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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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華武術；文化；內涵

[中圖分類號]：G0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2)-09-0201-01

中華體育文化流傳千古，經久不衰，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中蘊含著的獨有的東方武術文化。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武術曾被提到高一種文化層面，“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則是對它的真實寫照。近年來，武術文化也逐漸受到熱烈的追捧，武術項目不僅成為08年北京奧運會的特設項目，同時其也頻頻現身于我們生活中的每個角落，從70年代香港媒體中的功夫之王-李小龍，到近期好萊塢中的紅得發紫的“功夫熊貓”，無處不彰顯著這種東方古老文化的強大魅力。武術，又名國術，是古人類之間自然搏擊打斗方法的演變，起源于中國，發展于世界，是我國勞動人民幾千年來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保留和繼承中華先民民族精神和思想文化的肢體語言，是全世界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1]。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積淀著豐富的文化內涵，不愧是我國民族文化的一塊瑰寶。

一、中華武術文化的內涵

（1）“和”，“合”文化價值

與西方在搏擊，劍術上所推崇的格斗中人性的釋放的價值取向不同，我國的武術文化長期在中華文化大環境的熏陶下，形成一種獨到的，以追求“和”為最高目的的行為準則。自古以來，儒家思想就占據了我國社會文化的主流，而其中包含的“和為貴”的理論精髓，成為自古以來人們行為處事的重要信條；以至于后來的道家的“不爭”、“無為”，墨家的“非攻”、“兼愛”都擺脫不了對“和”的依賴。從我國武術的起源與發展也可以看出，其追求“和”的內在本質也是非常明顯的。原始社會，人少獸眾，為了更好的獲取生產資料，發掘自然，滿足世間萬物的平衡所需，人們就必須通過武術來為自己的生活提供強有力的保障。隨著人們對原始社會的擺脫，人們自身的私欲日漸膨脹。曾幾何時狼煙四起，人們家破人亡，為了捍衛自己國家的生命財產安全，不得不對普通老百姓進行武術相關指導，以武力抵抗外族的侵略。后來武術又發展成為一種特有的營生手段，封建社會的“武狀元”、民間團體的“武術總領”、近代出現的“私人保鏢”等。當然武術不一定是理論上解決問題的最佳手段，但是“止戈為武”的指導原則確是在實際中取得效果最好的方法。武術的自身功能特點與“和”文化的追求在表面上具有一定的矛盾性，但二者在實質中又相互制衡，協調發展。肢體運動“斗”的內涵與精神層面“和”的意識在武術文化上取得高度地辯證統一。對“合”的文化價值的追求也是中華武術精髓的另外一面。主要包括“形神合一”、“知行合一”、“陰陽合一”三個方面。“形”指的是武術動作的一招一式，是習武之人的外部形態；“神”指的是習武之人的意識，精神面貌。“形神合一”就是說通過武術行為反映出內在的文化內涵，舉手投足間表現出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古人云：“既學藝，必試敵”，這表明古人已深知認識與實踐兩者間相互聯系的重要性。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它對認識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產生了認識的需要，并使認識得以發展，同時實踐也是檢驗認識的唯一標準。“知行合一”在這里表現得淋漓盡致，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陰陽合一”在武術界得到廣泛流傳，陰陽通常用來代指同一種事物不同屬性的對立的兩面，合一則表示其之間的相互轉化過程，“動則生陽，靜則生陰。一動一靜互為根”。[2]武術搏擊中剛柔相濟、動靜結合、虛實變幻無不是對這一理論的最好體現。

（2）休閑文化

武術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對養生性的追求，中國的養生文化由來已久。著重表現在“養身體”，“養家糊口”等方面。武術文化也深受其影響，因此其包括娛樂和健身在內的休閑性相對突出。當今社會競爭日趨激烈，對人體身體健康方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國武術在強身健體方面的功效自然不用多說，在配合有關“天人合一”，“陰陽合一”等科學內涵，強身健體方面的作用達到極致。增強體質的同時，以“打”、“踢”、“拿”等基本動作為主打的中華武術，常常也被用到民俗文化的發展上。令人瞠目結舌的中華雜技藝術，美輪美奐的功夫動作指導，精彩絕倫的國粹京劇表演都大量滲透著武術文化的影子，在為觀眾帶來愉悅，調節情感，舒展身心的同時，也帶動了一個地方，甚至一個國家產業鏈的發展，擴大了就業機會，如央視體育頻道的“武林大會”，江西衛視的“爭霸擂臺”節目等都是武術經濟價值的重要體現。可以說“武術屬于體育，但又高于體育”[3]。

（3）整體謀略思維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無疑是對我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主流，不同于西方拼規模，拼人數，拼裝備。我國武術文化在軍事指導方面自古以來就偏好于帶有謀略的戰略思想，《孫子兵法》，《三十六計》等兵書表現的尤為透徹，“不戰而屈人之兵”，“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故事在歷史上比比皆是。我國武術文化認為在體能斗爭中，體格間的差異是不可否認，也不可避免的事實，但這不是決定勝負的關鍵因素，通過智取，謀略，同樣可以達到“出奇制勝”，“四兩撥千斤的效果”。“以己之長，攻彼之短”是我國武術的核心思想，同時我國武術文化也非常看重整體意識，這與強調個體，個性突出的西方搏擊文化有天壤之別，具體表現在武術的格斗過程中攻守轉換，手腳并用的技巧。武術的基本技法中手可拿、可打，腳可踢、可踹，腿可拌摔。就連背也可以靠，身體所有接觸的部位都可能會成為技擊的點[4]。

參考文獻：

[1]、吳明.漫談武術文化內涵.搏擊（武術科學），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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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國文化失語癥，最初是醫學術語，指由受傷或疾病引起的大腦損傷而導致思想表達能力、口語及書面語理解能力的部分或全部缺失。20世紀90年代文學評論家們開始批判西方文學思想的入侵，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流失，因此出現了”中國文學失語癥“.

患上了”失語癥”的人在跨文化交際中似乎己經找不到表達中國本土文化的語言了.這不能不說是英語教學中的一大失敗。剩下的問題就是大家齊心協力尋找良方克服這一癥結。以下從了解現狀入手，進而對其原因進行分析，最后對策略提出個人見解，以期有助于提高學生用英語跨文化交際的能力，并有力的保障中國文化在對外交流過程中的主體性。

二、”中國文化失語癥”現狀

最早提出失語癥這一概念是在文化研究領域，這一病癥的癥狀是:在與西方同行交流時，提不出自己獨特的觀點，發不出自己獨到的話語聲音，其言說的方式、內容和用以言說的術語都是西方的.而本土語言的聲音逐漸微弱甚至被遺棄。我們不難發現類似的失語現象也同樣存在于英語教學所倡導的跨文化交際中。并因此造成交際中的事倍功半甚至是適得其反的交際失敗.尤其在需要用英語對中國傳統文化、特色文化進行輸出時，其癥狀愈發突出。例如:一些人說起西方的情人節、圣誕節、的來龍去脈或風情習俗時可以侃侃而談，滔滔不絕。但當西方朋友問起我們的端午節源于何，粽子為何物時，我們卻一臉啞然，無言以對。

也許你會說以上只是個例，或者只是英語初學者犯的毛病。但以下數據應該足以說明失語癥的普遍性:清華大學的張為民、朱紅梅以答卷和訪談形式對126名該校非英語專業本科生進行了使用英語表達中國特色文化話題的能力測試，內容包括中國事物、民俗以及歷史名勝古跡等。結果表明:大多數受測者不能很好地用英語表達我們的民族文化，對于列出的中國特色話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受測者不能給出恰當的英語表達，而且在可以接受的表達中還有較大部分歸為解釋性意譯。中國文化在大學英語教育中受到了明顯的忽視。

再舉一個更具有普遍性的例子，相信絕大多數的口語教師都會有這種體會:課堂上一到了老師布置自由討論時間，活躍的課堂就一下子變得鴉雀無聲了。因為他們總覺得找不到討論的話題。即使老師指定一個話題，交談也是舉步維堅。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現象出現呢?因為我們是中國人，生活在中國，我們接觸的每一樣東西每一件事情都是很中國化的。而我們書本上學的只是西方文化，所以即便給出一個很簡單的話題，用英語鞭打出來也變得不簡單了。比如說，叫個學生簡要概述《三國演義》、或《紅樓夢》的大意，且不說其內容，就對這兩部巨著的題目的表述就會冒出很多西式的版本來。比如說:《紅樓夢》中的”樓”，’building’太現代，’apartment’太洋氣，唯有，’mansion’既古典又中國。《三國演義》中的“演義”，’story.太情感，’performance’太休閑，只有，’romance.才能恰當的演繹出它的傳奇色彩.而這些就是我們的中國文化，要恰當的表達這些內容，首先要對這兩部作品的內容、歷史、文化背景有深刻的了解。然后才能得心應手的介紹中國文化，對比中西文化，成功地進行跨文化交際。

三、原因分析

外語教學的現狀如同普通學校外語教學一樣，基本上以應試教育為主?由于應試教育是圍繞考試展開教學活動的，注重強化訓練式教學，因此，分數便成為衡量學生外語水平的標準，教師在教學中注重應試技巧，學生忙于應付考試，導致了教學目標滯后?觀念片面?這個理念限制了教學手段，使以提高素質為目標的外語教學受限于應試教育?學生的應試能力提高了，可表現出來的運用語言的交際能力卻低得令人吃驚，這是由于不懂得語言使用中的差異而造成了語用失誤?語言使用的不得體，是跨文化差異造成的?不了解文化差異出現文化錯誤比語言錯誤更為嚴重，因為語言錯誤僅是表層結構的錯誤，最多會被人認為英語說得不好，而文化錯誤意味著交際出現障礙?

由此可見，學生學習外語的瓶頸不是由于語言知識掌握不足，而在于不熟悉目的語國家人民的思維模式以及社會文化背景?有些學生有很好的語音?語調?詞匯?句法，但就是沒有學會英文思維模式，典型的漢語思維，直接翻譯，不符合英語語言習慣，導致中式英語(Chinglish)，影響交流的正常進行?語言學家Brown先生指出，學習一門外國語必須要在某種程度上了解其文化，盡管實際上你從未踏上過目的語國家的領土?

四、對策

外語教學是為了民族與民族間的雙向交流服務，而決不是屏棄一種文化而吸取另一種文化，更不應該排除本民族文化而去接受另一種文化。外語教學中如果忽略了本民族文化的教學，實際上就喪失了理解目的語文化基礎，同時會造成民族自卑心理，導致不能以平和的心態與對方交際，造成文化交際的心理障礙，阻礙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發展。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華文化為何失語，既己失語，我們就應該努力尋找對策。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而語言學習絕大部分都是在教學中完成的，教學中教師、教材、學生是三個必要的因素。顯然，學生的失語癥與教師、教材有著必然的聯系。以下從教材的編寫與課程設計、外語教育工作者方面尋找對策。

第一、教材編寫與課程設計

鑒于中華傳統文化對自身民族未來命運的重要性，尤其是面對洶涌的西方文化的涌入國人一味盲從。我認為必須在大學階段繼續重視中國文化教育，而在大學教育中有效的中國文化教育方式應該是，在頗受學生重視的大學英語中加入中國文化內容，這樣的話中西文化的對話與交流就有了共同的平臺，使學生在對比中更深刻的了解和運用文化知識。這就需要有相應的教材作為教學的輔助。還可開設一些中華文化課程，文化與社會、文化與教育，中西文化比較等課程，必修與選修相結合，文化內容與文化表達并駕齊驅，還可試行雙文化的辦學模式，努力開拓和創造雙向文化互補的視野。

在我國2000年4月頒布的《高等學校英語專業教學大綱》中，對學生的文化素養提出了更明確更詳細的要求:’.英語專業高年級的學生要熟悉中國文化傳統，具有弘揚中國文化傳統的能力”。2003年下發的《普通高中英語課程標準》也強調:”基礎英語教育階段的任務要幫助學生了解世界和中西文化的差異”。教材的編寫必須要為教育目標服務，補充所用教材里中華文化內容的空白。對于純語言以及目的語文化的比例做出適當的調整，也可在翻譯教材中，增加中華文化內容所占的比例。

第二、提高外語工作者的文化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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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傳統文化與廣告的完美結合

每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化創造與文化傳播，都必然會誕生一些符合時代需求的文化表現語言與表現形式，廣告正是這樣一種不容忽視的藝術形式，將中華民族文化、歷史、價值觀中最精華的部分創造性地挖掘、呈現、展示出來，通過巧妙的構思與創意，伴著與時俱進的旋律，使人們在欣賞優秀產品的同時，也能夠深入而全面地探索、了解、傳承中國文化。文化與廣告的完美結合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中華文化可以作為廣告創意的源泉

我國悠久古老的茶文化、酒文化、飲食文化、戲曲文化，武術文化等等都可以作為某種商品廣告的文化載體，將產品的信息與古老的中華歷史積淀相融合，使其底蘊深厚，耐人尋味。例如:杜康酒以其傳承十三朝文化為視覺符號引起消費者的注意力和記憶力，又指出其歷經十三朝發展的白水杜康，成為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白酒典范，是“穿越歷史，見證文明”文化內涵的體現。

2.代表中國文化的典型形象受到喜愛和禮遇

廣告作品中也越來越多地利用這些文化元素所固有的文化內涵與產品自身特點相結合，在診釋了品牌內涵的同時發揚了中國文化。例如:被稱為我們中華民族脊梁的萬里長城已經成為一種品質的象征，她既代表著安全可靠(長城電腦廣告語)，又標志著科技、精美(長城汽車廣告語)，這種古典一與現代、文化遺產與科技產品、文化與廣告的自然融合，更顯示了中國傳統文化與廣告的完美結合。

3.廣告覆蓋面大，受眾多

廣告的影響力、優美的文案、成功的案例足以證明:她已經成為宣揚中華文化的陣地，民族文化亦可為國產品牌提供厚重的文化支撐，使其時尚而不乏“內力”，從而彰顯民族特色，二者相得益彰，互相促進。

二、中國傳統文化在廣告中的濫用

1.濫用象征中華民族的形象、標志

龍、石獅、長城等形象、事物是中華民族尊嚴的象征。對這些元素的濫用，是一種侮辱行為，嚴重損傷了國人的感情。在耐克球鞋“恐懼斗室”篇中，具有中國功夫的老者、飛天形象的美女以及龍的形象，都敗倒在西方運動員勒布朗的腳下，引起了中國消費者的強烈反感。同樣，在立邦漆“滑落龍”篇中，中華民族的圖騰—龍，被廣告制作者安排從涂有立邦漆的柱子上滑落下來，廣告激起了向來以“龍的傳人”自居的中國消費者的反感和不滿。另一則飛利浦精英移動電話的戶外廣告，以中國長城為背景，以一位精英人士“坐”在長城上，用飛利浦移動電話通話為創意，遭到國人的不滿，最后中國政府下令撤銷這個廣告。在以上的幾個廣告中，廣告主和制作方希望把全球化策略與中國本土文化相結合的思路是好的，但是廣告的失敗之處在于破壞了象征中華民族尊嚴的形象，從而使產品的銷售和品牌形象都受到了影響。

2.濫用傳說、古典書籍中的典故或人物

中國古典書籍、民間傳說浩如煙海，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藝術寶庫。濫用典故或人物、篡改情境或人物性格，成為此類廣告中最普遍的現象。在步步高復讀機的電視廣告中，唐僧師徒一行四人去西天取經，途經外國，唐僧語言不通，悟空隨即拿出步步高復讀機，輕而易舉地解決了唐僧的難題。廣告雖然借鑒了電影《大話西游》的情節場景，但故事基本結構卻源自中國古典名著《西游記》。唐僧師徒取經可以作為創意點，但情節本身與復讀機的賣點結合得很牽強，而且用一種惡搞的形式，除了讓消費者記住了類似熟悉的電影情節，其它幾乎沒有留下什么印象。這其實是一種對古代典籍的歪曲和破壞，無形中損害了原著的藝術性和鑒賞價值。類似的情況還很多，諸如許多白酒類的廣告，一味追求歷史悠久，便找一些毫不相干的文化名人舉杯暢飲，是濫用中國傳統文化元素中的盜用現象。

3.濫用古成語、古詩詞

古成語、古詩詞是中國文化的精粹，它們具有簡潔凝練、形象生動的特點。由于漢字發音、語義的特殊性，利用諧音、諧義、雙關等手法，偷換字詞、制造歧義的現象非常嚴重。比如:特效文胸的廣告“豐胸化疾，一戴天驕”(逢兇化吉，一代天驕);止咳產品廣告“咳不容緩”(刻不容緩);冰箱廣告“制冷先鋒”等等。據某媒體報道，某市一名初中生在寫作文時成語出現了錯別字，老師指出后，該生還強調“電視里就是這么說的”。濫用古成語、古詩詞問題的后果己經很嚴重了。成語、詩句一般都有出處，或是出自名篇佳作，或是約定俗成，都不能隨意篡改。雖然廣告語運用要求新穎，但盲目求新、求押韻、求容易記憶，就有可能造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錯誤引導和傳播。

三、中國傳統文化要素如何在廣告中規范、正確使用

1.尋找中國文化與廣告創意的最佳契合點

作為在商業經濟領域有著特殊作用與影響力的廣告行業，不能只是簡單把她看作一種提高經濟效益的營銷手段，還應以文化傳播的發展眼光與思維將廣告作品置于“時代文化傳播載體”的高度加以利用，為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弘揚與傳承服務。

我們知道文化的外延范疇非常寬廣，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亦是如此。從古文、詩、詞、曲、賦，到傳統節日以及各種民俗，這都是文化所包含的內容。一個民族的文化是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逐漸積淀下來的最可貴同時也是最具影響力的財富，我們應該加以利用。應善于從厚重深遠的民族文化中尋找創作的靈感，尋找中國文化與廣告創意的最佳契合點。既要保持民族文化的“原汁原味”，又要敏銳地洞察時代賦予文化的新內涵，在現代廣告創意中合理運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良元素，用文化這根線牽住深深植根于國人心中的那條根，使廣告的立意與受眾的訴求產生共鳴，讓廣告成為溝通歷史與現在、民族與世界的橋梁。

2.努力提高全體國民對傳統文化欣賞水平

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離不開教育事業的發展。培養具備深厚中國文化底蘊的人才，是教育事業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是傳承歷史文化最直接有效的辦法。對初級教育來說，可開設各種集教育、趣味于一體的課程，例如可開設古代傳說故事的閱讀課程、民間傳說故事為題材的影視劇欣賞等。對中、高級教育來說，增加文史課程的比重，開設諸如中國文化概論、中國文化專題、古典名著選讀等課程。作為大眾媒體，應刊播宣傳民族文化的公益欄目或公益廣告。

3.完善法律法規，加強文化監管力度

完善的法律法規是規范使用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保證，要從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提取、制作、使用、上進行全面的監督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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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外國語言的目的是為了交際，交際的基礎是文化。…交際的過程是雙向的：一方面，通過外語這個橋梁，學習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人文知識，為我所用，提高本民族的素質，使之得以在世界之林生存和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外語，將自己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介紹給世界，為世界的進一步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一、加強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學習和傳播

中國的傳統價值觀悠久而富有影響，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儒家思想、道家學說形成了中華民族的道德根基，是我們幾千年以來行為做事的基礎。“中庸之道”、“與人為善”、“和睦相處”等價值觀在我們的心里根深蒂固。近代以來，中國打開了國門，中華民族與世界各民族的接觸增多，中華民族的美德和價值觀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越來越多的東、西方民族的人們喜愛中華文化，“華夏文化”受到了世人的注目和崇尚。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在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現在，“孔子學院”在全世界深受歡迎，人們在學習中文的時候，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中華文化的熏陶，受到了中國的傳統價值觀的影響。

但是與這樣的現狀不吻合的是，目前我國大學英語教學當中，中國文化和傳統價值觀的知識太少，幾乎為零其結果就是，在年輕人當中，熱衷于“圣誕節”、“情人節”，而卻不知“端午節”、“中秋節”為何物。據媒體報道，有的年輕人甚至將Mencius翻譯成“孟休斯”。實在地說，大學英語教學經過多年的改革，大學生的英語能力的確有很大提高，與外國人的交流容易多了。但是，在用英語介紹中國文化方面卻顯得力不從心，知識不夠，表達不清。這與我國目前在世界所處地位是不符合的。英語教學的目的有二：一方面通過英語，吸收別國先進的東西；另一方面，將我國優秀的傳統介紹到國外，使我國進一步融人世界，與世同進。就目前而言，外語教學的成就是前者優于后者。所以，大學英語教學要擔當起加大加強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和傳播的任務。

二、加強中國歷史的學習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豐富多彩，有著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世界上唯一沒有歷史斷層的民族。而真實地了解中國歷史，有助于進一步地了解目前的中國，進一步理解中國的和平崛起不會對任何國家有害，只會有利。

中華民族勤勞勇敢，創建了輝煌的文明，為世界的文明與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古代的“四大發明”推動了中國與世界的進步，傳統的中醫學、哲學、文學、倫理學形成了“華夏文化”，長時間影響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人們。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寶庫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中華民族是久經磨難、堅韌不屈的民族。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和平祥和的時代，也有過連綿不斷的戰爭；有光輝燦爛的成功，也有忍受外來民族欺壓的屈辱。當我們強大時，我們不欺負弱小；當我們被人蹂躪的時候，我們不屈不撓，堅守著中華民族的寶貴品德。

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她的形成是和這個民族悠久的歷史發展分不開的。在中華民族長久的發展中，各民族的人民共同奮斗，團結一致，鑄造出了偉大的中華文明歷史。正是中華民族歷史的多樣性才形成了今天的中國。歷史已是過去，它是今日的鏡子。了解中國歷史，有助于外國人民了解今天的中國和中國人民。

作為向國外宣傳中華文明的任務之一的大學英語教學，不論是教學任務、教學內容，還是教學手段上，都沒有涉及有關中國文化相關的內容。在學校沒有學到有關這方面的知識和表達，我們的大學畢業生怎樣主動向外國人宣傳自己的文明歷史呢?

三、加強對中國現狀的了解。傳播中國和平崛起的意義

目前，中國正在和平崛起，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對于這樣的事實，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出自不同的目的，具有不同的態度，采取了不同的行為。

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對任何人和國家沒有構成威脅，只能對世界作出貢獻。加入WTO之后，中國的經濟已經和世界接軌，基本實現了與世界經濟一體化。中國的發展，必然會帶動世界經濟的發展，這在源于2008年底的世界金融危機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中國的崛起，從來就不是以霸權為目的的。中華民族與其他民族相處的理念是和睦相處，共同發展。一些國家，出自不可告人的目的，竭力將中國的崛起渲染成是對世界的威脅，這是毫無道理的。在今日之中國發展之時，大學英語教學應該增加這方面的教學內容，積極、主動地向外國介紹中國發展的意義，使人家能夠進一步地了解中國的現狀，了解中國發展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意義。

四、加強教學內容的改革。勇于擔當大學英語教學在對外宣傳中的光榮任務

有鑒于以上的分析，我們看到了大學英語教學任務的繁重性。針對大學生在語際交流時出現的“中國文化失語癥”現象，大學英語教學應該在以下方面進行改革。

1．教材建設

由于我國目前的大學英語教學中的教材對中華文化的介紹太少，教材建設就顯得十分重要了。所以，在教材建設上，一定要大力增加宣傳中國文化的材料，增加學生主動運用的具有反映中國文化的詞匯，形成語感，使學生能夠用地道的英語來宣傳中國文化。教材應開列中國文學與文化參考書目或編寫與主教材相配套的中國文學文化教材，作為學生課后閱讀之用；有關中國文學文化內容的教材編撰可采用漢英對照，也可采用全英文式。

2．課程設置

目前大學英語教學的課程設置主要分成讀寫和聽說兩個方面。要將中國文化融人大學英語教學，教學課程應該形式多樣，應該增添一些講座或選修課。這樣，一方面，課程要體現出中國哲學、歷史、宗教的特點，讓學生在整體上對中國文化有一個了解；另一方面，配合該課程的改革，增設中國文化與外國文化的對比，使學生在了解中華文化的同時，對比國外文化，培養他們跨文化意識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3．教學方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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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是一種法律制度，更是一種文化現象。圍繞著該法律制度的產生、推行、應用必然會引發一系列的文化效應，形成特定的文化類別。法律制度的發展，始終與該環境下的社會經濟形態和文化形態相關聯，是特定社會文化價值理念的集中體現。制度是文化的物化形式，文化是制度植根的土壤。仲裁由西方傳人我國大約才有10年左右的時間，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單從制度來講，仲裁是一個舶來品，在我國推行帶有很強的植人性。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以及中華民族的特有心理，卻為仲裁在中國的生根發芽并茁壯成長提供了深厚而滋潤的土壤。

一、特定社會歷史鑄造的中國人尚和心態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典型的農耕型社會。農耕離不開土地，而土地是不動的，這使得依附于土地的人民能夠長久穩定在居住地而有較少流動。只有在自然災害或戰亂時，人們才會被迫背井離鄉，尋找新的土地。正如所說:“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徙是變態。在穩定的生存空間中，生于斯，長與斯，死于斯，因而造就了相對穩定的人際關系。人們之間彼此知根知底，自然地形成了一個熟人的社會。而熟人社會又必是一個重人情的社會。在群體規范的壓力之下，每個人都遵循著以和為貴的社會規則，這為中國人民的尚和心態的養成制造一個了良好的溫床。另一方面，農業的生產完全依賴著氣候的變化，旱災水災的整治以及因時令限制而導致的高強度勞動，這些都是個人或少數人無法完成的，所以必須依靠多個人的齊心協力來共同完成。同時，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強化了人們的農本思想，輕視財富利益，并把安貧樂道作為一種理想的人生狀態。這種經濟背景還使中國人形成了尚“和”的心態，使得中國人更加注重人際關系的和諧，以“尚和”作為平衡人我關系和群我關系的根本準則。

史學家錢穆先生認為:“中國人很早便確定了一個人的觀念，由人的觀念中分出己與群。但己與群都已包涵融化在人的觀念中，因己與群全屬人，如何能融凝一切小己，而完成一大群，則全賴所謂大道，即人相處之道。中華文化一貫主張社會重于個人，提倡群體內部的團結與和諧的社會取向成為中國人社會生存與適應的基本方式。“尚和”心態也就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集體潛意識而影響著中國人千百年來的處世之道。

二、中國人尚和心態的文化思想根源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對歷史文化影響最為深遠的要數儒、釋、道三家，同時它們對于中國文化心理結構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義。自漢魏兩晉南北朝以來，儒家、道家、佛教三家的思想體系在幾千年的歷史中，經過相互對立、相互滲透、彼此轉化，融合成中國的傳統文化，形成中國深層的文化心理結構，一直滲透在人們的觀念、行為、習俗、信仰、思維方式、情感狀態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人們處理各種事務、關系和生活的指導原則。

在動蕩的東周時代，諸子百家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和的概念。推崇中庸思維的儒家將“和”字賦予了“和諧”、“謙和”、“和睦”等一系列具有中庸色彩的涵義。和，是處理人際關系及一切事物的最佳準則，也是人行動自律的內在原則。孔子曾說:“禮之用，和為貴”、“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由于將個體視為一個成就圣賢積極主動的自我，因此儒家強調，每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務，便是不斷地自我修養以完成“自我”的超越與轉化。自我修養的主要功夫在于“自制”，在于壓制自我的欲念，以遵守外在的禮制和規范。而悟守規則的最終目標和結果，則是最大程度的減少了人與人之間沖突的存在，營造了平和的社會環境，從而鞏固了封建王朝了統治。

如果說儒家帶有自上而下的政治色彩，那么作為儒家補結構的道家，則以自然為依歸，崇尚“無為、不爭”，“至虛、守靜”，“寡欲、知足”及“安時而順處”以達到精神自由的超越境界。讓長期處在“克己復禮為仁”的心理緊張和裹足在社會關系和責任中不自由的中國人，獲得一個消解內在沖突和緊張的處方。如果說儒家思想的文化要求產生了中國人的內在緊張，那么道家思想就是提供了每一個中國人可以繼續忍下去的心理空間，透過它的“不爭哲學”而有了一個可以保持內在平衡的心理場。“萬物負陰而抱陽，充氣以為和”，意思就是說，和是萬物的本質與天地萬物生存的基礎。道家強調出世、適意的人生觀擴展了中國人的心理空間，其“正言若反”的樸素辯證法則大大地增加了中國人謙忍、尚和的能力。

佛教的人生哲學則經由苦、集、滅、道四諦的精細論證，來說明人生是苦的判斷，進而強調通過抑制自我、排除我欲，達到無我的狀態，以進人涅架的解脫境界。佛教所宣揚的忍辱哲學，讓中國人更能無條件地忍受他人諸般惡行，其心性學說，對極力主張禁欲的理學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礎，更是佛教學說對中國文化的最大影響。

總體而言，中華文明所重視的以道德修養為人生主要目標的禁欲思想，是中國人時時刻刻皆須要忍的根源。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之所以成為世界歷史上唯一一個歷史文明從未斷裂并頑強地傳承至今仍生機勃勃的國家，它與這種國家至上、以和為貴的民族集體無意識不無關系。正是在這種“和”文化氛圍的幾千年熏陶下，尚和心態深深浸潤了中國人的心靈深處，給中國人的“和諧”氣質烙下了一層重重的文化印跡。 三、尚和心態下的中國人司法理念

前面說到，尚和是中國傳統文化積淀在中國人心理結構中的具體成果，所以中華民族是一個崇尚道德的民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道德修養是中國人實現人生價值的重要手段。加之長期處于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之下，中國人在面對司法事務方面有著極其鮮明的處世態度和原則。楊知勇認為古代中國政治體制最重要的特質是“家國同構”，國是家的擴大，國和家族在組織結構、權力結構、倫常原則等方面都具有一致性，國與家相通，君權與父權相互為用，君統與宗統一致，專制主義與宗法主義同質。在這種政治體制中，法律要服從于倫理，人治勝于法治。法律的嚴苛和不健全使得人們遇到爭端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在中國古代的法律中還長期存在著“族誅”、“連坐”之類的苛刑酷法。因此對于同處一個家族的成員而言，可謂“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而在家族內部，則利用法律化了的“族規”、“族約”來規范家族成員的行為。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家族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人們要時時處處克己修身，用自己的成功顯親揚名，避免做出危害家族利益的事情。同時，人們也形成了“家丑不可外揚”的觀念，因為“家丑外揚”將會影響到家族每個成員的利益，甚至會牽連整個家族遭受刑罰。在這種社會背景下，中國人尚和，注重道德修行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具體來說，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司法領域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便是“無訟”。司法官員主要運用道德教化來解決法律糾紛，以收到平息紛爭的效果。鄰里發生糾紛難以協調時，也是請求德高望重的賢者出面調停。所以古時衙門里野草叢生，被認為是社會和諧的表現。在千世百代的中國普通百姓中，“厭訟”、“賤訟”、“恥訟”的觀念是根深蒂固的。無論是孔孟“中庸”哲學、老子“無為”思想，還是佛教生死輪回的義理，都主張融和沖突、息事寧人，所謂“退一步海闊天空”。有位學者曾這樣評價中國文化:“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蘊含著和，一切思維都浸潤著和”。正如中國古典哲學所說，和，是一種有利于事物發展的狀態。這種以和融突的思想就是中國訴訟文化的最高價值理念。仲裁恰恰滿足了這種價值理念的需要，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專家斷案。選聘來自法律、經濟貿易等各行業的專家、學者，以他們的人格力量、專業威望和對市場主體的感召力來贏得社會和當事人的信任。除此，仲裁的不公開性及商業保密原則又極大地復合了中國人的面子觀。從字面來說，“仲”乃仲裁核心:仲裁之德即中正;仲裁之情即中和。仲裁制度強調的是法治與人文的有機結合，重視柔性執法和社會效果。仲裁文化則體現了法律制度和社會公德的高度和諧統一。它既能平息沖突，而相對于訴訟而言又能最大限度地減少人際關系的破壞和商業信息的泄露。而仲裁的人本主義思想正是其有別于法律的最大不同。由定義我們可以看出，仲裁以主體意思自治為原則，它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權利，依托當事人私權的行使，實現國家公權對經濟生活的有效調控，使每一位社會成員依自己的理性判斷，管理自己的事務。對當事人的充分尊重，正是仲裁文化的靈魂和生命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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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七大提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推進文化創新，增強文化發展活力。”我黨站在更高的歷史起點上為當代中國文化建設指明了方向。

一、當代中國文化建設

十七大報告對我國文化建設取得成就進行了概括的闡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扎實推進，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成效明顯；思想道德建沒廣泛開展，全社會文明程度進一步提高；文化體制改革取得重要進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快速發展，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全民健身和競技體育取得新成績。”

建國六十年，我國社會生產力取得了較大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建設有巾圉特色的社會主義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邁進。在思想道德文化上，我國不斷探索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新發展，始終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促進了我國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在文化發展上，逐步提出文化產業概念，并將發展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黨的十六大又把發展文化產業作為戰略目標，從巾央到地方都積極貫徹黨的會議精神，積極探索文化產業的發展；在文化體制上，黨和同家政府一直強調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為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在政府的主導下，部分事業單位進行了企業化運作的改革，廣播電視集團、報業集團、出版集團等紛紛建立，文化體制改革邁出了可喜的一步，同時我國頒布了諸多的政策，降低文化市場的準入門檻，大力鼓勵民營經濟參與到文化產業中來，活躍了文化市場，此外伴隨著文化的資本運作的發展，全國各地文化企業的直接或間接上市公司不斷增加，拓寬了文化企業的融資渠道，提高文化企業的競爭力。

我國的當代文化建設，必須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必須改變傳統的管理文化的模式，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實現整個文化事業和產業的繁榮有序。“即國家從整個文化事業發展的全局出發，綜合運用各種調節手段，把精神文化產品的生產、經營、服務、消費等活動納入國家所確立的文化發展方向和文化發展目標，以提高文化事業建設的整體效應，保障文化事業持續、穩定和健康地發展。”

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

所謂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作用下，掌握國家政權的統治階級利用其所掌握的權力創制的法律規范、法律制度或者人們關丁法律現象的態度、價值、信念、感情、習慣以及學說理論的復合有機體。

一般說來，中周古代有四大類法，即禮、樂、政、刑。現代人習慣將政、刑作為中國古代的正宗的法，而諸如禮、樂卻被視為法外之物。然而從發展事實看，禮樂是中國封建社會君王平天下最重要的法。禮樂的體系的崩潰，才進而導致了整個社會的秩序混亂。而所謂的政刑其實僅僅為維護禮樂制度而設，對違反禮樂制度的一種震懾手段而已。“禮樂”和“政刑”相輔相成，共同維護著整個社會秩序有條不紊的運行。即《禮記》中所記載的，“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政刑，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禮與法并不是截然對立的，自從它們誕生就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共同維護封建社會秩序的穩定。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力量的積淀，它們存在于普通民眾的心理、習慣、行為中，是社會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作為一種社會歷史慣性機制，傳統法律文化自始至終影響著整個社會長期發展的各個領域，以其特有的規范、凝聚、評判的作用，與社會生活交織在一起，制約著社會發展的進程。

一個社會法律文化的形成，是不斷修正其民族習性和法律傳統的過程；也是不斷消化，吸納別國和其他民族的法律文化的過程。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古代賢人提出了適合他們時代的法律文化，而經過了幾千年的積淀和延續后，雖然時代相距遙遠，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精華部分可以為當代法文化引進一種新思維方式。作為一種價值觀念，傳統法律文化影響了數千年來的中國法律實踐，左右著人們的日常生活思維。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蘊涵了諸多對現代社會的有益內容，其中許多不乏對當代社會的法律文化建設有積極的作用，如“富而好禮”、“秩序和諧”、“義利誠信”、“賢人政治”等。而諸多的傳統法律文化思想都是當今社會發展有益的借鑒，如“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思誠者，人之道也”、“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法立而無犯，刑設而不用”。

三、當代文化建設中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

在當代文化建設的指引下，建設和諧社會已經成為現代中國的基本治國方略，而和諧社會需要一種和諧的社會理念，也需要一種維護和諧的法律制度。建設和諧的法律制度，必須充分挖掘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現代價值，將傳統法律文化中進行現代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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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文化并非一種宗教型文化

宗教的基本特征是嚴格的儀式方法，如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都是當代典型的宗教。而文化是指一個社會整個的生活方式、社會制度、社會結構、家庭結構以及人們所賦予它的意義。當然也有其他的定義，如一些政治學家把文化視為某種主觀的東西，意味著信仰、價值觀、態度、取向、假定、哲學，即一個特定群體的世界觀。

在關于文化或者文明的理論中，國外許多大思想家都斷定:宗教是文化的核心要素。塞繆爾·亨廷頓在《再論文明的沖突》中通過比較區分了八種文化類型，并指出唯有中國文化屬非宗教型文化。有許多國家的文明先是有宗教而后才有其成熟的文化，我們把以宗教為精神內核的文化稱為宗教型文化，這種類型的文化是一種先有宗教并以宗教為基礎成長起來的文化，而且處處都浸透著的作用和影響。以此來看中國文化(本文特指中國傳統文化)的確不是一種典型的宗教文化。在中國文化中，宗教并不是核心和靈魂，從古至今宗教也沒有成為中國人生活方式的基本組成部分，更別說是生活的基礎和未來的寄托了。中國也有宗教，比如佛教、道教、本土宗教等，可是這些宗教從來沒有在中國人的政治生活或者其他生活中占據統治地位或起到過類似于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猶太教在以色列文化中以及伊斯蘭教在阿拉伯文化中的核心作用。因此，從中西文化對比的角度來看，如果我們把西方文化看作是宗教型文化的話，那么中國文化就絕不是一種宗教型文化。我們的問題也正由此而來，中國文化為什么沒有像西方或者其他國家的文化那樣成為一種宗教型文化?中國文化為何會有如此特殊性呢?

在西方文明史上，哲學與宗教的斗爭是以宗教的勝利為結果的，西方文化內部傳統的社會政治秩序不是以哲學而是以宗教所提供的價值倫理秩序為基礎的，哲學在漫長的歷史時期里只是充當著宗教神學蟬女的角色。然而在中國，哲學與宗教的斗爭則是以哲學的勝利為結果的。哲學通過把遠古時代盛行的巫術信仰理性化、哲學化，并最終戰勝了宗教對國家事務的統治權，從而取代了在其他文化類型中宗教所占據的或應當占據的位置。這種分析是以李澤厚先生在其新著《歷史本體論》中對巫史傳統的考察為參考的。也正因此，在中國文化中，哲學以及以哲學為基礎的倫理道德學說便不可避免地承擔起了宗教型文化里宗教所應起的作用。

二、沒有將宗教作為文化核心的中國文化延續幾千年的緣由

為什么中國文化沒有將宗教作為自己的精神內核卻也能夠上下綿延幾千年而沒有枯萎或者中斷，而且在作為中國文化主要載體的漢族社會屢被不同文化類型的異族征服統治的情況下能夠同化異族文化進而同化異族。筆者認為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中國文化雖不是宗教文化，但儒家學說及其倫理思想卻代替宗教并起到了宗教的作用。這說明中國文化精神之中包含有一定成分的宗教性內涵，這種成分筆者稱之為類宗教成分。這種中國文化的綜合性造就了中國文化幾千年的輝煌歷史，同時也構成了中國人幾千年來沒有本質變化的生活方式。

塞繆爾·亨廷頓在其《再論文明的沖突》中說，“文化的兩個核心要素是語言和宗教”。其中宗教更是文化的靈魂，一種文化必然有其精神內核，如果沒有，這種文化就不會有持久的生命力。如果沒有一種國家認同的大眾宗教作為凝聚一個民族力量的精神樞紐，那么這個民族就會成為一盤散沙，而易于被異族征服和同化。那么，究竟為什么我們的文化不以宗教為基礎卻一樣擁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并長盛不衰幾千年呢?答案就在于中國文化擁有自己特殊的性質，儒釋道三家合一鑄成的中國傳統文化，把政治、宗教、哲學、倫理等一個民族得以生存發展所必須具備的東西融為一體，這就是一種綜合型的文化傳統。

中國文化雖然不是一種典型的宗教型文化，但在其根深蒂固的歷史傳統中有著自己獨特的宗教內涵，宗教性也是它的一個重要性質，也是其廣博內涵的一部分。因此，雖然我們不能說中國文化是一種宗教型文化，但我們卻必須接受這一事實，即中國文化有其自身獨特的宗教內涵、宗教作用。在中國人的各式各樣的生活領域里，中國傳統文化完全起到了宗教該起的作用，并且已經完全取代了宗教。這種獨特性甚至被西方學者誤認為儒家學說是一種宗教形態并稱之為儒教。因此，他們把中國的政治制度也誤解為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馬克斯·韋伯在其名著《儒教與道教》中就是這樣認為的。但是，這是一種典型的誤會，儒家不僅不是一種宗教派別，而且正是因為儒家的學說才使中國傳統文化不可能成為一種宗教型文化。

三、中國文化復興的可能性

儒家學說為我國歷朝歷代所提倡但卻沒有成為一種宗教，其自身也不是一種宗教，并不是因為它沒有成為一種國家認同的大眾宗教的機會，而是因為它自身就缺乏成為一種大眾宗教的超越精神，它是現世的、世俗的，不關心生死問題，不承諾彼岸世界，不追求終極價值，拒絕承認所有超驗的至上神觀念。總之，它缺乏一種宗教品質。《論語》之中記載的孔子學說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比如說，“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因此，那種把儒家當作儒教的說法是一種典型的錯誤。

然而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儒學雖不是宗教，但是它的教誨卻起到了規范中國人社會生活的作用，在政治上也起到了類似于宗教在其他宗教型文化的國家中所起到的作用。在中國文化中，道教和佛教與儒家相比，它們擁有自己的僧侶或者說是神職人員，但是道教和佛教的作用卻只有通過滲透進儒家思想或被儒家思想吸收之后才能起到它們的作用。此外，作為宗教，它們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只是次要的或者說是補充性的。到宋代的時候，儒家學說吸納釋道二家學說形成新儒學才完成了對中國文化的類型塑造，從此宗教在中國再也沒有機會占居統治地位了。

但是，我們所說的中國文化的特殊性不僅僅在于中國文化不是宗教型文化卻能夠延續幾千年并使一個民族保持其獨立性達幾千年，重要的還在于不是宗教型文化的中國文化，在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卻又起到了類似于宗教所起的作用。中國現在有大量的伊斯蘭教徒，同時也有大量的基督教教徒和天主教信徒。這些外來宗教與中國傳統的作為次要角色和處于補充地位的宗教完全不一樣，那么這種外來的未經中國傳統文化同化過的宗教會不會改變中國文化的特殊性質，使中國文化也在將來變為宗教文化而失去中國性質呢?

目前，在我國，當信仰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宗教的人數不斷增加的時候，我們的中國傳統文化卻處于有史以來處境較艱難的時刻，它已經不可能再如同歷史上那樣通過同化外來宗教而進行自我調整并保持自己的本色不變了。中國人要想使現代中國文化保持其中國性質不變，就必須致力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但一些文化民族主義提倡者主張把儒學宗教化，并且認為國家宗教能夠把中國人統一于一個信仰之下，能夠把中國人凝聚起來，從而完成中國文化乃至中華民族的復興。學者康曉光就持此種主張，他提倡通過社會運動，動用國家力量，建立一種滲透到日常生活之中的、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民族宗教—新儒教。筆者認為，在中國大陸采取這種做法來振興中國文化是不可行的。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中國文化不是一種宗教型文化卻擁有比宗教型文化更優越之處。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相比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宗教從來就沒有長期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占居統治地位。我們看到，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傳統文化近年來越來越引起了國人的重視，我們應當將其發揚廣大，以此支撐起我們的民族精神，為中華文化的復興這個共同的目標而奮斗。

四、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與中國文化復興之路

我們已經認識到了中國文化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和深層危機，那么中國文化的復興之路又在何方?當代全球化進程的浪潮洶涌，大有席卷一切之勢，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的傳統文化該何去何從，是敞開懷抱、積極接納現代精髓，還是回歸傳統、消極固守，實際上我們已經別無選擇。阿拉伯國家為了復興傳統而固守傳統的做法為我們提供了反面例證，他們不僅沒有能夠實現復興的目標，甚至連固守都已經無法做到，而且現在正處于被動挨打的境地。這些告訴我們，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是中國文化復興的唯一道路，因此，我們要實現復興中國文化的目標，就必須完成中國文化現代化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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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進入21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和教育國際化使得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作為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發展基礎和前提，跨文化交際意識的培養問題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目前，外語界的相關討論多集中在外語語言教學中學生跨文化意識的培養上，而且，對跨文化意識的內涵鮮有闡釋。隨著大學英語教學改革的深入，外語公選課程及后續課程中文化課程不斷增加，探討外語文化課程中學生跨文化意識和能力的培養問題顯得尤為必要。

二、跨文化意識的內涵

什么是跨文化意識？Hanvey將跨文化意識分為四個層次：在第一層次，學習者對于表面或明顯的異國文化特征有所了解，其反應通常是新奇但不理解；在第二層次，學習者對于異國文化中與本國文化存在顯著差異的細微而有意義的文化特征有所識別，其反應通常是認為不可置信，仍然是不理解；在第三個層次，學習者通過理性的分析，認為與本國文化有著明顯差異的異文化特征可以理解；在第四個層次，學習者通過深入體驗異國文化，能夠做到從對方的立場出發感受其文化。Hanvey認為，學習者達到第三層次還不夠。盡管要達到第四層次很不容易，但學習者應該努力達到第四層次的部分要求。［1］Hanvey的論述很強調學習者對異國文化的了解，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實際上，在了解異國文化、理解文化差異的過程中，學習者的母語文化知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學習者對母語文化和異國文化的理解是相互促進的。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外語界對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問題討論的深入，我國學者對跨文化意識的認識更加全面，對跨文化意識內涵的闡釋更為豐富。張伊娜認為外語教育中跨文化教學的重點在于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但是，跨文化意識絕不單純指對異文化的敏感性，它至少應該包括文化平等觀念、從交際對方的角度來評價和理解其不同于交際者本國文化的文化觀念和行為、傳播中華文化及文化融合意識。［2］高一虹認為我國的外語教學需要新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理念，即以文化意識培養為中心，注重態度和情感層面，不局限于目的語文化。所謂文化意識，指的就是對文化多元性的意識和對差異的寬容態度，對異文化成員的共情能力，以及對自身文化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覺察和反省。這種文化意識應能幫助學習者主動地獲取、深層次地處理文化知識，并在跨文化交際行為方面具有更多的靈活性和創造性。［3］在全球化大環境下，這種不局限于目的語文化，超越具體文化的全新的文化意識，其意義尤為深遠。

三、跨文化意識的培養

外語文化課程具體承擔著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任務。要想通過系統的文化教學，全面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意識和能力，努力實現從文化“跨越”到文化“超越”的轉變，外語文化教學就不僅要培養學生的文化差異意識，而且要重視其文化平等意識、多元文化意識和主體文化意識的培養。

1.文化差異意識的培養。德國學者Alois Moosmuller將跨文化交際的環境分為國際化語境和多元文化語境。前者主要指跨國公司和機構的人員調配和工作合作及國際學生的交流；后者側重多元文化社區中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的共處。在國際化語境中，由于人們普遍認為自己具有全球視野，文化差異的影響不太重要，故而應增強他們對文化差異的認識；在多元文化語境中，由于人們對文化差異通常過于敏感，總是刻意地維護自己的文化身份，故而需要敦促人們尊重文化多樣性的存在，和平共處。［4］可見，交際者無論是處于哪一種交際環境，都需要增加對不同文化的了解，以便正確理解和對待不同的文化。

在外語文化課程的學習中，教師可通過專題講座、專題討論、視頻觀賞、課程論文等途徑引導學生探究中西方文化在風俗習慣、及價值觀念等方面存在的差異，通過對比分析揭示文化差異的根源，使學生更加深刻和透徹地了解不同的文化現象。只有進一步提高文化差異意識，充分了解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才能更好地尊重和寬容異國文化，減少乃至消除跨文化交際中的誤解和沖突，在跨文化交際中才能既不過分堅持自己的文化，又不過分依從對方的文化，以致喪失自己的文化身份。

2.多元文化意識的培養。Lustig和Koester在論述跨文化能力時強調：“作為21世紀的公民，任何人都已無法抉擇是否要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相處或工作，唯一能決定的是自己該怎樣與他們相處或共事。”［5］經濟全球化決定了文化的多元共存，教育國際化則使多元文化走進了校園。在這樣一個多元文化的時代，跨文化交際必然是多元的。外語文化課程應幫助學生接觸不同的文化，增長見識，開闊視野，提高全球意識，增進國際理解。將跨文化教學等同于目的語文化（即英美文化）教學，則不利于跨文化交際人才的培養。因此，外語文化教學不能局限于特定文化知識的傳授，在教學內容上應以英美文化為基點，兼顧其他英語國家的文化，合理取舍和適當延伸，努力提高學生的多元文化意識。

3.文化平等意識的培養。王宗炎在《自我認識與跨文化交際》一文中指出：在對待本國文化和語言及異國文化和語言的問題上，強國或強大的民族傾向于自高自大，這是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弱國或弱小的民族傾向于自卑，這是懼外心理（xenophobia）。［6］民族中心思想強烈的學習者則往往處處以自己的文化為中心，不自覺地以本族文化的觀念和標準去理解和衡量異族文化的一切，容易對異族文化產生偏見和敵視。而對本國文化感到自卑的學習者往往會認為異族文化處處比本族文化優越，容易對異族文化盲目崇拜。顯然，這兩種思想使得學習者無法正確地看待異國文化，都不利于其跨文化學習和跨文化交流。

因此，在外語文化課程開課之初，就要提醒學生注意兩種思想的存在，幫助學生認清其危害并樹立文化相對論的思想，使學生認識到文化之間只有相同與不同，而無優劣。在課程中，要根據授課內容適時引導，引發學生思考，展開文化討論，從而使學生在跨文化學習中形成正確的文化認識，有意識地減少和消除兩種思想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4.主體文化意識的培養。學習者所具有的本國文化知識和所掌握的異國文化知識都是其跨文化交際能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只有充分了解母語文化，才能深入進行文化比較，加深文化理解，客觀、全面和正確地審視各國文化。因而，學習者必須重視本民族文化知識的學習和積累。同時，跨文化交際是一種雙向活動。交際得以實現的三個要素，即交際的場合（setting）、談話的內容（topic）和交際的參與者（participant）無一不受到母語文化的影響。交際中的雙方既有可能因缺乏對對方文化的了解而出現交際失誤，又有可能因無法用外語表述本國文化而導致交際中斷。因而，學習者還要重視提高用外語表達中國文化的能力。

在外語文化課程的教學中，教師可有意識地引導學生進一步了解中國文化，發揮母語文化在異國文化學習中的促進作用，鍛煉學生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的能力，提高學生的文化平等交流意識。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際活動中只有既熟悉對方文化，又向對方介紹自己國家的文化，還在學習、借鑒和吸納異國先進文化的同時能介紹、傳播和弘揚本國優秀文化，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雙向和平等的跨文化交流。

四、結語

外語文化課程是實施文化教學、培養學生跨文化意識和能力的重要途徑。在外語文化教學中注意培養學生的文化差異意識、文化平等意識、多元文化意識和主體文化意識，使其具有多重文化意識，有利于將其培養成真正意義上的具有跨文化交際能力的人才。當然，跨文化意識的培養和提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真正獲得跨文化意識需要學習者在學習和實踐中不斷積累知識，比較、理解和反思不同的文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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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伊娜.外語教育中跨文化教學的重點及其內涵.［J］.國外外語教學，2000，（3）：28-31.

［3］高一虹.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跨越”和“超越”.［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2，（10）：27-31.

［4］張紅玲.交流跨文化研究學術思想，推動跨文化研究學科發展.［J］.外國語，2010，（6）：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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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進一步分析群眾對文化館認同感降低的原因后得出，文化館本身服務質量也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影響。如上文述及，當代群眾對生活質量水平的追求在不斷提高，也就決定了群眾對服務水平的追求也在不斷提高。因此，在更多選擇的前提下，文化館沒有不斷提高員工的素質和能力，沒有針對自身服務質量和水平做好工作，使得文化館自身的競爭力在不斷下降。在這種背景下，群眾自然更愿意選擇能夠提供更高質量服務的場所進行文娛活動和學習，更愿意選擇一個能夠讓自己感到更加舒適和歡愉的場所進行這些行為。因此，文化館自身服務水平有待提升也成為影響其在群眾文化工作中發揮效力的主要原因。

二、如何高效發揮文化館在群眾文化工作中的作用

（一）進一步發揮文化館職能。從文化館自身的職能來說，其主要包括幾個方面。第一，舉辦各類展覽、講座和培訓，為群眾普及科學文化知識，開展社會教育，提高群眾文化素養。第二，組織豐富的文娛活動，指導群眾業余文藝團隊建設，輔導和培訓群眾文藝骨干。第三，建設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基層服務點，開展數字文化信息服務。總的來說，文化館的職能主要是提供群眾的文化素養，并且對能夠提高群眾文化素養的各種活動進行幫助和扶持，也就是為群眾各種文娛活動提供場地上的支持以及技術方面的指導。因此，要高效發揮文化館在群眾文化工作中的作用，首先要做的就是進一步發揮其自身的職能。文化館必須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對自身的職能進行加強，強化各種職能所所帶來的效力，而不是削弱自身智能。只有發揮更強的職能，才能夠提高群眾對其的認可度，才能夠達到提高效力的目的。

（二）加強對自身的宣傳。同時，文化館在進一步發揮自身職能的基礎上還應該加強對自身的宣傳，其目的在于擴大自身在群眾中的影響力，要讓更多群眾知道文化館、了解文化館、愿意到文化館中學習和參觀。如上文述及，特別是針對于年輕的群眾，其甚至不知道文化館的存在。在這種背景下，即使文化館的職能如何強化，也無法讓群眾感受到。因此，文化館可以積極組織豐富有趣的活動，如能夠吸引年輕群眾的科學展覽或者能夠吸引兒童的活動等等，并且加大宣傳，擴大自身的影響力。從一定程度來說，文化館所舉辦的活動，如展覽和培訓在形式和內容上無法吸引群眾，這是導致群眾對其認同度降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文化館必須在加強自身宣傳的基礎上，從文化館舉辦活動的內容方面入手，必須讓群眾認為參觀文化館能夠獲得確切的收獲，才能夠促使群眾愿意來到文化館，才能夠發揮其自身的職能，最終達到提高其在群眾文化工作中作用的終極目標。

（三）加強員工隊伍建設提高服務質量。最后，文化館必須要不斷加強員工隊伍的建設工作，不斷提高文化館的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為群眾提供覆蓋范圍更廣、更具有價值的服務。一方面，文化館提高了自身的服務水平和質量，能夠為群眾的參觀、學習和活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幫助，才能夠提高群眾對其的認同，達到吸引群眾的目的。另一方面，隨著文化館服務質量的提高，其對群眾的學習和成長也有更好的支持，才能夠在群眾文化工作中發揮更強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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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畫在群眾藝術領域中的作用與發展

中國畫作為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其集中體現了畫家對人文、社會的一種價值判斷，作為畫家，藝術從事者，對當代社會和文化的基本現象或者人的精神追求有著自身的一種判斷和思考。畫家不能夠從當代社會和文化中脫離出來，否則就不會對當代文化的建設起到作用。因此，畫家進行藝術創作的時候，要與當代文化聯系起來，充分體現作品的精神價值。畫家要參與到社會的發展中來，關注社會現實，通過作品的創作，傳達自身對社會的認識和想要表達的情感。在我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諸多具有憂國憂民情懷的畫家，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丈夫情懷是諸多文人的一種情結，其在創作的時候，不僅僅是為了賞心悅目，還可能想著干預社會，通過自己的方式來發揮出對社會、人類有用的作用。對社會現實關注、對美好理想追求、對人文精神關懷是諸多文人、畫家貫穿于中國文化之中的精神寄托。群眾藝術不同于文學藝術，其是以得到最多群眾的接受與欣賞為主，這就使得群眾藝術在藝術的形式上種類十分的多，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群眾藝術在滿足群眾需求的同時，也要具備一定的藝術擴展性，對人們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中國畫在審美形態和精神意識上是有高低之分的，由于對文人、畫家的人品有著限制，有著仁、義、禮、智、信，就如我們所熟知的“八榮八恥”一樣，這種限制使得中國畫的品類、審美形態都向著良好的方面發展，在畫作中很難看到低俗、丑惡等，這是非常好的現象，引領群眾藝術向著正確的、良好的方向發展。從年代久遠的彩陶、巖畫中可以看出繪畫具有很強的表現性，是原始人類一種直覺上的繪畫方式，不是自覺地，缺乏理性的支撐。繪畫的表現性是經過中間再現過程后一種理性的把握，對人的精神有著引領作用。這種表現性對當時的人來說是感受不到的，直到魏晉時期，這種對繪畫語言的自覺才出現。到了今天，繪畫語言的作用還是十分的重要，人文精神是通過語言來傳達的，在群眾藝術領域中，繪畫語言就顯得更為重要了，是人文精神的承載體，通過自身的因素來傳達精神情感，傳達一種情緒。在現代社會，我們可以從繪畫中看到表達人們生活狀態的丑惡的東西，一些比較前衛的中國畫里就有這些東西，如邵波畫等。這些畫作以直接的方式描繪了都市年輕人的生活狀態，人們能夠從中感受到都市人對生存狀態的質疑，感受到彷徨與無奈，雖然有所感受，但是這種直接進入的方式沒有很強的針對性或缺乏批判意識。相對于這種直接進入的方式看來說，林風眠采用了逃避的方式來表現其對文化批判的意識，對現實十分的失望，通過畫作來尋求心靈上的安慰，有著一種田園牧歌、世外桃源的情結。無論是直接進入的方式還是逃避的方式都反映出了都市人對當代文化的一種批判。從相反的方向來說，也恰是這種批判，反映出了都市人對當代文化的需求與渴望，體現出了群眾藝術領域中，人們對美好理想、精神文明的追求。目前，中國畫在群眾藝術領域還缺乏理性的把握與分析。因此，要重視中國畫在群眾領域中的作用與發展，特別是繪畫語言方面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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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文化差異對英美文學作品英漢翻譯的影響

不同的文化傳統孕育不同的審美情趣和文化觀念。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影響著人們鑒賞和翻譯優秀西方文學作品。翻譯既是語言的轉換，也是文化信息的傳遞。翻譯的表層是語言的轉換，翻譯的實質是文化信息的傳遞。翻譯是一種跨文化、跨語言的交際活動，和語言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密切相關。我國當代翻譯理論家中，王佐良先生提倡翻譯與文化研究相結合，指出“翻譯理論的研究，包含語言和文化兩個方面”，在翻譯中要同時重視語言和文化，認為“真正的對等應該是在各自文化中的含義、作用、范圍、感彩、影響等等都是相當的”。將翻譯置于廣闊的文化背景下研究，翻譯最大的困難就是兩種文化的差異，不了解語言中的社會文化背景，就不能真正掌握語言。翻譯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本身的影響。文學是最高的語言藝術形式，文學作品翻譯是對社會歷史文化的研究。對西方文學作品的翻譯就必須了解西方文化，真正領悟西方文學作品的思想蘊涵。

三、英美文學作品英漢譯策略

1、翻譯最常用的策略是歸化與異化。

歸化與異化概念，是一九九五年美國學者率先提出的，他的思想是受德國哲學家和古典語言學家的觀點影響“，翻譯只有兩種方法，不是譯者不打擾作者，盡可能讓讀者靠攏作者，就是譯者盡量不打擾讀者，讓作者靠攏讀者”“看一個翻譯是歸化翻譯還是異化翻譯，完全取決于文化形態的重構，翻譯在這一形態中得到生產和銷售；什么是歸化或異化只有在考慮到改變譯入語文化的價值關系時才能得到界定。”葛校琴指出：“當前在對‘歸化’問題的認識上，譯界同仁應該區分歸化法的兩種前提：一是忠實原則下的歸化；二是非忠實前提下的歸化。前者總體上是規定性的，后者則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原語中心論的，后者則是譯語和譯語文化取向的。”歸化和異化不是對立得的，絕對的歸化和絕對的異化是不存在的。歸化和異化是相對的，無論歸化或異化，翻譯方法都會出現相互的覆蓋，歸化和異化只是兩種方向，他們的具體程度隨著翻譯方法不同所占的比重也不同，策略傾向不同。歸化的手法是省譯、替換、解釋等，異化的手法是音譯、直譯和注釋等。歸化和異化不是對立的，他們相互補充，為不同的翻譯目的服務。例如，張谷若先生對《德伯家的苔絲》的翻譯，為了增進譯文讀者對原文的理解，用直譯的方法，又用腳注介紹了英國的風俗習慣，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原作的歷史文化背景。很多學者采用歸化異化互補的多元譯法，異化與歸化在文化翻譯過程中要適度。適度的歸化增強譯文的可讀性，適度的異化增加讀者對源語文化的了解，加強文化交流，文學翻譯的關鍵是多元互補。

2、譯文應當把讀者反應放在第—位。

翻譯要突出原文與譯文在文化上的區別。在異化與歸化問題上，區別對待語言和文化的翻譯，在句式和語法上，英漢語言存在很大的差異，英文文學作品的翻譯，應避免詞匯和句式的生硬，而盡可能地向讀者介紹英美文化所蘊含的文化因素，語言和文化有著密切聯系，英國翻譯家有個形象生動的比喻，文化是一個有機體，而語言是這個有機體的心臟，強調了文化和語言的不可分割，語言內容的翻譯要采取歸化手段，避免歐化，茅盾先生指出：“好的翻譯者一方面閱讀外國文字，一方面卻以本國語言進行思索和想象；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的譯文擺脫原文語法和語匯的特殊性的拘束，使譯文既是純粹的祖國語言，而又忠實地傳達了原作的內容和風格。”譯者“以本國語言思索和想象”來理解原文，翻譯遇到障礙時，盡可能擺脫原文結構的束縛，在保持原作內容的前提下，把英美文學作品翻譯成祖國語言。英漢翻譯時，要根據實際情況采用不同的翻譯方法，使英美文學作品的翻譯符合漢語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