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文史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較之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有了長足的發展,不論是史學著作的種類還是數量都大大增加了。《隋書·經籍志》史部所列史書共計十三類,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其中,每一門類除開頭一種或少數幾種為三國以前著述外,幾乎全部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著作。[1]史學的發展不是孤立的,它與同一時期的經學、文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本文以下將圍繞著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這兩條線索展開討論,以期把握史學發展的脈絡。

（一）

這一時期史學發展的最大特點莫過于史學學科的獨立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依據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把《國語》、《世本》、《戰國策》、《太史公書》等史書都附于《春秋》經之下,史學沒有獨立的地位。但是到晉代,情況發生了變化,西晉荀勗作《中經新簿》,分書籍為四部,史學著作為獨立的一類,屬丙部,東晉李充又改定次序,將其置于乙部。《隋書·經籍志》不用乙部之說而謂之史部,實質并無變化。

史學著作在圖書分類上的變動不是沒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緒編制《七錄》,其一為經典錄,其二為記傳錄。他解釋說:"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紀傳倍于經典,猶從此志,實為蘩蕪"。[2]阮氏所說有一定的道理,從漢末至梁代,史籍數量確實大增,別開一類,勢在必行。但是在西晉,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還不能這樣解釋。

考諸史實,經與史的區分在目錄分類以外也有反映。《三國志》卷42《尹默傳》：

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于《左氏春秋》。

據陳壽所說,漢末荊州的學校不僅教授經學,而且也教授史學。對此,我們找不到旁證,姑置不論。但"通諸經史"一語,至少表明在陳壽生活的西晉時期,人們心目中經與史是明明有別的。《文選》卷49干寶《晉紀》總論李善注引王隱《晉書》稱:"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王隱是兩晉之際的人,他也用了"經史"一詞,可見陳壽用語不是出自個人的習慣。"經史"在唐修《晉書》中是經常可以見到的,如盧欽"篤志經史",邵續"博覽經史",王珣"經史明徹"等等。[3]參諸上述晉人用語,這些記載應該是可信的。經史雙修實際上漢代就有,《后漢書》卷64《盧植傳》載,盧植少從大儒馬融受古文經學,后在東觀"校中書五經紀傳,補續《漢記》。"我們自然可以說他是"通諸經史",可是當時人并不這樣說。有經史之實而無經史之名,這說明在東漢人的觀念中經與史的區別尚不明確。[4]西晉人開始頻頻使用"經史"一詞,意味著經與史發生了分離。

西晉以后,經與史的區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確體現。《晉書》卷88《劉殷傳》: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弱冠,博通經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晉書》卷105《石勒載記》下:

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并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

《宋書》卷93《雷次宗傳》: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師,開館于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并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并建。

不論是在官學中或是在私學中,史學都是一個獨立的門類,由此可見,自晉以后人們對經學與史學的區別是有清楚認識的。荀勗、李充在書籍目錄上把史書從經書中分離出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阮孝緒生活在梁代,他沒有考慮目錄以外的上述歷史變化,而僅僅從史書數量的增加來解釋目錄分類的改變,似乎還是未達一間。

"經史"一詞的出現、目錄分類的變化、教育中史學科目與經學科目的分別設置都反映了一個共同的事實,那就是,史學確實獨立了。史學擺脫經學而獨立表明人們對經、史的認識有了變化。在這方面,東漢的王充可謂思想上的先行者。《論衡·謝短篇》:

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于五經,可也。五經之后,秦漢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于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于上古,猶為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

王充責難儒生只懂五經而不了解古今歷史,這當然是對史學的強調。不過,更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敘述方式,他把歷史分為"五經之前"與"五經之后",言外之意,"五經"只是這之間的一段歷史的記載而已,儒生所了解的歷史僅至于此。這實際上已是視經為史了。所以,他又說:"儒者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使漢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經亦史,史亦經,這種大膽的思想使我們在經學泛濫的時代看到了史學振興的可能。余英時先生稱王充為"晚漢思想界之陳涉",[5]其比喻極為恰當。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沒有得到積極回應,但是,從漢魏之際開始,可以明顯感到人們對歷史的興趣是越來越濃厚了。《三國志》卷41《張裔傳》稱蜀郡張裔"博涉《史》、《漢》",卷42《孟光傳》稱河南孟光"銳意三史",卷64《孫峻傳》注引《吳書》稱會稽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6]吳末,右國史華覈上疏道:"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7]《世說新語·言語篇》載,"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人們何以對史書如此感興趣？《三國志》卷54《呂蒙傳》注引《江表傳》:

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

《三國志》卷59《孫登傳》:

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孫權要呂蒙等"涉獵見往?quot;,"急讀"史書、兵書,以為"大有所益",又讓孫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這些建議都與現實有關。當時的社會正處于劇烈變動之中,經學作為意識形態,因其繁瑣、迷信、荒誕已經喪失生命力。孫權說"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正反映了經學的無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時候,從歷史中,尤其是從近代歷史中總結得失成敗的經驗教訓就成了當務之急。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8]這也是在總結近代歷史的經驗教訓。《隋書·經籍志》載,諸葛亮著有《論前漢事》一卷,大約都是此類內容。

關于史學與經學此消彼長的關系,我們還可以從西漢的歷史中得到應證。西漢之初,面對秦的驟亡,人們也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陸賈著《楚漢春秋》,賈誼寫《過秦論》,以后又有司馬遷的《史記》,但是并沒有因此出現一個史學的,原因在于經學興起了。在漢儒眼中,經學是無所不能的,對于歷史的演進,經學已經給出了答案,對于社會生活中的具體問題,漢儒也每每以經義斷事,趙翼說:"漢初法制未備,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經義,以折衷是非"。[9]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沒有史學的地位。《漢書·藝文志》將《史記》等史書附于《春秋》經下,在今人看來是貶低了史學,如果就當時而論,倒不如說是抬高了史學。比較兩漢,經史關系一目了然,經學盛則史學衰,經學衰則史學盛,經與史之演變軌跡大致如此。

魏晉以后史學脫離了經學而獨立,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不過,我們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這就是,經學對史學也還有很大的影響。這首先表現在史書語言的使用上。《三國志》卷1《武帝紀》載曹操語曰:

夫劉備,人杰也,今不擊,必為后患。

注引孫盛《魏氏春秋》云:

劉備,人杰也,將生憂寡人。

裴松之就孫盛改易文字評論道:

凡孫盛制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當時采用類似的文字處理方式者不止孫盛一人。劉知幾在《史通·模擬篇》中列舉了這方面的大量例證。比如:"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仿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又如"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時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又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劉知幾對貌同心異的模擬極為反感,但對得其神似的模擬卻也不反對:"如《左傳》上言羋斟,則下曰叔牂;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敬道;后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除去對經傳的模擬外,篇中還舉出了對《史》、《漢》的模擬,如令狐德棻《周書》模擬《漢書》。最后,劉知幾概括說:"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他的概括是不準確的,對三史的模擬文中只舉出了《周書》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與"自魏已前"之說自相矛盾;歷史著作對經傳的模擬也不是"從晉已降"才出現的。這個問題,我們在后面還要討論。

經學對史學的影響除語言之外,還表現在史書的名稱與體裁上。這一時期,史書書名常常模仿經書,如袁曄著《獻帝春秋》,孔衍著《魏尚書》、《漢魏春秋》,孫盛著《魏氏春秋》,習鑿齒著《漢晉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吳均著《齊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書》外,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書均屬編年體,顯然是對《春秋》經的模仿,至于《魏尚書》,大約是對《尚書》的模仿,模仿《春秋》遠多于模仿《尚書》,這或許是因為《春秋》原本就是史書,而《尚書》為古代文獻匯編,體裁不適宜模仿。除以春秋為名者外,如上引劉知幾所提到的干寶《晉紀》、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屬編年體。語言模擬現象基本上都是出自這些編年體史書。史學著作在語言、體裁、名稱上都模擬經書,經學對史學的影響不可謂不深。

對于這一時期《春秋》體史書的大量出現,《隋書·經籍志》解釋道:

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起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潁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于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

按此,模擬《春秋左傳》的編年體史書起自漢末的荀悅,不過,《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較強調西晉竹書出土以后所帶來的影響。這與劉知幾所說史書在文字上"從晉已降,喜學五經"不謀而合。經學在漢代盛于晉代,何以模擬之作從晉代始？這是須要加以解釋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體裁,而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模擬,則模擬還可以推得更早。《續漢書·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案:胡廣注隆此篇,其論之注曰:"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于幾閣,無記錄者,久令二代之業,闇而不彰。誠宜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子平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為宗正、衛尉,平子為尚書郎、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至順帝時,平子為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漸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獨不易矣。既感斯言,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足以知舊制儀品。蓋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為作詁解,各隨其下,綴續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闕旨,廣前后憤盈之念,增助來哲多聞之覽焉。"[10]

胡廣曾作《漢官解詁》,此段議論,是就此作的說明。文中提到"劉千秋",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引惠棟說:"劉千秋即劉珍也。《文苑傳》云珍字秋孫,疑《傳》誤。……珍與子平(即張衡)皆南陽人,故云邑子。"檢索《文苑傳》所載劉珍事跡,知惠棟說不誤。胡廣此段敘述十分重要,它說明有意模擬《周禮》撰述漢制已在東漢人的自覺意識之中。由此可以推論,東漢出現的《漢官》、《漢官儀》一類書名正是由模擬《周官》而來。這與前述晉代眾多的模擬《春秋》之作并無區別。因此,應該說,模擬是從東漢開始的。

此外,在史書的注釋與傳授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模擬的痕跡。自東漢后期開始,對史書的注釋漸多,如延篤有《史記音義》,胡廣有《漢書解詁》,蔡邕有《漢書音義》,服虔有《漢書音訓》,應劭有《漢書集解音義》。周一良先生說:"這些音義注解,大約與漢儒解經相同,多重在訓詁名物方面。"[11]應該說,這也是一種模擬,是注釋方法上的模擬。前引《孫登傳》中稱張昭讀《漢書》"有師法",《隋書·經籍志》稱:"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并有解釋。"我們知道,漢儒讀經最重師法相傳,而讀史居然也要有師法,這又是在傳授方法上對經學的模擬。

由此可知,模擬之風并非始自晉代,從東漢起,在史書的名稱、體例、注釋、傳授諸方面均已有模擬出現,在這個階段,因為還沒有形成著史的風氣,所以西晉以后的那種在語言、體裁、書名上全面模擬經傳的眾多史書自然難以見到。

東漢以來,經學有今、古文之分,仔細分析這一時期的經史關系,可以看到,對史學的影響似乎更多地來自于古文經學。我們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經,因此,嚴格地說,《漢官解詁》、《漢紀》一類書只是對古文經的模擬。史書的音義注解,其實也只是對古文經的模擬,因為今文家只講微言大義,并不重訓詁名物,重視訓詁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點。注釋《史》、《漢》的學者如服虔、延篤等,本人都是古文學家,他們以注釋經書的方法來注釋史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關于史學與古文經學的關系,我們還可以通過分析《東觀漢記》的作者來進一步探討。《東觀漢記》的修撰是從東漢明帝時開始的,一直持續到獻帝時,參與者較多。《四庫提要》主要根據劉知幾《史通》并參諸《后漢書》,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陳宗、尹敏、孟異、劉珍、李尤、劉騊馬余、伏無忌、黃景、邊韶、崔寔、朱穆、曹壽、延篤、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韓說、劉洪。這個名單并不完備。余嘉錫廣為搜求,又補充劉復、賈逵、馬嚴、杜撫、劉毅、王逸、鄧嗣、張華數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經學家的人相當多。《后漢書》卷64《盧植傳》載植上書稱:

臣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古文科斗,近于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并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后來,以廣圣意。

《后漢書》卷24《馬援傳附馬嚴傳》:

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覽百家群言。

注引《東觀記》曰:

從司徒祭酒陳元受《春秋左氏》。

《后漢書》卷79上《尹敏傳》:

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后受《古文》,兼善《毛詩》、《谷梁》、《左氏春秋》。

《后漢書》卷64《延篤傳》:

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

以上諸人都是古文學家。還有一些人,史傳中未明言所屬經學派別,但是可以從旁考證。如馬日磾,《三國志》卷6《袁術傳》注引《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按馬融為古文大家,日磾傳融業,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實際上也應是古文家。從《月令問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經學傾向: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假無《周官》、《左氏傳》,《月令》為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并為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六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為六也。"

《隋書·經籍志》載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嚴可均《全后漢文》卷80以為《月令問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確實屬古文家。

東觀作者中,可以明確為今文家的只有杜撫、伏無忌、楊彪、。杜撫,"受業于薛漢,定《韓詩章句》"。[13]楊彪系楊震之后,"少傳家學。"[14]楊氏家族世世傳習歐陽《尚書》。伏無忌為伏湛之后,"亦傳家學"[15]伏氏所傳為韓《詩》。杜、楊、伏三家所傳均屬今文經。雖然如此,我們認為這些今文學家及其他學術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經學。《通典》卷26職官8:

漢之蘭臺及后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多當時文學之士,使讐校于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后于蘭臺置令史十八人,又選他官入東觀,皆令典校秘書,或撰述傳記。

東漢皇家圖書,章、和以前在蘭臺,章、和以后移至南宮東觀。按杜佑所說,蘭臺令史及以他官入東觀者除撰述傳記外,還有典校書籍的任務。考諸史傳,知杜佑此說不誤。如賈逵:"拜為郎,與班固并校秘書,應對左右。"班固:"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撰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劉珍:"永初中,為謁者仆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馬余、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陶馬余作建武已來名臣傳。"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崔寔:"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盧植:"復征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并在東觀,校中書五經紀傳,補續《漢記》。"[16]按校書,即是所謂"整齊脫誤,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職官4引《漢官儀》稱:"能通《倉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蘭臺令史必須通小學,這是因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務。圖書移至東觀后,這種要求應該依然存在。《說文解字》序載許沖上言:"慎前以詔書校東觀"。許慎也曾入東觀校書,這應該是因為他精通小學的緣故。蘭臺、東觀校書者通小學,這為我們探尋其經學背景提供了路徑。王國維曾發現,兩漢小學與古文經學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他說:"觀兩漢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蓋可識矣。原古學家之所以兼小學家者,當緣所傳經本多用古文,其解經須得小學之助,其異字亦足供小學之資,故小學家多出其中。"[17]按此,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而于蘭臺、東觀校書者又必須通小學,是知兼校書、撰史于一任的東觀諸文士必定通曉古文經學。

東觀作者還有一個特點,即不少人好為文章。如班固"能屬文誦詩賦",劉珍"著誄、頌、連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劉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邊韶"以文章知名……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quot;劉復"好學,能文章。"延篤"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蔡邕所著詩賦等"凡百四篇"[18]據《隋書·經籍志》載,東觀學者中,班固、賈逵、劉騊駼、劉珍、李尤、王逸、邊韶、延篤、崔寔、盧植、蔡邕等皆有文集傳世。文章與小學一樣,也與古文經學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如桓譚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學"。[19]何休《春秋公羊傳》序為此提供了最確切的證據:

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

何休為今文學家,他將"治古學"與"貴文章"者視為一體。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東觀學者應屬古文學家。

東觀撰史者通小學、能文章,這都是與古文經學聯系在一起的,而反之東漢一流的今文學家如范升、桓榮、歐陽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備這些學術特徵。由此可知,史學確實是與古文經學聯系在一起的。

古文經學與史學能夠聯系起來,是由其本身的特點決定的。古文經學反對微言大義,強調對事實的考訂、補充,這與史學本來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說,古文家對古文經的研究本來就是一種初步的歷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經學只研究經書所限定的時代范圍內的歷史,而史學的研究則要延伸到當代。由考訂古代歷史到撰寫當代歷史,其間只差一步,我們看到,東觀作者終于邁出了這合乎邏輯的一步。

在描述經史分離的進程時,前文曾著意指出,經學的衰落是史學興起的原因。至此,我們可以更準確地說,所謂經學的衰落,主要是指作為意識形態的今文經學而言,就古文經學而言,東漢時期,它不僅沒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經學的繁榮才為史學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因此,就經史關系而論,今文經學的衰落與古文經學的發達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構成史學發展的前提。

前文還曾指出,"經史"一詞的出現意味著經史的分離,至此,還要補充的是,"經史"一詞的出現也同樣意味著經史仍有密切的關系,史學對經學、尤其是對古文經學的模擬正可說明此點。

總之,史學雖然從經學中獨立了出來,但這一轉變過程不可能脫離原有的學術基礎,這個基礎就是經學。史學對經學的模擬,正是史學剛剛脫離經學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悅在《漢紀》卷1《高祖紀》中說:"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勛,五曰表賢能。"他所說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馬遷以來,著史者往往還另有目的。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自己寫《史記》是"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這一點在魏晉以后得到了繼承。《晉書》卷82《王隱傳》:

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弈,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于世,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憂哉！"

這段話的中心思想是強調著史以求"沒而不朽"。在王隱看來,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這種認識并不僅僅是王隱個人的看法。陸機撰《吳書》,陸云致陸機信中稱之為"大業"、"此真不朽事"。[21]一直到南朝,還可以找到類似的說法。《南史》卷33《徐廣傳》:

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于后。宜以為惠。"紹不與。

"流聲于后"與"沒而不朽"為同義語。追根尋源,此說實來自曹丕。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

曹丕極重文章,但這里所謂"文章"卻并不能僅僅理解為文學作品。劉邵在《人物志·流業篇》中說: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器能,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辯,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釋是:"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在文末總結處他又扼要地說:"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劉邵只把"文章"與"國史"相聯系,似乎過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東觀撰史者多擅長文章已經暗示出了二者的聯系。劉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龍》中將文體分為"明詩"、"樂府"、"詮賦"等二十類,其中第十一類即是"史傳"可見,在當時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寫歷史著作當然也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在這樣的認識下,魏晉以后,文學家著史蔚然成風。如西晉陸機著《晉紀》,東晉袁宏著《后漢紀》、南朝范曄著《后漢書》,謝靈運著《晉書》,沈約著《晉書》、《宋書》,蕭子顯著《晉史草》、《南齊書》等都是如此。《隋書·經籍志》說當時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數十家"。文士紛紛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導致史書數量大增。北朝人對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說:

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22]

北朝文史均不發達,李彪因為不明白"國之大籍,成于私家",是與著史以求不朽的風氣有關,所以將其簡單地歸結為"史官之不遇"。

將史納入文的范疇及由此產生的文人著史的風氣給史學著作以很大的影響。這一時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說:

書之為難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23]

周一良先生對此評論說:"五條之中,三條都是關于文字表達方面。據本傳,袁山松博學有文章,善音樂,是一個才士。他的修史標準特別著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三國志》卷53《薛綜傳附薛瑩傳》載華覈上疏推薦薛瑩任史職:

……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

薛瑩"文章尤妙",有"記述之才",所以應該擔當史職。這與劉邵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范曄自稱所作《后漢書》"《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贊自是吾文之杰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25]劉知幾對這種文風深表不滿:《史通·敘事篇》:

自茲(班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云蒸泉涌。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只,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于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于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龜茲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于鶩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銜文彩。后來所作,他皆若斯。如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

文學對史學的影響如此之大,這使得脫離了經學的史學并未獲得完全的獨立,史學若要進一步發展,還必須劃清與文學的界限。

關于文風改變的時間,劉知幾在以上三段中,時而泛泛說在班馬以后,時而又強調"三史而往"與"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確提出始自范曄。按此,文對于史的影響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從范曄生活的南朝開始,文與史開始了分離的過程。以下由"文史"一詞的使用開始討論。《宋書》卷58《王惠傳》:

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

《南齊書》卷33《王僧虔傳》: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書》卷25《周捨傳》載普通六年詔書稱:

周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

《陳書》卷34《岑之敬傳》:

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為醇儒。

《魏書》卷45《韋閬傳》:

長子榮緒,字子光,頗涉文史。

《顏氏家訓·涉務篇》:

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不忘前古;……

"文史"一說,西漢就有,司馬遷說"文史星歷,近乎卜巫之間",[26]東方朔說"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27]其含義是指文書記事而言,與文學、史學無涉。唐修《晉書》中也有文史一說。《晉書》卷62《祖逖傳附祖納傳》:

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

同書卷69《劉隗傳》:

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書卷90《吳隱之傳》:

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晉代已有文學、史學意義上的"文史"之說。這些記載可能不準確。《世說新語·德行篇》注引王隱《晉書》:

"祖納……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覽》卷249引虞預《晉書》:

"劉隗……學涉有具,為秘書郎。"

《藝文類聚》卷50引王隱《晉書》中有吳隱之任廣州刺史事跡,未涉學業如何。王隱、虞預為晉人,在他們的描述中未見文史一詞。唐修《晉書》是以南朝臧榮緒《晉書》為藍本,《文選》卷4《三都賦序一首》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沖,少博覽文史,欲作《三都賦》。"唐修《晉書》所謂"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來。

不管怎樣,文史一詞被頻繁使用是從南北朝開始的,這與晉代使用的經史一詞相似,也具有雙重含義,既意味著文與史的分離,也意味著文與史還有著緊密的聯系。不過,從發展趨勢來看,分離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節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與史如同經與史一樣是各自分開的。蕭統《文選》中收有"史論"若干篇,他在序中論及選文標準說:

至于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文與史的區別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書中的贊、論等入選只是因為有文采而已。《顏氏家訓·省事篇》:

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于集錄……

這與前引劉邵《人物志》中把"文章"與史混同的觀點已迥然不同,史與"文章"終于區分開來。到唐代,文與史的分離進一步完成,劉知幾對"文非文,史非史"的責難、唐修《晉書》卷82史學家集傳的出現、《隋書·經籍志》中史部的明確提出都可證明此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會有專門的史學批評著作《史通》問世。至此,自晉代開始的史學獨立進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說來,晉代的經史之學與南朝的文史之學可以視之為前后相承的兩個階段。史學歷經兩個階段而走向獨立,這是史學發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對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計過高。幾百年間學術思潮的演變對史學的發展也有諸多制約,晉代的玄學、南朝的文學對史學的沖擊是不能低估的。《晉書》卷50《庾峻傳》:

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

同書卷82《庾預傳》:

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發,所以胡虜遍于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余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于世。

據此可知,經史之學與玄學在西晉是處在對立位置上的,這一點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長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晉時期,玄學等新學風是從河南地區興起的。[28]與之相反,這一時期的史學家卻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魚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紀》的皇甫謐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譙周、著《三國志》的陳壽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漢書》的謝承、著《后漢記》的薛瑩、著《晉書》的陸機都是吳人,著《后漢書》的華嶠是平原人,著《續漢書》的司馬彪是河內人,著《魏書》的王沈是太原人。經史之學在文化最發達的河南地區不受重視,這對史學的發展自然是不利的。

東晉以后,學術發生了變化。《晉書》卷82《孫盛傳》:

孫盛……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于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

孫盛為一流玄學名士,同時又模擬經傳著史。與之類似的還有袁宏。《世說新語·輕詆篇》: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而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

袁虎即袁宏,余嘉錫先生《世說新語箋疏》評論道:"然則宏亦祖尚玄虛,服膺夷甫者。"袁宏一方面著《后漢紀》,以為"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29]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虛。孫盛、袁宏的事例表明東晉儒與玄逐漸合流,這使得玄學對經史之學的威脅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發展的文流又對史學構成了新的威脅。當時文史之學轉盛,但文史兩方面并非勢均力敵,實際重點在文而不在史。《梁書》卷14《江淹任昉傳》末載陳吏部尚書姚察曰:

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

所謂"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參考下文所說"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可知實質僅是指文學而言,在南朝,史學是不受重視的,"晉制,著作佐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30]以檢驗其能力,而到宋初則是:"諸佐郎并名家年少"[31]顏之推說:"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至于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32]史官任用不重學術而只重門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學的地位。《通典》卷16選舉4引裴子野論曰:

……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繍鞶帨,無取廟堂。宋初迄于元嘉,多為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文破典,斐爾為曹,無被于管弦,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云,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

留戀經史之學的裴子野對南朝文學的迅猛發展持消極態度,而文學之士對他也頗有微辭。蕭綱評價裴子野稱:"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33]沈約初撰《宋書》,論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時竟說"松之已后無聞焉。"[34]裴子野逆風而行,固守傳統,"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35]但他終究無力改變潮流的發展方向。《文心雕龍·通變篇》說:"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范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劉知幾說"從晉以降,喜學五經",實際上,南朝喜學五經者如裴子野輩畢竟只是少數。

重文輕史的現實,在文史分離的進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離與經史分離不同,在經史分離中,史學是主動的,它是伴隨著今文經學的衰落而走向獨立。在文史分離中,文學正處于高漲階段,史學處于被動的地位,當時并不是由于對史學的本質有了更多的認識而將文史分開,實際的情況是,人們因為越來越認識到文學的特性,所以才逐漸把史學從文學中排斥出去。換言之,是文學的進一步獨立迫使史學不得不隨之獨立。如果說,魏晉以來對文章的重視客觀上促進了史學的繁榮,那么,南朝文學的深入發展以及由此而來的重文輕史的風氣則顯然對史學不利。

蕭子顯在《南齊書》卷39傳末說:

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于時不絕,而罕復專家。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閑業,服膺典藝,斯風不純,二代以來,為教衰矣。

此處所論,意在說明經學的衰落原因,但是據此討論史學也未嘗不可。"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閑業",準確地概括了學術思潮的演變,在這之中沒有史學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學盡管獲得了獨立,也有了較大的發展,但畢竟不可能達到兩晉之玄學、南朝之文學所達到的高度,這就是本文對這一時期史學的基本認識。

[1]參見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特點》,載《魏晉南北朝論集續編》。

[2]《廣弘明集》卷三阮孝緒《七錄序》

[3]分見《晉書》各本傳。

[4]《太平御覽》卷463引范曄《后漢書》載,孔融十二歲時與李膺"談論百家經史,應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曄《后漢書》無此句。

[5]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載《士與中國文化》

[6]"三史",即指《史記》、《漢書》、《東觀漢紀》。參閱程千帆《史通箋記》補注篇

[7]《三國志》卷53《薛綜傳》

[8]《三國志》卷35《諸葛亮傳》

[9]趙翼《廿二史札記》卷2"漢時以經義斷事"條。

[10]文中"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一句不通。疑"小學"、"為"二字倒置。聯系上文,此句應為:"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為《小學漢官篇》"。《隋書·經籍志》載:"《漢官解詁》三篇。漢新汲令王隆撰,胡廣注。"書名與《續漢書》所載不同,或許是胡廣作注后為之改名？

[11]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

[12]余嘉錫《四庫提要辨正》卷5《別史類》

[13]《后漢書》卷79下《杜撫傳》

[14]《后漢書》卷54《楊彪傳附傳》

[15]《后漢書》卷26《伏湛傳附傳》

[16]分見《后漢書》各本傳

[17]《觀堂集林》卷7《兩漢古文學家多小學家說》

[18]分見《后漢書》各本傳[19]《后漢書》卷28上《桓譚傳》

[20]《漢書》卷62《司馬遷傳》[21]《陸士龍文集》卷8

[22]《魏書》卷62《李彪傳》。[23]《史通·模擬篇》

[24]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

[25]《宋書》卷69《范曄傳》

[26]《漢書》卷62《司馬遷傳》

[27]《漢書》卷65《東方朔傳》

[28]參唐長孺《讀<抱樸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29]《后漢紀》序

[30]《宋書》卷40《百官志》下

[31]《宋書》卷64《何承天傳》

[32]《顏氏家訓·勉學篇》

篇（2）

論文寫作格式方法？

急急裴娣娜著《教育科學研究方法》中論文寫作格式要求學位醫學論文寫作方法|學士學位醫學論文|博士醫學論文，在哪里可以找到？求老舍論文寫作方法和《駱駝祥子》、《月牙兒》讀后感，以及《三歲平遙論文寫作方法初中數學論文寫作方法急這天要論文的寫作格式求篇畢業論文的大綱 留下郵箱 告訴你題目和寫作的格式淺談計算機網絡信息安全的論文誰能給我來個3000字左右 要求如下1、 論政治小論文世園會對西安經濟的影響(2000字論文）

論文格式2011年最新論文格式？求論文格式？求畢業論文格式

篇（3）

論文格式

行與行之間，段落和層次標題以及各段落之間均為24磅行間距。 第一層次（章）題序和標題用小二號黑體字。題序和標題之間空兩個字，不加標點，下同。 第二層次（節）題序和標題用小三號黑體字。 第三層次（條）題序和標題用四號黑體字。 第四層次及以下各層次題序及標題一律用小四號黑體字。 （3）結論（或結束語）。作為單獨一章排列，但標題前不加“第章”字樣。結論是整個論文的總結，應以簡練的文字說明論文所做的工作，一般不超過兩頁。 10、致謝。對導師和給予指導或協助完成畢業設計（論文）工作的組織和個人表示感謝。文字要簡潔、實事求是，．簡單的論文格式我現在有正文內容..需要寫提綱么..50分求教WORD論文格式問題關于畢業論文格式里空2格的問題。求助啊，論文格式問題？遼寧大學自考畢業論文格式？最好帶范文（越詳細越好）

篇（4）

二、安德留哈——追求極致的自由，是不負責任

“敘事倫理學從個體的獨特命運的例外情形去探問生活感覺的意義，緊緊摟抱著個人的命運，關注個人生活的深淵”，作者布托夫通過對安德留哈人生命運的敘事，展現了安德留哈為追求自由而不惜任何代價的生命熱情。安德留哈與“我”在處事風格上截然不同，他為了個人的自由不計代價，更少顧慮他人的看法，也不懼怕與他人的接觸。他在上學期間因為癡迷旅游沒有參加考試而被學校開除；隨心所欲地花錢卻全然不顧欠別人的債務這一事實，導致負債累累，甚至不得不讓父母替他還債，致使流氓對其家人糾纏不休，置親人于危險之中而不顧；為了躲避債務，愛子心切的父母不得不將心愛的兒子暫時安置到精神病院，以躲避追殺，之后他又逃出了醫院。雖然用常人的觀點來看，安德留哈完全就是一副無賴模樣，然而這一形象又體現出人類對自由的執著向往。主人公與安德留哈一起在冰天雪地中冒險暢游，當他與安德留哈失散并且由于身體羸弱開始產生悲觀念頭時，安德留哈的出現鼓舞了“我”繼續堅持下去的信念，此時此刻安德留哈對“我”來說就像一顆閃耀的晨星，他的堅持不懈令人頓時肅然起敬，使得兩人最后成功脫險。因此，可以說，在安德留哈身上存在著一種永不言棄、積極進取的可貴精神，無論作者是否有意為之，這一形象的塑造畢竟體現出一種超越現世的倫理訴求，即對人類求生信念以及積極追求自由的勇敢精神的肯定和認可。然而，安德留哈這種隨心所欲、不顧一切的個人主義自由理念在客觀上卻不斷給他人帶來麻煩甚至危險，而且他自己也在主觀上陷入了倫理道德的困境。不管怎樣，“他都敏銳地感覺到社會上思想家的壓力，思想家強加給人們并不輕松的義務：這樣或那樣的實現自我，成為什么樣的人，取得什么樣的成就”。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突然產生了冒險運送核彈的想法，之后，安德留哈因為處理債務問題而沒有成行，放棄了這次癡人說夢的行為。由此可見，在他給家人帶來危險之后，自己無法再心安理得地繼續隨心所欲、進行追逐自由的探險了，良心的不安和負疚感迫使他暫時放棄個人自由并著手解決家人遇到的麻煩。道德觀念在每一個個體身上的影響都是巨大的，因為人“不得不受自然界的支配，特別是不得不受他的同類的支配”。秉持自由倫理觀的個體不得不面對整個社會所凝聚積淀的理性倫理觀念的制約。基本的道德觀念作為一種理性倫理，植根并且纏繞于每一個個體之上，如果極致地追求個人的自由，而全然不考慮周遭的人和事，勢必會傷害到他人的感情和利益，從而破壞人與人之間和諧共存的關系，這也不是每一個秉持自由倫理觀的個體所愿意看到的。深深植根于每個個體之內的普遍的理性原則勢必會問罪于不負責任的個體本身，使其陷入自由倫理的困境。

篇（5）

“書讀百遍，其義自見。”——閱讀教學中“未曉處”的重點，難點，節點，基本上都可以采用聯系全文反復朗讀涵詠去突破。“昨天是我的眼睛騙了我，那‘鳥的天堂’的確是鳥的天堂啊。”（《鳥的天堂》）“他接過筆在紙上又加了一句‘先游到了我的心里’”《魚游到了紙上》“他們不知道一些事，閏土在海邊時．他們都和我一樣只看見院子里高墻上的四角的天空。”（《少年閏土》）《草船借箭》中諸葛與周瑜暗藏玄機，刀光劍影的對話……諸如此類含義深刻，“有言下之意”，“言外之意”的語句，只有在一遍遍的朗讀中，學生才會產生頓悟的興奮，閱讀水平的提升。

“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采其深遠之韻。”（語）——對于感情充沛或幽微，情境強，意境濃的段落，文章非朗讀，能得其精妙。《觀潮》中潮來時的片段，若不高聲朗讀，如何“身歷其境”，睹其奔騰雄壯之勢，聞其震天撼地之聲。《去年的樹》人物對白神情，若不輕聲吟詠，如何能“推心置腹”，真真切切地體會人物心境心情。《那片綠綠的爬山虎》中描寫爬山虎的片段，若不反復誦讀，如何能從其間讀出葉圣陶先生之平靜而又深邃的境界，真誠而又仁愛的人格。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忘情地朗讀，能讓學生在閱讀中，找到自己與文章的“契合”，才能找到“忘我”陶醉的感覺，才能更深刻的感受到語文魅力。教學十余年來，本文“煥發”出強大的感發力量，學生或淚不自已，或手舞足蹈，或“流連忘返”，均是在一遍遍的吟詠，朗讀實現的。“情動語中而形言”——朗讀既是學生體會情感，獲得感動的方法，又是學生傾訴感動的方式。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杜甫《解悶》）——當年賈島騎在驢上“推敲”的時候，也是一邊捋須，一邊忘我的吟誦。只有在對文章一遍遍的出聲朗讀中，學生才能感受到的文章的結構法度，行文氣韻，遣詞造句，語言風格等這些表達上“說不清，道不明”奧妙，并且在悄無聲息之中得以內化，遷移，最終化為己出，實現由讀到寫的遷移。不經朗讀不知《長城》簡約背后的嚴整，大氣；不經朗讀不知《白鵝》幽默背后的平和沖淡；不經朗讀，不知《橋》語言節奏，故事情節、人物心情三者的內在契合；不經朗讀不知老舍之親和，魯迅之深邃，冰心之清新，巴金之真摯；不經朗讀不知說明文之嚴謹，不知散文之自在，議論文之邏輯。

二、積淀、內化作用

“熟讀成誦”是傳統教學中最基本的教學方法。從事一線教學的教師可能都有這樣的感覺：熱愛朗讀，背誦的學生比不太愿意出聲讀課文的學生，口語表達和書面表達的能力都要強。我想這得益于朗讀，吟詠在積累，內化層面的優越性。

首先，朗讀吟誦中，能更好的積累好詞佳句，語言材料。這種積累不同機械的抄寫和簡單的訓練。在朗讀中好詞佳句，以整體的語言情境出現，便于學生理解其意思，并且在潛移默化中學習運用之法。

其次，朗讀吟誦有利于學生將文章之情境，閱讀文章的感受在頭腦中形成“固化”，這種潛在的“人生經驗”往往會成為學生生命中的一部分，也會成為表達的素材和靈感。

再次，在朗讀有利于學生“語感”的形成和提升。語感是比較直接、迅速地感悟語言文字的能力，是語文水平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對語言文字分析、理解、體會、吸收全過程的高度濃縮。語感作為一種經驗性和綜合性很強的能力，在朗讀最容易得到提升。這正是由朗讀的多功能性所決定的。

三、提升默讀品質

篇（6）

民族文化的重點分布及其特點

（一）獨具特色的以軍事名勝古跡為主的人文景觀

歷代以來，憑祥一直是個邊陲重鎮，尤其近代以后，發生過多次抗敵護邊的戰爭，因而有許多聞名遐邇的御邊舊址，軍事名勝古跡較多，有二關一卡十九隘之稱。既有氣勢雄偉的關隘，又有秀美奇特的古建筑;既有恢宏的古戰場遺址，又有現代戰爭的痕跡。其中有友誼關城樓、金雞山古炮臺兩個一級景點，有大連城、白玉洞、平崗嶺地下長城三個二級景點，以及班夫人廟、萬人墳、伏波廟、平而關、叫隘等三級景點。

（二）秀麗的以亞熱帶景觀和喀斯特地貌為特征的自然景觀

憑祥大部分地區屬于溶巖峰林地貌，山多洞多，且山美洞奇。往往是或山巒疊嶂，或奇峰林立和懸崖峭壁;巖洞內空間大，鐘乳石形態萬千，玲瓏剔透。主要有金雞山、法卡山、大青山、白云山及白玉洞、中山巖、牛巖、觀音巖、瑛龍巖等。平而河自越南流入憑祥，河水清澈且流量大，水流平緩，兩岸是青山翠竹，美麗的小村莊依山傍水，兩岸景觀充滿著詩情畫意。

篇（7）

加勒比島國海地當地時間2010年1月12日16時53分（北京時間13日5時53分）發生里氏7.0級地震（根據中國地震臺網測定，海地當地時間2010年1 月12日下午發生里氏7.3級強烈地震），首都太子港及全國大部分地區受災情況嚴重。海地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Haiti)面積27797平方公里。位于西印度群島海地島(伊斯帕尼奧拉島)西部。東鄰多米尼加共和國，南臨加勒比海，北瀕大西洋，西與古巴和牙買加隔海相望。是東加勒比海島國，海岸線長1080余公里。人口903萬(2010年地震前)。黑人約占95%，黑白混血人種和白人后裔占5%.該地使海地死亡人數超過二十萬人，一百多萬人無家可歸。各個國家紛紛伸出援手幫助。

但是，在海地，救援物資雖到了，但是卻少的很，許多海地居民到處搶物資，有的拿刀子去捅傷人搶物資。救援海地雖好，只得贊揚，但物資運送相隔時間長、物資少的問題卻只得我們注意。

因此我覺得支援海地不應該知是說，還要做到，并且快、物資多，才能解決災情。另外，有些國家不該因為那里貧窮而不肯救援，因為那些也是我們--人類。

篇（8）

我從小就喜歡教師這一職業。現在是一名普通的教師。從教至今已經有幾個年頭，我深深地感到教師的物質生活相對清貧，但精神生活卻無比充實。每當看到那一雙雙渴求的目光，一張張專注的面容，不由得讓人身心激動，似乎融入到無比圣潔的情境，生命也因此贏得了壯麗的升華。我們的奉獻雖然不見什么轟轟烈烈的壯舉，但卻是用平凡與崇高的師德之光，照亮了一片清純的天地。課堂內外淳淳的教誨，一點一滴，潛移默化，日積月累，耳濡目染，久而久之，教師的道德品格便在學生心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正如古詩所云：“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是的，教師的職業是平凡而瑣碎的，教師的生活清貧而艱辛的。但是我們也看到了，老師們臉上卻永遠掛著晨曦般的笑容，正是因為老師們都愿自己像一片綠葉，默默地去成就果實的輝煌，才有今天的桃李滿天…有一個曾做過教師的人說：教師這工作是少有的凈土，如果能在光榮感之余再多點幸福感，是值得一直干下去的。

說起來，教師這職業到底給了我們許多，比如一份可以矜持一些的心態，一種相對安定的生活，一個三餐準時的習慣……所以，那些多年不見的朋友聽說我做了老師，往往都會問：你的薪水高嗎？你的待遇不錯吧？

可是，即使是再關心我的好友，也無人問及，你幸福嗎？

我幸福嗎？

幸福是什么？也許我們記住了許多快樂的場面，可幸福卻是一種自己靈魂的問答。

當然，你完全可以選擇愛自己的親人和朋友，獲得幸福。但當你身為一名教師，就有了一份以愛為主題的職業，那就去愛你身邊的孩子吧，像寬容你親人的小脾氣，和原諒你的孩子的惡作劇一樣，去接納他們的優點和缺點。關愛別人，是一種發自靈魂的芬芳，一種深入骨髓的甜蜜，日子久了，它就會縈繞成一團幸福，緊緊裹住你的心靈。

多少次，當你辛勤的工作日見成效，當你發現孩子們一個小小的進步時，無不歡欣雀躍，這樣巨大的幸福感難道還不夠嗎？

幾年的工作經歷，使我深深懂得，教育是愛的事業，教師的愛不同于一般的愛，她高于母愛、大于友愛、勝于情愛。不是嗎？母愛容易出現溺愛，友愛需要回報，情愛是專一、自私的愛。而師愛是嚴與愛的結合，是理智的科學的愛，是積極主動的愛。這種愛包涵了崇高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在我的工作生涯中，最大的事就是用愛滋潤每一個孩子的心田。雖然有時也會因學生的調皮而埋怨，因他們的退步而急躁，因他們的違紀而失態，雖然有時也感到很累，很煩，但這時心中總會涌起一種強烈的責任感：我是老師，我要給這些尋夢的孩子引路，在他們心里寫一本最美的書。這強烈的意識不斷激勵我以真誠去擁抱每一個學生。與孩子朝夕相處，我始終想著兩句話，那就是“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這樣的情感使我對孩子少了一份埋怨，多了一份寬容；少了一份苛求，多了一份理解；少了一份指責，多了一份尊重。家長把天真爛漫、聰明伶俐的孩子交給我們培養，這是對我們的極大信任。我又怎么能不全身心地去愛他們呢？我堅信，我們也一定能以一片至真至誠的愛心感動我面對的全體學生。

篇（9）

（一）接受工作任務要弄清"三要素"

領導交辦工作任務，大體都有"三要素"：一是內容--辦什么事；二是時限--什么時間完成；三是要求--工作質量， 注意事項等等。秘書人員在接受領導交辦任務時，一定要把"三要素"搞清楚，為把事情辦好創造前提條件。

（二）優化辦事成果"三比較"。

辦事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好的結果，排除或縮小壞的結果，因而辦事的全過程也是趨利避弊、興利抑弊的過程。事物有其兩面性，比較地說，一是利，一是弊。優化辦事成果，要進行三個方面的比較，這就是"利利相交取于大，利弊相交取于利，弊弊相交取于小"。

（三）把握好辦事"三形式"

（四）檢驗辦事效率"三標準"

秘書人員完成領導交辦工作之后，要進行工作效率自我檢驗，標準有三：l．工作質量，是不是達到了領導要求的限制條件，有沒有潛在的問題和漏洞；2．工作速度，有沒有超過工作時限，有沒有浪費拖延時間的情形；3．對社會和群眾的影響，辦事全過程對社會、群眾有沒有不良影響。

（五）向領導復命"三注意"

二、如何辦好請辦事項

做好請辦工作的基本要求是，秘書人員和部門事先搞好情況調查和了解，認真地進行分析研究，提出可行的工作建議，并且通過科學的請辦方式和程序，使領導對請辦建議表示贊同或者賞識，以體現出秘書人員在請辦工作中的參謀助手作用。

（一）精心準備，提出合理建議

（二）講究方法，選擇適當形式

（三）注重程序，堅持逐級請辦

篇（10）

正確認識是進行科學實踐的前提。若不能正確地把握不同理論問的區別和聯系，在應用理論指導實踐時就可能做出錯誤的判斷。本文擬就比較優勢理論與競爭優勢理論的關系作一探討，以澄清某些認識誤區，使相關實踐活動獲得正確的導向。

一、比較優勢理論及其發展

比較優勢的思想發端于亞當·斯密。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富論》第四篇第二章中提到不同國家生產商品的固有的或后天獲取的“自然優勢”(naturaladvantages)和交換的合理性。--之后，李嘉圖將亞當·斯密的絕對比較優勢思想發展為相對比較優勢思想，并將這種思想理論化和應用于國際貿易研究，初步形成了比較優勢理論的框架。按照李嘉圖的觀點，比較優勢，即不同國家生產同一種產品的機會成本差異，該差異源自各國產品的勞動生產率差異，勞動生產率不同的國家根據相對優勢進行生產和交換，雙方均可獲利。

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看，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存在諸多局限性。其中最令人不滿的有兩點：一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僅涉及勞動力一種生產要素；二是該理論難以解釋多種要素存在情形下的比較優勢來源。對李嘉圖理論的不滿導致了貿易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倍受關注的是赫克歇爾一俄林的“要素份額理論”。該理論構造了一個包含“兩個國家、兩種商品、兩種生產要素”的模型。該模型從要素稟賦結構差異及其所導致的要素相對價格的國際差異的角度探尋國際貿易發生的原因，得出了一個國家應出口哪些密集使用本國富有要素的產品，進口哪些密集使用本國稀缺要素的產品的結論。并指出，通過國際自由貿易可以使生產要素得到有效配置，通過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可使“要素價格均等化”，并影響產業布局。

在赫克歇爾—俄林理論之后，貿易理論進一步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數據收集和處理技術的進展，及由此而產生的對貿易理論進行實證檢驗的可能性。里昂惕夫發現，美國進口資本密集產品與出口勞動密集產品的狀況，與美國資本充裕而勞動稀缺的現實不符。這就是所謂的“里昂惕夫難題”。該難題的提出，使人們對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的普適性產生了懷疑。為了對現實作出新的解釋，一些研究者引入人力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對赫克歇爾—俄林理論進行改進，在更廣泛的基礎上揭示不同國家要素稟賦結構的差異。還有一些研究者試圖通過放棄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的部分重要假設來構建“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從以下兩個方向發展了比較優勢理論。

發展方向之一，放棄赫克歇爾—俄林理論關于規模收益不變的假定，研究規模收益遞增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指出一國的企業或者行業可能僅僅由于歷史或偶然的原因較早地進入某個產業，從而可以較早地擴大生產的規模，并利用規模經濟形成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成本優勢。

發展方向之二，放棄赫克歇爾—俄林關于貿易參與國在獲得生產技術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國家的企業或產業獲得不同水平或內容的技術的可能性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技術可獲得性差異理論，既可以用來解釋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也可以用來解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就發達國家而言，即便兩個發達國家在開發技術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由于隨機性因素的影響，開發出來的具體技術也是存在差異的，且不同國家還可能專業化地開發不同產品或生產技術，因而，兩個國家的技術能力相同并不意味著最終產品相同，具有相同技術能力的國家仍然存在貿易的可能性。就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而言，其研究結果是導致著名的產品或技術“生命周期”理論的產生。該理論認為，新的技術和產品一般是在發達國家首先開發成功的。當產品和技術趨向成熟并進入標準化階段時，產品的生產則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進行。與產品和技術的這種生命周期相適應，首先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輸出新產品，其后則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輸出成熟的標準化的產品。至于為什么新的技術和產品總是首先在發達國家開發成功，研究者則一般從國家人均收入水平的角度予以解釋，認為，只有富裕國家才有可能支付得起昂貴且具有高失敗概率的研究和發展費用。按照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觀點，處于創新期的產品為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處于發展期的產品為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處于成熟期的產品為資本與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處于衰退期的產品為一般勞動密集型產品。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變化，產品的產地也從技術創新的國家向其他國家轉移，由此決定了國際貿易的走向。研究者們還得出了以下結論：收入水平相近的國家，最有可能具有相似的消費者偏好與市場需求特征，當一國的廠商計劃進行跨國經營時，他們最有可能進行開發的市場首先應當是與本國收入水平相當的市場，從這個角度講，收入水平相當的國家間的貿易量應當是比較大的。

貿易理論的上述新進展與國際貿易發展的要求是相適應的。按照赫克歇爾一俄林理論，國際貿易應當主要在要素稟賦結構相差較大的國家間進行。然而，20世紀中期以來的國際貿易的發展狀況卻是要素稟賦結構相似的國家(地區)間的貿易——主要是發達國家間的貿易占有國際貿易的主要份額。新貿易理論為國際貿易的這種新的發展動向提供了解釋。二、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

競爭優勢理論的系統構筑者是邁克爾·波特。波特于1980年、1985年和1990年相繼出版了其著名的競爭3部曲：《競爭戰略》(CompetitiveStrategy)、《競爭優勢》(CompetitiveAdvantage)和《國家競爭優勢》(TheCompetitiveAdvantage0fNations)。三部著作一脈相承，自成體系，成為現代管理學界的權威論著。《競爭戰略》，運用作用于一個產業的5種競爭力模型。確定了分析產業及其對手的理論框架，提出了獲取競爭優勢的成本領先戰略(OverallCostLeadership)、差異化戰略(Differentiation)和目標集中戰略(Focus)。《競爭優勢》采用價值鏈分析方法，論述了企業如何獲取競爭優勢的方法和途徑。《國家競爭優勢》，利用所構建的“鉆石體系”模型，探討了國家、州(省)與其他地理區域如何取得持久競爭力的問題。波特認為自己所提出的競爭優勢理論與比較優勢理論的區別在于：后者集中在宏觀經濟政策(政府預算赤字、貨幣政策、市場開放或民營化)或勞動力、自然資源、資本等生產要素方面；前者則突出強調主要根植于商業環境的地點競爭力，認為勞工、資本和自然資源并不能決定繁榮，因為取得這些資源并非難事，競爭力來自企業以當地的資源生產出更具價值的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力，生產力的提高則離不開國家和區域的競爭環境。他所構筑的“鉆石體系”模型，從“生產要素條件”、“需求條件”、“戰略與競爭背景”、“相關產業和支援產業”等4個方面探索了競爭力的來源、變化及其對政府與企業的意義。

三、比較優勢理論與競爭優勢理論關系辨析

目前，有關比較優勢理論和競爭優勢理論關系的認識存在兩種極端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比較優勢理論和競爭優勢理論不相容，只能擇其一。另一種觀點認為，比較優勢理論和競爭優勢理論不存在本質的區別，只是采用了不同稱謂。筆者認為，上述觀點均有片面性，比較優勢理論與競爭優勢理論分別隸屬于經濟學與管理學兩大學科，二者既相對獨立，也相互聯系。

1、兩種理論相對獨立波特明確指出，其研究的領域是管理學而不是經濟學，給自己的定位是管理學家而不是經濟學家。經濟學和管理學的本質區別在于，經濟學致力于解釋經濟現象，揭示經濟規律，是一門認識世界的學科；管理學致力于提供實現預期經濟目的的途徑和方法，是一門改造世界的學科。雖然經濟學和管理學呈現出交織發展的特點，但仍存在較為清晰的邊界。

第一，理論基點不同。比較優勢理論的基點是交換和貿易，競爭優勢理論的基點是競爭。盡管比較優勢理論的產生和發展先于競爭優勢理論，但二者在邏輯上并不存在嚴格的前后相繼的關系。波特雖然提及比較優勢理論在探討競爭力問題中的應用，但并未基于比較優勢理論建立競爭優勢理論，而是另辟蹊徑，對比較優勢理論所未涉及到的植根于商業環境的地點競爭力進行了系統研究。

第二，作用目標不同。作為國際貿易理論基礎的比較優勢理論是從歷史的、客觀的角度，對已經發生的國際貿易及相關的經濟現象做出解釋、分析和判斷，為預測國際貿易發展趨勢，選擇合理的國際貿易模式提供科學依據。作為戰略管理理論基礎的競爭優勢理論，則是從價值創造的角度，致力于為經濟行為主體做出合乎價值取向的決策、設計提供有效的工具和方法。作用目標不同，理論體系框架及其應用范圍也必然有所不同。

篇（11）

2課中解疑，延伸至課內，全面認識人物精神之美

學生積極解答課前問題，教師做出評價，同時兼納已學知識，拓展延伸，明確人物形象的精神美，以期教學育人。如針對《項羽之死》的課堂兩個問題中，學生在接觸文中的“項王乃悲歌慷慨”、“項王泣數行下”后，總結出項羽在垓下之圍時對虞姬所表現出來的鐵漢柔情和多愁善感。有一定文學閱讀基礎的學生馬上就想到了《紅樓夢》中的林黛玉，而未馬上做出反應的學生對于將項羽與林黛玉能同類比較，感到十分新奇。項羽與林黛玉在性情上似乎天壤之別，現在通過學習，竟然發現兩人真有性情相通之處。這種人物性情的比較，讓學生對人性、人格的多樣化有了深刻的認識。此時還可延伸此點，提及高一所學過的人教版必修四的《廉頗藺相如列傳》一文。藺相如在澠池之會對秦王強硬剛烈、在將相和中對廉頗溫和寬容，同一個人物性格的尖銳對立表現一直讓一些學生無法理解，反而會誤以為藺相如有間歇性神經質。特別是在閱讀了明朝•王世貞《藺相如完璧歸趙論》后，更覺得是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不實。通過此文的學習，學生認識到一個人立身于世，肯定會有豐滿、立體的精神人格。而且愈是有著高尚精神靈魂的古人，人物的人格獨特、精神內涵積淀就愈是厚重。同時也可以教育學生在遇到自我的人生的挑戰時，該以一種什么樣的精神面貌去面對，從而認識到自我人格精神的缺陷，有了強烈塑造個人完美人格的渴求。自然而然地，文言文教學對學生的“提高文化品位和審美情趣”的教育要求也就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