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東南亞金融危機過程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1、地產泡沫破裂,銀行呆賬壞賬嚴重。當時東南亞經濟增長相當程度上是靠房地產投資拉動的。東南亞國家在推動經濟自由化過程中,也致力于在房地產業中引進競爭機制。由于房地產業投資回報率高,從而吸引了大量資金,導致房地產價格暴漲,形成地產泡沫,嚴重沖擊了東南亞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2、出口大幅度下降,經常項目收支狀況惡化。東南亞國家貿易結構相對單一,極易受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八十年代主要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九十年代轉向高技術產品,主要是電子產品。1996年全球電子產品市場需求萎縮,東南亞各國出口急劇下降,如泰國出口增長率從1995年的22.15%猛降到1996年的0.11%。這對主要依靠出口增長帶動的東南亞經濟無疑是一個沉重打擊。
3、外債負擔沉重,構成不合理。危機前,東南亞各國大都實行盯住匯率,并相繼放開資本賬戶的管制。八十年代中期以來,東南亞國家經常賬戶幾乎一直存在著赤字,像泰國外債就已達850億美元,原本就不平衡的國際收支狀況雪上加霜,貨幣貶值壓力加大,最終誘使國外投資者發動了對東南亞國家貨幣的攻擊。
4、匯率政策僵硬,金融調控機制失措,難以適應瞬息萬變的國際金融市場。東南亞國家普遍實行了以盯住美元為主的一攬子貨幣匯率制度,這種制度的代價就是中央銀行難以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自主、靈活地實施本國貨幣政策。如,1993年和1994年泰國出現了經濟過熱,但中央銀行無法提高利率。而1995年和1996年美元利率開始上升,泰國經濟陷入不景氣,這時需要降低泰銖利率,泰國銀行同樣無法實現這一目標。
5、東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使得泰國金融危機迅速波及其他國家。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東盟區域經濟一體化步伐加快,使得東南亞國家間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因此當泰國金融當局抵擋不住泰銖貶值被迫宣布實行浮動匯率時,國際投機勢力立即沖向其他國家的貨幣,再加上其他國家經濟中存在的問題與泰國類似,所以金融動蕩遍及東南亞在所難免。
6、國際游資興風作浪是東南亞金融動蕩的外部因素。當時,國際金融市場上,日本股市復蘇,美元持續走強,一部分原來流入東南亞的外資紛紛撤離,從而構成對東南亞國家貨幣的強大壓力。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粗略統計,當時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流動的短期銀行存款和其他短期證券至少有712萬億美元,并且呈現出與日俱增的趨勢。以索羅斯的量子基金為首的國際投機勢力在此次危機中興風作浪,成為引發和加劇這次危機的導火索和罪魁禍首。
二、東南亞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啟示
1、產業的發展應以充分利用我國的比較優勢為主導。在我國目前的資本和勞動力結構條件下,根據比較優勢建立起來的企業,一般規模不會過于巨大,多數依靠國內自有資金即可建立起來,不會形成過渡依賴外債來發展經濟的格局。而且,這樣的企業競爭力強,利潤率高,一般不會出現還本付息的問題。隨著資源結構的升級,資金逐漸由相對稀缺變為相對豐富,勞動力由相對豐富變為相對稀缺,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自然要隨著比較優勢的變化而升級。這樣按比較優勢來發展產業,最有利于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發展,以及較快速地縮小和發達國家的差距。
2、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房地產和股市的發展容易產生過熱現象,很容易變成泡沫。政府應考慮經濟的合理布局,增加土地的有效供給,避免經濟活動過渡集中于一兩個城市。在減低股市的過熱方面,政府應避免采用金融抑制政策,讓銀行儲蓄有合理的利率水平。
(一)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并購呈上升態勢
與近幾年全球跨國并購浪潮相適應,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并購活動經歷了幾多波折。在1996年以前,東南亞地區發生的跨國并購活動呈明顯的波動狀態,但該地區在1996年的跨國并購出售額已達到1990年的兩倍。1997年至1999年,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沖擊,東南亞的跨國并購活動呈現了連續三年上升的態勢。在連續三年的上升之后,該地區的跨國并購活動又于2000年突然下降,較1999年下降35.3%。但是,在2001年全球跨國并購浪潮急轉直下的情況下,東南亞的跨國并購呈現出自1990年以來的最大規模,并購額首次超過了100億美元,達到131.4億美元。2002年以后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并購連續三年保持低迷狀態,2005年該地區跨國并購再次興起,達到了147.75億美元的歷史最高水平。
不過,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并購活動只是全球跨國并購浪潮中的一小部分。1990年至1996年,東南亞地區的年平均跨國并購額為18.15億美元,大大低于1334.9億美元的全球年均水平,僅占同期全球跨國并購總額的1.36%。1997年至1999年,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并購雖然較之前有較大發展,但年平均額僅為74.45億美元,而同期全球跨國并購的年平均額達到了5341.8億美元,僅占同期跨國并購總額的1.39%。2000年全球跨國并購額達到了1.1萬億美元的最高水平,而同期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并購活動較之前卻有所回落,也只占全球跨國并購總額的0.5%。2001年以后,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并購占全球跨國并購的份額一直徘徊在1.3%至2.2%之間。
(二)跨國并購在FDI總流入量中的貢獻日益增大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全球范圍內跨國并購方式的外國直接投資迅速擴大,1995年全球跨國并購以1866億美元首次超過新建投資,占當年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總額的56.2%,成為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2000年跨國并購金額為1.1萬億美元,占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總額的90%。而在發展中國家引進的外國直接投資中,跨國并購的比重相對較低,但仍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
在東南亞地區,跨國并購方式的FDI在FDI流入總量中的比重也呈上升趨勢,跨國并購形式的FDI對吸引區域外直接投資的貢獻日漸增大。1990年至1996年,東南亞地區跨國并購在FDI流入總量中的比重不到10%。1997年至1999年,該比重上升至26.2%,此后一直維持在20%以上,尤其在2001年該比重更是達到了67.1%。在受東南亞金融危機嚴重沖擊的國家(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韓國)中跨國并購的增長最為顯著,1998年至1999年,這五個國家在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跨國并購總額中的比重為68%,且以跨國并購方式進行的FDI占當年FDI流入量的份額由1996年的13%上升到了1999年的91%。在泰國,1990年至1996年只有9.6%的外國投資者涉及收購泰國公司10%以上的產權;相比之下,1997年至2001年則有61%的投資涉及到這個水平的并購。2005年,印尼的FDI流入量較2004年增長了177%,達到53億美元,其主要原因是當年發生在該國的一項價值51億美元的跨國并購活動,即由美國Philip Morris公司設在印尼的子公司分兩次收購了印尼第三大煙草廠――HM Sampoerna公司100%股權。
(三)東南亞地區跨國并購的部門及行業構成
隨著全球跨國并購活動的擴展,第三產業的跨國并購活動在所有行業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已經超過第二產業成為跨國并購活動的主要行業,其中在1999年至2001年這三年間該比重分別達到了61%、73%和62%,此后該比重雖有所回落,但一直保持在50%以上,2005年第三產業跨國并購活動占到了整個并購活動的55%。總體來看,全球跨國并購活動的部門和行業趨勢在發達國家的表現要明顯于發展中國家。
在東南亞,跨國并購活動的部門和行業集中度并不十分明顯,但東南亞金融危機后在金融、運輸、倉儲和通訊業的跨國并購增長較快。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結果顯示,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最深的五個國家(印尼、馬來西亞、菲律、泰國以及韓國)在1991年至1999年間的跨國并購出售額累計達416.25億美元,其中初級產業達8.36億美元,占2%;第二產業為211.15億美元,占50.7%;第三產業為196.73億美元,占47.3%。在初級產業中,采礦、采石業和石油業跨國并購占72%,農林漁獵業占28%。在第二產業中,食品、飲料和煙草跨國并購占24.2%,焦炭、石油和核燃料占12.8%,電氣和電子設備占11.8%,化學和化學制品占11.7%,機械和設備占10.9%。在第三產業中,金融業并購占34.7%,運輸、倉儲和通訊并購占28.8%,其他行業所占比重均在10%以下。
(四)東南亞區域內跨國并購日漸活躍
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的一些跨國公司日漸成長并逐步走向國際化。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結果顯示,2004年全球100強跨國公司中有兩個來自東南亞發展中經濟體――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和新加坡電信分別列第59 位和第73位;在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25強中,有四家來自東南亞地區,其中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新加坡電信、新加坡偉創力國際和嘉德置地分別位列第2、3、14、15位。不過,東南亞區域內跨國并購活動規模小、占整個東南亞地區跨國并購活動的比重低。
在1998年之前,東南亞區域內跨國并購活動無論在規模和范圍上都很小,平均每年不足50億美元,作為被并購的東道國只有印尼和馬來西亞相對比較活躍。1999年,即使在其中考慮到東南亞金融危機對跨國并購活動的刺激作用,東南亞區域內跨國并購價值也才占整個東南亞地區跨國并購交易的11%。但是,從長遠角度看,東南亞區域內的跨國并購活動勢必出現增長的態勢,因為跨國并購是外國直接投資的一種重要形式,這種潛在的區域內跨國并購活動應該能反映區域內FDI活動的總體模式。
在東南亞地區,作為收購者的新加坡跨國公司是東南亞區域內跨國并購的主力軍。這是因為相對于其他東南亞國家嚴格的并購管制,新加坡的政策更有利于并購活動的開展;新加坡政府歷來有鼓勵國內企業進行海外資源開發的發展戰略,尤其對其周邊國家更加重視;新加坡的資本市場較其他東南亞國家更為發達,為并購活動提供了便利。而印尼則是東南亞區域內跨國并購最大的被收購者,菲律賓和泰國次之。例如,1997年7月至1999年3月,東南亞區域內跨國并購交易價值超過100萬美元的交易數量總共為21起,其中新加坡的跨國公司參與的并購交易就有15起,且范圍遍及東南亞的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等國。此外,根據東盟秘書處對1999年至2001年上半年該地區區域內跨國并購交易累計額的統計顯示,新加坡作為收購者以23.29億美元的并購額遙遙領先,而印尼作為被收購者以10.1億美元的并購額位居第一,菲律賓和泰國分別以8.5億美元和8.14億美元名列第2和第3位。
二、推動東南亞地區跨國并購發展的主要因素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不斷擴張的國際生產體系是跨國并購活躍的最深層次原因。推動東南亞地區跨國并購發展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是金融危機后東南亞國家普遍的貨幣貶值和上市公司價值的縮水,為跨國公司的跨國并購活動提供了機遇。二是受東南亞金融危機沖擊的東南亞企業急需外國投資者的資本注入,尤其對于那些瀕臨破產的企業的并購比新建投資更能起到快速而有效的作用。三是跨國公司在東南亞市場的投機行為。四是各國FDI體制自由化改革減少了外資進入和控股權的限制。五是東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加速發展。六是企業的國際化發展趨勢。分析這幾方面的原因,前三者只會引起跨國并購活動在東南亞地區的短期行為,而后三者是促進東南亞地區跨國并購活動長期發展的因素。
(一)各國的FDI體制自由化改革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東南亞國家尤其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和菲律賓等國,在吸引外資方面一直處于上升態勢。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外資流入量的陡然下降甚至撤資給各國的經濟重建帶來了許多問題。那些遭受金融危機重創而承受巨大壓力、負債累累的東南亞國家的企業大都面臨破產的境地,迫切需要外國投資者的資本注入。針對金融危機后經濟復蘇過程中出現的資金供給的巨大缺口、金融體系改革以及產業結構調整,東南亞各國紛紛將政策重心轉向更多地吸引外資以促進經濟發展,其中與并購有關的變化包括取消強制性的合資要求、多數股權限制和審批要求。
金融危機過后,東南亞各國的FDI體制自由化改革允許外資在更廣泛的行業部門開展并購并擁有多數股權,此舉刺激了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并購交易。東南亞國家所采取的FDI體制自由化措施大多數都旨在減少外資進入的部門限制,或使原先對FDI關閉或限制的行業實現經營自由化。土地與不動產所有權、外國人就業和外匯控制等限制也被減少或取消,其中最明顯的行業是石油、采礦、天然氣、電力、電信、銀行與保險、零售以及制藥業等。各國鼓勵外資銀行對國內銀行的并購活動,包括放寬對外國銀行進入以及外商收購的限制。菲律賓于2000年通過銀行向外資開放的《銀行法案》,根據該法案,外資在菲銀行持有的股份最高可以達到100%。泰國1998年規定外國金融機構在商業銀行中所持有的股份可超過25%的限制,持有時間可超過14年,外國投資者所持有的增資股的比例可達到50%,允許擁有100%股權的年限為10年。在泰國,1997-2002年期間銀行部門的并購活動占并購總數的37.5%,占FDI凈額的22.8%。新加坡電信業的自由化改革步伐逐步加快,把原定于2002年4月全面開放國內電信市場的計劃提前到了2000年4月,取消外商在電信業持股不得超過49%的限制,以吸引外商擴大對本國信息技術和電信行業的投資,這意味著外國公司可以擁有本地電信公司的控股權。馬來西亞政府也逐步實行了對電信業的外開放政策,允許外資參與本地電信業發展,1996年開始允許外資擁有本地電信30%的股權,1998年初開始將外資持股限制放寬到49%,1999年政府再度將外資持股權放寬到61%。
(二)東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加速發展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較快的進展,其中于2002年建立的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和2003年建立的東盟投資區(AIA)是東南亞區域經濟合作的兩大支柱。東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加速發展將推動該地區跨國并購的發展。
東盟自由貿易區主要通過減少關稅和非關稅壁壘、貿易便利化等措施來增強東盟做為生產基地的競爭力、增進區域內貿易、促進區域外FDI的流入、加快區域內FDI的流動以及深化區域經濟合作的目標。而東盟自由貿易區關于貿易自由化的措施又間接地增強了跨國公司對該地區的直接投資,尤其是在汽車和電子行業。
據日本貿易振興會(JETRO)2003年所做的一項對1159家日本制造業廠商的調查顯示,大部分廠商認為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減稅和關稅程序的簡化等措施將使他們增加對東盟地區的直接投資。
日本國際合作銀行(JBIC)所作的另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一半以上的日本制造業跨國公司認為,東盟自由貿易區通過區域內生產網絡的合作刺激了區域內貿易的發展,并將帶動包括跨國并購在內的區域外資本的流入。
東南亞國家通過東盟投資區的建設,將各成員國市場整合起來,逐步減少和取消阻礙東盟投資流動和投資項目運行的投資管制和限制,消除區域投資壁壘,實施國民待遇,最終形成較為統一、自由、透明的“單一投資區”,從而促進東盟(ASEAN)和非東盟國家的投資者增加對東盟的直接投資。
目前,東盟投資區對東盟投資者在制造業、農業、林業、漁業、礦業及與上述五個行業相關的服務業中進行的直接投資提供優惠措施。
此外,東盟和東盟成員國與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簽署的雙邊自由貿易協議也推動了本地區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例如,日本與新加坡、韓國與新加坡簽訂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就有助于提高競爭力,并有助于更好地應對吸引FDI競爭的加劇所帶來的挑戰。
(三)企業尋求國際化發展
各國努力吸引更多外資,與此相適應的是各國企業希望通過在不同區位發展業務,獲得更好的“區位資產組合”,以增強企業的競爭力。當前迅速的技術變革使得跨國公司以跨國并購活動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成為可能,且日漸成為其對外投資的最優選擇。
這一方面是因為技術的變革使創新的成本和風險與日俱增,而且還需要持續不斷地吸收新的技術和管理方法,以保持領先地位,而跨國并購方式的FDI則能夠分攤創新成本并且獲得新技術資產。另一方面,由于技術的發展變革,使得跨國公司分散在世界各處的經營活動得到了更好的管理,并為組織企業之間、企業內部以及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聯系提供了新的途徑。
具有豐富資源和廣闊市場的東南亞地區一直是跨國公司青睞的對象。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東南亞地區就是美、日等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爭相投資的對象,在不斷擴張的國際生產體系的推動下,東南亞的跨國并購活動雖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在其當年FDI流入量中占絕對優勢,但已呈現上升的趨勢。
東南亞區域內的跨國公司的日益壯大以及尋求更加國際化的目標也推動了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并購活動的發展。例如,新加坡在對外開放國內電信市場的同時,也鼓勵其國內最大的電信公司新加坡電信積極開拓海外市場尤其是東南亞區域內市場,新加坡電信主要通過對區域內其他國家的電信公司進行股權收購和開展戰略聯盟來不斷實現國際化。目前,新加坡電信的主要海外投資涉及區域內的菲律賓、印尼、泰國等,持有菲律賓環球電信、印尼移動電信以及泰國億旺資訊的股份分別為44.6%、35%以及21.4%。
三、東南亞地區跨國并購對東道國經濟的影響
作為外國直接投資的一種形式,跨國并購對東道國經濟的影響在總體上與外國直接投資是一致的。但是,相對于新建投資而言,跨國并購又有其自身的特點,而兩者之間的根本差別在于前者涉及到資產從本國人手中轉到外國人手中,并且在一開始不會增加東道國的生產能力。從東南亞地區來看,外國直接投資以跨國并購方式進入后在短期內所產生的收益較小,而負面影響較大。
首先,跨國并購在短期內增加生產和轉移技術的效應比較弱。
盡管跨國并購方式和新建投資方式的FDI都為東南亞國家帶來了國外的金融資源,但并購方式所提供的金融資源并不一定增加東道國的生產資本存量,而在新建投資的情況下則會增加。在初期階段,東南亞國家的外資并購通常會立即將資金置于企業的當地所有者手中,這些資金是否用于新的生產性投資取決于其他因素,若有投資機會,就有可能進行生產性投資。例如,將所收到的資金存入被收購公司的投資帳戶,專門用于新投資;鼓勵新的所有者在并購完成后擴大其生產能力;鼓勵被收購者將所得到的收入進行再投資等。而新建投資最初常采用“實物”投入的形式,現金投入會在以后的不同時間在接受者之間分配,新項目建成后就會直接增加東道國的生產設施。跨國并購在進入時或在進入的短期內不太可能轉移新的或比新建FDI更好的技術或技能,甚至有可能由于企業戰略的的轉變導致當地生產或服務活動的降級、關閉或重新選址。新建方式的FDI并不會減少東道國經濟的技術資產和能力,而且最初還會通過實物資產或無形資產的轉移來增加東道國的技術或技能。
其次,跨國并購在短期內不會創造更多的就業。
當FDI以并購方式進入一個國家時,由于合并或收購并不創造新的生產能力,所以并購方式的FDI并不一定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相反,由于要提高企業效率、或為了提高技術和管理水平、或所處行業供大于求等原因還會導致裁員。例如,在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外資對泰國銀行的收購中減少了不少職員。1997年外資對菲律賓的馬尼拉供水廠的收購活動使其雇員人數由7370人減少到4580人。然而,新建方式的FDI在進入時必定會創造新的就業。不過,收購后就業的減少并不是一個國家的凈損失。當東道國的企業面臨破產而只能關閉的情況下,跨國并購在此時起到了“救命”的作用,雖然有可能會為了提高企業效率而裁員,但總體上還是會起到保護就業的作用。并購對就業的減少也可以通過政府對相關政策的制定、雇主和工會等采取措施而最大限度地減少這種負面影響。例如,菲律賓政府在并購活動中給予工廠補貼,而這實際上是補貼了工人的工資。
第三,跨國并購可能造成對東道國某行業的集中和壟斷。
一、何謂蹺蹺板效應
蹺蹺板效應最初由美國廣告學專家艾?里斯提出,是指一個名稱所代表的兩種產品被分置于蹺蹺板兩端,當一種上來時,另一種就要下去。簡單地說,就是原強勢品牌和延伸品牌競爭態勢此消彼長的變化,同一品牌不同產品的市場表現互相沖突無法平衡。
有人提出用蹺蹺板效應來解釋股市和期市中的特殊現象,即股市債市蹺蹺板效應在我國有兩種表現類型:一種表現為在發生突發事件時資金大量集中地從一個市場流入另一個市場;另一種表現為股市債市長期存在的“股市漲債市跌、股市跌債市漲”的現象。這與蹺蹺板效應的最初定義已經毫無關系。因此,可將廣義的蹺蹺板效應理解為:對應的兩個板塊之間的此消彼長。
觀察到歷次金融危機中各國際貨幣匯率體現出的此消彼長的波動現象,在國際貨幣匯率波動這個領域給出蹺蹺板效應一個新的定義:全球各主要國際貨幣匯率在金融危機中波動呈此消彼長的現象,任何一方的不穩定都會影響到其他貨幣匯率的波動。
下面利用蹺蹺板效應對全球各國際貨幣在金融危機中匯率所體現出的異常波動現象進行分析和解釋,通過例證1992年的歐洲貨幣危機、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過程中全球各主要國際貨幣匯率波動中此消彼長的現象即蹺蹺板效應的體現,并解釋其機理,找出規律: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影響匯率呈現此消彼長。運用規律來進一步分析此次全球次貸危機中國際貨幣體現出的異常現象。
二、金融危機中蹺蹺板效應的歷史見證
(一)1992年歐洲貨幣危機
1992年世界經濟已超越國家的障礙,正在走向區域化、全球化。北美、歐洲和日本形成了自由貿易的“黃金三角形”。以美國為核心、加拿大和墨西哥加盟的北美自由貿易區, 以歐洲共同體為核心的歐洲統一市場, 以及以日本為核心的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形成,構成了世界經濟的新的三元框架。在上述三元框架為主體的基礎上, 世界經濟形成了多重立體結構的格局。在這種三足鼎立的世界經濟框架下,根據蹺蹺板效應,任何一方的經濟力量被削弱都會導致其他兩方的經濟力量增強。
1992年發生在歐洲內部的貨幣危機造成了歐洲各國貨幣在匯市上巨大的波動。由圖1可以明顯地看出這兩種貨幣波動呈反相關關系。歐洲貨幣危機雖然對歐洲實體經濟影響不大,但在匯市上造成了較大的波動,甚至使英國被迫退出歐共體。1992年由于兩德剛剛統一,國家財政赤字明顯,通脹壓力大。德國馬克開始逐漸升值,但由于歐共體匯率制度的限制,包括英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貨幣需要維持與馬克的比價,導致英鎊被動升值,1992年9月英鎊受貨幣市場的投機沖擊已無力維持升值,遂宣布退出歐共體,英鎊與馬克脫鉤。
由表1看出,1993年第1季度國際短期資本看好堅挺的馬克,抽離美國和英國而大量流入德國,而在危機緩解之后資本又逐漸回流,恢復原有份額。在匯率波動上表現為美元與歐洲綜合貨幣此消彼長。
(二)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
1997年7月始于泰國、后迅速擴散到整個東南亞并波及世界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東南亞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貨幣大幅貶值,許多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匯市、股市輪番暴跌,金融系統乃至整個社會經濟受到嚴重創傷,受匯市、股市影響,這些國家和地區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經濟衰退。
由圖2可以明顯地看出日元和美元這兩種貨幣波動呈反相關關系。東南亞金融危機造成了日元匯率的波動和分階段的貶值,而東南亞局勢的動蕩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國際短期投資的目光轉向了當時更為安全的美國,東亞國家在危機發生前吸引著大量的外資,其中包括外國直接投資, 但更多是以股票、貸款性質進入的短期外資。1997 年下半年, 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后,大量外資迅速從危機國撤出, 轉而投向經濟穩定增長的美國。由表2可看出,1997年第4季度日本的金融項目凈額大幅降低,而同時期美國的金融項目凈額增長了一倍多,但1998年第2季度危機緩解之后國際短期資本又迅速抽離美國,投向了更加有利可圖的國家或地區。東南亞金融危機解除之后,各項指標逐漸回歸正常。東南亞金融危機引起的震蕩在匯率波動上短期內表現為與危機國逆向波動,此消彼長。
三、次貸危機中是否存在蹺蹺板效應?
2008年9月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的次貸危機,對全球各大經濟體的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都造成了較大影響。就目前看來,次貸危機已經嚴重影響了世界經濟。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世界其他地區經濟所受的影響也很嚴重。次級貸款危機向其他國家傳遞的路線之一是金融蔓延,全球各大經濟體都出現了投資次級債的損失。同時美國的次貸危機也可能產生心理蔓延,特別是房價的重估。英國、西班牙等國更容易受到房價泡沫破滅的打擊。同時,美國消費的產品遠多于其生產的產品,其需求的急劇下降必然將損害其他地區的經濟。
由圖3可明顯看出,次貸危機過程中美元和日元單邊匯率上揚明顯,澳元下跌明顯,而歐元保持震蕩走勢,有相對小幅的下跌。
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后,全球各大經濟體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下面結合圖3和表3逐個分析各經濟體受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影響在匯率方面呈現此消彼長的蹺蹺板效應:
(一)2008年年初,全球經濟局勢的普遍震蕩導致了國際短期投資的方向重新轉向了美國。從短期來看,為了彌補虧損,緩解資本充足率壓力,美國金融機構紛紛從全球市場抽回投資;同時,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財富基金,也加大了對美國金融機構的投資力度,國際短期資本的流動方向是從其他國家流入美國,致使美元匯率表現為回升,而到2008年年末,國際短期資本重新從美國流出,美元單邊表現為貶值。
(二)日本自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變成了一個資本流出國,面臨金融危機,很多國際資本為了躲避危機自然回流,所以日元在2008年第2季度也轉而表現為升值,到第3季度之后,國際短期資本重新從日本流出,此后日元單邊匯率表現為貶值。
(三)澳洲受次貸危機影響而投資環境逐漸惡化,國際短期投資迅速抽離,澳元匯率表現為不斷程度的貶值,而2008年年末危機逐漸緩解,國際短期資本回流,澳元表現為升值。
(四)歐洲受次貸危機影響其投資環境時好時壞,危機過程中國際短期流動資本在歐洲不斷流入和流出,極不穩定,歐元單邊匯率表現為震蕩波動,略有下降。
綜上所述,次貸危機中各國際貨幣匯率波動呈此消彼長的蹺蹺板效應。
四、啟示:蹺蹺板效應機理――國際短期資本流動風向標
通過以上對3次金融危機中各主要國際貨幣匯率波動的分析和解釋,合理地解釋了金融危機中發生的以往經濟學原理解釋不了的特殊匯率波動現象,證明了蹺蹺板效應影響的匯率波動確實廣泛地凸顯于金融危機中。從1992年和1997年這兩次金融危機中可以明顯看出,受危機影響的國家都經歷了相似的過程:危機爆發――國際短期資本抽離危機國轉而投向非危機國――危機國匯率降低而非危機國匯率升高――危機逐漸緩解――國際短期資本回流――危機國匯率回升,非危機國匯率回落。可見,國際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在危機爆發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危機中國際短期流動資本不斷尋求更加安全的避風港,迅速地流入和流出,導致了相關貨幣的反方向波動。而由于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范圍廣、持續時間長,使得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在各個危機國之間游走,導致了各國際貨幣呈現更復雜的此消彼長的蹺蹺板效應。
我國企業在金融危機中由于對各國際貨幣匯率預期有誤所以導致了巨大的經濟損失。要正確把握一國匯率的波動,從蹺蹺板效應的機理分析,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國際短期資本流動。投資者的目光指向了危機中的避風港。短期資本的流入和流出對一國國際收支的沖擊很大。短期資本的大規模流入導致資本項目順差過大,形成貨幣匯率升值的壓力;一旦外國資本大量流出,則會導致本幣迅速貶值, 增加出口換匯成本,從而影響一國的國際收支。當然還有其他因素,包括一國貨幣的國際地位、外匯儲備和貨幣政策等,這方面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以更準確地預期各國際貨幣匯率走勢。
主要參考文獻:
[1]肖煉.論九十年代美國對外經濟關系的新戰略[J].美國研究,1990(4).
關鍵詞:金融危機 投機沖擊 傳導
金融危機最開始表現為固定匯率的瓦解,而后則呈現出外匯市場、銀行、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同時出現崩潰的復雜癥狀。為什么追求經濟自由化和宏觀經濟穩定的政策框架反而導致了金融系統的危機?金融危機理論由此應運而生,其研究的主要范例包括20世紀80年代初拉美的債務危機、1994年到1995年的墨西哥危機和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與此同時,發達國家也同樣難逃金融危機的厄運,由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擴大,歐盟各國之間所組成的最優貨幣區域也時常受到投機商的攻擊,而頻頻告急(時寒冰,2011)。
鑒于金融危機巨大的破壞性,對于金融危機國際沖擊傳導機制的研究尤為必要。本文首先分析了金融危機的外部沖擊的主要形式—投機沖擊,然后構建了金融危機傳導的時間層面和空間層面框架,最后全面、系統地闡述了金融危機傳導機制的具體途徑。
金融危機投機沖擊的經濟學意義
(一)金融危機投機沖擊存在的意義
金融危機所受的投機沖擊往往與國際上的大量游資直接相關。國際游資的特點是流動性強、善于投機;通過左右外匯、期貨、證券等市場的行情獲利。國際游資是伴隨著國際經濟金融一體化的潮流發展起來的,其中發端于20世紀60年代的離岸金融市場是其產生并不斷壯大的市場依托,而喬治·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則正是國際游資經常性的、最具典型意義的載體形式(李小牧,2001)。
對于索羅斯的金融投機活動,應該從經濟學意義上加以理性的分析。由于具有鮮明的高利驅動、高流動性兩大特征,國際游資的資金運作較之其他市場勢力呈現出更加濃厚的投機色彩。在任何一個貨幣、證券市場,只要存在交易,就必然存在投機,并且投機是活躍交易市場的“劑”、“興奮劑”,只要不過度、不違規,投機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
事實上,在市場經濟中,只要有“機會”誰都會想方設法地乘機介入。索羅斯曾告誡說,“市場中留有投機空間是各國政府的錯誤”,“我只能一而再地對盲目信任市場的魔力發出警告”。這就說明,是各國政府自己創造了市場投機機會,誰都會看到機會進行投機去賺錢,不同的只是程度大小而已。與此相對照,在這次東南亞金融風暴中,與美元掛鉤的貨幣中只有港元依然匯率相對穩定,就連索羅斯也不得不承認市場壓力不會動搖港元的地位,而沖擊港元的投機者不會因此致富。其原因就在于中國香港地區經濟狀況良好,正處于回升階段,金融體系較東南亞各國健全、銀行能自律配合,加上中國香港發行港幣現鈔有充足的美元儲備作保證,而且在管理機制上,對金融市場的監管更加完善,可及時掌握炒家的動向,因此所受影響較小。
投機與投資作為兩種交易行為,二者不僅可以相互轉化,而且在很多情況下是組成一個完整市場不可或缺的兩個部分,否則將極大地降低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
(二)金融危機投機沖擊的負面效應
國際游資的投機操作也明顯地存在著可能增大市場價格波動幅度的負面效應。在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下,國際游資的外匯投機活動實際上取代了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活動,它們根據自己對未來匯率水平的預測來進行即期以及各種衍生工具的外匯交易,從而在客觀上或是維持了匯率的穩定,或是加速了匯率的變化。在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下,各國出于自身經濟利益考慮都要或多或少地利用外匯儲備干預市場,影響本幣匯率的走勢。這樣,在外匯市場上就出現了一個針鋒相對的博弈局面,一方是以維護國家利益為目的,掌握國家外匯儲備資金的一國貨幣金融當局,另一方則是以牟取最大風險利潤為目的、擁持龐大國際投機資金的國際游資,雙方較量的結果表面上看是取決于資金力量的對比,而在更深層次上則受制于雙方市場交易行為所代表的對經濟形勢的判斷或預期與客觀實際的距離。
在本次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有關東南亞國家在集中于經濟長期高速發展的情況下,累積了許多被各國所忽視的問題,諸如經濟過熱、持續性通貨膨脹、外債總量與結構不合理、外匯與金融監管弱化、經濟結構失衡等,實際上已經埋下了金融危機的隱患,在此背景下,這些國家的金融當局堅持高估本幣的匯率政策,并且不切實際地加大開放其國內金融市場的力度,這又為金融危機的爆發準備了必要的條件。于是,在外匯市場上,極善捕捉時機的國際游資不僅以其慣用的“高杠率”的操盤手法調動了巨額投機資金,而且更以其比較貼近客觀經濟實際的判斷和預期贏得了其他主要市場參與者的認同,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的表現就是其例證。
金融危機傳導的時空層面框架分析
(一)時間層面
金融危機是金融風險累積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在時間層面上有一個產生、發展和傳導的過程,如圖1所示。
圖1表明,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經濟結構的失衡,包括內部經濟結構的失衡和外部經濟結構的失衡等,當一國經濟處于這種失衡狀態中時,一旦面臨外部沖擊,如投機沖擊等,或者受已有金融危機源頭國的影響,通過貿易傳染、金融聯接以及示范效應等外部因素的觸發,通常率先爆發貨幣危機、銀行危機或債務危機中的某一種或兩種。而率先爆發的危機,很快會誘發其它種類的危機,由此使得三種危機可能同時交織在一起,造成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而且這種過程還會以同樣的方式傳染給其他的國家和地區。
關鍵詞:
亞洲;金融危機;農產品貿易
近年來,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設想提出和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對外出口貿易獲得了迅猛發展,我國農產品對外出口貿易規模快速增長,并且在出口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同時也帶動了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開辟了我國走向世界的國際化道路。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時代的到來,農產品貿易規模將會在今后繼續不斷擴大,我國也會繼續發掘自身優勢來全面提升新的貿易增長點。本文對亞洲金融危機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進行研究,同時提出亞洲金融危機的主要形成因素,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亞洲金融危機下農產品貿易的發展機遇,提出促進農產品對外出口貿易、擴大農產品對外出口貿易規模的對策建議。
一、亞洲金融危機的主要形成因素
對亞洲的金融危機而言,其主要是起源于日本20世紀80年代所形成的泡沫經濟體制。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快速發展主要是大部分依靠外資納入,并且注重勞動密集型方面的產品進行貿易。東南亞的國家對科技教育方面的事業資金投入量相對來說較小,其管理與教育方面的人才卻比較匱乏。近年來,由于高科技產品的出口受到限制,東南亞的這些國家基本上都是依賴較為廉價的勞動力進行生產活動,所生產的大部分都是低附加值的產品,所以出口貿易也主要針對這個方面。并且,在產品出口方面,產品十分單一。對外資過分依賴,致使經濟呈現出飛速增長的趨勢,由此產生了泡沫經濟的發展模式。同時,部分國家的宏觀調控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欠缺,由此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產生。
二、亞洲金融危機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分析
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農產品貿易產生了極大影響,甚至造成出口下降。1998年的1-5月,我國的農產品主要針對亞洲進行出口,出口金額達到200多億元人民幣,與1997年進行比較,下降了13個百分點。其中,對菲律賓口總額出口下降12%、日本出口總額下降16%、泰國出口總額下降46%、香港特區出口總額下降13%、新加坡出口總額29%。并且,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農產品的影響還有很多,如因為一些農業相關產品的出口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這樣的現象直接導致國內生產企業有效利潤產生下降趨勢,且這些企業的出口訂單受到影響,一些已經商談完成的合同無法簽定;還有一些國家的客戶或者是企業,將東南亞國家由于金融危機導致貨幣發生貶值現象作為理由,所以就要國內的農產品生產企業對其出口的商品進行降價,不然就換其他的進口渠道,令我國的農產品外貿企業在國際化的競爭過程中處于劣勢地位,進而降低了我國的農產品外貿出口獲益。
1.對貿易方式的影響針對我國對進口材料及原材料需求較大的相關經營企業和單位來說,在材料出口及加工業務需要進一步整合貿易出口方式。我國很多對外出口貿易企業實行的都是亞洲出口貿易模式,即對出口數量更為注重,對材料的選擇和材料的成本較為輕視,且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針對東南亞地區來說,我國原材料的購買力大幅度下降,對產品的需求度明顯降低,變化程度最為明顯的即為產品附加值較高的商品。由于經濟形勢較為嚴峻,很多東南亞國家對我國出口企業高附加值的產品需求一減再減,同我國出口度最大的1997年及1998年相比,在對來料的加工出口比重中,亞洲地區的出口份額下降了24%,不同的是在歐洲、北美洲、大洋洲等地區,出口份額增加速度明顯加快,形成了非常強烈的對比。
2.對出口商品的影響首先,由于受到貨幣貶值和經濟危機的影響,產品所需原材料的進口成本得到了很大提升,為企業生產帶來了很大壓力,因此就會對產品的市場需求產生消極影響,造成需求量大大降低。同1997年相比,在1998年的上半年中,以我國的水產品為例,針對日本和韓國的出口量分別下降了7%和28%,造成很多出口貿易企業瀕臨破產邊緣。并且,以冷凍家禽產品為例,針對東南亞地區的產品出口量與往年相比下降了41%。在全球肉類經濟貿易發展過程中,亞洲金融危機對其影響能力較小,影響范圍僅局限于全球局部地區。就算如此,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能力依舊不容小覷,給貨幣市場造成了一定沖擊,并導致其貶值。受貨幣貶值的影響,亞洲農產品中的肉類大部分被銷往亞洲、非洲等國外市場,同時逐漸呈現擴大化趨勢。國際肉類市場由于受這種趨勢的影響,致使其市場價格出現大幅度下降。亞洲金融危機國家采取宏觀調控措施,特別是對油料和奶制品采取抑制措施,致使市場需求減少,同時由于食用糖不是其國家和地區的主要進出口產品,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較小,市場供求狀態基本持平。東南亞地區的油類產品出口量將大幅度增加,尤以印尼和馬來新亞為主。
三、亞洲金融危機背景下農產品貿易的機遇與對策建議
(一)農產品貿易在金融危機當中的機遇
1.對農產品出口結構的變化十分有利西方一些國家以及IMF組織(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亞洲各國家的金融援助策略方案,都是將“開放貿易的改革”作為基礎的條件。如此一來,就會加大這些亞洲受援國家的農產品貿易量。例如韓國,把對大米和牛肉的價格保護在一定范圍內,小幅度下降,泰國將貿易過程中的關稅降低措施等。一旦我國加入了WTO(worldtradeorganization,世貿組織),那么我國的貿易環境將會在一些地方進行有利改變。并且,對我國而言,存在著地理優勢,勞動力成本相對來說也比較低,由此就會對我國的農產品出口貿易方面帶來更多的效益。
2.有效帶動了農業的技術進步亞洲的金融危機導致全球的農業設備及技術“供大于求”,造成了該方面的市場需求不足,令一些新研發出來的農產品相關的技術和設備價格下滑,如新型種子、飼料、添加劑及新型播種機器設備等。所以,一旦我國對這些技術設備進行引用,我國就能有效帶動農業的技術進步。
3.提升了東南亞地區龍頭企業的進入概率亞洲的金融危機導致亞洲大部分國家的股市出現下跌現象,大部分的企業出現了破產倒閉的現象,并且進行了設備拍賣,如此就致使地區性的食品和農業產品的生產加工企業的整體資產產生貶值。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國更加容易對國外企業進行兼并,提升了東南亞地區龍頭企業的進入概率,同時也為我國收購倒閉企業的二手設備提供較好的條件。
(二)亞洲金融危機背景下農產品貿易發展的發展策略
1.將農產品生產產業化,優化貿易環境從傳統的農產品發展水平中我們不難發現,這樣的工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并沒有打破原始農產品發展的瓶頸,只有將農產品發展產業化才能將農業發展一體化,從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節省農產品生產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其他產業快速全面發展,為我國進出口貿易做好堅實后盾。并且我國政府需要對世界各國的不同貿易壁壘特點對農產品行業進行有針對性的指導,從而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相關條款進行有針對性地制定貿易準則,并采用談判和協商的辦法,與產品進口國進行協商,旨在突破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從而有效維護合法權益,降低亞洲在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
2.建設農業基礎設備在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建設農業基礎設備,提升農業基礎能力,進而提高金融危機“抵抗力”。用以前的舊觀點來定義農業,就是靠天吃飯的產業。現如今,農業生產設備更具有先進性和科學性,還適當建設了大量的農業耕地設施,如近幾年水庫和發電廠陸續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民在種植農產品上面遇到的水、電,耕地等難題,在根本上抓好農業基礎設備的建設是提高農產品水平的根本保障,為現代農產品發展打好基礎。并且需要政府進行從中協調、律己,進而營造更為良好的農產品貿易環境,有效預防了金融風險。
3.培育特色的農產品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將常規的蔬菜水果進行特色農產品培育,在相關國家政策法規的規定下,建立優秀的農業生產工業產園,將傳統的蔬菜水果進行更加系統化的管理和培育,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加大研究力度,盡可能發展特色農產品,在保證農產品生產水平的同時,為以后的農產品發展奠定好堅實基礎,如將傳統的水果山楂做成美味的山楂餅等,形成多樣化的產業鏈條,增加農產品銷售渠道,提升農產品貿易在亞洲金融危機當中的“存活率”。
4.大力支持和發展綠色農產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是我國農業發展的最終目標,我國農產品的可持續發展策略是我國現階段農業發展的必然規律,在客觀程度上影響了我國國民經濟和對外出口貿易產業的進行。隨著國際貿易對環境要求的日益提高,加大綠色農產品的發展和開發是現階段的重要任務,綠色成為現代我國農產品貿易進出口的主要色彩,健康無害、營養豐富是綠色食品的主要特征,綠色食品逐漸成為國際化食品進出口的主要發展方向,綠色食品的培養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農業發展良好的生產環境和規范的生產技術,在食品加工時需要安全無污染,通過提高工藝水平提升相關產品的生產質量,在合理利用環境資源的條件下促進社會經濟、文化的全方面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我國農產品貿易經濟的發展,有效降低了金融風險。
四、結語
隨著市場經濟不斷發展,貿易產業的數量越來越多,國際貿易的增長每年呈現遞增趨勢,自由化和靈活性是其主要特征。根據近幾年的相關文獻我們不難看出,國家對進出口貿易的重視,新的政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現階段農產品出口的現狀,為我國外貿產業提供了最新挑戰,也是當前局勢的全新機遇。首先,在提高自身農產品質量和保證食品安全的同時,應時刻關注國際農產品貿易的走動趨勢,在維護舊市場的同時,開展新的客戶群和開拓全新的國際市場,將我國農產品的優勢發展到最大。另外,對國外農產品局勢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國農產品選擇上的優勢,這樣的優勢在亞洲金融危機背景下將大大提升我國農產品貿易的生存力及競爭力,避免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不良影響,形成良好的經濟效益,提升國有產值。
參考文獻:
[1]張玉蘭,姜雪忠.試析金融危機影響下農產品出口困境的應對策略[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2(3):65-71.
[2]祝偉民,劉永.金融危機對中國農產品貿易的影響機制分析[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47-52.
[3]米運生,鄒海英.農業相對脆弱性與金融危機對伙伴國農產品貿易的非對稱性沖擊[J].農業技術經濟,2012(2):28-38.
[4]王瑞,王麗萍.我國農產品貿易流量現狀與影響因素:基于引力模型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12(4):39-48.
觀察歷史,每一輪金融危機前都有大規模跨境資本流入,導致資本流入國股價、房價持續增長,其外債規模也較幾年前增長明顯。與此同時,國內出現信貸泡沫,借款人未償還債務連續三四年以上以超出利率2~3倍的速度增長。這些借款人使用借來的資金購買居住房屋和商業房產。在第一輪金融危機中,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國政府部門及國有企業經歷近十年高速增長,跨國銀行爭相對其授信,累積了巨大的信貸泡沫。第二輪金融危機爆發前,日本經歷了持續的經濟繁榮,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其股價、房價增長了五六倍。同期,北歐三國也出現信貸泡沫累積。第三輪金融危機中,泰國及其周邊東南亞新興經濟體成為信貸泡沫累積的重災區。第四輪金融危機中,信貸泡沫集中在美國、英國、西班牙、愛爾蘭及冰島等國房地產市場,自2003年至2006年底,這些國家房價上漲明顯。
研究國際金融傳遞機制,對于防范國際金融風險,建立有效防范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國際金融傳遞可分為正常傳遞與非正常傳遞兩種類型。正常傳遞指在維持各國匯率穩定和金融市場正常運行的條件下國際資本的流動和影響,非正常傳遞指引起各國匯率劇烈波動和金融市場秩序混亂的國際資本流動,它不僅由一國的金融危機影響到另一國,而且造成各國和地區之間的連鎖反應,即危機“傳染”。本文所討論的國際金融機制,主要指后一種類型。
一、傳遞源與被傳遞對象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國際環境下,由于種種原因首先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地區)稱為“傳遞源”。受傳遞源影響,同樣的危機很快出現在其臨近或周圍的國家或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稱為“被傳遞對象”。一般情況下,國際金融危機的“傳遞源”多發生在區域經濟鏈條較為薄弱的環節上。那些被傳遞的國家或地區,往往與傳遞源國家在經濟類型、金融體制、發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處,具體來說,可大致分為兩種情況:
(一)經濟一體化區域內高度相關的投資貿易關系。以這次東南亞貨幣危機為例,東盟五國較為全面地進入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階段是在1976年2月五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區內實行特惠關稅區時算起。當時東盟各國為了迅速發展經濟紛紛實行50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由于當時美、日、歐占東盟進出口總額的60%,使得東盟各國經濟極易受到西方經濟波動的影響。為此,東盟決定采取擴大區內貿易的政策,政策的實施使得東盟五國的內部貿易、投資比重迅速上升,各國經濟命運由此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同時對東盟的這些經濟總量相對較小的國家來說,對外部波動極為敏感,加上各國在產業和進出口結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競爭性,那么一旦某國貨幣受到投機者沖擊而匯率發生大幅波動和下跌時,自然也會迅速影響到其它國家的外匯市場,從而造成貨幣危機的傳遞。
(二)國家之間存在某種貨幣一體化安排。1992年歐洲外匯市場波動的背景正是國際投機勢力看準了歐盟貨幣體系中,成員國雖然安排了相互間匯率浮動上下不超過2.25%的界限,這種貨幣一體化安排客觀上要求各國一致的貨幣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當時東西德統一不久,德國政府對赤字融資的需要要執意維持馬克較高的利率,最終以英鎊為首的其它低利率貨幣遭受投機者拋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整個西歐經濟也陷入衰退。在這種一體化的貨幣安排下,任何一種薄弱的貨幣受到攻擊都可能引起整個區域的市場動蕩二、傳遞媒介、傳遞途徑與傳遞過程
在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資本市場自由化的國際環境中,貨幣政策傳遞機制越來越依賴于市場價格即匯率和利率等競爭性變量。區域金融危機發生,匯率和利率成為國際金融傳遞的主要媒介。特別是匯率變動直接對國際和一國經濟發生作用。在上述兩個例子中,作為傳遞源的國家都因過去的刻板的盯住匯率政策不能應付國家經濟和金融環境的變化,并都改變了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從而引起貨幣大幅貶值而發生金融危機。既然國際金融的傳遞媒介是利率和匯率,那么樣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就自然成為主要的傳遞途徑。
國際金融危機傳遞的過程可概括如下(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例):由于泰國周邊國家的貨幣大多與美元掛鉤,當泰銖貶值后,泰國的出口競爭力便得到加強。與泰國出口結構相似的周邊國家為了維持本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也會競相使本國貨幣貶值。正是基于這種預期,國際投機者必然要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做空頭,而投機性的拋售就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產生巨大的貶值壓力。另外,心理因素也會加速金融危機的傳遞。由于經濟類型的接近,東南亞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與泰國類似的經濟問題,如匯率制度缺乏必要的靈活性,不良債權、經常項目逆差等,投資者也害怕當地會發生金融危機,于是干脆把資本從新興市場撤走,從而導致其它國家的金融危機實際發生。
三、現代國際投資組合理論———金融危機傳遞機制的一種理論解釋
投資組合理論是現資組合行為的基礎理論。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隨著各國國內經濟的發展,當前分散投資決策的主要因素已經由證券的種類構成轉向證券的地區構成上來了。馬克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認為,每一種資產組合的風險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來度量,整個資產組合的風險大小取決于三個方面的因素:組合中各資產的風險大小、各類資產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資產之間的相互關系。那么在分散投資時,在既定收益下必須盡量減少資產之間的相關度,從而降低總體風險。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長期的經濟往來和一體化發展,其證券之間的相關系數已經變得很大,僅限于發達國家的投資組合已經無法很好地削減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投資組合必然會把部分投資換成回報。而這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往往被劃分為不同的區域投資板塊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國的貨幣風險上升,國際投資組合即對自身做出修正,這種修正行為就是把屬于該地區板塊的證券和貨幣拋出,從而引起該板塊對應的整個地區的貨幣動蕩。
研究國際金融傳遞機制,對于防范國際金融風險,建立有效防范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國際金融傳遞可分為正常傳遞與非正常傳遞兩種類型。正常傳遞指在維持各國匯率穩定和金融市場正常運行的條件下國際資本的流動和影響,非正常傳遞指引起各國匯率劇烈波動和金融市場秩序混亂的國際資本流動,它不僅由一國的金融危機影響到另一國,而且造成各國和地區之間的連鎖反應,即危機“傳染”。本文所討論的國際金融機制,主要指后一種類型。
一、傳遞源與被傳遞對象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國際環境下,由于種種原因首先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地區)稱為“傳遞源”。受傳遞源影響,同樣的危機很快出現在其臨近或周圍的國家或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稱為“被傳遞對象”。一般情況下,國際金融危機的“傳遞源”多發生在區域經濟鏈條較為薄弱的環節上。那些被傳遞的國家或地區,往往與傳遞源國家在經濟類型、金融體制、發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處,具體來說,可大致分為兩種情況:
(一)經濟一體化區域內高度相關的投資貿易關系。以這次東南亞貨幣危機為例,東盟五國較為全面地進入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階段是在1976年2月五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區內實行特惠關稅區時算起。當時東盟各國為了迅速發展經濟紛紛實行50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由于當時美、日、歐占東盟進出口總額的60%,使得東盟各國經濟極易受到西方經濟波動的影響。為此,東盟決定采取擴大區內貿易的政策,政策的實施使得東盟五國的內部貿易、投資比重迅速上升,各國經濟命運由此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同時對東盟的這些經濟總量相對較小的國家來說,對外部波動極為敏感,加上各國在產業和進出口結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競爭性,那么一旦某國貨幣受到投機者沖擊而匯率發生大幅波動和下跌時,自然也會迅速影響到其它國家的外匯市場,從而造成貨幣危機的傳遞。
(二)國家之間存在某種貨幣一體化安排。1992年歐洲外匯市場波動的背景正是國際投機勢力看準了歐盟貨幣體系中,成員國雖然安排了相互間匯率浮動上下不超過2.25%的界限,這種貨幣一體化安排客觀上要求各國一致的貨幣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當時東西德統一不久,德國政府對赤字融資的需要要執意維持馬克較高的利率,最終以英鎊為首的其它低利率貨幣遭受投機者拋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整個西歐經濟也陷入衰退。在這種一體化的貨幣安排下,任何一種薄弱的貨幣受到攻擊都可能引起整個區域的市場動蕩。
二、傳遞媒介、傳遞途徑與傳遞過程
在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資本市場自由化的國際環境中,貨幣政策傳遞機制越來越依賴于市場價格即匯率和利率等競爭性變量。區域金融危機發生,匯率和利率成為國際金融傳遞的主要媒介。特別是匯率變動直接對國際和一國經濟發生作用。在上述兩個例子中,作為傳遞源的國家都因過去的刻板的盯住匯率政策不能應付國家經濟和金融環境的變化,并都改變了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從而引起貨幣大幅貶值而發生金融危機。既然國際金融的傳遞媒介是利率和匯率,那么樣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就自然成為主要的傳遞途徑。
國際金融危機傳遞的過程可概括如下(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例):由于泰國周邊國家的貨幣大多與美元掛鉤,當泰銖貶值后,泰國的出口競爭力便得到加強。與泰國出口結構相似的周邊國家為了維持本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也會競相使本國貨幣貶值。正是基于這種預期,國際投機者必然要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做空頭,而投機性的拋售就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產生巨大的貶值壓力。另外,心理因素也會加速金融危機的傳遞。由于經濟類型的接近,東南亞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與泰國類似的經濟問題,如匯率制度缺乏必要的靈活性,不良債權、經常項目逆差等,投資者也害怕當地會發生金融危機,于是干脆把資本從新興市場撤走,從而導致其它國家的金融危機實際發生。
三、現代國際投資組合理論—金融危機傳遞機制的一種理論解釋
投資組合理論是現資組合行為的基礎理論。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隨著各國國內經濟的發展,當前分散投資決策的主要因素已經由證券的種類構成轉向證券的地區構成上來了。馬克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認為,每一種資產組合的風險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來度量,整個資產組合的風險大小取決于三個方面的因素:組合中各資產的風險大小、各類資產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資產之間的相互關系。那么在分散投資時,在既定收益下必須盡量減少資產之間的相關度,從而降低總體風險。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長期的經濟往來和一體化發展,其證券之間的相關系數已經變得很大,僅限于發達國家的投資組合已經無法很好地削減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投資組合必然會把部分投資換成回報。而這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往往被劃分為不同的區域投資板塊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國的貨幣風險上升,國際投資組合即對自身做出修正,這種修正行為就是把屬于該地區板塊的證券和貨幣拋出,從而引起該板塊對應的整個地區的貨幣動蕩。
研究國際金融傳遞機制,對于防范國際金融風險,建立有效防范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國際金融傳遞可分為正常傳遞與非正常傳遞兩種類型。正常傳遞指在維持各國匯率穩定和金融市場正常運行的條件下國際資本的流動和影響,非正常傳遞指引起各國匯率劇烈波動和金融市場秩序混亂的國際資本流動,它不僅由一國的金融危機影響到另一國,而且造成各國和地區之間的連鎖反應,即危機“傳染”。本文所討論的國際金融機制,主要指后一種類型。
一、傳遞源與被傳遞對象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國際環境下,由于種種原因首先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地區)稱為“傳遞源”。受傳遞源影響,同樣的危機很快出現在其臨近或周圍的國家或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稱為“被傳遞對象”。一般情況下,國際金融危機的“傳遞源”多發生在區域經濟鏈條較為薄弱的環節上。那些被傳遞的國家或地區,往往與傳遞源國家在經濟類型、金融體制、發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處,具體來說,可大致分為兩種情況:
(一)經濟一體化區域內高度相關的投資貿易關系。以這次東南亞貨幣危機為例,東盟五國較為全面地進入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階段是在1976年2月五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區內實行特惠關稅區時算起。當時東盟各國為了迅速發展經濟紛紛實行50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由于當時美、日、歐占東盟進出口總額的60%,使得東盟各國經濟極易受到西方經濟波動的影響。為此,東盟決定采取擴大區內貿易的政策,政策的實施使得東盟五國的內部貿易、投資比重迅速上升,各國經濟命運由此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同時對東盟的這些經濟總量相對較小的國家來說,對外部波動極為敏感,加上各國在產業和進出口結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競爭性,那么一旦某國貨幣受到投機者沖擊而匯率發生大幅波動和下跌時,自然也會迅速影響到其它國家的外匯市場,從而造成貨幣危機的傳遞。
(二)國家之間存在某種貨幣一體化安排。1992年歐洲外匯市場波動的背景正是國際投機勢力看準了歐盟貨幣體系中,成員國雖然安排了相互間匯率浮動上下不超過2.25%的界限,這種貨幣一體化安排客觀上要求各國一致的貨幣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當時東西德統一不久,德國政府對赤字融資的需要要執意維持馬克較高的利率,最終以英鎊為首的其它低利率貨幣遭受投機者拋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整個西歐經濟也陷入衰退。在這種一體化的貨幣安排下,任何一種薄弱的貨幣受到攻擊都可能引起整個區域的市場動蕩。
二、傳遞媒介、傳遞途徑與傳遞過程
在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資本市場自由化的國際環境中,貨幣政策傳遞機制越來越依賴于市場價格即匯率和利率等競爭性變量。區域金融危機發生,匯率和利率成為國際金融傳遞的主要媒介。特別是匯率變動直接對國際和一國經濟發生作用。在上述兩個例子中,作為傳遞源的國家都因過去的刻板的盯住匯率政策不能應付國家經濟和金融環境的變化,并都改變了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從而引起貨幣大幅貶值而發生金融危機。既然國際金融的傳遞媒介是利率和匯率,那么樣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就自然成為主要的傳遞途徑。
國際金融危機傳遞的過程可概括如下(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例):由于泰國周邊國家的貨幣大多與美元掛鉤,當泰銖貶值后,泰國的出口競爭力便得到加強。與泰國出口結構相似的周邊國家為了維持本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也會競相使本國貨幣貶值。正是基于這種預期,國際投機者必然要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做空頭,而投機性的拋售就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產生巨大的貶值壓力。另外,心理因素也會加速金融危機的傳遞。由于經濟類型的接近,東南亞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與泰國類似的經濟問題,如匯率制度缺乏必要的靈活性,不良債權、經常項目逆差等,投資者也害怕當地會發生金融危機,于是干脆把資本從新興市場撤走,從而導致其它國家的金融危機實際發生。
三、現代國際投資組合理論———金融危機傳遞機制的一種理論解釋
投資組合理論是現資組合行為的基礎理論。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隨著各國國內經濟的發展,當前分散投資決策的主要因素已經由證券的種類構成轉向證券的地區構成上來了。馬克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認為,每一種資產組合的風險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來度量,整個資產組合的風險大小取決于三個方面的因素:組合中各資產的風險大小、各類資產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資產之間的相互關系。那么在分散投資時,在既定收益下必須盡量減少資產之間的相關度,從而降低總體風險。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長期的經濟往來和一體化發展,其證券之間的相關系數已經變得很大,僅限于發達國家的投資組合已經無法很好地削減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投資組合必然會把部分投資換成回報。而這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往往被劃分為不同的區域投資板塊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國的貨幣風險上升,國際投資組合即對自身做出修正,這種修正行為就是把屬于該地區板塊的證券和貨幣拋出,從而引起該板塊對應的整個地區的貨幣動蕩。
研究國際金融傳遞機制,對于防范國際金融風險,建立有效防范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國際金融傳遞可分為正常傳遞與非正常傳遞兩種類型。正常傳遞指在維持各國匯率穩定和金融市場正常運行的條件下國際資本的流動和影響,非正常傳遞指引起各國匯率劇烈波動和金融市場秩序混亂的國際資本流動,它不僅由一國的金融危機影響到另一國,而且造成各國和地區之間的連鎖反應,即危機“傳染”。本文所討論的國際金融機制,主要指后一種類型。
一、傳遞源與被傳遞對象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國際環境下,由于種種原因首先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地區)稱為“傳遞源”。受傳遞源影響,同樣的危機很快出現在其臨近或周圍的國家或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稱為“被傳遞對象”。一般情況下,國際金融危機的“傳遞源”多發生在區域經濟鏈條較為薄弱的環節上。那些被傳遞的國家或地區,往往與傳遞源國家在經濟類型、金融體制、發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處,具體來說,可大致分為兩種情況:
(一)經濟一體化區域內高度相關的投資貿易關系。以這次東南亞貨幣危機為例,東盟五國較為全面地進入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階段是在1976年2月五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區內實行特惠關稅區時算起。當時東盟各國為了迅速發展經濟紛紛實行50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由于當時美、日、歐占東盟進出口總額的60%,使得東盟各國經濟極易受到西方經濟波動的影響。為此,東盟決定采取擴大區內貿易的政策,政策的實施使得東盟五國的內部貿易、投資比重迅速上升,各國經濟命運由此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同時對東盟的這些經濟總量相對較小的國家來說,對外部波動極為敏感,加上各國在產業和進出口結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競爭性,那么一旦某國貨幣受到投機者沖擊而匯率發生大幅波動和下跌時,自然也會迅速影響到其它國家的外匯市場,從而造成貨幣危機的傳遞。
(二)國家之間存在某種貨幣一體化安排。1992年歐洲外匯市場波動的背景正是國際投機勢力看準了歐盟貨幣體系中,成員國雖然安排了相互間匯率浮動上下不超過2.25%的界限,這種貨幣一體化安排客觀上要求各國一致的貨幣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當時東西德統一不久,德國政府對赤字融資的需要要執意維持馬克較高的利率,最終以英鎊為首的其它低利率貨幣遭受投機者拋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整個西歐經濟也陷入衰退。在這種一體化的貨幣安排下,任何一種薄弱的貨幣受到攻擊都可能引起整個區域的市場動蕩。
二、傳遞媒介、傳遞途徑與傳遞過程
在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資本市場自由化的國際環境中,貨幣政策傳遞機制越來越依賴于市場價格即匯率和利率等競爭性變量。區域金融危機發生,匯率和利率成為國際金融傳遞的主要媒介。特別是匯率變動直接對國際和一國經濟發生作用。在上述兩個例子中,作為傳遞源的國家都因過去的刻板的盯住匯率政策不能應付國家經濟和金融環境的變化,并都改變了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從而引起貨幣大幅貶值而發生金融危機。既然國際金融的傳遞媒介是利率和匯率,那么樣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就自然成為主要的傳遞途徑。
國際金融危機傳遞的過程可概括如下(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例):由于泰國周邊國家的貨幣大多與美元掛鉤,當泰銖貶值后,泰國的出口競爭力便得到加強。與泰國出口結構相似的周邊國家為了維持本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也會競相使本國貨幣貶值。正是基于這種預期,國際投機者必然要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做空頭,而投機性的拋售就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產生巨大的貶值壓力。另外,心理因素也會加速金融危機的傳遞。由于經濟類型的接近,東南亞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與泰國類似的經濟問題,如匯率制度缺乏必要的靈活性,不良債權、經常項目逆差等,投資者也害怕當地會發生金融危機,于是干脆把資本從新興市場撤走,從而導致其它國家的金融危機實際發生。
三、現代國際投資組合理論———金融危機傳遞機制的一種理論解釋
投資組合理論是現資組合行為的基礎理論。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隨著各國國內經濟的發展,當前分散投資決策的主要因素已經由證券的種類構成轉向證券的地區構成上來了。馬克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認為,每一種資產組合的風險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來度量,整個資產組合的風險大小取決于三個方面的因素:組合中各資產的風險大小、各類資產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資產之間的相互關系。那么在分散投資時,在既定收益下必須盡量減少資產之間的相關度,從而降低總體風險。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長期的經濟往來和一體化發展,其證券之間的相關系數已經變得很大,僅限于發達國家的投資組合已經無法很好地削減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投資組合必然會把部分投資換成回報。而這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往往被劃分為不同的區域投資板塊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國的貨幣風險上升,國際投資組合即對自身做出修正,這種修正行為就是把屬于該地區板塊的證券和貨幣拋出,從而引起該板塊對應的整個地區的貨幣動蕩。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近二十年來最大的兩次金融危機。這兩次金融危機的觸發機制和傳導機制也有著自己的特點。兩次危機的爆發也對我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對我國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兩次危機的比較
(一)危機表現
圖1 亞洲金融危機前后泰國GDP變化與次貸危機前后美國年度GDP變化 (單位:百萬美元)
數據來源:Word Bank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受危機沖擊的主要國家的股票市場都出現了大幅度的跳水,經濟增速也有所下滑,泰國1997年和1998年的GDP分別下降了17.1%和25.9%,同樣美國2009年的GDP下降了1.77%。金融危機除了沖擊證券市場和經濟增速外,也使得受沖擊國家的貨幣貶值,房地產市場萎縮。
從金融危機的表現上來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有很多的相似之處。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金融危機的發生給各國經濟帶來的影響是不可小覷的。
(二)危機爆發的原因
1、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共同造就的。
首先,泰國泡沫經濟崩潰帶來了不良債權。在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泰國的房地產市場迅速地膨脹,外國資金的流入也推動了泰國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到了1997年,泰國的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房地產價格和股票價格大幅度下跌,泡沫的破裂產生了巨大的不良債權。
其次,泰國在危機爆發前出口減少,產生貿易逆差。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由于美元升值,泰銖又是長期盯住美元浮動,因此造成泰國的出口減少,經常項目逆差擴大。
再次,以索羅斯為首的國際對沖基金對東南亞國家貨幣的沖擊。沖基金預期到泰銖的貶值,于是對泰銖發起了攻擊,泰銖大幅度貶值。在對泰銖進行了沖擊之后,對沖基金又對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國的貨幣進行了沖擊,使得這場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危機最終演變成了一場影響全球的金融危機。
2、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美國金融機構通過金融創新創造了多環節的資產證券化。美國的房地產放貸機構大量地發行次級貸款,抵押貸款公司又發行了以住房抵押貸款為支持的證券(MBS),并將MBS出售給了投資銀行。投資銀行又以MBS為基礎發行了擔保債務權證。這樣,當利率身高,次級房貸的債務人無力償還貸款時,就會使得整個金融機構流動性不足,金融危機爆發。
其次,貿易順差國資金流入美國引起房地產市場泡沫。以中國為代表的貿易順差國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這些國家用將外匯儲備用以購買美國的債券,將資金注入美國市場。資金的流入推動了美國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繁榮。
圖2 2001-2007年次貸危機前美國聯邦基金利率(%)
數據來源:美國聯邦儲備局官方網站
再次,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前,美聯儲長期實行低利率政策。美聯儲在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連續13次下調聯邦基金利率。當美國經濟在2003年開始反彈的時候,美聯儲并沒有及時上調利率,長期的寬松政策進一步加劇了美國房地產泡沫。
最后,金融監管的欠缺最終使得危機爆發。在美國金融機構不斷進行資產證券化和金融創新的時候,美國相關的監管機構并沒有對金融創新中存在的風險進行有效地監管。監管的欠缺放大了金融產品的風險,最終使得危機的爆發不可避免。
(三)危機的觸發機制
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來看,兩次危機的觸發機制是不同的。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是由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危機引起的一場全球金融危機,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則是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一場全球金融危機。前者發起于發展中國家,后者是由發達國家發展中的問題引起的。但是引起兩次危機爆發的共同原因是金融監管的欠缺和危機前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破裂。
(四)危機的應對措施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受沖擊的主要是東亞和東南亞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在應對危機中主要是接受了IMF的援助。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對本國經濟進行了救助。作為美國債權國的中國、日本以及石油輸出國組織等也因不愿看到美元資產貶值而加入到拯救危機的行列中。
二、兩次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一)危機對中國出口的影響
從兩次危機前后我國出口額變化的情況來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額的影響要遠遠大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原因在于:
一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受沖擊的東南亞國家主要是中國在出口中的競爭國家。因此,當這些國家的經濟受到影響的時候,我國出口的變化并不會很大。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受危機沖擊的主要是歐美的發達國家,這些國家是我國主要的貿易伙伴國。當這些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經濟受到影響的時候,其進口需求減少,我國的出口必然大受影響。
二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本身的影響范圍要大于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經濟受到了比1997年更嚴重的沖擊,自然我國的出口所受的影響也將會更大。
三是,由于我國商務部公布的官方數據的限制,我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后的數據只能是年度數據,因此很有可能比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所使用的月度數據波動性更小。
(二)危機對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
圖3兩次危機前后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年度變化(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中國商務部官方網站
左: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從兩次金融危機前后,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化看危機對我國的影響,我國在兩次危機中外商直接投資都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由1996年的700多億美元下降到了1999年近400億美元。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也由2007年第四季度的350億美元下降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不到200億美元。由此可見,金融危機的爆發對我國直接投資的影響還是很明顯的。
(三)危機對中國銀行業的影響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我國銀行的資產質量、盈利能力以及資本充足率都已有顯著提高。由于資產負債表更加強勁,資本杠桿率更低,我國銀行無需通過減縮貸款對危機做出反應。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銀行正通過提高杠桿率向經濟注入流動性。2009年3月份的貸款增長率從2008年8月份的14.3%增加到29.8%。這說明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我國銀行業應對危機的機制更加成熟,銀行業應對危機也有著更大的主動性。
三、兩次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啟示
(一)在經濟發展中要警惕泡沫經濟的出現
不論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還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在危機爆發前,危機發生國都出現了由于流動性過剩而引起的房地產泡沫。房地產泡沫的破裂也是兩次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的觸發機制。因此,在我國的經濟發展中,我們也要警惕這種由于流動性過剩帶來的房地產泡沫。在房地產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要加強對住房實際使用量的監控。
(二)加強金融機構對金融創新的監管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都有由于金融監管不力而造成危機加劇的因素。尤其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大量熱錢涌入東南亞國家的市場,推動泡沫高漲,這對我國的借鑒意義是很大的。我國目前也是處在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很多資金由于看好中國市場而想涌入中國。但是由于我國是一個限制資本流動的國家,因此,這還沒有給我國造成過大的沖擊。但是不可否認,我國的資本項目將逐步開放,在那種情況下,我國一定要警惕短期資本的沖擊行為,加強金融機構的監管。
除了對于熱錢的監管外,我國也要加強對金融創新的監管。我國的金融業尚處在一個發展階段,各種金融創新的工具將在我國逐步使用,我國在金融創新的同時要吸取美國過度創新引發危機的教訓,加強監管。
(三)保持適當的外匯儲備以應對沖擊
從我國歷年外匯占款的變化看,我國的外匯占款在2000年之后進入了一個加速增長的時期。我國現在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匯率完全浮動之前,我國保持一定量的外匯儲備可以防止在資本賬戶開放后國際游資對于人民幣的沖擊。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以泰國為首的東南亞國家正是由于最終的外匯儲備不足而無法抵御對沖基金的沖擊,不得不放棄固定匯率制度。
(四)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增強經濟的抗風險能力
金融業的發展是一種虛擬經濟的發展,在帶來巨大收益的同時,虛擬經濟的風險也是巨大的。只有制造業、實業等實體經濟得到切實的發展才能真正的增強一國經濟的抗風險能力。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都有由于虛擬經濟的過度發展而造成經濟泡沫放大的因素。因此,只有加強實體經濟的發展才能夠提高一國的抗風險能力。
參考文獻:
[1]劉亮.美國次貸危機與亞洲金融危機的比較[J].金融數學與研究,2010(1)
[2]劉遵義.十年回眸:東亞金融危機[J].國際金融研究,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