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研究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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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國際金融傳遞機制，對于防范國際金融風險，建立有效防范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國際金融傳遞可分為正常傳遞與非正常傳遞兩種類型。正常傳遞指在維持各國匯率穩定和金融市場正常運行的條件下國際資本的流動和影響，非正常傳遞指引起各國匯率劇烈波動和金融市場秩序混亂的國際資本流動，它不僅由一國的金融危機影響到另一國，而且造成各國和地區之間的連鎖反應，即危機“傳染”。本文所討論的國際金融機制，主要指后一種類型。

一、傳遞源與被傳遞對象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國際環境下，由于種種原因首先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地區）稱為“傳遞源”。受傳遞源影響，同樣的危機很快出現在其臨近或周圍的國家或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稱為“被傳遞對象”。一般情況下，國際金融危機的“傳遞源”多發生在區域經濟鏈條較為薄弱的環節上。那些被傳遞的國家或地區，往往與傳遞源國家在經濟類型、金融體制、發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處，具體來說，可大致分為兩種情況：

（一）經濟一體化區域內高度相關的投資貿易關系。以這次東南亞貨幣危機為例，東盟五國較為全面地進入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階段是在1976年2月五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區內實行特惠關稅區時算起。當時東盟各國為了迅速發展經濟紛紛實行50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由于當時美、日、歐占東盟進出口總額的60%，使得東盟各國經濟極易受到西方經濟波動的影響。為此，東盟決定采取擴大區內貿易的政策，政策的實施使得東盟五國的內部貿易、投資比重迅速上升，各國經濟命運由此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同時對東盟的這些經濟總量相對較小的國家來說，對外部波動極為敏感，加上各國在產業和進出口結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競爭性，那么一旦某國貨幣受到投機者沖擊而匯率發生大幅波動和下跌時，自然也會迅速影響到其它國家的外匯市場，從而造成貨幣危機的傳遞。

（二）國家之間存在某種貨幣一體化安排。1992年歐洲外匯市場波動的背景正是國際投機勢力看準了歐盟貨幣體系中，成員國雖然安排了相互間匯率浮動上下不超過2.25%的界限，這種貨幣一體化安排客觀上要求各國一致的貨幣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當時東西德統一不久，德國政府對赤字融資的需要要執意維持馬克較高的利率，最終以英鎊為首的其它低利率貨幣遭受投機者拋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整個西歐經濟也陷入衰退。在這種一體化的貨幣安排下，任何一種薄弱的貨幣受到攻擊都可能引起整個區域的市場動蕩。

二、傳遞媒介、傳遞途徑與傳遞過程

在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資本市場自由化的國際環境中，貨幣政策傳遞機制越來越依賴于市場價格即匯率和利率等競爭性變量。區域金融危機發生，匯率和利率成為國際金融傳遞的主要媒介。特別是匯率變動直接對國際和一國經濟發生作用。在上述兩個例子中，作為傳遞源的國家都因過去的刻板的盯住匯率政策不能應付國家經濟和金融環境的變化，并都改變了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從而引起貨幣大幅貶值而發生金融危機。既然國際金融的傳遞媒介是利率和匯率，那么樣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就自然成為主要的傳遞途徑。

國際金融危機傳遞的過程可概括如下（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例）：由于泰國周邊國家的貨幣大多與美元掛鉤，當泰銖貶值后，泰國的出口競爭力便得到加強。與泰國出口結構相似的周邊國家為了維持本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也會競相使本國貨幣貶值。正是基于這種預期，國際投機者必然要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做空頭，而投機性的拋售就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產生巨大的貶值壓力。另外，心理因素也會加速金融危機的傳遞。由于經濟類型的接近，東南亞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與泰國類似的經濟問題，如匯率制度缺乏必要的靈活性，不良債權、經常項目逆差等，投資者也害怕當地會發生金融危機，于是干脆把資本從新興市場撤走，從而導致其它國家的金融危機實際發生。

三、現代國際投資組合理論———金融危機傳遞機制的一種理論解釋

投資組合理論是現資組合行為的基礎理論。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隨著各國國內經濟的發展，當前分散投資決策的主要因素已經由證券的種類構成轉向證券的地區構成上來了。馬克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認為，每一種資產組合的風險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來度量，整個資產組合的風險大小取決于三個方面的因素：組合中各資產的風險大小、各類資產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資產之間的相互關系。那么在分散投資時，在既定收益下必須盡量減少資產之間的相關度，從而降低總體風險。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長期的經濟往來和一體化發展，其證券之間的相關系數已經變得很大，僅限于發達國家的投資組合已經無法很好地削減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投資組合必然會把部分投資換成回報。而這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往往被劃分為不同的區域投資板塊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國的貨幣風險上升，國際投資組合即對自身做出修正，這種修正行為就是把屬于該地區板塊的證券和貨幣拋出，從而引起該板塊對應的整個地區的貨幣動蕩。

篇（2）

一、跟蹤研究國際金融交易與國家經濟安全的關系問題

我們要跟蹤研究當今國際金融交易與法律監控的目的，不單是一個“匯率”、“利率”或“市場監控規則”、或“合同法”，或“國際私法”等的金融與法律等技術問題，更重要的是表現為一個國家中央銀行與民間跨國金融機構的關系，還表現為一個國家經濟安全和政治穩定與國際金融交易的關系。因為金融交易的目的雖然是為了盈利，但是，交易的方式上分為“敵意”的交易和“善意”的交易。在交易金額不大的時候，“敵意”性質的交易的破壞性不大，但是，當交易數額大到一定程度時，它對一國的經濟的破壞作用是相當大的，破壞后果不亞于戰爭，可見，金融交易與國家經濟的安全是密切關聯性。

國際金融交易與法律監控的研究，從一個國家的經濟安全的角度來觀察，其必要性可以從最近的亞洲金融危機來得到印證。1997年9月，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爾在香港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上發表了演說，題為“亞洲的機遇”（注：《金錢與夢想》俞岱曦等著，中國文史出版社。）。他在演說中指出：貨幣買賣是沒有必要的，是不事生產力和不道德的，是應該禁止的，并使之成為非法。我們不需要貨幣交易。他還說，“買賣貨幣用于支付國家貿易是正常的，但將貨幣單純作為商品來買賣則是不可以接受的。國際上貨幣買賣的交易額比商品與服務貿易額多了20倍，但有關交易既沒有創造就業機會也沒有讓一般老百姓享用到什么產品或服務，真正獲利的只是外匯炒家，他們一年的平均回報率高達35%.而且，無論指數升降，這些足以通過巨額買賣影響匯率的炒家都是穩操勝券，而他是通過使窮人變得更窮而獲取盈利的?！瘪R哈迪爾總理說“最近外匯投機者對馬來西亞貨幣的打擊使我們的經濟倒退了10年，這是對馬來西亞市場的?！弊詈?，馬哈迪爾總理說“民選政府有權控管市場，因為如果做得不好，選民將會讓政府下臺。但是，他們卻沒有辦法趕走外來的金融炒家”。

反對馬哈蒂爾的看法的是國際金融家，美國的喬治？索羅斯，他在同一個會上也發表了演說。他認為最近幾年來，世界上金融全球化的趨勢正在加速，資本流動使各個國家的匯率、利率和各種證券價格密切關聯，國際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有時興盛，有時衰退，使國際資本流動變得聲名狼藉。所以，國際資本市場的特征變得越來越制度化，但是市場本身需要的是更大的彈性。他還說，“我受到馬哈蒂爾的各種偽造的令人討厭的譴責，我成為他掩蓋自己缺點的替罪者，他在給國內聽眾表演。如果他和他的思想容易受到馬來西亞國內獨立傳媒的懲罰，他就不可能逃脫掉。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信息自由再嚴也是必不可少的。”（注：《金錢與夢想》俞岱曦等著，中國文史出版社。）

一個是國家總理，另一個是國際金融商人，兩人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年會上的公然對立發言，并且互相指責，在國際金融界的會議中還從未出現過。從前國家與個人的經濟實力怎能夠抗衡？但是，從1992年開始，直到前不久，亞洲幾個國家的中央銀行都被一些國際民間金融機構在市場上給擊敗了，致使國際民間金融機構的實力超過了亞洲一些國家的中央銀行。

在國際金融交易中，亞洲的一些國家的中央銀行被民間金融機構擊敗的情況，應該引起亞洲有關國家政府的極大關注，因為，中央銀行如果對本國的貨幣幣值失控，對本國的貨幣與外幣的匯率失控，對金融市場的積極干預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這個國家所面臨的就不僅僅是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而且該國中央銀行和政府還面臨著政治危機，該國的安全就遇到了威脅，因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將下降，對政府抱怨的情緒可能化為不滿的抗議行動。所以，這些國家政府對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交易與監管，不僅僅是一個金融問題，不僅僅是社會道德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關系國際政治和國家安全的大問題。因為，一些國家的若干民間金融機構所聚集的金融資產比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還多，在國際金融市場交易中，國家的中央銀行反倒不是他們的對手，中央銀行與之較量，一旦失守，這個國家的經濟就要倒退，政局也會不穩。

在亞洲，一些國家政府和他們的中央銀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對本國的貨幣進行保衛戰的時候，他們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本國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至于大幅度下降，是為了維護本國人民的經濟利益。一些國家在這場貨幣幣值保衛戰中雖然失敗了，但是他們進行的仍然是正義之戰，是道德之戰。而對于一些國際民間金融機構在亞洲金融市場上的投機作法，正象馬哈迪爾總理所說，“這些億萬富翁其實并不需要更多的金錢，但他們卻僅僅因為不愿看到發展中國家的繁榮而進行極不道德的破壞?！睆氖芎Φ膩喼迖胰嗣竦慕嵌葋砜矗瑖H金融投機者所做的投機結果，使亞洲國家的人民受到了失業痛苦，生活水平下降。最近，一些報紙上還刊載了韓國的個別婦女開始出賣自己的腎臟器官來維持家庭生活的消息。這些足以證明，國際金融投機者的作法是不道德的，是帶有敵意的交易。概言之，國際金融交易既關系到國家民族的利益，也關系到國家的經濟安全。我國的金融市場，在這場亞洲金融危機中沒有受到直接的沖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所進行的港幣保衛戰也獲得了成功。從國內的情況來看，國內資本市場由于沒有對外開放，國內外匯的資本賬戶也處于關閉狀態，不允許外資在我國的外匯資本賬戶兌換。我國也不允許外資以外匯形式直接在我國的證券市場中買賣。正是依靠對國內金融市場的法律保護，在這次的亞洲金融危機中，我國才免受襲擊，這是基本層面的原因。當然，我國的經濟狀況也比亞洲發生危機的國家好得多。例如，我國的外債結構比較合理，人民幣幣值比較穩定，外匯儲備數額比較大，經濟過熱情況已經得到控制等，這些屬于技術層面的原因。

我們需要跟蹤研究國際金融交易領域如何集中大規模的資金，如何進行各種復雜的組合交易，如何避免交易風險，如何利用計算機和軟件對交易進行分析，如何組織大規模的交易戰役和幣值保衛戰役等。然而，國內目前沒有這類的試驗場所，缺乏這方面的專門人才，理論研究也不夠，這對將來我國金融市場進一步對外開放是不利的。作為政府主管部門對市場的監控，必須建立在研究市場與精通市場運作基礎之上，我們制定的法律與規則，也應基于這一基礎。我國在這方面的交易市場，目前雖然還沒有開放，但是我們的研究不能沒有，研究的課題主要是跟蹤，要象當年科技上搞“863”計劃那樣，在金融領域的跟蹤研究也要搞“863”計劃，為將來我國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做好準備。

在我們搞跟蹤世界金融發展研究的同時，還要研究金融市場將來開放時，我國民族金融市場的特點是什么？我們的優勢、劣勢在哪里？得失是什么？“失去的只是鎖鏈，得到的將是自由”嗎？這不僅僅是一個金融交易技術性的問題，還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安全的大問題。在考慮這個問題時，有兩個基本點必須注意：一是，我國是一個大國，有12億多的人口，沒有任何其他國家能夠養活得起我國這么多老百姓，沒有其他任何人能夠解決我國人民吃飯、穿衣、交通與住房等基本問題，只有立足于我們自己，所以，我國的金融交易格局，無論如何發展都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堅持我們的民族性；二是，我國正因為是一個大國，對世界上的事必須有我們自己的看法，讓世界聽到中國人的聲音。我國對世界貿易與金融規則的制定也應該參與。應該看到，當今世界貿易與金融規則的形成，都是將我國排除在外而制定的。從發達國家的角度來看，我國的經濟還不夠發達，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程度還不夠，貿易上還有關稅壁壘等等，從而將我國參與制定規則的機會排除在外。但是，從我國的角度來看，缺少我國參與制定的規則，就不能說得上具有世界性。當今世界貿易與金融市場正在向著多極化方向發展，我國應該向世界表達我們對國際貿易與金融等問題上的看法。隨著我國的經濟發展，我國一定要參與世界貿易與金融規則的制定，沒有代表發展中國家的我國參與制定的規則，很難是合理的，在全世界上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不可能行得通的。為了使我國的經濟與金融進入世界圈，我國不但要有強大的民族工業，要有強大的民族高科技產業，還要有強大的民族金融產業。所以，從現在起我國就要加強國際金融交易與市場監控的跟蹤以及法律上的研究，分析它消化它，將來才能使用它與發展它。

二、要跟蹤研究國際金融交易的高科技化問題

我們要跟蹤研究的另一個問題是，高科技在國際金融交易中的廣泛運用，對國際金融運作產生的巨大影響，以及金融高科技化之后對傳統經濟和法律產生的挑戰。

最近幾年，國際金融領域發生了至少兩項較大的變化：一是高科技在國際金融領域得到了最迅速地運用，即大型國際金融公司在采用高科技方面的投資，幾乎超過國際大型藥品公司在R§D的投資數額。所以，大型金融機構在全球信息的掌握、分析處理的能力上，可以同國家中央銀行與財政部相媲美；二是大型國際金融機構集中化程度越來越高。它們之間不斷合并，從大型變成超大型，從超大型變成巨型，再變成超巨型的國際金融機構。合并后的金融公司可以調動的資本金額也越來越大，已經大到以千億美元為單位來計算資產的程度，這個水平超過普通國家的中央銀行和財政部集資的水平。因此，它們可以稱為“超級巨型國際金融機構”。金融機構不斷集中的原因之一是金融技術革命的推動力，因為金融高技術投資是巨大的，兩家大銀行投資相同的高科技是一種浪費，要想避免重復投資的最簡便方法就是兩家銀行合二為一。

由于高科技在金融領域里的廣泛深入的運用，特別是超高速度電子計算機的信息處理技術、網絡信息交換技術、貨幣電子數據化技術等，使金融市場的格局與交易方式將發生革命性的變化。交易活動將變得更加活躍，規模更大，速度更快、時間更長，高技術運用于衍生金融工具領域，使數以百計的衍生金融產品出現于市場上。金融產品的契約交易表達的金額遠遠超過人類實際物質生產的價值20倍，甚至25倍之多。

早在許多年前，美國紐約的11家大銀行共同承擔了銀行間的支付清算系統，每天用電子轉移的資金超過萬億美元，這個數額超過美國全國所需的貨幣總額，在所有的交易行業中，用電子結算的占85%，用支票結算的占13%，用現金結算的僅占1%多一點（注：《金錢傳》（美）泰德？克羅福德著，段敏等譯，珠海出版社1997年9月，第275頁。）。相比之下，我國的結算系統中支票還占相當大的比重，現金在居民消費中占的比例更大。

在美國有2.6億人口，卻發行了10億張信用卡，75%以上的美國家庭有VISA卡或MASTER卡，或兩張兼有。我國有12億人口，現有信用卡8000多萬張，相當于臺灣地區的信用卡數量。1914年美國的一些商店和加油站開始使用這種小卡片，1947年鐵路和航空公司開始使用信用卡；1950年美國的進餐者俱樂部發行同今天一樣的新式信用卡；1951年美國的富蘭克林國民銀行發行了銀行信用卡。美國今天的信用卡都是銀行發行的，最大的信用卡銀行是花旗銀行。第二大的信用卡銀行是MBNA銀行（注：作者對MBNA銀行總部的考察資料。）。它們兩家銀行的信用卡覆蓋了美國市場的80%，其他數以千計的中小型信用卡銀行分享剩下的20%的市場。美國人使用信用卡所表明的不僅是消費觀念的轉變，更重要的是電子高科技在金融領域運用的廣泛程度與深入程度。相比之下，我國的信用卡發行相當分散，都是小規模的經營，效益不高，在國際上也沒有競爭力。

支票轉帳結算在美國也是采用了高科技手段，美國每天銀行轉賬結算的支票大約有20億張，如果用人工來處理是不可想象的，都是采用機器自動處理的。美國也沒有支票掛失的法律規定了，因為電子印鑒和密碼，使支票丟失也不會損失客戶賬上的金錢。高速度和大規模的電子計算機的使用，就連使用信用卡時要核對簽名也不像以前那樣重視了。時下，美國客戶的信用卡丟失，只要給銀行掛一個電話就行了。

篇（3）

在經濟全球化并高度繁榮的今天，多學科、多領域的整合服務正在滿足社會各界的日益增長的多元化需求。全球銀行間的計算機網絡化，可以使本國商業銀行與國外同行建立聯盟，利用對方的金融專家和計算機系統，實現客戶網絡制的發展。同時，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各個國家之間貿易往來的交易量和交易金額迅猛增加，傳統的通訊交換方式已不能滿足業務發展的需求，大量的數據需要及時、可靠地在各銀行間傳遞，而全球銀行間的計算機網絡化就可以滿足這種要求。在現代國際金融市場上衍生出一種新的數據交換模式：EDI。EDI是ELECTRONICDATAINTERCHANGE的縮寫，意為電子數據交換。這種方式是現代電子計算機技術突飛猛進的產物，其主要特點是通過迅捷、準確的計算機網絡為客戶辦理國際結算業務，每一筆業務的延續時間不超過三十秒，節約了大量不必要的時間和費用，實現了銀行為客戶提供優質、快速服務的宗旨。在競爭激烈的國際金融市場上，EDI迅速成為商業銀行吸引客戶、增加中間業務量行之有效的手段，促進和推動著商業銀行的現代化進程。正是EDI這種無法比擬的優越性，成為溝通不同行業經濟活動的主要媒介，尤其在對外經濟貿易活動中，正日益發展成為最為重要的國際貿易交易手段之一。從90年代初期起，美、日、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家陸續宣布，所有的商戶首選交易方式為EDI，不采用EDI的商戶將不予或推遲辦理，EDI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嶄露頭角，成為日后國際化經濟合作的發展趨勢。

三、創建銀行內部通信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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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客戶綜合服務網絡

客戶綜合服務網絡是針對金融行業這種特定行業的相關服務而設計建設的，客戶通過一定的通訊手段（電話、傳真、計算機通訊等）與服務網絡中心取得聯系并得到身份確認后，即可享受系統所提供的相應金融行業信息服務及有限定范圍的賬戶操作服務，如獲取金融行業政策、法規、業務辦理通知信息，查詢新業務開辦方法，客戶賬戶往來查詢，查對用戶相關社會服務行業收費賬單，用戶進行限定范圍的賬戶轉賬和指定收費單位的簡單付費，以及其它某些相關行業特別業務操作，等等，也有人把它稱之為銀行服務呼叫中心（BANKSERVICECALLCENTER）。

早在80年代，歐美等西方國家就已經提出這個概念并利用電話等通訊手段在各大商業銀行為廣大儲戶提供服務，然而，由于當時的通訊與科技發展水平等方面因素的制約，使得這一服務沒有得到廣泛認同。

但是，在今天，計算機與通訊行業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在計算機領域，計算機的處理能力已經得到了成百上千倍的提高，CPU從286、386、486到奔騰處理器，從單處理器到對稱、非對稱多處理器結構；計算機網絡范圍已經從小范圍的局域網發展到跨區域的廣域網、甚至聯接全世界的INTERNET國際互聯網絡；數據傳輸從統計時分復用到ATM異步轉移模式，數據傳輸速率已從幾百bps發展到最高上幾Gbps，幾乎是千萬倍的提高；計算機處理體系結構從單機方式發展到“網絡就是計算機”的網絡方式以及CLIENT/SERVER的客戶/服務器分布式處理模式。所有的技術和產品都以跨代的速度更新和發展。在通訊領域，電話已迅速普及到千家萬戶，X.25分組交換網、DDN數據網以及光纖網已觸及城市的各個角落，衛星通訊、微波傳輸使得信息可以傳送到人類所能想象的任何空間，……。所有這一切都已為建立最完美的金融增值服務網絡系統提供了技術可能性。

1995年10月，首家網絡銀行——美國安全第一網絡銀行誕生，為客戶提供24小時的服務。接著，北美又出現一體化金融網絡機構，商業銀行步入電子化新時代。電子化的進程大大增強了銀行競爭力?；ㄆ煦y行的ATM已能處理150多種交易，從現金存取到共同基金投資，甚至進行股票交易，使客戶加深了對銀行的依賴程度。

客戶綜合服務網絡的建立，可以使商業銀行向全能型發展。在銀行高科技日益發展的情況下，德國、荷蘭和意大利商業銀行率先向全能化發展。對客戶而言，全能銀行有提供全面的銀行服務的優點，使客戶能自由選擇最適合其需要的信用工具，特別是小客戶，節約了他們與多家機構打交道的成本。這有利于銀行吸引更多的客戶，實施網絡式管理。美國花旗銀行發揮總體優勢，不斷將其在日本市場外的金融創新產品，如有6種貨幣和黃金等多種選擇的共同儲蓄賬戶，介紹給日本客戶，穩住了日本市場。目前，金融工程（FINANCIALENGINEERING）日益為西方商業銀行重視。金融工程所承擔的是向特定用戶提供能滿足其需要的服務方案。該方案包括尖端金融產品的設計、證券承銷安排、資金的吸收與分流、產品開發與信息處理等。銀行招聘一批精通投資銀行業務、企業銀行業務和金融、法律、稅務方面的專家，將各方面的知識與經驗結合起來，通過客戶綜合服務網絡，向客戶提供能滿足其要求的、獨特的服務方案。這種方案是標準化的投資機會及儲蓄、信托方式，配合客戶獨特需要而組合成的最低成本方案，即“獨家顧客”方案。也就是說，這些顧客只信賴和光顧此銀行。這是固定客戶制，是客戶與特定銀行間的相互依存關系，使銀行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客戶信息資源，發掘潛在客戶，波浪式地發展客戶網絡，同時也可加深銀行與客戶的定向信息交流關系。

二、建立全球銀行間的網絡系統

在經濟全球化并高度繁榮的今天，多學科、多領域的整合服務正在滿足社會各界的日益增長的多元化需求。全球銀行間的計算機網絡化，可以使本國商業銀行與國外同行建立聯盟，利用對方的金融專家和計算機系統，實現客戶網絡制的發展。

同時，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各個國家之間貿易往來的交易量和交易金額迅猛增加，傳統的通訊交換方式已不能滿足業務發展的需求，大量的數據需要及時、可靠地在各銀行間傳遞，而全球銀行間的計算機網絡化就可以滿足這種要求。在現代國際金融市場上衍生出一種新的數據交換模式：EDI。EDI是ELECTRONICDATAINTERCHANGE的縮寫，意為電子數據交換。這種方式是現代電子計算機技術突飛猛進的產物，其主要特點是通過迅捷、準確的計算機網絡為客戶辦理國際結算業務，每一筆業務的延續時間不超過三十秒，節約了大量不必要的時間和費用，實現了銀行為客戶提供優質、快速服務的宗旨。

在競爭激烈的國際金融市場上，EDI迅速成為商業銀行吸引客戶、增加中間業務量行之有效的手段，促進和推動著商業銀行的現代化進程。正是EDI這種無法比擬的優越性，成為溝通不同行業經濟活動的主要媒介，尤其在對外經濟貿易活動中，正日益發展成為最為重要的國際貿易交易手段之一。從90年代初期起，美、日、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家陸續宣布，所有的商戶首選交易方式為EDI，不采用EDI的商戶將不予或推遲辦理，EDI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嶄露頭角，成為日后國際化經濟合作的發展趨勢。

三、創建銀行內部通信網絡

西方商業銀行管理改革的主導是“以人為中心”觀念的確立。人是經營管理的主題，行為科研究已在西方國家形成潮流，使世界企業管理發生一場深刻變革，在商業銀行界突出體現在從以物為中心的管理轉向以人為中心的管理。銀行的競爭實質上是人才的競爭，銀行有了高素質的管理人才，才能贏得廣大客戶的信任，有了高素質的銀行管理者，才有高數量的客戶群。

對于商業銀行來說，與員工保持良好的關系一直是個重要的問題。因此，銀行創建內部網不僅發展了內部通信，加強了上下級的關系，而且也加強了銀行與客戶之間的關系。這樣做起碼可以減少組織內部的文件流：即搜集保存于文件和活頁夾的信息，并將這些信息置入一個具有強大搜索功能的電子通道；同時也可以提高員工的素質和工作效率。例如，瑞典最大的SPARBANKEN銀行也處于激劇動蕩的合并時期。它開發的內部網，名為CHANNELONE，有四個主要組成部分：即電子郵件、論壇（一對多、多對多、多對一）、銀行規則與其它組織信息數據庫以及工作流系統。很顯然，內部網改進了銀行內部的通信。SPARBANKEN銀行內部網/INTERNET解決方案經理LUSTIG認為，通過改進員工訪問信息的條件，將會改進銀行向客戶提供的服務質量?！捌駷橹?，我們將30-35％的時間用于直接客戶服務，其余的時間則用于處理業務部門的任務，”他說：“現在，我們必須改變上述做法，將執行兩種任務的時間比改為80:20，即80％的時間用于開展有效的用戶服務，用于處理業務部門日常事務的時間僅占20％?！?/p>

四、我國商業銀行的發展

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我國的各大銀行都將要逐步由專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化，并且在不斷加強其地區性、乃至全國性金融信息網絡建設的同時，在經濟發達地區，在各大銀行間建設區域性電子聯行的工作也已經取得了實質的進展。而且，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加強，我國的銀行還將不可避免地受到來自世界范圍內眾多外資銀行的強烈沖擊。

因此，許多新的問題擺在了我們的面前。專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化后，以及實現區域性電子聯行后，銀行的業務應該發生怎樣的變化？這些變化對銀行眾多的公司客戶、私人儲戶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怎樣穩固保持原有的客戶并不斷吸引更多的客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如何發展自己、而處于領先的地位？

很顯然的一點，就是不斷改進服務。只有不斷利用現代電子信息通訊管理手段，全面提高銀行的專業服務水平，才能更好地為銀行客戶服務，才能爭取擴大銀行的業務量，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我國商業銀行的發展應完全熔入國際金融業電子化發展的浪潮中，并根據自身的特征，利用尖端電子技術不斷創新和開發適合自己發展的先進服務手段。我們除了應完全掌握上述國際金融業電子化發展的三個方面外（建立客戶綜合服務網絡、建立全球銀行間的網絡系統和創立銀行內部通信網絡），還應結合當今尖端的電子技術及自身的特點，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創新和開發：

1．由于電話銀行、自動柜員機以及當前的INTERNET銀行服務等相繼問世，客戶實際上是距離銀行越來越遙遠了。各家銀行的服務項目越來越雷同，客戶所面對的是同樣的電話或ATM，銀行與客戶進行面對面交談的途徑越來越少，如何才能加強與客戶之間的聯系呢？這是全世界商業銀行都急需解決的問題之一。

我們在與國際接軌時，也應首先考慮這一問題?？蛻艟C合服務網絡系統就是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要創建一種環境，銀行利用該環境不僅可以向客戶交付事務處理功能，而且提供可以滿足他們需求的個人化信息。我們先運用定向聯系，即定向促銷，掌握客戶群體的不同需求及客戶資金擁有量、投資意向、投資策略、分散投資比例等，然后通過定向服務包括定向優惠，利用計算機系統建立固定客戶制，為顧客提供設計獨特的理財方案，使這些顧客只信賴和光顧一家銀行。目前，美洲銀行、NATIONSBANK、第一銀行系統、FLEETFINANCIALGROUP、加拿大皇家銀行、花旗銀行以及新英格蘭銀行都在進行這方面的設計。

2.在理論上，越開放的系統，其安全性就越差。而銀行的計算機系統要求既開放，又要絕對安全。如何尋找到這樣一個平衡點，是我們要努力尋求的。新加坡DBS銀行于1998年10月份出臺INTERNET銀行服務，該銀行壓倒一切的問題是安全。由于美國禁止輸出128位加密技術，DBS銀行經過努力尋找到一種替代方案。瑞士CREDITSUISSE銀行為了保證無懈可擊的安全性，制定了嚴格的安全參數，可達到如下目的：

保護主機和服務器系統免受外部攻擊；

防止內部圖謀不軌和未經授權的用戶訪問系統；

提供強有力的加密技術，保護數據在公用INTERNET傳輸時的安全；

保障用戶在INTERNET的識別和驗證；

保障用戶與銀行主機之間端對端的透明性；

解除銀行客戶對保護專用信息問題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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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年代，美國因為龐大的軍事開支和國外貿易競爭的日益激烈，就已經面臨了貿易赤字的問題。然而，當時畢竟美元與黃金掛鉤，使得美國在面臨黃金儲備流失的問題上不得不考慮其貿易逆差的問題，經常性地通過提高關稅、實施貿易配額和美元貶值等方式來改善貿易條件。但是，由于美國不愿意削減其消費效用和龐大的軍費開資，仍然不能從根本解決這個問題。于是在尼克松的時代，他宣布了黃金禁運，并脫離了美元金本位，進一步讓美元貶值，以減少美元外債價值。

似乎在這個時候，美國人意識到可能已經發現了一條可以不勞而獲地安享他人財富的路徑，那就是對貿易逆差不必過于在意，通過增發美元，貿易順差國家將不得已將美元外匯投資到美國，美國人可以安享財富而不必削減消費效用和軍費開支。

到了第二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時代，以東亞新興經濟體為代表的國家和地區讓本國貨幣緊盯住美元，形成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從而賺取大量美元外匯。由于沒有了美元與黃金的掛鉤，美國在貨幣發行量上得以以其貿易狀況為標準過量發行美元。美國之所以能夠無視長期巨額逆差甚至故意制造逆差，原因在于他們相信：由于長期經濟發展的依存關系，貿易順差國家對于這些美元外匯的處理上沒有太多的選擇權，只能將賺取的外匯重新投放美國，購買美國的各種證券及金融衍生品，把錢借給美國人消費，從而形成一種美元回流的狀態。故而，本文將該過程稱為美國人之夢路徑圖，簡稱“美夢路徑圖”。

2、“美夢路徑圖”的全過程

對于美國的赤字借貸循環，貿易順差國家在處理美元外匯時面臨的三條選擇，如圖1所示。其中，對于貿易順差國而言，第一條選擇路徑顯然是不可取的，美國的戰略家們顯然也以這一點為假設而進行了下面博弈的設想。

第二條購買美國企業的選擇也許會隨時間的推移而有所變化，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危機爆發之前，美國不會允許的確也沒有允許貿易順差國購買其關系未來經濟制高點的相關企業。比如，中海油購買美國的優尼卡石油公司的遭遇就是典型，優尼卡在美國石油公司中僅排在第七名，所掌握的資源也不太多。但是，這件事就遭到美國新聞界大肆渲染，引起美朝野震動和不安，一些議員以國家安全為理由的反對，最后使這樁收購案流產。在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前提下，美國絕沒有對產業安全問題掉以輕心，美國顯然會采取經濟手段之外的方式進行干預。因此，在圖中我們說購買美國的關系經濟制高點企業的行為實際上被禁止。

剩下的選擇只有第三條路徑，把依賴低端產業靠辛苦積攢掙來的美元外匯回流美國，為美國的消費和經濟發展融資，這樣做的后果抬高了資產價格同時也壓低了美國的利率水平，進一步加劇了流動性過剩。

最終，如圖1所示的博弈過程，美國在已知貿易順差諸國只能將美元外匯投放美國的前提下，本可以選擇緊縮開支和節約消費來逐步長期赤字的貿易狀況，但是美國似乎選擇了另一條途徑，通過擴張美元貨幣使美元通貨膨脹，并在適當的時機使美元貶值，從而使得美元外債實際價值縮水。美元在歷史上曾多次進行過貶值，以改善貿易條件并使外債縮水。1985年的“廣場協定”，降低美元對日元與馬克的比價，協議生效后的兩年時間里，美元對日元的匯率降低了51％。最近幾年也頻頻向中國施壓，意欲迫使人民幣升值都是這一路線的經典反映。

這樣精湛的邏輯推演出的似乎是一條穩定的路徑，該路徑跳出了以債權人為導向的經濟思維，是在長期的國際經濟借貸關系角逐之中美國人摸索出的超出經典經濟學理解之外的一條安然享用財富的辦法。因而，相當能夠掩人耳目。通過該路徑美國人建立了一種靈活的新型全球剝削，達到了任一早期的帝國體系都沒有取得的成就。

3、內在不穩定性

由債權國將過剩的美元投資于美國的這種美元環流的過程，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盤絕妙的棋局，但是從其內部流程細看，這種過程是具有其內在的不穩定性的?！懊缐袈窂健蹦軌蚍€定的關鍵在于需使外債實際價值不斷縮水，而不能是超出其未來償付能力的持續增加。由于近些年美國對外戰爭不斷，軍費開支不減反增，國內消費水平又不肯節儉，只是依賴或者說故意依賴這種不穩定的剝削體系。如果外在的環境不是按照美國預先的設想所運行的話，或者說債權國不允許其本國貨幣對美元升值，或者即使美元一定程度的貶值仍不足以改善貿易條件，美國對外債務實際上是在不斷增加。那么，其結果勢必要以劇烈的變動來改變目前的這種格局，也就是說此處埋下了危機的禍根。

如下圖2所示，在美國貿易逆差的情況下，美國擴張其美元貨幣供應量，這些美元以貿易支出的形式流轉到順差國手中，并最終以購買美元資產的方式回流到美國。在此過程中，不但順差諸國因美元外匯不斷的增長而興奮，美國國民也同樣會陶醉在資產財富增加的假象之中。隨之而來的是消費的繼續攀升及儲蓄率的下降，要維持這種較高的效用水平是必須繼續依賴這種借貸關系的，從而使得外債繼續增加及本國資產價格過度的膨脹，“非理性的繁榮”時期的到來預示著一場金融危機就在眼前。

美國如此債務過度循環的后果是吹大了資產價格的泡沫，金融資產價格泡沫越聚越大，金融風險相應增加，虛擬資本膨脹的程度嚴重超出了實體經濟的支撐能力，來自外部的微小的沖擊就能使得本已積累很大系統風險的整個金融體系轟然倒塌，也必然葬送“美夢路徑圖”。金融危機的后果不但給美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同時也必然給全世界尤其是近年來對美貿易順差較大的東亞新興經濟體帶來巨額財富損失和嚴重的經濟沖擊。

二、債務循環積累的扭曲借貸關系引發經濟先膨脹后緊縮

如圖3所示，美國對外貿易經常項目逆差總體上呈逐年擴大趨勢，外國在美資產亦是顯著增加，表明美元環流的現象在危機爆發前是愈演愈烈的。

我們可以把過剩美元回到源頭的過程看成外國債權人借貸資金給美國人消費的過程，因此可以應用消費的跨期替代模型來研究美國的借貸消費問題。

1、合理的借貸關系與扭曲的借貸關系

則消費主體1與2的跨期替代消費選擇問題歸結為如下的模型：

為簡便起見，我們以只有兩期的跨期替代消費模型來研究這一問題。無需求解，用圖4可以清楚地描述兩主體不同的選擇，Ii表示主體i面臨的兩期消費選擇的無差異曲線。

假如開始時資本市場之間存在流動性約束，也就是消費主體1不能正常地從消費主體2那里借貸到資金進行消費，那么消費主體1的選擇只能在點p。當不存在資本的流動性約束時，主體2可以通過從主體1那里借貸資金，使得自己的效用曲線從移動到，從而可以維持在點的較高的消費水平。因此，通過資本市場的借貸關系的確可以使消費者的當期效用水平提高。但是，到了第二期的時候，消費者2由于必須償還第一期的借貸而使得消費效用水平降低，而消費者1則因為收回了借貸而提高自己的消費效用水平。

這種情況是正常的跨期消費選擇，確保其運轉的前提是借貸關系能夠正確理清。美國與其債權國之間的關系顯然也是應該符合此模型的。但是，事實情況是美國依賴借貸享受了第一期的消費水平之后，但卻并沒有考慮在第二期削減自己的支出以償還債務，或者說沒有考慮到自己在第二期的償債能力，而是繼續維持開支在高位運行，以新債還舊債，形成了一種扭曲的債務過度循環。

2、對外債務過度循環積累是金融危機的重要誘因

我們認為費雪提出的“債務一緊縮理論”不但可以解釋一國國內經濟的波動，而且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可以應用于符合“國家經濟人”假設的國家之間。“債務一緊縮理論”理論中的債務是指主要銀行的信貸，而債權國借貸資金給美國的方式基本上是在資本市場上購買美國的國債、地方政府債券、股票和其他一些機構的債券，其本質上是一致的。我們拓展“債務—緊縮理論”，將其理論應用于當今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資本市場十分發達的了國際間債務循環，來解釋扭曲的債務何以最終成為了經濟從繁榮到緊縮的一個重要原因。

債權國將巨額貿易順差資金循環借貸與美國的這一過程，在短期的表面上會引起美國的資產價格上揚，比如美國房地產和各種債券的價格上升，形成對經濟的樂觀積極的預期，整個社會處于一種“新時代心理”。一種預期刺激另一種預期，在過度樂觀的預期心理下，過度開支，債務積累越來越大。這一階段特征的表面現象看似價格極度膨脹，其本質特征含有對債權國“過度負債”的因素，這種情況顯然難以持久。在實體經濟無法支撐泡沫膨脹的極點處，“意外的沖擊”便導致了資產價格暴跌。此處的“意外的沖擊”可以看作是在美國房地產價格上升早已超出了購買力的水平，而是依賴發行債券過度借貸資金給低收入者使其具備購買房屋的虛假消費能力的時候，而引起的實體經濟對虛擬經濟的不能支撐。消費與供給的矛盾已經超越了可以調和的階段，再加上貨幣政策稍一緊縮，便引發了以房地產為抵押的一系列債券及其衍生品價值的下跌。再加上，由于資本循環過量停留在金融體系內部，以房地產為抵押的次級債券在美國內部及其債權國涉及面甚廣，從而使得次貸危機引發為更為嚴重的金融危機。

整個預期資產價格與消費關系的過程如圖5所示，預期資產價格與消費之間的關系先是同步上升的關系，而后在經過“意外沖擊”之后，預期資產價格將下跌的背景下，投資者信心崩潰，資產價格暴跌，投資者爭相拋售其資產。各大投資銀行、商業銀行、基金公司及保險等金融機構虧損累累，乃至破產、倒閉。而同時凈資產減少，整個經濟體系收縮信貸，經濟活動水平下降，消費水平明顯減少，物價下跌，企業盈利減少，產出水平由于需求能力的下降而下降。此時的情況如圖6所示，在AD-AS模型中，總需求曲線向左移動，物價水平下跌，產出隨需求的下降而減少，經濟的蕭條已成定局。

三、結論、教訓與建議

對債權國循環借貸，不失時機地使外債縮水，是美國人以其雄厚的科技、經濟及軍事實力為依托，經過長期的借貸經驗積累而發現的一條可以不勞而獲的聰明的路徑，但是這條路徑內在的不穩定性是金融危機的重要誘因之一。當今的對外債務過度循環積累和費雪理論中的過度負債其本質都是一種債務且都是超出合理范圍的扭曲的債務。因而先是鑄就了經濟的繁榮，之后因其扭曲性而把經濟拖入了衰退。

對美貿易順差的國家驟然發現本國多年來積攢的美元外匯面臨兩難的窘境。是繼續投資已經縮水并且風險很大的美元資產，還是拋售手中的美元資產任其再行下跌?顯然，可能的選擇是不得不繼續投資美元，支持美國經濟復蘇，因為后者損失可能更大。長期以來，由于債權國擁有大量的資產在美國，爆發一場經濟危機反而成了美國恐嚇世界的一種新的手段。美國把全世界與其捆綁在了一起，如果危機真的爆發，那么債權國將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資金幫助美國走出困境。現在看來，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等新興經濟體可能正在面臨這樣的窘境。

世界各國尤其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地區新興經濟體在經歷此次美國金融危機之后，從中獲得經驗與教訓的確值得認真地反思。在仍未走出危機的今天，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參考建議：

1、從長期看應擺脫美元本位制、實行多元儲備?，F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是美元本位制，在這一體制下，美元具有貨幣與國際貨幣的雙重身份，其國際供給直接決定于美國的國際收支狀況，給了美國利用該制度不勞而獲的空間，同時也使債權國處于被動的地位。因此，擺脫美元本位制、實行多元儲備勢在必行。

2、從長期來看，我國經濟發展驅動模式從出口導向型轉向消費驅動型是必然的選擇。由于中國經濟過于依賴對美出口，因此爆發于美國的危機很快波及中國，給中國經濟帶來很大的壓力。依賴出口的經濟體只是在轉型期的過渡性發展模式，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是要為本國人民謀福利。因此，采取一整套的包括政治、經濟和法律等在內的全方位的措施促進國內人民的消費升級是必然選擇。

3、提高當前的投資效率。由于長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美經濟已經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短時間內是無法完成瞬間轉型的。美國的金融危機使得中國的出口及投資面臨很大挑戰，作為從出口導向型驅動發展模式向國內消費驅動型發展模式的過渡階段，在將順差美元外匯投資美國資產的過程中應注意規避風險，盡可能地選擇收益率較高而風險又可以控制的資產進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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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我國對外貿易持續穩定增長，受到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一些進出口企業出現經營狀況差、融資難等問題，阻礙了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因此，研究金融機構變革下國際貿易融資問題，對推動國際貿易的發展，增加進出口貿易量具有重要意義。

二、金融機構變革對國際貿易與融資影響的理論基礎

(一)金融機構的相關概念界定

金融機構是指為人們提供金融服務的機構，如銀行、保險公司、基金公司都屬于金融機構，這些金融機構主要為人們提供辦理儲蓄、購買證券、保險、基金管理的服務，每個國家的金融機構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包括銀行、非銀行的金融機構、境內外的外資融資機構，這三種金融機構構成一個完整的金融體系。

(二)國際貿易與融資概念界定

國際貿易是指國際上各個國家地區進行商品交換的活動，是在各個國家和地區相互聯系的基礎上，實現各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濟上的流通活動，由各個國家或地區對外貿易構成了國際貿易。

融資是指在企業單位或個人直接或間接的從事資金的融入和融出活動。

國際貿易融資是在國際貿易結算中出現的融資活動，國際貿易融資要依托國家或企業個人的資金實現資金流動，這種融資活動會在國際貿易結算過程中的各個方面出現，包括出口商品的制造、運輸、銷售等過程。因此，金融機構發生變革會對國際貿易與融資產生重要影響。

(三)國際貿易融資的特點

1.國際貿易在融資過程中，融資的成本比較低，因為在國際貿易融資時有貨物抵押和清楚的還款來源作保障，對于銀行來說，在對貿易融資的處理上就會比較寬松，銀行收取的利息也會相對較少，因此，國際貿易融資要比銀行貸款的成本低，而且容易得到批準。

2.國際貿易融資也存在一定的風險性，融資人不僅要承擔銀行貸款的風險，還要面對利率和匯率的風險，還有國際貿易融資與國際貿易結算聯系密切，在進行國際貿易結算時會存在欺詐、單交等風險，

3.國際貿易融資的融資人構成復雜，由于融資是在國際背景下進行的，融資人可以本國國民，也可以是外國人，而且如果涉及到國內與國外的融資，就要涉及到兩國貨幣兌換的的問題，在進行國際貿易融資時要根據貨幣的匯率變化情況，結合具體情況作出是否進行融資的決策。

4.國際貿易融資作為國際資本流通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是不同國家的融資資金在國際間的流通和轉移。作為國際貿易中的融資者要遵守本國政府頒布的融資法令，本國政府要從本國的利益出發，對本國的金融機構進行管制，確保融資過程的安全性。

三、金融機構變革對國際貿易與融資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把整個世界的經濟關系聯系緊密，主要體現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各國的資金可以流動任何國家和地區，這就導致當出現金融機構變革時，由于金融的傳導性各國會不同程度的受到影響，國際貿易中的融資風險就會擴大。

(一)金融機構變革對融資環境和融資需求的影響

在金融機構變革環境中，我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金融機構的變革會在世界范圍內造成極大的動蕩，2012年，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經濟衰退的情況，許多國家還出現了經濟負增長;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受到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變慢，許多國家出現失業率上升，中小型企業停產倒閉的現象。

金融機構變革對融資需求產生重要影響，以中小企業為例，中小企在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資金短缺問題，能夠滿足中小企業的融資方式很少，中小企業由于缺乏資金的投入，極大地制約了企業的發展。一方面，中小企業的資金少，規模小，企業管理不完善。另一方面國際市場中，對融資標準過高，這就導致中小企業不能在國際金融市場中進行融資。因此中小企業陷入了融資困難的危機中[3]。

(二)金融機構變革對國際貿易融資成本的影響

由于國際金融市場利率的波動和貿易出口困難導致了融資成本的增加，由于融資難度的增加，銀行等借貸機構對融資的條件會更加苛刻，辦理的手續會越來越繁瑣。利率的波動上導致風險的發生，各國在進行國際貿易融資時一定要把握好匯率的波動規律，減小損失。

四、金融機構變革中完善國際貿易融資的對策和建議

(一)完善與國際貿易融資相關的法律，為貿易融資提供法律保障

各國應結合當今國際貿易融資的現狀和發展趨勢，不斷健全貿易融資法律法規實現與國際接軌，同時還要立足于本國國情出發，解決本國貿易融資法律與國際慣例間存在的分歧。通過研究當前貿易融資法中存在的問題，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應對方法，努力實現與國際上的慣例相接軌，以法律保障國際貿易業務的發展。

(二)與其他國家積極交流合作，促進國際貿易發展

國家應出臺一系列的貿易融資措施，幫助我國企業解決貿易融資問題，推動我國貿易發展。國家完善進出口貿易政策，發揮各省市經濟管理部門的作用，實現各部門單位支持進出口貿易發展的良好環境。積極參加國際上的貿易融資合作，加大對主要貿易國家的融資支持，推動雙邊貿易融資。

(三)企業與企業之間形成良好的合作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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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

1.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1)對出口的影響

作為出口導向型經濟，金融危機引起美國經濟及全球經濟增長的放緩,對我國對出口產生重要影響。匯豐銀行在2007年年初發表的一份報告認為,目前中國的出口有60%是輸出到發達國家,其中美國就占了28%,因此美國經濟出現衰退，對從中國進口的需求減弱，將導致企業減產、工人失業、企業虧損。目前，許多企業已陷入倒閉和破產的困境。面臨困難的企業越多，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就越大。日前，據里昂證券(CLSA)公布，中國9月采購經理指數(PMI)為47.7，低于8月份的49.2，亦繼創有調查以來新低。

(2)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影響

國家統計局21日的數據顯示，9月份國房景氣指數為101.15，比8月份回落0.63點。至此，全國房地產景氣指數已連續十個月環比回落。截至9月末，全國商品房空置面積為1.3億平方米，同比增長10.2％。同時，銀行不良貸款風險開始顯現，加上國際金融危機下，各銀行都有不同程度的虧損，惜貸氛圍比較嚴重。房地產投資進一步萎縮。此外，由于美國本土發生金融危機，引起諸多金融機構積極拋售在新興市場國家資產，以應對本國流動性不足。幾種因素綜合夾擊下中國房地產業拐點的到來不可阻擋。這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又一大引擎的熄滅。

2.對金融系統的影響

(1)直接損失

首先是持有美國次級債或對美國破產公司的貸款造成的損失。如中國銀行集團共持有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發行的債券7,562萬美元；工商銀行對雷曼公司貸款5000萬美元；招商銀行對雷曼貸款8000萬美元；其次，是中國企業銷售給美國產品所形成的1000億美元以上的應收賬款，這部分欠款的信用風險是很高的。再次，是很多金融機構、個人的投資，包括QDII等等，這些都會是中國在金融層面上的虧損。其中還沒有包括對中國持有的超過5000億美元美國國債資產的評估。

(2)間接損失

銀行業的經營效益增長出現困難。在經濟下滑狀態下，銀行的業務拓展空間變窄；在居民收入不穩定性加大和貨幣緊縮政策下，存款大量增加與貸款增量減少的矛盾突出。另外，經濟下滑帶來的行業、企業破產倒閉，銀行不良貸款反彈壓力很大。

二、我國的應對策略

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的影響已經顯現，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環境下，我國采取哪些措施以減少對我國的沖擊，是我們需要研究的重點:

1.擴大內需的財政政策

我國去年財政實現了盈余，政府負債占GDP的比例不到20%，這為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提供了空間。首先，政府可以通過增值稅轉型（降低企業稅負）和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減輕個人稅負）等措施來刺激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其次，從農村著手通過有效增加農民可支配收入來刺激農民消費，同時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再次，房地產市場是內需的火車頭但并不代表政府要救助房地產商，維持高房價，相反的政府應推出萬億級別的保障性住房供給計劃,由于保障性住房價格低廉,不僅會有效地擠壓商品房市場的泡沫,完成房地產市場的自我調節,更重要的是,它能與百姓需求對接,有效盤活內需,帶動中游、上游產業的發展；最后是盡快使一批重點大型項目開工啟動，例如：鐵路建設重點項目等，拉動鋼鐵、水泥等相關產業的發展。

2.放松信貸的貨幣政策

放松貨幣政策重在放松信貸規?？刂?。目前經濟下行趨勢已經進一步得到確認，應考慮再次放松和淡化信貸總量控制。因為相比而言，在經濟出現一定幅度下滑的情況下，適度放松信貸閘門是比較有效的政策工具。幾種工具交替、配合使用，才能達到更好的政策效果。有學者實證研究表明即使今年經濟增速和物價漲幅均有所回落，貸款需要增長15%～16%才能滿足實體經濟的需要。因此，目前的信貸總量控制依然是偏緊的，有必要適度放松，使其回到與實體經濟的需要相適應的水平。

3.充分利用大量的外匯儲備

本月溫總理訪俄期間，與俄國簽訂的一項規劃已久的長期石油供應協議，中國將為俄羅斯企業提供200億～250億美元出口支持貸款，換取未來20年內獲得3億噸的俄羅斯石油供應協議。這一協議為我們有效利用我國高達1.9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提供了很好的典范。金融危機引發全球資產價格大幅縮水，而預期美國巨額的救市資金所制造的天文數字般的國債，未來隨時可能出現支付信用危機，美元貶值幾成定局，在此期間，用外匯換資源，換技術是我們目前最好的選擇。

4.大力發展服務業

2007年，中國的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不到40%，而印度是50%、日本是65%、美國是80%以上，中國的服務業水平遠遠低于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由于當前中國70%～80%的中小企業沒有金融服務，大的農村基本上也沒有金融服務，所以市場非常廣闊。如果能夠盡快地把制造業游離出來的資源，轉移到服務業，在比較低的GDP增長速度上，可以解決全社會的就業問題。

參考文獻：

[1]茹璧婷: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及對策[J].理論前沿，2008.18

[2]尚文濤:美國次級債務危機對中國的影響[J].商情，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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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很多跡象表明，世界對中國的期望和對中國模式的認同感正在快速增加。首先是金融危機發生之后，世界各國還是寄希望于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經濟復蘇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盡管很多人也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抱有希望，但人們對新興經濟體能夠做什么并不明確。自從二戰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總能在拯救世界經濟危機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國家，即使能夠發揮一些作用，也只是作為配角。

但這次則全然不同。各種指標表明亞洲的經濟正在恢復正常，甚至是復興。在西方，盡管從總體上來說，經濟危機已經見底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升，但人們仍然看不到其對世界經濟復蘇的意義。尤其是美國，人們一直在期望美國能夠做領頭羊。危機發生之后，全世界各國都用不同的方式來“拯救”美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這種考量，因為人們意識到，如果美國的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也會進一步影響本國的經濟。但至少迄今為止，美國并沒有能夠扮演此種角色。

與美國相比較，中國在亞洲的經濟復蘇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中國這次本身并沒有金融危機，但深受外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政府在承擔各種國際責任的同時，動用一切盡可能的力量來復蘇自己的經濟。

兼有金融與經濟杠桿

西方國家在拯救經濟危機過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桿，而缺少經濟杠桿。但中國政府卻能同時用金融和經濟兩種杠桿來拯救危機，因為它存在著龐大的國有經濟體。

結果是顯見的。這些舉措不僅帶動了本身的經濟復蘇，而且也帶動了亞洲尤其是東北亞和東南亞的經濟回暖。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和中國經濟體緊密相關的經濟體大都開始出現增長的勢頭。而中國的這種復蘇勢頭又對西方經濟體產生積極作用。如果說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的作用僅僅限于亞洲，那么這次中國的作用超越了亞洲而對全球經濟體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例如，人們發現，德國和法國的經濟轉好就和它們對中國貿易的增長有很大的關聯。

中國的經濟表現令西方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不過，事情還并非僅僅是中國的經濟角色問題，從深層次看就是中國的發展模式問題。

提出“中國模式”的概念已經有很多年了，中國政府本身在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小心翼翼，并沒有公開接受或者反對這個概念。中國模式本身仍處于發展過程之中，并且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著諸多問題和挑戰，這種模式最終是否成功，還有待檢驗。但是站在外部的角度，人們對中國模式則不這樣看。

曾經宣稱西方民主是“歷史的終結”的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Fukuyama）這些年來一直在修正他的觀點。之前他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升到道德化的高度。但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反復和中國的崛起都表明“歷史的終結”的觀點已經受到很大的挑戰。最近，福山注意到，盡管亞洲的印度也在崛起，并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但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傾向于一個更有效率的中國。

開放的政治制度的發展

中國的發展表明，政治制度的發展是開放的。盡管中國還被外界稱為權威主義的體制，但名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正在發展出符合其自身文化、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政治體制。

中國政府現在唯一的意識形態就是民本主義，努力把政府的作為和人民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中國政府也努力提高政府過程的透明性，并建立各種機制使官員對人民負責。中國政治體制尤其在危機期間表現出高效率，無論是處理四川地震還是應付這次金融危機，相對于其他政治體系，中國體制的優越性就顯現出來了。

中國和其他一些政治體制這些年的發展表明，民主的政體不見得能夠有效服務于公眾，而中國的體制也不見得不能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務，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構架，而是一些具體的制度和政策。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感受和認知的這些變化對中國模式來說的確是個機遇。這里既表現為中國的硬力量，也表現為軟力量。硬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國的經濟力量及其產生的客觀外在影響，這是外界所能親身感受得到的；軟力量，就是人們對中國能夠產生的經濟影響力的主觀認知。（很顯然，這里的軟力量是外界對中國的自覺的認知，是基于硬力量的影響力之上的，這和中國有關方面正在大力推動的軟力量是很不相同的概念。）

機遇與挑戰

金融危機考驗了中國的發展模式，而中國在應付這次危機中的表現又提升了中國模式的影響力。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些變化的產生又是對中國模式的極大挑戰。挑戰的核心就是中國模式的可持續問題。對可持續性的挑戰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兩個方面。外部方面的挑戰指的是，當中國成為世界經濟核心力量的時候，世界各國的經濟外交政策都會把中國作為其頭等議程來制定對華經濟政策和戰略，從而給中國造成莫大的外部壓力。內部挑戰主要指的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困難。

中國模式是個統稱概念，因為中國在過去的改革開放三十年間，不同階段經濟發展具有不同的模式。早期簡單地把經濟增長主要是GDP的增長作為最為重要的指標。盡管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但也導致了無窮的問題，例如收入分配、社會正義和環保壓力等等。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有效的應付，那么中國經濟模式就很難持續。因此，本世紀初以來，中國政府努力尋求發展模式的轉型，可持續性、環保和社會公平成為了新模式的主題詞。

轉型機會的流失

從發展模式的轉型來說，這次金融危機實際上是個很好的機會。從宏觀上來說，中國可以對自身的混合經濟模式充滿信心。金融危機帶來的壓力淘汰了很多落后的產業。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政府開始建立內需型消費社會。內需型社會無疑是中國今后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同時也是中國經濟崛起的最重要標志，即從世界大工廠轉型成為世界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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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國爆發了一場影響全球的金融危機，這場危機迅速蔓延到世界的各個角落，漸漸轉變成一次資本主義自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爆發的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中國也不能獨善其身，我們2萬億的外匯（以美元為主）儲備大幅縮水。這使得我們認識到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儲備背后的一系列問題。于是，在今年4月2日倫敦召開的G20峰會上，我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了“超貨幣”的概念，旨在改變單一依賴美元機制，當然這一提議目前行不通，但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我們應該加快匯率體制改革，正視外匯儲備問題。美國通過發行美元轉嫁危機，巨大的損失使得我們必須調整當前的儲備體系，來避免緊盯美元帶來更大的損失。人民幣國際化就成為必然趨勢，所以我想談談人民幣國際化的一些小問題，及其發展趨勢之我見。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現階段取得的成績

（一）貨幣互換協議，包括以下內容：2008年12月4日，中國與俄羅斯就加快兩國在貿易中改用本國貨幣結算進行了磋商；12日，中國人民銀行和韓國銀行簽署了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兩國通過本幣互換可相互提供規模為1800億元人民幣的短期流動性支持。

2009年2月8日，中國與馬來西亞簽訂的互換協議規模為800億元人民幣/400億林吉特。

2009年3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和白俄羅斯共和國國家銀行宣布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目的是通過推動雙邊貿易及投資促進兩國經濟增長。該協議互換規模為200億元人民幣/8萬億白俄羅斯盧布。協議實施有效期3年，經雙方同意可以展期。

2009年3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和印度尼西亞銀行宣布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目的是支持雙邊貿易及直接投資以促進經濟增長，并為穩定金融市場提供短期流動性。該協議互換規模為1000億元人民幣/175萬億印尼盧比。協議實施有效期3年，經雙方同意可以展期。

2009年3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和阿根廷中央銀行29日在這里簽署了700億元等值人民幣的貨幣互換框架協議，這是迄今中國和拉美國家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金融交易。根據該框架協議，阿根廷從中國進口商品時可以使用人民幣，不必再使用美元作為交易的中介貨幣。

（二）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4月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在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形勢下，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對于推動我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經貿關系發展，規避匯率風險，改善貿易條件，保持對外貿易穩定增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條件

從貨幣理論的角度來看，一國的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其貨幣職能必須國際化，與其作為一國國內貨幣的職能有所不同，必須具備一系列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相應條件。

政治方面：國內政局保持長期穩定，并且在國際中處于強勢地位，以保證金融資產的安全性。經濟方面：一國宏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及規?？偭孔銐螨嫶螅粠胖敌璞３窒鄬Ψ€定；有完善的金融市場機制。

綜合以上考慮，我覺得人民幣目前還沒有具備成為國際儲備的條件，最重要的就是國內金融市場還不夠健全，沒有實現資本項目的自由可兌換，離岸金融業務也沒有得到充足的發展。但我們現在具備的優勢以使我們有能力向世界推廣人民幣：

充足的國際儲備——這是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為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兌換要求。根據通行的國際儲備需求理論，充足的外匯儲備一般應維持在30%左右。我國近年來外匯儲備穩步上升，達到并遠遠超過了同期進口額的30%，為人民幣走向國際化之路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三、人民幣國際化的成本（不利因素）

（一）遭遇“特里芬兩難”?！疤乩锓覂呻y”是償還能力與持有者信心之間的兩難境地，任何一種貨幣來充當國際貨幣時都存在“特里芬難題”，即要使貨幣價值要穩定，它就不能作為國際貨幣；要作為國際貨幣，它的價值就難以穩定。

（二）政府的貨幣政策將受到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由下圖知，人民幣國際化之后，即意味著政府選擇了穩定的匯率制度和資金的完全流動，因為一個高度開放的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場和貨幣價值的穩定是國際貨幣的基本標準。

（三）國外熱錢的涌入，投機增加。人民幣國際化使得國內經濟更容易受到世界經濟沖擊。

四、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發展趨勢

縱觀各國經濟的發展，當一國經濟實力增強以后，本國貨幣必然要走國際化道路。一國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必須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硬通貨，能在世界范圍內自由兌換、國際結算、國際儲備和執行價格標準。目前，在世界范圍作為國際貨幣的貨幣有美元、英鎊、馬克、日元、法郎、瑞士法郎、歐元、SDR等不足10種，比較通用的有美元、馬克、日元和歐元。

從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們提出了人民幣國際化三步走計劃：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儲備貨幣。但是，要在短期內實現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難度還很大，有不少障礙需要克服，這個時間可能是5年、10年，甚至20年，可是憑借著國民經濟的強大后盾以及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人民幣的國際化并不是沒有可能的。

五、小結：

在全球經濟瞬息萬變的時代，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是我們的必然選擇，也是適應經濟發展，改革現行匯率制度的必然要求。告訴我們，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們應不畏懼人民幣國際化甚至中國國際化過程中的困難，勇于前進，積極探索，把握機會，為構建和諧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

篇（10）

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是在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作為一門系統的和獨立的理論，它的出現大約在本世紀40年代，即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學派興起后不久，幾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研究吸引了西方許多經濟學者的注意力并不斷得以發展，新的方法和學說層出不窮。國際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包括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國際金融理論和國家貨幣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風險。

金融全球化的本質是金融資本的全球高速流動以尋求最大利潤。巨額資本的快速流動增加了金融系統的潛在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不健全、具體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產生金融危機的誘因可以說無處不存，無時不在。主要是因為：

1.短期資本的大進大出，國際游資頻繁在各國外匯、股票市場流動，具有投資、投機兩重性。短期資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經濟結構性失衡，形成“泡沫經濟”，一旦出現逆差或貨幣貶值，資金便迅速抽逃，導致國際信用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便是典型例子。據IMF估計，國際短期游資多達7.2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總額的20％。其投機性、流動性和逐利性構成了對發展中國家金融經濟安全的嚴重威脅。

2.作為資本流動載體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點便是其“杠桿效應”，能以較少“定金”買賣幾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約金額的金融產品，如遠期合同、期貨、期權和互換等，形成以證券料匯、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預期為客體的金融衍生資本。一家金融機構的少量交易即可牽動整個國家經濟甚至整個國際金融市場，金融鏈條上的任何環節出問題都可能使整個金融系統遭到毀滅性打擊。

3.“對沖基金”規模不大，但借貸能力特別強，能夠迅速籌集資金投放市場。一批基金聯手再加上眾多世界級銀行財團的支持及其在國際組織、各國政府中的強大游說能力，足以將任何一個市場置于危機之中。

二、國際經濟體系中的美元霸權霸權。

雖然從理論上說，國際美元本位像任何關鍵貨幣一樣，對于提高國際交換效率和降低國際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后布雷頓森林會議體系中，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美元畢竟只是由美國政府法令強制使用的一種純粹的、完全不兌現紙幣，它的“生產”完全受到美國國家機器的控制，它所服從的完全是美國政府的政策制訂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國內規則。所以美國不會，也沒有義務把別的國家的利益置于美國的國家利益之上。

三、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西方學者對不同層次的貨幣一體化進行了劃分：（1）匯率同盟。（2）假匯率同盟。（3）貨幣一體化。（4）貨幣聯盟。

貨幣一體化理論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越不能靠經常的匯率變動來改變相互之間的貿易條件和本國的國際收支地位，這兩國（或多國）走向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體說來又主要是與以下一些因素有關：①相同或相似的通貨膨脹率；②要素流動的程度；③一國的經濟規模與開放程度；④商品多樣化的程度；⑤工資、價格的（變動浮度）；⑥商品市場一體化的程度；⑦財政一體化程度；⑧政治因素。貨幣一體化的主要收益來自于匯率穩定。匯率經常經常性變動會影響正常貿易和投資的開展，使用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同時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當前貨幣一體化理論的最新進展就是運用理性預期的形成，時間不一致性，信譽問題以及匯率決定等宏觀經濟學的新概念、新理論及分析方法對貨幣一體化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在貨幣中立問題方面：弗里德曼和盧卡認為因為有理性預期的存在，長期來看，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并不存在著此消彼長的交替關系，應該存在著與通貨膨脹率毫不相關的自然失業率。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方面，在對“貨幣中立建議”西方學者進一步運用時間不一致性觀點來考察貨幣一體化的成本。超級秘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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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79年2月國務院發出[79]56號文，恢復中國農業銀行為標志，中國已經進行了30年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與建設。在這30年中，中國的農村金融體系與中國經濟改革、中國金融改革相伴隨，尤其是與中國資金的供求形勢變化相伴隨，經歷了兩個明顯的發展階段。本文將在以政府主導金融發展為基本體制背景，以資金余缺狀況為劃分依據，將農村金融體系的形成和變革，置身于整體經濟和金融改革的總體背景下，來闡述其形成和發展邏輯。

一、資金短缺條件下的儲蓄動員機器

在1996年之前，中國的資金供求形勢，一直是非常緊張的。按照錢納里的理論，中國是典型的國外和國內資金“雙缺口”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情況下，農村金融機構在整個國民經濟和金融發展過程中，主要扮演儲蓄動員機器的角色。

實際上，自計劃經濟時期，包括農村金融在內的整個金融體系，都是按照二元經濟和二元金融的邏輯，圍繞城市工業化建立和發展的，是一種城市偏向性(city—bias)的金融安排。當時的中國金融體系，實質上是如林毅夫等所言的因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策略”而內生出來的一種融資制度安排。這一融資制度的中心，是為發展重工業籌措、配置資金。這樣的制度安排，由計劃經濟時期，一直延續到1978年之后。

1978年后，市場的逐步放開和各個地方對經濟增長的追求，使得資金短缺，更加成為發展的瓶頸。作為金融中介的各類金融組織，延續并強化了儲蓄動員功能。筆者曾經發表了多項研究，說明了在資本短缺的基本背景下，大量資金在中央政府主導的金融縱向分割和地方政府主導的金融橫向分割下，流向了國有工業部門。在政府的金融控制下，長期金融發展讓位給短期經濟增長，使得金融功能財政化，金融機構扮演起“第二財政”角色：在動員儲蓄過程中，替代稅收收入功能；在資金貸放上，替代財政支出功能。因此，金融機構在農村的活動主要是為了城市部門工商業發展動員儲蓄。正式金融安排的動員儲蓄目的，必然與農村非正式安排可能產生的儲蓄分流發生沖突。于是，在政策設計者眼中，正式金融安排和非正式金融安排是水平競爭，而非垂直合作關系。壓抑民間非正式金融組織的發展，以確保農村正式金融組織儲蓄動員功能的發揮，就是這段時期金融政策演變的重點。

從“政府與市場關系”、“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角度，描述了中國農村金融發展的特殊邏輯：中國農村金融體系的建立和發展，來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動員儲蓄，為工業化、城市化動員儲蓄和方便政府控制的需要，而非基于解決農村融資困境的基本問題。由此，使得農村金融安排成為中央和地方政府動員儲蓄的機器，資金外流、農村“失血”是這種制度安排的必然。

可見，在20世紀50年代確定以重化工業化作為國家目標之后，為了獲得工業化最稀缺的要素——資金，國家對金融業采用了完全壟斷的方式，控制由鄉村到城市的所有金融機構網點，動員一切可能的力量(當然包括資金)，進行國家工業化的努力。周立、胡鞍鋼的研究顯示，19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使得金融控制的方式發生了轉變，由于改革本身就是將經濟自利還給民間的過程，這一過程也自然伴隨著國民財富的轉移——由“集財于國”到“散資于民”。原來由政府集中控制的資金，在改革后散布在民間的各個企業和居民手中。這使得中央財政能力大大下降，逐漸變為“弱財政”。經濟改革和轉軌的需要，要求中央政府必須要有強大的動員和支配資源能力。為了收集民間資金，中央政府以組建國有獨資專業銀行和拆分中國人民銀行為主要標志，建立了一個以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為主體，以行政區劃為網點分布原則的強大的金融部門，自上而下地將觸角延伸到各個民間部門，去替代利稅上繳的計劃制度安排，重新集聚財富，將儲蓄轉化為投資，這啟動了中國金融業的大發展，帶來了金融資產的迅速膨脹(“高增長”)。但是，由于資金配置不是依據市場原則，而是依據中央政府的財政投資安排，出現了發展經濟學中所言的“沒有發展的增長”(“低效率”)。例如，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的專業銀行體制下，每一家專業銀行都對準相應的行業和地域，互不混淆，形成了金融縱向分割的局面。直到地方政府介入金融發展時，這一局面才有所打破。

1984年投融資體制改革以前，地方政府并沒有控制金融機構的沖動，因為在集權經濟體制背景下，財政遠遠比銀行更重要。當時國有金融體系的縱向分割基本上是中央政府的一手安排，各地龐大而均齊的銀行科層組織結構，明顯地帶有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著意安排的痕跡。但伴隨中央財政能力的下降，中央計劃內安排的資金越來越不足以繼續支付地方投資建設所需的資金，地方政府在財政包干制下，也開始有意識地減少其稅收努力，使得基本建設投資體制不得不由財政撥款轉為銀行貸款(“撥改貸”)。投融資體制的改變，使得地方政府將關注對象，由財政轉向了銀行。于是，地方政府開始加強對當地金融機構的控制。一方面，它們竭力控制國有銀行在當地的營業網點(國有銀行和新興的專業銀行也有在各地鋪設網點的沖動)，另一方面，自行組建各類信托投資公司、證券公司等，并爭取在本地設立融資中心、證券交易中心等，力圖最大程度地動員本地儲蓄，讓本地儲蓄用于本地投資，盡力爭取吸引并利用外地資金。其后果是，各類國有金融機構在各地網點迅速膨脹的同時，由地方控制的各類金融機構甚至非法融資機構遍地開花，出現了各地方激烈的“金融競賽”局面，將金融機構又橫向分割為塊塊。地方政府介入金融發展過程后，各地區經濟發展普遍出現了這樣一副景象：地方官員的升遷競爭主要表現為地方政績競爭；地方政績競爭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競爭；經濟增長競爭主要表現為投資競爭；投資競爭主要表現為金融資源競爭；金融資源競爭主要表現為金融機構競爭。由此，以“銀行多過米鋪”為標志，進一步推動了中國金融規模的“高增長”，但也加劇了資源配置的“低效率”。

政府對金融業的控制，使得金融機構發揮的主要是動員儲蓄，而非資源配置和風險管理的功能。設在農村的金融機構尤其如此，農村正式金融部門在吸收儲蓄上，必然與非正式部門發生競爭，而非正式部門吸收的儲蓄，并不會像正式部門那樣，可以通過行政命令和資金劃撥，朝向政府意愿的投資方向放貸。因此，政府和正式金融部門都有打壓農村非正式部門發展的沖動，而正式金融部門動員的儲蓄，又大部分流出了農村社區。所以，資金短缺形勢下，農村金融體系出現了“雙重失靈”——“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同時并存?！叭r”領域，則出現農業缺投入、農村缺資金、農民難融資的農村金融困境。

二、儲蓄動員角色的體制背景

農村金融體制之所以呈現上述邏輯，與計劃經濟以來政治經濟體制安排的宏觀背景密不可分。這要從中國傳統體制形成邏輯的分析中，進一步探尋其發展(見圖2林毅夫等做出的分析框架)。

在20世紀50年代以“一化三改”為標志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國的大規模的工業化才開始真正起步。而獨特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意識形態，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與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道路，有著重大的區別。這種區別最主要體現在資本原始積累方式上。

早期資本主義國家資本的原始積累，一是靠類似“羊吃人”的圈地運動把農民趕出土地，強制發展資本主義大農業，同時給現代化工業的建立提供勞動力和原材料的準備；二是靠海外殖民掠奪，擴大原材料來源和商品銷售市場。這兩種資本積累手段在后來進行工業化的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采用。那么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積累由何而來?首先提出社會主義資本原始積累問題的理論家是蘇聯的“托洛斯基派”葉·阿·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他認為社會主義原始資本積累是在“國內外市場相對隔離”的條件下，通過“不同經濟成分之間的不等價交換”所得到的“來源于國營經濟綜合體之外的物質資源的積累”，“這種積累在落后的農業國中應當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盡管當時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理論遭到斯大林的嚴厲批判，但通過國內不等價交換積累原始資本的方式，在蘇聯的工業化過程中實際上被采用了，并且成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積累原始資本的通行方式。

按照林毅夫等的分析框架，1949年以后，中國在極低的工業化起點(人均國民收入僅為50美元)上開展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同樣面臨著資本原始積累問題。為了服從這種重化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中國建立了一套類似于蘇聯，又有很強中國特色的一整套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通過“低利率”、“低匯率”、“低工資”、“低農產品與原材料價格”等價格扭曲政策，實現了“高積累”，設置了一套維持“不等價交換”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來推進中國工業化的進程。由于當時中國的國情狀況就是所言的“一窮二白”，而國家經濟最主要的支撐是農業部門。于是，一系列不等價交換的體制剝奪的對象最終自然轉向農業部門。

在工業化起步和推進過程中，中國為何要扭曲價格，以推進工業化進程呢?原因在于，重化工業優先的趕超戰略需要動員大量社會資源，而中國當時經濟剩余主要來自農業，數量少、分布分散、政府在農村的稅收能力低。為此，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市場調節機制的宏觀經濟政策環境，使資源的配置有利于重工業發展。具體地說，就是要人為地降低發展重工業的成本，同時提高資源動員能力，包括為重工業發展提供廉價的勞動力、資金、原材料，以及進口設備和技術。為此，就要全面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人為扭曲利率、匯率、原材料、勞動力等各種生產要素與產品的價格。最終建立起一個資源的計劃配置制度，在微觀經營體制上，城市部門表現為國有工業企業，農村部門表現為。由此帶來的產業結構失衡、效率低下、農村部門的凋敝，是制度安排的必然結果。農村金融體制，自然也服從這樣的發展邏輯，成為為工業化、城市化積累低成本資金的必然安排。

即使在1978年以后，多次農村金融體制改革，也都是在支援“三農”的名義下，壯大了為城市工商業發展動員儲蓄的基礎。以“一國兩策，城鄉分離”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不僅使得金融供給遠遠不敷農村金融需求，反而使農村地區出人意料地成為金融資源的凈供給者。農村金融供求表現出了總量和結構的明顯失衡。農村建設和發展沒有完成“非農化”，農村資金卻一直在“非農化”，農村金融機構似乎成為農村資金的大漏斗，它們在農村吸收儲蓄存款而對農戶和涉農企業的貸款相當少，甚至不少地方的商業銀行根本就不對農戶和涉農企業發放貸款。從短缺經濟角度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國農村金融的供不應求成為常態，農村發展也長期處于“負投資”的狀態。面對總量越來越大，結構越來越豐富的農村金融需求，制度安排的農村金融供給卻一直是剛性，甚至是相對萎縮的。

三、資金形勢的方向性轉變

資金短缺和政府的金融控制同時并存的條件下，金融機構下鄉的主要目的，是動員農村儲蓄，然后配置到投入產出比高的非農領域。所以，一家家設在農村的金融機構，成為把農村資金抽取到城市的一根根管子。農業銀行、郵政儲蓄如此，連所謂的“支農主力軍”——農村信用社，自1970年代以來，實際上也一直是向農村“抽血”的主力軍。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1992的數據和《中國農村住戶調查》1996年的數據顯示，自1970年代開始，農村信用社對農村的貸款余額就持續小于農村的存款余額(即貸／存比小于1)。1980年代貸／存比大體在1／2左右，1990年代大體在2／3左右。其中，1995年農戶儲蓄僅有22％用于農戶貸款。即農民似乎在“自愿”地把資金讓渡出去，以至于農村存貸差成為各家金融機構爭奪的對象。1990年代中后期的銀行商業化改革，使得各家金融機構出于成本收益考慮紛紛撤出農村市場，此時就留下來在城市里沒有大本營的農村信用社，它被多次強調恢復合作制，并冠以“支農主力軍”的名號。但實際上，農戶從農信社獲得的貸款仍不足其向農信社存款的1／3，這種狀況一直延續至今。

事實上，在資金短缺時代，農村金融改革幾乎沒有成功的條件，作為置身于整體經濟和金融體系中的弱勢金融組織，農村金融機構只能扮演儲蓄動員機器的角色。這導致了農村“缺血”現象日益突出，農村資金不斷“凈流出”，使得中國農民事實上在集體“扶富”，成了資金的凈供給者。

但是，資本短缺的狀況，在1990年代中期，發生了方向截然不同的變化。自1996年起，中國金融體系的資金，由短缺走向連年過剩，主要體現在金融機構由貸差到存差的轉換上。

由圖3可見，1978-1995年間，人民幣存貸款一直處于貸差狀態，在1987年，貸／存比達到最高(140.7％)，當年貸差為2144億元。1991和1994年，貸差都超過了3000億元。但1996年開始，貸差轉為存差，而且連年大幅度上升。貸／存比低于1，連年大幅度下降。比如，人民幣存差增長率由2004年底的28.84％提高到2005年6月底的38.81％，人民幣貸／存比由2004年底的73.65％下降至2005年6月底的69.18％。超過30％，即8.5萬億元資金處于閑置狀態。2006年一季度，貸／存比進一步下降到68.3％，9.2萬億元資金處于閑置狀態。到2009年5月，金融機構的貸／存比進一步下降到66.3％的歷史低點，存貸差已達18.4萬億元，相當于2008年底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的85％，或者農村居民儲蓄的4.5倍。即使考慮存款準備金、備付金、銀行投資結構轉變等因素，流動性嚴重過剩，巨額資金滯留在金融體系內部，是一個基本的事實。

資金供求形勢的逆轉，為農村擺脫以往單純向農村“抽血”的不合理政策安排，留下了騰挪的空間。至少，農村的資金回流，不再影響城市工商業的資金總量了，所以，也就沒有一直以來必須響應“有余糧賣給國家，多儲蓄支援建設”政策口號的必要了。在此背景下，各項鼓勵解決農村融資難題的政策，也開始出臺了。

四、資金寬裕條件下的政策調整

1996年以來的資金寬裕，使得中國金融體系內部的流動性不斷堆積。進入2000年后，流動性過剩的特征已經十分明顯，資金空轉，引發了許多爭議。雖然中國還沒像日本那樣，步入了凱恩斯所言的流動性陷阱，但政府、央行以及監管部門多次調控的乏力，凸現了中國正罹患著流動性綜合癥。就資金供求結構失衡的狀況而言，我們不妨把它叫做流動性悖論：在國民經濟體系內，金融部門流動性過剩與企業部門流動性不足同時并存；在企業部門內部，大企業流動資金供給充裕與中小企業流動性不足同時并存；在金融部門內部，大銀行流動性過剩與中小金融機構流動性不足甚至流動性危機同時并存；就農村和城市部門而言，城市流動性過剩與農村流動性嚴重不足同時并存；就區域而言，東部發達地區流動性過剩與中西部地區流動性不足同時并存。

周立曾經分析過，流動性過剩與農村流動性危機并存的基本原因，是長期以來城鄉不等價交換帶來城鄉經濟失衡的結果，是片面扶持正式金融體系壓抑民間金融的結果。更深層的原因，則與資本雇傭勞動的產業體系在全球的擴張，以及在中國更加走向極端化有關。

但無論怎樣，資金過剩和流動性悖論的出現，都為解決農村融資問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寬松金融環境。于是，中國政府的各種意圖解決流動性悖論的政策，在不斷地出臺。自1978年以來，中國農村金融體制的歷次政策變化有三大特點：一是以正式金融機構為主，極少為非正式金融出臺相應政策，即使出臺，也是打壓性的，如《民法通則》對于民間借貸，尤其是高利貸的規定，以及1998年7月《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的出臺。二是以農信社為主，尤其是1996年行社分家之后。三是自上而下安排，由關注動員農村資金，到關注農村資金回流，但最終還是落得“一農難支三農”的結果。進入21世紀起，諸多政策，都是朝向解決農村融資困境的方向的。比如，2004-2009年，已經連續6個中央1號文件，強調農村融資問題的重要性，以及改革農村金融體系的決心。

五、農村資金短缺依舊

金融系統內部的存差十年來不斷累積，以至于如何處理流動性過剩，成為一個世紀難題的時候，農村融資難題，卻似乎愈趨嚴重。由“三農問題”成為共識，再到將其提到“重中之重”的高度，最終推出“新農村建設”的這十年間，政府、央行及金融監管部門，已經針對農村融資難題，出臺了一批又一批的政策，推出了一個又一個以“支農”名義成立的金融組織，也給出了前所未有的各項優惠政策，但農村資金短缺卻依然照舊。普通農戶想得到最基本的“存、放、匯”金融服務，也近乎無路。這體現在：

首先，農戶貸款覆蓋面小。依據多個調查報告，農戶貸款占農戶有效需求的覆蓋面，基本上不超過一半。若計入全部農戶，得到貸款的比率，可能僅僅三成。還有大量的農戶，連存款和匯兌等對金融部門而言毫無風險的金融服務，都不能得到。

其次，農村短缺總量巨大。農村金融缺口龐大，也是一個基本事實。據估計，到2020年，中國的新農村建設，需要新增資金15-20萬億元，以2006年用于新農村建設的3397億元，2007年的4317億元衡量，資金缺口之巨大，可以用杯水車薪形容。必須要金融部門彌補這一巨大缺口?？墒?，直至2009年5月，短期貸款中的農業貸款余額僅2萬億元，占全部貸款余額的比重，僅5.66％，如何才能填補這一巨大缺口?

農村金融和農村經濟是共生、共存關系，而三農又是需要服務和支持的機體，那么，在新農村建設中，強調金融支持，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如果機體本身并不能帶來足夠的產業利潤，以支持金融利潤。金融支持要么就是赴湯蹈火，要么就是空喊口號。實際上，金融機構更愿意空喊口號，而不愿意赴湯蹈火。數據表明，1998年以來，所有的涉農貸款，占全部貸款的比重，一直在10％上下，這和11％－12％的農業產值占比，基本匹配，卻和60％以上的農村人口和50％的農業勞動力比重，極不匹配。這一配比顯示，貸款資源的配置，基本上是按照效率，而非公平的維度配置的。從金融角度看，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金融業就是配置資源的，如果農村經濟不景氣，農業產業沒有利潤，那么，就沒有足夠的產業利潤去支撐金融投資，只有農村經濟有活力了，才有可能容納更多的金融資本。所以，在中央三令五申，一個個新型農村金融組織在多元化競爭性市場的旗號下成立的過程中，對農村的貸款規模卻相對穩定，而非增加。這也表明，現行制度安排下，市場金融在農村金融中的力量，基本上用盡了。指望一個多元化競爭性金融體系在農村的建立，去解決農村融資難題，實在是開錯了藥方。這不僅對農村融資的解決有害，也帶來了對農村金融機構有害的水平競爭格局，是一個“雙輸”機制。

十多年來，中國的流動性過剩和農村流動性不足，以及農信社流動性危機同時并存的現實，已經清楚表明了，市場金融不能單獨解決農村金融問題。一個龐大的、內生于農村社區的合作性金融體系，以及界定清楚的政策金融體系，必須建立起來，并與市場金融體系相伴隨，去適應農村資金的多樣化需要。在沒有弄清楚農村經濟基本性質的情況下，一廂情愿地將其定位為市場經濟，并推出市場金融與其相適應，是政策誤判的關鍵因素。

六、如果欲支農、功夫在農外

本文通過對中國農村金融體系30年改革與發展的回顧，試圖說明農村金融體系形成的體制原因和農村金融安排的復雜性。

實際上，如果中國不能建立一個有利可圖的農村經濟，不能將農村金融根植在健康的農村經濟機體上，資金離農仍是必然。我們的努力，充其量只能是體制內的零敲碎打。我們只是得到了一些短期的、局部的、技術含量比較強的改良方案，并不能解決農村融資的根本難題。原因在于，我們一直沒能認清中國農村經濟與社會的基本特點，天真地認為市場能徹底解決農村融資問題，就像相信市場化能解決農業經濟問題，產業化能解決中國農業組織化問題一樣。市場金融，充其量只能滿足農村有較大利潤空間，并有還貸保證的那一部分融資需求。這些融資需求，多來自富裕的農村和富裕的農戶。因此，它只是“草尖金融”，絕不可能成為“草根金融”。市場金融“嫌貧愛富”是必然的。我們不能因此而指責市場金融機構，因為市場金融本身就是做“優勝劣汰”工作的。要質疑的，是相信市場萬能論的制度設計者和他們做出的制度安排，是不顧農村基本社會環境和融資規律，空降一些制度讓農村部門和金融部門執行的機構和人士。

當前的農村金融改革方案，多還停留在市場邏輯之內，寄希望于不同的市場化主體，能進入農村金融市場，加大農村金融競爭，以競爭來換取更好的金融服務。依筆者的判斷，恰好與這種思路截然相反。當對農村的金融排斥一直存在、農業的產業利潤率一直低于二三產業、小農經濟依然延續、小農依然分散經營的時候，靠農村部門或金融部門自身去解決融資問題，都是無解的。鋪設到農村的市場金融組織，要么繼續爭奪優質客戶的“草尖金融”活動，漠視大多數小農的金融需求，要么累積虧損，最終變為央行下一步要救助的對象。

若從更本質的角度講，一個個鋪設到農村的市場金融組織，對農村發展的長期損害，可能大大超過農村融資量擴大的短期得利。當我們已經知道，農村的儲蓄通過一根根金融管道，被抽出農村的時候，我們說農村患了資金集體扶富的“失血癥”。但當一個個外生于農村社區的市場金融發放一筆又一筆小額貸款的時候，他們又把農村本已經微薄的產業利潤進一步吸出農村，使農村進一步患上“敗血癥”。如若我們又在沒有考慮農村社區內生的金融安排時，就將農村利率放開，那么，追求短期流動性獲利的金融資本，會將農村利潤最大限度地刮走，使得農村經濟難再有復蘇的那一天。當前農村所需要的，是將農村儲蓄留在農村，并且將產業利潤與金融利潤都留在農村的內生于農村社區的金融安排，外來的金融組織，如果要達到名曰“支農”的目的，只需將資金批發給農村社區合作金融組織即可。只有這樣的垂直合作型金融安排，而不是目前的水平競爭型金融安排，才能對緩解農村融資饑渴癥，有一定幫助。

當然，上述的建議，還僅僅在現有體制內，做出一些修修補補的改良性的努力。如果不能改變農村發展的市場條件，就不能改變農村資金利用上的高風險、低利潤格局，也無法使農村獲得比城市更為優越的信貸條件，也就無法徹底改變資金流向，從根本上解決農村融資難題。在資本雇傭勞動的整體框架內，在自由貿易的叢林法則下，農村經濟仍會陷入在弱肉強食的狀態，農村金融自然還處于無解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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