用、生態環境保護、低公害產品生產等領域，是國民經濟中一個正在快速發展的綜合性新興產業。

二、環境法的完善

環境法是由國家制定和認可，以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目的，并由國家強制保證執行的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合理開發利用與保護自然資源，協調人與環境的關系，保護人文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完善環境法，為我國環境保護事業進入法制軌道奠定了基礎，為環境和經濟的協調發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為環境法律關系的調整設定一系列制度，解決一定的環境法律問題；明確環境法調整的對象是們在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合理利用資源、防治污染及公害中產生的社會關系；有利于合理利用環境和自然資源、減輕環境損害，公平負擔；有利于推動環境單行法律、法規的創建；為我國環境保護行政與管理提供了重要手段；能夠讓我們的環境保護部門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法律能夠讓有關部門行動起來更加的有效率；能夠給社會和公民一個警示，讓大家知道環境保護人人有責；有利于保護我們國家的環境，改善人民的生活環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有利于規范企業和社會的生產和工作，對保護環境有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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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者同屬中國的法律系

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共存于中國現行的法律體系內，是我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基于中國法律體系的構成，其立法的本質屬性、目的以及意義等在大體上所呈現出的共性特征，因此，環境法學與民法學之間是以共性為基礎的，因此，實現民法學與環境法學的對話，只是基于學科設置不同而進行的分領域研究。

2.二者的歷史淵源

二者的歷史淵源表現在環境問題最開始的解決途徑：在我國尚未出臺環境法時，關于環境的相關法律問題都是通過民法來解決的。因此，從根本上講，環境法學與民法學有著內在的關系，從某種層面上講，環境法學是民法學的繼承者與進化者。而這種關聯性就為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實現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民法學與環境法學之間也存在著沖突，其區別與獨特屬性使其構成了不同的法律學科，這在當前的法學研究學科的劃分中也已經給予判定。因此，在環境法學與民法學探討共同理論問題時，需要給予明確的界分。

3.二者之間的沖突的實質是選擇

針對民法學與環境法學之間的沖突問題，其根源并不屬于正確與否的判定，而僅僅是在二者中的選擇問題。構建二者之間的對話的根本在于集合二者的力量以更好的解決當前社會環境問題所帶來的困難與挑戰，從而在完善各自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決環境問題。因此，在解決問題時所面對的是民法與環境法，解決時所面臨的是選擇誰的問題，是到底以何種法律手段來確定解決問題方案的抉擇。

(二)環境法與民法對話的必要性

二者實現對話的必要性總體來講是為了更好的應對當前“挑戰與危機”，其挑戰是來自當前社會環境問題的嚴峻形勢，而其危機則是來自于民法學危機與環境法學危機。對于其所應對的挑戰是實現二者對話的根本動因，而關于二者所存在的危機的本質為理論研究范式危機。

1.理論范式概念所謂的范式指的是

由從事某一特定學科研的學者們在這一領域內所達成的共識以及基本觀點，是一個學科的共同體在研究準則、概念體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約定。當前，在國內學術界對于范式的應用非常廣泛，因而其內涵已經遠遠的超出最初庫恩所賦予的定義，具體來講，當前范式所指的是涉及到一個學術共同體時，學者們所構建的共有知識假設、研究模式、研究方法、價值標準，還包括了人們理解世界的知識體系。

2.環境法學范式危機理論范式概念的誕生來衡量

我國法學理論學科，能夠充分的反映出當前其尚未建立屬于自身的理論研究范式，這就證明了環境法學范式危機的存在。之所以說當前中國環境法學尚未構建自身的理論研究模式，可從以下實例找到原因：蔡守秋教授提出“調整論”在環境法學界引起軒然大波，對整個中國的法學界的影響也非常大。此理論的提出就充分的證明了中國環境法學尚未形成理論范式體系。但是，并不能因為中國環境法學尚未建立自身的理論范式，就片面的認為中國的環境法學就是弱勢學科，事實上，范式危機存在于當前中國各法律學科中。

3.民法學范式危機

中國的民法是繼承于大陸法系司法制度的成果，而大陸法系的民法制度又是以個人主觀觀念為基礎建立的，在20世紀的私法公法化的呼聲中，此觀念的危機凸顯，因而，民法由此開展了一系列的修正工作，在其完善的過程中又不斷的承受著來自各新法律部門的挑戰，進而危機四伏。中國民法在繼承大陸民法制度的同時，也相應的繼承成了大陸民法的理論體系，而這種民法法律體系的繼承，使其陷入被動的地位。因此，如果用理論范式來恒定我國的民法學，在當今的改革階段，顯然其所承擔使命的完成任重而道遠。但是，不能因為當前我國的民法體系的不規范，就認為其要將其作為全部任務與使命，全身心的致力于此，這并不屬于我國民法學的主要任務。因此，作為我國法律全局性的范式危機，只能說明我國的法律還過于“年輕”，只要一定的時間其必將能夠茁壯成長。

4.范式的整合實踐作為理論存在的根本

是理論得以存在與發展的根本動力因素。因此，不管對范式危機承認與否，都應該使理論還原于實踐，通過實踐來驗證，并通過實踐來使其“羽翼豐滿”，只有直接的應對社會真實問題的挑戰，才能促使理論體系的日趨成熟。環境問題當前就是社會中的一大問題與挑戰，正是因為環境問題的存在才成就了環境法學的誕生，而同樣是因為環境問題的日趨加劇，致使法學“綠化革命”的出現，這就充分的顯現出傳統的范式理論無法滿足當前的需求，而全新的理論范式正在發展過程中。因此，構建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是理論打破重重危機并構建全新范式理論的最好方式。實現二者之間的對話，能夠使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各自的觀念、立場等問題進行明確的界定，從而實現二者理論重構的目標，也就是實現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范式整合與重構。

二、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目的與功能

(一)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目的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目的在于：使二者能夠明確界定自身的觀念、價值等，從而實現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各自的理論范式的整合與重構。

(二)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功能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對話的功能為：拓展雙方的視野、轉換雙方當前的傳統思維模式、更新雙方的方法、實現各自價值的重構。在二者對話的過程中，各自將原有秉持己見的思想意識進行轉變，從而更新自身甚是問題的立場與角度，協調二者之間的對話，進而以對話互動的形式來促進各自的發展與完善。也就是在對話中，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實現了換位思考，通過轉變自身原有思維來實現對原有未知問題的發現與解決，從而也就形成了環境問題上的理論范式重構。此外，在實現對話的過程中，能夠有效的實現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各自觀念、立場以及價值等的重新認識與界定，從而在協調二者之間關系的過程中，也就實現了對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范式整合。

三、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內容與現狀

(一)環境法學——以民法力量實現對環境問題的解決

環境法的形成與發展的理論根源是民法，在最初的環境法學中，其所用來解決環境問題的法律依據便是民法以及刑法，因此，民法對環境法的重要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當環境法面臨著某些環境難題時，以環境法的思維方式很難尋找到解決的途徑，而轉換到民法上，很多時候會“另有一番天地”，這就是民法學對環境學的影響。這種現象產生的根源在于政府強調自身的主導作用，因此，促使環境法也具備了相應的行政法特點，因此，其在表現上通常以禁止性的規定或者強制性的規范為主，從而使自身局限于其中，因此，“行政主導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立法模式成為當前中國乃至全世界環境法立法界的共同呼聲。而其中關于引進市場機制的觀念，就是在環境法制度的制定上將民法的思維理念引入，以借助民法學的個人主義理論來實現環境法學理論范式的重構。

(二)民法學——環境問題給民法以及民法學理論

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環境問題給民法學所帶來的挑戰主要表現在其理論上的個人主義，而在民法典制制定過程中，“綠色民法典”的呼聲致使此挑戰也成為了民法發展的機遇。因此，當前加強二者之間的對話，能夠推進民法典制定以及民法學理論構建的進程。當前，民法學理論已經踏上了重構之路，只是尚需時間來實現深入研究與匯總。比如民法中關于物權法與合同法的理論：當前，在民法中關于物權法領域，如何實現物權法理論的生態化，成為了當前民法學者所關注的焦點。由于物權的社會化，致使將公法的支配與公法的義務融于物權概念中，從而展現了當前物權對社會群體利益的充分重視。因而，如果以此為思維意識出發點，就有學者提出了將環境保護融于物權理論中，從而構建生態物權；也有學者在研究農林牧副漁權的基礎上，提出準物權理論的構建思想。在合同法領域中，同樣存在著將合同法生態化的思想理論，即所謂的“環境合同”。

四、實現環境法學與民法學范式整合的途徑

公序良俗原則“公序良俗原則”在當前民法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它的功能在于修正并限制“私法自治原則”。當前關于公共安全秩序原則，相關學者對其進行了總結，大致分為十種，其中關于“危害國家工序的行為”的原則需要對其進行進一步的概念解釋。事實上，這一原則的實質便是個人主義理論范式接受整體主義范式觀念修正的鏈接，因此，環境法與民法的關系也在此“公序良俗”原則中得以體現。為了更好的適應當前的發展形勢，民法學理論也自覺的承擔起社會化、生態化的重任，結合自身理論框架的實際，最大程度的來實現對社會化與生態化的理論實踐。而當社會化與生態化在民法中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會出現民法無法再調整現象，因此，這也是環境法學產生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環境法等法學理論從誕生起便以社會法自居，其所注重的是強調對社會的公益性。基于此，民法與此類“社會法”之間不但在理論上、還在實際規范性上存在許多必然的關聯性，而且其在調整的過程中在內容上也呈現出一定的承接關系，也正是基于這一意義，民法學者梅格庫斯提出了經濟法、勞動法與傳統的商法等是一樣的，都是“特別司法”。先忽視此種斷論的正確與否，其觀點已經表明了所謂的“社會法”—環境法，在內容的調整上與民法存在著必然的聯系與承接關系。事實上，將“公序良俗原則”作為民法與“社會法”的內容調解分工上的分界，可以將其視為當前法律體系的一種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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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環境不斷惡化、資源逐漸枯竭，環境法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這應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在大力宣傳保護環境，節約、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同時，要加強學校這個宣傳主陣地的環境法教學工作，各高校應盡可能地聘任環境法專業的碩士或博士來擔任環境法教學工作。教師是課堂教學活動的主要參與者，直接影響著課堂教學的質量以及環境法知識的傳授和普及。另一方面，也要為教師提供學術交流的便利，在請國內外著名環境法學專家進行學術交流的同時，也應使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教師有機會針對環境法教育發表自己的見解，以此起到拓寬環境法教學的思路和方法，提高環境法教學效果，實現環境法之培養學生對環境法學基本理論的理解，系統掌握環境法律規范，達到對環境法律的實際運用的目的。

創新教學方法和手段，豐富實踐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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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倫理與環境法

人類法律在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后期后，最重要的發展就是法律的社會化運動，社會法正是這場運動最為直接的產物。而這也是受人類倫理觀嬗變影響所致，因為其中蘊涵了“由契約倫理到社會正義”的時代精神變革。人類社會在其產生之初并沒有環境法。由于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沖擊還比較小，這時的環境問題主要是環境侵權問題，即因污染而造成他人人身和財產損失。這時并不需要有作為部門法的環境法，對此僅需適用民法中的侵權規定即可，即環境法主要是以私法的形式存在的。此時也有以國家名義頒布的環境公法，但調整環境關系的法律仍以私法為主，而這也存在著任意性和消極性等不足。為彌補這些不足環境法也開始社會化，并在其中逐漸成為了獨立的法律部門，環境法在這時也被歸入到社會法范疇，“環境法是以社會利益為本位的法”。而包括環境法在內的法律社會化運動，都與強調社會公正的社會倫理有關系。“‘社會倫理’以社會倫理關系為研究對象，以權利-義務關系為核心，以人的自由為目的，是關于社會和諧秩序及其實現條件的社會公正的理論。”社會法正是以其為理論基礎而構建的，社會公正可謂是其中最為核心的價值。社會法“主張法律規則應被認為是達到社會公正結果的指針。”我們認為環境法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自于維護社會公正的現實需要——社會上污染破壞環境的畢竟是少數人，若不讓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負法律責任，那么這對大多數人而言就是不公正的，而環境法要維護的就是這種社會公正。“為了維護環境，保護環境的責任有一個公正分配的問題。在特定的環境之中，任何人都沒有理由污染和破壞環境。恰恰相反的是，任何人都有維護環境的責任，這種責任的分擔就有何以公正的問題。”而這種責任主要是通過環境法實現的，在這方面政府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政府的責任主要在于通過制度保障社會的公正運行，就環境問題而言，就是制定環境法規、環境決策，通過環境立法、執法、司法，命令等環節使各行各業遵守環境法規，執行環境決策。”而環境法自身具有的強烈社會性特征，也決定了環境法必然與社會倫理相關——社會性就是社會倫理據以建立的基礎。環境問題是具有著重要社會性的問題，它的產生具有著極為深刻的社會根源。環境法作為環境問題的解決之道之一，自然而然地也就具有了明顯的社會性。環境法主要是解決人類同自然的矛盾，環境保護的利益同全社會的利益一致，就此而言環境法也具有廣泛的社會性。然而環境問題是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我們與其說環境問題具有社會性特征，還不如說環境問題具有全人類共同性；因此社會倫理在環境問題上也有缺陷，它也難以全面支撐環境法的倫理基礎。隨著環境問題“類”主體概念的出現，人類在環境問題上進入生態倫理時代，生態倫理也成為環境法新的倫理基礎，環境法也因此過渡到了生態法的時代。

三、生態倫理與環境法

在環境法發展史上有件標志性的大事——瑞典斯特哥爾摩世界環發大會的召開。該會議確認了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原則，也使環境法進入了生態倫理的新時代。“這個階段的環境法的主要特點是……環境道德和生態倫理成為環境法學認識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環境法治的重要條件。”我們認為在環境法的發展演進歷程中，生態倫理時代的到來必然是大勢所趨，而這也恰是由環境法的特殊性決定的。環境法的特點意味著“它的歷史發展最顯著的趨勢是生態哲學的引入。”生態倫理是倫理學在當代的最新發展，它的出現影響甚至顛覆了傳統倫理學，其也對環境法的演進產生了重要影響。人們進入到現代社會之后逐漸意識到，造成當今世界環境危機嚴重的總根源，乃是人們對自然在認識上的錯誤所致。“環境危機的實質是文化和價值問題……環境問題的實質是價值取向問題，是目標和意義的選擇問題。”換言之環境危機的實質是倫理的危機。這也意味著環境法作為人們環保手段，如果不能從倫理觀上進行徹底的革新，其作用將很難以完全充分地發揮出來。中國環境法的革命首先是理論的革命，而后者首先就是由生態倫理所引發的。生態倫理對環境法發生了重要的影響，這些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了兩個方面：一方面，它在顛覆傳統的環境法理論的基礎上，重新塑造了現代環境法新的理論基礎。所有的法產生和存在都需要倫理基礎，且最初都以人類中心主義的形式出現。傳統人類法律大多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法作為其中的組成部分亦不例外。而人類中心主義本身也是有其缺陷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缺陷在于，它忽視了人與自然相互依存的關系，忽視了人類的存在必須以自然的持續存在為前提。”這也使其愈加無法支撐環境法的演進，于是生態中心主義傾向逐漸開始產生。這時“傳統的以人類利益為中心的思想開始發生轉變。概括地講，就是哲學倫理學界開始對‘人類利益中心主義’的反思和探討‘生態利益中心主義’的理念……‘生態利益中心主義’者基于現代科學提出了應當擴大倫理學主體，將‘自然物’也作為與人類平等的倫理學主體的主張。”環境法在生態倫理的支撐下迅速發展，同時也成為生態倫理重要的實現形式，兩者呈現出良好的相互促進發展態勢。“現代環境道德的發展過程證明，環境道德與環境法的關系密切，它們相互滲透、互相補充、相得益彰。一方面，環境法積極維護環境道德，一旦條件成熟就把環境道德規范提升為環境法律規范。另一方面，環境道德積極為環境法辯護，并通過道德輿論推動環境立法、守法和執法。”但生態利益中心主義也并非不無詬病，學術界同樣也對其提出了許多的質疑，而這些質疑甚至還延伸到環境法領域。有學者將這種質疑歸結為了九個方面，即理論前提虛無、信仰真理化、缺乏本土思維與大歸結眾化意識、核心理論正當性不足、顛倒倫理與法的關系、道德性過高、缺乏法律思維、忽視程序價值、實踐論證不足等弊端。這使其更無法成為環境法的倫理基礎，甚至在環境法中的某些重大問題面前，它不僅顯得蒼白無力更是難自圓其說。因此生態倫理并非環境法的倫理終結，我們反而在其中找到了新的倫理起點，即下文中所要論及到的生命倫理理論。另一方面，它促進了現代法律生態化的巨大變革，其中自然也包括環境法的生態化變革。生態化是當代法律發展最重要的趨勢，而它的出現就是由生態倫理所引起的。“法律生態化趨勢是生態倫理觀在法律上的反映，從人類中心主義倫理觀到可持續發展倫理觀的革命是法律生態化的倫理基礎，正是這種變化了的價值觀引發了法律生態化的趨勢。”這種趨勢在環境法中表現的最為明顯。“環境法的生態化是按照可持續發展要求對環境法進行的創新和改造……它的生態化將引導中國環境法律體系向生態法的方向發展。”可持續發展在實際上就是種倫理要求，它實現了社會倫理向生態倫理的演進。“可持續發展倫理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納入倫理關懷的范圍，用道德來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從而實現了從社會倫理、人際倫理向生態倫理的思維轉向。”因此環境法伴隨著這種倫理觀的演進，也實現了從社會倫理為基礎的社會法，向以生態倫理為基礎的生態法的轉變，從而也就完成了環境法的生態化進程。

四、生命倫理與環境法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新事物源于舊事物，前者是對后者的發展、更新以及揚棄。“新事物在舊事物的基礎上產生出來，否定了舊事物中消極的，過時的、腐朽的東西，吸取、繼承并發展了舊事物中積極的因素，并且還添加了一些為舊事物所不能容納的豐富的新內容，因而它就比舊事物優越，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環境法演進中倫理觀的嬗變也是如此。生命倫理最初也可追溯到生態倫理中，史懷澤最早開始對此進行了倫理思考。“有思想的人體驗到必須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樣敬畏所有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體驗到其他生命。對他來說，善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的價值。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這是必然的、普遍的、絕對的倫理原理。”這就將生態倫理深入到生命的層次。而美國學者艾倫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即“地球是我們所知道的宇宙中能夠維持人類生命的唯一星球。但人類活動卻逐漸使得地球很難適于人類繼續生活下去。”生命倫理常被等同于醫學倫理，“生命倫理雖是一門嶄新的學科，卻又與古老的醫學倫理學有著難解的淵源，直到目前，一些學者仍習慣性地稱其為‘醫學倫理’或是‘生物醫學倫理’。”但本文中所要探討的卻是其語源層面。現代生命倫理學在西方最早始于法國，雖然其也表現出人類中心主義的色彩，但它卻是“以生命存在的價值為其全部理論的中心”的，并且非常“強調對生命價值的動態性和開放性研究。”如前所述，法學始終受到哲學倫理學的強烈影響，生命倫理孕育催生了新興的生命法學。“法理上來說，生命法是生命倫理的法律化，是從生命倫理中分流出來的一種具有剛性的社會行為規范，它所維系的是最低限度的生命倫理；生命法學作為以生命法為研究對象的法學學科，是以生命倫理學作為其理論來源的。因此，生命法律現象中的很多現象都必須從生命倫理學中尋找理論支撐。”甚至有學者更為直接地指出“生命倫理學是生命法學的基礎。”哲學倫理學總在不斷尋求著終極思考，將對環保倫理深入到生命倫理的層面，也可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是終極思考。生命的存在是這個世界上的頭等大事，而它又是以一定的環境狀況為前提的。這意味著如果世界上的環境極度惡化，最終使得所有的生命都無法生存下去，那么再討論任何的問題都將毫無意義。“生存問題總是只能通過生存活動本身來澄清。”我們認為，環境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生命法，“當代生命法學研究與調整的對象不僅是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而且包括人類與地球生物圈的關系，即人與自然的關系。”將對環境法的認識上升到生命的高度，是人們對環境法認識繼續深化的結果，而這顯然是受到生命倫理影響的結果。立法可謂人類所特有的主觀能動活動，換言之只有人類才能充當立法的主體。但人類在立法又不能只管自己的利益，而須顧及所有生命甚至非生命的利益。“人類應當承認生物的權利，并為自己立法：一切生命的權利都是不可侵犯的。”認識到這點才能既擺脫人類中心主義，而又不至陷入非人類中心主義的虛無，從而為環境法找到其終極價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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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環境法立法目的的理論

環境法的目的是立法者通過制定法律而實現的法的基本價值和發的使命。環境法的目的對于引導人類保護環境具有重要的作用，多年來學者們對環境法的目的有所爭論，其主要的學說有目的一元論、目的二元論、三層次立法目的觀和目的多元論。目的一元論是在環境遭受破壞，污染日益嚴重的背景下提出，此時人類的健康和生存已經收到環境污染的威脅，故而目的一元論提出保護人類健康是環境法唯一且最終目的。由此可見，目的一元論主要強調的是環境法的社會職能，其所追求的是人類健康，自然和諧等非經濟性環境利益。同時，目的一元論是站在生態利益中心主義的角度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雖然生態利益中心主義本質上強調以自然為中心，忽視人的主觀能動性，但是其卻起到了可持續發展的作用。日本就是個典型的例子，1970年日本將環境法的立法目的有“二次論”改為了“一次論”，眾所周知，日本曾經是“環境公害國”，而如今變成了環境優美、污染較少、資源利用率較高的國家，成功地完成了經濟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實現了循環經濟的目標。目的二元論在承認了環境與發展相互制約又相互依存的基礎上提出的，其核心觀點為環境法應以保護人群健康和保障經濟發展為最終目的。較一元論而言，二元論主要強調了環境法的社會保護職能和經濟職能，其主要追求的是人類的健康和經濟的發展。同時，它批判地吸收了“環境優先論”和“經濟優先論”的合理部分，在表面上堅持了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兼顧自然和人類的和諧關系，在保護環境的同時，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人類是趨利避害的，當經濟發展和環境污染相沖突的時候，人類往往會選擇先發展經濟后治理環境，這樣在本質上目的二次論是站在人類利益中心主義的角度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這是不可取的。三層次立法觀是由王小鋼老師提出，他把環境法的立法目的分為了三個不同的層次，首先，環境法的終極立法目的是維護地球生態利益，促進地球生物圈和諧；其次，環境法的中層立法目的是維護和增進人類共同環境利益，提高人類的生活質量；最后，其直接立法目的為保護環境。由此可見三層次立法觀崇尚生態利益中心主義，兼顧環境和人類的共同利益，但是環境法的目的分為終極立法目的、中層立法目的以及直接立法目的。在實際操作中，環境法的目的以哪一個為準，在很大程度上受人為的控制，這難免會使人們選擇先發展經濟，后治理環境，這樣十分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目的多元論是在對“立法目的二元論”進行反思后重構的，其主要的觀點為環境立法應保證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持續利用，正確處理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利益關系的同時，促進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目的多元論站在可持續發展的角度，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

三、我國的環境法立法目的

目前，我國學者對于我國環境立法目的意見并不統一，其中蔡守秋教授認為環境立法的目的應該是保護和改善生活和生態環境，防止污染和破壞環境資源，合理地開發和利用資源，在保護人體健康的同時促進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而呂忠梅教授的觀點強調環境法的主要價值是實現可持續發展。陳泉生教授批評指出現行《環境保護法》只注重當代人的利益，忽視了后代人的利益，故而提出環境立法目的應該為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平衡，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確保我國當代人與后代人能夠過上健康富足的生活。由此可見，目前，我國主流觀點都直接或間接地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目的，同時也強調了保護人類利益的目的。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一條規定：“為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制定本法。”該規定主要包括三項任務：（1）合理利用環境與資源，防治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2）建設一個清潔適宜的環境，保護人民健康；（3）協調環境與經濟的關系，促進現代化建設的發展。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環境法的立法目的是建立在“人類利益中心主義”的基礎上的目的二元論，其目的的實質并不在于保護環境，而是保護人的權益。當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發生沖突的時候，人們果斷地犧牲環境保護，正如，小汽車會造成空氣污染和資源浪費，但是為了GDP的增長和擴大內需，政府不僅沒有對其購買加以限制，反而提倡提前消費，鼓勵大家按揭購車。這都充分地說明了我們國家的環境法目的本質上是為經濟發展尋找借口，美化其污染環境，浪費資源的行為。除此之外，從我國環境法的立法目的上看，立法者僅僅看到了我國環境的經濟價值，忽略了環境的生態價值和美學價值，這從根本上，忽略了環境的本質意義。如，《森林法》、《礦產資源法》等環境立法中，其目的主要強調環境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而忽視了資源自身的環境功能。綜上所述，我國環境法的立法目的存在很大的缺陷，其以人類利益為中心將人與自然的關系視為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忽視了人類在地球上與其他自然生物一樣，是平等的主體，缺乏對自然的尊重和敬畏，這在本質上是不可取的。同時，人類追逐利益的腳步太快，對自然環境的破壞日趨嚴重，而我們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經濟發展道路，是不長久的。

四、國外環境法立法目的

韓國于1990年在《環境政策基本法》中對立法目的進行了相應的規定，并提出了人類與環境之間的和諧對于國家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倡導國家、地方、企業和國民要共同努力保護環境，環境保持較利用環境優先。除此之外，還考慮了后代人享受環境恩惠的權利。日本環境法是保護環境和防治公害法律法規的總稱，在日本，環境法也被稱為公害法。正如上文所述，日本于1970年就將環境法的立法目的改為了“一次論”，開始了循環經濟之路，可見其對環境保護的重視，根據日本1993年《環境基本法》第四條的規定，可知，日本在可持續額發展的同時強調環境保全并倡導每個人都公平地分擔環境保全的職責，，可見其對環境保護的重視加強，同時，環境保全要以充實的科學知識為依據，用科學的手段實現社會經濟等活動對環境的損害最小化。同時，德國于1993年在《環境法典》（總則草案）的目的中明確規定了法律的保護目標，其主要有兩點，一是提高生物圈的生存能力和效率，二是促進其他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并強調環境保護的目的是為了人類的健康和發展。綜上所述，韓國、日本以及德國在環境法中都提出了環境保護對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性，韓國主要強調了環境保護優先，保障代際公平；日本則注重環境保護的科學性和公民保護環境的職責；而德國主要側重于提高環境資源的效率，這與日本使用科學的手段利用環境有相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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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際外部性與可持續發展

（一）代際外部性及其表現形式外部性一直是經濟學領域廣為關注的問題，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把外部性定義為：在生產和消費的過程當中，一個人使他人遭受額外成本或收益，而且這些強加在他人身上的成本或收益沒有通過當事人以貨幣的形式得到補償時，就會產生外部性。更精確的說，外部性就是一個經濟當事人的行為影響他人的福利，而這種影響沒有通過貨幣形式或市場機制反映出來。福利經濟學的創始人庇古，將外部性分為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外部經濟是指因一廠商的內部經濟活動，對產業部門或社會帶來的額外利益，如基礎教育和國防；而產生不利影響的外部效應則被稱為外部不經濟或負外部效應，如環境污染和交通擁擠。外部性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沒有對外部性活動的產權做出清楚的界定，從而使私人成本或私人收益溢出，不須付出成本或不能得到應有的補償。從外部性的表現形式來看，可以把外部性分為空間外部性和時間外部性。所謂空間外部性是指外部效應的產生是即時的，是在空間擴散的。所謂時間外部性是指外部效應的產生不是即時的，存在一定的時間滯后性，即在相對固定的空間范圍內，外部效應需要在一定的時間之后才能表現出來。時間外部性產生的“時滯”有長有短，短的可能有幾個月或幾年，而較長的則可能延至幾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當時間外部性產生的時間滯后較長時，它的效應就會表現為不同代際之間享受資源的機會的不平等，在此意義上，我們也可稱時間外部性為代際外部性。

（二）可持續發展的題中之義———關注后代利益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在20世紀80年代被提出，它的經典定義由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提出，即：“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該定義表達的核心思想是如何處理當代人與后代人的關系，它的提出源于人類對工業革命以來自身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日益惡化進行的深刻反思，是為應對環境危機而總結出來的一個充滿智慧的偉大戰略。從可持續發展的字面我們可以看出，它是一個與時間有關的命題。雷切爾•卡遜女士所著的《寂靜的春天》,描述的正是由于大量使用化學殺蟲劑而帶來的時間外部性問題，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殺蟲劑可能在若干年以后才會產生明顯的負效應。《增長的極限》的作者則認為,當時的生產方式、消費方式在短時間內可能會帶來一定的繁榮,但從長遠角度看,它會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也就是說這一代人的生產生活方式，會對后代人造成負外部性，這個負外部性可能只需要一代人就能表現出來,但也可能需要經過幾代人以后才能感覺得到[4]。《我們共同的未來》則指出，人類以往的發展模式其根本缺陷在于只注重當代人的眼前利益，而完全忽略了這種發展方式可能帶來的長遠的負面影響。他們犀利地指出農業文明的產生實際上是帶來了大量的森林砍伐、土壤肥力的下降和大規模的水土流失。他們把農業文明的這種生產方式稱作是對自然界的掠奪式經營，認為這在生產方式上和思想文化上為當下的環境危機埋下了禍根。18世紀的產業革命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階段，但同時也嚴重破壞了上億年來地球表面形成的生態平衡，在征服自然的野心的驅使下，地區性公害擴展到了全球，這種生產方式及其所伴隨的社會制度、生活方式、思想意識成了當代環境問題的主要元兇。

（三）代際外部性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由上文可知，可持續發展理念是希望扭轉當今社會經濟發展對于時間的漠視，它提醒我們代與代之間也存在著外部性，它既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負的。正的外部性表現在知識的積累和生產技術的提高,負的外部性則體現在自然資源總量的下降、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等方面。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社會的生產力水平突飛猛進，對資源的開發利用呈現出爆炸式的增長。人類在20世紀消耗的資源總量已經超過之前人類所消耗的資源總量之和，對資源的過度開發已成為全球性的問題。根據目前對資源的開發力度以及已經探明的資源儲量，人類已知的資源將在幾百年甚至幾十年內就會被消耗殆盡，尤其是再生能力較弱的礦產資源。資源的過度消費導致后代人可消費的資源數量減少，會使后代社會生存和發展所需的資源得不到滿足，進而損害發展的可持續性。這里造成代際資源消費過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代際外部性的影響。現實中與可持續發展有關的最嚴重的代際外部性問題，大多都表現為在資源消費過程中的代際負外部性問題。代際負外部性所帶來的自然資源以及生態環境的影響非常復雜，大規模的環境改變以及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會給人類的長遠發展帶來深刻的影響。可持續發展理論顯然是希望人類活動對后代人造成的外部性，正的效應要大于負的效應，只有如此才能體現出發展的要義。如果正負效應剛好相等，社會雖然談不上發展，但至少也是可持續的。最壞的后果是負的效應大于正的效應，這會使后代人面臨一個非常不利的發展空間，甚至造成絕對的后退。人類社會自工業革命以后所形成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在經過幾個世紀的累積以后，盡管正的外部性造福著人類，但負的外部性也同時在加速積累，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爆發出災難性后果。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是代際公平性，它要求使后代人的福利不低于當代人，即當代人在利用環境資源時要確保后代人的生活標準至少不低于當代人。當前資源過度消費的狀況促使我們不得不思考這樣的問題：在替代品被發現或發明以前，如何保證未來的長期發展對資源的需求，特別是如何保證后代人對資源的需求，實現有限資源在代際之間公平合理的分配。

三、基于環境法對消除代際外部性的思考

（一）代際外部性問題存在的根本原因從經濟學角度分析，資源的代際問題就是有限資源在代際之間的分配問題。筆者認為，代際負外部性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權利的失衡，這種失衡是時間上的代際阻隔所產生的后代人主體缺位導致的。由于后代人不在場，他們無法親自主張權利并實施制裁，完全沒有與前代人進行交易談判的話語權。而相對于后代人而言，活在當代的人們對現有的社會可消費資源具有絕對的控制權，當代人享有絕對的話語霸權、資源控制權和制度安排權。由此可見，資源在代際之間的競爭屬于非直接競爭，在自然資源的代際分配中，當代人和后代人相比顯然處于一種唯一的和無競爭的地位，后代人只能接受前代人遺留下來的既存的資源。因此，這種時間上的代際阻隔很容易導致人類社會在資源消費過程中普遍的代際負外部性問題的產生。美國學者魏伊絲教授曾做過這樣的假設：在當代人做出某項決策時，后代人可能會愿意支付一大筆錢以使當代人避免采取某些行動或者采取某些行動，但他們沒有辦法表達他們的這種訴求。代際外部性實質上反映出的是代際之間在享受資源上的機會的不平等。“代際公平”是可持續發展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主要是指當代人為后代人的利益保存自然資源的需求。該理論最早由美國國際法學者愛蒂絲•布朗•魏伊絲提出。

代際公平中蘊含著一個重要的概念———“托管”，意即我們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的受托人，在后代人的委托之下，當代人有責任保護好地球環境并確保將其完好無損地交給后代人。代際公平是可持續發展原則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際法領域已被廣泛接受，并且已在很多國際條約中得到直接或間接的認可。后代人的利益是代際公平的一個源頭，人類作為擁有理性和無比智慧的高級生物，在任何時候都不可以做危害子孫后代的事情，就如同在任何時候不會做危害我們自己子女的事情一樣。如果我們過分侵犯自然，讓大自然因我們的行為而遍體鱗傷的話，那么在將來我們的子孫后代就會承受許多難以預料的后果。毫無疑問，我們的任何行為都是一個“因”，它必定會在將來的某一天產生一個“果”。盡管我們并不清楚將來的人類和現在的我們是否都關心同樣的問題，是否都具有同樣的價值觀，但是后代在基本生態環境等方面和我們具有相同的利益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二）解決代際外部性問題的前提由上文分析可知，造成代際負外部性現象產生的根源在于，后代人在具體法律關系中的缺位導致了當代人和后代人之間權利的不平等，同時也正是這種代與代之間的跨時間約束造成了解決代際負外部性問題的困難。筆者認為，要想解決代際負外部性問題，首要問題是要為后代人找到一個充分代表其權利和利益的“代言人”。在這里，我們可以借鑒民法和民事訴訟法上的法定人理論。后代人尚未出生，其不具有意識表示的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但這并不能阻礙他們取得法律主體資格，因為在法理學上法律主體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并不一定要同時產生和存在，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分離。其最有力的證據有：比如民法中嬰兒、、精神病患者等法律主體沒有無行為能力或行為能力受到限制，但法律為他們設定了監護制度和制度來實現和延伸他們的權利。同樣的道理，我們可以將制度借鑒到環境法中來，為尚未出生的后代人設定法定人來實現和延伸他們的權利，這應該也是可行的且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所以，賦予后代人的人在當代表達意志的權利和機會，并且允許他們以訴訟人的身份參與到訴訟中去，可以從實體和程序兩個方面保障代際公平的實現。接下來的關鍵問題就是，該由誰來擔任后代人的人。

在確定后代人的法定人時，主要存在以下兩種觀點：一是將環保組織作為后代人的法定人；二是“后代人團體擬人說”中的觀點，即將政府作為后代人團體的法定人，認為如此可以為政府管理環境和公眾參與環境管理提供理論依據。但筆者認為政府身份的多重性決定了其不宜擔任后代人的法定人。政府既是當代的社會管理者，又是公共資源的所有者，若再讓其擔任后代人環境資源的人，很有可能會帶來權利行使和義務履行之間的沖突。筆者認為，后代人的法定人主要應由環保組織擔任，并且只有那些不直接從事環境資源經營性活動的公益性、非營利性環境保護組織才可以充當后代人的法定人。同時還可以建立資格認證、考評制度，通過立法規定后代人法定人的資格、條件和遴選辦法。將環保組織確定為后代人的法定人，可以形成社會力量與政府在利益表達和協調方面的渠道，環保組織在環境保護知識上的專業性可以為環境規制具體政策的出臺和落實提供參考，由此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持續發展的雙贏。此外，環保組織還可以有效監督政府的行為，有利于形成廣泛的公眾參與和社會合作，進而保證未來各代人的權利被認可和尊重。

（三）對解決代際外部性問題具體途徑的思考要消除代際負外部性，保證當代人和后代人的生存發展權利，實現代際公平和可持續發展，國家必須采取強制性措施，做到以下幾點：

1.在全社會范圍內樹立一種和諧的代際倫理觀，做好代際公平的宣傳工作。價值觀決定資源開發的方向，要堅決抵制忽略甚至否定后代人利益的本代中心主義，全面提高人們的資源保護意識，加強資源有效利用的教育工作，避免資源的不必要浪費以及對環境的嚴重污染和破壞。

2.依靠明確的法律制度來確認和保障后代人的權利和利益。首先，必須從憲法層面確認資源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這樣一個基本原則，從而為保護后代人的利益樹立憲法保障。其次，可以在環境保護基本法和各資源單行法中確認后代人的權利和利益，為后代人的權利和利益奠定權利基礎，提供堅實有力的實體法依據。

3.設立代際補償制度。代際補償是指當代人與后代人共同地享有地球資源與生態環境，當代人對環境資源的利用不能妨礙、透支后代人將來對環境資源的利用，建立有限資源在不同代際間的合理分配與補償機制。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核心思想強調在當代人受益的情況下，不得降低后代人的生活水平。如果當代人在消耗一種資源的同時，能對被消耗掉的資源進行適當的補償，后代人就能擁有和當代人同樣的發展潛力或潛力得到保障。

4.完善后代人權利的救濟途徑。根據民法和民事訴訟法上的法定人理論，法定人就是相應訴訟法上的法定人。上文已經分析了后代人法定人的確立問題，在這種環境資源法定中，作為抽象主體的后代人也可以通過自己的法定人實現其訴訟權利能力和訴訟行為能力。可以在相關的環境資源程序法中，規定后代人法定人可以對污染破壞環境資源者提起控告、申訴、訴訟；即環境資源訴訟法上的制度與環境資源實體法上的制度相適應，實體法上的法定人就是相應訴訟法上的法定人。事實上，實踐中已經有過這樣的判例。1993年菲律賓最高法院在“菲律賓奧波薩訴法克蘭案”中承認了42名兒童有代表他們自己和未來各世代對環境進行保護的權利，這是世界上第一個以“代際公平”理論為依據提起的環境訴訟。而在美國，法院也允許一個環境保持組織作為一個包括“還沒有出生的后代人”的集團的代表人提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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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高學生的學習主動性蘇格拉底教學法以學生為中心，學生圍桌而坐，自主發言和提問，老師也是平等的參與者，其作用是確定討論的內容和論題并使討論能有效進行，出現問題能穩定情勢，進行指導，這使得討論的氛圍融洽活躍，像是真正的交談一樣，每個人都可以適時地進行發言和提問，活躍教學氣氛，進而提高學生的學習主動性。

二、蘇式教學法在環境法課堂教學中的應用分析

1、如何科學優化講授內容實施蘇格拉底教學法需要增加課堂討論環節的學時，需要將課內講授學時壓縮1/3左右。環境法學課程教學內容龐雜、交叉性比較強，如何科學安排講授內容，既要使教學達到預期的效果、激發學生參與討論的興趣，又要突出重點、為學生傳授開展課堂討論和課后學習所需的專業基礎知識，是成功應用蘇式教學法的關鍵。筆者的做法是，將教學重點放在環境法學總論部分，并從分論部分的污染防治法、資源保護法、國際環境法中選擇幾個專題，將學生分為對應的幾個小組，各小組獨立自主完成內容的學習，并在課堂與其他小組交流，最后教師針對學生認識上的一些偏差進行糾正，對個別知識點做進一步的闡釋。課堂情況表明，教學效果非常好，同學們學習、交流的積極性很高，問卷調查中，學生們普遍反映收獲很大。

2、設定哪些教學啟始問題啟始問題是啟動整個討論的關鍵，所有討論以此為中心逐層、逐步展開。如何設定教學重點各章節的啟始問題，推動討論的順利進行，至關重要。一般而言，啟始問題應該滿足以下幾個條件：沒有單一的或標準的答案；可誘發思想沖突，引致學生對給定資料中的思想觀念產生更深刻、更廣泛的理解。例如：在環境法總論部分“環境問題”一章的教學中，筆者從“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是什么？”這一問題入手，最終將學生們的眾多回答，從理論層面歸結為“外部效應”和“公有地的悲劇”，并進一步對之進行闡述說明，完成了既定的教學任務。

3、如何提高學生課堂討論的主動性根據筆者多年的教學經驗，由于擔心犯錯，法學專業學生課堂討論的積極性不高、主動性不夠強，如何使學生盡快地融入互動的課堂，通過對話的形式使其認識自己，激勵自我，學會獨立思考，敢于挑戰傳統，在討論和爭辯中進步，激發出他們的見解，對于蘇式教學法的成功應用十分關鍵。

三、蘇式教學法在環境法課堂教學中的應用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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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環境立法過程中，直接傾聽農民環境訴求的情況相對較少，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環境立法中大部分內容具有很強的技術性，一般而言，農民的知識水平不能達到參與立法的要求。其二，當前的環境立法多是針對城市和工業環境問題的預防和治理，很少有專門針對農村環境問題的立法，即使存在一些關系農村環境的法律條文，也是上層立法者缺乏系統調研僅憑一些官方數據而作出的，不能真正代表農民當前最現實最緊迫的環境需求。其三，少數農民的環境訴求或者傳遞不暢，或者很難得到上層立法者的重視，最終難以體現在環境立法之中。農村社區是高度組織化的農民利益共同體，它可以充分地收集匯總農民的利益需求，能夠真正代表農民的環境需求，它可以利用組織優勢，克服農民個體行為的機會主義傾向，使農民弱勢群體擁有專門的組織代表并表達他們的環境訴求。

（二）社區參與可彌補法治農村環境監管機構的缺位

我國目前的環境監管體系是針對城市和工業點源污染防治而建立起來的，其對農村環境問題的關注明顯不足。隨著農村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現有的環境監管體制適用性不強，農民的環境權益很難得到保障。國家的環境保護法律規范需要專門的機構來執行，農村環保機構的匱乏導致了農村環境問題無人問津。縣級環保機構是我國最基層的環保行政部門，基層環保行政機構存在著監管人員少，監測能力低、機構不健全等多方面的問題，其對地域遼闊、居住分散的農村地區的環境問題進行全面監管幾乎不具有現實性。農村社區作為該特定區域農民的利益共同體，其對當地農民所處的環境的了解相比政府環保部門更為廣泛和深入，可以針對該特定區域農村的實際情況，采取更適合該區域農村環境的持續科學的治理措施。農村社區參與農村環境監管較之政府而言，更能夠契合可持續發展模式的要求。農村社區在環境評估與監測方面也具有獨特的優勢，社區的資源整合性特點可以發揮其公眾參與的優勢。

（三）社區參與可降低農村環境治理成本

環境的外部性的產生是環境產權不明引起的，根據科斯定理，可以采取明晰環境產權的方法來解決。由于自然環境具有獨特的屬性，在市場條件下將其界定為私人所有將會耗費巨大的交易成本，甚至根本不可能實現。在將環境權益界定為國有情況下，則會因為資源使用者的激勵機制缺失，政府統一進行環境監管就會存在效率低下的問題。通過農村社區對環境問題進行監管，則可以有效解決將環境產權私有化的高交易成本和政府進行統一監管的低效率難題。農村社區是因特定的地緣、血緣、風俗習慣相同或相關而相互集合形成的利益共同體，這種由農戶和農民集體組成的社區類似一個大家庭，所以在對農村的環境產權進行私有化時，可以由農村社區作為一個同一體來享有，這樣就可以降低確權的交易成本。如將山林、草地等產權確權到農民個體難度較大，但是劃分到農村社區就相對容易許多，而且這也與憲法中森林和山嶺、草原、荒地、灘涂歸集體所有相契合。農村社區是農民互助合作的利益共同體，農村社區共有環境時對農民的激勵機制就像農民私有一樣，也同樣能起到農民自主保護農村環境的良好效果。

二、目前社區參與農村環境法制建設存在的問題

(一)社區參與農村環境法制建設的法律地位不明

我國現代農村社區的發展較晚，從2003年湖北、江西等省開始推行了“農村村落社區建設”的試點，現有的農村社區的建制多是依附于自然村或者行政村，其法律地位尚未被國家層面的法律予以確定，所以農村社區作為參與農村環境法制建設的主體的合法性，也尚未確立。

（二）社區參與農村環境立法未得到重視

我國目前的環境保護立法偏離農村，缺乏可操作性。目前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是以城市污染和工業污染防治為目標建立起來的。現有的規范性文件中幾乎沒有專門針對農村環境保護的，即使涉及農村環境保護的各類規定，也未充分考慮到在農村的具體適用情況，例如《固體廢物防治法》雖然專門提到了農村環境問題，但是僅是一些原則性規定，缺乏可操作的有針對性的條款。這些問題的存在，基本都是由于在環境法律法規制定的過程中，忽視了農民的知情權和參與權，農民的現實的緊迫的環境訴求在環境立法中難以得到體現。但是，我國的國情是農村地區地域廣袤，農民人數眾多，環境立法又具有高度的技術性，充分地傾聽每一個農民的環境訴求難以實現。農村社區作為農民利益的集合體可以充分代表和表達農民的環境訴求，因此，在環境立法過程中不應忽視農村社區的作用，其代表著廣大農民群眾的環境知情權和參與權。

(三)社區參與農村環境執法未充分利用

我國目前最基層的環保機構是縣一級環保機構，存在著執法人員少，監管能力不高的現實特點。然而農村地區的地域十分廣闊，其環境污染和破壞具有分散性、隨機性、不易監測性等特點，所以單單依靠縣級環保機構的力量監管農村環境顯然不行，再加上環保工作分散于多個部門，部門之間利益職責不清，對于農村地區沒有利益可尋的環保監管工作，往往會出現相互推諉、無人管理的現象。在地緣和血緣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農村社區則可以很好地解決環境執法難、執法不到位的問題。農村社區成員間共同的利益取向，使得由農村社區進行環境監管更加人性化，社區可以利用其群眾參與積極性優勢，對破壞環境的行為起到充分的監督和約束作用。但是在目前的環境執法過程中，行政機關還是僅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監管，而對于其所無力監管的地域，就放任其環境問題，導致有些農村地區的環境問題根本無人問津，這不僅是對農民環境權益的忽視，還有可能因為環境糾紛而導致更大的社會矛盾。

(四)有待提高的環保意識制約著社區參與環境法制建設

農村社區組成人員的環保意識決定著社區參與農村環境法制建設的水平。農村社區的組成人員為農民，而農民環境保護意識的缺乏是農村環境問題產生和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環境保護意識是對人與環境的關系的具體認知，是指引人們環境行為的內部動因，它體現著人們的環境需求和價值取向。由于農民一直保持著傳統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生產和生活垃圾的處理都很隨意，鄉村的面源污染成為了農村環境問題的主要特點。一般來說，農民的環保意識比較淡薄，加之其對環境法律法規的不甚知曉，這不僅造成農民對自身環境權益的忽視，還導致了農民對農村環境的破壞。社區成員環保意識不足成了制約社區參與環境法制建設的重要因素。

(五)對農村環保投入不足也制約著農村環境法制建設

眾所周知，城市里的垃圾回收設施隨處可見，城市街道都配備有專門的保潔人員。但是目前僅在一些發達地區的農村才有垃圾回收設施，在大部分農村地區，生活和生產廢物基本都是隨意丟棄在住房周圍和田間地頭。這種現象的產生，除了農村居民自身環保意識不夠的原因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農村缺乏環保投入所導致。

三、社區參與農村環境法制建設的路徑探析

（一）明確農村社區在環境法制建設中的重要地位

農村環境問題能否得到有效解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村社區的作用是否得到充分發揮。我國開始發展城鄉一體化，這就要求在解決農村環境問題時，應向其提供同城市同等的治理機制。在目前農村環境法制建設“政府失靈”的情況下，應大力培育農村社區在環境法制建設方面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在進行農村環境法制建設中，賦予農村社區明確的法律地位。此外，農村社區的權力能否實現指導本社區環境法制建設的目標，是農村社區環境治理作用能否得到真正發揮的關鍵。政府作為唯一的治理主體的環境監管模式已經不能適應農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明確農村社區在環境法制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培育適合各特定區域生態環境建設的社區治理機制十分必要。農村社區法律地位的明確，農村社區組織體系的完善，社區成員環境權的確立等，都是農村社區有效參與農村環境法制建設的前提和保障。

（二）充分重視農村社區在環境立法中的作用

目前我國專門性的農村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嚴重滯后，環境保護立法偏離農村，缺乏可操作性，“重城輕鄉”的環境立法取向和“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立法理念是這種現象出現的主要原因。環境法律的制定者往往只關注城市和工業的點源污染問題，對于廣闊的農村地區存在的環境問題不夠重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參與環境法律法規的制定的人員多為官員或者專家，他們基本都生活在城市，所以更多地關注的是他們周圍發生的環境問題，農村環境問題沒有代表者進行表達，農民的環境權益在立法層面就很難得到重視。但是在我國目前的立法模式中，充分地讓農民個體在環境立法中表達自己的意見成本太高，幾乎很難實現，再加上農民個體的知識儲備和表達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性，農民個體即使參與環境立法工作，也不能充分表達農民的環境訴求。單個農民的力量十分有限，通過農村社區把農民的環境需求聚集整合，把農村居民組織化、訴求表達秩序化，才能在環境立法中充分代表和表達農民的環境要求，真正保障農民的環境知情權和參與權。

（三）充分發揮社區在農村環境執法中的作用

目前環境執法行政機構設置只到縣一級，縣級以下則是由鄉(鎮)一級基層政府進行概括的行政執法工作。基層環境執法人員少，工作經費有限，環境監測設備缺乏，技術落后，很難覆蓋地域廣闊的農村地區，農村社區的地緣優勢和熟人關系網，可以有效解決環境執法覆蓋不了和執法人員少的難題。此外，可以在農村社區配備具有環保專業知識的人員，或者對農村社區負責環保工作的人員進行培訓，以保證農村社區參與環境執法的有效性。各級環境行政執法部門應該進一步加強對農村環境問題的監管力度，依法嚴格處理破壞農村環境的行為。需要注意的是，針對污染工業企業向農村轉移的問題要嚴加控制，以避免次生性的污染情況出現。環境行政執法部門對現在已轉移到農村的企業，不能放松控制，應該充分發揮農村社區的監管作用，或者與農村社區進行聯合監管，確保農村的生態環境安全。

篇（11）

環境法是調整人類在開發利用和保護環境中所產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1)(P40)建國以來，我國先后建立起以《環境保護法》等為基礎，以包括“三同時”制度、排污收費制度、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等在內的八項環境管理制度為核心的環境法規體系。這些法規在遏制生態環境危機，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我國經濟與社會的不斷發展，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沖突日益加劇，環境法規的實施效果越來越不能令人滿意，其中效率較低的問題尤其突出，以致我國每年的《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的基調總是“局部好轉，總體形勢仍在惡化”。本文運用經濟學原理，對影響環境法實施效率的因素及其內在機制進行了分析，并據此提出了提高環境法規實施效率的策略和建議。

一、影響環境法規效率的因素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影響環境法實施效率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個體在行使其環境權利中的“外部性”問題，是影響環境法實施效率的重要因素。生態環境物品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它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的屬性，個體的環境權利彼此間是相關聯的，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公共產權。隨著人口數量的急速增長，以及工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人類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能力不斷增強，對環境的造成了越來越大的壓力，生態環境物品日益成為一種稀缺的資源。由于存在負的外部性，出現了企業生產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差異。(2yr2-;a}為了追求自身經濟利益，企業往往過度地排放污染物，造成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后果。眾多企業對于土地、水資源等環境資源的爭相利用，對草地、森林等生態資源的濫墾、濫砍、濫伐、濫樵，往往導致資源的過度開發，造成“公地悲劇”。[3](P1243-48〕另一方面，由于環境物品的公共物品屬性以及個體環境權利的公共產權屬性，在環境治理活動中，個體間存在著“搭便車”的動機，大大影響環境治理的績效。以制止環境污染為例，為了爭取公共環境利益，本可聯合起來與污染者進行集體談判以避免效用損失，但作為理性經濟人，每一個體都希望自己不參與或少參與，盡量地將制止污染的成本轉嫁給他人，即企圖通過“搭便車”來實現自己的環境權益，結果使污染者得以逃避制裁，公共環境權益遭到侵害。

其次，作為人，政府對于環境目標的偏離甚至背離，也會影響到環境法的執行效果。環境效益具有正的外部性。事實上，由于自然條件和技術因素的限制，治理者基本不可能向享受者收取費用。這意味著治理主體以外的其它個體可以無須付費而免費享用環境利益。因此，要使個體成為治理主體尚存在相當困難。環境治理必須通過委托人指定的人來進行。在現代社會，政府往往扮演這種人的角色。在委托一關系下，由于缺少完善的激勵與約束機制，人可能違背委托人的意志，形成“道德風險”，使委托人的環境權益無法完全實現。作為人，政府有著多元化的目標，除生態環境治理目標外，政府還不得不兼顧其他諸如經濟增長、就業、社會穩定等經濟政治目標。在決定政府行為的綜合目標體系中，并非所有的目標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由于人力、物力及財力資源的稀缺性，它們更多地被用于解決與國計民生相關的近期目標，當眾多發展目標發生沖突的時候，地方政府在生態環境治理活動中有意地采取投機行為，作為遠期目標的生態環境效益往往被忽視。另一方面，在環境效應的外部化的前提下，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本地區的經濟利益，可能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來獲得GDP的增長。地方政府之間如此博弈的結果，同樣會產生“公地悲劇”的結局。許多跨流域、跨地區的生態環境問題，就是不同地區政府間的不合作博弈造成的。

第三，在理性人假定之下，環境法所提供的行為準則并非直接決定人們的行為，也不可能強制性地改變環境破壞者的行為。從經濟學角度分析，違法者的行為取決于它對其行為結果的收益與成本的理性計算。如果環境行為收益大于成本，則理性的個體的選擇必然是行動;若收益小于成本，則個體必然選擇放棄。根據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理性的假定，個體是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符合“經濟人”的全部特征。個體雖不乏對舒適的環境和清新的空氣的追求，但在其效用體系中，經濟利益仍居于首位。為了獲得經濟利益，上述個體會不惜損害其它人的環境權益。雖然無法脫離環境法的約束，但作為理性的“經濟人”，他們并不只是被動地服從法律規定，也會與執法者進行不合作博弈。表現為這些破壞者不僅不服從環境法，而且會通過“鉆空子”、逃避制裁等方式有意地實施違法行為，導致環境法規的實施效率大打折扣，公眾的環境權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害。

二、環境法規實施過程的機理

貝克爾認為，犯罪或違規活動不必歸于道德或者個人的素質，它純粹是一種經濟行為。[4](P63)根據“經濟人”假定，當某人從事違法行為的預期效用超過從事其他活動所帶來的效用時，此人便會從事違法活動。企業或個體有意破壞環境的行為是否會發生，同樣取決于其行為的收益與代價(違法的成本)的對比。

假定某一違背環境法者的違法行為數量CS;)與其被發現并被懲罰的可能性(P;)與被判定違規后接受的懲罰(f)，以及與他從事其它活動可得到的收入、逃避被發現和懲罰、違法意愿等其他變量之間(綜合為混合變量u;)存在著某種關聯，這種關聯可用下面的函數形式表示:S一藝S;}P}}.}}u})(，，

因為只有被發現而且被認定違背環境法規，破壞者才會受到懲罰，所以對違規者而言，違規是否會受到懲罰是不確定的:如果判定有罪，那么他將因此而為每次違規支付關，否則他將分毫無損，而且還會因從事違法活動而獲益。P，和關的任何增加都會減少違法行為的預期效用，因而減少違法數量，即:Sp;二as;<oaP;，及Sf二as~-一上<0(2)a};

一般認為，對于那些對風險持喜好態度的違法者而言，他們對于違規行為被發現并被懲罰的可能性的變化的反應比對接受一定懲罰的反應更為敏感，違規行為發生的數量對于被發現并被懲罰P‘的彈性要大于個體對于懲罰本身關的彈性，即:as;>as;aP;al;-

另外，綜合變量u‘的某些要素如個體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以及執法過程中的懲罰形式等，也會影響S;。如果個體能夠通過合法經營和生產活動而不是以破壞環境為代價來取得經濟收入，那么違法數量就會減少;同樣，如果提高個體的遵紀守法程度，也可降低違法數量。

上述分析表明，要減少違法數量，提高違法者被發現并被懲罰的可能性(P})是一種最有效的途徑。但問題在于，受執法成本(c)、環境監測技術(t)以及自然條件，如環境行為者的空間分布(g)等因素的限制，P‘的提高是有限的。

即:P}=P;}c}t}g)(3)

在監測技術和自然條件確定的前提下，執法成本(c)是影響P‘大小的重要變量。如果c增，._‘、___._.as

大P}將趨于遞減。又由(2’知，蓄<0，則“f將增大，環境法規的實施效率將降低。

一般說來，違法者屬于風險喜好型。他們對關的反應彈性要小于對P‘的反應彈性。盡管如此，在環境法的實施過程中，關同樣是改變個體環境行為的重要約束條件之一。在不違背“罪罰相當”的原則下，適當地提高懲罰強度是有利于減少違法數量s‘的。這可以解釋現實中為什么罰款或行政處罰不能從根本上制止污染和破壞行為，而若將處罰上升為追究刑事責任，則可大大提高環境法的威懾力。當違法者面對刑事責任而不是少量的罰金時，意味著違法的預期成本加大。成本—收益計算的結果，必然引導個體的行為符合環境法要求的規范。

三、提高環境法實施效率的策略

提高環境法實施效率的目標，在于通過改變約束條件，使違法行為的數量最小化。即:

Min藝S;(，，，f,,u;)(4)

提高P;大或改變u‘都可以有效地降低違法數量。其中“，屬于綜合變量，可以視為外部環境因素。在特定時期和特定地域條件下，u‘可視為常量，這時減少違法行為數量的關鍵就取決于執法者與違法者的博弈。對執法者而言，可以通過調整Pr關來改變違法者的行為以降低違法數量，達到保護公眾環境利益的目的。

提高P，是提高環境法實施績效的最為有效的手段。這些手段包括改進技術和手段，擴大環境監測的時空范圍;強化監督機制，督促執法者盡職盡責;通過界定資源的環境產權，以市場化的方式調動個體維護環境權益的積極性等。

但P‘的提高要受制于執法成本c的限制。由于企業、農戶等生產者、消費者個體在空間分布極廣，其環境破壞行為類型又呈現為多種方式。特別是在執法者和違法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的現象，導致信息障礙。另外，由于技術水平和實施條件所限，大量的生態環境事件還處于不可觀察性的狀態。如對污染企業的污染狀況的監測，存在著很多技術障礙。要實現對所有違法者的行為的監督與檢查，其成本之高可想可知。當生產企業或農戶與執法部門進行不合作博弈時，這種成本會更大。如現實中環保部門在對污染企業進行排污濃度的監測時，就經常遇到巨大的操作困難，企業往往和環境監測部門“捉迷藏”，使后者防不勝防，徒喚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