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環境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社會環境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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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秩序對消費的影響

（一）公共秩序是社會環境的重要因子

消費品零售額變化與社會環境有所關聯。這種聯系在經濟發展較為發達的地區更為明顯。其原因之一，是因為三次產業中，第三產業的比重較高，一般情況下服務業受社會環境的影響較大。“服務業的發展特別是生活類服務行業需要有購買力的需求的支撐。人們的需求層次和結構取決于其收入水平，而收入又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和收入分配。”在經濟發展發達地區，居民收入較高，服務業的需求也就越大。服務業的社會屬性要求其必須適合于一定的社會環境生存。因而，公共秩序成為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公共秩序影響消費的案例，表現較為有代表性的是發生在香港的“占中”。“自9月28號的凌晨，‘占中’活動啟動以來，對于香港的股市、樓市以及零售、餐飲、旅游等行業及普通市民的生計、生活都造成了嚴重的影響。據香港零售管理協會向零售商進行的調查顯示，‘十一黃金周’前五天，受‘占中’行動影響的中環、金鐘、銅鑼灣及旺角地區，店鋪銷售額同比下跌20%到50%，這是自2003年開放大陸游客赴港‘自由行’以來首次出現下跌。”“此次調查，共收到30個連鎖零售商及中小企業會員回復，商家均對‘十一’黃金周銷售情況感到失望。”因為“占中”行動造成公共秩序的混亂，使香港居民的工作、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響。居民消費僅僅是其中的一項。而且這種影響波及的不僅僅是香港的居民生活，而且直接影響政府的經濟狀況。消費品零售額下跌是受社會環境影響的直觀表現。奢侈品零售額的下降直接牽動零售業銷售額的下降。

（二）奢侈品消費對社會環境有較高依賴

珠寶首飾、鐘表及名貴禮品物的銷售額對零售業銷貨額的影響如此之大，是香港產業結構特點所致。自從2013年香港出現反對自由行的浪潮，直至2014年的8月，從數據上看，除了2014年1月8月，香港零售業銷貨價值同比都呈下降趨勢，其中，在2012年4月內地幼童香港便溺事件達到了一個新的峰值。香港“按特區政府統計處公布的4月零售業數據，總銷貨價估計為388.39億港元，按年跌9.8%。本來業界預期4月香港零售銷貨值將跌近4%，結果表現更差，創下5年以來最大跌幅”。在這之中，珠寶首飾、鐘表及名貴禮品物的銷售也是在4月份降幅最大，同比下降高達40%。珠寶首飾、鐘表及名貴禮品物的銷售額在香港零售業銷貨額中占比相比。

（三）規范的社會環境促進貿易的發展

香港有著較為規范、完善的貿易環境。早在2009年，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全球貿易促進報告》，新加坡和香港是全球貿易環境最佳經濟體。報告對全球121個主要經濟體進行了“貿易促進指數”排名，評判標準主要分為四方面：市場準入、邊界管理、交通通信基礎設施以及商業環境。在2014年4月公布的世界經濟論壇評出的全球貿易環境，香港四次排名第二。香港整體指標排名出色。香港是全球最為開放的市場之一：不征收任何進出口關稅，亦無關稅配額。其2012年商品貿易總額為GDP總量的4倍，主要應歸功于優良的運營環境。香港社會長期穩定，1997年回歸后也沒有出現大的動亂。也正是這種優良的貿易環境和社會環境促成了香港的繁榮，被譽為購物天堂，因而也促成了奢侈品貿易在零售總額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作為社會環境的個案，反對自由行和“占中”對香港貿易持續發展是一種災難。因為我們看到的事實是，當所有的消費硬環境都具備，而由于社會騷亂阻隔你去消費，堵路、游行……你根本就沒有消費的情趣，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費，很難去實現。

三、若干啟示

在經濟現象中，經濟與政治有著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關系。政治的訴求影響經濟發展的案例，不在少數。例如，香港發生的“占中”，從頭到尾看都像是政治訴求，而在背后實質上存在“金融暗戰”。“占中”發生后“根據彭博社統計，截至10月2日的一周，便有12.7億美元（約合99億港元）資金從新興市場的交易所掛牌基金（ETF）中凈流出。其中以經濟趨弱及受香港局勢影響的中國大陸和香港ETF‘出逃’最嚴重，兩地于一周之間合共錄得2.78億美元（約21.7億港元）凈流出，大幅高于前一周的6090萬美元（約4.8億港元）凈流大，根據2013年的數據，零售業銷貨值總額為494451百萬港元，珠寶首飾、鐘表及名貴禮品物的銷售總額為118303百萬港元，占23.9%。相對于珠寶首飾、鐘表及名貴禮品物，統計數據中的食品、酒類飲品及煙草（超級市場除外）為35783百萬港元，超級市場49131百萬港元，燃料10138百萬港元，衣物、鞋類及有關制品62917百萬港元，耐用消費品81242百萬港元，百貨公司51586百萬港元，其他消費品85350百萬港元，超級市場及百貨公司內的超級市場部門5426百萬港元。在零售業銷貨值總額的占比最高的是其他消費品17.2%，其未超過珠寶首飾、鐘表及名貴禮品物的占比。出。”政治訴求最終是會反映在經濟上或者往往本身就涵蓋經濟利益，換句話說，應該將政治與經濟結合看待。所以不能簡單地看待“占中”所表現的政治訴求，而須看到背后的可能存在的經濟利益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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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環境；青少年；心理發展

一、我國當前的社會環境

我國經過20余年的改革開放，社會發展呈現出全新的面貌，我們的社會由單一、保守走向了多元、開放，這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在政治方面，我國進入了一種從“總體性社會”向“多元社會”過渡的轉型期［1］。

在經濟方面，我國從供給型經濟轉向需求型經濟，從封閉和半封閉的經濟轉為開放型的經濟，從溫飽型經濟轉為小康型經濟［2］。

在文化方面，改革開放使我國的文化在科學技術的推動下迅速與國際接軌，文化的功能、形式、內涵、傳播等由單一走向了多元。

二、青少年的心理發展

人的一生都處于發展變化之中，但在青少年時期(處于11、12歲到17、18歲的個體)［4］，這種發展變化是暴風驟雨式的，個體的生理特征將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個體的第二性征在這一時期出現顯著的變化)，由此伴隨著明顯的心理發展。

(一)青少年心理發展的表現

青少年時期的個體心理發展主要表現為隨著生理特征的劇變，個體的思維能力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情緒情感也發生著顯著的變化。這決定著個體的社會化發展。［4］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個體的生理發展為社會化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

處于青少年時期的個體，最大的特點是生理上蓬勃發展、急劇變化。這一時期，個體的身體外形更具有自己的性別特征了，個體的體魄更加強健；內臟的機能健全了，大腦的發展已基本成熟，心臟等器官的功能加強，個體的精力更加旺盛；性的發育成熟使青少年開始意識到自己已向成熟過度，同時給個體帶來對性的好奇心和新穎感。［4］

2.認知能力的發展與社會化的發展

青少年時期個體的腦機能發展迅速，趨于成熟，大腦皮質的溝回組織已經完善，神經元完善化和復雜化，傳遞信息的神經纖維髓鞘化已完成，保證信息傳遞暢通，不相互干擾。［4］個體在大腦和神經系統上的一系列變化大大促進了個體心理的發展特別是邏輯抽象思維能力的發展。個體思維的靈活性、深刻性、獨創性、批判性在青少年時期逐步發展起來，表現為隨著年齡的增加，他們在看待事物時漸漸地由表象深入到本質，開始喜歡探究事物的本質屬性，開展系統的理性活動，能變通思維方式，能用新異獨特的思維觀點解決他們所遇到的問題，能夠比較自覺地對待自己的思維活動，能夠有意識地調節、支配、檢查自己的思維過程。思維能力的發展使個體開始用全新的眼光審視自己，開始注重自己的社會形象，逐漸由自我為中心的個體轉變為社會化的個體，開始學習調整自己的言行舉止，逐步適應社會的要求。

3.情感發展與社會化的發展

青少年時期的個體情緒情感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不穩定性，易出現極端情緒。他們時而唯我獨尊，時而又沮喪萬分。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個體對這種不斷增加的需求時而感到滿足與認可，時而又否定，使得他們的情緒出現搖擺不定的狀態。

(二)青少年心理發展的特點

青少年的心理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心理發展表現出以下的特征。

1.過渡性青少年處于一個半幼稚、半成熟的時期，獨立性與依賴性錯綜復雜的時期，充滿矛盾的時期。2.動蕩性處于青少年時期的個體思維比較敏捷，他們的情緒發展更為激烈，容易受外部環境的感染與影響，因此在行為、情緒上表現得很不穩定。3.閉鎖性青少年自我與社會的同一性仍處于發展之中，因此青少年只會向外界展示他認為的對他的社會化有利的內容，而將一些矛盾的、迷茫的心理困惑等他們認為對自己不利的心理特征隱藏起來，因此他們具有較多的心理問題，這會給他們帶來一些煩惱。4.社會性青少年的這些特征歸根到底是因為個體必須經歷由單個的人向社會的人的轉變過程，青少年發展中的危機能否得到有效的解決則是個體的自我成長與社會環境共同決定的。良好的社會環境對青少年心理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開放的社會環境對青少年心理發展的影響

(一)開放的社會環境對青少年心理發展的積極影響

1.經濟的蓬勃發展為青少年的發展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國家大力發展經濟，讓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極大的改善，經濟的快速發展促進了社會科技文化的發展，創造出大量先進的教學設備和教學儀器，這為青少年的學習創造了良好的物質條件，提供了優良的學習環境和豐富的學習資源。

2.開放的社會環境能夠促進青少年思維能力的發展

在開放的社會環境中，社會各個方面的積極因素都被調動起來，多種思想都會在社會中交匯、碰撞；信息技術迅速發展讓青少年可以便捷地了解社會的方方面面。這些豐富的信息，對思維能力正處于發展中的青少年十分有利，可以開闊他們的視野，加深他們思維的深度，拓展他們思維的廣度，讓他們在看待問題時不易盲從與偏激。

3.先進的社會文化能夠激發青少年求知欲望和發展意識

青少年時期個體的社會性需要得到發展。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探求外在事物的能力也會得到極大的發展。開放的社會環境滿足了他們的這一需求。大眾傳媒能及時地將社會發展的最新動態傳播給青少年，向青少年展現多元的文化現狀，豐富的知識、精彩的技藝能滿足青少年的求知欲，讓他們獲得發展的內在動力，提高學習的自主性。社會文化的多元發展也為這種自主的學習提供了豐富的資源。

4.多元的社會文化能夠促進青少年社會化的進程

在開放的社會環境中，社會文化信息有助于青少年全面地認識和了解社會，正確地評價社會，學習到在社會生活中應該具備的社會文化規范；有助于激發個體的社會意識，明確自己的社會責任；有助于個體正確的評價自我，幫助個體找準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不再盲目地樂觀或絕望。

開放、多元的社會能為個體提供更為優越的成長環境，能有效地促進個體的社會化發展，對個體一生的發展都將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二)開放的社會環境對青少年心理發展的不良影響

1.良莠不齊的社會信息與青少年過渡性的心理發展特點

物質生活的豐富使得青少年不再為衣食擔憂，奢華的物質生活對于青少年存在極大的吸引力，容易使他們迷戀物質生活，使他們缺乏進取心。有些格調不高或不健康的文化內容會讓青少年意志消沉，耽于享樂，不利于青少年形成良好的道德觀念與健康的人格。

2.多元的社會文化與青少年動蕩性的心理發展特點

處于青少年時期的個體心理發展呈現出動蕩性的特點，他們思維比較敏捷，對社會的看法容易極端與片面，容易受外部環境的感染與影響。在開放的社會環境中，各種價值觀、思想觀念都會通過大眾傳媒來爭奪市場，如果缺少必要的引導，相互矛盾、沖突的社會思想觀念就會給青少年帶來困惑或迷茫，容易造成認識上的混亂，這些對處于自我同一性形成時期的青少年有不良的影響。

3.虛擬的社會文化與青少年閉鎖性的心理發展特點

計算機網絡的發展為青少年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全、不用面對壓力的文化空間。在這種相對安全的文化空間里，社會被用高科技手段或多元的形式表現得唯美浪漫或黑暗恐怖。這種表現手法容易吸引逐漸將內心世界關閉起來的青少年，而沉迷于虛擬文化中的青少年會看不到真實的社會，失去對現實社會的感受力，失去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意識，缺乏應有的社會責任感，嚴重影響了他們的社會化進程，不利于健康人格的形成。

四、開放的社會環境中促進青少年心理健康發展的措施

(一)教育工作者要加強對青少年心理發展特點的認識

開放的社會環境對人們的影響是巨大的，這種環境下的青少年所面臨的問題是前人所不曾遇到的，舊有的一些經驗對青少年的成長不一定是有幫助的。青少年時期是個體一生發展中的一個轉折點，這一發展的過程擁有獨特的規律，這需要教育工作者積極開展青少年心理發展的研究工作，能夠了解青少年心理發展的規律，還需要教育者和家長積極與青少年一起了解社會環境，站在青少年的角度去看待問題、感受問題，為青少年健康成長創造良好條件。

(二)教育工作者要加強社會文化的研究工作

教育工作者要在青少年的生活中構建起抵御社會文化中負面影響的“防火墻”。這需要教育工作者積極地了解社會，對社會發展的本質規律，社會現象背后的真正原因認真地思考與探索，即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對青少年中可能出現的失范現象和經常出現的偏離行為進行預防性研究，做到未雨綢繆；社會、學校和家庭都要共同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形成一股合力，尤其是學校教育，顯得格外重要。

(三)社會文化管理機構要加強對文化傳播的管理

加強文化傳播的管理，主要是實施文化管理的監督職能、引導職能、規范職能、懲戒職能。同時要加強對社會文化的生產消費、傳播方式的研究，以及加強對社會文化傳播的倫理、道德的研究。對傳播文化中出現的偏離行為、一般性誤導行為進行合法跟蹤和監管，對違規行為進行公開的處理。推進法制化進程，就是要對信息的生產、交換、傳遞、消費進行單獨立法，即使初始階段不很周全，但可以逐漸走向成熟。歷史經驗值得借鑒，貽誤了青少年就貽誤了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

參考文獻：

［1］沈立新，吳新葉.中國政治轉型的理論研究：綜述與評價［J］.湘潭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4).

［2］李曙光．中國的經濟轉型：成乎?未成乎?［J］.經濟戰略，2003(3).

［3］何少林.當代中國文化的轉型及發展趨勢［J］.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4).

［4］林崇德.發展心理學［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62～374.

［5］續冰.網絡對青少年人格發展的影響［J］.山西師大學報，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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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空間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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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法制建設的理論依據和意義

1.環境法制建設的理論依據

(l)環境資源的公共性。環境資源屬于公共產品。不具有消費的排他勝及所有權的明確性。[3〕哈丁為我們描述公地悲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公共產品的重要特征，即:全社會每個成員都從中得到惠益。與此同時，會成員因此也要負擔其不利后果。所以，環境資源不能通過市場調節來實現資源配置。

(2)環境的負外部性。當某一個體的生產或消費決策無意識地影響到其他個體的效用或生產可能性，并且產生影響的一方又不對被影響方進行補償時便產生了所謂的外部效果，或簡稱外部性。川環境問題普遍存在負外部性，比如企業在經濟生產活動中排放大量的污染廢棄物造成的負面影響油全體社會以及生態系統共同承擔，從而波及社會公共利益。

(3)環境資源產權不明晰。環境產權理論最早由科斯在其《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提出的。他認為使環境的外部性內部化的關鍵在于如何實現在損害方和受害方之間平均分配外部性價值。[5〕由于環境資源具有極強的公共屬性特征那么環境外部性則嚴重的缺乏環境產權的不明晰。人是理性的動物因此則具體有趨利性，人們會根據成本與收益的比例來權衡一個決策的為和不為。當付出的成本大于支出，那么交易則不可能進行若支出大于成本則會進行交易俗語中也談到“賠本的買賣沒人做殺頭的生意有人干。”也是說明這個道理。所以犧牲環境資源來攫取自己的私利也就成為必然。2.加強環境法制建設的重要意義從法理學的角度分析法律具有強制性穩定性，規范性以及普遍性。構建“兩型社會”，即:環境友好型J資源節約型社會將成為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發展的一個方向通過法律手段來調解“兩型社會”中的社會關系，由強制力來保證，規范性來調整社會成員的行為。其具有比道德，會輿論等其他方式效果更明顯朧勢更突出。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環境法制是保障是建設“兩型社會”的重要一環。法制對于建設兩型社會的突出價值在于，法律可以明確的規定各個主體的權利義務主體，以此人們便會為自己的行為作出合理的預期判斷保障公民權利人和義務人在規則的空間內活動。其次法律的形成往往是各方勢力妥協的產物，當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出現尖銳的對立時法律的權威性和國家的強制力能夠平衡這個矛盾并兼顧個人和公共兩者的利益。

二、我國兩型社會文化法制建設的歷史積淀

中國的哲學世界與西方哲學理念共同構建了東西方的兩大哲學體系。如儒家倡導的“天人合一”的理念。道家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佛家提出的眾生平等的理念。中國哲學雖然分為幾大派別，但是中國主要哲學派系儒釋道確是三位一體的。尤其在主張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方面有著大密度的交叉與重合。在我國古代立法中也體現著濃厚的環境保護觀念。根據《逸周書•大聚篇“旦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三月遺不入網署，以成魚鱉之長’。《荀子•王制》記載“圣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澤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絕其長也”。西周時期的《伐崇令》規定“勿壞屋，勿填井，勿伐樹木勿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中國古代的環境保護體現在法制史上尤其鮮明反映了樸素但科學的生態文化思想法律。

三、域外以日本為例兩型社會文化法制建設的現狀與經驗

在幾十年間舊本從世界公認的“環境問題嚴重國”轉變成為“環境防治奇跡”的國家。日本是創新立法為先導法律的體系完備是其有效的進行環境治理的有效機制。二戰后環境治理問題開始，日本政府就頒布一系列環境治理的法律。在1967年舊本國會通過了第一部全國性的環保法律，即《公害對策基本法》，1970年又對此進行了適應性的調整。此外，日本的環保法律的重要部分是環境標準。日本的環境標準分為兩類第一類為保護公眾健康的標準，第二類為保護生活質量的標準。

四、我國兩型社會環境法制建設的現狀、不足及對策

(一)兩型社會環境法制建設的現狀與缺陷

我國早在1989年就頒布了環境保護的基本法《環境保護法》。其中有規定國家鼓勵環境保護科學教育事業的發展，普及環境保護科學知識。同時要求公民個人和集體單位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在專門性的法律層面先后頒了多個專門性法律。在政府方面江996年進行《全國環境宣傳教育行動綱要》[7j中規定了環境宣傳、環境教育、對外宣傳等方面的內容。為了重視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協調決策能力在《全國環境保護綱要》中要求:加強生態保護宣傳教育不斷提高全民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深入開展環境國情、國策教育分級開展生態環境保護培訓。雖然我國較早就頒布了《環境保護法》，還通過了一些專門性的法律但是在建設兩型社會法制方面的規定太過寬泛和籠統，缺乏系統性。不僅如此我國在建設兩型社會環境法制建設中，缺乏強制性的規范措施多見于“議程”和“計劃”這樣的“軟法”。與日本和俄羅斯的環境法中明確強調政府職責的制度相比，我國的兩型社會環境法制建設缺乏操作性和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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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environmentandsocio-economicdevelopmentoftherelationshipbetweenveryclose.Ontheonehand,economicandsocialenvironmentisanimportantconstraintontheotherhand,thesocio-economicdevelopmentontheenvironmentandimprovethedemandisalsoofgreatsignificance.Alongwiththeprocessofhumandevelopment,environmentaldegradationissuesarereceivingincreasingattention.Forboththecurrent,suchastheUnitedStatesandotherdevelopedcountries,stillarisingstarsuchasJapan,SouthKorea,ChinaTaiwan,aswellassomedevelopingcountries,intheprocessofdevelopmentwillhaveexperiencedtheenvironmentalproblems.Havehadtheexperienceandlessons.ThisisChina''''smodernizationprocessisaveryimportantreferencevalue.

Keywords:environment;socio-economic;developmentexperience;China

引言

環境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人類生活、作用于人類自身存在和發展過程的各種自然因素的總體系統。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人創造了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了人，人類與環境的關系，特別與自然環境的關系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提。

在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環境和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是逐步被認識的。環境問題也是逐步被認識、重視和解決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們開始辯論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并進而轉向對于環境的關注。1977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提出了“生態發展”的概念;1980年UNEP召開了人口、資源、環境和發展關系的討論會，指出這四者之間是緊密聯系、互相制和互相促進的，新的發展戰略就要處理好這四者之間的關系。1982年2月，《我們共同的未來》中明確提出了“持續發展”的概念以及實現持續發展的基本途徑。1982年5月，聯合國環境規劃理事會特別會議提出了新“環境”概念。1992年6月《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和《21世紀議程》兩個綱領性文件發表。到目前環境問題仍然是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關乎人類的進步和發展，幸福和未來。

1、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環境問題

1.1．環境問題

人和自然環境是一個復雜的對立統一整體。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就是一部自然環境發展史。自然環境創造了人，人又改變自然環境。人以其社會活動影響和改造自然環境。人類不斷地與外界環境進行、能量、信息交換，以維持其生命過程。在整個地球的生態系統中，人類社會活動是一個引起生態系統變化強有力的因素。當人類的活動與外界環境相協調時，人類的活動就可以促進人類和環境的共同優化，反之，人類的活動與外界環境不能協調時，將導致外界環境的惡化，而環境的惡化反過來影響人類的社會經濟發展。在近代大工業建立之前，環境對于人類作為一種自然界無償提供的公共產品存在著，環境問題只是在大工業發展到相當程度之后才為人們認識。

1.2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環境問題的普遍性

從大多數國家現代化過程或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發現或多或少都出現了環境問題。

19世紀80年代，美國第一次意識到自然界賦予的公共環境產品已相對稀缺。在城市中，飲用水也不能免費任意使用。1895年左右，工業廢物的排放問題被提到了議會。伴隨著美國經濟的發展，環境問題開始出現并引起人們的關注。

日本、韓國也有類似的經歷。在“開發的十年”的60年代，韓國的經濟出現了騰飛。被稱為“漢江奇跡”。但同時，以“漢江污染”為代表，韓國的環境、生態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日本于戰后50年代中期，經過經濟恢復之后，進入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長時期。1955~1973年平均增長9.8%。在發展過程中，由于偏重重化工業，這一時期的產業技術整體上具有“重、厚、長、大”和高資源能源投入的特征。巨大規模經濟加上巨大的能源資源消耗，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60年代后半期，日本已成為世界公認的公害大國。

戰后臺灣經濟的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忽視了環境保護，在經濟取得了一定的發展后，被稱為“富裕中的貧困地區”。

同樣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近年經濟也有了較快的增長，但同樣出現了環境惡化等問題。

從這些國家的發展歷程中，我們不難發現，伴隨著經濟的增長都出現了環境問題。無論是美國這樣的先發展的國家，還是日本、韓國這樣的后起之秀以及我國的臺灣地區。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在目前的初步發展中也出現了嚴重的環境問題。這不能不令我們警醒。

1.3出現環境問題的原因分析

1.3.1.由于認識不足。

由于人類缺乏對環境、資源、經濟發展等之間的關系的正確把握，認為資源環境的無限供給性，所以往往單純從社會經濟發展方面安排活動，這樣不可避免會打破人與外界環境的均衡，導致環境問題。特別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當然后起的工業國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環境問題。

1.3.2．從人類的效用偏好分析

我們可以把一切可以給人們帶來效用的物品分為環境和非環境兩類。由于人類存在邊際效用遞減，所以當環境物品非常豐富時，人們對其的邊際效用接近于零，而對其它非環境物品的邊際效用很大，所以人們往往選擇犧牲環境來生產其它的物品，直到兩者相等。而在這種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如果犧牲環境超過一定的限度，就會引起環境問題。這在所有的國家都得到了體現。

1.3.3發展過程中一些客觀限制

在發展初期，由于技術等的限制，不可避免的會造成對資源的浪費和對環境的污染。特別對于發展中國家。另外，由于人口等一些原因也會造成對環境資源的過度使用，造成環境問題，如印度等國家。

1.3.4國際經濟秩序的影響

一方面，由于國際分工問題，特別對于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只能利用環境資源的比較優勢，出口初級產品，并接受一些有污染的國外企業。以獲得發展。

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可以將一些污染較重的工業企業搬到發展中國家，這會對發展中國家的環境造成破壞。

1.3.5制度失靈

包括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市場機制可以被理解為配置資源的制度。由于現實的市場中存在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完備等問題，市場不能有效的配置資源，導致一系列的環境生態問題。政府由于不恰當的行動或缺乏行動，也會導致一系列的環境生態問題。

2、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和治理過程

2.1．對環境問題的認識過程和治理過程

在當時的開發年代，包括發達國家都未意識到環境問題的重要性，環境問題為世人所關心，主要在1972年如開聯合國環境大會之后。

美國1899~1948年期間，環境污染在美國尚未成為全局性問題，加上聯邦政府的經濟實力有限，因此，在這一時期的環境保護措施不力。管制職能主要靠地方政府行使，且側重于水資源的保護。從整體來說，各個地方的政策成效很不平衡。1948~1970年時期，1948年頒布水源污染控制法，聯邦政府開始真正介入環境保護。1970~1980年時期，環境保護政策開始取得成效。1972年頒布了凈水法。由于財政經費充足，加上美國各界對污染問題高度重視，環保手段大大強化，進一不提高了環保系統各層次措施的協調配套能力。但是，巨額環保開支成為美國財政赤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嚴厲的管制措施對整個經濟也產生了一定的副作用，引起了美國朝野的極大關注。

韓國60年代開始“漢江奇跡”,那時，工廠的煙塵被稱為“繁榮的煙塵”。人們陶醉于經濟的發展之中。在經濟增長至上主義的時代，雖然也有一部分輿論強調環境意識的重要性，但占壓倒多數的立場反倒人為經濟增長才是維護環境的先決條件。只有經濟增長國家和個人才能富裕起來，只有富裕了，才能維護環境。進入70年代，由于經濟增長一邊倒政策所產生的社會問題日益暴露，國民也開始切實感受到，經濟增長和環境，大體上處于“相抵消”（trade-off）的關系，這時環境問題得到重視，政府和民間都開始行動起來，但力度還不是很大。環境保護的社會意識到了80年代末，才開始初見成果。到了90年代，環境意識在國民之中極大高漲起來。但韓國的環境保護，總的來說仍只停留在“改良主義”的水平上。

日本和臺灣也大致經歷了相似的過程。所以我們分析，這些國家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環境問題是一個“試驗和失誤”（trialanderror）。從環境無知的階段，到環境認識的模糊階段。然后是知到行的過渡階段。最后達到環境保護的官民共同行動階段。

2.2．治理和管理手段、方式

美國環境保護的具體政策措施是多層次的。就整體而言，其特點是以立法為基礎，以行政措施為主，輔之以一定的經濟手段。主要有：1、直接的行政管制2、自愿管制3、責任賠償制4、污染稅制5、津貼制等。

日本現在強調的是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機制。首先在法律和有關政策、計劃中明確社會各部門的環境保護責任。第二，把環境考慮納入政府的政策、計劃和重在公共項目。第三，把環境保護納入企業的綜合決策。第四，日本民眾和NGO的參與及其綜合決策活動。

臺灣的對策有：1、建立自然資源保護區，保護自然環境。2、對城市與重點經濟區、工業區環境進行綜合整治。3、推行“清潔生產”。主要措施：1、建立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的正常機制。2、較大幅度地增加環保投入，積極治理污染，加快環境保護建設。3、加強以立法為中心的環境保護法制建設，完善法規，強化法治。4、依靠科技進步，發展環保產業，促進污染處理。

從這些國家治理和管理環境的手段、方式來看，都強調了政府的干預。發揮政府的調控作用。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并且，各個國家由于國情的不同，在具體的行動中不盡相同，有各個國家的特色。

3、對中國現代化過程的參考意義

3.1．必須清楚認識我國的國情，如資源稟賦，人口眾多等問題。

從上面的案例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不同的國家，其資源稟賦不同，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環境問題也不盡相同。同樣，在認識和解決環境問題的具體手段和方式上也不同，這就要求我們清楚認識我國的國情，選擇適合我們的發展道路，采用適合我們國情的環境策略，處理好我國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

3.2.采取適合于我國國情和地位的政策

我國仍是發展中國家，發展是大問題。我們應當結合國情和發展階段，將環境問題放在發展的進程中加以解決。綜合處理環境和發展的關系。

3.3.注意制度設計

制度設計即包括有效的利用市場機制又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在利用市場機制方面可以參考新制度學派的產權管理方式。在目前應注意發揮政府的作用。一方面，加強立法和執法。用行政管制手段，通過國家權力強制執行，以禁止、限制或要求經濟主體的特定行為。如最低技術標準、排污限額或指標。另一方面，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手段，主要通過創造一定的刺激方式，將資源環境的成本納入各經濟主體的經濟分析和決策過程，從而間接地改變經濟主體的行為。如排污收費、污染稅、生態環境補償稅、財政補貼、排污權交易等等。

3.4.建立環境與發展的綜合決策機制

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也即在決策過程中對環境、經濟和社會發展進行統籌兼顧，綜合平衡，科學決策。從決策開始就要在環境、經濟、社會之間尋找最佳結合點，這樣才能使三者協調發展，實現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環境改善。

3.5.政府和民眾一起行動。根本在于人們的效用偏好，人們真正認識和感受到環境對自己的效用的影響。

3.6．正確認識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發展的關系。樹立大系統觀，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這些國家的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環境問題中，我們應該吸取經驗教訓。那就是正確認識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發展的關系。樹立大系統觀，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在發展目標上，追求單一的經濟近期高速增長逐漸轉換成追求近期與長遠相統一、經濟與資源、環境、人口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在發展路徑上，主要依靠拼資源、上規模擴大生產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轉換成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在發展內容上，應該注意節約能源、保護環境、提高效益。

參考文獻：

Pearce,D.W.andWarford,J.J.,Worldwithoutend:economicsenvironment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

JapanEnvironmentAgency.NationalActionPlanForAgenda21.

OECDPlanning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CountryExperience.Paris,1995

UNCED.TheGlobalPartnershipfor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AGuidetoAgenda21.Geneva,1992

Bartelmus,PeterEnvironment,GrowthandDevelopment:TheConceptandStrategiesofSustainabilit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4

Carew-Reid,Jeremy(etal).StrategiesforNationalSustainableDevelopment:AHandbookfortheirPlanningandImplementation.TheWorldConservationUnion,1994

王金南，《環境經濟學》，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

夏光等，《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0

劉思華，《可持續發展經濟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金炯國，《經濟發展過程和環境問題：現代韓國的經驗》，《當代韓國》第4期,1994，

張俐萍，《美國的環境保護政策及其對經濟的影響》，《外國經濟與管理》第10期,1994，

張茂法，《論臺灣環境與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1995

陳萍，《臺灣經濟成長背后的環境代價臺灣經濟》，《海峽科技與產業》第4期,2000

胡國杰等，《保護生態環境促進經濟持續發展》，《經濟師》第10期，2002

楊慶發，《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世界經濟》，第9期，1994

馮薇，《環境問題的經濟分析及其局限性》，《中央財經大學學報》第1期，2002

許云霄等，《經濟增長與環境協調發展的關系及政策建議》，《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第2期,2002

何全先，《論環境問題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商業研究》，第6期，2002

魏一鳴等，《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多目標集成模型》，《系統工程與電子技術》第8期,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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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數據來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數據及相關計算主要來自《山東統計年鑒2013》［24］，部分數據來自相關年份《中國統計年鑒》.

2研究方法

2.1數據處理與指標權重賦值

2.1.1數據處理由于評價指標體系選取的指標較多，為了消除指標間量綱的差異，使數據之間具有可比性，需先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數據無量綱化通常采用極差標準化處理，用于計算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中不同指標的功效系數。

2.1.2指標權重的賦值不同指標在評價系統中的重要性不同，當前學術界對指標權重賦值采用的方法眾多，主要分為主觀賦權法和客觀賦權法.由于每種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別求出指標權重后，再將兩種方法所得權重進行綜合處理，結果即為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各指標權重。

2.2協調發展度模型

根據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狀況，借鑒相關協調發展研究［3］的基礎上，從耦合協調發展定義出發，建立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模型。協調度只是反映f﹙x﹚與g﹙y﹚兩個子系統有序發展關聯性和互動耦合作用，并未體現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整體“功效”和“協同”效應.為此，在協調度的基礎上引入協調發展模型，以進一步反映區域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整體協調綜合發展程度。通過﹙4﹚、﹙5﹚兩式，測算了山東省2003年以來10a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綜合效益、綜合評價指數、協調度及協調發展度，協調發展度類型劃分標準見文獻［28］.

2.3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預測

預測是進行決策與調控的基礎，現有的預測方法主要有回歸分析法、時間序列法等，這些方法難以適應系統復雜、數據量少的問題.灰色系統GM﹙1，1﹚模型不僅預測精度高，也能在數據有限、系統復雜的情況下有很好的預測效果［29］.為了深入探究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在未來發展趨勢及演變情況，在協調發展度結果的基礎上，通過GM﹙1，1﹚模型對其未來協調發展度進行預測.

2.3.1協調發展度預測根據GM﹙1，1﹚預測模型，得出社會經濟預測模型為。

2.3.2預測精度檢驗為了檢驗模型預測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據式﹙6﹚、﹙7﹚得到2003−2012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預測值﹙見表4﹚，并將預測值進行殘差檢驗和后驗差檢驗［30］，結果均滿足預測模型精度要求.根據表4預測值，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誤差都較小，平均相對誤差分別為0.96%、2.19%.故在未來經濟波動幅度不大的情況下，本文所建GM﹙1，1﹚預測模型可以用來進行預測.

3結果與分析

3.1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效益時序變化分析從圖1可以看出，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總體上呈現出明顯的上升的趨勢.從時序發展速度來看，社會經濟效益指數發展變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緩之外，其他時間段均為均勻快速上升增長.與社會經濟相比，生態環境則呈波浪形緩慢曲折發展.生態環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發展較快外，其他時間段平緩發展，且慢于社會經濟.從效益指數值來看，生態環境效益初始值較高，但發展緩慢，且在2003−2006年為負增長，因而10a內變化量不大，社會經濟效益初始值雖較低，但發展速度快，效益指數與生態環境差距不斷縮小，自2010年超過環境效益后一直處于快速增長狀態.從效益指數變化幅度來看，社會經濟效益變化幅度大，平均年變化率為8.89%，生態環境變化幅度小，年均變化率僅為0.75%.這一方面說明經濟發展在生態經濟系統中占主導地位，另一方面也體現出環境對生態經濟系統發展的制約作用.山東省是環渤海地區的經濟大戶，也是受渤海跨海通道建設影響最明顯的地區之一.因此，在快速發展經濟的同時，山東省要積極做好環境保護工作，努力實現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雙向促進和良性循環協調發展.

3.2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分析圖2為協調發展時序動態，從協調發展類型來看，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處于0.660~0.852之間，即從初級協調發展階段向良好協調發展階段轉變，說明山東省當前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狀況良好.根據協調發展度類型劃標準，協調發展度可以明顯分為3個階段：2003−2004年為初級協調發展階段，2005−2009年為中等協調發展階段，2010年后開始轉入良好協調發展階段.在初級協調發展階段中，經濟發展一直滯后于生態環境，屬于初級協調發展類經濟滯后型，說明此階段山東省生態環境發展狀況較好.在中等協調發展階段，雖然經濟發展仍一直滯后于生態環境，但由于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二者之間的距離不斷縮小，到2009年時，生態經濟轉變為經濟環境同步發展型，反映了此階段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相互協調，比例配合得當.在良好協調發展階段，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距離繼續縮小，協調度不斷提高，并在2010達到協調度最高點之后由于社會經濟繼續快速發展，生態環境開始滯后，生態經濟在2012年開始轉變為良好協調發展環境滯后型協調發展類型.在圖2中，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綜合評價指數和協調發展均呈平穩發展態勢，反映了各指數內在的互動關系和相互約束作用.生態經濟協調度一直處于較高水平，而綜合評價指數則相對較低，表征了在測度時間段內，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兩個子系統雖是協調有序、相互影響，但由于各子系統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統整體功能增強，因而協調發展度未能達到較高水平.在此階段，協調發展的制約因素主要是綜合評價指數，反映了在一定時期內，生態經濟系統協調發展的主導方向是不斷加強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相互影響、協同共生、促進物質交換頻度的同時，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強系統整體功能.

3.3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預測結果根據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預測模型，通過式﹙4﹚、﹙5﹚計算得到2013−2030年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和協調發展度發展狀況，其發展趨勢見圖3.按照現狀預測，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和協調發展度發展趨勢將總體上處于先上升后下降狀態.在協調度中，協調度曲線自2010年達到最高點之后逐漸持續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于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滯后，使得原本處于協調一致狀態的兩個子系統數量上比例失調，結構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進和協同一致的交換匹配，導致二者之間的演化趨勢背離系統整體的良性互動，從而引發對生態經濟系統的負反饋調節和約束作用，促使其協調度不斷下降.協調發展度曲線初期由于系統綜合評價指數的提高而在發展初期不斷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達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態系統協調度不斷下降的制約和瓶頸作用，使得協調發展度在達到最大值之后開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趨勢.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進生態經濟系統的協調發展不僅要體現系統總體功效的協調，也要達到系統內部結構的和諧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自2003年10a以來協調發展變化作出的預測，是在渤海跨海通道“零替代方案”下得到的結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設勢必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山東省生態經濟的協調性，特別是對生態環境的負向影響.因而，這種只重視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以環境保護發展滯后為代價的發展模式，是難以維持區域的生態環境協調可持續，必須在當前及未來的發展中引起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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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設計

人是環境的人，環境是人的環境，形式是人和環境所需要的形式。人和環境的交互作用主宰了設計的全過程，這就是建筑設計。長久以來一直困惑大家一個問題就是人和環境之間的關系究竟是怎樣的，到底是人主宰環境還是環境影響了人?其實人在空間之中，人和環境的交互作用表現為刺激和效應，效應必須滿足人的需要。需要反映為人在刺激后的心理活動的外在表現和活動空間狀態的推移，也就是人的行為。這二者之間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相互制約的。建筑設計是解決室內空間的使用、美觀的要求，同時在外部形體上，具有一定特性風格的前提下與周圍環境、城市文脈及城市控制性規劃相協調的結果。一個全新的觀念進入了建筑師的思想和他的人民生活之中。此后，建筑逐漸成為空間的，被認為是一連串相互聯系的空間。而何以為空間呢?空間的概念到底是什么?著名建筑學者馮紀忠教授在講課中提出過———建筑是空間，并生動的拿茶壺作比較，壺身是大空間，壺嘴是小空間。空間一詞用于建筑是近百年的事情，后來對城市進行設計，空間便移植入城市中，成為城市空間……一直以來，建筑物被西方人看作實體，被看作塑造的主體，建筑師們如同雕塑雕像一樣極力刻畫著建筑物本身。上世紀末，建筑界發生了一場革命，人們看見了原先看不見的“空間”，建筑師們先前的理念殿堂轟然倒塌了，似乎一切都“黑白顛倒”過來。中國人一直以來就不曾把建筑單體當作主體來刻畫。中國建筑工匠的注意力一直在建筑群體上，李允銖曾在《華夏意匠》中講到：“中國的建筑是在平面上展開的”，中國建筑工匠考慮的是建筑與建筑之間的“院落”。中國古代建筑，以“院”為中心組織單座建筑，“院”被稱為一個基本的組織單元，若干院落組成建筑群，所謂“無院不成群”，而院與院的空間感受是絕不相同的，從而產生了豐富多彩的建筑空間效果。西方建筑師則更多的注重了建筑物單體本身，很大精力花在建筑單體的形體塑造上。因此，西方建筑的形體要比中國古代建筑形體復雜得多。另一方面，在城市空間設計上，中國是城市較早的，中國很早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筑與建筑之間上了。西方建筑師這樣教授我們什么是空間：這是一種圖底關系。把房子當作實體，周圍環境作底，我們只看得見房子；如果把房子當作底，房子周圍的形狀就出現了，這便是空間。

二、生態環境藝術

建筑設計中除了建筑本身優美動人的造型外，其配套設施也是衡量生態環境的重要指標，城市綠地系統是城市中唯一有生命的基礎設施，在保持城市生態平衡、改善城市面貌方面，具有其他設施不可替代的功效。是我們創造生態環境的一個必不可少的依托條件。只有搞好城市綠化，創造優美、清新、健康、舒適的人居環境才能更好的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目前全球環保人士呼吁保護好我們的家園，地球是我們唯一家。作為設計師尤其是建筑設計師，營造良好的生存環境，創造宜人的生活空間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職責。

三、建筑設計與環境藝術的關系

建筑僅僅是環境的一個部分，建筑美從整體上說是服從于周圍環境的。“建筑”作為穩定的不可移動的具體形象，總是要借助于周圍環境恰當而和諧的布局才能獲得完美的造型表現。綠色植物的季節性變化和易修剪的特點使其在營造建筑外部空間環境中成為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獨特的地域景觀建筑的外部空間環境不僅同建筑形象有關，而且同建筑室外綠化景觀密切相關，空間環境的特定性是建筑不同于其他藝術門類的重要特征。生長環境和民族文化喜好的不同使各地域的自然植物景觀呈現出巨大的差異，而建筑與周圍自然環境的結合，不僅反映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而且造就了豐富多彩的地域景觀。雖然現代資訊共享帶來人們生活方式、審美取向的日漸趨同，使建筑風格的同化現象不可避免，但迥異的建筑室內外綠化景觀卻為城市面貌帶來迥然不同的人文視覺景觀，這種不易消融的特點使其成為一幢建筑或一座城市最不易磨滅的印記。從城市區域規劃出發設想建筑與大環境的結合：建筑的整體輪廓上，與周圍的現有建筑呼應，立面上虛實對比、色彩處理與環境格調相協調，流線上，符合環境的肌理；從人的感覺出發想象建筑局部小環境的處理：通過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塑造空間，“環境是指與人類密切相關的、影響人類生活和生產活動的各種自然(包括人工干預下形成的第二自然)力量(物質和能量)或作用的總和。”環境問題是一個復合而復雜的問題，環境問題的可變性也就決定了“環境問題實質是發展問題”認為自然界“是我們人類即自然界的產物本身賴以生存的基礎”人的存在和生命的延續都依賴于自然界所饋贈的給養；同時，自然界也只有被納入到人的生活軌跡中，才能成為人的現實生活要素。人類的建筑活動作為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種創造性勞動，毫無疑問具有明顯的實用功利目的，但同時又必須兼具審美意識和精神情趣。而地面綠色植物系統作為功能最復雜、結構最龐大的生態系統之一。一直同建筑有著最為廣泛的聯系。

四、節能生態型建筑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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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高校教育并沒有對學生進行人生指導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缺乏指導學生在面臨挑戰時，怎樣才能占據主導地位的方法；缺乏教育學生在遭遇逆境時，怎樣才能找克服困難，從逆境想出的辦法；缺乏教育學生在人際交往中，該如何提升自己的魅力指數，擁有更廣的人脈；缺乏教育學生在工作學習中，怎樣才能充分發揮能力和潛力，取得驕人的成就的人生指導課程。

2、教學內容和方法與社會脫軌

我國著名教育家葉圣陶先生曾經說過：“教師之為教，不在全盤授與，而在相機誘導。”“所謂教師的主導作用，蓋在善于引導啟迪，使學生自奮其力，自致其知。非謂教師滔滔講說，學生默默聆受。由此得知教師的教學任務不僅僅是照本宣科，可是現如今大學的課堂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老師在上面講，學生被動的接受，很多老師的教學就是把課本的知識講完了，就完成了教學任務，而并不注重課本與社會的結合，導致課堂枯燥、乏味。課本知識的老舊，也導致了學生對于課堂內容失去興趣，有時候讓上課成為了一種例行公事。筆者認為作為一名大學老師，教書育人是根本，老師在進行課程規劃和講解的時候應該有意識的與社會相連接。大學教育不同于普通基礎教育，它更加的系統、豐富、全面。老師在教學的時候應該將“學”與“實踐”有機的結合到一起，解決教育脫節的問題。

3、教師教學任務繁重，無暇東顧

作為大學教師每年都要完成所謂的“科研成果”，要寫論文、出書來完成任務，否則就可能降職。現今大學老師需要準備論文來評職稱，要準備科研實驗，保證職位。本科教師壓力大，主要原因在于受、科研成果、職稱評定的相關制度束縛，學校老師壓力大，工作量大，對于功課準備的時間自然會少，這也是造成教師課堂質量不高的原因。

4、學校拼湊專業的現象明顯

我國教育部于2001年頒布了《關于做好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學科專業結構調整工作的若干原則意見》，明確提出高等學院可以在國家提供的招生就業信息服務和宏觀調控制度的基礎上，擴大學科專業設置的自。這樣一來，許多學校的管理人員看什么專業熱門好找工作，就趕快“上馬”一個專業，拼湊一些“課程”出來應付門面。但是這種拼湊專業的現象，嚴重導致了學生就業難及教學失衡的現象。專業設置存在不合理現象，并沒有考慮到社會的需求以及學生的長久發展。

5、學生選擇專業為就業，專業學習目的性差

學生對于專業學習的目的性差，對所學專業不了解，不知道這個專業的社會發展方向和主流是什么，也不明白這個專業培養的目的是什么樣的人才要求，不知道該怎樣進行大學的學習，更不知道前面的路在哪里。很多學生選擇專業只是為了就業的方便而“選擇專業”，但是當他們真正想去定位自己的時候，就反而陷入了“專業思維”而不能自拔。多數人只是為了一份工作而讀一個熱門的專業，卻忘了去關注自己的興趣、愛好，甚至綜合能力的培養和理想的思考。這就是我國許多大學生所面對的困難。

二、解決對策

1、開辦大學生人生指導課程，培養專業師資力量

人才的培養，不能僅僅是對專業課的教育，還應注重對學生人生的指導。開辦大學生人生指導課程，可以有效的培養學生優良的性格，幫助學生樹立自信，敢于直面困難不退縮；學會掌控自己的情緒，培養學生積極的精神；盡可能的挖掘學生的潛能，教育學生上進的心態；最重要的是教育學生熱情的面對生活；在面對未來的工作的時候要全力以赴，發揮自身優勢。大學人生指導課程的重要性不比專業課程差。開辦大學人生指導課程，要建立專業的師資力量，培養專門人才，加強對學生進行人生指導課的教學。對于大學人生指導老師的培養，可以學習國外發達國家的方法，建立專業的人生指導部，定期對老師進行培訓，發揮自身的最大作用。

2、提高老師教學質量，定期審查教學計劃

提高教學質量，是保證學生課堂學習的重要手段之一。老師應該采用多種教學形式、教學方法，與學生進行互動教學，拒絕填鴨式教學。作為高校教師，應該科學合理的安排教學內容，對于每一節課的課程安排應該合理，保證教學知識的難易適度，將知識點盡可能多的總結歸納出來，幫助學生理解。對于不好理解的內容應該進行重點講解，不但要教會學生對于這一知識點的理解，還要交給他正確的學習方法，能夠達到舉一反三。鼓勵學生參與到整個教學過程中來，通過親身經歷，學習知識，并且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學校還應該加強定期審查制度，讓學生親自參與到其中，考察任課教師的教學質量，提出問題，找出解決問題的措施。

3、改革教師評審制度

據有關調查顯示，我國八成的高校教師壓力過大。作為老師，不但每天要準備課堂講課內容，還要寫論文、評職稱、做課題研究，各種審核制度，讓高校老師不堪重負。對于高校教師的評審，不能只停留在論文的寫作質量和課題研究的成果上，更應該關注教師的教學質量。教學質量高，學生評價高，應該列入考核中。除此之外對于老師研究的課題，不應該只注重數量，還應該注重質量，講求創新性。同時教師的考核機制也應該與教師的個人人格魅力掛鉤，不能僅僅停留在課堂教學上。除了有合理的教師職稱評審制度外，我們更要為教師提供足夠自由的研究空間，真正實行學術自治。對于大學老師而言，他們的學術研究應該是興趣驅動，而非任務驅動。在這種自由的學術研究氛圍中，可能會出現個別沒有成果的“懶漢”，也可能最后產出的“學術成果”數量沒有以前多。但是在這種氛圍下，出現的學術精品肯定會比現在多，對學術以及社會發展的貢獻肯定也會比現在大，教育和學術的聲譽也會逐步恢復。

4、杜絕大學隨意添加專業現象

每年高校，向外輸出的大學生逐年增長，這不可避免產生學生的就業問題。近幾年來社會上傳出“大學畢業不如農民工，農民工就業方便，大學生就業難”的議論。有關信息揭示，2014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速7.4%；1-8月份，全國新增就業人口970萬人，占全年目標的97%，經濟增速與就業增長背離。城鎮調查失業率呈下降趨勢，其中今年3、4、5月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分別為5.17%、5.15%、5.07%。因此規范大學專業設置對于解決學生就業難現象也是一個有效的措施。學校在設置專業的時候應該充分考慮專業的實用性、針對性和就業率。首先應該考慮學生的實際情況，學校的專業設置，要充分考慮學生的就業。在課程的安排上，學校應該多從學生的角度出發，根據學生愛好，放寬專業的限制，重視學生對于專業的選擇，從而培養全面發展人才。其次，學校設立專業也是為了給社會輸送人才的需要。學校應該根據社會的需求定期對專業和課程進行調整，增加課程的靈活性，避免專業設置不合理現象，根據國家的相關政策，協調市場，以避免學生就業難的現象。最后就是專業的設置應該有長遠性。高等學校的學科專業設置要靈敏地反映著社會各產業的部門結構和行業結構的變化及隨之出現的人才需求變化,但又不能盲目的取媚市場,必須要有前瞻性。作為現代高校，應該有意識的培養人才，能夠準確科學的對未來人才市場進行預測，適應未來社會對人才的需求。

5、加強專業選擇教育，提高專業目的性

許多學生在選擇專業的時候都會有些許的困惑，作為高校的一名教師，筆者曾經聽到許多學生說過對于現在的專業并不是特別喜歡，也不了解進入社會后能做什么。相信這些困惑很多老師都會聽到過。很多學生對于自己所選擇的專業并不是特別了解，有的干脆就是為了就業。作為老師應該有效的對學生在選擇專業的時候進行引導，解決其困惑。幫助學生根據自己的愛好、特長以及自身情況去選擇專業，帶著興趣去學習，往往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篇（9）

當我們盡享高科技、現代化帶給我們的“豐碩果實”時，全球性環境危機卻為我們拉響了一次又一次的警報，雖然擁有了龐大的環境法律法規體系，雖然進行了一次又一次聲勢浩大的執法檢查，但環境狀況依然每況俱下。此時，熱愛環境的人們不得不痛苦地思索：問題的癥結究竟在哪里？我們層層褪下環境問題的“外衣”后，倫理道德觀橫亙在面前。我終于明白，正確的環境倫理道德觀的缺失乃是造成環境危機的“元兇”！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荀況

一、環境法在現實中遇到的問題

作為一個新興的部門法，環境法在現實中陷入了困境。究其原因就在于缺乏環境倫理道德的內部支持。

近年來，對環境立法給予了高度重視，同時環境法也具備了相當規模，但環境狀況仍然不斷惡化。執法不力的確是一個核心問題，為此學術界和執法部門高度關注。執法部門實施了各種各樣的執法大檢查；環境法學界則從各方面分析執法不利的原因并謀求對策。其原因大多歸結為：體制問題①、公共參與和輿論監督的薄弱②、觀念問題③、發展的壓力④、執法成本高昂⑤等。這些分析不無道理，并且大家都指出，中國公眾的環境保護意識太差。

但據有關的環境意識調查表明，中國公眾其實對環境狀況的嚴重性十分清楚，但長期以來我們所宣傳的，將人和自然對立起來的，敢于“戰天斗地”的勇氣和“人定勝天”的信心使得人們在真正遇到具體問題的時候，對抗性思維總是首先浮現出來，對自然工具化的態度首先表現出來，因而最終的行動會體現為“言行不一”。直接將中國公眾的環境意識定位于薄弱未免過于簡單。其實在薄弱的環保意識背面隱藏著環境倫理道德的缺位。因為對待自然的“言行不一”恰恰暴露了人們真正的價值判斷并不站在環境一方。那么，讓執法者如何去對抗深植于人們思想觀念中的價值標準呢？何況，就連執法人員本身也難以擺脫舊有的思維模式。

目前，我國的政府部門和新聞媒體加大了有關環境保護的宣傳力度，各種形式的公益廣充斥著人們的視線。但標語和輿論宣傳只能淺層次的改變人們對環境問題的看法，例如糾正了曾一度存在于國人心中的“地大物博”的錯誤認識，但卻無法深入到人們的倫理觀念中，進而在生活、消費層面上展開。

因此，沒有倫理支持的環境法，在執法中遇到困難也就不難理解了。環境法的困境歸根結底在于缺乏環境倫理道德的堅實支撐。

二、環境倫理的發展演變

倫理學的善惡觀是法律價值的基本來源之一。傳統倫理學均以人際關系為本位，即善惡只相對于人與人的關系而言，從而使法律的價值判斷成份里缺少了自然界里的其他有生命物質。

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始終將自然觀、認識論、人生觀和倫理觀融為一體。與西方倫理觀相比較，中國古代哲學（倫理學）具有濃厚的自然和環境色彩，例如“天人相應”、“天人合一”、“天人和諧”等儒家和道家思想都蘊涵著濃厚的生態倫理觀（環境倫理觀）。《易經》還強調了“萬物含生”的生態科學思想。如：儒家思想認為：萬物相育而不相害。道家思想則認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還有荀況的“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觀點等。

與此相反，在西方過去2000年的哲學（倫理學）理論中，幾乎沒有像中國古代哲學那樣的環境思想。從柏拉圖開始，強調的是人性的提升，強調人是萬物的中心，認為世界上一切其他生物都是為人類的利益而存在的，因而較忽視人以外的客觀生存環境。到近現代兩次工業革命推動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更使西方世界產生了征服萬物和自然的雄心，以至于環境問題接踵而來，甚至威脅到了我們的生存。直至20世紀初，西方倫理學家們才開始關注人與環境的關系。

現代環境倫理學那什認為，現代倫理學的發展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首先人類的倫理思想是從創世紀的人類對植物和動物保有的支配權開始的，然后經過人類思想發展的歷史過程，到現在形成了所有生物（人、動物、植物、無生命物）之間都具有平等性的環境倫理思想。在環境倫理思想的發展過程中，涌現出許多種類的學說。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

（一）人類中心主義假設

一般認為，西方環境倫理學的先驅者是曾任教于美國密歇根大學，后赴德國的艾龐茲。他在1894年發表了題為《人類與獸類的倫理關系》的論文，從心理學，倫理學的角度論述了“人類中心主義假說”，并對《創世紀》記述的人類征服地球的行為予以了批判。

（二）敬畏生命觀

提倡敬畏生命的倫理道德觀的人是法國人阿爾貝特？史懷哲博士。他說“只涉及人對人關系的倫理學是不完整的”，不具有充分的倫理功能，“但是敬畏生命的倫理學則能實現這一切”。史懷哲認為，倫理的本質應當是敬畏生命。他對于只涉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傳統倫理學表示批判。他說“實際上，倫理和人對所存在與他的范圍之內的生命的行為有關。只有當人認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時候，他才是倫理的”。⑥1923年，他在著作《文化和倫理》中，具體闡述了他所倡導的敬畏生命觀。他是西方首位提出將倫理學的概念及其范圍擴大到人以外所有生物的哲學家。

（三）土地倫理觀

20世紀40年代，被美國人稱為“環境倫理學之父”的A？利奧波德，提出了土地倫理思想。他指出，個人是一個由各種互相影響的部分所組成的共同體的成員，土地倫理觀就是把這個共同體的界限擴大到土壤、水、植物和動物。土地倫理觀是要把人類在這個共同體中從征服者的面目變成為這個共同體中平等的一員和公民。它暗含著對每個組成成員的尊敬，也包含了對共同體本身的尊敬。

（四）生態利益中心主義

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地球環境和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一些科學家在研究探索中逐漸發現，導致環境問題的思想根源在于人類長期與自然作斗爭的生活實踐中順理成章產生的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觀念，它引導著人類形成了“以人類利益為本位”的倫理道德觀。

西方哲學家們逐漸發現，傳統的東方自然哲學觀中存在著合乎自然發展規律的深刻思想。如“天人合一”思想等，提出應在此基礎上將其發揚光大。

因此，西方環境學家們便以東方的自然哲學思想和史懷哲、利奧波德的倫理思想作為理論基礎，以現代科學技術為依據，對人本主義的哲學觀予以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新的以確立環境和自然固有的價值和權利的環境倫理理論。主要包括：挪威學者A？乃斯的“深層生態學”；澳大利亞人丁？帕斯摩爾提出的“對自然的人類責任論”；澳大利亞學者辛加的“動物權利論”以及美國學者泰勒提出的“生命中心主義的自然觀”等。

這些理論向統治西方上千年的傳統的“人本主義”哲學觀提出了新的挑戰，直接動搖著傳統部門法的法理學基礎，也為我們研究環境法的倫理道德基礎拓展了思路。

三、研究環境倫理道德的法律意義

有的學者給出了環境倫理學的定義，“研究環境道德的倫理就稱為環境倫理學”。

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社會存在即包括人類社會也包括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的自然界。一個理性的社會必須是重視道德的社會，現代法制的發展趨勢是道德和法律的相互滲透和協同。

當經歷了諸如酸雨、臭氧層破壞、溫室效應、全球氣候異常等全球性環境危機和各類環境污染事故后，人類越來越清楚的認識到：一個真正健康、穩定和充滿活力的社會，必須建立在符合環境道德的倫理基礎之上。環境倫理道德不僅是精神財富的寶庫，而且是物質財富的源泉。環境危機的教訓說明，一個缺乏環境倫理道德的內部支撐的社會，在物欲橫流的刺激下出現的繁榮是不能持久的，而且人們也將為這種泡沫般的繁榮付出慘重代價。重新理順環境道德與環境法治的關系，才能促進社會的健康發展。

作為環境倫理學的研究對象，環境道德是包括當代環境問題、資源危機和環境保護運動在內的社會經濟狀況和活動的產物。它與環境法之間的關系十分密切。二者相互依靠，互為補充，互相影響，互相促進。道德規范和法律規范都是人類社會的行為規范。法律規范主要表現為國家強制力，道德規范則主要存在于人們的思想意識和習慣之中。在一個講究民主和法制的現代社會，為了保護和管理環境資源，應將環境道德和環境法律、環境民主結合起來，既不能只靠道德本身來保護和管理環境，也不能妄想只靠法律就足以使法律順利實施。只有將二者相結合才能相得益彰。正如古人云“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良好有效的環境道德規范應有法律的保障和維護，基本的環境法律權利也應有道德力量來支持。環境法是環境管理的法律依據，是保護和改善環境，防治環境污染和破壞的法律武器。健全環境法律體系，加強環境執法，實行環境法治，是發展環境保護事業的法律保障。而環境道德則是保護和改善環境，實行環境法治的倫理基礎，它積極為環境法做輿論辯護，并通過良好的環境道德風氣和輿論推動環境立法、守法和執法。

因此，不講環境道德，缺乏倫理基礎是造成環境法治觀念薄弱的一個重要原因。形成社會性的環境道德風氣，是加強環境法治的有效途徑。

環境道德作為有別于傳統道德的新興道德，對人類社會而言是姍姍來遲的。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人們并未將對環境資源的污染和破壞視為道德問題，倫理學的研究對象也僅限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稱為“人倫”。直到環境危機日益嚴重時，才開始有學者提出將倫理觀念的中心從人類社會擴展到整個自然界或生態系統。各國學者對環境問題的產生所形成的共識是：“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人類也不是自然界的中心”。⑦他們呼吁要放棄人類統治自然的哲學，建立尊重自然、保護環境、講究道德的哲學，主張將人類從“大自然的主宰”歸位到“自然家庭中普通的一員”，提出既要遵守人與人之間的道德也要遵守人與其他生物之間的道德。

1991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向全人類發出了“創立新的地球道德”的倡議：“現在世界大家庭面臨著我們在環境問題上造成的后果給我們共同的安全造成的危險，要大于傳統的相互之間的軍事沖突帶來的危險。道德倫理和精神方面的價值是人民和國家產生動力的最終基礎，我們應當加以利用，并表現在創立新的‘地球道德’上，從而激勵人民共同加入包括南方、北方、東方和西方在內的新的全球伙伴關系，確保地球一體化，使之成為這一代和后代子孫的安全、平等和溫馨的家園。”⑧

環境法律秩序的建立和維護有賴于環境道德的協同，以及環境價值觀的一致。我們應牢記只有一個地球，在環境問題的面前，全人類的命運是同一的，任何人都不能抱有僥幸心理，應樹立全球利益同一性的環境價值標準。環境道德的樹立和全面推廣是人類生存方式走向全新境界的標志，環境道德將成為21世紀人類道德觀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四、樹立新型環境倫理道德觀-人與自然、社會雙重和諧

面對即將降臨的“災難性的毀滅”，人類在反省過去的同時，更要積極行動起來，構建一種新型的、符合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環境倫理道德觀，以此作為環境法的內部堅實支撐，既要實現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又不對自然的生存發展狀態構成威脅。

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正式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模式。其中“可持續發展”是這樣表述的，“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客觀的講，可持續發展模式是迄今為止相對最為科學合理的發展模式了。它強調代際公平與代內公平。但同時筆者又不得不遺憾地指出，這個定義的“代際”、“代內”，所強調的價值觀仍是相對于人類而言的，并未體現出人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價值的重視。因此，可以看出，20世紀80年代末期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理論”在當時是最為先進的理論模式，但其仍未跳出“人類利益中心論”這一傳統倫理道德觀的束縛。今天，我們已經邁入21世紀的大門，應當擺脫陳舊觀念，樹立符合新世紀發展需求的環境倫理道德觀，拋棄不科學的“人本主義”思想，主張人與自然，社會的和諧共處、平等發展。

中國古代，孔子曾提出“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的思想。他認為，通過規范自己的行為和思想，就可以實現人類社會的和諧。在《圣經》中也記載了“上帝喜歡他的創造”，“人類統治地球并不意味著地球屬于人類”的思想，認為自然是和諧、完美的。大自然是造物主的杰作，是和諧的典范。但大多數人卻并不珍惜。人類迄今的發展，都是同自然對立式的破壞性的發展，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社會也是充滿矛盾的對立的社會，這種機制就使人們破壞著大自然原有的和諧與協調。過去傳統的部門法林立、法律之間沖突的狀態就是人類社會發展不和諧的表現，是人類單純追求經濟效益和片面地以物質生活取代一切的結果。

人類走到今天，人與自然的對立已經接近極限。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別無選擇，只能實現從對立到和諧的重大轉折，實現人與自然、社會雙重和諧的發展機制。超級秘書網

筆者認為，我們倡導的“人與自然、社會和諧共處”的環境倫理道德觀與傳統的倫理道德觀的主要區別在于：其既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又調整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既從人的利益出發，又從非人生命體的利益出發；既為了人類，又為了環境和大自然；既承認價值需要人去評價，又承認自然或環境的內在價值；既主張人的權利，又主張自然或非人生命體的權利。而且應當明確的是，這種新型的環境倫理道德觀并沒有反對人的主導地位和正當利益。

五、結語

瞄準和諧發展的理想目標，建立新的環境倫理道德基礎，自覺建立雙重和諧的發展機制，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重大任務。環境法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力手段，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也稱為環境法追求的終極目標。環境法作為整個法律制度的一部分，由于其“特殊使命”而擔當重任。我們廣大法律工作者應當從環境法著手，對傳統法律系統重構，在新的環境倫理道德觀的基礎上，建立起人類社會和諧發展的藍圖，進而完成整個法律系統的協調，建立適應21世紀發展需要的生態化法律體制。

注釋：

①明：《環境保護執法的體制障礙及消除對策》，載《中國環境管理》1996.2。

②林波：《論環境管理的公眾參與和輿論監督》，載《中國環境管理》1997.6。

③李耘、范榮華：《論環境管理的公眾參與和輿論監督》，載《中國環境管理》1997.6。

④范少鷹：《政府行為中環境工作弱化的原因分析》，載《中國環境管理》1997.7。

⑤明：《環境執法不力的經濟學思考》，載《環境導報》1996.4。

⑥阿爾貝特·史懷哲著、陳澤環譯《敬畏生命》，上海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8—12頁。

⑦《世界環境》1995年4期16頁。

⑧曲格平：《創立新的地球道德》，載《中國環境報》1996.3.16。

[參考書目]

⒈高利紅：《環境資源法的倫理基礎》，載《環境資源法論叢》第1卷韓德培主編，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⒉呂忠梅：《環境法新視野》，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⒊汪勁：《中國環境法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篇（10）

環境權是環境法理論的基礎與核心，因此對環境權的定位的不同，必然導致環境法理論探討的發展方向的完全不同。從《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3期發表蔡守秋先生的《環境權初探》時起，環境權的專題理論研究開始受到關注，法學和環境類學術雜志上發表的相關論文至今已達數百篇。各位學者專家從不同的環境權定位出發，得出了眾多絕然不同甚至大相徑庭的理論。這也許是百家爭鳴的一種好現象，但對于全球特別是我國生態環境的實際情況，我們急需要的是一種能解決現實問題的有效方法。所以目前理論界的這種眾說紛紜的狀態，實際上是一種混亂的、有害的無序狀態。歸根究底是由于對環境權的定位問題導致的這種局面。其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環境的權利”與“人類的環境權利”之爭

“環境權”依然是一個十分模糊的理論術語。這種模糊性首先表現在對“環境”概念的理解上。目前學界關于環境權理論爭論得最為激烈的是環境權究竟是一種“環境的權利”還是“人類的環境權利”問題。對“環境”概念的理解的不同，由此問題轉化而來的是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之爭。

所謂人類中心主義，是指這樣一種思想：認為只有人類才具有內在價值，只有人才有資格獲得倫理關懷，人作為理性存在物，是唯一的道德，其道德地位優越于其他物種，其他存在物都無內在價值，只具有工具價值，它們存在于人類道德共同體范圍之外。人類中心主義可分為強式人類中心主義和弱式人類中心主義。前者主張人是一種具有自在的目的的最高級的存在物，其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都應得到滿足；后者則試圖對人的需要作某些限制，承認自然的精神價值，認可人對自然的責任。

與人類中心主義相反，生態中心主義認為并非只有人類才具有內在價值，動物、植物、物種，甚至河流、巖石、生態系統及自然本身都具有內在價值，它們也是道德共同體的組成部分和成員，是否具有理性和具有某些生物學特征并不能成為“有資格獲得道德關懷”的必要條件。生物、物種在道德地位上是平等的，人類中心主義表現出人類這一物種的偏見，是物種歧視主義和人類沙文主義。生態中心主義主，張把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也納入倫理調整的范圍，人類的倫理規范應擴展到調整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即把人與自然的關系視為一種由倫理原則來調節和制約的關系，把道德關懷的對象擴展至所有存在物，人類由自然的主人變為自然的普通成員和普通公民。

我國著名環境法學家蔡守秋先生近來主張，環境法既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這種主張科學地拓寬了環境法的調整對象的范圍，符合環境法的內在邏輯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也顯示了環境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與別的法律部門不同的特征。但筆者認為，“生態中心主義”的環境權觀在法律中是行不通的。因為，傳統法律調整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始終是以人類為中心，而未將權利賦予“非人類生物”。我們無法通過某一個具體的部門法去改變整個社會的權利結構；相反，任何一種權利正好是某一種社會權利結構的具體反映。我個人也贊同環境法的調整對象包括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和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關系。但我不認為，這種主張改換了法律所一貫堅持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而將“非人類生物”當作法律關系的主體看待，更不認為一個部門法的調整對象的發展和理論突破，將導致一些學者所主張的整個法律制度的革命性變革，或者實現“法律的生態化”。相反，這種主張將視角擴展到人與自然和諧的物質關系，正是為了更好地維護人類中心主義立場。這種立場與傳統法律的立場有所不同：除了維護人類眼前的現實利益，還要維護未來世代人類的利益；除了調整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包括人與人通過環境這個物質媒介發生的社會關系)，還調整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關系(通過這種調整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法律所一貫堅持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并沒有錯，錯的是人類日益膨脹的自私自利和逐利動機，以及由此發生的對自然界的貪婪索取和瘋狂掠奪，和對人類全體、對未來世代人類的不負責任。國外某些環境法律賦予“非人類生物”“權利”的做法，并非真的是要改變人類中心主義立場；實質上，這種做法是為了維護人類整體的利益而將“非人類生物”當作“形式主體”對待，“非人類生物”的“權利”仍然由人類來行使。將“非人類生物”作為客體或“形式主體”的做法并無本質差異。只是立法技術的不同。筆者認為，不能從這些立法中得出自然體享有權利的結論；更不能把這種主觀上的結論等同于法律的真實。其實，如果我們仔細探究一下主張自然的權利的學者的初衷，我們不難發現，他們也正是為了矯枉過正才故做驚人之論。由于生態中心主義在環境保護的根本目的、人和自然、環境與發展的關系，以及正確闡釋可持續發展全球戰略等重大問題上，不斷發出與國際環境保護運動主流不同的聲音，乃至造成公眾認識的?昆亂，也導致了目前關于環境權理論的混亂局面。

二、“權利本位”、“義務本位”與“社會本位”之爭

權利是法律的核心性命題。法理學通常認為權利是規定或隱含于法律規范中、實現于法律關系中，主體以相對自由的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獲得利益的一種手段，義務則與此相對。在權利學說的發展歷程中，曾先后出現過“義務本位說”、“權利本位說”和“社會本位說”。

以義務作為法律制度設計的中心，立法皆為禁止性和義務性規定，其以身份關系為基礎，強調等級身份秩序，早已為現代立法潮流所淘汰。

權利本位建立在由“身份到契約”的轉變過程中。權利成為法律的中心觀念，個人權利之保護成為法律的最高使命。但是這種極端的個性張揚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問題。為使社會共同生活之增進，法律即強使人負擔特定義務，限制或剝奪其某些權利，“契約到身份”的轉化趨勢加強，“私法公法化”及“所有權社會化”即是其集中體現。

關于環境權的重要爭論還有權利與義務的關系，爭論的焦點在于權利與義務是否具有對應性與一致性。法理學的經典命題是“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但是也一直受到有些學者的批評，他們認為權利、義務并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相互依存的關系，應當由“權利——義務”的線性思維進入權利、義務、權力的幾何思維空間。權利與義務的關系必須在區分權利與權力的前提下考量，即義務是為保障權利實現和權力的有效運行而受到的約束。體現在環境權中，即是根據環境權內容的不同，有時環境權主體身兼權利義務，而有時環境權主體只享有權利，義務的履行則由其他的義務主體實現。

環境權的設計必須以“社會本位說”為根基。以義務為重心來設計環境權制度，初衷雖好，但完全不符合現代社會權利勃興的事實，也容易遭受國民感情上的抵制。而社會本位在

強調權利的同時，也強調權利主體為實現權利而對社會的義務，其實質上仍是以權利為中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贊同采用“環境權”這一概念而不是有學者提出的“公眾環境保護權”。“公眾環境保護”在普通國民的直覺中應是一項義務，而人們內心中對義務的履行有一種不自覺的逃避與敬畏，但任何一種制度如果不能內化為公民內心的價值信仰，其實施與實效無疑是一句空話。

三、“公權利”與“私權利”之爭

學界按照權利主體將之劃分為“公權利”與“私權利”，認為私權利是滿足個人需要的權利，而公權利則是以維護公益為目的的公團體及其責任人在職務上的權利，也稱做“權力”。這種劃分是否科學，有待商榷。將權力視為權利中的一種(“公權利”)，權利本位將有異化為“權力本位”的危險。權力本質上是一種職責、職權，具有不平等與不可放棄性的典型特征，與人們通常所稱的權利差異極大。筆者以為，現行環境權陷入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便是一些學者混淆“權利”與“權力”的區分，或是試圖建立一個無所不包的環境權體系。雖然同一種權利對于不同權利主體來說具有相當的差別性，但保持每一權利主體屬性、特征的同一卻是必要的，否則便不能歸為一類。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國家環境權實際上是一種行政法上的職責，更確切地應稱為“國家環境管理權”，實難劃入環境權的范疇而與公民環境權等歸入一類。

環境權的產生源自傳統私權利與公權利對環境保護的不完善，它源于市場機制對環境保護的功能。是典型的為彌補外部不經濟性而發展起來的新興法權，是國家運用各種手段和措施限制、禁止個人有害環境或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的法律依據，具有濃厚的公法色彩。

但承認環境權具有濃厚的公法色彩并不能抹煞其本質上的私權屬性。公法介入只是因為環境是一種公共資源，環境利益是一種公共利益，但社會不同于國家或個人，它無法表現為法律上的主體，所以一種保護社會利益的規范只能以規范國家與私人或私人與私人之間的關系的形式表現出來。因而，保護社會利益的法律規范，在法律形式上只能表現為公法關系或私法關系。而不可能是其他。

篇（11）

1、馬營河流域生態環境狀況

地處河西走廊中部的馬營河流域發源于祁連山北麓的冷龍嶺，是黑河和石羊河兩大水系的分水嶺，也是黑河干流東部最大的一條支流，流域總面積2347平方公里，總人口16.59萬，為典型的溫帶大陸性干旱氣候，具有日照充足，干燥少雨的特點。區內年平均氣溫5.9度，年平均降水量195毫米，年平均蒸發量1695—2246毫米，具有降水量少而蒸發量大的顯著特征。流域可利用的水資源總量為9398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資源量不足600立方米，大大低于國際公認的17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線值，流域內地表水和地下水經多次轉化和重復利用，水的重復利用率高達144%，余水下行至張掖匯入黑河。

馬營河灌區是山丹縣唯一的大型灌區，控制灌溉面積32.42萬畝，是河西走廊重要的商品糧基地。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快速發展給灌區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但掠奪式粗放經營的短期行為也導致了人們對該流域生態的嚴重破壞，特別是山丹軍馬場，逐年開荒種地，破壞草原植被，與民爭食，逐步蠶食包圍水源涵養帶，目前已擴展到了祁連山腳下，耕地面積已由80年代的30萬畝，增加到現在的40萬畝，造成土壤嚴重沙化。據掌握，僅該地沙暴天氣發生率就由70年代的每年5次增加到現在的每年24次，昔日“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美景已一去不復返。與此同時，由于水域、植被的嚴重破壞，逐漸引發了氣候演變——少雨、高溫、多沙暴天氣逐年增多。據統計，灌區泉眼湖泊由70年代的3511眼萎縮到目前的125眼，泉水溢出流量由70年代的1.8立米/秒，減少到了目前的0.8立米/秒，導致部分湖泊干涸、地下水位下降、林木枯亡；李橋水庫年攔蓄水量由80年代初的5500多萬立米減少到現在的3800萬立米，減少了1000多萬立米；祁店水庫從1996年開始就無徑流調節，只是為了維系1.37萬東樂人民的生命，每年從李橋水庫調劑300萬立方米用于生計。

整個流域自下而上呈現出“沙化區向農業區推進，農業區向牧業區推進，牧業區向林草區推進，雪線向主峰推進”的生態惡化趨勢，而且還引發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成為影響灌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確定因素，生態環境已越來越制約流域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支流生態環境的惡化必將威脅到黑河干流的生態環境。因此，馬營河支流應與黑河干流的利用與保護同等重要，若支流開發利用程度過高，可能會破壞水文循環，也不能達到黑河流域乃至河西內陸河流域綜合治理目標和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目標。

2、流域水資源的承載能力

馬營河屬黑河水系，是山丹縣境內最大的一條內陸河，河道全長176公里，綜貫山丹縣全境，水資源總量9398萬立米，而流域國民經濟各部門現狀需水總量為10900萬立米，經濟社會發展用水量嚴重超越了水資源的承載能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傳統水利的觀念一直禁錮著人們的思想，大水漫灌、串灌、明澆夜退的灌水陋習長期束縛著灌水方式的革命性突破和超越發展。以李橋水庫為界，上下游在經濟結構、用水習慣等方面差異極大，用水矛盾也很尖銳，上游水的浪費大的驚人，只有40%的水資源能得到有效利用。

其二，馬營河流域內河床下切，水利設施基礎掏空，上下游左右岸水土流失區林分結構不合理，坡地徑流的匯集，缺乏工程措施、植物措施的有效攔截，入河泥沙大量增加，加快了水庫淤積，至目前李橋水庫已淤積泥沙300萬立米，嚴重影響到了水庫的安全運行。

其三，水利工程建設滯后，流域水庫上游缺乏控制性樞紐調蓄工程，工程配套差，渠系滲漏嚴重，有些村社仍然沿用土渠或天然河道輸水，使大量水被滲漏、蒸發掉了，水量損失較大。

其四，農牧業結構不合理，糧經比例失調，高耗水作物和高耗水企業使水資源總量不足，打破了原有的水生態平衡，經濟社會發展未充分考慮水資源條件，農村人口的迅速膨脹，新的城市消費群體對給水需求的增加，導致政府和職能部門在協調生產生活用水的同時，忽視了生態用水，擠占了生態用水。山丹縣解放初期有人口5.74萬人，到現在已增加到20.21萬人，增加了14.47萬人，增長252%；而由于流域地處歐亞大陸腹地，屬極強型氣候，干旱少雨，水資源先天不足，從50—60年代政府號召農民開荒種地，到80年代至今的改革開放又使得到致富機會的農民更加過度地開墾草地、坡地，上游耕地面積越來越大，下游保灌面積卻越來越小，東樂鄉6.0萬畝土地沙化，人均耕地不足0.5畝，昔日綠洲面臨沙化的危機。以犧牲下游的生態系統來換取上游的生存和發展，必然導致整個生態系統的惡性循環。

其五，河川徑流逐年減少，地下水補給量也相應減少；過度開采地下水，導致一些湖泊、濕地消失，使下游地下水位下降最大達19米，井深發展到250米。祁家店水庫出現庫水倒灌現象，不得不從2000年開始把調水以來每年3月1日開始的輪期推遲為4月15日以后，以減少庫水倒灌，保證下游的灌溉。

因此，不論是水資源的的浪費，水環境的惡化，還是區域人口、數量、流域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都遠遠超出了現有水資源的承載能力。

二、加強流域生態環境保護的途徑

面對不堪重負的水資源，面對有限的供水能力及日益增長的用水需求，一個有效的途徑就是按照“有序有償，供需平衡，結構優化，集約高效”的辦法通過建設水市場來保護和重新合理配置現有的水資源，節約用水，量水發展，以供定需，增強水資源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保障能力。

三、加強流域生態環境保護的措施

1、通過開展“世界水日”、“中國水周”等節水運動，張貼節水標志和節水標語，增強人們的節水意識。

2、樹立上下游、左右岸、全流域一盤棋思想，密切配合，團結治水，共同發展。

3、流域生態環境惡化，病在下游，根在中上游，要堅決在上中游實施退耕還林還草，禁止陡坡開荒，湖泉打井，先保護，后利用，再配置。

4、流域內打井要建立監理制度，合理布井，制定取水標準，改進水量計量手段，用價格杠桿調節用水量，防止過量開采地下水。

5、通過灌區改造，加大上中游節水工程的比重和力度，特別是上三壩灌區要搞好渠系配套，渠道防滲，配備量水設施，計量收費，節約用水，把節約的水量用在下游農田保灌和生態用水上，逐步增加科技對水利的貢獻。

6、大力調整農業種植結構，壓夏擴秋，壓縮高耗水作物面積，減輕夏灌壓力，減少水事糾紛，促進社會穩定。

7、在馬營河河床沿岸、沿坡種草種樹，營造綠色走廊，改善植被，恢復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