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師考試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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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PA考試經濟法科目分析

2.1內容廣泛涉及民商、經濟法律制度

經濟法內容龐雜，涉及面廣，要求考生有廣泛的知識面，能夠熟練掌握從事經濟管理工作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法律制度，并且能夠靈活應用。根據最近兩年的考試大綱，經濟法科目主要考法的一般知識、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物權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合伙企業法律制度、公司法律制度、證券法律制度、破產法律制度、支付結算法律制度、反壟斷法律制度、涉外經濟法律制度等。縱觀2010年至2014年“經濟法大綱”，除了因法律的修訂而在細節上有所增刪與修改之外，在整體架構上沒有實質性變化。

2.2注重能力的考核

經濟法是一門典型的應用性科目，全面改革后的CPA考試從知識型測試向專業知識加能力型測試轉化，注重考核考生對經濟法律知識和法律制度系統的理解和實際應用能力，更加注重對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測驗。從最近幾年的考試真題來看，CPA考試越來越注重對知識的理解應用。2010年是全面實行CPA考試制度改革的第一年，在考試的題型與分值分布上較以往發生了巨大變化，主觀題題量與分值均大幅度增加，由原來的28分增加到50分，客觀題則相應減少，而隨后的2011年主觀題題量及分值進一步加大，2012年后，題型與分值分布趨向穩定。此外，近三年綜合案例分析題的比重越來越大。除了綜合題目之外，單選題與多選題也多以案例的方式出現。2013年24道單選題中有12道是案例題，需要考生在充分理解法律制度的基礎上應用相關法律知識進行深入分析，有的題目難度甚至不亞于綜合分析題，充分反映了CPA考試測試導向從知識到知識與能力并重的轉變，這一點2014年的經濟法考試大綱也已清晰地闡明。

2.3相對獨立

經濟法科目相對獨立，與其他科目關聯度不高。在專業階段6科目中，會計是審計和財務管理的基礎，而會計和稅法又聯系緊密，因為涉稅會計處理是會計科目考察的重點之一。稅法和經濟法的共同之處在于都屬于法學范疇。從學理上講，稅法是經濟法的一部分，但注會考試稅法科目側重于考察如何征稅與計稅，而經濟法科目的內容實際上主要是民商事法律制度，并非法學意義上的經濟法，因此，稅法與經濟法幾乎沒有關聯。

3CPA考試在經濟法課程教學中的嵌入

3.1教材選擇

教材是教學過程中最重要的知識載體，也是教學的依托，科學合理的教材有助于提高教學質量，有效地實現教學目標。縱觀形形的經濟法教材，注冊會計師全國統一考試教材對會計學專業來說應該是適應性較強的，其優點顯著：一是由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統一組織編寫，具有高度權威性；二是在內容的編排上緊扣考試大綱，且每年根據最新的法律法規更新，能及時將最新的法律制度準確地反映在教材中，保持教材的時效性。但是該教材500多頁的篇幅過于龐大，學生在有限的學時內顯然無法消化，且教材過分注重理論闡述和法條列舉，輕實踐，缺乏趣味性，容易使學生產生畏懼心理，因而該教材不能作為首選教材，可以作為教學輔助用書。除此之外，目前適合經管類專業的普通經濟法教材林林總總，不下幾十種版本，各種版本良莠不齊。“適用性”是教材選用的基本原則之一。所謂“適用性”指選用的教材要符合會計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及課程教學的要求，取材合適、深度適宜、分量恰當，既符合認知規律，又富有啟發性，有利于學生知識、能力和素質的培養。應根據專業要求，選擇更適用、更有針對性的教材。優先選用內容相對完整、難度適中、注重實際應用的教材，特別是那種有大量代表性、典型性、啟發性案例的教材，可以加深學生對理論的理解，增強他們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保證教學更有針對性、操作性和實效性。在上述基礎上，再根據CPA考試的主體內容選擇相適宜的教材。

3.2教學內容與CPA考試接軌

在絕大多數財經院系，所有經管類專業均開設經濟法課程，普遍的情形是：不同的專業統一適用相同的教學大綱、相同的教材，講解相同的內容。這種一刀切的教學模式嚴重忽略了學生知識結構和實際需求的差異性。會計學專業與其他專業在教學內容的選取上應有所區別。比如物權法在一般的經濟法教材里基本不涉及，而會計專業各級各類考試幾乎都要考物權法，因此會計學專業有必要掌握物權法律制度。此外，還有其他一些法律制度如票據法等內容也是會計學專業必須掌握的，而其他專業則無此要求。因此，統一的教學內容、統一的教學進度不但無法滿足學生的實際需要，還會使學生產生“學的經濟法與考的經濟法不一樣”的疑問。經濟法教學內容與CPA考試接軌，可以滿足學生職業發展需求與考證需要。由于經濟法律制度范圍的廣泛性，無論選用任何一本教材，其涉及的內容都很難在一個學期之內全部學完，更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選取其中的部分內容進行課堂教學，這是由該課程的性質特點所決定的。比較分析近幾年經濟法考試大綱，每年必考的內容基本不變。課堂教學可以優先選擇這些重點章節，但這些內容分屬不同的法律部門，法律調整對象與方法不同，立法本位也不同，如果按照傳統的章節順序教學，難免出現各章節內容彼此割裂，從而造成學生知識結構支離破碎。為了解決課時不足與內容過多、過雜之間的矛盾，同時理順各部分內容之間的關系，本人在多年的教學實踐中采用了模塊化教學法，即將教材內容按照各章節之間的邏輯關系劃分為若干模塊，各模塊各自獨立又有機聯系在一起，構成一個完成的體系。上表各模塊中，法律基礎為后續各模塊的學習奠定基礎，民法模塊和商法模塊是學習的重點與難點，應用性較強，絕大部分知識點需要在理解的基礎上靈活應用。狹義經濟法模塊內容相對簡單一些，部分完全可以自學完成。以上內容涉及面廣，不能面面俱到，要處理好主次關系，民商法律制度對會計學專業而言非常重要，其中物權法、合同法、公司法、破產法、證券法、票據法又是重中之重，既是CPA考試及其他各項考試的重點，也是會計工作實踐中實用性較高的法律制度。

3.3以考題為導向的課堂內外訓練

CPA考試以樹立良好的法律和合規意識，熟悉市場經濟法律調整的基本機制并能應用相關法律制度分析和解決實務中的具體問題為考核目標，這與經濟法課程教學目標具有一致性。在課程教學中可以充分運用CPA考試的題庫資源加強對學生的能力訓練。從近年的考試真題來看，經濟法試題知識點范圍廣泛，內容靈活，法條考察與理論考察并重，單一考察與綜合考察并重，同時，理解能力與應用能力并重。單一性的法條考察較為容易，而綜合考察與應用能力考察題往往橫跨多個法律制度甚至多個法律部門，不容易簡單地得出答案，它不僅要求學生熟練地掌握相關知識點，而且具有一定的分析能力，這對于缺乏系統法學訓練的會計學專業學生來說，難度較大，需要平時加強練習。如2013年多項選擇題第6題考查公司的合并，包括合并的形式、合并的程序、公司合并后債務的承擔以及債務的抵銷，既有法條考察，又有理論考察，涉及合同法及公司法律制度，綜合性很強。通過有針對性的訓練，學生充分理解相關法律制度之間的關聯，并融會貫通，綜合運用。

3.4適應CPA考試的能力本位教學方法創新

CPA考試及注冊會計師職業培養制度特別注重會計師的終生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在現行的應試教育制度下，考生為了突擊通過考試，通常采取死記硬背的方式囫圇吞棗地記住考試大綱所覆蓋的基礎知識，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加上課堂教學手段單一，注重知識的傳授，忽視能力的培養，學生缺乏自主思考的能力，以致現有教學方式難以滿足當前會計師行業人才發展的需求。對于會計學專業學生來說，單純的法律條文過于枯燥乏味，單純的理論又過于抽象難懂，如果用鮮活的案例將枯燥的法律條文與單純的理論串聯起來，教學內容立即變得立體生動起來。案例教學法的主要功能是提高學生對知識的理解能力和分析應用能力。通過案例，師生之間、學生之間相互分享經驗，分享認知，同時，案例教學也有利于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和自主性思維。可以說，案例教學法作為一種源自美國的法學教育基本方法，是經濟法課程的首選教學法，要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自主性和參與性，充分發揮案例教學的作用，必須合理應用案例教學法。

1）精心選擇案例素材，注重案例的真實性、新穎性、啟發性和代表性，力求深入挖掘潛藏在案例中的法律規則。

案例教學的關鍵之一是根據教學目標組織案例資料，選擇與教學內容有內在聯系的教學案例，所選用的案例應該是具有代表性并能為學生所接受的。如在講《企業破產法律制度》一章時，筆者選用了廣受關注的“三鹿集團破產案”來講解破產清算的法律程序及相關法律問題，同時選取了本市一家大型國有企業破產重整的案例供學生分析討論破產重整的程序和積極意義，由于該案就發生在身邊，學生獲得了更多的感性認識，從而對破產法律制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2）改變傳統的自問自答教學模式，采取課堂案例分析法、案例討論法、問答式啟發教學法等多種教學方法靈活組織課堂教學。

案例教學法本身具有較強的靈活性與適應性，可以使課堂教學更加活躍、高效，但前提是師生都要有豐富的知識儲備，一次成功的案例教學不僅要求教師在備課環節下足工夫，還要求學生在課前預習準備。由于會計學專業同學缺乏系統的法律知識訓練，可能因課前準備不足或不愿積極參與而保持沉默，從而使課堂陷入僵局或淪為教師的獨角戲，因此，采用案例教學法應精心設計案例教學的各個環節，其中包括在課前將案例相關資料發放給學生，使其有一定的準備時間，引導學生充分收集資料并獨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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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經濟是相對于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的一個新時代概念。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1996年題為《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報告中所提出的定義是：“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上的經濟”，其主要特征是以高新技術產業化為基礎。以信息和通訊技術為條件。以人力資源和知識資本為首要生產要素等。知識將在社會生產和社會資源配置中發揮主體作用。并為社會創造出巨大的財富。人類經濟社會發展歷史中的任何一次變革都會引發會計的變革。“會計主要是適應一定時期的商業需要而發展的，并與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M·查特菲爾德《會計思想史》)由于知識經濟導致世界產業經濟結構從物質型經濟轉向知識和信息型經濟，信息與通訊技術的空前發展和全球網絡的形成，將創造出許多過去完全想象不到的新產業、新產品、新技術、新服務。知識經濟對會計理論的沖擊是全方位的，包括會計思想、會計目標、會計管理體制、會計技術方法和會計政策規范。國內學者在研究知識經濟對會計影響時，往往多集中于闡述知識經濟對傳統會計主體、持續經營、會計分期、貨幣計量四大假設的沖擊影響。研究的邏輯起點無非是從會計的內、外部環境變化出發，闡述它的不適用性。有的學者如殷志剛、邱景忠提及到其對會計目標、歷史成本、資產概念的沖擊。但都淺嘗輒止。對作為會計研究重要方面的會計本質，卻很少有文章系統論述知識經濟帶來的影響。

一、我國會計理論界對會計本質的三種認識

本質是決定一事物區別于另一事物的根本屬性。會計本質是由會計的內在矛盾所決定的，是會計這一事物比較深刻的一貫的和穩定的方面，它從整體上規定會計的性能和發展方向。會計本質也是確定和解釋其他會計概念的依據，會計研究首先應解決會計本質問題。這一觀點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風靡我國，并在會計研究實踐中得到廣泛應用。目前存在于我國會計理論界的對會計本質的三種認識即“會計信息系統論”、“會計管理活動論”和“會計控制論”，這是對其進行長期研究的邏輯起點。人們對會計本質和內涵的探討一直沒有停止過，迄今為止仍是三派鼎立，沒有能夠達成一致。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和網絡技術的日新月異，會計信息使用者對信息需求的多樣化以及人們價值意識的轉變，都迫切要求我們對會計本質重新加以思考。

(一)會計信息系統論

余緒纓教授自20世紀80年代從國外引進并主張會計是一個信息系統，他認為：“根據當前的現實及其今后的發展，應把會計看作是一個信息系統，它主要通過客觀而真實的信息，為管理提供咨詢服務”(金緒纓，1980，1982)。此后，這種觀點得到了葛家澍教授等人的支持。他們給會計所下的定義是：“旨在提高企業和各單位活動的經濟效益，加強經濟管理而建立的一個以提供財務信息為主的經濟信息系統”(葛家澍等，1983)。

(二)會計管理活動論

“管理活動論”這一觀點是我國學者首創的提法，由楊紀琬教授利閻達五教授率先提出。1980年，在中國會計學會成立大會上。兩位教授合作發表了題為“開展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幾點意見——兼論會計學的科學屬性”的論文，首先提出了“會計的本質是一種管理活動”的觀點，并認為：會計管理在微觀經濟中是企業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重要的價值管理；在宏觀經濟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企業的價值運動就是個別資金的運用，會計管理是對這種運動進行管理的一種重要形式。

(三)控制活動論

“控制活動論”是20世紀90年代初為調和上述兩派的論戰而出現的一個新興學派，其代表人物是楊時展和郭道揚兩位教授。楊時展教授的會計控制論側重于會計微觀領域，其建立的基礎是受托責任觀，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會計控制論。他認為：自古以來，會計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反映、控制經濟活動，離開現代會計這一控制系統的運行，要提高經濟效益是根本不可能的。郭道揚教授的會計控制論側重于宏觀會計領域，他從會計史學視角出發，縱觀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與現狀，提出了現代會計的全面控制觀點。他認為：會計是人類為實現對社會經濟的控制所進行的一項基本活動，因而現代會計的本質是一個全面控制系統，必須把過去、現在與未來結合在一起；必須把事前、事中、事后的控制結合在一起。尤其到了現代社會，會計更是現代經濟控制工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信息社會中通過對包括財務信息在內的經濟信息的優化與利用，以期對即定目標的控制和最終目標的實現。將會計界定為一種控制活動，優勢在于：從外延和內涵兩方面揭示了會計的本質，闡明了現代會計是一個控制系統。并且將受托責任與會計控制系統相結合，同時明確了受托責任與決策的關系。二、知識經濟下對會計本質三種觀點的辨析

(一)按照會計信息系統論的觀點，會計活動確實是生產制造信息的行為，但知識經濟環境下這種信息的內涵卻在不斷地擴大

具體表現為：1、知識經濟下，信息的使用者不僅要了解財務信息，還要了解企業的背景信息和前瞻性信息。另外，非財務信息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如企業的核心技術、管理團隊的背景、產品的市場占有率、產業的競爭形式等，這些信息單純依靠財務信息是不能充分反映出來的，而這些信息往往只是信息使用者進行決策時考慮的重要因素。2、在知識經濟環境下誕生的新的信息記錄、采集、聚合、分析、整理、傳輸、公示技術等均產生了質的飛躍，現在的網絡技術、通訊技術、數據庫技術使海量的信息能夠得到處理，并且能夠即時為使用者所取得。大大提高了信息的質量和時效性。3、知識經濟下單純認為會計是確認、計量和傳遞經濟信息的過程的看法只體現了會計的反映職能，忽略了監督、預測和分析等控制職能。因為財務人員每天要依靠自己的職業判斷去分析確認各種資產，選擇不同資產的計量屬性等等，這種判斷性決策本身就是一種管理活動。

(二)會計被界定為一種管理活動

會計是管理經濟的一種工具，這是對會計本質認識上的一次質的飛躍，它強調了會計具有反映和監督的雙重職能，是我國進行會計改革以來。體現在會計基本理論問題研究中的一個歷史性的進步。在知識經濟下。擴大了企業管理的范圍。也深化了管理的內涵。企業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更加豐富了管理的手段。所以。原有的會計本質的認識有點模糊，范圍過大，無法區分會計管理和其他管理的界限。因為會計管理畢竟不同于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戰略管理、生產管理、知識管理等等，會計管理也非財務管理，所以該概念應該予以深化、細化。

(三)會計被界定為一項控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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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2）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

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豎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集聚效應”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產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末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小：時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規律。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自然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工業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現代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注：朱瑞熙、徐建華：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

四、現實意義

作為歷史學發展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經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時代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篇（4）

分值: 5分 查看題目解析 >1212．在中，已知，則 .分值: 5分 查看題目解析 >1313．設D為不等式組表示的平面區域，對于區域D內除原點外的任一點，則的值是_______，的取值范圍是___.分值: 5分 查看題目解析 >1414. 甲、乙、丙、丁四位歌手參加比賽，其中只有一位獲獎。有人走訪了四位歌手，甲說：“乙或丙獲獎”；乙說：“甲、丙都未獲獎”；丙說： “丁獲獎”；丁說：“丙說的不對”。若四位歌手中只有一個人說的是真話，則獲獎的歌手是 .分值: 5分 查看題目解析 >簡答題（綜合題） 本大題共80分。簡答應寫出文字說明、證明過程或演算步驟。15已知函數.15.求的最小正周期；16.求在區間上的值和最小值.分值: 13分 查看題目解析 >16已知等比數列的各項均為正數，且，．17.求數列的通項公式；18.若數列滿足，，且是等差數列，求數列的前項和.分值: 13分 查看題目解析 >17甲、乙兩位學生參加數學文化知識競賽培訓。在培訓期間，他們參加的5次測試成績記錄如下：甲： 82 82 79 95 87乙： 95 75 80 90 8519.用莖葉圖表示這兩組數據；20.從甲、乙兩人的這5次成績中各隨機抽取一個，求甲的成績比乙的成績高的概率；21.現要從甲、乙兩位同學中選派一人參加正式比賽，從統計學的角度考慮，你認為選派哪位同學參加合適？并說明理由．分值: 13分 查看題目解析 >18如圖，四邊形是邊長為的正方形，平面平面，, ．

22.求證：平面；23.求證：平面；24.求三棱錐的體積．分值: 14分 查看題目解析 >19在平面直角坐標系中，動點與兩定點,連線的斜率乘積為，記點的軌跡為曲線.25.求曲線的方程；26.若曲線上的兩點滿足,，求證：的面積為定值.分值: 13分 查看題目解析 >20設函數.27.當時，求曲線在點處的切線方程；28.若函數有兩個零點，試求的取值范圍;29.設函數當時，證明.20 第(1)小題正確答案及相關解析正確答案

解析

解：當時，函數，因為，所以.又則所求的切線方程為.化簡得：.考查方向

本題考查導數的計算，考查導數的幾何意義，考查切線方程的求法，本題是一道簡單題.解題思路

先對函數求導，然后求出且切線的斜率以及切點的坐標，再利用點斜式求出切線方程即可.易錯點

本題易錯在求導數時計算錯誤.20 第(2)小題正確答案及相關解析正確答案

解析

因為①當時，函數只有一個零點；②當，函數當時，；函數當時，.所以在上單調遞減，在上單調遞增.又，，因為，所以，所以，所以取，顯然且所以，.由零點存在性定理及函數的單調性知，函數有兩個零點.③當時，由，得，或.若，則.故當時，，所以函數在在單調遞增，所以函數在至多有一個零點.又當時，，所以函數在上沒有零點.所以函數不存在兩個零點.若，則.當時，，所以函數在上單調遞增，所以函數在至多有一個零點.當時，；當時，；所以函數在上單增，上單調遞減，所以函數在上的值為，所以函數在上沒有零點.所以不存在兩個零點.綜上，的取值范圍是 ……………………………………………………9分考查方向

本題考查利用導數判斷函數的單調性以及判斷函數的零點的應用，考查函數與方程的應用，考查分類討論的數學思想，本題是一道難題，是高考的熱點.解題思路

先求出函數的導數，通過討論的范圍，判斷函數的單調性結合函數的零點個數求出的范圍即可易錯點

本題易錯在不能夠準確對的取值進行分類討論.20 第(3)小題正確答案及相關解析正確答案

證明略.解析

證明:當時，.設，其定義域為，則證明即可.因為，所以，.又因為，所以函數在上單調遞增.所以有的實根，且.當時，；當時，.所以函數的最小值為.所以.所以. …………………………………………………………14分考查方向

篇（5）

二、考生作弊的制度因素分析

按照諾斯的觀點，“制度是一個社會的博弈規則，或者更規范地說，它們是一些人為設計的、型塑人們互動關系的約束。”制度約束通過禁止人們從事某種活動可以預防人們的機會主義行為并減少不確定性。制度包括正式約束、非正式約束以及實施機制。下面從制度方面分析考生作弊行為。首先，考試作弊認定及處罰的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國家或者學校制定一系列規范化、帶有強制性的對考試作弊行為進行界定和處罰的規則、條例，比如《關于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堅決剎住高等學校考試作弊歪風的緊急通知》（2003年）、《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2004年）、《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2005年）以及學校、學院對考試作弊行為處罰的相關規定等。這些正式制度明令禁止大學生考試作弊，并對相關作弊行為以及根據情節輕重給予相應的處罰進行界定，以此預防考生的機會主義行為。現有這些正式制度對考試作弊的處罰不可謂不嚴厲，也不可否認這些正式制度對學生的作弊行為產生了很強的震懾作用，但即便如此，大學考試依然存在作弊現象，也就是說實踐證明，現有的正式制度并不足以完全杜絕考試作弊行為。其次，誠信等非正式約束。非正式制度一般被認為是正式制度的延伸闡釋或修正，它是得到社會認可的行為規范和內心行為準則。違反或者觸犯社會或者某一團體的非正式制度，有可能使違反者本人感到羞愧、自責以及精神痛苦，也有可能會損害其他人或者合作者的利益，進而受到團體內其他人的鄙視與排斥，減少與其的合作。對于考試作弊而言，喪失的是誠信這一大學生行為規范，理應引起作弊者羞愧以及其他學生的抵制。但是，現實情況并不總是這樣。對于資格性作弊，作弊者本人以及所在團體往往并不認為作弊是一種可恥行為，因為這種作弊只是一種自保行為，并不侵害其他人的利益，作弊者看成是理所當然，其他人由于自己利益不受損害對這種作弊的容忍度也較高，而且這種作弊行為往往不被看成違反誠信原則，或者認為是違反誠信但危害極小，并且不會將其與作弊者品質關聯。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事件對當事人利益攸關，當事人采取了利己不損人的即便是違反非正式制度的行為時，被默認為是合法的。這種情況之下，非正式約束對考試作弊的約束力大大降低。但是，對于競爭性作弊，非正式制度的約束力就會更大一些。因為這種作弊行為往往被認為是損人利己的，作弊者所在團體對這種行為的容忍度一般較低，而且往往會將作弊直接與其本人的品質相關聯。所以，競爭性作弊行為一旦被發現，作弊者本人往往更加羞愧，相應的成本往往更高。再次，制度的實施機制。制度再完善，也需要確保其實施、貫徹的機制。比如，法律制度的實施，是由警察、法院等國家暴力機關予以確保的。考試作弊處罰正式制度的實施，往往是由監考教師、巡考員以及學校職能部門（比如教務處）確保實施的。其中，監考教師往往是比較關鍵的一環。監考教師的行為選擇，直接影響考試作弊處罰正式制度貫徹力度。如果監考教師不認真，對作弊行為視而不見，或者監考教師發現作弊但礙于情面不進行舉報，那制度就形同虛設，相應的約束力也就不高。如果每個教師都認真監考，凡作弊者皆被抓且被按制度處罰，那制度的約束力自然而言也就高。而非正式制度的實施機制，主要是作弊者自身的道德約束以及所在團體共同懲罰的威脅。當作弊不被認為是違反內心行為準則以及不被別人認為是違反行為規范的，誠信作為非正式制度的約束力就下降了。

三、考生作弊的成本收益分析

首先，來看一下資格性作弊。假設某學生在考試中失敗，掛科了，那他除了承受考試失敗的精神壓力成本外，還要支付補考甚至重修的物質成本、補考或者重修依然考不過的精神壓力以及因此失去評優、評獎、評先進等潛在收益，甚至因此課程始終考不過導致不能正常畢業的高額成本。因此，該學生一旦作弊成功，就可以節省了上述可能發生的成本，或者說收益一般而言會比較高。但是，作弊有被發現的風險，風險的高低往往與監考教師的認真程度（取決于教師監考的成本收益，下文詳述）正相關，與作弊手段的高超程度負相關（此問題在此不做擴展論述）。而作弊一旦被發現是需要支付成本的，除了支付“丟面子”“感到羞愧”的精神成本外，還可能支付高昂的物質成本以及后續精神壓力成本。之所以說“可能”，是因為作弊被發現后所面臨的處罰風險是不一樣的，這取決于監考教師的行為選擇。暫且假設有兩種可能：一是監考教師僅僅是制止了作弊行為但不予處罰（一般而言，監考教師礙于師生情面，大多數情況下是這樣的）。此時，作弊被發現遭受處罰的風險成本為0。二是監考教師對作弊行為進行制止并處罰。處罰輕的可能是勒令交卷。處罰較重的可能是上報學院、學校，并按校規、校紀進行處罰。輕處罰的成本基本可以忽略不計（作為經濟人，很少有學生一開考就作弊，那樣一旦被發現成本極高，除非是考試題都不會，作弊的機會成本接近0。大部分作弊行為往往發生在會做的題都做完之后，也就是確保既得收益之后，此時作弊邊際收益較高，但邊際成本很低，因為即便被發現交了卷也沒啥損失，反正剩下的都不會做，交卷的機會成本為0）。而重處罰的成本則相對較高，按校規、校紀被記過或者通報批評且該科重修，比起單純的考試掛科，付出的精神成本和物質成本都比較高昂。我們可以將資格性作弊的成本收益總結成表1進行分析（見表1）。假設考生面臨的外部環境為監考嚴格（選擇作弊會被發現且遭受重處罰）與監考寬松（作弊不會被發現或者被發現只受輕處罰）。考生行為選擇分為作弊與不作弊。不作弊沒有收益，但卻要付出成本，假設為-2。如果作弊，在監考嚴格的情況下，收益為-3，低于不作弊時的收益-2，在監考寬松的情況下，收益為0（此處0并不代表沒有收益，而是代表潛在成本被消除了），高于不作弊的收益-2。假設理性的考生會根據所面臨外部環境相機選擇收益最大的行為。那么在監考嚴格的情況下，考生采取不作弊策略；在監考寬松的情況下，選擇作弊策略。但是，在學生看來，作弊被發現并且遭受重處罰只是小概率事件（從歷史來看，重處罰相對較少，因為每年因考試作弊被通報的學生并不多見），而小概率事件對經濟人而言往往被認為是不會發生的。這種僥幸心理很大程度上放縱了學生選擇作弊的機會主義行為，致使考試作弊屢見不鮮。其次，來看一下競爭性作弊。一般而言，這部分考生期末準備相對比較充分，試卷大部分題目難不住他們，只有少數幾個題目可能由于考場緊張短暫失憶等原因不會答。及格是沒問題的，但是想多多益善，所以可能誘發作弊行為。對此類型作弊，作弊空間較小，對總成績的提升空間有限，因此，成功的收益相對也較小（肯定大于0），但作弊失敗的成本可能相當高。這里的“可能”還是指作弊被發現并且遭受重處罰而言的（除此之外，與上面分析相似，作弊失敗成本接近0）。一旦因作弊被處分，所有評優、評獎、評先進的資格都將失去，其他科目所積累的競爭性優勢也將蕩然無存，“揀了芝麻丟了西瓜”。假設競爭性作弊考生面臨的外部環境行為選擇與資格性作弊考生相同。不作弊沒有收益，但不需要像資格性考生那樣要付出成本，假設為0（不考慮潛在利益的損失）。如果作弊，在監考嚴格的情況下，收益為-5，低于不作弊時的收益0，且要低于資格性考生此情況時的-3，因為競爭性考生考試作弊被發現且被重處罰的成本要更高，在監考寬松的情況下，收益為2，高于不作弊的收益0。同樣，面對不同的環境，理性的考生會做出與上面資格性考生相同的策略選擇。而且可以推斷，在監考嚴格的情況下，競爭性作弊考生選擇作弊的可能性比資格性作弊考生更低。但是，如果這部分學生也認為作弊被發現且遭受重處罰是小概率事件，自信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作弊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也會增強。

四、監考教師成本收益及行為選擇分析

監考教師的行為將直接影響有作弊動機學生的策略選擇。作為考生在作弊之前如何確定監考教師是嚴格還是寬松呢？一般而言，有作弊動機的學生作弊之前會積極搜尋監考教師的相關信息。如果是自己熟悉的教師（以前給自己上過課或者聽說過），之前所積累的信息會使在考場的信息搜尋時間成本相對低一些。比如，監考教師是院里的“四大名捕”之一，信息搜尋便很快結束———監考教師會嚴格監考，作弊風險過高，理性選擇是放棄作弊。如果是自己不熟悉的教師，之前沒有信息積累，在考場通過觀察監考教師言行進行信息搜尋的時間成本相對高一些。比如，監考教師開考后只顧低頭忙自己的事情，看手機啊、讀報紙啊、批卷子啊等等，這就顯示監考相對寬松，作弊風險較低，采取作弊行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反之，如果監考教師表情嚴厲、目光如炬、持續走動監考，那還是不作弊為妙！監考教師為什么有的嚴格有的寬松呢？其中的因素有很多，暫不提教師自身性格等方面因素，主要分析監考教師自身的制度約束和成本收益權衡。首先，從制度約束來看，教師監考受到學校正式制度以及教師職業所決定的非正式制度的約束。學校對教師監考有著嚴格的制度規定，比如監考教師不允許帶手機進考場、不允許做與監考無關的事情、應該走動監考等等。為了確保制度執行，學院領導以及學校指派的巡考員會到考場對監考教師進行監督，對監考教師形成外部壓力，促進其進行認真監考。此外，教師職業所要求的行為規范也對教師認真監考形成一種內在壓力。“學高為師，德高為范”。作為教師理應愛崗敬業，在監考過程中認真負責。這些內在的行為規范與責任感，正是大部分教師認真監考的主要原因。其次，從成本收益來看，按現有制度，期末監考是任課教師應盡的職責，沒有課時補貼或者監考費，也就是說，對于監考教師而言，期末監考的額外收益不高于0（有時可能因為監考事故遭受負收益）。但是，監考的成本卻較高。一是監考的體力成本。拆裝試卷、整理考場、填寫考試記錄以及走動監考等等都是需要耗費體力的，這都是體力成本（鞋底成本暫且不計）。二是監考時間的機會成本。也就是說教師把時間用來監考就不能用來批閱卷紙、填錄成績等了。三是制止學生作弊的“麻煩”成本，比如，制止作弊時學生的不合作、事后作弊學生對監考教師的怨恨、填寫作弊學生記錄等。根據經濟人假設，在額外收益既定的條件下，理性選擇就是盡量降低監考成本。這就導致了某些教師在監考過程中以利益為導向，監考不夠認真，一定程度上縱容了學生作弊。

五、對策

學生作弊與否，直接取決于作弊的成本收益，潛在收益大于潛在成本時，選擇作弊是一種理性選擇，潛在收益小于潛在成本時，選擇不作弊則是理性的。因此，要進一步預防學生期末考試作弊，就應該加大作弊的潛在成本，減少作弊的潛在收益，具體建議如下：

1.積極探索期末考試制度改革。

（1）進一步完善學生綜合評價體系，不僅要參考考試成績，也應參考學生思想品德、人際關系、身體素質等方面，避免“唯以成績論英雄”，避免評獎、評優、評先進與成績直接掛鉤。

（2）加強試題庫建設，推行“教考分離”，增加作弊學生考前作弊準備的成本。

（3）將專業課考試盡量安排在前幾個學期，以便沒考過的學生在畢業之前有盡可能多的補考機會，避免其孤注一擲選擇作弊。

2.完善監考教師的激勵約束機制。

（1）建議對監考教師發放監考費或進行課時補貼（比如，監考一場加補2學時教學工作量），提高教師監考收益，促進其認真監考。

（2）嘗試建立考場教師、學生互相監督機制，監考教師可以檢舉學生作弊，學生也可舉報教師監考不認真,以此提高監考教師失職被發現的風險性（雖有可能出現師生心照不宣的合謀，但教師并不能保證考生百分之百參與合謀，這就增加了其被舉報的風險，所以，為了避免被舉報，理性人會選擇認真監考）。

（3）加強巡考員的監管力度，盡量避免由于顧及人情而導致巡考員“不好意思”問責失職教師的情況，對巡考員的資格應進行認真審查，確保其認真巡考、如實記錄、嚴格問責。也可以考慮聘用符合條件的校外人士擔任巡考員。

3.加強校園誠信等非正式制度建設。

篇（6）

縣域經濟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單元，是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既是城鎮經濟與農村經濟的結合部，又是工業經濟與農業經濟的交匯點，也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銜接處。其地位和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強國富民的基石。我國的縣制萌芽于西周，產生于春秋，發展于戰國，定制于秦朝，興盛于當代。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縣級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已經形成相對獨立的地域實體。目前全國共有2000多個縣（包括縣級市、自治縣、旗），縣域面積占國土面積的90％多，縣域人口占全國人口的80％以上，縣域的社會總產值占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的50％以上，縣域GDP約占全國GDP的63％左右。同時，縣域經濟的主體是農村、農業和農民，農業經濟是縣域經濟的基礎。只有縣域經濟發展了，農業的基礎地位才能鞏固，農民收入才能提高，農村社會才能穩定。

二是工業資源的基地。縣域資源是國家資源的基本構成部分。土地、礦藏、森林、水源等自然資源大都集中在縣域。沒有縣域資源在國家資源中的合理配置，就沒有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以農副產品為原料的食品業和輕工業，以礦物質為原料的重工業和新興產業等，大都依賴于縣域資源的支撐。同時，廣大農村為國家建設還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可以說，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生產要素主要源于縣域。

三是拉動消費的“超市”。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化和經濟社會的發展，縣域居民可支配收入與消費水平的提高，使縣域成為國內最大的市場。只有縣域經濟加快發展，農民收入和購買力提高，市場容量才會進一步擴大，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才會更強。

四是經濟發展的動力。縣域經濟包括城鎮經濟、鄉村經濟、農戶經濟幾個層次。按經濟成分又可劃分為國有、集體、個體私營、外資、股份制和各種混合經濟。各個層次、各種成分都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和發展空間，無論哪個層次、哪種成分實現大的跨越，都會對縣域經濟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起到重要的促動作用。

二、縣域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和問題

隨著改革的深化和形勢的變化，縣域經濟發展面臨許多困難，一些深層次問題也逐漸顯現。這些問題有的是共性問題，有的是個性問題，有的帶有普遍性，有的帶有特殊性。

一是結構調整步履維艱。從總體上看，縣域經濟結構仍處于低級化水平，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造成縣域經濟結構單一，產業、產品雷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色彩難以在短期內抹掉。由于政策、機制、市場等因素的制約，縣域經濟結構調整短期內難以有大的突破和質的飛躍。一些原來工業基礎相對較好的縣（市），由于產品結構不合理，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近些年在市場競爭中大都轉制或淘汰。一些過去的農業大縣，近幾年出現了“高產不難高效難、增產不難增收難、生產不難銷售難”的怪圈。

二是縣域財政十分困難。就多數縣（市）來講，普遍財力弱、負債多、包袱重、壓力大，突出反映在入不敷出，許多應當投入的投不了，許多該辦的事沒錢辦，財政支出需求剛性增強，需要財政支出保障的支出不斷增加，縣一級財政壓力很大，甚至有的連吃飯都難保，危及政權建設的經濟基礎。據統計，2003年縣域財政總收入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20％多一點，但財政供養人口比例，縣域占到全國供養總人口的70％。

三是城鎮建設進程緩慢。從多數縣（市）來看，城鎮普遍存在基礎差、功能弱、發育不成熟、帶動力不強的問題，特別是城市基礎設施、城市環境建設的落后，對外缺乏吸引力，難以聚集資本和生產要素；對內缺乏帶動力，難以成為牽動農村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使縣域經濟的自然資源與人力資源難以充分開發和有效利用，難以使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延緩了農村城市化進程。

三、推進縣域經濟發展的思路與對策

縣域經濟發展的諸多困難和問題不是一日形成，而解決這些問題也需要一個過程，必須把增加農民收入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緊緊扭住經濟中心不動搖，牢牢把握發展主題不放松，以結構調整為主線，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以增加財力、提高綜合經濟實力為核心，不斷推進縣域經濟的跨越式發展。應著力在以下六個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把經濟結構調整作為縣域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農業調整，要按照“區域調特、規模調大、品種調優、效益調高”的思路，以國內外市場需求為導向，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抓龍頭帶農，抓科技興農，抓基地扶農，抓市場活農，促進傳統農業的優化升級，提高農業的整體效益。工業調整，要加快機制轉換和體制創新，要以技術改造、產品創新為突破口，立足本地主導產業，抓大扶強。第三產業要以市場建設為重點，加快發展交通運輸、郵電通訊、金融保險業，以及信息咨詢、中介服務等新興產業，構筑以城市為中心的區域購物中心、鄉鎮級的商業服務中心和自然村的三級服務體系。

二是要把壯大民營經濟作為縣域經濟發展的根本出路。從縣域經濟發展的走勢看，民營經濟產權清晰，主體明確，機制靈活，越來越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很強的吸引力和極大的競爭力。因此，要想加快發展縣域經濟，就必須走出一條挖掘民智，吸引民資，依靠民力，做活民營經濟的發展之路。針對當前民營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在組織引導上，特別需要按照“抓大促小帶中間”的思路和方法，促進民營經濟的整體提升和群體拓展。“抓大”就是督促和引導規模企業，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施強強聯合，以龍頭優勢輻射帶動民營經濟整體水平的迅速提升。“促小”就是通過采取典型引路、示范帶動、結對聯誼、政策扶持等措施，鼓勵支持更多的農戶介入務工經商，壯大民營經濟群體規模，擴大富裕面。“帶中間”就是通過龍頭企業帶動小業戶群體的發展，激促動中小企業在現有基礎上增強技術創新能力，發揮優勢，揚長避短，在某一產品、某一環節上做優做強，提高市場競爭能力。

三是要把培育特色經濟作為縣域經濟發展的主攻方向。從區域競爭的態勢看，特色就是財力，特色就是潛力，特色就是競爭力，特色就是生命力。經濟發達縣（市）的實踐也證明，發展特色經濟是成功之道。特色是品牌，是市場，是競爭力，要想加快發展縣域經濟，就必須更好地適應形勢，放大優勢，培植強勢，做亮特色經濟。特色經濟多是“塊狀”、“集群”型經濟，實行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人們稱之“一縣一業”、“一鄉一產”、“一村一品”，帶有鮮明的比較優勢和區域特色。因此，發展縣域特色經濟一定要走出全面抓、抓全面的常規思維，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結合本地資源狀況、交通區位、產業結構、科技水平等綜合因素，在全國、全球經濟發展新格局中，打造自己的特色，擴張自己的優勢，建立自己經濟發展的“坐標系”，大力培植“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的市場“亮點”，開辟適合自己發展的新路子。

篇（7）

截止2007年底,國務院確定公布了三批及11座增補城市,共110座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1]。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以其獨特的魅力和極強的吸引力在眾多類型的旅游目的地中脫穎而出,它不僅是具有特殊價值和意義的城市,同時又是極具代表性的歷史文化承載物。它在不斷滿足國內外旅游者需要的同時還要肩負歷史文物保護的重任。從某種角度看,歷史文化名城旅游是城市旅游和歷史文化旅游的復合體,它們彼此互為依托,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然而體驗經濟時代的到來標志著人們消費方式的變革,這種變革勢必映射到旅游活動中,它對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的發展又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體驗經濟與歷史文化名城旅游之間是否存在不和諧因子,如何對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統進行優化以更好地適應這種新的經濟形態則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問題。

一、體驗經濟與旅游

1998年,美國學者B.JosephPineⅡ和JamesH.Gilmore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了題為“歡迎進入體驗經濟(WelcometotheExperienceEconomy)”一文。首次提出體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和服務經濟之后一種新的經濟形態;體驗是指企業以服務為舞臺,以商品為道具,從而為個體消費者營造一種難忘的經歷。兩位學者從“顧客的參與程度”和“與環境的關系”兩個層面將體驗劃分為以下四個組成要素:教育、娛樂、審美和逃避[2]。〖JP+1〗體驗經濟在服務經濟的基礎上產生,而又完全不同于服務經濟,其實質是強調“顧客參與”和“顧客與環境的關系”。無論是顧客的主動參與還是被動參與都將成為“體驗”的重要環節,顧客在體驗的同時又參與營造了體驗的氛圍;顧客與環境的關系無論是“吸收(absorption)”還是“沉浸(immersion)”都極大地體現了消費者的主體性和與消費環境的互動性。體驗經濟時代的到來,標志著人們消費心理和消費方式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個性化的服務、個性化的產品和個性化的消費方式將逐漸占據體驗經濟時代消費活動的主體。

旅游作為體驗經濟的一種典型代表,在體驗經濟背景下具有一些新特征:首先,從消費結構看,旅游者更多地關注精神享受和情感需要;其次,從消費內容看,旅游者從習慣于標準化產品和一般化服務向定制化產品和個性化服務轉變;第三,從消費價值看,旅游者由消費“結果”轉變為消費“過程”。不再是只關注產品本身,而是關注整個旅游活動過程的感覺和體驗;第四,從旅游產品形式看,旅游者更青睞于互動參與式雙向溝通型產品。最后,從心智模式看,旅游者由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轉向對社會經濟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關注[3]。

二、體驗經濟與歷史文化名城旅游不和諧因素

(一)文物保護和旅游開發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歷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別豐富,具有重大歷史文化價值和革命意義的城市”。然而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發展中文物保護和旅游開發的矛盾表現突出、由來已久又似乎很難調和。文物保護和旅游開發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相互促進的一面。當然相互促進的一面更好協調也更易理解;而在實踐當中,旅游開發者則更多地強調其經濟特征,強調文物旅游所能產生的經濟效益;即使旅游開發者能夠意識到文物保護的重要性,但因其視角的不同也會產生不同的效果。正如旅游界眾所周知的“水洗三孔”事件以及由此引發的很多爭議,的確令人深思。

(二)資源稟賦和體驗經濟內涵

歷史文化名城以文物為主體的旅游資源稟賦就決定了其自身發展旅游的過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局限性。這些城市的旅游資源往往是總量豐富、文物價值高、知識含量高,專業特色濃厚,通俗性較差,參與性較低,或者說靜態資源多動態體驗少。而旅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其本質是追求審美和愉悅,通過旅游的過程去體驗差異和新奇。而且不同于其它城市旅游,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相對而言要求旅游者具備一定的歷史文化知識和較強的感悟能力,具備理解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基本素質。然而這兩者之間的距離又要通過旅游媒介(包括旅游中間商、導游服務、目的地居民等)去彌合。旅游媒介作用發揮的好壞直接影響旅游者的體驗質量,動態體驗環節的不足又與體驗經濟時代的消費特征相抵觸。

(三)旅游產品形式和游客體驗本質

歷史文化名城的資源稟賦決定了它的旅游產品形式。歷史文化名城旅游核心產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類型:博物館類、陵墓類、名人故居、節事類(慶典事件、仿古模擬)、古代建筑、宗教類(宗教建筑、禮儀慶典)等。這種產品形式強調文化性、歷史性和知識性。游客體驗的本質為“過程消費”而非“結果消費”,體驗的核心精神表現為以互動參與式取代單項溝通式。某種程度而言,游客也是“生產者”而非單純“消費者”。體驗經濟時代,游客趨向于追求個性化的產品、服務和自身的“沉浸”和愉悅,這種不和諧關系如圖1所示。

三、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發展優化的理論依據

(一)系統論原理

所謂的系統論是指以一般系統為研究對象的科學理論,也成一般系統論。一般系統論將系統定義為:由若干個要素以一定結構形式聯結構成的具有某種功能的有機整體。在這個定義中包括了系統、要素、結構、功能4個概念,表明了要素與要素,要素與系統,系統與環境三方面的關系。系統論認為系統可以定義為相互作用著的若干要素的復合體,系統往往是一個多極的、多層次的復雜結構。一個大系統一般可以分為若干個子系統,子系統又可分為多個亞子系統,而亞子系統可以再分。現代系統論的出發點在于運用科學方法尋求系統的最優化,使整個系統的功能大于各子系統的功能總和[4]。

(二)體驗經濟理論

體驗經濟及其內涵前面已經有所闡釋,此處不再贅述。目前國內有關體驗經濟和旅游業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體驗經濟背景下的特種旅游開發、景區管理模式創新、旅游產品設計等領域[5-7]。這些研究成果對于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的發展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三)和諧理論

和諧理論的核心強調“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自構建和諧社會戰略提出以來,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意識到了旅游業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重要作用和價值,并提出了實現和諧旅游發展的相關建議[8]。旅游業以其綜合性強、關聯度高、影響力大等特點成為我國構建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動力產業之一。和諧理論指導下的旅游發展強調“人地和諧”,即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間的和諧;“人態和諧”,即旅游者之間、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的和諧;“人企和諧”,則指旅游者和經營者之間的和諧相處,利益共贏。和諧理論應用于旅游發展的實踐,可以歸納為和諧的發展目標、和諧的經營理念、和諧的旅游環境以及和諧的消費意識。

四、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發展優化模式

(一)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統的結構

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統的最基本構成是需求子系統和供給子系統。需求子系統主要構成要素是旅游者,具體涉及旅游者的欲望、動機、需求、偏好、選擇、決策和評價內容;供給子系統則包括核心吸引物(文物、遺址遺跡、歷史事件、人物等)、交通、市場營銷、信息流和旅游服務等。旅游影響(效應)具有雙向性,無論是經濟、社會還是文化效應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的需求和供給子系統。旅游環境作為支持系統包括自然和人文兩方面,人文環境則囊括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領域。

(二)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發展的優化

鑒于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統的構成,其發展優化主要表現在對供給子系統的優化方面。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發展是旅游者以文物、歷史事件等為主要吸引物的城市旅游體驗活動。旅游體驗主要是游客以“三求”為出發點,通過體驗過程的“三性”來達到“三感”的目標。所謂“三求”即求解脫、求補償、求刺激;“三性”即可感知性、可參與性、可理解性;“三感”即新鮮感、親切感和滿足感。

1.開發理念優化:突出“三求”,有所選擇

首先,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考慮將有些資源實行“保護”和“開發”相對分離。即不宜開發的旅游資源暫且不開發,以保護為主,謀求長遠利益。對于旅游開發價值高的資源進行科學開發,滿足旅游者的審美愉悅需求。其次,在開發理念上強化旅游者旅游體驗的內涵,改變以往資源導向型的旅游開發模式,變“資源導向型”為“資源依托型”。依托于適宜開發的歷史文化資源,突出旅游者“求解脫、求補償、求刺激”的本源旅游體驗要求,在文物保護的前提下進行合理的旅游開發。

2.產品設計優化:注重“三性”,不斷創新

比較而言,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產品有其自身的特點:知識性、歷史性和文化性。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產品蘊含大量的知識背景,旅游者自身的知識素養會直接影響旅游體驗的質量;并且,以文物為主體的旅游產品往往存在于非自然的歷史時期,如遺址遺跡、古代建筑設施、歷史事件和人物都凝結了后人對歷史的詮釋和感悟;關注旅游體驗的“三性”,即可感知性、可參與性、可理解性,不斷創新,利用高新技術全方位展示歷史文化內涵,是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產品設計的根本所在。

3.旅游服務優化:追求“三感”,以人為本

旅游服務滲透于游客體驗的每個環節,它包括旅游接待的硬件設施,旅游宣傳促銷和目的地的接待服務等。“以人為本”,為旅游者營造新鮮感、親切感和滿足感,從而實現旅游者效益的最大化是旅游服務的核心。

五、西安城市旅游發展優化

(一)西安的旅游資源賦存及旅游業發展現狀

西安市轄9區4縣,在9983平方千米的地域范圍,巍峨陡峻、群峰競秀的秦嶺山地與坦蕩舒展、平疇沃野的渭河平原界限分明,構成了西安市的基本地貌。西安市自然旅游資源規模體量大、種類較為齊全,擁有3個主類(缺少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旅游資源分類、調查與評價》國標中的天象與氣候景觀主類)、16個基本類型,共67處資源單體;與自然旅游資源相比,西安市人文旅游資源地位更加突出,全市共有人文旅游資源單體2081個,占到全部旅游資源的969%,涵蓋了4大主類、14個亞類和79個基本類型。可以看出,西安市的旅游資源非常豐富,并以人文旅游資源為主體,其中建筑與設施、遺址遺跡等文物類旅游資源為西安旅游資源的核心。

豐富的旅游資源不能反映在旅游業的發展規模和效益指標上。西安雖然是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和首批“中國優秀旅游城市”成員,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尤其是人文旅游資源數量多、規模大、品位高、分布廣,被譽為中國的“天然歷史博物館”。西安的國際旅游收入和其他城市相比處于很大劣勢,在全國排名曾一度降至17名。體驗經濟的來臨,對西安旅游業的發展提出新的挑戰,充分利用優勢的文物旅游資源,在弘揚中華文化的同時促進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就具有了現實意義。

(二)西安旅游發展優化的具體構想

1.優化資源開發理念:有所選擇,強化體驗

中國歷史文化名城產生、存在的重要原因是為了保護這些城市所賦存的文物以及具有歷史價值和革命意義的資源。歷史文化名城旅游開發,要樹立“有所選擇、注重體驗”的理念。不是所有的歷史遺存都要開發,也不是所有的文物資源都適合旅游開發。進行旅游開發的歷史文化資源應盡可能具有相對高的審美愉悅價值,盡可能符合旅游者的體驗要求。西安作為典型的歷史文化名城雖然旅游資源賦存數量多、品位高。但不能追求“高開發利用率”,而是有所選擇、走資源開發內涵式發展的道路。西安人文旅游資源中比重很大的遺址遺跡和建筑與設施類旅游資源,可以選擇性滯后開發或者不開發。

2.旅游產品優化:細分市場、活力精品

西安旅游產品功能結構相對單一是長期以來旅游學術界關注的問題。西安旅游產品在設計上應有所區別,突出重點。針對一般國際旅游者特點,突出觀光旅游、體驗旅游產品。激發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濃厚興趣,提升西安旅游的國際品牌知名度;其中重點進行秦始皇兵馬俑及其周邊環境的整治和配套,增強參與性、提高感悟性。如博物館內分設體驗區(相關知識競答、仿陶俑燒制、電腦游戲仿真等)。對國內游客,則融觀光、文物、體驗、商務會展等旅游產品為一體,深度挖掘文化內涵,展示西安周、秦、漢、唐文化和現代都市文化;對省內游客,重點依托關中平原向秦嶺山地過渡地帶的自然旅游資源,打造休閑度假、生態旅游、鄉村旅游等產品形式。提升自然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程度和影響力。

3.旅游服務和市場營銷優化:追求人性化

旅游服務的對象是旅游者,而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旅游者又會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呈現出不同的特點。這就要求旅游服務要具有“個性化”,追求“人性化”。西安可以借鑒歐洲很多旅游城市,在火車站、飛機場、港口等旅游者集散中心設立游客信息中心(TouristInformation),提供涉及主要客源市場語言的旅游宣傳冊、地圖和旅游專線的票務服務。再加上免費的人工幫助,使旅游者體驗到親切感和滿足感。歷史文化名城旅游市場營銷在客源地的保持和開拓、市場營銷渠道的選擇、經銷商的選擇都有自己的特色。針對國際市場:突出西安作為“秦俑故鄉、絲路起點、東方古都”的城市旅游形象;國內市場:突出西安“西部最佳、中國立體博物館”等城市旅游形象;省內市場:強化“古城新貌、休閑度假、生態旅游”等旅游形象。可以通過文化傳媒、大型節事活動、巡回展覽、名人效應等多種途徑來加強宣傳促銷力度。

4.旅游環境和旅游效應優化:和諧發展

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環境包括社會、經濟、文化和生態環境。旅游環境系統更多地強調西安作為旅游城市所應具備的有利于游客更好感知西安的通道。該系統的優化存在于歷史文化名城旅游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耦合,或者說是利益的博弈。最終達到旅游者和城市資源之間的和諧;旅游者和社區居民的和諧;旅游者與城市生態環境的和諧。旅游影響系統則具有雙向性:即針對旅游者又對歷史文化名城本身;既有正面影響,又有負面影響。如何強化西安作為歷史文化名城對旅游者的正面影響,同時減小旅游者對西安的負面影響也值得探討。

六、結論

歷史文化名城不僅是具有特殊價值和意義的城市,同時又是極具代表性的歷史文化承載物。它在不斷滿足國內外旅游者需要的同時還要肩負歷史文物保護的重任。體驗經濟與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的不和諧體現在文物保護和旅游開發、資源稟賦和體驗經濟內涵、以及旅游產品形式和游客體驗本質的不和諧三個方面。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統最基本構成是需求子系統和供給子系統,其發展優化主要表現在對供給子系統的優化方面。其中開發理念優化要突出“三求”、有所選擇;產品設計優化注重“三性”、不斷創新;旅游服務優化追求“三感”、以人為本;西安作為典型的歷史文化名城,旅游資源非常豐富,并以人文旅游資源為主體,〖JP+1〗其中建筑與設施、遺址遺跡等文物類旅游資源為西安旅游資源的核心。為適應體驗經濟的本質要求,西安旅游應在旅游資源開發理念上有所選擇、強化體驗;旅游產品上細分市場、活力精品;旅游服務和市場營銷領域追求人性化、體現個性化;旅游環境和旅游效應系統平衡博弈、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1]中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EB/OL]

[2]B.JosephPineⅡ,JamesH.Gilmore.TheExperienceEconomy[M].NewYork: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Boston,Massachusetts.1999.

[3]陳興,“體驗經濟”背景下基于人類學視角的我國“旅游體驗”研究[D].四川師范大學旅游學院,2006.

[4]馬建華.系統科學及其在地理學中的應用[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5]劉敏,石學勇.體驗經濟與內蒙古特種旅游開發[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04,18(5):128-131.

篇（8）

內容提要: 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現行醫療事故責任分配原則可以發現：通過加重院方的責任并不能有效防范醫療事故的發生，反而甚至可能危及患者的權益。醫療事故責任的合理分配應該在醫院和患者之間，將醫療事故責任確定在社會總成本最小化的有效點上，同時將醫療風險予以分散，并輔之建立醫療責任保險的新形式與新機構、建立公共衛生的政府訴訟制度。

一、經濟分析在法律領域的運用

二、現行醫療事故責任分配原則

“'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創造者。每條法律規則的產生都源于一種目的，即一種事實上的動機。”[4]由此，我們評價現有關于醫療責任分配原則優劣的標準，也應當是其實施的社會效果是否符合其制定的目的。顯然，我們的醫療事故處理的法律法規，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盡量減少醫療事故的發生、更好地保護患者的權利。那么，我國目前的醫療事故處理機制是否滿足了這一需要?目前所實行的醫療事故處理的方案，其主要依據在于2002年4月1日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和同年9月1日起施行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在這兩部法規中，對醫療事故的舉證責任、醫療事故的內涵、醫療事故鑒定及賠償制度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規定，對醫院一方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其中，《規定》第4條即眾人所熟知的醫療事故責任認定中的“舉證責任倒置”。

通過對醫院一方責任的加重，尤其是通過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實際上是在醫療事故責任認定中對醫院采取了過錯推定原則。使患者一方在舉證上處于有利的地位。這一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醫患雙方的力量對比(當然在某些情況下雙方的力量對比也并不懸殊，甚至有時患者還可能處于優勢地位)。那么，這種醫療責任的舉證分配原則是否能夠達到立法者預期的社會效果?下文的論述得出了與立法初衷相反的結論：

首先，醫院方可能會因為過度的擔心而采取保守治療的方式。醫療本身的性質決定了其必然帶有一定的風險性，況且現實中的疾病狀況是復雜多樣的，它不會和醫學教科書的內容嚴格保持一致，尤其是在某些危急情況下，或者是出現了臨床上少見甚至從未出現過的狀況，這時候就需要醫務人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醫療技術常規，大膽采用新的或臨床試驗性的搶救措施。這些措施毫無疑問伴隨著更大的風險，但是如果不予以實施就可能誤過治療的最佳時機。但是如果對醫院的責任規定過于嚴格，就有可能導致醫務人員在對病人施行治療時存在巨大的心理壓力，甚至于為了回避醫療風險而拖延對病人的搶救，或者采用最為安全保險但實際效果不佳的保守治療方法。

其次，醫院方為了避免風險還可能采取過度預防措施。由于患者的體質不同，因而相對的也要采取不同的治療方式，對有些患者可能不能適用特定的藥物或治療，所以在進行某些治療前必須要對患者進行一定的身體檢查，這就像我們在注射青霉素之前需要“皮試”一樣。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可能并不需要進行檢查，或者只需要進行簡單的常規檢查就可以了。但在嚴格的責任原則下，醫院為了躲避風險，很可能會要求患者做出不必要的諸項檢查，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在治療過程中出現突況，或者借以逃避將來可能出現的治療糾紛或訴訟。這就必然會大幅度增加治療成本，加重患者的負擔。

最后，作為一種自然科學的醫學，有其自身的獨特性。醫療活動是具有探索性和科學性的工作，盡管隨著醫學的進步，過去許多被認為是不治之癥的疾病，例如肺結核，都已經得以克服，但是醫學并非無所不能，如果期望所有疾病都可以預防和治療仍然是不現實的。[5]人的疾病仍然需要我們不斷地研究探索，在這期間可能還會有新的疾病產生出來，非典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且即使運用已經非常成熟的醫療技術也可能會出現料想不到的變化，諸如產生無法預料的藥物副作用或者并發癥等，這也是自然科學自身的性質所決定的，是其必須面對的風險。[6]而且醫療風險的產生是復雜的，對某些病癥，以目前的醫學水平可能仍然無法給出確切的答案，這時如果要求醫院對自己的行為提供確定的證據，恐怕會面臨著極大的困難。也許有人認為，這是醫院從事醫療工作所必須承擔的風險，否則，難道這種風險要由患者承擔嗎?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醫療事故作為一種社會風險，如果單純地把它推給患者承擔并不合理的話，那么一味地加重醫院責任，由其來承擔風險，同樣也是不公平的。不但如此，正如上文所分析，在一定意義上，這不但不會保護患者利益，反而會不利于患者。

針對上述困境，尋找出較為合理的醫療責任與風險承擔方式和最大限度分散風險的途徑，正是本文下面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三、醫療事故責任分配的法經濟學分析

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醫療風險是否是可以消除的?如果可以消除，我們就應該致力于如何消除醫療風險;否則，就應該公平的分配風險。

醫療事故責任作為一種侵權責任，正像科斯所分析的：“人們一般將該問題視為甲給乙造成損害，因而所要決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這是錯誤的。我們正在分析的問題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對乙的損害將會使甲遭受損害。真正的問題在于，是允許甲損害乙，還是允許乙損害甲?關鍵在于避免較嚴重的損害。”[8]對于醫療事故，人們一般把它看作醫院一方給患者一方造成了損害，所以要解決的關鍵就是如何防止醫院造成侵害。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問題具有雙向性：如果只注重避免對患者的損害，就將會加重醫院的責任，使其遭受損害，所以在醫院和患者之間必須作出選擇。醫、患就像是天平的兩端，責任的砝碼撥向哪一邊，在風險發生時，那一方就要全部承擔或者較多地承擔損害。那么，究竟應該如何確定這個責任“有效點”的合適位置?

從經濟學上的視角看，侵權責任體系的目標就是要使事故造成的損害和預防成本這兩者之和實現最小化，而對于這一成本的變化趨勢，則可以用一個圖表來表示。正如下圖所示，假設橫軸x代表在醫療中的預防水平，豎軸y代表醫療事故所造成的損害，在簡單化的理想模型中，假設社會上只存在預防成本和事故損害成本兩種成本。那么醫療事故發生的概率A將會隨著預防水平(x)的提高而降低，但是為了減少醫療事故所付出的預防成本B則會隨著預防水平的提高而上升。所以，當預防成本和事故損害成本兩者相加時，就得出醫療事故問題的總的社會成本曲線(A+B)。

這樣，最后得到的曲線A+B就是一條開口向上的拋物線，在這條拋物線上存在一個最低點x'，也就是社會總成本最小的預防水平，而這也是我們要在醫療事故責任中尋找的有效點。在確定了預防水平的有效點之后，需要分析在醫療中的預防動力問題。我們知道，醫療過程是一個互動的過程，與之相應，對醫療事故的預防也是一種雙邊預防，即醫院和患者都應當采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如果只有一方采取，那就很難防止事故的發生。在治療期間，一方面，醫院必須要認真負責，以謹慎的態度，選擇適當的治療方式;對應的，患者也有協助、說明、告知等義務，如向院方醫生誠實告知自身的病狀、病史以及自己的特殊體質，遵照醫囑進行服藥和休養等。其中任何一方的疏于預防，都可能會導致事故發生律的上升，進而增加事故損害的成本。從這種互動的關系出發，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醫療事故的責任認定中，如果趨向于加重醫院一方的責任，則會促使醫院采取較高的預防水平，而相應的，患者就會采取較低的預防水平，并且醫院方的責任越嚴格，患者方就會越疏于防范;相反，如果趨向于減輕醫院一方的責任，就會促使患者提高防范水平，而醫院就將疏于防范。那么假設兩種極端的情形，一是醫療事故發生后，醫院一方承擔全部責任;二是醫院完全不承擔責任，就會出現下面的列表中的情況。

醫 院 患 者

醫院承擔全部責任 嚴格預防水平 不預防

醫院完全不承擔責任 不預防 嚴格預防水平

而根據上文的分析，這兩種效果無疑都不是我們追求的。極端嚴格的預防水平將會導致預防成本的急劇增加，而另一方的不預防又會使醫療事故易于發生，增大事故損害的成本，因此單純追加一方的責任并不是減少醫療事故問題社會總成本的有效方式。在一定的限度內，加重責任可能會降低社會的成本，但是如果責任的加重超過了適當的界限，則會導致社會成本的不降反增。當加重醫院的責任時，在一定的限度內可能會達到醫療事故的減少，社會成本的節約，但是一旦越過了臨界點，責任原則的副作用就會顯現出來，而且會隨著責任嚴格程度的提高而越來越明顯，所以溢出臨界點之后的范圍就是責任原則的禁止區域。[9]由此看來，醫療事故問題并不能夠通過單方加重院方責任來解決，而且一旦進入責任禁區，其后果恰恰將適得其反。由此可見，在如何分配醫療事故的責任風險這個問題上，我們既不能一概而論地主張由醫院一方包攬風險，也不能不負責任地將風險推卸到患者一方，最關鍵的問題，在于如何確定在醫院和患者之間公平地分配風險的責任點，從而實現整個社會成本的最小化。

在實踐中，究竟應該如何確定這個風險劃分的責任點，本身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講，這個責任點雖然在理論上是確定的，因為經過數學、統計學與經濟學的換算，我們總可以得出一個實現社會成本最小化的點;但是在實踐中，這個責任點卻往往是不確定的，因為在現實中，一切社會資源與成本都處于不斷流變中，所以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固定的參數進行換算。但這并不意味著分配風險的責任點毫無意義，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指導風險分配機制的規劃思路。根據這一思想，醫療事故的責任劃分不可以是一個非此即彼的、簡單的二元劃分過程，這種一刀切的規劃方式并不能有效地改善醫療事故的責任狀況，責任成本的界定是更加復雜的問題，需要考量到醫院和患者雙方的具體狀況。同時，雖然醫療事故的責任點本身并不是完全固定的，但這不是說它是不能操作的，通過廣泛的社會調查、數據統計和經濟學分析，可以得出一個大致的責任點范圍，在這樣一個范圍內，允許具體的責任點有一定的上線浮動幅度，從而保證其相對的靈活性，以適應社會的變化。同時，根據責任點劃分的原則，有一些硬性的責任承擔是醫患雙方所不能推卸和避免的，例如，院方應該保證患者的知情權，確保患者明白在治療過程中可能存在的風險，醫院也必須保證提供具備相應資格的醫師、以及確保在治療過程中認真負責等，這是院方的義務;而對于患者來說，則應該如實地向醫生陳述病情、積極配合醫院的治療等。但是，也正是因為責任點確定的困難，以及單純依靠風險責任的劃分并不能最大程度地化解風險，因此還需要更進一步的措施，這就是通過下方中的其它機制來分散醫療事故的責任風險。

四、醫療事故責任風險的分散機制

上文的預設只是在醫院和患者雙方間分配醫療事故的風險。在這兩方主體中，醫療風險要么由醫院承擔，要么由患者承擔，要么由雙方分擔，只涉及到如何分配風險，而不存在化解風險的問題。但社會并不像假設的模型這么簡單，實際上，在這一關系中還會有其他主體的參與，而且參與主體越分散、數量越多，其承擔風險的能力就越強。[10]所以由分散的社會主體來承擔醫療事故的部分風險，其效果無疑將優于僅在醫患雙方間分配。因此，如何分散醫療事故的風險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本文主張建構以下制度化解這一問題。

第一、建立醫療責任保險的新形式與新機構。在我國， 醫療執業面臨的風險是醫療責任導致的索賠風險， 同時衍生出醫療糾紛處理風險， 歸根結底還是醫療過失責任的索賠風險。由于這些風險的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醫療發展， 不能適應公眾對于醫療服務質量和醫療安全的要求， 這除了完善立法， 提高醫療服務質量外， 通過醫療責任保險轉移醫療執業風險， 是現代醫療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符合國際醫療風險管理的通用方法。因此選擇一種符合我國實情的醫療責任保險形式， 推行醫療責任保險十分必要。

首先，設立醫療責任保險信托公司。一方面，該機構的設立在法律制度層面具有可行性。所謂信托， 是指委托人基于對受托人的信任， 將其財產權委托給受托人， 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義， 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 進行管理或者處分的行為。通常委托人(醫療機構或者醫師)通過信托合同委托某一機構， 按照委托目的以及約定的程序對醫療過失行為進行賠償。根據我國信托法規定，對醫療衛生事業而設立的信托屬于公益信托，受國家的鼓勵。可見，醫療責任保險信托，從法律層面和具備可行性。另一方面，在現實角度，該機構的設立也具有可操作性。根據信托法的規定，公益信托的設立和受托人的確定， 應當經有關公益事業的管理機構批準。公益信托的信托財產及其收益， 不得用于非公益目的。并且公益信托應當設置信托監察人， 公益事業管理機構應當檢查受托人處理公益信托事務的情況及財產狀況。受托人應當至少每年一次做出信托事務處理情況及財產狀況報告， 經信托監察人認可后， 報公益事業管理機構核準， 并由受托人予以公告。

再次，推行強制醫療責任保險。由公權力強制推行的醫療責任保險制度，旨在對受害者的補償， 預防如果責任保險的保障額度不足， 受害者可能仍得不到足額賠償時的救濟。在公權力介入醫療責任保險時，應考慮大、中、小醫院和個體行醫者面臨的醫療風險。作為強制式的保險， 應明確規定最低保險限額， 而且保單不設免賠額， 以防投保人通過投保低額保險來規避其投保責任， 損害受害患者的利益; 強制保險僅在對患者提供最基本的保護， 并非提供完全充分的保障。它要求保險人接受任何合法行醫者的風險， 由政府進行必要的費率干預， 以降低保險人承保權限和風險選擇能力。

第二、建立公共衛生的政府訴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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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3]錢弘道：《經濟分析法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頁。

[4]耶林。法律，作為目的的手段，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鄧正來。 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頁。

[5]曾二秀：《侵權法制度選擇的理論、方法與規則 –歐美侵權沖突法比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頁。

[6] 孫厚純：《完善醫療事故賠償的設想》載《南京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1)。

[7]趙新河：《簡論醫療事故的司法鑒定制度》載《法律與醫學雜志》，2000(3)。

篇（9）

作者簡介：王長鵬（1977-），男，江蘇南京人，三江學院教務處，講師；華沙（1978-），男，江蘇南京人，三江學院教務處，副研究員。（江蘇 南京 210012）

中圖分類號：G642.47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079（2014）08-0200-01

畢業設計（論文）是深化教學改革、提高教學質量、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等學校培養人才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教學環節，是評價學生綜合素質、專業技術、思維方法和實踐能力的重要內容。學生畢業設計（論文）的質量是評價高校教學質量的重要指標。近年來，高校本科生畢業設計（論文）的質量普遍下滑，引起了教育界專家的廣泛關注。2013年1月1日教育部頒發了《學位論文作假行為處理辦法》，針對論文作假行為制定相應的處理辦法，加大處罰力度，從制度上進行遏制，以促進學風建設，保證高等教育事業科學發展。為了更好地執行教育部頒布的此辦法，許多高校紛紛采購了論文抄襲檢測系統對本校的論文進行抽查或普查。如何通過檢測系統保證和提高畢業設計（論文）的質量已成為當前高校關注和研究的課題。

一、主要問題分析

1.學生因素

各高校的畢業設計（論文）工作基本上在第七學期末或者第八學期初啟動，而且大部分都持續16周，即每年的12月（1月）至次年的6月上旬。而這段時間正是畢業生畢業實習或找工作的高峰期，在當前找工作困難的形勢下畢業生不得不提前準備，參加各類招聘會場和用人單位的面試，有的畢業生往往在第七學期末就早早向學校提交了用人單位開具的實習證明，使得畢業設計（論文）與學生就業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明顯。由于學生在實習期間忙于熟悉單位業務操作，因此投入在畢業設計（論文）中的精力也非常有限。在就業壓力的沖擊下本科畢業設計（論文）整體質量有下降的趨勢。

畢業設計（論文）是實現培養目標的重要教學環節，是理論聯系實際、教育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重要體現，是培養大學生的創新意識、創造能力和創業精神的重要手段。然而，大部分論文基本上是借鑒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自己獨創的東西少，理論闡述深度不足。個別同學的論文復制比太高，抄襲嚴重。有些學生選題大而空，或者不能做到與專業培養目標緊密聯系。這些也是造成畢業設計（論文）質量下降的因素。

2.指導老師因素

在教育大眾化背景下，高校經過連續幾年的擴招，學生人數猛增，一個教師指導學生的數量也逐漸增多，許多院校一般都達到10名學生左右。此外，高校給每個教師規定了工作量，除了完成課堂教學任務外還有其他相關的科研項目。如果教師指導學生人數過多，由于精力有限，自然就會影響論文指導的質量。而對于民辦本科院校來說，一方面專職年青教師自身的科研水平有限，沒有能力指導學生完成高水平的畢業設計（論文）；另一方面兼職指導教師比較多，會出現個別的兼職教師責任心不強，對學生要求不嚴格，也使得畢業設計（論文）質量難以保證。

3.管理制度因素

各高校雖然都制訂了比較全面的畢業設計（論文）的有關工作規程和管理辦法，但是只能保證畢業設計（論文）程序、流程、格式等方面的規范，而畢業設計（論文）的本身質量卻依然無法保證，如論文工作量不足、對知識和技能的應用過于簡單、敘述不深入、圖表制作粗糙等質量問題。學校缺乏對畢業設計（論文）全方位的質量評價和監控體系，答辯環節往往出現過于集中或“走過場”的現象。這些因素都使得畢業設計（論文）的質量得不到保證。

二、方法與措施

1.加強過程管理

為了嚴把畢業設計（論文）質量關，需要重視過程管理中的以下幾個環節：選題方向和內容要符合本學科專業培養目標，達到科學研究和實踐能力培養的目的，難易度要滿足專業培養方案中對素質、能力和知識結構的要求，難易適中，工作量適當；雖然畢業生由于畢業實習或找工作難以返校集中進行當面指導，但是除了通過電話、電子郵件、QQ等通訊方式之外，仍要保證當面指導的次數和時間；對學生的畢業設計（論文）通過系統進行，低于某個比例（江蘇地區各高校自行制訂的，基本上以20%和30%為標準）才允許答辯，抄襲嚴重者推遲答辯；答辯前指導教師、評閱教師和答辯教師須認真審閱學生論文，嚴把論文質量關，答辯工作不能流于形式。為保證答辯的質量，學生答辯的時間不得少于25～30分鐘，合理安排答辯工作的時間、批次及流程等。

2.培養實踐能力

為了避免學生畢業設計（論文）出現紙上談兵、抄襲資料、拼湊論文等現象，應該從源頭抓起，在入校后就要有意識地讓學生接受科學研究方法、工程設計方法與實踐技能的基本訓練，實現實踐能力、創新能力與綜合素質的全面提高。鼓勵學生參加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和相關的學科競賽，在實踐過程中鍛煉能力，畢業設計（論文）可以在創新項目和學科競賽的研究成果基礎上進行提升和深化。理工科學生能夠運用本專業設計或研究的方法、手段和工具開展課題的設計與研究工作。指導教師在下達任務書時必須明確學生完成畢業設計（論文）工作的具體任務和參數指標，同時，在答辯之前院（系）還要參照任務書的參數指標對學生設計的實物進行驗收，填寫《軟硬件驗收表》。文管類學生能夠綜合應用所學知識對課題所研究的問題進行分析。指導教師對學生論文的研究目標要明確，內容要具體，且具有一定的深度。同時，文管類學生要盡量通過實地考察和實證研究撰寫畢業論文。

3.加強校企合作

理工類學生在校內進行三年半的理論知識學習和模擬實踐后，最后一學期全程參與到實際項目和工作環境中，將畢業實習與設計結合起來，在校內和校外指導教師的聯合指導下完成畢業設計。現場教師都是擁有豐富實踐經驗的技術人員，他們在學生具體工作中的指導不僅及時解決了學生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教給了學生課堂上、實驗室中無法接觸到的最新的技術知識、解決問題的思路以及言傳身教的做人、做事道理。他們是校外畢業設計的師資隊伍補充，也是學生剛踏上社會的領路人。畢業設計改革后，實際校內教師指導僅指導了理論部分，實踐部分由現場教師指導完成，即由2名及2名以上指導教師指導1名畢業生，實行了雙導師制，因此，在落實好企業導師指導的前提下校內指導學生人數可適當增加，緩解專職指導教師人數緊張的壓力。

4.規范論文撰寫

通過對結果的分析，有許多高復制比率的論文是因為學生引用不規范或無引用造成的。因此，論文中的術語、圖表、數據、公式、引用、標注及參考文獻的引用及著錄要符合學校畢業設計（論文）工作規程的規范要求。尤其在借鑒和引用前人研究成果時一定要將引用部分標明清楚，避免發生因為引用和標注的不規范而造成論文復制比增高的情況。

三、結語

各高校剛剛接觸系統，而檢測系統能否成為提高當前畢業設計（論文）整體質量的良藥仍需要今后多年的實踐來證明。筆者認為檢測系統只是提供判斷論文是否抄襲的一個標準，而提高畢業設計（論文）整體質量則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學校、院系、指導教師和學生的共同努力，這樣才能達到標本兼治的效果。

參考文獻：

篇（10）

可是，發雞蛋沒幾天，就出現了意外情況，不少孩子拿到雞蛋后，并沒有自己吃，而是偷偷藏了起來。他們為什么要將雞蛋藏起來呢？情況很快就弄清楚了，那些將雞蛋偷偷藏起來的孩子，是舍不得自己吃，他們想將發給自己的雞蛋帶回家，與自己年幼的的弟弟妹妹分享。

了解到這一情況后，學校做出了強制規定，發給每個學生的雞蛋，必須自己吃，而且必須在早讀后立即吃掉。為了確保每個學生都將發給他們的雞蛋吃掉，學校還組成了一個監督小組，負責檢查、監督學生們每天吃雞蛋的過程。朋友是監督組的成員。

朋友告訴我們，真沒想到，那些山里的孩子，為了能將發給自己的雞蛋省下來，帶回家，竟然想出了各種各樣的辦法，和監督老師“斗智斗勇”。

有個瘦瘦的男孩子，每次拿到雞蛋后，就表現出迫不及待的樣子，噼里啪啦很夸張地用雞蛋敲擊桌面，剝完殼，張著大口，一口將雞蛋吞了下去。嘴巴還“吧唧吧唧”地嚼得很響，吃得有滋有味的樣子。朋友站在教室的窗外，一連觀察了好幾天，終于發現了這個男孩子的秘密：每次他剝好雞蛋后，都會悄悄將雞蛋藏在一個塑料袋里，而將空手往嘴里一塞，裝作將雞蛋塞進嘴里的樣子。朋友問他，為什么要將雞蛋藏起來，男孩說，他的父母都在遙遠的城里打工，幾年才回來一次，他和奶奶生活在一起，奶奶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他想將雞蛋帶回家給奶奶吃，讓奶奶補補身體。

有個女孩子，拿到雞蛋后，總是吃得都很夸張，嘴巴里鼓鼓囊囊全是白色的蛋清和黃色的蛋黃。朋友仔細一觀察，發現了問題，每隔一天，女孩子的嘴巴里才會鼓鼓囊囊，第二天，則只是“吧唧吧唧”的空響聲。原來她是隔一天，吃一個雞蛋，另一天的雞蛋則被她私藏了起來。有一天，朋友不聲不響走到她身邊，意識到自己的秘密被老師識破了，小女孩難為情地低下了頭。她輕聲說，家里窮，沒錢買肉，吃的菜，基本上都是菜園里的蔬菜，難得有葷菜，她隔一天，省一個雞蛋帶回家，是為了讓媽媽將雞蛋做成菜。

朋友說，每發現一個孩子偷藏雞蛋，他的心就會既酸楚，又溫暖；既難過，又感動。這些將雞蛋藏起來的孩子，都是為了省下來，帶回家給自己的家人吃。對這些偏僻的山里孩子來說，雞蛋就是人間美味了，他們不想獨吃，而希望與家人共享。但是，給每個學生每天發一個雞蛋，是希望這些孩子能夠健康成長，他們是大山的未來啊，雞蛋必須是孩子們吃掉的。因此，學校想盡辦法，除了監督外，有段時間，甚至要求孩子們吃完雞蛋后，將蛋殼上交。即使這樣，仍然有不少孩子，想方設法將分給自己的雞蛋省下來，藏起來，帶回家。

篇（11）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環境保護對策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in the process, the rural environment is the serious pollution, this is caus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rocess is not reasonable,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improper management, rural life garbage collection is not reasonable, and so on. Therefore, to strengthen the countrysid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ural environment pollution caused by a few reason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Keywords: new rural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measures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農村環境建設。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總體要求是：“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即表明新農村環境建設的重要性。當前，新農村建設取得了明顯成效，但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追求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農民物質生活的改善，卻忽視了社會建設以及環境保護，導致農村生態環境一步步惡化，嚴重阻礙了農村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因此，必須切實加強農村環境保護工作。

一、農村污染現狀中的問題

當前農村環境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以下幾個方面：

1.農業生產資料使用不合理。由于農業生產大量使用化肥、農藥和地膜等農用物資，農村耕地和水體受到了大面積污染。我國一些常用農藥都有較高的毒性，吸收率僅為30―40％，大部分進入水體、土壤及殘留于農產品中，嚴重威脅到人畜健康。農業面源污染逐年加重。由于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大量使用農藥以及化肥，并且越來越嚴重。盡管新型有機生態農藥具有高效含毒量小，低殘留等諸多優點，但是由于價格等因素的影響，還不能自覺使用有機生態農藥，仍沿用以往的習慣，使用傳統農藥，嚴重污染了水質和土壤。同時使用無機化肥過多，導致土地板結，地下飲用水氨氮濃度過高，直接危害人們的生活健康。

2.畜禽養殖業產生嚴重污染。畜牧業的大發展，增加了廣大農民和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加快了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步伐。但隨之也帶來了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那就是環境污染問題。到農村走訪我們不難看到下面三個情況：①、畜禽距離人的生活區太近的情況。窗前就是雞舍，屋后就是豬圈，有的農民甚至人畜同居一室。②、部分小城鎮把養殖區或牧業小區建在繁華的大街兩側的情況。把養殖戶或小區作為觀光參觀的旅游景點。③、垃圾糞便處理無規劃的情況。街道、庭院隨便倒，蒼蠅成群，氣味難聞，成為公害。

3．農民不良習慣積習太深。農民環境意識不高，一些不良習慣對環境影響較大，存在許多環境問題。在冬季，農村采暖用的依然是木柴，不僅砍伐破壞了生態環境，而且煙霧還污染了居住環境。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村民大部分洗衣服都用廉價的含磷的洗衣粉，而生活污水基本上都是滲排，不經過統一排放進行治理。垃圾隨意亂倒，柴堆、土堆、糞堆亂堆亂放，家禽、家畜大多未實行籠養和圈養，到處亂跑，到處拉糞便，農村環境“臟、亂、差”的局面得不到遏制。

4. 潛在污染不容忽視。由于鄉鎮餐飲業以及加工業迅速發展了起來，而它們大部分的燃料是煤，嚴重污染了大氣環境。一些農用三輪車、拖拉機等大部分使用柴油和70#含鉛汽油，車輛尾氣對農村環境造成較大污染。有的磚瓦廠或者采礦廠盲目開采土石，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破壞了人們的生活，引起群眾環境糾紛。再有，缺乏對農村飲用水水源地的保護措施，是農民的飲用水安全受到了嚴重影響，群眾的身體甚是擔憂。

5.生態環境破壞進一步加劇。農民砍柴做飯、亂砍濫伐的現象比較普遍；農民過度放牧牛羊等牲畜，使植被受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仍未杜絕；對種植的樹木草地保護不力，存活率比較低；水土流失、滑坡等現象時有發生，使農村生態系統越來越失衡。

二、造成農村環境問題的原因分析

造成農村環境受到破壞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僅有歷史的積淀，而且有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是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矛盾的外在體現。主要表現在以下這幾個方面：

1.農民環保意識低下。他們對環境問題缺乏認識，不了解環境保護的一些常識，只顧了眼前的利益，考慮到價錢低，因此他們并沒有使用有機化肥，使土地越耕種越板硬。為了追求糧食、蔬菜、水果等得外觀，沒有限度得使用農藥，造成這些農作物本身質量的下降。雖然近年在推廣生態農業、控制化肥農藥施用量上作了一定努力，但依然“自毀家園”的現象仍得不到控制。

2.農村管理體制不健全。農村環保涉及到環保、農業、林業、水利、科技、畜產等多個部門，各部門工作職能有所交叉，出現了都管卻都管不好的局面，特別是沒有統一監管的組織機構和協調機構，有些部門工作縮手縮腳，等待觀望，嘴上喊得多實際干得少，使農村環境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

3.農村措施不力。農村環境制度建設滯后，雖然制定了有關規定和措施，但這些都不具備約束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現象普遍存在，一些無公害農藥、環保地膜在廣大農村不能強制推廣使用，秸稈焚燒、濫用農藥化肥的現象屢禁不止。

4.農村環境保護資金投入不足。資金缺口已然成為農村環保工作的瓶頸，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詬病。事實上，為了籌措資金，也有不少農村在嘗試建立多元化融資機制，可成效仍不夠明顯。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于責任主體難以判別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自然對社會資金的吸引力也就不強。而縱觀國際社會，各種市場化的實踐也很活躍，但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不發揮主導投資責任和作用

三、新農村建設中，環境保護工作應采取的“五大對策”

解決當前農村環境污染問題，是一個比較復雜的綜合工程，需要一套整體性的方法和途徑。

1．著力提高農村環保意識。樹立現代生態意識，以現代生態科學、環境科學、經濟科學和生態現代化理論為基礎，提倡高效低耗、無毒無害、清潔安全、循環節約、綠色生產、綠色消費、預防創新和健康環保，反對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超量消費，努力實現人類與自然的互利共生。

一是要嚴格環境執法和管理，加大環境治理力度。對工業發展中的環境保護，建立關鍵崗位環境責任制度、關鍵項目環境風險評價制度和環境信息公開制度，奠定生態意識的法律基礎、管理基礎和監督基礎。

二是繼續控制人口規模，充分考慮自然環境的承載能力，協調好人口資源環境三者的關系，奠定生態意識的科學基礎。

三是通過廣泛深入的宣傳教育，改變傳統落后的生產生活習慣，大力提倡科學、文明的生產、生活方式。

四是加大生態和環保教育投入，從小學開始普及生態意識，讓孩子們充分了解他們生活的資源基礎和生態條件，從小就意識到保護環境的重要性。

2.大力發展綠色生態農業。加快推進無公害農產品產地認定和產品認證步伐，更好更多地生產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加大生物循環利用生態工程、清潔能源利用工程、生態復合肥料工程、綠色化學工程、綠色食品工程等的推廣應用力度；加大對化肥、農藥、農膜等面源污染的防治力度；以農村戶用沼氣建設為重點，開展“一池三改三處理”工作，積極推進規模化養殖場沼氣工程建設，加快畜禽養殖場糞便污染治理。

加速土地流轉，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轉移，將有限的土地資源集并到種養大戶和現代農業經營者手中，形成規模經營的生產格局，逐步提高農機化作業率和農業生產力，以利于各項生態工程的實施，更便于污染物的集中處理和環境的綜合整治。以市場為導向，不斷調整產業結構，優化產業布局，發展壯大特色產業。

建立生態補償制度，認真落實退耕還林、濕地保護的相關政策，充分挖掘內部資源潛力，積極發展生態替代產業。以生態林業建設為依托，不斷提高森林質量和森林覆蓋率，形成城市的綠色屏障，打造“詩意田園、浪漫鄉村“的特色生態旅游休閑產業。

3.建立健全農村垃圾回收處理機制。首先在農村建設一些“垃圾存放點”，讓農民暫時把垃圾在這里存放，并且做好垃圾的分類，為回收垃圾做好提前準備，然后再把各村分類好的垃圾集中到鄉鎮，最后運送至市區進行集中處理。盡量要注意的是，在處理農村垃圾時，要考慮到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問題，把豬糞、秸稈、柴草、谷殼等可作為生產沼氣的原料回收利用起來，既節約能源，又發展農村的生態工程。在農村一些有條件的地區，可以逐步開展垃圾減量化、無害化、資源化處理，在垃圾分類的基礎上進行相應的科學填埋、焚燒和堆肥。4.

加強農村環保法律體系建設，為農村環境保護提供法律保障。首先制定有關農村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因為我國農村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幾乎是空白的，要制定一整套有關農業生產以及農村環境保護的規范和準則，保證農村的一切經濟活動以及進行的環境保護工作都在法律法規規定的范圍內。其次，要大力提高廣大農民、企業經營者、基層領導干部等的環保法律意識，利用各種途徑宣傳農村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再有，就是要加大環保執法力度，逐步改變過去人治重于法治的現象，有效解決“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問題，從法律制度上保護農村環境不受污染。

5. 加大投入，建立健全穩定的保障機制。

堅持國家、集體、個人多元化的合理投入，多渠道、多層次、全方位地全面籌措資金，充分體現政府主導、市場推進、公眾參與的原則，建立環境保護與生態建設長效穩定的投入保障機制。

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加快農村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我們不能走工業化進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應當積極采取對策，將“兩型社會“建設的理念貫穿于新農村建設的始終，努力使農村向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