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監外執行思想匯報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工作原則：
1、堅持黨委統一領導的原則
2、堅持分工協作、形成合力的原則；
3、堅持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的原則；
4、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
5、堅持改革創新原則；
6、堅持社區矯正與獄內矯治相結合原則。
二、社區矯正工作目的和意義
社區矯正工作的目的是通過社區組織進行社會化教育，使罪犯適應并順利回歸社會。增強公民的法律意識和社會責任感，預防犯罪，維護社會穩定，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是根據我國現行法律規定，依據兩院兩部的規定，將判處管制、宣告緩刑、裁定假釋、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服刑、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裁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促使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
三、社區矯正的適用范圍
根據我國現行法律的規定，社區矯正的適用范圍主要包括下列5種罪犯：
1．被判處管制的。
2．被宣告緩刑的。
3．被暫予監外執行的，具體包括：（1）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的；（2）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3）生活不能自理，適用暫予監外執行不致危害社會的。
4．被裁定假釋的。
5．被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上服刑的。在符合上述條件的情況下，對于罪行輕微、主觀惡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殘犯，以及罪行較輕的初犯、過失犯等，應當作為重點對象，適用上述非監禁措施，實施社區矯正。
四、社區矯正部門職能
1、鄉社區矯正工作領導小組負責對社區矯工作全面的指導。
2、綜治辦負責落實上級有關社區矯正工作的政策和工作部署，履行社區矯正工作的協調、考核等職能。
3、司法所具體負責社區矯正的日常管理工作，組織社會力量，會同公安機關，對社區矯正對象組織開展學習教育、公益勞動，思想匯報、考核獎懲、監督考察等。
4、派出所履行法律賦予的職能，與司法所密切配合，做好矯正對象的監督管理工作，依法處置違規、違法、違紀等情況的矯正對象。
5、結合本鄉共青團、婦聯等部門，充分發揮各自職能優勢，引導矯正對象積極向上，服從矯正，為矯正對象的工作、學習和生活創造條件、提供幫助。
五、工作步驟
（一）準備階段（10月6日——10月20日）
1、成立機構：（1）鄉建立社區矯正工作領導小組，由鄉黨委書記王翠青任組長，鄉分管綜治工作李玉明武裝部長和派出所教導員為副組長，鄉綜治辦、司法所、共青團、婦聯、駐鄉民警等職能部門為成員。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由李玉明兼任辦公室主任。（2）各駐村指導員、村主職干部、村治、調主任為相應的社區矯正工作的責任人。
2、落實人員、財物：鄉設立社區矯正辦公室和矯正宣告室、矯正談話室、矯正對象集體學習室、接待室和檔案室。按30：1的比例落實社區矯正專職工作人員，城北派出所確定一名聯絡員，各行政村設立矯正志愿者隊伍。完善辦公硬件和軟件（電腦、打印機、牌子、印章、檔案柜等各種辦公用品，制定完善各類職責制度流程，規范制度上墻）。
3、宣傳發動：通過各種新聞媒體，采取多種渠道向本鎮廣大村民宣傳社區矯正工作，發動和組織他們支持和參與矯正工作，并監督矯正對象的行為和表現。
4、調查摸底：對轄區內所有矯正對象進行排查摸底，掌握每個矯正對象的基本情況，做到村不漏戶，戶不漏人，并把摸底情況及時匯總市矯正辦。
（二）實施階段（10月21日——10月28日）
1、召開動員培訓會議；
2、做好矯正對象交接工作：綜治辦、司法所、派出所等部門召開聯席會議，核實矯正對象，協調交接事宜；由派出所負責做好矯正對象的一人一檔工作，及時查漏補缺，完善資料，做到檔案齊全，內容真實、完整，做好移交的準備工作；雙方根據前期的準備工作情況確定集中舉行矯正對象交接儀式。
3、針對犯罪類型、罪犯屬性、身體狀況、認罪態度等不同情況，分別建檔立卡、制定個案。實行分類管理、區別教育，提高改造成效。
4、對每個矯正對象建立和實行“5+1”措施，成立監管小組，由鎮矯正小組成員、轄區民警、駐村指導員、村治調員和矯正對象的近親屬組成的監管小組。
5、開展矯正對象集中公益勞動基地建設。
（三）規范運作階段（10月29日——11月30日）
1、制定完善各類日常管理制度（矯正對象報到、宣告、匯報、學習、勞動、請銷假、會客、遷居、考核獎懲等管理制度）
2、組織矯正工作人員（含社會志愿者）進行業務知識培訓；
3、解決走訪矯正對象過程中發現的就業、就學、生活、維權等
4、組織矯正對象日常報到、思想匯報、學習教育、心理矯正、公益勞動和請銷假、會客、遷居等監督（集中學習時間每月不少于1次，公益勞動每月不少于2個工作日，日常報到、思想匯報、上門走訪一般一個月一次，每月開展一次考核評議。這些活動可集中，也可以村為單位分片開展）。并把學習教育、勞動的態度、表現記入矯正對象的檔案，作為矯正對象獎懲的總體評定內容。
5、按照《浙江省社區矯正對象獎懲考核暫行辦法》，抓好獎懲考核和通報。
（四）總結完善階段（12月1日——12月10日）
1、總結工作中取得的經驗，分析存在的不足和問題，向上級社區矯正機構匯報，完善社區矯正工作制度，建立長效循環工作機制，鞏固提高社區矯正工作質量。
六、工作要求
一、 肇州縣社區矯正工作概況
經排查和調研，肇州縣共有監外五種人225名，我院掌握的社區矯正五種對象185名，其中，緩刑162人、剝奪政治權利13人、假釋4人，暫予監外執行6人。司法機關有社區矯正對象人員91人，公安機關有70人。我院掌握的有判決書的五種對象有134人沒到司法機關和公安機關報到，他們也沒有收到判決書，處于脫管狀態。公安機關和司法機關有55名社區矯正對象我們不知道。有21名社區矯正對象公安機關和司法機關有判決書和相關法律文書，但不知去向，無法聯系。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和原因
1．監外執行罪犯脫管較為嚴重。一方面，由于法院未按社區矯正工作流程要求將有關法律文書和社區矯正材料及時移交司法機關，大部分矯正對象沒主動在規定的時間內到司法機關辦理登記接受矯正，也沒到當地公安機關報到。另一方面，由外地法院判決的社區矯正罪犯，外地法院判決書送達時間存在滯后現象，致使被監管人員不能被基層政法單位及時掌握，造成脫管現象的發生。
2．社區矯正監督工作中，存在著銜接不到位的現象。在交付執行的銜接上監督不到位。即對于被判處監外執行的五種罪犯，在宣讀判決書之時就被釋放了，法院有的在釋放之前甚至都沒和被判監外執行的罪犯簽訂社區矯正宣告書和接受社區矯正保證書，造成監外執行罪犯不能在規定的時間內到社區矯正部門報到接受矯正。同時，判決書送達矯正機關還有一個過程，檢察機關沒能及時掌握情況介入監督，這就造成了判決生效和矯正執行相脫節。
3. 相關制度還不健全、適用效果還不是很好。目前雖然規定了矯正對象的電話報到、思想匯報、請銷假制度等一系列相配套的制度,但落實這些制度，職責還不夠明確，也缺乏可操作性,也就造成有些矯正措施和制度達不到實際效果，同時給檢察機關履行監督職責帶來很大的難度。
三、對策和建議
1．加強社區矯正程序的檢察監督。首先，加強對交付執行環節的監督。對監外罪犯的交付執行及交付執行的法律手續是否合法、完備等進行監督，做好對監外罪犯的法律文書的異地交付和轉接，避免因法律程序銜接不夠，異地被矯正人員的法律文書不能及時送達，造成社區矯正機構不能全面掌握情況，發生脫管現象。其次，加強對執行變更環節的監督。對執行機關是否對社區矯正期間違反法律、法規和有關監管規定的矯正對象依法給予處罰，是否對暫予監外執行條件消失的監外罪犯依法收監執行，以及是否對符合減刑條件的監外罪犯予以減刑等進行程序監督。再次，加強對執行結束環節的監督。對執行機關是否對執行期滿依法按期履行相關手續等進行監督，防止提前宣布、逾期宣布、不宣布及不向矯正對象發放期滿證明書等違法行為，切實保障矯正對象的合法權益。
（一） 對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約束不力，容易引發重新犯罪
我國刑法規定，剝奪政治權利是在主刑執行完畢以后所執行的附加刑。從暴力型罪犯所被剝奪的四項政治權利看，對他們并無直接利害關系。因此，對其約束顯得較為蒼白。執法人員對這些主觀惡性深的罪犯監管作用無法體現。由于暴力型罪犯固有的自控力差，逞強好勝、文化偏低、法紀淡薄等特點，一旦不能適應新的環境，處于長期脫管的他們極易重新走上違法犯罪道路。因此，加大對剝權罪犯的監管力度刻不容緩。
（二） 行刑活動、監督管理組織監督管理不嚴，存在影響社會治安的隱患
刑訴法明確規定：對于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由居住地公安機關執行，執行機關應當對其嚴格管理監督，基層組織或者罪犯的原所在單位協助進行監督。對被假釋的罪犯，在假釋考驗期限內，由公安機關予以監督。對被判處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由公安機關執行。一方面，由于作為刑罰執行機關之一的公安機關內部未設專門的監督管理機構，由警署或罪犯所在單位或基層組織負責實施對罪犯的監督、管理，但后二者僅是起"配合"作用。另一方面，當前公安機關治安任務繁重，基層公安警力緊張，在人、財、物大流通的社會轉型時期，這些"非監禁刑"的暴力型服刑罪犯極易失控脫管，使行刑活動、監管組織形同虛設，刑罰效果無從體現。主要表現在：一是有的執法人員對罪犯監管實行"單線"聯系，未按規定公開宣布罪犯的犯罪事實、執行期限及監管組織成員等。由于不具備公開性與公示性，老百姓看不到，所在單位或基層組織管不到，以致對罪犯的監管無法做到社會化，"配合"任務無法落到實處。個別執法人員甚至對假釋罪犯僅要求每季度寫一份思想匯報。二是個別監外執行的暴力型罪犯對基層組織人員（經調查，主要是所在地居委會成員）視而不見，或用言語相威脅或無理取鬧，致使基層組織人員產生畏懼、厭煩心理，不敢管也不愿管。三是居委會承擔繁重社區任務，精力分散，力不從心。
（三）現行法律法規的滯后性，導致對監外執行暴力型罪犯的制裁難上加難
1.假釋犯"違反規定的行為"標準的認定問題
第一，刑法第86條第3款中未明確"法律、行政法規"的具體范圍。對此，各地司法機關掌握標準不盡統一，極易造成執法混亂。如假釋犯違反民事法律是否應當收監執行，違反地方行政法規的行為應當如何處理，在實踐中頗有爭議。
第二，相關法律條文的不明確給執行刑法第86條第3款帶來操作上的困難。如刑法第84條規定："被宣告假釋的犯罪分子，應當遵守下列規定，……（二）按照監督機關的規定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三）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或者遷居，應當經監督機關批準，如有違法，根據86條第3款，應予以撤銷假釋并收監執行。但在實踐中卻難以執行。如罪犯郭某因搶劫罪被判處無期徒刑，1999年10月被法院裁定假釋回滬。假釋考驗期間，郭未經監督機關批準，擅自離滬至新疆兩月余，期間也未報告活動情況，經查確無其它不法行為。對于郭是否應當收監執行，公、檢、法三機關之間存在分歧，原因就在于刑法84條未規定違法的具體標準，即假釋罪犯未報告情況達幾次，脫管達多長時間應收監執行。
2.假釋犯收監執行的執行主體問題
在假釋考驗期限內，假釋犯有刑法86條第3款規定之行為，應當收監執行。但是，是由其原服刑地有關部門執行，還是由其假釋后居住地的有關部門執行，在法律上都無明確規定。如前述郭某，即使要對其收監，到底是由何地執法機關收監，尚需進一步討論。
3.暫予監外執行（保外就醫）中的有關問題
修訂后刑法對監外執行的被判處管制、緩刑的罪犯均規定了嚴格的制度，從而保證了司法機關對他們的監督和考察，但對暫予監外執行罪犯應遵守哪些制度卻沒有相應規定。在保外就醫中，由于擔保人不履行義務時的責任在法律中沒有明確，造成擔保純屬名義性質。司法實踐中擔保的虛無性往往使罪犯無所顧忌，司法部門又將其監督管理委于保證人，造成了法律空檔。為此，《監獄法》一般回避保外就醫的提法，一并于監外執行。但隨后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仍沿用了保外就醫與監外執行并行的舊制，這樣，毫無法律意義的擔保依然是其法律程序。其實從技術上看，用監外執行涵蓋保外就醫是簡便可行的，司法實踐中它們適用同一程序，具有相同機制。
（四）生活無源、就業困難，易引發不穩定因素
我國《監獄法》明確規定："刑滿釋放人員依法享有與其他公民平等的權利。""對刑滿釋放人員，當地人民政府幫助其安置生活。""刑滿釋放人員喪失勞動能力又無法定贍養人、扶養人和基本生活來源的，由當地人民政府予以救濟。"這從法律上保障罪犯刑滿回歸社會后，能夠與普通公民一樣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然而，實踐中對這部分人的安置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由于他們過去長期處于同社會相隔離的狀態之中，在一定程序上降低了適應社會生活的能力。二是他們普遍文化素質低下，又無一技之長，使就業難上加難。三是他們重返社會后，往往會受到社會各方面的壓力，比如家屬和親友嫌棄他們，某些懷有偏見的群眾歧視他們，某些企事業單位不愿錄用他們，而各種誘發犯罪的因素又在不斷地刺激和影響著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安置措施不落實，他們就會淪為無業游民，無所事事，生活無著落，到處游蕩，甚至惡習不改，重新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四是對于政府有關部門的工作介紹，有的罪犯一聽工作條件差、工資待遇低，便斷然回絕。有的工作幾天，就半途而廢。個別暴力型罪犯還經常至街道、居委會要求給予最低生活保障費，動輒發生爭執，嚴重影響了街道、居委會正常的工作。如罪犯趙某因故意殺人罪被判處無期徒刑，1998年8月假釋回滬。趙不斷到所在居委會要求給予最低生活保障費，居委會根據其文化程度低，無一技之長的情況，安排其打掃環境衛生，月工資300元，另加公益性勞動崗位補貼200元（主要用于繳醫療保險金等）。但趙只干了幾天，便以工作重、吃不消為由，放棄了自食其力的機會。
二、建議和對策
對監外執行暴力型罪犯重新犯罪的預防和控制，主要取決于兩方面工作，即勞改機關的教育改造質量與社會對這部分罪犯重新犯罪的預防和控制程度。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和防范，就有可能使改造所取效果前功盡棄。因此，我們認為主要從以下三方面著手：
（一）加大執法監督力度，使監外執行暴力型罪犯不敢犯、不能犯、不想犯
1.加強與執行機關的配合協作，嚴格執法，將暴力型罪犯的監外執行作為工作的重點，常抓不懈。對這部分罪犯，一經發現有違反法律、法規或國務院有關部門規定的行為，應立即予以收監執行，構成犯罪的，予以堅決打擊。
2.強化對暴力型罪犯監外執行的檢察監督力度，積極開展"三查"活動。即一查罪犯的監管組織和措施是否落實有效；二查近期罪犯在社區的思想動態和表現；三查罪犯有否違法犯罪或違反監管規定的行為。將"三查"工作制度化、經常化，保證其深入性和針對性。對發現的問題，及時糾正，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
3.加強對該類罪犯的教育引導。采取集中座談或逐個談話相結合的方法，了解他們的思想動態、家庭情況、生活來源等。針對他們各自不同的具體情況，有的放矢地予以教育引導，促使他們在監外執行期間，能自覺地遵紀守法。
（二）進一步制定、完善對監外罪犯管理、保護的法律法規
1.建議立法機關盡快出臺相應的司法解釋，對假釋考察期間"違反規定的行為"標準的認定、假釋犯收監執行主體等作明確規定，使其更具可操作性。對暫予監外執行（保外就醫）要規定應遵守的制度，對保證人要制定相應的保證制裁措施。可責令提供保證人或交納保證金。如在暫予監外執行期間有違法犯罪行為，在追究其相應的行政或刑事責任的同時，還應當沒收其保證金或追究保證人的責任，并撤銷對其暫予監外執行決定，立即收監。
2.借鑒國外立法的成功經驗。國外刑事裁判的執行大都由一個部門統一管理和全面負責，一般均屬司法部的權限。如在法國，司法部不僅對監獄設施、監管人員及其他獄政實施監督管理，還負責解決徒刑執行、緩刑、監外執行、犯人刑滿后重返社會等一系列有關判決執行方面的問題。在瑞士，作為非監禁執行方面的公益勞動的組織和實施由各州司法局的社會服務處負責。因此，建議加強和充實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力量，使之逐步承擔原由基層公安機關負責執行的假釋、緩刑、監外執行等非監禁執行方式的刑罰制度。
3.盡快制定刑滿釋放人員社會保護法。《監獄法》的頒布，對我國改造罪犯、創造"人間奇跡"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監獄法的頒布未能像1954年那樣在頒《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條例》的同時公布施行《勞動改造罪犯刑滿釋放及安置就業暫行處理辦法》。因此，要通過制定回歸人員社會保護法，對需要安置幫教、參與社會就業競爭的回歸人員提供保護，有利于預防犯罪和維護社會治安，有利于促進在押罪犯的改造，有利于促進回歸人員的再社會化。
根據長春市及榆樹市社區矯正工作的整體部署，我所以組織網絡、工作制度流程、教育管理等幾方面工作為抓手做好社區矯正工作，具體如下：
一、健全社區矯正工作組織和網絡。
我鎮進一步完善了一支由司法所工作人員具體負責，各村治保調解主任為具體監管幫教責任人的專業矯正隊伍。同時，在各村成立了由熱心社會公益事業的老黨員和其他志愿者組成的社區矯正志愿者隊伍，并及時調整和補充，為xxx鎮安保工作提供強有力的組織保障。
二、規范社區矯正工作制度和流程。
重點加強了請示報告制度，信息宣傳、統計制度和請銷假、談話制度，同時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體系。即矯正對象進入社區矯正環節后，我們都要進行調查和走訪，全面掌握其基本情況，制定《矯正個案》，逐人建立檔案;為每名矯正對象確定1名工作人員和1名志愿者組成幫教小組，負責全程監督、教育、管理;要求矯正對象每周進行口頭或電話匯報、每月進行書面匯報。尤其是在與矯正對象第一次見面時，當面向其宣讀《社區矯正宣告書》，由矯正對象簽訂《接受社區矯正保證書》，牢固樹立和強化其服刑意識。
三、做好社區矯正“三管一訪”專項工作。
按照“社區矯正工作實施辦法的若干規定”，我所結合社區矯正工作實際，落實“三管一訪”措施，即“日定位”“周聽聲、周見面”“月匯報”“重點節假日走訪排查”制度。筑牢弓棚鎮社區矯正城墻。
(一)“日定位”，堅決執行《關于加強和規范監外執行工作的意見》的有關規定，進一步完善目視跟控、GPS遙控措施，著力打造全天候、全方位、全過程的社區矯正監管安全工作“天羅地網”，確定和限制社區服刑人員的活動范圍。嚴格外出請銷假制度，對于節假日期間請假探親的人員，落實隨同人員進行監護，并進行電話抽查，真正做到橫向到邊、縱向到底、不漏一人、不留死角。
(二)“周聽聲、周見面”，對全部社區服刑人員切實實行“周聽聲”制度，對重點管控人員實行“周見面” 制度。重點管控人員包括服刑前三個月的所有服刑人員及在社區矯正期間被警告的服刑人員。“周聽聲”即服刑人員每周向我所社區矯正工作人員打電話匯報本周的行動軌跡及思想狀態，以此來增強管控人員的日常管理及服刑人員的矯正心態。“周見面”即對重點管控人員實行每周見面制度。司法所工作人員每周約見重點管控人員，面對面和重點管控人員談心談話，以此對重點管控人員進行矯正管理，以確保重點管控人員端正心態進行社區矯正。此外，我所嚴格落實矯正對象“周聽聲、周見面”制度，確保實時掌控，實時監管。通過采取一系列有效的監管幫教手段，切實消除和化解了社區矯正安全監管工作隱患。
(三)“月匯報”，我司法所高度重視心理矯正工作，全面落實矯正過程的心理危機干預和心理健康教育，轉化和弱化其消極思想和心理。每月，全部社區矯正人員每人上繳一份思想匯報，把一個月以來的思想轉變、學習收獲及參加社區勞動的感受、遵紀守法等情況做一個書面的匯報。社區矯正工作人員根據矯正人員的思想匯報對其進行適當的點評及表揚。讓矯正人員在心理上逐漸的接受正能量的傳播，發展到主動的去社會上發揮其本身的正能量。從而使服刑人員走出犯罪的陰影并積極改造。
（四）“重點節假日走訪排查”重點節假日前夕，如春節、端午節、中秋節和國慶及兩會期間，我鎮主管領導、司法所長和村干部一起上門走訪轄區的服刑人員，與他們進行了交流對話，送上節日慰問，并給生活困難的社區服刑人員送去了慰問品和慰問金，充分體現黨和政府對他們的關懷，增強了他們重新做人、融入社會的信心。
四、存在的困難和不足
我所社區矯正工作取得了較大進展，已初步形成理解、支持社區矯正工作的群眾基礎和社會氛圍，初步形成了管理制度，初步建立起一支社區矯正隊伍，為和諧弓棚作出了貢獻。同時，社區矯正工作還存在一些困難和不足：
1.對社區矯正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由于長期受重刑觀念的影響，過分依賴監禁刑，忽視非監禁刑，部分群眾對社區矯正的認識還很不夠，對矯正概念、內容、意義知之很少。所以，必須進一步提高認識，轉變觀念，充分認識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重要性。
二、加強社區矯正業務的培訓和宣傳
首先，對社區矯正專職工作者進行每月至少一次業務培訓，內容包括社區矯正的日常管理工作，國家關于社區矯正工作的政策方針等，并通過以考代訓的方式對工作人員的業務能力進行綜合的考評驗收。此外，還積極采取集中培訓、以崗代訓等多種方式對社區矯正工作人員進行業務培訓。對社區矯正工作專職工作人員采取由專業人員親自授課，社區矯正工作志愿者進行全面系統培訓的方式來達到進一步提高業務素質和達到規范化管理水平的目的。其次，加強社區矯正工作的宣傳力度。以開展“法律服務鄉村行”活動為平臺，進村入戶，向基層人民群眾宣傳社區矯正工作的內容和目的，以提高人民群眾對社區矯正工作的知曉率。
三、完善制度建設
一是社區矯正工作全面啟動以后，人民檢察院及時出臺《社區矯正對象管理工作規定（試行）》，在社區矯正對象的接收登記、監督考察、教育改造、外出管理、幫困矯正終止等方面做詳細具體的管理規定，為社區矯正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可操作的管理辦法。
二是為進一步促進社區矯正各項工作的有效開展，由人民檢察院督促，司法局出臺《司法局關于對基層司法所社區矯正工作考核的實施辦法》，明確社區矯正對象日常管理工作中各個環節的考核標準及辦法，做到一月一檢察，一季一排隊，半年一考核，年終一總結，對檢察考核的結果在每月的基層工作例會上予以通報，好的通報表揚，并予以全面推廣；差的通報批評，并限時整改。明確規定對不能及時有效地按標準進行日常工作的處罰辦法，便于社區矯正工作健康有序發展。
三是為了全面建立、完善各項規章制度，檢察院與社區矯正工作領導小組組召開會議，研究發展決策，統一制定社區矯正工作例會、銜接、檔案管理和社區服刑人員學習教育、思想匯報、公益勞動、請銷假、考核獎懲等配套制度，為全面規范、有效地開展社區矯正工作提供機制保障。
四 、全面運行格式化管理
根據社區矯正工作的具體要求，參照相關的《社區矯正對象管理工作規定（試行）》，人民檢察院分別從社區矯正對象的接收、監護人的確認、公益勞動、思想匯報、談心談話、監督考察、考核考評、解矯、社區矯正活動記錄、檔案管理、社區矯正工作統計表等方面著手，分析社區工作存在的問題，探索符合當地實際的社區矯正管理模式，創造性地制定出一整套社區矯正對象格式化管理程序，為該地區社區矯正工作提供詳細、完整、規范的基礎性模式，對促進社區矯正工作的順利開展具有重要意義。
行刑制度的發展過程是人類由感性走向理性，由野蠻走向文明，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過程。作為與監獄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社區矯正代表著行刑制度的發展潮流與趨勢。如今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主要西方國家處于社區矯正的人數已經超過監禁人數。在構建和諧社會今天，改革和完善我國現有的社區矯正制度，引進吸收國外先進的制度和理念，對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構建完整的具有中國特色行刑制度體系尤為重要。
一、相關概念和基本特征
(一)相關概念
1．社區。社區(community)是社會學的一個基本概念，一般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中的人群的生活共同體。即由聚集在某一地域中的社會群體、社會組織所形成的一個在生活上相互關聯的社會實體。
2．矯正。矯正(correction)是西方行刑系統的基本用語，但它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法定有權機關對判決有罪者實施的各種處遇措施。二是指對罪犯所進行的通過道德教誨、心理治療等旨在轉變其不良心理和行為惡習的活動。-3
3．處遇。處遇(treatment)即處理、對待的意思。罪犯的處遇，就是指為了使罪犯早日復歸社會，防止他們重新犯罪而采取的各種處理、對待措施的總和。罪犯的處遇分為設施內處遇和社會內處遇。前者也稱監禁處遇，是指將罪犯隔離于監所內改造的處遇形式；后者也稱社區處遇或社區矯正，是指將罪犯置于社區環境進行改造的處遇形式。
4．社區矯正。“為了實現罪犯的再社會化目標，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的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或裁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意識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
(二)社區矯正的基本特征
1．刑事制裁性。社區矯正的刑罰懲罰功能主要是通過社區矯正機構對罪犯進行適當監督，限制其一定的人身自由或承擔一定的經濟責任來實現的。
2．行刑開放性。社區矯正改變了傳統的封閉式的刑罰執行模式，根據罪犯的個體條件，采取多種形式，實行有針對性的充滿個性化的心理矯正，讓罪犯走出監獄大墻，使其置身于一種社會環境下勞動，同時發動社會各種力量的參與，通過心理疏導、親情感化、行為矯正、物質幫助等方式，幫助罪犯適應社會生活，培養其回歸社會的心理素質。
3．行刑主體特殊性。社區矯正不是由監獄作為執行機關，而是由專門的社區矯正機構依法具體實施對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體現了監禁刑與非監禁刑的相互獨立而又密切聯系的關系，體現了刑事執行一體化。
4．行刑對象特殊性。社區矯正主要針對輕微的初犯、偶犯以及在監獄中已服刑一定期間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罪犯和刑滿釋放后繼續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
5．懲罰緩和性。是指社區矯正措施對犯罪人的懲罰程度較輕的特性。它是一種不剝奪犯罪人的人身自由的刑罰措施。
二、現階段我國社區矯正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公眾對社區矯正難于認同
在絕大多數人的思想意識中，“罪犯”就意味著“坐牢”(監禁)，認為只有把犯罪人關在監獄里才最安全和最使人放心，如果把犯罪人放在社會，容易造成管理失控或者犯罪人會因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改造而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
(二)現行法律規定的社區矯正種類太少
現行法律規定中有關緩刑、假釋的法律規定過于嚴格。“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危害社會”作為假釋的實質性條件，缺乏考察、評定和檢驗的標準，實踐中不易操作。在決定假釋時，出于保障社會安全與穩定，防止意外事件發生的考慮，假釋決定機關將會采取盡量不適用假釋的做法，避免承擔失察等責任。
(三)社區矯正適用的數量太少
我國長期堅持監禁刑罰為主，非監禁刑罰為輔的原則。目前適用社區矯正的包括三種刑罰和兩種刑罰執行措施。三種刑罰指管制、緩刑、剝奪政治權利，兩種刑罰執行措施指假釋和暫予監外執行。實踐中，對于管制刑的適用率不高，而法律在管制、緩刑、假釋和監外執行等的適用對象和條件上規定得又過于抽象和苛刻，導致實踐中難以執行，適用的比率非常低。
(四)矯正、教育及執行刑罰的嚴肅性不足
現行矯正制度包括了電話報到、思想匯報、談話教育、學習培訓、公益勞動、請銷假制度等，理論上基本涵蓋了社區矯正的工作內容，但在具體實施中，由于場地、經費、人力資源嚴重缺乏，加之交叉感染的顧慮，集中學習培訓工作基本上沒有展開，公益勞動的時間和效果得不到有力保障，矯正只能做到基本的“控制”，無法實現較高矯正水平的“教育”和“矯正”。
(五)未形成全面完善的矯正網絡
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對于管制、緩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適用社區矯正的罪犯，在其刑罰執行時由公安機關管理。由于公安機關本身肩負著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和刑事案件偵查等任務。實踐中，公安機關只能做到對文件和檔案材料上的把關和落實，對于社區矯正的教育轉化、心理矯正、監督管理等重要工作內容就處于落空狀態。同時，由于沒有統一的社區矯正機構和配套的社區矯正體制，未能形成全面完善的矯正網絡。
三、改革和完善我國社區矯正制度的舉措
(一)改革和完善我國現有的社區矯正制度
1．管制的改革與完善
第一，增加管制刑的義務配置。在管制刑中引入對受害人的賠償、參加公益勞動、繳納一定數量的保證金等內容。
第二，建立管制刑的懲戒保障機制。增設違反管制規定的處罰條款和相應的制度措施。如果罪犯惡意逃避法律制裁、拒不履行有關義務的情形下，可以調整原判決，對罪犯予以沒收保證金或者撤消管制易科拘役的處罰，使管制等非監禁刑的執行過程保持必要的張力，督促罪犯積極遵守和履行法定的規則和義務，保證行刑的效果。
第三，擴大管制刑的適用范圍。管制作為一種限制自由的輕刑，其適用對象不應根據犯罪性質來確定，而應根據犯罪行為的危害程度和罪犯的人身危險性的大小確定，對一切可以適用拘役的罪犯均可以考慮適用管制。
2．假釋的改革和完善
人民檢察院對社區矯正開展法律監督，是憲法和法律的要求，是其法律監督權的應有之義。刑事訴訟法第224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監督。如果發現有違法的情況，應當通知執行機關糾正。”第258條規定：“對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由社區矯正機構負責執行。”2010年，高檢院制定并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規范檢察機關延伸法律監督觸角促進檢力下沉工作的指導意見》，以及2012年山東省人民檢察院制定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規范派駐基層檢察室建設的指導意見》，都把“監督并配合開展社區矯正”作為派駐檢察室的主要工作職責之一。
開展對社區矯正的檢察監督，東明縣院經歷了多年的實踐和探索。2007年9月，山東省菏澤市出臺了《社區矯正試點工作意見（菏辦發46號）》，指導全市社區矯正試點工作。2008年4月，東明縣院在開展監外執行罪犯又犯罪案件專項治理時，嘗試開展社區矯正檢察監督，但由于當時社區矯正發展水平低、執行機制不健全等問題，工作成效不甚理想。2010年，東明縣院協調法院、司法、公安等部門，對146名監外執行罪犯進行考察，及時發現糾正存在的問題，同時推動建立了聯席會議制度。2012年以后，隨著派駐檢察室建設的快速發展，東明縣院把加強派駐檢察室建設作為基層基礎建設的首要任務，先后建成派駐菜園集檢察室、派駐東明集檢察室、派駐劉樓檢察室、三春集檢察室及派駐陸圈檢察室等5處檢察室，并以這5處檢察室為依托，將社區矯正法律監督工作融入派駐檢察工作，把社區矯正監督職能向基層全面延伸。
一是健全組織機構。在派駐檢察室設立社區矯正辦公室，為轄區內的矯正對象建立檢察檔案，對矯正對象的交付執行、入矯宣告、監管措施是否完善，監管內容是否到位，幫教措施是否合適，變更監管措施是否合法，期限屆滿是否解除等情況進行全面監督。二是強化職能對接。根據《山東省檢察機關監所檢察部門與派駐基層檢察室業務對接指導意見》，研究制定了《監所檢察與派駐檢察室工作對接實施細則》，明確了派駐檢察室和監所檢察部門的工作職責關系，細化工作流程，建立常態化工作機制，對派駐檢察室社區矯正監督內容、監督方式、監督程序等內容，做出詳細規定。三是建立雙向通報制度。監所部門收到公安、法院、監獄等部門社區矯正人員法律文書后，要及時將法律文書向社區矯正人員戶籍所在地派駐檢察室通報；轄區司法所在接收社區矯正人員后要及時將接收情況向檢察室通報。四是注重同步監督。通過與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社區矯正對象座談、發放征求意見表、巡回檢查本轄區司法所社區矯正管理軟件平臺等方式，有重點的詳查社區矯正對象公益勞動、集中教育、思想匯報等社區矯正單項工作，堅持將執行終止環節的檢察監督作為工作重點，監督和督促社區矯正日常工作的開展等，把監督關口向前和向后有效延伸，確保矯正工作取得良好成果。
二、存在問題分析
（一）法律定位不清晰。《刑訴法》及《社區矯正實施辦法》規定司法行政機關是社區矯正工作執行主體，公安機關是社區矯正工作中監管對象的處罰和強制主體，檢察機關是社區矯正執法的監督主體。法律雖然賦予了司法行政機關對社區矯正對象的監督管理權，卻未授予其對違反社區矯正相關規定時的強制性處罰措施權，只能依靠公安機關的協助和配合，難以真正有效地保證矯正措施落實到位。同時檢察機關在選擇監督對象時也無所適從，難以保證監督效果。如對于脫管的矯正對象，監督派出所，但派出所沒有監管責任，監督司法所，司法所因為沒有處罰權，糾正又存在困難，從而導致社區矯正檢察監督無從下手，影響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
（二）現行法規與社會現實脫節。《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第13條明確規定：“社區矯正人員未經批準不得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旗）”“如果確需離開的，最長時間不得超過一個月”。在司法實踐中，社區矯正對象的生活境況一般處于社會的較下層，特別是農村籍社區矯正對象，迫于生活壓力，很大一部分人需要外出打工，維持生計。而第13條的規定，讓他們通過外出打工掙錢養家的想法成為泡影。司法行政機關在監管這些外出務工的對象時就會處于管不管和怎么管的矛盾狀態。從調查中得知，對于農村籍社區矯正對象要求外出打工的，有的司法所是采用每月通電話的方式進行聯系。然而這部分人流動性較強，場所不固定，有的過一段時間就沒了音信，而另一部分人即使保證每月都能夠電話聯系，但也都是全憑矯正對象自己說了算，是真是假，難以考證，實際上等于是讓這部分人處于放任脫管的狀態。
（三）職能部門間互相配合主動性不夠。基層部門事多人少，各自為戰的情況比較普遍，協同配合欠缺。從現有的法律規定來看，公安機關是社區矯正的執法主體，司法行政機關是社區矯正的工作主體。因此，司法行政機關在從事這項工作時，如果沒有公安機關和其它部門的配合，就會顯得力不從心，工作中，時常會遇到這樣和那樣的尷尬境況。如公檢法司等部門之間在交付執行環節存在脫節，在收監執行上配合不力。
（四）組織保障不足。一是經費保障不足。除市縣一級業務指導經費由市縣財政統一撥付，保障較好外。鄉鎮司法所的教育管理經費主要依靠鄉鎮支持，大多數處于平時無經費狀態。二是人員配備不均衡。有的司法所人員配備較少，“1人所”仍然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人員較多的司法所，“專職不專用”現象也比較突出。司法所工作人員除承擔人民調解、綜合治理、法律服務等日常工作外，還需參與拆遷、計生、檢查等活動，社區矯正工作無形之中被邊緣化。三是社區不夠成熟完善。由于城鎮化建設起步晚，農村主要以村居為單位進行管理，成熟社區少，缺少開展集中學習教育和公益勞動的場所。志愿者數量較少且素質參差不齊，不能滿足社區矯正工作的實際需要。
三、完善派駐檢察室社區矯正法律監督的對策建議
（一）明確法律定位。派駐檢察室參與社區矯正檢察監督工作，最高檢只在內部文件上做出了一個模糊、籠統的規定，應當把派駐檢察室參與社區矯正監督從法律的層面上予以明確，明確派駐檢察室社區矯正基層法律監督的地位、職能、監督程序等，解決目前派駐檢察室矯正監督“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況。同時，建議對《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進行修正，把派駐檢察室的矯正監督職能正式納入明確的法律條文中，對派駐檢察室的社區矯正監督職能定位進行明確規定， 把派駐檢察室與監所檢察部門在社區矯正監督工作上的分工進行明確界定，讓派駐檢察室社區矯正監督有法可依，增強監督的可操作性和實踐性。
一、問題的提出
正如有學者所言：“一部人類懲罰的歷史，正好象征著懲罰本身逐漸凋零的歷史。”¨社區矯正就是在這樣的懲罰進程中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因為被譽為“近代刑罰之花”而受到普遍青睞的自由刑，通過歷史的證明，并未達到有效威懾潛在犯罪者、發揮一般預防的作用，也未能實現使罪犯重返社會的理想，達到特殊預防的目的。而以改造罪犯為目的的監獄卻往往成為滋生犯罪的溫床、生產累犯的工廠。正所謂以矯正、改善罪犯為目的的監禁卻導致了罪犯惡習進一步加深的結果，自由刑陷入了諸如復歸理想與復歸效果的矛盾、一般威懾與犯罪現實的矛盾、判決刑期與判決目標的矛盾、監獄目標與監獄經濟的矛盾等難以自拔的困境。于是，西方國家于20世紀70年代首先對刑罰制度進行了創新和改革，嘗試著用最有效、最人道、最文明的方式處遇犯罪人，社區矯正就是這樣一種新型的處遇模式。
我國社區矯正工作于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論證，2002年8月從上海市的三個街道開始試點，歷經幾年時間，截止到2007年6月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已經在全國25個省(區、市)的123個市(州)、517個縣(區、市)、4189個街道(鄉鎮)展開。(根據2003年7月10t3兩院兩部聯合的《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社區矯正被界定為，“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是指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通知》中明確規定我國社區矯正的適用范圍為：(1)被判處管制的。(2)被宣告緩刑的。(3)被暫予監外執行的，具體包括：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的；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生活不能自理，適用暫予監外執行不致危害社會的。(4)被裁定假釋的。(5)被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上服刑的。在符合上述條件的情況下，對于罪行輕微、主觀惡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殘犯，以及罪行較輕的初犯、過失犯等，應當作為重點對象，適用上述非監禁措施，實施社區矯正。那么，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在社區矯正的過程中，通過這么多年的試點實踐，是否能夠達到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而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的特殊預防目的?在實踐中，剝奪政治權利納人社區矯正的范圍又給我們帶來了怎樣的困惑?
二、困惑：剝奪政治權利納入社區矯正的現實之難
剝奪政治權利，是指剝奪公民參與國家管理和政治活動權利的刑罰。除對外國人適用驅逐出境以外，剝奪政治權利在我國刑罰體系中是唯一的資格刑，也有的稱為名譽刑，其屬于附加刑，既可以附加適用，也可以獨立適用。根據我國現行《刑法》第54條的規定，剝奪政治權利是指剝奪下列權利：(1)選舉權和被選舉權；(2)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權利；(3)擔任國家機關職務的權利；(4)擔任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領導職務的權利。根據公安部于1995年2月21日的《公安機關對被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緩刑、假釋、保外就醫罪犯的監督管理規定》第12條的規定，公安機關應當向被判處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宣布，在執行期間必須遵守下列規定：(1)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和公安部制定的有關規定；(2)不得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3)不得組織或者參加集會、游行、示威、結社活動；(4)不得接受采訪、發表演說；(5)不得在境內外發表、出版、發行有損國家榮譽、利益或者其他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言論、書籍、音像制品等；(6)不得擔任國家機關職務；(7)不得擔任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領導職務；(8)遵守公安機關制定的具體監督管理措施。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18條規定：“被判處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由公安機關執行。”故剝奪政治權利刑的執行由公安機關負責。單處剝奪政治權利的，從判決之日起執行；判處管制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與主刑同時執行、同時結束；判處拘役、有期徒刑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從主刑執行完畢或假釋之日起執行。根據《刑法》第58條的規定：“剝奪政治權利的效力當然施用于主刑執行期間。”因此，在主刑執行期間，被判處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不享有政治權利。剝奪政治權利期滿，執行機關應當通知本人，并向其所在單位或基層組織以及居住地等有關群眾公開宣布，恢復被執行人的政治權利。
作為資格刑的剝奪政治權利，從其誕生之日起就命運多舛，備受冷落。盡管當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在刑法中仍有剝奪權利的資格刑的規定，但刑法理論界對其存廢長期聚訟紛紜，難有定論。主張保留剝奪權利刑罰的理由是：(1)剝奪權利刑具有從政治上對犯罪進行否定評價的明顯效果。(2)剝奪權利刑有利于維護公職機關的信譽和純潔公職人員隊伍。(3)剝奪權利作為附加刑，有利于鞏固犯人的改造成果和預防其再犯罪的功能。主張廢除剝奪權利刑的理由是：(1)剝奪權利作為附加刑，對已改造好的罪犯造成刑罰的過剩。(2)剝奪權利不利于罪犯的再社會化。(3)剝奪權利對犯罪人缺乏足夠的威懾力，其懲罰性不夠。其實，以上的說法站在各自的角度上都有些道理，特別是剝奪政治權利作為國家對犯罪人在政治上的否定，與其他刑種相比具有特殊的意義，在某些情況下并非是為了體現其懲罰的性質，而是一種“政治宣告”，比如判處死刑的罪犯必須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終生。同時，這種剝奪無形的、非物質的政治權利，其懲罰的性質遠不如剝奪有形的生命、自由和財物所造成的痛苦，故剝奪政治權利之懲罰性不足也是其致命的弱點。在此，我們無意于討論剝奪政治權利作為一種刑罰的存廢問題，而是在實然的層面看看被剝奪政治權利者于社區矯正中的一些現實問題。
筆者在與社區矯正工作者的交談中，他們普遍反映現有的社區矯正五類對象中，剝奪政治權利的矯正對象是最難管理的。若是判決后就在社區中服刑的，他們并沒有產生如某些學者所預設的那樣，對他們的寬緩從而使他們產生感激之情，于是就會真心誠意地自我改造，積極配合社區矯正中的管理工作。同樣，監禁刑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在監禁刑執行完畢后進入剝奪政治權利階段時，被執行人往往不把剝奪政治權利當做懲罰，甚至有的矯正對象會理直氣壯地表示自己的刑罰已經執行完了，不需要別人再去煩他。故讓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矯正對象來參加學習、寫思想匯報以及從事一些公益勞動等，他們會認為這是強加給他們的多余的負擔。產生以上這些現象的原因值得我們去探究。首先，被剝奪政治權利期間所須遵守的相關紀律規定，主要是以消極的不作為的方式予以規定，如“不得……”而沒有要求以積極的作為的方式對社會履行補償義務的規定，從而導致被執行人產生只要自己沒有從事法律法規禁止的事項，其他的皆與己無關的思想。其次，剝奪政治權利的內容，往往對自己的生活影響不大，即使被剝奪也不會具有制約性，產生懲罰的感受也不強。總體而言，剝奪政治權利的懲罰性不足是產生被剝奪政治權利者難以監管的根源。
至于現實中的困惑的一面，也仍然需要從剝奪政治權利缺乏懲罰性談起。在我國長期的司法實踐中，剝奪政治權利的懲罰性不足問題早已引起理論界和實踐部門的關注。所以，我國在社區矯正試點的過程中，就有意識地增加剝奪政治權利的懲罰性。如2004年7月1日施行的《司法部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行辦法》第32條規定“組織有勞動能力的社區服刑人員參加必要的公益勞動”。所謂公益勞動，就是要求矯正對象在一定時間和地點進行無償的勞動。其中當然也包括被剝奪政治權利者。這樣增加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矯正對象一些作為的義務，從而增強剝奪政治權利的懲罰性，其出發點是無可置疑的。同時，為了加強對矯正對象的監督管理，還要求他們定期到指定的地點向指定的人報到或者匯報思想。但是，這些規定又導致法律依據出現瑕疵。因為這樣其實是變相地限制了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矯正對象的人身自由，而這些又并非是我國《刑法》規定的剝奪政治權利的服刑內容。并且司法部并非是適格的立法主體，這無形中等于增加了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矯正對象的刑事義務，于是在現實中使得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矯正對象產生較大的抵觸情緒，這樣也就難以達到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的效果。再者，依據我國已簽署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8條第3款的規定：任何人不得被要求從事強迫或強制勞動，除非在那些在苦役監禁作為一種對犯罪的懲罰的國家里，按照由合格的法庭關于此項刑罰而執行的苦役。因此，讓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矯正對象進行公益勞動也有違國際公約的精神。為了解決這樣的矛盾，北京、上海等地隨后不得不在相關的文件中又進行了某些修正，明確規定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矯正對象可以不參加公益勞動。但是，這樣又會帶來新的問題，那就是地方上的文件變更了比自己層次高的規定，有損于高層次規定的嚴肅性。
為了消解剝奪政治權利納入社區矯正而帶來的現實中的困惑，解決的途徑可以有三條。一是將剝奪政治權利完全從社區矯正的范圍中予以去除。但是，由于地方公安機關超負荷運轉，公安機關警力不足而職責又不斷擴大，很難對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進行實質性的有效監控。加上社會結構的大變革，人財物的大流動，各單位、各部門的獨立性相對增大，因此，對被剝奪政治權利人員的監督和控制的難度逐漸加大。而目前我國進行社區矯正的試點，將剝奪政治權利納入社區矯正，不僅有“專門的國家機關”的介入，而且“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予以彌補剝奪政治權利執行中的問題，從而達到加強對他們監督管理的目的，其正面的效益是不言自明的。另外的途徑是通過在我國《刑法》中增設社區服務刑，與剝奪政治權利分別或同時適用。
三、出路：社區服務刑的增設
社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在國外又稱為社會服務、社區勞役和公益勞動，是指法院判決犯罪人到社區中進行一定時數無償勞動的非監禁措施。一般認為，現代的社區服務刑起源于英國。英國最早在1972年的《刑事司法條例》中創立了“社區服務”的刑種，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和推廣社區服務這種非監禁措施的國家。該條例規定，法院判處社區服務的最長期限是240小時，最短為40小時，法官可以判令被告人進行無償的社區服務工作，讓違法者從事有益于社會的各種公益勞動，以彌補因其違法行為而給社會和個人造成的損害。這類命令通常根據緩刑犯監督官的報告而提出，同時必須征得罪犯本人的同意，并于12個月之內執行。對于違反該命令的行為可處以罰金，或撤回該命令并施以任何原來可施加于該罪行的懲罰。社區服務在英國取得成功以后，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新西蘭、荷蘭、新加坡、阿塞拜疆、格魯吉亞、芬蘭等國以及我國的香港紛紛采用該項措施來處理一些犯罪人。截至目前，社區服務已經成為世界上使用較廣泛的非監禁措施之一。
社區服務刑雖然是當今世界許多國家采用的一種非監禁措施，但是，由于不同的國家法律傳統上的差異，他們所采用的模式也并不完全相同。考察國外的立法例，社區服務實施主要有四種模式：一是直接把社區服務作為獨立的刑種納入刑罰體系，如英國、葡萄牙、芬蘭等國；二是將社區服務作為一種非刑罰處罰方法來替代其他刑罰，如美國、墨西哥、荷蘭等國；三是把社區服務作為刑罰的執行方法；四是把社區服務作為審查起訴考察的手段。在我國，社區服務刑還沒有“登堂人室”，但是這種思想早已產生，并于21世紀之初并非合法地在現實中得以呈現。2001年5月，河北省石家莊市長安區檢察院出臺了《關于實施“社會服務令”暫行規定》，在中國內地率先實施社會服務制度。長安區檢察院向因盜竊而受到刑事追究的17歲的犯罪嫌疑人黎明(化名)發出了我國第一道“社會服務令”，隨后，黎明以“社會志愿者”的身份在該區一居委會從事了100小時的補償性無償社會服務。檢察機關根據該犯罪嫌疑人在社會服務期間的表現和思想轉變情況，決定對其作出不起訴處理。當然，這里的“社會服務令”并不是承擔刑事責任的方式，更不是一個刑種，而只是檢控中的一項措施。這個新事物雖然是“師出無名”，但是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叩響了我國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大門，為我國迎接社區服務刑的到來提供了難能可貴的實踐經驗。
那么，我國若增設社區服務刑將采取何種模式較妥當呢?筆者認為，考慮到我國刑罰體系的歷史和現狀，將社區服務刑作為一個獨立的刑種規定在附加刑中較適宜。首先，將社區服務刑作為一個獨立的刑種，由法院來適用，即可解決我國目前實踐中執行機關無權增加被執行人刑事義務的矛盾，又可避免違背國際公約的精神。其次，附加刑應用起來較靈活，既可獨立適用，又可附加適用，還可以兩種附加刑同時適用，從而擴大了社區服務刑的適用面。
中圖分類號：F592 文獻標識碼：A
一、社區矯正法律監督概述
社區矯正是由司法行政機關主導，將矯正人員即將那些不需要、不適宜監禁或繼續監禁的罪犯放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政府機構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法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社區矯正作為一種非監禁刑罰執行方式，對刑罰目的的實現，刑罰輕緩化的推行、刑罰結構的完善等具有重大的意義。
檢察機關作為憲法規定的唯一的法律監督機關，對社區矯正進行監督是題中應有之義。社區矯正法律監督，即檢察機關根據實際情況，與社區矯正執行部門相互信任，相互配合，在有效利用現有人力、物力、條件資源的情況下，科學合理地加強和改進檢察工作方式，履行好法律監督職責，依法監督，促進社區矯正工作依法開展。同步加強社區矯正法律監督，既是法律規定的需要，也是司法實踐的需要，維護司法公正的需要。
社區矯正法律監督的核心目的是通過監督促進和加強社區矯正工作依法開展，督促糾正社區矯正中的脫管、漏管現象，維護和保障社區矯正對象的合法權利。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法院、監獄、看守所將社區服刑人員的交付執行活動，司法行政部門對社區服刑人員變更矯正（如減刑、收監執行）和結束矯正活動，公安機關、司法行政機關管理監督、教育矯正社區服刑人員的活動等。
二、社區矯正監督法理依據
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明確了社區矯正的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了對判處管制、緩刑以及假釋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2012年修正）》第二百五十八條規定對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由社區矯正機構負責執行。這為社區矯正提供了法律依據，標志著我國社區矯正法律制度的正式確立，為改革和完善我國刑罰執行制度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檢察機關履行社區矯正法律監督的憲法法律依據。檢察機關是我國憲法規定的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其中刑罰執行監督是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重要職能之一。社區矯正是我國刑罰執行制度的一項重大成果，是一項新的刑罰執行方式，理應接受檢察機關的監督。《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2012年修正）》第二百六十五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
最高人民法院等聯合制定的法規規章為社區矯正及社區矯正法律監督提供了可操作性規范。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頒布的《2012年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對社區矯正各執法環節依法實行法律監督。第三十七條規定：人民檢察院發現社區矯正執法活動違反法律和本辦法規定的，可以區別情況提出口頭糾正意見、制發糾正違法通知書或者檢察建議書。交付執行機關和執行機關應當及時糾正、整改，并將有關情況告知人民檢察院。
三、社區矯正監督模式
社區矯正監督是新興的檢察監督。各地檢察機關因地制宜、立足實際，探索了多種模式，創造性的開展社區矯正監督工作，已經將監督觸角延伸到社區一線。
一是直接將社區矯正監督權劃分到監所檢察部門統籌實施。監所檢察部門是檢察機關依照法律履行刑罰執行監督的專門部門，而社區矯正是一種新的刑罰執行方式，因此，監所檢察部門負責社區矯正的法律監督具有先天的優勢。但是，從現實情況來看，大部分監所檢察部門的工作重心都放在了對監所的監督，而缺乏更多的力量對在社區服刑的社區矯正人員進行監督，使得對社區矯正人員的監督不到位，不能充分對社區矯正工作進行監督。
二是檢察機關內部設立社區矯正檢察科，配置專職檢察干警專門負責社區矯正法律監督工作。社區矯正檢察科的設置順應了對社區矯正工作監督的要求，能夠集中力量統一對司法所進行檢察監督，卓有成效地開展社區矯正監督工作。但是，囿于機構、編制等的限制，在檢察機關內部設置社區矯正檢察科不具有普遍性。
三是檢察機關在街道（鄉鎮）設置社區矯正檢察室。（街道）鄉鎮社區矯正檢察室雖然可以普遍有效地對社區矯正工作進行監督，但是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社區矯正檢察室人員要求、經費支持等較高，相對于檢察機關的總體人員編制，機構設置，不現實。諸如有的基層檢察院只是在鄉鎮設置了社區矯正檢察室，沒有配備專職的檢察干警在檢察室上班，這就使監督的效果大打折扣。
四是由街道（鄉鎮）檢察室協助開展社區矯正法律監督工作。由街道（鄉鎮）檢察室協助開展社區矯正法律監督，符合實際，有必要性和合理性。首先，2010年10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規范檢察機關延伸法律監督觸角促進檢力下沉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規定開展社區矯正監督工作是（街道）鄉鎮檢察室的職能之一，這為（街道）鄉鎮檢察室開展社區矯正法律監督提供了法律依據和政策依據。其次，接觸社區矯正人員，檢察監督的主要方式還要通過下基層來落實，由街道（鄉鎮）檢察室開展社區矯正法律監督，工作協調易于安排，較為現實可行。再次，配合司法所開展社區矯正工作，方便易行，諸如對社區矯正人員的入矯宣告，街道（鄉鎮）檢察室檢察干警到場相對來說方便一些。最后，（街道）鄉鎮檢察室可以有效地發揮溝通協調作用。對司法所在社區矯正工作中發現問題，檢察室可以及時溝通院監所部門，由院監所部門協調相關部門解決。
當然，街道（鄉鎮）社區矯正檢察室也存在不足之處，對于未設置基層檢察室的街道（鄉鎮），街道（鄉鎮）檢察室對社區矯正工作的監督存在空白，還得主要由院監所部門進行監督，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通過一定的制度設計來完善，使街道（鄉鎮）檢察室全覆蓋社區矯正工作。
四、社區矯正監督機制
對社區矯正進行法律監督，一方面是加強對社區矯正人員的監督，核對人社區矯正人員名單，防止社區矯正人員脫管、漏管，檢查社區矯正人員參加公益勞動、集中學習、思想匯報等，了解社區矯正人員矯正基本情況；一方面強化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的監督，防止社區矯正工作人員、弄虛作假，包庇、隱瞞縱容犯罪等違法犯罪行為。社區矯正法律監督范圍廣、難度大，因此，加強社區矯正監督機制建設是必要的。
（一）定期檢查機制。
日常檢查與專項檢查相結合。負責社區矯正法律監督的檢察干警定期到司法所走訪，核實社區矯正人員信息，檢查社區矯正監督考察人員檔案、審查對社區矯正人員的監管執行和矯正工作是否合法，檢查社區矯正人員社區服務、教育學習、思想匯報、報告等，接受矯正人員及其家屬的控告，提供法律咨詢和法律服務，及時解決社區矯正中存在的問題。檢察機關可以牽頭聯合司法局等相關部門共同開展社區矯正專項檢查活動，每年對司法所的社區矯正工作進行集中專項檢查，督促整改監督過程中發現的普遍性和突出問題。
（二）幫扶幫教機制。
檢察機關可以積極面向檢察干警招募社區矯正志愿者，社區矯正志愿者對社區矯正人員進行幫扶幫教，形成幫扶幫教機制。檢察干警作為志愿者，參加社區矯正人員入矯宣告儀式，與社區矯正人員簽訂一對一幫教協議，通過開展家訪、談話，幫助解決家庭生活問題、就業問題等，使社區矯正人員重新樹立起生活做人的信心，努力改造，順利完成社區矯正，達到矯正的目的。
（三）風險評估機制。
預防社區矯正人員再犯罪是社區矯正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因此，形成風險評估機制是非常必要的。可以通過對每位社區矯正人員均建立風險評估監督臺賬，定時填寫社區矯正人員改造情況檢查表，同時發放社區矯正人員檢察聯系卡，及時掌握社區矯正人員的訴求，發現社區矯正人員再矯正過程中的問題，有的放矢的進行教育，實現社區矯正工作效率和效果的統一。
（四）聯席會議機制。
由于社區矯正工作涉及多個政法機關，社區矯正過程中發生的問題往往涉及多個機關和單位，社區矯正工作需要多部門聯合，形成合力，才能有效對社區矯正人員進行監管。檢察機關聯合相關部門定期召開聯席會議，通報社區矯正工作開展情況、定期執法檢查情況，反饋檢察監督中發現的問題及整改意見，商討制定對社區矯正人員進行全程監督跟蹤機制，商討社區矯正工作中的重點難點問題，分析原因，共謀對策。
（五）信息共享機制。
信息共享機制的建立可以切實提高社區矯正工作質量和工作成效，有助于解決社區矯正人員脫管、漏管問題。檢察機關負責社區矯正的科室辦公電腦聯入司法局社區矯正平臺，建立建立電子動態管理系統，錄入社區矯正人員的個人信息，與相關部門實現信息共享，相關部門對社區矯正人員資料按時聯合查對，如有不實、不全，立即查漏補缺，確保社區矯正人員資料齊全。
檢察機關、社區矯正部門對本轄區內發生的有重大影響、涉嫌嚴重刑事犯罪案件或不穩定因素，應當及時相互通報；社區矯正部門對于社區矯正人員發生脫管、漏管、違法犯罪，報上級提請撤銷緩刑、假釋或提請對暫予監外執行罪犯決定收監執行、行政處罰等重大情況，社區矯正部門及時通報檢察機關。
（六）社區矯正銜接機制。
社區矯正工作銜接是指人民法院、公安機關、監獄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之間有關社區矯正工作的相互配合。加強檢察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等部門的銜接配合，是依法規范實施社區矯正工作的重要手段，是防止社區矯正人員脫管、漏管的關鍵舉措。隨著社區矯正工作的深入實踐，社區矯正銜接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比如法律文書的送達滯后、審前社會調查工作的時間短、人戶分離、實際居住地與戶籍所在地不一致等問題，因此，檢察機關可以牽頭，建立相關銜接機制，確保社區矯正工作順利進行。
五、結語
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要積極發揮在社區矯正中的作用，通過聯席會議、季度評審、日常檢察、動態跟蹤等措施，加強對司法行政機關的社區矯正法律監督，在監督中發揮主觀能動性，變被動監督為主動監督，既尊重個體的差異，又遵循管理的規律，確保社區矯正工作順利有序進行，真正實現監督和管理的雙贏，取得良好社會效果。
（作者：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檢察院，研究方向：刑法學）
參考文獻：
[1]陳文軍、李潤玲. 鄉鎮檢察室建設與社區矯正法律監督.基層研究.2011年9期.
一、法制宣傳工作
一是制定各類普法文件。
先后印發關于調整區普法講師團及下發《區普法講師團制度》的通知、關于開展全區“法制宣傳村村行暨第八個外出務工返鄉人員普法宣傳月”活動的通知、關于開展區普法講師團“送法下鄉”活動的通知、關于召開“六五”普法中期考核驗收動員會議的通知、關于開展“深化‘法律六進’推進依法治國”法制宣傳主題活動的實施意見的通知等文件和制度。
二是廣泛開展各類普法活動。
先后開展農民工返鄉現場法律咨詢會、3.15維權周、學習雷鋒好榜樣志愿者現場法律咨詢會、送法到鄭樓、送法制圖書到洋北小學等一系列法制宣傳會。
三是全面做好中期驗收工作。
今年是“六五”普法中期驗收之年，在年初就制定迎接驗收的工作計劃，并召開全區法制宣傳教育領導小組會議和“六五”普法中期驗收工作動員會，布置任務，做好臺賬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制作“六五”普法宣傳材料，同時精心選取龍河的喬莊、幸福街道的幸福社區、區實驗小學、精科集團、工商分局等單位作為示范點，5月22日、6月6日區人大和市檢查組先后到我區檢查“六五”普法工作，我局從臺賬準備、示范點的選擇、匯報材料的準備等幾個方面進行積極準備，獲得了區人大和市檢查組的一致好評。
四是積極做好新聞信息工作。
3月底我局成立新聞信息寫作小組，并積極與市局、區委區政府新聞中心對接，了解寫作動態和寫作要求，同時聯系江南日報、法制報、法制網頻道，爭取更多采用我局新聞信息。
二、人民調解工作
一是深入社會矛盾糾紛排查預防。
依托劃分的排查網格，積極開展村居（社區）和基層單位每周、鄉鎮（街道）每半月、區每月的集中排查，加強重點地區矛盾糾紛的排查，及時上報排查發現的糾紛隱患，實現矛盾糾紛排查全覆蓋。同時要求各鄉鎮（街道）按照“有事報情況，無事報平安”的要求，實行矛盾糾紛信息直報、快報及“零報
告”制度。遇到重大矛盾糾紛要直接、迅速上報至區司法局。若無糾紛信息情況，實行矛盾糾紛信息“零報告”每天下午4:30前通過矛盾糾紛調處工作QQ群上報。
二是提高專職人民調解能力。
組織鄉鎮（街道）專職人民調解員及部分優秀村居調解員參加業務知識培訓，由司法局領導班子主講人民調解的相關業務知識、調解技能及相關案例，并邀請了區人民法院同志講解以《民法通則》、《侵權責任法》、《婚姻法》等為主的民事方面的法律、法規知識，增強人民調解員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是加強專業調解隊伍建設。
由區人民調解委員會、司法局、經信局、總工會聯合出臺了《關于在全區企業建立人民調解組織的實施意見》，()要求在職工人數300人以上的企業建立人民調解委員會。根據人員變動情況，年初調整了區級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組成人員，進一步完善醫患糾紛調解工作。
上半年，全區排查和受理社會矛盾糾紛共991起，調處成功989起，成功率達99.8%。各類糾紛主要集中在勞資、拆遷、交通事故及婚姻家庭糾紛等方面。其中婚姻家庭糾紛共發生171件，占比17.3%；勞資糾紛共發生116件，占比11.7%；拆遷糾紛共發生107件，占比10.8%；交通事故糾紛共發生94件，占比9.5%。
三、社區矯正工作
一是密切協作，規范社區矯正銜接工作。
上半年以來，我們進一步加強了同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的溝通，做好社區服刑人員的銜接工作。做好審前調查、假釋評估工作。通過審前調查、假釋評估把好社區矯正“入口關”，上半年以來，共為法院、公安、檢察院、監獄出具各類調查評估意見函133件，采信率達100%。
二是加強舉措，規范社區矯正執行工作。
今年以來，我們以“社區矯正規范化建設鞏固年”活動為抓手，進一步規范日常管理，認真做好監管，要求社區矯正專職工作者將電話匯報記錄、思想匯報收集、集體勞動和學習的組織及走訪等監管工作真刀實槍的落到實處，不搞形式主義，不走過場。同時實施平臺監管，監控到點。推進監控現代化，以定位管理系統為依托，實現移動管控網絡全覆蓋，對重點人員和外出務工人員進行全員定位管理，嚴格矯正對象外出請假審批制度和雙擔保制度，加強重點人員的嚴密監控，目前全區共有167人被定位監管。
三是強化培訓，提高矯正工作隊伍素質。
首先是對社區矯正專職工作者開展月培訓，以會代訓社區矯正業務知識，不定期組織業務考試，并將考核成績納入季度考核。其次是對社區矯正專職工作者績效考評。對專職考工作者的工作實績進行績效考核，一月一考核，實行
積分制，工作實績和薪酬直接掛鉤，工作干的好積分就會高，積分越高工資越高，獎優懲劣。
目前，我區在矯社區服刑人員470人，其中緩刑366人，假釋95人，督予監外執行8人，管制1人；上半年期滿解矯110人，因疾病死亡2人，無脫漏管，無重新犯罪。
四、法律服務工作
一是以創建省級優秀司法所為動力，提升司法所規范化建設水平。
為鞏固司法所軟、硬件建設，提高工作人員業務素質和工作能力，2月26日在羅圩鄉召開了全區規范化司法所現場會，會上介紹和觀看了羅圩鄉、陳集鎮司法所建設。
二是以構建和諧村居為契機，深入開展法律進村居活動。
建立“一村（居）一法律顧問”制度，截止5月底，鄉鎮（街道）、村（居）簽訂法律顧問合同率達100%；積極開展送法進社區、進家庭活動，全區共印發宣傳材料12000份，為做好法律服務宣傳，區局印發了法律服務便民聯系卡發給司法所，在社區、村（居）發放；圍繞區中心工作，積極組織律師、法律工作者參與城市更新和舊房改造，提供法律服務。
三是以年檢注冊工作為契機，推動全區法律服務所規范化建設再上臺階。
按年檢注冊工作要求，使全區15個法律服務所61名法律工作者順利通過年檢注冊；舉辦法律工作者培訓班，請區法院法官上法律知識講座，受到了與會參訓者的一致好評；同時按照省、市文件要求，在全區開展基層法律服務法治惠民活動，切實解決基層群眾最關心、最現實的法律問題，依法維護公民合法權益。
四是以“深化法治惠民活動”為抓手，以年檢注冊和集中教育整頓活動為契機，加強誠信教育，嚴格財務、業務。
今年以來，全區基層法律工作者共擔任法律顧問一家，訴訟事務434件，非訴訟事務513件，解答法律咨詢2088人次，辦理法律援助473件。
五、法律援助工作
一是法律援助進農村。
印制法律援助知識宣傳手冊，把法律援助知識宣傳到農村千家萬戶，家喻戶曉，并開展“三個一”活動，即：向農民贈送一本法律援助書籍、贈送一張法律援助程序卡和開展一次法律咨詢活動，讓廣大農民了解法律援助的性質、對象、條件和程序，重點圍繞征地拆遷、環境保護、婚姻家庭等領域解答群眾咨詢。
二是法律援助進社區。
在社區建立法律援助聯絡點，向社區的低保和特困戶發放法律援助聯系卡，為社區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援助。將
社區內所有低保戶、特困戶、老年人、殘疾人等受援對象分類建立檔案，為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對象發放《法律援助便民服務卡》，打造社區的“快速通道”。
三是法律援助進企業。
深入農民工比較集中的工地、企業，通過發放《法律援助便民卡》、《農民工維權手冊》、《法律援助指南》等資料，張貼《勞動合同法》和法律援助宣傳掛圖，宣傳法律援助知識，引導他們通過法律途徑表達合理訴求和保護自身權益。
四是法律援助進學校。
積極與學校協作，建立“中小學法律援助工作站”，充分發揮“青少年維權崗”的職能作用，向學生及家長宣傳《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定期開展法制講座、法律咨詢等活動，提高學生的法律意識，促進青少年健康成長。
20XX年上半年，我中心共受理各類案件267件，其中刑事辯護51件，民事216件，全部錄入法律援助管理系統。接待解答法律咨詢600人次，代書5件。
六、隊伍建設
一是深化政治理論建設。
黨“十”精神、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時期指導司法行政工作、加強司法行政隊伍建設的根本指導思想。我局充分認識新時期加強司法行政隊伍建設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按照黨的“十“精神的要求，深入開展“發揚傳統、堅定信念、執法為民”主題實踐教育活動，全面提高司法行政隊伍的綜合素質，通過學習教育，我局全體工作人員能夠做到思想上始終保持清醒，政治上始終保持堅定，牢固樹立了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和服務意識。
二是強化隊伍能力建設。
（一）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
所謂網格，就是將城區行政性地劃分為一個個的“網格”，使這些網格成為政府管理基層社會的單元。城市網格化管理主要是指政府依托統一的城市管理以及數字化的平臺，將城市管理轄區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成為單元網格。通過加強對單元網格的部件和事件巡查，建立一種監督和處置互相分離的公共管理模式。2004年10月，北京市東城區建成啟用全國首例“網格化”管理
系統。[1]此后浙江[2]等地以加強社會服務管理、維護社會穩定為核心，打造“網格化”社會服務管理新模式。“網格化管理”的特點是有效整合了黨委機關、政府部門以及社區、村、民間組織和志愿者等各種社會力量和社會資源。既增強了黨的基層執政能力和執政基礎，也是強化社會管理的一種基礎性的、重大的創新
（二）社區矯正網格化管理
社區矯正網格化管理是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的重要內容。2011年社區矯正首次納入《刑法修正案八》，僅提出了一個概念，并沒有明確細化。現實中社區矯正主要由社區居委會干部、派出所民警、司法所派駐街道司法所干部對社區矯正對象進行監督管理和幫助教育。但這些參與主體具有狹隘性，因此社區矯正工作的社會化需要更多的司法主體和社會力量參與。近年來，部分省市將社區矯正網格管理模式納入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體系，該管理模式按照“網定格、格定責、責定人”的指導方針，通過建立管控網格，劃分監管責任區，明確工作職責，確保社區矯正工作在執法環節、方法載體、制度完善以及基礎保障等方面向縱深發展，從而最大限度地控制和減少社區矯正對象重新違法犯罪，最終實現“監管、教育、服務、執法”四個環節的有機結合。如天津市濱海新區大港司法局迎賓司法所對社區矯正人員實行“網格化”管理，將轄區32個自然小區、1030樓棟按照不同區域劃分網格群，再分成177個小網格，在司法所設立網格站、在重點地帶建立網格點，形成“站點群”三級社區矯正網格體系。社區矯正人員分布在78個小網格內，由1名網格管理員和5名網格服務員（網格管理員由社區工作人員擔任，網格服務員由物業人員、老黨員、退休干部、社區志愿者組成）擔任矯正小組成員。司法所接收社區矯正人員后，將矯正人員信息及時傳遞至社區，網格員立刻入戶核實信息，并將矯正人員信息和具體情況反饋至司法所，司法所據此制定個性化矯正方案再反饋至社區，由此形成從站到群到點，再由點到群到站的一站式信息反饋渠道，實現全銜接、無遺漏、全覆蓋，建立了良性互動渠道。在社區矯正實施過程中，網格員通過日常巡邏、入戶走訪，準確了解社區矯正人員的基本情況。當網格員發現社區矯正人員思想、行為出現不良傾向或通過走訪、談話發現社區矯正人員遇到困難時，將按照“點站群”的“三級”矯正渠道，最大限度地幫助矯正人員。通過網格化管理和立體化矯正，及時為矯正人員提供就業信息及就業指導、培訓，提供首站救助、一次性救助、失業保險及落實戶口等系列救助措施。
二、司法工作室與社區矯正網絡化管理
（一）司法工作室
近年來，天津市司法局提出要將基層司法行政工作延伸到社區，并在濱海新區開展司法工作室試點工作。司法工作室就是由新區司法局倡議并得到新區政法委支持的重點項目，它主要是通過統一社區司法工作室的工作職責、工作流程、外觀標識和設施配備，配備一批司法專干（綜治專干），持續壯大法律服務社工隊伍，整合人民調解、法制宣傳教育、法律援助、社區矯正、安置幫教等司法職能，不斷豐富社區公共法律服務內容。司法工作室是街鎮司法所和綜治科的司法行政職能向村居自治組織的延伸，直接聯系到社區樓棟、村組村民，實現法律服務的全覆蓋。2013年3月濱海新區召開社區司法工作室建設現場推動會，市司法局領導充分肯定“塘沽司法工作室模式”，認為社區司法工作室集中將人民調解、法制宣傳、安置幫教、社區矯正、法律援助、法律服務等基層司法行政工作職能延伸到社區工作開展是全市基層司法行政工作的發展方向。要求新區司法機關要注重總結經驗，要逐步的規范和完善司法工作室的相關制度，使司法向基層延伸工作走在全市前列。目前，塘沽司法工作室基本實現全覆蓋，大港、漢沽正在抓緊建立，2013年新區358個居村將全部建立司法工作室。[3]
（二）司法工作室的建立將有力地推進社區矯正網格化管理
司法所派駐街道司法所和街道綜治科可以直接聯系村居的司法工作室，委托司法工作室司法專干選定本社區的網格管理員為本社區矯正人員的監護人，主要負責對社區矯正人員的日常生活、活動以及思想等情況進行監督。若有發現社區矯正人員存在違規違法行為，矯正人員所屬轄區村、組網格管理員將第一時間向司法專干匯報，再由司法專干向司法所報告，司法所將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處理，并全程跟蹤，做到“去有目的，來有問題、后有反饋”，及時解決下級網格提交的社區矯正工作問題。社區矯正工作融入網格化管理會有力地推動社區矯正管理，社區矯正管理角色從“事后被動應急”向“事前主動防范”轉變，有力保障社區矯正工作質量，全力維護社區和諧穩定。
三、檢察工作室與社區矯正網格化監督
（一）檢察工作室與司法工作室對接
基層檢察院可通過與轄區司法局溝通協調，將派駐檢察室的部分法律職能，如檢務公開、法制教育等服務性職能與司法所的法律咨詢、普法宣傳等職能進行局部整合，在司法工作室實現檢察制度上墻、安排司法專干和社區義工協助檢察工作，檢察室派駐干部可以經常深入司法工作室，現場為村民居民提供檢察服務。而對受理舉報、社區矯正監督等監督性職責則不能下放，還是應保留在檢察工作室，不定期開展派駐檢察或巡回檢察。就社區矯正工作監督來說，檢察工作室可以向司法專干和社區矯正網格管理員發送檢民聯系卡，對其進行監外執行檢察知識培訓提高其對社區矯正檢察工作的認識，并通過不定期地開展巡回檢察來對網格內的社區矯正工作開展法律監督。
（二）社區矯正網格化監督
基層院可設計三層網格，即鎮、街道辦（司法所）為一級大網格，村居組織（司法工作室）為二級中網格，樓院、村民小組為三級小網格，實現監督全覆蓋。以社區矯正人員動態管理系統共享工作為契機，將轄區社區矯正對象基礎信息分類，實行實現人員分社區監控和網格化監督。從實踐來看，基層檢察官走進社區網格，開展的具體監督措施主要包括：一是主動開展社區矯正巡回檢察。通過定期走訪了解與不定期檢查監督相結合，及時全面掌握社區網格監督小組工作開展情況，發現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規范的，提出意見和建議；二是建立服刑人員約見檢察官制度。向社區矯正服刑人員發放聯系卡，確保社區服刑人員能夠及時、方便、快捷地約見檢察官，并反映相關訴求；三是創建社區服刑人員談話制度。構建初次談話、日常談話、警示談話“三位一體”的談話模式，明確談話目的，突出談話重點，注重談話效果，實現對社區服刑人員的動態化管理；四是全程監督服刑人員集中教育活動。參與并監督網格內服刑人員的集中思想匯報會、集中教育會等集中教育活動，協助開展對社區服刑人員進行法制警示教育、安全教育等。
注釋：
[1]北京“網格化管理”：將一個管轄的地域劃分成若干網格狀的單元，分專人在網格范圍內對社區實施24小時動態的全方位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