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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會計研究中,經濟學相關概念的使用比例非常高(50%),經濟學成為解釋會計現象的一種工具,或是用會計數據來驗證經濟理論的一種手段。同時,許多經濟學家也認識到會計學的重要作用。科斯(1990)認為,會計理論是企業理論的一部分,在經濟研究中,應很好地利用會計數據,因為會計數據能夠讓經濟理論定量化,所以經濟學家應學習會計學,理解會計數字的含義。國內管理會計學者除了對純會計理論進行探討外,也做了很多基于經濟學理論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會計理論研究中所應用的經濟學理論幾乎都是經濟學,尤為著名的是“過程的控制與觀念的總結”。這一時期,會計學界也引入了西方的一些會計理論,但側重于從會計角度進行規范論述,并沒有涉及過多的經濟理論。此時對管理理論、組織行為學理論等卻引入較多,如“會計管理”的創立以及會計行為學的研究。筆者認為,《會計研究》1992年第6期發表的《科斯定理與會計準則》(劉峰、黃少安,1992),標志著我國會計學者借鑒西方經濟學理論的開始。此后,有會計學者介紹了實證研究方法,瓦茨、齊默爾曼的《實證會計理論》有了中文譯本。《經濟研究》刊載的相當一部分會計論文也是實證會計研究的文章,主要是利用國外成熟的模型對中國市場進行檢驗,其中所用的經濟學理論大都來自于國外實證會計文獻。會計學者對企業理論、產權理論、理論和管制理論等進行了深入研究,發表了一些富有創見的成果。

近年來,公司治理理論成為會計學者應用的主要理論,在會計論文中出現的頻率很高。我國的《會計研究》雜志是一本具有較大影響的學術刊物,該刊自1981年以來,已刊載一定數量的管理會計方面的論文。我們選取1981～2000年《會計研究》上中與管理會計(包括成本會計、成本管理和業績評價等)有關的363篇論文,進行有關涉及基礎理論研究的描述性統計,剔除管理會計與其他理論結合的199個樣本,表2表明,經濟學在國內管理會計研究中出現的次數最多,應用頻率最高。

二、借鑒經濟學的精度、廣度與深度

(一)借鑒經濟學的精度———以研究方法為例

會計的研究方法根源于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規范與實證會計研究像經濟學研究一樣,把規范法和實證法引入會計研究中。下面我們將對經濟學研究方法以及規范會計研究在20世紀的歷史進程與實證會計研究的邏輯推演進行簡單的回顧。最早區分規范經濟學與實證經濟學的是西尼爾,而對實證經濟分析與規范經濟分析做出更嚴格區分的是大衛•休謨,他提出所謂的“休謨判別法”:從事實性、陳述性的說明不能推導出規范性、倫理性的說明,亦即不能從“是”中推導出“應當”。休謨提出了實證經濟分析與規范經濟分析的判別標準,即實證經濟分析研究“是”與“不是”的問題,規范經濟分析研究“應當”與“不應當”的問題。同樣,規范會計研究著重于說明會計“應當是什么”,而不限于說明會計“是什么”,因而規范會計研究不滿足于現有的會計慣例,而是從邏輯性方面概括說明怎樣才是良好的會計實務。規范會計理論的主要研究方法有演繹推理法和歸納推理法兩種。

(1)演繹推理法

它是從一定的會計基本概念出發,推導出研究對象的邏輯性結構。演繹法的推導程序為:大前提—推導結論—驗證—具體問題。其主要步驟為:確定財務會計的基本假設或目標;說明會計基本假設或目標對財務會計的指導作用;根據既定會計假設和目標,推導相關的會計基本原則和會計基本概念;以會計基本原則或會計基本概念來指導會計實務,規定會計的具體處理程序。演繹法的優點是,可以保持相關會計概念之間的內在聯系,使會計理論的構建具有邏輯嚴密性。其缺點是,推理的正確性取決于假設前提,如果假設前提錯誤,則整個推理得出的理論結構將是錯誤的。

(2)歸納推理法

其特點是,通過對大量現象進行觀察,然后加以分類,從中概括出有關概念的內在聯系,再把它們組織或表述為理論。歸納法的推導程序為:觀察—分類—概括—驗證。歸納法的優點在于,它不受預定的模式束縛,把理論概念或結論建立在大量現象的基礎之上。但是,該方法的正確性取決于觀察對象的代表性。由于選擇觀察對象的范圍和代表性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一定準確。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西方會計理論研究主要是以會計假設為前提,推導出會計原則、會計準則以及會計處理程序。70年代以后,隨著新技術革命、決策理論及行為科學等新興學科向會計領域的滲透,會計理論研究主要以會計為前提,推導出會計信息質量特征、會計要素、會計確認、會計計量與會計報告的標準。實證會計研究作為一個與傳統規范會計研究特點迥異的研究學派,其目的不在于提出會計“應當做什么”,而在于解釋會計“是什么”、“為何是這樣”,并據以預測未來的會計行為及其影響(羅勇、賈鴻,1998),它是根據實際效用或現實因果關系來選擇會計概念、原則、準則和各種程序。實證會計研究的基本步驟為:(1)提出理論假說和有關假設條件;(2)建立理論模型并得出主要結論;(3)對理論假設模型進行經驗驗證;(4)解釋和預測會計實務。提倡在會計理論中引入實證研究的是美國會計學家M.C.Jensen,他在1976年發表的《關于會計研究和會計管制現狀的反映》中指出:“由于規范的理論占優勢,會計研究是不科學的。”實證會計研究能解釋已存在的會計現實“為什么會是這樣”,以及為什么會計人員要從事這樣的工作。自1968年鮑爾和布朗具有代表性的文章發表之后,實證研究成為西方會計研究的主流,也使得管理會計的實證研究成為可能。管理會計的實證研究可以表述為:實證研究認為會計理論的目標是解釋和預測會計實務,而這也是經濟學大部分以經驗研究為依據的研究的基礎;以對假設的實證檢驗代替研究人員的價值判斷,對預先提出的理論性假設不是進行一般性的推演,而是采用可觀察、可檢驗的實際證據來進行檢驗和說明;實證會計研究以定量分析為主,廣泛采用精準的計量和數理統計分析方法,分析實際數據,對假設進行檢驗,這使管理會計研究的結論具有較高的準確性。

(二)借鑒經濟學的廣度———以理論為例

人是行為人,而委托人是行為影響的一方。人根據契約為委托人做事,委托人依據契約對人給予獎勵。企業的股票持有者與企業經理的角色是不同的,后者是經營(run)企業并做出決策,而前者是在契約簽訂生效后擁有(own)企業,對企業有剩余擁有權(residualclaimant)。剩余擁有權會產生剩余控制權(residualcontrol),這是一種可以后發制人的機動權(Berle&Means,1932)。理論說明,委托人和人有不同偏好,并且都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人具有機會主義行為,這將導致道德風險(Moralhazard)、成本(包括簽約成本、監督成本、保證成本和剩余損失)的產生。1976年,Jensen和Meckling首次提出成本概念,認為成本是企業所有權結構的決定因素,緣于管理人員不是企業的完全所有者這一事實。標準的委托—理論建立在兩個基本的假設之上:一是委托人對隨機的產出沒有直接的貢獻(即在一個參數化模型中,對產生的分布函數不起作用);二是人的行為不易直接被委托人觀察到(雖然有一些間接的信號可以利用)。在這兩個假設下,有兩個基本命題:(1)在任何滿足人參與約束及激勵相容約束而使委托人預期效用最大化的激勵合約中,人都必須承擔部分風險;(2)如果人是一個風險中性者,那么就可以通過使人承擔完全風險(即使他成為惟一的剩余權益者)的辦法來達到最優結果。委托問題的產生有四個原因,即授權和控制權分離、不確定性和分散投資風險、科層組織結構中的信息不對稱以及有限理性和個人能力的約束(向榮、賈生化,2001)。委托人需要一種控制系統來使人按委托人的目標來行事,這種控制系統包括三個部分:決策權的分配(誰負責做決策)、業績計量與評價(向誰報告何種信息)、獎勵與懲罰(收集到的信息與人報酬之間的關系)。契約和決策的形成需要以信息為基礎,而會計和審計正是與這種信息的收集和傳播有關,因此,理論可以用于會計和審計研究中,以分析不同管理會計、財務會計和審計程序的效率特點(ChatfieldM、RVangermerch,1996)。對會計領域問題的研究最有影響的學者有:Holmstrom(1979,1982)、Jensen和Meckling(1976)、Watts和Zimmerman(1978,1983)等。理論可以深入到會計學研究的各個領域(JensenMC,1986),其對管理會計的貢獻在業績評價方面更為顯著。例如,在業績評價指標的選擇中,用理論來解釋會讓我們更深地理解會計基礎與市場基礎、財務基礎與非財務基礎、相對基礎與絕對基礎等矛盾。

需要說明的是,股東雖然可以通過審計者加強對經營者的監督,內部審計、民間審計都對審查會計信息、降低信息風險承擔重要責任,但在現實中,由于內部審計組織不夠健全,地位尚不獨立,民間審計會受到審計委托、審計費用和市場競爭等因素的影響,難以或不愿審查虛假會計信息,甚至出現審計師與企業合謀的問題(陳關亭,2001)。

(三)借鑒經濟學的深度———以產權理論為例

我們首先對產權、交易等概念的歷史演進及重要性做一個簡要回顧,然后闡述管理會計借鑒制度經濟學的必要性。完全競爭模型被構建出來,該模型的基本前提假設,如理、公司的規模不經濟等,都是非常著名的。其假定還有一個與產權相關的隱含假定是支撐完全競爭模型的基礎:商品的供給與需求是決定價格的市場條件,對它們的利用反映了私人產權的制度安排;要實現完全競爭,所有的稀缺資源必須是私有的、明確的,并被有保障地擁有。這是從完全競爭模型或者近似完全競爭的模型中推導出的結果,也是由私人分散控制資源而引起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認為,產權制度隱含在完美的假定中,在對與價格具有同樣作用的因素的研究中,對產權安排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1934年,康芒斯在《制度經濟學》中提出交易的范疇。他認為,“使法律、經濟學和倫理學有相互聯系的單位必須本身含有沖突、依存和秩序這三項原則”,“這個相互的單位便是交易”,“一次交易,是制度經濟學的最小單位”,交易“不是實際交貨那種意義的物品交易,它們是個人與個人之間對物質的未來所有權的讓渡與取得,一切決定于社會集體的業務規則”,“交易是所有權的轉移”。1937年,羅納德•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中第一次提出交易成本。之后,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中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私人成本將等于社會成本”。后來有學者將其擴展、引申為:如果市場交易費用為零,不管權利初始安排如何,當事人之間的談判將使資源配置實現最優;如果交易費用不為零,不同的產權安排會帶來不同效率的資源配置,可以通過明確的產權之間的自愿交換來達到資源配置的最佳效率。

為了優化資源配置,制度對產權的初始安排和重新安排是必要的。科斯定理說明,通過改善企業內部組織制度和企業產權制度,可以不斷地降低企業內外部交易成本,提高企業效益。然而,交易、契約、產權的關系如何?哪些類型的交易適合于企業合約安排?哪些類型的交易適合于市場合約安排?威廉姆森(1985)從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三個方面區分了交易類型,認為涉及高度專用性資產且經常重復發生的交易,適合于在企業內部進行。顯然,資產專用性對于為何通過企業配置資源給予了很好的解釋,但它不能解釋威廉姆森提到的作為“賣者”的企業為何存在。

借鑒制度經濟學的發展與邏輯演進,管理會計的現代應用必須滲透到制度經濟學提及的眾多理論(如交易成本理論、產權理論和制度安排等),否則,“如果沒有產權的界定、劃分、保護、監督等規則,沒有產權制度,產權的交易就難以進行,產權制度的供給是人們進行交易、優化資源配置的前提”。

三、經濟學對管理會計的啟示

(一)實證研究(計量經濟學)的精度———對現代管理會計研究的啟示

無論管理會計(作業成本會計與作業成本管理、綜合記分卡、KAIZEN成本計算、產品生命周期成本計算、行為會計、環境和戰略管理會計、智力資本管理會計等)的發展趨勢如何(余緒纓,2001),無論管理會計研究的內容由內深化與向外擴展如何并舉,無論管理會計的選擇指標從滯后性向前導性怎樣轉變,無論管理會計的貨幣性與非貨幣性分析怎樣結合,現代管理會計的特點、重點及難點研究,都需要計量經濟學的背景支持與后臺支撐。計量是會計的一種屬性,也是其最基本的特征。

(二)理論(信息經濟學)的廣度———對現代管理會計的詮釋

傳統的管理會計都假定信息是無成本的,或者至少不存在因信息而導致的成本差異。但是,信息經濟學理論表明,任何信息都有其特定的成本,信息成本因具體情況而異,信息系統只能根據具體情況來加以選擇。理論在信息經濟學的基礎上,從委托人與人獲取信息的角度,結合人的行為因素,在管理會計中得到應用。

1.有助于管理會計人員在備選決策方案中做出正確選擇

在理論體系中,管理會計信息可以為兩種不同性質的目標服務:(1)用于優化委托人或人將采用的決策的環境進行事前評估,即修正信息;(2)用于評價決策執行的結果,以便在委托人或人之間按照契約的規定來分享上述成果,即業績評價。決策前信息和決策后信息的作用以及對委托人和人利益的影響,有助于管理會計人員在備選決策方案中做出正確的選擇。例如,業績評價與激勵人的最優努力相關,而人的努力不能被直接監督,如果沒有建立業績與報酬相聯系的、能夠反映績效的管理會計信息系統,就不能激勵人為委托人而努力工作。

2.對管理會計理論與實踐出現偏差的原因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

管理會計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應用都面臨現代企業存在的一系列委托關系:董事會與經營者之間的委托關系、股東與董事會之間的委托關系、企業經營者與會計部門之間的委托關系、股東與審計者之間的委托關系等。從委托的機制來看,這種錯綜復雜的關系決定著管理會計理論與實踐出現偏差的可能性與原因。

(1)委托人與人的目標、利益、風險不同

由于所有權與控制權彼此分離,現代企業存在著一系列關系。委托人和人因各自利益、目標不同,所承擔的風險也各異,在某些情況下,一方追求效用最大化時,會損害另一方的效用最大化。

(2)契約的不完備與信息的不對稱

會計實務的變化難以預料,這不可避免地使會計法規、會計準則的制定存在滯后性。這些法規、準則不可能把會計實務中所有的情況都包括在內,只能對會計的總體目標、總體原則以及不同的會計處理方式做出規定,而對會計處理程序和方法的規定則相對靈活,這使人在進行會計信息披露時有很大的變通余地。契約的不完備再加上信息的不對稱,使得人可以利用占有會計信息的優勢和契約的缺口,選擇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會計程序及會計處理方法,對會計信息進行“加工”,對自身的業績進行夸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會計信息的質量。

(三)產權理論(制度經濟學)的深度———對現代管理會計的提示

1.從交易費用的定性到定量分析

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深度已經滲透到管理會計研究層面能夠涉及的深度,如產權理論涉及的交易成本概念就屬于制度經濟學的內容。在交易成本理論中,交易成本包括外部交易成本與內部交易成本,涵蓋了監督成本、信息取得成本、組織制度成本以及不確定性原因引起的成本等。這些都可以歸結為機會成本,即選擇不同制度形式的生產或消費所損失的機會成本。在成本管理會計理論中,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機會成本理論,這里的機會成本是指選擇最優方案而舍棄次優方案所喪失的收入,其實質是選擇不同企業組織形式、生產要素配置與管理方式的問題,它貫穿于投資決策、生產組織和產品銷售等過程,是既定制度約束條件下的機會成本。對企業交易費用、機會成本在定性基礎之上進行定量研究,已成為管理會計的核算分析內容。制度經濟學研究正在更為深入地展開,將會為管理會計的領域開辟新的研究空間。

2.以資產的流動性劃分資產到從專用性角度劃分資產

資產的分類一般都遵循一個原則:以資產的流動性為標準,對資產進行分類和管理。按流動性劃分資產存在的一個很大問題是,信息使用者既不能獲得關于無形資產的準確價值計量信息,也不能獲得有價值的評估信息。其原因是:(1)存在不能獨立存在的無形資產,這些無形資產與企業的有形資產相結合無法分離,而能夠分離的無形資產價值又往往是在企業經營有形資產的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所以人們難以清晰地界定其范圍;(2)流動性劃分與無形資產的相關程度很低,按照流動性進行劃分的資產雖有利于描述有形資產的特性,但不能有效地描述無形資產的特征,也就是說,流動性與無形資產的相關程度很低,信息使用者如果僅利用現有的財務報告信息,是很難評價無形資產價值的。資產專用性并不是為描述無形資產而提出的,但從會計的角度看,專用性對資產進行另一種分類,能夠從財務報表中挖掘更多信息。我們可以對資產的專用性進行一下回顧。

1985年,威廉姆森將描述交易的主要維度分為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次數。資產專用性,是指為支持某項特殊交易而進行的耐久性投資。專用性資產一旦被用于某種交易,它就無法在不發生巨大損失的前提下轉移到其他交易中。由此可見,資產專用性表明資產有專門用途,其收益依賴于它所支持的專門交易。資產專用性包括地點專用性、實物資產專用性、人力資產專用性、完全為特定協議服務的資產專用性以及名牌商標資產的專用性。交易的不確定性,是指由于交易雙方的協議不可能完全,在交易過程中就可能因為一方的機會主義行為而出現一些預料不到的情況。在雙方進行了專用性投資的情況下,由于不確定性的存在,雙方的交易關系更加復雜化,進而出了對契約關系進行調整的要求,并因此對組織與交易的匹配關系產生影響。交易發生頻率,是指交易雙方進行交易的經常性或重復程度。采用垂直一體化方式,能夠提高契約關系的穩定性和調整性能,但垂直一體化會增加組織管理費用。因此,只有對較高頻率的交易實行縱向一體化,在經濟上才是合理的。需要補充的是,考量交易的另一主要維度應涉及交易效率,交易效率對分工水平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它隨合約自、合約結構的優化、產權保護程度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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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典經濟學分配理論

1.亞當•斯密分配理論。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中提出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勞動是財富的主要源泉。他把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劃分為三個階級：地主階級、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區分了三個階級對應的收入：地租、利潤和工資，認為這三種基本收入構成一個國家的國民收入。他認為：價值決定于生產中耗費的勞動；價值決定于交換中購買的勞動；價值決定于工資、利潤和地租。雖然斯密把價值決定和分配結合起來考察，但他的價值決定理論是混亂的。一方面，價值決定于勞動；另一方面，價值又決定于勞動、資本和土地。而且，價值既決定于生產中耗費的勞動，又決定于商品交換中購買的勞動。上述理論混亂是由于他未能科學認識價值和使用價值間的關系，以及未能一貫地堅持勞動價值論。[3]2.大衛•李嘉圖分配理論。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比較徹底地貫徹了勞動價值論。他批判了斯密的價值由三種收入決定的觀點，認為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出現后，價值仍然由勞動決定。他根據馬爾薩斯人口論，認為工資向社會條件決定的最低生活水平接近，工資一旦增加，人口就會增加，工資就會降低，所以工人只能得到能夠維持自己最低生活保障的工資。利潤一旦增多，資本就會增加，相應的利潤也會下降，所以利潤在中長期存在下降趨勢。由于自然規律作用，地租會不斷增加，但是土地在短期內不會增加，所以地租總會一直增加。[4]

（二）馬克思分配理論

馬克思批判繼承了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學說，創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并以此為基礎，構建了完整、系統的馬克思經濟學理論體系。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具有兩種屬性，即價值和使用價值。使用價值是商品的自然屬性，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二重性，即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具體勞動形成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形成商品價值。商品價值量是由凝結在商品上的一般人類勞動形成的，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價值構成包括三部分：C、V和M。C即轉移的生產資料價值；V是勞動者必要勞動價值，即工資；M是勞動者剩余勞動所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價值，即剩余價值。[5]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突出了人的作用，認為價值是在與生產資料相結合條件下由勞動者全部創造的。這體現了生產關系中人與物（生產資料）的關系，并強調人的作用。剩余價值理論還指出了生產關系中人與人的關系，即勞動者（無產階級）與資產者（資本家）的經濟對立關系，勞動者只能得到養家糊口的必要勞動價值，即工資，資本家卻得到了全部剩余勞動價值，即剩余價值。[6]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馬克思經濟分配理論以研究人與物、人與人分配關系為主。

（三）新古典經濟學分配理論

這一階段分配理論代表人物有薩伊、克拉克和馬歇爾。1.薩伊分配理論。薩伊創立了效用價值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三位一體公式。他認為生產創造效用，效用由資本、勞動和土地三要素決定。要素所有者應取得相應收益，即資本家得到利息，工人得到工資，地主得到地租。2.克拉克分配理論。邊際革命后，克拉克繼承和發展了薩伊的效用價值論和要素分配論，提出了邊際生產力論。該理論認為在規模經濟不變條件下，包括勞動在內的生產要素與生產要素邊際生產力乘積之和可全部分配產出。該理論把勞動要素地位等同于其它物質生產要素，研究包括勞動要素在內的生產要素對產出的分配關系，沒有指出勞動者與資產者之間經濟利益分配的對立統一關系。3.馬歇爾分配理論。馬歇爾發展了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提出了四要素說。四要素包括資本、勞動、土地和企業家能力。他認為資本獲得利息，勞動獲得工資，土地獲得地租，企業家能力獲得利潤。該階段分配理論研究內容以人與物、物與物關系為主。

（四）人力資本理論

17世紀的威廉•配弟提出勞動是財富之父的理念。18世紀的亞當•斯密把一個國家居民后天獲得的能力看成資本，把投資于人的勞動歸于資本范疇。19世紀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中把勞動作為生產要素之一，參與價值分配。馬歇爾在薩伊的三要素基礎上又增加了管理者才能要素。馬克思認為勞動創造了全部價值，指出價值創造分配背后隱藏的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經濟對立。[7]1959年，舒爾茨提出人力資本概念。在1960年出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時，他發表了題為《論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講，系統闡述了他的人力資本理論。他指出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大于物質資本所發揮的作用。[8]舒爾茨的人力資本論澄清了以往一些錯誤觀點和困惑不解的問題，如解釋德、日兩國戰后經濟得到迅速恢復發展的原因，并對其后西方經濟學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但舒爾茨人力資本論是庸俗和不科學的。它把勞動者所擁有的技能和知識，說成是像物質資本一樣的資本；把生產過程中創造的大于本身價值的剩余價值并為資本家所無償占有，說成是勞動者憑著自己擁有的人力資本去占取了別人的剩余價值，以致能獲得較多的收入；把資本家和雇傭勞動者說成都是資本所有者，彼此利益完全一致；并推斷，隨著科學技術發展，擁有人力資本的雇傭勞動者人人都將成為資本家。

（五）委托理論分配思想

委托關系是一種契約關系，根據契約，委托人授權給人為委托人的利益從事某項活動。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經濟學家們開始深入研究企業內部信息不對稱和激勵問題，逐步形成了包括委托理論在內的現代企業理論。委托方通過讓渡一部分利潤給方，讓方按委托方意志去努力行動，最終實現委托方效用最大化。該理論特點是在人力資本理論指導下，讓人力資本所有者參與到利潤分配進程中，與資本家共享利潤分配盛宴，使資本家與人力資本所有者（主要是管理層和骨干人員）在公司治理關系中保持利益一體化。問題是公司管理層和骨干人員之外的大部分公司普通勞動者基本與利潤分配無緣。[9]人力資本理論使經濟分配理論重新重視勞動要素的作用，而委托理論則直接把人力資本要素安排到了利潤分配過程中，不過人力資本要素主要指公司管理層和骨干人員，并不徹底，沒有包括企業全體勞動者。

（六）勞動者權益會計理論

閻達五、徐國君在1996年提出了勞動者權益會計理論。該理論在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指導下，主張在利潤分配中要把勞動要素全部考慮進去，參與利潤分配的主體應包括企業全體員工。勞動者權益會計理論把參與利潤分配的勞動要素徹底化，即利潤分配主體包括全體勞動者。一方面，解決了委托理論中能參與利潤分配盛宴的方范圍狹窄問題，把利潤分配主體擴展到全體員工；另一方面，也不否認勞動要素之外的生產要素對利潤的分配。[10]人力資本理論、委托理論和勞動者權益會計理論使經濟分配理論再度突出了勞動要素作用和地位，使勞動要素在理論上進入到利潤分配層面，強調勞動要素對應的不僅僅是工資收入。這一階段經濟分配理論再度回歸到以研究人與物、人與人關系為主。[11]

二、利潤分配定理推導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促進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不斷完善和發展。在堅持經濟學為指導的前提下，積極吸收現代西方經濟學有益成分，使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進一步完善，有利于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健康發展。在分配理論方面，堅持按勞分配為主，按要素分配并存的模式。[12]按勞分配為主是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本質要求，勞動要素與物質生產要素結合創造了全部價值。但另一方面，勞動要素只是生產要素之一，沒有其它生產要素的結合，也無法完成生產過程，實現商品價值。按上述分配理論綜述可知，新古典經濟學分配理論代表是克拉克分配定理，其指出了在規模經濟不變條件下，生產要素與生產要素邊際生產力乘積之和可全部分配產出，但利潤在生產要素間如何分配并未以定理方式給出。本文目的是在理論上以定理方式推導出利潤如何在生產要素間按一定規則被全部分配，并突出勞動要素作用，給出各生產要素的利潤分配比例。這需要把剩余價值理論、克拉克分配定理和委托理論緊密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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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歸因理論對計量經濟學教學的指導意義

教育是歸因理論最重要的應用領域之一。教學中的師生之間的互動在教育學研究領域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在我國的教育文化傳統中對于這方面的探討和關注度較少，但是隨著現代教育學的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師生互動對于教育過程和教育結果可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為此，眾多從事教育學領域研究的專家及學者對教育實踐中教與學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如各種教學法在實踐教學中的應用等，而歸因理論為改善教學質量及教學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及途徑。

2．1使學生對自身學習成敗有著較為清晰的認識

學生對學習狀態的自我歸因，是學生對自身學習效果產生的原因進行自我知覺、自我評判的表現，不同性格特征的群體，具有不同的歸因風格，導致不同學生群體對學習的原始期望、過程的行為方式不同。但筆者認為通過有效的歸因調查問卷的設計以及調查，能夠使學生群體對自身的歸因風格以及歸因傾向有著一定的認識，對自身學習成敗的原因也有著姣好的掌握，不僅學生自身可以姣好的掌握，教師亦能根據歸因調查問卷的數據結果，多學生總體以及個體歸因風格以及歸因傾向有著清晰的認識，為教師進行下一階段的教學以及教學教案的設計起到提醒的作用。

2．2可用教師的回饋激發學生學習意愿以及學習動力

據相關的研究成果表明，目前師生互動過程中，學生對學習效果成敗的歸因大致會經過以下的流程。由上圖可知，在教學實踐過程中，學生對自己學習成敗的歸因，并不僅僅完全以自身考試的成績作為基礎，而且很大程度上會收到來自教師的影響，他們會依據教師的所釋放的信息(語言信息以及非語言信息)，來判斷和猜測教師對自身學習成敗的看法，并以此為指導思想，形成對自身學習成敗的歸因。如學生根據教師釋放的信號，預測自身會取得成功，他就極有可能努力去追求成功;如果學生依據教師釋放的信號，預測自己可能會失敗，那么他在學習過程中，遇到困難與挫折極有可能選擇放棄，最求成功者才有可能成功，逃避困難及挫折者難免面臨失敗，這種心理預期與以后的成敗之間無形中建立了一套隱形的因果聯系。由此說明，在教學實踐過程中，教師對學生歸因起到很大的作用，教師釋放的信息甚至可以決定學生后期學習效果的狀態。

2．3修正教師觀念以及教學方式

一般說來，教師對學生學習效果的歸因，往往傾向于將學生學習的成敗歸結于學生自身，而較少在自身身上找原因。教師的這種歸因方式雖然在諸多情況下是較切合實際的一種歸因方式，但是這樣處理有事會產生一定的偏差，甚至導致教師對學生認識的錯誤。如:把由于自身教學方法不當所引起學生學習效果下降歸結于學生學習不夠勤奮、不夠努力，從而對學生進行批判。導致學生對自身以及教師的不滿，不僅不利于本科目的教學，也不利于教師、學生后期的發展。此外，在教學實踐過程中，教師往往還喜歡學習成績優異及聽話的學生，厭惡學習成績較差和不聽話的學生，實際工作中大量的事實告訴我們，教師對于這兩類學生群體的歸因方式方式方法不一樣。首先，教師無法對自身的教學方式方法的合理性進行有效的論證，對教學質量的提高起不到應有的作用。其次，導致“差生”學習意愿、學習動力下降，甚至會使得學生由于受到“挫折”而變得“無可救藥”。

篇（4）

二、獨立學院經濟學專業課程設置與教學建議

1.增加實踐性課程

獨立學院培養的是運用型人才，經濟學專業的課程設置不能只是理論學習，要增加實踐性、運用性課程。可以通過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渠道加大實踐性課程教學力度，比如課程實習、社會調查、畢業實習以及畢業論文等。實踐性課程的教學課時要增加，不能只是流于形式，要加強對視距性課程的監管力度。使學生的知識向能力轉化，以真正現實獨立學院培養運用型人才的目標。

2.課程設置與其它學科交叉

經濟學專業除了專業基礎課、專業核心課以外，在指導性選修課中要增加其它學科的課程，注意與其它學科的交叉性和兼容性，比如可以學習醫學、數學或者生物學等學科課程。不同學科間的交叉、滲透，可以增強經濟學專業學生畢業后的社會適應能力，也能培養社會對應用型經濟人才需要的多元化。

3.采用多種教學模式

傳統的封閉式課堂教學模式很難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要運用多媒體教學手段，增強課程的趣味性和多樣性。但要通過設計合理的教學環節，開展與教學情景相互的課堂討論。特別是安排合理的教學情景，要求學生先學習基礎知識，然后展開討論，這樣能激發學生學習經濟理論的興趣，增強課程的教學氣氛。對學生期末成績的考評，要改變只是以期末試卷成績為主，要增加實際操作應用能力、課堂表現能力和團隊協調能力等方面的成績，要加強對學生平時的管理力度，讓學生忙起來，感覺讀大學要有事可做，教師要布置相關課程的練習，特別是實踐強課程的訓練，還要按教師的要求對學生作業進行檢查，學生才會感覺到在大學學到了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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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科學研究產出包括發明、數據庫、專利、技術、專著以及發表的論文，其中科學期刊上發表的論文經過同行評議從而保證了最基本的質量及獨創性，從而發表的論文作為研究科學合作的載體以及一個體現個人學術價值的指標，是科學研究的重要產出形式之一。關于論文的統計數據來源有三種方法:其中之一是文獻計量和數據庫中所提取的已發表的論文。合作是指在科研項目中兩個或更多學者之間的密切交互，這種交互是帶有一個或更多目的的，如為獲取資源而合作等。Cumming提出了五種科研合作行為:責任劃分、資源共享、知識轉移、學術會議、交互技術，觀察Cumming論文中的相關系數矩陣發現五種合作行為與六種項目產出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中，知識轉移與項目產出之間的6個相關系數均高于其他四個合作行為。進而科研合作可以看作在公開發表物上的成對出現的地區名稱，所以對于本文所建立的數據庫而言，是在中國知網(以下簡稱CNKI)上發表的由NSFC項目資助下的共同發文的單位名稱。本文研究團隊于2013年7月5日－12日期間在CNKI個人數字圖書館中，按照期刊檢索條件為“支持基金”，并在該選項中輸入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396名博導在1999－2012年間所獲475項NSFC項目的批準號進行摘要式檢索，共檢索到8156篇論文。采集檢索結果中的“作者”、“作者單位”、“年份”三項信息，所檢索出的信息逐一錄入“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基礎研究項目數據庫”。Katz總結了影響科學合作的十類因素，其中第十種就是空間距離的縮短。他提出分析位于不同空間位置上的合作關系應包括三個步驟，參照Katz所提出的步驟，本文在第一步中構造了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在NSFC項目資助下開展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科研合作面板數據庫，同時對所使用的分析工具進行了擴展，如引入了引力模型開展靜態面板回歸和動態面板回歸。

3研究結論

3．1隨著距離的增加，合作是否會隨之梯級式減少

距離所造成的合作障礙因素包括文化的、語言的以及組織間的差異性，因此大部分的交流強度在本質上會隨著兩個交互主體之間的距離增加而削弱，同時因為科研項目的順利推進需要項目參與者頻繁地開展研討活動，從而處于相同或鄰近地域的學者之間開展科學合作的可能更高，更傾向于空間上的集聚。從空間上看是否是這樣呢?從圖1中展示的是1999－2013年期間8156篇論文中合作發文單位所在城市(同一城市內部的除外)對子，可以看出中國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在NS-FC資助下開展科研合作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經度23°117''''E至45°75''''E以及緯度104°067''''N至126°65''''N的不規則梯形區域里，這一區域的四個頂點分別為成都、廣州、上海、哈爾濱。另外，華東地區是七大地區的重要合作伙伴，這便引發了如下問題，即圖1中僅是展示的是城市之間的合作，若從地區層面來看，又呈現出怎樣的更為深入的現象和規律呢?Hoekman對2000－2007年期間的WOS數據庫中33個歐盟國家的313個地區的合作發文數據進行了統計，發現就總體而言，樣本的科學合作發文在顯著性水平為5%時，地區邊界效應要強于國家邊界效應，而后者又強于語言邊界效應，這三者的彈性系數依次為:－3．342、－1．645、－0．969，其研究結果表明合作發文具有地域性，且“遠程邏輯”與“地域邏輯”并存。本文對Hoekman的遠程邏輯進行細化，對應圖2中的地區③間合作以及地區內不同城市間合作，而地域邏輯對應圖2中的地區內相同城市不同學校間合作。圖2中三種合作占比在2003年以前呈振蕩態勢，以2004年為界地區間合作占比與地區內相同城市不同學校之間合作占比兩折線開始呈現明顯的交錯上升態勢，地區間合作占比的最低值為2009年的0．067，而地區內相同城市不同學校間合作占比的最低值出現在2005年為0．052，地區間不同城市間合作占比最高值于2012年達到0．051，這兩個占比的最低值均大于地區內不同城市間合作占比的最大值，且從2005年開始后者一直遠遠低于前兩者，說明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的NSFC項目資助下在發文上呈現出的“同城”偏好④以及“跨區”偏好，并隨著時間的推進得到了加強。這兩個偏好的發現恰恰與Pan不謀而合。盡管當前交互工具有較快發展，但科研合作中的引力定律仍成立，意味著科研工作者更傾向于尋求與他們位于同一區位的合作伙伴。然而遠程合作卻并不少，且相互作用的強度呈指數衰減。由圖2發現假設1部分成立，即合作會減少，但不是梯級式的，而是發生了主體的躍遷，即跨區偏好和同城偏好之間的偏好躍遷。

3．2跨越不同邊界時，合作是否會呈現出不同規律

牛頓第三定律可用于揭示位于空間上不同點的主體之間的交互問題，利用引力模型分析影響區域網絡中科研合作的決定性因素，兩個地區之間的合作強度取決于兩個地區各自的發文量及兩地區之間的物理距離。分別借助靜態面板和動態面板展開進一步分析，可借助靜態面板對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NSFC項目資助下所開展的科研合作進行分析，關于距離與科研合作相關關系的代表性文獻使用引力模型建立靜態面板的總結如表1所示。Montobbio總結了距離的四種測度:地理距離(包括三種計算方法:兩地區中人口最多的城市之間的經緯度距離，也可用兩地區的中心城市之間的經緯度距離，亦可用兩地區的最大城市之間加權的距離來衡量);考慮了交流成本的“時差”距離;文化歷史相關的距離;技術距離。由Montobbio的相關系數矩陣表發現第一種距離中的三種類型的距離在顯著性水平為5%下，三者兩兩之間的相關系數均為0．99，從而使用其中任何一種即可，同時結合表1的歸納，本文采用的是與Pan相同的測度形式，即以兩個地區中心城市之間的直線距離作為引力模型中的距離度量。根據技術經濟及管理博點的分布，參照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06－2020年)的劃分，中國七大地區的中心城市最終確定為⑥:沈陽(東北)、上海(華東)、武漢(華中)、廣州(華南)、重慶(西南)、和西安(西北)，本文中地區之間的直線距離采用地區中心城市之間的直線距離作為度量。本文所使用的引力模型與表1中Hoekman以及Ponds的形式相同為:Cij=kPα1iPα2jdβij，據此建立計量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pubi+α2lnpubj+α3lndisij+vit(1)式1中co．pubij為地區i(第一作者所屬單位為地區i)與其他地區j的合作發文量，pubi表示地區i在NSFC項目資助下在CNKI上的總發文量，pubj表示地區j在NSFC項目資助下在CNKI上的總發文量，disij用兩地直線距離⑦表示。α0表示截距項，誤差項為vit，i=1，…，7為橫截面下標，t=1，…，13為時間單元下標。經過LLC單位根檢驗，發現co．pub、pub、dis均不存在單位根，說明不存在偽回歸，可以使用OLS進行靜態面板回歸分析⑧，結果如表2所示。(1)地區合作的距離效應、自我效應、尋他效應與滯后效應空間上的鄰近性對于科研合作具有重要性，但在地區間的重要程度不同，一個地區的知識生產不僅受到其周邊地區的正向影響，而且與其所處的研究網絡中關系鄰近地區的影響，Scherngell研究發現兩個組織之間的距離每增加100km，兩者的合作會減少27．8%。表2對某個地區其他地區之間合作發文的計量模型進行了靜態面板回歸，發現七個地區的距離與合作發文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為負值并介于－0．16至－0．31之間，即距離disij與雙邊合作co．pubij呈負相關關系又即存在“距離效應”。其中華南地區的距離系數最弱為－0．1615，說明短期內空間上的鄰近性對于該地區開展合作的意愿并不強烈。而華東地區的距離系數最強為－0．3017，表明在短期內空間距離仍是影響該地區開展科研合作的關鍵因素，意味著該地區開展區際間合作時地域空間的鄰近性顯得更為重要。地區i及其他地區j的合作發文量co．pubij與該地區自身發文量pubi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其中在顯著性水平為1%時，華東地區自身發文量每增加100篇，其與其他六個地區的合作發文量便會增加64．83篇，在七個地區中“自我效應”最強。“自我效應”強即當對方合作發文量一定時，某地區自身發文量越多則其會吸引其他地區參與合作發文的意愿越強。西北地區的“自我效應”最弱，其相關系數雖也為正，但不顯著。自身發文量彈性系數低于0．3的地區有東北(0．2899)、華北(0．2998)、華南(0．2609)，高于0．3的地區為華中和西南其系數值分別為0．3368和0．3442。地區i的合作伙伴j的發文量pubj也會對這兩個地區間合作發文量co．pubij產生影響，但卻呈現出正向和反向兩種情況:如華東地區合作伙伴發文量會對華東地區的合作發文量產生反向影響，相關系數為－0．0191(雖然并不顯著)。華南和西南的合作伙伴發文量雖然會對這兩個地區合作發文量產生正向影響即為正相關系數，但卻不顯著。東北和西北的合作伙伴發文量與這兩個地區合作發文量的彈性系數均高于0．3，在顯著性水平均為1%時分別為0．3270和0．4707，其中西北地區的“尋他效應”最強，即當該地區自身發文量一定時，其合作伙伴發文量越大，則西北地區尋求與合作伙伴共同發文的意愿越強。表2的分析均為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基礎研究合作的短期規律，那么長期條件下又會呈現出怎樣的規律呢?借助動態面板開展進一步分析，引入co．pubij的滯后項，建立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L．co．pubij+α2lnpubi+α3lnpubj+α4lndisij+vit(2)由于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項，進而造成了估計的內生性問題，可采用由Blundell和Bond所提出的系統廣義矩估計(SYS－GMM)(由于其具有更好的有限樣本性質，減小了一階差分GMM估計量的偏誤而被廣泛應用)。本文利用了更多的樣本信息，可以控制某些解釋變量內生性問題的一步系統廣義矩估計SYS－GMM對式(2)進行參數估計，結果見表3所示。當引入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作為解釋變量后，發現華南、華中、西南的Sargen值均低于0．05，分別為0．0000、0．0139、0．0049，表明未通過Sargen檢驗即存在工具變量的過度識別問題。表3中僅有東北、華北、華東、西北四個地區的動態面板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觀察表3發現東北地區的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會對當期合作發文量在顯著性水平為5%的條件下存在正向影響，相關系數為0．3574，表明東北地區上一期與其他地區的合作文量每增加100篇，下一期的合作發文量便會增加35．74篇。可認為東北地區存在“滯后效應”即前一期的合作發文量L．co．pubij會對后一期的合作發文量co．pubij產生顯著性影響作用，這與Defazio以及Jonkers的研究結論相吻合。Defazio利用GMM模型對1990－2004年間歐盟項目資助的科研網絡中296位學者在基金資助下的科研合作進行了回歸分析，發現在資助期結束后，科研網絡中的合作對科研產出呈顯著正相關關系，且上一期的論文產出對后一期的論文產出在顯著性水平為1%下呈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介于2．40－2．55之間。Jonkers在2009－2011年期間對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CONICET科研機構124位受訪者所做的問卷調查所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后，同時前期發文量與當年國際合作發文量之間在顯著性水平為5%下呈正相關關系，且相關系數為1．01。可以發現這兩項研究結果中的相關系數均高于本文表3中的相關系數值。華東地區、西北地區的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對當期合作發文量的彈性系數在1%顯著性水平下分別為0．3310和0．2713。而華北地區的“滯后效應”不顯著，東北地區的滯后效應最強。另外，當解釋變量系統中引入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后，其他解釋變量的彈性系數也相應發生了變化，四個地區中僅有華東地區的所有解釋變量的彈性系數不僅作用方向沒有改變且作用強度加大了，稱為華東模式:短期內華東地區的距離效應(顯著)、自主效應(顯著)均在長期內得到了強化，而短期內不顯著的負向尋他效應在長期內卻變得顯著了。這表明華東地區在當前及以后一段時期內仍是具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該地區作為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基礎研究的重要知識基地，吸引其他地區與其合作的引力會更強。長期內距離效應變得不顯著的地區為華北、西北，表明短期內華北、西北兩個地區尋求合作伙伴的距離障礙在長期里卻會“消融”，這種現象也發生在5thEUFP項目的公共科研合作中，Scherngell認為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要求每個科研項目中必須有國際合作伙伴。由于本文的樣本數據為中國國內數據，基于此可以認為NSFC不僅應加強國際地區間合作，更應首要加強國內(地區)合作。但多長時間才能出現距離的消融卻是一個問題，部分取決于NSFC能否以及多大力度在項目資助政策上鼓勵合作研究，若是則距離消融的時長會大大縮短。Montobbio采集了1990－2004年間11個發展中國家與7個發達國家的USPTO專利申請者的14684項合作開發的專利，利用引力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創新力越高、人口越多的國家的預期合作越多，越多的當地需求會降低空間距離對開展合作的影響，反映在相關系數上絕對值減小。這一原因也可用于解釋為何長期中西南、華東的距離障礙卻未消融，即西南和華東地區的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在NSFC項目資助下開展科研合作的需求更多地集中在地區內部。長期內華北地區合作伙伴的發文量對華北地區合作發文量不會產生顯著影響，相關系數為－0．0994(不顯著)，表明條件充分的時華北地區可能會向華東模式演進，而條件之一便可能是技術經濟及管理博導的時空遷徙，本文統計數據顯示在統計期內發生遷徙的博導中有16．7%的遷徙進入華北地區。而跨省合作的現象并不顯著，但對于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而言其開展科研合作是否也如是呢，且又呈現出什么樣的細化特征?本文對20個技術經濟及管理博士點所在城市開展合作發文占比為前三四分位數的鄰省合作占比、同省合作占比以及不相鄰省域合作占比三個指標在圖3中進行了展示。發現圖3中大橢圓以及小橢圓所包括的點呈現出“剪刀差”走勢。城市內合作占總體合作的占比大于20．00%的為:哈爾濱40．98%，南京32．93%，長沙29．02%，合肥27．92%，北京26．65%，西安24．24%，天津23．08%，上海21．13%，武漢20．25%，成都20．00%。圖3中，對技術經濟及管理博士點所在的20個城市按照不相鄰省域合作占比值由高到低對三個指標同時進行了排序，發現福州、南昌、長春、杭州、哈爾濱、南京、北京、沈陽、長沙、成都這10個城市中的不相鄰神域合作占比折線與同省合作占比折線形成了一個大“剪刀差”趨勢，且由前至后開展鄰省合作的意愿和頻率均很低，說明隨著這10個城市的不相鄰省域合作意愿的減弱，同省合作的傾向卻得到了加強。相對而言，福州、南昌、長春三市的不相鄰省域合作傾向幾乎是占絕對主導的。而重慶、武漢、合肥、西安、太原這5個城市的不相鄰省域合作占比折線與鄰省合作占比的折線也形成了一個小“剪刀差”趨勢，且由前至后開展同省合作的意愿均很低，說明這五市開展鄰省及不相鄰省域合作的意愿及頻率均相對較強。綜上所述，研究結論顯示不論是從地區層面，還是省域層面，均發現假設2成立。

篇（6）

（一）實踐類課程教師對實踐類課程授課內容的講解不夠透徹和細致

由于缺乏專業實踐活動經歷，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教師對實踐類課程知識要點的理解完全依據教材，對課程中教學重點和教學難點的闡釋相對粗糙，甚至對教材中的一些與最新實踐活動不符的內容難以察覺。這導致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教師對授課內容的講解不夠透徹和細致。

（二）實踐類課程教師教學方法單一

難以將抽象的知識形象化、具體化由于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教師自身實踐經歷匱乏，其在教學過程中往往是照本宣科，難以將空洞、抽象的知識聯系實際，進行針對性的案例教學，或在案例教學中對案例背后的實踐技能知識進行充分、有效的挖掘，從而難以將抽象的知識形象化和具體化，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積極性，所以課堂教學效率提升難度較大。

（三）實踐類課程教師指導學生開展專業實踐活動的能力有限

由于當前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專業教師缺少系統性的專業實踐活動經歷和從業經歷，實踐類課程教師盡管具備一定的理論水平，但是實踐與創新能力相對薄弱，其對學生的專業實踐活動難以進行有效的指導，并及時解決學生專業實踐活動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顯然，這不利于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教學工作的有效開展。

二、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師資隊伍建設存在的主要問題的成因

綜上所述，當前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的師資力量相對薄弱，實踐類課程授課教師的實踐創新能力不強。結合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師資隊伍建設的具體情況，筆者認為，造成當前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師資隊伍建設水平相對低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建設缺乏足夠的積淀

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屬于應用經濟學范疇，目前國內眾多綜合型大學、財經類與外語類高校以及獨立學院均舉辦了該專業。相對于其他類型的辦學主體，獨立學院舉辦該專業的時間相對較晚，在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建設方面，獨立學院缺乏足夠的積淀，舉辦該專業的人才基礎相對薄弱。這使得，在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師資隊伍建設方面，獨立學院需要解決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較多，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建設水平提升較為緩慢。

（二）獨立學院在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師資隊伍建設方面缺少有效的戰略

相對于理論性課程的師資隊伍建設，實踐類課程師資隊伍建設需要科學、合理的戰略。由于獨立學院舉辦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時間相對較晚，實踐性課程師資隊伍建設經驗較為欠缺，對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師資培養的內在規律缺乏足夠的認識，所以難以在短期內制定出有效的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師資隊伍建設戰略。顯然，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師資隊伍建設水平的提升。

（三）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教師缺乏專業實踐活動經歷

如上所述，就目前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師資的構成而言，大多數教師為高校畢業不久的青年碩士或青年博士。這些教師雖然學歷水平相對較高，但是缺乏專業實踐活動經歷。這使得，在實踐類課程的課堂教學中，相當一部分教師感覺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課堂教學水平提高難度較大。

（四）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教師缺乏有效的職業規劃

誠如我們所知，高等學校教師的成長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難以一蹴而就，而在高校教師的成長過程中，依據自身的工作內容和工作崗位，制定切實可行的職業發展規劃是至關重要的，只有具備科學、合理的職業規劃才有可能不斷提升自身的教書育人能力。而從當前獨立學院的實際發展情況來看，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教師很少制定切實、有效的職業規劃。這導致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實踐類課程教師難以不斷提升自身的人力資本水平和專業技能，從而不利于實踐類課程課堂教學水平的提高。

篇（7）

1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發展的背景、理論主張的簡介

發展到現在,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已經經歷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提出理性預期、持續市場出清的假說,并在此基礎上強調了貨幣沖擊對經濟周期的作用,提出了貨幣與產出的相互作用中貨幣作為誘因的理論,并認為政府的貨幣政策是無效的,它并不能影響總產量的變化,而只有未被預見到的貨幣供給變化才能真正影響到實際總產量。這一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小羅伯特•盧卡斯,托馬斯•沙金特,尼爾•華萊士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第二代則對盧卡斯的貨幣經濟周期理論提出了反對意見,從實際因素方面尋找經濟波動的根源,提出了完全信息下真實均衡的變動,強調了技術沖擊和貨幣的內在性等理論,并提出了相應的政策主張。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芬•基德蘭德,明尼蘇達大學的愛德華•普雷斯科特,羅切斯特大學的羅伯特•巴羅等。

具體來說,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一般都接受以下四個命題:

(1)私人經濟是可以自身穩定的;

(2)貨幣在長期是中性的;

(3)貨幣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凱恩斯主義積極干預的經濟政策是有害的。

第三個命題意味著,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認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線也不存在。這是貨幣主義Ⅰ與貨幣主義Ⅱ的主要區別。

目前,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一起并列為西方主流經濟學派中的兩大流派。

2“政策無效”的命題、主張以其意義

理性預期學派認為,菲利普斯曲線的交替關系即使在短期內也不存在。因為在理性預期條件下人們已經估計到貨幣供應量增長后可能發生的實際后果,從而采取了預防性的措施(比如預先要求提高貨幣工資增長率和利息率)。這樣,一旦貨幣供應量增加,就只能導致物價的上升,產生通貨膨脹的變化,而不能使工資和利息率下降。所以,政策的變化連暫時的產量增加和失業率下降的目的都達不到。赫爾姆特•費里希對此說到:“理性預期導致十分不同的意義。由于經濟當事人了解這個模型的各個參數,所以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任何變化不僅引起通貨膨脹率的變化,而且也引起通貨膨脹率預期的變化,從而不會對這一體系的實際變量產生影響”。在理性預期學派的經濟學家看來,“在貨幣政策的反饋規則之間做出選擇對于具有合理預期的新古典主義經濟中失業率的隨機變化是無關的。

根據這樣的觀點,理性預期學派推導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即是貨幣政策無效性命題。該命題認為,貨幣供給中的可預期部分對就業、產量或其他的實際變量均無影響,其中不能被預期的部分或貨幣供應量意外的不規則的變動,雖然能夠對上述變量產生一定量的影響,但其作用只會加劇經濟的不穩定與波動。因此,政府的經濟政策,無論長期還是短期都是無效,其結果都是引起通貨膨脹。下面用AD-AS模型加以分析。

AD代表總需求曲線,AS代表總供給曲線,Yn代表與自然失業率相對應的就業率水平下的國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AD與AS相交于初始均衡點E。如果政府認為該國民收入水平不能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決定增加貨幣供應量來刺激需求。那么,按照凱恩斯主義者的觀點,總需求將會從AD相右上方平移,產量和物價都會上升,失業會相應減少。現代貨幣主義者認為,短期內貨幣政策將會產生效果,但是,在長期中,貨幣政策是無效的,失業率會回到自然率的水平,而通貨膨脹率將更加嚴重。理性預期學派認為,人們對價格水平的預期并非固定不變或者僅僅依據過去的經驗得出,而是會考慮到未來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情況。處于對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經濟活動的主體會充分利用目前所得到的一切相關信息,較為準確的預期到貨幣政策的變化而造成的物價上升。于是,工資、利率等名義變量都會立即向上調整。結果,總供給曲線和總需求曲線分別從初始狀態向左上方平移和右上方平移,新的均衡點仍然處在原來與自然失業率相一致的就業率水平上,只是價格水平因為貨幣政策的變化(增加貨幣供給量)而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

根據政策無效命題,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即便在短期內,菲利普斯曲線也是一條位于“自然失業率”水平上的垂直線。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之間不存在任何替代關系。對此,盧卡斯說“當擴張的貨幣政策反復推行時,它就不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推動力消失了,對生產沒有任何刺激作用。預期得到擴大,但結果卻是通貨膨脹,而不是別的”。

3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基本政策主張

由于理性預期學派的一個主要的原則就是:經濟如果不反復遭受政府的沖擊,就會基本上是穩定的。所以,他們認為,凱恩斯主義所主張的干預經濟生活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夠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其不意的實行某種政策以影響經濟生活。但是,政府要取得社會的支持,就不能在經濟政策上對社會搞突然襲擊,而要按照既定的規則和程序辦事,這樣,在理性預期條件下,政府的經濟政策就是無效的了。

對凱恩斯主義的“積極宏觀政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三種批評看法:

(1)他們認為,日益增多的經驗和理論證據表明,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在產量、就業或其他經濟總量方面不會取得成效。即便在某些場合,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也許在一定程度上能影響經濟生活,但他們不可能克服經濟周期。

(2)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經濟學家認為,任何一種理論都應該明確的告訴人們經濟政策的后果。政策的結果確定性越小,實施政策就要越小心謹慎,因為任何一項錯誤的政策都會將事情弄得很糟。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結果大部分就是不確定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就需要從容不迫,加倍小心,決不能用那些曾經使用過的大規模的凱恩斯主義措施去刺激經濟。

(3)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認為,對于許多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即使知道他們的結果,也仍然無法判斷這種結果是不是符合公眾的意愿。根據凱恩斯主義方法來制定經濟政策的人,無法讓經濟中的個人去選擇自己認為有良好結果的政策。他們是被迫選擇這些政策的。其結果是,除非人們的偏好恰好和政策制定者的規定相配合,否則,這些經濟政策很有可能是人們的處境普遍的變得更糟。

參考文獻

[1]戴維•羅默著,王根蓓譯.高級宏觀經濟學(第二版)[M].上海:上海財經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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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收征管工作中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分析

稅收領域中的信息不對稱具體表現在政府與稅務機關、稅務機關與其他部門、稅務機關內部、稅務機關與納稅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本文主要研究征納雙方以及稅務機關內部不同層級、不同部門以及稅務工作人員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一）稅務機關與納稅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稅收信息本身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稅收法規的復雜性以及納稅人作為“經濟人”追逐利潤的本性，決定了征納雙方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天然存在。

1.從稅收政策方面看，稅務機關是信息優勢方。

稅務機關作為稅收法規的參與制定者和解釋者，其對稅法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必然高于納稅人。同時，納稅人經濟能力與知識水平的不同也會影響其對稅收法規的掌握與理解。如果納稅人長時間地不能獲取充分信息，就會對稅務機關缺乏信心,對納稅行為產生抵觸，導致納稅遵從度和納稅人滿意度的降低。由于信息的獲取和處理需要付出成本,因此在獲取稅收政策方面投入大的納稅人比投入少的納稅人掌握更多的信息，這時不對稱信息可以被看作是對信息成本的投入差異。具有信息優勢的一方可以憑借信息優勢獲利，這些納稅人利用掌握的信息進行稅收籌劃，少繳稅款正是為了補償先前付出的信息成本，是利用信息投入差異獲取利潤，實質上是資本的獲利性在另一種層面上的體現。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這種行為可以激發其他納稅人學習稅法的積極性，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稅法的完善，促進整體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

2.從納稅人生產經營方面看，稅務機關是信息劣勢方。

稅務機關獲取納稅人的信息主要通過要求納稅人申報的各種報表及相關資料，一方面由于納稅人稅收知識的欠缺，可能會存在非主觀錯報的情況；另一方面有些納稅人為了少繳稅款，可能會故意隱瞞真實情況或者提供虛假信息。稅務機關掌握的信息越少，就越難發現納稅人的偷漏稅行為，納稅人違法成本很低，在利益驅動下這些納稅人傾向于提供更少的信息，以獲得更多的收益。這種行為不僅造成國家稅款源流失，而且嚴重破壞了公平公正原則，降低了依法納稅的納稅人的市場競爭力，由于稅務機關很難區分誠信納稅人與非誠信納稅人，久而久之，越來越多的納稅人會選擇隱瞞信息或提供虛假信息，出現阿科爾洛夫在《檸檬市場》中描述的“劣幣趨良幣”現象，造成納稅人整體質量的下降和誠信納稅人的減少，這就是信息不對稱引起的納稅人逆向選擇。

（二）稅務機關內部的信息不對稱

在稅務機關內部，由于不同層級、不同部門、不同人員掌握的資源不同，也會出現信息不對稱現象。

1.從不同層級方面來看

上級稅務機關掌握本地區的宏觀數據，但是不能完全掌握某下屬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和稅源分布情況，同時也不能完全了解下級稅務機關征稅的努力程度。這種信息不對稱會造成下級稅務機關從本位主義出發，出現應征未征或者收過頭稅的現象。

2.從不同部門方面來看

稅收管理部門掌握納稅人的基礎資料，收入規劃核算部門掌握納稅人的繳稅情況，稅政部門掌握稅收政策，信息部門雖然掌握的數據比較全面，但是缺乏稅收業務知識。這種信息不對稱會造成信息利用效率降低，有時還會存在多頭采集的現象，加大稅收成本，也會造成納稅人的不滿。

3.從稅務機關與稅務工作人員方面來看

稅務工作人員更加了解納稅人的生產經營情況和納稅情況，同時稅務機關不可能完全了解稅務人員的家庭情況以及工作能力。這種信息不對稱會引發稅務人員的“道德風險”，具體表現在稅務人員不努力工作，或者利用信息優勢尋求信息租金。

三、解決稅收征管工作中信息不對稱的對策建議

（一）建立良好的信息傳遞機制

1.主動對外提供信息。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認為：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過向信息貧乏的一方傳遞信息獲益。所以稅務機關應該率先共享信息，加強稅法宣傳，創新納稅服務手段，以此來換取更大的納稅遵從。例如可以對納稅人進行分類，根據納稅人經營規模、行業、性質的不同，提供不同形式、不同內容的稅收專業服務，有針對性地解決困擾納稅人的稅收難題。

2.減少信息傳遞環節。

在信息科學研究領域，著名的美軍傳遞有關哈雷彗星命令的案例說明信息在一級級傳遞的過程中，從上到下不斷發生變化，最終得到一條面目全非的信息。也就是說信息傳遞的環節越多，出現消減、誤差或者變形的概率就越高，減少信息傳遞環節是實現信息準確傳遞的關鍵要素。所以在稅收征管體制上可以嘗試進行機構扁平化改革，合并內部機構，減少中間層級，重點抓住兩頭，即基層工作人員的信息采集和總局、省局的信息。

3.加強信息共享。

整合不同部門掌握的信息，消除信息孤島，特別要重視整合后的信息應用，讓所有部門共享統一信息。統一操作標準，規范流程，努力將一線稅務工作人員掌握的納稅人信息全面納入管理系統作為征管依據，同時還可以防范信息不對稱背后隱藏的道德風險。

4.加強培訓。

通過對納稅人和稅務機關數據采集人員進行培訓，強化數據質量意識，減少由于非主觀因素形成的信息不完整和不準確。

（二）設定合理的獎懲機制

1.建立納稅信用等級制度。

對失信納稅人采取在社會上公告、增加檢查頻次等方式，引導和提升納稅人信用意識，營造誠實、自律、守信、互信的社會信用環境。對信用等級較高的納稅人，開辟綠色申報通道，享受更多的納稅服務和一定的稅收優惠，簡化辦理涉稅申請的手續。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納稅人申報納稅的積極性，確保申報資料的真實、準確；另一方面稅務機關也減少對他們的稅務檢查力度，降低征稅成本。

2.建立考核機制。

主要針對稅務機關內部，包括信息質量考核、績效考核、風險點考核等。例如：對按照規程操作，數據采集質量高的工作人員給予獎勵，反之則進行教育與處罰；對稅務人員執法過程中容易出現風險的關鍵點定期審核、公布，防患于未然。對稅務人員的激勵考核機制應以鼓勵稅務人員努力工作為目標，同時防范道德風險。

（三）加快信息化建設

推行征管手段現代化、全程化，建立涵蓋稅收各項工作，貫穿數據采集、審核、加工、分析、應用各個環節的信息系統；為納稅人提供多渠道、便捷、高效的辦稅系統，提高納稅人獲取、申報信息的能力；使用先進工具簡化信息采集，例如建立電子影像系統，保證信息一次采集，永久使用；建立規范統一的數據交換標準和平臺，積極獲取第三方信息，加快全社會的信息共享。

（四）強化信息甄別

運用審計技術對納稅人信息進行分析審核，包括兩個方面：

1.對稅務人員采集信息的審計，測重于審核采集信息的完整性、準確性和及時性。

根據數據采集標準，對不完整信息進行提示或，根據數據內在邏輯，查找可能不準確的數據，根據工作規范要求，排查超過時限未辦結的任務。例如：稅務人辦理稅務登記后，在一定時限內要求稅務管理人員對其進行納稅限定，可以定期對超期未限定的納稅人進行篩選，防止漏征漏管。

2.對納稅人申報信息的審計，側重于審核申報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實性。

通過對納稅人申報的各種資料，如納稅申報表、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基本信息表等進行比對，尤其是要和第三方信息進行核對，如從工商部門獲取的股權轉讓信息、國土部門獲取的土地信息、建交部門獲取的立項信息等，同時還要對本地區相似企業進行橫向對比，甄別納稅人申報信息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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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經濟的發展，現代社會信息技術作為時展的主流，計算機、物聯網以及多媒體為核心的技術發展過程中，促使人類轉變以往的日常生活交流學習的方式，極大地提高了學習的效率，學習的效果，因此，在高校實行經濟管理專業學生的實踐教學具有重要的意義。針對當前經濟管理專業實踐教學發展滯后的現狀，充分借助信息技術平臺構建經濟管理專業的實踐教學，可以為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滿足社會需求適應社會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信息技術可以為經濟管理類學生提供實踐的教學場所，利用高科技技術進行實踐內容，虛擬模擬結合的實踐操作下，使得學校可以節省大量的實踐經費，為學生提供更先進科學的實踐教學體驗，幫助學生盡快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促進自身經濟管理專業的經驗提升。

一、應用信息技術實現經濟管理實踐教學的必要性

1．突破傳統實踐教學模式

應用信息技術實現經濟管理實踐教學，突破傳統實踐教學模式。信息技術具有跨時間、跨區域的特征，可以促使經濟管理專業的實踐教學，突破以往傳統教學的局限性走出課堂，走入實踐虛擬空間，虛擬教學突破時間教學的成本。學生在登陸虛擬網絡系統的同時，不受時間、地域、空間的限制，隨意選擇自身的管理角色進行管理模擬實踐練習，并根據自身的需求設定合理的實踐內容等。

2．提高經濟管理實際教學的質量

應用信息技術實現經濟管理實踐教學，提高經濟管理實際教學的質量。在經濟管理專業教學中應用信息技術，新媒體技術可以提高高校培養人才的能力，并在教學中利用虛擬的網絡空間構建實踐模式，對理論知識進行綜合運用，增強自身的實踐經驗，在現代信息技術的廣泛影響下，傳統的經濟管理實踐教學的要求越來越高，實踐教學融入了現代進行技術，提升了虛擬化實踐平臺的教學效果，使得學生能夠更好地感受到經濟管理的重要內容，深入感受到社會激烈競爭，更好地將實踐知識應用到工作中，為社會輸送更加高素質的管理類人才，提高經濟管理實踐教學的質量。應用信息技術進行經濟管理專業實踐教學，不僅提高了教學的質量、教學的水平，從而達到了更好的教學效果，而且促進了教師整體教學水平的提高，學生自我能力的提高，全面地實現了整個教育體制改革的目標。經濟管理實踐教學為社會輸送了大量高端技術、管理人才，提高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

二、應用信息技術實現經濟管理實踐教學的模式

1．模擬教學

應用信息技術模擬經濟管理實踐教學。作為現代信息技術專業管理的實踐教學人才，其在經濟管理實踐情境的過程當中，為學生創造了管理的主動權，總結管理經驗，進行模擬學習的重要建設平臺，強化學生理論知識，在實踐教學中的應用信息技術平臺對學生進一步學習實踐管理，掌握經濟管理操作經驗，更好地學習專業知識和技能。

2．實踐推演

應用信息技術進行實踐推演，絕大多數的學校開始應用新媒體教學，新媒體技術為學生提供形象的知識解釋方法，活躍課堂氣氛，微信、微客等多種新媒體技術提高學生的課堂直觀感受真實性，使得學生積極參與到企業的生產管理中。對企業的生產運作及時了解，在虛擬的時間操作中獲得經驗，促進自身專業管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

三、應用信息技術發展經濟管理實踐教學的未來情勢

信息技術處于高速發展的階段期，在高科技的助力下，可以更好地解決經濟管理實踐教學的難題，為學生構建模擬實踐教學空間，使得學生深入實踐教學的內部。在經濟快速發展的社會背景下，應用信息技術為經濟管理專業實踐教學提供幫助。促進學生充分消化吸收理論知識，提高實踐能力，可以使得學生直觀地感受到企業的實際運作情況，掌握實踐經驗，提高自身解決管理問題的能力，為社會輸送輸送具有較高素質管理能力的專業人才。未來信息技術發展必然催生更多的新媒體技術發展，應用多種新媒體技術進行經濟管理實踐教學必將成為發展的必然趨勢，影響整個時代的教學模式的轉變、教學資源的重組以及應用，而并不局限于經濟管理教學中應用信息技術，整個教學工作必然形成以信息技術為載體的多元化教育模式。

四、結論

針對現代企業的發展而言，其運行的效率、競爭的實力等主要決定于企業內部管理人才的使用程度，高素質的管理人才可以為企業提供更加專業的管理服務，提高工作的效率，繼而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信息技術在經濟管理專業實踐教學中的應用，可以為學生通提供虛擬實踐平臺，使得學生在有限的教學條件下，應用實踐操作能力，豐富自身的理論和實踐經驗，更好地運用到經濟管理工作中，促進企業經濟管理的水平提升。

作者:曾箏 單位:貴州財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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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教學法

經濟法是一門實用性和現實性都很強的學科，各種法規、條例學起來空洞、乏味，但其內容如果結合社會熱點，學生學起來就會容易得多。案例教學是經濟法教學中常用的教學手段，基本上貫穿于經濟法教學的始終。案例教學法（case－basedteaching），是一種以案例為基礎的教學法。教師于教學中扮演著設計者和激勵者的角色，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討論，是一種相當有效的教學模式。案例教學法起源于1920年，由美國哈佛商學院所倡導，當時是采取一種很獨特的案例型式的教學，這些案例都是來自于商業管理的真實情境或事件，透過此種方式，有助于培養和發展學生主動參與課堂討論，實施之后，頗具績效。

（一）案例教學法的優勢

1．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

在經濟法教授的過程中，發現各種條例有許多，學生根本記不住，也沒法記。如何在短時間內記住更多的經濟方面的法律條例，那就是通過案例。通過身邊的例子，學生非常有興趣，而且他們覺得自己也許也會碰著類似的事情，所以用心聽，努力理解、分析、記憶。有許多案例，學生積極查找資料，互相爭論、比較。這些都可以調動學生學習法律知識的積極性。

2．有利于學生提高實踐能力

案例所描述的事件基本上都是真實的，這就決定了案例教學可以使學生身臨其境，學生在校園里就能接觸到專業有關的實際問題，促使其理論向實踐的轉換。下次遇到類似的問題，也能迎刃而解。

（二）應注意的事項

1．對教學案例的選用要具有代表性、時效性

同時還應當注意所選案例的難易程度。案例只有具有代表性，運用恰到好處，才能很好地說明經濟法規，才有利于學生掌握經濟學原理。另外，由于經濟發展月新日異，經濟法規不斷變化發展，案例的選取也必須具有時效性。最后，案例應難易適中，畢竟大學生尚未涉世，有一些東西似懂非懂，因而以他們能理解、接收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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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景點漲價是為了“保護稀缺資源”的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如果說景點漲價就是為了“保護稀缺資源”，那么人們會問：除了漲價，就沒有別的辦法保護稀缺資源了嗎？漲價是不是保護稀缺資源的唯一辦法呢？漲價就一定能保護稀缺資源嗎？這么多年來，風景區門票價格一漲再漲，但是保護水平和效果又怎樣了呢？因此，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業化經營中，“保護稀缺資源”之說，不過是漲價的一個借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