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貿政策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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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工業經濟時代，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發展中國家經濟主要依靠農業，民族工業基礎薄弱，沒有形成完整的工業體系，經濟結構呈現出單一化、畸形化的特征。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則獲得了較充分地發展，國內市場日趨飽和，急需向海外擴張其原料和銷售市場。于是，發達國家大力提倡自由貿易。自由貿易在原則上要求國際貿易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因此，發達國家可以將其工業制成品銷往廣大的落后國家，以實現其經濟擴張；而落后國家只能生產出口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經濟結構無法得到改善和提升，經濟發展將始終停留在落后的水平上。在這種不對稱的經濟發展要求下，發達國家往往會倚仗強勢，大力推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剝削和掠奪落后國家的經濟資源，摧殘和扼殺其新興工業。在這種不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中，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獨立和發展利益將無法得到根本的保障。面對特殊的歷史背景，發展經濟學家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了保護民族工業的思路和口號。保護貿易政策的提出得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認可，成為其在工業化初步發展階段中的必然選擇。

通過對本國民族工業進行保護，民族工業的建立和發展獲得了一定的空間。生產力水平獲得實質性的提高。保護貿易政策使落后國家固有的、靜態的、結構水平低的比較優勢轉化為創新的、動態的、結構水平較高的比較優勢，這體現了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保護貿易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實施貿易保護政策須具備的社會歷史條件

貿易保護有利也有弊，因而實施貿易保護就有一個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問題。貿易保護所須付出的成本和代價包括：一是減少眼前的貿易機會和貿易中的比較利益；二是容易形成行業中的低效率。要使貿易保護政策得以有效實施就應該使其保護成本降至最低，使其利大于弊。因此，實施保護貿易政策應該具備以下兩個社會歷史條件：一是經濟全球化的物質基礎尚沒有形成。在此歷史條件下，由于國際貿易會受到地域和時空的局限，比較利益無法得到充分地體現，因而可以從客觀上降低貿易保護的成本。在工業經濟時代，由于信息技術較落后，經濟全球化的物質基礎尚沒有形成，落后國家采取貿易保護所損失的比較利益也是較為有限的。而通過貿易保護能夠使落后國家獲得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這種長遠利益會彌補并超過近期保護所付出的代價。這體現了落后國家在其工業化初步發展階段選擇貿易保護的合理性。二是工業落后，國內生產力水平低下。貿易保護政策主要是為了保護生產力水平極其落后的國家建立和發展民族工業，在這點上貿易保護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然而隨著該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貿易保護的邊際收益會不斷下降而邊際成本則會不斷上升。這是因為貿易保護難免會導致國內行業的低效率、市場信號的扭曲等負面效應。當一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貿易保護所造成的經濟運行的低效率將會極大地阻礙經濟發展和結構升級。此時，該國采取貿易保護的邊際成本將大于邊際收益。

3.貿易保護使許多國家民族經濟得到振興

戰后許多發展中國家正是通過貿易保護而使傳統的經濟結構獲得了明顯的改善，主要表現為：(1)國內生產總值中工業的比重在上升；(2)工業生產總值中制造業的比重在上升；(3)制造業中重化工業和機電工業的比重在上升。這幾個“上升”表明了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合理化和經濟結構的多樣化。多樣化的經濟結構使發展中國家擺脫了歷史上對發達國家過分依賴的狀態，增強了獨立自主發展民族經濟的自信心。如韓國、墨西哥、巴西等新興工業化國家，早期曾經只有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上的比較優勢，后來卻通過推行適度的貿易保護政策扶植起了一批競爭力較強的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新興產業，成為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一股新興力量。

二、采取自由貿易政策是知識經濟時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捷徑

1.知識經濟時展中國家繼續實施貿易保護的理由和社會條件已漸漸失去

當今世界的經濟發展格局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過去由于發達國家單方面海外擴張的要求而導致其對發展中國家的瘋狂掠奪和剝削，形成不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如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形成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新的世界經濟發展格局。這種轉變使得發展中國家繼續采取貿易保護的理由不復存在。同時，發展中國家工業的迅速發展及生產力水平的極大提高，信息高科技的出現及經濟全球化物質基礎的形成，都令貿易保護賴以存在的社會歷史條件日漸消失。

在知識經濟時代，貿易保護的邊際成本已開始超過其邊際收益，這表現在貿易保護的負面效應日益突出。其一，對國內市場的保護抑制了企業的積極進取精神，使經濟發展產生高成本和低效率。國內企業感受不到來自進口產品的競爭，這使其失去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的動力，形成企業的低素質和生產的低效率。其二，貿易保護造成市場信號扭曲，導致資源配置不合理。推行貿易保護政策的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干預較強，這會使市場信號出現扭曲，使產品價格不能正確反映一國資源的稀缺程度，從而導致資源使用上的浪費和產業結構上的傾斜。其三，在知識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采取貿易保護將會損失更多的比較利益。經濟全球化大大降低了國際貿易的比較成本，使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利益獲得了最為充分的體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國仍然采取貿易保護將意味著損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得多的貿易機會和比較利益。

2.知識經濟時代，自由貿易政策更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1)采取自由貿易有利于降低生產經營的成本。由于當代信息高科技的飛速發展，信息傳遞已經變得十分便捷，一國的企業可以即時地獲得世界市場的信息，可以將生產和貿易的各個環節分布到世界市場任何一個有利可圖的地方，實現全球化的經營管理，從而大大降低市場交易費用和生產經營成本。發展中國家只有采取自由貿易政策，才能融入經濟全球化當中，獲得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好處。

2)采取自由貿易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形成后發優勢，實現經濟趕超。在自由貿易中，擁有先進技術的出口方為了貿易的需要而不得不把與貿易內容有關的技術、性能、特點和某些參數向進口方介紹，這樣，就發生了“技術外溢”。這使得進口方的技術在低成本下得以較快的提高，這個過程是通過“干中學”來完成的。顯然，“技術外溢”和“干中學”對于落后國家形成后發優勢，實現經濟趕超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3)采取自由貿易政策，有利于吸引國際投資，從而為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提供充足的資本來源，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對于一個采取貿易保護的相對封閉的經濟來說，產業結構調整效應通常會導致較長時期的經濟低迷。由于物質資本資源在產業間轉移困難，需求擴張的產業不能形成足夠的資本存量，無法吸納從傳統產業中游離出來的失業人口。同時，傳統產業由于市場萎縮的約束，物質資本過剩卻難以轉移，不斷地形成新的失業人口。相反，在一個采取自由貿易的開放經濟中情況完全不是這樣。物質資本資源在產業間轉移困難的問題在開放的經濟中將不會成為產業結構調整或升級過程的重大障礙，因為國際間資本資源的平行轉移會取代孤立經濟的資本資源的跨產業轉移，成為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物質資本資源及其物化的知識資源運動轉移的主

要方式。所以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采取自由貿易政策，吸引國際資本的直接投資，有利于其產業結構的升級。

3.知識經濟時代自由貿易能夠加速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趕超

同以前相比，在知識經濟時代，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日益趨近：經濟結構多元化，工業化程度較高，信息科技發展迅速。在這種條件下，與發達國家進行自由貿易能夠加速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加速實現經濟趕超。以下的理論模型可以說明自由貿易是怎樣幫助發展中國家加速經濟增長，實現經濟趕超的。

假設兩國都是多元化經濟結構，工業體系較完善，都步入了現代經濟增長，且兩國間不存在要素流動。假定，只有兩種產品，一種是消費品，一種是資本品，并且前者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后者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只有兩種生產要素即資本和勞動；不考慮技術及其變動的影響。由赫克歇爾—俄林定理可知，發展中國家在最初階段專門生產勞動密集型消費品，而發達國家則同時生產消費品和資本品。這樣，兩國間的貿易格局將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出口消費品，同時從發達國家進口資本品。將發展中國家的（消費品）產出、資本和勞動投入分別記為Y、K和L，可將總量生產函數表述如下：

Y=F(K,L)(1)

假定生產函數是新古典類型的，并且是一次齊次的。人均生產函數形式可表達如下：

y=f(k)(2)

(2)式滿足Inada條件

附圖

產品市場是競爭性的。企業將在產品及要素價格給定的條件下最大化利潤：

dY/d≤r/p(3)

dY/dL≤w/p(4)

r是實際租率，w是實際工資，p是以投資品價格作為尺度的消費品。P是外生給定的和始終保持不變的。

用人均生產函數的形式，上述條件可以寫為：

dY/dK=dy/dk≤r/p(5)

dY/dL=y(k)-(dy/dk)k≤w/p(6)

將工資對租率的比率記為Ω，可將靜態效率條件記為：

Ω=(dY/dL)/(dy/dk)=y/(dy/dk)-k(7)

產品市場均衡條件可以表達為投資與儲蓄間的均等：

I=p(F(K,L)-C)(8)

上式中，I是總投資，C是總消費。

假定貿易處于平衡，匯率是固定的。因此有：

M=pX(9)

上式中，M是總進口，X是總出口。為方便起見，我們將匯率規范化為1。

發展中國家完全專業化于消費品的生產意味著：

I=M=pX(10)

將上式代入儲蓄—均衡條件，我們得到：

X=Y(K,L)-C(11)

到此為止，我們完成了對模型靜態部分的描述。讓我們轉向模型的動態部分。我們有基本的資本積累恒等式：

I=dK/dt+δK(12)

上式中，δ是折舊率。

將上式代入基本的儲蓄—投資均衡條件，得到下列的基本增長方程：

dK/dt=p(F(K,L)-C)-δK(13)

此外，由方程(11)，我們有：

dK/dt=pX-δK(14)

假定勞動力的增長率為外生給定的：

dL/dt=nL(15)

上式中，L是勞動投入，n是勞動力增長率。運用人均形式，基本增長方程可以寫為：

dk/dt=p(y(k)-c)-(n+δ)k(16)

上式中，c是人均消費。

由于投資品完全來自進口，有：

dk/dt=px-(n+δ)k(17)

上式中，x是人均出口。

比較這一方程與無貿易條件下的新古典基本增長方程，我們可以看出僅有的差別在于后一方程中的(y-c)為前一方程中的p(y-c)所代替[3]。在該模型中，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快于它處于封閉狀態時相對于發達國家的增長。這意味著貿易加速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趕超。因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當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都已步入了現代經濟增長的情況下，自由貿易可以加速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有利于其實現經濟趕超。

4.知識經濟時代采取貿易保護容易導致產業升級緩慢和危機的發生

韓國政府從上世紀60年代起就制定了一系列的保護措施，竭力扶持汽車工業的發展，到上世紀90年代，韓國已經建立起了頗具規模的汽車工業。但此時政府依然不放松對汽車產業的保護和扶持，最終導致汽車產業的市場根基薄弱。一場危機過后，現代集團已在戴姆勒—克萊斯勒帳下聽令，大宇集團成了福特公司的囊中之物。日本的制造業企業很早已走入國際市場，置身于激烈的國際競爭之中，并造就了大批世界一流的制造業企業；但日本的其他產業，尤其是金融、保險等服務行業則處于政府的保護之下，長期落后于國際先進水平，創新乏力，不能為制造業提供新的投資項目和金融工具，使制造業中的大量剩余資本只能涌入有限的房地產和證券投機領域，這成為日本經濟在20世紀80年生嚴重泡沫經濟的根本原因。20世紀90年代泡沫破滅后日本進入持續蕭條期。與此相反，20世紀90年代以后，臺灣鼓勵中小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發展，因此臺灣經濟的整體狀況比較健康，產業升級較為順利，雖遭受東南亞危機沖擊，經濟仍能正常運轉，這在電腦硬件設備制造領域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而今，在世界電腦硬件制造業中，臺灣企業的生產能力已占居重要地位。

三、推動自由貿易是當今我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正確選擇

1.保護貿易政策已越來越不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的要求

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工業經濟增長迅速，年均實際增長率達11.72%，第二產業在國內總產值中的比重從1990年的41.6%上升到1999年的49.3%。我國工業發展不僅規模相當可觀，而且門類齊全，體系完整。“九五”期間，我國工業發展也已上升到較高階段，一般加工工業在制造業中的比重相對穩定或有所下降，而技術相對密集產業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術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術產業特征的醫藥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的比重明顯上升，其中電子及通信設備行業的比重升幅很大，1999年的比重已高達8%[7]。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迅速增長帶動了工業結構的升級。

自1978年以來，我國外貿也有了長足的發展。1999年的進出口總額相當于1978年的17.5倍。1979年～1999年的出口與進口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達15.3%和13.8%。從1980年到1998年，我國外貿出口占世界貿易出口的份額由0.9%上升到

3.4%，世界排名由198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7位。伴隨著我國外貿出口的迅速增長，外貿出口的產品結構不斷優化，工業制成品比重顯著提高。我國制成品出口的份額由1980年的54%上升到1999年的89.8%，對出口總額增長貢獻率達到97.0%。在工業制成品中又以機電產品出口為主。1998年機電產品出口達665.4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達36.2%，連續4年成為中國第一大類出口商品[7]。

由于我國工業與外貿的迅速發展，出口商品結構的不斷優化，同20世紀70年代～80年代相比，我國經濟發展的大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因而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保護貿易政策已基本完成了其保護落后民族工業的歷史使命，保護貿易政策逐漸失去了其當初存在的社會經濟背景，不再適應我國社會經濟繼續發展的要求

2.保護貿易政策的邊際成本日益遞增，消極作用日益增強

1)保護貿易政策造成長期以來我國價格信號扭曲。一方面，價格信號扭曲造成我國產業結構和需求結構脫節。由于限制了進口，這就為一些落后的企業提供了寬松的生存空間，市場的優勝劣汰作用不能有效發揮。長期如此，市場就出現有效供給不足和無效供給過剩。產業結構與需求結構的嚴重脫節，這也是造成我國目前通貨緊縮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價格信號扭曲使我國資源和產業的比較優勢無法得到準確地反映。保護貿易政策造成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產品都存在人為的價格扭曲，而且兩個市場是脫節的，造成我國資源和產業的比較優勢無法在國際市場上得到準確地反映。我國的經濟難以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確定自己的市場分工和產業結構定位。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無法有效地實現，造成大量社會資源的浪費。

2)貿易保護政策造成我國企業技術落后和生產的低效率。表1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工業勞動生產率低于發達工業國的歷史狀況。這是由于改革開放前我國長期采取貿易保護政策的結果。改革開放以后盡管情況已大為改觀，但是由于貿易保護在相當程度上依然存在著，我國企業科技水平的進步就仍然大大滯后于較發達國家。這可以從我國出口商品結構長期處于較低層次反映出來。長期以來，我國出口商品技術含量低，大多數出口制成品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到20世紀90年代，我國出口商品列前幾位的主要集中在服裝、家用電器、通訊設備、玩具、鋼材等勞動密集型產品。1998年我國出口總額1837.57億美元，其中紡織品出口額404.92億美元，占出口總額1/4，而光學、計量、檢驗、醫療、精密儀器和設備的出口額僅為65.64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1/30。1999年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出口比重的13%，是發達國家的1/3。我國的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貢獻僅為30%，是發達國家的一半[7]。

表1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和主要發達國家工業勞動生產率比較

國家工業

勞動力（百萬）產值（百萬美元）人均產值（美元）

美國50.31048224.320839

加拿大4.993960.019175

前西德19.5300416.815405

日本31.6446405.414126

荷蘭4.445015.010238

英國15.4145632.09457

意大利16.9141136.08351

中國83.5123583.51480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1985年世界發展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3.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中國只有融入其中才能提高效益，促進發展

20世紀90年代是人類從工業化向信息化、從一國經濟向經濟全球化加速轉化的10年。經濟全球化是建立在信息革命基礎之上的，信息革命使得世界各地的生產、貿易及其他各種經濟聯系可以突破地域和時空的限制。經濟的信息化和網絡化還使全球資本市場連為一體。大量不受各國管理當局和國際組織控制的“無國籍”資本，遵循流動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原則在國際上自由轉移，推動著生產要素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流動。經濟全球化可以突破單個國家市場規模和資源稟賦等方面的限制，在全球范圍進行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帶來更高的效益。因此，我國必須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以加速我國的經濟發展。

4.知識經濟時代我國產業結構面臨進一步升級，對外國資本和技術的需求量將不斷上升，這就要求我國擴大對外開放，推動自由貿易

當人類社會步入知識經濟時代，我國產業結構將面臨著進一步的升級。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由于物質資本在產業間的轉移需要高昂的成本，從而導致新經濟的建立缺乏足夠的資本存量，傳統產業的物質資本存量卻大量過剩。因此，我國就應該擴大對外開放，推動自由貿易，充分吸收外國的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只有這樣才會加速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帶動我國經濟步入新的增長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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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中國國際貿易所面臨的環境問題

目前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貿易進口國，據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貿易累計進口總值達2686.37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202.76億美元，同比增長7.7%；2012年1～11月，我國進出口總值已達到35002.8億美元，比2011年同期增長5.8%，由數據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貿易進口總值增長速度之快，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增長的同時難免也會存在很多問題[1]。

1.進口產品產生污染

隨著中國進口總額的不斷提升，很多國外易污染產品也趁勢進入中國，使我國的生態環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威脅，這樣的進口趨勢嚴重影響到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類產品在滿足人們日常需求的同時也對我國環境構成嚴重威脅。比如一些進口的農用塑料薄膜、農用殺蟲劑等在使用結束后無法進行有效處理或存在殘留，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危害。

2.對資源消耗型產品依賴性增加

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部分資源消耗性產品在進口產品中呈大幅度增長趨勢，特別是石油天然氣等相關產品的增長尤其明顯。在看到進口資源消耗型產品帶給我們好處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它帶給我們的巨大負面影響。數據顯示，我國對油氣產品的需求呈逐年增長趨勢，也就意味著中國對國際油氣市場依賴日益嚴重。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顯示，2011年我國進口原油2.5億噸，進口依存度高達55.3%.。大量的新建煉油化工、煤化工企業集中在沿海和部分內陸地區，碳排放及含硫污染物排放逐年增加，給空氣、水質、土壤等生態環境帶來很大的危害。

3.廢棄物轉移進口

隨著中國與其他國家間貿易的不斷發展，很多發達國家利用各種方式和機會向中國轉移廢棄物。這些廢棄物包括： 含氰廢物、含多氯聯苯廢物、石棉廢物、廢酚和酚化合物、醚類廢物、廢有機鹵代化合物、廢無機氟化合物等。有些西方國家在帶動中國就業的幌子下將一些危害性物質轉移到中國大陸生產或者銷售，在中國建廠、設廠進行產品生產。根據國家質檢總局統計，去年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共查出環保項目不合格廢物原料267批，重2.9萬噸，同比增長分別為2.3%、54.7%。截至今年9月28日，就已經查出不合格進口廢物原料226批，重5.4萬噸。在進口產品中，部分國家將本國禁止使用的產品轉移到我國，給我國的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影響。

4.重污染類產品轉移生產

在進出口貨物貿易增長的同時，我國對外吸引外資逐年增加，中國的沿海、沿江以及部分發達內陸地區，已經成為最大的“世界工廠”，在帶動地方經濟發展、提高就業的背后，也給當地的生態環境帶來極大的威脅。發達國家有著非常嚴格的環境管理法規，排放標準要求高，企業環保成本高昂，許多醫藥、化工中間體等高污染類產品的生產轉移到中國，既降低了生產成本，又避免了對本國的環境破壞。

二、完善國際貿易環境下我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具體措施

在當前國際貿易環境下，中國面臨著國內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同國際上來自發達國家的環境貿易挑戰的雙重壓力。作為新興的貿易大國和環境大國，我們必須積極面對國際貿易中的環境挑戰，積極參與國際環境競爭和合作。既在競爭中贏得利益，又在合作中抓住機遇，在爭取主動權的過程中更好地處理環境與發展的關系[2]。

1.積極適應國際環境標準

面對國際上各種環保法規的出臺，我們必須及時掌握信息以增強我國對外貿易的適應性。因此國家商務部、環保等相關部門應當擔當起自身責任，及時保持對外消息的暢通，加強對世界各國有關貿易法規情況的調查和研究，充分掌握各國法規下環境標準的新走向和新動態，及早采取措施掌握主動權，避免新貿易措施的實施給我國出口貿易帶來不必要的損失。同時政府要積極鼓勵我國企業爭取早日拿到ISO14000認證書。我們還可以以國際協議為后盾，合理利用國際環保組織和協議抵制綠色保護主義。

2.積極開展環境外交

積極參與國際合作，開展環境外交，為了更好地保障我國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為了提升我國環境貿易的影響力，我國要積極參與國際合作以增強我國在國際貿易環境中的影響力。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有責任和義務來推進國際貿易的合作和發展。在堅持國際貿易共同原則的基礎上積極參與國際社會關于環境與貿易的談判，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公正、更合理的規則和制度。同時在國際環境公約立法中發揮應有作用，積極參與國際貿易規則和環境標準的制定。還應當加強同國際組織及其他國家的多邊合作，建立相互認可的機制，共同抵制國際貿易壁壘。此外，在處理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關系時要采取積極靈活的外交手段，在爭取利益的同時做到不損害我國可持續發展利益[3]。

3.發展環保產業

隨著國際市場上環保商品和技術需求的擴大，龐大的綠色市場也在逐步興起，并不斷影響著國際市場的結構。我國環保事業起步晚、技術落后、經驗不足，需要借鑒并吸收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經驗，同時抓住當前國際環境的合作性趨勢的機遇，利用外資加大對環保的投入，提高環保技術產業。另一方面可以從金融信貸、稅收等方面出發大力開拓環保產業市場，扶持環保產業，進一步爭取國際環保市場份額。同時積極開發綠色產品，在產品設計和包裝上增加環保因素，并提高產品質量。政府積極鼓勵企業爭取拿到國際綠色認證，以符合國際環境標準的綠色產品打開國際市場，轉變我國外貿增長方式。

4.加大進口產品檢驗和環保監測力度

隨著國際貿易產品安全標準的不斷提升，我國也要不斷加強進口商品檢驗和環保監測力度，積極應對我國進口貿易所存在的問題。首先在進口易污染產品的時候必須建立一個完整的檢驗和監測體系，根據我國自身情況進行科學分析然后進一步完善我國監測體系，對有害我國環境的產品拒絕進入或者高門檻進入。比如針對一些資源消耗型產品的進口，應該先分析它對我國環境帶來的影響再決定是否進入。同時針對部分國家轉移廢棄物到中國的情況更是要加大環保監測力度，嚴格執行國際安全標準，堅決抵制危害我國環境的產品進入我國。

5.建立健全環保標準，加強新建項目審查力度

環保部門應根據國家“十二五”規劃和今后加大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建立健全各項環保標準。對于新建項目，要加強環境影響評估，達不到標準的，不準開工建設和試生產。開工生產后，還要加大其監測檢查力度，同時從外資引入的源頭上加強審核，對于環境危害的項目，要加強評估，不能為了經濟發展，而對環境帶來長久危害，處理好發展與環境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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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從《夏伯陽》看蘇聯早期電影對中國電影的影響袁慶豐，YUANQing-feng

9.符號學理論視野中紀實攝影的真實性分析謝琳，XIELin

10.人民內涵新釋潘云華，PANYun-hua

11.公共產品供給的政府行為外部性分析——以番禺垃圾焚燒發電廠選址僵局為例蔡少琴，CAIShao-qin

12.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中國學研究及其影響郭麗娜，GUOLi-na

13.高校傳媒的優勢及整合沈天舒，SHENTian-shu

14.高校學報中策論型論文的現狀與思考梁敏，LIANGMin

15.語篇分析理論指導下的英語閱讀教學李杰，鐘永平，LIJie，ZHONGYong-ping

16.感恩意識與育德功能分析黃成忠，HUANGCheng-zhong

1.辯證發展的實踐觀——兼與章輝教授等商榷劉繼平，LIUJi-ping

2.別人的宗白華研究成果豈可如此剽竊——對王德勝博士的批評林同華，LINTong-hua

3.《現代漢語規范詞典》命名的語言學分析宗世海，王妍丹，ZONGShi-hai，WANGYan-dan

4.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學術腐敗的原因再探討洪衛中，HONGWei-zhong

5."繪事后素"王富仁，WANGFu-ren

6.在政治的屋檐下——《紅旗歌謠》之意識形態分析謝寶杰，XIEBao-jie

7.從"神游"暢想看屈原與楚文化的離合關系鄧妙慈，DENGMiao-ci

8.海南瓊文話"偌ua33""夥ua33"本字考釋鄧小琴，DENGXiao-qin

9.文理通醫道:中國文論與中醫的關聯性思考吳中勝，WUZhong-sheng

10.論法律中未完全理論化協議的路向霍宏霞，HUOHong-xia

11.中國現實語境下赦免制度的適用分析沈玉忠，SHENYu-zhong

12.超額保險法律問題研究——從一起保險案例看我國超額保險制度之完善李廣輝，LIGuang-hui

13.論"以市場換技術"——基于演化博弈論的視角趙佩華，ZHAOPei-hua

14.員工滿意度與離職傾向研究——以潮汕地區民營企業為例陳翠文，CHENCui-wen

15.杜威的教育目的觀及其現實意義吳亞玲，WUYa-ling

16.基于世界英語框架下的大學英語教學方帆，FANGFan

1.文學和理論:"后理論"語境中的相關性趙周寬，ZHAOZhou-kuan

2.《談美書簡》是"現代中國美學經典"嗎——論朱光潛先生《談美書簡》的學理性缺失鄭惠生，ZHENGHui-sheng

3."生態美學恰恰與實踐派美學逆向而行"嗎——與代迅先生商榷季芳，JIFang

4."春秋文學自覺"論——兼與趙敏俐先生《"漢代文學自覺說"反思》商榷李永祥，LIYong-xiang

5.語言的研究和語料的使用——對《中國語文》近十年論文所用語料的統計分析付義榮，FUYi-rong

6.對法律思維研究的整理與思考王萍，WANGPing

7.朝云祭拜尊崇現象文化根源探賾楊子怡，YANGZi-yi

8.嶺南婚嫁習俗中檳榔的文化解讀——以粵東客家地區為中心宋德劍，SONGDe-jian

9.工農兵業余創作與十七年時期《文藝報》劉曉紅，LIUXiao-hong

10.前的文化政策與丁玲的文藝活動黃丹鑾，HUANGDan-luan

11.魏晉風度與晉宋風流辨賈媛媛，張惠民，JIAYuan-yuan，ZHANGHui-min

12.論國家民事人格的獲致與實現——以私權功能為視角康添雄，KANGTian-xiong

13.胡安·林茨民主轉型理論述評王菁，WANGJing

14.公共行政視角的府際關系研究李金龍，李朝輝，LIJin-long，LIZhao-hui

15.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關系文獻綜述——以一個內生的視角分析杜沔，顧亮，劉振杰，DUMian，GUliang，LIUZhen-jie

16.顧客關系營銷的博弈分析趙平，王玉華，ZHAOPing，WANGYu-hua

1.轉型經濟與經濟轉型——基于G函數視角分析孫中才，SUNZhong-cai

2.評水晶的張愛玲研究袁良駿，YUANLiang-jun

3.清末留日學生創辦《醒獅》月刊釋疑——兼與黃福慶、熊月之先生商榷李金龍，LIJin-long

4.問題之爭還是概念之爭——近年來關于新實踐美學論爭的反思王天保，WANGTian-bao

5.為新實踐美學而辯——與章輝《實踐范疇與當代中國美學》對話來瑞，LAIRui

6.論實踐美學之"實踐"意義的發展李雯，LIWen

7.移民與1945年以來泰國華人宗親組織的發展潘少紅，PANShao-hong

8.海陸豐賽會演劇研究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詹雙暉，ZHANShuang-hui

9.內亂還是外患:20世紀30年代的商會問題——以1930-1936年汕頭市商會改選為中心的討論陳海忠，CHENHai-zhong

10.蓋格爾的現象學藝術意味論——文學藝術的各種價值意味張玉能，ZHANGYu-neng

11.論魯迅小說中婚戀話語的悲劇性機制朱崇科，ZHUChong-Ke

12.春節的起源王治功

13.漢民族共同語中[v]的使用傾向和接受度調查陳凡凡，CHENFan-fan

14.審前羈押定期復查制度探微房國賓，FANGGuo-bin

篇（4）

一、引言

1908年，上海首次出現出租車。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出租車行業進入高速發展階段，截至2012年6月，全國共有出租車500萬輛，遠遠超過公交汽電車的數量，已經成為城市公共交通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出租車行業在經營模式、數量、租價等方面的規制政策導致行業利潤在政府、出租車公司和出租車司機之間畸形分配，并使出租車公司取得壟斷利益，引發出租車司機強烈不滿，特別是近幾年以來，全國諸多大中城市出租車行業相繼發生罷運拒載、群體性上訪等“出租車事件”。當前，出租車行業普遍存在較為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主要表現為：營運證價格偏高、駕駛員營運成本增支較大；高峰時段打車難、非高峰時段里程利用率低；起步價高，乘客對不斷調增的出租車營運價格并不認同；出租車司機勞累猝死，黑車無序運營；出租車公司盤剝員工，出租車許可證天價轉讓；加氣站少，堵車嚴重等。上述問題實質上是乘客、司機、出租車公司和政府四方各自利益博弈的結果。而政府規制部門作為博弈四方中唯一具有平衡和主導力量的部門，應該出臺合理的規制措施，最大限度利用資源，從而完善出租車市場狀況。筆者查閱大量相關文獻資料，發現以廣州市出租車行業為具體對象的研究寥寥無幾，根據國內外相關的規制經驗，將出租車政府規制問題的研究從各城市的概況具體到廣州市，并收集相關數據進行具體的、針對性的分析。在論文政策建議部分提出一些可操作性的對策，供政府部門在實際工作中參考。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綜述

在理論發展過程中，出租車行業是否需要規制成為國外學者研究的重點。學者們不僅從理論上探討該行業規制的必要性，而且通過實證分析提出不同的觀點。Teal（1987）和Toner（1992）研究認為應該對出租車市場進行規制。《The Price Waterhouse》（1993）的研究證明：解除規制會導致過度供給，從而產生拒載、車齡和車況下降、爭搶乘客等問題。Toner（1992）運用英國的數據考察數量，發現在其它條件相同情況下，限制進入地區需要設定較高的價格，人均擁有出租車比率較高，而規制地區的價格一直在上升。

國內許多城市已在出租車的發展規劃及相關政策方面進行了諸多探索。唐睿（2005）認為出租車行業需要政府規制，但需改進行業規制，以實現出租車行業資源的最優配置。夏任、陳學武（2005）以南京市實際數據為依據，論證了出租車保有量神經網絡預測模型應用于城市出租車保有量的可行性。余暉（2002）、郭玉閃（2004）研究了我國北京、大連等城市出租車市場的政府規制，兩者都認為出租車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應該取消數量規制，可通過市場競爭來確定數量和價格。郭玉閃（2005）分析了出租車行業的特點及現有三大規制政策，認為北京出租車政府規制是失敗的，并給出了政府在出租車行業上的合理治理結構。郭玉閃（2004）還認為應該對現在的規制模式進行改革，實行個體化經營，讓出租車在競爭中更好的服務。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大多數國家對于出租車行業都是放松管制。雖然沒有完全解除行業規制，但是基本上不對出租車業的經營模式進行特殊的規制。在國內，幾乎各大城市都對出租車實行了行業規制。大多數學者建議通過對出租車總量控制的研究以及結合所在地區的實際情況來制定該行業的發展規劃。

三、我國出租車行業規制現狀

我國出租車行業的經營模式主要采用以政府為主導的出租車公司經營。該模式涉及政府管理部門、出租車公司、司機和乘客四個主體。政府的作用是：通過發放并非無限供給的出租車牌照，以文件政策限制公司和司機的合同關系，對出租車進入市場進行限制。可見，政府在這個規制模式中發揮著主導作用。目前我國85%以上城市采用出租車公司經營模式，只有部分城市規定符合條件的個體也可以從事出租車營運。我國出租車行業采用嚴格的規制策略，其行業管理有兩大特征：我國出租車行業屬于“職能部門型”行業管理模式，管理部門不統一造成的管理混亂。

四、出租車行業政府管制的后果

一個城市出租車的需求量、票價、車型、經營方式等，是受到居民數量、消費水平等諸多市場自發生成的因素影響，顯然是出租車管制部門無法控制的，因此與經濟規律背道而馳、主觀愿望的管制政策必然束縛行業發展。政府干預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其積極的一面，但也有可能因為公共政策制定缺陷、客觀實際情況變化、政策執行失控而失靈。政府管制可能失敗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政府管制的基本假設并不存在。在管制經濟學中對管制者的假定是理想的，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這種假定是不可能存在的。第二，公共政策制定出發點發生偏差，因為“理性”的管制者也有其自身利益追求，公共政策可能成為謀取部門利益的工具。第三，管制者管制過度，替該行業承擔了無限責任，加大了政府的管理成本，降低了經濟運行效率。基于以上理論，可對我國出租車行業政府管制失敗做出相應的剖析：

1.價格管制失敗：租價管制的出發點不足以支持實行價格管制。首先，壟斷企業為獲得額外收益采取各種策略使管制機構造成真正的信息不對稱；其次，在現有的租價管制下，所減少由信息不對稱造成的交易成本是以消費者利益損失為代價的，并加重司乘雙方信息不對稱；再次，租價管制抹殺了出租車作為可自由競爭行業的特點，剝奪了消費者享受物美價廉的權利。

2.政府指定車型屬于職能“越位”：政府管制目的本是減少信息不對稱，矯正市場失靈。事實上司機與消費者才是決定出租車車型的主導力量。

3.準入歧視是一種法定壟斷：出租車非個體經營以政府名義實施市場禁入，是典型的“行政壟斷”。出租車公司借由政府的特許政策，成為固定租金的收取者。

4.地域管制不科學：隨著城鄉統籌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城鄉交流日益加強，城鄉交通發展已成趨勢。由于城市公共客運和道路旅客運輸享受的政策不同，承擔的稅賦也不同，從而導致旅客運輸市場經營主體間的不平等競爭，影響社會安定。

5.行政主管部門對企業和出租車市場管理失控，主要體現為：法制不健全、監督不力、政府未能保護弱勢群體、管理部門和企業的關系不順。

五、出租車行業政府管制改革的途徑

（一）放松管制，提高行業效率

出租車業政府管制不僅造成大量的成本，而且導致出租車市場競爭不充分、經營成本上升、非法炒賣牌照等問題。為對付由管制措施而產生的問題，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多管制，形成惡性循環。這不僅使出租車行業距離其初衷越來越遠，而且使管制體系不斷膨脹，成本加大。具體解決措施包括：

1.放開價格管制：出租車行業不是關乎國民生計和自然壟斷行業，而是可自由競爭行業，無須政府統一定價。絕大多數情況下，市場本身能有效地調節經濟運行和各個經濟主體的活動。政府應從價格管制中退出，讓市場決定租價。

2.打破地域限制：道路旅客運輸市場應該是一個統一開放、主體平等、公平競爭的大市場。因此，應該打破出租車經營的地域管制。這不僅可以更好的滿足市場需求，也能節約出租車經營成本，還可以打擊出租車經營權炒作。

3.車型多樣化：長久以來政只側重于出租車車型管理，而忽視了車輛安全、質量監控。政府把車型決定權交還給市場，將促使出租車生產廠家生產更漂亮、更環保、更安全的汽車。

4.個體化經營：改變出租車行業單一公司獨家壟斷的局面，引入多種競爭機制，讓其他市場主體也參加同一市場的開發。放松個體限制時，政府須將出租車成組投放拍賣改為單車拍賣，讓公司、個體站在同一起跑線。

5.放棄數量管制：出租車市場是典型的開放、可競爭的市場，市場的調節作用會使出租車行業利潤維持在社會平均利潤率水平，以及出租車數量保持在較為穩定的水平。

（二）改革出租車經營許可制度

出租車行業種種社會問題的根源在于出租車經營許可制度缺乏科學性。首先，拍賣制度是典型的政府盈利行為。其次，拍賣實質是總量控制，仍會帶來尋租行為。再者，拍賣制度易推高運營成本，導致乘客成為最終受害者。對此，筆者提出三種改革方案：一、改有限拍賣為無限拍賣，從長期，此舉看有助于市場供求平衡；二、改拍賣為招標，該方案不以標金作為唯一標準，而是兼顧服務質量、經營能力等諸多方面；三、改拍賣為直接納稅，可消除行業炒作空間，還可消滅固定收租者，降低行業經營成本。

（三）建立出租股份有限公司

所謂的出租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是指參照股份制有限公司的做法，利用、整合現有的城市公共資源，由出租車司機全額投資。出租車司機作為股東參與公司經營，承擔相應風險，取得合法利潤，并享受行業投資權。這有利于全面調整出租汽車業的利益分配，建立人民的新型出租汽車業管理體制，以及中國公用事業管理體制的改革。

（四）成立出租車協會與工會

在目前的制度下，與出租車公司相比，司機屬于弱勢群體，缺少為自己爭取合法利益的機制和工會組織。在出租車業中，勞資雙方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高度失衡。因此出租車行業亟待成立行業協會與工會，幫助司機爭取利益，提高從業隊伍的整體素質，促進行業健康發展同時通過行業自律，可減輕政府管制成本。

（五）明晰產權，建立出租車的合法治理機構

目前我國政府和出租車企業之間的產權關系并不明確，僅僅是一種經營權的買賣或劃撥、掛靠關系。企業一旦取得一定期限的經營權，便成為產權的實際擁有者，政府對其基本沒有約束、監督和控制的手段。企業通過買斷經營模式，成為經營者；司機雖然是事實上的投資者和經營權的有償使用者，但由于沒有經營權，并不被政府承認為經營者。經營權和資產權的分離必然導致政府資源的收益分配缺乏公平。此外，不同管理部門對出租車產權的管理也不清晰。出租車行業多頭管理現象十分普遍，嚴重影響管理效率。針對目前出租車產權不清多頭管理現象，政府應該采取以下措施：第一：確認司機作為融資者的法律地位，保護其實際投資者。第二：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司機已交納的份錢、風險抵押金等在其自愿的基礎上折抵股金，實行股份制改造，并組建科學的現代企業治理結構。第三：建立出租車的合法治理機構，注重出租車業的服務質量管理。第四：建構一個開放的、允許各方利益充分表達意見的政府決策過程，減少政府對權力的不正當行使，從而醞釀出一個適當照顧各方正當利益的方案。

六、結束語

政府過度及不當管制都會使市場無法有效地發揮其自我調節的作用，從而妨礙了市場的正常發展。這些管制人為地造成偏離行業自身特點，而為解決由于管制所產生的問題，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多的管制，結果使管制及其產生的弊端形成惡性循環。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規則，并保證使之有效運行，而出租車業正是市場能夠有效解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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