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教育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平民教育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學校作為義務教育的主要承擔人，可以為農民工子女提供更多的工具性支持。例如，設立農民工子女獎助金制度，每年給予一定額度的學雜費減免等。筆者所在的學校，針對一部分農民工子女在家庭教育監護方面存在缺失，一些孩子不按時完成家庭作業的現象，就特別建立了“農民工子女之家”，不僅有專職輪崗教師指導孩子們的學習，更為他們提供文藝課程教育，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學校環境。這種方式在實踐操作中廣受好評。教師作為義務教育的主要執行人，為農民工子女提供直接幫扶。教師應在課堂上鼓勵他們積極思考問題、主動參與課堂活動，及時為他們釋疑解難，以達到感染、培養的教育目的；課后對各班學生實行“包保制度”，建立成長檔案，將學生完成學業、社會實踐、遵守紀律的情況填寫到“學生成長卡”，每周交由學生帶給家長，及時讓家長了解情況，也便于教師有針對性地開展教育補償活動。

2制定補償政策，維護教育結果公平

教育結果公平是教育質量優劣的集中體現，取決于政府無差別地配置教育資源和教師對受教育者的無差別教育。羅爾斯在《正義論》中談及教育結果公平時指出：“為了實現教育結果的真正公平，社會必須更多地關注那些天賦不足和社會身份較低的人們”。因此，在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時，還應充分發揮政府及教育工作者的能動性。在我國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階段，政府已制定和實施了多項政策，如2003年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規定由農民工流入地政府負責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工作，不斷規范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收費標準。此《意見》給農民工子女流入地政府提供義務教育給予政策引導，但部分地區也存在將問題推給地方政府的嫌疑，在地方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無差別地接納農民工子女，這無疑需要政府更多的補償政策來實現。

教育工作者對學生無差別教育的實施，首先需要提升教師隊伍的素質，教育主管部門在選聘時要嚴格把關，全面推進教師的聘任和考核淘汰制，激發教師工作熱情和積極性；其次，不斷鼓勵教師深入農村偏遠地區任教，拓寬農村教師來源渠道，不斷縮小農村與城市教育質量差異。

篇（2）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網民通過新生的眾多網絡社交平臺和軟件進行社交和娛樂，網絡名譽侵權糾紛也層出不窮，司法實踐必然與時俱進地將傳統的名譽權立法保護引申到虛擬的網絡中來。出于對公民名譽權保護的目的，網絡實名制的出現和發展，世界各國的進程多表現為猶豫不定，一路上伴隨著不小的爭議。韓國是最早通過立法推行網絡實名制的國家，早在2003年，為解決網絡上的人權侵害問題，提出了網絡實名制的方案以減少名譽侵權的發生，但一路上充滿崎嶇。在實名制實行兩個月后，由韓國網絡振興院和信息通信部聯合進行的調查顯示，惡意攻擊他人名譽權的網帖僅減少了2.2%。2010年4月，也就是在其網絡實名制實行3年后，首爾大學行政大學院的研究團體對外公布了他們的《對互聯網實名制的實證研究》，數據顯示，網絡上的誹謗跟帖數量僅從原先的13.9%減少到12.2%，下降幅度并不樂觀。由此可見，實名制并未管住網民的“惡意”。直到2012年8月，韓國憲法委員會裁定該制度違憲并廢除了網絡實名制。那么，從韓國整個網絡實名制由興到廢的過程不難看出，網絡實名制并沒有對公民名譽權的保護帶來預期的積極意義，反而由于實名制下公民個人信息的不慎外泄，招致更大的網絡暴力。

在中國，2002 年，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訪時，提出“人大應該立法禁止任何人匿名在網上發表言論”，一語激起千層浪，引起了民間廣泛的關注和討論。隨后，網絡實名制加快推行。2005年，教育部要求所有高校校園網 BBS 納入學校校內平臺，學生實名登記不對外公開；緊接著騰訊 QQ 開始推行實名制，很快網店實名、網游實名、版主實名也隨之實行。2011年12月，北京市推出《北京市微博客發展管理若干規定》，對用戶的姓名實行“后臺實名，前臺自愿”的注冊方式。網絡微博用戶必須使用真實的身份完成微博賬號的主次，但其用戶昵稱可自愿選擇，無需實名。緊接著，我國的新浪、網易、騰訊、搜狐、等各大網站微博都在2012年3月16日全部實行了這種實名制，“微博實名”是中國推行網絡實名制的一大重要舉措。除了微博之外，人人網、豆瓣網、微信朋友圈等廣泛使用、侵權行為易發生的大型網絡社交平臺現都已實行實名制。但這些實名化的網絡平臺漸漸不能滿足網民們傾訴欲望的實現，為切合人們渴望隱秘地宣泄情緒的心理，以“秘密”為代表的一系列匿名社交平臺逐漸流行起來，大量涉及別人名譽和人身攻擊的內容也隨著軟件的普及而普及。事實證明，無論是實名制的微博，還是匿名制的“秘密”都會不同程度地對公民的名譽權造成侵害，雖有共性，但兩者也各有特點和規制困境，無論是網絡平臺的管理者還是立法者，都應當“因地制宜”地制定方案，最大程度地減少網絡這個“虛擬社會”中名譽侵權現象的發生，并完善救濟措施。

一、 實名制微博時代下公民名譽權現狀及特征

（一）微博名譽侵權形式多樣、審核制不完善

2010年7月頒布的《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網絡用戶、網絡服務提供者利用網絡侵害他人民事權益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網絡用戶利用網絡服務實施侵權行為的，被侵權人有權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網絡服務提供者知道網絡用戶利用其網絡服務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本條將傳統名譽權延伸至網絡，首次明確網絡侵權者和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責任。但是，通常情況下，名譽侵權行為在微博上這個虛擬平臺上的表現是多樣化的，以微博界的“份額領跑者”新浪微博為例，《2014年中國社交類應用用戶行為研究報告》顯示：80.3%的新浪微博用戶通過新浪微博關注新聞/熱點話題，可見新浪微博已經成為一個大眾輿論平臺，成為人們了解時下熱點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新浪微博的“實時熱搜榜”每十分鐘更新一次，熱搜榜的排名以網友的搜索次數為標準，直接導致新聞和話題“蒲公英式”傳播，其中涉及名譽侵權的話題也隨之迅速傳播，與此相比，新浪微博的官方審核與刪除功能卻往往表現出滯后性，被侵權人只可能通過事后救濟的方式追責。因此可以看出，作為信息傳播的媒介物，為達到新聞快速傳播的目的，新浪微博用“網民互動”的方式反而為侵權行為危害的擴大提供了“溫床”。

（二）侵權信息傳播隱蔽性強，“傳謠”難追責

實名制下的微博，雖對侵權行為后的追責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在“全民轉發”的時代，每個人都是信息的傳播者，每個人都是“侵權者”。以2014年曾經在微博上轟動一時的“浙江官員開件”為例，2014年7月，黃某、繆某等人制造局長開房200多次的消息，是因為其行政申報未獲批準而懷恨在心，意圖報復“從中作梗”的工程師王某。他們不僅非法獲得了王某開房的記錄，甚至還獲得了王某住址、房產等相關個人信息。為了一解心頭之恨，將“官員開房”的帖子在網上進行傳播，該信息很快被轉發到微博上，關注人數更是爆炸式增長，最終被誣陷的局長由于心理壓力過大，臥軌自殺。黃某和繆某最終以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接受審判。然而反思該案例，在該虛假信息迅速傳播的過程中，該局長的名譽權受到侵害，那么參與這場“全民討伐”的廣大網民以及在傳播過程中主觀夸大信息的網民是否應當追究民事責任？

2014年10月，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利用信息網絡侵害人身權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中規定，“人民法院認定網絡用戶或者網絡服務提供者轉載網絡信息行為的過錯及其程度，應當綜合以下因素：轉載主體所承擔的與其性質、影響范圍相適應的注意義務；所轉載信息侵害他人人身權益的明顯程度；對所轉載信息是否作出實質性修改，是否添加或者修改文章標題，導致其與內容嚴重不符以及誤導公眾的可能性”。但是，在司法實踐中，需要法官結合證據、結合客觀事實作出裁量和判斷，但浩大的轉發網民數量給法院的調查取證帶來了巨大的困難，一旦侵權行為被注意，在網絡上消除傳播痕跡也十分容易，證據的“易逝性”也是執法難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不被追責的大多數微博侵權者也是匿名人群，使實名制失去了應有的作用，這也是“法不責眾”的無奈。

另一方面，前有菲律賓《防治互聯網犯罪法案》的頒布引發了巨大的爭議，隨后由于許多民眾不滿該法案動則便將網絡名譽侵權上升到刑事追究的高度，總統和政府的網站不斷遭到黑客的攻擊，認為嚴重阻礙了網民的自由表達，同時也阻礙輿論監督。因此，如何界定名譽侵權與網民言論自由權的界限，防止某些“矯枉過正”的刑事責任追究，也是我國立法應當明確的問題，也需要更多的司法實踐作為裁判的標準。參考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曾對于界定網民微博轉發行為是否侵犯著作權做出的認定標準，對于網民轉發可能侵害他人名譽權的網絡信息，也可用在“轉發者在主觀上應當具有“顯而易見”的惡意”和“轉發行為應當發生了“顯而易見”的后果”來界定應擔承擔責任的名譽侵權和免責的網絡言論自由。

二、新生匿名社交軟件與網絡名譽侵權

（一）匿名類軟件名譽侵權現狀

近年來，一些匿名社交軟件闖入了國人的視野，和其他實名制社交軟件不同的是，這些社交軟件提供了一個完全匿名的私密傾訴社區，不會留下任何個人身份的痕跡。由于完全匿名化和操作簡單的特征，該類軟件在網民中被廣泛使用，大量的情感宣泄、告白、爆料類內容時時刷新著頁面，因此該類軟件業成為名譽侵權的重災區。更嚴重的是，其應用開發團隊宣稱使用了“單向加密”等特定算法來維系“完全匿名”，這使得追責變得很難。美國最火爆的一款匿名社交軟件App“Secret”，該軟件抓住了人的求知欲和窺探隱私的心理，參與討論者與信息者都不必擔心自己會被問責，因此該軟件充斥著謾罵發泄、曝光他人私生活、歪曲他人形象等人身攻擊的內容。針對這種現象，美國的“secret”官方對匿名言論有嚴格監管，只要有兩個人對一條“secret”進行舉報，這條秘密就會被自動屏蔽，除了者，他人不得瀏覽，我國有的匿名社交軟件也逐漸開發了舉報的功能進行管制。但是，借助廣大的人際關系網，侵權的內容會在短時間內得以迅速的傳播，軟件本身的自查自糾功能短期內無法發揮效用，“白百合訴‘秘密APP’及舜網名譽侵權糾紛”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侵權信息在“秘密”上并迅速傳播，法院最后雖然因“秘密”及時刪除了匿名者的誹謗信息而未追究其責任，但作為侵權行為發生地，這類軟件的危害卻不容忽視。

（二）匿名軟件的發展前景及規制建議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此類匿名式軟件的開發目的似乎與名譽權與隱私權的保護相沖突，一旦通過嚴格的法律法規對其傳播的內容加以規制，從民事侵權擴展到類似于公安部《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互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甚至《刑法》的監督規范，使用者的好奇心和窺探欲便難以從此類軟件中得以滿足，那么該類匿名軟件的“價值”便也走到了盡頭。

在筆者看來，盡管匿名軟件有著諸多名譽侵權的危害，但卻不能被完全禁止，因為保障和促進表達的自由是匿名信息最大的價值，使人們在較為安全的空間下發表自己對事物最真實的看法，一旦網絡全部實行了實名化，勢必會引發“寒蟬效應”，壓制頗值得珍視的表達自由。

如果人的劣根性無法摒棄，那么作為匿名平臺的提供者即網絡服務提供商（ISP ，以下簡稱“服務商”）的責任就應該加大，應該通過立法的方式促進服務商加大對本平臺上涉及名譽侵權行為的監督并采取有效手段及時制止。對于服務商應在網絡名譽侵權糾紛中承擔何種責任，學界主要爭議三種觀點：其中，第一種觀點認為，網絡服務內容提供商應采用嚴格責任或者無過錯責任；第二種觀點認為，應該采用過錯責任；第三種觀點認為，網絡服務提供商的責任應介于過錯責任與嚴格責任之間的一種“適度責任”，要求的是ISP在提供中介服務時履行合理注意或常規監察義務。

首先，平臺的管理者要對的信息進行嚴格的審核，對于有“人身攻擊嫌疑”的關鍵詞要進行暫時性屏蔽，并由系統向該者及時告知《侵權責任法》、《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辦法》、《互聯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定》等法律、行政法規關于公民名譽權的相關規定作為提示，并由系統將選擇繼續者的IP地址、時間等加以記錄，當侵權行為發生時，也可為受害人的維權提供有力的證據。

除了上述的預防式措施之外，在網絡匿名制下名譽侵權的案件中，我國應借鑒美國的立法模式，明確服務商的信息披露義務。對于服務商的信息披露，實際上是被侵權人的事后救濟途徑，相比于2001年日本頒布的《電信服務提供者責任限制法》第4條的規定的“如果受害人所受損害顯然是由于有關信息的傳播所造成，受害人為了追究侵權行為人的侵權責任，有權要求服務商提供侵權行為人的相關資料（姓名或名稱、地址、電子郵箱、IP地址等），倘若服務商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拒絕提供，則應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美國式名譽侵權救濟途徑并沒有規定服務商向受害人提供侵權人信息的義務，因為這樣會使服務商承擔過重的責任去判斷侵權行為是否存在，也會加重受害人的舉證責任，導致服務商與受害人之間的尷尬，一旦受害人要求服務商披露信息的權利被濫用，會直接導致匿名制網站大量者的個人信息外流。相反，美國式的信息披露制度更為妥當，它將判定是否名譽侵權、服務商是否有義務披露侵權人的相關信息的選擇權交給了法院，通常是在“法院作出相關裁判之后，服務商才有義務披露自己所掌握的有關匿名網絡用戶身份的資料”。這就減輕了服務商的負擔，以免其承擔披露不當所帶來的法律責任。

但將此制度引進我國時，還應做出民事訴訟制度的相應完善。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起訴時必須有“明確的被告”，這就要求原告提供被告的姓名，性別、年齡、民族，職業、工作單位和住所地等具體信息，但這對于匿名制的網絡環境下是十分困難的，在我國的“網絡虛擬人格”還沒有在訴訟程序上得到明確承認的今天，筆者了解到，在司法實踐中，受侵權人通常以服務商為被告，請求法院判令服務商承擔披露網絡用戶真實身份的義務，并以此方式作為變通。筆者認為，在現階段這是被侵權人在短時間內迅速進入訴訟程序最為有效的方式。

三、實名制與匿名制網絡環境下名譽侵權救濟的共同難點及立法建議

（一）在法律上，“虛擬人格”之名譽權缺失

《民法通則》第101條規定：“公民和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使用侮辱等方式損害公民和法人的名譽。”可見，傳統立法中，名譽權的主體包括公民和法人，是專屬于人的特定權利。但隨著網絡的快速發展及網絡名譽侵權之訴的增多，虛擬人格未被立法納入所造成的司法實踐上常遇見的尷尬是，網絡上的被侵權者需要在起訴時證明自己就是“被害人”，還需要透過網絡查出侵權者真實的主體身份才能符合《民事訴訟法》中的起訴條件，著名的“孔慶東罵網友被判賠200元”一案的原告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在校生關凱元便遇到了這種尷尬，雖然最終贏得了訴訟，但在法院的判決書中法官卻是運用自由裁量權，回避了孔慶東的律師“任何人不知道該用戶名背后是誰，由于沒有相應的人格權，故無法對原告造成影響”的答辯意見，“模糊地認定被告對使用網名的原告的言論會導致原告本人的社會評價降低”，還是有些漏洞的。

原告對于訴訟主體的舉證困難，大大增加了訴訟成本，因此，我國亟待通過立法確定“網絡虛擬主體”的名譽權。每個現實主體都對于自己的網絡ID有著完全地支配權，在沒有侵犯他人權利的情況下，網絡的管理者也沒有權利支配用戶的ID，因此，民事主體對于ID 的權利近似于現實生活中民事主體的身體權。這也為“虛擬主體”在訴訟程序中的主體地位奠定了理論基礎，原告只需要舉證在侵權行為發生時，侵權人和本人是網絡ID的支配者即可。對于原告無法查證侵權人真實身份的，則可以通過上文提到的對網絡平臺的服務商提起訴訟已達到目的。

篇（3）

新聞媒體名譽侵權主要是指行為人通過大眾傳播媒體刊登、播出有損特定人行象的行為。“公民或法人的社會活動是新聞報道的主要內容,而名譽權與之密切相聯,所以,新聞媒體和新聞記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構成對公民或法人名譽權的傷害。”新聞媒體名譽侵權與一般侵權行為相比,具有傳播速度快、影響范圍廣的特點,因此給相對人造成的侵害也較其他的侵權行為更加嚴重。從法理上說,新聞報道行為的違法性是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新聞媒體侵害名譽權的抗辯事由的存在可以證明新聞媒體沒有違法,這是新聞媒體自我保護的一道防線,是平衡公民的表達權、知情權與公民或法人的人格權的產物。正當的新聞自由憑借它的保護而得以存在和運作,不至于因為與公民或法人的名譽權的沖突而動輒得咎。新聞輿論侵害名譽權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民事侵權,因此除了具有普通民事侵權的抗辯事由外,新聞媒體還享有一些特殊的抗辯事由。我國對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與公民、法人名譽權的平衡還沒有系統化和完整化的規定,目前學界比較認同的新聞媒體侵害名譽權的抗辯事由主要有新聞報道的內容基本真實、公開的權威消息來源、當事人的同意和客觀公正的評論。

二、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與公民、法人名譽權平衡的比較法考察

新聞自由與名譽權發生沖突時,如何界定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與公民、法人名譽權的邊界以化解矛盾,成為司法實踐中的難題,也是憲法學研究的重要課題。為此,筆者引入比較法研究的方式,以美國等四個國家為例,為解決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與公民、法人名譽權沖突的立法、司法實踐提供指導。

1.美國。美國憲法修正案第1條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限制言論或出版自由的任何法律……”并規定了四種適用的理論標準,即絕對主義、“明顯的和即刻的危險”標準、各種利益的特別權衡、定義上的平衡。在誹謗訴訟中,法官并不逐個案件就具體情況決定名譽或言論表達的重要性,而是針對不同類型的人的名譽受到損害的情形進行權衡。在此基礎上,他們制定了不同的規則,適用于公眾人物與一般人提出誹謗訴訟的權利,在平衡名譽權與言論自由的關系時區別對待公眾人物與一般人物。當某些利益的重要性超過憲法修正案所載利益時,保護前者;否則,理所應當地保護后者。可見,特別權衡法具有實用主義的優點。在適用利益衡量理論解決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與人格權的沖突時,考慮人格權主體的不同十分必要。

為了使公眾能更廣泛地收集政府的信息,美國于1966年制定了完備的《信息自由法》,該法廣泛地賦予大眾對其行政人員的監督權和知情權,是美國法律保障政務公開和輿論監督權的重要體現。 “公職人員就公共事務以名譽權他人,則必須證明言論者有現實性的惡意,如果僅證明被告屬于疏忽或過失,名譽侵權不成立。”所有與公眾有關,足以引起“公眾興趣”的人因批評而受到傷害時,除非他能夠提供證據證明該言論是出于“真實的惡意”,否則便無法以“誹謗罪”或“名譽受損”。

2.英國。英國的名譽侵權法可以追溯到1275年制定的《高級官員名譽侵權法》,當時不論敘述事實是否確鑿,發表言論者都要被追溯。現行的英國名譽侵權法制定于1952年,這部法律為名譽侵權所下的定義是“公布使普通人評價下降的言論”,而并不考慮是否有使原告評價下降的意圖,英國法律也采取了判例和特別法相結合的方式處理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與公民、法人名譽權的沖突。為確保信息的公開和一般民眾的表達自由,20世紀80年代,英國相繼制定了《數據保護法》、《地方自治法》、《個人資料法》。90年代提出了“市民”政策,以便于人們評價公共服務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對其實行相應的輿論監督。

3.德國。在德國,當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與人格權沖突時,也是通過利益衡量方式解決,依公法學上比例原則,個案決定何項基本人權在何種范圍內需作何種程度之讓步,何項權利優先受保護。德國甚至為避免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與其他權利的沖突,把權益衡量義務與履行謹慎義務一起規定為新聞媒體的從業義務,要求媒體在傳播報道各種具體事件前就進行權益的考量,以決定行使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還是保護人格權。

篇（4）

吉林省撫松縣職教中心是撫松縣唯一的職業學校，在校生只有700多人，生源的構成比較復雜，其中來自單親、失親、特困、留守家庭的孩子占到了三分之一。學校對有特殊需求的孩子進行重點幫扶，甚至為一些學生家長提供糧食。學校離長白山很近，根據這個情況學校重點建設旅游服務專業，畢業生在滑雪場、度假村就業或自主創業的比例很高，讓一些貧困的家庭看到了希望。根據國家政策，學校也在推行“三校統籌”，廣泛開展農村勞動力培訓。通過大力推行農民培訓，“把農民從麻將桌上爭取過來”，在4個鄉鎮建立農民培訓基地，在26個村屯建立流動培訓站，形成覆蓋全縣的培訓網絡，僅用3年時間就培訓一萬多人次。

也許，從江蘇的視角來看，這些數據并不完美，但想一想每平方公里48人的人口密度（江蘇全省的平均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700人）、遍布全境的高山和東北特有的漫長嚴冬，這些成績的取得是非常不易的。我想起大約一百年前在中國大地上曾經進行過的各類鄉村教育的實驗，江蘇比較有名的是黃炎培、陶行知等人在昆山、泰縣（現姜堰）、江寧等地的實驗，全國較大規模的有梁漱溟在鄒平、晏陽初在定縣的實驗。黃炎培、梁漱溟等人直接將鄉政府改造成“鄉學”，開設面向農村各種人群的講習所，教文化、教農業技術，在農村開展不同于城市的學校教育。筆者一直記得一名教師在教學日志里記錄過的一件事：夏天，非常熱，孩子們都無精打采，教師問哪里涼快一點，孩子們說樹林里比較涼快，于是教師就把孩子們帶到了樹林里，教學內容也臨時調整為林業和昆蟲知識。這位教師充分考慮到教育對象的特殊性，他們中的大多數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也仍將生活在這塊土地上，教育應該教給他們與生活相關的知識，而不是培養一群不了解農村又無法融入城市的青年。盡管很艱難，但前輩們的努力應該是取得過一定成就的，因為無論是黃炎培在徐公橋，還是梁漱溟在鄒平或者是晏陽初在定縣的實驗都經歷了較長時間。

這段歷史經常為后來的職教史研究者所忽視，因為這些前輩們做的事情在今天看來屬于成人教育，而不是職業教育。不過，在我看來，他們所做的才更加接近職業教育的理想，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區別并不在于是否是面向就業的，而在于傳統的普通教育是關于知識的，職業教育是關于人的生活的。

把撫松職教中心的實踐與百年前前輩們的工作進行對比可能是夸大了這所學校，但他們有個共同點，就是都關注普通老百姓以及他們的子弟。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職業教育原來就是面向普通人的教育，用晏陽初的話來說，就是平民教育。只要是平民，或者平民的子弟，就應該成為職業教育的服務對象。我們沒有必要拔高或者擴大職業教育的服務范圍，因為一旦拔高或者擴大了，那就不是職業教育，而是精英教育、高等教育或者其他什么社會活動了。

篇（5）

中圖分類號：K24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6-0222-02

“”結束以來，兩漢蒙學教育研究成果卓著，不僅形成了研究的熱點，而且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本文分專著和論文兩方面論述，專著方面又分綜合著作、教育制度、教育史料、專題研究等部分。論文方面分蒙學教育內容、方法，識字教材和私學教育。

一、專著類

綜合性研究方面，毛禮銳、瞿菊農、邵鶴亭《中國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編《簡明中國教育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毛禮銳、沈灌群主編《中國教育通史》（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孫培青主編《中國教育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等以“中國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這些著作都對兩漢的文教政策、學校制度、官學和私學，作了程度不同的敘述，對兩漢蒙學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鑒。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艷《中國秦漢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論述兩漢教育史的專著，其中兩漢私學和蒙學教育的內容值得參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國鈞、王炳照主編《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經學教育制度為主來介紹漢代教育制度，對漢代私學的恢復與發展、辦學形式、教學內容、蒙學和蒙養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較為詳盡地論述。郭齊家《中國古代學校》（商務印書館，1998）對漢代學校的發展作了介紹。姜維公《漢代學制研究》（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對漢代學制問題研究較為深入的著作，該書詳細地考察了漢代官學與私學的產生、發展乃至演變過程，分析了學校的施教人員、教學內容、師生關系及教學形式，論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儲和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與諸侯王教育的異同。對漢代家庭教育和書館教育的論述也頗為翔實。

關于教育史料，程舜英《兩漢教育制度史資料》（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3）、孟憲承編《中國古代教育史資料》（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都是資料選編，程書以分專題按編年的方式陳述教育制度及其實施的歷史發展，從文字和書籍、書館和書師、私學等方面對漢代教育的有關材料進行梳理。熊承滌《秦漢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選入的內容涉及兩漢學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內容與方法、書師和師生關系等。

此外，還有一些專題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內容，如熊承滌《中國古代學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吳洪成《中國學校教材史》（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對兩漢學校教材作了較為系統的闡述。胡幸福《中國古代平民教育》（中國大地出版社，2008）等從蒙養教育與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闡述了中國古代平民教育的狀況。幼兒教育涉及兩漢童蒙教育內容的有喬衛平、程培杰《中國古代幼兒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憲、王倫信《中國古代幼兒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務印書館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國古代生活叢書，其中有畢誠《中國古代的家庭教育》、閻愛民《中國古代的家教》。馬鏞《中國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進了中國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學界對蒙學教育的專題研究成果，影響較大的有喻岳衡主編、岳麓書社出版的《傳統蒙學叢書》，主要是對古代的童蒙讀物的搜集整理，并進行簡單的注釋、評價，進而匯編成書。徐梓《蒙學讀物的歷史透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時期對古代蒙書進行了梳理，具體介紹了兩漢時期各種體裁和類型的蒙學讀物。徐梓的蒙學研究涉及兩漢的還有《歷史類傳統童蒙讀物的體裁和特征》（《史學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啟蒙教材》（《文史知識》1999年第1期）、《傳統學塾中塾師的辛酸苦痛》（《中國典籍與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論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細致，是近年國內蒙學研究成果較為突出的研究者，為后學進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礎。

二、論文類

兩漢時期的蒙學教育的研究論文較多，內容涉及蒙學教育內容、方法，識字教材以及私學教育等諸多方面，現擇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兩漢的童蒙教育》（《史學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簡牘和文獻資料詳細介紹了漢代童蒙教育的具體形態，指出漢代童蒙教育的時代特征和歷史地位。熊承滌《我國古代的兒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黃智允《漢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兒童形象的探討為中心》（《蘭州學刊》2012年第5期）介紹了我國古代兒童早期教育學習情況。周永衛《兩漢教育的發展歷程及其特點》（《唐都學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試析傳統蒙學的主要教育方法》（《尋根》2007年第2期）也對蒙學教育方法、特點做了論述。曾釗新、劉良湖《古代兒童道德教育的內容、方法及途徑》（《教育評論》1993年第5期）、張迎春《中國古代童蒙養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晉陽學刊》2004年第1期）論述了勤儉、禮讓、誠實、孝親等古代童蒙養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華。

關于兩漢童蒙教材方面論文數量頗多，比較有代表性的學者是熊承滌，他的《中國古代專科教育的教材》（《課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對中國古代的算學、醫學、律學、武學、書學和畫學等專科教育做了介紹。《談談中國古代的兒童教材》（《課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紹了中國古代兒童學習教材的發展和情況。《漢代學校的教材與經學（上、下）》（《課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漢代私學教學的程度不一，大致分為授字書、授《孝經》《論語》、講授專經三階段，但這三個階段并沒有明顯的年級和年齡界限。吳洪成《試析我國古代蒙養教材的特點》（《課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試論古代蒙學教材的類型、特點及教育功能》（《甘肅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識字、押韻、注重實用知識和道德等特點。賀科偉《漢代蒙學識字讀本出版及其特點淺述》（《出版發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紹了漢代蒙學識字讀本的編撰和出版特點。于興漢《中國古代蒙學教材的編選特點》（《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寶迪《我國古代兒童歷史教材編篡的特點》（《浙江師大學報（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紹了兩漢時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學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類型、特點及使用情況。

李建國《漢代的童蒙識字教育》（《文史知識》1999年第2期）概括介紹了漢代童蒙識字教育的情況，認為漢代童蒙教材承前啟后，并指出漢代童蒙識字教學在西漢中期前以識字寫字為始，對書法和文字規范非常重視。沈元《研究》（《歷史研究》1962年第3期）從西漢社會生活史的角度來分析蒙學識字教材，并對《急就篇》進行了目錄學的考察。丁毅華、陳國忠《的史料價值》（《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版）》2001年第2期）闡述了《急就篇》的史料價值。

近年來，利用簡牘資料研究漢代蒙學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張金光的《論秦漢的學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對秦漢字書的性質提出了新的看法，認為秦時《倉頡》、《博學》、《爰歷》，兩漢《急就篇》都是當時學吏識字、學書、識名物的課本，并非一般的蒙學教材。又在《論秦漢的學吏教材——睡虎地秦簡為訓吏教材說》（《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強調秦漢字書為當時學吏者專用的啟蒙教材，其內容分為識字學書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張傳官《談等秦漢字書的性質——與張金光先生商榷》（《辭書研究》2012年第3期）反駁了張金光將《急就篇》等秦漢字書視為學吏者專用啟蒙教材的說法，認為從秦“三蒼”到漢之《急就篇》等，都是書寫范本，與當時的籀文、小篆、隸書等書體緊密相關。啟蒙教材、字書、和書寫范本三位一體，是社會各階層通用的啟蒙教材，而非學吏專用。

兩漢私學教育研究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鑒和依據。劉良群《論漢代的私學》（《爭鳴》1992年第5期）、張鶴泉《東漢時代的私學》（《史學集刊》1993年第1期）、李軍《論秦漢時期的私學》（《上海社會學院學術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對兩漢蒙學教育的論述。其中，張鶴泉對東漢的私學類型、招收學生的特點及師生關系等都作了闡述，是目前對漢代私學問題研究較為深入的成果。并將私學劃分為蒙學教育和“明經”教育兩個階段，蒙學教育與“明經”教育并不是截然分開的，二者既有區別，又密切聯系。而孫峰、肖世民《漢代私學考》（《西安聯合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論漢代學校教育》（《唐都學刊》2002年第2期）則認為漢代私學分為蒙學（書館）—初讀經書（鄉塾）—專經（精舍）三個上下相互銜接的階段。而王炳照（《中國教育通史（第二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則認為初讀經書作為私學教育的基本類型尚不十分穩定，有時和“書館”教育相聯系，作為蒙學教育的深入；有時又和“精舍”教育相聯系，作為專經教育的過渡或預備。可見，對初讀經書階段還存在一定的爭議。

我國臺灣地區近年來有關兩漢蒙學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臺東師范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林文寶《歷代啟蒙教材初探》（《臺東師專學報》1983年第11期），介紹了兩漢的蒙學教材。本文后經作者豐富成《歷代啟蒙教材初探》一書，1995年由臺東師院語文教育學系出版。妙芬《作為蒙學與女教讀本的：兼論其文本定位的歷史變化》（《臺大歷史學報》2008年第41期）對兩漢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鑒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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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運劇文獻法研究學校體育傳統教育思想和現代教育思想的著異。探討了傳統教育的根源:對現代教育思想的進行了界定。認為終身體育觀念的確立。是學校體育現代教育的重要標志，有利于校正片面的體育教學觀念。總結了素質教育指導F的學校體育現代教育思想的特征。

隨著學校體育教學改革不斷地深入，學校體育工作中出現了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之別。如何理解學校體育的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呢?這一問題涉及到素質教育在學校體育中的貫徹;關系到學生的身心健康;也是學校體育教學改革的關鍵之一。學校體育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的辨析，著眼于現代教育理論的發展動態，在傳統教育思想與現代教育思想的比較中進行思考，澄清學校體育教學改革思路，以便更好地實現新世紀的學校體育任務。

一、現代教育思想概述

現代教育理論可以說是起始于美國教育家杜威(1859 ——1952)，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批判赫爾巴特教育理論時率先使用“現代教育”一詞，他的代表作是《民本主義和教育》。其理論基礎是實用主義哲學，中心概念是“經驗”，超越了唯心和唯物的斗爭，只把經驗看作是現實世界的基礎。對與教育的本質可以用三句話概括: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經驗的繼續不斷的改造。1919年4月至1921年7月，杜威對中國進行訪問和講學。在北京、上海、遼寧、江西、福建等十三個省市傳播實用主義哲學。杜威在中國最人的影響是教育方面。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陳鶴琴的活教育、晏陽初的平民教育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杜威的影響。杜威的著作有近百種譯本流傳(3)。此外，現代教育理論的代表人物還有美國教育心理學家布魯納.其代表作是《教育過程》;提倡:“發現學習”。前蘇聯教育家贊科夫，其代表作是《教育與發展》;針對傳統教學論提出了五條原則:即高難度進行教學的原則、高速度進行教學的原則、理論知識起主導作用原則、使學生理解學習過程的原則、使全班學生包括差生都得到發展的原則。

二、現代教育思想的意指

現代教育思想的基本假定: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在西方被稱之為“現代教育學之父”;德國赫爾巴特運用“心理學”和“倫理學”作為方法論基礎來研究教育問題，基本奠定了學校教育的模式理論。而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在批批判赫爾馬巴特的理論時，稱赫爾巴特的教育理論為“傳統教育”，而稱自己的理論為“進步教育”、“新教育”，后義稱“現代教育”。因此，有了“傳統教育論”和“現代教育論”的對立和爭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教育家對于“傳統教育”和“現代教育”的理解和論述是不完全一樣的，但基本意指是圍繞著學校教育培養人才的問題上，也是培養人才質量規格的模式上。換句話說，形成人才質量規格的因素主要是什么?終身體育觀念的確立，是學校體育現代教育的重要標志之一。就學校體育教育的本質而論，它必須是為全民服務的，即應該適當滿足和促進所有人的體質的增強和提高，盡管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所能實現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它最終必將實現這一根本的任務和宗旨。這也是學校體育培養人才質量規格的主要因素。 轉貼于

三、學校體育現代教育思想

運片j亞里十多德的“四岡說”，能清晰地闡明素質教育指導F的學校體育教育思想的本意。弧里士多德講的四原閃是:形式因、質料因、動力因、目的因。“四因”中最重要的是“形式因”與“質料岡”，形式因加上質料因就成為一個具體的事或物;再加上動力因、目的因就成為一個發展的過程。就學校體育教育思想而言.體育課程構成它的質料因:教學活動是它的基本形式，是形式因。形式加上質料因成為學校體育，但這是靜態的。終身體育是它的動力因:素質教育是它的目的因。靜態的學校體育再加上動力因與目的因，就在了一個動態過程，一個現實的過程，是一個目的成為的過程，使學生的潛能狀態變成一個現實狀態的過程。換句話說，素質教育是目的，終身體育是動力，改革的學校體育課程是材質，多種教學模式是形式。

終身體育只是描述和說明一種體育觀念，而不是一種直接教學的思想或理論模式。“增強體質”、“技術教育”等教學思想，可以通過終身體育觀念充實自己，達成改良后的教學思想。然而，目前對終身體育的認識產生了種種偏差。如強調培養終身從事體育運動的興趣;讓學生掌握一兩種終身受益的運動項目作為主要任務。終身體育指的是自然生命的自然現象，是自然生命的個體之性。是描述和說明自然的自然特征。如同生理欲望的自然欲求一樣。進一步講，終身體育類屬于生命的自然本能的范疇。從“終身”二字點破了體育運動是人的生命現象，是發展體育的動力。這種動力發展了一面行動一面自我反省的能力，不僅能邊做邊想，也能邊想邊做。如同爵+樂名家在一起即興演奏的時候，在體會出合奏中所發展出來的方向時，仍然能不斷調整新方向一樣。學校體育的目的是實現素質教育。素質教育超越地、靜態地、形式地說明學校體育要達到的目的。它涵蓋了很多方面的理由及要求。拿動、靜來講，素質教育有動、靜之理。對靜而言，素質教育有靜的理由，使其成為靜:對動而言，因為有動的事實而界定出動的理由。種種理由都收攝于素質教育。

參考文獻:

(1)喬克勤關文明.中圈體育思想史【M).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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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陶行知幼兒教育的重要作用 

陶行知先生，很早就開始關注并重視外國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并密切關注國內的教育事業，關注幼兒教育事業的發展。通過與國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比較，陶行知先生認為我們教育工作者應該重視幼兒早期教育，因為幼兒教育是開始人生的基礎教育，是人生可能發生轉折的關鍵時期，因此無論是老師還是家長，都應該重視兒童成長的這一個關鍵時期，加強對兒童個性和習慣的培養。只有做好幼兒教育，才能夠保證祖國的花朵健康成長，成長為祖國所需要的人才。兒童是國家的未來，也是民族振興的希望，兒童若得到好的教育，國家則發展得好，兒童若得不到好的教育，國家則面臨危機，這也就是所說的“少年強則國強，少年弱則國弱”，強弱的關鍵就是能夠得到好的教育。陶行知幼兒教育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明確了幼兒教育的根本。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都應該對幼兒教育進行普及，尤其是農村，更應該得到更多的關注，讓所有適齡的孩子都能夠在合適的時候，走進課堂，接受教育。保證兒童接受幼兒教育不僅有利于對婦女勞動力的解放，讓婦女能夠安心地工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時還有利于幼兒接受良好的教育，明辨善惡，在早期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3 陶行知幼兒教育思想的理論意義 

（1）指出了中國幼兒教育事業的發展道路。陶行知的幼兒教育思想理論在幼兒教育中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即使是在目前的中國教育教學中，其理論思想和現實意義也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地方。陶行知幼兒教育思想的理論意義在于明確的指出了中國幼兒教育事業的發展道路，興辦幼兒園不僅可以解放婦女勞動力，還可以提高工廠的工作效率，更有利于提高兒童接受教育的機會，使兒童健康成長。同時陶行知還提倡在農村多多建立幼兒園，將接受幼兒教育的機會普及到農村，讓每一個孩子都有公平的機會能夠接受應該受的教育。在農村擴建幼兒園，也使兒童有了更多接觸自然和認識自然的機會，有利于陶冶兒童的情操，形成熱愛勞動、熱愛生活、熱愛自然的性格。陶行知這種對農村幼兒教育事業的關注以及解決問題的方式，在如今仍然值得我們借鑒。同時也為幼兒教育事業的發展帶來了更多的師資力量，開辟了新的發展道路。 

（2）有助于中國幼兒教育事業的轉變。陶行知的幼兒教育思想理論有助于中國幼兒教育事業的轉變。首先，使我國更加關注國外的教育手段和教育方法，逐漸向適合我國國情的中國化教育轉變，逐漸從重視城市幼兒教育向農村幼兒教育轉變，并逐漸普及化。陶行知指出，我們不能一味地光顧著學習別人的東西，還要有自己的想法和態度，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方向。列寧曾經說過，一個國家如果有太多的未接受教育的兒童，這個國家是無法實行社會主義的。可見，幼兒教育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意義。陶行知幼兒教育思想的理論意義在于很好地促進了中國幼兒教育事業的重大轉變，并且這種轉變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化的意義，由專注城市幼兒教育事業向注重農村幼兒教育及建設相應幼兒園的道路上轉變。

4 陶行知幼兒教育思想的現實意義 

（1）提高幼師地位。陶行知先生認為，“教”和“學”是一件事，主張寓“教”于“學”。做老師的應該一面教一面學，知識并不是可以使用終生的。但在目前的幼兒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卻是幼師的待遇和地位低都很低，很少有人愿意從事幼師相關工作，尤其是男性幼師就更少了，可能也與男性很難與幼兒相處和溝通有關，這就導致幼兒園中男性幼師嚴重缺乏。城市是如此的境況，農村的幼兒教師就更不受重視了，也是為什么很少有人愿意去農村當老師的原因之一。所以，我們要重視幼師的地位，給予他們以肯定，要切實地提高幼兒教師待遇和地位，并保障幼師的合法權益，只有這樣才能穩定幼師的師資隊伍，才能有更多的人愿意從事幼師行業，才能不斷壯大幼師隊伍，保證幼兒教育的健康發展，這是前提條件，也是當務之急。所以，加強幼師隊伍的建設，首先要保障幼師的合法權益，提高幼師的地位，主要包括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改善幼師的經濟待遇，才能夠有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到幼兒教育中。 

（2）學會保護孩子的好奇心。無論是幼師還是家長，都要學會對孩子們的好奇心進行有效的保護。可能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會看到或聽到許多孩子不管遇到什么不懂的事，都會馬上對老師和家長進行提問，就像一本“十萬個為什么”。這個時候作為幼師或者家長切記對孩子說“不懂就不要問”這樣的話，這樣只會打消孩子的好奇心和積極性。其實，很多幼師或者家長由于沒有耐心，在無意間就會犯這樣的錯誤。使得孩子下次再有疑問時，已經不敢說出口，這就導致孩子們的好奇心被一點點地扼殺，甚至失去了原本應該有的好奇心。失去好奇心，對一個孩子來說是可悲的，是不符合他們年齡段的現象。作為幼師和家長，要學會保護孩子的好奇心，要知道孩子的好奇心是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寶貴的財富。當孩子有疑問，充滿好奇心時，作為幼師和家長一定要耐心地對他們進行解答，千萬不能默不作聲，要對孩子們提出的問題給予肯定和鼓勵。 

（3）會用正確的方式對待孩子。對幼兒來說，他們正處于玩耍的階段，所以老師和家長要找到與孩子正確的相處方式，最好是讓孩子在玩耍中學習到知識，在玩耍中有所感悟。但是，目前有很多老師和家長一心只追求對孩子的智力開發和學習成績的提高。最常見的現象就是小小年紀就讓他們學習各種技能，參加各種補習班，給了他們很大的壓力。作為幼師和家長，我們應該給孩子一個快樂的童年，所以幼兒的教育應該是在玩耍中教會他們學習，開發他們的智力。此外，還有很多老師和家長經常將自己的孩子和別人的孩子進行比較，覺得別人的孩子永遠比自己的孩子優秀，這樣會嚴重打擊孩子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所以，在對幼兒進行教育的過程中，老師和家長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教育方式，要學會在玩耍中教會他們學習，更要學會尊重他們和鼓勵他們。給孩子們一個健康快樂的童年，讓他們遠離壓力，遠離厚重的課本，只有這樣，他們才會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健康的國家需要的人才。 

（4）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幼兒園。隨著家長對孩子教育問題的越來越重視，家長在幼兒教育方面的投資也越來越多，很容易導致幼兒教育的“西化”，這是陶行知幼兒教育思想所鄙棄的。但目前，無論是大城市還是小城市，都存在并熱衷于西式管理和教學的幼兒園。而家長們總覺得“西式”教育相比于“中式”教育是先進的，家長們希望孩子上最好幼兒園的這種心態，也將“西式”幼兒園推向了，盡管這種幼兒園的教育投資很高。這就導致了一些幼兒園一般家庭的孩子只能望而卻步，甚至一些農村地區的孩子，由于家庭困難，根本上不起幼兒園，使這些孩子接受學前教育成為了困難。所以，我國應該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幼兒園，而不能一味的崇拜和模仿外國的教育模式和教育思想。從目前的幼兒教育的現狀來看，我們應該借鑒陶行知先生幼兒教育思想的現實意義，根據中國的國情和現狀，開辟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創辦真正適合我國的幼兒園，同時還應該加強家長對幼兒教育的重視程度。建立陶行知先生所說的中國的、省錢的、平民的幼兒園。 

5 總結 

陶行知是中國近代教育界的先驅，他的幼兒教育思想無論在理論意義還是在現實意義上，仍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地方。陶行知的幼兒教育思想不僅指出了中國幼兒教育事業的發展道路，還有助于中國幼兒教育事業向更好的方向轉變。幼兒教育需要幼師和家長的共同努力，努力學會保護孩子的好奇心，以正確的方式對待孩子，建立陶行知先生期望的符合中國國情的、平民的幼兒園，實現幼兒教育的改革與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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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是高等職業教育中，針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法律道德素質養成的理論教育活動。它包括作為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和專業理論學習、實訓、學生社團和社會實踐活動等教育活動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環節和要素。承擔著在高職教育中對人才進行職業精神、職業道德、職業心理培養的教育任務，是高職教育及其發展中，對整體教育質量與水平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組成部分。富有實效的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在應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時，需要依據時代特征、社會發展和個人成才的新情況、新要求，做與時俱進的改革，它要求從理念、體系、方法和評價上進行革新。

一、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應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的新理念

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進入大眾化和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大發展的時代，高等教育毛入學率“2002年達到15％，進入國際公認的大眾化階段。2007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預計達23％。全國的高等職業學校數和學生數已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大眾化和高職教育大發展，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現階段發展中兩個重要的特征性要素。WWw.133229.CoM以馬丁·特羅依據美國等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狀況提出的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作為揭示高等教育發展階段和趨勢的預警理論(“是關于高等教育規模達到一定發展目標之后的一種預警”)為起點和線索，可闡發為分析我國包括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在內的高等教育發展新視角。

由于我國的高等教育“大眾化主要得依靠高職”，所以，體現大眾化高等教育發展要求的新高職教育模式，不僅表現在數量、規模上，更重要的是表現在質的方面的變化。即“教育觀念的改變、教育功能的擴大、培養目標和教育模式的多樣化，課程設置、教學方式與方法、入學條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與社會的關系一系列的變化”。這種“制度創新”帶來高職教育整體的根本性變革，使得在高等職業教育中的思想政治理論教育，至少要在以下四個方面建立應對這一變革的新理念：

第一，在教育思想的轉變方面，形成了平民化的教育理念。相對于“精英教育”，在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人們不再把接受高等教育視為“有錢者或智力上具有卓越天賦者的特權”，接受高等教育也不再是實現特權的途徑，而是在知識化、信息化經濟社會條件下，個人社會化的基本內容和途徑，并且越來越被賦予公民社會義務的觀念色彩。基于社會平民生活需要的技能成為接受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標，引導學生提升品質的素質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素質等教育目標被弱化。

第二，在教育角色的轉變方面，形成了平等化的教育理念。在市場經濟利益多元化和對外開放帶來的文化、價值觀念多元化的社會背景下，大眾化以現代高等教育發展呈現出的自主、平等、多樣等基本觀念，推動著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角色由“理所應當的權威”向“社會思想多元競爭的優勝者”轉變。使得運用和中國化理論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須首先證明理論自身的科學性并比較其他理論學說的先進性，才能發揮其主導性和實效性。

第三，在教育過程的轉變方面，形成了人本化的教育理念。大眾化高等教育的主旨融合了當代社會消費市場、民主政治、人權文化以及和諧社會等時代文明成果。在教育活動的內容、程序和方法上，均發生了“以學為本”的價值取向和活動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也不能再視學生為必須改造的教育對象，而必須依照學生實際成長成才個人目標的需要，為其提供融入社會、適應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體系教育，滿足學生在職業技能與職業素質兩方面的均衡、全面發展的需要。

第四，在教育評價的轉變方面，形成了社會化的教育理念。大眾化高等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的知識生產與傳播功能的實現，已經不能在“象牙塔”內的自身循環中完成，而必須在滿足社會生產、生活實踐需要的過程中完成。這使得高等教育、特別是高等職業教育評價的核心標準，由學生個人擁有的理論和學術水平向社會認可的能力與素質轉變，知識標準體系向行動標準體系轉變。思想政治教育的評價，也是要從社會需要出發，以是否培養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為根本尺度。

大眾化高等教育與“精英教育”發展階段的質的區別，就是高等教育全面走向社會生產生活、服務和滿足大眾需求過程中形成的公平與平等理念。它不僅是大眾化高等教育“制度創新”的指導思想，也是實現高等教育根本性變革的基本原則，是高職思想政治教育諸方面、諸環節、諸活動內容創新與發展的靈魂。

二、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應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的新體系

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是由高職教育培養高素質職業人才的教育目標所決定的理論教育體系。它的基本目標和任務是：為高職大學生成為合格的職業人才而展開的、旨在促進高職大學生掌握科學理論、堅定理想信念和提升思想素質的理論教育。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主渠道，主要通過和中國化理論課的教學實現教育目標和完成教學任務，理論課教學集中表現為“四個體系”之間的“三個轉化”，即由理論體系向課程體系、課程體系向教學體系、教學體系向素質體系的轉化。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在實現“三個轉化”的過程中，必須在遵循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新規律、新特點、新要求的前提下，體現高職教育的個性要求，把和中國化理論體系的一般原理，轉化成為具有高職特點的課程體系、教學體系和素質體系。

具有高職特點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課程體系，就是符合高職教育為社會培養生產、管理和服務一線需要的高技能職業人才的教育性質與目標的要求，能夠滿足高職生職業技能和職業素質均衡、全面發展需要而設立的和中國化理論教育的課程結構和內容體系。

具有高職特點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學體系，就是針對高職生的學習特點和能力水平，通過合理配置師資隊伍、教材資源、教學手段和教學設施等要素，而建立起來的教育教學模式。它幫助學生學會運用和中國化的理論觀點和科學方法，使其具有適應社會發展、職業變遷和生活變化的理論修養和認識能力。

具有高職特點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素質體系，就是針對高職大學生成為高級職業人才的全面發展要求，在傳授知識、培養能力的基礎上，進行提升學生包括思想政治素質在內的綜合素質的教育活動體系。高級職業人才必須具有適應職業崗位勞動需要的職業能力，但是這種職業能力的大小、發展潛力、對職業變遷的適應能力等，都是由素質的高低決定的，只有擁有高素質，才會在復雜的職業勞動中表現出更強的適應性和創造力。面向21世紀、面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職業教育新理念，使得職業教育不僅要解決學生面向就業所需要的職業能力問題，更需要通過高質量的職業教育，培養其適應社會發展和個人終身發展所必需的綜合素質。

三、高職思想政治教育應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的新方法

教學方法是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影響教育教學任務的完成、質量水平的高低，而且對于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提高高職思想政治理論的說服力和影響力，也是重要的約束性因素。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在應對大眾化發展的變革中，教學方法必須與教育觀念、教育目標的變革同步進行相應的改革創新。

學界對教學方法有“方法說”、“方式說”、“活動說”、“手段說”等諸多觀點，筆者認同把教學方法定義為“在一定的教學觀念的指導下，為了在教學過程中達到教學目的，完成教學任務而采取的一整套操作策略”。其本質在于與教學觀念、教學目的相適應、相配合的教學方法與學習方法的有效組合，它表明，科學、有效的教學方法不是～成不變的，而是需要伴隨教學觀念和目的變化而改變的。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在應對大眾化發展趨勢和要求的過程中，由于教育觀念和教學目的的變化，必然要求教學方法作出相應的變革。

首先，大眾化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平民化、平等化、人本化、社會化的新教育觀念，必然要求相應的教學方法由對人的基本觀念、思想方法進行強制性的修正轉向運用科學的理論方法進行合乎人性發展需求的引導。體現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活動和過程的“民主化”原則，在師生之間、生生之間建立雙邊、多邊互動型的教學方法，以良性的雙向交流模式進行思想政治教育。這是順應大眾化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發展大趨勢的教學方法發展的方向。

其次，大眾化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掌握科學理論、堅定理想信念和提升思想素質的教學目的及其實現目的的教學體系，必然要求相應的教學方法由單一的以掌握理論知識為最終目的轉向實現遵循理論知識一方法能力一綜合素質漸進、全面發展的方向和目標。由于新教學任務體系決定的教學活動內容、方式是多方面的，所以，教學方法也是多種多樣的。因而，企圖制定經常使用、數目有限的幾種教學方法是錯誤的。依照實現掌握科學理論知識，提高認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升思想素質和綜合素質等不同教學目的的需要而采用不同的教學方法，以及在教學總體過程中實現對這些方法的有效配置和組合運用，是順應大眾化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發展大趨勢的教學方法創新的原則。

把“民主化”的方向與“組合化”的原則相結合，是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方法論的基本要求，也是教學方法實踐發展的基本導向。

四、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應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的新評價

教學評價是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活動的重要內容和環節，它不僅對教學效果進行價值判斷，更重要的是通過反饋于新的教育實踐而產生導向作用，影響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發展方向、內容形式和質量水平等諸方面的變化。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由于應對大眾化發展，而在教育觀念、目標內容和方式方法上產生深刻變革，客觀地要求評價標準、方式也進行相應的變革。

首先，在知識評價與價值評價的統一中，更加側重于價值評價。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擔負著對高職大學生系統地進行和中國化理論的教育任務。完成這一教育任務，就是把和中國化理論體系經課程體系、教學體系，向學生素質體系轉化的過程。全面、系統的理論知識是整個教育過程的中介和載體，自然也是評價理論教育的內容。但是，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最終目標，不是停留在對學生獲得理論知識狀況的評價，而是著重于理論教育滿足學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價值評價。只有把和中國化理論轉化為高職大學生的科學思想觀念和方法，成為指導生產、生活實踐的行動指南，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價值性才得以實現。

其次，在內在評價與外在評價的統一中，更加側重于外在評價。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首先是一個把理論知識、社會道德、法律規范等內化為高職大學生思想素質和綜合素質的過程。對其評價中就必然要包括對內化的內容、方法，特別是結果，即對學生形成的內在思想道德素質狀況進行評價。但是對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內在評價不是體現自身性質和目標的終極性評價。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最終成果，在于所培養的高職人才不僅要具備良好的思想素質和綜合素質，更重要在于將其內在素質“外化”，表現為職業勞動和社會生活中基于良好思想道德意識和行為價值準則所展現的行為表現與行為習慣。只有把和中國化理論轉化為高職大學生良好的內在素質和外在行為習慣，成為提升個人品質、規范公共行為的思想與方法基礎，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實效性才得以實現。

第三，在現實評價與潛在評價的統一中，更加側重于潛在評價。同任何教育活動一樣，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必須對學生即時形成效果，能夠使他們接受新思想、新理論、新方法，能夠在現實工作、學習和生活中改善思維和行為。但是在當代知識經濟和信息化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終身教育和終身學習成為教育的時代性特征。高職大學生不僅要掌握理論已有的觀點和方法，更需要培養自我教育、終生學習的理念與能力，保證高職大學生作為職業人才，能夠在未來的職業生涯和社會生活中始終具有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潛在能力。只有把和中國化理論轉化為高職大學生現實與潛在的思想觀念、科學方法、發展能力，為自身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時代性才得以實現。

篇（9）

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是高等職業教育中，針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法律道德素質養成的理論教育活動。它包括作為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和專業理論學習、實訓、學生社團和社會實踐活動等教育活動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環節和要素。承擔著在高職教育中對人才進行職業精神、職業道德、職業心理培養的教育任務，是高職教育及其發展中，對整體教育質量與水平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組成部分。富有實效的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在應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時，需要依據時代特征、社會發展和個人成才的新情況、新要求，做與時俱進的改革，它要求從理念、體系、方法和評價上進行革新。

一、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應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的新理念

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進入大眾化和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大發展的時代，高等教育毛入學率“2002年達到15％，進入國際公認的大眾化階段。2007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預計達23％。全國的高等職業學校數和學生數已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大眾化和高職教育大發展，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現階段發展中兩個重要的特征性要素。以馬丁·特羅依據美國等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狀況提出的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作為揭示高等教育發展階段和趨勢的預警理論(“是關于高等教育規模達到一定發展目標之后的一種預警”)為起點和線索，可闡發為分析我國包括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在內的高等教育發展新視角。

由于我國的高等教育“大眾化主要得依靠高職”，所以，體現大眾化高等教育發展要求的新高職教育模式，不僅表現在數量、規模上，更重要的是表現在質的方面的變化。即“教育觀念的改變、教育功能的擴大、培養目標和教育模式的多樣化，課程設置、教學方式與方法、入學條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與社會的關系一系列的變化”。這種“制度創新”帶來高職教育整體的根本性變革，使得在高等職業教育中的思想政治理論教育，至少要在以下四個方面建立應對這一變革的新理念：

第一，在教育思想的轉變方面，形成了平民化的教育理念。相對于“精英教育”，在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人們不再把接受高等教育視為“有錢者或智力上具有卓越天賦者的特權”，接受高等教育也不再是實現特權的途徑，而是在知識化、信息化經濟社會條件下，個人社會化的基本內容和途徑，并且越來越被賦予公民社會義務的觀念色彩。基于社會平民生活需要的技能成為接受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標，引導學生提升品質的素質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素質等教育目標被弱化。

第二，在教育角色的轉變方面，形成了平等化的教育理念。在市場經濟利益多元化和對外開放帶來的文化、價值觀念多元化的社會背景下，大眾化以現代高等教育發展呈現出的自主、平等、多樣等基本觀念，推動著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角色由“理所應當的權威”向“社會思想多元競爭的優勝者”轉變。使得運用和中國化理論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須首先證明理論自身的科學性并比較其他理論學說的先進性，才能發揮其主導性和實效性。

第三，在教育過程的轉變方面，形成了人本化的教育理念。大眾化高等教育的主旨融合了當代社會消費市場、民主政治、人權文化以及和諧社會等時代文明成果。在教育活動的內容、程序和方法上，均發生了“以學為本”的價值取向和活動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也不能再視學生為必須改造的教育對象，而必須依照學生實際成長成才個人目標的需要，為其提供融入社會、適應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體系教育，滿足學生在職業技能與職業素質兩方面的均衡、全面發展的需要。

第四，在教育評價的轉變方面，形成了社會化的教育理念。大眾化高等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的知識生產與傳播功能的實現，已經不能在“象牙塔”內的自身循環中完成，而必須在滿足社會生產、生活實踐需要的過程中完成。這使得高等教育、特別是高等職業教育評價的核心標準，由學生個人擁有的理論和學術水平向社會認可的能力與素質轉變，知識標準體系向行動標準體系轉變。思想政治教育的評價，也是要從社會需要出發，以是否培養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為根本尺度。

大眾化高等教育與“精英教育”發展階段的質的區別，就是高等教育全面走向社會生產生活、服務和滿足大眾需求過程中形成的公平與平等理念。它不僅是大眾化高等教育“制度創新”的指導思想，也是實現高等教育根本性變革的基本原則，是高職思想政治教育諸方面、諸環節、諸活動內容創新與發展的靈魂。

二、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應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的新體系

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是由高職教育培養高素質職業人才的教育目標所決定的理論教育體系。它的基本目標和任務是：為高職大學生成為合格的職業人才而展開的、旨在促進高職大學生掌握科學理論、堅定理想信念和提升思想素質的理論教育。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主渠道，主要通過和中國化理論課的教學實現教育目標和完成教學任務，理論課教學集中表現為“四個體系”之間的“三個轉化”，即由理論體系向課程體系、課程體系向教學體系、教學體系向素質體系的轉化。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在實現“三個轉化”的過程中，必須在遵循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新規律、新特點、新要求的前提下，體現高職教育的個性要求，把和中國化理論體系的一般原理，轉化成為具有高職特點的課程體系、教學體系和素質體系。

具有高職特點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課程體系，就是符合高職教育為社會培養生產、管理和服務一線需要的高技能職業人才的教育性質與目標的要求，能夠滿足高職生職業技能和職業素質均衡、全面發展需要而設立的和中國化理論教育的課程結構和內容體系。

具有高職特點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學體系，就是針對高職生的學習特點和能力水平，通過合理配置師資隊伍、教材資源、教學手段和教學設施等要素，而建立起來的教育教學模式。它幫助學生學會運用和中國化的理論觀點和科學方法，使其具有適應社會發展、職業變遷和生活變化的理論修養和認識能力。

具有高職特點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素質體系，就是針對高職大學生成為高級職業人才的全面發展要求，在傳授知識、培養能力的基礎上，進行提升學生包括思想政治素質在內的綜合素質的教育活動體系。高級職業人才必須具有適應職業崗位勞動需要的職業能力，但是這種職業能力的大小、發展潛力、對職業變遷的適應能力等，都是由素質的高低決定的，只有擁有高素質，才會在復雜的職業勞動中表現出更強的適應性和創造力。面向21世紀、面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職業教育新理念，使得職業教育不僅要解決學生面向就業所需要的職業能力問題，更需要通過高質量的職業教育，培養其適應社會發展和個人終身發展所必需的綜合素質。

三、高職思想政治教育應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的新方法

教學方法是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影響教育教學任務的完成、質量水平的高低，而且對于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提高高職思想政治理論的說服力和影響力，也是重要的約束性因素。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在應對大眾化發展的變革中，教學方法必須與教育觀念、教育目標的變革同步進行相應的改革創新。

學界對教學方法有“方法說”、“方式說”、“活動說”、“手段說”等諸多觀點，筆者認同把教學方法定義為“在一定的教學觀念的指導下，為了在教學過程中達到教學目的，完成教學任務而采取的一整套操作策略”。其本質在于與教學觀念、教學目的相適應、相配合的教學方法與學習方法的有效組合，它表明，科學、有效的教學方法不是～成不變的，而是需要伴隨教學觀念和目的變化而改變的。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在應對大眾化發展趨勢和要求的過程中，由于教育觀念和教學目的的變化，必然要求教學方法作出相應的變革。

首先，大眾化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平民化、平等化、人本化、社會化的新教育觀念，必然要求相應的教學方法由對人的基本觀念、思想方法進行強制性的修正轉向運用科學的理論方法進行合乎人性發展需求的引導。體現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活動和過程的“民主化”原則，在師生之間、生生之間建立雙邊、多邊互動型的教學方法，以良性的雙向交流模式進行思想政治教育。這是順應大眾化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發展大趨勢的教學方法發展的方向。

其次，大眾化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掌握科學理論、堅定理想信念和提升思想素質的教學目的及其實現目的的教學體系，必然要求相應的教學方法由單一的以掌握理論知識為最終目的轉向實現遵循理論知識一方法能力一綜合素質漸進、全面發展的方向和目標。由于新教學任務體系決定的教學活動內容、方式是多方面的，所以，教學方法也是多種多樣的。因而，企圖制定經常使用、數目有限的幾種教學方法是錯誤的。依照實現掌握科學理論知識，提高認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升思想素質和綜合素質等不同教學目的的需要而采用不同的教學方法，以及在教學總體過程中實現對這些方法的有效配置和組合運用，是順應大眾化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發展大趨勢的教學方法創新的原則。

把“民主化”的方向與“組合化”的原則相結合，是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方法論的基本要求，也是教學方法實踐發展的基本導向。

四、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應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的新評價

教學評價是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活動的重要內容和環節，它不僅對教學效果進行價值判斷，更重要的是通過反饋于新的教育實踐而產生導向作用，影響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發展方向、內容形式和質量水平等諸方面的變化。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由于應對大眾化發展，而在教育觀念、目標內容和方式方法上產生深刻變革，客觀地要求評價標準、方式也進行相應的變革。

首先，在知識評價與價值評價的統一中，更加側重于價值評價。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擔負著對高職大學生系統地進行和中國化理論的教育任務。完成這一教育任務，就是把和中國化理論體系經課程體系、教學體系，向學生素質體系轉化的過程。全面、系統的理論知識是整個教育過程的中介和載體，自然也是評價理論教育的內容。但是，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最終目標，不是停留在對學生獲得理論知識狀況的評價，而是著重于理論教育滿足學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價值評價。只有把和中國化理論轉化為高職大學生的科學思想觀念和方法，成為指導生產、生活實踐的行動指南，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價值性才得以實現。

其次，在內在評價與外在評價的統一中，更加側重于外在評價。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首先是一個把理論知識、社會道德、法律規范等內化為高職大學生思想素質和綜合素質的過程。對其評價中就必然要包括對內化的內容、方法，特別是結果，即對學生形成的內在思想道德素質狀況進行評價。但是對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內在評價不是體現自身性質和目標的終極性評價。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最終成果，在于所培養的高職人才不僅要具備良好的思想素質和綜合素質，更重要在于將其內在素質“外化”，表現為職業勞動和社會生活中基于良好思想道德意識和行為價值準則所展現的行為表現與行為習慣。只有把和中國化理論轉化為高職大學生良好的內在素質和外在行為習慣，成為提升個人品質、規范公共行為的思想與方法基礎，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實效性才得以實現。

第三，在現實評價與潛在評價的統一中，更加側重于潛在評價。同任何教育活動一樣，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必須對學生即時形成效果，能夠使他們接受新思想、新理論、新方法，能夠在現實工作、學習和生活中改善思維和行為。但是在當代知識經濟和信息化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終身教育和終身學習成為教育的時代性特征。高職大學生不僅要掌握理論已有的觀點和方法，更需要培養自我教育、終生學習的理念與能力，保證高職大學生作為職業人才，能夠在未來的職業生涯和社會生活中始終具有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潛在能力。只有把和中國化理論轉化為高職大學生現實與潛在的思想觀念、科學方法、發展能力，為自身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時代性才得以實現。

篇（10）

1學校重視對教師的培訓，我們采用請領導專家做講座、請優秀班主任做經驗介紹、外出培訓等不同形式，不斷提高班主任的素質水平。本年度，我們利用教師每周四沙龍的學習時間，聘請了進修學校徐慧穎和哈爾濱市教育研究院郭德鳳主任為教師進行《生態體驗式班會的培訓》和《新課程理念下的教育職業道德》，通過學習提高了教師的德育理論水平。要求教師以身作則，為人師表。全校教師共撰寫98篇學習心得。張黎明和徐春麗兩位老師參加了全國傳美說課比賽雙雙獲得特等獎。

2、加強以班主任為主體的德育隊伍建設，組織班主任參加區進修組織的班主任培訓班，我校已有32名班主任參加培訓，學習有關班級管理方面的知識內容，通過學習，更新了教育理念。教師們共撰寫教育敘事125篇，教育論文70多篇，多篇發表在國家，省級報刊雜志上。

3、為了加強班主任班級管理能力，我校組織教師觀看魏書生關于《如何做班主任》講座錄像，每位教師撰寫了觀后感102篇。開展班主任教師開展工作經驗交流會。通過交流，班主任把班組管理的經驗和一些成功的小方法通過實例講了出來。供大家學習和參考，通過交流取長補短，提高了班級管理水平。通過培訓，提高了班主任老師的育人能力及管理水平。每位教師都結合自己的教育教學實踐，撰寫學習心得體會提高教師的德育理論水平。

二、加強學生常規教育，營造良好育人環境。

1、愛國主義教育

（1）本學期繼續抓好每周一的升旗儀式和國旗下講話，培養學生聽見國歌聲要駐足肅立，少先隊員敬隊禮，激發學生愛國熱情，樹立正確的國家意識，培養愛國主義意識。開展“紅領巾，我為你自豪”活動，培養學生熱愛胸前的紅領巾，熱愛少先隊組織。如今學生紅領巾佩戴率達到92%

（2）開展好“祖國明天會更好”“中華魂”讀書活動，并根據學校有關要求，組織了征文比賽。學生通過讀書活動，進一步提高了愛國熱情。全校學生上交征文1846篇

2、安全教育

（1）通過校園電視臺，加強安全知識的宣講教育，讓學生掌握了安全自救的基本防護知識。學校一年來共制做10多個和教育短片對學生進行教育。

（2）繼續抓好學生校內、校外的安全工作，與全體班科任教師簽定有關責任書，規范制度，落實好各種措施。本學期此項工作運行良好，未發生任何安全事故.

（3）各班繼續開展《安全是生命的保證》等形式多樣的主題德育實踐活動課。

（4）為提高師生避險抗災能力，學校每學期一次組織了安全疏散演習活動。通過演練，全校3000多名學生經過訓練能夠在3分多鐘全部出樓在操場上站好，廣大師生掌握了應急疏散、正確逃生的技能，強化了師生們防患于未然的安全意識，提高了師生們的安全自救能力，從中積累了集體疏散、應急組織等實踐經驗。

3、環保教育通過宣傳櫥窗、校園電視臺積極宣傳環保的重要意義，上好《環境教育》課。我們教育學生從身邊做起，從小事做起，樹立良好的環保意識。通過開展活動，現在學生如果看到操場上有紙張，都能主動地跑過去拾起來，使校園變得更加整潔，干凈。

4、抓好養成教育，本年度，為突出我校的德育主題，我校繼續加強了學生常規養成教育，特別是文明禮貌教育，以新的《小學生日常行為規范》《花園好孩子歌》為內容，開展“星級班級評比”活動，以班級教育、自我教育為主，花園好孩子示范崗為陣地，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學校繼續強化了“星級班集體”的創建評比活動，通過衛生、紀律、兩操、禮貌、好人好事及愛護公物等內容，每周公布各班得分情況，增強了學生的競爭意識同時也規范了學生的行為，為創建平安校園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通過班級評比制度的建立，學生行為規范有了明顯的變化，出教室能夠有序的上下樓，站隊做到快、靜、齊。

5、本年度，舉行兩次生態體驗德育實踐活動課，參賽班級80余次，本次活動課形式多樣，有校園劇、小品、歌曲、詩朗頌、訪談、相聲、辯論會、論壇、談話、才藝表演、游戲等，班班都利用了現代化的教學手段，并附以相關聲象資料，直觀、形象、具體地展示了實踐課的活動內容，使學生在活動中、在娛樂中受到教育，達到了預期的教育目的。學生自己編劇、自己扮演角色，不僅滿足了學生的表現欲望和體驗欲望，也提高了學生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還進一步增強了學生的自信心，培養了學生的合作精神，同時塑造了他們完善的人格，提升了道德素養。通過開展德育實踐活動課競賽，使班主任老師從傳統式的班會向生態體驗式班會過度，真正加強我校的德育工作，充實德育內容，改進德育方法

三、“園”汁“園”味的少先隊活動，讓隊員快樂成長。

工作中落實教育局的工作部署，力求準確把握教育的脈絡，有效利用學校教育資源，以“校情”為基準點，以“生情”為切入點，以“體驗”為滲透點，開展“園”汁“園”味的具有花園特色的教育活動，讓花園的學生在活動中快樂成長。

1、搭建花園舞臺，讓每一個學生都成為活動的“主角”。學校教育通常有一個弊端就是在活動中不能讓每一個孩子們得到充分地展示，我們學校就立足從常規教育活動中，搭建學生舞臺讓每個人都成為“主角”，讓教育效果達到最大化。我們工作中強調三個變即：變常規升旗為平民化，變花園電視臺為常態化，變行為示范管理兒童化。學校49個班級本年度有32個班級參與升旗，班級參與率達到65℅。學校花園電視臺節目由學生自己創作、演出，反映校園新風、校園新動向。本年度參與花園電視臺節目錄制演出的學生達到了全校總人數的21℅。讓學生參與行為規范管理成立“花園好孩子示范崗”，培養“花園好孩子示范員”共計508人次，占全校人數的17℅。大隊、中隊干培訓、兒童公園鐵路員工培訓、花園小記者培訓使特色學生脫穎而出使32℅。在這些常規的教育活動中出現了主動修補國旗的“小旗手”，學生們找到了自我，成為小舞臺中的“主角”。

2、“花園好孩子”的特色養成教育，讓隊員在體驗中求進步。學校少先隊習慣養成是最具特色的教育，“花園好孩子”是花園少先隊在新的理念下提出的，我們把小學生的養成教育編成了朗朗上口的《花園好孩子歌》，力求以歌為綱，以歌激情，以歌導行。

特色好習慣活動，深化隊員習慣落實。“花園好孩子，好習慣繪畫比賽”、“創編好習慣童謠比賽”、“尋找身邊的花園好孩子”、“好習慣短劇比賽”等系列活動使隊員完成從體驗到感知再形成內化的一個過程，讓隊員們在體驗中求進步。特色有效評價，為隊員行為內化提供動力.“花園好孩子光榮榜”、花園好孩子相冊都是隊員們的目標。精心設計的“花園好孩子成長卡”獎給有成長中有良好的習慣孩子。

兌換活動，每月一次，共兌換2557張。在這一年中有85℅的學生成為“花園好孩子”，這一朵朵小花在花園的沃土中靜靜的開放在少先隊的教育中，出現了主動承認錯誤的小男孩、替別人道歉善良女孩、拾金不昧的“小雷鋒”劉佳燁。還出現了一個被我們稱為“木糖醇”的小隊員：一個周一的早上校長走進水房巡視，只見一個一、二年級模樣的小女孩背著書包走進水房。當她走近垃圾箱附近時，突然看見校長在里面，她有了一絲憂郁，轉身就走了。校長當時想，這個小女孩一定是想扔什么東西。憑著職業的敏感，校長想她一定是看見我不敢扔了。于是校長就趕緊和藹的說：“孩子你是不是想扔垃圾啊，沒關系你可以扔啊！”這個孩子紅著臉說：“校長，我早上在家里吃了一粒木糖醇，上學的路上我沒有發現垃圾箱，我又沒有面巾紙所以我一直沒吐出來，我想到了學校吐在垃圾箱里。”說完她就更不好意思了。聽孩子這么一說，校長感動極了，這個看上去年級不大小女孩，有這樣的好習慣，多么令人欣慰。這不就是在學校教育中孩子逐步養成的好習慣么？于是，在學校的留言板上，少先隊大隊部表揚了這名小女生，從此學校就知道了這個“木糖醇”女孩，一直影響和教育的其他的學生。

3、鮮活的特色活動，讓花園少先隊成為最具章張力的課堂。結合少先隊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針對全體少先隊員開展了“我愛紅領巾”系列活動——“少先隊知識學習”、“敬一個標準的隊禮”、“唱響嘹亮的隊歌”“紅領巾，我為你驕傲”等活動。

篇（11）

從高職教育已經走過的歷程看，已經取得相當的成績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學結合探索。在這個改革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也很正常。對于有些問題由于影響深遠，且具有方向性的導向作用，亟需要解決，否則高職教育的工學結合可能會停留在形式上，不能深入“靈魂”。筆者認為有關部門和人員需要認真考慮以下幾個問題，且落實到實處，高職教育才會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一、必須把握工學結合的具體方向、目標與大目標的關系

首先要明確高職教育的基本方向――工學結合。這是大目標，要想實現大目標，需要通過具體的小目標來完成，這是問題的關鍵――怎么真正、具體、有效做到？共識觀點認為學生畢業后，能“立即勝任”具體工作。筆者認為對于高職學生這要求有點過高。相對于工科專業而言，會計工作的普適性相當高，對會計都難以做到的，許多普適性較差的工科、理科專業就更難以做到。理由一，環境和身份的轉換，不同企業的工作環境、辦公流程都存在明顯差異，一段時間的適應是必須的，適應期長短因人而異。理由二，具體會計工作的崗位有差異，大企業的會計崗位細分更明顯，可能只有出納崗位無明顯區別；理由三，企業的性質、業務多少和類型、會計科目設置、賬務處理程序都有自身特殊性，在三年（實際只有兩年半）時間內，要讓高職學生全面掌握不同行業的業務、同一行業的全部業務處理是不切合實際的。業務的全面處理，估計對很多985院校的畢業生都難以做到，這一點可以從每年的CPA的會計和會計證書的通過率求證。理由四，過去一個學徒要出徒，需要一個專職師傅3～5年的培養，現在幾個月能完成？理由五，會計準則、制度，稅法規定處于經常性的變化中，有可能剛畢業，法規又變了，原來學校學的可能是錯的，這一點，應該沒有異議。

基于上述理由，高職的會計教學具體目的、方向：1. 讓學生掌握“基本”的業務內容。對 “基本”的理解可能有差異，但還是有共識，筆者認為“基本”為：購、銷、核算三種。購和銷不用解釋，核算包括各種數據計算，如工資、存貨成本、折舊計提、經營成果計算和納稅計算等。計算貫穿各個環節，這是不分行業、規模的絕大多數企業面臨的共性業務。2. 讓學生掌握“基本”的實務操作。這個“基本”內涵應該無異議：包括開立新賬、憑證填制、憑證裝訂、賬簿登記、報表編制、稅務處理。

在掌握基本的業務技能后，才能與工作“對接”，如果一味追求業務的全面、對所有企業的適用，可能會適得其反――事倍功半。只有在掌握基本技能的“實質”后，才能觸類旁通舉一反三，得心應手的處理在校未學、現實中新出現、制度新變化等新業務。

二、具備正確清晰的人才培養理念

在明確方向和目標之后，如何實現這個方向和目標？必須要有一個正確清晰的教育理念。理念分兩個層次：一是學校的辦學理念，筆者這里專指學校確定的人才培養目標，即培養哪一個級別、層次的人才？技工、技師、技術人員（高級、中級、初級）。這是很多學校、老師總要自我貼金――高級人才。這時候“選擇性失憶”忘記了工學結合的實質是看學生的就業率。還不如放下身段明確目標――能干實際工作的技術人才。二是教學理念。指的是如何在實際的教學環節中，如何實現這一目標？要求學院的二級教學管理一定要重實質輕形式，從實際教學效果看所作所為，是否真正符合培養學生的實際工作能力這一終極目標。簡單的由閉卷改開卷、考核改答辯、請企業人員上課等，這些形式是否需要一刀切？是否有效果？效果是否與成本匹配？需要深刻的反思和驗證，不能為形式所迷惑，成為形式的奴隸，“圍繞效果看方法”這才是正確的教育理念。

三、認清教學對象、找準教學方法，探索教與學的矛盾解決之道

高職教育是和大學擴招同步，數量的擴張帶來的質量下降，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高考200分左右進高職已經是現實問題了，這是大學進入平民化階段的必然結果。現在大學生的素質下降，是一個“揣著明白裝糊涂”的問題。一句“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師”，讓老師們羞于啟齒討論學生素質。不論出于何種目的，僅憑太極端這句話就是不可取的。但是出于“鼓勵”老師探索教育方法的角度，還是正確的。人類的智商、體力、技能歷來都是金字塔狀，最優秀的總是塔尖部分，而平庸的總是多數。大學的錄取比例由5%左右擴大到50%左右，部分地區遠遠高于50%，這一數據變化深刻的提醒高職教育，必須面對教學對象素質的現實情況。對象變了，沿用舊的教學方法注定不會成功。

六部教學法等多種教學方法的討論和運用，是一段時間高職教育熱點。肯定的是沒有一種教學方法，可以全面適用。首先不同課程有各自特點，特別是文科和工科的差異較大，不可能都用一種方法。其次同一門課程，不同的內容采用不同方法，效果更好。那種“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不可取的，所以根據大多數學生的實際情況，探索不同課程、不同教學內容的具體方法，是高職教學方法探索的方向。

目前的兩種人才培養模式較為成功，一是訂單培養，二是前店（廠）后校或前校后廠，筆者更偏重后一種。訂單培養取得了企業、學校、學生三方的暫時滿意，企業直接解決暫時的用人需要，且自身培養成本降低，企業滿意；學校招來的學生有工作，提高了就業率指標，學校滿意；學生找到了工作，不用為工作操心奔波，學生及家長滿意。但長遠看是一種短視行為。隨著市場的競爭加劇，技術的日新月異，一個企業能否長期存在是一個問題，如果企業倒閉，訂單培養出來的學生還能找到與原來企業一樣的崗位？

問題的根結――高職教育是授之“魚”還是授之“漁”的問題，其實質是教懂還是教會。懂了是知道怎么回事，能處理同樣的問題；會是掌握其實質，能處理相同或類似的問題，即觸類旁通。而對“基本技能的實質”把控，是老師值得深入研究，傳授給學生技能的“核心”所在。

對于會計教學重點搞好會計基礎的入門教育，靈活掌握會計核算原理，對會計的宏觀結構有一個清晰的全貌，如同在“山頂看風景”――景點位置、路線一目了然，其他課程就是具體的“觀景行程”。其次要分析會計與稅法的差異，理解兩者之間是不同角度“看風景”。一個對會計結構沒有全貌的人是學不好會計的，即使努力也會事倍功半。

四、分清學校、企業、社會、家庭的責任和義務

現代社會是一個法治社會、契約社會，必須責、權、利明確。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學生的成才，完全歸功于學校的教育，是學校的自我表揚；完全歸功于學生的自身努力，也言過其實。事物的變化取決于內因和外因，缺一不可，這是最簡單的唯物辯證法。同是清華畢業生，不是人人都成功了。退學的比爾蓋茨和喬布斯、沒有上過大學的李嘉誠、丁俊暉也是成功的。一個學校培養出部分優秀人才、一個父母培養出一個出息孩子，是學校、父母、社會、學生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孔圣人弟子三千，賢人也才72。筆者認為一個人的成功，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學生自身――先天的智商和情商。其次是家庭教育，再次才是學校教育，最后是社會教育，這些都屬于后天因素。這三種教育效果互相影響，因人而異，某一種教育都可能對某個人能起到決定性的影響。如：李嘉誠的成功應該歸功于自身和社會，丁俊暉應該歸功于自身、家庭、社會（教練）；又如手機游戲學校不教，多數學生都會玩，這是學生自學、社會教育的共同作用。有的家長對孩子的教育也無能為力，擔心孩子過早進入社會，只求有一個學上，約束孩子一段時間，無形中把家庭教育責任轉嫁到學校，把不合格的“原材料”輸送到學校。對于教育，社會有很高的期望值，無形中給學校、老師以巨大壓力，而忽視了教育作為一個系統性工程，需要多方配合共同完成。

現在把對工作的適應、實習全部由學校完成，即把企業應該承擔的責任轉嫁到學校，縮短教學時間，這是不可取的。五天工作制已經縮短了學時，高職教學時間實際不到兩年半，半年時間用在頂崗實習和找工作上。總課時在縮減，講明白又要多花時間，而課程最基本的內容需要完成，這樣的結果是基本理論和技能沒學好就工作了，相當于使用了不合格的“原材料”，生產過程沒完成，產出“不合格產品”，還必須要 “銷售”進入企業，自然不能適應工作，而賬又算在學校、老師頭上。為了適應現實的學生情況，絕大多數的學校已經降低課程難度（會計證書考試難度可以看出），以求能讓學生掌握最基本的理論，同時減少理論課時增加實訓課時，適應企業需求。這樣“工序未完工”的產品，質量如何保證？

五、切合實際的師資隊伍建設

學校的發展取決于教師隊伍是關鍵，現在有雙師、骨干教師、專業帶頭人、教學名師、首席教師、免檢教師等一系列稱謂。但是評選出的“頭銜”對教育起什么實質作用？個人認為只是某些“頭銜”僅為榮譽而已。筆者認為高職教育的師資隊伍建設重點應該放在――名副其實的雙師、切實能干的骨干教師和真才實學的專業帶頭人上面。

首當其沖的是雙師素質培養。這種培養不是朝夕可以完成，也不應該是學校自封。首先必須界定雙師含義。是講師（教師）、工程師（技師）、會計師、經濟師、造價師？現在的師很多，大師很少。筆者認為所謂雙師應該是有一定教學經驗的教師和有一定實際工作經驗的工人師傅。學校把教學經驗定位成講師這個沒有異議，而實際工作經驗定位成工程師、會計師、經濟師等證書評價，有點變味。雙師必須要求教師有一定工作經驗，就必須到企業相關工作崗位進行相當時間的鍛煉，才能積累出一定的經驗，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雙師，而不是有了某證書就可以認定的。對于會計老師到事務所兼職、到企業做兼職會計是可行的選擇。其次經驗需要時間積累，不是去了一兩次事務所、到企業做一兩個月賬就能完成的。再次對于不同課程的教師雙師認定要區別對待，把思想品德、英語等基礎課認定雙師的“玩笑”不能開。最后對于一些工科教師僅憑企業開出的一紙證明（去過企業時間）就認定雙師的“水分”也應該擠出。

骨干教師來源于中小學教育，學校骨干教師的認定須有一個公認的標準。骨干教師要根據“骨和干”來認定，而不應摻雜人為因素。所謂骨者，是一個專業的脊梁，能講授本專業的多門課程，在出現老師短缺時，能隨時頂上去，承擔多門課程教學。所謂干者，是實實在在地干實事――講授課程，不是投機取巧，承擔少量的教學任務。離開這兩者都不能稱其為骨干。骨干教師最主要的核心是能承擔多門課程的教學任務，而不是僅憑能上好一兩門課程的效果來認定。特別是會計專業，會計老師不懂稅法，不能回答學生的稅法問題，同樣審計課老師不能回答會計課程問題，這樣的骨干教師有些滑稽。骨干教師的認定應該是根據實際業績來認定，用量化的指標而不是靠“關系”的認定。

對于專業帶頭人是對一個教師的學術水平的認可，而不應該是一種榮譽。基本上各學校各自為政，自己出臺自己的認定標準，最后認定的專業帶頭人，這一學術稱謂變成榮譽“光環”，喪失應有的激勵作用。一個專業帶頭人起碼應該是本校該專業學術上的“頭雁”，在學術上應該有所建樹，可以量化的指標首先是科研水平，如：課題研究、論文數量和質量；其次教材編寫的數量和種類；再次是能教授、且教授過該專業的專業課程數量（門數和課時）；最后還要滿足高職的教育的特殊性，有一定的企業實踐經驗。這些指標都是可以實實在在的量化，不應該把社會上的某些領導，既是高學歷、又是高科研產出、還是多種機構的理事，而從來沒有干過實事、浪得虛名的不正之風帶進學校，污染學校這片神圣的殿堂。

六、總結

筆者認為高職和本科教育應該有實質區別，一個重實踐、重應用，一個偏理論研究。高職教育只有牢牢抓住工學結合這條主線進行改革，這種改革必須重實質、看效果，而不是改形式做樣子，才不會誤入歧途。在改革中學校需要有一個清晰正確的理念、思路，同時需要國家、社會、企業、家庭的合作參與，學校的單打獨斗是難以成功的。另外社會風氣的凈化、家庭的教育的跟進也是必不可少的，那種認為一學萬能，一學永逸的觀念必須拋棄。只有各方都盡到自己的應盡職責，高職教育才能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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