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倫理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科技倫理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 A

Analyses on Ethical Problems Arose by Interacting Between the Mass Medium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n D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The mass medium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develop together. But the conflict between temporality and objectivity makes the mass media arises some ethical problems when it interacts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se problems may engender a series of bad influences. So the scientists and the media should combine together and try their best to avoid and solve these problems.

Key wordsmedia mass medium spread of science eth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teract

科學技術的成果要以一定的方式傳播出去。這樣的傳播方式既包括在科學期刊上發表研究成果以獲得同行承認，也包括通過大眾傳媒傳播信息讓公眾知曉。在大科學時代，科技與社會的聯系越來越緊密，科學研究、特別是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究對公眾的影響直接而深刻，因此，媒體在科學傳播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覷。由于科學期刊主要面向科學共同體，有比較完善的審查制度和嚴格的審查程序，對公眾影響較小，因此，本文主要探討大眾傳媒與科技的關系及二者互動引發的倫理問題。

一、大眾傳媒與科技的關系

大眾傳媒與科技不是陌生的伙伴，二者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關系，并有越來越密切的趨勢。

第一，大眾傳媒需要科技。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首先，科技信息是大眾傳媒的重要內容。隨著科技成果對人們生活的影響的增大，公眾了解科技的愿望越來越強烈，而過于專業化的科學期刊因難以理解，無法滿足公眾這一方面的需要。大眾傳媒比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作為公眾主要使用的媒體，它能及時將最新的、與公眾關系密切的科技成果和信息傳達給公眾，在科技與公眾之間搭建了一個橋梁，科技信息已成為大眾傳媒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新浪、雅虎等主要門戶網站都有專門的科技頻道，介紹最新的科技成果和科學界發生的大事；美國discovery探索頻道的紀實節目包含了大量科技方面的信息，通過收看這些節目，受眾可以了解到很多天文學、物理學、生命科學等等學科的知識和最新進展。其次，大眾傳媒的發展需要科技的支持。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大眾傳媒的信息來源更加廣泛，傳播速度更加迅捷，手段也越來越多樣化，從報紙、廣播到電視和網絡，如今，手機成為新的大眾傳播媒介；同時，新聞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和大眾傳媒的管理方式等都相應地發生了變化。科技的進步帶動了大眾傳媒的發展。

第二，科技需要大眾傳媒，這主要表現在科技成果需要通過大眾傳媒進行傳播。近年來，“科學家通過召開記者招待會或新聞會、尋求媒體報道自己研究成果的事已經屢見不鮮”，①克隆研究、火星生命探索、器官移植、試管嬰兒等科學事件也成為主要的新聞事件，所有主要的電視網、報紙和網站都有報道。科學家如此做主要出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感。有時候科學家的發現或結論很重要，對社會產生重要的影響，科學家有責任盡快向公眾傳達這一重要信息，這一點在非常時期尤為明顯，例如，非典時期關于SARS病毒的研究結果就要第一時間報道出來讓公眾知曉。其二，科學家希望通過大眾傳媒對研究成果的展示，強化公眾對其研究的印象，爭取資助機構進一步的資助和社會對該項研究的支持。例如，雖然機器人技術還不能廣泛應用到日常生活中，但大眾傳媒對一些階段性成果的報道卻使人們對該技術的未來充滿了信心。其三，一些科學家通過大眾傳媒確立優先權。通過同行評議系統發表研究結果需要一定的時間，在等待的過程中可能失去優先權，所以少數科學家選擇通過大眾傳媒把結果直接公布于眾。

二、大眾傳媒在與科技的互動中引發的倫理問題

雖然大眾傳媒和科技互相需要、互相促進，但由于二者在標準、目標和資金來源等方面有所不同，所以它們的互動有時會對社會產生沒有預料到的、不利的影響。

大眾傳媒最重要的特點之一是時新性，它要求媒體要以最快的速度報道最新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以滿足受眾的需求；而另一方面，科學研究卻以客觀性為重，一個科學實驗的結果很有可能是初步的、亟待改進的，一項技術發明很可能是不成熟的、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它們需要科學共同體在重復實驗中不斷地驗證與發展，而這個過程是需要時間的。這一矛盾決定了大眾傳媒與科技的互動不會一帆風順，媒體在處理時新性與客觀性的過程中如果有所偏頗，就會引發一系列的倫理問題。

第一，少數科學家可能為了爭奪優先權，通過大眾傳媒不成熟的研究結果。科學研究是只有第一沒有第二的事業，因此，科學家們對優先權的爭奪非常激烈，“實際上它們成了科學家之間社會關系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②正常的科學檢驗制度是重復實驗和論文審查，這要求科學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交給同行嚴格評議，以此確保其客觀性。有時候，科學家只是得到了一個初步的結論，如果通過正常的審查程序，提供詳細的數據信息和實驗步驟供同行檢驗，很有可能被其他科學家趕超，喪失科學發現的優先權。因此，有些科學家選擇了大眾傳媒這一途徑，繞過科學檢驗的程序，直接公布實驗結果。如此公布的實驗結果因為沒有受到其他科學家的檢驗，其客觀性是沒有保障的。在科學與社會的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如此草率的作為很可能帶來不利的影響，嚴重的甚至會危害公眾安全。關于冷核聚變的爭論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案例。美國猶他大學化學系主任斯坦利?龐斯和南安普頓大學教授馬丁?弗雷斯曼1989年3月23日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他們發現了在室溫下用簡單的儀器制造核聚變的方法。但他們并沒有詳細描述這個實驗，基本上沒有公布任何重復實驗的技術信息。很多實驗室開始重復這個實驗，但得到相同結論的卻很少，一些實驗室得到了不確定的結果，還有一些干脆得到了相反的結論。大部分聚變科學家和物理學家開始懷疑龐斯和弗雷斯曼的特別聲明，但媒體并不如此。雜志為這項偉大的發現歡呼，它們的宣傳引發了政府和公眾對冷核聚變的進一步展望。時至今日，冷核聚變仍然是一種假設，沒有被完全證實。不管冷核聚變是否存在，龐斯和弗雷德曼的行為都是不道德的，是對科學客觀性的違背；而大眾傳媒在這一事件中雖然是被動的，卻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這種不道德的科學傳播行為，體現出其在新聞價值標準方面存在的問題。

第二，大眾傳媒在報道科學發現和技術成果時可能會斷章取義、失實報道。科學的專業性很強，其概念術語都有特殊、復雜的含義，其結果表達方式也是高度抽象化的，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外行很難理解。現在，記者收集科學信息的方法很多，包括出席記者招待會和新聞會、對科學家進行訪談、參加科學會議、對期刊文章、著作或電子出版物進行摘要、利用搜索引擎和索引系統等。但是由于他們大多沒有受過專業的訓練，或不夠認真，草率對待科技信息，所以在報道的過程中可能會斷章取義，不實地反應科學家的研究成果。例如，有時科學家在科學會議上報道初步結果，他們并沒有準備把這個結果公布給更廣泛的受眾；有時科學家在科學會議上討論高度爭議性的問題，他們的本意是想讓科學同行檢驗，但缺乏專業知識的記者可能直接把這些問題報道出來。記者常犯的此類錯誤包括報道內容失實，混淆關鍵概念，夸大程度，解釋說明不夠，以訛傳訛等。按照李普曼的觀點：受眾不可能對所有的新聞事件都親歷親為，媒體報道構建了一種“擬態環境”，受眾主要通過接收媒體報道來了解外界環境。作為受眾的公眾通過大眾傳媒建構式再現的信息了解科技的進展，如果信息不實，公眾很容易被誤導。在關于食品安全的問題上，這樣的報道比較突出。很多報道都有意或無意地把國外科學研究的結果進行了“加工”，夸大其詞，在社會上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例如，啤酒甲醛風波，高露潔致癌牙膏等等。

第三，個別情況下，一些大眾傳媒帶著明確的政治、哲學或宗教任務報道科技新聞，“人們看不見的情感支配著人們看得見的事件的發展”。③例如，為了國防安全，媒體可能失實報道某項軍事發明，以便誤導敵對國家，產生威懾作用。有時，媒體的歪曲報道會干涉科學的自主性，對科學的進步產生極其惡劣的影響，甚至會在一段時間內扭曲科學發展的方向，例如，前蘇聯的李森科借用政治力量推廣自己的理論，在政治的壓力下，全國的媒體一面倒的批判孟德爾遺傳學，鼓吹李森科的“春化處理”，使得前蘇聯的遺傳學大大落后于西方。這樣有傾向性的媒體報道雖然比較少見，但它對科學的影響卻是巨大的，因此也不容忽視。

上述倫理問題對公眾、科學和社會都帶來了不利的影響。首先，對于公眾來說，失實的報道會引發不必要的恐慌，嚴重地甚至危害公眾安全；其次，對于科學自身來說，這些問題會引導公眾誤解科學，減少公眾對科學的支持，不利于科學的發展；最后，對于社會來說，在關于科學信息的問題上，無知不是福，斷章取義的報道會導致政府和公眾在公共健康、環境、產品安全等重要的社會問題上作出錯誤的政策和決策。因此，必須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解決大眾傳媒在與科技的互動中引發的倫理問題。

三、對解決大眾傳媒在與科技的互動中引發的倫理問題的建議

大眾傳媒在與科技的互動中引發的倫理問題并不是單方面的，它涉及到科學共同體和新聞工作者兩個群體，因此，要解決這個問題也必須兩方面共同努力。

第一，對于科學家來說，首先，要遵守科學共同體的規則，除非有危害公眾安全的特殊情況發生，否則都應通過正常的審查程序發表研究成果。科學的元規范之一就是追求真理，④客觀性是保障科學順利發展的充要條件，對名譽和利益的追求不應該掩蓋這一原則。科學家必須認識到：規避科學審查程序、通過大眾傳媒直接研究成果是不負責任的行為，這樣做有可能使不成熟或有爭議的成果過早為人所知，產生不必要的消極影響。其次，科學家有責任通過大眾傳媒教育公眾，向公眾灌輸科學知識，克服無知。科學家的社會責任要求他們在把結果報告給媒體和與記者的互動中，盡力使傷害最小化、社會利益最大化。教育是克服大眾傳媒和公眾對科學誤解的關鍵。科學家應盡量準確地向媒體和公眾傳播科學理論、科學方法和科學發現，盡可能避免科學研究被誤解，促進社會對科學的理解和正確評價。一些科學家已成為公眾教育的典范，如斯蒂芬?霍金、珍妮?古道爾、羅伯特?巴克等，他們通過科普讀物、電視節目和撰文等方式加深公眾對科學的理解，強化科學的形象。科學家只有擔負起教育的責任，才能盡量避免大眾傳媒對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的失實報道，減少公眾對科學的誤解。

第二，對于大眾傳媒來說，要充分發揮客觀性原則，盡量客觀、準確、全面、深入地報道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不能想當然地斷章取義、夸大其詞，造成失實報道。大眾傳媒是溝通科學和公眾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媒介，這一特殊的位置決定其必須客觀準確地報道科學信息。一方面，記者要具有相關的科學背景知識，能夠很好地理解科學概念，熟悉科學方法，在報道時要沒有傾向性，不犯統計學錯誤，不使用不可靠的原始資料，不過分渲染或歪曲報道，不犯推理方面，深度報道重要發現，跟蹤正在進行的研究，確保公眾得到準確、全面、深入的信息；另一方面，雖然審查科學成果的客觀性不是大眾傳媒的責任，但確保報道的科技信息的客觀性卻是無法推卸的。大眾傳媒不能為了滿足時新性而犧牲客觀性，對所報道的信息不加考察，草率報道。

第三，科學家與記者要互相溝通，共同促進大眾傳媒對科學的良性傳播作用。“從柏拉圖的‘洞穴理論’到李普曼的‘擬態環境’都揭示出：大眾傳媒的信息產品所構建的世界與人們生活其中的那個世界，二者之間并非完全一致、完全吻合，而是有偏差的，甚至有比較大的偏差。”⑤為了扭轉這個偏差，單靠科學家和大眾傳媒單方面的努力效果是不顯著的，兩方面必須互相溝通。科學家要盡量簡單客觀地表達自己的成果，記者要盡量準確全面地理解科學家的理論，媒體在發表科技信息前最好能與科學家溝通，得到科學家的肯定，這樣才能避免大眾傳媒在與科學的互動中產生的倫理問題，促進其對科學的良性傳播作用，達到大眾傳媒與科技共同發展的目的。

注 釋

1 David B. Resnik: The Ethics of Science――An Introduction[M], Routledge, London,1998,P115.

2 R.K.默頓著，魯旭東、林聚任譯：《科學社會學――理論與經驗研究》[M]，商務印書館，北京，2004年，第388頁。

篇（2）

1．健康和安全問題。納米技術對健康和安全的影響，是納米倫理面對的首要問題。由于納米粒子極其微小，可以說無孔不入，所以也很容易進入人體，有可能成為許多重大疾病如肺部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誘因，給人類健康和安全帶來嚴重的損害。研究表明，吸入的納米顆粒可能避開免疫系統的吞噬作用，蓄積在某些靶器官，也可跨越不同生物屏障，重新轉運分布到身體的其他組織器官，產生系統的健康效應［10］。而且，環境中的納米顆粒由于具有較大的表面積而極易吸附大氣中的有毒污染物，如多環芳烴等，被納米顆粒吸附的有毒污染物可進一步對人和其他生物體產生毒性效應，還可能波及整個生物圈。納米粒子對健康和環境的潛在風險涉及安全倫理和環境倫理的問題。安全不僅是一個科學的概念，安全更是倫理學必須考量的最基本的要素，因為安全既是人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的基本權利。離開了安全，人的其他權利和自由、尊嚴等也將無從談起;而且，保障研究人員和工人在工作場所的生命和健康安全，也是國家和企業的基本責任。

2．平等與公正問題。首先，納米技術的潛在利益和風險使得其風險與利益的分配，也面臨著社會公平與公正的倫理問題。納米技術可能為技術發明家、企業家帶來豐厚的利益，但也可能為研究者、受試者、生產者甚至消費者帶來直接的和間接的健康風險，為公眾帶來環境風險。面對個體利益與公眾利益、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沖突，應該優先考慮誰的利益?承擔高風險的人是否應得到較高的回報?“如何分配科學技術的發展帶來的好處、風險和代價，就成為了我們時代所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11］。其次，納米技術的應用也可能加劇原有的社會不平等、不公正現象。眾所周知，“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現導致了迅速擴大的信息資源和知識資源分布嚴重不均的“數字鴻溝”問題，并且加劇了原有的經濟不平等、機會不平等和社會不平等問題，成為當今社會問題的一個重要根源。納米技術的發展也可能產生類似數字鴻溝的“納米鴻溝”問題。比如，納米技術在醫學上的應用，使得疾病的預防、早期診斷和治療成為可能。研究表明，在不久的將來，用基因芯片、蛋白質芯片組裝成的納米機器人，有可能通過血管進入人體以診斷疾病、攜帶DNA去更換或修復有缺陷的基因片段，也可以將攜帶納米藥物的芯片送入人體內，在外部加以導向，使藥物集中到患處，更理想地提高藥物療效［12］。但是，這些技術在其發展的初期階段，往往比較昂貴，大部分人可能只好望而卻步，僅能被少數人使用。如何使社會中的大多數成員公正地享受到納米技術的成果并避免可能受到的損害，是納米技術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的重要倫理問題。第三，納米技術還有可能帶來代內與代際、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平等與公正問題，尤其是可能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加大。能夠支付納米技術研究與發展巨額費用的國家，可能優先發現和利用納米技術的研究成果，在國際舞臺上便優先掌握了“話語權”。當然，也不能排除發達國家將有污染的、甚至有毒的納米研究項目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可能。諸如此類的問題會使國際間的不平等惡化。此外，還存在為了當代利益發展納米技術而提前利用了過多的自然資源或給后代造成眾多污染等代際不公正現象。

3．自主與尊嚴問題。人是有理性的存在物。理性之人的尊嚴來自于它的自主性，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作出決定。“大自然中的無理性者，它們不依靠人的意志而獨立存在，所以它們至多具有作為工具或手段的價值，因此我們稱之為‘物’。反之，有理性者，被稱為‘人’，這是因為人在本性上就是目的自身而存在，不能把他只當做‘物’看待。人是一個可尊敬的對象，這就表明我們不能隨便對待他。”［13］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世界生物倫理與人權宣言》中強調，科學技術的研究和發展需要遵循本宣言所闡述的倫理原則，要尊重人的尊嚴。這包括自尊、享受別人尊重和尊重他人三個方面。在納米技術的研究與應用中，許多方面涉及人的自主與尊嚴問題。例如，納米技術與認知科學相互滲透與融合，可以揭示人腦的工作機制，利用納米藥物可以增強人的認知能力或治療某些腦神經與認知方面的缺陷。但是，如果利用這些研究成果控制人的思維、干擾人的決定，則侵犯了人的自、漠視人的尊嚴。再者，如果將能夠隨時獲取他人信息的納米電子芯片等極微小的納米器件，毫不被人察覺地嵌入他人衣服或皮膚里，則不僅竊取了他人的隱私，更貶損了他人的尊嚴。又如，納米基因工程不僅能夠治療遺傳病，而且能夠改變生殖細胞基因以達到治療或增強后代的目的。但是，不論父母的主觀意愿是否善良，這種行為確實忽視了子女的自主與尊嚴。而諸如賽博格(Cyborg)、生命產品(Biofact)等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將模糊人與機器、生命體與人工產品之間的界限，使得我們關于人與自然的基本概念發生動搖，什么是人、什么是自然等問題將變得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了。

納米倫理的特征與評估

納米技術的中介性和不確定性特征不僅使納米技術可能引起一系列的倫理問題，而且也使得這些倫理問題展現出共同的倫理特征:可能性、整合性和前瞻性。這使得即時性、跨學科性、預警性評估成為應對納米倫理的關鍵。

篇（3）

物理科學作為自然科學的分支，不反對物質文明的進步和人類對自然界認識的深化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且對人類的思維發展也產生了不可或缺的影響，隨著科技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物理已滲透到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

談到物理學，有的同學覺得難；談到物理學究，有的同學覺得深不可測，談到物理學家，有的同學更覺得他們不是凡人。誠然，成為物理學家的人屈指可數，但只要勤于觀察、善于思考、勇于實踐、敢于創新，從生活走向物理，你就會發現：其實物理就在身邊。正如馬克思所說：“科學就是實驗的科學，科學就在于用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

勤于觀察的意大利物理學家伽利略在比薩大教堂做禮拜時，懸掛在教堂半空中的銅吊燈的擺動引起他極大的興趣，后來反復觀察，反復研究，發明了擺的等時極性；勇于實踐的美國物理學家富蘭克林，為認清天神發怒的本質，在一個電閃雷鳴，風雨交加的日子，冒著生命危險，利用司空見貫的風箏，將“上帝之火”引下凡，由此發明避雷針；敢于創新的英國科學家亨利。阿察爾去郵局辦事，當時身旁有個外地人拿出一大版新郵票，準備裁下一枚貼在信封上，苦于沒有小刀，找阿察爾借，阿爾察也沒有。這位外地人靈機一動，取下西服領帶上的別針，在郵票的四周整整齊齊的刺了一圈小孔，然后很利落的撕下郵票，外地人走之后，阿察爾由此發明了郵票打孔機，有齒紋的郵票也隨之誕生了；古希臘阿基米德發現阿基米德原理；德國物理學家倫琴發現X射線……研究身邊鎖事并有大成就的物理學家的事例不勝枚舉。

今天，人類所有的令人驚嘆不已的技術成就，無不是建立早年科學家們對身邊鎖事進行觀察并研究的基礎之上，在學習中，我們要樹立科學意識，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在物理學方面不斷進步。

吉林油田第十二中學初三：邱衛平

篇（4）

2集體備課的實施

2.1集體討論定方案

教學方案及流程的開發首先取決于集體智慧。通過討論，首先制訂出每次綜合實訓的大致內容和流程：（1）教師示教本章節的常用操作（含儀器使用介紹）及與本章節內容相關的補充性操作（滿足學生考證需要的操作）；（2）學生分組操作練習；（3）學生完成任務并展示。確定綜合實訓的大致內容和流程后，通過集體討論的方式提煉出教師認為應重點教會學生的操作技能。以新生兒護理章節為例，示教內容有溫箱與藍光箱的操作示范、奶瓶清潔與消毒、配奶過程3項，其中第一項只是教師展示，不要求學生練習；后兩項是必練項目。練習結束后的任務則以病情觀察和健康教育為主要訓練內容，主要針對中職學生的薄弱環節予以訓練。當大方向設定后，把任務分配給教研室3位年輕教師，分別完成3個章節實訓課的細節設計，包括教案書寫和材料準備，準備的材料包括病例、圖片和視頻等。這樣做的目的在于激發年輕教師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充分發揮其個人才智和能力，也避免了在第二輪集體備課時“一言堂”或“集體模仿”的弊端，每位設計教師都要向其他教師介紹自己的設計。由于年輕教師經驗不足，在具體設計時，可以安排教研室中的骨干教師先完成一份其他章節實訓課的細節設計，供年輕教師參照，以完成分配給其的設計內容。這種以老帶新的模式保證了集體備課的統一性原則。

2.2集體備課定細節

在規定時間內初步完成3份教學設計后，教研室內開展第二輪集體備課：由每位設計教師向其他教師介紹自己的設計思路和設計方法，通過集體討論進一步修改完善，重點確定每一步的時間控制、使用的教學方法和手段、病例中的任務設置等，以保證每位教師在每個班的授課具有同步性。例如，同樣是示教環節，新生兒護理實訓由于示教內容多，所以占實訓用時比例大，但在消化系統實訓時，由于示教內容僅為臀紅護理，所以占實訓用時比例較小。再比如嬰兒被動操和頭罩吸氣這兩項操作，由于有相關的視頻資料，可以通過視頻集中示教，臀紅護理和配奶等操作需要教師邊講解邊操作，故以教師親自示范為佳。教師通過臨床進修都會有很大的收獲，對實訓內容進行集體備課，教師也可以分享臨床上更新的知識和技能，討論如何在實訓課中向學生介紹臨床的新進展，保證了學校教學與臨床工作的密切聯系。在本環節中還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規范、統一操作手法，特別是一些在不同醫院有不同要求的操作，我們以大綱為藍本，以護士執業資格考試為標準，統一操作手法。通過集體備課完成的教案和講稿，凝聚了教師集體的智慧和勞動，是一種集體成果，可以在組內共享，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節省了人力。

2.3集體聽課定改進

教學有法，教無定法。盡管有了細節的設計，但在具體教學過程中，由于每位教師的教學經驗、臨床經驗、教學特點及學生反應不同，在課堂教學中的實際執行仍存在差異，且不同教師的課堂管理能力和氣氛調節能力也不相同。此外，新設計的實訓課是否可行、預計的時間是否夠用、教學方法是否能被學生所接受，這一切還有待于在教學實踐中考證。由于我校護理專業班級數多，教研室內的每位教師都有機會在不同班級的這3章實訓課中擔任主講教師。為了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我們要求教研室的每位教師都必須聽其他教師的主講課，以彌補自身的不足。集體聽課的目的不僅是為了解差距，更重要的是培養一種教學反思習慣。在聽課結束后及時開展課評，進行組內交流，對教學進行反思，肯定他人值得學習的方面，并提出可能存在的不足，為今后繼續開展相同內容的綜合實訓課積累經驗。同時，授課者個人也要進行自我反思，回顧本次課遇到的問題，尋找解決的方法，從而更有效地提高課堂教學效果等。

3體會

（1）集體備課有利于開發學校現有的教學資源，推廣學校優秀教師的教學經驗，縮短年輕教師的成長周期。老教師的教學經驗豐富，教學手段多樣，而年輕教師擅長課件制作和資源收集，精力充沛，工作熱情高。集體備課可以綜合雙方的優勢，集思廣益，博采眾長，在討論的過程中相互啟發，在思想的碰撞中擦出智慧的火花。教學反思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有著重要意義，它比增加上課次數更能促進年輕教師的成長。我們在集體備課的過程中尤其重視這一環節，讓年輕教師形成從教學準備到教學反思的全程教學思維，這對他們成長的意義不言而喻。

篇（5）

2實驗課內容

以51學時的理工科概率論與數理統計課程為例，其中實驗課10學時。

2.1蒲豐投針問題（2學時）。平面上畫有間隔為d的等距平行線，向平面任意投擲一枚長為l的針，求針與平行線相交的概率。設x是一個隨機變量，它服從區間上的均勻分布，同理，φ是一個隨機變量，它服從區間上的均勻分布。要求學生完成以下問題，并通過MATLAB編程解決。a.進行n次抽樣，得到樣本值，統計出滿足不等式的次數,從而計算出p的估計值。b.任意調整n的取值，會發現什么規律？c.參數l,d的不同選擇，會導致什么結果？設計意圖：希望學生能夠掌握各種隨機數產生的方法，了解隨機模擬的方法原理，理解如何用統計模擬的方法近似計算值。

篇（6）

一、市場國際化與國際調節的產生和發展

市場是隨著商品交換關系的產生、發展而產生、發展的。市場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的總和，它涵蓋著一定社會經濟的各行業、部門及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等再生產各環節，它是由社會經濟的各種結構及運行組成的一定的社會經濟系統，猶如自然界各個生態系統一般。在同一市場中，各種要素有機聯系和制約，形成完整的體系。早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社會經濟形態尚處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時代，各國和各地區就存在著許許多多相對獨立、彼此基本隔絕的市場。后來由于商品經濟發達，加之資產階級革命消除了封建割據，各國范圍內的各個分散的小市場相互滲透、融匯，形成了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此亦即所謂“國民經濟體系”。很早以前，也出現一些跨越國境的商品交換活動。只是由于過去交通、通訊等條件限制，特別是各國政權當局的嚴格管制，加之當時商品經濟不發達，社會經濟自身缺乏強烈要求，跨國境的商品交換長期未得到發展，更形成不了國際市場。近代以來，由于科技和生產力發展，推動著商品經濟進一步發達，科技發展同時還使交通和人們間其他聯系工具和方式更加發達，跨國境的商品交換和其他經濟交往逐漸發達起來。20世紀終于出現規模空前的市場國際化和全球化趨勢，國際市場逐漸形成，并在繼續發展。市場國際化作為一種趨勢和過程，是逐漸形成和發展的，并呈階段性。如果說中世紀末航海技術和航海事業的發達及隨后發生的一系列殖民戰爭，可視為市場國際化的前奏，那么，19與20世紀之交，輪船、火車、航空及電話、電報業的興起，以及后來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則正式拉開了市場國際化的序幕。

至20世紀末葉，由于電子信息時代的到來，加之兩大陣營對壘的冷戰局面結束，各國政府的管制措施相應放松或取消，為國際經濟聯系創造了適宜的國際環境，市場國際化和全球化進入了一個迅速、全面和深刻的發展階段。推動市場國際化進程加快的因素很多，但最根本的還是高科技的迅猛發展，只有它才為全球化提供堅實的物質條件和現實可能性。在因特網上，人們可以足不出戶而通過點擊鼠標即可同全球任何地方的人們發生各種聯系，實現信息、商品、資本和技術的流通。其速度、規模和范圍是過去包括在諸如鐵路、航海、航空以及電話、電報等交通、信息條件下所不能比擬的——過去人們所談論的市場國際化和全球化，當時主要還是一種理念化的東西，如今它已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一種現實的狀態和趨勢。市場作為社會經濟的一個系統和體系，其中的各種經濟要素的結構比例關系大致均衡和協調，并且是在不斷的“不協調——協調——不協調”的矛盾運動中求得協調；經濟的總體運行大致平穩和逐步發展，并且是在不斷的跌宕起伏中求得穩定和發展。這是什么原因？其中必然有某種機制和力量在發揮作用。而事實上，影響社會經濟結構和運行的力量和作用機制不僅存在，而且多種多樣。其中有些是正面起維護、促進作用的，有些則是反面起阻礙、破壞作用的。對于社會經濟結構和運行能夠或起碼當初期望能夠發揮維護、促進作用的力量和機制，被稱為調節機制。這種調節機制可以分為社會經濟內部（自身固有）的與外部的兩類。內部調節機制主要指市場調節，即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的自發作用。外部調節機制是指諸如政治的、社會的等各種力量和因素對社會經濟結構和運行自覺施加的影響。后者例如20世紀以來發生和逐漸加強的國家調節（在各社會主義國家稱為“計劃調節”）。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后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國家基本上不介入社會經濟生活，其調節機制基本上是一元化的市場調節。19世紀末出現生產社會化并形成壟斷以后，市場機制由于自身固有缺陷已不能充分有效地調節經濟，國家調節應運而生。它在市場調節基礎上發揮配合、輔助有時甚至是主導性的調節作用。這就是調節機制的二元化。因市場國際化而形成的國際市場，也需要有相應的調節機制。國際市場的基本調節機制仍然是市場調節，只不過它是一種國際性的市場調節。但是，一方面由于市場機制本身也存在著諸如市場障礙、市場的唯利性、市場盲目性與滯后性等固有缺陷，[1]（P15-23）單靠它難以實現充分和有效的調節；更為重要的是國際市場乃主要由各國的涉外市場共同構成，國際市場經濟活動主體來自各國，他們分別受到各自國家的管理和調節。也就是說，國際市場仍然受到各國的國家調節。各國的國家調節措施和力度不同，妨礙國際市場上市場機制的統一調節作用，并直接阻礙著國際市場的形成和發展。例如各國設置的關稅和各種非關稅壁壘即如此。因此，國際市場迫切需要有新的調節機制，藉以協調或統一規制各國的國家調節，并彌補市場調節固有的不足。這種調節機制即為國際性調節，或稱國際調節。這樣一來，國際市場的調節機制便“三元化”了。[2]（P13-18）

國際調節的產生和發展是同市場國際化進程同步的。因為沒有國際性市場，便沒有國際性調節的必要；而沒有相應的國際調節，國際市場便難以正常運行，甚至難以形成。同前面所述市場國際化的發展階段相適應，國際調節的形成和發展也呈現著階段性。在國際市場萌芽階段，市場的規模和運行主要由相關各國奉行的外貿政策的自由和開放性程度決定，各相關國家偶爾也會進行政府間的協商和協調。19世紀以后，首先在歐洲，由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和跨國境經濟貿易活動逐漸發達，各國間進行的雙邊或多邊協商增多。1815年還出現“歐洲協作”這種多國協作形式，在其存續整整一個世紀中召開了一系列多邊協商會議，形成了比較連續和穩定的協商制度。19世紀中期，歐洲國家在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理論指導下，放棄長期奉行的重商主義，一度掀起貿易自由化。1880年英、法兩國率先簽訂具有歷史意義的第一個自由貿易雙邊協定——“科布登——切維勒爾條約”，并首創無條件最惠國待遇模式。在英、法的帶動下，歐洲各國之間簽訂了一系列雙邊自由通商、航海條約，還簽訂了萊茵河自由航行公約。這些即為早期的國際性調節措施，這些措施使當時國際貿易額大幅度上升。（P4）

隨著國際貿易和其他國際經濟聯系的發展，在對國際性市場進行協調和調節的雙邊、多邊條約繼續增多的同時，一些帶全球性的公約和國際性組織也逐漸出現。其中重要一點的例如：1804年歐洲成立了萊茵河管理委員會、1865年成立國際電報聯盟、1874年成立郵政總聯盟、1883年成立國際保護工業產權聯盟、1886年成立國際保護文學藝

術作品聯盟、1899年成立海牙常設仲裁法院。以上這些國際組織雖然主要是政治性或行政性的（因而被人們稱為“國際行政聯盟”），（P20-21）但同經濟也不無關系。20世紀以后，為適應市場國際化的發展，要求加強國際性經濟調節，建立作為其載體的國際調節組織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建立了國際聯盟。它雖然主要是政治性組織，具有廣泛職能，但也包括處理和協調戰后經濟和社會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1945年簽訂了《聯合國》，建立了聯合國。它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最有權威和影響的國際組織。聯合國及其體系下有關金融、貿易等方面的專門機構，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即世界銀行）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在國際經濟生活中擔負著十分重要的國際經濟調節職能。上述后三個機構被譽為戰后西方世界經濟體系的三大支柱。二戰以后還出現了各種區域性組織，如歐洲聯盟（EU）、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非洲統一組織（OAU）等，它們也對所在區域和全球的經濟發揮著重要的調節作用，都是現代國際市場國際調節的重要組成部分。

1995年在GATT基礎上，誕生了一個新的全球性經濟（調節）組織——世界貿易組織（WTO）。它成為當代國際調節機制的中心和主力，標志著市場國際化和國際調節機制發展步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二、國際調節的性質和特征國際調節或稱國際性調節，是國際市場（國際社會經濟）的一種調節機制或調節活動，它是由兩個以上國家或區域性、全球性組織，通過協商或簽訂國際條約，或以國際性組織的決定等形式，對國際市場的經濟結構和運行實行調節，以維護和促進國際社會經濟協調、穩定和發展。國際調節同市場調節、各國的國家調節互相配合、制約、相輔相成，共同構成國際市場的經濟調節機制體系。國際調節同市場調節不同，它不是社會經濟自身固有的由價值規律自發作用的機制，而是從外部施加的作用和影響，并且是人們有意識有目的的自覺活動（不同于其他并非以直接影響社會經濟結構和運行為目的的社會事件，更不同于各種自然現象對經濟產生的影響）。至于同各國的國家調節比，他們在調節主體、作用范圍和方式等方面區別十分明顯。國際調節雖然也需要各國國家調節的配合，但前者往往是對后者的某種限制和約束；特別是當國際市場尚處于形成階段，尤其如此。

本文后面在論及迄今為止國際調節現狀時，將鮮明地體現：包括WTO在內的國際調節實際上主要是以各國的國家調節作為其調節對象（客體）；或者說，迄今為止的國際調節主要是對各國國家調節的一種再調節。國際調節在調節主體、客體（對象）、領域、方式（手段）等方面，都有鮮明特征：

（一）國際調節主體調節機制作為一種力量和作用，必有其載體，此即調節主體。

國際調節主體是國際性的。從主體構成成分來說，迄今主要是由兩個及其以上國家構成，包括雙邊、多邊、區域性、全球性等形式。從成員組合方式來說，有些僅僅由各成員國協商或通過簽訂（加入）有關條約、公約，協調各國對所涉及的國際市場的管理活動，達到共同調節國際市場的目的——這類主體可姑且稱之為“純契約型”調節主體；有些則除締結共同協定外，還建立相應的組織機構，由這些機構負責實施協定，執行一定的國際調節任務——此可稱為“組織型”調節主體。以上組織機構中，有些只是臨時性或松散型的，它們主要起一種聯絡、協調作用——此可稱為“契約型組織”；有些則是有常設機構較為穩定并具有法律人格的組織，能夠依照有關國際法律規范獨立行使職權，執行國際調節任務——此可稱為“法人型組織”。

同上述情況相適應，各種類型主體在其職權和權威性方面也是不相同的。從市場國際化進程和國際調節機制形成演變史看，國際調節主體的形態，基本上是由雙邊、多邊發展為區域性和全球性，由“純契約型”、“契約型組織”發展為“法人型組織”。20世紀以前，擔負一定國際調節任務的主體多采取雙邊或多邊協商、或簽訂條約的形式（即“純契約型”）。從19世紀中、后期開始陸續出現了許多國際性組織，但直至20世紀中期，這些國際組織多為較松散、職能有限的機構（即“契約型組織”），例如GATT直至烏拉圭回合結束都基本屬于這種類型。20世紀中期二戰結束后以聯合國及IMF、世界銀行等組織為代表，出現了許多結構嚴密、具有獨立法律人格的國際組織。

1994年由GATT演化而誕生的WTO，是這種“法人型”國際調節主體的典型代表。例如：WTO一開始就具有法律人格。《WTO協定》第1條、第2條規定：“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為處理其成員國的貿易關系提供共同的組織機構。”第8條規定：“WTO具有法律人格，每個成員方都要賦予WTO以行使它職能所必需的法律能力。”該條并規定了WTO及其官員為履行職能所必需的特權和豁免。WTO不像GATT那樣僅是一種臨時性協議，它為國際貿易制定了“更有力和更明確的法律體制”（《馬拉喀什宣言》）。其多邊貿易協定“法律文件”對所有成員國具有約束力（《WTO協定》第二條）。“每一成員都應保證其法律、法規和行政程序與所附各協定對其規定的義務相一致（前引第16條）。這奠定了WTO規則”優于各國國內法的憲法性原則“。（P31）WTO有正規的組織機構，建立了健全的決策和運行機制。它除設”部長會議“外，還有常設機構”總理事會“。下分設貨物貿易理事會、服務貿易理事會和知識產權理事會。還設立了”爭端解決機構“（DSB）——這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司法部門；設立了”貿易政策審議機關“（TPRB）——這是監督機關。此外還有由總干事率領的秘書處，作為處理日常事務的工作班子。WTO同IMF和世界銀行一樣都是具有法律人格的國際法主體，但由于WTO的職權和所管理的經濟領域遠比后二者廣泛，因此它是國際社會經濟中更為重要的、綜合性的國際調節主體。20世紀后半葉出現了許多區域性組織，它們也是一種重要的國際調節主體。它們不但對本區域的經濟起著舉足輕重的調節作用，也對該區域外乃至全球經濟發揮著重要的影響作用。歐盟是其中典型例子。它不但直接調節著該區域及其所屬各成員國國內的經濟，并且在全球經濟生活中充當著重要角色。歐盟各成員國分別參加了WTO，歐盟本身也作為WTO的獨立一員。如前所述，迄今國際調節主體主要是由各獨立國家為單位組成的各種形態的國家聯合體，但也有些非政府（民間社會）的國際社會組織，在某種范圍和程度上對國際經濟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例如國際證券監管者委員會即為這種國際社會組織。

（二）國際調節的客體（對象）

國際調節的客體主要是國際社會經濟的結構和運行關系。所謂經濟結構，主要是指國際市場中的產業結構、行業結構、產品（服務品種）結構，地區結構等，是以上各方面的各種比例關系。所謂經濟運行，主要是指國際社會經濟的總體及構成總體的經濟各方面、再生產各環節的變化發展狀況。國際調節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促進國際社會經濟的各種宏觀結構能保持動態平衡和協調，避免各種比例失調，維護經濟總體運行穩定和持續發展，避免經濟發生大的動蕩起伏或停滯衰退，特別是力求避免和克服區域性或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本文前揭所列舉的各個時期出現

的國際經濟調節主體，其設立宗旨和后來的調節活動，都圍繞著以上基本調節任務。

我們不難發現，每當戰爭或各次國際性經濟危機發生前后，國家間的經濟協商與合作往往十分頻繁，國際性條約和經濟組織大量涌現，其原因正在于當其時也，作為戰爭或經濟危機的對策或作為其教訓與啟示，迫切需要采取國際調節措施，以調節國際社會經濟的各種結構和運行。例如在20世紀20年代末發生第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和二次大戰前后的情況便如此。1943年制定了《大西洋》，把建立穩定的金融秩序和貿易自由體制列為基本內容。1944年在“布雷頓森林”召開國際金融會議，制定了以穩定匯率為主要宗旨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和建立世界銀行等文件，并擬制了“國際貿易組織”。（P7）不久，IMF、IBRD、GATT相繼建立。聯合國也在這時宣告正式成立。國際社會經濟結構和運行關系作為國際調節的基本客體，在不同時候有不同側重點和表現形式。從歷史演變上看，迄今為止，國際社會經濟結構和運行關系主要表現為國家之間經濟關系。①而欲調節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首先遇到和必須處理的，是因各國政府對各自國家的經濟管理和調節而發生的各國之間的關系，簡稱各國間的國家經濟調節管理關系。各國對各自國家的經濟（尤其是其涉外經濟那部分）所實行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如不能恰當協調和處理，勢必妨礙國際社會經濟的結構和運行；并且，它直接阻礙著國際市場（即國際社會經濟體系）的形成和發育。

所以，迄今國際調節的首要任務是約束和指導各國政府的經濟調節管理行為，協調和處理各國之間的經濟調節管理關系。即使對于WTO來說也仍然如此。這就是如人們所說，WTO主要是規制政府的。或說，“入世”主要是“政府入世”、“規則入世”。也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國際調節在當前主要是對各國國家調節的再調節。WTO對各國政府經濟管理行為的規制，其目的在于排除因各國管理政策、制度和措施而給國際統一市場的形成和正常運行造成的障礙。市場障礙有兩類，除各國政府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等等之外，還有如跨國公司等非政府的社會組織對國際市場造成的障礙，如與壟斷相關的限制性商業行為和不正當競爭行為。對于后一類障礙，WTO迄今尚未正式干預，但已開始注意到對非政府的社會經濟組織經濟行為的干預和調節。已有許多規則包含著對跨國公司和其他社會組織的行為的約束。表明今后要制定“競爭政策”規則“限制性商業行為”。例如TRIMS第9條規定：“在不遲于《WTO協定》生效之日后5年貨物貿易理事會應考慮本協定是否補充有關投資政策和競爭政策的規定。”其中的“競爭政策”就主要是針對跨國公司的“限制性商業行為”的。雖然后來進行的多哈談判進展十分艱難，2003年9月的坎昆部長會議無果而終，但相信各國最終總會找到妥協的途徑。今后WTO的規制對象除各國政府外，將會越來越重視對跨國公司這些社會組織的規制。WTO重在對各國經濟管理行為的規制，這是當前市場國際化進程所處階段決定的。當前國際統一市場并未完全形成。各國家的存在，以及各國國情和行使方式等等差異，必然會制約著國際市場化進程。國際調節是一種新的正處于形成初創階段的調節機制，它必須和只能針對國際市場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采取措施，不能全面顧及所有方面。至于今后，國際調節的對象和領域肯定會不斷發展，WTO的調節對象和領域也會不斷拓展。這種情形好比20世紀初國家調節剛出現時主要針對壟斷采取規制，而以后再擴展到采取運用計劃及財稅，金融等經濟政策對經濟實行宏觀調控，還采取“國有化”和“私有化”那種國家直接參與投資的調節方式，從而使國家調節臻于發達和完善的地步。

（三）國際調節的領域

國際調節的客體既然是國際社會宏觀經濟結構和運行，其調節領域必然涉及國際社會經濟的總體和全局，必然要涵蓋社會經濟的各產業、各行業、各地區和再生產各環節。當然它不需要也不可能管得太細太死，而只是關注那些對國際社會經濟總體結構和運行關系十分密切和關鍵的方面和部位。國際調節所涉及的經濟領域一般分為：國際貿易，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技術貿易等；國際投資；國際金融。對于這些經濟領域中的經濟活動，國際調節只涉及其中同宏觀經濟結構和運行相關的部分和方面，而不干預各平等經濟主體間正常的經濟活動。在需要國際調節介入的經濟領域的部分和方面中，有一個方面較為突出且具有特殊性，此即國際市場競爭的規制問題，包括反壟斷、反不公平競爭、反傾銷等。這些是國際市場經常發生的，它們直接扭曲國際市場價值規律（即市場調節機制）的正常作用，妨害經濟結構和運行的協調、穩定和發展，因而是國際調節必須加以規制的。這一點雖然早就引起一些專家學者們的注意，他們呼吁有關國際組織制定國際競爭規則。但實踐中進展緩慢。迄今主要是在其他有關貨物貿易、知識產權和反傾銷、反補貼②等法律文件中作了一些規定。今后關于國際競爭規制的立法和制度將會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來。WTO同包括GATT在內的以往國際調節主體比較，所管理和調節的經濟領域有較大擴展，并有向更全面發展的趨勢。WTO不但在貨物貿易方面，把過去游離于GATT之外的農產品貿易、紡織品貿易納入管理軌道，通過了《農產品協議》、紡織品協議（MFA），而且還擴展到了服務貿易、知識產權、投資等重要領域，分別制定了《服務貿易總協定》、《同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問題》、《同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并設立了相應的理事會（委員會）負責實施。將服務貿易和投資納入WTO管理和調節領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服務業涵蓋門類十分廣泛。

20世紀末由于高科技的發展和廣泛應用，推動了服務業的蓬勃發展，出現許多新的服務種類，如金融服務、電訊與計算機服務等。在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服務業在其國民生產總值和出口總額占的比重越來越大。（P346）早在東京回合談判中，美國就曾倡議把服務貿易列入多邊貿易框架。至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最后，終于通過了《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這一涵蓋服務貿易各個方面的框架協議。GATT原來根本沒有涉及投資問題。雖然早在1948年的哈瓦那中，就曾把鼓勵生產性投資的資金國際流動列為目標之一，承認國際投資“在推動經濟發展與重建及以后的社會進步，具有重大價值”，但“各成員方有權采取任何適當的保障措施以保證外國投資不用作干涉內部事務或國家政策的根據。”只要求各成員方采取“以保證在其所轄區域內不從事（限制性商業）措施????并協助（國際貿易）組織制止這類措施。”③1973-1979東京回合期間，美國等曾提出討論東道國對外國投資的“當地含義”和“出口表現”兩項經營要求問題，因發展中國家反對而沒有結果。1982年發生美國訴加拿大《外國投資審議法》一案（“FIRA”案），GATT專家組在審理中涉及對外國投資的“當地含量”、“當地制造”和“出口表現要求”等規定是否違反GATT的問題。這引起了人們對與貿易有關的投資問題的關注。烏拉圭回合經過反復協商，在綜合各種方案之后，于1994年終于達成一致，通過了《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的協定》（TRIMS協定）。TRIMS協定是第一個世界性的有關投資問題的立法，是“向將貿易規則擴大到投資政策方向邁出的第一步”，[3]（P424）它將開啟投資領

域全面進入WTO國際調節范圍的新階段。迄今為止，有關金融領域的國際調節和監管任務，主要仍由IMF和世界銀行擔任，但在WTO框架中的GATS，也涉及大量金融服務貿易問題。GATT還設立了一個“國際收支委員會”（BOP）。GATT在其發展過程中，也一直同IMF關系密切。GATT第12-15條規定，對于一國是否陷入國際收支失衡，要由IMF作出認定或證明。因此，GATT的“國際收支委員會”離不開IMF的合作。[3]（P49）WTO除了所調節的社會經濟領域有明顯擴大之外，對各國政府的經濟管理權的制約也比以往廣泛。前面提到的服務貿易、投資政策以及知識產權等許多問題，過去被認為理當屬于各國正常管轄權和國內法范圍，亦即國家范圍，但WTO如今卻廣泛介入。WTO不僅加強了對各國政府的調節，還開始注意到對非政府的社會經濟組織經濟行為的干預和調節。

（四）國際調節的方式（手段）

國際調節需要采取哪些基本方式（即進行哪些基本類型的調節活動）？這除了由國際調節的基本任務所決定外，還主要同國際市場存在著的其他兩種調節機制——市場調節以及各國的國家調節——的情況相關。市場調節本存在著一些固有的缺陷（局限性）。而各國的國家調節，由于各國間的國情不同、利益不同和行使方式不同，因此對各國經濟（包括其涉外領域）的管理政策、制度和措施便不同，各國對于市場國際化、全球化進程所持態度也不同。各國往往設置各種障礙（如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這是直接關系到國際市場的形成和能否正常運行的障礙。正是由于上述兩種機制存在缺陷，才需要國際調節，因此國際調節的基本作法，首先便分為針對國家調節局限性而采取的對各國（政府）經濟管理調節行為的規制，以及針對市場固有缺陷而采取的調節措施。

1、對各國政府經濟管理行為（國家調節）的規制。

規制的領域主要同各國的涉外經濟相關——即同國際市場的形成和正常運行相關的各國政府的經濟管理行為，包括相關的制度、立法、政策和措施。規制的目的是盡可能使各國上述那些管理行為基本接近或一致，盡可能克服、排除各國為市場國際化所設置的各種障礙（壁壘）。為此采用的基本手段通常包括：（1）協商——簽約——組織。即當事國之間自動協商，或由國際組織出面安排或組織有關各國進行協商，達成一致或簽訂協議或條約，或進而建立國際性組織，以協調和統一行動，共同促進和維護國際市場的形成、發育和運行；（2）調解或調停。即各國之間或各國同國際組織之間發生爭執時，由國際組織或其他第三方對當事各方進行居中調解和斡旋；（3）裁決與制裁。當事方因發生違反國際義務而損害他方或國際社會經濟利益情形，訴諸國際爭端解決機構，通過司法或準司法程序，強令其履行國際義務或賠償損失，以維護國際市場秩序。

2、針對國際市場固有缺陷的調節。針對市場固有的三缺陷，國際調節需分別采取三種方式：（1）針對國際市場難免存在的限制競爭（壟斷）和不正當競爭，國際調節需要對市場競爭進行強制干預，規制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2）針對市場的盲目性和市場調節滯后、被動性，國際調節需要采取指導調控方式，如全球經濟統計數據，提供信息資料，作出經濟和社會發展預測，提出各種政策、發展建議，并制定有關政策，運用各種政策工具，引導各主體的經濟行為，以維護和促進國際社會經濟的結構和運行協調、穩定和持續發展。（3）針對市場的唯利性，在運用前面引導方式尚不能完全奏效時，有關國際經濟組織還可以自己可支配的資本直接投入到某個領域或地區，以期調節經濟結構和運行，例如IMF和世界銀行以往所做的那樣。④上述兩種調節方式密切關聯，并有所交叉。例如，對各國政府的規制，主要意義在于排除國際市場形成和正常運行的障礙，這同市場競爭規則密切相關。國家設置的各種壁壘也是一種限制。對各國政府經濟管理行為的規制，除主要在于排除國際市場形成障礙外，國際調節主體也還通過信息、提供建議等指導調控方式、影響各國政府決策，并由政府引導該國經濟活動主體的經濟行為。

反過來說，針對市場缺陷的三種調節方式，也分別適用對各國政府的規制，只是這個時候各個國家被當作法人對待了。國際調節最終目的是影響國際社會經濟的結構和運行。經濟結構和運行最終由全體經濟活動主體的經濟行為所構成。國際調節從其達及最終被調節主體所經過的環節看，它又可分為直接式與間接式。間接式是指國際調節首先調節各國政府管理行為，通過它最終影響各國的經濟活動主體的經濟行為。直接式則無須通過各國政府這一中間環節而直接達及最終被調節主體。WTO迄今主要是對各國政府經濟管理行為的規制和調節，但調節方式和效力有所加強。相對以往GATT，由于WTO是具有法律人格的組織，它不僅為各國之間協商談判提供場所和條件，它制定的規則具有法律效力，其成員國必須執行。不履行規定的義務，將導致受到制裁的后果。以往GATT協定對各成員國的約束多是一種柔性即導向性的，成員國可以保留許多適用例外和“豁免”，即使是已承諾應當履行的條款，如違反，國際社會往往也缺乏可行的強制措施。WTO相對以往GATT，它減少了許多“適用例外”條款，廢止了“灰色區”，從嚴規定了“豁免”（weive又稱“解除義務）”。⑤這加強了調節措施的普遍適用性。WTO通過了《關于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DSU），設立了DSB這樣的準司法機構，因而有力地保障協定的實施，保障WTO對各國的調節。

「注釋

①這里包括區域性經濟組織相互之間以及它們同其它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因為區域性組織也由其相關國家組成，是某種形式的國家聯合體。

②現在國際上學者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國際反傾銷和反補貼的核心實際上是競爭規制問題，紛紛建議加強國際競爭規制，并把反傾銷納入競爭法軌道。對此，可參照趙維田《世貿組織（WTO）的法律制度》第306-307頁。

③參見《哈瓦那》第三章第12條，第五章第50條。

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項主要任務是在成員國國際收支發生不平衡時，向其政府提供短期貸款，以促進使其國際收支平衡。世界銀行的做法，是向成員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政府機構和政府所擔保的私人企業，發放用于生產（或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目的的長期貸款；它并設立了多邊投資保證機構（1988年），向其他投資者提供政治風險擔保，鼓勵私人資本向發展中國家流動，以促進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上述兩組織的信貸相互配合并且各有所側重。其基本宗旨都是為了調節國際社會經濟的結構和運行。

⑤《WTO協定》第9條把批準豁免權的表決票從原來2P3提高到3P4，其附件IA中《關于GATT1994義務的諒解》中的規定，除已依照程序延期者外，“在《WTO協定》生效之日仍然有效的任何豁免均應終止。”

「參考文獻

①這里包括區域性經濟組織相互之間以及它們同其它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因為區域性組織也由其相關國家組成，是某種形式的國家聯合體。

②現在國際上學者們越

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國際反傾銷和反補貼的核心實際上是競爭規制問題，紛紛建議加強國際競爭規制，并把反傾銷納入競爭法軌道。對此，可參照趙維田《世貿組織（WTO）的法律制度》第306-307頁。

篇（7）

2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科學研究產出包括發明、數據庫、專利、技術、專著以及發表的論文，其中科學期刊上發表的論文經過同行評議從而保證了最基本的質量及獨創性，從而發表的論文作為研究科學合作的載體以及一個體現個人學術價值的指標，是科學研究的重要產出形式之一。關于論文的統計數據來源有三種方法:其中之一是文獻計量和數據庫中所提取的已發表的論文。合作是指在科研項目中兩個或更多學者之間的密切交互，這種交互是帶有一個或更多目的的，如為獲取資源而合作等。Cumming提出了五種科研合作行為:責任劃分、資源共享、知識轉移、學術會議、交互技術，觀察Cumming論文中的相關系數矩陣發現五種合作行為與六種項目產出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中，知識轉移與項目產出之間的6個相關系數均高于其他四個合作行為。進而科研合作可以看作在公開發表物上的成對出現的地區名稱，所以對于本文所建立的數據庫而言，是在中國知網(以下簡稱CNKI)上發表的由NSFC項目資助下的共同發文的單位名稱。本文研究團隊于2013年7月5日－12日期間在CNKI個人數字圖書館中，按照期刊檢索條件為“支持基金”，并在該選項中輸入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396名博導在1999－2012年間所獲475項NSFC項目的批準號進行摘要式檢索，共檢索到8156篇論文。采集檢索結果中的“作者”、“作者單位”、“年份”三項信息，所檢索出的信息逐一錄入“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基礎研究項目數據庫”。Katz總結了影響科學合作的十類因素，其中第十種就是空間距離的縮短。他提出分析位于不同空間位置上的合作關系應包括三個步驟，參照Katz所提出的步驟，本文在第一步中構造了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在NSFC項目資助下開展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科研合作面板數據庫，同時對所使用的分析工具進行了擴展，如引入了引力模型開展靜態面板回歸和動態面板回歸。

3研究結論

3．1隨著距離的增加，合作是否會隨之梯級式減少

距離所造成的合作障礙因素包括文化的、語言的以及組織間的差異性，因此大部分的交流強度在本質上會隨著兩個交互主體之間的距離增加而削弱，同時因為科研項目的順利推進需要項目參與者頻繁地開展研討活動，從而處于相同或鄰近地域的學者之間開展科學合作的可能更高，更傾向于空間上的集聚。從空間上看是否是這樣呢?從圖1中展示的是1999－2013年期間8156篇論文中合作發文單位所在城市(同一城市內部的除外)對子，可以看出中國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在NS-FC資助下開展科研合作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經度23°117''''E至45°75''''E以及緯度104°067''''N至126°65''''N的不規則梯形區域里，這一區域的四個頂點分別為成都、廣州、上海、哈爾濱。另外，華東地區是七大地區的重要合作伙伴，這便引發了如下問題，即圖1中僅是展示的是城市之間的合作，若從地區層面來看，又呈現出怎樣的更為深入的現象和規律呢?Hoekman對2000－2007年期間的WOS數據庫中33個歐盟國家的313個地區的合作發文數據進行了統計，發現就總體而言，樣本的科學合作發文在顯著性水平為5%時，地區邊界效應要強于國家邊界效應，而后者又強于語言邊界效應，這三者的彈性系數依次為:－3．342、－1．645、－0．969，其研究結果表明合作發文具有地域性，且“遠程邏輯”與“地域邏輯”并存。本文對Hoekman的遠程邏輯進行細化，對應圖2中的地區③間合作以及地區內不同城市間合作，而地域邏輯對應圖2中的地區內相同城市不同學校間合作。圖2中三種合作占比在2003年以前呈振蕩態勢，以2004年為界地區間合作占比與地區內相同城市不同學校之間合作占比兩折線開始呈現明顯的交錯上升態勢，地區間合作占比的最低值為2009年的0．067，而地區內相同城市不同學校間合作占比的最低值出現在2005年為0．052，地區間不同城市間合作占比最高值于2012年達到0．051，這兩個占比的最低值均大于地區內不同城市間合作占比的最大值，且從2005年開始后者一直遠遠低于前兩者，說明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的NSFC項目資助下在發文上呈現出的“同城”偏好④以及“跨區”偏好，并隨著時間的推進得到了加強。這兩個偏好的發現恰恰與Pan不謀而合。盡管當前交互工具有較快發展，但科研合作中的引力定律仍成立，意味著科研工作者更傾向于尋求與他們位于同一區位的合作伙伴。然而遠程合作卻并不少，且相互作用的強度呈指數衰減。由圖2發現假設1部分成立，即合作會減少，但不是梯級式的，而是發生了主體的躍遷，即跨區偏好和同城偏好之間的偏好躍遷。

3．2跨越不同邊界時，合作是否會呈現出不同規律

牛頓第三定律可用于揭示位于空間上不同點的主體之間的交互問題，利用引力模型分析影響區域網絡中科研合作的決定性因素，兩個地區之間的合作強度取決于兩個地區各自的發文量及兩地區之間的物理距離。分別借助靜態面板和動態面板展開進一步分析，可借助靜態面板對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NSFC項目資助下所開展的科研合作進行分析，關于距離與科研合作相關關系的代表性文獻使用引力模型建立靜態面板的總結如表1所示。Montobbio總結了距離的四種測度:地理距離(包括三種計算方法:兩地區中人口最多的城市之間的經緯度距離，也可用兩地區的中心城市之間的經緯度距離，亦可用兩地區的最大城市之間加權的距離來衡量);考慮了交流成本的“時差”距離;文化歷史相關的距離;技術距離。由Montobbio的相關系數矩陣表發現第一種距離中的三種類型的距離在顯著性水平為5%下，三者兩兩之間的相關系數均為0．99，從而使用其中任何一種即可，同時結合表1的歸納，本文采用的是與Pan相同的測度形式，即以兩個地區中心城市之間的直線距離作為引力模型中的距離度量。根據技術經濟及管理博點的分布，參照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06－2020年)的劃分，中國七大地區的中心城市最終確定為⑥:沈陽(東北)、上海(華東)、武漢(華中)、廣州(華南)、重慶(西南)、和西安(西北)，本文中地區之間的直線距離采用地區中心城市之間的直線距離作為度量。本文所使用的引力模型與表1中Hoekman以及Ponds的形式相同為:Cij=kPα1iPα2jdβij，據此建立計量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pubi+α2lnpubj+α3lndisij+vit(1)式1中co．pubij為地區i(第一作者所屬單位為地區i)與其他地區j的合作發文量，pubi表示地區i在NSFC項目資助下在CNKI上的總發文量，pubj表示地區j在NSFC項目資助下在CNKI上的總發文量，disij用兩地直線距離⑦表示。α0表示截距項，誤差項為vit，i=1，…，7為橫截面下標，t=1，…，13為時間單元下標。經過LLC單位根檢驗，發現co．pub、pub、dis均不存在單位根，說明不存在偽回歸，可以使用OLS進行靜態面板回歸分析⑧，結果如表2所示。(1)地區合作的距離效應、自我效應、尋他效應與滯后效應空間上的鄰近性對于科研合作具有重要性，但在地區間的重要程度不同，一個地區的知識生產不僅受到其周邊地區的正向影響，而且與其所處的研究網絡中關系鄰近地區的影響，Scherngell研究發現兩個組織之間的距離每增加100km，兩者的合作會減少27．8%。表2對某個地區其他地區之間合作發文的計量模型進行了靜態面板回歸，發現七個地區的距離與合作發文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為負值并介于－0．16至－0．31之間，即距離disij與雙邊合作co．pubij呈負相關關系又即存在“距離效應”。其中華南地區的距離系數最弱為－0．1615，說明短期內空間上的鄰近性對于該地區開展合作的意愿并不強烈。而華東地區的距離系數最強為－0．3017，表明在短期內空間距離仍是影響該地區開展科研合作的關鍵因素，意味著該地區開展區際間合作時地域空間的鄰近性顯得更為重要。地區i及其他地區j的合作發文量co．pubij與該地區自身發文量pubi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其中在顯著性水平為1%時，華東地區自身發文量每增加100篇，其與其他六個地區的合作發文量便會增加64．83篇，在七個地區中“自我效應”最強。“自我效應”強即當對方合作發文量一定時，某地區自身發文量越多則其會吸引其他地區參與合作發文的意愿越強。西北地區的“自我效應”最弱，其相關系數雖也為正，但不顯著。自身發文量彈性系數低于0．3的地區有東北(0．2899)、華北(0．2998)、華南(0．2609)，高于0．3的地區為華中和西南其系數值分別為0．3368和0．3442。地區i的合作伙伴j的發文量pubj也會對這兩個地區間合作發文量co．pubij產生影響，但卻呈現出正向和反向兩種情況:如華東地區合作伙伴發文量會對華東地區的合作發文量產生反向影響，相關系數為－0．0191(雖然并不顯著)。華南和西南的合作伙伴發文量雖然會對這兩個地區合作發文量產生正向影響即為正相關系數，但卻不顯著。東北和西北的合作伙伴發文量與這兩個地區合作發文量的彈性系數均高于0．3，在顯著性水平均為1%時分別為0．3270和0．4707，其中西北地區的“尋他效應”最強，即當該地區自身發文量一定時，其合作伙伴發文量越大，則西北地區尋求與合作伙伴共同發文的意愿越強。表2的分析均為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基礎研究合作的短期規律，那么長期條件下又會呈現出怎樣的規律呢?借助動態面板開展進一步分析，引入co．pubij的滯后項，建立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L．co．pubij+α2lnpubi+α3lnpubj+α4lndisij+vit(2)由于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項，進而造成了估計的內生性問題，可采用由Blundell和Bond所提出的系統廣義矩估計(SYS－GMM)(由于其具有更好的有限樣本性質，減小了一階差分GMM估計量的偏誤而被廣泛應用)。本文利用了更多的樣本信息，可以控制某些解釋變量內生性問題的一步系統廣義矩估計SYS－GMM對式(2)進行參數估計，結果見表3所示。當引入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作為解釋變量后，發現華南、華中、西南的Sargen值均低于0．05，分別為0．0000、0．0139、0．0049，表明未通過Sargen檢驗即存在工具變量的過度識別問題。表3中僅有東北、華北、華東、西北四個地區的動態面板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觀察表3發現東北地區的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會對當期合作發文量在顯著性水平為5%的條件下存在正向影響，相關系數為0．3574，表明東北地區上一期與其他地區的合作文量每增加100篇，下一期的合作發文量便會增加35．74篇。可認為東北地區存在“滯后效應”即前一期的合作發文量L．co．pubij會對后一期的合作發文量co．pubij產生顯著性影響作用，這與Defazio以及Jonkers的研究結論相吻合。Defazio利用GMM模型對1990－2004年間歐盟項目資助的科研網絡中296位學者在基金資助下的科研合作進行了回歸分析，發現在資助期結束后，科研網絡中的合作對科研產出呈顯著正相關關系，且上一期的論文產出對后一期的論文產出在顯著性水平為1%下呈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介于2．40－2．55之間。Jonkers在2009－2011年期間對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CONICET科研機構124位受訪者所做的問卷調查所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后，同時前期發文量與當年國際合作發文量之間在顯著性水平為5%下呈正相關關系，且相關系數為1．01。可以發現這兩項研究結果中的相關系數均高于本文表3中的相關系數值。華東地區、西北地區的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對當期合作發文量的彈性系數在1%顯著性水平下分別為0．3310和0．2713。而華北地區的“滯后效應”不顯著，東北地區的滯后效應最強。另外，當解釋變量系統中引入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后，其他解釋變量的彈性系數也相應發生了變化，四個地區中僅有華東地區的所有解釋變量的彈性系數不僅作用方向沒有改變且作用強度加大了，稱為華東模式:短期內華東地區的距離效應(顯著)、自主效應(顯著)均在長期內得到了強化，而短期內不顯著的負向尋他效應在長期內卻變得顯著了。這表明華東地區在當前及以后一段時期內仍是具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該地區作為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基礎研究的重要知識基地，吸引其他地區與其合作的引力會更強。長期內距離效應變得不顯著的地區為華北、西北，表明短期內華北、西北兩個地區尋求合作伙伴的距離障礙在長期里卻會“消融”，這種現象也發生在5thEUFP項目的公共科研合作中，Scherngell認為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要求每個科研項目中必須有國際合作伙伴。由于本文的樣本數據為中國國內數據，基于此可以認為NSFC不僅應加強國際地區間合作，更應首要加強國內(地區)合作。但多長時間才能出現距離的消融卻是一個問題，部分取決于NSFC能否以及多大力度在項目資助政策上鼓勵合作研究，若是則距離消融的時長會大大縮短。Montobbio采集了1990－2004年間11個發展中國家與7個發達國家的USPTO專利申請者的14684項合作開發的專利，利用引力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創新力越高、人口越多的國家的預期合作越多，越多的當地需求會降低空間距離對開展合作的影響，反映在相關系數上絕對值減小。這一原因也可用于解釋為何長期中西南、華東的距離障礙卻未消融，即西南和華東地區的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在NSFC項目資助下開展科研合作的需求更多地集中在地區內部。長期內華北地區合作伙伴的發文量對華北地區合作發文量不會產生顯著影響，相關系數為－0．0994(不顯著)，表明條件充分的時華北地區可能會向華東模式演進，而條件之一便可能是技術經濟及管理博導的時空遷徙，本文統計數據顯示在統計期內發生遷徙的博導中有16．7%的遷徙進入華北地區。而跨省合作的現象并不顯著，但對于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而言其開展科研合作是否也如是呢，且又呈現出什么樣的細化特征?本文對20個技術經濟及管理博士點所在城市開展合作發文占比為前三四分位數的鄰省合作占比、同省合作占比以及不相鄰省域合作占比三個指標在圖3中進行了展示。發現圖3中大橢圓以及小橢圓所包括的點呈現出“剪刀差”走勢。城市內合作占總體合作的占比大于20．00%的為:哈爾濱40．98%，南京32．93%，長沙29．02%，合肥27．92%，北京26．65%，西安24．24%，天津23．08%，上海21．13%，武漢20．25%，成都20．00%。圖3中，對技術經濟及管理博士點所在的20個城市按照不相鄰省域合作占比值由高到低對三個指標同時進行了排序，發現福州、南昌、長春、杭州、哈爾濱、南京、北京、沈陽、長沙、成都這10個城市中的不相鄰神域合作占比折線與同省合作占比折線形成了一個大“剪刀差”趨勢，且由前至后開展鄰省合作的意愿和頻率均很低，說明隨著這10個城市的不相鄰省域合作意愿的減弱，同省合作的傾向卻得到了加強。相對而言，福州、南昌、長春三市的不相鄰省域合作傾向幾乎是占絕對主導的。而重慶、武漢、合肥、西安、太原這5個城市的不相鄰省域合作占比折線與鄰省合作占比的折線也形成了一個小“剪刀差”趨勢，且由前至后開展同省合作的意愿均很低，說明這五市開展鄰省及不相鄰省域合作的意愿及頻率均相對較強。綜上所述，研究結論顯示不論是從地區層面，還是省域層面，均發現假設2成立。

篇（8）

（2）科技計劃管理民主、科學、法制化。科技計劃決定實行雙決策制，程序環環相扣，杜絕權力尋租；計劃執行實行第三方管理制，計劃考核實行第三方評價機制，確保了美國科技計劃決策、運行、管理、考評的公開、公正、公平；科技計劃的運行因項目而異，做到差別管理、分類管理和交叉集中管理，既保證了項目的正常運行，又提高了資源分配的有效性與科技資源的融合度；科技計劃以立法形式頒布，確立了科技計劃項目的法律地位，實行法制化管理。

（3）科技計劃間柔性銜接，政府差異化投入。美國政府在協調各類科技計劃時，以分時段銜接保證了項目的延續性和持久性，用跨領域銜接的方法確保交叉點問題得以深入探討，靈活高效。科技計劃項目總投入中政府所占比重，以是否關乎國家安全、公共利益、長遠發展為原則，前瞻性、戰略性、基礎類的研究，政府投入占較大比重；產業推廣計劃，科技成果轉化應用領域的研究，政府起到引導作用，撬動社會投資機構、企業、研究院所等投資主體加大研發投入。

2日本科技計劃管理及其特點

從機構設置看，日本政府設立綜合科學技術會議，該會議是日本首相的科技咨詢機構和國家科技政策的最高決策機構。從科技計劃決策過程來看，日本政府采取會議制與詢問制相結合。一般通過科學技術會議的召開，采用科技部門向大會咨詢的方式，經過數輪答與問后制定出科技發展綱要。同時，為確保決策過程的科學性與公正、公平性，由常設審議會等機構做好科技調查、科技評估與風險預測，提供參考依據。從科技計劃制定的項目來看，日本政府的基本戰略由“貿易立國”向“科技立國”轉變，近年來又進一步明確為“科技創新立國”，目標非常明確，先后制定四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從科技計劃項目的管理來看，政府直接管理基礎研究、戰略性導向性研究；委托社會機構管理應用和開發類計劃。日本科技計劃管理的特點

（1）科技計劃法律體系健全。日本政府出臺了《科學技術基本法》、《科學技術振興事業團法》和《研究交流促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規范了科技計劃制定的范圍。

（2）計劃決策、實施、評估等體系完善。日本政府科技計劃的決策建立“一個中心一批機構加多輪問答”的模式，以綜合科學技術會議一個中心，常設的審議、委員會、理事會等一批機構做好前期風險預評、中期技術評價、后期科技評估，為中心提供科學決策依據，會上科技主管部門間通過多輪提問得以確定科技計劃。科技評估體系完善。日本政府向來注重對科技計劃的評價，政府部門不直接參與科技計劃的評價，而是通過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規，委托具有資質的獨立第三方對科技計劃項目進行非常嚴謹的考評，確保了科技計劃體系的落實執行，兼具務實性與高效性。

（3）有其獨特的“官產學”模式。產學研合作已被列為日本實現技術創新的重要途徑，科技計劃中明確指出，日本政府將在過去技術轉移活動的基礎上，鼓勵并支持產學研各方立足于長遠的觀點開展共同研究，提高合作效果，建立產學研各方之間互惠互利持續發展的合作關系。出臺一系列法律推進官產學合作，如《大學技術轉移促進法》、《研究交流促進法》和《產業技術力強化法》。協調各計劃間的資金投入、合作關系，吸引多方資金投入產學研合作項目。

3美日科技計劃管理帶來的啟示

通過對美日兩國科技計劃管理體系及特點的分析，給我們帶來如下啟示。

（1）進一步加快我國國家科技計劃法制化建設的進程。我國在制定國家科技計劃時，可借鑒兩國以提高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為總目標，充分發揮政府為實現國家目標進行干預的有效手段，實施專項領域計劃，制定明確的戰略目標。美日兩國國家科技計劃通過立法或制度化方式確立，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和階段性。我國在這方面自上而下還沒有專門的科技計劃管理法，因法制建設的缺失，導致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的科研現象時有出現，相關科技發展戰略、科技計劃項目管理辦法模糊，不利于科技計劃項目的貫徹執行。

（2）進一步擴大我國科技計劃體系的輻射面，促進科技計劃項目管理的多樣化。科技計劃不應單獨以項目建設為目的，可借鑒美日兩國先進做法，通過項目的實施，帶動人才培養、科研基地的建設，推進國家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進一步推進科技計劃項目分類管理，根據不同項目的特點，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如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有關我國前瞻性、基礎性研究的項目，應由政府全額投資并直接管理或委托下屬資信較高、權威機構進行管理。對這類項目的評審應更加審慎，可借鑒美日兩國的雙重決策制度，平行建設科技計劃風險評估機構，為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和保障。

（3）進一步吸引多元渠道投入科技計劃項目。政府如何更加有效的配置科技資源，刺激各部門、各單位的內生動力，值得思考。關乎國際競爭力、公共基礎事業且具有前瞻性、引領性的科技計劃，應由政府部門投入大額資金，同時立法規范科研資金的使用，發揮科研經費的最大效用。對于與產業發展、經濟建設相結合的高新技術、共性技術和核心技術的研發與推廣，政府主要起引導作用，鼓勵企業、風投機構、社會資金注入。

篇（9）

項目和項目管理是一套系統知識體系。近代項目管理學科起源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應用于美國研制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和美國阿波羅登月計劃，取得巨大成功，由此“項目管理”風靡全球。在國際上和發達國家已被廣泛應用于工程建設、技術改造、科研開發乃至體制改革、政策研究等諸多領域。許多國家政府、企業、社會團體以及聯合國工發組織、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組織都在應用“項目管理”方法進行有效的開發工作。目前“項目管理”在中國工程項目管理領域已得到比較廣泛的應用。

根據各國專家多年研究，概要而言，“項目——是創造獨特產品、服務或其他成果的一次性工作任務。”，“項目管理——是為了實現一個確定的目標，從開始創意到結果完成，進行全過程全方位全要素的管理”，“項目管理知識體系——是在這個項目管理過程中派生運用許許多多的管理知識和技術的集合”。根據這些概念特性，可延伸展開許多新的認識、理念和管理技術，如：項目生命周期和階段性，項目干系人，相關知識領域和技術方法，包括范圍管理、時間管理、費用管理、質量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溝通與信息管理、采購管理、風險管理、健康、安全和環境管理、計算機信息系統管理和整合管理等等。現代項目和項目管理的概念不僅是一套理論描述和數學規劃，它是著眼實際運用的一套系統知識體系，組織實踐活動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項目是戰略成功的基石。不論國外或國內，任何國家層面的戰略規劃實施和創新活動，都是以項目為載體形式進行的，執行好每個項目，保證其成功，就保證了總體戰略的成功。目前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工作部署也是遵循這個規律，先做深入研究，再編制《規劃綱要》，而后凝練和論證重大項目。在這個過程中，任何一個環節的偏廢或缺失，都將導致宏觀戰略目標半途而廢。據國外信息，“戰略有效制定出來后，得以有效執行的不到10%”，“72%的CEO相信執行戰略比制定一個好的戰略更難”，“大多數案例真正的問題不是戰略不好，而是執行不到位”.項目是規劃成功的基石，項目執行“不是簡單的戰術問題，而是一套通過提出問題、分析問題、采取行動的方式來實現目標的系統流程；是一門將戰略與實際、人員與流程相結合，以實現預定目標的學問。”這是一個很重要卻常常被忽視的問題，忽視的結果導致許多的戰略計劃失敗。

項目是政府提供公共貨物和服務的載體。政府也是通過項目的投資和實施，為社會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產品。根據經濟學關于公共物品的理論和公共管理學的理論，在市場機制下，政府不介入競爭性和排他性的行業領域，政府通過制定規則，創造環境，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調動企業、市場、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各方面的積極性，提高整個社會經濟活力與效率。在市場調控領域之外，有關國家安全和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經濟和社會領域，是政府投資的重點。這些領域有公益性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促進欠發達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發展社會就業、社會保障服務和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以及公共信息，應對公共危機的能力建設等，這些領域的建設目標都是通過政府重點投資項目的實施而得以實現的。

公共物品的生產過程與私人物品有同樣的經濟規律特點，政府必須對生產成本和效率進行核算，使政府對公共事業的投資產生應有的效果。因此，加強政府重點投資項目的管理，是政府部門的一項重要職責。2004年7月《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出臺，這是我國行政管理走向市場機制的一個重大進步。《決定》在減少政府對企業項目干預的同時，提出加強對政府投資項目管理，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對政府投資行為規范、制約的措施，如合理界定政府投資范圍，提高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水平，建立政府投資責任追究制等。科技計劃是政府投資項目的重要內容，加強科技計劃的實施管理是政府部門義不容辭的責任。

二、科技計劃與“項目”和“項目管理”

自1983年“六五國家科技攻關計劃

”出臺，標志了我國科技計劃體系新的發展里程碑，之后的22年中，伴隨著不同時期國家科技發展戰略目標，陸續出臺了多個科技計劃.在各科技計劃之下，管理框架有所不同。例如，科技攻關計劃是按照項目、課題、專題三個層次管理，863計劃是按照領域、主題、專題三個層次管理，973計劃則是按照項目和課題兩個層次管理，而星火計劃、火炬計劃等一般只設立一個項目管理層次。這些管理層次的設立，目的都是把該項科技計劃的大目標進行逐級分解至可評價檢測的具體實施的項目。從各個科技計劃的管理格局可見，我國科技發展戰略的實施大體通過兩類層次，一類是宏觀項目層次，即針對不同的戰略目標設立不同的科技計劃，本文稱為“計劃層”。另一個是微觀項目層次，即以主題、專題、項目、課題這類名稱為代表的具體的研究開發項目，本文稱為“課題層”。

“課題層”項目一般目標局限，投入和建設規模較小，對這一層次的項目采取“項目管理”方法似乎不難理解，但對于一個整體的科技計劃是否也可以理解為一個“項目”，并由此認識延伸，對各科技計劃按照“項目管理”方法去進行管理，是一個令人有些困惑的問題。如果我們擺脫對“項目”一詞的狹義字面的認識，從“項目”的屬性和科技計劃的特點加以分析，就不難理解了。

根據近代項目管理學的定義，項目類的工作有幾個重要屬性。目標的確定性：項目有明確的目標性：這些目標包括有時間目標、成果目標和其他預定的目標要求。當原項目目標發生實質變化，將形成另一個新的項目。一次性：項目有確定的起點和終點，沒有完全可以照搬的先例，也沒有完全相同的復制。獨特性：每個項目提供的成果有自身特點，都是獨一無二的。活動的整體性：項目中的一切活動都是互相聯系的，協調并進，構成整體。開發與實施的漸進性：每個項目開發沒有可復制的模式，即使有可參照、借鑒的模式，也需逐步補充、修改、完善，其開發過程必然是漸進性的。組織的臨時性與開放型：項目組織沒有嚴格邊界，根據項目進展需要，人數、成員、職責不斷變化，項目結束時團隊解散。近代項目管理學也指出，有些“項目”以不同的名稱描述，例如“計劃”、“工程”等等，因為他們都具備上面所說的“項目”的特性，“計劃”則一般是一組互相協調管理的“項目”.我國現行的各類科技計劃完全具備“項目”的幾個基本特征。

從“目標確定性”的角度看，改革開放之初出臺的“國家科技攻關計劃”，在計劃經濟背景下作為指令性計劃，著重解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重大關鍵性和共性的技術問題，對我國主要產業的技術發展和結構調整起到引導作用，提高我國科技工作的整體水平。為跟蹤、趕超國際先進技術發展，推出了“863計劃”，促進我國高新技術研究和產業化發展。為提高我國原始創新能力，為國民經濟建設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科學支撐，推出了“973計劃”，培育和支持重大發明和發現，攀登科學高峰。為實現“科學技術面向經濟建設，經濟建設要依靠科技進步”的目標，陸續推出了“星火計劃”、“火炬計劃”、“國家重點新產品計劃”、“科技成果重點推廣計劃”等產業化環境的科技計劃。可見，每個科技計劃，都有自己確定的目標，符合“目標確定性”特點。

從“一次性”的角度看，每個科技計劃地提出和設立都是基于一個特定的歷史背景和針對一個階段性的目標要求，因此科技計劃的任務都不是永久持續不變要做的事情，一旦預定的目標達到，一個科技計劃的使命就結束了。然而“一次性”并不限定實現這個目標的時間長短，一個“課題層”項目的目標可能需要一個相對短的時間階段，比如1—5年。而一個“計劃層”項目的目標實現可能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階段，比如5年或10年，或許更長一些。國際上也有把這類項目歸類為“長期項目（long-TermProject）”，表明實現其目標需要較長時間。科技計劃大致屬于這一類的項目，從“獨特性”的角度看，科技開發和科學研究都是從事探索性的工作，沒有可復制的成果和開發研究模式，必然符合“獨特性”的特點。

從“漸進性”的角度看，由于科學研發項目的目標不是能夠完全可以預測的，風險度較大，進度難以把握，在各種條件和人為努力都滿足的情況下，項目目標實現，以成功而結束。否則也可能由于失敗而終止項目。科技計劃必須在實施過程中，通過每個階段實際執行情況和預期目標的對比，不斷調整管理措施，逐步實現向預期目標的逼近。因此“漸進性”是科技計劃項目的重要特點。

從“整體性”和“開放性”角度看，因為科技要素滲透在各行各業各個領域，科技計劃必須跨行業、跨領域、跨學科、跨部門才能得以實施，現行的各項科技計劃都是在跨部門的統一協調領導小組的指導下，聯合部門、地方、企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共同進行的。因此“整體性”和“開放性”是科技計劃必然的選擇。

由此看來，我國現行科技計劃符合項目類工作的屬性，是更高層面、更大范圍的“項目”，在國際上也把這類項目歸類為“傘形項目（UmbrellaProject）”，其含義是將宏觀目標一致的項目組合比作一把傘，在其之下覆蓋多個分項目，進行統一模式管理。國外這類項目有歐盟“第六框架計劃”，世界銀行實施管理的“消耗臭氧層物質整體淘汰計劃”等。

上面分析說明了科技計劃以及科技計劃項目雖然層次不同，涵蓋范圍和目標有所不同，但都同樣具備“目標確定性”、“獨特性”、“一次性”等項目屬性。既然同是“項目”，就可以同樣采用“項目管理”方法進行有效的管理。

三、科技計劃項目管理的問題探討

近年來國家科技管理部門一直在探索科技計劃的改革與創新之路，出臺了一系列的相關文件，如《國家科技計劃管理暫行規定》、《科技評估、科技項目招投標工作資格認定暫行辦法》《國家科技計劃項目承擔人員管理的暫行辦法》、《科技評估暫行辦法》、《科學技術評價辦法》（試行）、《關于國家科技計劃管理改革的若干意見》等，但是以“項目管理”的思路看，我國現行科技計劃項目管理從觀念到措施都還有一些問題值得探討：

1、沒有“生命周期”管理的概念和制度

任何機構都有常規性工作和一次性工作。項目類工作是一次性工作，要經歷從創意開始到結果完成的一個過程，稱為項目生命周期。項目生命周期一般包括：項目準備——項目啟動——項目實施——項目收尾等不同階段。“生命周期”的概念起到了兩個重要作用，其一按照“生命周期”建立項目管理流程制度和程序，保證了項目管理完整有序進行；其二通過科學完整的項目邏輯設計方法，對每個階段的工作都要提出詳細的內容，并做出具體化、量化的設計，使項目實施和管理人員能夠檢查和評估每個階段的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差距，保證了項目執行和管理的準確性和完整性，以及與目標的擬合性。

對于“課題層”的項目，現行科技計劃的項目管理沒有按項目生命周期的規律明確劃分階段性，在管理上也沒有遵循該規律的具體操作要求和制度規定，在項目設計上缺乏針對各個階段的剛性的檢查評價尺度。按項目一般規律，在不同階段，項目投入曲線如圖3.項目的實施階段是人、財、物投入最大，歷時最長的階段。而目前的管理恰恰忽略了這一階段的管理工作，大量的時間和人力放在項目前期管理，把項目管理狹義的理解為評審、立項，一旦項目

列入計劃，即大功告成，忽略對項目的全周期、系統性管理，立項后的管理投入大大減少，形成“重立項、輕管理”、“虎頭蛇尾”的弊病。

對于“計劃層”的項目管理，沒有遵照“項目生命周期”的客觀規律。多數科技計劃出臺之后，都沒有制定明確的完成時間表，即何時達到計劃目標，何時結束。這樣導致的管理問題是：科技計劃“只生不死”，越來越多，不得不實行捆綁管理.在這里必須解決一個重要的概念問題，即一項科技管理工作究竟是常規類的工作還是項目類的工作？前文已經分析了科技計劃是項目類的工作，既然如此，不按“生命周期”屬性管理，就使科技計劃變成沒有終結目標和階段目標約束的常規性工作，最終目標總是處于彈性化狀態，就很難對其階段性任務目標實施控制和管理。

2、缺乏項目干系人概念和干系人錯位

項目干系人是指項目參與人和其利益受到該項目影響（受益或受損）的個人和組織。每個項目都是一個特定人群的活動，不同的項目，有不相同的參與人，在每個項目中不同的干系人都是具有不同利益取向的個體，他們對項目有不同的期望和需求，他們關注的問題相差甚遠，甚至是互相沖突的。理順項目干系人關系，才能在項目執行中形成互相制約，良性互動的關系。

現行國家科技計劃管理采用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如攻關計劃主要依托各行政部門管理，863和973計劃主要依托專家管理。而在實際執行當中，不管哪種模式，每個項目都必須有一組專職管理人員從事項目管理，問題的關鍵是要明確從事項目管理的專職人員是對誰負責，代表哪一方的利益。在中國現實國情下，計劃經濟模式、市場經濟模式交織在一起，項目委托方和項目承擔方的項目管理機構交織在一起，部門利益、院所利益交織在一起，由于缺乏項目干系人概念，在這樣復雜的局面中，許多項目管理實體混淆了位置，“裁判員當了運動員”，或是“運動員當了裁判員”，導致了責任和義務的混淆，增加了項目協調的復雜性，加大了項目管理成本，降低了項目管理效率。

3、缺乏訓練有素的職業項目經理人

所有的項目管理要求，必須落實到人才能真正實現，配備合適的管理人員是項目成功的關鍵。在項目實施過程中，不論是項目委托方還是承擔方，都要產生大量人財物的調配和協調，每個方面（也即項目干系人）都要有自己的管理人員，在自己明確的責任范圍內，管理協調好項目的有關活動。

目前國家科技計劃管理出臺不少“辦法”和“規定”，如果沒有一批訓練有素的項目管理人員隊伍去把握，去執行，一些制度要求就成為“紙上談兵”。項目管理本身是一門專業，世界銀行的項目經理至少有碩士學位，同時在工作過程中進行不斷地培訓，增加實踐的技能和技巧。目前國家科技計劃管理中缺少這樣一批專業人才隊伍，現行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多數沒有經過項目管理專業訓練，不掌握項目管理相應的知識和技術，不懂職業經理人的道德準則。此外，項目管理人員的責任和授權不清。國家科技計劃項目管理多依托行政機構，以行政的管理模式代替了專業化的管理模式，沒有指定任務和責任明確的專職項目經理，管理主體動態化，使得各項管理要求和任務目標難以得到有效地執行和監督。

4、采購管理欠規范

采購管理是項目管理知識領域和技術方法重要內容之一，它是對項目執行中需要通過購買從外部獲得各類資源的管理過程。采購的內容有設備和服務等各種形式的資源。主要工作內容包括項目采購規劃，采購的準備，合同管理，合同收尾。所用的技術方法有采購需求分析，合同類型選擇，選擇供方，加權選擇體系，獨立估算，合同談判，合同變更控制系統。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投標法”的實施，政府采購工作日益走向法制化道路，科技開發計劃項目的申報，相關科技發展的研究項目，都屬于政府采購范疇。“九五”之后，在科技項目管理中也陸續頒布了《科技項目招標投標管理暫行辦法》等政策法規，越來越多地采用公開招投標方法，體現了科技管理的機制創新。但是按照市場機制的運行規則仍有欠缺和不規范之處，如：項目申報和招投標信息披露不充分，信息渠道少，時間短，實際操作性差；申報/投標渠道以行政管理系統為主，沒有對非國有機構全面開放。信息獲取不對稱，缺乏充分競爭的采購制度，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市場環境。

四、采用“項目管理”方法是管理創新的重要措施

“十五”以來，科技部注重了宏觀戰略研究，提出了許多好的科技發展思路，如“12個重大科技專項”、“人才、專利、技術標準戰略”、“中介機構建設”、“加強基層科技工作”“科技資源共享平臺建設”等。如這些工作能按照“項目管理”的方法進行更為嚴謹更科學的設計和組織管理，將會減少漏洞，提高效率，取得更加出色的成就。

國際上在各類項目實施中采用“項目管理”方法已成潮流。國內最早采用“項目管理”方法是利用世行貸款建設的魯布革水電站項目，1984年在國內首先采用國際招標，推行項目管理，縮短了工期，降低了造價，取得明顯經濟效益。此后，“項目管理”在水利、建筑、化工等領域大量應用。近年來項目管理在國內已經延伸到更為廣泛的領域，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國家重點建設項目、教育部211工程建設、2008年奧運會籌備組織工作，北京市政府的“實事”工程，都開始采用“項目管理”方法。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從2004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全面開展項目管理師國家職業資格培訓認證工作。從市場機制發展的趨勢看，項目管理走向職業化是必然的方向。

與其他一些行業的應用進展情況相比，目前在科技計劃中采用“項目管理”的情況還不盡人意，盡管科技計劃項目的探索性特點使其不同于一般性的建設項目，但它也有確定目標，通過采用“項目管理”方法，實施全過程全方位全要素一絲不茍的管理，只能更有效地貼近目標，實現目標，提高項目成功率。“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是在科研開發領域采用“項目管理”方法非常成功的一個案例，它的成功證明科研開發項目運用“項目管理”方法是十分有效的。

隨著科技發展規劃日近完成，科技計劃項目的管理創新也成為日近緊迫的任務，根據國內外經驗，采用“項目管理”方法是一項極為有效的措施。但由于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技術，引入“項目管理”方法不可能一蹴而就，可采取由表及里，由淺入深，逐步改善的辦法，推進“項目管理”方法的實施：

一是把“項目管理”方法的應用作為一項要求，列入科技計劃管理的相關規章制度中，給予正式“名分”，為進一步的制度創新奠定基礎；

二是在科技計劃管理的相關規章制度中提出職業項目管理人概念和要求，并對現有項目管理人員開展專業化培訓。通過培訓，逐步形成一支專業化的項目經理人隊伍后，再逐步建立認證、選拔、聘用、評估等制度。隨著項目管理人員的專業化程度逐步提高，分工的細化，必將促進相應的科技服務機構的發展；

三是在一些易于操作的節點，先局部采用一些“項目管理”技術方法，比如目前在項目前期設計階段國際常用的“邏輯設計表”是一個比較好的技術方法，使用這一方法，保證項目設計的全局性、邏輯銜接性和可操作性；

四是在科技計劃中引入充分競爭的采購制度，擴大“準入門欄”，逐步規范化，使更廣泛的科技機構（包括民辦、個體私營機構等）參與科技計劃申報與投

標，增強科技計劃項目的活力和效率效益；

五是建立協調、共享、公開的項目管理信息系統，建立信息溝通機制，使各類科技計劃項目信息和管理進程能在一個共享平臺查詢，實現總體平衡的管理控制。

以上措施僅僅是一些初步思路，每個措施的實現，都必須按照“項目管理”的方法，步步深入，層層細化，邏輯協調，才能最終成為可操作的實施方案。

注：

1.文中凡以引號標注的“項目管理”均代表由近代項目管理學科提出的項目管理知識體系2.科技攻關計劃、國家重點實驗室、863計劃、火炬計劃、星火計劃、國家重點新產品計劃、科技成果重點推廣計劃、國家基礎隆研究重大項目、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國家重大科學工程、973計劃、科技興貿行動計劃、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科技基礎性工作及社會公益研究專項、科研院所研究開發專項、大學科技園、西部開發重大專項、奧運科技專項、國際科技合作重點項目計劃、農業科技園、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基金、十五國家重大科技專項、三峽移民科技開發專項、糧食豐產科技工程、星火富民工程、科技強縣專項行動等等。

篇（10）

當前美國經濟是一種基于創新的成長模式，創新是美國經濟增長和貿易競爭力提升的關鍵。從某種程度上講，強大的創新能力是美國經濟持續、穩定、高質量增長和貿易競爭力提升的基礎。因此，研究科技創新與美國貿易利益的改善對我國具有極強的借鑒意義。

美國科技創新體系與貿易競爭力的互動

(一)利用科技、經濟全球化的激勵功能促進創新 科技全球化意味著技術和技術創新能力的大規模跨越國界進行轉移，科技發展的相關要素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優化配置，科技能力中越來越多的部分跨越國界成為全球性的系統，各國的科技發展的相互依存關系不斷加強，并形成科技創新的全球性體系，美國以其強大科技創新能力組織全球性的科技創新活動，在控制科技創新體系中最大限度的獲得科技創新所帶來的利益，并通過控制技術標準來獲得利益，在信息技術、航空航天、生命科學和制藥、新材料等技術領域成為全球技術標準的制定者，刺激企業的科技創新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世界市場的廣度和深度進一步拓展，使科技創新收益遞增，同時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資源進行創新，使科技創新成本遞減。在科技全球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激勵下，美國科技創新成果在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不斷涌現，引領美國經濟快速向前發展。美國公司面臨前所未有的廣闊市場，使擁有技術優勢的企業能更加充分享受規模經濟的收益，能通過多種形式的國際技術轉移來延長企業所擁有的技術生命周期，創新活動變得更加有利可圖;通過全球性的生產網絡分工，實現技術研發與產品生產的分離，并通過相關外包形式來實現整個生產鏈成本最低化，進一步擴大了企業的利潤空間。

(二)高效的科技創新投入體系 美國強大的創新能力形成第一要素就是巨額而且穩定增長的創新投入，且在投入過程中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傾斜性，并以市場收益和長遠發展作為檢驗科技投入效率的依據。美國作為世界上市場經濟最完善的國家之一，在成熟的市場體制下從事創新活動，企業作為創新的主體存在，必須分析創新技術的前景和市場潛力上的成功率和效率，并借助完善的科技產品市場和金融市場來創造出高質量的應用性創新成果。為了彌補市場創新體系的不足，美國聯邦政府的研發經費投入對創新起著重要作用(見表1)。

(三)通過制度建設來保障科技創新的持續性 美國已經形成一個促進創新和技術進步的完整法律體系。這個法律體系主要是由兩個部分組成，一個是促進美國技術轉移和擴散的相關立法，另一個是保護技術專利的相關立法，美國促進創新的法律體系較好的處理了兩者之間的平衡，使其各自對創新的促進作用充分發揮，保障了美國強大的創新能力的持續發展。在完備法律制度基礎上，借助于美國完善的金融市場和財政政策搭配，并充分利用產業政策的引導作用，使得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具有科技創新能力的國家。 在保障強大科技創新能力的基礎上，美國以其巨大的國內市場吸引力形成其他國家對美國市場的依賴，通過輸出高附加值的高科技商品來換回低附加值的普通商品，雖然在表面上形成貿易逆差，但實際上促進了美國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和國際競爭力的增強，改善了美國的貿易條件，使美國能以更少的實際支出來換取更多的收益(見表2)。 科技創新推動下的美國貿易利益改善

(一)政府利益分析

美國通過巨額進口，大量吸收他國廉價商品和服務，這不僅有利于美國在國內保持低通脹水平，并使全球經濟對美國的依賴性加強，奠定了美國謀求全球經濟霸權的基礎，憑借這種市場需求強度的不對稱(見圖1)，美國不僅可以強有力地影響其他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生產經營方向，還能有效地干預他國的政治決策和制度安排，進而謀求最大的國際經濟政治利益，強大的經濟實力成為美國參與多邊貿易談判的基礎，增強美國對世界多邊貿易體制的主導力量，強有力的維護自身在國 際經濟競爭中的利益。 利用科技創新形成的專利優勢，通過國內的知識產權立法的對外延伸來形成對其競爭對手的制約，獲得貿易上的超絕對優勢利益。美國通過科技創新獲得知識產權和專利上的絕對優勢地位，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年平均專利申請數為20世紀80年代的84倍，專利申請數在20世紀90年代的大幅度增加表明這一時期創新成果增多，出現創新“集群”。為了防止其他競爭對手的崛起威脅到美國的地位，美國借口國家軍事經濟安全和知識產權保護來阻止技術出口，通過技術制約他國產業競爭力的提升，達到美國長期壟斷某些產業的目的，在國際市場上來獲得超絕對優勢;同時年年對他國進行知識產權的審查，并動輒利用337條款和特殊301條款對他國進行貿易懲罰，使美國長期享有行業壟斷所獲得的絕對優勢，從而有效的維護美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利益。

(二)產業利益主體分析

企業通過技術創新來改造傳統產業和商業模式，使經濟結構更加富有彈性，經濟運行的平穩性增強。主導產業創新能力和科技水平決定整個產業結構的演化和發展，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產業對傳統產業的改造是全方位的，從植入新技術改造和替代傳統技術，用新技術改造和重組生產流程、作業方式，到用新技術重塑企業組織，促進傳統產業加速向現代產業蛻變的進程，一大批企業重新煥發了生機，并重新獲得了競爭優勢，帶動了經濟增長方式的成功轉型。 以科技創新為基礎并結合全球產業布局的調整，有效實現了貿易利益和投資利益的結合。在科技創新的主導下，全球分工呈現出金字塔式的結構，在這個格局中，第一層次就是美國，以從事創新產品的研究和開發為關鍵的高新技術的壟斷，在國際分工中形成了“研究與開發——整體產品壟斷——核心技術壟斷”的科研開發與壟斷戰略，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科技創新——結構升級——經濟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美國公司利用全球產業布局，形成最有利于美國的全球產業結構。

(三)個人利益分析 在科技創新的推動下，美國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并將高科技產品的出口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結合起來，推動著美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美國家庭的財富收入出現了大幅度的增加。

美國產出的增加直接源自勞動生產率的迅速增長，科技創新使得美國放棄了傳統的收入比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了收益相對較高的高科技產業，盡管受到摩擦性失業的影響，但是，美國整個工人階層的收入水平整體上呈現上漲的趨勢(見圖2)，受創新產品需求市場擴大的影響，新興高科技產業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美國通過貿易將勞動者的生產率上升所帶來效益最大限度的發揮出來，作為一個整體將科技創新的好處發揮出來，在貿易等式的一邊，勞動密集型進口增加—及其對國內生產者產生的競爭壓力，降低了成本，使得美國消費者和使用進口投入品的廠商在許多商品和服務上有了更多的選擇。在貿易等式的另外一邊，出口增加了美國最有效率和競爭力的部門的總產出，極大的擴展了規模經濟，并使得這些部門的美國工人實際工資高于國內平均水平的15%-20%。

結論及對我國的啟示 充分利用世界經濟發展的機遇來有效激勵科技創新。應有效抓住不同時期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將科技創新與經濟結構變動結合在一起，將市場的拓展和利潤的提高作為科技創新的動力，將科技創新的利潤邊界從國內擴展到國外，充分利用科技全球化所帶來的機遇，進一步降低科技創新的成本，使得科技創新成果源源不斷涌現出來。因此，應該遵循科技發展和經濟運行的規律，將科技創新放在提升國際經濟競爭力的基礎上來考慮，建立起有效促進科技創新的長效機制，實現貿易利益的持續改善，因此，建立長效創新體系是改善一國貿易利益的根本。

創新主體多元化。要出現源源不斷的創新性成果需要建立多元的創新主體，創新不僅是企業的行為，也是政府的行為，更是全體社會成員的行為。要在全社會范圍內動員更廣泛的力量來參與科技創新，在整個社會范圍內倡導創新的意識和觀念，使得創新是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充分利用對外貿易來促進創新。

篇（11）

【英文摘要】Inhiseconomictheory，Marxdiscussesandanalyzescompetitionfromtheangleoftheunityandcontradictionbetweenproductiveforcesandproductiverelations.ThistheorycanbeveryinstructiveforChinainparticipatingininternationalcompetitionundertheframeworkofeconomicglobalization.Forinstance，Chinashouldconcentrateresourcesonindustrieswithcomparativeadvantages，developscienceandtechnologyandeducation，maintainandnationaleconomicsecurityandsovereignty，enhancethedegreeofopening-up，andactivelyembraceinternationalcompetition.

【關鍵詞】/競爭理論/經濟全球化/國際競爭/世界市場

Marxism/competitiontheory/economic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competition/worldmarket

【正文】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世界經濟日益融為一體。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能置身于國際競爭之外，筆者試圖從經濟學視角出發，分析當代世界經濟的國際競爭問題，并提出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具體策略。

一、馬克思的競爭理論

競爭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學中并不構成一個獨立的理論部分，而是貫穿并服從于他的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和平均利潤理論之中。馬克思正是在其經濟理論中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內在統一和相互矛盾的角度討論與分析了競爭問題，從而形成了內容豐富的競爭理論。馬克思的競爭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競爭的本質是體現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經濟關系。在競爭理論發展史上，馬克思最重要的貢獻就是為研究競爭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他超越了古典經濟學把競爭看作與人的本性相符合的永恒范疇的觀點，第一個把競爭當作歷史范疇加以考察，揭示了隱藏在競爭背后的經濟關系本質。馬克思認為，競爭作為一種經濟現象，是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在商品經濟下的社會分工體系中，交換雙方都具有自身的物質利益和要求，要實現這種利益就必然產生競爭。他指出：“社會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他們不承認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只承認他們互相利益的壓力加在他們身上的強制”（394）。他第一次揭示了在資本主義競爭現象背后所掩蓋的經濟關系本質，他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在競爭中是以顛倒的形式表現出來的”（251），“只有了解了資本的內在本性，才能對競爭進行科學的分析，正像只有認識了天體的實際的、但又直接感覺不到的運動的人，才能了解天體的表面運動一樣”（352）。因此，競爭是一個歷史范疇，體現了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經濟關系。資本主義競爭的本質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商品生產者之間爭奪經濟利益的斗爭。

2.競爭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技術進步決定著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從而決定競爭雙方的勝敗。馬克思考察了在競爭中由于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對價值形成和價值實現的影響，并且把這一變化過程看作是規律性的、長期的必然趨勢，從而在競爭理論發展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競爭的動態性質。他指出：“競爭首先在一個部門內實現的，是使商品各種不同的個別價值形成一個相同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201）。這個相同的市場價值是由在競爭的作用下形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而且受勞動生產力高低的影響。“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每一變動而變動”（53）。這里，馬克思是從社會經濟運行的角度，把競爭與其他相關因素放在一起，在其相互作用中，揭示競爭的性質和功能，從而為研究競爭提供了科學的動態分析方法。馬克思還進一步揭示了資本主義技術進步引起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對生產超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的影響。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資本家為了在競爭中獲利，不斷地改變他們的行為參數。其中，總是有少數資本家率先進行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其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獲得超額剩余價值。于是，其他資本家也不甘落后，競起摹仿，使這種創新的收益得到擴散，導致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基于對新的超額剩余價值的追求，又會導致新一輪的創新，而后又是創新的擴散，帶來社會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商品的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差額消失了，但相對剩余價值卻增加了。如此循環往復，就使競爭過程表現為一個周期性的動態過程。

恩格斯曾從一般意義上把競爭使供求變化導致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概括為競爭規律。他指出，“競爭的規律是：供和求始終力圖互相適應，但是正因為如此，就從來不會互相適應”（613）。在這里，恩格斯實際上揭示了競爭的作用是在一個動態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即通過競爭導致供求關系的變化，迫使商品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從而形成商品市場上供求平衡與不平衡的矛盾運動。這種運動促使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從一個生產領域轉移到另一個生產領域，使社會勞動重新趨向合乎比例地在不同生產部門進行分配。通過競爭調節供與求的平衡，但又由于競爭的作用，使供與求的平衡不斷被打破，從而推動商品經濟的發展。

3.資本主義的三種基本競爭形式。馬克思認為，競爭是價值規律的實現形式，而價值規律的要求包括三個層次，競爭的基本形式也包含三種：

（1）生產領域的競爭。在生產領域中，價值規律要求商品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而各個資本家的個別勞動時間量不一樣的，為了解決個別勞動時間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矛盾，只能通過同一部門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從而形成商品的價值，在這一層面上，單個資本家通過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進行的競爭，其目的在于縮短個別勞動時間，降低社會價值，獲得更多的超額剩余價值。

（2）流通領域的競爭。在流通領域中，價值規律要求商品按其內在價值量進行交換。但在不同的供求狀況下，價格和價值在每個個別場合往往是不一致的，這就構成了價格與價值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只有通過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競爭才能解決，商品價格才能以它的價值為基礎，商品價值才能轉換為生產價格，等價交換的原則才能實現。

（3）分配領域的競爭。占有和瓜分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目的，但資本家內部如何瓜分剩余價值是通過競爭規律的作用由平均利潤率規律決定的。就資本的性質和目的而言，任何單個資本在客觀上都要求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這種內在客觀要求是通過內部之間的競爭使利潤趨向平均化來實現的。由于各部門資本有機構成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利潤率，通過不同部門的資本家以生產要素在部門之間的自由轉移為特征的激烈競爭，轉化為平均利潤率。這時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可見，利潤平均化過程也就是部門內部和部門之間資本家激烈競爭的過程。

4.競爭的結果是優勝劣汰，并推動資本主義生產集中和資本積聚，為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過渡，最后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毀滅提供條件。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加劇了市場供求矛盾，從而形成更大規模、更激烈的競爭。“競爭的結果總是許多較小的資本家，他們的資本一部分轉入勝利者手中，一部分歸于消滅”（687），這“是資本家剝奪資本家，是許多小資本變成少數大資本”（686），是“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831）。這一過程不斷進行，最后由于各種矛盾的尖銳化必然導致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過渡，最后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毀滅提供條件。對此，馬克思精辟地指出，“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于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構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831-832）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而資本主義積累是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5.世界市場的競爭推動了世界市場商品的供求變化并引起商品國際價格的波動，促使商品國際價值的形成。商品的價值由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當商品超越國家的地域范圍進入世界市場時，其價值就不能再由任何一國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國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不同國家由于其經濟技術水平、勞動強度以及勞動生產率不同，商品的國別價值有高有低，“因此，不同國家在同一勞動時間內所生產的同種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國際價值”。（614）但是，決定商品國際價值量的，并不是某一個國家生產某種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而是一定時期內，國際市場上絕大多數國家在大致相同的生產條件、技術水平和勞動強度的情況下，生產某種商品所需要的勞動量，這就是國際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當然，在國際市場上這個平均單位是通過競爭來形成的，它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科學技術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發展而不斷變化的。通過這個計量單位，可以將每個國家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還原為國際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正如馬克思所說：“國家不同，勞動的中等程度也就不同，有的國家高些，有的國家低些，于是各國的平均數形成一個階梯，它的計量單位是世界勞動的平均單位”。（614）它構成商品的國際價值。商品國際價值在世界市場上的貨幣表現就是國際市場價格，國際市場價格的基礎是國際價值，價值規律要求商品交換根據商品的國際價值來進行，這是國際市場價格形成和變動的基本規律。但這并不是說，在每一次交換時，國際市場價格都是和國際價值相一致的。因為國際市場上的供給和需求都是變化不定的，這種價格上的不一致，通過競爭，反過來又會影響世界市場上供給和需求的變化，使它們逐漸趨于平衡，從而使國際價格接近國際價值。價值規律在國際市場上的作用也是通過競爭來強制實現的。

二、馬克思競爭理論的意義及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策略

馬克思的競爭理論以資本主義競爭作為研究對象，分析了競爭的本質、形式和結果；既包含了對資本主義競爭特殊性的分析，也包含了對競爭一般性的深刻分析，是兩者的高度統一。因此，馬克思的競爭理論為我們研究經濟全球化下國際競爭問題奠定了科學的方法論基礎，是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下國際競爭的理論基礎。

1.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競爭是國際經濟一體化發展特別是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又反過來推動了國際競爭的發展。早在16世紀，隨著歐洲一些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興起，并力圖把其產品向國外推銷，世界市場即開始萌芽。到了17世紀中葉，商業和航運的快速發展，使各殖民地開始成為廉價的原料來源地和巨大的消費市場，各國瓜分已開辟出來的世界市場的斗爭漸趨激烈。而17世紀后半期開始的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則采用機器生產，實行最廣泛的分工，使大工業得以盡快發展。技術進步、機器的大規模使用、交通工具的更新極大地拓展了市場范圍。這種資本主義世界化的趨勢，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一直在不斷地強化之中，并形成了全球范圍的國際競爭。可以說，正是生產力發展特別是國際分工的細化和深化推動了國際市場競爭向廣度和深度發展。國際分工構成了國際競爭的基礎，反過來，國際競爭的發展又進一步推動了國際分工的深化和細化。從深度上講，正是國際競爭的激烈使國際分工日益細密，由過去單一的垂直型分工發展為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等多種分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而從廣度上講，國際競爭使參與國際分工的國家和地區遍及全球，國際分工的細化和深化把每一個國家都納入全球經濟體系之中，推動了世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在經濟全球化的潮流面前，中國絕不能將自己置身于國際競爭之外，而只能抓住機遇，迎接挑戰，發展自我，依靠增強自身經濟實力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優勢。馬克思指出，只有積極參與世界經濟，“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系，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89）。為了提高整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首先，在企業層次上，要不斷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適應能力和組織能力；通過科技進步和有效管理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績效，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產出；在不斷進行的技術創新活動中開發設計出具有創新性、高需求、高附加值、高價格的產品；并優化企業的組織結構以適應國際市場的變化。其次，在國家層次上，建設與競爭相關的基礎設施，培育企業生存、應變和發展的環境；積極促進市場開放和高新技術引入，使企業始終感到外在的競爭壓力而不得不提高生產率，最終縮短與世界最具創新和競爭能力企業的差距；精心制定增強國家新優勢的產業政策、科技政策、貿易政策和規劃政策；由政府出面對國內各個部門和組織的競爭力進行系統整合，即根據國家總體發展的戰略目標，用系統的觀點與方法，以網絡與數據庫為手段，把權力、資金和知識在產學研一體化的基礎上有機地結合起來組成國家創新體系，提高國家綜合競爭力。

2.從競爭理論的觀點來看，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競爭本質上仍然是體現了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系。在國際市場上，國與國之間經濟關系的本質又是經濟利益關系，是世界各國為了追逐更大的自身利益向外進行擴張形成的一種國際利益關系。馬克思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82），而“每一個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是作為利益關系表現出來”。因此，各個國家為了追逐經濟利益，都不會囿于國家邊界的限制，而是按照比較優勢原則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實現他們在國內無法實現的經濟利益。比較優勢原則的本質是利用本國的比較優勢來建立產業和配置資源，在國際市場上用本國花費勞動較少的產品交換到本國需要勞動較多或即使花費較多勞動也一時生產不出來的產品，這樣就能夠獲得廉價的原料、燃料以及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使不變資本更加便宜，從而節約了用于不變資本的成本費用，提高了剩余利益。為了在國際市場上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壯大經濟實力，提高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我國也必須根據本國國情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參與國際競爭。當前我國的要素稟賦狀況仍然是勞動資源豐富而資本和技術有一定積累但仍短缺，因此，中國必須集中資源繼續發展技術含量較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產品，并向具有較好基礎的高新技術產業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