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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復變函數;數學思想方法;化歸與轉化
Key words: complex variable function;mathematical thought and method;re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中圖分類號:O1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08-0184-02
1數學思想方法教學的重要意義
數學思想和方法是數學知識在更高層次上的抽象和概括,蘊涵在數學知識發生、發展和應用的過程中。常用的數學思想方法有數形結合、函數與方程、建模、分類討論、化歸與轉化等。數學知識教學與數學思想方法教學有著重要的區別,數學知識教學是數學認識活動結果的教學,重在記憶理解;數學思想方法教學是數學活動過程的教學,重在領會應用。數學思想方法是教學的靈魂,在教學中重視揭示思維過程,用數學思想方法駕馭教學內容,有益于提高學生的思維水平和解題能力,優化其思維品質。
由于數學思想方法往往隱含在數學知識的背后,隱含在數學概念、法則、公式、定律的形成過程之中,如果不能及時點撥,就會在教學過程中失去數學思想方法教育的良機,學生也就不會感悟和領會數學知識中隱含的思想方法。因此,在進行數學知識的教學過程中,不失時機的為學生揭示數學思想方法,學生方能自覺運用數學思想方法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化歸與轉化的思想方法在數學中應用十分廣泛, 在復變函數教學中,以數學知識為載體,有意識地把隱藏在知識背后的化歸與轉化的數學思想方法顯示出來,使之明朗化,可深化理解復變函數知識體系間的關系及處理問題的特殊方法。在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積累運用的習慣,有助于提高數學素養。
2化歸與轉化的原則
將難于直接解決的問題,通過轉化或再轉化,歸結為容易解決的問題,或具有既定解決方法和程序的問題,最終得以解決。這種解決數學問題的思想方法稱為化歸與轉化,簡稱為化歸。
要使化歸行之有效,需遵循相應的原則:
2.1 熟悉化原則:將陌生的問題轉化為熟悉的問題,以便用熟悉的知識、方法解決。
2.2 簡單化原則:將復雜的問題轉化為處理方式或解決方案上簡單的問題,以便于解決。
2.3 直觀化原則:將抽象、深奧的問題,轉化為比較具體、直觀、淺顯的問題解決。
2.4 正難則反原則:當正面解決遇到困難,可考慮問題反面,設法從反面去探求,使問題得到解決。
3復變函數教學中揭示化歸思想方法的途徑
3.1 在數學知識教學過程中顯化教材中蘊含了豐富的化歸思想方法,充分挖掘、提煉并通過數學知識循序漸進的教學, 引導學生領悟其中化歸的思想方法,逐步加深理解,形成借助于化歸與轉化思想方法來解決數學問題的觀念。
3.1.1 化歸在基本概念教學中的顯化:復變量函數w=f(z)=u(x,y)+iv(x,y)在一點z0=x0+iy0的極限歸結為其實部與虛部兩個實二元函數分別在點(x0,y0)的極限;w=f(z)=u(x,y)+iv(x,y)在一點z0=x0+iy0的連續歸結為其實部與虛部兩個實二元函數分別在點(x0,y0)的連續;函數w=f(z)=u(x,y)+iv(x,y)的導數為f'(z)=ux(x,y)+ivx(x,y),即歸結為其實部及虛部關于x的偏導數;函數w=f(z)=u(x,y)+iv(x,y)沿曲線c的積分為f(z)dz=u(x,y)dx-v(x,y)dy+iu(x,y)dy+v(x,y)dx,即歸結為由其實部與虛部構成的實第二型曲線積分;復級數的收斂歸結為其實部與虛部兩個實數項級數的收斂等等。對基本概念的教學,若在學生掌握數學分析相應知識的基礎上,通過揭示概念間體現的化歸思想,進而揭示概念間性質上的相似之處與差異,引導學生掌握新概念的同時領悟概念間的內在聯系,既能夯實數學分析的基礎,又能對學好復變函數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1.2 化歸在基本理論教學中的顯化:初等多值函數是通過用支割線割破平面,化歸為單值分支,用類似研究實函數的方法來研究的;復積分的計算可用參數方程化歸為定積分來計算,對周線積分可用留數定理化歸為被積函數落到周線內留數的計算;對某些不易計算的實積分,可化歸為復變函數的周線積分,用留數定理來計算;柯西積分定理推廣到復周線的情形,揭示了復雜路徑的積分可化歸為簡單路徑的積分等。而反演變換的幾次運用,更是體現出化歸與轉化思想方法的神奇之處:在討論了冪級數之后,運用反演變換將負冪項級數化歸為新變量的冪級數來討論,進而建立起羅朗級數的理論;討論了函數的孤立奇點為有限的情況之后,對函數的孤單奇點為無窮遠點時,可運用反演變換轉化為有限點的情形;無窮遠點處留數的計算,可通過反演變換化歸為原點處的留數,用有限點處留數公式計算;為了討論變換在無窮遠點的保角性,定義二曲線在無窮遠點處的交角為它們在反演變換下像曲線在原點處的交角等。
在數學概念的定義,數學事實的發現,數學理論的推導以及數學知識運用中,所蘊含的思想方法能將零散的數學知識聚集起來,優化知識結構,構建認知體系。因此,在實際教學中,既要通過教師長期有意識、有目的啟發誘導及反復顯化,又要讓學生通過自己的思維活動去逐步理解、領悟,并內化為意識形態的數學思想,把傳統的知識型教學轉化為能力型教學,有利于培養創造性人才。
3.2 在問題解決方法的探索過程中顯化化歸的思想方法廣泛應用于數學問題的解決過程中,教師可在教學中突出化歸方法在解題中的作用,展現化歸方法的應用過程。
例1 求復積分I==2003。
解顯然,被積函數f(z)=在擴充復平面上僅有有限個孤立奇點z=2k,k=1,2,…,1002,∞。其中1001個在圓周z=2003內,由留數定理
I=2πif(z)=-2πif(z)+f(z)
=-2πi(2004-2k)-2f(z)
而f()=以t=0為可去奇點,f(z)=-f()=0,于是I=-2πi(2004-2k)=。
分析:此復積分的計算用到了三次化歸,留數定理將復積分的整體問題化歸為周線內奇點處的留數這樣的局部問題,周線內孤立奇點太多,則又化歸為計算周線外奇點處的留數,使計算由繁到簡,函數在z=∞處留數直接求較困難,通過反演變換化歸為t=0處的留數,使問題得以解決。
例2 計算積分dx,m為正整數。
解因被積函數為偶函數,故I=dx,
令I1=dx,I2=dx,則I1+iI2=dx。
設z=eix,則I1+iI2=dz=dz。
在圓周C內部,被積函數f(z)僅有一個一階極點z=,于是f(z)==-,
由留數定理,I1+iI2=-•2πi=,于是I1=,I2=0,得I=I1=。
分析:此定積分的計算也用到了三次化歸,利用偶函數的性質將原積分化歸為對稱區間上的定積分,又引入輔助定積分將問題轉化為計算復周線積分,再用留數定理將復積分化歸為被積函數在周線內奇點處的留數計算,使問題得以解決。
化歸與轉化的思想方法在數學的研究和學習中應用十分廣泛,幾乎是無處不在,重視這種方法在數學教學中的運用,對優化學生思維品質,提高探索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將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鐘玉泉.復變函數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在小學語文教學過程中,字詞教學陷入“邊緣化”,主要表現于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蜻蜓點水般的教學。字詞學習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包括字音、字形、字義等多重因素,但教師在教學中總是會選擇一帶而過,不能詳細的進行講解;教師過分片面的強調學生字詞的掌握量以及字詞的識記,逼迫學生抄寫字詞,使學生對字詞教學感到枯燥無聊,并且對字形等都有所忽視。另外,隨著年級提高,教師教學的側重點更多的轉向文章的教學中,忽視字詞教學[1]。
對于造成字詞教學“邊緣化”的原因,是多重因素共同導致的。首先,在新老教學觀念的交替中,教師產生了不確定性,教師主動嘗試將字詞教學與課文等融合到一起,反而顧此失彼[2]。其次,對于字詞教學要形成單獨的、清晰的體系。在小學語文字詞教學中,字詞總是與一定的文段同時出現的,教師在教學中不易對字詞產生足夠重視,加之沒有明確的目標,總是遇到就講,不考慮從字到詞到句子間的聯系。
二、緩解“邊緣化”的策略思考
(一)為字詞教學設定清晰的教學體系
在教學大綱中,明確規定小學階段學生字詞掌握量應在3500字左右,其中需要熟練掌握的有2500字左右,這些都是字詞教W的內容,但對于不同字的不同要求,需要教師做出準確的分類與判斷。字詞教學本身也要有明確的體系,明確教學內容所在。對于字詞,要從字音、字義、字形等三個方面入手。除此之外,還要教學生字詞學習的方法,在閱讀過程中,學生可能隨時會遇到陌生的字詞,學會處理這些字詞是學生需要掌握的技能。教師要教學生查字典的能力,這些在傳統教學中被弱化的內容需要教師給予足夠的重視[3]。
(二)增加字詞學習的趣味性
教師在課堂教學中要為學生提供一些記憶字詞的方法,如聯想記憶法、詞組記憶法等,都是教學中常見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在字音方面,教師可以編一些兒歌等適合學生記憶的,帶領學生“唱”漢字;在字形教學中,教師可以通過解讀漢字的情況進行教學,如“凹凸”一詞,就是較為形象的展現了不平的狀態。在字義方面,教師則可以在每一次課文中遇到臨近學過的詞語時,都與學生共同復習。總之,需要將字詞的學習融入到語文教學的全過程。
(三)適當增加識字活動
在小學語文教學中,教師可以適當組織一些小游戲或活動引導學生識記字詞,簡單的如一些詞語接龍、你比我猜等內容。在一定時段,可以舉辦如漢字拼寫大賽、查字典比賽等,從多種渠道鍛煉學生的字詞識記能力。教師要引導學生養成良好的識字習慣,即使面對陌生的字詞也能有所應對,通過查字典、積累等形式,逐漸提高對字詞的掌控能力,這是教師需要教給學生的能力。
(四)為每節課設定字詞目標
字詞是語文閱讀與學習的基礎,如同一塊兒一塊兒磚,只有搭建起來,才能構成語文學習的磚瓦,因此,在教學中必須承認的是字詞學習無處不在,融合于閱讀、句子等。在授課之前,教師要為每節課單獨設定字詞教學的目標,這既能提醒教師記得字詞教學,也能使陌生字詞在教學中凸顯出來,使教學工作的展開更具目標性。在制定字詞目標之后,教師可以有意識的對這些詞語進行復習,如在每節課中,會出現多少陌生的字詞,需要學生如何理解,有哪些是學過的,但十分重要的字詞,這部分字詞需要學生進一步理解其意義,或者說在某節課文中出現的新的意義。為不同的課程設定目標,是語文字詞教學發展的長久之計。
結論:小學語文字詞教學“邊緣化”的原因較多,但攻破語文字詞的方法卻是明確的,只有教師提高對字詞教學的重視,掌握適當的教學方法與技巧,提升語文字詞教學效率并非難事。通過采取有效措施,為學生打下堅實的學習基礎。
參考文獻:
[1]吳梅珍.小學語文字詞教學談[J].內蒙古教育,2011,12(3):54―55.
案例1:
師:樹上有12只鳥,飛走了5只,還剩多少只?
生:12-5=7(只)。
師:幼兒園大班有30名男生和25名女生,一共有多少名學生?
生:30+25=55(名)。
師:太棒了!你們真聰明。
……
案例2:
“直線和線段”一課中有這樣一個教學內容:經過一點能畫無數條直線,經過兩點只能畫一條直線。教師為了使學生理解和掌握這個知識點,教學中設計了兩個環節:第一個環節,畫一畫。經過一點能畫多少條直線?經過兩點只能畫多少條直線?第二個環節,練一練。一顆釘子能固定一根木條的位置嗎?如果用兩顆釘子,能固定一根木條的位置嗎?為什么……
課程改革實施以來,課堂教學發生了可喜的變化,但也有教師由于對新課程理念理解不到位,導致產生認識上的誤區,繼而引發行為上的偏差,最終仍是“穿新鞋走老路”——過于注重數學知識的傳授,淡化數學教學與生活體驗的聯系,即注重結果而忽視過程。上述兩個案例都存在著這樣的傾向。如案例2的教學,教師設計“畫一畫”的環節是為了讓學生習得指定的數學知識;“練一練”的安排是讓學生掌握對數學知識的應用。如此設計安排本無可厚非,但對照“生活化”的教學理念,這樣處理教材,使學生完全處于被動學習之中,雖然知識是由學生操作后自己概括得出的,但對于為什么要操作、得出這個結論后有什么用處等,學生一無所知。
現象二:走“老路”也需穿“新鞋”
案例3:
教學“利息”一課時,許多教材給出求利息的公式是“利息=本金×利率×時間”,但自國家實行增收20%的利息稅后,相關利息的計算公式就應變為“利息=本金×利率×時間×80%”。作為一線教師,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教材中的內容會有滯后于現實的可能,教學時應給學生講清楚。
案例4:
教學“直線和線段”一課,教師作以下四步“生活化”的處理:第一步,創設情境,發現問題。準備長條形掛衣架、釘子、榔頭等物品,要求將衣架釘到黑板左上方的木質邊框上,用來懸掛教室日志、點名冊等物品。第二步,深入探究,分析討論。教師提問:“用一顆釘子可以固定衣架嗎?為什么要用兩顆釘子來固定?”學生先四人小組開展討論交流,再匯報討論結果。第三步,抽象概括,應用規律。問題提示:(1)把掛衣架看成一條直線,把一顆釘子看作一個點,過一點可以畫幾條直線呢?(2)過兩點能畫幾條直線呢?(引導學生操作驗證,并嘗試用規律來解釋)第四步,聯想反思,學以致用。問題設置:生活中,運用“經過一點可以畫無數條直線”的原理進行安裝的物品有哪些?運用“經過兩點只能畫一條直線”的原理安裝的物品有哪些?教學實踐表明,如此處理教材,不僅突出了學生學習的主體地位,激發學生探究數學的興趣,而且充分揭示了數學的應用價值。
學習數學的價值之一在于應用數學,這與“生活化”數學的教學理念相一致。現行教材中編入了許多生活味較濃的實例,如“利息”“保險費”“稅收”等,但由于社會的迅速發展,有些內容已不符合生活實際。因此,教師應做一個有心人,根據日常生活中的現實情況,及時修正教材,適當增加一些新的數學信息,從而更好地體現生活化的教學理念。
現象三:“強扭的瓜不甜”
案例5:
中圖分類號:F323.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5-0041-02
農民工是中國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村人口非農化沒有同步發展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個獨特的社會群體 [1]。根據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的估算[2],2004年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數量為1.2億,加上在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民工,全國農民工總數大約為2億多人,成為僅次于農民而多于城市工人的第二大勞動力群體。盡管農民工群體為城市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一直受到不合理的待遇,存在各種問題,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弱勢群體”,或者說,成為一個巨大的邊緣化群體。①
一、農民工邊緣化的具體體現
農民工在轉移流動過程中為社會創造了巨額財富,也促進了城市的繁榮與發展。但在就業機會、就業空間、就業渠道以及一系列帶有“城鄉二元區別對待”的體制化環境里,其特殊身份及邊緣性地位使之一直處于尷尬的處境之中。按照一些學者的觀點,農民工群體明顯被主流城市社會忽視,成為邊緣化群體,且其“邊緣人”的角色主要體現在“空間邊緣人”、“體制邊緣人”、“文化邊緣人”和“身份邊緣人”幾個方面 [3]。
從農民工生存的地域空間上看,由于他們沒有城市戶口,自然屬于農村人,同時,持久外出流動的現實又使得他們很多時間實際上生活在城市,成了城里人。
從現有的制度性設置看,城市社會保障領域諸多福利性、保障性制度很少涵蓋農民工群體,加之自身的維權意識、法律觀念和知識的欠缺,使得農民工在失業、工傷、醫療及養老保險等方面的需求很難得到滿足,換句話說,他們并沒有得到制度保障的“國民待遇”。
從文化角度看,農民工的道德思想觀念帶有更為傳統的色彩,但隨著城市生活中現代思想的不斷改變及市場經濟觀念的逐漸滲人,他們不得不面對在城市社會占據主導的現代文化,因而使自身處于傳統農村文化和現代城市文化接受與繼承的交叉點上。傳統的行為習慣難以保持,具有現代氣息的行為方式又很難接受并習得,從而扮演起既非傳統又非現代的 “文化邊緣人”角色。
從身份定位上看,農民工對留在城市抱有強烈的期望,但因戶籍所限,他們盡管已經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卻仍然不被視為城市人。因此,他們被稱為介于農民與城市市民之間的“身份邊緣人”。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王春光博士所作的調查,在新生代農民工中有78.3%的人不經常、基本沒有或完全沒有與當地人交往,有46. 8%的人根本不參加當地社會組織的集體活動;有36.8%的人在流入地找不到家的感覺 [4]。
二、農民工邊緣化現象的社會學分析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矛盾,也交織著千千萬萬進城農民工復雜的心理和情緒糾葛。在快速轉型的社會大背景下,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之所以出現了邊緣化現象,其原因同樣是復雜而多元的,有經濟方面、社會方面的,也有制度、文化和心理方面的。如果以社會學學科視角做以限制,則農民工被邊緣化的社會因素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1.戶籍制度的制約。城市農民工邊緣化現象的成因最重要的并不是農民工自身的問題,而是中國社會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體制使然,始于20世紀50年代末期的戶籍制度是形成二元社會格局最具影響力的制度因素之一。
眾所周知,戶籍管理制度在控制城市人口過度膨脹、防止農民大規模涌入城市維護城市社會秩序穩定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而且以20世紀50年代的實際來看,這一制度確有它的必要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在特定環境下出臺的制度并沒有及時作出調整,嚴重地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既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也因人為設置的“鴻溝”而將城鄉社會隔離開來,最終導致城鄉二元格局的形成,成為中國目前諸多社會問題包括城市化進程面臨困境的重要障礙。
2.教育制度的影響。教育制度無疑是現代國家確保社會公正、公平的最主要制度設置之一。教育不僅關乎個人的技能和素質,更關乎職業選擇、社會分層與流動這些根本性的方面。就農民工群體而言,與其密切相關的教育問題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農民工進城后的技術培訓,二是農民工子女的入學問題。但由于各種條件制約,目前龐大的農民工人口群體難以享受國家的相關培訓,而其子女的受教育狀況也令人擔憂。
大量農民工進城的初衷是為了獲得較高的經濟收入,同時為子女提供更好的成長條件和受教育機會,但因種種因素所限,很多農民工選擇把子女留在戶籍所在地接受教育,產生“留守兒童”,并引發了一系列的“留守兒童”問題,并由此給農民工家庭帶來了代際之間的惡性循環。
3.各類歧視和社會保障缺乏。由于歷史原因所形成的對農民看法的片面性,造成了部分城市居民在心理上把農民工看成是城市的“他者”而對他們抱有偏見,有的市民認為農民工進城搶了城里人飯碗,破壞了城市的社會治安,惡化了城市的環境,降低了市民的生活安全感等等。據北京商情咨詢公司對北京市民的調查,市民們把“外地人影響社會秩序”排在社會問題的第二位,占91. 4%[5]。
偏見帶來了種種制度性歧視或社會心理歧視,如職業歧視、教育歧視、待遇歧視、人格歧視、通婚歧視等等。許多農民工表示,雖然在城市工作,但離城市很遠,他們不怕艱辛的勞動,怕的是社會歧視。據社會學家李強教授的個案調查,“絕大多數進城農民認為他們“被人家看不起”和“受歧視”,因而使他們對城里人形成了一種不滿情緒 [6]。
在農民工的權益難以保障方面,可以說問題更為普遍。由于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對具有非市民身份的農民工的保障程度低、覆蓋面過窄,且用人單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情況時有發生。雖然《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必須依法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但實際上,許多用人單位并未依法與外來的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一旦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發生爭議很難拿出切實可信的證據 [7]。
三、農民工邊緣化問題的應對思路
1.打破戶籍制度藩籬,取消對農民工進城就業的各種準入限制。戶籍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要確立公民居住自由和遷徙自由的權利,并逐漸剝離附著在戶口上的各種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權益。如果能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建立戶籍信息聯網,將更有利于對流動人口的管理。保守性的改革辦法包括農轉非和城市化兩種,而與之相對應的市場經濟取向改革的思路是以實現城鄉人口的自由遷徙為出發點,包括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城市之間人口的流動、城市人口向農村的流動 [8]。
2.完善社會保障及教育制度,進一步改變對農民工的不公平待遇。農民工在缺乏社會保障的前提下一旦出現傷亡事故,便陷入了十分危險和困難的境地,所遭受的心理創傷和經濟壓力可想而知。因此,國家首先應建立健全適合不穩定就業的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并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從法律上對其加以規范。其次,要加快農村教育建設,提高農村人口受教育水平,高度關注農民工培訓問題。同時,農民工子女受教育問題的解決也要從農民工的輸出地和輸入地來兩方面入手。農民工的輸出地應加大力度建設適合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子女的就學環境,切實解決農民工的后顧之憂。
3.消除歧視,建立相應的關懷農民工的社會機制。農民工進入城市,要成為城市市民,就要在接受城市物質生活的基礎上接受城市的精神文化,從而內在地融入城市。但現有的各種非正式制度歧視(職業歧視、教育歧視、待遇歧視、人格歧視、通婚歧視等)對農民工的制約很大,其中最根深蒂固的就是“身份等級”意識。因此,在改革過程中應通過輿論、大眾傳媒等手段,樹立正確的“公民”觀念和“權利平等”理念,改變一些城市市民對農民工的偏見和歧視。通過多種途徑在社會倫理道德、習俗習慣和意識形態等方面不斷促進城市市民與農民工的交往和溝通,從而為農民工再社會化――融人城市做好鋪墊 [9]。
4.完善各種用工機制,客觀公正地對待農民工。目前在城市社會各行業各領域較為普遍的用工排斥和歧視,無疑是農民工得不到公正對待的直接表現。因而用工制度的規范化、合法化對于確保農民工的權益意義重大。對此,政府應建立對市場法人單位在用工方面的監管機制,通過對違反規定者的嚴懲使之在心理和行為上作出調整。
總之,農民工進城不僅僅是農村人口在空間上移居城市,它是個體從農村走向城市進而在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社會心理等方面發生轉變的全過程。“流動人口作為從傳統向現代過渡的載體,承載了傳統與現代在變遷中表現出的矛盾沖突與不和諧……如果農民工所承載的文化沖突不斷被積累,就會逐漸形成一種較為強烈的社會被剝奪感,從而危及到社會和諧發展。”[10] 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群體已經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建設力量,他們正在并將繼續在未來的社會發展中作出更大貢獻,農民工的市民化也將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如同H.孟德拉斯所預言的那樣,伴隨城市化發展和農民工身份的轉變,“農民的終結”將推動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實現。
參考文獻:
[1]朱信凱.農民市民化的國際經驗及對中國農民工問題的啟示[J].中國軟科學,2005,(1).
[2]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M].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
[3]羅惠縉.“城市邊緣人”的逃避與對抗――關于農民工問題的文化解讀[J].熱點關注,2003,(16).
[4]史柏年,等.城市邊緣人[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5]楊東平.未來生存空間[EB/OL].http: // fon.
[6]李強.關于城市農民工的情緒傾向及社會沖突問題[J].社會學研究,1995,(5).
[7]張靜.淺議農民工的社會保障現狀及對策[J].安徽財經大學,2006,(5).
[8]黃衛紅.戶籍制度:阻礙農民致富路[J].視點,2005,(3).
1.行為邊緣化
這是邊緣化的外顯形式,是學生情緒和行為游離于教學活動之外的現象。如課堂上學生開小差,講悄悄話,搞小動作,竄位,打瞌睡,不參加小組學習,等等。
2.思維邊緣化
這是邊緣化的內隱形式。主要表現為學生不動腦子,不思考,或者不獨立思考。如教師提出問題時,學生不思考;布置作業時,學生不想也不做;開展小組學習時,學生人在心不在,自己不發言,也不聽其他同學發言。
二、產生邊緣化現象的原因
1.主動邊緣化
就是邊緣化現象是由學生主觀造成的,問題直接出在學生身上。這類學生或學習目的不明確而不思進取,或學習基礎差、接受能力差而厭學棄學。
2.被動邊緣化
就是邊緣化現象的主因是由教師、同學或其他教學情境產生的。如有的教師提出問題后,緩沖度不夠,沒有充足的時間讓學生思考;有的教師提出的問題不合乎學生的實際,學生一頭霧水,沒有思路;有些學習基礎不好的學生在分組學習時,受同學的排斥或歧視,沒有說話的份兒,在討論中只能當“看客”。
三、應對邊緣化現象的策略
1.強化語文學習的內驅力
一是要讓學生切實感到語文在學習、生活和工作中的作用,讓學生明白語文學習的重要性。二是要注意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興趣是學生學習積極性、主動性的源泉。學生如果對語文學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就會產生強烈的求知欲望,就會如饑似渴地鉆研,就會專心致志地聽講,就會認認真真地完成作業,其學習潛能就會充分地挖掘出來。 如果學生對語文學習缺乏積極性,就會處于被動地位,產生厭學心理,將自己退居邊緣。所以,教師要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讓興趣成為學生學習的內驅力。
2.調濃課堂的語文味
語文課要讓學生感興趣,就得有語文味。語文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教學語言的豐富和生動,取決于教
師語言的感染力。因此,在課堂上要盡量采取優化的、藝術的教學語言。在閱讀教學中,教師的語言可以幽默,含而不露地啟發學生聯想,出神入化地推動他們的領悟,教學語言還可以妙趣橫生,情理俱佳,引人入勝,“粘”住學生。語文味要靠巧妙的導入。 教師要重視導入新課的技巧 ,導入語要有概括性、有啟發性、有趣味性、有嚴密性。語文味還體現在教師精妙的概括和評價方面,教師在課堂上對知識點和問題的分析概括要深入透徹,對語言的品味要到位。語文味取決于教師的情感,教師的教學情感是調節語文味最活躍的因素。情感的濃淡直接關系到語文教學過程中思想的陶冶、道德的規范、心靈的凈化。教師的情感越濃烈,教學便越富藝術魅力,就越能激發學生的興趣。
3.精心進行教學設計
課堂上學生被動邊緣化的現象很多是由教師造成的。由于教師教學欠缺吸引力,欠切合實際,導致學生不想學、不愿學,而靠邊站了。要盡可能消除被動邊緣化現象,教師就得認真進行教學設計,使教學內容、教學過程、教學方法、教學手段更切合學生實際,更能激起學生的興趣。特別是在組織學生小組學習、合作學習時,考慮要周到,安排要合理,設置的問題有討論的必要,有探究意義,能激發學生參與,能引發學生思維,讓學生有話可說。
[中圖分類號]G633.9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712(2013)07-0018-03
一、前言
邊緣化即“處在遠離核心層的邊緣地帶,由于位置與核心層拉開的距離,決定了它在事物運動運作和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減弱、功能衰退,甚至呈現出可有可無的狀態和趨勢”[1]。元辰認為,所謂邊緣化,就是“指非中心、非主流或者說被主流所排斥而不被包容的那一部分”[2]。本文對南寧市5所中學的中學生進行隨機抽查,以求掌握南寧市中學生的身體健康基本狀況,了解其參加體育鍛煉的基本情況,在調查與分析的基礎上,對南寧市中學生體育邊緣化產生的原因進行探討,為促進南寧市中學生身心健康和諧發展,繼續推進中學體育課程改革提供參考依據。
二、研究結果
(一) 南寧市中學生體育運動基本情況
如表1所示,通過對南寧市275名中學生的調查可以發現,有87.6%的學生比較喜歡體育運動,有80.4%的學生能夠自愿地參加體育運動,但是能夠經常進行體育運動的學生只有39.6%,能夠有機會參加自己喜歡的體育運動項目的學生更少,僅占18.5%。這表明,大多數的中學生都比較喜愛體育運動,也愿意參加體育運動,但是由于作業多、學習壓力大、課余時間較少等各方面原因,很難經常參加體育運動,而且能參加自己喜歡的運動項目的機會更加少。
(二)南寧市中學生體育運動參與動機
“健康不僅僅是沒有疾病或不虛弱,而更是身體上、精神上和社會適應方面的完好狀態。”健康的內涵由傳統的單純生物模式轉變為生理―心理―社會模式,我們稱之為三維健康觀[3]。
通過對廣西地區中小學學生近視率的調查可以發現,廣西地區有40%的小學生患有近視,初中生群體的近視率為70%,而高中生群體的近視率最高,高達90%。此外,這些學生的肥胖率也逐年上升。據相關部門統計,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廣西地區中小學生的這組數據明顯偏高,可以排在全國的前幾名。[3]這說明,廣西區越來越多的中小學生越來越少參與體育鍛煉,而將過多的時間用于做功課,參加各類輔導班,從而導致近視率升高、肥胖率增加,身體素質不斷下降。
“玩”是學生的天性,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就引導學生積極鍛煉身體,可隨著年齡的增長、學業的加重,這種鍛煉的機會越來越少。如表2所示,通過調查可以發現,有 60.7%的中學生參與體育運動的動機是為了應付學校的體育考試以及升學考試;34.9%的中學生進行體育鍛煉是為了增強體質;以增進愉悅身心、放松休閑為目的而進行體育鍛煉的學生僅占16.4%;同樣,為了增進身心健康而進行體育鍛煉的中學生僅有11.6%。
(三)南寧市中學體育課開展基本情況
按照教育部規定,各地區中小學校要根據學校自身的情況,安排落實好每一節體育課。其中,一年級、二年級的小學生每周必須有4節體育課,三年級至六年級的小學生以及初中生要上的體育課為每周3節,而高中生為每周2節課;而對于當天沒有體育課的班級,應在每天下午的課后進行60分鐘的課余體育活動。此外,各中小學每天上午還要統一安排25~30分鐘的大課間體育活動。同時,上述體育活動時間和內容要納入教學計劃,列入學校課表。
如果按照這樣的標準給學生進行體育鍛煉,基本上可以保障每一個學生擁有一個健康的體魄。但事實并非如此。如表3所示,97.8%的中學生喜歡上體育課,82.5%的中學生能夠在體育課上積極參與體育活動。這表明,絕大多數的中學生對體育運動是非常感興趣的,而且希望通過體育課積極參與體育活動來愉悅身心,加強與同學間的溝通交流,培養團隊意識。
但是,學生對體育課以及體育運動的愛好和喜歡并不是每次都能夠得到滿足。如表4所示,在調查的275名南寧市中學生中,所有學生都表示學校開設的體育課每周至少2個課時,但是只有64.7%的學生所在的學校能夠保質保量地順利上完每周的體育課,有49.1%的學生反映學校開設的體育課沒有辦法像其他主要課程一樣按照正常的課程表進行上課,而且經常被其他科目所借用,被借用的體育課也不會在課后補上。
只有經常進行系統的體育鍛煉,學生的身體素質才能夠得到顯著的提高,但是系統的體育鍛煉主要是指有目標、有計劃、有措施、有指導、有評價地進行體育運動,而不是簡單地活動就行。如表5所示,在對南寧市中學學校課外體育活動開展情況的調查中可以發現,86.9%的學生反映學校每天有安排大課間體育活動,但是每周只有一天是集體活動,即做課間操,其余時間均是由學生自由安排,并沒有統一的組織形式。只有46.2%的學生反映學校會經常組織一些課余體育活動。而這些實際情況與國家教育部規定的課余體育活動時間并不相符合。
(四)南寧市中學生體育邊緣化原因
1.應試教育因素
不論是小學、初中,還是高中,評價一所學校的教學質量好壞的唯一標準就是該校學生的升學率,而考試成績則成為學校評價一個學生學習成績好壞的標準。小學生有小升初的任務,初中生也有中考的任務,而高中生壓力最大,他們面臨著決定人生命運的高考。因此,在這種背景下,學校和教師只能看重學生的主要文化課成績,如語文、數學、外語、物理、化學等主要科目,忽略了擁有一個健康的體魄對學生學習的重要作用。因此,學校在體育教學方面,只能加以應付,即完成體育達標即可,對體育課的教學質量不做任何要求[4]。這些導致了體育運動在中小學的學校教育中被逐漸地邊緣化。
2.安全因素
目前,由于絕大多數的中小學生是獨生子女,他們也備受家長們的嬌慣與寵愛。體育運動本身就存在一定的身體沖撞,難免會發生一些小的擦傷、碰傷,這很正常。而學生家長則不這么認為,他們害怕自己孩子在參加體育活動的過程中受傷,而禁止其參加體育活動。此外,學校方面不論是正常的體育課,還是課余體育活動,也都提心吊膽,怕自己的學生受傷。因此,學校為了保證學生的安全,不得不減少每周的體育課次數,縮短課余體育活動時間,降低體育運動強度等等。如此一來,學生進行體育鍛煉的時間就大為減少,其自身的健康狀況也受到不良影響。
3.家庭方面因素
由于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通訊技術的不斷更新,現在學校與學生家長的溝通與交流不再僅僅局限于面談,更多的是通過移動電話、Email、QQ等社交工具多方面進行溝通與交流,這就使得學生的一舉一動都被學校和家長所嚴格監視。為了促進孩子學習成績的提高,學校和家長雙方聯手,不僅不顧及孩子正常的課業負擔,還強令其參加各種學習輔導班、培訓班、強化班等等,這些嚴重占據了孩子們的課余時間,導致他們沒有充足的時間參與體育鍛煉,進而導致體育邊緣化。
4.學生因素
主要是由于對自身身體形態、身體素質、身體機能等方面的認識不夠全面,導致對良好的身體健康狀況要求不夠強烈,缺少體育鍛煉意識,不能夠積極主動地參與體育鍛煉,從而導致身體形態變形,身體素質和身體機能下降,進一步導致體育邊緣化。
三、結論
(一)通過對南寧市6所中學的275名學生的調查可以發現,大多數的中學生由于作業多、學習壓力大、課余時間較少等各方面原因,很難經常參加體育運動,而且能參加自己喜歡的運動項目的機會更加少。
(二)通過調查可以發現,絕大多數的中學生喜歡上體育課,也能夠在體育課上積極參與體育活動,但是,學校的體育課經常被其他科目所擠用,其體育課的內容并不能夠引起學生學習興趣與熱情。
(三)南寧市中學生體育邊緣化原因主要包括:應試教育因素,即學校長期忽視增強體質、增進身心健康的體育教育功能;安全因素,即為了保證學生的安全,學校減少了學生的體育活動時間,降低了體育活動的強度;家庭方面因素,即家長與學校將學生的大多數時間安排在完成功課和課業輔導上,缺少對其身心健康的關注;學生因素,即對自身身體形態、身體素質、身體機能等方面的良好的身體健康狀況要求不夠強烈,積極主動參與體育鍛煉的意識不明確。
參考文獻:
[1] 王波,康冬.程朱理學與傳統體育邊緣化的關系研究[J].體育文化導刊,2008(6):40-41
中圖分類號:G40-0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124(2013)04-0021-04
一、城市背后的鄉土文化
城市是從鄉土上生長起來的,城市文化源于鄉土文化。鄉土文化的基質是親和自然,物質生活的簡樸后面深藏著豐富的精神追求。正是由于鄉土文化簡樸的基質,中華民族才創造出了燦爛的農耕文化。不過多地追求物欲生活才出現了豐富的精神生活。作家馮驥才在自己的著作《鄉土文化》的自序中寫道:“不要以為人們在田野大地上只求耕種與溫飽,人們更需要堅實有力的精神生活。沒人給他們精神,這精神是人們在自己的心靈中創造出來的,并給它穿上民俗民藝美麗的衣衫,用以安慰自己的生命,補償自己的命運,消解現實強加給自己的苦難,并使生活有滋有味。” [1 ]這是一個現代文化人對鄉土文化的眷戀,這種眷戀不是在極度的富裕之后尋求一種文化上的貼金,而是發自內心的真實體驗與真誠呼喚。現代的城市文化不是要回歸鄉土文化的形式,而是要保存其純粹的精神基質,因為這種精神基質形成了我們民族文化的特殊性。
鄉土是由村落而來的,研究鄉土文化須從村落著眼。村落,俗稱村莊或村子,“村”從木,“落”從水。或依山,或傍水,或山水相繞,這是村落的特點。一般的學者將村落稱為鄉村,這或許是由于鄉村比村落更開闊,代表的范圍更廣大,研究問題的視野更宏大,概念更具文化性,但其思考問題的內容和方式都是一樣的。村落文化的特點代表了中國文化中那種最鄉土的部分,村落中的學校也是中國政治文化所能最集中影響的最遠的地方。中國歷史的形成和文化的發展離不開村落,村落是一種文化,不計其數的村落形成了中華文化的根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十里不同俗”道出了村落文化的特殊個性,也道出了村落文化的豐富性。村落文化就是鄉土文化。
曾對鄉土文化作出這樣的判斷:“從基層上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我說中國社會的基層是鄉土性的,那是因為我考慮到從這基層上曾長出一層比較上和鄉土基層不完全相同的社會,而且在近百年來更在東西方接觸邊緣上發生了一種很特殊的社會。” [2 ]他在《土地里長出來的文化》中對中國文化的鄉土性是這樣描寫的:“要明白中國的傳統文化,就得到鄉下去看看那些大地的兒女們是怎樣生活的。”“中國人的生活是靠土地,傳統的中國文化是土地里長出來的。” [3 ]然而在現代技術文明的膨脹式發展過程中,這種作為人類文化根基的鄉土文化卻在人們的不知不覺中遠逝。純樸的村落漸漸成為人們的一種記憶。在城市化的急劇進程中,原來處于城市郊區部位的一些零散的村落正在被整體拆遷,裊裊炊煙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現代化的水泥建筑、寬闊的公路和閃爍的霓虹燈。固守土地的農民因拆遷而失去了土地,保留了幾千年的村落文明開始因城市發展而將逐漸消失。“遠親不如近鄰”、“守望相助,蔥醬相借”的村落文化將漸漸淡出人們的生活,緊鄰而居卻互不相識的城市文化開始成為人們的生活的主色。鄉村生活的城市化進程帶來了人們生活上的便利舒適,文明以一種新的形式引導著人們的生活;物質文明進步了,古舊鄉村文明的精髓卻正在緩緩退出人們的生活。人們的精神世界是否會因此而貧瘠?
城市的發展背離了鄉土文化的自然純樸,城市文化背后的學校教育也失去了其教育的自然性。從村落制度到城市社區制度的變遷使成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改變,同時也使兒童的生活和學習方式發生了改變。這種改變最突出的表現是兒童游戲方式的變遷。游戲是人類的一種文化,“從文化的最早起點一直延展到我們目前生活其中的文明階段,游戲伴隨著文化又滲透著文化。” [4 ]人類的許多創造活動都是與人類自身的游戲相伴的,歷史在游戲中向前,游戲也在歷史中嬗變。游戲就是它本身,是一種自愿的行為。在游戲的過程中,“競賽也缺乏目的性。就是說,它的發生和結束都歸于行動本身,結局對比賽者的必然生活進程沒有任何助益。” [4 ]兒童對學習的興趣最初是源自游戲的沖動,村落向城市發展的過程中一些本真意義上的游戲在兒童的生活中也消失了,現在的兒童不知道怎么玩他們的父母在童年時代常玩的游戲。“跳方子”、“捉迷藏”、“過家家”、“踢毽子”、“跳皮筋兒”等,這些帶有村落特點的游戲幾乎在現代孩子的生活中消失了,這些全都成為他們長輩的一種鄉土記憶,代之而起的是驚心刺激的電子游戲。物質生活改變了兒童的游戲環境,環境給兒童提供了不同時代的游戲。游戲改變著兒童的童年,也改變著兒童與成人的關系。在鄉土生活的游戲過程中,除了作為游戲主角的兒童,成人們也欣賞或參與,而現代電子游戲常常成為大人們的一種擔憂。
游戲方式的變化影響著學校的教育。學校的生活方式也因鄉土環境的消失而發生改變。原來那些居住在散落的村落里的兒童擁有更多、更自由的活動天地和交往空間,現在居住在由很集中的高樓組成的居民小區里的兒童則受到那些更多的來自城市生活規范的約束。鄉土上生活著的兒童可以對著遠山或曠野無拘束地喊叫,聽遠處的回聲,在不知不覺中與自然對話。城里的兒童則沒有這種天然地與自然親近的機會,他們要遵守許多城市生活的規則,如說話不能高聲,怕影響了別人;節假日不能獨自出門,擔心安全;更何況還有形形的課外輔導班等著孩子們去參加。由于城市生活節奏加快,成人整天地忙于自己的工作,成人和兒童的交往時間少了,親人友鄰的情感溝通少了,兒童世界因此更顯得孤獨,更不易被成人理解。由于兒童活動空間的縮小,放學之后兒童沒有更多的去處,如果教育方法不當,孩子身上就會出現一些問題行為。從這個角度上看,城市兒童比農村兒童更容易產生心靈的孤獨感。
過去的幾十年,我國的城市在飛速發展,許多新建的城區原來都屬于很典型的農村,散落在各個村莊的農民主要依靠農業謀生。在城市化進程中,那些原來依靠土地謀生的農民變為城市居民。在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進程中,該地區原有鄉土特色正在“人為”的城市化進程的作用力下快速地消失。在這種急劇的社會變遷過程中必然會充滿了無數的沖突、恐慌,原來和諧的鄉土生活必然會在這些沖突、恐慌中發生改變,同時,這也必然影響到學校的課程與教學。發展是我們所生活著的這個時代的主題,與發展相伴隨的是變遷,與變遷相伴的是對傳統的承傳。從這個角度說,這些從鄉土變遷為城市的地區有著豐富的文化變遷的因素,作為學校課程與教學研究的資源是豐富的。
戶口薄上的身份變了,但印刻在人們身上的風俗習慣、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等文化的因素是否在短時間內能得到改變呢?鄉土文化與城市文化是否會在人們的生活中產生觀念的沖突和行為的不適應?這種沖突和不適應又在多大的程度上以怎樣的方式影響著學校的教學生活?
江蘇省位于中國東部,長江和淮河下游,東臨東海,長江、淮河流經境內,并由境內入海;長江和淮河把江蘇從地理上天然地分成蘇南、蘇中和蘇北;地理的分界線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分界線在一定的程度上相吻合。南京市棲霞區就是這樣的一個地區。該區位于南京市北郊,南依鐘山,北臨長江,其地理坐標大概是北緯32°03'、東經118°46'。這個地區的義務教育學校的教學變革具有明顯的從鄉村到城市的印跡。
二、鄉土文化的基質:承傳抑或失落
人類物質文化的進步并不必然地促進人類精神文化的進步。就教育自身的發展來說,物質進步了,帶來的只是學校辦學條件的改善,當學校的條件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過于優裕的物質條件就可能給學校教育帶來一定的損害。曾有學者說過大學的“大師”和“大樓”的關系,“大師”的成長不一定需要有大樓,同樣地,大樓也不一定帶來大師的成長,義務教育學校辦學條件的改善是否也存在著同樣的道理?回顧一下先驅者的實踐和理論,我們肯定是能從中得到啟發的。
當年,陶行知以熱情、勇氣和魄力在棲霞區的老山荒地上憑空辦起了曉莊師范,從“教育即生活”到“生活即教育”、“教學做合一”,他以自己的行動實現了杜威思想對中國鄉村教育的改造。黃質夫則希望通過政府的力量改變當時中國鄉村教育的落后狀況。他懷抱著改變窮愚落后的鄉村的愿望,帶著一顆愛心實踐著自己的教育理想。如今這兩位教育家都已長眠于棲霞區這片土地上,一位在幕府山腳,一位在棲霞山麓。歲月流逝,歷史變遷,人世滄桑,當初教育家的思想在他的誕生地是否依然具有當初那種鮮活的力量?人們在緬懷這兩位城北歷史上的中國近代教育家的時候是否真正地把握了他們教育思想的真味?當然,現今的時代,國家實力增強,最基本的文化知識已在民眾中普及,國民的最低文化水平已大大超出這兩位近代教育家生活的時代,學校的功能已從普及知識轉向培養和提高國民基本素質,但考察一下我們的義務教育學校,我們是否在切實地履行培養和提高國民基本素質這一責任呢?過于功利化的教學目的、精英化的人才培養取向使我們基礎教育的性質發生某種程度上的變異。義務教育學校被視為一種社會升遷的平臺,本不應該有等級區別的義務教育學校被分成了許多不同的等級,一些“重點校”、“明星校”使基礎教育學校產生了等級的區別。義務教育的“義務性”被失落,基礎教育的“基礎性”發生變味。
中國教育的改造要走自己的路,與陶行知同時代的平民教育家晏陽初在談到中國農村教育的改造時說,“‘改’是為造而改,不是‘為改而改’” [5 ]。近現代的中國教育改革產生了許多實效,對中國的教育發生了深遠的影響。進入21世紀后的中國教育也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進行著一場意義深遠的改革,兩相比較,我們是在“為造而改”還是在“為改而改”呢?
棲霞區憑借它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經濟的有利條件已進入一個新的現代城市文明的時代。原始意義上的鄉村在逐漸消失,鄉村的教育學校似乎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陶行知、黃質夫的教育精神是否也隨歷史而逝?社會永遠是在不停地向前進步的,進步著的社會永遠需要教育作為其前進的助推器。社會的變遷決定了學校的課程與教學需要不斷地變革,以適應不斷地變遷著的社會。
陶行知、黃質夫在城北的土地上留給歷史的只是一種精神,一種素樸而執著的扎根于肥沃的泥土中的啟迪民智的精神。沒有這種精神,任何徒具形式的東西對于社會的發展都是沒有十分重要的價值的,而現時代人們眼中所看到的、心中所關心的又往往是那種形式上的東西。這是一種悖論。但如果我們能真正地像兩位教育家那樣,心中只有一種真教育,這個悖論是可以消除的。
在兩位教育家那里,“愛滿天下”、“有教無類”是行動,不是口號,而我們當代的教育工作者在許多場合把它當作了口號而不是轉化為行動。我們不是要否認口號的意義,只是我們更應該注重行動的價值,這是先驅者的實踐留給我們的精神,也是我們需要承傳而不能失落的民族教育傳統。
三、鄉土教育的精神:帶走抑或遺棄
文化的發展離不開其原生的基質,所謂的“文化尋根”就是要尋找文化的基質。人類物質文明的高度發達促成了人類文化由鄉土向城市的發展。文化被城市化,教育也被城市化。這個過程不是簡單的復制或移植而是文化的再造。
特殊的時代形成了特殊的教育問題,因而產生了特殊的教育變革。陶行知和黃質夫的教育變革思想都有他們那個時代的烙印,愚窮弱私的國民現狀需要通過教育來改變。他們以對教育的虔誠和熱愛來傳播著教育變革的文化,將整個的身心投入到鄉村教育建設。教育理想、教育現實和他們個人的生活融為一體,成為他們生命的一部分。他們懷抱改變民族命運的理想,在教育變革的過程中打上了個人生命的印跡,行走的是一條艱難的鄉村教育變革之路。民間變革的動力來自思想家的理想和社會現實的特殊需要,阻力來自既有體制和它所維護的既得利益者的反對,以及文化的保守性;體制內變革的動力來自體制運行的需要和教育家的努力,阻力來自既有體制的保守性和傳統習慣的束縛。不論是民間的變革還是體制內的變革都需要有變革的勇氣。
兩位近代教育家在棲霞區的土地上進行的教育變革能否給我們當代的教育變革以某些啟示,我們的教育變革是否能從當年發生的變革中找到一些合理的值得繼承的因素?當我們借用了教育家們當年創辦學校的校名,繼承了他們辦學時所使用的口號,甚至把他們所創辦的學校作為自己校史的發端時,我們是否愿意進一步去分析理解他們思想中那些有生命力的文化精髓?現在的棲霞區土地上還保留著教育家們的辦學遺跡,隨著歲月的流逝、時代的變遷,這些遺跡也進行了現代化包裝。當年的“曉莊師范”升格為現在的“曉莊學院”,茅草房變為高樓大廈,棲霞鄉師泥土地上的煤屑路變成了寬闊的水泥路,物質條件的改善與辦學精神沿革之間是否應該存有某種內在的聯系?
如今的“曉莊學院”撇下生養它的土地搬遷了,不知道是帶走還是遺棄了當年的曉莊精神?“棲霞鄉師”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變成了棲霞中學,其鄉師精神是否依然存在?
道路變了、校舍變了、學校的位置變了,但土地沒有變;學校可以升格、理念可以更新、城市可以現代化、但腳下的土地依然保存著其樸素的特質。百年、千年,它依然給在這片土地上活動著的生靈提供著生命的養料,最有活力最具永恒特質的是黑色土地上長出的原生的精神。本文所要探求的目標之一就是在城北的黑色土地上尋找那種原生的教育精神,這種原生精神是我們基礎教育的基質。
一種優秀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可能會出現被割裂的現象,但生長出那種文化的土地不會發生改變,那山、那水會銘刻著那種文化的精神,生活在那塊土地上的人的血脈里依然流淌著那種文化的精神。被割裂的文化一旦遇到適宜的環境又會得以再生,煥變出一種代表著先進性的時代精神。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對經濟發展、社會前進具有重要的導向和推動作用 [6 ]。陶行知、黃質夫的時代已隨歲月流逝,但現今時代的學校是否保留有他們心中那種為民眾的教育精神呢?從物質條件的角度來看,昔日老山腳下的曉莊師范、棲霞山麓的棲霞鄉師與現在城北地區的任何一所學校在教學條件上都已無法相比,現在的校長不會再為辦學的資金犯難,教師也不用為自己養家糊口的薪水而擔憂,學生更不會再因教室的簡陋而苦惱,但現在的學校是否仍然需要陶行知那個時代的精神呢?陶行知、黃質夫的思想已超越了他們生活的時代,超越了城北地區,成為中華民族教育史上的一筆財富,對這筆財富我們是否給予了足夠的珍惜?我們學習陶行知是為了某種標榜還是出于內心的一種真誠,是出于一種理想還是出于真實的行動?
時代更迭,文化變遷,我們當然不會再留戀過去的那種落后貧瘠。當今城北地區的中小學師生早已不會像陶行知當年那樣動手蓋建校舍,當今的校長也不會像黃質夫那樣領著學生用煤屑鋪就通往學校的路,我們在擁有更豐富的物質條件后是否應該保留那個時代的教育家們的教育精神?當我們說“愛滿天下”的時候,我們是否能因為愛而走進我們的教室,是否能因為愛而不考慮更多的某種教育之外的東西?當我們在說“生活教育”的時候我們是否在真正考慮著教會學生去生活?
這是筆者作為一名研究者面對現實產生的疑惑,也是從現實中生成的思考。我國社會正在進行著一場規模巨大的教育改革,這是一項巨大的工程,對現實所產生的影響是不以人們的言說為轉移的。改革既然發生,成為一種生活中的現象,我們就有理由對這種現象去分析、總結。沖突也好,適應也好,我們都要學會在實踐中實事求是地面對。這場改革已經經歷了30年,改革仍在繼續。然而,現實中的問題并非總是如我們所期望的那樣發生,也并非如我們所期望的那樣按照預先設定的模式去解決,復雜的教育情境決定了課程與教學的復雜性。
改革沒有固定的模式,只有變化著的情境和適應變革情境的精神、理想、理論和方法。每一種精神、理想、理論、方法的產生都有其特殊的社會土壤,沒有絕對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東西,所以理論和方法需要進行現實的改造,改造的過程是赤腳走在田里的過程,而不能只是書桌上的遙想。理想和現實也是有距離的,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距離為變革提供了一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既是一個創造的空間,也是一個沖突的場域。課程與教學改革需要改革者沉入被改革的生活的底層,一旦當我們用手拂去改革表面的光華,深入日常的課堂教學中去,我們也許會發現我們理想之外的另一個景象,舊有的思想和習慣依然在延續,舊有的教學方法和形式依然在沿用,現代化的物質手段背后是依然故我的傳統課堂。變革已經發生,正在發生,或者將要發生,這些已發生的、將要發生的或者還沒有發生變革的現實都有它的理由。
理論家的遙想是需要的,然而理論家經常與那些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行走在課堂中的普通教師得出一種不同的結論。我們企盼變革發生,但變革是否如我們所企盼的那樣會在一夜之間就發生呢?舊有的文化背景、意識形態的力量與變革力量相比還有一個較量的過程。課程與教學是在文化變遷的背景中發生的,研究課程與教學離不開對變遷著的文化的研究,研究實踐中的課堂或許會找到某種啟示。
南京市棲霞區的教學變革與我國其他地區的課程與教學變革一樣,是一個正在發生的過程,它既有很多棲霞區自身的特殊情況,又有我國基礎教育學校課程與教學變革的一般特點。學校生存、教師成長、課程實施、方法變革、家長期望、社區影響,變革所帶來的激動與冷靜、借鑒與繼承、失望與希望、失敗與成功、社會價值與個人價值、社會理想與個人體驗、困惑與抉擇,彼此相伴,相互影響。
參考文獻:
[1]馮驥才.鄉土文化[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2].鄉土中國[A].文集(第5卷)[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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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的傳統農業大國,我國每年都有大批的農村大學生從畢業走向失業,成為既進不了城,又回不了村的 “城鄉新游民”。針對這一現象,筆者在永興縣進行了深入調查,并結合自己的思考,就農村大學生城鄉邊緣化問題作些探討,以期引起社會對農村大學生給予更多的關心和關注。
一、農村大學生城鄉邊緣化的主要表現
(一)經濟上的邊緣化。經濟地位的日益邊緣化使得他們不得不游離于城市和農村之間。一是就業難。大多數農村大學生,社會資源貧乏,個人綜合素質尚不全面,在激烈的社會就業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如永興籍在外務工的農村大學生12000余人,沒有固定工作的“城鄉新游民”占1/3強。二是收入低。如永興籍“城鄉新游民”中平每月收入超過三千的約20%,超過兩千的約41%,低于一千的有12%。三是“蟻族”多。據統計,近年來高校畢業生在大中城市就業人數占總數的80.8%,而來自縣、鎮和農村的畢業生也有約70%選擇在大中城市就業。
(二)政治上的邊緣化。隨著社會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農村大學生參與政治的渴望以及主張公民政治權利的意識在不斷增強。然而事實上,農村大學生的政治話語權越來越小,參與國家事務、參政議政的機會在減少。農村大學生在城市不能加入工會,沒有自己的組織,沒有政治地位。當合法權益遭到侵害的時候,他們沒有替自己伸張正義維護合法權益的組織和機構,沒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在城市和鄉村,他們甚至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政治地位的邊緣化對于農村大學生的發展將起著巨大的阻礙作用。
(三)文化上的邊緣化。一方面,農村大學生深受農村文化的熏陶,思想觀念、道德意識、行為方式、生活習慣等帶著明顯的傳統痕跡; 另一方面,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網絡的普及、大眾傳媒的興起、城鄉文化的交流,農村大學生又同時受到城市文化、現代文明的浸染。但是,農村大學生囿于經濟條件、地理環境、交通設施、閑暇時間的限制,致使他們所掌握的信息比較有限。 在城市文化“嫌貧愛富”的集體無意識中,農村大學生飽受歧視和嘲諷。
(四)社會管理上的邊緣化。城鄉二元分割的社會制度使農村大學生這一群體的地位在市場競爭中更加邊緣化。六、七十年代,“跳農門”曾是多少農村人的夢想。但時過境遷,“非轉農”卻成為當今不少農村大學生的現實選擇。但“非轉農”卻比“農轉非”更為困難。筆者在永興縣公安局戶籍科了解到,除了應屆大學生以外,其他“非轉農”暫時還不能辦理。戶籍科張某介紹說,目前戶口遷移政策只有“農遷農”、“非遷非”、“農轉非”,而“非轉農”則不符合政策。
(五)心理上的邊緣化。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各種社會規范相互沖突,使農村大學生心理受到了很大的沖擊。一方面,由于經濟上的不寬裕,以及因經濟條件限制而導致的綜合素質的差距,他們難免容易降低對自己的評價,缺乏自信心,產生強烈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農村大學生由于長期生活在相對封閉的鄉村環境中,與外界環境互動較少,溝通能力和人際交往的能力相對較弱,與他人交往的積極性不高,因而容易產生自我封閉的心理。
二、農村大學生城鄉邊緣化的原因分析
(一)城鄉文化的沖突。城鄉文化的不同,使農村大學生在早期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態度,以及行為方式與城市大學生差別迥異。他們容易產生各方面的誤解或困惑,比如,“由于受傳統文化影響較深,農村大學生往往把一些人的精明、老練看作世故、圓滑”,這加大了其順利社會化的難度。
(二)家庭背景的影響。一方面,家庭教育的缺失,導致農村大學生社會化環境先天不足。另一方面,貧困的家庭狀況也是導致農村大學生社會化進程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沉重的經濟壓力導致農村大學生心理壓力較大,出現自卑、封閉、偏執、憤世嫉俗等心理問題。
(三)學校教育的偏頗。農村中學教育過于看重分數而忽視綜合素質的培養,制約了農村大學生在中學時期的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在大學,又有不少大學既缺少務實的職業教育,又遠離合乎天道人心的理想化教育,造就的人才往往游離于真實社會。同時,由于學生工作和資助幫扶工作缺乏對科學認識,往往將經濟上的資助當做救援農村大學生的全部工作,忽視了對農村大學生綜合素質的拓展和心理健康的教育。
(四)就業環境的差異。我國就業市場呈現二元化特征。一方面是地域的二元化區別,使大學生首先選擇大中城市工作,“寧要城里一張床,不要農村一幢房”。而廣大的內地和西部地區人才奇缺。另一方面是就業單位的二元化區別,同區域內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壟斷國企,高等院校,少數部分外資企業工資水平高,福利好,社會地位較高,因此成為大學生就業的首選。
(五)鄉村發展的變遷。目前大學生不再熱衷于“農轉非”,絕非是一個偶然現象,回歸農村是他們在權衡利弊得失之后,做出的無奈選擇。其背后的隱喻是,偌大的城市里已經容不下莘莘學子們,相反,返鄉當農民,要比當徒有虛名的“市民”更實惠。但這種“人才倒流”現象無論是對推進城市化進程,還是對推進新農村建設,都十分不利。
三、防止農村大學生城鄉邊緣化的對策措施
(一)學校——深化教育改革,強化職業培訓,在專業設置方面,積極與社會接軌。一是強化綜合知識技能培訓。主要從專業知識、社會文化、思想觀念及精神準則等多方面整體予以把握,不僅使他們掌握相應的專業技能,以應對將來的就業需要,還要讓他們樹立符合人的本質要求的價值取向。二是深化教育體制改革。一方面,大學的學科設置應該以提高學生的能力為主,以市場為導向,培養學生適應能力,學習能力,應變能力和創新思維能力。另一方面,學校應該為同學們創造各種實踐的平臺,使他們能很快適應社會中的工作,并且可以做的得心應手。三是完善高校困難大學生資助工作,使之能夠順利完成學業,實現高校的人才培養目標。四是健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與指導方式方法,主動引導和幫助學生解決人生中社會適應性和自身生存發展這兩大基本問題,正確面對生活中可能面臨的問題和成才過程中的各種危機,真正鍛煉成長為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能夠為社會進步做出個人貢獻的專門人才。
在湖湘文化早期階段,長沙帛畫一枝獨秀,自上世紀40年代以來,長沙先后發掘戰國西漢時期的帛畫14幅,占全國發現的楚漢帛畫的半數以上①。值得注意的是帛畫出土的同時,墓中還出土了專講陰陽家思想的“術數”帛書、帛書《老子》、帛書《周易》。帛書的發現,特別是馬王堆漢墓帛畫、帛書《周易》《老子》同處一墓的特殊現象,有力地證明了先秦辯證哲學思想在戰國中后期即在長沙流行。本文試圖用先秦《周易》《老子》的陰陽二元辯證思想來探討長沙楚漢帛畫蘊含的美學意義,同時揭示先秦辯證思想對湖湘審美的深刻影響。
一
《周易》又稱《易經》,是西周時期流行的卜筮之書,經孔子及其后學的修訂,發展成為先秦時期的重要哲學著作。通觀《易經》,我們知道其主要哲學思想表現為陰陽二元辯證思想。如《易經》中的陰陽二爻及其組成的卦象“范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②,無所不包。《易經》中的陰陽指的是事物的既對立又統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轉化的兩個方面,它們構成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本動力,如“乾”和“坤”兩卦就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陰陽對立統一的辯證思想貫穿《易經》全篇。如《易經》六十四卦中除了乾、坤等八個卦外,其余均為兩兩相對的“綜卦”。如《晉》之于《明夷》,前者火在地上,明出地上,吉;而后者火在地下,明入地中,災。綜卦闡明和揭示著事物的對立統一規律,體現的就是陰陽二元辯證哲學思想。總之,《易經》就是用陰陽二爻的排列組合喻示著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萬物萬象,用二元辯證的方式揭示著萬事萬物內部同時存在兩種相反的屬性,其兩兩對應,又相互依存,在彼消此長、此進彼退中保持著動態平衡。戰國以降,《易經》中這種陰陽二元辯證思想融入楚人原有的靈動浪漫的審美觀念之中,對楚人的藝術創造與審美觀念,特別是對長沙的帛畫創造與審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老子》為春秋晚期道家創始人老子的傳世之作,陰陽二元辯證觀點是其最為知名的思想。首先,老子的哲學本體“道”是二元辯證的。《老子》認為天下事物都是由“道”而派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但是“道”本身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具有正反兩面的哲學本體,故“反者道之動”,“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其次,由道所生的萬事萬物也是二元對立統一的。世間事物均為“有”與“無”之統一,“有無相生”,“無”為基礎。再次,《老子》關于哲學本體道的對立統一和具體事物本身的“有”與“無”的統一,又可以抽象為“陰陽”為統領的二元對立統一。故《老子》說“萬物負陰而抱陽”,③“有無相生,難易相成”,④這里出現的二元對立統一指涉到陰與陽、有與無、難與易等。事實上,老子正是試圖用這樣的二元對立統一來類分世界,在《老子》中,兩兩配列的二元對立統一多達近百出,如天地、有無、虛實、辱寵、枉直、洼盈、敝新、吉兇、抑舉等,這其中,有些對應多次出現,所以有人說“老子的哲學是對稱哲學”⑤。老子的二元對立統一哲學思想,不僅講對立,而且講統一,講對立的雙方的相互轉化。如“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物壯則老”⑥。總之,老子闡述了陰陽、有無、美丑等二元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反映出春秋時期人們對于自然與社會規律的認識水準。據《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云:“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老子是楚國人,楚國文化是老子思想的肥沃土壤,反過來,他的思想又從哲學的高度影響著楚人的思維方式與藝術創造和審美理念。
二
以長沙帛畫為例,《易經》《老子》的陰陽二元辯證思想從以下三個方面影響著楚人的藝術創造與審美理念。
(一)楚人對“兩”“對”“雙”等并置形式的執著與迷戀,體現了陰陽二元辯證思想的影響。長沙出土的帛畫,這種現象頗為明顯。如馬王堆1號漢墓T形帛畫,畫面物體多為成雙結對出現,如帛畫上段有雙龍、雙奔獸、雙飛鶴、雙豹、雙司閽;中段有雙飛龍、雙鳥、雙豹等;下段有雙龜、雙鴟、雙獸和雙鯨。馬王堆3號漢墓T形帛畫的結構也頗為相似,畫面圖形亦大多成雙成對出現。《太一將行圖》雖殘缺不齊,但亦可見繪有雙龍,中間四人也兩兩成對。長沙帛畫的這種對“兩”“對”“雙”結構的迷戀,與楚地其他地方發現的文物呈現出高度的一致。如楚地出土的“彩繪龍鳳紋木雕漆豆”附有雙耳,“楚王酓章镈”頂部飾雙龍,“彩繪羽觴”飾以雙耳、對鳳等。無論是楚長沙帛畫,還是楚國其他文物,其中呈現的“兩”“對”“雙”圖形或事物,如果上升到哲學高度去認識與理解,可以看到《周易》《老子》陰陽二元辯證哲學思想的影響,或者是這種哲學觀念在審美文化中的再現。
(二)楚人對于對稱式造型的熱衷和平穩均衡之感的追求,體現了陰陽二元辯證思想的影響。長沙出土的兩幅馬王堆漢墓T形帛畫都采用了端莊平穩的對稱式構圖,畫面均以纏結的雙龍為中心,向上、下同時發展形成對稱均衡的大結構。以1號墓T形帛畫為例,畫面圖形以帛畫寬度的中線為對稱軸呈左右對稱分布,是一種典型的對稱式構圖。如上段天界的飛龍、奔獸、天門、司閽等,都是兩兩左右相對,大小、形狀、動態甚至色彩都幾乎完全一致,中段的華蓋與翼鳥,下段的長龍、帷幔、人首鳥身像、豹、龜、鴟、鯨等也都是左右并置的完全對稱狀態。而對于一些不對稱構圖的帛畫,楚人也做了一些頗具智慧的藝術處理,力求畫面達到一種平穩均衡之感。如《人物御龍帛畫》的構圖雖不對稱,但對稱造型的輿蓋和首尾翹成“U”字形的飛龍,卻有一種均衡對稱之美,而龍尾的仙鶴更是巧妙地起到了平衡畫面的作用。又如《人物龍鳳帛畫》,其畫面構圖雖自由隨意,但龍鳳與人物,一向左靠,一向右退,形成一種反向的張力,使畫面呈現平衡穩定之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⑦,長沙帛畫中這些對稱式結構和對畫面平衡的細節處理,使畫面出現一種陰陽平衡之態,反映出楚人萬變守其中、陰陽協調合一的陰陽辯證審美思想,也是《易經》《老子》陰陽二元辯證思想在藝術創造中的具體闡釋與運用。
(三)楚人對于紅黑色彩的偏愛和強對比組色的運用,也體現了陰陽二元辯證思想的影響。楚人崇拜火神祝融,因此在顏色上崇拜紅色,偏愛紅色。紅色在楚藝術創作中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和普泛性,大凡器物的裝飾,紅色幾無例外都是首選主調。觀察楚人的藝術作品,我們不難發現紅與黑永遠是相伴出現,以楚漆器彩繪為例,黑色為底,紅色為圖,黑色總是做紅色的陪襯而運用。如果說,尚“紅”是源于楚人尊祖崇火的民族心理,那么襯“黑”卻可以說是楚人審美表達中陰陽辯證思想的顯現。在楚人眼里,赤為火的顏色,象征南方,系生命之色,而黑色則是指北方,紅黑二色有陰陽調和之意。同時,紅黑二色,一為有彩色系,一為無彩色系,二者組合在一起對比分明,恰如事物的陰陽兩面,而二者互為圖地,圖地又可互相轉換,有如陰陽互抱,互相轉化,二色的搭配運用蘊含著楚人審美中的陰陽辯證思想。如在長沙帛畫中,馬王堆漢墓T形帛畫、《太一將行圖》以及《導引圖》等的色彩都是以紅黑色的對比為主要基調。另外,除了對紅黑二色對比基調的偏愛外,楚人還常用紅與藍、黑與白等對比強烈的色彩裝飾帛畫。如馬王堆1號漢墓T形帛畫,扶桑為藍,九陽為赤,穿璧的雙龍一為火龍、一為青龍,而上部的飛龍頸為白,身為黑。又如《人物龍鳳帛畫》左上方的龍鳳采用的是單線白描,下方的人物頭、領、衣裙采用的是黑色平涂,整體觀之,帛畫上下一白一黑,對比分明。這白色與黑色,一虛一實,藍色與紅色,一冷一暖,不僅體現了強烈的對比效果,而且體現了“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互抱”的陰陽辯證思想。
綜上所述,帛書《周易》《老子》在楚墓的出現,證明了易老學說在楚地的盛行,而長沙帛畫中成對的圖案造型和對稱式構圖處理以及色彩的特殊運用等透射出楚人審美中的陰陽辯證思想。
三
春秋戰國時期,在楚文化區流行著《易經》,并誕生了《老子》。在實際生活中,這兩家陰陽二元辯證哲學思想深入楚人心靈深處,楚人的貴族生活中的禮器、楚人日常生活中的漆器、楚人死后陪葬的帛畫等,楚人的一生從起點至終點,無不貫穿著陰陽二元辯證的美學思想,那么,《易經》《老子》為什么會對楚人的文化生活產生如此深的影響,以至于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呢?究其原因,我們認為有以下三點值得探討。
(一)崇高王權的追求與陰陽對稱的中心意識
楚自周初年立國江漢以來,就一直有著少見的王權意識。楚國的建立者熊繹在周成王駕崩后公然封子為王,成為中國歷史上以子男之國的身份公然與周天子分庭抗禮的第一人。《史記·楚世家》記載,楚熊通時公然對周王室稱:“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熊通自稱王,是為楚武王。至春秋時期,楚莊王更是兵出洛邑,問周室鼎之輕重,公然挑戰王權。這一系列事件的出現不是偶然,它反映出自西周至春秋周天子地位不斷衰微的趨勢,同時反映出楚人強烈的王權意識。然而這種王權除了向中原的天子討要以外,自身也有一個不斷加強的過程。王權的最大特點就是崇高、威嚴、絕對、獨斷,這一特點表現在審美觀念上就是突出中心,強化中心,樹立中心的絕對地位。陰陽二元辯證思想雖然講二元的對立與統一,但是這種對立與統一是有中心的對立統一,如老子講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個“三”其實就是二元對立的那個中心軸線,就是一分為二的那個中心節點,有了節點就可以一分為二,萬物就是在不斷的一分為二的過程中產生的。這一突出中心的二元辯證思想,正好契合了楚人獨尊王權的要求。因此,楚人祭祀活動的禮器、楚人的日常生活用器、楚人的墓葬中的冥器都有強烈的“對”“雙”“倆”的刻意追求,其實這些美的追求折射出的正是對于王權的企求。
(二)禮制主流意識的發展與蠻夷觀念的改革
孔子說:春秋時期是“禮崩樂壞”的時代,其實這只是對于周天子的王權而言是“崩壞”,而對于整個社會來說,則是禮的下移與普及。至戰國、秦漢時期,禮不僅沒有崩壞,反而在社會上得到更為廣泛的普及。楚國長期是作為蠻夷而存在的,是不懂中原禮儀的落后國家,而很長一段時期楚人甚至自甘落后,熊渠就自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⑧楚武王熊通也說“我蠻夷也”⑨。隨著社會的進步,禮制文化的不斷下移,這種自甘于蠻夷的落后文化與大國霸權的謀求是不一致的。因此,楚人要在未來的社會中謀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必須要去除蠻夷形象,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質。在這樣的語境下,楚人的文化代表人物李耳,及其哲學著作《老子》就自然地提到了日程之上,而《易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原文化的精髓,這部著作從本質上看與《老子》哲學又頗有關聯。總之,在禮制主流意識的不斷發展中,在摒棄蠻夷文化的進程中,《老子》與《易經》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楚文化的重要經典,并深深地影響著楚文化區的藝術創造與審美旨趣。
(三)五德始終與周、秦、漢的火水崇拜
從歷史上看,秦漢是一個五德始終學說非常流行的時代。按這一學說,周為火德,秦滅周,當以水德勝,按照周易八卦的理論,坎居北方,代表水,色尚黑。所以秦更黃河為德水,天下百姓為“黔首”,黔為黑色。漢朝建立后,自以為以土德勝秦水德,故色尚黃,不久,又認為秦朝短暫而亡,不能入德,稱為“閏德”,因之漢不承秦德,而是漢紹堯后,得火德,色尚赤。這樣看來,周、秦、漢三個歷史時期官方倡導的主色調其實都是在紅色與黑色之間徘徊。按照《易經》與《老子》的理論,水火是一對陰陽二元的矛盾體,它們之間相依相存,相克相生。總之,政治上火德與水德崇拜,色彩上的紅色與黑色的頂禮,與《易經》《老子》的理論暗相契合,它們深深地影響了楚人的審美思想,因之,紅紋黑地的圖案在楚地的帛畫、漆器藝術中就得以頻繁出現。
總之,包含先秦時期辯證哲學思想的《易經》《老子》二部哲學著作在戰國至秦漢時期的湘楚十分流行,湘楚先民結合自己在戰國至秦漢的生活現實,創造性地把這種哲學思想運用到帛畫藝術和其他藝術作品的創作中,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創造與審美旨趣,使湘楚藝術打上了濃郁的地方印記,進而讓人們在千百年后依然感受其永恒的藝術魅力。
注釋:
①劉曉路.中國帛畫[M].深圳:中國書店出版社,1994:5.
②周易正義·卷7(系辭上)/十三經注疏(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77.
③老子道德經·第42章/百子全書(第五冊)[M].長沙:岳麓書社,1993:4500.
④老子道德經·第2章/百子全書(第五冊)[M].長沙:岳麓書社,1993:4413.
⑤修平.老板與老子的對話[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2
⑥老子道德經·第30章/百子全書(第五冊)[M].長沙:岳麓書社,1993:4430
中圖分類號:1154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816X(2007)02-0115-03
超重和肥胖是心血管病的重要危險因素,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超重和肥胖在國內的發病率越來越高,極大威脅著人們的身體健康。我們在2001年至2004年對參加我院健康體檢的25~64歲人群進行跟蹤隨訪,觀察體重指數(BMI)變化對其他心血管病危險因素的影響。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2001年參加我院健康體檢且年齡在25~64歲的人群,均為城鎮居民,共計2681人,其中男性1572人,女性1109人,平均年齡41.8l±9.67歲。到隨訪結束時,失訪或資料不全234人,隨訪有效率91.3%。
1.2方法:對該人群進行健康體檢,參檢者空腹10小時以上,清晨7~9時采靜脈血,全部生化指標采用日立7600全血動生化分析儀測定。記錄每個個體的BMI、收縮壓(SBP)、舒張壓(DBP)、空腹血糖(FPG)、甘油三酯(TG)、膽固醇(Tc)等心血管病危險因素,并進行跟蹤隨訪,于2004年對該人群進行復查,觀察體重正常者與超重肥胖者的心血管危險因素水平,BMI變化后其他心血管病危險因素的變化及BMI與其他危險因素之間的相關性。BMI=體重(公斤)/身高2(米2),以BMI≥24.0為超重肥胖[1],以sBP≥140mmHg和/或DBP≥90mmHg或近兩周在服降壓藥者為高血壓[2]。以空腹血漿葡萄糖(FPG)水平≥6.10mmol/l為高血糖,以FPG≥7.00mmol/l為糖尿病[3]。以血清TG≥1.70mmol/1為高甘油三酯血癥;以血清TC≥5.70mmol/l為高膽固醇血癥[4]。
1.3統計學方法:全部數據以Foxpro 6.0錄入校對,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均數間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BMI與SBP、DBP、FPG、TG、Cre的關系采用Linear回歸分析。所有資料采用SPss11.0版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處理,以P
2結果
2.1 體檢結果:顯示2001年超重肥胖率為40.09%,2004年則為44.38%。
2.2 2001年的體檢結果:顯示超重肥胖組的SBP、DBP、FPG、TG、TC水平明顯高于體重正常組,見。表1。
2.3 3年來超重肥胖組的高血壓、高血糖、糖尿病、高甘油三酯血癥和高膽固醇血癥累積發病率高于體重正常組。超重肥胖組較體重正常組患高血壓的危險性增加6.88、患高血糖的危險性增加2.04、患糖尿病的危險性增加2.24、患高甘油三酯血癥的危險性增加1.78、患高膽固醇血癥的危險性增加5.08,見表2。
2.4將BMI的變化值與SBP、DBP、FPG、TG、TC的變化值進行Linear回歸分析,顯示BMI每上升一個單位,SBP上升1.374,DBP上升0.932,TG上升0.192,TC上升0.099;但與FPG變化無線性關系。見表3。
3討論
Framingham心臟研究發現,不論男女,隨著體重上升,CVD發病率穩定上升,經過多因素分析控制了其他危險因素后,超重和肥胖仍是導致CVD事件升高的一個獨立危險因素,BMI作為評價超重和肥胖的指標能較好的預測冠心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5]。因此,超重和肥胖作為一種慢性疾病引起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
我國近年來,經濟的發展使人們生活方式發生了明顯的改變,而國民健康意識的提高又相對滯后,能量攝入與消耗的不平衡導致人群超重和肥胖率明顯增加,同一時期與超重和肥胖有關的其他心血管病危險因素水平也呈明顯增加的趨勢[6]。在我們的研究中,人群的超重和肥胖率由2001年的40.09%,增加到2004年的44.38%。
中圖分類號:G44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489X(2012)06-0027-02
Research on Bifurcation and Chaos Phenomenon of Student’s Psychology during High School Teaching//Wang Wei, Song Yuling
Abstract Bifurcation and chaos phenomenon derive from butterfly effect and mainly lie in nonlinear system. It is a nonlinear phenomenon that is orderliness in a big range, on the contrary is out of order in local area. During modern high school teaching, student’s psychological varieties present bifurcation and chaos rules. It is an important prior condition to master this phenomenon, and then lead students to study specialty courses well correctly. So, it’s very need to analyze, research and discuss student’s psychological variety.
Key words high school teaching; psychology of high student; bifurcation; chaos
Author’s address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 Engineering, Northwest A and 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China 712100
教師是一個神圣的職業,肩負著培養祖國棟梁之才的歷史重任,因此教師在教學中的地位尤為重要且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1-2]。教師如何發揮自身的潛能,引導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向積極的方向發展便成為教師教書育人的基本要求。為了貫徹落實總書記在慶祝清華大學建校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和教育規劃綱要,進一步深化本科教育教學改革,提高本科教育教學質量,大力提升人才培養水平,教育部、財政部決定在“十二五”期間繼續實施“高等學校本科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該工程的實施是高校教師發揮教學引導作用的有利契機。
現代高校專業課教學中普遍存在學生厭學的現象,要找出該現象的根源,使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起到正確的引導作用,就要分析現代學生的心理狀態[3-4],尤其是90后學生對待學習的態度、人生觀與價值觀,進一步明確教師與學生在教學過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關系,充分了解學生,掌握學生心理變化規律,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在教學中立于不敗之地,對“十二五”規劃期間的高校教學改革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1 高校學生心理變化的分叉與混沌現象剖析
高校學生在4年或5年的學習過程中其學習心理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可以把這整個學習過程的心理變化看成一個非線性系統,它具有一定的非線,即分岔與混沌。對于剛剛從高中升入大學的學生而言,一切都是新的,實現了進入大學夢想的他們開始全新的大學生活,對大學的學習生活懷有一種神秘的感覺,因此學習興趣十分濃厚,這是心理變化的第一個階段,此時所學習的課程還未涉及專業課,停留在基礎課階段。隨著學習內容的深入,課程的難度加大,一部分學生適應了新的學習生活和學習內容,顯得游刃有余,而另一部分學生的心理狀態就會發生某些變化,呈現初步的厭學狀態,主要原因是由于學習態度不端正,社會不良風氣和價值取向的影響。但此時在教師的耐心輔導下,課余時間的悉心關懷下,會再激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的心理狀態向正確的方向發展。這是高校學生心理變化的第二個階段,初步厭學階段。前兩個階段表現為具有明顯的規律性,心理的演化過程出現分叉點,即對學習的態度從感興趣演變為兩類,一類是適應新的學習內容,另一類是初步厭學狀態。這個分叉點的出現在大學的二年級。
另一個分叉點出現在大學的三年級,正是專業課學習的良好時機,此時學生心理變化的波動最大,具體體現為3個方面。1)適應新的學習內容的學生的心理變化可以分為兩類:①可能由于家庭、愛情、社會不良因素等的影響反而產生厭學心理;②繼續對專業課學習產生濃厚的興趣,心理變化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2)處于初步厭學狀態的學生的心理變化也可以分為兩類:①心理變化出現轉折,熱愛專業課學習;②厭學心理更加惡化,產生放棄學業的想法。3)由以上兩個方面的學生心理狀態還可以演變為另外一種心理變化,即盲目的心理狀態。該類學生表現為對待學習和其他任何事情均無興趣,不知道自己每天應該做什么。
圖1是某班級全體學生心理狀態變化規律的統計曲線,可以充分說明以上所分析的心理特征。從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高校學生的心理變化規律,即從學生整體上來看其心理變化是有規律可循的,通過每一個分叉點學生的心理就會出現分歧,但就個體而言,究竟屬于哪一個類型卻是隨機的,可以轉化的,因而是混沌的。這充分說明該系統的非線性,非線性控制理論對教學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2 學生心理變化規律對教學改革的啟示
根據以上分析,在教學改革過程中應該高度重視學生心理的變化特點,結合學校自身特色制訂具體的改革措施,詳細的措施制訂過程中應該充分借鑒非線性控制理論,將其與改革的具體內容相融合,從而進一步提高教學質量,推動教學改革向成功的方向發展。下面提出幾點將非線性控制理論與教學改革相融合的建議。
1)分叉控制是非線性控制重要內容,有效控制分叉點可以控制非線性系統的運動規律,因此在教學改革過程中要高度重視學生心理變化的分叉點,即大學二年級和大學三年級,在分叉點處加強對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使其向正確的方向發展,就可以充分掌握學生的心理狀態,有效提高教學質量,分叉點處的心理教育所起到的作用要遠遠大于其他時期。
2)就學生個體的心理變化而言是混沌的,隨時都有可能發生轉化與演變,因此在教學中應該隨時關注思想波動或學習成績下降較大的學生,及時給予心理疏導,使其向健康的方向發展。
3)學生心理變化的分叉控制方法不可能100%改變學生的心理狀態,對于該種控制方法不起作用的學生不能采取置之不理的態度,要抱著挽救學生的態度,在班級樹立良好的學風、班風,用班級學生集體的力量去感化他,從而使其心理健康發展,教學質量得以提高。
3 結論
全文分析了高校教學中學生心理的變化規律,指出其實質是非線性的,將非線性控制方法與教學改革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并給出具體的建議與措施,對現代高校教學質量的提高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改革需要強大的理論來支撐,本文正是出于此觀點,建立了以分叉控制理論為依據的教學改革模式,為“十二五”規劃期間的教學質量工程提供理論依據。
參考文獻
[1]湯放奇,李茂軍.構建優質專業基礎課程群的研究與實踐[J].中國電力教育,2010(24):11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