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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024（2013）10-0167-04

一、問題提出

當前，我國城市化進程遠未結束，農村剩余勞動力并未枯竭，“劉易斯拐點”尚未來到，區域間差異仍然突出，由此可見，我國的人口流動在今后相當長時間內仍將持續。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人戶分離人口達2.61億萬人，較之2000年增長81.03%，占總人口的16.53%，其中流動人口達2.21億萬人，占全國總人戶分離人口的84.7%。同期我國城鎮人口總量達6.66億萬人，較2000年增加了約2，1億萬人，城鎮人口比重上升13.46個百分點。分析城鎮人口總量增加的來源，不難發現，農村勞動力的大量流入是我國城鎮人口增長最重要的源泉。可見，未來我國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從中西部向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流動的主流格局仍未改變。然而，經過20多年的流動變遷，我國勞動力流動呈現出流向多元化的新特征。一個重要的事實是，農村勞動力回流和就地就近轉移已成為一種長期的經濟現象。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農民工省內轉移就業8390萬人，比2010年增加772萬人，增長了10.1%；省外農民工7473萬人，比2010年減少244萬人，下降了3.2%。另據國家統計局農村司的一項調查也表明，作為主要勞動力流出地的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在不斷減少，外出農民工向中西部地區回流已呈現出明顯態勢。不僅如此，當前勞動力回流的向度已不僅指簡單的從城市返回到農村，還出現了由東部向中西部、由大中型城市向小城鎮、由遠距離地區向家鄉附近地區等折回式回流的現象。我國勞動力流動總體上呈現出鄉城遷移、同城企業間流動、城鄉回流和折回式回流共存的態勢。這是值得探究的新經濟現象。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設計

縱觀已有勞動力流動影響因素的研究成果，基本可歸結為如下兩個層面：其一，主要集中于分析經濟因素作用下的勞動力流動意愿。包括威廉·配第的比較利益動因理論、劉易斯一費一拉尼斯模型、喬根森模型、托達羅的預期收入假說及博加斯的自我選擇模型等都將城鄉間收入差距的存在視為影響勞動力流動意愿的最主要因素。國內很多學者通過實證研究證實了這一結論的成立。同時，國內學者也對上述模型進行了不同角度的修正和拓展，主要是對上述模型忽略考量流動成本的補充，將勞動力流動成本因素納入模型，同時測算比較收益和成本因素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其二，側重分析非經濟因素對勞動力流動能力的影響。一種比較集中的觀點認為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歧視性政策擠壓了農村勞動力在城市的就業機會、工資水平和福利水平，削弱了勞動力的流動能力，是導致農村勞動力城鄉間搖擺流動的深層次歸因。雖然近年來的戶籍制度改革促成了大量永久移民，但短期的引導作用還很有限，改革附帶的條件使得農村勞動力獲得城市戶籍的可能性極小。另一種觀點則主要關注勞動力個人資本及城鄉發展政策等對流動能力的影響。有研究論證了農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差異是除歧視性制度外造成其收入水平低的主要原因。同時，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開放程度及發展政策等因素會影響勞動力在城市的就業機會、工資水平和心理認同。此外，新農村和小城鎮建設方針政策的實施以及農村戶籍經濟價值的相對提高、城鄉戶籍經濟價值的逆向變化等也是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影響之一。

毋庸置疑，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是影響勞動力流動（包括流動意愿和流動能力）的重要因素。然而，正如上文所述，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是有階段性的，且不同階段的比較對象和判斷依據都是不同的。現有的研究對此并未給予應有的關注和細分討論。而對不同決策階段進行細分考量，將更有助于我們認識勞動力流動的整體態勢和趨勢發展。為此，本文從時間維度將勞動力流動決策分為兩個階段，即一次決策階段和二次決策階段。其中，一次決策是勞動力決策是否進行鄉城遷移以及目標城市的選擇。通過因素歸類，本文認為該階段的決策依據可通過比較城鄉間的工資性收入差距、生活成本差距、非工資性收益差距和心理成本差距等得以反映，其測量結果被界定為預期凈經濟收益。顯然，當預期凈經濟收益為正值時，鄉城遷移向度的勞動力流動就會發生，否則勞動力就會選擇留駐農村。而二次決策則表現為勞動力通過權衡在目標城市的生活能力后決策是繼續留城還是進行城鄉回流或折回式回流。顯然，如果已流人目標城市的農村勞動力無法獲得正值的預期凈經濟收益，或實際獲得收益無法克服包括制度約束和經濟障礙在內的城市生活障礙，農村勞動力就有可能選擇城鄉回流或折回式回流，其中的折回式回流主要是通過比較城市內部或者城市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工資收入水平以及生活消費支出水平（可細分為基本生活消費支出和居住消費支出兩類）等方面差異而做出的決策。綜上，本文提出下圖所示的“二階段”框架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因素、微觀機制及多元化流向的研究框架。

三、經驗分析

（一）模型構建、變量說明及數據來源

依據上述對農村勞動力決策的理論推導，下面將依據經驗數據對勞動力流動一次決策和二次決策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檢驗。考慮到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兩次決策的依據和比較對象的不同，本文分別構建了鄉城遷移一城鄉回流模型和折回式回流模型。

模型l：鄉城遷移一城鄉回流模型：

TRANSERF=β0+β1IG+βCG+β3WG+β4PG+ε

式中，TRANSERF表示農村勞動力流動水平，選取外出農民工數量與同期農村人口數量比值表示；IG表示城鄉工資性收入差距，選取流動后農民工年均工資收入與流動前農民年人均收入比值表示；CG表示城鄉生活成本差距，選取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與同期農村農民人均支出比值表示；NG表示非工資性收益差額，這部分收益主要體現在農村勞動力技能水平的提高、對城市基礎設施的分享、對子女的代際影響等方面，考慮到數據的代表性和可得性，本文選取城鄉公共投入比值（主要是教育投人和醫療保障投入）來表示。PG表示心理成本差額。由于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得城市較高收入，失業率反映了目標城市就業難度，可看作是勞動力流動的心理成本。βi（i=1，2，3，4）為待估計系數，β0表示截距，ε為誤差項。

模型2：折回式回流模型：

TRANSFERC=γ0+γ1GDPR+γ2WR+γ3CR+γ4HR+μ

式中，TRANSFERC表示某地勞動力流動水平，選取某城市遷入人口與城市常住人口比值表示；GDPR表示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比值，選取某城市人均GDP與全國人均GDP的比值表示；WR表示地區間工資水平比值，選取某城市人均工資水平與全國人均工資水平比值表示。CR表示地區間基本消費水平比值，選取某城市基本消費水平與全國基本消費水平比值表示。HR表示地區間居住消費水平比值，選取某城市人均居住消費支出與全國人均居住消費支出比值表示；γi（i=1，2，3，4）為待估計系數，γ0表示截距，μ為誤差項。

其中，模型1中所采用的基礎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1995-2011》、《中國人口年鑒1995-2011》和《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部分2011年的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在模型2中，本文選擇京津冀地區的北京市為研究對象，以全國平均水平為參照標準，測算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二次決策。相關數據來自于歷年《北京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兩模型中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二）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數據處理均用EViews6.0軟件。為避免時間序列變量的不平穩性而產生偽回歸，本文采用ADF檢驗法對模型1和模型2中的各變量做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模型1和模型2中各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穩的，而其一階差分后各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是平穩的，即時間序列在5%顯著性水平下均為一階單整過程，因而可進一步對其進行協整分析。首先基于VAR模型得到模型1和模型2的各變量序列最優滯后階數均為2，從而確定模型1和模型2協整檢驗的滯后階數均為1。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的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都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同時，考慮到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在回歸模型的設定時需用“動態面板”技術，以有效克服變量之間的內生性問題。因此，本文TRANSFER（-1）也納入了估計方程，以便考察勞動力轉移前后兩期的變動趨勢。對上述存在協整關系的變量（模型1和模型2）的回歸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模型1中，城鄉工資性收入差距IG、城鄉非工資性收入差距NG和心理成本差距PG均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檢驗，對被解釋變量的解釋能力較強，城鄉生活成本差距CG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檢驗，上一期流動率TRANSFER（一1）通過了10%顯著性水平檢驗。分析表明，農村勞動力轉移具有慣性，往往會受到往年勞動力流動率的影響；城鄉工資性收入差距和城鄉非工資性差距仍是引致農村勞動力進行鄉城遷移的主要驅動力；而城鄉生活成本差距和心理成本差距的存在則阻滯了勞動力流動，甚至是導致勞動力選擇城鄉回流的主要原因。對上述變量綜合測算得出勞動力流動的預期凈經濟收益，當預期凈經濟收益為正值時，鄉城遷移向度的勞動力流動就會發生。模型2中，上一期流動率TRANSFER（-1）、經濟發展水平比值GDPR和工資收入水平比值WR均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檢驗，對被解釋變量的解釋能力較強，基本消費水平比值CR和居住消費水平比值HR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檢驗。由此可知，農村勞動力流入北京地區也具有慣性。北京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工資水平方面的比較優勢成為吸引勞動力流入的主要因素，而較之于其他地區較高的基本消費水平和居住消費水平則成為導致勞動力流出的主要原因，上述因素同時作用于勞動力在流入城市的生活能力，進而導致多向度勞動力流動的出現。實證結果基本驗證了本文的理論推演結果。

四、研究結論及政策啟示

綜上，本文得出以下結論：

（一）農村勞動力流動在時間維度上可分為一次決策階段和二次決策階段，且不同階段的比較對象和判斷依據都是不同的

預期凈經濟收益和城市生活能力是分析在制度約束下勞動力流向多元化的微觀理性的重要角度。據此分別構建了鄉城遷移一城鄉回流模型和折回式回流模型。

（二）預期凈經濟收益是農村勞動力決定是否進行鄉城遷移（鄉城遷移一城鄉回流模型）的關鍵變量

可細分為城鄉收入差距、城鄉生活成本差距、非工資性收益差額和心理成本差額四個因素。其中，城鄉工資性收入差距和城鄉非工資性收益差距的存在和擴大趨勢成為吸引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因素，而城鄉生活成本差距和心理成本差額的存在和擴大趨勢則會阻滯勞動力流動，甚至是導致勞動力城鄉回流的主要原因。只有當預期凈經濟收益為正值時，鄉城遷移向度的勞動力流動才會發生。

篇（2）

一、引言

多元化經營是一種向相關或不相關產業擴張，以實現自身快速成長的經營戰略，自產生以來一直備受國內外學術界和實務界的共同關注。多元化經營能否為公司創造價值至今仍存在較大爭議，多元化折價觀認為企業尋求多元化發展是管理者與股東利益沖突而導致的行為，有損企業價值。公司管理者尋求多元化發展是為了追求自身的私有利益，如更高的薪酬和聲譽資本，職業的穩定；多元化溢價觀認為企業多元化發展可以建立有效的內部資本市場，各部門相互支持，共擔風險，實現企業資源的高效配置。當公司與潛在投資者存在嚴重信息不對稱時，多元化公司可以克服外部資本市場的非完全性，有效降低交易費用（Williamson，1975）。也有學者提出，多元化發展的利弊取決于公司所處的外部資本市場條件，從而為不同年代、不同市場條件下公司多元化發展的溢價或折價提供了更全面的解釋。Khanna and Yafeh（2007）指出多元化經營更容易出現在欠發達國家。欠發達國家往往外部資本市場不完善，企業通過多元化經營可以建立內部資本市場，降低風險，多元化的收益大于成本。李善民和朱滔（2006）則認為，多元化發展的利弊取決于公司內、外市場效率的權衡與比較。企業多元化發展應當是企業發展到相當規模，積累了豐富的內生性資源、品牌、技術等優勢后，才能尋求的快速擴張的戰略行為。20世紀60年代，美國掀起了一股以多元化為特征的并購浪潮，采取這一戰略的出發點是多元化經營有助于公司的業績平穩，有助于公司抵御各種商海風浪的沖擊，從而降低公司風險。但大部分多元化的并購經過數年的經營，最終走向失敗。80年代，美國迎來了以資產剝離和杠桿收購為特征的又一次并購浪潮，實施歸核化發展戰略。在歸核化發展的大背景下，我國卻維系了多元化發展格局，出現了“多元化潮涌現象”。我國企業多元化發展能否為股東創造價值？國內已有學者的研究結論不一致。企業通常有兩種方式實現多元化經營：自行進入其他行業或市場和多元化并購。由于并購能夠快速地滲入一些受政府管制、技術門檻較高或短期利潤豐厚的行業，相比自行進入成本低、成功率高，隨著資本市場的進一步開放，我國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采用多元化并購方式來實現多元化經營。我國企業多元化并購績效如何，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是否存在差異？國內學者鮮有將多元化并購與多元化經營聯系起來考察，缺乏系統的理論分析，且樣本量通常較小，本文選取2003年至2007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所有并購重組事件，實證研究我國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多元化并購的市場反應，并結合多元化內部市場理論及我國特殊的制度背景做出合理解釋。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 國內外有關多元化績效的實證研究已經非常豐富，其中大部分學者持多元化折價觀。Agrawal等（1992）考察了1955年至1987年的765起并購事件，發現并購后的5年內，多元化并購和相關行業并購都具有負的長期超常收益，但多元化并購的損失顯著小于相關行業并購。Lang and Stulz（1994）的研究數據表明在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多元化公司的托賓Q值要明顯低于相同投資組合的專業化公司。Berger and Ofek（1995）研究了1986年至1991年間Compustat的數據，發現多元化公司存在10%―15%的折價。Gregory（1997）研究1984年至1992年發生于英國的452起并購事件，發現多元化并購在公告日后2年內平均累積超額收益（-11.33%）顯著低于同行業并購在相同時間內的累積超額收益（-3.48%）。Comment and Jarrell（1994）以1998年至1989年NYSE&AMEX的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歸核化的公司績效好于經營范圍沒有變化或多元化的公司。Berger and Ofek（1999）使用短期事件研究法研究了1984年至1993年的歸核化公告事件，發現歸核化公告帶給收購公司7.3%的累積超常收益，間接證實了多元化并購是無效率的。

（二）國內文獻 我國學者對多元化也做出了大量研究，越來越多的學者將政府關系作為影響多元化績效的一個重要變量加以解釋。劉力（1997）和朱江（1999）的研究認為企業多元化經營的程度與企業的經營效益之間基本上不存在相關關系。張裕龍（1999）的實證研究表明多元化經營的公司平均給所有者帶來的收益低于單一經營的公司平均給所有者帶來的收益。金天和余鵬翼（2005）以我國454家上市公司2001年至2003年的1360個觀察值為樣本，發現我國上市公司多元化經營損害了公司價值，國有股對公司多元化經營具有約束作用，國有股東傾向產業集中戰略。洪道麟和熊德華（2006）利用1999年至2003年間數據實證檢驗了多元化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企業特征、行業特性會對我國上市公司的多元化行為產生重要影響，非國有控股企業更傾向于實行多元化，與張翼和李習等（2005）結論一致。李善民和周小春（2007）的研究表明國有上市公司雖然較易獲得政府資源，但由于這些公司通常所處的行業為壟斷行業或壁壘較高的行業，這些公司一般不會輕易失掉這些優勢，也傾向于進一步鞏固主業的相關并購。相反，巫景飛和何大軍等（2008）的研究表明國有企業高管的政治網絡對于企業業務和地域多元化戰略的正向促進作用更強而不是更弱。他們認為我國企業多元化往往被公司治理薄弱的國有企業高管所利用，用以追求自身利益，國有企業高管更有動機追求多元化戰略。李善民和朱滔（2006）認為多元化并購公司股東在并購后1至3年內財富損失達到6.5%~9.6%，政府關聯對并購績效影響顯著。洪道麟和劉力等（2006），發現多元化并購是造成收購方長期績效顯著為負的根本原因，1至3 年內，多元化并購給收購方公司股東造成大約7. 2 %的損失，在控制了內生性問題之后，這種損害會更加嚴重。韓忠雪和朱榮林等（2007）實證分析顯示我國多元化公司存在明顯的折價現象，平均折價程度達到4.8%，但是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存在較小的公司多元化折價問題。柳建華（2009）運用多元化投資的流量來度量多元化投資，以2002年至2004年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實證研究表明多元化投資減損了企業價值，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多元化投資績效最差，私有產權次之，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多元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不明顯。

發達國家多元化相關的實證研究結論基本一致：多元化發展有損企業價值。但是這些結論都是基于成熟資本市場得出的。Hoskisson and Hitt（1990）認為，外部市場環境的構成是影響企業多元化績效的重要因素。如果市場機制不發達，信息出現嚴重不對稱，企業進行多元化投資則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企業績效（Khanna and Palepu，2000）。國內也有少數學者的研究結論支持多元化溢價觀，如蘇冬蔚（2005），傅繼波和楊朝軍（2005），肖星和王琨（2006）。

三、研究設計

（一）理論分析 多元化經營能否為公司創造價值至今仍存在較大爭議，主流觀點有多元化折價觀和多元化溢價觀。本文認為，企業多元化績效取決于多種理論力量之間的相互抗衡，其中最重要的兩股力量為委托理論和多元化內部市場理論。（1）委托理論。委托理論認為企業尋求多元化發展是管理者與股東利益沖突而導致的行為，管理者通過多元化構建“商業帝國”，追求自身的私有利益，如更高的薪酬和聲譽資本，職業的穩定，有損企業價值。（2）多元化內部市場理論。多元化的內部市場理論認為在制度落后的條件下，企業面臨著欠發達的產品市場、金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因此，組建多元化企業集團是對缺失的產品市場、金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一種積極反應，集團內部市場可以作為缺失的外部市場的一種非正式的替代性機制，幫助公司克服落后的正式制度對自身發展的阻礙，進而提高公司價值（Hoskisson and Hitt，1990；Khanna and Palepu，2000）。Khanna and Yafeh（2007）指出在美國組建多元化企業集團相比專業化經營并不明智，多元化經營更容易出現在欠發達國家。一方面，欠發達國家外部資本市場不完善，信息嚴重不對稱，企業通過多元化經營和內部資本市場使得交易相對于外部不健全的制度市場更有效率，從而降低風險；另一方面，欠發達國家勞動力市場缺乏培育管理者的專門機構，組建多元化企業集團能夠給管理者提供一個施展才華的更廣闊的平臺，一定程度彌補了勞動力市場的缺失。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要素市場不發達、各項制度不完善、市場環境的不確定性和產業發展的不均衡性是我國企業成長環境的基本特征。在現階段轉軌經濟條件下，我國市場環境相對惡劣，產品市場不完備，價格混亂，信息獲取成本大；資本市場信息披露不充分，證券監管環境差，信息不對稱問題嚴重；勞動力市場流動性不強，企業高管通常被限制在一定區域，公司業績與高管薪酬聯系不夠緊密。我國產品市場、金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嚴重缺失決定了我國企業多元化并購績效將呈現出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特點。通過組建多元化企業集團，企業因多元化內部市場獲得的收益遠遠超過因多元化產生的成本。

（二）研究假設值得關注的是，我國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面臨的市場環境存在很大不同，民營企業一直處在相對弱勢地位。首先，從產品市場來看，我國民營企業面臨的產品市場競爭壓力顯著大于國有企業，一方面，民營企業難以享受政府提供的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政策優待，也難以獲得政府采購合同，另一方面，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相比，規模相對較小、成立時間相對較短，市場對其經營歷史和產品信息缺乏了解，產品的知名度、信譽和質量相對于國有企業來說較難被客戶認知（余明桂和潘紅波，2010）。其次，從金融市場來看，我國的銀行體系仍為國有銀行主導，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的資金主要流向了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而對經濟增長作出主要貢獻的民營企業卻難以獲得來自于正規金融體系的支持（余明桂和潘紅波，2010）。最后，從勞動力市場來看，我國國有企業管理層的選聘與政府存在密切聯系，其升遷和調任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預，國有企業構建多元化內部勞動力市場對克服外部勞動力市場的缺失作用不及民營企業。由此可見，我國民營企業相對國有企業面臨的市場環境更加惡劣，多元化內部市場理論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我國，國有企業治理薄弱，“所有者虛位”和“委托人行政化”使得企業的鏈條拉長，層次增加。一方面，它降低了企業內部信息傳遞的效率和效果，從而影響了內部資本配置效率，削弱了內部市場理論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加重了問題、導致了高成本和低效率，強化了委托理論的力量。我國國有企業有著“雙重身份”，不僅著眼于企業自身經濟利益，還要協助政府完成公共治理。企業業績與經營者付出之間的因果關系模糊，致使政府無法界定企業效率低劣的真正原因是經營者的能力低下還是因承擔了非經濟目標的負擔所致或者是經營者道德風險的結果（柳建華，2009），因而企業多元化往往被國有企業高管所利用，用以追求自身利益，獲得更多顯性和隱性的報酬，更大升遷機會以及更高的社會聲譽，強化了委托理論的力量。基于上述多元化內部市場理論以及我國轉軌經濟的產品市場、金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特點，本文認為，我國企業多元化并購績效將呈現出與發達國家不同的特征。民營企業的多元化是對缺失的產品市場、金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一種積極反應，可以提高企業價值，而國有企業并非如此，我國國有企業由于受到政府的支持和優待，其在產品交易約束、融資約束方面相對于民營企業少得多，因而國有企業構建多元化內部市場效益明顯不及民營企業，且我國國有企業問題嚴重，強化了委托理論力量。至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我國民營企業多元化并購存在溢價現象，市場反應顯著優于相關并購

假設2：我國國有企業多元化并購不存在溢價現象，市場反應與相關并購沒有顯著的差異

我國民營企業在資源獲取，產品競爭方面均處在弱勢地位。全國工商聯2010年《國有和民營企業發展速度及效益狀況比較》的報告顯示，在基本生產性資源獲取方面，民營企業相對于國有企業面臨著較大的不平等，國有企業不少基本生產性資源是國家的，企業基本是免費使用或低價使用，而民營企業的基本生產性資源絕大多數都是從政府手里或在市場上購買的。潘紅波和余明桂（2010）以中國上市公司的異地并購為樣本，實證檢驗了上述兩種政府角色，結果支持政府支持之手的觀點，他們認為，在政府對稀缺資源有較強控制的情況下，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支持會阻礙民營企業的資源獲取。在產品競爭方面，我國民營企業成立時間一般較短，市場認可度不高，再加上無法像國有企業一樣獲得政府優惠政策或采購合同，民營企業面臨的產品競爭環境更為激烈。民營企業為應對惡劣的外部市場環境，實施多元化并購的動機十分強烈，通過多元化并購可以實現內部產品市場替代外部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從而提高企業價值。其次，我國民營企業面臨更多的融資約束。我國目前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的資金主要流向了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而對經濟增長作出主要貢獻的民營企業卻難以獲得來自于正規金融體系的支持。民營企業銀行融資難度大，獲得政府救助的可能性較小，面臨的經營風險較大，因此，我國民營企業有強烈動機實行多元化發展，一方面可以通過構建內部資本市場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大規模的多元化公司由于有較穩定的現金流保障、較強的經濟實力和較好的信用，因而也有較多的外部市場融資機會。我國正處在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治理薄弱，政企不分等現象仍大量存在。政府作為社會的行政管理者，除了經濟利益的考慮，還有動機通過國有企業來緩解財政資金不足，降低地區失業率等，因而一旦國有企業經營狀況惡化，政府就會想方設法進行“挽救”。相對于民營企業來說，國有企業更易獲得貸款，面臨更松的財務約束，這種“預算軟約束”大大弱化了我國國有企業通過多元化建立內部資本市場的動機。此外，國有上市公司雖然較易獲得政府資源謀求多元化發展，但由于這些公司通常所處的行業為壟斷行業或壁壘較高的行業，國有企業一般不會輕易失掉這些優勢，而傾向于進一步鞏固主業（李善民和周小春，2007）。至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我國民營企業相對于國有企業更易實施多元化并購

（三）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3年至2007年共五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在滬深股市發生的并購重組事件為初始樣本。按以下標準對初始樣本做了剔除，首先剔除了金融和保險行業的上市公司樣本；剔除了交易未成功的并購重組事件；其次，剔除了資產負債率超過100%，瀕臨破產的上市公司以及數據缺失的樣本。最后得到1442個觀察值，其中，2003年39個，2004年301個，2005年239個，2006年343個，2007年520個。為研究我國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多元化并購績效是否存在差別，將上市公司按照控制權的不同劃分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兩類，其中，國有企業927個，民營企業510個。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深圳國泰安信息技術有限公司開發的并購重組數據庫、CSMAR數據庫和手工整理的數據。

（四）模型建立和變量定義根據前文的分析，構建以下模型并使用OLS回歸方法檢驗本文的前兩個假設：

CARi=α0+?茁1DIVi+?茁2Marketi+?茁3Cash flowi+?茁4Divergencei+?茁5Inde-

pendenti+?茁6Relativei+?茁7Debti+?茁8Size+?茁9Qi+?茁10Casi+?茁11Indi+?茁12Yeari+?著i

構建如下模型并使用Logit回歸方法檢驗本文的第三個假設：

CARi=α0+?茁1Privatei+?茁2Centrali+?茁3Marketi+?茁4Cash flowi+?茁5Diver-

gencei + ?茁6Independenti+?茁7Relativei+?茁8Debti+?茁9Size+?茁10Qi+?茁11Casi+?茁12

Indi+?茁13Yeari+?著i

其中，α0為截距，?茁1～?茁10為系數，?著i為殘差。為檢驗不同類型企業（民營企業、中央國企、地方國企）實施多元化并購的頻率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在模型（2）中依次加入變量Private，Central。上述模型中，各變量的含義如下：CAR代表并購宣告前后若干交易日收購公司股票的累計超額收益率。選取并購宣告前150個交易日至宣告前30個交易日的區間來估計兩個參數，按照Brown and Warner（1985）的市場模型法計算樣本公司的累計超額收益率。Div為多元化變量。若主并公司與被并公司屬于不同行業，則取值為1，表示多元化并購，若主并公司與被并公司同屬于一個行業，則取值為0，表示相關并購。變量定義見（表1）。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列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特征。（表2）的數據顯示，在并購宣告日，收購公司的平均累計超額收益率為正；在并購中，多元化并購所占的比例為30.3%，相關并購仍占較大比重；民營企業并購所占的比例為36.2%，中央國企并購所占的比例為14.9%，說明大部分并購是由地方國企發起的，這可能與民營企業在上市公司中所占的比例偏小有關；Market的數據顯示，在我國不同的區域，市場化程度存在較大的差異。

（二）回歸分析（表3）分別列出了全部企業、民營企業以及國有企業（地方國企和中央國企）宣告多元化并購的市場反應的檢驗結果，事件窗口期為宣告日的前后2天。從（表2）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可以看出，并購短期市場績效存在異常值，為此，對CAR ［-2，2］或CAR ［-5，5］在1%的統計水平上進行winsorzize處理。（表3）的數據顯示，從總體來看，主并公司多元化并購的市場反應較好，平均累計超額收益率為2.1%，顯著高于非多元化并購績效。其中，民營企業多元化并購績效明顯優于相關并購（顯著性水平為1%），但地方國企和中央國企多元化并購與相關并購的績效差異并不顯著。這些實證結果初步驗證了本文的假設1和假設2。（表4）列示了多元化并購績效相對于相關并購的檢驗結果。分別選取總樣本、地方國企樣本、中央國企樣本和民營企業樣本代入模型Ⅰ中進行回歸，以檢驗不同屬性企業多元化并購是否更受市場歡迎，即多元化并購的累計超額收益率是否高于相關并購。實證結果表明，總樣本多元化并購相對于相關并購更受市場歡迎，顯著性水平為10%；民營企業多元化并購績效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優于相關并購（累計超額收益率高出2.4%）；國有企業（地方國企和中央國企）多元化并購與相關并購績效差異并不顯著。此外還發現，民營企業多元化并購短期市場績效與當地市場化程度顯著負相關。“多元化并購市場反應”的實證檢驗結果支持假設1和假設2。即我國民營企業多元化并購存在溢價現象，市場反應顯著優于相關并購；我國國有企業多元化并購不存在溢價現象，市場反應與相關并購沒有顯著的差異。本文認為，企業多元化績效取決于多種理論力量之間的相互抗衡，其中最重要的兩股力量為內部市場理論和委托理論。我國現階段要素市場不發達、各項制度不完善、市場環境不確定、產業發展不均衡、中小企業融資難使得企業通過多元化發展構建內部市場能夠獲得較大收益，遠遠超過了多元化所帶來的成本，我國轉軌經濟下產品市場、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的嚴重缺失使得我國民營企業不同于大多西方發達國家，呈現出多元化并購溢價現象。我國國有企業受到政府支持和優待，其在產品交易約束、融資約束方面相對于民營企業少得多，導致國有企業構建多元化內部市場優勢不及民營企業明顯，此外國有企業問題嚴重，強化了委托理論的力量。（表5）給出了多元化并購頻率的檢驗結果，實證結果表明，民營企業更傾向于進行多元化并購，當同時加入Private和Central兩個變量時，模型擬合程度更好，民營企業多元化并購頻率顯著高出國有企業41.6個百分點，中央國企多元化并購頻率與地方國企和民營企業相比無顯著差異，實證結果支持研究假設3。我國民營企業面臨的外部市場環境（資源獲取，產品競爭等）更加惡劣，融資約束多，外部融資困難，通過多元化并購可以實現內部產品市場替代外部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構建內部資本市場降低交易成本，因此民營企業實施多元化并購的動機十分強烈。

（三）穩健性檢驗為檢驗上述結論的穩健性，執行了如下敏感性分析：改變時間窗口，用 ［-5，5］的時間窗口替換上文中的［-2，2］，重新檢驗（表2）至（表4），實證結果與前文的檢驗結果高度一致；（表2）統計結果顯示，并購宣告首日累計超額收益率可能存在異常值，為了驗證本文的研究結論是否源于異常值的影響，對CAR ［-2，2］、CAR ［-5，5］在2%的水平上進行了winsorize處理，然后復制（表3）至（表4）的檢驗結果，本文的研究結論仍然成立；用Probit回歸重新檢驗模型Ⅱ，實證結果與前文的檢驗結果高度一致。通過穩健性檢驗，進一步證實了文章結論。

五、結論

本文以2003年至2007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在滬深兩市發生的并購重組事件為樣本，實證研究了我國不同類型企業多元化并購的市場反應，得出以下結論：我國民營企業多元化并購存在溢價現象，市場反應顯著優于相關并購；我國國有企業多元化并購不存在溢價現象，市場反應與相關并購沒有顯著的差異；我國民營企業相對于國有企業更易實施多元化并購。本文認為，企業多元化績效主要受多元化內部市場理論和委托理論影響。我國現階段要素市場不發達、各項制度不完善、市場環境不確定、產業發展不均衡、中小企業融資難使得企業通過多元化構建內部市場能夠獲得較大收益，遠遠超過了多元化所產生的成本。我國轉軌經濟下產品市場、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的嚴重缺失使得我國民營企業不同于大多西方發達國家，呈現出多元化并購溢價現象，而我國國有企業由于受到政府的支持和優待，其在產品交易約束、融資約束方面相對于民營企業少得多，且問題嚴重，國有企業多元化并購不存在溢價現象，市場反應與相關并購沒有顯著的差異。

*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集體戶運營、銀行貸款與資金配置效率”（項目編號：70902052）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政治關系與民營控股股東利益輸送：基于公司透明度的視角”（項目編號：09YJC630179）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樊綱、王小魯、朱恒鵬：《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06年報告》，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

［2］傅繼波、楊朝軍：《多元化經營與公司價值研究》，《大連理工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3］韓忠雪、朱榮林、王寧：《超額控制、董事會構成與公司多元化折價》，《南開管理評論》2007年第1期。

［4］洪道麟、熊德華：《中國上市公司多元化與企業績效分析―基于內生性的考察》，《金融研究》2006年第11期。

［5］洪道麟、劉力、熊德華：《多元化并購、企業長期績效損失及其選擇動因》，《經濟科學》2006年第5期。

［6］金天、余鵬翼：《股權結構、多元化經營與公司價值：國內上市公司的證據檢驗》，《南開管理評論》2005年第6期。

［7］劉力：《多元化經營及其對企業價值的影響》，《經濟科學》1997年第3期。

［8］李善民、朱滔：《多元化并購能給股東創造價值嗎？――兼論影響多元化并購長期績效的因素》，《管理世界》2006年第3期。

［9］李善民、周小春：《公司特征、行業特征和并購戰略類型的實證研究》，《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

［10］柳建華：《多元化投資、問題與企業績效》，《金融研究》2009年第7期。

［11］蘇冬蔚：《多元化經營與企業價值：我國上市公司多元化溢價的實證分析》，《經濟學季刊》2005年第1期。

［12］王峰娟、鄒存良：《多元化程度與內部資本市場效率――基于分部數據的多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09年第4期。

［13］巫景飛、何大軍、林日、韋王云：《高層管理者政治網絡與企業多元化戰略：社會資本視角》，《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

［14］張裕龍：《多元化經營：很可能是經營者的陷阱》，《企業與管理》1999年第9期。

［15］肖星、王琨：《關于集團模式多元化經營的實證研究――來自派系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管理世界》2006年第9期。

［16］余明桂、潘紅波：《金融發展、商業信用與產品市場競爭》，《管理世界》2010年第8期。

［17］朱江：《我國上市公司的多元化戰略和經營業績，《經濟科學》1999年第11期。

［18］張翼、李習、許德音：《問題、股權結構與公司多元化》，《經濟科學》2005年第3期。

［19］Agrawal A.， Jaffe， J.F. and Mandelker G.N.. The Post-merger Performance of Acquiring Firms: A Re-examination of an Anormaly. Journal of Finance， 1992.

［20］Amihud,Y., and Lev, B., Risk Reduction as A Managerial Motive for Conglomerate Mergers,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1,12:605-617.

［21］Berger P.G. and Ofek 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Corporate Refocusing Program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1999.

［22］Berger P.G. and Ofek E.. Diversification’s Effect on Firm Valu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5.

［23］Brown S.J. and Warner J.B.. Using Daily Stock Returns: The Case of Event Stud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5.

［24］Comment R and Jarrell G.. Corporate Focus and Stock Retur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4.

［25］GregoryA.An Examination of the Long Run Performance of UK Acquiring Firms.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 1997.

［26］Khanna T. and Yafeh，Y.. Business Groups in Emerging Markets: Paragons or Parasit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7.

［27］ Khanna T. and Palepu K..Is Group Affiliation Profitable in Emerging Markets? An Analysis of Diversified Indian business Group.Journal of Finance， 2000.

篇（3）

2007年《殘疾人就業條例》與2008年新《殘疾人保障法》的頒布實施，為我國殘疾人就業奠定了新的法治環境。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臨近，為我國殘疾人就業提出了更高水平的發展要求。面對新的法治環境與時代要求，傳統殘疾人就業保障模式與路徑理念，已經難以滿足廣大殘疾人更高水平的就業期望。如何借鑒新的思想理念、探索新的實現路徑，更加有效地幫助具有勞動能力與就業意愿、達到法定年齡的殘疾人，實現就業目標與人生幸福，是需要研究解決的重要問題。

殘疾人就業發展瓶頸與積極福利思想的助殘理念

傳統福利保障模式的時代局限。殘疾人作為社會弱勢群體重要組成部分，先天具有巨大的生存與發展困難屬性。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殘疾人就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長期以來我國對于殘疾人的就業幫扶理念并未發生實質性的重大突破。殘疾人收入水平較低，貧富差距加大的趨勢并未得到根本好轉。我國殘疾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6.7%，殘疾人家庭恩格爾系數為48.5%①。殘疾人已經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需要進行重點攻關、實施精準扶貧與幫扶的重要困難群體。其中，他們在社會上面臨諸多瓶頸。

社會排斥。一是公共空間的社會排斥。43.1%的殘疾人社區活動參與率，直觀地反映了公共空間對于殘疾人的社會排斥。而高昂的殘疾人用工成本，很大一部分正是由于這種公共空間的社會排斥所造成的。二是勞動力市場排斥。37.3%的符合條件的城鎮殘疾人就業比例，與47.3%的農村殘疾人就業比例，反映了我國殘疾人面臨著勞動力市場排斥問題。三是社會觀念排斥。對于殘疾人落后的觀念長期以來嚴重地影響了社會對于殘疾人就業的接納程度，而對于新立法要求中殘疾人融入式就業理念的落實，則更加有待政府的深入宣傳與社會各界的深刻理解。

風險社會的挑戰。殘疾人作為特殊的社會弱勢群體，面對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與風險社會的挑戰，表現出更多的脆弱性。傳統的政府單一責任主體、被動消極補償式的經濟福利保障模式，不但已經難以有效應對風險社會所形成的時代挑戰，而且更加難以滿足廣大殘疾人勞動者對于就業發展更高水平的期望。風險時刻存在，但風險并不同于危險，被動經歷風險和主動管理風險也有著質的不同。風險社會的形成是積極福利思想形成的重要時代背景。面對風險社會的挑戰，若要實現卓有成效的風險管理，不僅要幫助公民提高抗風險能力，更需要善于利用風險，激發社會活力與公民動力。

勞動力素質瓶頸。殘疾人自身所承受的身心缺憾，是影響殘疾人勞動力素質順利提升的主要障礙，而良好的教育是高質量勞動力形成的根本保障。然而，我國18歲及以上殘疾人，未接受學歷教育和僅上過小學的比例高達73.4%；2013年6-14歲的殘疾兒童，接受義務教育比例也僅為72.7%②。殘疾人教育領域所形成的嚴重“歷史欠賬”，是造成殘疾人勞動力素質普遍低下、勞動力開發轉移困難被動局面的根本原因。

對此，積極的福利觀主張通過多元化的福利目標設置、運用多元化的福利手段解決殘疾人的就業問題。并通過發展型福利的供給、系統性的社會支持與個性化的精準幫扶，為殘疾人的就業發展創造優越的社會條件，幫助殘疾人獲得追求幸福的能力與信心。積極福利視角下的殘疾人福利政策目標也不再囿于再分配領域，更加注重福利多元化。福利政策通過對初次分配過程中多元目標的影響，如勞動力的塑造、公平就業環境與多元責任主體發展環境的營造等，進而激發多元化主體的使命感、責任感，動員更加多元的社會力量投入到助殘就業的事業中來。積極的平等觀主張通過積極的福利政策干預，幫助殘疾人獲得平等的社會參與機會、公共共享空間與就業發展權利，為實現殘疾人的就業理想與人生幸福奠定積極平等的社會氛圍。積極福利思想主張推動權利型福利向權責統一型社會福利的轉型，在幫助公民提升承擔責任、履行義務能力的同時，優化、豐富公民實現個人發展的路徑。政府在促進福利多元化發展、要求多元主體承擔更多殘疾人就業責任的同時，同樣需要滿足多元責任主體的發展權利，給予殘疾人就業多元責任主體本身足夠的政策支持與發展幫扶。

積極福利視角下的殘疾人就業實現路徑

深化政府職能改革。積極福利視角下的殘疾人就業，應該通過深化政府職能改革優化資源配置方式，充分發揮市場在助殘就業資源配置過程中的基礎作用，調動社會、市場、家庭等多元力量共同分擔助殘就業的福利職能。以多元的社會福利取代單一的國家福利，強調社會福利并非簡單的社會支出，而是要將被動恩惠式的事后福利救濟，改革為事前預防發展型的福利支持與投資。通過加強政策支持、優化資源配置方法等方式，撬動更多社會資本進入殘疾人就業領域，促進多元殘疾人就業責任主體協同發展。在福利主體多元化的基礎上，實現福利內容與福利目標的多元化，通過多元化的福利手段與福利內容，達到助殘就業的專業化目標。政府在深化職能改革上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要將殘疾人就業服務的相關職能向專業化的助殘就業服務機構轉移，實現以專業的機構、用專業的方法向殘疾人提供更具效率、更高水平的助殘服務。最終，深化政府職能改革的目標，是將政府的履職重點聚焦于助殘就業的督導職能。

保障機會平等。保障機會平等，既是積極福利視角下促進殘疾人就業發展的重要實現路徑，更是積極福利政策所努力追求的價值目標。要保障殘疾人就業發展機會平等，首先就要消弭社會排斥，促進社會融合。通過積極的福利政策，創建友善、人性、公正的社會環境，完善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對話溝通與利益共享機制，提升社會認同感與凝聚力，克服“馬太效應”與社會隔閡。其次，促進積極福利多元化發展，通過福利責任主體、熱菪問健⒛勘晟柚玫畝嘣化，實現殘疾人就業幫扶的系統化、專業化與精準化，提高殘疾人社會融入能力，保障殘疾人就業發展機遇的平等。最后，“教育是另一種重要的機會，即使在教育對于獲得工作來說不是那么重要的情況下，仍然是這樣”。保障教育平等，既是實現殘疾人平等就業的重要基石，又是機會平等的重要內容，同樣更是積極福利視角下保障殘疾人就業發展機會平等的重要實現路徑。

積極應對風險社會。積極福利思想主張通過積極的福利政策，改善殘疾人就業的社會環境，干預殘疾人就業市場與殘疾人勞動力的形成與可持續再生產，從而積極應對風險社會的挑戰。積極福利視角下的殘疾人就業實現路徑，就是要在保持社會活力的同時，通過積極的福利政策，將風險轉化為督促殘疾人對自我負責、激勵殘疾人通過個人奮斗實現人生理想的積極因素。積極的社會福利供給，也不僅限于社會安全網的構筑與基本生活的保障，而是致力于通過積極、進取型的福利供給，為殘疾人的就業創造更加優越的發展環境與精準、專業的社會支持。并在堅持權責統一、防控道德風險的基礎上，推動福利多元化的發展，通過多元發展型的積極福利供給改革，改變單一經濟福利救助型的殘疾人就業保障現狀，更加注重發揮社會福利的社會投資功能。通過多元化的就業幫扶，提升殘疾人應對風險社會的能力，以專業化的方式幫助殘疾人應對風云莫測的市場變化。

建設社會投資型國家。積極福利思想認為，只有幫助殘疾人緊跟時代步伐、有效回應風險挑戰，不斷提升自身就業技能與勞動力素質，才能夠在公正平等的就業環境中實現殘疾人勞動就業的可持續健康發展。積極的殘疾人就業福利不再是單純的失業保障與生活救濟，更多強調以人力資源開發為重點的社會投入。在積極福利視角下建設“社會投資型國家”的實踐觀中，殘疾人是同樣具有社會價值與自我實現能力的特殊社會人力資源。積極福利視角下的殘疾人就業，聚焦于殘疾人勞動價值屬性與相對優勢，通過建設“社會投資型國家”，促進殘疾人人力資源的開發，加速人力資本的積累，提升殘疾人的市場競爭力，最終通過就業，幫助殘疾人實現人生價值與社會價值。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

【注釋】

篇（4）

全面開展就業專項行動計劃，落實就業扶貧“九條措施”，完善貧困勞動力“一庫五名單”制度。扎實展開“送培訓下鄉”等培訓活動，2018年培訓貧困勞動力貧困勞動力363人。2018年開發和安置農村綜合事務管理員、生態護林員、草管員、河道管理員、道路養護員、地質災害監測員、村級保潔員等七類公益性3056個(其中：貧困勞動力2302人)。2018年開展春風行動”暨就業扶貧現場招聘會及浙江省臨海市、黃巖區-縣東西部扶貧協作專場招聘會2場。開展送崗位信息下鄉入村活動16場，提供各類崗位信息3800余條，極大地方便了求職人員在家就能隨時掌握企業空崗信息，根據自身情況選擇就業。2018年全縣轉移輸出農村貧困勞動力1710人。

二、多渠道促進農牧民就業增收

堅持就業優先戰略，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加快建立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制度，構建城鄉均等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健全農牧民轉移就業和多元化增收機制，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加充分的就業。

(一)拓寬農牧民就業渠道

實施鄉村就業計劃，重點扶持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產業和企業，培育一批就業扶貧車間，推進農村就業示范基地建設，促進鄉村經濟多元化發展，拓寬農牧民就業空間。開發各類公益性崗位，促進農民勞動力就讀就地就業，完善職業技能培訓、就業服務、勞動維權“三維一體”工作機制，鼓勵農村集體經濟以及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推進農牧民就近就地就業。加強勞務協作，搭建跨區域勞務合作平臺，架建企業用工指導和職業培訓，引導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

(二)完善鄉村就業創業服務體系

健全覆蓋想成的公共就業創業服務體系，加強基層就業創業社會保障平臺建設，提供就業信息、創業指導、優惠政策享受等一站式服務，推進就業創業服務和管理的信息化、便利化。開展返鄉農牧民創業培訓、創業輔導、創業提升等活動。舉辦返鄉創業成果展，積極組織開展農民工技能大賽等活動。支持農牧民群眾自主創業，引導農民工、大學畢業生返鄉下鄉創業。

(三)實施農牧民增收計劃

實施職業技能培訓提升行動，大力開展羌繡、唐卡等勞務品牌培訓，確保農村勞動力轉移輸出基本文東，促進農牧民工資性收入持續增長。加強惠農政策扶持，落實國家各項補貼政策，提高轉移性收入。

三、縣鄉村就業創業促進行動重點工程

(一)鄉村就業促進行動

篇（5）

我國當前的就業服務職能局限在單一的崗位匹配、簡單的職業指導。但大多數失業者文化水平低、缺乏市場需求的勞動技能,或對自身職業能力缺乏了解,或心理脆弱等,低層次的服務無法滿足他們的真正需求。就業服務職能的不完善還體現在地區、群體差別。我國沿海發達地區的就業服務體系非常發達,形成了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多層次、多樣化服務體系,能夠靈活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而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就業服務還留有很深的計劃烙印,服務僵化,政府壟斷,而這些地區下崗職工、農民工等貧困人口相對較多,他們迫切的求職需求難以滿足。

(二)營利性型服務驅逐非營利的現象普遍

就業服務產品種類繁多,有公益性較強的,也有可營利的。由于這些職能沒有得到科學劃分,致使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在履行職能、財務管理等時無法實行歸口管理。一方面在政府財政資金的支持下承擔免費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弱勢群體提供求職服務,另一方面又開展營利性的勞務市場業務。趨利機制使得服務機構更偏好于提供可收費的服務產品,而對難以獲利的服務產品不愿提供,即使在政府強制要求下,也不過是聊以塞責而已,服務的質量因而難以得到保證。

(三)管理僵化,政出多門,職能交叉,難以有效協調

公共就業服務的各項職能之間的相關性非常強。例如,短期化的職業介紹往往需要長期持續性的就業計劃予以支持,而個性化的求職幫助又會成為進入培訓、再培訓和創業計劃的關鍵。這需要職能部門密切配合。例如,我國針對下崗職工開展的社區就業服務,創造的崗位涉及規劃、城建、衛生、公安、工商、稅務、民政、勞動和社會保障等多個部門,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和支持。由于對這些部門之間的職責界定不清,服務重疊,經常發生矛盾,阻礙了社區就業服務工作的開展。

(四)與私人組織合作能力低,難以形成多元化、多層次供給的競爭性市場

就業服務需求具有多層次、多元化特點。就服務強度來看,有自助服務、一般服務和強化服務;就服務層次來看,有全國性勞動力調配、市場信息的傳播和就業政策的解釋,也有地方轄區的就業安排和指導;就服務主體來看,有政府行政性就業機構、民間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組織。這樣,就業服務格局才能提供高質量的服務。但是,我國當前的就業服務市場基本還是政府為主導的壟斷格局,運行效率低下,同時民間機構力量弱小且不規范,二者難以有效合作,限制了就業服務功效的發揮。

二、制度安排的思路——基于公共品理論的策略選擇

從上述問題來看,其癥結的根源在于缺乏對公共就業服務內涵的全面、細致的把握。理論認識上的模糊使得制度安排的具體工作難以向縱深發展,阻礙了公共就業服務制度的成功構建。由此,必須對公共就業服務這一特殊的公共品做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礎上選擇制度構建的具體策略。

(一)公共就業服務產品的特性

盡管公共就業服務的制度安排、任務、戰略和組織在不同的國家千差萬別,但各種職能服務產品卻有許多共同的基礎。下面以國際勞動組織公認的四項基本職能為支點(如表-1所示),具體分析服務產品的特性。

1.職業介紹)——職業中介的市場化和個性化服務的公益性同時加強。職業介紹是公共就業服務的最基本職能,目的是為求職者和空缺崗位進行撮合。不管在我國還是西方國家,該職能的特性都經歷了一個從政府壟斷的純公共品到多元化供給主體的市場化過程。該職能的市場化表現在互聯網技術的載體之下的自助服務的普及。求職者可以利用各種自助設施進行工作的查詢而不再過多依賴公共就業服務工作人員。對于雇主而言,互聯網可以為他們解決最通常的勞動力供給的需要。這些都意味著普通的職業介紹職能弱化,而高質量的職業介紹市場化能力很強,一般由私人職業介紹機構來承擔。互聯網技術在弱化政府某些職責的同時,針對弱勢群體的個性化服務使公益性得以繼續體現,這表現在對無法或不能利用自助設施的弱勢群體、對不熟悉求職擇業的人以及長期失業的人員進行個別輔導。

2.勞動力市場調整計劃——政府為主導的多元化供給。失業的持續增長和勞動力市場的瞬息萬變,使崗位匹配、直接創造和維持就業崗位等傳統就業服務職能難以滿足宏觀勢態發展的要求。因此,勞動力市場調整計劃出現,并在很多國家成為替代職業介紹基本職能的主要職能。目的是利用政府干預的方式對勞動力市場供給和需求的失衡狀況作出調整,創造一種有利于勞動力市場開發新崗位的環境,以彌補政府在維持現有就業機會、創造持續性崗位中能力的不足。具體調整計劃包括求職幫助、培訓和教育計劃、直接創造工作崗位和工作經驗,以及其他各種綜合計劃。這些縱深領域的服務意味著服務受益群體的分化和范圍的縮小,通常以小組甚至是一對一的方式出現。這些調整計劃的種類繁多,有公益性較強的服務,也有需要收費的個性化服務,由服務受益群體的不同特性決定。由于勞動力市場中弱勢群體占大多數,需要政府在多元化供給中把持其主導地位。諸如教育和培訓一類的服務產品更多是由私人辦學機構來提供,因此政府必須與這些機構建立親密的合作關系,通過外包、特許經營或者“代用券”制度等市場化運作的方式實現與私人機構的合作。

3.管理失業補貼——消極的政府就業政策。失業補貼作為消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公共就業服務需要對其提供三種服務:提供求職幫助或再就業服務;持續資格認證與求職認證;對失業補貼計劃的總體管理。為平衡失業補貼的消極作用,幫助領取失業補貼的人員盡快重新就業,需要對其提供求職幫助,如制定求職計劃、接受教育培訓等,以作為繼續領取補貼的條件。這要求失業補貼與其他職能特別是勞動力調整計劃密切配合,建立合作伙伴關系,至少在補貼管理機構、公共就業服務和地方一級的一站式服務機構之間保持這種關系。

4.開發勞動力市場信息系統——政府和私營機構共同參與的競爭。勞動力市場信息開發職能對消除失業是間接性的,但它是自助服務最主要的信息提供者,這也決定了該職能的公益性。這一性質要求公共就業服務從全國范圍搜集、加工、解釋并勞動力市場信息,以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但對信息的需求也造就了私營市場,公共就業服務機構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服務提供者,是政府和私營機構共同參與的競爭。

(二)公共就業服務中政府職責的界定

對公共就業服務產品性質的分析,初步明確了政府的職責。這些服務的強度隨受益群體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別,要想進一步明確公共就業各項服務的強度和界限,需要對受益群體的特性做詳細分析。

公共就業服務的客戶群體可以分為六大類:新失業者:長期失業者;新進入勞動力市場者;企業富余人員;殘疾人、農民工、婦女群體;想提高生活標準的已就業者(如表-2所示)。其中,新失業者是指原本有工作但因技能落后、所在單位關閉或者某些個人因素被拋入失業大軍,這些人缺乏渡過失業歷程的經驗,往往精神沮喪、求職迷茫,公共就業服務需要對其提供小范圍的求職幫助,教授求職技巧,提高求職信心,或者提供培訓使他們獲得新的技能。對長期失業者而言,他們往往經歷屢次失業打擊,學習能力較差,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再就業障礙,是最難也是最需要幫助的群體。需要實行“個案管理方法”,提供特殊就業咨詢,制定長期就業扶持計劃,進行持續追蹤調查。這一職能在很多國家都得到了細致縱深的發展。對于新進入勞動力市場者,通常指應屆畢業學生,他們掌握了最新的技能,但由于年輕而缺乏對職業的了解,公共就業服務除了對其提供職業介紹、求職咨詢等外,應提供針對學生特點的直接創業計劃,使他們盡快融入市場,使科技成果盡快轉化為生產力。企業富余人員在我國表現為下崗職工群體,他們一般技能落后,年齡較大,知識水平較低,需要接受再培訓和教育,掌握新的技能,或者提供創業計劃,直接創造就業崗位實現就業。對殘疾人、農民工和婦女這些比較特殊的失業群體,需要公共就業服務提供個性化或小組范圍的深入咨詢和教育培訓,提出針對他們自身特點的就業幫助。對想提高生活標準的已就業者,可以通過收費的方式予以提供或完全交由私營機構。

通過表-2的分析,公共就業服務要承擔的職責主要體現在勞動力調整計劃中,對于不同群體的服務強度有很大的差別。職業介紹一般通過自助方式實現,受益群體數量和規模也最大,是最低層次的服務;個性化服務或強化服務需要對求職者的技能、能力和興趣等進行評估,提供有針對,對工作人員素質的要求很高,需要較高層級的機構配合;這些評估會成為進入培訓、再培訓和創業計劃的關鍵,而培訓一類的最高層級服務需要更高級次的政府機構統一調配,使其能與私人辦學機構順利合作。

三、完善我國公共就業服務制度的政策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要想成功構建公共就業服務制度,平衡勞動力市場供需失衡的矛盾,降低失業率,實現和諧社會,必須完善這四大職能,并根據各職能的性質改善、調整就業機構的管理運行體制,建立起多層次、多主體、多樣化的就業服務制度體系,使公共就業服務的功效得以最大發揮。

(一)完善公共就業服務職能,建立多層次、多樣化的就業服務體系

1.建立統一的標準化的服務流程,為求職者服務。大多數公共就業服務的客戶群體所需要的求職幫助可以利用自助服務設施自行完成,互聯網的普及使這一職能的價值得以充分體現。瑞典每個月通過互聯網進入公共就業服務的人數相當于勞動力總數的6%。自助服務成為最基礎、最活躍的服務。新技術的普及要求對該層次的服務建立統一的標準化服務,便于監督管理和高效率服務。統一的標準化服務還體現在一站式服務中心的建立,將求職幫助、就業咨詢、職業分配、幫助填寫失業保險申領表、教育和培訓機會的信息獲取等職能整合在同一場所中,確保計劃和服務的一體化和綜合性,使客戶普遍得到服務。

2.為失業者提供一般服務。一般服務是對自助服務的補充和拓展。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弱化了傳統的職業中介職能,轉向提供更多的就業咨詢和指導,諸如組織求職技巧的講習班、大型職業招聘會、幫助求職者了解自己能力的職業指導、制定失業者連續性的扶持計劃等一對一的深入咨詢服務等。這些咨詢和指導往往與職業匹配服務相結合,同時它也為求職者接受后期的教育和培訓提供了指引。培訓和教育使缺乏技能的人掌握新的技術,提供的方式有很多,如脫產和教室課程、在崗培訓或二者結合,并根據勞動力市場需求隨時調整。這些調整計劃對幫助失業者提高就業能力、克服再就業障礙,重新融入工作環境效果明顯。

3.針對特定群體,提供特殊的強化服務。我國勞動力市場中的劣勢群體,包括年齡偏大、知識水平偏低、屢次就業失敗的國企下崗職工、缺乏勞動技能的農民工、殘疾人、婦女群體,以及因吸毒、酗酒、育嬰、債務等個人問題而失業的群體等。對這些群體的就業幫助是公共就業服務公益性的集中體現。針對該群體的特性,需要發展特殊服務。(1)特殊就業咨詢。需要針對他們的心理特點提供深入面談,進行行業測試,推薦職業,甚至陪伴他們面試求職。這需要高素質的工作人員,并與社會救助等服務相配合。(2)培訓教育。但因為這些群體的學習能力相對較低,培訓教育比較困難,成效不顯著。(3)直接創業計劃。提供直接的就業崗位通常是針對該群體最直接的需要提供有效的求職幫助。一般要借助于社區、街道、中小企業等提供一些臨時性、短期的崗位,建立非正規就業體系,政府提供必要的財政補貼,甚至直接參與崗位的創造,使該職能成為一項幫助弱勢就業群體的基本社會保障“安全網”。

(二)構建合理的公共就業服務管理模式

1.權力下放,建立多中心的就業服務體系。公共就業服務機構作為一種專業性、地方性較強的公益機構,應當采取政事分開、自主管理的模式,地方服務機構有自己相對自主的權利,形成在政府委托之下覆蓋全國的服務網絡。在政府的監督管理之下,大力開展地方機構,充分利用地方的信息優勢,密切與用工單位的合作關系,根據當地的經濟結構、就業結構靈活提供服務。(1)專業性設置。針對不同的服務群體,設置下崗職工再就業中心、進城務工農民就業中心、青年就業中心、臨時就業中心等,充分發揮專業化優勢。(2)地區性設置。根據不同地區勞動力市場人口密集度、供需狀況等設置社區就業服務中心,并采取多元化主體的供給模式,由政府機構、私營組織以及非營利性組織共同參與,充分發揮信息優勢,根據轄區勞動力市場特點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當然,保證這些服務中心之間的交流合作,政府必須承擔起統一協調的職能,抵消結構調整對整個勞動力市場的負面影響,實現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

2.部門整合,加強政府各相關職能部門的密切合作。實現就業或再就業是一項涉及眾多政府職能部門的綜合性工作,需要各部門密切配合協調,予以充分支持。(1)通過電子政務的建設使政府各職能部門及社會組織實現橫向對接,協同開展工作,聯動辦理業務,使求職者可以享受到全方位的服務。(2)建立專業化就業市場,搭建縱向的統一就業體系,使部、省廳及區(縣)、街道、社區連接,確保就業政策頒布實施、就業服務開展的連貫性和準確性。

3.打破政府壟斷,提供競爭性的就業服務。就業服務領域需求的多樣化為私營機構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要求政府必須打破壟斷,主動與私營機構合作,建立競爭性的就業服務體系。(1)開發勞動力市場信息;(2)勞動力教育和培訓;(3)可以有效監控的服務,如失業保險的管理、失業人員的管理等。可以采取的契約合作模式有外包、市場測試、“代用券制度”,以及純粹的私有化。政府要根據不同的就業服務公益性強弱,承擔起相應的職責。對公益性較強的服務在外包過程中,政府要予以資金支持,嚴格監控,保證弱勢群體能夠免費獲得公平、公正的服務。

篇（6）

我國當前的就業服務職能局限在單一的崗位匹配、簡單的職業指導。但大多數失業者文化水平低、缺乏市場需求的勞動技能，或對自身職業能力缺乏了解，或心理脆弱等，低層次的服務無法滿足他們的真正需求。就業服務職能的不完善還體現在地區、群體差別。我國沿海發達地區的就業服務體系非常發達，形成了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多層次、多樣化服務體系，能夠靈活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而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就業服務還留有很深的計劃烙印，服務僵化，政府壟斷，而這些地區下崗職工、農民工等貧困人口相對較多，他們迫切的求職需求難以滿足。

(二)營利性型服務驅逐非營利的現象普遍

就業服務產品種類繁多，有公益性較強的，也有可營利的。由于這些職能沒有得到科學劃分，致使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在履行職能、財務管理等時無法實行歸口管理。一方面在政府財政資金的支持下承擔免費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弱勢群體提供求職服務，另一方面又開展營利性的勞務市場業務。趨利機制使得服務機構更偏好于提供可收費的服務產品，而對難以獲利的服務產品不愿提供，即使在政府強制要求下，也不過是聊以塞責而已，服務的質量因而難以得到保證。

(三)管理僵化，政出多門，職能交叉，難以有效協調

公共就業服務的各項職能之間的相關性非常強。例如，短期化的職業介紹往往需要長期持續性的就業計劃予以支持，而個性化的求職幫助又會成為進入培訓、再培訓和創業計劃的關鍵。這需要職能部門密切配合。例如，我國針對下崗職工開展的社區就業服務，創造的崗位涉及規劃、城建、衛生、公安、工商、稅務、民政、勞動和社會保障等多個部門，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和支持。由于對這些部門之間的職責界定不清，服務重疊，經常發生矛盾，阻礙了社區就業服務工作的開展。

(四)與私人組織合作能力低，難以形成多元化、多層次供給的競爭性市場

就業服務需求具有多層次、多元化特點。就服務強度來看，有自助服務、一般服務和強化服務；就服務層次來看，有全國性勞動力調配、市場信息的傳播和就業政策的解釋，也有地方轄區的就業安排和指導；就服務主體來看，有政府行政性就業機構、民間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組織。這樣，就業服務格局才能提供高質量的服務。但是，我國當前的就業服務市場基本還是政府為主導的壟斷格局，運行效率低下，同時民間機構力量弱小且不規范，二者難以有效合作，限制了就業服務功效的發揮。

二、制度安排的思路——基于公共品理論的策略選擇

從上述問題來看，其癥結的根源在于缺乏對公共就業服務內涵的全面、細致的把握。理論認識上的模糊使得制度安排的具體工作難以向縱深發展，阻礙了公共就業服務制度的成功構建。由此，必須對公共就業服務這一特殊的公共品做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礎上選擇制度構建的具體策略。

(一)公共就業服務產品的特性

盡管公共就業服務的制度安排、任務、戰略和組織在不同的國家千差萬別，但各種職能服務產品卻有許多共同的基礎。下面以國際勞動組織公認的四項基本職能為支點(如表－1所示)，具體分析服務產品的特性。

1．職業介紹)——職業中介的市場化和個性化服務的公益性同時加強。職業介紹是公共就業服務的最基本職能，目的是為求職者和空缺崗位進行撮合。不管在我國還是西方國家，該職能的特性都經歷了一個從政府壟斷的純公共品到多元化供給主體的市場化過程。該職能的市場化表現在互聯網技術的載體之下的自助服務的普及。求職者可以利用各種自助設施進行工作的查詢而不再過多依賴公共就業服務工作人員。對于雇主而言，互聯網可以為他們解決最通常的勞動力供給的需要。這些都意味著普通的職業介紹職能弱化，而高質量的職業介紹市場化能力很強，一般由私人職業介紹機構來承擔。互聯網技術在弱化政府某些職責的同時，針對弱勢群體的個性化服務使公益性得以繼續體現，這表現在對無法或不能利用自助設施的弱勢群體、對不熟悉求職擇業的人以及長期失業的人員進行個別輔導。

2．勞動力市場調整計劃——政府為主導的多元化供給。失業的持續增長和勞動力市場的瞬息萬變，使崗位匹配、直接創造和維持就業崗位等傳統就業服務職能難以滿足宏觀勢態發展的要求。因此，勞動力市場調整計劃出現，并在很多國家成為替代職業介紹基本職能的主要職能。目的是利用政府干預的方式對勞動力市場供給和需求的失衡狀況作出調整，創造一種有利于勞動力市場開發新崗位的環境，以彌補政府在維持現有就業機會、創造持續性崗位中能力的不足。具體調整計劃包括求職幫助、培訓和教育計劃、直接創造工作崗位和工作經驗，以及其他各種綜合計劃。這些縱深領域的服務意味著服務受益群體的分化和范圍的縮小，通常以小組甚至是一對一的方式出現。這些調整計劃的種類繁多，有公益性較強的服務，也有需要收費的個性化服務，由服務受益群體的不同特性決定。由于勞動力市場中弱勢群體占大多數，需要政府在多元化供給中把持其主導地位。諸如教育和培訓一類的服務產品更多是由私人辦學機構來提供，因此政府必須與這些機構建立親密的合作關系，通過外包、特許經營或者“代用券”制度等市場化運作的方式實現與私人機構的合作。

3．管理失業補貼——消極的政府就業政策。失業補貼作為消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公共就業服務需要對其提供三種服務：提供求職幫助或再就業服務；持續資格認證與求職認證；對失業補貼計劃的總體管理。為平衡失業補貼的消極作用，幫助領取失業補貼的人員盡快重新就業，需要對其提供求職幫助，如制定求職計劃、接受教育培訓等，以作為繼續領取補貼的條件。這要求失業補貼與其他職能特別是勞動力調整計劃密切配合，建立合作伙伴關系，至少在補貼管理機構、公共就業服務和地方一級的一站式服務機構之間保持這種關系。

4．開發勞動力市場信息系統——政府和私營機構共同參與的競爭。勞動力市場信息開發職能對消除失業是間接性的，但它是自助服務最主要的信息提供者，這也決定了該職能的公益性。這一性質要求公共就業服務從全國范圍搜集、加工、解釋并勞動力市場信息，以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但對信息的需求也造就了私營市場，公共就業服務機構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服務提供者，是政府和私營機構共同參與的競爭

(二)公共就業服務中政府職責的界定

對公共就業服務產品性質的分析，初步明確了政府的職責。這些服務的強度隨受益群體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別，要想進一步明確公共就業各項服務的強度和界限，需要對受益群體的特性做詳細分析。

公共就業服務的客戶群體可以分為六大類：新失業者：長期失業者；新進入勞動力市場者；企業富余人員；殘疾人、農民工、婦女群體；想提高生活標準的已就業者(如表－2所示)。其中，新失業者是指原本有工作但因技能落后、所在單位關閉或者某些個人因素被拋入失業大軍，這些人缺乏渡過失業歷程的經驗，往往精神沮喪、求職迷茫，公共就業服務需要對其提供小范圍的求職幫助，教授求職技巧，提高求職信心，或者提供培訓使他們獲得新的技能。對長期失業者而言，他們往往經歷屢次失業打擊，學習能力較差，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再就業障礙，是最難也是最需要幫助的群體。需要實行“個案管理方法”，提供特殊就業咨詢，制定長期就業扶持計劃，進行持續追蹤調查。這一職能在很多國家都得到了細致縱深的發展。對于新進入勞動力市場者，通常指應屆畢業學生，他們掌握了最新的技能，但由于年輕而缺乏對職業的了解，公共就業服務除了對其提供職業介紹、求職咨詢等外，應提供針對學生特點的直接創業計劃，使他們盡快融入市場，使科技成果盡快轉化為生產力。企業富余人員在我國表現為下崗職工群體，他們一般技能落后，年齡較大，知識水平較低，需要接受再培訓和教育，掌握新的技能，或者提供創業計劃，直接創造就業崗位實現就業。對殘疾人、農民工和婦女這些比較特殊的失業群體，需要公共就業服務提供個性化或小組范圍的深入咨詢和教育培訓，提出針對他們自身特點的就業幫助。對想提高生活標準的已就業者，可以通過收費的方式予以提供或完全交由私營機構。

通過表－2的分析，公共就業服務要承擔的職責主要體現在勞動力調整計劃中，對于不同群體的服務強度有很大的差別。職業介紹一般通過自助方式實現，受益群體數量和規模也最大，是最低層次的服務；個性化服務或強化服務需要對求職者的技能、能力和興趣等進行評估，提供有針對，對工作人員素質的要求很高，需要較高層級的機構配合；這些評估會成為進入培訓、再培訓和創業計劃的關鍵，而培訓一類的最高層級服務需要更高級次的政府機構統一調配，使其能與私人辦學機構順利合作。

三、完善我國公共就業服務制度的政策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要想成功構建公共就業服務制度，平衡勞動力市場供需失衡的矛盾，降低失業率，實現和諧社會，必須完善這四大職能，并根據各職能的性質改善、調整就業機構的管理運行體制，建立起多層次、多主體、多樣化的就業服務制度體系，使公共就業服務的功效得以最大發揮。

(一)完善公共就業服務職能，建立多層次、多樣化的就業服務體系

1．建立統一的標準化的服務流程，為求職者服務。大多數公共就業服務的客戶群體所需要的求職幫助可以利用自助服務設施自行完成，互聯網的普及使這一職能的價值得以充分體現。瑞典每個月通過互聯網進入公共就業服務的人數相當于勞動力總數的6％。自助服務成為最基礎、最活躍的服務。新技術的普及要求對該層次的服務建立統一的標準化服務，便于監督管理和高效率服務。統一的標準化服務還體現在一站式服務中心的建立，將求職幫助、就業咨詢、職業分配、幫助填寫失業保險申領表、教育和培訓機會的信息獲取等職能整合在同一場所中，確保計劃和服務的一體化和綜合性，使客戶普遍得到服務。

2．為失業者提供一般服務。一般服務是對自助服務的補充和拓展。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弱化了傳統的職業中介職能，轉向提供更多的就業咨詢和指導，諸如組織求職技巧的講習班、大型職業招聘會、幫助求職者了解自己能力的職業指導、制定失業者連續性的扶持計劃等一對一的深入咨詢服務等。這些咨詢和指導往往與職業匹配服務相結合，同時它也為求職者接受后期的教育和培訓提供了指引。培訓和教育使缺乏技能的人掌握新的技術，提供的方式有很多，如脫產和教室課程、在崗培訓或二者結合，并根據勞動力市場需求隨時調整。這些調整計劃對幫助失業者提高就業能力、克服再就業障礙，重新融入工作環境效果明顯。

3．針對特定群體，提供特殊的強化服務。我國勞動力市場中的劣勢群體，包括年齡偏大、知識水平偏低、屢次就業失敗的國企下崗職工、缺乏勞動技能的農民工、殘疾人、婦女群體，以及因吸毒、酗酒、育嬰、債務等個人問題而失業的群體等。對這些群體的就業幫助是公共就業服務公益性的集中體現。針對該群體的特性，需要發展特殊服務。(1)特殊就業咨詢。需要針對他們的心理特點提供深入面談，進行行業測試，推薦職業，甚至陪伴他們面試求職。這需要高素質的工作人員，并與社會救助等服務相配合。(2)培訓教育。但因為這些群體的學習能力相對較低，培訓教育比較困難，成效不顯著。(3)直接創業計劃。提供直接的就業崗位通常是針對該群體最直接的需要提供有效的求職幫助。一般要借助于社區、街道、中小企業等提供一些臨時性、短期的崗位，建立非正規就業體系，政府提供必要的財政補貼，甚至直接參與崗位的創造，使該職能成為一項幫助弱勢就業群體的基本社會保障“安全網”。

(二)構建合理的公共就業服務管理模式

1．權力下放，建立多中心的就業服務體系。公共就業服務機構作為一種專業性、地方性較強的公益機構，應當采取政事分開、自主管理的模式，地方服務機構有自己相對自主的權利，形成在政府委托之下覆蓋全國的服務網絡。在政府的監督管理之下，大力開展地方機構，充分利用地方的信息優勢，密切與用工單位的合作關系，根據當地的經濟結構、就業結構靈活提供服務。(1)專業性設置。針對不同的服務群體，設置下崗職工再就業中心、進城務工農民就業中心、青年就業中心、臨時就業中心等，充分發揮專業化優勢。(2)地區性設置。根據不同地區勞動力市場人口密集度、供需狀況等設置社區就業服務中心，并采取多元化主體的供給模式，由政府機構、私營組織以及非營利性組織共同參與，充分發揮信息優勢，根據轄區勞動力市場特點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當然，保證這些服務中心之間的交流合作，政府必須承擔起統一協調的職能，抵消結構調整對整個勞動力市場的負面影響，實現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

2．部門整合，加強政府各相關職能部門的密切合作。實現就業或再就業是一項涉及眾多政府職能部門的綜合性工作，需要各部門密切配合協調，予以充分支持。(1)通過電子政務的建設使政府各職能部門及社會組織實現橫向對接，協同開展工作，聯動辦理業務，使求職者可以享受到全方位的服務。(2)建立專業化就業市場，搭建縱向的統一就業體系，使部、省廳及區(縣)、街道、社區連接，確保就業政策頒布實施、就業服務開展的連貫性和準確性。

3．打破政府壟斷，提供競爭性的就業服務。就業服務領域需求的多樣化為私營機構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要求政府必須打破壟斷，主動與私營機構合作，建立競爭性的就業服務體系。(1)開發勞動力市場信息；(2)勞動力教育和培訓；(3)可以有效監控的服務，如失業保險的管理、失業人員的管理等。可以采取的契約合作模式有外包、市場測試、“代用券制度”，以及純粹的私有化。政府要根據不同的就業服務公益性強弱，承擔起相應的職責。對公益性較強的服務在外包過程中，政府要予以資金支持，嚴格監控，保證弱勢群體能夠免費獲得公平、公正的服務。

篇（7）

體育是人類所特有的一種極為復雜的社會文化現象。它的全部運動、變化和發展，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因素的制約。任何歷史時代的體育，都是由社會物質生活要求和它提供的可能決定的。體育從它產生時起，就同人類進行物質資料的生產活動緊密結合起來，適應和反映現存的生產方式。體育和經濟發展的密切關系主要表現在體育需要經濟和體育在發展國民經濟中的作用。體育的發展與改革必須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

一、體育與經濟基礎發展的關系

1、體育需要經濟基礎支持

“經濟”一詞，在應用時有多種含義：有時指經濟基礎，有時指經濟活動，有時又指國民經濟各部門，在日常用語中，有時指節約或節省等。我們這里講體育與經濟的關系，是泛指體育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關系而言的。

一般地說，體育是既受生產力制約，又受生產關系制約的一種增強人的體質的社會文化活動。從生產力看，原始社會的生產力是極為低下的，因而反映在體育內容上也是極為貧乏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為體育的發展提供了先進的物質技術條件，使體育進入了近代和現代的發展。一些經濟發達國家的體育迅速發展，成為體育發達國家或世界體育強國。所以，從總體上講發達國家的體育事業水平高，而發展中國家的體育事業水平較低。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希望成為世界體育強國是不可能的。

對體育發展與經濟實力的關系應有辯證的理解。體育的發展必然受到經濟條件的制約，其發展規模和發展水平，從總的方面來說，取決于國民經濟發展的水平，但是，由于競技體育的發展主要是直接受整個經濟實力的制約，不像群眾體育更多地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影響。

2、體育促使國民經濟的發展

經濟制約體育，體育對經濟的發展有反作用，即體育的經濟功能。所謂體育的經濟功能，就是指體育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各種能力，或者說，就是通過體育服務的生產與交換，經過體育的主體—人—的消費而對社會物質生產部門、非物質生產部門以及人們生活消費所產生的各項經濟機制的總和。它是體育經濟學研究的基本理論問題之一。認為，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結合，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的方法。這就充分說明體育是實現社會主體——人——的全面發展的必要的手段和方法之一。在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事業中，體育發揮的作用如何，是衡量體育價值的根本尺度、最終尺度。這就充分肯定了體育在社會經濟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我們所研究的體育經濟功能是聯系和相互統一的，它統一在社會主義勞動者身上。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人是社會的主體，人的發展是社會一切活動的根本目的；同時，人又是社會生產力要素中的根本要素。而體育的一切運行機制又恰恰是作用在這一社會主體和社會生產力的基本要素上。這主要表現為勞動者體力和智力的全面發展以及勞動力質量的提高。體育的經濟價值和經濟功能的深刻內涵正在于此。因此，在研究體育的經濟價值和功能時，一方面要牢記體育服務的生產要滿足人的需要，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另一方面，也要充分發揮體育的經濟功能，不斷發揮其提高社會生產力、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過去我們一直認為體育是一個純消費部門、娛樂部門，一般只注重其強身健體、延年益壽、觀賞娛樂等方面的功能，而對體育的經濟功能研究不夠。現在我們研究體育的經濟功能，就是為了破除這種陳舊的觀念，也是為了充分揭示體育在促進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從而讓全社會來重視體育工作以及增加對體育部門的投入。

二、現階段我國體育文化產業發展與現狀

1、體育文化轉化為體育產業，出現多元化格局

隨著市場經濟的轉型，體育也從單純的體育文化活動發展成為體育文化產業，成為經濟的一部分。體育管理體制也由過去高度集中、形式單一的體制，逐步轉向多形式、多渠道、多層次的多元化體制，表現為所有制的多元化和經營方式的多元化。目前，我國體育部門的所有制形式是多元化的，國營、集體、個人、私營、外資、中外合資等各種經濟成分均活躍在我國的體育市場上，經營方式也趨于多元化。公益性體育服務與經營性體育服務同時并存于我國的體育服務領域。

2、體育文化產業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日益密切

通過發展體育運動，提高勞動者素質，培養拼搏精神；利用運動競賽傳播信息、擴大商品銷售；為社會提供體育服務商品，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促進和體育有關的產業的發展等，為市場經濟發展提供服務。同時，體育的要素全方位進入市場，競賽、表演、培訓、咨詢、無形資產的開發等都可以采用招標、拍賣等市場經濟的手段來運作。

3、體育產業發展布局的不平衡性

由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帶來體育發展布局的不平衡性。一般來說，城市體育發展要快于農村體育發展，沿海地區體育發展要快于內地體育的發展。

三、對當前我國體育文化產業發展的思考

1、體育產業要為保證勞動力的健康發揮作用

體育對物質資料生產發展的作用，集中到一點，就是體育服務產品的生產、交換、消費過程對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作用。那么，體育對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有什么作用呢？概括起來說，主要表現在體育是發展和保護勞動力、提高勞動力質量，特別是提高勞動力身體素質的重要因素。勞動力的素質包括身體素質、文化技術素質、思想道德素質。體育經濟功能的特點，主要表現在提高勞動者的身體素質上，而勞動者的身體素質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健康狀況。健康狀況是指勞動者生理機能運轉的能力，無病、生理機能正常運轉，稱之為健康；健康還表現為人體對疾病的抵抗力和對外界環境的適應力。因此，患病率和對外界環境的適應率是衡量勞動者健康狀況的重要指標。（2）體力和精力狀況。體力和精力是勞動者進行勞動和運動的動力，它和勞動者的健康狀況密切相關。它是勞動者進行勞動和工作、訓練并提高效率的先決條件。（3）生命力和壽命的狀況。生命力和壽命是勞動者生存能力的表現。它是前兩種素質的延續和效果歸宿，是勞動者進行勞動、工作、運動、訓練的有效性的先決條件。勞動者身體素質的提高，一靠物質條件，增強身體營養；二靠體育鍛煉。而勞動者身體素質的提高，又是勞動者文化素質和思想素質提高的物質基礎。因為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的身體素質不僅直接決定體力活動的質量，而且也直接影響著腦力活動。身體素質好，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充沛的體力和精力從事科學技術的學習和研究。著名的科學家居里夫人常說：“科學的基礎是健康的身體。”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也說過：“如果不活動，我幾乎不能思維。因此，必須使我的身體處于動態，我的思想才能開始活動。”體育服務產品和體育實踐在勞動力的成長過程中具有一種不可替代的作用。體育不僅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健康的勞動力，而且也為勞動力繁衍后代、提高中華民族身體素質奠定了先天基礎。

2、開發豐富多彩的體育文化產業

現在體育活動的內容是傳統項目與現代項目并舉，娛樂、旅游、商貿與體育結合，中西體育結合，體育與文化融為一體，而過去只是做體操、打球、爬山、游水等。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價值觀念、社會習俗以及生活方式、思維方式都在發生新的變化，健康、文明、科學的生活方式為廣大人民所接受，因而體育活動項目的單一化已被體育發展的多樣化所代替，如臺球、保齡球、門球、地擲球、壁球、女足、帆板、健身、健美等體育內容，已在我國人民群眾中廣為接受，有的地區已廣泛開展，真可謂五彩繽紛、豐富多彩。由于體育的發展，很多傳統項目更加活躍，如龍舟、舞獅、舞龍、武術、氣功等也是內容多樣。再加上人們利用節假日、慶典、商貿活動與體育結合在一起，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在現代智能社會、信息社會里對提高人口素質的作用就顯得格外重要。同時，智能社會、信息社會也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另一方面影響，就是使人們從沉重的體力勞動和工作中解放出來，這無疑提高了人們幸福生活指數。

3、積極發展與體育相關的第三產業

體育是一個產業部門，而且屬于第三產業涵蓋的內容。因此，體育對第三產業的作用，是指第三產業內部各產業部門之間的互補作用或相關作用。概括起來有兩組相關互補作用。由于體育運動的發展，增加了對運動服裝、運動器材等和體育有關的工業部門產品的社會需求，因此這些企業的生產規模會隨之擴大，對勞動者的需求也會相應增加。由于體育運動的發展，增加了對第三產業相關服務產品的社會需求，推動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因而第三產業相關部門對勞動者的需求也會相應增加。

四、結論

體育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的經濟功能，奠定了體育文化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體育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是提高勞動者身體素質、促進生產力進一步發展、進行物質文明建設的重要手段，也是建立文明、健康、科學的生活方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質量的重要途徑。

【參考文獻】

[1] 徐博.試論體育文化的民族性—關于我國當代體育文化研究根據的思考[J].人民論壇，2013.20.150-151.

篇（8）

為了實施科教興市和人才強市戰略，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加強技能培訓，提高勞動者素質，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步伐，增加勞動者收入，促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早日實現，根據市人大常委會的工作部署，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王友忠帶領教科文衛委員會成員于近日對市直及蘭山、河東、費縣、臨沭4縣區的職業教育工作情況進行了調研。最好的原創免費公文站 調研組認為，近年來，在市委的領導下，市政府及有關部門認真貫徹實施職業教育法律法規及有關政策規定，加強領導，強化措施，加大投入，深化改革，職業教育工作得到了長足發展，職業教育規模進一步擴大，服務經濟社會的能力明顯增強，為全市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了人力和智力支持，發展勢頭良好。主要表現在：職業教育工作得到快速發展，初步建立了專業基本配套、結構大體合理、面向市場辦學并與其他教育相溝通的職業教育體系；多元化投資興辦職業教育的格局初步形成，呈現出以公辦學校為龍頭、民辦學校為主體、企事業單位辦學為補充的市場化、多層次的職業教育格局；職業技能鑒定工作和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取得新成就；農村勞動力培訓轉移成效明顯，農業和農村經濟得到較快發展；職業技能人才就業安置形勢良好，收入明顯提高，經濟和社會效益顯著。

調研組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也指出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主要是：有的地方對職業教育工作重視不夠高，認識不到位，重普通教育、輕職業教育的現象仍然比較突出；個別地方對職業教育法律法規及有關政策貫徹落實不夠好，投入不足，職業教育的體制不夠健全；有的地方學校辦學條件較差，辦學模式單一，規模較小，實驗實習設施落后，教學方法陳舊，質量不高，特色不突出，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造成了教育資源的浪費。

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如下建議：最好的原創免費公文站

一要進一步提高認識，加強領導，營造職業教育發展的良好氛圍。要從落實科學發展觀、執政為民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高度去認識，進一步增強緊迫感和使命感，認真貫徹落實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精神和《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加大宣傳教育和引導力度，使全市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了解、支持職業教育，辦好職業教育，提高職業學校在校生與普通高中學校在校生的比例，推動全市職業教育事業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二要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深化職業教育教學改革，建立健全科學靈活的職業教育體制和機制。要按照“分級管理、地方為主、政府統籌、社會參與”的職業教育管理體制，認真落實市級政府對職業教育的統籌職責，建立健全評估考核體系，搞好“雙元制”職業教育培訓，大力實施“訂單式”辦學、“菜單式”教學的模式，積極推進教育教學改革，進一步完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三要積極探索多元化投資辦職業教育的路子，大力發展職業教育。要按照“政府主導、依靠企業、充分發揮行業作用、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公辦與民辦共同發展”的多元化辦學的方針，制定發展職業教育事業的優惠政策，鼓勵支持多渠道、多形式興辦職業技能教育學校；建立政府、企業、社會和個人多元化的投資機制；大力扶持龍頭職業學校，擴大辦學規模，改善辦學條件和實驗設施，增強職業教育發展活力。四要突出重點，加快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培訓、下崗職工再就業和初高中后落榜學生職業技能培訓工作的步伐。要進一步增強為“三農”工作和促進就業再就業工作的服務意識，加強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培訓和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培訓工作；繼續做好技能扶貧工作，建立健全職業教育困難學生的資助制度，保證貧困家庭學生完成學業；注重加強對初、高中后落榜學生的職業技能培訓工作，加快人力資源的開發，為全市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人力和智力的保障。

篇（9）

中圖分類號：D412.6；C912.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3）04-0030-06

一、引言

農民是農業生產和農村社會的主體。改革開放以后，我國農民階層在制度結構和市場機制的共同作用下出現了分化（萬能等，2009）[1]，不再是單一的同質性群體。農民分化的形式是職業分化，本質是經濟分化（劉洪仁等，2005；許恒周等，2011）[2][3]。職業分化的研究以陸學藝（1989；1990）[4][5]的“階層論”最具代表性，他按照職業差別把我國農民群體分為農業勞動者、農民工、雇工、農村知識分子、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主、鄉鎮企業管理者、農村管理者八個階層。經濟分化也被廣泛研究，主要是根據收入標準、收入來源結構、經濟與就業狀況等對農民群體進行劃分（林堅等，2006；陳柏峰，2009；陳會廣等，2010；賀雪峰，2010；張立軍等）[6][7][8][9][10]。

1978年以來，我國農民階層主要發生過兩次大的分化：第一次是在家庭承包制實施以后，農民以“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形式為主向鄉鎮企業流動；第二次是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今，農民以“離土又離鄉、進廠又進城”形式為主向城市流動。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1年我國農民工數量達2.5億，成為中國社會結構中一個獨立的階層。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每年約有1 500萬農村居民轉變為城鎮居民，人口城鎮化率由1982年的20.9%提高到2010年的49.7%。農民階層快速分化，伴隨而來的是農村社會結構的深刻演變，以及農村社會問題的日益復雜。在這樣的背景下，只有深入分析我國農民階層分化的特點和發展趨勢，才能在宏觀上準確把握我國農村社會的發展方向，也才能有效預見農民階層分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因而對穩步推進我國經濟社會的轉型和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二、我國農民階層分化的特點

（一）多元性

多元性是我國農民階層分化最基本的特點。改革初期，家庭承包制的實施，解放了農村勞動力，獲得經營自的農民生產積極性高漲，農村勞動力剩余凸顯，迫切需要向農外轉移。此后，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人口遷移限制政策松動，市場化用工制度和多種所有制企業形式被采用，使我國農民階層空前浩蕩地由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由農村向城鎮擴散，逐步形成了農民階層在職業屬性和收入來源上的多元化特征，這種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職業屬性多元化。從表1可以看到，鄉村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占鄉村就業人員的比重由1978年的92.4%下降至2010年的67.4%，這是農民不斷向非農產業轉移的表征。其中，相當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往鄉鎮企業、鄉村私營企業和個體經濟轉移。1978―2010年，鄉村就業人員在鄉鎮企業就業的人數由2 827萬人上升至15 893萬人，比重由9.2%上升至38.4%；1990―2010年，鄉村就業人員在私營企業就業的人數由113萬人上升至3 347萬人，比重由0.2%上升至8.1%；同期個體經濟就業人數由1 491萬人上升至2 540萬人，比重由3.1%上升至6.1%。另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往城鎮轉移，就業于不同行業和工種。據國家人口和計生委流動人口司的監測數據，2010年流動人口中40.4%在私營企業，33.5%在個體工商戶，12.6%在“三資”企業；39.6%從事制造業，17.9%從事批發零售業、10%從事住宿餐飲業、8.8%從事社會服務業、5.8%從事建筑業。

第二，收入來源多元化。隨著職業屬性的多元化，農民群體的收入來源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以前農民階層的收入途徑比較單一，主要源自農業，改革開放以后，農外收入的比重逐漸上升，且渠道多樣。我們以農村居民家庭經營純收入的來源結構為例進行考察。從表2可以看到，1990―2010年，農業領域的經營收入年均增長率為8.4%，占比由84.6%下降至74.1%，年均下降0.7%；而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郵電業、批發零售貿易及餐飲業、社會服務業以及文教衛生業等領域的經營收入年均增長率均大于農業，所占比重也整體呈上升趨勢，其中批發零售貿易及餐飲業由3.1%上升至8.0%，年均增長4.8%，工業由2.3%上升至4.0%，年均增長2.9%，文教衛生業收入占比近10年年均增長4.7%。

（二）不徹底性

我國農民階層的分化并非一次性到位，而是分階段逐步推進；以職業為基礎的分化并沒有完全實現，兼業化現象十分普遍；進城農民多數沒能轉為城市居民，而是奔波于城鄉之間，被稱為“農民工”。這些構成了我國農民階層分化的不徹底性特征，具體體現在：

第一，分化階段的過渡性。我國農民的分化過程包括職業轉移、地域遷移和身份變更三個環節，這三個環節順次展開、依序遞進。由于城鄉二元體制改革滯后，我國農民分化的階段過渡充滿艱辛。例如，部分農民進城后找不到工作或者就業不穩定，經常流動，頻繁更業，使他們無法順利完成職業轉移；多數進城農民無力在城市購買住房或無力支付昂貴的房租，只能居住在城鄉結合部，居住環境甚至差于農村，進城農民并沒有真正完成生活空間的地域遷移；由于從事職業、居住環境、生活質量以及人力資本等方面的負面特征，進城農民被邊緣化，飽受歧視和不公正待遇，缺乏社會認同，社會身份變更困難重重。

第二，分化職業的不穩定性。我國農村社會分工水平較低，非農就業機會仍顯不足，農民非農化的職業分化還沒有達到比較穩定的程度，兼業化現象十分普遍。多數農民農忙時參加農業勞動，農閑時參加非農勞動。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民參加非農化勞動的時間較過去已明顯增多。有的農民外出務工經商多年，由于考慮到非農職業的不穩定性，仍然在農村保留土地承包經營權，增加從事非農化職業的保險系數。據國家人口和計生委流動人口司2010年流動人口監測數據，20.8%的農民工有返回戶籍所在縣（市、區）就業的打算，在當地居住不到一年的流動人口打算返鄉的人數比例高達24.8%，有73.9%的農民工不愿意“農轉非”。

第三，分化身份的不完全性。完成職業轉移的農民尚未完全切斷與傳統農民的身份聯系。例如，已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在其他經濟單位從業的農民，在戶籍所在村憑“成員權”資格坐享一份集體經濟收益；相當一部分非農勞動者保留著承包地，以各種方式從事著部分農業勞動；進城就業的農民工，戶籍仍然在農村，沒有被城市完全接納，有的農民即使早已不務農，甚至沒有土地，但依然是農民身份，未能完成市民化。從表3可以看到，我國農業戶籍人口從1978年的81 029萬人增加到2009年883 60的萬人，占全國人口的比重從84.2%下降到66.2%，年均減少0.8%，但是鄉村人口從1978年的79 014萬人減少到2009年的71 288萬人，比重從82.1%下降到53.4%，年均減少1.4%，農村人口減少的速度快于農業戶籍人口；同理發現，非農業戶籍人口增加的速度慢于城鎮人口，說明有一部分進入城鎮的農業人口并沒有改變戶籍，完成市民化。

（三）非均衡性

由于我國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以及農民分化的多元性特點，導致農民分化呈現出非均衡的特征，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分化的區域非均衡。首先，農民分化程度在地域上呈現差異。我國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明顯，東部地區發達，是吸納中西部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重要載體，中、西部地區相對落后，成為非農勞動力的輸出地，農民階層的分化程度呈現出由東向西依次漸弱的狀況。例如，我國非農階層的總人口約占全國農村總人口的45%，西部地區云南省的非農階層總人口比例不到30%，兩者相差15個百分點；若與東部農村相比，差距會在1倍以上。其次，農民分化所從事的非農產業在地域上呈現差異。國家人口和計生委流動人口司統計了2010年各地區流動人口的行業分布，西部地區制造業、建筑業的流動人口分布比例分別為44.3%和8.2%，明顯高于東、中部地區；東部地區批發零售業、社會服務業等第三產業流動人口的分布比例分別為26.9%和9.1%，高于中、西部地區。再次，農民分化后的收入分配在地域上呈現差異。同樣來自國家人口和計生委流動人口司的數據顯示，在各地區流動人口的收入分配上，東部地區人均月工資為2 600元，中部為2 363元，西部為2 142元，東部地區高于中、西部地區。

第二，分化的城鄉非均衡。首先，農民分化后城鄉收入差距依然擴大。1978―2010年，我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從133.6元增長至5 919.0元，增長了44.3倍；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從343.4元/人增長至19 109.4元/人，增長55.6倍；城鄉收入比從2.6∶1上升到3.2∶1。其次，農民分化后城鄉收入差距呈現地域性。從表4可以看到，北京、上海城鄉收入比最小，為2.3∶1，云南城鄉收入比最大，為4.3∶1；與1997年相比，2008年收入比累計上升幅度中，云南最小，僅5.7%，上海最大，達到45.8%。此外，東部地區城鄉收入比分布在2.3∶1～2.7∶1，中部地區城鄉收入比分布在2.7∶1～2.9∶1，西部地區城鄉收入比分布在3.2∶1～4.3∶1，東、中部地區低于2008年全國平均水平（3.3∶1），西部地區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收入比升幅方面，東部地區平均為28.2%，中部地區平均為32.5%，西部地區平均為19.3%。

第三，分化的內部非均衡。首先，分化農民在收入水平上呈現差異。如表5所示，城區農戶勞均純收入最高，兼業農戶次之，純農戶最少；經計算，1984―2000年，純農戶人均純收入的年均增長率為6.0%，兼業農戶為6.4%，城區農戶為7.8%。換個角度看，如表6所示，2010年我國低收入戶人均純收入與消費支出分別為1 869.8元和2 535.4元，中等收入戶為5 221.7元和3 963.8元，高收入戶為14 049.7元和8 190.4元，高收入戶的人均純收入和消費支出分別是低收入戶的7.5倍和3.2倍。從低收入戶到高收入戶，消費占收入的比重呈遞減趨勢。其次，農民工在不同行業和不同地區的收入水平呈現差異。據國家人口和計生委流動人口司統計，2010年住宿餐飲業、社會服務業以及制造業農民工的人均月收入水平較低，約2 000元，金融保險地產業、倉儲與交通運輸業和電煤水生產供應業農民工的人均月收入水平較高，約3 000元；從地區來看，東部地區農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較高，達到2 339.4元，中、西部地區較低，分別為1 976.2元、1 983.6元。

三、我國農民階層分化的發展趨勢

（一）農民工階層固化

農民工是在城鎮從事非農勞動，主要依靠工資收入生活的農村戶籍勞動力。二、三產業的蓬勃發展和對更高收入的追求，促使大量農民離土離鄉進入城鎮就業，但他們不能享受附著在城鎮戶口上的各種經濟社會權利，“亦工亦農、亦城亦鄉”的農民工成為中國社會結構中一個獨立的階層。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不斷推進，農民工群體的規模將不斷擴大。國家統計局于2008年底建立了農民工統計監測調查制度，相關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2 542萬人，2009年為22 978萬人，2010年為24 223萬人，2011年達到25 278萬人，2011年農民工數量是2008年的1.1倍，年均增長率為3.9%；從逐年增長率來看，2009年為1.9%，2010年最高，達到5.4%，2011年有所下降，但仍高于2009年，為4.4%。

在農民工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農民工內部也出現了代際更替，“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農民工階層的主體，并在整個社會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國家統計局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專項調查指出，2009年全國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達到8 487萬人，占外出農民工總數的58.4%。此外，新生代農民工在擇業時，比較注重工作環境和職業前景，并且，據調查近90%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產。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隨著農民工內部代際更替，農民工階層將會越來越脫離農村和農業，越來越融入城市和非農產業。

（二）進城農民市民化

由于城鄉二元制度改革滯后，農民工仍是農民“身份”，沒有真正轉為市民。然而，農民分化的過程是要最終實現社會身份的徹底改變，因此農民工階層的沉淀只是農民分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進城農民的市民化是今后主要發展趨勢。

我國的基本國情是農村人多地少。農村人地關系高度緊張，制約了農民收入增長及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根本出路是減少農民。進城打工的農民由于無法在城市定居，成為城鄉“兩棲人口”。農民工不能市民化，就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農村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局面；目前我國進入了統籌城鄉發展的新時期，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題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不再僅僅是幫助農民就業和增收，或者保護“農民工”權益，而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及其家人進城后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經濟和社會權利，成為真正的城市市民。因此，推動進城農民市民化，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不僅能夠有效緩解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而且，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10）的一項研究顯示，每年多市民化1 000萬人口（700萬農民工加上其撫養人口），可使經濟增長速度提高約1個百分點。可見，進城農民市民化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途徑，對于推動經濟增長也具有重要意義。國家人口和計生委流動人口司對中長期人口流動遷移和城鎮化發展態勢進行了分析，指出：2010年我國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9.7%，未來20年，城鎮化將以較快的速度推進；2020年，我國城鎮人口將超過8億，未來10年累計需轉移農村人口1億以上。如此龐大的進城農民，市民化進程將任重而道遠。

（三）農村居民結構異化

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進城農民市民化，鄉村人口比重將會持續下降，農村居民結構也將逐漸發生變化。這主要表現在農村家庭在收入和地區分布上的人口結構、人力資本結構、土地稟賦和收支結構等方面將會存在差異。

第一，農村家庭在收入上的人口結構、人力資本結構、土地稟賦和收支結構會存在差異。從表7可以看出，2009年，從低收入戶到高收入戶，每戶常住人口和勞動力逐漸減少，與2002年相比，戶均常住人口有所減少，勞動力有所增加；勞動力文化程度方面，較高收入戶主要是高中及以上學歷，較低收入戶主要是初中及以下水平，與2002年相比，高中及以上學歷比重明顯提升，尤其是大專及以上水平；經營耕地面積方面，從低收入戶到高收入戶，人均畝數逐漸增加，與2002年相比，較高收入戶的人均畝數增加明顯；家庭總收入和家庭總支出與2002年相比，高收入戶均增長2倍以上。可以預測，隨著農民分化進程的推進，不同收入水平的農村家庭結構差異將愈加明顯。

第二，農村家庭在地區上的人口結構、人力資本結構、土地稟賦和收支結構會存在差異。如表8所示，2009年，從東部到西部地區常住人口和勞動力逐漸增加，而全國平均水平與2002年相比，戶均常住人口有所減少，勞動力有所增加；勞動力文化程度方面，東、中部地區主要是初中及以上學歷，西部地區主要是初中及以下水平，全國平均水平與2002年相比，初中及以上學歷所占比重明顯上升，尤其是大專及以上水平；經營耕地面積方面，中、西部地區人均畝數高于東部地區，全國平均水平與2002年相比，增加了0.3畝/人；家庭總收入和總支出方面，從東部到西部地區逐漸遞減，全國平均水平與2002年相比，總收入與總支出分別增長1.6倍和2.1倍。同樣可以預見，隨著農民分化進程的推進，不同地區的農村家庭結構差異會逐漸擴大。

四、結論與思考

改革以來，我國農民階層出現了分化。這使得農村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農村社會問題日益復雜。深入分析我國農民階層分化的特點和發展趨勢，有利于宏觀把握我國農村社會的發展方向，預見農民分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從而推進我國農村社會的轉型和發展。我國農民階層分化的特點包括多元性、不徹底性和非均衡性。其中，多元性表現為農民就業在單位性質、行業分布、職業類型和收入來源等方面的多元化，不徹底性體現在農民分化階段的過渡性、所從事的職業不穩定及農民分化身份的不完全性，非均衡性具體指農民分化在區域、城鄉和內部之間的失衡。農民工階層凝固化、進城農民市民化及農村居民結構異化是我國農民分化的發展趨勢。需要指出的是，進城農民市民化是農民分化最主要的發展趨勢，但并不是所有農村居民都要市民化，已進城的農民也不是全部要市民化，他們可能由于主觀或客觀原因而退出城市；農村居民結構異化從某種程度上說是農民分化的必然結果，是城鄉共享現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體現。

農民階層分化是我國農村社會轉型的必然趨勢，它為我國農村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動能，具有積極意義，但農民分化所附帶的一些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諸如，農民分化過程中職業和收入來源的多元化及非均衡發展是否會拉大農民的收入差距，增加農民內部的不平等程度；農民分化階段的過渡性所引發的職業不穩定及社會身份的不完全不可避免地涉及社會沖突和整合問題，屆時社會和經濟權利的配置又會產生巨大的交易成本；農民內部階層的多元化和復雜性使得他們的利益訴求不一致，那么是否會對農村社會建設產生消極影響；大量農民外出進城打工，是否會影響到農業生產，進而產生嚴重的空心村現象和空巢家庭問題。這些都需要在掌握農民階層分化的特點和發展趨勢的基礎上進一步思考。

參考文獻：

[1]萬能，原新.1978年以來中國農民的階層分化：回顧與反思[J].中國農村觀察，2009，（4）：65-73.

[2]劉洪仁，楊學成.轉型期農民分化問題的實證研究[J].中國農村觀察，2005，（4）：74-80.

[3]許恒周，郭忠興.農村土地流轉影響因素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基于農民階層分化與產權偏好的視角[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1，（3）：94-98.

[4]陸學藝.重新認識農民問題――十年來中國農民的變化[J].社會學研究，1989，（6）：1-14.

[5]陸學藝，張厚義.農民的分化、問題及其對策[J].農業經濟問題，1990，（1）：16-21.

[6]林堅，馬彥麗.我國農民的社會分層結構和特征――一個基于全國1 185份調查問卷的分析[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1）：15-21.

[7]陳柏峰.土地流轉對農民階層分化的影響――基于湖北省京山縣調研的分析[J].中國農村觀察，2009，（4）：57-64.

[8]陳會廣，單丁潔.農民職業分化、收入分化與農村土地制度選擇――來自蘇魯遼津四省市的實地調查[J].經濟學家，2010，（4）：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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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國際投資是國際間資金流動的一種重要形式，是投資者為獲得一定經濟效益將其資本投向國外的一種經濟活動。國際投資包括本國的對外投資和本國接受的外國投資。按照投資方式的不同，國際投資又可分為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是指一國的對外投資者為取得國外企業經營管理上的有效控制權而將生產要素（如資金、技術、原材料和零件、管理經驗、銷售情報等）投放到東道國，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經濟行為。

中國一直堅持對外直接投資，近年來投資范圍更廣，力度更大。這與當前國際國內的經濟形勢有極大的相關性。理論的更新和重新審視，有助于我們認識到現階段中國開展FDI的必要性；對開展FDI給中國帶來實際效果的討論，則有助于我們理解現階段中國開展FDI的現實意義。

二、理論基礎

（一）借鑒西方FDI理論

海默的壟斷優勢論，巴克利、卡森的內部化理論，鄧寧的國家生產折衷論，都強調一個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前提是要具有一定的優勢競爭地位。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在經濟上有自己的既有優勢，對于企業而言，只要國外存在可供利用的而國內暫時沒有或難以取得的有利經營條件，他們就可以通過FDI來謀求這種優勢。而費農的產品生產周期理論認為，產品要經歷形成、成長、成熟和衰退的階段。現階段中國既有在創新方面比較落后的領域，又有很多居于領先水平的產品。加強市場調研，開拓新的市場，創造新的內容，以對外直接投資為手段，可以延緩這些創新產品的生命周期。

（二）更新理論

如果我們完全按照這些典型的現代西方經濟學家的國際投資理論來看，中國總體上存在著資金不足和技術落后的特點，不具備發展FDI的競爭優勢地位。[1]但在實際經濟生活中，不少中國企業都走上了對外直接投資的道路，甚至還打入了發達國家的內部市場。所以要明確中國開展FDI的理論基礎，我們必須跳出西方國際投資理論，在結合中國現階段經濟轉軌現實和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基礎上，以一種新的符合實際情況的視角來分析。

1.大國綜合優勢理論

現階段，中國的“轉型”表現在傳統經濟與現代經濟、粗放經濟與集約經濟并存，“多元”表現為多元的地區結構、經濟結構及技術結構的并存。基于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考慮，中國應該以由“多元結構”所形成的“整合性”優勢為依托，從發展中大國的現實——地區多元化、經濟多元化、技術多元化的特點出發，推演出優勢多元化、動機多元化、主體多元化、產業多元化、區域多元化的特點，整合這種多元化的資源，就形成了“大國綜合優勢”，從而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獲取最佳的利益。近年，我國已形成較為可觀的物質技術基礎，工業部門比較齊全，一些傳統的工業部門如輕紡、機電等在生產能力、生產技術或成本方面較一些發展中國家甚至部分發達國家有一定的比較優勢；一些實用技術和設備對發展中國家具有較強的適用性和吸引力。我國綜合國力、外匯儲備和居民儲蓄等均比過去有較大增長，從而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能力也大大增強。

2.比較優勢理論

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了國家之間進行進出口貿易的原因，而程惠芳在《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優勢研究》中提出的比較優勢理論，是指一國投資者在跨國投資活動中，在生產要素配置能力、產品生產與銷售的效率與效益、投資產業和區位選擇、國際市場進入與退出能力，以及從本國政府及宏觀經濟環境中所能獲得支持等方面與國內外其他投資者進行綜合比較所反映出來的相對優勢。比較優勢理論必須作為中國FDI的理論依據，中國的FDI應充分利用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競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二是適用技術。首先，中國勞動力豐富，勞動力價格在國際市場上十分低廉，中國致力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并擁有出口該類產品的比較優勢。而且為了進一步強化這一優勢，中國正在對勞動密集型產業進行人力資本和技術的投入，使其轉化為智力勞動密集型產業。其次，中國擁有適用技術。雖然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缺乏尖端技術，現有的先進技術也缺乏競爭力；但同廣大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擁有先進的技術和生存經驗，可以成為技術輸出國，而同部分發達國家的部分領域相比，中國可以生產中低檔的同質產品，然后在價格競爭上發揮比較優勢。

3.發展階段理論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即學習型投資；一類是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即競爭策略型投資。就現階段而言，中國既有對發達國家的FDI，又有對發展中國家的FDI，說明自身技術已經積累到一定程度，需要進一步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范圍和渠道。

三、現實意義

1.有利于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進一步增長

對外直接投資是一種充分利用國外資源的經濟行為。例如對勞動力廉價的國家進行跨國投資，可以使本國企業充分利用國外豐富勞動力，以較低的生產成本取得較高的經濟利益。同時，我國海外企業在東道國當地生產經營，可以充分利用當地的各種生產資源和有利政策，及時收集與反饋當地市場信息，對擴大我國的全球市場占有率有很大的作用。當前由于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低迷貿易形式影響到我國對外貿易實體。外部需求萎縮，人民幣升值壓力以及生產過剩，使我國經濟增長難以依靠出口拉動。在這種低迷的經濟背景下，中國應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帶動貿易的增長，增加國內資金的運用率。而且，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和技術隨著FDI　傳播到東道國，對我國相關技術、商品勞務的出口有帶動作用。

2.有利于避開外國的貿易壁壘

中國在對外貿易中，憑借勞動力和價格優勢，出口商品一直以來都面臨著反傾銷調查。而且隨著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全球經濟危機的蔓延，以及歐債危機的演變，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再次抬頭，貿易壁壘以各種形式出現，中國的出口環境十分不利。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則是變國內生產國外銷售為國外生產國外銷售，即對外直接投資。這樣，中國就可以避開其他國家所設立的貿易壁壘，實現完整的一套生產銷售流程，并帶動我國的設備、原材料、零部件和勞務的出口，培育新的出口增長點，推動經濟的發展。

3.有利于國內中小企業融資

2011年中國爆發的“溫州倒閉潮”，使我們意識到中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急需解決方案。在國內多年探索融資渠道的改革未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情況下，我們應該鼓勵國內的中小企業積極利用外資。利用外資不能僅局限于“請進來”的方式，還要設法“走出去”。一方面，通過把有限的資金投放到國際市場中，中國可以獲得投資利益和吸引更多資金。另一方面，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中國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發達的國家中，融資的渠道多，貸款的條件優惠，服務和信用更加良好，獲得國際資本的機會遠多于國內。

4.有利于消化巨額外匯儲備

截至6月末中國外匯儲備余額逼近3.2萬億美元，但美元的不斷貶值使得我國每天都在遭受巨大的賬面損失。然而中國無法放棄持有這部分外匯，只能想辦法將其消化掉。我們可以用這部分外匯對美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收購企業或購買股份，直接經營或參與經營管理，從而吸收其中的先進技術，學習有效的管理經驗和方法，有助于提高國家的整體技術水平，提高企業經營的效率，最大化地利用巨額外匯儲備。

5.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

巨大的全球銷售規模有利于企業規模經濟的實現和投資成本的分攤。近幾年來，中國一些傳統加工產業的國際市場已面臨飽和，企業進行對外投資，不僅可以帶動國內原材料、輔助材料、半成品以及成套設備的出口，而且可以為國內企業提供準確的國際市場行情，減少出口中的盲目性。所以，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幫助中國引進先進技術和生產經驗，從而為產品升級和產業結構升級創造條件。

四、結論

中國既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又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開展FDI有廣泛的理論基礎。中國擁既有大國綜合優勢，在某些領域又有充分的比較優勢，同時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使得中國可以進行學習型投資和競爭策略型投資。

多年來的對外投資經驗告訴我們，中國開展FDI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就現階段而言，中國經濟正在轉軌，世界正在遭受經濟危機，中國開展FDI可以促進國民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避開貿易壁壘，增加國內中小企業的融資，消化巨額外匯儲備，并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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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2851（2011）09-0-01

新世紀我國把發展職業教育作為重要的國家戰略之一。2002年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以來，各地區、各部門認真貫徹《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使我國職業教育在“十五”期間取得了突破性發展。2005年頒布的《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進一步指出要落實科學發展觀，把發展職業教育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和教育工作的戰略重點。在2005年的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上，國務院總理做了《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加快培養高技能人才》的報告，指出“各級政府要把發展職業教育作為關系全局的大事來抓。要把發展職業教育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統籌安排，加大扶持力度。

中等職業教育應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它未來發展趨勢應當體現在一下方面：

一、狠抓內涵建設，建設一流高職院校

高職院校從適應社會需求和促進自身發展的角度，正視現實，立足其位，高瞻遠矚，明確定位，在高職領域爭創一流。國家已經啟動了示范性高職院校建設計劃，決定重點支持100所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目的就是通過示范建設，帶動全國高職院校辦出特色，提高水平。目前，已有兩批共70所高職院校被確定為“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劃”立項建設院校。

二、人才培養與職業、行業要求緊密結合、融為一體

推行雙(多)證書制度，促進就業。按照國家職業標準與專業教學計劃相結合的原則，構建以能力為本位的具有高職教育特色的課程體系，在完成教學計劃的同時，使學生考取一種或多種職業資格證書，不僅可以切實提高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而且可以促進學生就業，提高學生的適應能力。

三、辦學多元化，走集團化發展道路的趨勢

我國高職教育的多元化體現在幾個方面：辦學主體多元化，經費籌措多元化，辦學模式多元化，服務功能多元化，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共同發展，人才培養模式和目標多元化等。《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中提出，要積極推進體制改革與創新，“推動公辦職業學校資源整合和重組，走規模化、集團化、連鎖化辦學的路子。”有的高職院校之間、院校與行業(企業)之間加強合作，聯合組建了不同類別、各具特色的職教集團，采取大學聯盟等非營利合作的組織形式，整合、重組教育資源，實現優勢互補、資源共享，用先進的理念統一辦學標準和管理規范，做到校企雙贏。

四、辦好高職教育，構建終身教育體系

高職教育將成為終身教育體系的重要一環，而不是終結性教育。隨著經濟、社會與科技的發展以及人自身發展的需要，高職教育的內涵及外延處于不斷發展之中，為了滿足如上這些要求，必須構建終身教育體系。同時，要開放辦學，促進與全國乃至世界各國的交流與合作。

為了使中等職業教育可以跟上時代的潮流，為國家培養出大量的職業技能型人才，中等職業教育機構應當從以下方面進行改革：

（一）建立“政府主導型”職教投資模式

中等職業教育具有“準公共產品”的性質，社會、國家是中等職業教育的主要受益者，需要政府加強財政投入主渠道作用，增加財政性教育投資，改變我國財政性教育投資上總體不足的狀況。各級政府應加大對中等職業學校的投入力度，大力改善中等職業學校的辦學條件。每個縣重點支持1所職業高中，集中力量在省屬中等專業學校和技工學校辦好省級培訓基地。中央政府應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不斷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益。制定和嚴格執行教育投入法律法規，盡快制定《教育投入法》，通過立法，加大對中等職業教育等公益性事業的投入力度。完善公共教育預算管理，規定中等職業教育經費預算的項目、標準，并列入地方財政預算，確保中等職業教育經費落實到位。

（二）制定企業分擔中等職業教育成本的政策

中等職業學校通過教育過程，將沒有現代工業和服務業勞動技能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培養成技能熟練、上手快、用得好、留得住的技術工作或服務人員，提供的是職業教育產品，企業使用這些具有較強實際動手能力的實用型人才，使員工整體素質得以提高，不僅促進了企業勞動生產率和產品質量的提高，增加了盈利能力；還節約了企業的教育培訓費用，降低了企業用不熟練員工帶來勞動生產率低，產品質量不穩定的風險，企業購買的是物化在培訓者身上的職業教育服務。因此，企業應按照接收員工的數量、專業、層次付給職業學校在培養學生過程中的成本耗費。企業承擔的職業教育成本費用的分擔形式，除《職業教育法》中規定的提取方式和比例外，還應制定企業購買職業教育服務的政策。

（三）建立完善的中等職業教育資助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