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的發展階段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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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農業科技園區創業與創新發展的階段分析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農業科技園區作為一種新型的農業發展模式迅速涌現并發展起來，逐漸具備了農業技術創新和技術組裝的基地，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平臺和現代農業生產的示范載體功能。農業科技園區出現與發展的十多年來，經過不斷創業與創新。農業科技園區的建設進入了規范化、制度化的新階段。農業科技園區在我國從探索到發展的時間并不長，目前，我國農業科技園區發展總體上仍處于創業階段，其創業發展歷程可分為3個階段：

1.1　第一階段。從1993年到1997年。農業科技園區建設處于探索階段

1993年，山東省人民政府決定在全省成立10大農業科技園區，濟南農業高新技術開發區率先成立，以后全省陸續成立10個省級農業科技園區，探索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農業的道路，拉開了全國各地探索農業科技園區發展的序幕。1994年，我國在北京建立了以展示以色列設施農業和節水技術為主體的示范園――中以示范農場；1995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決定成立順義三高科技農業試驗示范區；199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決定成立孫橋現代農業示范區。

該階段主要以新技術、新成果的展示為主。進行設施農業示范。在種植方面以推廣蔬菜、花卉、果樹等園藝作物為主。該階段以濟南農業高新技術開發區建設為標志。

1.2　第二階段，從1997年到2001年。農業科技園區建設處于快速發展階段

1997年2月，由國家科技部正式立項啟動工廠化高效農業示范區。1997年建立的陜西楊凌國家級農業高新技術示范區，由中央和陜西省人民政府共同籌辦。國家科技部1998年批準立項持續高效農業示范區，在全國不同生態區域布點。國家財政部1998年批準立項建設現代農業科技園區。國家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從1999年起專門設立農業綜合開發高新科技示范項目，示范區的面積一般為1萬畝以上。另外。地方政府主辦的地市級農業科技園區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建設一批高效的農業科技園。據農業部科教司2000年統計數字顯示，我國地市級以上農業科技園區和現代農業示范區已達到600多個，縣級以上農業科技園區達到2000多個(蔣和平，2001)。

該階段強調示范功能、培訓功能，探索新的運行機制和運行模式，但部分園區的政府色彩濃厚，多為“盆景”或“形象工程”，部分園區效益不顯著。該階段以國家科技部正式立項啟動工廠化高效農業示范區為標志。

1.3　第三階段，從2001年起。農業科技園區建設處于規范發展階段

通過幾年的發展，農業科技園區吸引了多渠道的向農業產業的資金投入，開發、引進、推廣了一大批農業高新適用技術，通過培訓提高了當地農民素質，增加了農民收入，帶動了產業結構調整，促進了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業科技園區在實踐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也有不少問題。2000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肯定了農業科技園區的實踐，并明確指出“要抓緊建設科學園區，并制定扶植政策”。此后科技部聯合農業部等6部委制定了《國家農業科技園區發展規劃》，2001年，《農業科技園區指南》與《農業科技園區管理辦法(試行)》正式實施。按照“先行試點、總結經驗、穩步推進”的原則。2001年8月和2002年4月，科技部連續啟動兩批“國家農業科技園區(試點)”。使我國農業科技園區發展納入規范化、制度化軌道。

該階段，園區進行規范的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組織創新，建設農業科技專家大院、科技特派員等創新服務體系。國家肯定了農業科技園區的實踐，并出臺一系列規章制度，規范農業科技園區的發展。該階段以2001年8月科技部啟動首批“國家農業科技園區(試點)”為標志。

2　農業科技園區創業發展的環境分析

農業科技園區創業的區域創新環境可分為硬環境和軟環境，把全球創業觀察(GEM)開發出的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項目支持、教育與培訓、研究開發轉移效率、商業和專業基礎設施、進入壁壘、有形基礎設施、文化和社會規范等9個方面的創業環境條件分列入軟環境和硬環境，與園區創業與創新的主體作用。

2.1　促進農業科技園區創業的硬環境

農業科技園區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實現以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協調發展，三者缺一不可，互為支持關系。要實現三者的協調發展，園區需要一個好的硬環境如區位環境、自然環境、基礎設施環境等等。硬環境又可分為不可變硬環境和可變硬環境。

2.1.1　不可變硬環境

創辦農業科技園區的區位選擇十分重要，將使園區具備其自然屬性，因為一旦園區選址確定，將使園區創業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確定，如交通距離、土地資源、生物資源、氣候資源、水資源及其他生態資源不可改變，或者改變時需要大量成本，如建設配套水庫等。

例如，大連金州國家農業科技園區是科學技術部于2002年5月批準建立的國家級農業科技園區，原有園區核心區――連豐農業園區建設中存在的水資源不足、土地費用過高等問題，嚴重限制了園區的可持續發展，為加快培育大連市農業科技園區的龍頭。更好發揮國家級農業科技園區的先導及輻射、帶動作用，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大連市決定將原大連金州國家農業科技園區核心區(連豐園區)與登沙河鎮大連市農業現代化園區進行整合，組建新的大連金州國家農業科技園區核心區(登沙河)。新的大連金州國家農業科技園區核心區由一個具有綜合功能的中心區和9個具有專業特色的分區構成，形成“1+9”模式，不僅可以解決原國家農業科技園區因空間狹小，發展受到制約的矛盾，還為加快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2.1.2　可變硬環境

農業科技園區選址一旦確定，將進行一系列的現代化的基礎設施、便利的交通通訊、配套的生產服務設施和機構的建設，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投入，是可變的硬環境。可變的硬環境體現著政府對園區的支持力度和園區建設發揮創新主體的能動能力。各級農業科技園區的建設，一般基礎設施如水、電、路、通訊由政府投資興建，資本運作良好的園區可以將一些基礎設施建設企業化運作，由人駐園區的企業投資或融資建設。可變的硬環境越完善、配套越齊全，越利于園區的可持續快速發展。

例如。沈陽沈北農業高新區從2006年起，沈北新區蒲河以南地區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納入市城建規劃和城建計劃，連續5年，市政府每年補貼1億元，用于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高新區將“七通”(上下水、電、

暖、蒸汽、煤氣、電訊)接至項目用地紅線50米范圍內，產業用地免征電力增容費和基礎設施配套費。

2.2　促進農業科技園區創業的軟環境

營造農業科技園區創業的區域創新環境，隱藏在硬環境背后的軟環境對硬環境作用的發揮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園區創業的軟環境主要表現為網絡系統。即建立在區域內企業間，以及企業與科研機構和行政機構間長期合作基礎上的穩定關系，這種軟環境可分為3個層次：介質環境、機構環境、調控環境。

2.2.1　介質環境

介質環境包括農業科技園區文化水平、心理素質、價值觀念、社會風氣等，直接影響人們的創業精神、互信合作的精神等。這種環境與園區的社會文化基礎有關，有賴于長期的教育投入、國民素質提高和精神文明建設。

(1)教育培訓

教育培訓是園區創業活動得以開展的必要條件，也是創業者將潛在商業機會變為現實的基礎(GEM，2002)，農業科技園區建設十分重視教育培訓活動，強調示范、培訓、孵化功能，一方面引導園區產業創業成功，另一方面對廣大農戶進行示范、培訓，引導農民使用新技術，帶動千家萬戶農民走向國內國際大市場。與科教機構合作，引入企業管理和創業管理教育是農業科技園區下一步教育培訓努力的方向，將使園區中具有更多的創業和創新精神。例如科技部很重視國家科技園區教育培訓工作，將其列為園區重要的考核指標。

(2)文化和社會規范

文化與社會規范環境包括相互聯系的兩個方面的內容：農業科技園區文化是園區社會群體中人們相互交流的產物。主要包括群體信守的價值觀、信仰、思想、習俗和語言等方面的因素；園區社會規范是共享文化的人的相互交流，表現為人際交往和人際關系。文化和社會規范不能相互獨立存在，二者相互聯系、相互影響。

例如，創新文化是構建整個沈陽沈北農業高新區創新體系的系統軟件。由企業、研發機構、教育機構、政府部門、中介機構等多種社會組織之間的充分交流互動共享，構成了一個良好的無縫聯合、高效運行的創新網絡。沈北園區蒲河新城良好的園區環境、便捷的工作條件和鮮明的形象標示與各種規章制度、行為規范和評價體系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新城創新體系正在形成。在科技部門的引導下，新城共有30余家企業與大專院校合作，組建企業研發中心。其中。禾豐集團建立了博士后流動站并成立了飼料加工工程技術中心，輝山乳業成立了乳制品加工工程技術中心、大陸激光成立了渦輪激光修復技術中心等。

2.2.2　機構環境

機構環境包括各種農業科技園區內創新和創業主體之間建立聯系的機構和制度。主要是指園區各種社會機構和科技中介服務機構以及這些機構服務的規范化、制度化。國家農業科技園區建設指導方針中明確提出中介參與，技術依托單位參與園區建設。我國國家創新系統建設中也將科技中介建設列入重要的地位。

(1)研究開發轉移

構建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平臺是農業科技園區重要的任務之一，園區的創業與創新成功的關鍵是園區研究開發轉移的環境構建。通常園區與科技機構密切合作。選擇幾個技術依托機構，成立一個利益共同體，做好知識產權的保護，形成良好的互動機制，園區以此構成良好的研究開發轉移環境，促進農業技術開發和技術商品化。

例如，重慶渝北國家農業科技園區十分重視專家大院建設，適應了農民群眾盼望掌握現代農業科學技術、領先科技致富的迫切要求，園區各農業專家大院與重慶以及西南甚至國內外的農業科研機構和院校合作，聘請專家，針對重慶市農業結構調整，進行良種牛繁育、薯類脫毒、柑橘脫毒育苗等方面的技術攻關。

(2)金融支持

為了促進園區的可持續發展。國家農業科技園區建設伊始就重視園區的融資問題，發起成立國家農業科技園區的6個單位之一就有中國農業銀行信貸部。農業科技園區的建設除了有專業商業銀行的支持之外，還需要國家政策性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支持，形成一種良性的造血和輸血機制。園區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及上市融資也是一個很好的籌資渠道。為了促進高科技產業的迅速發展，各種引導基金如孵化基金、種子基金和創業投資基金的設立也是必要的。

例如，沈陽沈北農業高新區成立中小企業擔保公司，對符合產業政策的優勢企業、種子期科技企業等具有發展潛力的企業提供融資擔保等金融服務，為企業搭建融資平臺，提供增值服務，解決資金瓶頸：區內蒲河新城作為國家開發銀行全國“三化”解決“三農”的示范區，將積極選擇、推薦國家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及其它大型產業化企業與國家開發銀行對接，爭取國家開發銀行的長期、優惠貸款。

(3)商業和專業基礎設施

農業科技園區的商業和專業基礎設施屬于園區促進創業的機構環境的一部分，各種中介機構的建設如：法律服務機構、會計服務機構、各種咨詢、評估機構等；各種服務體系的配套如：通訊設施、郵電網點、供電、供水、污水處理、供暖等機構、設施的健全。這些機構、設施是否健全，提供的服務水平如何。提供的服務能否使人園企業用得起等方面是機構環境建設重要的衡量標準。目前成立的各種科技園區絕大多數都設有科技服務區或管理服務區，為園區的軟硬環境提供服務。

2.2.3　調控環境

調控環境是指政府發揮宏觀調控作用，使園區多個創業和創新主體發生協同效應。國家農業科技園區建設指導方針中也明確提出政府指導，就是要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支持和引導園區健康可持續發展。

(1)政府政策

政府在促進園區創業和創新中的角色是制定政策。通過政策來影響創業者或創新主體的決策以達到政府宏觀調控的目的。我國目前的高技術產業更多的是靠政府在推動。近年來，我國陸續出臺一些促進創業和創新的法律法規，如《關于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若干規定》、《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關于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促進科技人員創業。并對高技術創業企業在稅收、科研經費等方面給出了相應的政策優惠。

(2)政府項目

我國比較有規模的農業科技園區都是通過政府項目建設的，體現著政府的政策導向。如陜西楊凌國家級農業高新技術示范區，由中央和陜西省人民政府共同籌辦，持續高效農業示范區和工廠化高效農業示范區由科技部立項建設，現代農業科技園區由財政部批準立項，國家農業科技園區項目由科技部聯合農業部、水利部等6部門聯合啟動。

(3)進入壁壘(入園項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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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教育部在本科專業目錄中增設了農村區域發展這一專業，經過十余年的發展，農村區域發展專業為我國的農村發展、扶貧、資源管理和可持續發展等領域的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日益深入，在科教興農戰略指導下，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繁榮的關鍵是農村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和農村人才的培養，因此農業技術和實用管理人才的需求將不斷加大。廣西財經學院2008年經教育部批準增設農村區域發展專業，于2009年開始招生，是目前廣西唯一一所開設此專業的學校。

一、廣西農村人才需求情況

由于廣西財經學院是一所地方財經類本科院校，從歷屆畢業生的就業來看，大部分集中在廣西區內，少部分學生在區外就業。因此農村區域發展專業的人才培養要立足于廣西區內人才需求的實際情況。《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才發展“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適應發展現代農業需要，堅持以農業技術人才為重點，以提高科技素質、實用技能和經營能力為核心，大力加強農村實用人才隊伍建設。”到2015年，統籌城鄉人才協調發展，深入實施“三支一扶”計劃、大學生“村官”計劃、農村特設崗位教師計劃和西部志愿者計劃，推進城鎮醫師支援農村衛生、城鎮教師支援農村教育、社會工作者服務新農村建設、科技人才和文化人才下鄉支農。到2015年，全區農村實用人才總量達到37萬人。因此，在新農村建設、西部大開發、北部灣經濟區快速發展等諸多利好政策背景下，廣西農村與農業發展對懂技術、會經營、擅管理的應用型復合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

二、農村區域發展專業建設情況

廣西財經學院明確專業培養目標，即培養具備農村區域發展方面的理論和知識，接受農村發展調查分析、規劃設計與實施、管理與評價等方面的基本訓練，能在黨政機關和涉農企事業單位等從事農村發展政策的研究與制定、區域發展規劃的設計與實施、區域發展項目的管理與評價、企業和農協的組織與管理、農產品策劃與營銷、農業綜合開發與推廣等工作應用型、復合型的高級人才。開設的主干課程包括管理學、西方經濟學、農村發展概論、發展經濟學、農業經濟學、農業推廣理論與實踐、農業資源與區域發展、農業項目投資與評估、社會經濟調查方法與實務、涉農產業組織與管理、土地資源管理、農村發展規劃、農業產業化與營銷等。

從三年來的專業實際發展來看，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與華南農業大學聯合培養農業推廣碩士（農村區域發展方向），基本形成了“雙體系―雙平臺―多模塊”的人才培養模式，農村區域發展專業相關領域內的學術成果明顯增加等等。但其中仍存在一些問題值得思考：如專業特色仍不突出；部分學生對農村區域發展專業缺乏認同感，基于這種心理和觀念，專業學習主動性稍不足；師資隊伍有待于加強，主要表現為相關研究專業師資不足，教師進修和實踐機會不多；實踐性教學形式大于內容，缺乏針對性；對學生多方面發展提升引導不足等方面。

三、現階段農村區域發展專業發展的建議

（一）引導學生對農村區域發展專業的客觀認識，樹立專業認同感和信心

出于調劑的因素、對專業前景的設想因素及親朋好友、社會觀念影響的因素等多方面原因的影響，部分同學對農村區域發展專業的認同感不強。學校和老師要積極、客觀地引導學生正確認識自己的專業，特別是對大學一年級新生需要進行更有針對性和指導性的專業介紹，盡量減少學生的負面情緒，以樹立專業發展的信心和保持積極身上的學習態度。

（二）根據實際突出專業特色、廣西地方特色與財經特色

迄今國內開設農村區域發展專業的高等學校有四十余所，其中較集中地屬于農林類大學、綜合性大學及財經類院校這幾類。不同類型的學校、不同的教學資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辦學特色。與其他高校比較起來，廣西財經學院開設農村區域發展專業之前沒有開設過農業經濟學或發展經濟學等相關專業，所以專業基礎比較薄弱，突出特色的專業建設也需要在實踐中慢慢探索。特色建設中應該參照兩個原則，一是突出地方特色，作為唯一一所開設該專業的廣西高校，無論是人才培養模式，還是培養目標和就業前景的選擇都應該突出廣西的地域特征；二是突出財經特色，與農林類大學不同的是，財經類院校經濟管理方面的教學資源得天獨厚，要緊密結合學校辦學特色，集結全校優勢教學資源探索專業建設的發展思路。

（三）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打造多層次教師團隊

現有農村區域發展專業的師資大部分是來自經濟系，雖然近兩年引進了相關專業的博士和碩士，但從專業建設和教學科研工作的實際來看，師資相對薄弱。進一步加強師資隊伍建設主要從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加大人才引進力度，特別是引進學科帶頭人和學術骨干等高水平人才，提升專業建設的高度與層次；二是加快現有教師隊伍的專業優化與調整，著眼于農村區域發展專業特點、本校特色及現有教師研究方向，安排和鼓勵教師進修和參與社會實踐；三是打造研究團隊，團隊建設要力求層次性與長效性，現有條件不足的情況下可以邀請客座教授、兼職研究人員及吸納對本專業發展有意向的年輕教師來加快團隊建設速度。

（四）創新實踐教學模式，以實驗室和項目作為實踐教學的突破口

實踐教學是突出農村區域發展專業特色的重要環節。現在實踐教學體系主要由四部分構成：基礎認識性實踐、專業性實踐、綜合應用性實踐和創新性實踐四個模塊。在現有實踐教學模式的基礎上，要進一步加大實訓課教學及完善教學內容與手段，利用實驗室、實訓基地等教學條件提高實踐教學效果，建立校外實訓基地彌補校內教學資源的有限性與不足；上述四個模塊的實施過程盡量與專業建設研究項目對接，使教學實踐活動、研究團隊、實訓基地、專業特色等方面內容相銜接，研發模擬實驗項目，提高實踐教學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加強專業實習力度，建立定點實習單位，加強與企業、農業相關部門及農村信用社等多單位的溝通與合作，建立實習合作工作機制，力求實習環節的制度性和延續性。

（五）完善人才培養模式，鼓勵學生多元化發展

應用型復合人才的培養，在關注和充分考慮學生興趣的前提下，為學生發展提供更有效的參考和引導。首先確立合理課程體系，科學安排基礎課、專業課、選修課等課程比例，在夯實專業基礎的同時，注重學生知識體系的完善和專業興趣的培養；提倡學生以課程論文、調查報告為依托，學習學術論文寫作方法及積累科研成果，加強指導教師與學生在研究領域的互動，提高學生的科研水平和創新能力；引導學生提前做好職業規劃，并結合就業前景與要求準備相關考試及培養社會交往能力；鼓勵學生提高學歷層次，開設研究生考試相關輔導，介紹國內學科前沿的高校，提高學生考研積極性，形成良好學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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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22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2095-3089（2012）13-0108-02

1新形勢對農業廣播電視教育提出新的要求

1.1教育體制需要作出進一步調整：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面對市場經濟的挑戰，傳統教育觀念正在經受市場沖擊，在短期內，將沖擊舊觀念、舊體制、不規范的辦學行為和落后的教育管理模式，辦學體制將進一步面向市場，辦學主題更加多元化，民辦教育和國際合作辦學將進一步發展。因此，農業廣播電視教育必須及時吸收借鑒國外先進的東西，以提高質量和效益為根本，進一步深化辦學管理體制改革，增強農業廣播電視教育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1.2 當前農村勞動力就業轉移，要求農村職業教育調整辦學方向： 目前，勞動力的市場化程度將更加提高，農村從業流動人口將會更多。這些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新的就業崗位，拓展二、三產業的就業空間和境外勞務輸出渠道。這要求農村職業教育必須調整其辦學方向和結構。包括層次結構、專業結構、區域布局結構、課程結構，加強對市場勞動力就業狀況的調查，積極為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服務，以適應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變動對勞動力的不同需求。

2農廣校面對新需求應改革創新

2.1更新觀念、與時俱進、開拓創新： 農廣校辦學要著眼于提高農民素質，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智力支撐，將學校定位到公益性、基礎性事業上來，運用遠程教育手段，大力發展農業遠程教育，滿足農民終身受教育的需求；將工作切入到黨和政府關心的問題上，切入到農民致富奔小康上。

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順利實施、農業增收和農民增效的實現，都要求加快農民的知識化進程，盡快提高農民素質。針對我國農民教育規模大、基礎差的實際，積極采用現代傳媒手段，大力開展農村遠程教育，這是實現農民科技教育事業跨越式發展的比較可行的路子，也是時展的要求。農業廣播電視教育遇到了良好的發展機遇；要抓住機遇，創造條件，積極構建遠程農民科技教育培訓體系，大力開展農民科技培訓，提高農民的素質，為農業和農村經濟建設服務，這是農廣校積極承擔和努力做好的首要任務。

2.2強化教學改革，突出特色教學： 市場經濟條件下，把教育視為一種服務業。所以農業廣播電視教育也盡力提高服務的質量和品位，發揮優勢，突出特色教育，滿足消費者的需要。突出特色教育必須做好以下各方面的工作，一是把教育內容切入到當地經濟發展的熱點中去，為人熱點開展教學，要研究熱點、講解難、突出實用。如我校圍繞定西實際，對農民進行馬鈴薯良種、病蟲害防治、豐產栽培技術培訓。當前的重點就是抓住產業結構調整中的熱點開展教育，打破行業界限，揚長避短，發揮農廣校優勢，為產業結構調整服務，為當地經濟建設服務。

二是要把教育內容落實到農民致富的熱點中去。目前，農村經濟工作的中心是增加農民收入，引導農民致富。農廣校作為開展農業科技教育、提高農業勞動力素質的主要陣地，就應該脫胎換骨，徹底改革，找準定位，兩眼向下，做到“有教無類”，來者不拒，學歷教育和短期培訓相結合，邁開步子到生產第一線去辦學，引導農民致富，解決其致富路上的技術問題。積極開展農業新知識、新技術培訓，開發農村人力和勞動力資源。專業設置上以農業發展對所需人才的素質、知識結構的要求為依據，以實用、夠用，為技能學習服務為原則，結合當地實際，大膽開設就業門路廣、吸引力強、效益好的專業。

三是增強教育方式的靈活性和教學效果的實用性。農廣校應堅持以能力為本的指導思想，以培養應用型、技能型、創業型人才為關鍵點，全面推進素質教育。要革新教育的方式和方法，改革課程體系，尤其要拓寬專業口徑，增強專業設置的靈活性，經濟發展市場所需的學科專業，著力培養具有戰略思維，基礎實、知識寬、素質強的新型農民。農民學員學習，不僅要彌補文化課的先天不足，更重要的是掌握先進實用技術，做到學以致用，學以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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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評價指標體系、指標權重及各指標標準值

農業機械化發展階段的劃分主要依據農業機械化作業水平和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從業人員比重來進行綜合判斷。本文借鑒農業部《農業機械化水平評價方法》課題組的研究成果,以農業機械化作業水平作為主要評價指標,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從業人員比重作為輔助指標。考慮到影響農業機械化發展因素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為更全面準確地判斷研究對象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發展程度,將影響農業機械化發展的一些環境條件作為參考指標,如產業結構、經濟水平、文化水平、規模水平、保障能力、效益水平。根據《農業機械化水平評價方法》的研究成果、國際農業機械化發展經驗和我國發達地區農業機械化發展實踐,以及我國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時農業機械化應達到的水平。

3發展階段評判模型

就農業機械化的發展過程而言,可謂灰色系統的運動過程,對其過程的進展程度很難用常規的方法進行判斷,而在這類問題的處理上,模糊數學的辦法有著其特有的長處[4]。從指標體系的建立中,可以知道,對農業機械化發展過程的評判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本文按照模糊數學的基本原理建立多層次模糊綜合評判模型。在定量劃分農業機械化發展階段時,主要用農業機械化作業水平和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從業人員比重來進行判斷。同時考慮影響農業機械化發展因素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將影響農業機械化發展的一些環境條件作為參考指標[5]。由農業機械化的發展過程及階段劃分可知,對農業機械化發展階段的評語有3個,即評語論域:V={農業機械化初級階段,農業機械化中級階段,農業機械化高級階段}

3.1確定決斷集合

根據農業機械化的發展進程分為初級、中級、高級3個階段,確定決斷集合為V=(v1,v2,v3)式中v1,v2,v3分別為農業機械化的初級階段、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

3.2確定評判因素和評判因素權重

根據評判農業機械化發展階段的指標體系,將耕整地機械化程度、播栽機械化程度、收獲機械化程度和農業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比重4項指標作為階段劃分的主要評判因素,構造評判因素集合U=(u1,u2,u3,u4)經過專家對各因素重要程度,憑理論和實踐經驗,按照因素間的相對重要性進行評分,重要性大的相對于重要性小的分數要高,最后匯總,每一因素所得分數的總和占同一層次所得分數總和的比重即作為該因素的權重,因此得到因素權重集。第一層次因素權重:A=(0.70,0.30)第二層次因素權重:A1=(0.4,0.3,0.3)

3.3構造各評判因素的隸屬函數

由各因素在農業機械化發展過程中的變化趨勢分析,選擇相應的函數形式后,借鑒國內外比較劃分標準,利用直線階段函數給出。

3.4計算頻率矩陣

為較全面地反映農業機械化發展的階段性,盡量消除短期外部因素的影響,可以若干年為一時段,計算出指標的隸屬度,并統計各指標隸屬于各階段的頻率,得到頻率矩陣R。

3.5求綜合評判矩陣

綜合評判矩陣為B=A*R=(v1,v2,v3)根據評判農業機械化各發展階段的隸屬度范圍和總大隸屬原則,可以確定在某一時間段某一地區農業機械化發展所處的階段。

4我國及各省區農業機械化所處發展階段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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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農業現代化理論指標體系構建

根據農業現代化發展4個階段的劃分，結合已有學者的研究與農業現代化的實際發展過程，本研究將農業現代化理論指標體系分為3個層次：1個目標層，4個子系統層，22個一級指標。目標層用來反映農業現代化的整體水平，4個子系統層包括農業機械化理論指標、農業工業化理論指標、農業智能化理論指標和觀光農業理論指標。具體的分級指標如下。

2.1農業機械化理論指標設置

其包括：（1）農業生產集約化指標。用來反映從事農業生產人員的節約程度。既節省勞動力，又能提高機械設備利用率。（2）農業生產規模化指標。用來反映農業生產的集合程度，有利于將種植相同農產品的農戶結合，形成規模化生產，提高農機設備的農業生產效率。（3）人力資源配置指標。用來反映勞動力的合理分配效率，將節省的勞動力從事不同行業，可以是學習農業知識，或者從事農業生產管理等。（4）農機銷售建設指標。直接反映機械設備的購買使用情況，為農業機械化生產提供了便捷。（5）農機維修指標。反映農機維修技術服務范圍的擴大，即引進農機技術人員，提高農機的使用壽命。（6）機油系統指標。反映提供給農村的便捷程度，為農機使用者解決了“巧媳婦無米之炊”的困境，使城鄉建立燃油共享平臺。（7）農機操作人員培訓指標。反映農業技術在農村的推廣程度，提高了農民的農機操作技能，也擴大了農業技術學校的普及率，有利于增強農村的教育機構建設，提高農民的知識素養。

2.2農業工業化理論指標設置

其包括：（1）農產品加工指標。用來反映農產品加工的種類及數量。農產品加工品種多樣性越高，其農業生產的可塑性越強，更有利于擴大原始農業生產的附加值，而農產品產量的增加更容易形成規模化生產線，降低生產成本，增加銷售利潤，農產品產量的增加也容易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2）農產品技術人員等級指標。用來反映農產品生產的技術水平。從事不同農業生產環節需要不同的生產技能，農產品生產技術人員的技術熟練程度越高，農產品的加工速率越快，勞動力相對減少，降低企業成本，有利于企業擴大加工規模。（3）農產品加工科研成果指標。主要指研發新的農產品品種、新的生產加工技術或者生產線。新產品既有利于開發新的銷售市場，吸引新的客戶群；研發新的生產加工技術與生產線可增加提高農產品的加工品質與產量，增加工業化農產品在農業生產中的比值。（4）農產品營銷模式指標。用來反映農產品的銷售渠道及銷售范圍，農產品營銷模式可以以產品的市場占有率為具體衡量指標[4]。采取農產品低價進入市場或者加大農產品宣傳力度等策略拓寬銷售渠道，根據不同類型的農產品采取分類營銷策略，有利于提高農產品進入市場速度，擴大農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增強企業在行業的影響力，提升品牌價值。

2.3農業智能化理論指標設置

其包括：（1）農業物流選址方式指標。用來反映農業物流的服務水平與覆蓋范圍，農業物流應建在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企業附近，增加農產品產業鏈的聚合力，擴大農村企業的建設范圍，轉變農民的生產理念。加快農村生產由第1產業向2，3產業的擴展速度[5]。（2）農業運輸管理指標。用來反映農業管理水平。農業物流企業建在農村，除了需要搬運與運輸人員外，還需要配備管理人員，既促進了城市管理人員到農村服務，也有利于促進農民學習管理知識，逐步掌握管理技能，通過學習與實踐形成自己的管理方式。（3）農業交易市場指標。用來反映農業的生產量與交易量。農業物流的創建需要為其提供運輸產品，而農業交易市場的建立滿足了農業物流的需求，在農村形成的農貿市場，集中農村農產品的同時也積聚了農村的智慧。（4）農超對接農產品訂單生產指標。直接反映農產品在超市中的需求量，間接反映農產品的儲備量。訂單生產降低了農民從事農業生產風險，農民進行有目的農業生產。根據市場波動規律儲備相應的農產品，調節農產品的供給狀況，平抑農產品市場價格，降低農民的種植風險。（5）農超對接農產品檢驗標準指標。用來反映農產品的質量標準。訂單生產的農產品運送到指定超市，直接生產或經過加工的農產品通過檢驗方可進入超市，提高了農產品的品質，減輕了質檢部門的工作力度。為消費者提供安全放心的食品，增強超市的信譽度，有利于超市更好的發展。（6）農業信息對稱理論指標。可以用農業物聯網覆蓋范圍或者農產品溯源系統來反映。農業物聯網覆蓋范圍，用來反映農業信息普及的范圍，物聯網覆蓋面積的擴大，在為農民提供種植與生產信息的同時，也將農村的農業種植與生產情況及時傳遞出來[6]。資源共享、信息對稱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農產品溯源系統用來反映農產品食品安全系數，提供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的全程信息，每個最終消費農產品都有相應的追蹤系統源，既提高了農業生產的透明度，又保證了農產品質量，也為消費者提供了安全的綠色食品。

2.4觀光農業理論指標設置

其包括：（1）公共交通設施指標。用來反映農村與城市的交流速度，公共交通設施覆蓋范圍面積的擴大，增進了城鄉之間的交流。（2）農產品超市覆蓋指標。用來反映特色農產品的推廣程度，農產品超市擴建速度的加快，以及公共交通設施的覆蓋范圍的增加，加快了特色農產品的推廣速度，增強了特色農產品的影響范圍，提高農村特色種植的知名度，鼓勵農村從事更多新產品種植，加快特色農業發展。（3）餐飲業服務等級指標。用來反映觀光游客對農村生活習慣的適應性，根據觀光農業的地域優勢，提供不同風格的餐飲酒店，不僅提供本地的特色美食，更重要的是擴大了當地的餐飲市場，既有利于觀光農業的發展，也加快了城鄉融合。（4）娛樂場所建設指標。用來反映觀光游客對農村生活環境的滿意度，娛樂場所的增加，延長了觀光游客在農村的置留時間，豐富游客休閑方式的同時，也增進城鄉文化的交融。（5）住宿環境種類分級指標。用來反映農村提供給觀光游客的服務水平，作為餐飲與娛樂的配套設施，住宿設施也應該提供不同的服務檔次，滿足觀光客戶的不同需求，吸納更多的觀光游客，增加農村的第3產業收入[7]。

3農業現代化理論指標對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作用分析

3.1農業機械化理論指標體系主要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萌芽階段的形成

農業機械化理論指標包括農業生產集約化、農業生產規模化、人力資源配置、農機銷售建設、農機維修、機油系統和農機操作人員培訓7個一級理論指標，它們之間有其內在的關聯。農業機械化形成農業的集約化、規模化生產，提高了人力資源的有效利用率。農業機械化產生的輻射效果就是增加了農業機械的銷售量，農業機械的大量使用增加了機械維修與機油設施的剛性需求，同時需要有大量的農機操作人員配套，農機培訓機構也隨之產生，形成了一個圍繞農業機械建立的小型供、產、銷、修、訓的區域市場，促進現代農業的快速發展。農業機械的作用是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當農產品生產達到市場飽和時，機械化并不能真正地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但是在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初期的確促進了農業的發展。所以，農業機械化的發展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進入了萌芽階段。

3.2農業工業化理論指標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快速發展階段的形成

農業工業化理論指標包括農產品加工、農產品技術人員等級、農產品加工科研成果和農產品營銷模式4個指標。農產品加工種類的增加，提高了農產品技術人員的技術水平。農產品加工科研成果有利于新產品研發、創新農產品的營銷模式，既可擴大農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又可延長農業產業鏈[8]。此時的農業現代化已經由機械化生產進入大規模工業化生產，產業之間的聯系變得更為緊密，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等企業之間必須共同合作，才能互利共贏。所以，農業工業化發展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進入快速發展階段。

3.3農業智能化理論指標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進入可持續發展階段

農業智能化理論指標包括農業物流理論指標、農超對接理論指標和農業信息對稱理論指標3個平行指標。農業物流的出現使農民的生產理念由單純的農業種植轉向農業生產、運輸管理。農貿交易市場不僅集中了農村的交易農產品，同時也聚集了農村的智慧。農業物流為農超對接提供了便捷，提高了對接效率，農超對接促進了農業專業化生產、農民專業合作社與農業企業發展。農產品生產檢驗標準的提高，要求農業生產更為嚴格精細，保證農產品質量。農產品溯源系統為農超對接檢驗標準提供全程追蹤，農產品生產加工的各個環節全程可視。農業物聯網覆蓋范圍的擴大，擴大了農業及城市之間的信息流通速度，農業生產與農業市場資源共享平臺的建立，使得農業物流與農超對接更為及時準確[9]。農業智能化理論指標的3個平行指標之間相互作用、相互配合，全面打造農業信息化生產，所以，農業智能化的發展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進入了平衡、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階段。

3.4觀光農業理論指標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進入和諧發展階段

觀光農業理論指標包括公共交通設施指標、農產品超市覆蓋指標、餐飲業服務等級指標、娛樂場所建設指標和住宿環境種類分級指標。交通設施是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公共交通打開了農村高速發展的閘門，將農村純天然農產品、原生態生活習俗不斷推向城市，城鄉交流速度的加快，帶動著農村餐飲業、娛樂與服務業快速跟進，以滿足觀光游客的城市生活需求，城鄉文化、城鄉習俗、城鄉經濟之間的交集范圍逐步擴大，逐步形成城中有村，村中有城。所以，觀光農業的發展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進入了和諧階段。

4結論與建議

4.1結論

農業現代化理論指標體系分為農業機械化理論指標、農業工業化理論指標、農業智能化理論指標和觀光農業4個子系統。其中，農業智能化理論指標包括農業物流理論指標、農超對接理論指標和農業信息對稱理論指標。根據現代農業的發展過程，構建的農業現代化分級指標體系，可體現出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趨勢。分析得出，農業機械化的發展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進入初級階段；農業工業化的發展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農業智能化的發展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進入了平衡、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階段；觀光農業的發展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進入了和諧階段。農業現代化不僅是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載體，同時也為工業化與信息化發展起到基礎作用。隨著工業化與信息化的并行推進，使現階段的農業現代化正在處于工業化與智能化農業階段，所以，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應該盡量縮減農業機械化與農業工業化占現代農業的比例，增加智能化農業與觀光農業在現代農業的比例。

篇（6）

中圖分類號：G6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118（2012）05-0027-02

高校既是人才培養的搖籃，又是科技人才展示才能的平臺，它肩負著教書育人、科學研究和服務社會等多項使命。近年來，高校青年教師的職后培養問題已經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并取得一定成果，但針對高校青年教師成長過程的階段性特征研究其培養機制的較少。本文以河北農業大學為例，通過問卷調查和數理統計等方法，深入分析不同成長階段青年教師的需求特征及差異，并依此構建需求導向的高校青年教師培養機制。

一、高校青年教師的界定

青年教師指的是從入職后到具備一定工作經歷，教育教學相對比較成熟，在學校的教育教學工作中發揮比較穩定作用的教工群體，它既是一個年齡范疇的概念，也是一個崗位范疇的概念。普遍認為，青年教師在崗位范疇上主要包括專任教師、行政人員和教輔人員。［1］就年齡范疇來看，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權威部門就青年教師的年齡范圍給出權威的認定。但結合教師職業的工作特征和高校目前實踐，青年教師的年齡范圍限定在入職后到35歲是比較合適。［2、3］其中，河北農業大學公布的關于青年教師的各項政策文件中，通常也將35歲以下界定為青年教師的年齡范圍。［4］

二、高校青年教師成長階段及需求

為搜集相關數據和信息，研究小組設計了“河北農業大學青年教師培養政策實施效果調查”和“河北農業大學青年教師需求調查”兩份調查問卷，對河北農業大學相關管理者、教師進行分類調查。本次調查共向河北農業大學17個學院發放問卷560余份，回收問卷375份。被調查者中25歲及以下教師5人占1.3%，26—30歲教師172人占45.9%，31-35歲教師195人占52%；其余3人未選擇年齡占0.8%；最高學歷為大學本科的青年教師118人占31.5%，最高學歷為碩士研究生的青年教師213人占56.8%，最高學歷為博士研究生的青年教師40人占10.7%，最高學歷為其它的的青年教師0人，其余4人占1.1%，未選擇最高學歷；具有初級職稱的青年教師116人占30.9%占，具有中級職稱的青年教師226人占60.3%，具有副高級職稱的青年教師27人占7.2%，具有正高級職稱的青年教師1人占0.3%，其余5人未選擇職稱級別占13.3%。

根據上述數據，我們將青年教師群體劃分為三個成長階段，分別為：入職適應階段、蓄勢發展階段和最佳創造階段。入職適應階段是指高校青年教師參加工作的第1和第2年，在該階段，青年教師的普遍特征為努力轉變角色適應崗位、注重培養自己的教學能力以及初步發展自己的科研能力；蓄勢發展階段是指高校青年教師參加工作的第3-7年，在該階段，青年教師的普遍特征為變簡單適應發展到主動尋求發展、熟練駕馭教學、形成自己的教學風格以及基本具備承擔科研項目的能力；最佳創造階段是指高校青年教師參加工作的8年以上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青年教師已經具備相當的工作經歷，教育教學相對比較成熟，在學校的教育教學和科研工作中發揮穩定的作用。

根據調查問卷結果的統計，研究小組發現，在上述三個不同階段中青年教師的需求呈現出不同特點。其中，選擇問卷中的9個項目進行比對分析，發現青年教師職業發展需求的特點可以表述為兩方面：

表1中受訪者中工作年限在2年以內的青年教師34人（占全部受調查者的9.1%），工作年限在3-7年的青年教師266人（占全部受調查者的70.9%），工作年限在8年以上的青年教師71人（占全部受調查者的18.9%），其余4人未選擇工作年限（占全部受調查者的1.1%）。

（一）共性方面

無論是入職適應階段、蓄勢發展階段還是最佳創造階段的青年教師，多數認為高一級的學歷進修“很重要”或者“比較重要”；也認為自己最需要在本學科前沿知識及專業技能方面進一步提高。

（二）個性方面

入職階段的青年教師對于高一級的學歷進修的需求更為迫切；入職階段的青年教師對于在本學科前沿知識及專業技能方面進一步提高的需求也更為迫切。同時，認為自己工作忙沒有時間充電學習的入職階段的教師比率更高。不同于另外兩個階段的青年教師，更多入職階段的青年教師認為自己需要在教育教學的技能和技巧方面進一步提高。蓄勢發展階段青年教師的職業發展需求呈現多元化的特征，除高一級的學歷進修、在本學科前沿知識及專業技能方面進一步提高外。蓄勢發展階段的青年教師對于學校提供的學習進修機會、發展與上升平臺、學校對教師的關懷程度都更為關注。最佳創造階段的青年教師的職業發展需求主要集中在本學科前沿知識及專業技能提高、高一級的學歷進修和學習進修機會方面。

三、基于成長階段需求的高校教師培養機制探析

（一）適應青年教師發展階段的共性需求，構建符合其發展規律和需求特征的培養機制。關注青年教師群體整體在學歷進修和更新本學科前沿知識及專業技能方面的需求，設置相關扶持鼓勵政策、提供進修機會。

（二）適應青年教師不同發展階段的主體個性需求，構建符合其發展特點和需求特征的培養機制。如對于入職適應階段的青年教師除提供學歷進修和更新本學科前沿知識及專業技能方面的機會外，還應適當為該階段的青年教師“減負”，并有針對性地提供更多教育教學的技能技巧方面的培訓。對于蓄勢發展階段和最佳創造階段的青年教師，有針對性地為其提供更多進修機會、發展與上升平臺等。

綜上所述，青年教師的培養工作應關注其職業發展需求，針對不同發展階段的主體，構建符合其發展特點和需求特征的培養機制，并力求該培養機制具有階段適應性、動態性和可持續發展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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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國務院正式出臺《國務院關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設中原經濟區的指導意見》，標志著建設中原經濟區的戰略構想已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中原經濟區的戰略定位為：國家重要的糧食生產和現代農業基地，全國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示范區，全國重要的經濟增長板塊，全國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支點和重要的現代綜合交通樞紐，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河南在中原經濟區建設中處于主體地位，發揮重要作用。作為中部地區經濟總量最大、人口數量最多、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河南省正在實現由傳統農業大省向全國重要的經濟大省、新興工業大省和有影響的文化大省的歷史性轉變，2011年全省生產總值27232.04億元，繼續保持全國第5位、中西部地區首位。

在中原經濟區背景下，研究“十二五”時期及更長一個階段河南省經濟發展所處階段及趨勢，對于加快中原經濟區建設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本文通過綜合分析河南省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進程、城市化進程、增長動力等經濟發展階段評價指標體系，對河南省發展階段進行分析和判斷，并以此作為河南省加快建設中原經濟區的政策依據。

一、經濟發展階段――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

目前關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分類依據，主要參考世界銀行關于成員國及一定經濟規模以上國家的分組標準。世界銀行是按人均國民總收入，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分組，通常把世界各國分成四組，即低收入國家、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但以上標準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進行調整。按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2009年的最新收入分組標準為：低于995美元為低收入國家，在996―3945美元之間為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在3946―12195美元之間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高于12196美元為高收入國家。“十一五”期間，河南省人均GDP（按當年匯率換算）突破3000美元并迅速增長，而人均GNI2010年大約為2598美元――仍處于下中等收入階段，落后于全國的3296美元。按照河南省“十二五”期間主要發展目標預測，河南省人均GDP年增速將達到9%以上。照此計算，到2015年，河南省人均GDP和GNI將分別達到5330美元和3997美元，對比世界銀行關于各國收入分組的標準，將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并縮小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但要達到高收入經濟水平，需要較長時間。

二、工業化進程――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

對工業化進程的分析和判斷，可以從很多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目前，學術界在分析工業化進程時使用最普遍的是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和H?錢納里等人的工業化水平評價體系。1986年，錢納里借助多國模型，提出了標準產業結構理論，所采取的數據來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其中9個準工業化國家（地區）1960―1980年間的歷史資料。即按照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將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的過程劃分為3個階段6個時期。河南省“十一五”時期處于工業化初期向中期階段轉變階段，2011年人均GDP（按當年匯率計算）達到3835美元，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

同時，根據庫茲涅茨依據三大產業產值比重變化判斷工業化階段的理論，河南省2011年三次產業結構為12.9∶58.3∶28.8，符合工業化中期階段產業結構特征，即第一產業產值比重小于20%，第二產業比重大于第三產業產值比重。又由于河南是一個農業大省，第一產業比重在今后一個時期將很難降到10%以下，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短期內第二產業仍是主導產業（見表1），因此步入工業化后期階段甚至后工業化階段將比沿海地區晚。

三、城市化進程――進入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

不同的城市化進程，直接影響該地區的發展戰略。根據城市化率，可以將一個地區城市化進程分為三個階段：初期發展階段（城市化率＜30％）、加速發展階段（30％＜城市化率＜70％）、穩定發展階段（70％＜城市化率＜90％）。河南省2010年城市化率39.5％，低于全國（49.68％）10.1個百分點，根據《國務院關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設中原經濟區的指導意見》，到2020年河南省城鎮化率要達到或接近全國平均水平。河南省將長期處于城市化的加速發展階段。“十二五”期間，河南省城市化進程將繼續加快，由此產生的土地問題、拆遷問題將凸顯。因此河南省應充分發揮中原城市群輻射帶動作用，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化格局，支持和推動“三化”協調發展。

四、增長動力――投資拉動仍是主體

河南省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投資拉動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屬于較典型的投資拉動型經濟。河南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從2006年的5904億元增長到2010年的16585億元（見圖1），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均居于前五名，增幅也居全國前列。

五、社會發展――經濟與社會發展并重階段

按照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第一階段是以經濟發展為主的階段，是經濟總量和社會財富不斷積累的階段，也是差距逐漸擴大、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積累的階段。第二階段是經濟與社會發展并重階段，一方面仍要繼續大力發展經濟，實現經濟總量的迅速擴張和發展質量的不斷提高；另一方面需要著手解決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積累的種種矛盾，實現效率與公平兼顧。第三階段是以社會發展為主的階段，社會事業得到極大發展，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發展的成果為全民共享。仍處于工業化中期的河南省，將進入經濟社會發展并重階段，發展思路、政策重點及管理方式都需要發生重大轉變，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需更加重視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

六、結論和建議

按照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河南省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進程、城市化進程速度將不斷加快，而中原經濟區戰略的助推，為河南省經濟和社會發展提出了新的機遇和挑戰。河南省仍處于發展方式轉變的過程之中，仍處于中原崛起蓄勢積累的過程之中，人口多、底子薄、基礎弱、人均水平低、發展不平衡的基本省情還沒有根本改變，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產業結構不合理、城鄉差距大等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尚未根本解決。尤其是目前受刺激政策退出、宏觀趨緊、成本上升等綜合因素影響，需求動力減弱、企業效益下滑、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等問題表現愈加突出，保持河南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仍面臨諸多困難與挑戰。對此，需要按照中原經濟區的發展目標和戰略定位，圍繞構建中原經濟區戰略支撐體系，加快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建設；加強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體制改革，增強經濟社會發展動力；擴大對外開放，建設內陸開放高地。

參考文獻：

①國家統計局綜合司. 人均國民總收入的概念及世界銀行國別收入分組標準［EB/OL］．（2009－09－11）．stats.省略/

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EB/OL］．

（2011－03－17）．中國政府網

③河南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EB/OL］．（2011－04－29）．河南省人民政府網站

④祝爾娟．“十二五”時期京津冀發展階段與趨勢特征分析[J]．《經濟與管理研究》，20l0（10）：36

篇（8）

1．栽培稻的起源

栽培稻的起源是一個十分緩慢的過程，從理論上講，栽培稻的起源，是發生在有人類活動的野生稻分布區域內。

關于稻作的起源，曾流行過農學方面的、民族學方面的和考古學方面的多種看法。

我曾提出栽培稻起源于中國南方腹心地帶，主要是根據近十年來的兩項考古發現提出的。

一項是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的發現。

另一項是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的發現。

這兩項重要發現及初步研究成果，已告訴我們中國栽培稻起源的時間與區域。

中國栽培稻起源時間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中國栽培稻發生的區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至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范圍內。

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至道縣玉蟾巖遺址的這一區域，從水系上分析，屬長江流域；從地形和氣候上分析，屬華南亞熱帶；而從整個中國的地形分析，它處于中國南方的腹心地帶，即秦嶺——淮河以南地區的腹心地區。

該區域的東部為武夷山，西部為中國地形上的第二級階梯的前沿——雪峰山，北部為南丘嶺與幕阜山，南部為南嶺。其中，東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嶺與千里崗之間的衢州一帶。從平面上看，這一地區似呈不規則四邊部，又似呈斜目形。從整個中國南方的地形來看，這一地區位于第三級階梯的西部，屬中國南方的腹心地帶。據此可以認為中國栽培稻是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國南方腹心地區，包括其四周的山問谷地。

2．史前稻作農業的興起

目前考古發現的史前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文化遺存，主要有分布在兩湖平原西部地區的彭頭山文化和分布在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汝河、洪河流域的裴李崗文化賈湖類型。此外，錢塘江流域也有了新的發現。

彭頭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的環洞庭湖西北至南部的平原地區及湖北西部枝城至秭歸的長江沿岸地帶，其年代約公元前6500～前5500年。表明其稻作農業興起的關鍵性證據，是發現了大量的栽培稻遺存。

裴李崗文化賈湖類型分布在河南省中、東部平原地區，年代在公元前6800～前5800年。目前發現的稻作遺存，主要見于舞陽賈湖遺址。

錢塘江流域的新發現，是近年來在浙江中部盆地的浦江縣上山遺址發現了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遺存。

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偏晚階段，原始稻作農業除了在洞庭湖區域與鄂西長江沿岸地區、錢塘江流域及淮河上游地區發展外，還擴展至陜南漢水谷地。

3．史前稻作農業的初步發展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原始稻作農業文化已發展至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贛江流域、閩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黃河中下游的部分區域。已發現稻作遺存的有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與崧澤文化、北陰陽營文化，長江中游的湯家崗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崗文化、贛江流域的拾年山一、二期文化、江淮東部的龍虬莊文化、淮河中游地區的侯家寨文化等，在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中亦有一些遺址出土了稻作遺存。其中以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龍虬莊文化、大溪文化的稻作遺存最為豐富，并做了鑒定分析。

這時期稻作農業向北方的發展，已超越了前一時期，到達北緯35°左右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如在江蘇連云港二澗村、河南鄭州大河村、洛陽西高崖等遺址都發現了稻殼印痕。陜西華縣泉護村遺址發現了可能是稻谷的痕跡。黃淮地區是當時的稻粟混作區。

4．史前稻作農業的成熟發展

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是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成熟發展時期，有的地區大約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就開始進入原始農業的成熟發展期。

成熟發展階段的原始稻作農業文化，其分布范圍大體與初步發展階段的分布范圍相同，南起嶺南，北至山東棲霞、河南汝州、陜西扶風一帶，西到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東臨海濱。已發現稻作遺存的有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與石家河文化、贛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嶺南的石峽文化、海岱與皖北地區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與山東龍山文化、中原地區的河南龍山文化、渭河流域的扶風案板三期文化遺存，以及臺北、臺中、屏東等地。其中以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與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的稻作遺存最為豐富。黃淮地區仍然是稻粟混作區。而嶺南與臺灣等自然食物來源十分豐富的地區，在這時期已確立了稻作的種植。

二、中國史前稻作農業各發展階段的主要文化特征

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是有區別的。

1．栽培稻起源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在栽培稻起源階段，與栽培稻發生有關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變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巖遺址新出現了鋤形石器、骨鏟，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中出現了磨制石器，穿孔蚌器的數量增加、個體較大、穿孔孔徑小而圓滑，出現雙孔蚌器，或可稱為蚌耜等。這些新穎的工具是否就是與稻的栽培和收割有關，目前尚不能確定，但應與栽培稻出現的經濟生活有關。

至于與飲食活動有關的陶器，在栽培稻發生之前就已經起源，中國陶器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1)；至栽培稻起源階段，陶器的制作有了改進。如玉蟾巖陶泥(片)中有意識地拌入攙和料；在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發現的陶片，還有繩紋、條紋與素面之分，器型有罐、缽兩種，制法除貼片外，還有泥條疊筑法。陶器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產生而逐步顯得重要了。

2．史前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表明彭頭山文化原始農業興起的主要標志還有聚落址的出現。目前已發現彭頭山文化時期的聚落址有近20處，以八十垱與彭頭山遺址的規模較大。八十垱遺址屬低崗遺址，由圍壕和圍墻圈圍，平面呈長方形，近南北向，現存部分南北長約110米，東西寬約70～80米，環繞面積近8000平方米。圍墻頂寬約3米，圍壕在圍墻外側，底寬約3．5米，溝底距墻頂高2米。在圍墻以內已發現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狀高臺建筑址。彭頭山聚落址亦為低崗遺址，位于八十垱遺址東北25公里，已發現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為平面近方形、面積約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址和平面呈不規則圓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址，保存較差。墓葬18座，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隨葬(2)。這種具有固定居住條件、規模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帶有防護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現，無疑是以原始農業興起為依托的，而這種聚落址的出現也促進了原始農業的發展。

表明彭頭山文化原始農業興起的工具方面的證據還不多，也許是竹、木質工具已腐朽而沒有保存下來。在八十垱遺址曾發現木鏟與木耒(3)。就已發現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細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續外，出現了少量磨制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不能確定其為農業生產工具。沒有形成專門的石質農業生產工具可能是中國南方地區史前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特征。

與賈湖原始稻作農業大致同步興起的是賈湖聚落址的出現。

賈湖聚落址位于沙河與澧河之間，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積較大，達55000平方米。在已發掘的2350多平方米內發現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窯9座、墓葬349座、甕棺32座、埋狗坑1O座，以及數千件陶、石、骨器等。這些都表明當時的聚落規模較大，人口已達到一定的數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樂器、龜甲響器及龜甲上的契刻符號等，反映出當時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隨著原始農業的興起而開始發展起來。

賈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種類較彭頭山文化的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為主，琢、磨制石工具開始大量出現。可確定為農業工具的有石鏟、石鐮、石刀、石磨盤、石磨棒及骨耜等。磨制石農具的出現是原始農業興起的重要特征。

從聚落址規模及其房址、墓葬、生產工具、生活用具等內涵分析，賈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農業的發展水平似高于彭頭山文化的原始稻作農業的發展水平，但此時的原始稻作農業都處于興起階段。據對賈湖聚落址出土的農業工具、狩獵工具、捕撈工具的數量比例分析，其原始農業經濟比重約占當時整個社會經濟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獵、捕撈、采集經濟仍占有相當大的比重。

3．史前稻作農業初步發展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這時期的稻作遺存充分表明，稻作農業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間得到了明顯的發展。稻作農業的覆蓋面達到中國第三級階地南方地區的主要區域，稻作農業的規模逐漸擴大，品種也在逐漸優化，產量逐漸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設施的稻田的發現，發明這時期的稻作種植進入了小田塊管理的階段，人工對稻谷栽培的農事活動十分明顯。小田塊管理應是原始稻作農業初步發展階段的一項重要特征。

稻作農業生產工具在這一階段有著明顯的發展，磨光石器如鏟、斧、刀等開始較多的使用。最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遺址發現了170多件骨耜，有雙齒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幾種，還有骨平田器等。在鲞架山遺址出有木耜、角質鶴嘴鋤，慈湖遺址出有木鋤與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遺址、青墩遺址、羅家角遺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鏟的發現，是當時處于耜耕農業階段的重要證據。

在原始稻作農業初步發展階段，手工業和家畜飼養也都有了明顯的發展。其中手工業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現了玉器、漆器、刻紋白陶的制作與蠶絲編織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塊、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織布機工具與腹刻蠶紋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紋白陶盤等。飼養的家畜除豬、狗外，可能還有牛、羊等(4)

原始稻作農業文化區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時開始豐富起來。如湖南澧縣城頭山遺址的大溪文化的祭壇、浙江桐鄉羅家角遺址出土的馬家浜文化的男性塑像、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雙鳥朝陽”紋象牙雕刻品等。

這時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發展。主要表現在聚落址密度和單個聚落址面積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與杭州灣地區及兩湖平原地區的發展較快。河姆渡遺址發現的桿欄式房屋是當時最為進步的木構建筑，澧縣城頭山城址為中國最早的城濠聚落址。這種文化現象與這兩地的稻作種植業發展較快密切相關。

4．史前稻作農業成熟發展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這時期，在各個區域內反映稻作農業發達程度的農業生產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為進步。主要是形成了種類較多的成套的農業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質農業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鏟、耘田器、鐮、侄等，大都制作精細，另有角鋤、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現，表明當時耕作技術的提高。石犁用于翻土，雖然對其是借助人力翻土還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確定，但據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確認當時出現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于平田的。農業生產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農業可能是當時最發達的。

原始稻作農業成熟發展的另一項特征，是家畜的飼養有了明顯的發展，在一些區域，飼養的家畜已成為當時人們肉食的主要來源。(5)

表明原始稻作農業成熟發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現象，是原始手工業的興盛。因為只有農業的發展，糧食剩余，才能允許一批人專門從事手工業生產。這時期，原始手工業開始興盛起來，如制陶、制玉、紡織、髹漆、竹木制做、象雅雕刻和鑲嵌等獲得空前的發展，尤以玉器的制作最為顯著。在太湖及杭州灣地區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區的含山凌家灘文化遺存、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制作品成為時代的特征。而最為重要的是鑄造銅器的出現，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羅家柏嶺遺址石家河文化層中發現了銅器殘片和銅綠石與銅渣等(6)。釀酒業也可能在這時期出現，良渚文化中的雙鼻壺、帶流寬鋬杯、屈家嶺文化中的壺形器、薄胎陶杯等，制作精致，可能是酒器，釀酒是糧食剩余現象的副產品。

原始稻作農業成熟發展的最突出的表現，還有建立在原始農業基礎之上的社會形態的發展。如太湖與杭州灣地區、江漢平原地區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現和原始城址的發展，大型宗教建筑及原始宗教活動遺存、大型祭壇墓地、原始文字的產生，擁有王權與神權人物的誕生等，表明這兩個地區的社會走近了文明社會。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的邁進，無疑是原始農業成熟發展的結果。

三、中國史前稻作農業起源與發展若干問題的進一步探索

1．農業起源的概念

以往，通常將農作物栽培的起源就作為農業的起源。

其實，根據現在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來看，農業起源應該分為兩個發展階段，即農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農業的興起。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農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植物經人工干預后轉變成栽培作物，也就是人類栽培作物這種食物生產的最初產生。在栽培作物起源階段，人類社會的經濟形態并沒有發生太多的變化，與此相聯系的文化上的變化亦是十分微弱的。

原始農業的興起是指農作物的種植達到了一定的規模、成為當時居民的一種重要的生計從業活動。農業經濟成為當時社會經濟中一項重要的內容，對社會發展產生了明顯的推進作用。與此相聯系的是文化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農作物栽培的起源與原始農業的興起，在考古學文化上的反映有著很大的區別，其發生的時間亦有先后之分。栽培作物起源在前，原始農業興起在后。農業起源研究主要是指這兩項內容的研究。

2．原始農業興起階段的主要特征

從史前稻作農業發展階段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原始農業的興起與聚落址的出現密切相關，原始農業的興起又使生產王具出現變化，原始農業的興起還使飼養家畜成為可能。

前述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表明，在原始農業興起階段，農作物遺存、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家畜飼養等都已出現。而在農作物栽培起源階段，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家畜飼養等特征尚未形成。所以，除了農作物外，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飼養家畜等都是說明原始農業興起的重要特征。

據此，應將農作物遺存、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尤其是磨制的石質農業生產工具)、家畜飼養作為原始農業興起的四大標志。此外，因原始農業的興起，人們的活動內容開始豐富起來，精神文化生活內容自然也就豐富起來，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識也開始興盛起來。

3．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

關于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1998年我曾提出：“中心起源、邊緣發展”的看法。即：

大約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在包括野生稻在內的自然食物來源充足的中國南方腹心地帶內，長期過著穩定的狩獵與采集生活的人們，逐漸認識到野生稻的食用價值，并經過長期的觀察，初步掌握了野生稻的生長特征，產生了對野生稻的試種興趣。伴隨著首批試種稻的成功，試種稻規模逐年擴大，稻的野生特征逐漸向栽培特征轉化。其結果，試種稻逐步成為人們穩定的食物來源之一，野生稻變成了古栽培稻。

栽培稻在中國南方腹心地帶起源之后，并未在這自然食物來源充足的區域內直接得到成規模的發展，而是在中國南方腹心地帶西北側的兩湖平原西部地區和可能在其東北側的錢塘江流域率先得到發展。這兩個地區緊挨著中國南方腹心地帶，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區”的邊緣，自然食物來源不如腹心地帶的充足，但是具備發展稻作生產所需的各種條件。當那里的人們掌握了稻作栽培技術，或是帶著稻作栽培技術的人們來到這里之后，發展稻作農業以解決食物來源問題，便成為當時迫切的社會需求。于是稻作農業率先在這兩個地區得到發展，并以其顯著的社會效益影響著周邊地區。伴隨著全新世暖濕氣候效應逐漸北進，稻作農業也逐步向緯度較高、適于稻作生產的淮河流域推進。

“中心起源、邊緣發展”的這一看法，可簡明如下：

栽培稻大約在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來源充足的中國南方腹心地帶，于公元前7000年后發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區”邊緣的兩湖平原西部地區和錢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進，即“中心起源、邊緣發展”。(7)

現在我仍維持這一看法，并做一點補證。

1998年我提出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是：“中心起源、邊緣發展”時，錢塘江流域還未發現原始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文化遺存，我只是從宏觀上根據一些現象推測錢塘江流域應有公元前5000年前至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原始稻作農業文化遺存。后來，在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發現確認了公元前5000～公元前6000年的稻作農業文化遺存；近年來又發現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浦江縣上山遺址，為“中心起源、邊緣發展”說提供了新的證據。

上山遺址位于浙江中部盆地，這一帶是連接杭州灣地區和衢州通道的主要地區。

在上山遺址的發現，主要有以下幾項(8)。

(1)發現了可能是干欄式的建筑址，表明當時處于定居。

(2)發現了大量的稻作遺存，主要是陶片中夾有稻谷殼。經初步觀察是一些經人類選擇的早期栽培稻。這種將稻谷殼作為制作陶器的陶泥滲和料，在彭頭山文化中也有發現。是表明稻作農業已經形成的重要證據。

(3)發現的工具有石磨盤、磨棒、石球、穿孔器、礪石，還發現了通體磨制及局部磨制的斧形、錛形石器等。表現出進步的特征。

(4)陶器器形有多種，以盆形器為主，另有釜、罐，還出現了圈足和假圈足器。這是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圈足陶器。

以上這些現象都表現出上山文化遺存的進步特征，表明當時的稻作農業已經興起。

同時，我們也看到，上山文化遺存的文化面貌雖然十分獨特，但也存在著與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等文化遺存的聯系。

如上山遺址的穿孔石器，見于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從華南地區穿孔石器的發現情況分析，穿孔石器是舊石器時代末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一種在特定的生存狀態下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工具。

上山遺址發現有這種工具，表明浙江中部盆地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農業文化遺存，與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栽培稻起源階段的文化遺存有關。證實了我們對錢塘江流域原始稻作農業起源問題的看法和原始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為“中心起源、邊緣發展”的觀點。

現在，根據上山遺址的發現，還可進一步推測，杭州灣地區及錢塘江下游的跨湖橋文化遺存、河姆渡文化，也許還包括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遺存，可能是由浙中盆地上山這類稻作文化遺存發展而來的。這有待于今后的發展與研究來證實。

4．原始稻作農業經濟的發展對文明起源的作用

我準備從兩個地區，即環太湖地區和兩湖平原地區，來談這個問題。

在環太湖地區，原始稻作農業大約是在公元前4700年以后才開始得到快速的發展。相應的是，那里的社會也是從那時開始快速發展的。如聚落增多，家畜飼養發展，手工業制品種類豐富。

而原始稻作農業在當時社會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則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即進入崧澤文化時期才開始逐漸發生的。如崧澤文化進期的采集、狩獵經濟的比重，較前一階段有了顯著的下降。這主要表現在文化遺存中的動物骨骼的種類與數量，以及狩獵工具的種類與數量，在崧澤文化時期明顯減少。這說明崧澤文化時期的食物生產(主要是稻作農業生產)的比重較馬家浜文化時期有了顯著的提高。相應的是，崧澤文化的社會又有了明顯的發展。如出現用家豬下顎骨隨葬，反映了開始將家豬作為財富之一，同時也表明家豬飼養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一些文明因素相繼在崧澤文化時期出現，如土墩墓地、墓地中的燎祭現象，出現小玉璧、玉琀等。

良渚文化時期，原始稻作農業進入成熟發展階段，最主要的證據稻作農業工具方面出現了用于犁耕、中耕、收割等種類較多的成套農具，出現了釀酒。與此相應的是，良渚文化時期聚落址猛增，出現聚落群，反映了人口增加；家畜飼養發展，肉食家畜比重顯著增加，原始手工業興盛。更為重要的是，在農業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環太湖地區，大約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前，社會逐漸步入“古國”發展階段。主要證據是莫角山中心聚落群的出現，瑤山、反山等祭壇墓地等的形成。

兩湖平原地區的原始稻作農業大約是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的湯家崗文化時期開始得到快速發展的，出現了水田稻。

至大溪文化時期，原始稻作農業在社會經濟中的比重逐漸加大，出現了可能是貯藏糧食的大型陶器。相應的是大溪文化時期的聚落增多。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現城墻圈圍的中心聚落，制陶業發展，出現祭壇等。

至大溪文化晚期，社會分化逐漸明顯，出現石鉞。

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屈家嶺文化時期，原始稻作農業進入成熟發展時期，可能已有釀酒。相應的是，社會發展可能進入“古國階段”，主要證據是中心聚落群出現，如石家河聚落群，城成批出現，已發現9座城址，還出現了大型宗教活動場所等。

環太湖和兩湖平原地區原始稻作農業的發展過程及其對文明起源的作用，以及良渚文化和屈家嶺文化的文明化過程是在原始稻作農業充分發展的基礎上進行的這一實例，充分說明了農業是文明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基礎。

注釋：

(1)朱乃誠：《中國新石器吋代幾種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論中國新石器時代開始的標志》，《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中國禮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朱乃誠：《中國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縣彭頭山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8期。

(3)裴安平：《澧縣八十垱遺址出土大量珍貴文物》，《中國文物報》1998年2月8日。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博物館：《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遺址考古隊：《浙江河姆渡遺址第二期發掘的主要收獲》，《文物》1980年第5期。

(5)袁靖：《論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考古學報》1999午第1期。

篇（9）

1．栽培稻的起源

栽培稻的起源是一個十分緩慢的過程，從理論上講，栽培稻的起源，是發生在有人類活動的野生稻分布區域內。

關于稻作的起源，曾流行過農學方面的、民族學方面的和考古學方面的多種看法。

我曾提出栽培稻起源于中國南方腹心地帶，主要是根據近十年來的兩項考古發現提出的。

一項是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的發現。

另一項是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的發現。

這兩項重要發現及初步研究成果，已告訴我們中國栽培稻起源的時間與區域。

中國栽培稻起源時間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中國栽培稻發生的區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至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范圍內。

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至道縣玉蟾巖遺址的這一區域，從水系上分析，屬長江流域；從地形和氣候上分析，屬華南亞熱帶；而從整個中國的地形分析，它處于中國南方的腹心地帶，即秦嶺——淮河以南地區的腹心地區。

該區域的東部為武夷山，西部為中國地形上的第二級階梯的前沿——雪峰山，北部為南丘嶺與幕阜山，南部為南嶺。其中，東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嶺與千里崗之間的衢州一帶。從平面上看，這一地區似呈不規則四邊部，又似呈斜目形。從整個中國南方的地形來看，這一地區位于第三級階梯的西部，屬中國南方的腹心地帶。據此可以認為中國栽培稻是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國南方腹心地區，包括其四周的山問谷地。

2．史前稻作農業的興起

目前考古發現的史前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文化遺存，主要有分布在兩湖平原西部地區的彭頭山文化和分布在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汝河、洪河流域的裴李崗文化賈湖類型。此外，錢塘江流域也有了新的發現。

彭頭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的環洞庭湖西北至南部的平原地區及湖北西部枝城至秭歸的長江沿岸地帶，其年代約公元前6500～前5500年。表明其稻作農業興起的關鍵性證據，是發現了大量的栽培稻遺存。

裴李崗文化賈湖類型分布在河南省中、東部平原地區，年代在公元前6800～前5800年。目前發現的稻作遺存，主要見于舞陽賈湖遺址。

錢塘江流域的新發現，是近年來在浙江中部盆地的浦江縣上山遺址發現了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遺存。

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偏晚階段，原始稻作農業除了在洞庭湖區域與鄂西長江沿岸地區、錢塘江流域及淮河上游地區發展外，還擴展至陜南漢水谷地。

3．史前稻作農業的初步發展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原始稻作農業文化已發展至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贛江流域、閩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黃河中下游的部分區域。已發現稻作遺存的有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與崧澤文化、北陰陽營文化，長江中游的湯家崗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崗文化、贛江流域的拾年山一、二期文化、江淮東部的龍虬莊文化、淮河中游地區的侯家寨文化等，在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中亦有一些遺址出土了稻作遺存。其中以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龍虬莊文化、大溪文化的稻作遺存最為豐富，并做了鑒定分析。

這時期稻作農業向北方的發展，已超越了前一時期，到達北緯35°左右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如在江蘇連云港二澗村、河南鄭州大河村、洛陽西高崖等遺址都發現了稻殼印痕。陜西華縣泉護村遺址發現了可能是稻谷的痕跡。黃淮地區是當時的稻粟混作區。

4．史前稻作農業的成熟發展

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是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成熟發展時期，有的地區大約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就開始進入原始農業的成熟發展期。

成熟發展階段的原始稻作農業文化，其分布范圍大體與初步發展階段的分布范圍相同，南起嶺南，北至山東棲霞、河南汝州、陜西扶風一帶，西到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東臨海濱。已發現稻作遺存的有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與石家河文化、贛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嶺南的石峽文化、海岱與皖北地區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與山東龍山文化、中原地區的河南龍山文化、渭河流域的扶風案板三期文化遺存，以及臺北、臺中、屏東等地。其中以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與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的稻作遺存最為豐富。黃淮地區仍然是稻粟混作區。而嶺南與臺灣等自然食物來源十分豐富的地區，在這時期已確立了稻作的種植。

二、中國史前稻作農業各發展階段的主要文化特征

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是有區別的。

1．栽培稻起源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在栽培稻起源階段，與栽培稻發生有關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變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巖遺址新出現了鋤形石器、骨鏟，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中出現了磨制石器，穿孔蚌器的數量增加、個體較大、穿孔孔徑小而圓滑，出現雙孔蚌器，或可稱為蚌耜等。這些新穎的工具是否就是與稻的栽培和收割有關，目前尚不能確定，但應與栽培稻出現的經濟生活有關。

至于與飲食活動有關的陶器，在栽培稻發生之前就已經起源，中國陶器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1)；至栽培稻起源階段，陶器的制作有了改進。如玉蟾巖陶泥(片)中有意識地拌入攙和料；在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發現的陶片，還有繩紋、條紋與素面之分，器型有罐、缽兩種，制法除貼片外，還有泥條疊筑法。陶器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產生而逐步顯得重要了。

2．史前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表明彭頭山文化原始農業興起的主要標志還有聚落址的出現。目前已發現彭頭山文化時期的聚落址有近20處，以八十垱與彭頭山遺址的規模較大。八十垱遺址屬低崗遺址，由圍壕和圍墻圈圍，平面呈長方形，近南北向，現存部分南北長約110米，東西寬約70～80米，環繞面積近8000平方米。圍墻頂寬約3米，圍壕在圍墻外側，底寬約3．5米，溝底距墻頂高2米。在圍墻以內已發現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狀高臺建筑址。彭頭山聚落址亦為低崗遺址，位于八十垱遺址東北25公里，已發現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為平面近方形、面積約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址和平面呈不規則圓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址，保存較差。墓葬18座，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隨葬(2)。這種具有固定居住條件、規模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帶有防護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現，無疑是以原始農業興起為依托的，而這種聚落址的出現也促進了原始農業的發展。

表明彭頭山文化原始農業興起的工具方面的證據還不多，也許是竹、木質工具已腐朽而沒有保存下來。在八十垱遺址曾發現木鏟與木耒(3)。就已發現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細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續外，出現了少量磨制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不能確定其為農業生產工具。沒有形成專門的石質農業生產工具可能是中國南方地區史前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特征。

與賈湖原始稻作農業大致同步興起的是賈湖聚落址的出現。

賈湖聚落址位于沙河與澧河之間，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積較大，達55000平方米。在已發掘的2350多平方米內發現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窯9座、墓葬349座、甕棺32座、埋狗坑1O座，以及數千件陶、石、骨器等。這些都表明當時的聚落規模較大，人口已達到一定的數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樂器、龜甲響器及龜甲上的契刻符號等，反映出當時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隨著原始農業的興起而開始發展起來。

賈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種類較彭頭山文化的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為主，琢、磨制石工具開始大量出現。可確定為農業工具的有石鏟、石鐮、石刀、石磨盤、石磨棒及骨耜等。磨制石農具的出現是原始農業興起的重要特征。

從聚落址規模及其房址、墓葬、生產工具、生活用具等內涵分析，賈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農業的發展水平似高于彭頭山文化的原始稻作農業的發展水平，但此時的原始稻作農業都處于興起階段。據對賈湖聚落址出土的農業工具、狩獵工具、捕撈工具的數量比例分析，其原始農業經濟比重約占當時整個社會經濟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獵、捕撈、采集經濟仍占有相當大的比重。

3．史前稻作農業初步發展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這時期的稻作遺存充分表明，稻作農業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間得到了明顯的發展。稻作農業的覆蓋面達到中國第三級階地南方地區的主要區域，稻作農業的規模逐漸擴大，品種也在逐漸優化，產量逐漸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設施的稻田的發現，發明這時期的稻作種植進入了小田塊管理的階段，人工對稻谷栽培的農事活動十分明顯。小田塊管理應是原始稻作農業初步發展階段的一項重要特征。

稻作農業生產工具在這一階段有著明顯的發展，磨光石器如鏟、斧、刀等開始較多的使用。最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遺址發現了170多件骨耜，有雙齒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幾種，還有骨平田器等。在鲞架山遺址出有木耜、角質鶴嘴鋤，慈湖遺址出有木鋤與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遺址、青墩遺址、羅家角遺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鏟的發現，是當時處于耜耕農業階段的重要證據。

在原始稻作農業初步發展階段，手工業和家畜飼養也都有了明顯的發展。其中手工業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現了玉器、漆器、刻紋白陶的制作與蠶絲編織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塊、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織布機工具與腹刻蠶紋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紋白陶盤等。飼養的家畜除豬、狗外，可能還有牛、羊等(4)

原始稻作農業文化區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時開始豐富起來。如湖南澧縣城頭山遺址的大溪文化的祭壇、浙江桐鄉羅家角遺址出土的馬家浜文化的男性塑像、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雙鳥朝陽”紋象牙雕刻品等。

這時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發展。主要表現在聚落址密度和單個聚落址面積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與杭州灣地區及兩湖平原地區的發展較快。河姆渡遺址發現的桿欄式房屋是當時最為進步的木構建筑，澧縣城頭山城址為中國最早的城濠聚落址。這種文化現象與這兩地的稻作種植業發展較快密切相關。

4．史前稻作農業成熟發展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這時期，在各個區域內反映稻作農業發達程度的農業生產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為進步。主要是形成了種類較多的成套的農業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質農業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鏟、耘田器、鐮、侄等，大都制作精細，另有角鋤、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現，表明當時耕作技術的提高。石犁用于翻土，雖然對其是借助人力翻土還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確定，但據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確認當時出現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于平田的。農業生產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農業可能是當時最發達的。

原始稻作農業成熟發展的另一項特征，是家畜的飼養有了明顯的發展，在一些區域，飼養的家畜已成為當時人們肉食的主要來源。(5)

表明原始稻作農業成熟發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現象，是原始手工業的興盛。因為只有農業的發展，糧食剩余，才能允許一批人專門從事手工業生產。這時期，原始手工業開始興盛起來，如制陶、制玉、紡織、髹漆、竹木制做、象雅雕刻和鑲嵌等獲得空前的發展，尤以玉器的制作最為顯著。在太湖及杭州灣地區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區的含山凌家灘文化遺存、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制作品成為時代的特征。而最為重要的是鑄造銅器的出現，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羅家柏嶺遺址石家河文化層中發現了銅器殘片和銅綠石與銅渣等(6)。釀酒業也可能在這時期出現，良渚文化中的雙鼻壺、帶流寬鋬杯、屈家嶺文化中的壺形器、薄胎陶杯等，制作精致，可能是酒器，釀酒是糧食剩余現象的副產品。

原始稻作農業成熟發展的最突出的表現，還有建立在原始農業基礎之上的社會形態的發展。如太湖與杭州灣地區、江漢平原地區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現和原始城址的發展，大型宗教建筑及原始宗教活動遺存、大型祭壇墓地、原始文字的產生，擁有王權與神權人物的誕生等，表明這兩個地區的社會走近了文明社會。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的邁進，無疑是原始農業成熟發展的結果。

三、中國史前稻作農業起源與發展若干問題的進一步探索

1．農業起源的概念

以往，通常將農作物栽培的起源就作為農業的起源。

其實，根據現在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來看，農業起源應該分為兩個發展階段，即農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農業的興起。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農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植物經人工干預后轉變成栽培作物，也就是人類栽培作物這種食物生產的最初產生。在栽培作物起源階段，人類社會的經濟形態并沒有發生太多的變化，與此相聯系的文化上的變化亦是十分微弱的。

原始農業的興起是指農作物的種植達到了一定的規模、成為當時居民的一種重要的生計從業活動。農業經濟成為當時社會經濟中一項重要的內容，對社會發展產生了明顯的推進作用。與此相聯系的是文化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農作物栽培的起源與原始農業的興起，在考古學文化上的反映有著很大的區別，其發生的時間亦有先后之分。栽培作物起源在前，原始農業興起在后。農業起源研究主要是指這兩項內容的研究。

2．原始農業興起階段的主要特征

從史前稻作農業發展階段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原始農業的興起與聚落址的出現密切相關，原始農業的興起又使生產王具出現變化，原始農業的興起還使飼養家畜成為可能。

前述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表明，在原始農業興起階段，農作物遺存、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家畜飼養等都已出現。而在農作物栽培起源階段，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家畜飼養等特征尚未形成。所以，除了農作物外，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飼養家畜等都是說明原始農業興起的重要特征。

據此，應將農作物遺存、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尤其是磨制的石質農業生產工具)、家畜飼養作為原始農業興起的四大標志。此外，因原始農業的興起，人們的活動內容開始豐富起來，精神文化生活內容自然也就豐富起來，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識也開始興盛起來。

3．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

關于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1998年我曾提出：“中心起源、邊緣發展”的看法。即：

大約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在包括野生稻在內的自然食物來源充足的中國南方腹心地帶內，長期過著穩定的狩獵與采集生活的人們，逐漸認識到野生稻的食用價值，并經過長期的觀察，初步掌握了野生稻的生長特征，產生了對野生稻的試種興趣。伴隨著首批試種稻的成功，試種稻規模逐年擴大，稻的野生特征逐漸向栽培特征轉化。其結果，試種稻逐步成為人們穩定的食物來源之一，野生稻變成了古栽培稻。

栽培稻在中國南方腹心地帶起源之后，并未在這自然食物來源充足的區域內直接得到成規模的發展，而是在中國南方腹心地帶西北側的兩湖平原西部地區和可能在其東北側的錢塘江流域率先得到發展。這兩個地區緊挨著中國南方腹心地帶，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區”的邊緣，自然食物來源不如腹心地帶的充足，但是具備發展稻作生產所需的各種條件。當那里的人們掌握了稻作栽培技術，或是帶著稻作栽培技術的人們來到這里之后，發展稻作農業以解決食物來源問題，便成為當時迫切的社會需求。于是稻作農業率先在這兩個地區得到發展，并以其顯著的社會效益影響著周邊地區。伴隨著全新世暖濕氣候效應逐漸北進，稻作農業也逐步向緯度較高、適于稻作生產的淮河流域推進。

“中心起源、邊緣發展”的這一看法，可簡明如下：

栽培稻大約在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來源充足的中國南方腹心地帶，于公元前7000年后發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區”邊緣的兩湖平原西部地區和錢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進，即“中心起源、邊緣發展”。(7)

現在我仍維持這一看法，并做一點補證。

1998年我提出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是：“中心起源、邊緣發展”時，錢塘江流域還未發現原始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文化遺存，我只是從宏觀上根據一些現象推測錢塘江流域應有公元前5000年前至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原始稻作農業文化遺存。后來，在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發現確認了公元前5000～公元前6000年的稻作農業文化遺存；近年來又發現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浦江縣上山遺址，為“中心起源、邊緣發展”說提供了新的證據。

上山遺址位于浙江中部盆地，這一帶是連接杭州灣地區和衢州通道的主要地區。

在上山遺址的發現，主要有以下幾項(8)。

(1)發現了可能是干欄式的建筑址，表明當時處于定居。

(2)發現了大量的稻作遺存，主要是陶片中夾有稻谷殼。經初步觀察是一些經人類選擇的早期栽培稻。這種將稻谷殼作為制作陶器的陶泥滲和料，在彭頭山文化中也有發現。是表明稻作農業已經形成的重要證據。

(3)發現的工具有石磨盤、磨棒、石球、穿孔器、礪石，還發現了通體磨制及局部磨制的斧形、錛形石器等。表現出進步的特征。

(4)陶器器形有多種，以盆形器為主，另有釜、罐，還出現了圈足和假圈足器。這是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圈足陶器。

以上這些現象都表現出上山文化遺存的進步特征，表明當時的稻作農業已經興起。

同時，我們也看到，上山文化遺存的文化面貌雖然十分獨特，但也存在著與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等文化遺存的聯系。

如上山遺址的穿孔石器，見于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從華南地區穿孔石器的發現情況分析，穿孔石器是舊石器時代末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一種在特定的生存狀態下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工具。

上山遺址發現有這種工具，表明浙江中部盆地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農業文化遺存，與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栽培稻起源階段的文化遺存有關。證實了我們對錢塘江流域原始稻作農業起源問題的看法和原始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為“中心起源、邊緣發展”的觀點。

現在，根據上山遺址的發現，還可進一步推測，杭州灣地區及錢塘江下游的跨湖橋文化遺存、河姆渡文化，也許還包括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遺存，可能是由浙中盆地上山這類稻作文化遺存發展而來的。這有待于今后的發展與研究來證實。

4．原始稻作農業經濟的發展對文明起源的作用

我準備從兩個地區，即環太湖地區和兩湖平原地區，來談這個問題。

在環太湖地區，原始稻作農業大約是在公元前4700年以后才開始得到快速的發展。相應的是，那里的社會也是從那時開始快速發展的。如聚落增多，家畜飼養發展，手工業制品種類豐富。

而原始稻作農業在當時社會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則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即進入崧澤文化時期才開始逐漸發生的。如崧澤文化進期的采集、狩獵經濟的比重，較前一階段有了顯著的下降。這主要表現在文化遺存中的動物骨骼的種類與數量，以及狩獵工具的種類與數量，在崧澤文化時期明顯減少。這說明崧澤文化時期的食物生產(主要是稻作農業生產)的比重較馬家浜文化時期有了顯著的提高。相應的是，崧澤文化的社會又有了明顯的發展。如出現用家豬下顎骨隨葬，反映了開始將家豬作為財富之一，同時也表明家豬飼養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一些文明因素相繼在崧澤文化時期出現，如土墩墓地、墓地中的燎祭現象，出現小玉璧、玉琀等。

良渚文化時期，原始稻作農業進入成熟發展階段，最主要的證據稻作農業工具方面出現了用于犁耕、中耕、收割等種類較多的成套農具，出現了釀酒。與此相應的是，良渚文化時期聚落址猛增，出現聚落群，反映了人口增加；家畜飼養發展，肉食家畜比重顯著增加，原始手工業興盛。更為重要的是，在農業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環太湖地區，大約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前，社會逐漸步入“古國”發展階段。主要證據是莫角山中心聚落群的出現，瑤山、反山等祭壇墓地等的形成。

兩湖平原地區的原始稻作農業大約是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的湯家崗文化時期開始得到快速發展的，出現了水田稻。

至大溪文化時期，原始稻作農業在社會經濟中的比重逐漸加大，出現了可能是貯藏糧食的大型陶器。相應的是大溪文化時期的聚落增多。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現城墻圈圍的中心聚落，制陶業發展，出現祭壇等。

至大溪文化晚期，社會分化逐漸明顯，出現石鉞。

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屈家嶺文化時期，原始稻作農業進入成熟發展時期，可能已有釀酒。相應的是，社會發展可能進入“古國階段”，主要證據是中心聚落群出現，如石家河聚落群，城成批出現，已發現9座城址，還出現了大型宗教活動場所等。

環太湖和兩湖平原地區原始稻作農業的發展過程及其對文明起源的作用，以及良渚文化和屈家嶺文化的文明化過程是在原始稻作農業充分發展的基礎上進行的這一實例，充分說明了農業是文明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基礎。

注釋：

(1)朱乃誠：《中國新石器吋代幾種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論中國新石器時代開始的標志》，《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中國禮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朱乃誠：《中國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縣彭頭山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8期。

(3)裴安平：《澧縣八十垱遺址出土大量珍貴文物》，《中國文物報》1998年2月8日。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博物館：《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遺址考古隊：《浙江河姆渡遺址第二期發掘的主要收獲》，《文物》1980年第5期。

(5)袁靖：《論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考古學報》1999午第1期。

篇（10）

中圖分類號：D912文獻標識碼： A

1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意義和內涵

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城鄉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但還有一些地方的農村不通公路、不通電話、不通高壓電，還有一些群眾看不起病、上不起學、喝不上干凈水。這種狀況如果不能有效扭轉，城鄉發展嚴重失調，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會成為空話。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就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消除城鄉協調發展的體制，促進資源在城鄉之間合理配置，讓億萬農民共享現代化成果，走中國特色的工業與農業協調發展、城市與農村共同繁榮的全面小康之路。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舉措[2]。

我們黨一直高度重視“三農”問題。特別是十七大以后，中央多次強調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順應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全面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

由此可見，大力推進農村土地開發整理恰逢其時，在這個新時期，土地開發整理也有了新的定位和內涵。它能有效促進新農村建設、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節約資源，是我國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有效途徑[5]。

2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本步驟

根據我國農村發展的實際情況，我認為新農村的建設應分為以下幾個階段：即貧困農村溫飽農村富裕農村社會主義新農村（生態型、和諧型、知識型、自主創新型多位一體）。

首先由貧困農村向溫飽農村的發展階段。我國人口多，大部分地區生產力的發展還比較落后，存在著很多國家級貧困縣，這些地區大多環境條件惡劣，生產力落后，農民生活艱苦，靠天吃飯。因此需要分批分階段的建設，先發展成為基本解決農民溫飽問題的溫飽農村。

第二個階段由溫飽農村向富裕農村的發展階段。對于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的農村來說，怎樣發展農村經濟和事業使農民生活更富裕就是它們現階段發展的最大目標。這個階段的發展也同樣應該以國家的政策扶持為主，繼續完善當地農業基礎設施。

第三個階段由富裕農村向小康農村的發展階段。這個階段的發展主要依靠當地自己的力量，國家扶持為輔。已經富裕了的農民要根據當地的區域特點、發展特色農業、精細農業、生態農業、休閑農業等現代農業，推動土地的產業化經營，深入推進農業結構調整，發展優質高產高效生態安全農業，充分挖掘農業內部增收潛力，發展農村經濟，壯大農村實力，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強化現代農業服務體系建設，逐步建立農業科技、農業信息、農業機械、農產品質量安全、動物防疫、有害生物防控等現代農業服務體系；同時大力發展鄉鎮企業，以企業促農業，以企業養農業，使富裕型農村向小康型農村轉型。

第四個階段由小康農村向生態型、和諧型、知識型、自主創新型多位一體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發展階段，也是社會主義農村發展的最高階段。

3 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土地開發整理的重要作用

建設新農村的重點目標是搞好農村的土地開發整理，土地開發整理是重要的基礎工作。同時，對農業結構開展適當的調整、對農民的科學培訓將有效的提高農業生產率，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增加農民的收入。

3.1土地開發整理是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手段。

一方面，通過土地開發整理增加耕地，其實質上就是要求新增糧食生產能力，提高糧食生產能力應當是耕地數量、質量和生態保護并重。另一方面，在土地開發整理中，鄉鎮政府在與施工單位簽訂合同時約定，只要是農民能干的工程要由農民自己來干，讓農民直接參與土地開發整理工程建設，并從中獲得直接收益。

3.2 農業結構調整將有效提高農業的綜合效益

實施農業結構調整可以有效提高農業的綜合效益，調整農業結構要在穩固農民基礎收入的前提下，在對區域特點有充分認識的基礎上，根據區域特點和資源優勢進行科學布局和結構優化，從自身特點明確區域定位，按市場經濟規律調整優化農業產業結構，探索出能夠充分發揮區域優勢的產業，使地區的資源實力轉化為現實的經濟效益，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

3.3 農村知識的普及與推廣應用將會給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注入新的活力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急需一大批掌握勞動技能和新型農業技術的人才，農民可以通過自學、參加科學知識培訓班或者通過網絡教育、遠程教育等多種形式的學習，成為掌握先進科學文化的農業好手，轉化為新時代的“知識型農民”。因此，我們要協同努力，培養、造就更多的“知識型農民”，為農村和城市的發展帶來更多的生機與活力。

4結論與建議

因為土地開發整理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基礎，以土地開發整理為基礎大力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推進農業科技進步，實現農業增產增收的同時，也要加強土地開發整理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因此，對土地開發整理事業的發展提出以下建議：

4.1土地開發整理的產業化

產業化土地開發整理既是我國土地開發整理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和目標，也是土地開發整理得以規范運作的重要基礎。通過產業化引進市場競爭機制，不僅可以增加土地開發整理運作的靈活性，提高經濟效益，而且可以進一步拓寬融資渠道，拉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同時社會公眾對土地開發整理的參與會進一步促進土地開發整理立項、規劃、施工和后期運行管理的科學化和規范化。

4.2土地開發整理的法制化

土地開發整理仍處于探索階段，要走向正軌必須以法制化為基礎。加強土開發整理立法，健全相關政策法規既是土地開發整理事業不斷完善和發展的需要，也是開發整理項目得以規范運作的必要保障。

4.3土地開發整理的規范化

土地開發整理的快速發展標志著我國對土地資源合理開發和高效利用，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土地資源的合理開發和高效利用勢在必行，分析近幾年的進展情況，仍存在著一些缺陷和不足，因此，必須要大力加強土地開發整理的規范化管理，規范化是土地開發整理事業得以發展壯大的重要基礎。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搞好土地開發整理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圍繞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立足保障國家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大力開展基本農田整理，認真落實全國土地開發整理規劃，積極實施重大工程，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爭取到2020年，在十五年內把我國農村分期分批分階段的建設成為生態型、和諧型、知識型、自主創新型多位一體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參考文獻：

[1] 韓俊．建設新農村的兩個重大課題[J]．新經濟導刊，2005（23）

[2] 高向軍，土地整理―重點保護基本農田[N]．中國國土資源報，2005-11-3(1)

[3] 高向軍．土地整理理論與實踐[M]．北京：地質出版社，2003．44~50．

[4] 徐俊如．現代農業發展研究――海峽兩岸現代化農業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5

[5] 世紀的呼喚：新的農業科技革命――農業部科技委委員論文匯編[C]．北京．農業部科技委辦公室編印，1997

[6] 蔣一軍，羅明．城鎮化進程中的土地整理[J].農業工程學報，2001，17（4）

[7] 陳良．我國土地整理的分區指導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J]．農村經濟．2003（6）

[8] 臧玲，紀昌品．農村土地整理與農村生態環境建設研究[J]．國土經濟．2003（3）

[9] 新華社：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N]．經濟日報，2006-02-10（5）

篇（11）

日本的水稻生產技術的改良進步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首先是品種技術改良和肥料技術取得了很大成就。這是勞動密集型農業生產技術發展的黃金階段。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農業機械化技術大幅進步。農業機械化技術應用的前提是水田整備技術的發展。這個階段的省力型農業生產技術迅速發展，為農業勞動力的釋放和轉移創造了條件。第三，上世紀70年代，日本出現了大米過剩、其他農產品原料進口增加的情況，刺激了大米及其他農產品加工技術的發展。這個階段的特征是市場需求決定生產供給。這個粗略的階段劃分同時勾畫出了日本農業工程技術發展的基本輪廓。

中國農業工程的發展道路也基本遵循這個規律。我國當今基本上處在第一個發展階段向第二個發展階段轉型時期，即以良種和化肥為特征的勞動密集型農業技術發展階段，向以土地整理技術和農業機械化技術為特征的省力型農業技術發展階段轉變。

在走向現代農業生產方式的過程中，省力型水稻生產技術成為基本指向，日本的水稻生產不僅走向了機械化，也走向了單一水稻生產經營，相應地，水旱輪作技術衰退了。根據日本專家提供的數字，日本農戶經營耕地規模，2005年是1960年1.2倍，北海道地區是4.6倍；而同期其他農業經營規模增長的情況是：奶牛養殖是29.9倍，肉牛養殖是25.6倍，肉禽養殖是456.3倍，蛋禽養殖是1242.6倍。

水稻生產經營規模難以擴大，真正成為了日本的一個跨世紀難題。日本過剩的大米商品生產是由戶均1公頃～1.5公頃的小農場提供的。在1963年前后，戶均1.5公頃以上的水稻農場還能夠提供家庭基本支出；到了1983年，戶均6公頃～7公頃的水稻農場，單靠農業生產已經不能滿足家庭基本支出需要。

在日本，規模化經營并不是沒有。盡管上世紀70年代日本進入了本國生產大米過剩時代，大米價格需要依賴政府補貼維持，但大米的戰略地位決定了日本堅持穩定大米生產和消費的戰略。畜產品由于規模經營快速發展，也維持了自給地位。其他農產品則是依靠大型跨國農業企業壟斷經營。從日本專家提供的數據看，這些跨國公司主要是把原料進口到日本，在日本本土完成大量的加工增值環節。比如，2006年，日本本土生產的農產品產值是12.1兆日元，從海外輸入的農產品產值是3.2兆日元，而農產品加工品產值則是80.3兆日元。由于日本國內農產品市場的保護，農產品進口技術壁壘，日本跨國農業企業開始發展所在國當地的生產和銷售，甚至也在拓展第三國銷售。然而發展跨國農業企業，以服務日本食品安全戰略的大格局并沒有變化。盡管日本有如此成熟的農產品生產規模化模式，稻米的生產好像卻怎么也做不到這一點。

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日本水稻生產的小農經營困局?筆者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判斷：日本水稻生產現代化陷入僵局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耕地價格管理不當。

這個觀點可以從日美耕地價格的比較中得到印證。2000年，日本農用地價格是美國的113倍。正如農業經濟學家黃金峰在2004年所言，由于農用地價格過高，通過傳統的收購和租賃土地形式擴大生產規模、降低農產品成本的辦法很難奏效，有必要通過股份合作制將鄰近的耕地集中起來，按照市場機制進行規模經營，從根本上解決農產品高成本問題。換句話說，日本農民要擴大經營規模，與美國農民相比要付出百倍的努力。這是日本高增長時期地價管理的一個嚴重后果。另一方面，由于日本耕地價格過高，進一步提高了土地權力所有人對土地資產升值的預期，致使日本都市化地區插花分布著小塊農田，嚴重影響城市化地區土地合理利用。

打破困局的希望

對于這個判斷，筆者多次向國內同行求教，基本得到了認同。2009年3月3日下午，筆者有幸參加了中國農業大學舉辦的一場學術報告會，聆聽了日本農林水產省前次長小林芳雄先生“日本農業的發展過程與課題”的精彩演講，并抓住僅有的三個提問機會，提出了自己的問題，向日本專家求證，發現日本同行與筆者的看法很接近。

對于日本水稻生產難以實現規模化經營的問題。小林芳雄先生提供了以下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