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化的概念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生態文化的概念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自生態旅游一詞誕生以來，雖然人們對其理解越來越深化，但仍有大量文章在不斷討論這一概念，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普遍認可的統一定義。（見表1）

二、生態旅游概念的共性特征

以上各種概念盡管雷同（表1），但也有理解上的側重，共性的特征主要涉及到以下11個。

（1）環境友好。生態旅游能照顧到環境安全，能使旅游活動對大自然和野生動植物的影響最小化，從而有助于保護環境和生物多樣性。

（2）責任感。生態旅游能讓游人尊重當地的文化、社會和生態自然環境，也能讓旅游企業關心環境，以環保為出發點來開展經營管理。

（3）教育性。生態旅游能使旅游企業、旅游者和當地居民受到與大自然和文化有關的教育，喚醒人們的環境意識。

（4）低影響。生態旅游不會給大自然帶來太多的負面影響，有時甚至是零影響。如：人們常說的輕度踩踏，沒有采摘，只帶走照片，留下腳印等。

（5）休閑浪漫。生態旅游能讓人們走出家門，欣賞風景秀麗的大自然。

（6）給當地帶來福利。生態旅游不僅能給當地居民帶來經濟收益和就業機會，還能創造社會效益。

（7）文化體驗。生態旅游能讓游人體驗到當地的文化和自然歷史。

（8）生態體驗。生態旅游讓游人體驗到諸如原生態住宿或生態導游等經歷。

（9）可持續性。生態旅游能通過適度利用和有效的保護管理，為下一代留下文化傳統和自然資源。

（10）社區參與。生態旅游能鼓勵當地社區居民參與各種旅游活動及管理。

（11）游人參與。生態旅游能讓游人參與生態環境保護，產生互動。

以上這些特征是人們通過實踐中的觀察而總結的，它們更強調旅游中的生態環境保護和生物多樣性保存，卻較少涉及旅游經營者的收益及商業環境，原因主要來自于為生態旅游下定義的群體。例如：生態旅游協會等專業性組織，它們的成員大多是自然保護主義者，因此定義中必然會反映出這些成員的觀點。但另一方面，按傳統的效益最大化理論，不管企業的唯一目的是獲取經濟利益，還是兼顧生態環境和經濟效益，最終目標都是使利益最大化，這顯然與生態旅游當前的定義不相符，也造成了全球范圍內的環境負面影響。有的生態旅游看上去與大眾旅游沒有太大的區別，令人擔憂。還有的企業把“生態旅游”當成市場營銷的時髦用語，打著生態旅游旗號對原始偏遠的自然文化景觀進行無節制開發。因此，可以說，現存生態旅游定義中最大的不足是缺少對旅游企業責任的更多說明。

三、生態旅游概念的界定

篇（2）

    1.自然主義的藝術追求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理解,舞蹈是一種記憶的創造。“情感比起感覺,是更深刻更親切的心理活動。離開單純的情感時,我們才算進入想象的領地”。[2]從民族情感走向想象的創造,是舞蹈家情感發展的一個過程。楊麗萍舞蹈精神的主旨和文化內涵,與她的民族記憶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藝術想象不可分。在藝術表達的文化范疇中,首先,她的表述離不開對民族圖騰象征的關懷與崇拜,并通過對圖騰的體現,表述自我的信仰觀,如《雀之靈》。其次,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民間生活為基調,通過展示民族文化的多樣性來加強各個民族間文化的交流,如《云南映像》。再者,是以生命信仰為主題的儀式表述,如《藏謎》。總之,她從自身民族歷史的記憶中出走,卻從來沒有重復過自己的藝術創造。她是一個體現靈性而又具備靈性的藝術家,而靈性的起點與歸屬都是“生態”情結關照之下的“圖騰”、“大地”、“天堂”等文化范疇的表達元素。其創作吻合藝術家在成長過程中對自身民族的認同與理解,并把這種理解附注于藝術實踐。即起于圖騰崇拜,實踐于民間的歡欣,而歸望于對生命的信仰。這讓我們懂得“舞以宣情”始源于“感”,“舞以盡意”終歸于“理”,無論是人理或是天理,都道出了民族民間舞蹈的“天人合一”的本質觀念。從有關云南地區題材的舞蹈創作中,我們可以看出該地區的審美情趣、心理狀態、生活習慣、民族信仰等諸多文化特征,以及地域生態和民俗文化對她的熏陶。楊麗萍曾說過:“我的舞蹈和表演中,我無法擺脫故鄉生活對我的施與與影響;無法不對人的、自然的、鮮活的生命給以責無旁貸的、過多地強調,他們簡直像長著胳膊長腿的生靈一樣纏著我的神經,在細胞里鼓噪。我就是這樣地扭動著、扭動著把她們表現出來。”[3]對自然地域的歸戀使她的作品體現出了高度的藝術理想與人文主義關懷,這種人文關懷是建立在她承認藝術形態的存在與人類的情感的一致性。她深信:藝術史上任何一種范型都不可能永恒不衰,“原生態”這一命題的提出就是以承認范型間的世代更替,并只有以新陳代謝為前提,才會有民間舞蹈藝術的生生不息。

    2.浪漫主義的藝術造像

    在《雀之靈》中,“食指與拇指輕捏,其余三指分開的孔雀頭,在藝術家楊麗萍高度控制下變換著造型而充滿靈動之氣,其是舞者心中對孔雀的理解”。[6]本文認為“原生態”民間舞蹈不僅有形式意義的存在,也有個人精神取向的延續。“《雀之靈》正是楊麗萍將傣族孔雀舞提升到了一個精神的境界。這是一個高度抽象化的作品,是一個源于生活又極大地高于生活的具有生命意識的舞蹈。楊麗萍的《雀之靈》從作品到表演都是極端地‘楊化’了”。[7]這種個性化的創作驗證了著名學者余秋雨教授提出的觀點:“平庸的藝術家和了不起的藝術家的一個重要的差別就是在于她是不是創建了自己的符號”。[8]從孔雀的手指變異,到孔雀開屏,楊麗萍創造著自己的身體符號,而這種符號的出現又是她對民族文化的一種自我理解與尊重。綜上所述,舞蹈作為民族文化發展的原生符號,其創作在尊重民族文化屬性的基礎上,不僅包含著個人成長的感性情結,而且要與時代文化的發展規律相統一。“《云南映象》的成功是一個有著使命感的天才舞蹈家眼中的舞蹈世界。她的儀式理念、審美價值和趨向獲得了觀眾的廣泛認同和贊許,因而她是獨特而不可照抄的。”[9]在民間藝術創造的道路上,楊麗萍在把握個人的情感的同時,也體現出了對當代民間舞蹈發展狀態的理性思考。在面對民族民間舞蹈被都市化的歷史困惑面前,她的創造永遠都在民間舞蹈文化的深處思考,這種思考的歸宿是在民族身體語言在當代被同化處境中,對鄉土文化的重返。從涉及民間風俗到關注民生苦難、從倡導舞蹈文化的高貴到實現民族信仰,她并沒有一意孤行,她引領的是新時代下民族文化困境中的民生吶喊,以及對平民化的生活信仰與默求。

    3.現實主義的美學追求

    在楊麗萍的概念里,“原生態”舞蹈是動感的,而不是靜止的;是進行時態,而不是過去時。誠然,民族民間舞蹈受自然生態的影響至關重要,但是作為身體動態藝術,具備很強的主觀性與多變性。在楊麗萍的心中,舞蹈沒有靜止的狀態,只有符合民族民間“真、善、美”的行動。以“原生態”的名義把民間舞搬上舞臺,無意中契合了民族民間舞在當代的發展特征,也契合了民族民間舞蹈所要表達的“真、善、美”。舞蹈學者彭松先生認為:“舞蹈家不是哲學家,但是一個舞蹈家如果想創造出出類拔萃的作品,就必須具有時代的高層次的審美理想,對客觀世界的美丑、真善作出自己的評價,作出本質的揭示。”[10]首先,在傳統文化的傳承上,楊麗萍的舞臺個性化創造成為真、善、美的獨特體現與表達,她在共性中尋找個性,在情感中體現理智,使時代與藝術家的個性趨于合一,展示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多樣性特征,如《雀之靈》就實現了對自我身份的認知與體現;其次,對民族文化的使命感成為楊麗萍心中真、善、美的基礎;她的美學觀念傳達出了自己在本土民族文化演進中對原生態文化的尊重,并加強了各個民族間文化的交流,使創造成為民族文化覺醒的一種方式,如《云南映象》,在引發全民關于傳統文化遺產的思考的同時,增強了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信和自尊;再者,對民生信仰心靈默求成了楊麗萍真、善、美的終極指向,如歌舞樂《藏謎》,以民生的信仰實現自我的信仰,在人與神的對話中思考著生命的意義。

篇（3）

一、生態旅游

目前，在學術界“生態旅游”的定義仍處于一個探索發展階段。生態旅游（ecotourism）一詞是由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生態旅游特別顧問海克托?謝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 Ceballos-Lascurain）于1983年首先在文獻中使用的。

中國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引入的生態旅游的概念，90年代逐漸受到學術界和實業界的重視，在以后20幾年的發展中，隨著人們環境意識的增強和旅游造成的生態問題的嚴重，

生態旅游越來越為人們所認同和接受，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加入到對生態旅游相關概念的研究中，據不完全統計，生態旅游的概念目前已有200余種（彭曉嬌 2009）。關于生態旅游的定義，目前較具代表性的包括：

（一）海克托?謝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 Ceballos-Lascurain）（1987）提出“到相對未受干擾或未受污染的自然區域去旅行”。（二）生態旅游學會（The Ecotourism Society）（1993）：為了解當地環境的文化與自然歷史知識，有目的地到自然區域所做的旅游，這種旅游活動的開展在盡量不改變生態系統完整的同時，創造經濟發展機會，讓自然資源的保護在財政上使當地居民受益。（三）1993年9月，在中國北京召開的第一屆東亞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域會議上對生態旅游定義為：倡導愛護環境的旅游，或者提供相應的設施及環境教育，以便旅游者在不損害生態系統或地域文化的情況下訪問、了解鑒賞、享受自然及地域文化。（四）盧云亭（1996）認為，生態旅游是按生態學的要求實現環境優化，使物質、能量良性循環，經濟和社會優良、高效、和諧地發展，并有豐富的值得觀賞的生態項目，以不破壞環境為特征的旅游活動。（五）郭來喜（1997）則把生態旅游界定為以大自然為舞臺，以高雅科學文化為內涵，以生態學思想為設計指導，以休閑、度假、保健、求知、探索為載體，旅游者參與性強，品味高雅、形式多樣，既使旅游者身心健康、知識增益.又能增強熱愛自然、珍惜民族文化、保護環境的意識，弘揚文明精神，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旅游體系。（六）加拿大生態旅游學專家戴維?A.芬內爾（David A.Fennell）（1999）在其著作《生態旅游》一書論述：“生態旅游是一種以自然資源為依托的可持續旅游形式，主要強調的是對自然的體驗和學習，這種旅游經過有道德的管理，是一種低影響，非消費性和注重當地影響的旅游。它一般發生在自然區域，并能對這些區域的保護和維護作出貢獻。”（七）郭舒（2002）認為，生態旅游概念本質屬性應從旅游者角度定；可持續旅游發展，作為一種理念，它的主體應該是旅游地；對生態旅游基本特征的歸納，應是在生態旅游本質的規定下進行，其所描述的應該是旅游者進行生態旅游活動時表現出來的特征，而不應該同時包括旅游地的某些特征。（八）澳大利亞生態旅游協會（EAA）（2003）：著重通過體驗大自然來培養人們對環境和文化的理解、欣賞和保護，從而達到生態上可持續的旅游。（九）盧小麗等（2006）通過對中外當代近10―15年內40個有影響力的生態旅游概念的分析，提煉出生態旅游概念槊構所遵循的8個標準規則，它們是：以自然為基礎、對保護的貢獻、當地社區受益、環境教育、道德規范與責任、可持續性、旅游享受體驗和文化。（十）吳楚材等（2007）認為，生態旅游是城市和集中居民區的居民為了解除城市惡劣環境的困擾，為了健康長壽，追求人類理想的生存環境，在郊外良好的生態環境中去保健療養、度假休憩、娛樂，達到認識自然、了解自然、享受自然、保護自然的目的。

從以上的定義中，可以提煉四個生態旅游核心標準：即以自然為基礎、教育性或文化性的體驗、當地社區受益、以及要求可持續發展。

二、生態旅游與其他旅游方式的關系

（一）生態旅游與替代性旅游、大眾旅游的關系

1.替代性旅游與大眾旅游

在規模經濟驅動下，大眾旅游以其固定的價格、標準化的服務以及大批量的銷售形式成為的旅游熱點。大眾旅游在發展過程中，卻給接待地帶來諸多負面影響，成為破壞生態、污染環境的代名詞，受到諸多批判，人們開始探討尋求新的旅游形式以取代大眾型旅游。選擇性旅游就是在這一宏觀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并成為極具活力和創新力的旅游方式。

替代性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是相對于大眾旅游（mass tourism）而言的一組產品簇，它突出體現了環境意識和小規模開發，是由當地人掌握、具有自覺價值意識的旅游活動，對環境的影響降至最小，為當地社區帶來利益并具可持續性（肖小玉等 2010）。

總之，可替代性旅游是一種新型的可替代傳統大眾旅游的旅游模式，它不能與大眾旅游相互交叉，所以可以將替代性旅游與大眾旅游的相互關系描述為一個全集表示旅游，兩個子集分別表示為替代性旅游與大眾旅游，而且這兩個子集互補的關系（圖1）。

2.生態旅游與替代性旅游、大眾旅游

一般認為，生態旅游源于替代性旅游的意識，從適應階段的理念看來，生態旅游與大眾旅游是互相排斥的旅游方式。但是隨著20世紀90年代所謂的更科學、更客觀的理性旅游階段理念的出現，我們有必要對生態旅游和大眾旅游之間的關系進行重新評價（李燕琴 2006）。如今部分大眾旅游景區，利用建設棧道等旅游游憩系統，進行有益的資源循環利用，減小對旅游景區的破壞，同時建設科普教育基地，還讓當地居民參與到旅游景區的保護中來，這符合本文關于生態旅游的核心標準，生態旅游沒有實質性的理由不成為一種大眾旅游方式。所以大眾旅游的一些部分應該要包含到生態旅游之中（圖2）。

摘 要：本文對目前學術界對生態旅游概念的有關界定進行了梳理，提出了更具本質規定性的生態旅游定義，并以此定義為基礎，分析了理論中生態旅游與其他旅游方式的關系。結合中國生態旅游發展現狀，得出中國實踐視角下生態旅游理解誤區的有關分析。

關鍵詞：生態旅游；實踐視角；理解誤區

一、生態旅游

目前，在學術界“生態旅游”的定義仍處于一個探索發展階段。生態旅游（ecotourism）一詞是由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生態旅游特別顧問海克托?謝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 Ceballos-Lascurain）于1983年首先在文獻中使用的。

中國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引入的生態旅游的概念，90年代逐漸受到學術界和實業界的重視，在以后20幾年的發展中，隨著人們環境意識的增強和旅游造成的生態問題的嚴重，

生態旅游越來越為人們所認同和接受，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加入到對生態旅游相關概念的研究中，據不完全統計，生態旅游的概念目前已有200余種（彭曉嬌 2009）。關于生態旅游的定義，目前較具代表性的包括：

（一）海克托?謝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 Ceballos-Lascurain）（1987）提出“到相對未受干擾或未受污染的自然區域去旅行”。（二）生態旅游學會（The Ecotourism Society）（1993）：為了解當地環境的文化與自然歷史知識，有目的地到自然區域所做的旅游，這種旅游活動的開展在盡量不改變生態系統完整的同時，創造經濟發展機會，讓自然資源的保護在財政上使當地居民受益。（三）1993年9月，在中國北京召開的第一屆東亞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域會議上對生態旅游定義為：倡導愛護環境的旅游，或者提供相應的設施及環境教育，以便旅游者在不損害生態系統或地域文化的情況下訪問、了解鑒賞、享受自然及地域文化。（四）盧云亭（1996）認為，生態旅游是按生態學的要求實現環境優化，使物質、能量良性循環，經濟和社會優良、高效、和諧地發展，并有豐富的值得觀賞的生態項目，以不破壞環境為特征的旅游活動。（五）郭來喜（1997）則把生態旅游界定為以大自然為舞臺，以高雅科學文化為內涵，以生態學思想為設計指導，以休閑、度假、保健、求知、探索為載體，旅游者參與性強，品味高雅、形式多樣，既使旅游者身心健康、知識增益.又能增強熱愛自然、珍惜民族文化、保護環境的意識，弘揚文明精神，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旅游體系。（六）加拿大生態旅游學專家戴維?A.芬內爾（David A.Fennell）（1999）在其著作《生態旅游》一書論述：“生態旅游是一種以自然資源為依托的可持續旅游形式，主要強調的是對自然的體驗和學習，這種旅游經過有道德的管理，是一種低影響，非消費性和注重當地影響的旅游。它一般發生在自然區域，并能對這些區域的保護和維護作出貢獻。”（七）郭舒（2002）認為，生態旅游概念本質屬性應從旅游者角度定；可持續旅游發展，作為一種理念，它的主體應該是旅游地；對生態旅游基本特征的歸納，應是在生態旅游本質的規定下進行，其所描述的應該是旅游者進行生態旅游活動時表現出來的特征，而不應該同時包括旅游地的某些特征。（八）澳大利亞生態旅游協會（EAA）（2003）：著重通過體驗大自然來培養人們對環境和文化的理解、欣賞和保護，從而達到生態上可持續的旅游。（九）盧小麗等（2006）通過對中外當代近10―15年內40個有影響力的生態旅游概念的分析，提煉出生態旅游概念槊構所遵循的8個標準規則，它們是：以自然為基礎、對保護的貢獻、當地社區受益、環境教育、道德規范與責任、可持續性、旅游享受體驗和文化。（十）吳楚材等（2007）認為，生態旅游是城市和集中居民區的居民為了解除城市惡劣環境的困擾，為了健康長壽，追求人類理想的生存環境，在郊外良好的生態環境中去保健療養、度假休憩、娛樂，達到認識自然、了解自然、享受自然、保護自然的目的。

從以上的定義中，可以提煉四個生態旅游核心標準：即以自然為基礎、教育性或文化性的體驗、當地社區受益、以及要求可持續發展。

二、生態旅游與其他旅游方式的關系

（一）生態旅游與替代性旅游、大眾旅游的關系

1.替代性旅游與大眾旅游

在規模經濟驅動下，大眾旅游以其固定的價格、標準化的服務以及大批量的銷售形式成為的旅游熱點。大眾旅游在發展過程中，卻給接待地帶來諸多負面影響，成為破壞生態、污染環境的代名詞，受到諸多批判，人們開始探討尋求新的旅游形式以取代大眾型旅游。選擇性旅游就是在這一宏觀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并成為極具活力和創新力的旅游方式。

替代性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是相對于大眾旅游（mass tourism）而言的一組產品簇，它突出體現了環境意識和小規模開發，是由當地人掌握、具有自覺價值意識的旅游活動，對環境的影響降至最小，為當地社區帶來利益并具可持續性（肖小玉等 2010）。

總之，可替代性旅游是一種新型的可替代傳統大眾旅游的旅游模式，它不能與大眾旅游相互交叉，所以可以將替代性旅游與大眾旅游的相互關系描述為一個全集表示旅游，兩個子集分別表示為替代性旅游與大眾旅游，而且這兩個子集互補的關系（圖1）。

2.生態旅游與替代性旅游、大眾旅游

一般認為，生態旅游源于替代性旅游的意識，從適應階段的理念看來，生態旅游與大眾旅游是互相排斥的旅游方式。但是隨著20世紀90年代所謂的更科學、更客觀的理性旅游階段理念的出現，我們有必要對生態旅游和大眾旅游之間的關系進行重新評價（李燕琴 2006）。如今部分大眾旅游景區，利用建設棧道等旅游游憩系統，進行有益的資源循環利用，減小對旅游景區的破壞，同時建設科普教育基地，還讓當地居民參與到旅游景區的保護中來，這符合本文關于生態旅游的核心標準，生態旅游沒有實質性的理由不成為一種大眾旅游方式。所以大眾旅游的一些部分應該要包含到生態旅游之中（圖2）。

4.游客生態保護意識較差

廣大旅游者的生態旅游知識貧乏，欣賞水平低，環境保護意識差。游客在景區游覽過程中隨意丟棄各種廢棄物，如隨乎亂扔果皮、飲料瓶、塑料袋、煙頭等垃圾，在游覽過程中不遵守旅游景區的有關游覽規定的違章活動行為，如亂攀亂爬，亂涂亂刻亂畫，越位游覽，違章拍照，違章采集，違章野炊、露營，隨意給動物喂食，襲擊動物、捕殺動物等。

特別是在生態旅游區內，游人的踏踩、攀摘野花等不文明行為會造成土壤侵蝕，影響自然保護區植物的生長發育和更新。例如，現在“驢友”這個詞快要成為破壞環境，不珍惜生命的代名詞。以油菜花引來大批游客的綠江被稱為北方香格里拉，吸引了很多的驢友前來觀賞。露營的驢友在酒足飯飽之后，都會留下滿地的啤酒瓶子、飲料瓶子、塑料袋等垃圾。很多游客看到油菜花海都忍不住拍攝欲望，一小部分游客會跑到油菜花海中照相，不少油菜花都被踩倒了（王琦 2012）。

（三）中國實踐視角下，生態旅游與替代性旅游、大眾旅游、可持續旅游關系

通過以上的討論，可以得出在中國實踐視角下生態旅游有些不符合可持續的發展的要求。因此，圖5能被修改為一個生態旅游的領域，包括了絕大多數（但不是全部）的可持續性旅游和替代性旅游以及相當一部分的大眾旅游。

參考文獻：

[1]戴維?A.芬內爾. 生態旅游[M].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4.

[2]David Weaver. Ecotourism[M]. John Wiley&Sons Australia， Ltd. 2001.

[3]葛安新，楊瑞峰. 關于生態旅游實踐的反思[J]，陜西林業，2004（6）.

[4]盧小麗，武春友，Holly Donohoe.生態旅游概念識別及其比較研究――對中外40個生態旅游概念的定量分析[J]. 旅游學刊，2006（2）.

[5]李燕琴. 生態旅游游客行為與游客管理研究[M]. 旅游教育出版社，2006.

[6]劉. 淺議中國生態旅游的特征[J]. 商業文化，2011（9）.

[7]牛然，李學東. 我國生態旅游發展的現狀、問題及對策：1999年至今國內生態旅游文獻研究[J].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8（2）.

[8]彭曉嬌. 生態旅游概念探究[J]. 傳承，2009（7）.

[9]吳楚材，吳章文，鄭群明，胡衛華. 生態旅游概念的研究[J]. 旅游學刊，2007（1）.

[10]王琦. 驢友亂丟垃圾，北方香格里拉綠江環境遭破壞[EB/OL].http：// /20120626/n346522559.shtml.

篇（4）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43-0225-03

“文化生態”是文化生態學的一個衍生概念，由美國人類學家朱利安?斯圖爾德（Julian Steward）于1955年在《文化變遷理論》（Theory of Culture Change）一書中首次提出，我國學者黃育馥于1999年率先介紹到國內，后來再被中國學者引用到多個研究領域。

一、“文化生態”概念的提出

斯圖爾德的學術思想源于人類學家弗朗茲?博厄斯（Franz Boas）的文化相對主義和萊斯利?懷特（Leslie White）的新進化論思想。博厄斯認為任何一個民族或者部落都有自己的思維邏輯、社會思想、世界觀和道德觀，人們不應該用自己的一套標準來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明確確立了文化相對觀。懷特認為文化是不斷創新的，其創新的動力是人的主觀能動性，所以每個歷史階段都有其不同的文化特征。在博厄斯和懷特的影響下，斯圖爾德在研究美國西部印地安部落的民族志時，把用于研究生物有機體與其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生態學引入研究，從而創立了文化生態學理論。在斯圖爾德看來，文化與其生態環境密不可分，它們之間相互關聯又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一個復雜的文化生命體系，其中人是最具主動性的因素，因此文化生態學既要研究生態環境與生物有機體之間的關系還要研究它們與文化之間的關系，而不是像傳統生態學那樣僅研究自然環境與生物有機體之間的關系，他特別強調文化與環境之間的作用和關系，認為相似的生態環境下會產生相似的文化形態，而相異的生態環境則造就了另一種與之相應的文化形態，世上沒有完全一樣的兩種文化生態。由此可見，斯圖爾德的文化生態學將人類文化置于生態環境的多維空間中給予了多層次、多角度的立體性考察，不僅給人類學研究開辟了一條新路徑，還賦予生態環境以應有的人類文化地位，因此《文化變遷理論》被學界普遍看作文化生態學正式誕生的標志。20世紀60年代末，在斯圖爾德的影響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態學著作《尼日利亞的山地農民》（R?內廷，1968）、《獻給祖先的豬：新幾內亞一個民族的生態禮儀》（R?拉帕波特，1968）和《北方平原居民》（J?貝內特，1969）問世，進一步拓展和深化了斯圖爾德的文化生態學研究。70年代，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論”，認為社會下層建筑研究應該優先于基礎建筑和上層建筑的研究，其中下層建筑由生產模式、人口結構以及宗教儀式構成，基礎建筑主要指家庭經濟、政治經濟，上層建筑則由娛樂、美學的產品及其服務構成，顯然這一研究比斯圖爾德等人的研究更具體、更深入，給文化生態學提供了一個真實可感的研究平臺。20世紀80年代，文化生態學己基本成熟，其影響也逐漸擴大，許多人類學學者都參與了這一研究。總的來說，這一時期的文化生態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1）系統論被納入文化生態學研究，并成為這一學科的研究基礎;（2）由環境單向決定文化研究轉向了環境與文化的雙向互動研究;（3）拓寬了文化生態環境的內涵，把人化環境、信息環境也作為文化生態環境納入研究;（4）文化生態研究從美國走向了全世界，出現了多學科交叉研究的可喜局面。由此可見，文化生態不等同于文化生態學，文化生態學是一門研究文化生態的發生、發展及其演變規律的學科，而文化生態只是文化生態學中一個重要的概念及其研究對象之一。

二、國內學者對“文化生態”的重釋

1999年，黃育馥在《國外社會科學》第6期上《20世紀興起的跨學科研究領域――文化生態學》，第一次向國內學者介紹了文化生態學的早期發展情況，并考察了斯圖爾德提出文化生態概念以及運用這一概念研究文化變遷的過程和原因。在隨后的十幾年時間里，國內一些學者也把自己的研究視角轉向了這一領域，有的深入探討文化生態學的基礎理論，有的用它來研究具體問題，使該領域研究呈現出一片勃勃生機。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學者還試圖對文化生態這一概念做中國化的重釋，總的來說可以把這些重釋劃歸為以下幾個方面。

1.文化生態是一個有一定生命機能的文化生態系統，持此觀點的學者有王長樂[1]、方李莉[2]、柴毅龍[3]、孫兆剛[4]、王金柱[5]、徐建[6]、韓振麗[7]等。他們普遍認為這是一個相當復雜的文化生態系統，由許多文化要素構成，且這些文化要素之間相互關聯、相互作用，使這個文化生態系統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環境下表現出不同的狀態。相對來說，持這一觀點的學者最多，目前也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認可，但是文化生態所涉及的文化要素到底有哪些，它們之間的關系如何，他們沒有交代清楚。

2.文化生態是一個由許多文化要素構成的文化系統，持此觀點的學者有鄧先瑞[8]、張[9]、王玉德[10]等。乍一看此觀點與前一觀點好像沒什么區別，但實際上它遠不如前一觀點深刻，因為該觀點只看到了文化生態的復雜性，卻忽略了這些文化要素之間的關聯性及其各自的能動性，把文化生態看成了一個文化要素的被動組合體。

3.文化生態是諸多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狀態，管寧[11]、李學江[12]、戴偉華[13]、孫衛衛[14]等學者持此觀點。這一觀點既看到了文化生態的復雜性，也看到了文化要素之間的關聯性，但他們卻把文化生態看成了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狀態，忽視了文化要素的系統性及其能動性，就像只看到了風吹樹動的動態效果，卻忽略了由樹構成的森林這個整體效果，落腳點發生了偏差。

4.文化生態是“一定的文化形態與特定自然、歷史和種種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15]，持這一觀點的學者是高小康。文化形態指文化所表現出來的狀態，如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自然、歷史和社會環境則屬于文化要素，顯然這一觀點在概念的界定上出現了一些偏差。

5.文化生態就是生態文明，即一種和諧的、理想的文化狀態，持此觀點的學者有熊春林[16]等人。很明顯，這一觀點把文化生態看作了生態文化，其實文化生態與生態文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個文化要素的有機體，而后者只是文化的一個類型。

三、對“文化生態”的再理解

鑒于以上學者對文化生態在重釋中留下的問題和產生的偏差，我們有必要對它做進一步的厘清。

1.文化生態是一個相當復雜的文化系統，由諸多文化要素構成。要理解這一內涵，必須先理解“文化”這一概念，因為文化生態首先是一個文化系統。關于文化，多數中外學者都愿意把愛德華?泰勒的定義當作經典去引用，但是定義過于寬泛，難以具體化文化的所指范疇。我國民俗學家鐘敬文教授曾說：“凡人類（具體點說，是各民族、各部落乃至于各氏族）在經營社會生活過程中，為了生存或發展的需要，人為地創造、傳承和享用的東西，大都屬于文化范圍。它既有物質的東西（如衣、食、住、工具及一切器物），也有精神的東西（如語言、文學、藝術、道德、哲學、宗教、風俗等），當然還有那些為取得生活物資的活動（如打獵、農耕、匠作等）和為延續人種而存在的家族結構及其他各種社會組織。”[17]陳建憲在《文化學教程》一書中進一步指出：文化系統的表層是物質文化，中層是制度和行為文化，里層是精神文化，貫串文化系統表里的是信息文化，其中物質文化是最活躍、變化最快的要素，制度文化與行為文化有相當的穩定性與繼承性，精神文化是文化變遷中最難改變的部分。[18]由他們的界定可以看出，文化生態不僅由諸多文化要素構成，且這些文化要素有各自不同的活躍程度和分布區域：處在外層的是地理、氣候、歷史、政治、經濟、建筑、交通、軍事、科技等，它們客觀地存在于大千世界中，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深深地影響著文化生態，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一定歷史時期文化發展程度的最直接的外在標識;處在內層的是世界觀、價值觀、道德觀、教育觀、審美觀，乃至思想情感、民族性格等，即有關“人心”的方面，這是文化生態最核心的部分，是文化變遷中最難改變的部分，也是最能反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明程度的部分;處在外部與內部之間的是制度、風俗、語言、文字、圖畫等，它們連接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既是文化生態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生態得以體現的載體。

2.文化生態是一個具有“生命”體征的文化有機體。方李莉說：“人類所創造的每一種文化都是一個動態的生命體，各種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種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類似生物鏈的文化鏈。它們互相關聯成一張動態的生命之網，其作為人類文化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價值，為維護整個人類文化的完整性而發揮著自己的作用。”[19]這是理解文化生態的關鍵。文化生態由諸多文化要素構成，這些文化要素并不是被動的存在，而是具有各自的“生命”能動性，自產生之日起就不斷地“成長”，使其在歷史長河中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態。比如中國文字，經歷了從殷商甲骨文到西周金文、春秋金文、戰國文字、秦代小篆、漢代隸書、魏晉以來的楷書幾個發展階段，它們之所以發生變化，不僅受社會發展、科技進步、政治體制等外部因素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促進自身發展，以適應社會和人類的需要。正如有些學者所說：“文化既賦予現實以意義，又需要現實的載承。而現實是一種動態的存在，是‘變’與‘不變’的復合體，‘變’的表征是時間的流逝，‘不變’的表征是空間的凝固。只有在這種時空構造中，文化才能夠得到充分的認識。”[20]

3.文化生態是一個文化要素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生態系統。文化生態由諸多文化要素構成，這些要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相互依存的文化生態系統，只要有一個文化要素發生變化，其他要素也會受到或多或少的影響，從而引起整個文化生態發生或大或小的變化。比如蒸汽機對紡織、冶煉、機器制造、輪船、鐵路等行業的推動發展，既典型地說明了科技與機器制造、紡織、交通等文化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密切關系，也說明了它們相互依賴、互興共榮的利害關系。

4.文化生態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受文化要素的影響文化生態也帶上了鮮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比如我們可以說長江流域文化生態、黃土高原文化生態、峨眉山文化生態、河西走廊文化生態、蒙古草原文化生態、塔克拉瑪干沙漠文化生態，也可以說藏族文化生態、苗族文化生態、漢族文化生態、哈薩克族文化生態、保安族文化生態等，就是因為文化生態有其地域性和民族性。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21]同理，人們創造文化也要受條件的限制，地域和民族是兩個主要條件，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生態，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生態，可以說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其文化生態就不同。

綜上所述，文化生態是指由影響文化生成和變遷的自然環境、政治制度、經濟體制、社會習俗、語言文字、道德觀念、價值取向以及思想感情等變量所構成的文化生態體系，隨著社會的發展這些變量不僅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演變規律，它們還相互作用影響著整個文化生態，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與變化，表現出鮮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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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ultural Ecology Again

XU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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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態博物館的起源及界定

法國既是文化遺產大國，也是文化遺產保護先進國。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它有著完善的文化遺產管理體制和法律法規，它的許多經驗對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國家均產生過重要影響。生態博物館的理念就起源于法國的文化遺產保護運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逐漸走出戰爭的陰影并走入經濟高速發展的新時期，而經濟繁榮的背后卻是生態的破壞、環境的污染。除此之外，人們對物質的過度追求以及科技進步所帶來的舒m、便捷的生活環境，使得人們逐漸遺忘甚至遺棄了優秀傳統文化。而在新時代，傳統博物館的弊病逐漸顯現，例如運行機制僵化、與時代特征不符、脫離大眾生活等。這一系列原因促使了生態博物館這一新理念和新思維的出現。在法國，20世紀70年代，隨著人民的民族傳統文化保護意識與環境保護意識的覺醒，一種將民族傳統文化與其所在的自然生態資源進行統一保護的新型文化遺產保護理念逐漸興起。1971年，法國人弗朗索瓦?于貝爾和喬治?亨利?里維埃提出生態博物館的概念。他們在向法國環境部介紹博物館發展新方向時首次提出此概念，表達了人、文化、自然環境必須緊密結合的新思維。他們認為博物館應改變傳統的展示方式，由集中走向分散，由都市走向民間，并提出了“博物館去中心化”的概念。可以說，生態博物館是在后工業化社會隨著人類環境保護意識的提高和回歸自然呼聲的高漲而出現的。

1981年法國政府頒布了生態博物館的官方定義：“生態博物館是一個文化機構，這個機構以一種永久的，在一塊特定的土地上，伴隨著人們的參與，保證研究、保護和陳列的功能，強調自然和文化遺產的整體，以展示其有代表性的某個領域及繼承下來的生活方式。”各國在引進生態博物館理念時，都會與自己國家的實踐相結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概念。

其實，生態博物館的概念發展至今是一直在不斷變化的。生態博物館最初的出現可能是為了保護工業革命時期的文化遺產并加以利用，以求人、文化和生態的統一。但是，現在的生態博物館各加類型多樣。例如，在加拿大蒙特利爾有一家自然生態博物館，博物館借助一些高科技手段，將館內分為熱帶雨林、極地、加拿大落葉林、圣羅倫斯河等四個自然生態區，每一展示區的氣候都是模擬實際的氣候，并且館內有豐富的動植物種群、海洋館，是集休閑、旅游、觀光和教育意義于一體的生態博物館。這種自然生態博物館不但豐富了博物館的展示形態，也為生態博物館的理念注入了新的活力。總的來說，我認為對生態博物館概念的界定應該是從其本質意義上出發，簡單來說就是求得人文和生態的共同可持續發展。其唯一確定的一點是其“生態”的涵義既包括自然生態，也包括人文生態，強調的是保護文化遺址的原真性與完整性。

二、生態博物館的中國化

生態博物館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始于20世紀80年代，是隨著當代中國環境意識的覺醒開始興起的。從1986年開始，《中國博物館》雜志比較集中地介紹了一批與國際生態博物館運動有關的論文和資料。之后，這一新的理念開始在中國傳播。

20世紀90年代，中國開始把國際生態博物館的思想引入實踐。1995年初，在中國博物館學會常務理事海先生的倡議和推動下，貴州省文化廳成立專門的課題組，開始在貴州省建立生態博物館的前期工作，最后決定把一支以長牛角頭飾為象征的苗族分布區――六盤水市六枝特區梭嘎苗族彝族回族鄉確定為“中國第一座生態博物館”的建立地。1997年10月23日，中國博物館學會與挪威開發合作署在北京簽署協議，正式啟動中國第一座生態博物館建設計劃并于1998年10月31日正式開館，并對外開放。這也是亞洲第一座生態博物館。隨后我國又陸續建立了堂安侗寨生態博物館、錦屏隆里生態博物館、花溪鎮山生態博物館等。迄今為止我國已先后在貴州、廣西、內蒙古等地建成生態博物館。隨著生態博物館理念的豐富，我國生態博物館逐漸多樣化。例如，浙江省的安吉生態博物館包括“十二專題館”和多個“村落文化展示館”，涉及范圍廣，對覆蓋范圍內的農村文化展示更是全面，這也是我國生態博物館在東部發達地區發展模式的探索。此外，福州三坊七巷博物館在2011年也成為我國第一家社區博物館，城市里坊制度、民清建筑特色、近代中國名人、閩都民俗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向世人全方位展示中國近代史。

生態博物館在我國的發展狀況使得許多人很容易混淆生態博物館與民族文化生態村。事實上，生態博物館與民族文化生態村存在著一定的不同。首先是二者的產生背景不同。生態博物館產生于西方發達國家，是為了展示和保存其引起為傲的工業革命時代的產物，而民族文化生態村產生于發展中國家，主要是為了發展當地落后的經濟而建。其次，二者性質不完全相同。生態博物館雖然不同于傳統博物館的建設理念，但是仍屬于博物館的范疇，而民族文化生態村雖然會把博物館作為建設重點，但卻不是整體博物館的規劃，更多的是致力于民族文化保護和新型農村建設。此外，二者的功能也不同。生態博物館的建設必須遵循博物館的運作范式，必須把建筑、藏品、研究、展示、教育等作為其必不可少的功能，而民族文化生態村可以因地制宜，對文化遺產可以進行利用、保護和創造。我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為保護其文化多樣性，紛紛建立了生態博物館和民族文化村，對于二者是否有著某種聯系，學者們看法不一。陳淑b認為生態博物館和文化生態保護區在中國的實踐，可謂是同一語境下的各自表述，其核心理念、保護原則及目標都是相同的。尹紹亭等以貴州、廣西的生態博物館和云南的民族文化村為例，討論了二者之間的異同點，認為二者在背景、社會文化經濟基礎、倡導者、性質、功能要素和建設方式上存在著差異。

事實上，生態博物館理念引入中國后，一定程度上發生了改變。我認為，在我國，首先建立的生態博物館大多在偏遠、落后、交通不發達地區，再加上地區濃郁的民族文化特征和建筑特征，大興土木建設西方理論意義上的那種生態博物館并不能很好地保證當地生態環境和傳統文化的保存，所以，我國的生態博物館大多是依附當地的人文和建筑，盡可能保證原生態樣貌而建立的，這就使得我國的生態博物館更多的是一種對民族文化的區域化展示和保護。再加上博物館管理經費的需要、發展經濟的需要、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我國的生態博物館就不得不與生態旅游相結合，這就使得我國一部分生態博物館最后逐漸變成了民族文化生態村。但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生態環境的破壞等原因，一些真正意義上的生態博物館也開始顯現，特別是在東部發達地區，例如浙江安吉生態博物館，我國正積極尋求一種發達地區的生態博物館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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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F316.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3）10-0349-02

中國畜牧科技城及國家現代畜牧業示范區核心區所在地榮昌縣，是世界優良地方豬種、我國最優地方豬種——榮昌豬的發源地和主產區。榮昌豬對我國畜牧業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影響作用。2012年中國農業品牌研究中心經過認真的考察和評估，給“榮昌豬”品牌價值定為21.7億元。菲利普·科特勒曾指出，面對競爭激烈的市場，一個公司必須努力尋找能使他的產品產生差異化的特定方法，以贏得競爭優勢[1]。現如今，國內外畜產品市場競爭異常激烈，如何進一步維持和提升“榮昌豬”品牌價值，尤其是開展生態“榮昌豬差異化”品牌營銷，是亟待深入研究和實踐的課題。

1 生態榮昌豬差異化品牌營銷的內涵

生態榮昌豬差異化品牌營銷是依據榮昌豬的社會、歷史、文化、實體產品等資源優勢而開展的有別于其他生豬品牌的差異化的整體市場營銷活動，包括生鮮生態榮昌豬肉及其烹調品和加工品等，實質上就是針對生態榮昌豬的品牌內涵中區別于同一子市場中的其他生豬品牌的產品標識、品牌形象、品牌價值和品牌文化等的加強和刻意提煉及運用的過程。

2 生態榮昌豬差異化品牌營銷現狀

榮昌豬是我國畜牧業尤其生豬產業發展的優勢豬種資源，每年銷往全國各地的商品仔豬達160萬頭以上，對生豬業的發展貢獻巨大，如2009年我國豬肉總產量為4 890.8萬t，占肉類總產量的63.9%；2010年我國豬肉總產量為5 070萬t，占肉類總產量的69.5%[2]；2011年肉產量排名世界第一，占世界總產量的48.9%[3]；畜牧業總產值由1978年的1 397億元增加至2010年的20 870億元，占農業總產值的比例由1978年的15%上升至2010年的33%[4]。常規榮昌豬產量巨大，但相對于廣東省“壹號土豬”品牌的產銷量，生態榮昌豬的產銷量、產品價值增值都存在巨大的差距。筆者采用典型調查法，于2012年1月和2013年3月先后調查了榮昌生鮮豬肉市場及相關生豬生產企業，面市生態榮昌豬有2家銷售店以及1家生態榮昌豬生產企業，預計2013年能產300萬頭。

我國生豬雖然產銷量大，但具有品牌者少。重慶生豬市場上生態榮昌豬產品品牌剛剛起步，盡管生態榮昌豬的價格隨著農產品市場價格的普遍上漲也有小幅攀升，但經過調查發現，生態榮昌豬價格漲幅較之其他農畜產品價格如“壹號土豬”等最低，這與其缺乏品牌化及品牌價值急需提升等不無關系。若能對生態榮昌豬進行差異化的品牌化加工，可獲得品牌帶來的附加利益。

3 生態榮昌豬的差異化品牌營銷策略

3.1 品牌定位上的差異化

差異化品牌營銷的成功，要求企業必須向市場提供達到相當質量水平且經得起市場競爭檢驗的產品，首先就要進行準確的市場細分，選對目標市場和做好產品的市場定位。生態榮昌豬的品牌定位首先應該突出為川渝地區5%～10%的高收入人群和高檔餐飲企業消費者服務，然后逐漸向下緩慢延伸。當前要重點提升生態榮昌豬品牌形象的親和力，圍繞目前訴求的“豬生態，優生活”，實現人們對生態榮昌豬品牌的親切感。從市場營銷的視角看，切不可忽視對消費者的消費引導，設計出對目標受眾有親和力的品牌名稱、直觀視覺效果的品牌標志、簡練深刻的廣告語言等，從而深入強化生態榮昌豬品牌的價值所在。

3.2 概念上的差異化

當今世界，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標準化生產的推進，無論是非農產品和農產品都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產品同質化現象。開展差異化品牌營銷在一定程度上更多地體現為品牌的競爭，而事實上品牌的競爭就是品牌核心點表述差異之間的競爭。要把差異化品牌營銷的重點放在概念上，提出的品牌概念一定要新穎和有力度，品牌概念的核心表述一定要深刻、犀利。如重慶新生品牌時期的“雙味魚”、“吃魚的女士美麗、吃魚的小孩聰明、吃魚的男士健康”等概念[4]。因此，可以設想推出以生態榮昌豬肉為基礎食材加工的“湯有為”生態榮昌豬大骨湯、“香絲肉”等關聯概念產品和實體產品，豐富生態榮昌豬品牌的產品線和滿足目標顧客的多元化美食之需求。

3.3 文化上的差異化

品牌的一半是文化已經是學術界和市場營銷實戰者的共識。隨著當前生豬產業化的推進和特色生鮮豬肉品牌建設的開展必然帶來生豬文化產業的發展。事實上，當今時代城市化進程的加劇，年輕的新生代和下幾代將對農業文化尤其生豬文化的了解、體驗越來越少，而對農業文化的了解、體驗是多數人現實和潛在的欲望。如榮昌縣的“豬文化博物館”，歷年接待參觀人次不斷增加，表明生豬文化產業發展所提供的系列產品市場將會需求旺盛。因此，生態榮昌豬品牌應基于區域內生豬社會、文化、歷史、自然環境和生豬品種、養殖技術、飼料獸藥工業文明等資源特色，大力推進圍繞“生豬一生、餐飲、豬文化節”等集旅游、觀光、科普知識普及等為一體的品牌文化融合，可借助中國畜牧科技城的“豬文化博物館”、“年豬節”等，豐富和提升生態榮昌豬品牌的文化底蘊，在區域內乃至全國建成有影響力的生態榮昌豬品牌文化。此外，當地政府部門應加大政策支持、文化產業規劃、市場組織以及農業管理工程等多種學科理論和實施技術的交叉。

3.4 充分運用地名品牌

目前國家開展的“地理標識”就是地名品牌的現實運用。由地名而產生的品牌自身就有著強烈的排他差異性，因而這種品牌在顧客心目中產生的差異則更為強烈。如在全國范圍內吃火鍋，無論哪個城市的居民大多數首選都是重慶、四川的麻辣火鍋。生態榮昌豬品牌也要凸顯“榮昌、榮昌豬”這一地名品牌，在系列產品中突出榮昌縣這一地域名字與榮昌豬的社會文化歷史的深度關聯，有別于其他地方的生態豬品牌，從而維護和提升榮昌豬品牌價值，提高其競爭力。

3.5 泛化和延伸上的差異化

生態榮昌豬差異化品牌營銷中的品牌泛化和延伸，目的是利用品牌既有的優勢，盡可能地擴大將來的生態榮昌豬產品市場。可以采用在成功的品牌基礎上泛化新的產品系列，如由生態榮昌豬品牌的“生豬全宴、年豬節、生鮮豬肉”等泛化出豬肉佐劑、關聯制品等，從該行業品牌逐步泛化到其他行業品牌。

4 結語

當前我國生豬雖然產銷量大，但知名品牌少，重慶生豬市場上生態榮昌豬品牌也剛起步，而國內外畜產品市場競爭激烈，生態榮昌豬差異化品牌營銷勢在必行。生態榮昌豬差異化品牌營銷應采取品牌定位、概念、文化、充分運用地名、泛化和延伸等方面的差異化品牌營銷策略。同時注意規避實施差異化品牌營銷策略可能引起單位產品生產、營銷等相對成本上升的風險。

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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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態建筑美學

（一）生態建筑美學的概念

生態建筑美學是由生態學、建筑學、美學三大學科的有機“融合”與“共生”。“融合”是由人工建筑環境與自然環境的和諧一體，最大化建設發揮有利于生態效益的自然環境，盡量避免額外的反生態效應，遵循自然生態規律，實現人與自然的平衡與和諧。“共生”是以不改變自然環境為目的，也就是說，原始自然環境和生物物種不被打擾的前提下，實現生態系統的共存原則，從而有利于自然生態適應和發展。

（二）生態建筑美學的特點

1、高新技術中的新型材料

高技術處理后的低效材料，直接利用一個特殊的編織工藝形成建筑的密封結構，或構成建筑的表皮系統。2010年在上海舉行的世博會，其中，德國館外墻使用的是網格、良好的透明性創新架構的“布料”，能有效避免因人流密集而導致熱量堆積，減少空調能耗的負擔，最重要的是這些“布料”可以被再次使用，制作成小型遮陽罩。英國館的外墻采用一種透明亞克力制成的“觸須”，白天，觸須會傳導光線提供內部的透明，夜間，觸須內置的光線可以照亮整個建筑，從而節約了場館的電量。這些新型材料自身的質地和線條，不僅帶來了新的視覺美感，而且還營造了現代感和震撼。

2、采用生態技術對建筑節能的考量

生態建筑技術，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中，最基本且最主要的問題之一是建筑設計。杰出的建筑設計需要設計人員創建空間和實體，通過塊體、空間和設備的優勢來滿足建筑。在現代建筑中，應減少對資源的損耗和環境的影響，按照建筑功能的需求，去尋找自然通風和采光，表皮布局使用自然條件調整日照，促進建筑能耗量少，得到全面的節能效果。

3、物質循環與再生利用

材料的回收和再利用是生態建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論以及生態控制論和生態建筑設計應該遵循的一個概念。任何產品最終將成為一組“垃圾”，每組“垃圾”也是生物圈中另外一組有用的“產品”。為了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就必須遵循材料回收的準則，實現資源回收和永久利用，最低成本換取最大化的發展。

4、生態建筑的和諧美

自然美：人類的生存環境是自然環境的基石，受地形和氣候等因素來決定。就地形而言，不同的山地地形里，單體建筑可以得到更好的通風和采光。建筑與自然環境融合可以有一個更有優雅的環境，身處其中，感受自然的建筑風景，同時也享受著快了，這充分體現了自然美。人文美：空間布局、外觀情況和建筑物的細部裝飾對文化環境有很大的影響。在中國傳統的建筑空間布局中，大多以閉合的狀態展現，并布置在中心軸線對稱的形式。在細部裝飾，一些傳統民居會在擱柵雕刻波浪卷的圖形，表達防火意識。歷史美：歷史環境具有一定的時間性，建筑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探索美的過程。現代主義建筑是以實用性和功能性為中心，表現出理性的建筑之美；后現代主義建筑倡導裝飾技術，以實現豐富視覺，主張滿足心理需求，呈現一種妥協的裝飾美感。每個時期已經屬于藝術印跡雜交疊加和歷史累積的成果。

二、生態建筑與相關建筑的關聯

（一）生態建筑與可持續建筑

生態建筑的設計總體思路基于：利用土壤、溫室和自然通風技術提供一個穩定和舒適的室內環境；糞便、食物垃圾等已經在沼氣中作為燃料和肥料……因此，所謂的“生態建筑”，是在建筑生態系統中操作能量和內部訂單、回收、高效的平衡生態建筑環境。

可持續建筑是指以可持續發展的規劃建設理念，主要包括建材、城市規劃以及功能和構架、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因素。可持續建筑的概念就是追求降低環境荷載和環境的集成，其目的是降低能源消耗，減少污染、保護環境、保障健康和提高生產效率。

（二）生態建筑與其他建筑

對于“低碳、健康、自然、環保、生物、技能、環境共生、資源循環型、有機建筑”等建筑，不能與“生態建筑”競爭，它們只是“生態建筑”的一個附屬部分而已，只是局部概念罷了。

三、生態建筑造型的美學探究

由于建設規模不同的生態建筑風格具有強烈的視覺沖擊，以美感的角度做出的形狀更符合以人為本。我們可以發現，人們都集中在審美體驗的過程，同時也反映了發展的審美情趣的多樣性。當代的審美原則也出現了模糊、情感化的審美變異。

（一）人文主義

建設作為文化的象征，價值觀直接影響人們的理解和認知。事實上，生態建筑以物理形式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人類的需求，所以只有以與人相關的概念去認識，才能建立一個真正內在的聯系。只有當生態建筑和當地人民的習俗、文化融合，才可以實現真正的意義。因此，生態審美的活動已經不是單純對建筑形式和風格的純美學，而是反饋生態建筑在人類社會和文化的問題。

（二）體驗過程

建筑的意義在于為人們的生活而服務。長期以來，人們一直關注的是建筑結構，即建筑特性和質量（樣式、功能質量等）的體系結構，作為最終成功或失敗的設計評價指標。這種專注于精神需求的審美觀念，具有明確的目的，追求優雅的審美情趣。

當代生態建筑被認為是一個不斷發展與人溝通對話的方式，所以人們更關心的是溝通方式，與人們的生活對話。事實上表明，人們對建筑概念的變化，關注建設中心從“結果”到“體驗”。

（三）審美變異

審美變異指的是當代建筑設計概念問題的出現反抗現存的古典審美現象，其中包括建筑美學、價值曲線、審美標準體系和變化的藝術技巧。事實上，人們在追求“國際風格”和欣賞“文化共生”足以表明“變異”的審美現象。建筑的多樣性已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幾何形式，而是包括了多元化的審美價值。在一定范圍內單一的審美價值已被打破，但文化價值的上升，是建筑物也呈現了不同的風格。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各類型之間存在豐富多彩的差異形式和方法，完美詮釋了審美的變異。

篇（8）

1993年9月第一屆東亞地區國家公園與保護會議(北京)通過了“東亞保護區行動計劃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態旅游”的定義；1994年成立了中國生態旅游協會（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雙版納發表了《發展我國生態旅游的倡議》，標志著我國學術界對生態旅游研究開發的關注；1996年6月召開武漢國際生態旅游學術研討會，同年10月推出的《中國21世紀議程優先項目計劃》。1997年12月，與生態旅游密切相關的“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研討會”在北京舉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開“亞太議員環發大會”第六屆年會主題為“旅游與環境保護”；國家旅游局將1999年定為“生態環境旅游年”，首次承辦了主題為“人與自然”的“中國昆明‘99世界園藝博覽會”將我國生態旅游研究開發推向，1999年前后是我國學術界發表有份量的生態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國土資源部建立11個首批國家地質公園，2005年首批國家礦山公園掛牌,意味著我國生態旅游資源研究開發向理性發展。我國生態旅游業迅猛發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時由于不規范的過度開發和落后的管理體制所造成生態旅游區資源環境的破壞也是觸目驚心的；旅游廢物的處理并不比處理傳統工業三廢容易，旅游環境承載力的超負荷運行必將導致景觀的消亡和旅游景區的毀滅的警告不是危言聳聽的。

綜上所述，我國生態旅游研究開發歷史短，發展快，存在問題多。

一、我國生態旅游理論研究方面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學者對生態旅游內涵界定方面存在誤區：

1.生態旅游內涵界定生搬硬套國外學者研究成果多，創新少。許多研究者頻頻引用某某外國專家對生態旅游的定義以示正統或經典，缺乏創新,實際上外國學者對生態旅游的界定到“目前還是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

2.我國學者對生態旅游概念界定爭議很多，溝通少。有代表性的有盧云亭（1996）從旅游開發和經營的角度強調生態旅游是一種可持續發展模式，金鑒明（2002），楊富泉（1995），郭錦超（1997）持類似的觀點；張廣瑞（1998）從旅游需求的角度，強調生態旅游是一種“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種“有目的的旅游活動”，李緒萌（1995），張延毅（1997），劉健生（1997），王興國（1998），王爾康（1998），陳立軍（1998），劉家明（1999）的觀點與這相近似。李東和等（1999）認為從供給者（開發者，經營者）的角度看，生態旅游是一種將生態學思想貫穿于整個旅游系統并指導其有序發展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從需求者（旅游者）來看，生態旅游是一種旅游活動形式或旅游產品。筆者認為雖然存在上述爭議，但是絕大多數研究者對生態旅游概念內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與環境的協調，生態旅游是可持續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嚴重的生態旅游概念泛化傾向。生態旅游概念泛化是將生態旅游內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體泛延，其具體所指模糊化的現象。例如有人認為生態旅游既是生態工程又是旅游活動，將與生態環境有關的旅游均稱為生態旅游，認為中國生態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馮天駟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組織（WTO,1997）在“關于旅游業的21世紀議程”中指出生態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場中僅占3%~7%，中國生態旅游真得那么旺嗎？生態旅游概念泛化的結果是引起認知混亂，最終導致消費者對生態旅游失去興趣引發生態旅游市場的崩潰。

(二)生態旅游理論基礎研究系統性不足

我國生態旅游研究歷史短，理論基礎研究系統性不夠，目前尚未到形成一個大家普遍認可的理論體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為特征的定性研究為主，定量研究較少，只在旅游容量（環境承載力）等個別領域開展研究工作，如崔鳳軍[7]等（1999）在泰山名勝風景區案例研究基礎上提出一套由生態承載量、資源空間承載量、心理承載量、經濟承載量四部份組成的適用于山岳風景區不同功能類型區的量測模型。

我國生態旅游理論基礎研究比較零散，公認的基礎是有關資源環境經濟協調發展的“可持續發展理論”，其次是文明社會中人類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態哲學意義的“生態美理論”和建立在人與自然協調論和生態人文論基礎上的“人與自然關系理論”。顯然，我們在以生態旅游市場主體（生態旅游業從業人員和消費者）為研究對象的理論（如消費行為理論）研究不足；針對生態旅游市場客體（有形的，無形的生態旅游資源）的基礎研究，如資源規劃與管理、旅游地學等方面不夠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態旅游資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幾乎空白；生態旅游企業營銷環境研究，尤其是社會人文生態旅游環境的研究更少。

二、對策

（一）擱置生態旅游內涵的爭議，積極參與生態旅游的開發,在實踐中實現創新

“生態旅游”是一個正處于發展的概念，它的內涵和本質特征有待于人們深入研究，但是理論源于實踐，目前，我們的研究者應該采取擱置生態旅游內涵的爭議，到實踐中去領會生態旅游的真諦的態度，從案例研究和實證研究及生態旅游開發過程中總結歸納符合中國國情的生態旅游內涵。

（二）中國傳統文化應融入生態旅游理論中促進理論本土化

生態旅游理論源于歐美發達國家，盡管其概念界還無法統一，但是其概念內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與環境的協調，這與我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謀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指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為相通，相類和統一。歷代諸子百家都力圖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協調，和諧與統一。西漢董仲舒繼承和發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無為為之之謂天”（《莊子·天道》）等諸子觀點，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應思想體系，首次明確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強調人類與大自然要和諧共處，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絕不能盲目地破壞自然規律，使自然生態失衡，一旦失衡必將自食其果。麗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與東巴文化強調人與自然協調的傳統不無關系。

綜上所述，我們的傳統文化與生態旅游理論有許多相似的理念，我們應該將它融入到生態旅游理論研究中，這將有利于挖掘和弘揚傳統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態旅游理論的本土化，將對研究中國人文生態旅游資源的開發保護發揮重要作用。

（三）拓寬生態旅游理論基礎，提高生態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對生態旅游理論研究比較零散的現實，拓寬理論基礎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學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學是運用地學的理論方法為旅游資源調查，規劃開發及保護工作服務，從而促進旅游業發展的一門邊緣學科。生態旅游資源中的地質旅游資源、地貌旅游資源、水文旅游資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學問題。可見，旅游地學與生態旅游資源研究開發密切相關。目前已建立的國家地質公園世界地質公園國家礦山公園無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態旅游熱點。生態旅游和地質旅游的對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險游，沙漠景觀探險旅游，焦作市云臺山世界地質公園旅游開發及廣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險游和全國性的漂流旅游熱等等。

（四）加強自然生態旅游資源和社會人文生態旅游資源整合研究

我們發現自然生態旅游資源和社會人文生態旅游資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規律的。一般情況下，自然生態旅游資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對封閉的地方（以滇西、湘西為代表的西部地區），也常常保存有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狀態，具有豐富的社會人文生態旅游資源。加強兩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產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護和繼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資源。例如，東巴文化與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資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認識“香格里拉的魅力”，體會東巴文化“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的協調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識結構,引導生態旅游企業貫徹“社會市場營銷”理念

傳統旅游管理類人才培養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識結構方面存在自然科學知識面不夠寬的缺陷，生態旅游知識更是不足，從而造成我國生態旅游產品設計、開發和資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現狀。在生態旅游開發過程中開展消費者教育，并將之滲透到企業營銷的各個環節，讓消費者在享受生態旅游樂趣的過程中進一步認識生態旅游的內涵提高生態環保意識。讓政府管理層和旅游業從主人員在實施生態旅游開發的過程中更加深刻體會生態旅游環境效益外部化和內部化的內涵，更加清楚地認識到環境保護對企業乃至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促使他們轉變觀念，主動地考慮社會長期利益即生態旅游環境保護，正確處理好消費者利益、企業利益及社會長遠利益三者的關系，真正實現以社會市場營銷理念為生態旅游企業經營理念，確保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中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自然保護區與生態旅游[M]．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

[2]盧云亭．生態旅游與可持續旅游發展[J]．經濟地理.，1996，16（1）．

[3]張廣瑞.．生態旅游的理論與實踐[J]．財貿經濟，1998，（8）．

[4]曉，彭建．生態旅游內涵辨析[J]．桂林旅游專科學校學報，2001，12（1）．

[5]李東和，張結魁．論生態旅游的興起及其概念實質[J].．地理學與國土研究，1999，（2）．

[6]崔鳳軍，楊永慎．泰山旅游環境承載力時空分異特征及其利用強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篇（9）

1993年9月第一屆東亞地區國家公園與保護會議(北京)通過了“東亞保護區行動計劃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態旅游”的定義；1994年成立了中國生態旅游協會（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雙版納發表了《發展我國生態旅游的倡議》，標志著我國學術界對生態旅游研究開發的關注；1996年6月召開武漢國際生態旅游學術研討會，同年10月推出的《中國21世紀議程優先項目計劃》。1997年12月，與生態旅游密切相關的“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研討會”在北京舉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開“亞太議員環發大會”第六屆年會主題為“旅游與環境保護”；國家旅游局將1999年定為“生態環境旅游年”，首次承辦了主題為“人與自然”的“中國昆明‘99世界園藝博覽會”將我國生態旅游研究開發推向，1999年前后是我國學術界發表有份量的生態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國土資源部建立11個首批國家地質公園，2005年首批國家礦山公園掛牌,意味著我國生態旅游資源研究開發向理性發展。我國生態旅游業迅猛發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時由于不規范的過度開發和落后的管理體制所造成生態旅游區資源環境的破壞也是觸目驚心的；旅游廢物的處理并不比處理傳統工業三廢容易，旅游環境承載力的超負荷運行必將導致景觀的消亡和旅游景區的毀滅的警告不是危言聳聽的。

綜上所述，我國生態旅游研究開發歷史短，發展快，存在問題多。

一、我國生態旅游理論研究方面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學者對生態旅游內涵界定方面存在誤區：

1.生態旅游內涵界定生搬硬套國外學者研究成果多，創新少。許多研究者頻頻引用某某外國專家對生態旅游的定義以示正統或經典，缺乏創新,實際上外國學者對生態旅游的界定到“目前還是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

2.我國學者對生態旅游概念界定爭議很多，溝通少。有代表性的有盧云亭（1996）從旅游開發和經營的角度強調生態旅游是一種可持續發展模式，金鑒明（2002），楊富泉（1995），郭錦超（1997）持類似的觀點；張廣瑞（1998）從旅游需求的角度，強調生態旅游是一種“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種“有目的的旅游活動”，李緒萌（1995），張延毅（1997），劉健生（1997），王興國（1998），王爾康（1998），陳立軍（1998），劉家明（1999）的觀點與這相近似。李東和等（1999）認為從供給者（開發者，經營者）的角度看，生態旅游是一種將生態學思想貫穿于整個旅游系統并指導其有序發展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從需求者（旅游者）來看，生態旅游是一種旅游活動形式或旅游產品。筆者認為雖然存在上述爭議，但是絕大多數研究者對生態旅游概念內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與環境的協調，生態旅游是可持續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嚴重的生態旅游概念泛化傾向。生態旅游概念泛化是將生態旅游內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體泛延，其具體所指模糊化的現象。例如有人認為生態旅游既是生態工程又是旅游活動，將與生態環境有關的旅游均稱為生態旅游，認為中國生態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馮天駟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組織（WTO,1997）在“關于旅游業的21世紀議程”中指出生態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場中僅占3%~7%，中國生態旅游真得那么旺嗎？生態旅游概念泛化的結果是引起認知混亂，最終導致消費者對生態旅游失去興趣引發生態旅游市場的崩潰。

(二)生態旅游理論基礎研究系統性不足

我國生態旅游研究歷史短，理論基礎研究系統性不夠，目前尚未到形成一個大家普遍認可的理論體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為特征的定性研究為主，定量研究較少，只在旅游容量（環境承載力）等個別領域開展研究工作，如崔鳳軍[7]等（1999）在泰山名勝風景區案例研究基礎上提出一套由生態承載量、資源空間承載量、心理承載量、經濟承載量四部份組成的適用于山岳風景區不同功能類型區的量測模型。

我國生態旅游理論基礎研究比較零散，公認的基礎是有關資源環境經濟協調發展的“可持續發展理論”，其次是文明社會中人類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態哲學意義的“生態美理論”和建立在人與自然協調論和生態人文論基礎上的“人與自然關系理論”。顯然，我們在以生態旅游市場主體（生態旅游業從業人員和消費者）為研究對象的理論（如消費行為理論）研究不足；針對生態旅游市場客體（有形的，無形的生態旅游資源）的基礎研究，如資源規劃與管理、旅游地學等方面不夠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態旅游資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幾乎空白；生態旅游企業營銷環境研究，尤其是社會人文生態旅游環境的研究更少。

二、對策

（一）擱置生態旅游內涵的爭議，積極參與生態旅游的開發,在實踐中實現創新

“生態旅游”是一個正處于發展的概念，它的內涵和本質特征有待于人們深入研究，但是理論源于實踐，目前，我們的研究者應該采取擱置生態旅游內涵的爭議，到實踐中去領會生態旅游的真諦的態度，從案例研究和實證研究及生態旅游開發過程中總結歸納符合中國國情的生態旅游內涵。

（二）中國傳統文化應融入生態旅游理論中促進理論本土化

生態旅游理論源于歐美發達國家，盡管其概念界還無法統一，但是其概念內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與環境的協調，這與我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謀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指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為相通，相類和統一。歷代諸子百家都力圖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協調，和諧與統一。西漢董仲舒繼承和發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無為為之之謂天”（《莊子·天道》）等諸子觀點，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應思想體系，首次明確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強調人類與大自然要和諧共處，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絕不能盲目地破壞自然規律，使自然生態失衡，一旦失衡必將自食其果。麗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與東巴文化強調人與自然協調的傳統不無關系。

綜上所述，我們的傳統文化與生態旅游理論有許多相似的理念，我們應該將它融入到生態旅游理論研究中，這將有利于挖掘和弘揚傳統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態旅游理論的本土化，將對研究中國人文生態旅游資源的開發保護發揮重要作用。

（三）拓寬生態旅游理論基礎，提高生態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對生態旅游理論研究比較零散的現實，拓寬理論基礎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學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學是運用地學的理論方法為旅游資源調查，規劃開發及保護工作服務，從而促進旅游業發展的一門邊緣學科。生態旅游資源中的地質旅游資源、地貌旅游資源、水文旅游資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學問題。可見，旅游地學與生態旅游資源研究開發密切相關。目前已建立的國家地質公園世界地質公園國家礦山公園無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態旅游熱點。生態旅游和地質旅游的對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險游，沙漠景觀探險旅游，焦作市云臺山世界地質公園旅游開發及廣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險游和全國性的漂流旅游熱等等。

（四）加強自然生態旅游資源和社會人文生態旅游資源整合研究

我們發現自然生態旅游資源和社會人文生態旅游資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規律的。一般情況下，自然生態旅游資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對封閉的地方（以滇西、湘西為代表的西部地區），也常常保存有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狀態，具有豐富的社會人文生態旅游資源。加強兩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產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護和繼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資源。例如，東巴文化與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資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認識“香格里拉的魅力”，體會東巴文化“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的協調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識結構,引導生態旅游企業貫徹“社會市場營銷”理念

傳統旅游管理類人才培養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識結構方面存在自然科學知識面不夠寬的缺陷，生態旅游知識更是不足，從而造成我國生態旅游產品設計、開發和資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現狀。在生態旅游開發過程中開展消費者教育，并將之滲透到企業營銷的各個環節，讓消費者在享受生態旅游樂趣的過程中進一步認識生態旅游的內涵提高生態環保意識。讓政府管理層和旅游業從主人員在實施生態旅游開發的過程中更加深刻體會生態旅游環境效益外部化和內部化的內涵，更加清楚地認識到環境保護對企業乃至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促使他們轉變觀念，主動地考慮社會長期利益即生態旅游環境保護，正確處理好消費者利益、企業利益及社會長遠利益三者的關系，真正實現以社會市場營銷理念為生態旅游企業經營理念，確保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中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自然保護區與生態旅游[M]．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

[2]盧云亭．生態旅游與可持續旅游發展[J]．經濟地理.，1996，16（1）．

[3]張廣瑞.．生態旅游的理論與實踐[J]．財貿經濟，1998，（8）．

[4]曉，彭建．生態旅游內涵辨析[J]．桂林旅游專科學校學報，2001，12（1）．

[5]李東和，張結魁．論生態旅游的興起及其概念實質[J].．地理學與國土研究，1999，（2）．

[6]崔鳳軍，楊永慎．泰山旅游環境承載力時空分異特征及其利用強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篇（10）

    二、負責任旅游相關概念

    上世紀60年代后產生的大眾旅游的發展模式引發了旅游對環境、社會文化和經濟3個方面的負面影響,在解決旅游負面影響使旅游業良性發展的過程中,旅游學術界和業界相繼產生了幾個重要概念,它們是可持續旅游、生態旅游、替代性旅游、負責任旅游等。由于描述這些概念的學者采用不同的術語描述方式解釋旅游現象,從而使不了解術語描述方式者產生概念模糊的看法。描述旅游的術語包括兩種類型,一類術語側重于描述游客的所作所為或者游客活動的地點,另一類術語側重于描述旅游影響及其所具有的倫理價值。前者描述包括對活動類型和旅行行為者類型的描述,活動類型的術語包括探險旅游、自然旅游、文化旅游、游船旅游、度假旅游等,旅行者行為的描述如高端旅游、背包旅游、教育旅行等,這些術語針對旅游業的細分市場,基于將“旅游”單純地定義為“旅行者的娛樂、休閑或商務”,對于旅游影響的闡述是中立的。后者的術語包括替代性旅游、生態旅游、可持續旅游、扶貧旅游、綠色旅游、地質旅游、負責任旅游等,這種描述不單純是利基市場或旅游業的一個細分市場,而是以環境和社會原則為基礎,并且是具有倫理意義的良好的實踐活動,這類旅游概念的主要特征見表1。正因為如此,具有倫理價值的旅游概念在其發展過程中又形成為特定的旅游發展的模式,比較有影響的是替代性旅游、生態旅游、可持續旅游和負責任旅游,本文著重對這幾個概念進行辨析。負責任旅游與上述概念存在邊界不清的現象,究其原因,是在旅游研究和實踐中采取的分類角度、研究出發點和研究范疇等不同,從而造成負責任旅游與這些概念之間從屬不清、涵義重疊并在實踐中常常混用的現象,本文主要就后一種描述進一步分析責任旅游與主要概念之間的關系。 

    三、負責任旅游與諸相關概念的差異

篇（11）

Based o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urban planning point of view on the Landscape City

CUI Hai-jieLI Bao-min

Anhui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bstract: Chinese development model of urban space -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urban landscap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re more in line with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and meaning of the urban landscap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ractice of urban planning for this part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limited and combing new building of the basic countermeasures suggestions conducive to the practice of urban planning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landscape urban planning.

Keywords: Landscape Cities; Modern Landscape cities; Meaning of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Basic characteristics;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basic countermeasures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2104（2012）

一、對于山水城市的認識和理解

1. 產生背景

城市化帶來的繁榮不僅是給人們帶來前途與鼓舞的一面，還有令人感到憂慮和茫然的一面。人們開始探索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創造優美舒適的人居環境、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同時又使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新方法。

在這種背景下，可持續發展以及生態理念成為城市建設和規劃的理論藍本和重要原則。相關研究日漸增多，“田園城市”、“花園城市”、 “園林城市”、“森林城市”、“綠色城市”、“生態城市”包括中國學者提出的“山水城市”等一系列的今日理想城市模式被提出。

1898年，英國人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提出了田園城市也稱花園城市(Garden City)的概念。

1962年，“森林城市”這一名詞是美國肯尼迪政府在戶外娛樂資源調查中首先使用，泛指一般意義上的城市范圍內的所有樹木。

1984年，生態城市的概念由O．Yanitsky首次提出，目的實現可持續的城市生態發展。

1990年，D•Gordon的《綠色城市》(GreenCity)追求的是一種由生態美學指導的城市。

1990年“山水城市”這一概念由我國杰出科學家錢學森最早提出。

2. 概念與內涵

這里的“山水”是一個概念性的詞語，涵蓋“自然”之意。山水城市是人與自然，即社會和自然和諧的城市。是在現代城市理論和實踐發展上的基礎上，以特定的地理環境條件為基礎，營造城市中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共處，具有地方特色和中國風格，最佳居住環境的中國藝術城市空間。這是一種更符合中國城市生態特征的生態城市建設和發展模式。

內涵包括三個方面:首先它是花園式的城市。其次它是生態城市。第三它具有一定的文化內涵。

3. 基本特征：

a．生態學哲理

“山水城市”是從生態角度考慮城市問題，把城市作為一個大園林來建設，使城市成為公園，反映了城市與自然的全新關系，其中包含著深刻的生態學哲理和保護自然的意識。

b．中國文化特色

在傳統思想中，山水不僅具有自然屬性，而且具有文化屬性。與山水相關的詩詞、園林、繪畫以及風水學等為代表的山水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它表現了萬物有靈的自然崇拜世界觀和通過移情作用達成的比德山水美學思想。

c．自我整合能力

可持續發展理念要求將工業社會原文化體系與新時代相應的文化因素整合，尤其是東方尊重自然，比德的文化因素。中國山水文化在文化的自我審視與整合能力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4. 缺失：

山水城市的研究以錢學森先生的《論宏觀建筑與微觀建筑》與汪德華先生的《中國山水文化與城市規劃》為代表。

但是研究大都是透過宏觀的視角，來探尋普遍的規律，缺乏對實際建設的考慮，更多的停留在理論層面上，要將其運用于實踐中，還有較長的路要走。作為城市規劃行業的一名成員，有必要從城市規劃角度對山水城市進行重新詮釋，使其具有具體的建設指導意義。

二、基于城市規劃角度的山水城市

1. 產生背景

根據統計，山地約占中國土地面積的33%，丘陵10%，高原26%，盆地19%，平原12%。把低山丘陵、各種高大山脈和起伏不平的高原都包括在內，山區面積要占中國土地總面積超過2/3。山區面積廣大，且山水融為一體。長江、黃河、珠江和黑龍江諸大河流，在遼闊的大地上奔流。如此豐富的山水自然要素對中國自然形態的形成與塑造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古人在構城理論中指出“依山者甚多，亦須有水可通舟楫，而后可建”。《管子》書中寫道：“凡立國者，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由此可見，自古以來任何城市都具有自身獨特的城市山水骨架。

因此山水城市作為一種中國城市空間的發展策略勢在必行，基于城市規劃角度對山水城市的概念與內涵、基本特征進行新的限定和梳理，提出建議性對策指導城市規劃建設，更符合中國城市生態特征。

2. 概念與內涵

內涵是指“概念所反映的對象的特有屬性和本質屬性”，在“邏輯學上指一個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質屬性的總和，也就是概念的內容”。

所說的“山水”實指自然界中的山與河流，這與錢學森構想中的“山水”有所不同。這樣有利于山水城市關于建設指導的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