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理論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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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師資隊伍。師資隊伍是特色專業建設的重要保障。教育部關于加強“質量工程”本科特色專業建設的指導性意見（教高司函〔2008〕208號）文件指出：要優化師資隊伍結構，圍繞特色專業建設需要，建設一支以學術帶頭人為骨干，教學和科研綜合水平高、結構合理的教師隊伍。要將優質教學與研究資源用于本科教學，鼓勵教師根據教育目標積極開展有針對性的教學研究。教師是課程教學的組織者與實施者，教師的素質直接決定課程的教學質量，因此，切實提高師資隊伍的整體質量，是課程建設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師資隊伍從數量上必須達到一定的要求，即一門課程至少有兩位以上的教師講授。師資隊伍在職稱結構、年齡結構、學緣結構等方面比較合理，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這樣，才能形成一支高質量的教學梯隊，相互促進，有利于教學質量的提高，開展教學改革等。

3．教學組織管理。教學活動的組織管理包括教學環節、教學手段、教研活動等。要合理安排各教學環節，采用啟發式、引導式教學，注重學生能力的培養；要采用多種教學手段，如現場演示、投影、電化教學等；教研活動要有計劃、有內容、有記錄；以教研室為單位，堅持聽、評課制度，每位教師要認真聽取同行意見，及時總結、改進教學，有完整的聽、評課記錄；遵守教學紀律、教學法規，無教學事故，如上課遲到、提前下課、隨意調課等，無違紀現象，如隨意停課、考試漏題等。

4．課程考核。每門課程都要有試題庫，且試題質量較高；試題內容體現教學大綱的要求，既要考查學生基礎知識的掌握情況，又要考查學生的應用能力，試卷難易分布要合理。統一評分標準，由教師實行流水判卷，考試結束后要有總結與試卷分析。

5．教學改革。課程建設要有明確的教學改革計劃，計劃切實可行；在教學改革某一方面，如教學內容、課程體系、教學方法、教學手段、考試方法、能力培養等，效果明顯，并有與教學改革相關的教學論文、階段性成果報告等在國內外公開出版的學術期刊上發表。

二、科學構建課程體系

赤峰學院歷史學特色專業的課程體系建設圍繞構筑四大課程模塊、優化課程結構、完善課程體系展開。隨著歷史學的發展，新理論、新方法猶如老樹新枝，蓬勃興旺，與多學科的關聯性日益密切，因此歷史學的課程體系必須涵蓋多學科門類。基于這一基本原則，對原有課程通過增、刪、并、減、壓等方式，實現“強干減枝”，增設實踐性、跨學科課程。通過“學科基礎課”、“主干理論課”、“科學研究課”、“實踐教學課”這四大課程模塊的建設，構筑基礎性、專業性、研究性、實踐性為一體的課程體系。

1．基礎性。要突破以往在該專業課程設置上偏重于傳統的歷史學基礎知識課程的狹窄局面，拓寬專業課程的支撐面，以“寬口徑、厚基礎”為重點，以歷史學、民族學、考古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的課程為支撐，構成學科基礎課課程模塊。

2．專業性。以掌握專業基礎理論方法為核心，突出專業理論課教學，以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中國歷史地理等課程構成專業主干理論課程模塊。

3．研究性。以掌握專業基本研究方法為原則，強調科學研究的重要性，以中西文明比較研究、紅山文化研究、契丹遼文化研究等課程構成科學研究課程模塊。4．實踐性。以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為導向，突出運用專業知識分析解決問題的本領，抓好實踐性教學環節，繼續堅持并不斷改革“中學歷史教學法”課程教學，以課程考察、歷史專題調查、社會調查、學年實習、畢業實習、學年論文、畢業論文等多個環節構成實踐教學課程模塊。

三、建立課程建設評價體系

建立科學的課程評價指標體系，不僅是課程建設客觀評價的依據，同時也是課程建設要努力實現的目］。把課程評價作為實施課程建設的措施與途徑，使課程評價寓于課程建設之中。經過長時期的摸索總結，赤峰學院歷史學特色專業課程建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課程建設評價體系。課程評價體系由兩級指標構成：一級指標有5項，二級指標是一級指標的細化，有17項。一級指標包括師資隊伍、教學條件、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與教學手段、教學改革與教學效果等五項。二級指標具體包括學術水平、教學水平、職稱結構、年齡結構、學歷結構、梯隊規模、師資培養、教學文件、教學大綱、教材、教學設備、理論教學、實踐教學、教學方法、教學手段、教學改革、教學效果等。每一項二級指標都對應相應的評價標準，同時，劃分相應的評價等級。評價等級分A級（優）、B級（良）、C級（中）、D（一般）、E（差）五等，不同等級對應不同的分值，各項得分之和為評價總分。評價總分≥85分的課程為優秀課程；評價總分≥60分且＜85分的課程為合格課程；評價總分＜60分的課程為不合格課程。四、課程建設的成效在課程建設標準的指導下，在課程建設評價體系的監督下，赤峰學院歷史學特色專業的課程建設取得了顯著效果。

1．促進了師資隊伍建設。歷史學專業通過引進具有博士學位且具有學術潛力的青年人才以充實師資隊伍，并通過進修、訪學、攻讀學位等形式來提高•82•呂富華／論國家級特色專業下的歷史學課程建設———以赤峰學院為例現有教師的整體素質，做好教師的培養工作：（1）培育名師，鼓勵科研水平高的教授為本科生授課，使科研和教學相融合。目前，本專業已有自治區級教學名師1名、校級教學名師1名。（2）注重教學、科研能力比較突出的青年骨干教師的培養。青年骨干教師在承擔專業課程教學的同時，積極申報國家和省部級科研項目。近年來，本專業的青年教師2人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人獲教育部項目，12人獲自治區級科研項目。專業建設點還有計劃、有重點地優先派遣青年教師外出訪學和交流。目前，4位青年教師已先后到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內蒙古博物院等單位訪學，其中2人順利完成訪學任務，并在教學和科研崗位上發揮著重要作用。鼓勵青年教師攻讀博士學位，先后有7名教師考取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師范大學、中央民族大學、東北師范大學等知名學府的博士研究生。不久的將來，這些學成歸來的青年教師必定在教學和科研崗位上發揮重要作用。（3）是探索學校與社會聯合培養教師的新途徑。鼓勵校內專任教師到歷史學相關產業領域開展產學研合作，同時聘請相關產業領域的優秀專家、資深人員到學校兼職授課，形成交流培訓、合作講學、兼職任教等形式多樣的教師成長機制，建設一支熟悉社會需求、教學經驗豐富、專兼職結合的高水平教師隊伍。同時，結合特色專業建設的目標和要求，通過引進、培養、調整等方式，有意識構建具有專業特長的師資團隊，逐步形成年齡結構合理、專業基礎穩固、研究方向明確、具有專業特長和影響力的師資梯隊，為今后專業的發展和凸顯特色奠定基礎。目前，以紅山文化研究為核心的紅山文化研究創新團隊被評為級科研創新團隊；以契丹遼文化研究為核心的契丹遼文化研究創新團隊被評為級科研創新團隊，契丹遼文化教學團隊被評為赤峰學院2013年校級教學團隊。

2．促進了精品課程和優秀課程建設。歷史學專業已有兩門課程建設成為自治區級精品課程，即中國古代史與中國考古學通論，有多門課程被評為校級精品課程與優秀課程。同時，為突出地域特色，建設兩門特色課程，即紅山文化研究專題與契丹遼文化研究專題。

3．促進了圖書資料建設。按照課程建設的總體規劃，歷史文化學院有計劃、分步驟地進行資料室、實驗室及校內外實習基地建設。依托內蒙古哲學社會科學基地圖書文獻、期刊等現有資料基礎，建立起一個與課程教學相配套的圖書影像資料庫，為課程建設提供資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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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目標的固定化與封閉性。

近年來，在確定中學歷史課堂教學目標時形成了一種固定的模式，即分為知識傳授、能力培養、思想教育三個方面。這一方面反映了歷史教學研究成果，教學目標在原來的基礎上有了發展；另一方面，它內含的固定化因素對課堂教學目標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制約作用。首先，它造成了對這三項任務不能完全涵蓋的內容的忽略和排斥。諸如，不同年級學生在審美教育、情感教育、心理教育等方面的心理需求在歷史課堂往往不被認識或重視，這些直接影響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效果。另外，固定化也導致了相對的封閉性，教學過程中存在著忽視各項目標之間有機聯系的現象。其表現，一是知識目標定得多且細，課堂教學承載量過大；二是能力目標和思想教育目標往往流于空泛，存在著老師用教學大綱中“培養學生初步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觀察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向學生進行社會發展規律教育、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等歷史教育的宏觀目標作為一節課的具體目標的現象。三是教學目標間不能統籌兼顧，常常厚此薄彼或顧此失彼。其結果，是使中學歷史教學的育人功能得不到充分發揮。

二、學生的主體地位沒有真正確立。

在歷史課堂教學中，舊的教學觀將教師視為知識的傳遞者、能力的培養者、思想認識的教育者。在這種觀念下，不少教師在備課時對學生的自主性活動或是缺乏設計，或是停留在一問一答淺層次的認知活動上。在教學過程中，教學方法和手段的單一化，也造成學生主體參與教學活動的積極性不高。北京市基礎教育研究中心歷史室根據近兩年在各類學校所聽的約四百節歷史課的情況進行分析，得到的認識是：歷史課上教師以自己為中心，講述時間過長，學生主要是聽教師講，處在被動地位的現象還比較普遍地存在。其結果是，學生對歷史課不感興趣，課堂教學質量得不到真正提高。

三、教學評價的片面性和評價方式的單一化。

中學歷史課堂教學評價的片面性，主要表現在對教師教學的評價上。在評價課堂教學時，重視評教忽視評學，將教師“教”得怎樣作為評價課堂教學的主要依據，對學生的學習狀態、學習過程中的心理感受和學習的實際效果缺少有效的考查。教師在設計教學時也是從“教”的角度想得較多，從學的角度考慮得較少。

中學歷史教學評價方式的單一化，主要表現在對學生學業成績的評價上。一是在確定學生歷史課總評成績時，一般只重視期末的考試成績，對學生平時的歷史學習情況缺少記錄和考評，或者是有記錄而與總評成績無關；二是在考試方式上，一般只是書面考試，幾種常見的題型，很少有實踐活動的考查；三是在考試內容上，多以記憶性知識為主，歷史思維能力和唯物史觀的考查較少。對學生學業成績的評價方式直接影響著學生的學習，學生認為歷史考試必須“死記硬背”，形成懼怕或厭煩心理，或者平時不好好學，考試時臨陣磨槍。學生在平時學習過程中的積極性得不到激勵，缺乏主動學習的內驅力。

上述三個方面的問題，是當前進行歷史課堂教學改革，推進素質教育主要要解決的問題。對此，我們經過認真的研究和探討，提出以下四個方面的思考：

（一）、實現教學目標的開放性和多元化。

現代教育的不斷進步和歷史教育功能的深入挖掘，要求歷史課堂教學目標不斷更新和完善。要使歷史教學與時展同步，教學目標的設計和實施就要樹立以人為本，以學生的發展為根本出發點的觀念，突破舊的模式，實現開放性和多元化。

第一，要充分重視情感、態度、價值觀的培養和教育。北京市21世紀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方案中的《歷史課程標準》（以下簡稱《標準》）對歷史教學目標的表述與過去的大綱有了很大不同。首先是將態度、價值觀目標放在了第一位。這是因為對人的發展而言，態度和價值觀相對于能力和知識應該更受到重視，在選擇教學內容，設計和實施教學目標時，應首先予以考慮。近來用“態度、價值觀”取代“思想教育”目標的作法已被越來越多的老師所接受，有人將其進一步表述為“情感、態度和價值觀”。這種表述比之“思想教育”拓展了歷史學科的教育功能，它可以涵蓋原來思想教育目標不能包括的情緒、興趣、動機和意志等各種情意目標，體現了目標的多元化。此外《標準》中還在“態度、價值觀”具體目標中，提出了“培養人文素養”、“提高審美意識和審美情趣”等內容，這是以往各版本中學歷史教學大綱從未明確提出的。和“思想教育”相比，“態度、價值觀”的表述更加重視學生的主體性。它提示教學過程中，學生的人文素養主要是通過學生主體參與教學活動，學習人類優秀文化成果得到的人格、氣質和修養的內化。從終生教育的大教育觀看歷史教學目標，青少年時期是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最關鍵時期，“態度、價值觀”目標的確定當然至關重要。

第二，從學生的發展出發，實現教學目標的開放性。“學史使人明智”。“明”可以說是對歷史規律、人類文明發展的科學認識：“智”既包括鑒古知今的認識智慧，也包括開拓未來的創新智慧。“明智”的過程就是引導學生運用分析、歸納、比較和概括等思維方式，對重要的歷史問題、歷史現象和歷史進程的認識過程。這個認識既體現了教學目標的多元化，也說明了各項目標間開放、滲透和融通。北京素質教育經驗交流會展示課《戰國七雄》的教學設計在教學目標間的開放與融通上作出了成功的嘗試。首先，確定了以商鞅變法為重點教學內容，用以培養學生的改革意識和創新精神，引導學生從順應歷史潮流、推動社會進步的角度去認識人生價值的教學目標；在思維能力培養上，教師與學生一起就“商鞅變法為什么能夠取得成功”，“為什么商君死而秦法未改”等核心問題進行了討論、激發了學生思維的創造性；為保證學生參與教學活動的時間，教師對教材的知識內容大膽地進行了取舍。從教學實況看，學生主體參與的積極性很高，思維活躍，在探討歷史問題的同時掌握和理解了重點知識，訓練了歷史思維能力，從活生生的歷史中受到了做人、行事的啟迪。

（二）、確立學生在歷史學習過程中的主體地位。

學生是歷史學習的主體，推進素質教育，深化歷史課堂教學改革，需要我們認識主體、尊重主體、發展主體，讓學生主動地參與教學活動。學生在自身的“體驗”中學習歷史，在體驗中“學會學習歷史”，就是能力的培養過程和人文素質的提高過程。

第一，認識主體，就要轉變舊的教學觀念，改變“以講為主”的教學模式。在課堂教學中，教師要明確“教”是為了學生的“學”；學生要成為教學活動的全面參與者；教師要成為學生主動學習的指導者和組織者。認識主體還要突破以教材為中心的舊觀念，全面了解學生，結合學生的實際情況，按照學生發展的需要，調整教材內容，刪繁就簡，以保證學生主體參與教學活動的時間和空間。

第二，尊重主體，就要在教學過程中創設師生之間、生生之間平等、和諧的民主學習氛圍。教學民主性的激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許多思維的火花就是在尊重中綻放。尊重主體就要面向全體學生，平等地關注和尊重每一個學生，給他們以主動參與教學活動及表現、發展能力的機會。尊重主體就要在課堂上關注到學生基礎、智力和愛好特長的不同，使他們都能參與教學活動。一些歷史教師因材施教，實行了的分層教學。他們不僅在課堂教學中的講述、自學、提問等環節兼顧了不同層次的學生，而且在課前預習、課后輔導、作業和考核中都從層次性出發，調動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這樣，全體學生在不同基礎上都可以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這種成功可進一步激發學生的自信心和學習興趣，并遷移到整個歷史學習的過程中。

第三，發展主體，探索適合學生主體學習的教學模式。教學模式作為課堂教學的結構和活動程序是客觀存在的，它受制于教育思想和理論的指導。“以講為主”教學模式是傳統教學思想和歷史教學傳承習慣的體現。但是，隨著素質教育研究的深入，改變舊的教學模式和落實素質教育精神已成為廣大歷史教師的自覺行動。經我們最新的調查表明，北京市歷史課堂教學學生主體活動時間有了明顯增加，由原來平均每節7分鐘，增加到了15－20分鐘。《德國法西斯的建立》、《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和內戰的爆發》兩節研究課，采用了人文學科的“問題解決”教學模式，其課堂實錄師生討論的片斷在北京市歷史教學研究會年會播放后，引起了與會者的極大興趣并得到了蒞會各方面專家的肯定。當前，越來越多的教師正在探索和試驗體現學生主體學習的教學模式。教學模式可以不同，但遵循的教學規律和教學原則是有共性的。首先，要注意不斷提高學生參與教學活動的質量。歷史課堂教學中，學生應當經過“意向——感知——理解——運用”的認知過程，這個過程應是師生互動的，在恰當的歷史情境中對有價值的歷史問題提出、探究和解決。停留在一般感知層次的學生活動，不可能產生創新意識和培養創新能力。其次，要保證學生活動的足夠時間和空間。教師要給予學生系統的學法指導，還要調動學生情感、興趣、意志等非智力因素。再次，要運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和現代化的教學手段。教學媒體的變換可以調動學生多種感官參與學習，還可使更多的學生有獨立觀察、思考和參與解決問題的機會。

（三）、運用多樣化、現代化的教育技術。

從培養適應21世紀人才的角度思考，顯然僅僅依靠一支粉筆、一塊黑板的傳統教學方式已遠遠不能適應需要，合理、創造性地利用現代化教育技術資源已成為課堂教學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而從歷史學科本身所具有的不可再現性的特點和較其他學科更為嚴重存在的“師講生聽”的狀況看，如何實現現代化教學媒體為歷史課育人目標服務的功能，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

第一，轉變觀念。一是要轉變不重視現代化教育技術在人文學科中運用的思想或認為現代化教育技術的運用太麻煩、太難的畏難情緒。二是要改變已往把現代教育技術僅僅看作是一種教學手段或教學方法的看法，要看到以計算機為核心的信息技術是社會變革的動因，而信息技術在教育領域的全面運用，將“導致教學內容、教學手段、教學方法和模式的深刻變革，并最終導致教育思想、教學觀念、教與學的理論乃至整個教育體制的根本變革”（何克抗：《論現代教育技術與教育深化改革——關于ME命題的論》，）。也就是說現代化教育技術的運用是與提高學生人文素養、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教育目標相聯系的。

第二，促進教學模式的轉變。從已經開發的教學軟件看，其設計思想基本上還是以“教”為中心，主要作用仍然是輔助教師如何在課堂上講授，而較少考慮學生如何學的問題。這種設計實際上同多年來統治我們課堂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有關。這也告訴我們，教學模式不改變，僅僅是內容、手段、方法的先進，是不可能真正使素質教育進入歷史課堂的。我們主張，在先進的教育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充分利用多媒體交互性強、共享性好等特點和超文本、網絡特性，開發教師為主導和學生為主體兩者相結合的教學軟件，促進新型的教學模式的建構。

第三，因地制宜、靈活、創造性地運用多種教學手段和技術。通過調查，我們發現全市歷史學科教育技術運用的狀況是不平衡的，大致分為兩種狀況：一是以城八區為主，計算機輔助教學發展得較快，有些區已經把讓青年教師掌握一種工具平臺軟件視為教學基本技能。一是以遠郊區縣為主，由于設備、條件等硬件的限制，計算機輔助教學剛剛起步，教學媒體還以投影、掛圖為主。我們主張應將教育技術發展的現實性與長遠性相結合。具體而言，一方面應大力發展現代遠程教學網絡和計算機輔助教學，在利用現已推出或上市的計算機輔助教學系統的同時，鼓勵中青年教師掌握一種工具平臺技術制作優秀的教學軟件，而市區教研中心應為實現全市歷史教師軟件資源的共享，變現今全市軟件開發“人自為戰、封閉”式的小生產模式為開放、共享的模式創設條件；另一方面應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現有資源，靈活、創造性地運用多種教學手段和技術推進課堂教學的改革。

（四）、明確教學評價的指導思想，改進教學評價的方式方法。

教育教學評價有很強的導向功能，形成素質教育機制帶有關鍵性的一項任務是解決教育教學評價問題。中學歷史學科要推進素質教育，必須改進教學評價特別是課堂教學評價。

第一，要樹立符合素質教育精神的歷史教育價值觀。教學評價是對教學活動及其結果進行價值判斷。進行價值判斷的依據是教育價值觀。素質教育的價值觀核心就是提高學生的素質，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中學歷史教育是素質教育的組成部分，評價歷史教學，主要不是看教師是否能講，不是看學生對具體的知識記憶多少和某一次書面考試成績，而是要考察其是否有利于學生素質的提高和人文精神的養成。

篇（3）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32-0015-01

“五四”運動之后，學界才開始對中國文學批評史進行系統性的研究。1927年陳中凡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誕生，開創了文學批評史的研究先河。現代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正式形成以來經歷了三個發展時期：三、四十年代為研究時期；五、六十年代為低潮期，研究者們想努力另辟蹊徑；八、九十年代為第二個，各種批評史著作紛紛出現。這些著作大多理論性很強，篇幅巨大，對于普通中文系大學生來說，閱讀起來稍有困難。張少康先生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出現在第二個期。而本文著重介紹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教程》是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上下卷的基礎上壓縮改編的，是一本成功的大學中文系教科書。本文試從以下角度對其進行點評。

這本教材以時間為線索將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展開，科學的階段劃分和概括性極強的“概說”使得全書有著一個清晰明了的脈絡。第一，對于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的歷史分期，分為五個時期：一，先秦——萌芽產生期；二，漢魏六朝——發展成熟期；三，唐宋金元——深入擴展期；四，明清——繁榮昌盛期；五，近代——中西結合期。其中，近代部分是改編的時候增加的。這樣的劃分無疑是清楚明了的，讓讀者對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有很直觀的認識。第二，著者對每一個大歷史階段加寫提要性的“概說”，這樣就使讀者對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的歷史線索有一個輪廓性的了解。每一個“概說”都會對這個時期的文學理論批評做宏觀的敘述，并總結出這個時期文學理論批評的特點，這樣的安排對于教材來說是極好的，學生們學起來更加容易。

《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教程》主要是理論敘述，但對于一些學界沒有達成共識的問題，著者也進行了一些文獻考證，并得出自己的結論。書中對劉勰的生平、《二十四詩品》的真偽、李贄評本《水滸傳》的真偽都進行了嚴謹的考證。劉勰的生卒年很難得到確定的考證，學界也沒有一個確定的說法，著者根據其《有關劉勰身世幾個問題的考辨》一文的研究成果，做出了自己的判斷，概述了劉勰的生平，這對研究劉勰的文論思想起到很大的幫助。從九十年代中開始，關于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的真偽問題一直爭議不斷。著者對這些言論進行了分析和判斷，得出結論“雖然目前還沒有充足的文獻可以完全證實為司空圖所作，但是也沒有一條根據可以證明不是他所作。”并在書中給出了自己的意見，仍然把《二十四詩品》作為司空圖的作品來加以論述。關于李贄評本《水滸傳》，近年來學界流行的看法是容與堂刻本為委托，實際上是葉晝點評的，而袁無涯本是李贄的原評。著者通過自己的考證，肯定了李贄對《水滸傳》作出過詳細的評點。這些考證敘述的文字正是理論論述的基礎。

著者對問題的闡釋具有創新性。如論述文學理論批評的萌芽時，著者從《易傳》中尋求解釋，指出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中強調了“易象通于詩之比興”的道理，認為這是傳統起點。著者只是粗略地陳述了梗概，認為最早比較明確地表現了文學理論批評見解的是《易經》中的“言有物”、“言有序” ，而沒有論及易學思想。相較于以前的學者談論文藝理論而不談易學傳統，著者做出了創新。在解釋詩樂舞的關系時，著者指出了“在詩、樂、舞三者之中，樂占有的更為重要的地位，是三者的核心。”并且認為在儒、道、墨、法的文藝思想中，樂論是最主要的部分，勝于詩論，此觀點是個重要的創新。

這部著作重點突出，分量適中，適合教學。它進一步突出了對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的基本規律、主要特點，以及有代表性理論批評家及其著作的論述。著者在對理論線索有了明確的交待之后，把主要的筆墨集中在重要理論著作和問題的論述上。一些重要的理論家和著作在書中所占的篇幅很大，因而重要的理論著作和理論問題在本書中得到了充分展開。劉勰就是突出的例子。著者用了整一章的篇幅來介紹劉勰，從其生平到《文心雕龍》的寫作，對于其文學本體論、文學創作論、文學發展論和文學批評論分別用了三個小節，進行了詳細的介紹。既線索清晰，又重點突出，這對于作教材是比較合適的。

這部著作的出現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歷時十三年，直到現在各大高校仍將它作為中國文學批評史課程的教科書。筆者在大學時期學習的就是這本教材，因它而深入了對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的認識，得益匪淺。

篇（4）

二、安德留哈——追求極致的自由，是不負責任

“敘事倫理學從個體的獨特命運的例外情形去探問生活感覺的意義，緊緊摟抱著個人的命運，關注個人生活的深淵”，作者布托夫通過對安德留哈人生命運的敘事，展現了安德留哈為追求自由而不惜任何代價的生命熱情。安德留哈與“我”在處事風格上截然不同，他為了個人的自由不計代價，更少顧慮他人的看法，也不懼怕與他人的接觸。他在上學期間因為癡迷旅游沒有參加考試而被學校開除；隨心所欲地花錢卻全然不顧欠別人的債務這一事實，導致負債累累，甚至不得不讓父母替他還債，致使流氓對其家人糾纏不休，置親人于危險之中而不顧；為了躲避債務，愛子心切的父母不得不將心愛的兒子暫時安置到精神病院，以躲避追殺，之后他又逃出了醫院。雖然用常人的觀點來看，安德留哈完全就是一副無賴模樣，然而這一形象又體現出人類對自由的執著向往。主人公與安德留哈一起在冰天雪地中冒險暢游，當他與安德留哈失散并且由于身體羸弱開始產生悲觀念頭時，安德留哈的出現鼓舞了“我”繼續堅持下去的信念，此時此刻安德留哈對“我”來說就像一顆閃耀的晨星，他的堅持不懈令人頓時肅然起敬，使得兩人最后成功脫險。因此，可以說，在安德留哈身上存在著一種永不言棄、積極進取的可貴精神，無論作者是否有意為之，這一形象的塑造畢竟體現出一種超越現世的倫理訴求，即對人類求生信念以及積極追求自由的勇敢精神的肯定和認可。然而，安德留哈這種隨心所欲、不顧一切的個人主義自由理念在客觀上卻不斷給他人帶來麻煩甚至危險，而且他自己也在主觀上陷入了倫理道德的困境。不管怎樣，“他都敏銳地感覺到社會上思想家的壓力，思想家強加給人們并不輕松的義務：這樣或那樣的實現自我，成為什么樣的人，取得什么樣的成就”。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突然產生了冒險運送核彈的想法，之后，安德留哈因為處理債務問題而沒有成行，放棄了這次癡人說夢的行為。由此可見，在他給家人帶來危險之后，自己無法再心安理得地繼續隨心所欲、進行追逐自由的探險了，良心的不安和負疚感迫使他暫時放棄個人自由并著手解決家人遇到的麻煩。道德觀念在每一個個體身上的影響都是巨大的，因為人“不得不受自然界的支配，特別是不得不受他的同類的支配”。秉持自由倫理觀的個體不得不面對整個社會所凝聚積淀的理性倫理觀念的制約。基本的道德觀念作為一種理性倫理，植根并且纏繞于每一個個體之上，如果極致地追求個人的自由，而全然不考慮周遭的人和事，勢必會傷害到他人的感情和利益，從而破壞人與人之間和諧共存的關系，這也不是每一個秉持自由倫理觀的個體所愿意看到的。深深植根于每個個體之內的普遍的理性原則勢必會問罪于不負責任的個體本身，使其陷入自由倫理的困境。

篇（5）

作為一位謹慎的科學樂觀主義者，米歇爾教授首先強調，從古至今，人們一直對食品生產有各種烏托邦式的期盼。科學和技術總是與食品生產領域中的動人承諾和美好期盼相關聯，并推動著食品生產的進步。科學食品、科學烹飪、科學飲食，這些詞匯代表了20世紀興起的一種理想觀點，即科學和技術將使人類擺脫自然的不確定性，獲得對食品的徹底控制。現代食品科學向我們承諾，將生產出便宜、健康而美味的食品。現代農業和食品產業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大規模生產、大規模消費的集約化的單一農作物種植生產體系迅速發展。不僅如此，生命科學，特別是基因組學和營養基因組學的最新進展，還可能引發農業和食品產業的根本性變革，從基因組層面更好地進行糧食生產、食物選擇和搭配。

然而，威脅、風險和不確定性與之俱生。單一種植的商業化農業可能導致農業生物多樣性的銳減，無法滿足消費者和多元化的需要，還可能破壞自然景觀，危害農業和食品產業的可持續性。新農業和食品技術的進展，可能使人類的一些基本價值或飲食習慣受到影響，例如面向特定目標群體開發的食品不能用于非目標群體，否則會出現傷害。特別地，轉基因食品的反對者將這類食品稱之為“弗蘭肯食物（Frankenfood）”，聲稱“科學技術對神奇植物的研究將會從冒險性的救贖追求蛻變成地獄之旅，最終將產生自然影響微乎其微的人造食品”。

如何化解生命科學和技術在農業和食品產業應用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呢？米歇爾教授認為，實踐的觀點和商談倫理學的方法是關鍵。他指出，生命科學的近期發展，使得農業和食品領域的實踐發生了一系列變革。生命科學改變著這些實踐，并要求修改傳統標準和規范體系。例如，健康診斷、健康檢查和健康咨詢，這些過去在醫學部門開展的項目也在食品行業變得普遍起來。基因組學和營養基因組學的發展正在塑造全新的食品概念和食品實踐，并將模糊食品和藥品的界限。這些新食品實踐將個體對食品的選擇權賦予健康咨詢顧問、營養學家和超市經理等，并使其與科學的最新進展相關聯。

根據米歇爾教授的分析，基于營養基因組學的食物鏈，技術和規范的相互作用具體體現在如下六種實踐活動中：分子生物學分析與對基因和功能關聯性測試的科學實踐；識別通常擁有共同基因圖譜群體的科學實踐或流行病學實踐；基于“從田間到餐桌”、營養科學或設計科學的生產食品和藥品的技術與科學實踐；為消費者和患者提供這些食品的服務中介，包括家庭醫生、藥劑師、營養學家等的實踐；超市的實踐；有關市場化后的監控實踐，如安全標準、實施和控制。基于這些全新的實踐，基因組學和營養基因組學正預示著食品個性化時代的到來，將以全新的方式密切專家和普通大眾之間的聯系，凸顯專業人士和消費者／患者之間的新關系和新的互動方式［1］166。借助于基因圖譜，專家可以根據每個人的遺傳特性來確定其冠心病的幾率，判別哪些飲食習慣或哪種類型的食品對其健康有益，并開發針對特定人群的功能性食品。這種定制的方式意味著必須篩選、取樣和儲存消費者的個人信息以便為其準備個性化的食譜。總之，將生命科學和相應技術嵌入社會實踐，意味著將科學的社會實踐向其被應用的社會實踐開放，并尋找這些實踐和沖突之間的聯系。

米歇爾教授還以功能性食品為例，對這種個性化趨勢做了多層面的思考。功能性食品可能以某種方式有益于健康或改善一些身體機能，如減少罹患疾病的風險，降低膽固醇水平和血壓等。或許是因為年齡的原因，米歇爾教授對這類功能性食品大唱贊歌，認為基因組學和相關的功能性食品引發了一種從適合每個人的均衡飲食到專為個體定制的最佳營養飲食的轉變。但是，功能性食品并不總是有益無害的。即使像維生素A和D那樣分解脂肪的維生素，在大量服用時也會產生健康問題。所以，功能性食品的開發和商業化自然也是公眾辯論的熱點話題。米歇爾對此總結道，有關功能性食品的社會辯論，除了涉及對相關的健康風險等問題進行規制和監管外，還有許多文化層面的考慮。如一些人擔心食品科學和技術所帶來的諸多功能性食品會毀滅整個飲食文化，引導消費者不為樂趣而只為健康進餐，結果是科學的食品話語主導了我們的日常飲食生活。還有人擔心食品和藥品界限的模糊甚至消失可能導致社會生活或飲食文化的醫學化，使社會個體越來越依賴于食品專家的設計，最終使食品生產商變得越來越像藥劑師和醫生。我們吃東西不再出于樂趣，而是因為其包含適量的抗氧化劑或Ω－3脂肪酸，這意味著像味道、口味等的消失和人類飲食文化的豐富多樣性的喪失。米歇爾教授對此也憂心忡忡，他特別指出：“如果功能食品變得很普遍，這將會導致徹底的個性化，其徹底程度遠超過人們所夢想的。這將意味著膳食最終完全消失，每個人根據健康和食品科學的流行觀點只吃有益于他或她健康的東西，這些東西將因人而異。我們的基因圖譜將決定我們吃什么，而不再是我們所屬的文化或個體的哲學體系。”

“技術時代我們如何養活自己”的問題涉及文化價值、營養和食品的多層意義。米歇爾教授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基于個體性的自由主義立場，側重于對生命科學和基因組學等科學和技術進步對個體人飲食方式的影響，這不同于東方文化中集體主義的視角。在東方文化語境中，我們更多采用的功利主義立場，將問題的求解域鎖定在如何通過技術或其他手段來增加食品的總量供給，而不考慮個體的權利和對食品多樣性的選擇權。不同的文化視角，可能引出不同的倫理主張。東方文化可能將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作為首要的政府責任或義務來討論，而米歇爾教授所表達的西方文化觀點則強調消費者和相應的知情權及選擇權，明確地將食品安全（food　safety）和食品多樣性作為政府規制的第一要務。

篇（6）

可見，寓心理健康教育于初中歷史教學，不僅是素質教育的呼喚，亦符合歷史學科的內蘊和學科教育的一般規律，故而既必要又可行。結合自身教學實踐，筆者認為具體起來應該：

一是情操教育培養

情操，內在的哲學涵義是理性的價值選擇，是審美情趣，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情感、志向層面上的綜合反映。人生追求是情操具體而首要的表現。一個人的人生要想有意義、有價值，必須樹立一個適合自身和社會的目標，而實現這樣的人生目標，必須要有積極的自我意識。

首先，利用課堂，進行積極的自我意識教育

自我意識是指一個人對自己的認識、評價和期望，也是心理素質的重要指數。自我意識可以分為兩類：積極的自我意識和消極的自我意識。積極的自我意識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標志，也是個體成才、成功的必備情操。美國成功學的主要創立者拿破侖·希爾有句名言："一切的成就，一切的財富，都始于一個意念。這個意念指的就是自我意識。"他在《成功學全書》中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人與人之間只有很小的差異，但這種很小的差異卻往往造成了巨大的差異，很小的差異就是所具備的心態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巨大的差異就是成功與失敗。"可見良好的心態對一個人成功的重要性。"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訣"，自信心是一種積極的自我意識。自信心的訓練，主要手段是對學生進行成功激勵;成功激勵主要是運用外界令人興奮的刺激誘因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促使學生把外界刺激內化為自覺行動，形成一個積極的自我觀念，使他們獲得不斷完善自我的持久動力和信心。成功激勵法的實施以轉變教師觀念為前提，教師要確立三個基本觀念。即:相信所有的學生都能夠學習，相信所有的學生都愿意學習，相信一個成功能產生另一個成功。教師這種積極的心態會影響到教師對學生的態度，最終使他們樹立自信心。在教學中，我經常結合所學內容開展"我喜愛的名言"主題演講括動。久而久之，如陳勝、吳廣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卡耐基的"缺乏自信是人們失敗的內在原因，一個人只要有信心，就可能成為自己愿望的人"等名言便成為很多很多學生的座右銘。

其次，改革課堂教學模式，培養與人合作意識

以自我為中心，不理解、關心他人，不能很好地與人合作，是初中生在人際交往素質方面的嚴重心理缺陷，也是對其進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必須環節。為此，在課堂教學中應經常采用"合作式"教學模式，以培養學生的合作意識。如組織學生進行合作學習"鄭和下西洋"一課，我提出以下思考題:"西洋"指的是哪里?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鄭和下"西洋"的概況與哥倫布、達·伽馬的比較結果怎樣?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意義是什么?討論題: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條件是什么?哪些事實可以題，然后共同討論，大約20分鐘，要求組內人員也都有明確的分工任務，在規定時作內完成:各組選派一名代表就其討論題在全班匯報，大約15分鐘;同學互評，約5鄉鐘;教師點評，約5分鐘，幫助學生解決問題，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思路，開拓思維，理清線索。從學習過程看并不難，但是成員間的合作很重要，也可能會出現摩擦，有的同學態度不積極，影響了組內的進度:有的同學過分顯示自己，影響其他人的積極性。有的在這方面認識快，有的在那方面有悟性，而只有大家都齊心協力才能比較完滿地回答好問題。在上面的"合作式"教學中，遇到困難時，由學生自己合作解決，使學生體會到了與人合作的重要，培養了學生團結協作的能力與他人和諧相處、通力合作意識，學會在民主的氣氛中擺正自己在集體中的位置，學會如何發表自己的意見和聽取別人的意見，也培養了競爭意識。這些好的品質，為日后走上社會，更好地適應社會生活將會起到很大作用。

再次，運用對比式教學培養愛國主義情感

自從國家產生以來，愛國主義作為一種推動群體生存和發展的高尚情操所產生凝聚力、號召力是其他任何意識和價值觀念無法替代的。那么作為新世紀的中學生，加強對他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使他們正確對待自己的祖國自然十分必要；尤其對作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至今仍需發展的中華民族的后代進行這種教育更為必要，對此歷史課責無旁貸。正如希臘伯利克里所說的"每一個人在整個國家順利前進的時候所得到的利益，比個人利益得到滿足而國家走下坡路的時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一個人在私人生活中，無論怎樣富裕，如果他的國家被破壞了的話，也一定會牽入普遍的毀滅中，但是只要國家本身安全的話，個人有更多的機會從私人的不幸中恢復過來。"因為國家對個體的價值至關重要，故而愛國主義在古今中外都備受推崇，并且如前所述，是一種體現健康心理的高尚情操，應當亦必須納入心理健康教育體系。譬如在講到南宋抗金時，一方面講到岳飛順應人民意愿堅持抗金斗爭，他的"岳家軍"紀律嚴明、英勇善戰，收復建康等地，在郵城一戰大敗金軍，受到人民的愛戴。岳飛被害后，為懷念岳飛，人民在杭州西子湖畔修建岳王墓，世代瞻仰;與此相對，以"莫須有"罪名陷害岳飛的賣國賊秦燴，當地人卻制作一種"油炸燴"的食品表達痛恨之情，還將秦燴鑄成鐵像，跪在岳飛墓前，受到萬人永久地唾棄。

如此鮮明的對比認知，不僅會使學生在心靈深處產生對愛國者的愛和賣國者的恨的情感體驗，而且會使他們學會"以史為鏡"進行思辨，樹立起正確的審美意識，區別真善美與假惡丑，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提升愛國情懷。

最后，培養學生國際意識

在培養學生愛國情操的同時，面對當今國際化、全球化的世界趨勢，還應培養青少年"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國際意識，這就應該通過對學生進行世界史的教育：使他們也要樹立對其他民族的尊重、理解、認同、寬容的觀念，吸納人類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在中國史的學習中，通過讓學生列舉由于"閉關鎖國"，盲目自大，逐漸建向衰落給中國所帶來負面影響的實例，吸取其教訓,列舉改革開放使中國進一步走位繁榮和富強，帶來巨大變化的實例，鼓勵學生好好學習，為將來參與國際競爭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是外激內化，培養頑強的意志力

有了濃厚而健康的興趣、動機和情操，如何去實現呢?只有積極的自我意識是不夠的，還要堅持不懈地管理好自我意識，這里的關鍵是依靠頑強的意志，持之以恒，這在現實中是千真萬確的。心理學上講，"意志既可作為心理過程影響智力活動，又可作為一種性格特征影響智力與能力。"從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說，培養意志乃是相當重要的一環。結合歷史教學，在培養意志力方面應采取如下措施:

1、榜樣激勵法

古今中外歷史上凡事業有成的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藝術家無不具有堅強毅力。并且他們在青年時便表現出具有超出一般人的優良素質，對自己要實現的日標具有堅定的信念和一往無前的徹底性，因此，從青少年時期培養頑強意志對其整個人生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歷史教學中，我注意用一些以堅韌不拔的意志力克服困難的歷史人物和事例來教育學生，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如漢代著名史學家司馬遷在蒙受冤獄和遭到肉體、精神雙重折磨情況下，憑著堅強的意志力寫18年才完成巨著《史記》。唐代高僧鑒真克服千難萬險，六次東渡，雙目失明，但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都是很好的榜樣激勵素材。對那些缺乏人生目標的學生，陳勝少年時立下鴻鵲之志，在中學時憤"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等事實皆可起到鞭策作用。通過諸如此類的史實教學，引導學生以積極的反應方式來對待日常生活和學習中遇到的困難與挫折，從困難與挫折中吸取教訓，使意志品質得到升華。

篇（7）

第一，住宿生活導致的遠離生活實踐的客觀性。談到對哲學的學習，我們不能脫離生活實際，這也就是有的老師提到的學習哲學理論不能與實踐相脫離。我們想要分析深層次的原因就必須問問，為什么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總是把理論和實踐脫離呢？我們難道不愿意結合實踐來學習嗎？當然不是，這一代學生埋頭在象牙塔里一直為得高分奮斗著，并沒有那么豐富的生活實踐去感知課堂或者是書本上的哲學道理。生活中我們會聽到在這樣的話：滿腹經綸的哲學家未必真的就懂哲學，而那些連字都不識的鄉下老人說得話卻句句蘊含著豐富的哲學道理。年老的人經歷了實踐了的人生，驗證了“實踐出真知”、“生活決定意識”的道理。在學習哲學的過程中，一方面我們出于考出好成績的需要，努力學習；另一方面確確實實感受到了哲學的奧妙和偉大。但是從中學時代，有的同學可能更早，從入小學開始就讀寄宿學校。寄宿的校園生活確實帶來了方便，但是學習不是人成長的全部。家庭里父母的言傳身教，爺爺奶奶的人生閱歷的滲透，周圍鄰里街坊的日常生活這樣豐富的生活題材一旦嚴重忽略，我們在學校里的生活無疑進入了的知識的神圣殿堂。在這樣的環境的熏陶下，對于哲學的學習，不是從內心的感知和結合生活閱歷的感悟，反而變成了條條框框的東西，靠背誦、記憶就可以拿到高分，這樣便漸漸丟掉了真正的哲學，丟掉了思考，丟掉了想要進行哲學思考的源泉，在高考的任務面前成為了得高分的機器，純粹把哲學當成了知識。孫富江在《論哲學教學的價值》一文中說到：哲學教育不是知識教育，哲學教育的目的本身不在于引導教育對象個體掌握相應知識，應用知識和發展知識，它需要對象對相應知識的掌握而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形成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形成堅定地信心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所以說，高校大學生對哲學理論公共課并不單單是在上大學形成的。這樣的課堂表現是之前教育“后遺癥”的體現。

第二，好奇心的丟失。回顧我們的成長：好奇心是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可貴品質，在一個特殊的成長期里，人會不自覺的拿起手邊的東西丟在地上，使家里的一些東西遭殃，這就是好奇心的開始。而每一個階段的好奇心如果沒有發揮的余地，直接扼殺在搖籃里，漸漸地便很少去思考“為什么”了，以為那些熟知的東西就是真知，但其實恰恰熟知未必就是真知。記憶中，多數父母會因為孩子的“好奇”“、淘氣”、“追問”而責罵過孩子。只有少數會因勢利導引導孩子的興趣，鼓勵孩子的探索精神，開動孩子的大腦。孩子喜歡問問題，有些問題還很“傻”，但無論孩子問的是什么樣的問題，父母都不要嫌孩子煩，更不能打擊孩子的積極性，而應盡可能多地給孩子提供獨立思考的機會，并且引導孩子從多個角度考慮問題的答案，讓孩子提高獨立思考的能力。

第三，家長的過度關愛剝奪了我們的思考權利。現在很多家長，習慣于給孩子指路和包辦。孩子養成了依賴家長的習慣，就不知道什么是思考，也不會去想如何解決問題。這樣的孩子長大后，只會人云亦云。如果孩子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就會善于發現問題，擁有獨立思考的習慣和品質，就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機遇，更容易擁有成功的生活和事業。第四，現代生活遠離實踐，高科技懶于思考。現代化的教育無疑是教育改革的一個全新的突破，多媒體的應用已經成為我們必不可少的工。但是，科技并不是完美無缺的，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們執著于快節奏的獵取知識，忽略了放慢節奏進行必要的思索。這不只是我們大學哲學領域教學困難要進行的探討，而是全民現代生活的一個現象。與讀課外書和聽廣播習慣相比，孩子業余時間的主要活動是看動畫片或者是玩電腦游戲。能幫助家長做家務的孩子也使用洗衣機、微波爐、吸塵器等設備，孩子們覺得做家務很簡單，就連削鉛筆也是“自動化”的。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需要孩子動腦筋解決問題的機會確實不多。都市人成長雜志通過調查發現，造成孩子們懶得動腦筋的一大原因，是高科技時代的生活讓一切都變得輕松，減少了孩子們動手動腦的機會。而充斥在孩子生活中的動畫與電子游戲，也因為聲、光、色彩、圖像的越來越完美而擠占了孩子們想象的空間。

二、中西文化根基不同的客觀性——努斯和邏各斯精神的缺乏

高中的政治課中我們才開始正式接觸西方哲學，這里的西方哲學其實主要是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唯物辯證法以及唯物史觀。我們在學習哲學的時候并沒有過多的時間和精力去詳細把握思想的來源，更談不上來追述西方思想的根源。尤其在文理分科的情況下，理科的同學把哲學課作為“副科”大致了解，而文科的同學們在有限的時間里為了考取更高的分數只能走“捷徑”。于是乎，我們的哲學是有關“背”的學習，誰背的多，誰背的快，誰應用答題模板最好，誰就獲得了“成果”。這樣，我們就把哲學當成了一條條知識點，忽略了真正的哲學，從而“誤解了”哲學，而大學哲學公共課堂面對的學生群體既有理科的同學，又有文科的同學，既有對哲學感興趣的同學，也有對哲學不太了解的同學。造成了大學哲學理論公共課教育的進一步困難。不得不承認，我國的哲學教育在此階段出現了一定的問題。什么是教育？涂爾干在《教育與社會學》這部著作中談到：所謂教育無非就是一種代際關系的變化模式。他對教育所提出的幾種定義莫不如此：“教育若想成為教育，就必須有成年人和年輕人這兩代人的互動，有成年人對青年人的影響。”“教育是年長的一代對尚未為社會生活做好準備的一代所施加的影響。今天我們在討論有關哲學課的問題的時候，首先要了解我們在哲學教育中是否有代際互動的意識和行為。我們的成年人，既家長們在代際互動方面有何作為？我們的互動多數是在討論學習成績高低的互動，討論誰家孩子上的名牌大學、誰家的工作好、誰家的房子大、誰家的汽車貴的互動，討論如何在商品社會中獲取更多的利益的互動。這些討論與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問題有極大地關系，因為我們整個社會生活的教育起點就是我們學習的起點。當我們有的放矢的探討哲學教學困難的時候，其實也反映出我國公眾的哲學認知。于是，我們不得不把問題轉向我們整個社會對于哲學認識的普遍的問題上來。鄧曉芒教授在《黑格爾辯證法講演錄》中系統地闡述了這一問題：“20世紀初許多西方思想傳入我國，引起了國內思想和實踐領域的新變化。開始在思想上接受的西方哲學，是用中國傳統本根論的形而上學來闡釋的。這種形而上學發端于周易，張揚于老子，完成于宋明理學。因此，國人最初用程朱陸王的心性心學的眼光去接受西方哲學的。”他進一步指出：根據當代解釋學的文化傳播和接受原理，這也是只能如此，必須如此的，否則是無法接受的。在實踐領域我們開始就看中的是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而且是在不了解或不很了解馬克思哲學的來源的情況下接受哲學的。只是在后來，人們才開始對馬克思思想的來源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哲學有了一定的了解。”其中，黑格爾的辯證法與西方兩千多年的哲學史甚有淵源，其中古希臘哲學可以視為黑格爾辯證法的源頭。這個最初的原始形態就是古希臘的辯證法。黑格爾的辯證法明顯是從古希臘的辯證法發展而來的，而且還與古希臘人的生活方式、政治體制、、文學藝術這樣廣闊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鄧曉芒教授從對黑格爾的研究入手來闡明長期以來我們忽視了西方哲學的兩個最基本的要素：一個是體現為能動的自我否定的努斯精神，另一個是體現為反思方法的邏各斯精神。而這種忽視的根源，是由于中國傳統哲學中恰好缺乏這兩種基因，既缺乏主體能動性的動力，又缺乏邏輯反思的要求。這種文化基因上的缺陷就使得我們在理解黑格爾辯證法，以至于理解哲學時，帶來一種不自覺的遮蔽性，產生了一系列的誤解。我們只能在一個相當表面、相當膚淺的層次，在這里那里隨意選取一些適合自己固有思維框架的觀點加以解釋，這些解釋不僅毫無內在關聯和邏輯，而且由于它們往往基于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本身就是誤解。這樣一來，辯證法這種原本是生動活潑、充滿生機的思維方法，竟變成了一條一條僵硬刻板的教條，或成為了某些人戲弄群眾、玩弄權術的詭辯術。

篇（8）

二、作為品質和適度的道德德性

亞里士多德說，道德德性需要習慣培養，而道德德性的養成“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反乎于自然的”。這是因為，首先，人所具有的德性能力是自然所賦予的，故德性不反乎自然; 其次，只有先按照德性所要求的去做，我們才能獲得德性，故說德性不是出于自然的; 再次，德性因好的活動而養成，也因壞的活動而毀喪，故德性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毀于自然的。因此，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人的實現活動恰恰在于這實現活動的性質，而實現活動的性質取決于做這一實現活動的人的品質。亞里士多德論證說，德性不是感情或能力，而是品質; 品質是指人與感情的好壞關系。好的品質既能使德性完善，又能使活動完成的好。那么人因何成為有德性之人( 或稱好的品質的人) ? 亞里士多德說，人并不是做了公正的事就能成為公正的人，并不是做了節制的事就能成為節制的人。“亞氏特別強調，倫理德性和技藝一樣是在做、行的現實中形成的。”［3］可以說，人之德性的養成實際上是做諸如公正或節制這樣的行為的習慣化的結果。人只有在多次做公正或者節制的行為后，形成一種恒常且穩定的行為習慣，才能成為一個合乎德性的( 或曰好的品質的人) 。再者，人的德性( 好的品質) 的獲得在于中道，也就是適度。亞里士多德說，德性必須以追求適度為目的，德性也是一種選擇的品質，“存在于相對于我們的適度之中”，德性是過度與不及這兩種惡的中間。例如勇敢是怯懦與魯莽的中道，節制是放縱與冷漠的中道，慷慨是揮霍與吝嗇的中道，如此等等。然而，這種適度的狀態是以特定的時空為條件的，適度對人來說并不是數學比例上的適度，適度總是相對于每個人的適度，在此處是適度的德性在彼處可能是過度與不及的。值得一提的是，亞里士多德強調本身即惡的東西并沒有適度的狀態，因為它們受到譴責是因為它們本身是惡的，而不是由于過度和不及，因此亞里士多德說，“適度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極端”。另外，亞氏還教示人們一種獲得適度的方法，那就是“避開最與適度相反的那個極端”，要“兩惡相權取其輕”，有時要偏向過度一些，有時又要偏向不及一些，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合乎德性的適度狀態。

三、理智德性: 靈魂求真的方式

亞里士多德說，要想過上幸福的生活，只懂得行為適度( 中道) 的原則是不夠的，還必須考察靈魂的有邏各斯部分的性質，而靈魂中有邏各斯的部分又可分為兩類: “一個部分思考其始因不變的那些事物，另一個部分思考可變的事物……一個可以稱為知 識 的 部 分，另 一 個 可 以 稱 為 推 理 的 部分。”［2］166 －167而靈魂的肯定或否定真的方式在數目上有五種，那就是技藝、科學、明智、智慧和努斯。亞氏認為，科學是研究事物如其所是的必然性的知識，因為科學的對象是由于必然性而存在的，科學是永恒的; 并且，“科學也是可以傳授的，科學的知識是可以學得的。”“技藝”是一種與真實的制作相關的、合乎邏各斯的品質，因為技藝不與必然性的事物相聯系，它總是和制作者相關，是一種出于偶性的( 運氣的) 用來制作物品的技術。明智不同于科學與技藝，是因為“明智是一種與善惡相關的、合乎邏各斯的、求真的實踐品質”，明智在對象上與科學不同，在始因上與技藝不同。努斯是靈魂把握不變事物的知識、“關于可變事物的推理的始點的真實性的品質”。那么人究竟是通過理智德性中的何種方式來求得至善至福的呢? 亞里士多德回答說，答案在于努斯。他特別指出，由于幸福是靈魂的按照邏各斯的合乎德性的活動，要想獲得幸福，我們就必須服膺于“我們自身中那個最好部分即努斯的德性的活動。這就是沉思的生活”［2］，因為努斯只與其自身為目的，且努斯具有嚴肅性和閑暇。人只有擺脫了享樂的生活和政治的生活才能具有閑暇，也才能過上沉思的生活。但亞里士多德同時強調，只有我們自身中那種具有神性的東西才能過這種沉思的生活。由此可見，亞氏“將至善至福歸于思辨活動是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的一大特色，這與他強調倫理德性具有行為實踐的特點形成鮮明對照。不僅如此，他還把這一思辨活動看做神的生活，與第一哲學一樣，倫理學也走向了神學”。

四、道德德性與理智德性之關聯

可以說，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統一于德性作為一種追求善和幸福的品質當中。一個合乎德性的人應既具有道德德性也具有理智德性，因為人不僅以美德為習慣，人也是理性的動物，是遵循邏各斯來行和做的。故而，好的德性的養成既離不開道德德性，也離不開理智德性。再者，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本身的性質規定了它們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首先，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統一于德性作為一種追求善和幸福的品質當中; 其次，道德德性離不開理智德性，若離開了理智德性，人就無法達到嚴格意義上的善，因之，理智德性是對道德德性的完善與補足; 同樣，理智德性也離不開道德德性，因為道德德性是人之最基本的德性，沒有道德德性的支撐，人的理智德性既行不出來也無法做好，人也就無法追求到最高的善和幸福了。

篇（9）

數學的框架往往揭示出物理問題的實質。推導理想氣體絕熱過程的泊松方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筆者首先用等溫、等容等過程啟發、引導。對服從狀態方程PV＝nRT的理想氣體，一般情況下有兩個獨立參量，增加一個條件（例如等溫），剩一個，方程變成PV＝c等形式。絕熱過程條件為dQ＝0，也應該只剩一個獨立參量。與等溫、等壓、等容過程的不同之處在于P、V、T三者中任何一個都可以作為獨立參量，方程也就可以寫成f（P．V）＝0等形式。如何由狀態方程和條件dQ＝dE＋PdV＝0來推導呢？首先有dE＝NCVdT，得到三個參量的方程組。

PV＝nRT（1）

NCVdT＋PdV＝0

如何消去T，得到PV之間的關系？思維活躍的學生很快會提出先對式（1）微分，取得形式一致后消去T，再積分便是所求。稍差一點的學生一經啟發也不難明白。此后，式（1）的微分，以及消元、積分均由學生在課堂上自己閱讀完成，筆者只需在最后總結時對積分常數略加說明。由于抽象的數學框架使學生抓住了事情的實質，提高了他們看問題的高度，因此教學過程不僅順利，而且學生能觸類旁通，有的學生甚至感到了“輕松愉快”，是種享受。

理想化的方法是科學抽象的一種形式。理想氣體模型是普遍物理課中的典型實例。實際中的氣體，溫度較高、分子密度較小時，與分子間的平均距離相比，分子的體積很小；與碰撞相比，分子間的相互作用很校于是科學家在思維中進行極限轉化，將次要因素，即分子大小和相互作用完全忽略不計，抽象出服從PV＝nRT的理想氣體模型。思維中的極限轉化使次要因素由有到無，事情發生質的變化，這種簡化問題的理想模型和理想實驗在物理學中彼彼皆是。通過理想氣體模型強調這一轉化，此后出現的其他模型（如準靜態過程），學生都覺得易于理解。

篇（10）

分類號 G250

DOI 10.16810/ki.1672-514X.2017.02.009

Abstract Guangming Net is “one of a few keys”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and its “theory” and “academic” column is a sample of the Chi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status. Based on this column， this paper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library scienc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needs the supply side reform， and the supply side reform boosters the ascension of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quality.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upply side reform. Problem consciousness. Guangming Net.

0 引言

“光明網”與“人民網”“新華網”等一樣，都是中國社會科學主流媒體中的“關鍵”媒體，其中，備受中國人文學界與社會科學界（學界也稱之為人文社會科學界）關注的兩個專欄“理論”與“學術”具有三大特點：①具有強大的思想力量，是中國人文界與社會科學界最堅強的思想陣地。②具有強大的學術力量，代表中國人文界與社會科學界最高的學術水平。③具有強大的技術力量，依托“母媒體”強大的技術力量。所以，它們可作為考察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狀況的優質樣本[1]。這兩個專欄對圖書館學中的人文學科與社會學科研究起著學術“標桿”“旗幟”與“燈塔”的作用。

在當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供給側改革”時代，“光明網的精神”就是人文社會科學供給側改革的精神，是圖書館學中的人文學與社會學研究者的精神支柱。通過對“光明網”創新理論文章的閱讀分析、比對以及數據處理，我們認為圖書館學中的人文學與社會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于以下幾個方面：（1）領會“關鍵”媒體的精神，即圖書館學“領頭羊”要有供給側改革的學術思想準備與實踐：圖書館學必須經歷供給側改革的洗禮。（2）圖書館學中的人文學與社會學理論創新的供給側改革，諸如制度建設、大學教育、人才培養、理論宣傳、研究課題動向的把握與評價體系的跟進，將大有作為，并給圖書館學界的“把關人”“關鍵少數”以及一般的理論研究者提出“精準”的要求，不會給太多試錯機會，否則，必定帶來社會爭議，如“試座惹爭議”[2]。因為圖書館學的研究工作面臨著公眾的監督，不能給以太多“試水”，要有“精準”設計。（3）圖書館學供給側改革過程中對圖書館學中的人文學與社會學研究者最大的“刺激”是：問題意識的品質必須提升。這不僅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而且是圖書館學中的問題意識品質提升，進行圖書館學供給側改革的終極目的之一。問題意識品質是圖書館學中的人文學與社會學研究的“形上概念”。圖書館學界應抓住這個機會，真正起到引領“問題意識品質提升”的關鍵作用。

1 圖書館學理論創新必須經歷供給側改革的洗禮

理論創新只能保持一定范圍與一定時間內的“自由張力”，但不能大范圍或長期處在“無序”“自由”釤。任何“學術民主”“學術自由”“學術爭鳴”“學術試錯”要基于一定的限度與原則。在這個限度與原則下，任何一個學科很難棄絕它的傳統，很難拋棄固有的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方式是一把雙刃劍，其中包含著寶貴的文化傳統，也隱含著束縛人民心智手腳的陳規陋習。

當今的圖書館人處在大數據時代，面對“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時代格局，面對著“不確定的世界”，面對著社會群體對圖書館學界提出的“精準”要求，當今的圖書館學界在時代的洪流下同樣面臨著供給側改革的挑戰，圖書館學理論創新的供給側改革也必然是時代的選擇，經歷供給側改革的洗禮。

當前圖書館學需要更加靈活，更加緊扣時代主題，更能反映社會需求，在學術經營上更加高效。在這種情況下，圖書館學不可以“按兵不動”或沿襲以前的習慣與傳統。如果當今的圖書館學界還把主要精力放在論述諸如“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等問題上，在供給側方面不作為，圖書館學界仍將在“黑暗中徘徊”，仍將守持著陳規陋習。如果圖書館學不進行供給側改革，進行問題意識品質的提升，幾代圖書館學人為之奮斗的神圣使命將無法在短期內有效提升，圖書館學科只能停留于“自生與自滅”的狀態，甚至停留在“落后”的狀態，或者走向“反方向”。

2 圖書館學理論創新的供給側改革的學術追求

供給側改革的目的是占領圖書館學的“制高點”，抓準圖書館學的發展方向。圖書館學供給側不改革，圖書館學科將付出沉重的“機會成本”。在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成本中，圖書館學利益訴求這一“機會成本”是圖書館學發展最大的成本。圖書館學理論創新的供給側改革的追求目標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在“互聯網+”時代，探討圖書館學存在與發展的合法性。我們需要論證的是站在人類發展的高度上，闡述在網絡時代、社會轉型期，社會更需要圖書館學這把“交椅”。在理論創新研究中強調中國圖書館學的存在與發展是歷史與現實的必然選擇。圖書館學合法性的進一步證明包括圖書館學在“互聯網+”“大數據”“社會轉型期”“業務外包”時代的邏輯支撐、發展價值、新境界開拓等的問題探討、邏輯與實踐證明。在當下或未來，中國圖書館學界需要把圖書館學的“責任田”耕好，需要論證“去圖書館學學科化”的危害，并堅決與“去圖書館學”作斗爭。

（2）在社會轉型期，增強圖書館學的合法性資源。我們需要探討在大學教育、期刊建設、理論實踐等方面增強圖書館學資源的必要性，大力培養理論創新性人才和圖書館網絡管理人才，從“做大做強”圖書館事業的角度出發，增強圖書館發展趨勢前瞻性的探討。

（3）增強圖書館學的社會性作用，以得到社會認同。圖書館學界要厚植于中國國情，匯聚磅礴的力量，重視圖書館學在社會各界的學術話語權，增強公信力，加大學術關注度，讓全社會認可圖書館學的專業人才。“圖書館學界要事半功倍地講好圖書館故事”，把圖書館事業這個“蛋糕”做大，讓人民群眾普遍嘗到圖書館服務于社會的“甜頭”，增強圖書館學創新理論指導圖書館服務工作的成就感，這樣才能在公共圖書館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讓普通公民增強汲取文化的獲得感。

當前圖書館學供給側改革的攻堅點在于：（1）不斷推動本學科的理論創新，完善理論創新體系。（2）結合時代背景，加強圖書館學科的專業特色建設。（3）推動理論話語權到傳播話語權以及教材話語權到課堂話語權的轉化。這三個方面是圖書館學中的問題意識品質提升的“劍指”。圖書館學界并非無事可做，相反任重道遠。要從理論到實踐論證“去圖書館學學科化”行不通，在社會轉型期中探討圖書館學存在意義、學術資源豐富以及如何提高公信力、話語權等問題。這三個方面的“反方向”最大的危害就是，圖書館學界失去發展機會，其中最大損失就是，圖書館學界失去問題意識品質提升的機會，俗稱“找不著北”。

3 中國圖書館學理論創新過程不可能走出“獨立行情”

要堅決反對意識形態的泛化與過度化現象再度發生。在圖書館學中，有的專業領域與意識形態存在直接關系。有的離技術較近，渴望汲取西方優秀的科學技術知識的精髓。雖然西方的人文學與社會學成果不能“一棍子打死”，但也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要做好甄別、批判與消化工作。事實證明，當代中國圖書館學理論的發展離不開西方圖書館學理論，比如公共圖書館學理論、大數據處理技術，等等。但這些成績遠遠不夠，我們需要超越、發展，尤其要在人文學與社會學主體領域多下功夫。

但作為人文學科、社會學科與科學技術學科“混合體”的圖書館學理論，其主體實質上是社會科學，不存在絕對自由。理論創新一刻也離不開理論思維，人文社會科學不存在“要不要把握政治方向問題”，存在的只是“政治方向是否正確問題”[3]。

中國社會科學的當今狀況可以用“命運共同體”進行概括，是所有中國社會科學學科的真實與客觀的寫照（見表一）。所有社會科學在“命運共同體”中都要“一榮俱榮”，中國圖書館學人難以逃脫這一“宿命”。

為了研究問題方便，人們通常把科研隊伍分類、社會科學類、科學技術類三類。從學科性質角度看，中國圖書館學的主體是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圖書館學研究的對象是“問題集”。本文著重探討圖書館學界中人文社會科學類的問題。在這里和其它人文學科與社會學科一樣也必須探討生存與發展問題，比如學科是這樣[4]，經濟學、歷史學、史學也是這樣。在這個“命運共同體”中，圖書館學的社會科學類問題不可能走出“獨立行情”，不可能與其它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脫軌”，比如圖書館學不能與政治學、經濟學“脫軌”。我們必須把它放到整個社會科學大環境中去考察。

4 沒有“壓艙石”的圖書館學理論研究注定要消亡

圖書館學中的人文研究與社會研究的“壓艙石”，是圖書館學需要遵循的根本原則。這一“壓艙石”的基本原理，就是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與對立統一規律。它的靈魂就是問題意識、領域研究意識、實踐意識、創新意識等等[5]。

首先，沒有“壓艙石”的圖書館學中的人文研究與社會研究，注定要做“時尚的囚徒”。從總的趨勢與發展來看，中國圖書館學取得了輝煌成績，但也存在階段性問題，甚至存在很嚴重的極端性問題。“真理掌握在大多數人手里”，這句話從人類歷史長河的發展過程來看是對的，但要實現這一目標要有一個復雜曲折的過程。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某個時期，圖書館學如同其它人文社會科學一樣，出現了“信馬難，行馬更難”的階段性現象。在某個時段，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有更多機會進行“滲透”。用“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來形容當今圖書館學某個時段的現狀一點也不為過，比如，在整理圖書館學中的學派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圖書館學中的學派重大成果較少[1]。基于光明網“理論專欄”與“學術專欄”的閱讀分析，筆者認為，從學術研究行為角度來看，靠“粘貼”“嵌入”“偷運”的模式發展圖書館學理論的研究方向必然走向末路。這些錯誤的思想包括：不認為是圖書館學理論學派的指導思想；否認圖書館學理論思維的價值。

其次，沒有創新的圖書館學沒有前途可言，沒有“壓艙石”的圖書館學注定要消亡，就容易做“時尚的囚徒”。這些時尚的“囚徒”包括：（1）西方人文主義的“囚徒”。例如，有的學者做了庫恩“世界三”的囚徒，認為“世界三可作為圖書館學的哲學思想”，妄想用“信息”概念的“奇異性”與“歧義性”來對抗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x；有的學者做了西方“人權”“女權”“平等”學術思想的奴隸，用這些概念來詮釋與指導當今圖書館事業，“創新”出“自由圖書館學”。這些時髦的學說在某些時段很有市場。有的學者“中毒”西方人文思想太深，對中國的圖書館學中的人文和社會科學持“悲觀論”。（2）西方科學主義思想的“囚徒”。有的學者認為，科學技術能解決圖書館學所有的問題。作為過程的技術很有必要，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但如果不顧自己的研究領域，不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強調中國圖書館學“精確”“數字化”“量化”，過一段時間，那些靠“記憶”與“師傅帶徒弟”的圖書館學研究領域將因學術體制問題而面臨著消亡，比如古籍整理專業。（3）的“囚徒”。我們不能用“電子閱覽室的消亡”來否定電子閱覽室的歷史功績。（4）西方后現代主義的“囚徒”。這些理論看似時髦，但往往因為“割裂”與“孤立”的看問題，注定包含著不為圖書館事業的實踐所接受的一些錯誤認識。

在“網絡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公共體中”，仍將是圖書館學的“壓艙石”，也是我們前進的動力和源泉。

6 供給側改革能夠助推圖書館學中的問題意識品質的提升

所有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都需要“供給側思維”，“供給側改革”既是一種方法，又是一種思維和理論。中國圖書館學中的人文學與社會學研究僅僅有理論創新是不夠的，還需方法論的創新。“供給側改革”為圖書館學方法論創新注入了新鮮血液。

綜述上文的分析，中國圖書館學中的人文學與社會學的主流思想為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與對立統一規律。基于這樣的認知，那么，可以認為圖書館學中的問題意識品質的提升要達到兩個顯著的標志：一是貫徹人文學科與社會學科的主流學術思想靈魂，并具有時代意識、問題意識、領域研究意識、創新意識與實踐意識；二是豐富圖書館學中的人文學科與社會學科發展的學術流變史，并全面提升學術思想層面的品質，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提高理論與本土實踐的創新水平，強化實踐意義。

參考文獻：

[ 1 ] 張瑜.《新華文摘》關注的圖書館學學派分析[J].圖書情報知識，2015（6）：98-108.

[ 2 ] 李攀.南京大學圖書館“試水”微信預約選座惹爭議[N].中國青年報，2016-04-17（2）.

篇（11）

（卡勒德胡塞尼，2006：p46）父親的個性與弱小的阿米爾截然相反。父親在教育阿米爾的過程中忽略了阿米爾的性格特點，所以阿米爾一直沒能夠成為父親心目中的完美兒子。為了追求他的自我身份——成為父親心中最珍愛的兒子，阿米爾極力排斥父親所愛的孩子——哈桑。為了追求自我身份，阿米爾不斷地使用喪失良心道德的手段。阿米爾將自己的生日禮物藏在哈桑的房間里，誣陷哈桑，最終迫使哈桑離開了阿米爾的家。

自我求圣的道德觀使阿米爾在犯下罪行后，立即有了深刻的反省。自責之心一直伴隨著在美國生活的阿米爾，直到拉辛汗的出現。拉辛汗幫助阿米爾找到一條實現自我求圣的道路——阿米爾重返阿富汗。

他得知哈桑是父親的私生子——自己的親弟弟，哈桑死后留下的孩子索拉博被困在已經加入組織的阿塞夫手下。此時的他意識到解救索拉博不僅是為自己救贖實現求圣之路，同時也可以洗涮他父親的罪行。在營救索拉博時即使遭受著毒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