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貿易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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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貿易論文

篇(1)

(二)政治民主化和經濟改革使中國社會中利益的多樣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認和重視,并且可以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機制進行利益表達。他們對貿易政策的影響比以前得到加強,其中中央行政機構和地方政府具有較顯著的影響,體現了“主義”的作用,而國內各類企業、外國投資者、特殊利益團體以及消費者對最高決策的直接影響效力則仍然是邊際性的或趨向減弱。利益團體對貿易政策的疏通和影響作用在今后的政府過程中可能會越發重要,這表明中國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簡明、公正和透明度高的決策制度和機制,使更多的利益(特別是那些被忽視的集團,如消費者)能夠在政策決策中被傾聽,并避免“政出多門”的以及為少數特殊利益所左右。

(三)世界貿易體系和國際集體行動對中國的貿易政策有非常顯著的影響。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接受國際通行的慣例和規則,在承擔合理義務的同時享受外部市場準入的權利符合中國建立市場經濟的總體目標。但這意味著中國必須面對和承受其他貿易伙伴國家的壓力和要求,包括貿易摩擦和爭端,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中國在加入以法規為基礎的GATT/WTO多邊體制框架中的談判;中國在APEC區域貿易組織內的復邊協商和貿易自由化進程;中國與主要貿易國之間的雙邊貿易爭端與解決,特別是中美貿易關系。而外國政黨的對華戰略、外國政府貿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團乃至公眾的各種要求和觀念將通過這些渠道影響中國的政策決策過程。外部壓力和制度約束對中國貿易政策決策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貿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須跟上國際集體行動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過參加多邊或區域貿易協定來推動國內的經濟改革,以“鎖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預見性和可信性,當然這種對外承諾對于中國來說必須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礎上的。

(四)中國貿易保護的特征是平均水平較高,而且在結構上易變而分散。實際征稅率與名義關稅率的差別較大,以配額和許可證等數量限制為核心的非關稅壁壘的頻數比依然較高,同時關稅保護和非關稅措施之間多呈現出互補而非替代的關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在貿易自由化方面采取了更為激進的改革,使貿易的扭曲程度和結構有了顯著的改善,貿易的中性刺

激增強了。實際保護率的水平和結構比名義保護率更高而離散,鼓勵下游行業生產而歧視上游行業生產的傾向更明顯,統計檢驗還表明名義的和實際的保護率在部門排序上是近乎相同的。不同貿易保護形式在工業行業之間的差別表明它們在國家的發展戰略目標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以及它們自身行業特征所導致的迥異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

篇(2)

確實,上述說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產的產品不同把生產分為“技術含量高的”與“技術含量低的”。這種分法當然并不很嚴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產同一種產品如棉布,這些不同的方法有著不同的技術含量。但是,如果考慮到企業總是在生產同種產品的不同生產技術中挑選成本最低的那種,不同種類的產品生產在技術密集的程度上就還是有著顯著的區別。例如,紡紗的技術含量顯然低機生產的技術含量。

19世紀以來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走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有相當大的共同性。一國進入了開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過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國際競爭力的行業一般都是紡織業,因為它需要的技術水平比較低。此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取決于一國走哪一條產業升級的路徑:在發展重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如德國、日本和韓國),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依次變為鋼鐵、化工、造船、汽車和機器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高技術成分(大規模集成電路和大型數據機)等等;而在發展輕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則依次變為日用消費品、服裝、電子產品等等。走這樣的技術密集化和產業升級道路,世界各國幾乎沒有例外;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越快,經濟增長就越快;不能迅速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的國家,其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幾年陷入經濟困境的東亞國家,多半都是由于沒能將整個經濟的支柱轉向更加技術密集化的產業。例如,自80年代以來日本的優勢產業就是汽車制造和家用電器產品,這種產業結構至今沒有明顯的改變,這就從根本上妨礙了日本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這是最近10年來日本經濟陷入困境的深層原因之一。

由此看來,對一國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來說,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有多高、對外貿易增長速度有多快,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一個國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現對外貿易增長快、整個經濟增長慢甚至經濟衰退的現象,這種情況下的對外貿易增長快是該國經濟出現了重大問題的表現。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重更不是一個好的追求目標。任何嚴肅的經濟分析都可以證明,對任何國家來說都存在著一個最優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高于這個依存度和低于這個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運輸成本的限制,國家越大,其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達100%,而美國、日本的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不過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國這樣的國家對外貿易雖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對外貿易是對周圍的歐共體國家進行的,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只占其GDP的20%。整個歐共體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也只占其總產出的20%。而歐共體在土地面積和人口上與美國處于一個數量級。這是一個典型的證據,說明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與國家的規模成反比。這被克魯格曼概括成一個規律:越小的經濟體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國際比較表明,在當代,人口、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當的工業化經濟體的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只應當在20%左右。中國的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等,人口為美國的數倍,最近幾年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卻在40%上下。從發達國家的角度看,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這種過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中國生產可貿易商品的生產率相對較低而生產非貿易商品(如理發)的生產率相對較高,從而使中國國內以人民幣計算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相對比價,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比價。這一方面低估了中國的總產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有人以購買力平價方法估算,認為就實際產出來說,中國的GDP應當比現在的統計數字高4倍,相應地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這說明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統計方法問題,是由于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進行統計的結果。但是,對于我們現在研究的問題十分重要的是,在經濟增長很快的國家,由于可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增長得快于非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在進一步的高速經濟增長中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對外貿易額增長慢于當年價格GDP的增長,就是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統計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會下降。日本和韓國都曾經出現過按現行統計數字計算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現象。這不僅說明對外貿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說明經濟高速成長到一定時期后還要求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適當下降。

總之,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是盡快實現產業升級,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必須圍繞著這一點來決定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使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完全服務于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東亞國家前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不是它們實行了外向型經濟,而是它們使自己的對外貿易戰略、外向性經濟以致整個的經濟政策都為盡快的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

對于中國來說,最有效地為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的對外貿易戰略肯定不會是自由貿易政策。一般說來,自由貿易政策對任何發展中國家都不會是一個最優的政策。

二、自由貿易政策有害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自由貿易已經成為西方經濟界不可動搖的教條。西方人的灌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輿論,以致發展中國家的許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貿易政策才是真正的發展經濟之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有人還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國如果接受一系列貿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時的實際GDP會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這一類的論調,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要想發展經濟,就應當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放棄對本國產業的一切保護措施。而在實際上,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鼓吹自由貿易,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其損人利己的私貨。自由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是一副毒藥。

西方發達國家不斷地向發展中國家兜售貿易自由化的藥方,但是它們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貿易政策發展起來的。近200年來擔當過世界經濟最強國的那些西方發達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在歷史上都曾經是工商業落后于別的國家的“發展中國家”。當它們急起直追發展自己的工商業時,它們都對自己的新興產業實行了嚴格的保護,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經濟強國之后才轉而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克魯格曼這個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自己就承認,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它們的工業化進程的”。其實何止是這三國,第一個現代工業化國家--英國就是靠保護貿易發展工商業的。英國轉向自由貿易政策是在19世紀上半期,那時英國早已坐穩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寶座。在這之前,當英國的紡織業還大大落后于其它國家時(那時紡織業是最“先進”的產業),英國政府曾經用最極端的手段保護本國的紡織工業,以致于禁止本國臣民使用別國生產的紡織品。而英國正是靠從紡織業開始的“產業革命”才成了以后一個世紀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

把當今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美國與南美國家、與中國比較一下,就知道自由貿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經濟發展了。雖然南美國家取得政治獨立的時間比美國晚了40年,但是19世紀初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沒有明顯差別,其它的經濟條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積、人種)都相差不多,當時它們在經濟上都遠遠落后于英國。但是在整個19世紀中,美國人在不斷反對英國人干涉其內政的斗爭中對自己的制造業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主義,結果是很快就發展起了最先進的工業和經濟,在19世紀末成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而南美各國卻被英國政府的“友好”姿態所迷惑,聽信了英國人的甜言蜜語,實行自由貿易政策,聽任英國的工業來摧毀自己的制造業,到20世際初終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國家的行列。世人現在都在傳說拉美國家本世紀50年代以來保護本國制造業的“進口替代戰略”如何不成功,他們卻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國家吃夠了19世紀的自由貿易政策的苦頭,它們才在本世紀中期轉向了“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我們現在有理由懷疑,這樣大肆渲染拉美國家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又閉口不提它們過去自由貿易的失敗,是西方發達國家為破壞落后國家的自主發展以永遠保持自己經濟上的優勢而搞的宣傳伎倆。

中國與美國是一個更好的對比:自之后,中國被迫開放,到20世紀初清朝滅亡前夕,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應當說是最合乎自由貿易理想的了。那時候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下,中國政府不能也不敢保護本國的制造業,僅有的關稅壁壘也被國際條約限制而不得超過5%,實際上平均關稅率連5%都不到。可是這樣的自由貿易并沒有使中國發展起來。1912年,當中國的進口關稅平均還不到5%之時,美國全部進口的平均關稅負擔卻為18.5%。須知美國當時已經是世界的第一經濟強國、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卻仍然以這樣高的關稅保護本國的產業,中國那樣落后,卻只有那么低的關稅保護,中國的工業怎么能發展!現在的人都批評那時的,認為它的封建主義本質注定了它發展中國工業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實,這樣落后的國家,光是沒有象樣的關稅保護這一條,就注定了中國工業不能發展。

現實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貿易優越性”的經濟理論形成了如此明顯的對立,有些人還是如此虔誠地相信和宣傳這一套學說,這是為什么?

這里只說一個理論上的根本問題:按可計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貿易好處根本就不可信。對自由貿易好處的全部論證都是以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學說為基礎的。按照這個學說,只要兩國生產同樣兩種物品的相對成本不一樣,這兩個國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產的相對成本比較低的產品,進口自己生產相對成本比較高的產品,這種貿易可以使這兩個國家都獲益,因為它們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資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國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9單位酒,葡萄牙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83單位酒,那就不管它們的絕對生產成本是多少,都應該由英國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國出口呢絨。而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貿易結構自動就會達到資源最優配置的這個要求。李嘉圖自己認為國家之間在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它們在生產率上的技術差別;而以后的新古典貿易理論則強調這種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不同國家在生產要素稟賦上的差別,即不同國家擁有的生產要素之間有不同的比例。可計算一般均衡不過是把這些理論化為具體的數學模型,再利用統計數據對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為什么現在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為什么作為這個模型基礎的比較成本理論成了“自由貿易優越論”的論據,而自由貿易優越論與成功的發展經驗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較成本學說和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不承認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不承認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影響生產率。如果一國生產某種產品的相對生產率高一些,它生產這種產品的相對成本自然就會低一些。但是生產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在實踐中的學習和鍛煉。一般來說,人們干同一種工作的次數越多,工作效率就會越高;同樣,一個企業生產過的同一種產品越多,生產效率就越高,其生產成本也就越低。這個道理,有工作經驗的人都會感覺到。而美國人早就作過測算:一種型號的飛機的累積產量增加一倍,其生產成本就會降低20%。這種“學習效應”有兩個特點:一種產品的生產率取決于它的生產歷史,歷史上生產過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種產品的生產歷史越長,其成本降低的潛力越小。從生產第一架飛機到生產第二架飛機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產出一萬架飛機之后,要再生產一萬架飛機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來,生產沒有生產過的產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產成本,而生產老產品則不會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慮到這種學習效應,我們就可以知道比較成本學說對自由貿易政策所作的論證錯在哪里:發展中國家生產過的“新產品”(現代工業產品)一定很少,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生產率一定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相對成本也一定高于發達國家。這就是人們抱怨“國產小汽車的價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現這種現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而要使現代的新產品的相對成本降下來,最主要的途徑就是要多生產這些現代的新產品。發展中國家降低現代工業產品的潛力最大,只要堅持生產這些新產品,許多產品的相對成本就會迅速下降。但是由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實行自由貿易,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就會虧本,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無法進行。但是不從事這些現代產品的生產,就永遠得不到學習效應,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效率也永遠不會提高。而如果以高額關稅保護本國的這些新產品的生產,使生產它們的企業不至于虧損,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會發展,堅持一個時期之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率就會提高,其相對成本會隨之下降。這樣,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可能阻止了一國提高其歷史上生產很少的產品的生產率,而保護關稅政策則有利于提高這種生產率。用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之父、19世紀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話說,保護關稅犧牲的是現在的價值,得到的卻是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經濟政策本身可以影響生產率的最典型例證。

以其現在的情況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沒法考慮政策對生產率的這種影響。它根本就不考慮“學習效應”,因而必然夸大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好處,低估它對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長遠的壞處。使用這樣的模型作出的測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針對19世紀中期的發達國家英國扼殺后起國家德國的經濟的陰謀,李斯特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貿易政策是最發達的國家扼殺其未來的競爭對手的手段。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魯格曼作為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在其所著的《國際經濟學》教材中明確承認我們前邊所說的學習效應的作用,也明確承認今日的發達國家多半都是靠保護本國幼稚產業起家,但是一談到今日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們的保護本國產業的政策如何失敗,給人的印象就是發展中國家根本就不該保護本國的產業。對一種理論上完全有道理、歷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貿易政策,他卻硬要說它不適用于今日的發展中國家。這樣的寫法不能不讓人懷疑他寫作的真正動機:我們有理由懷疑他在這里并不是抱著真正的科學態度,而是為了某種利益而從某種偏見出發來說話。這種利益就是當今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的利益,而這種偏見就是由美國的利益而產生的對落后國家發展的敵視。

落后的國家不應忘記,自由貿易政策是破壞其經濟發展的一副毒藥;而許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貿易優越論”的人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毒藥。

自由貿易的信徒們還有一個頗令人信服的論據:自由貿易可以打破國內企業在本國市場上的壟斷,而這種壟斷是無效率的,必然會造成低產出、高價格。這是對自由貿易的“促進競爭論據”。但是這個論據有偷換概念之嫌。從邏輯上說,也可以靠允許以致鼓勵本國企業進入來促進國內市場上的競爭,打破壟斷并不意味著需要引入外國企業。如果考慮到企業的最優規模這種效率因素,我們可以承認,“促進競爭論據”對小國是相當有道理的。以汽車制造業為例。當今這個行業最有效率的公司規模是年產150萬輛轎車。如果每個汽車廠商都達到這個規模的話,按“一戶一車”即平均3個人保有一臺車、每臺車使用10年計,象韓國這樣的小國有一個汽車廠商就足夠滿足本國需要了。但是一家企業獨占國內汽車市場當然會造成極嚴重的壟斷。問題在于,這個例子也恰好說明,“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由于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即使達到“3戶一車”、每臺車使用15年,也要有6個年產150萬輛的汽車廠才能滿足中國的“穩態”需求。6個汽車企業還不足以造成足夠的競爭嗎?為什么只有外國企業來了才算競爭呢?實際上,中國汽車行業今日的問題仍然是廠商過多,競爭過度,而不是企業太少、競爭不足。這種舉例分析的意義在于,它證明了,只要國內的經濟政策得當,中國這樣的大國完全可以即取得規模經濟的好處,又僅靠國內企業就產生足夠的競爭,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貿易讓外國企業來制造競爭。“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這樣的大國。

三、中國應當采取的對外貿易戰略

前邊的分析告訴我們,中國既不應當采取片面追求擴大出口的對外貿易戰略,更不應當為了換取出口的擴大而過度開放進口。在今日之中國,對國內市場和產業的保護必不可少,問題只是應當保護哪些產業,開放哪些產業的國內市場。

關于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分析告訴我們,最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貿易政策是保護它們的現在生產率相對較低、但是提高生產率的潛力又很大的產業,這些產業可以將本國產業的技術密集程度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在根據這種考慮來選擇貿易保護的對象時,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參照系,那就是現在已有的產業結構。

在轉向改革開放政策之前,中國為了不受美國和蘇聯等超級大國支配,曾經致力于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系統,從而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它包括了幾乎任何一種工業部門。以當時甚至現在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來衡量,這樣建立起來的許多工業部門必定是產品性能和質量差、成本高從而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生產要求的技術含量越高的部門情況越是如此。這在航空工業等部門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在轉向改革和開放政策之后,這種部門的企業大都陷入了虧損的困境,成了經濟上的包袱。

現在的人們大都忙于嘲笑建立這些企業時沒有考慮經濟上的承受能力,嘲笑這些企業是閉關自守的落后思想的產物。但是,現在真正重要的已經不再是清算過去,而是在現在的情況下將來應當怎么辦。從經濟發展要求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角度看,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生產正是中國今后幾十年的產業升級中應當大力發展的生產部門。一個產業的成長需要時間和經驗,決不是有了資金能夠買進設備就可以一下子辦成的。臺灣90年代初期的經濟已經足夠發達,但是當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業時卻沒有任何基礎可作支持。當時臺灣為了發展自己的飛機制造業,曾經想買下美國的麥道飛機公司,只是由于美國政府的干預而沒有成功。這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一國現有的工業基礎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國家的一筆最為寶貴的財富。

如果我們采取適當的措施保護和扶植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的生產,保存并發展其技術力量,我們將會大大加快整個國家技術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為國家將來達到發達水平時的經濟準備好支柱性的產業部門。如果我們聽任這些現在還沒有競爭能力的部門在市場競爭中消亡,國家也還是要解決這些部門的那些往往是高技術的員工的就業和生活救濟問題,還是要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得失相權,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僅不放棄、反而要進一步扶植和發展這些部門的生產。而扶植這些已有的高技術產品生產的主要方法,除了國家通過各種渠道給予補貼之外,就是在對外貿易上保護這些部門的國內市場。

經濟發展上的一般規律是,一國新生產的一種產品通常都是先占領本國市場,然后才發展到對外出口。對于中國這樣的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來說,只要人均收入能夠很快提高,任何高技術產品在國內都可以有極其廣闊的市場。就是對客運飛機這種最高技術水平的產品,中國也已經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國之一。問題只是要以適當的貿易政策保護好自己的這個國內市場。

從中國目前的生產和貿易模式看,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水平:中國的技術含量相當于造船和家用電器生產的部門已具有了國際競爭力,因為中國已經開始大量出口技術檔次比較低一點的家用電器和船舶。在這種情況下,目前中國應當全面放棄對技術含量低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的貿易保護措施,將有限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術含量高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那些原則上放棄保護的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部門從紡織品和服裝生產部門一直到鋼鐵生產部門。在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中,只有個別的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品種生產需要保護。因此,限制這些部門產品進口的貿易保護措施應當集中在它們的那些技術含量比較高的品種上,如某些特殊的紡織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鋼或鋼材等等。在這些技術含量比較低的生產部門中,只有一個部門應當是例外,那就是農業部門。盡管農業部門產品生產的技術含量一般比較低,但中國還是應當對農產品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措施,以盡可能地保護本國的農業生產。這不僅是為了保證中國的農業和食品安全,更是為了保護仍然占中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的利益。

根據這樣一種對外貿易戰略,目前中國需要重點保護的國內工業部門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機器設備制造、汽車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產業中的高技術組成部分的生產(如集成電路的生產和軟件開發)。我們應當動用可能使用的一切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措施,將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保護好。為此必須對目前的關稅和其它各種對外貿易政策作重大調整。目前我國的關稅和對外貿易政策是鼓勵企業使用外國產的設備而不使用國產設備,鼓勵企業使用進口飛機而不使用國產飛機,這種狀況不應當再持續下去了。

目前機器設備的進口占中國進口的一個很大部分。轉向重點保護技術含量高的產業可能導致中國的進口增長以致整個對外貿易的增長放慢,甚至導致對外貿易占中國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經說明,在經濟進一步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對目前的中國來說,只要這種下降是逐漸的而非急劇的,在對外貿易對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大驚小怪。

中國未來真正的經濟問題在于中國的人均資源遠遠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國要變成一個經濟上的發達國家,就必須成為一個以技術含量高的產品的生產、包括機器設備的生產為支柱產業的國家,在國際分工的體系中側重于生產機器設備和其它技術含量高的產品。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向這一地位邁進的過程,而為了完成這一發展,中國必須在對外貿易中全力保護和發展這樣的產業。如果能夠完成向這種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中國的進口將以資源和初級產品、特別是原油為主;向這種經濟結構的轉變同時就是進口結構向以原油等初級產品為主的轉變。我們現在就必須準備并著手開始這一轉變。為此必須對整個對外貿易戰略作大調整,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須作大調整。

對外貿易戰略上的最大調整,就是轉向全力以赴地以關稅和非關稅手段保護本國的裝備和機器制造業、高科技產業。這一方面會加快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國長遠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將出口所得的外匯收入節約下來進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這一點的前提下,中國應當學習美國的戰略,減少對本國領土上的石油資源的開采,將本國的石油資源儲存起來作為應付重大國際危機的戰略儲備。在對外經濟關系上,中國還應當盡可能加入俄羅斯和中亞的石油開發,與這些當事國達成“投資開發后換取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協議。這樣可以使中國未來的原油進口來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應上的風險,更重要的是使中國能夠頂住未來可能出現的西方的“禁運”和封鎖。

篇(3)

1.進口多、出口少情況嚴重理論上說,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蔬果、水產和加工食品等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占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具備出口優勢和潛力;另外,我國人口眾多、人均占地面積較少,棉花、大豆和土豆這種土地密集型的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處于劣勢,在市場競爭中沒有優勢。調查表明,我國禽畜、水產與果蔬產品的國內價格大大低于國際市場價格,具有良好的國際競爭優勢,但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仍然呈現出“進多、出少”的局面,因為受到土地限制和消費增長與工業化發展的影響,大宗農產品進口數量不斷增多,加劇了農產品進口多、出口少的矛盾。

2.隨著貿易額增長貿易逆差擴大我國農產品進出口額持續9年呈現穩步增長,2005年與2006年我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逆差情況有所好轉,但到2007年與2008年,逆差現象變得明顯,逆差達到180多億美元,雖然2009年逆差額稍有回落,但仍超過了百億美元,2010年與2011年貿易逆差更是加劇增長。

(二)我國出口的農產品退貨現象普遍隨著我國農產品出口貿易的擴大,發達國家加強了對我國農產品輸入的限制條件,他們巧妙利用消費者高度重視和關注食品質量安全的心理,對我國農產品輸入設置了較高門檻,致使中國農產品難以進入這些高門檻國家,導致我國出口農產品被退貨情況增多。2006年日本對輸入的農產品進行“肯定列表制度”檢驗,徹底改變了農業化學品的管理制度。其中200多種農產品與700多種化學品都涉及到了這種“肯定列表制度”的檢驗,該制度指出的50000多種檢測標準里只有10000多種有科學驗證的正式標準,另外40000多種被日方稱為暫行標準。該制度嚴重影響了我國對日農產品出口:繁多的檢測項目增加了檢測成本,使我國農產品出口企業的利潤下降,檢測時間的延長制約了農產品輸出的速度和數量,很多產品經過繁瑣的檢測最終以不合格的理由退貨。

二、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優勢

(一)我國農產品國際市場占有率國際市場占有率是指某個國家的某個商品出口額所占世界同一種商品出口總額的比例。國際市場占有率多用來比較某些國家某個商品國際市場占有能力及其國際市場競爭力。

(二)我國農產品在主要進口國家市場占有率主要進口國家市場占有率是指某個國家或地區的某個產品輸入到主要進口國家的金額占該國家此產品進口總金額的比例。主要進口國家市場占有率反映了出口國產品在主要進口國家市場的競爭能力。

(三)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指數分析。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的逆差額與進出口總額都表現為上升趨勢,進出口總額曲線傾斜度大于貿易逆差額曲線表明: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總額增長速度比貿易逆差額的增長速度快,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力逐年提高。

三、提升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力的策略

(一)重視農業發展毋庸置疑,我國是農業大國,卻不是農業強國,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雖然具有一定優勢,但在世界范圍內的競爭力相對較弱。農業作為我國基礎產業,關系到人民的衣食之源和國家的經濟命脈,是我國穩定發展和長治久安的保障。雖然國家逐年加大了對農業的投資,但與其他產業相比,對農業的重視程度還較低。根據統計年鑒統計數據顯示,雖然從1998年至今,我國對農業發展的投入增加了2000多億元,但用于農業發展的支出在財政總支出的比例有所下降。要以提高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力為目標,更加重視農業生產,促進農業發展。

(二)充分發揮政府職能通過政府的介入,在政策、法規等宏觀方面為我國農業營造更好的發展環境,促進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提高。首先,政府要加大政策傾斜,扶持農業發展,通過各種惠農政策有效推動我國農業發展和升級,幫助農民增加收入,激發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其次,圍繞提升農產品對外貿易競爭力加大國家財政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在進行農業投資時應向農業薄弱環節傾斜,并加大對農民進行技術培訓的投入。另外,國家還要通過宏觀調控政策指導農業生產和發展,改變農產品生產、貿易的結構以及區域分布,搞好產銷銜接,從而有效規避農產品在國際貿易中面臨的風險。

(三)提高農業生產人員素質并調整經營方式勞動力的素質以及生產經營模式對于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有著重要影響,要想提高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就必須提高農業生產勞動力的素質,并采取科學合理的生產經營模式。勞動力是農業生產的執行者和科技的使用者,要加強對勞動力的教育和培訓,讓他們充分掌握農業科技。另外,還可以采取多種方式調整農業生產經營的模式,對農產品進行深度加工,提升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促進農業的產業升級。

篇(4)

對外貿易依存度又稱作對外貿易系數,是衡量一國國民經濟對對外貿易的依賴程度的重要指標,它以本國對外貿易總額在本國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表示。為了準確地表示一國經濟增長對外貿依賴程度,我們又將對外貿易依存度分為進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進口依存度反映一國市場對外的開放程度,出口依存度則反映一國經濟對外貿的依賴程度。一般來說,對外貿易依存度越高,表明該國經濟發展對外貿的依賴程度越大,同時也表明對外貿易在該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重要。

伴隨經濟的全球化,對外貿易在各國經濟中的比重都在增加。1980~2000年間,世界貨物貿易的年均增長速度達到6.1%,而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為5.4%。據WTO和IMF的數據測算,1960年全球外貿依存度為25.4%,1970年為27.9%,1990年升至38.7%,2000年升至41.7%,2003年已接近45%。中國作為轉型中的發展中大國,對外貿易依存度也逐年提高。

1近年來我國外貿依存度逐年增高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伴隨著外貿的增長,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不斷提高。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

第一階段是1985~1990年,隨著我國對外開放逐步擴大,出口緩慢增長。1985年,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為23.1%,其中出口依存度為9.02%,進口依存度為14.08%,1990年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首次達到30%,其中出口依存度為16.05%,進口依存度為13.84%,我國出口慢慢趕上并超過進口。這一階段,主要由于國內資源緊缺和大量技術設備的進口,使進口依存度連續多年高于出口依存度。

第二個階段是1990年~2000年,在這一階段,我國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觀經濟調控措施,使出口額年均增長達到12.4%,超出了我國年均GDP的增長速度8.8%。勞動密集型產業崛起,加工貿易的開展,使出口快速增長,出口依存度超過進口依存度,推動外貿穩步上升,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于1994年突破40%。雖然1996~1999年四年內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有所滑落,但是在35%左右徘徊,2000年再次達到43.9%。

第三個階段是2001年至今(見附圖)。隨著中國加入WTO,經濟全球化進一步加深,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日益明顯,2004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歷史性的突破萬億美元大關,超過日本,名列世界第三位,對外貿易的增長速度,遠遠高于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和世界貿易的增長。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快速增加,2002年突破50%,2005年已經高達63%。據有關學者分析我國已經躋身中等貿易依存度國家行列,即貿易依存度集中在30%~100%之間,如法國、意大利、英國、韓國、德國等。

2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持續走高原因分析

2.1對外貿易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對外貿易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確立了出口導向型的外貿政策,大力鼓勵出口,千方百計地通過出口進行創匯。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了調整進出口結構,運用了價格、匯率、利率、出口退稅、出口信貸等手段調控外貿,使出口額年均增長達到12.4%。這些外貿政策的實施,導致了我國進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不斷提升,我國貿易規模列世界排名也不斷上升,1997年位居世界第10位,2004年進一步上升至世界第3位,一直到今天,我國的對外貿易規模穩居世界第3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國外貿依存度不斷提升甚至出現偏高的現象是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和外貿政策的產物。

2.2我國對外貿易中加工貿易比重過高

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偏高,包括出口依存度增長過快,與我國的加工貿易增長密不可分。近10年來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極大調動了三資企業和民營經濟的發展,這給大量利用廉價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創造了條件,造成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的過度發展和盲目出口。很多外商看準了中國,作為其加工基地,大量開展加工貿易。因此從我國對外貿易結構看,加工貿易的快速發展對我國外貿依存度的提高具有重要影響。從20世紀80年代初,加工貿易從零起步,比重上升迅猛,1995年加工貿易額超過一般貿易,到2004年加工貿易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55.28%。2005年,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已達6905.1億美元,占進出口貿易總額比重的48.55%,加工貿易出口與進口的年均增長速度高28.8%和24.2%,遠高于出口和進口的年均增長速度15.3%和14.9%。加工貿易已占我國出口貿易的半壁江山,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方式。

加工貿易是“兩頭在外,一頭在內”的一種貿易方式,通常從事低層次加工貿易國家對外貿易依存度高于從事高層次加工貿易國家對外貿易依存度。目前我國的加工貿易從事的是低層次的加工貿易,即使屬于高新技術產業中的加工貿易也是從事勞動密集型加工組裝環節,附加價值不高,國內采購率較低,利用進口原材料、零部件加工生產后出口,它與國內經濟的聯系不緊密,因此運用包含加工貿易在內的外貿依存度指標,無法真實反映對外貿易對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如果扣除加工貿易,出口依存度顯著降低。

2.3人民幣匯率波動影響

從外貿依存度與匯率變動的相關分析看,外貿依存度與匯率變動之間的關系最為密切。在其他條件都不變的前提下,人民幣升值,則外貿依存度下降;人民幣貶值,則外貿依存度上升。1978年-1994年期間人民幣匯率一直處于貶值中。1978年人民幣匯率為1美元兌換1.5771人民幣,1993年下降為1美元兌換5.7620元人民幣;而1994年我國實施匯率并軌,國內銀行掛牌的美元兌人民幣的年平均匯率驟升至8.6187元,因此以人民幣計算的進出口總額大幅增加,致使1994年相比1993年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猛增11個百分點;1994年~2003年,人民幣匯率總體上處于穩定趨勢。國內外多項研究成果表明,人民幣名義匯率比其購買力平價(PPP)低3倍左右。從2003年至今,人民幣受到來自多方因素的影響,匯率小幅上升。但從總體上看,人民幣的大幅度貶值,對出口產生了巨大影響,外貿依存度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30%上升到目前的60%。可以說我國外貿依存度的較快提高,人民幣貶值是一個重要原因。

2.4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被高估

GDP是對外貿易依存度計算公式中的分母,GDP統計結果對一國對外貿易依存對有著直接的影響。由于我國是世界上唯一采用產出法計算國內生產總值的國家,所以統計遺漏很多。2005年和2006年國家統計局兩次對GDP歷史數據進行了修訂,從兩次公布的結果看,1993~2004年我國的GDP總量發生了較大的轉變。經濟普查年度GDP上調了23002億元,GDP年均上調7418億元。與GDP數據修訂前相比,GDP數據修訂之后我國歷年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都降低了。2004年對外貿易依存度修訂之前是70.01%,修訂之后下降了10.2個百分點,1993~2004年年平均下降了4.2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在對GDP進行修訂之前,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普遍被高估。

此外,GDP包括第一、二、三產業的產值,其中第三產業可貿易程度較低,所以在計算對外貿易依存度時,第三產業在GDP中比重越大,計算得到的對外貿易依存度越小。因為第三產業在對外貿易中獲取利益的主要途徑是通過資本、技術輸出、服務貿易等方式。在計算對外貿易依存度時一般用商品貿易額/GDP,所以作為分子的進出口貿易額就較小。因此,第三產業發達的國家外貿依存度就較低。從全世界范圍看,21世紀初,世界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為62%,其中低收人國家平均為38.8%,48個中等收入國家為54%,高收人國家(即發達國家)平均為67%左右,第三產業成為主要發達國家產值最大的部門。如美國,其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75%,2005年其對外貿易依存度僅為25%,因而列入較低外貿依存度國家。而我國第三產業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3%,以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計算的貿易依存度就會偏高。

3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幾點建議

對外貿易依存度指標在理論界一直是大家爭議的焦點,評價各不一致。根據凱恩斯的對外貿易乘數理論,一國的出口和國內投資一樣,對就業和國民收入有倍增作用,出口與國民經濟之間形成乘數效應。而出口取決于國外消費者對本國產品的需求情況,如果外國處于經濟上升時期,則對本國的產品需求會增大,從而促進本國國民經濟增長;但是如果外國進入經濟增長衰退期或經濟增長不景氣,則對本國產品的需求下降,從而會將本國帶進甚至加速經濟衰退。因此,可以說對外貿易依存度的高低是一把雙刃劍,任何國家在獲得出口增長導致國內經濟增長加快的同時,都應該認識到隱藏著巨大的風險。對于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而言,這一指標不宜過高。否則,會使一國經濟對于世界經濟的波動十分敏感,并且忽視國內市場的培育和開發。

而有學者研究表明,我國GDP每增長10%,對外貿易的貢獻度為2.5%。鑒于對外貿易對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且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國仍要從自身優勢出發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對外貿易在今后將更進一步發展。但我們應調整對外貿易的狀況和結構,使對外貿易切實拉動并穩定國內經濟增長。

3.1繼續開放市場,盡快融入經濟全球化中去

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任何國家和地區經濟的發展都不能離開世界其他國家。國際分工進一步深化發展是必然的趨勢,中國要實現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必須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更快、更深融入到國際經濟全球化中去。

3.2進一步擴大內需,穩定國內經濟增長

從長期看,為了利用好對外貿易依存度這把雙刃劍,減緩國際經濟波動可能對我國經濟造成的影響,應穩定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目前的首要任務就是積極擴大內需,將我國的工業制成品的出口建立在滿足國內需求的基礎之上。在滿足國內市場的前提下形成我國工業制成品的比較優勢,降低對國外市場的依賴程度,自己掌控企業的生存狀況。

我國的國內市場容量潛力巨大,這正是很多外商看好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國經濟的長期發展與繁榮的基礎應是國內消費和投資。國內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是今后的重心,對外貿易活動應服從于我國的長期經濟發展戰略。特別是在目前我國與其他國家貿易摩擦逐漸增多的情況之下,擴大內需不失為促進經濟增長,穩定對外貿易依存度的良方。

3.3加強技術創新,創立國際品牌,提升產品競爭力

篇(5)

二、我國對外貿易品牌發展的情況

首先,我國的企業很注重去模仿其他國家的企業,沒有創新的意識和能力。一個品牌要想不斷的發展,創新是必須的,我國很多企業缺乏不斷創新的意識,在研發過程中投入的資金十分少,而只注重企業的銷量和產量,這在中國的企業中是十分常見的,銷售部門對于中國的企業來說十分的重要。研發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并且創新的效果展現的十分慢,我國的企業不想浪費時間在研發上就導致了這種重視銷售而輕視研發的現象,因為銷售能夠直接帶來利潤。然后很多企業并沒有樹立正確的品牌意識,他們認為銷售額增加了,名氣大了就是品牌的宣傳,他們利用各種廣告進行不斷的宣傳,可是這并不是品牌。其次,中國市場中很多企業并沒有品牌意識,沒有形成一份良好的氣氛。品牌是不斷發展的結果,品牌并不是一時之間就能形成的,國際上很多的知名品牌并不是一時半會就形成的,而是在一定成熟的市場環境中慢慢的繁衍出來的,經歷了幾十年甚至是更多年的變化,提高。而縱觀我國企業的發展,起步于改革開放,然后再逐漸的形成規范的經濟制度,促進我國的企業發展,但是這一制度實行的時間較短,與西方的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局限性,這也為自主品牌的發展帶來了一些阻礙性的因素。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世界經濟也逐漸的發展并且呈現一派繁榮的市場情況。很多的國家在出口中都呈現出不斷增長的態勢,并且經濟的發展也更加注重品牌的建立,不斷的提高自己品牌的質量,并且提高企業的效率。每個國家出口總額中品牌營銷所占的比重代表著一個國家品牌的競爭力和綜合國力,同時體現了該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的地位。也代表著該國的對外貿易的發展情況的好壞。

1.國外著名國際品牌近幾年的發展情況

當今的經濟市場中,世界的知名品牌總是市場經濟中的主角,它們的影響力十分的大。就算是最原始的地方,也會受到這些國際品牌的影響。這些品牌具有這么大的能力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具有十分豐厚的經濟作支撐,并且產品的質量有保證,在國際市場中樹立了十分高的名譽,贏得眾人的信任。聯合國工業計劃署的一項調查表明,名牌在所有產品品牌中所占不足3%,其占有的市場份額卻達到40%以上,銷售額占50%以上。從2007年到2011年世界品牌500強中入選品牌數量的國家及其數量來看,排名前五位的依次是美國、法國、日本、英國和德國,而中國僅居世界第六位,從整體的數量中來看,中國的數量十分的渺小,不足美國的十分之一,可見兩國的經濟相差多遠。

2.我國國際知名品牌的發展情況

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開始與改革開放以后,并且僅僅用了幾年的時間,我國的對外貿易總額已經達到了世界的前端。然而,中國卻沒有品牌,在世界前50強的品牌中中國沒有一個。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中國正式加入WTO之后,中國才開始慢慢的建立一些品牌,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品牌也在不斷的發展進步。我國品牌的數量也在不斷的增加,并且漸漸的進入到了世界500強的行列。根據GDP的世界排名顯示,中國位居第二位,看上去已經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成績了,而美國排名第一位,似乎中國與美國的差距就是一個名詞,但是,再看世界500強企業的的排行榜,我國位于世界500強的企業與美國的數量相差甚遠。并且在我國入選500強的企業中,大部分都是公有制的企業,我國民營品牌發展十分慢,就這種情況來看,我國要想在世界品牌中站立一席之地還需要很大的努力和很長的時間去改變。

三、對我國對外貿易品牌營銷現狀的分析

1.創建了一批知名的品牌

中國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就開始不斷的發展,生產力和生產力水平也不斷的提高。這也促使了我國一大批的從事出口貿易的企業不斷的發展,并且形成了很多國際性的大品牌,尤其是一些民營的企業,開始發展,成為了我國品牌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2.涌現出一批國際知名品牌

最近這些年,我們國家的自己研發的品牌,在國際市場中取得了十分不錯的成績,人們對品牌的理解也更加的深厚,并且我國的企業品牌意識也更加的突出。對于品牌的研發創新更加的重視。在中國企業不斷的向外走的同時,很多十分不錯的出口企業在不斷的壯大自身的競爭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并且致力于發展成為國際上有名的牌子,例如我國的海爾、美的、格力、波司登等品牌,全部都是國際市場中為中國的品牌贏得了良好的稱譽,扭轉了世界對中國品牌的認識誤區。幫助中國的品牌在世界市場中不斷的壯大,和發展。

3.我國品牌的價值

一個企業的品牌是否具有一定的價值,對該企業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也是該企業贏得勝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經濟不斷的增加,利益不斷擴大的環境下,中國很多的企業呈現了上升的趨勢,品牌的價值也在不斷的提高。中國的品牌呈現出一種不斷變強變大的趨勢。

4.我國品牌的影響力

這些年來我國的企業在世界經濟舞臺中不斷的提升,中國的品牌在世界品牌中逐漸占領一席之地,中國500強企業,在世界的經濟市場中,不斷的吸收其他國家的經驗,結合自身的情況,開始不斷的研發創新,競爭力不斷的提升。根據上文中所說到的,得出,我國的企業走向世界之后在不斷的提升自己的形象,并且不斷的提高自身的品牌價值。即使是這樣,我國的對外貿易的企業仍然有著很多的問題,還有缺點需要改進。比如,我國對外貿易的企業出口的產品數量十分有限,品牌較少,而且沒有形成戰略營銷的方法和手段,并且我國的品牌缺乏自我的保護意識,缺乏維權意識,跟國際上一些發達國家所建立的大的品牌還有十分大的差距,這樣一來,必定會造成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缺乏競爭力。我國的對外貿易的企業中在進行企業營銷的過程中也有很多的問題,首先,我國出口的品牌沒有什么極高的文化價值,并且很多產品都沒有樹立品牌,導致產品不為人知。除此之外,我國的企業經驗少,在進入國際金融市場之后,并沒有進行自我品牌的保護,文化價值比較低,跟國際上其他的品牌相比并沒有什么優勢。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我國的企業并沒有重視這一問題,并且我國對于企業的品牌也沒有足夠的重視,相關的法律法規并不健全。我國的品牌沒有極高的科學價值和文化內涵。

四、如何提高我國對外貿易品牌營銷

首先,從企業的角度出發,企業應該對自身品牌的發展有一個良好的規劃和定位。樹立一個合理科學的品牌發展策略。品牌發展的策略的核心在于企業的品牌文化的內涵。從另一方面講,國際知名的一些品牌所賣的并不只是產品本身,二是產品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和自身擁有的價值。一個有名的產品不僅僅是靠價格去吸引消費者而是產品本身所擁有的品牌文化。所以,一個產品要想長遠的發展需要依靠的是產品的文化底蘊。這是企業發展的源源不斷的動力。其次,企業還要注重不斷的改進生產技術,注重企業產品的技術創新。一個沒有屬于自身技術的企業是不能夠在現今的國際市場中生存的。這也正是中國品牌發展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中國的品牌沒有足夠的技術作支撐,不注重創新。然而,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只有不斷的進行企業的創新改革,才能使企業在競爭中位于不敗之地。再次,可以利用新媒體的力量進行企業形象的宣傳。例如,美國的肯德基、日本的索尼、瑞士的手表等這些品牌的壯大和發展都在不同程度上依靠媒體的力量。現如今,媒體的力量越發的強大,新媒體的崛起使得信息的流通更加的便捷。以前人們通過報紙、廣播、電視獲取信息,現在可以通過微博、微信等多種渠道獲取,相關的企業可以利用這種傳播的方式,進行企業形象的宣傳,從而去的知名度,受到消費者的信任。最后,從政府的角度來談,就是我國的政府部門要給對外貿易的企業一定的政策支持,鼓勵他們發展和創新。當前,我國的自主品牌建立還處于萌芽期,需要政府部門在政策上出臺相關的扶持政策。除此之外,相關的政府部門應該加強服務的意識,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一定的消息,幫助企業避免風險和問題的發生。在進行經濟市場管理的時候,要注重與實際情況相結合,出臺相關的金融政策,降低企業貸款的門檻。根據我國當前的經濟市場的情況,我國的政府需要對一些名牌企業給與一定的補助和支持。

篇(6)

進出口貿易是典型的涉外經濟活動,企業在外貿業務中要收付大量的外匯或擁有以外幣表示的債權和債務,故涉及外貿活動的企業受匯率變動的沖擊更為顯著和直接,面臨的匯率風險也更大。

一、匯率風險的形成機理

(一)匯率波動引發匯兌風險 在外貿業務中,從最初的合同訂立到最終的貨款交付,一般都有一段較長的時間間隔,在此期間若外幣升值,進口企業支付既定的外幣數額要付出更多的本國貨幣;而若外幣貶值,則出口企業收進既定數額外幣結匯時可得的本國貨幣更少了。雖然以外幣表示的款項數目沒有變化,但反映到企業的收益水平上,匯率波動帶來的損失可能遠遠超過企業進出口業務所獲得的利潤。

(二)匯率波動產生利潤風險和市場占有率下降風險 當人民幣升值時,在匯率完全傳遞的情況下,我國出口商的外銷價格如果與貨幣升值上升同等幅度,在國際市場上此商品價格需求彈性較大的情況下,那么出口的數量就會銳減,進而導致出口企業喪失市場份額,收益下降;如果出口商自己承擔一部分本幣升值帶來的利潤成本,只部分地提高出口品價格,則會直接導致其出口利潤下降。他們只有自己承擔大部分本幣升值帶來的成本,而無法向外國進口商轉嫁,因此,當前人民幣不斷升值的現實背景加劇了出口廠商的利潤風險和國際市場占有率下降的風險。

(三)匯率波動導致折算風險 在我國,符合條件的企業在賬面資產上不僅有人民幣資產而且有外幣資產,但其綜合財務報表上的資產和負債都要統一折算為人民幣來表示。由于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資產負債表中某些項目的價值也會相應改變。目前我國規定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日波幅遠遠小于兌非美元貨幣匯率的日波幅,對于最終財務成果以人民幣結算的我國企業而言,如果他們使用非美元貨幣計價結算,則其面對的匯率風險要高于用美元計價結算。

(四)匯率變動將強化企業預期并影響其業務拓展 現實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將對出口企業的預期產生很大影響,并進而影響其業務拓展。在企業預期人民幣匯率持續走高的情況下,其可能會通過提價來確保正常收益,但當進口國的貨幣購買力保持穩定或出現對內貶值時,提價的結果將使得企業損失大部分客戶,進而導致經營困難。

(五)匯率變動可能導致企業價值變動 人民幣匯率改變有可能會導致企業價值發生變動。比如,對于我國外貿企業而言,如果基于公司價值的層面,在人民幣匯率的單邊升值走勢下,以未來美元現金流的現值衡量的企業價值,將出現較大幅度的縮水,從而 可能影響到企業的融資能力及投資價值。 二、人民幣匯率風險的衡量 在2005年7月21日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之后,人民幣就走上了逐步升值的道路,且升值幅度呈遞增態勢,我國企業對外貿易的匯率風險因此逐漸積累和放大。

人民幣匯率風險的程度可由方差計算的波動率和幣值變動幅度來綜合反映。從圖1可以看出,經過匯改初期的微幅波動之后,人民幣匯率的波動程度逐漸上升趨勢。2005年匯改至年底時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日間波動率僅為0.0001,人民幣匯率僅升值0.5%;2006年的波動率迅速上升至0.005,人民幣匯率也升值了3.4%;而2007年的波動率進一步擴大至0.017,人民幣匯率也升值了6.9%。這就意味著,在2007年,如果企業沒有做任何匯率風險的防范措施,僅人民幣升值一項就使其利潤率減少6.9%以上。而從2007年末到2008年2月底,人民幣兩個月升值幅度就達到2.1%。對于那些習慣了在國際市場上靠薄利多銷維持生存的國內企業而言,這種匯率變動的風險已經對其敲響了警鐘。 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單邊升值相比,人民幣對歐元匯率呈現出雙向波動的走勢。在2005年初至2007年末這段期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率為0.07,而對歐元匯率的波動率為0.15,可見國內企業對歐洲貿易的匯率風險程度 更高。另外,人民幣對歐元匯率的方向并不固定,匯率風險更難確認。

在2005年11月16日之前,人民幣對歐元匯率由10.98升值到9.43,但此后人民幣對歐元朝著貶值方向演變,至2007年末,已貶值到1歐元兌換10.65元人民幣,貶值幅度高達13%。這就意味著,那些以歐元作為結算貨幣的國內進口企業,匯率變動已經使進口成本上升了13%。表1反映了這幾種匯率的統計性質。 表1數據表明,人民幣與我國主要貿易伙伴的貨幣匯率波動差距還是比較大的。基于標準差和方差的分析都表明人民幣與港幣匯率波動幅度最小,與英鎊匯率波動幅度最大,與歐元匯率波動幅度也比較大,與美元和日元匯率波動幅度基本相當。

由于這幾種貨幣都是我國主要貿易伙伴使用的幣種,波動幅度的增加顯然是我國貿易商必須面對的交易風險。 上面的計算僅僅揭示了已經發生的風險程度,而將來要面臨的匯率風險還有進一步上升的趨勢。從國內外經濟形勢來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將會持續擴大,升值速度也將繼續加快。

一方面,在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國的國際收支順差將繼續增加。盡管國內經濟高速增長,但受到社會保障、教育以及體制方面的約束,國內需求提升乏力,加大出口是消化國內產能的主要方式,貿易順差的擴大必然增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對我國持續施加升值壓力。歐美等國為保護本國利益或轉嫁國內危機,通過各種途徑要求我國放寬匯率波幅,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在強大的國際壓力下,人民幣匯率很難維持小幅微升的走勢。此外,國內的緊縮貨幣調控以及由此引發的升值預期,也會促使人民幣匯率繼續走高。因此,未來的匯率風險程度還將有所上升,成為企業外貿活動中面臨的首要風險。

三、匯率風險的后果評估

從目前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并未對我國外貿總體格局產生根本性的影響。2005年至2007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了52.9%,進出口貿易盈余更是增長了157.4%,這說明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還具有相當強的競爭力,勞動力、自然資源等要素稟賦的優勢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匯率波動的影響。盡管人民幣相對美元持續升值,但我國企業的成本優勢仍然較為明顯。而且很多企業以加工貿易為主,人民幣升值在增加出口成本的同時也降低了原料進口成本,兩相折中后并未受到多大影響;另一方面說明我國企業應對市場變化的能力有所增強,可以積極采取合理措施規避匯率風險。

但是總體的波瀾不驚并不能掩蓋局部的負面沖擊。由于特定行業的貿易模式區別較大,匯率波動的影響存在明顯的行業差異。人民幣升值對進口比重高、外債規模大的行業而言是長期利好,但對出口為主、外幣資產高的行業沖擊較大。其中,紡織服裝、農產品加工等低附加值、低利潤出口行業將受到影響。

紡織企業對于人民幣升值的承受能力也在不斷減弱。然而,對于那些技術和資本門檻較高的行業而言,如電子、機械、冶金等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這些行業中的企業利潤率相對較高,且議價能力較強,能夠在合同中增加合適的價格條款規避風險,人民幣升值對其的沖擊相對緩和。 此外,近年來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增長也比較快,在我國對外經濟合作關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我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已有相當大規模,2007年末累計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達6189多億美元。表面上看,進入我國的外資既能獲得投資收益,又能獲得人民幣升值的收益,真可謂一舉兩得。

但是,人民幣升值帶來的風險從我國近兩年來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上早已體現出來,從2011年到2005年,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增幅為28%,而從2005年到2006年,這數值已經下降到15%,從2006年到2007年進一步下降到14%。這說明,人民幣不斷升值并沒有對外商直接投資產生更大的吸引力。因為一旦投資者將其外幣資產換成人民幣資產,等若干年后再兌換回去時,可能面臨人民幣更大幅度的升值所帶來的損失。

因此,人民幣不斷加速升值以及仍然存在的升值預期顯然會影響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另外,已經獲取相當投資收益的外資也會在各種借口和渠道下流出我國。它們一方面已經取得了投資收益,分享了我國經濟調整增長帶來的收益;另一方面經過這兩年的人民幣升值,它們也獲得了升值帶來的好處,正所謂一舉兩得。因此,不斷加速升值的人民幣很可能促使它們盡快匯出以實現收益。 四、匯率風險的控制措施與建議 針對上述幾種主要的外貿風險,本文提出以下幾點風險控制的措施與建議。

( 一)合理選擇結算貨幣 在對外支付中,應多使用軟貨幣,而在收匯時則應多使用硬貨幣;在對外融資中,應爭取使用軟貨幣以便減輕債務負擔。從目前的國際貨幣走勢來看,美元將會延續弱勢,而歐元的強勢地位短期內難以改變,人民幣也將持續升值趨勢。因此,要力爭在對外貿易中以美元作為支付和融資的貨幣,而用歐元作為收入結算的貨幣,尤其是用人民幣計價結算。另外,還要注意保持外幣資產與負債的幣種匹配。

(二)積極利用衍生金融工具 在發達國家,外貿企業利用衍生金融市場的金融工具進行保值操作是規避國際貿易中匯率風險最常用的方法。匯率保值操作主要有外匯遠期、外匯期貨以及外匯期權。這些現代衍生金融工具在西方企業的外貿風險控制中得到廣泛應用,而我國企業對此還相當陌生。外貿企業應當積極主動學習掌握外匯避險工具。在匯率波動幅度逐漸擴大的情況下,培養外匯專業人才,不斷積累自己的外匯風險管理能力,以便在匯率發生波動時采取適當措施保全自己的利潤。

(三)擇機確定合同價格和結算方式,適當分散交易風險 我國出口企業在結算貨幣呈現貶值趨勢時,可適當提高出口價格,或與進口商約定按一定比例分擔匯率損失;當結算貨幣可能升值時,我國進口企業可要求境外出口商降低進口商品價格。外貿企業還可通過提前或推遲結算時間來規避匯率風險。企業可以根據結算貨幣的匯率走向選擇提前或推遲結算,如果預測結算貨幣相對于本幣貶值,我國進口企業可推遲進口或要求延期付款,而出口企業可及早簽訂出口合同收取貨款,反之,進口企業可提前進口或支付貨款,出口企業可推遲交貨或允許進口商延期付款。

1、趙明昕.出口貿易中的國家風險管理[J].保險研究,2006(6).

2、侍偉.出口企業匯率風險管理組合型方案[J].中國外匯,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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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相對周邊城市而言加工貿易企業較少。2010年開展加工貿易的企業僅為16家,郴州為30家,長沙達到70家。2012上半年,有業績的加工貿易企業僅有11家。現有加工貿易企業大多集中在城區,所轄5縣市中醴陵市有2家,其他縣為空白。近年來加工貿易在株洲市外貿中所占比重一直不高,2008年占6.29%,2009年占4.45%。株洲市對外貿易對一般貿易依賴性較強。2008年株洲市加工貿易額為7217萬美元,同期一般貿易額達107416萬美元;2009年加工貿易額為5161萬美元,一般貿易額達108374萬美元。株洲市對外貿易方式嚴重不合理性。

株洲市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思路與對策建議

(一)宏觀層面的對策

⒈優化商品結構

株洲市外貿商品結構存在著不平衡性,影響到株洲市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株洲市要依托兩型社會建設的良機,不斷調整和優化商品結構。要逐步淘汰資源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產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同時延長產業鏈,提升產品競爭力。加大對農產品經營的投入力度。引導農產品經營企業向精、深加工方向發展,通過資金、技術、人才的投入提升農產品的質量,壯大農產品產業,提升其國際競爭力。控制好進口商品結構,鼓勵企業進口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和技術型產品和設備。株洲是一座新型工業化城市,要大力引進發展重工業所需的原材料和先進技術,降低資源和環境壓力。

⒉優化產業結構

株洲市產業結構存在著嚴重失衡問題。2010年株洲市第一、二、三產業比重分別為9.7%、58.5%、31.8%。株洲市必須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要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提升服務貿易的比重;要依據株洲市農業優勢進一步優化農業產業布局,加大對株洲縣和炎陵縣特色蔬菜出的扶持力度,依托特色蔬菜形成產業集群,促進農產品貿易的快速發展;要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建設,加快調整工業結構,以5115工程為依托,培育產業集群,加快已確定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步伐。

⒊優化貿易方式

株洲市對外貿易方式存在著不平衡性,以商品貿易和一般貿易為主,服務貿易和加工貿易比重較低。株洲市要積極優化貿易方式,促進外貿可持續發展。要積極開展加工貿易,有效緩解資源和環境壓力,通過發展加工貿易吸收國際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株洲市工業園區眾多,但尚無加工貿易專門園區。株洲市要積極規劃和構建加工貿易園區,完善園區配套服務,為發展加工貿易創造便利條件。在發展加工貿易的同時優化服務貿易結構,制定和完善服務貿易戰略,完善相關政策,發展適合株洲市情的信息、文化等服務產業,促進服務貿易可持續發展。

⒋完善對外貿易配套服務

一是要進一步發展現代物流業,完善物流網絡,降低外貿企業物流成本。目前株洲市大部分企業海運出口貨物需要用汽車運到長沙霞凝港裝船,增加了企業進出口成本,給外貿企業造成諸多不便。株洲市要加大銅塘灣港區的改造力度,增強其貨運能力,以銅塘灣港區為依托建設外貿物流園區,以減少外貿企業物流成本。二是要為外貿企業融資提供進一步支持,充分利用中小企業國際開拓資金,緩解企業資金壓力;鼓勵企業利用出口信用保險,降低企業的收匯風險。三是要搭建外貿企業客戶開發平臺,利用會展的作用,引導企業積極參加國內外各種展覽會,擴大其客戶資源。2011年,株洲西迪硬質合金有限公司通過參加美國、荷蘭、英國的展覽,獲得557萬美元的出口訂單,增長了近2倍。這一案例充分證明通過政府各項扶持政策有助于企業更好更快的發展對外貿易。株洲市要構建服務于本地外貿企業的專用電商平臺,對外貿企業提供線上和線下的撮合服務,幫助企業解決信息化不足的問題。四是引導外貿企業建立行業協會機制,通過行業協會的作用協調企業開展國際業務,及時防范和化解各種外貿風險,共同應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

(二)微觀對策

⒈大力開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實踐

開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實踐是企業提升國際競爭力的有效途徑,企業要在內部大力踐行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模式。要在生產經營中貫穿國際環境標準和安全標準,將綠色觀念融入產品的設計、生產和銷售以及廢舊產品的處理等環節,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要按照循環經濟的原則實行清潔生產,實現資源消耗的最小化、排放物的減量化甚至零排放。開發、生產和銷售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無害的產品,積極開展綠色營銷活動,提升企業產品的綜合競爭力。積極推行ISO14000環境和安全方面的認證,提高產品技術含量,促進人類健康和環境保護,應對國際貿易保護壁壘。

⒉加大投入,提升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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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能源對外貿易與產業結構的關系

(一)對外貿易與產業結構關系研究

產業結構和對外貿易的關系是相互作用并相互依存的,產業結構在優化過程之中,會受到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而這種反作用的影響能夠及時對產業結構的失衡情況進行彌補,并且加快產業結構的優化進程,從而促進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升級,這種良性循環對國家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并且對外貿易對產業結構的促進作用,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作用更為明顯,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以開放為主,因此發展中國家需要清楚地認清世界環境的壓力,從而對外部條件加以利用,讓國家的產業結構由原本的封閉體系,從而交叉在世界市場分工格局之中。在對國際環境所提供的機會進行及時把握,加強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在產業結構進行不斷升級的過程之中,加強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升級,從而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戰略。

(二)我國的能源需求結構

經濟發展能夠對能源消耗造成重要影響,而我國的產業結構更為偏重于重工業,但我國的能源利用效率卻并沒有得到有效提升,從而造成環境問題嚴重,能源供給緊張。我國的能源需求結構和能源生產結構不平衡,能源生產地往往距離能源需求地較遠,而長距離、大規模的能源運輸,在加重能源負擔的同時,也引發了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而對能源需求結構的調整需要先對現有產業結構進行優化,加快對服務業的發展,我國的服務業就業人口所占總人口的比重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我國的服務業仍具有較大的增長潛力。而能源需求結構的調整還需要以開源節流為主,通過對可再生能源和新興能源的利用,從而減輕能源需求結構不平衡的現象,加快我國經濟發展。

(三)能源協調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的必然性

能源供應環節上的缺口,使得能源更為緊張,而從能源消費的內部結構進行分析,重工業始終占據全國能源消費比重70%左右。而近些年來工業消耗能源的比重正在逐年提高,而隨著重化工業的不斷發展,重化工業也將擴大對能源的需求。我國的產業結構的發展方向是降低能效消耗強度,并且減輕污染強度。以我國目前的整體情況來看,雖然經濟增長方式仍處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階段。但隨著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這種經濟增長模式也將得到優化,而重化工業減少對能源的需求將有利于能源協調發展。因此能源協調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具有必然性,二者在發展過程之中都會對重化工業造成影響,從而降低能源消耗強度和污染強度。

(四)能源經濟運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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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影響外部環境出現重大調整的諸多因素分析,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值得關注。

一是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和國際貿易增速都將放慢。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09年明的預計,2010~2014年的年均增長率(4.2%)將比2003~2007年的年均增長率(4.7%)減少0.5個百分點左右。在國際貿易(包括服務貿易)方面,2010~2014年間預測的全球貿易年均增長率(5.6%)將明顯低于2003~2007年的年均增長率(8.1%)約2.5個百分點。

所以,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速的下降,將改變我國自新世紀以來外部需求不斷擴張的狀況,我國出口增長空間將有所縮小。

二是全球經濟向再平衡方向調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各國紛紛調整了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美國采取了減少“雙赤字”、提高儲蓄率等政策,這些政策已開始取得了一定效果,2009年美國儲蓄率開始由負轉正,未來美國經濟失衡的狀況將進一步得到糾正,也會促使全球經濟向平衡方向調整。

這種調整意味著,即使是世界經濟擺脫金融危機影響恢復到正常的增長速度,但由于美國等原來經常賬戶赤字較大的經濟體將大幅減少赤字,從而這些經濟體的進口增速慢于經濟增速。

因此,全球經濟的再平衡調整,—方面使我國出口需求空間相對縮小,另一方面也會促使我國外貿長期順差、內外經濟失衡的狀況進行主動或被動的調整。

三是針對我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將出現新特征。由于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速下滑,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將出現上升的趨勢。對我國而言,除受世界經濟、貿易增速放緩而出現的普遍貿易保護主義影響外,還會因我國出口結構升級受到更多的貿易保護主義沖擊。

過去幾年,我國雖然遇到不少貿易保護主義威脅,但真正對我國實施的貿易制裁還是有限的。但隨著我國出口產品結構升級趨勢加快,在資本密集型和高技術產品競爭力逐漸增強,對發達國家優勢產業將形成越來越強的競爭,這種變化將對發達國家的優勢產業造成實際損害,不但影響越來越多的工人就業,而且對發達國家核心利益造成影響。上世紀80年代以后,日本由于出口產品結構快速提升和競爭力加強,就和美國發生過嚴重的貿易戰。因此,可以預計,在中短期內,發達國家和我國經濟摩擦將呈現快速上升趨勢,對我國出口的實際制裁也越來越多。

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在全球出口比重擴大,以及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仍會保持較強的競爭力,與發展中國家傳統出口產品之間的競爭也持續存在,預計我國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摩擦也會增加。

此外,以氣候變化、環境保護、安全和技術標準等為借口的形形新貿易壁壘也不斷增加,這同樣也將制約我國出口空間。

不過,我們也要看到,未來也會出現一些有利于我國應對貿易摩擦的變化。例如,我國加入wTO時的特定產品過渡性保障機制(“特保機制”)將于2013年底到期后終止,屆時其他WTO成員方不能再運用此條款對我國實施貿易保護。另外,隨著我國進口增加、貿易順差減少以及對國際規則熟練運用能力的加強,我國對外貿易報復的能力也將增強,這也會迫使其他國家慎重考慮與我國的貿易沖突。

四是經濟全球化進程將減速。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主要是依靠信息技術革命和經濟自由化推動的,經過近20年的發展,除非有新的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因素出現,否則經濟全球化過程將趨于減速。

受此影響,國際產業轉移和國際分工格局也會出現一些新的變化。一是從總體上看,國際產業轉移趨勢將放緩;二是發達國家在大規模向外轉移制造業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分工關系主要表現為發達國家對不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產業轉移;三是發展中國家內部有可能形成新的分工關系,這種由經濟全球化放緩導致的國際分工關系變化,將對全球中間產品的貿易規模和流向產生影響,對我國加工貿易也將產生深刻的影響。

除了外部環境出現重大調整外,內部環境也將出現重大調整。在此,有四個方面影響因素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我國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將發生較大變化。一方面我國將開始出現由勞動力大國向人力資本大國的轉變。預計國內勞動力市場將開始出現“劉易斯拐點”,即原來長期存在的數量充足、工資較低、具有熟練技能、以農民工為主的勞動力供給將減少,我國、尤其是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將出現一個較快的上升期。近年來陸續出現的“民工荒”、企業最低工資不斷上調等現象已經說明我國已逐漸進入“劉易斯拐點”,今后這種趨勢還將進一步加快。另外,土地、資源等要素也將出現供給減少、價格上升的情況,對依賴于要素投入的出口擴張約束也越來越強。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國人才、資本、技術等高端生產要素供給在今后一段時間可能發生的重大變化。以人才為例,預計未來掌握先進技術、具有先進管理經驗的國際性人才也會越來越多地流入我國,將大大改變我國高技術產業發展面臨的人才瓶頸。

總體看來,未來我國過去依靠低成本和大量要素投入的勞動密集型出口比較優勢將逐漸削弱,而依靠高成本投入、技術密集型出口優勢將開始形成,出口結構向高端升級速度將加快,這種變化也將促使我國由原來以增加要素投入為主的粗放型出口增長方式,向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的集約型出口增長方式轉變。

第二,國內經濟政策將逐步向擴大內需方向進行調整。下一階段,我國經濟政策將著重向擴大內需、尤其是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的方向進行調整,以減少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程度。

因此,對外向型經濟有偏的鼓勵政策將向無偏的中性政策轉型,即逐漸減少對出口、外資的優惠鼓勵政策,引導資源均衡地投向對內和對外經濟部門,實現國內經濟和對外經濟的統籌協調發展。

實際上,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之前,我國政策曾進行過類似的調整,但在金融危機爆發、我國出口大幅下滑之后,為了穩定出口,部分政策又進行了回調。

預計未來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消除之后,外貿政策還將按照上述方向進行調整,并且在環保、職工福利、安全標準等方面也會采取新的、更嚴格的措施。

第三,匯率和通貨膨脹的新變化對貿易將產生很大影響。在我國經濟出現“劉易斯”拐點之后,由于我國總供給曲線發生了變化,增加的超額貨幣供給不再會像過去那樣,在帶來產出(包括出口)增加的同時沒有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而轉而會出現在產出增加的同時也會帶來一定甚至較高的通貨膨脹。在這種情況下,未來貿易賬戶將不會再出現長期、持續的順差,簡單地說,貿易順差增加要么會推動國內物價水平上升,要么會推動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無論哪種情況,都會造成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最終導致順差向恢復基本平衡的方向變化。

此外,由于近年來土地、能源、公用產品和服務、原材料等價格都開始不同程度的上漲,尤其是房地產價格更是出現了成倍的上漲,未來一段時間,這些價格將逐漸傳導到生產成本上,使我國存在較大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壓力。因此,未來我國將可能由原來的國內低于全球平均通脹水平轉為國內高于全球平均通脹水平。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出口產品價格將變得比較昂貴,進口產品價格將變得比較便宜,也會促使外貿向基本平衡方向發展。

第四,擴大進口因素不斷增加。一是到2015年左右,我國人均GDP將由3000多美元增加到5000美元甚至更高,這是消費結構升級最快的階段之一,我國對國內不能生產的高端消費品、或發達國家掌握品牌的奢侈品等進口增加;二是我國處于工業化加速發展、制造業快速升級時期,對國外先進的高技術、裝備等資本品需求在—定時期內仍會保持較快的增速;三是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將使進口產品相對價格下降,將會使國內消費者增加對國外產品的采購;四是政策也會向有助于增加進口的方向調整,例如我國為減少過大的貿易順差、緩解貿易摩擦,會采取一些主動增加進口的措施。

我國對外貿易中期變化的主要趨勢

第一,對外貿易總體增速將趨緩。預計從2010年到“十二五”末期的2015年,我國外貿總量將繼續保持增長,但增速逐漸回落。在這段時間,以美元計算的貿易額,將以平均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長,也就是貿易年增速將略高于國內GDP增速,也將高于全球貿易增速4個百分點左右。

據此計算,2015年,我國外貿規模將達到約4萬億的規模,在此期間,我國將一直保持全球最大貿易體的地位。從時間分布看,由于金融危機后外貿將出珊恢復性增長,加之外貿增長的慣性,因此未來幾年外貿增速將大致呈現“前高后低”的走勢。

第二,出口產品結構將加快升級。從中期看,我國出口產品向高端升級的能力將大大提高,有利于推動我國出口結構向高端的資本密集型、特別是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目前很多對外貿易、尤其加工貿易是以代工方式組織生產的,由于我國不掌握設計、品牌、營銷渠道等高增值環節,導致出口產品價格很低,未來我國出口產品向產業鏈兩端延伸,將大幅提高我國單位產品出口的價格和出口附加值。另—方面,由于國內成本上升,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或制造環節的出口將遇到較大挑戰,其生產可能出現向中西部地區以致向海外要素成本更低地區轉移的趨勢,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占出口的比重將下降。

第三,加工貿易比重持續下降。加工貿易曾經在我國進出口貿易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未來由于各項成本的增加和政策的調整,不利于加工貿易發展的因素將不斷增加,加工貿易從沿海發達地區向外轉移的趨勢將繼續加快,并最終導致加工貿易在全部貿易比重繼續減少。我們預計,到2015年左右,加工貿易出口占我國全部出口的比重將下降到40%以下。

第四,順差規模將明顯縮小,貿易差額趨于平衡。下一階段,受國際市場需求增速減緩、國內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出口增速將顯著放慢;受國內工業化進程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和消費結構升級等因素的影響,進口增速將有所提高。

總體看來,我國進口增速將高于出口增速,長期貿易順差局面將得到較大改善,貿易順差將減少,甚至存在個別年份出現逆差的可能性,預計到2015年左右,我國外貿順差將大為減少甚至將趨于平衡。貿易順差下降,將導致貿易凈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由正轉負,但也要看到,順差下降有利于減少貿易摩擦,從而在—定程度上改善我國貿易的外部環境。

第五,我國與新興市場和“金磚四國”的貿易將增加。進入新世紀以來,雖然我國貿易多元化戰略取得很大進展,但發達國家仍是我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占我國出口市場70%以上。

在中期內,一方面,從全球最終貿易產品需求看,新興市場國家、“金磚四國”的經濟增長率將超過發達經濟體,前者在全球經濟和國際貿易的份額將會趨于上升,未來我國一般貿易出口地區結構也將發生變化,對發達國家出口比重將逐步下降,對新興市場和俄、印、巴出口比重將上升。在進口方面,我國將加大從非洲、澳洲、拉美、俄羅斯等資源大國進口資源類產品。

另一方面,從基于國際分工體系的國際貿易中間產品流向看,亞洲區內有可能形成更為精細的生產體系,我國在亞洲生產體系的地位將發生變化。因此,下一階段,我國可能由原來接受歐美日韓等跨國公司投資、在我國從事加工貿易生產、位于“雁行”模式中低端的分工體系,開始向對其他經濟體投資、在其他國家從事加工貿易生產、位于“雁行”模式中高端的分工體系轉變,相應的貿易流向也會由從發達國家進口上游產品、向發達國家出口最終產品的流向,向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出口中間產品的貿易流向轉變,從而會使我國和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規模出現較快上升。超級秘書網

篇(10)

技術性貿易壁壘提高了市場準入的門檻,增加了我國商品進入國際市場的難度。在當今的國際貿易中,技術性貿易壁壘已經成為各國共同遵循的游戲規則,誰控制了國際技術標準,誰就可以在國際貿易的競爭中爭取主動,贏得進入國際市場的主動權。我國產品的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和部分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它們通過制定名目繁多的技術法規和不斷提高的技術標準以及規定復雜的合格評定程序,使得我國的產品出口連連受挫,這無疑大大增加了我國產品進入國際市場的難度。

技術性貿易壁壘造成我國出口產品成本增加,國際市場競爭力下降。某些技術性貿易壁壘雖然不直接對產品的市場準入設限,但卻可以通過設置各種環境標準和檢測標準,或是提高原有的標準,從而迫使我國出口企業為了跨越壁壘增加生產與交易成本,以達到削弱我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的目的。為了達到相關標準而增加原料成本,削弱了產品競爭力。

技術性貿易壁壘引發貿易糾紛,妨礙我國雙邊或多邊經貿關系的正常發展。目前,技術性貿易壁壘已成為貿易糾紛的重要導火索,在世貿組織貿易糾紛案例中,有28%是與技術性貿易壁壘有關。中國出口企業也因此面臨著巨大的考驗。美國、歐盟擁有技術優勢,以強調自身利益為核心,在標準的制定上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因而技術性貿易措施已經成為其重要的貿易壁壘。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的不斷加強,技術性貿易壁壘將不可避免地引發我國與其他發達國家或地區之間的貿易糾紛,影響我國雙邊或多邊經貿關系的正常發展。

技術性貿易壁壘導致我國出口受阻,增加國內就業壓力。在我國目前的生產力水平下,產品主要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因而當其遭遇國外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時,該產品所在的行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就會有較大下降,增加國內的就業壓力。據統計,如果輕工業出口量下降10%,輕工業勞動力的需求將下降2%,相應的服務業勞動力需求將下降8.3%。

國際勞工標準因素

國際勞工標準成為新的貿易壁壘方式。我國是一個具有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大國,而且近年來無論是在政治還是經濟方面,我國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都日益強大,而隨著貿易配額和許可證制度的取消,許多傳統的貿易壁壘方式無法再發揮其原有的作用,使許多國家擔心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產品的生產會大量流入我國,更擔心這進而會影響他們自身的經濟利益甚至是政治穩定,所以他們必須要找出新的貿易壁壘方式,來抑制我國外貿企業的發展,保護自身的利益。當他們發現我國的某些企業的確存在違反國際勞工標準的問題時,限制甚至刁難我國企業的產品出口,影響我國企業的出口能力,增加我國企業對外競爭的難度。增加外貿企業的經營成本。國際勞工標準在我國的推行從多方面增加了企業的成本。首先,我國的外貿企業為了使生產的產品不受其它國家有關國際勞工標準的攻擊,提升企業的形象和隱性競爭力,必須要做出一些相應的措施,如改善工作環境、提高工資、不雇用童工等,這些都會增加企業的成本,甚至使一些中小企業在短期退出國際市場。其次,如上所述,我國的某些外貿企業還制造假冒的認證過程和認證結果,而這個過程也同樣會大大增加企業的成本。再次,一些想通過國際勞工標準認證的企業為了能達到國際勞工標準的要求,還要邀請專家培訓和指導,而大筆的培訓費用又無形中增加了企業的運營成本。而我國在國際市場上受到指責的一般都是一些中小型企業,這些企業本身的營利水平就不高,所以有些企業不堪這種成本大幅度增加的重負而倒閉。

削弱外國投資者的積極性。外商對我國直接投資的動力因素有兩種,一種是我國的國內市場需求購買力,另一種是我國產品生產成本具有比發達國家更為低廉的優勢,包括我國所擁有的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資源。一些外商投資企業為了降低成本而降低對產品質量、產品安全、環境保護等要求,忽視了員工的生產安全,不給員工應有的工資福利待遇,這不符合我國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為了社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我國要求外商投資企業必須履行社會責任,做到合法用工,提高資源的有效利用、發展循環經濟、減少污染物的排放。這樣一來我國產品生產成本比發達國家低廉的優勢就會下降,對外商的吸引力將降低。隨著《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企業支付工人的薪水和福利得到提升,致使部分外企的預期收益下降,據測算,按照《勞動合同法》韓國企業勞動力費用負擔同比將增加30%以上。對于勞動密集型的外商投資企業,環境成本本身就比較高,以前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引資的需要放寬標準。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建設生態文明”,因此嚴格的環境標準將成為必然,這也使得外資企業感到壓力。

環境因素

為了確保人類及動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劑等的影響,許多國家建立了嚴格的動植物、食品檢疫制度。同時,美、英、德、日等多國對進口產品的獸藥含量合適品種的微生物都規定了最大允許量。這些標準使中國的農產品出口受到了影響。

篇(11)

(二)對外貿易的概念。所謂對外貿易指的是將我國做為主體,和各個國家之間開展的各種形式的經濟活動。對外貿易從本質上來說也具有交易的本質特點,而商務英語的交易過程當中主要涉及到的商品的宣傳、商品議價、相互信任的建立等等過程。對外貿易活動是不同國家和商人之間開展經濟交流的活動,而在此活動當中最為重要的是交流過程當中所使用的語言,如果語言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就沒有辦法保證交易的正常進行,對外貿易也就沒有辦法持續進行下去。英語在大多數國家的對外貿易當中是使用最為廣泛的,所以商務英語的重要性也就不容置疑了,商務英語以其職業化、專業化在對外貿易當中充當著基本的交流和媒介的關鍵作用。

二、商務英語的特點分析

(一)商務英語具有職業化和專業化的特點,主要是因為其語法的形式、所具有的背景知識、商務詞匯、商務內涵。

(二)在英語的應用當中是具有非常明顯的實用性的,主要體現在了用詞的簡潔、規范、容易理解上,在商務英語當中常用詞是商務英語首先選擇的內容,它是保證語言通用性實現的重要途徑,同時也是各個國家能夠達成共識的關鍵工具。

(三)商務英語不管是在結構上,還是在文體上都是非常的復雜和規范的,這點在商務合同上體現的是最為明顯的。

(四)商務英語是以陳述事物做為根本的,所以在表達上更加的傾斜于明確和具體的表達方式,詞語和句子的使用上更為注重直接的表達,做到了盡量的規避含糊語句的出現。

三、對外貿易當中商務英語發揮的作用

(一)在對外貿易當中使用商務英語利于新技術成果的獲取和交流。現在社會的發展已經進入到了知識引來時代的時期,那么知識意味著什么呢?我們舉個例子來進行分析。假如在某一商品當中有著一定的科技精華及知識的凝聚,那么這些科技精華和知識凝聚在對外貿易的過程當中就會成為競爭的主要動力。在對外貿易的實施當中,貿易交流的雙方一直在進行著信息、思想、語言的交流和傳遞,在這一過程當中就會獲得更多的知識和更新的技能。作為科技人員在對外貿易的過程當中可以通過自己所熟知的商務英語將我國的技術和科技精準的翻譯給對方。同時產品在進行翻譯之后,再經過不斷的加工和完善之后,商務英語是能夠及時的將完善后的信息進行表達的,這對于更好的了解市場上的同類產品的發展情況是非常有利的。這些對于各個國家之間進行信息和技術的交流和合作,通過互相對新技術的推廣和學習,可以實現對國外先進技術的學習和借鑒,同時還能夠在借鑒的基礎上將本國的產品質量進一步提高,最后創造出更高的利潤。

(二)在對外交流當中,商務英語搭建起了各國之間交流的橋梁。英語作為全球性的通用語言,在各國的交流過程當中已經得到了很高程度的認可,并且其重要性已經被各國所認同。根據知名語言學家所進行的初略估計,在全球的范圍內,除去以英語作為母語的國家之外,世界上還與超過十億的人能夠能熟練的進行英語的使用。再有,在各種商務活動當中、全球性的貿易活動當中有超過七成是利用英語來進行洽談、溝通的。我們知道在我國加入WTO之后,經濟一體化成為未來發展的必然,同時我國的對外貿易數量也在不斷的增加著,這就使得商務英語在對外貿易當中所具有的作用表現的更加明顯,而普通英語因為其實用性不強的特點已經沒有辦法和現在多元化的經濟社會相適應,這時候兼具了創新和實用的商務英語的重要性就更為凸顯了。在以商務知識、商務背景作為基礎的時候,當中的交際技能、文化背景、知識等方面,商務英語是具有非常明顯的優勢的,所以商務英語在對外貿易當中既充當著交流和溝通的工具,還充當著交流和溝通的橋梁,其正確的使用可以有效的規避在交易的過程當中可能出現的誤解,能夠有效的維系貿易雙方的關系。

(三)使用商務英語可以有效的減少在對外貿易當中出現的摩擦,保證經濟更好、更穩定的發展。企業對國家市場的了解及對商品的了解都是商務英語的一個重要功能,同時商務英語也在對外營銷當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在世界市場上,基本上多數的商務活動和外貿洽談所使用的語言都是英語,同時英語也在電傳、信件當中是主要的語言方式。在對外貿易的電傳當中商務英語的正確使用要做到在所有的環節上用詞的精確、要保證語句的嚴謹,商務英語的使用當中要盡量的保證術語的專業性和行話的專業性,要避免因為用語問題出現理解上的偏差。所以說正確的使用商務英語是能夠有效的減少對外貿易雙方之間的摩擦的,同時還能夠對合作中的問題做到有效的處理,促進合作關系的達成。再有當在對外貿易的過程當中,雙方出現摩擦的時候,處理問題的律師就需要使用商務英語來解決問題,在處理問題的過程當中,律師為了對雙方國家的法律用詞格式及習慣做到了解,是需要對各個國家的有關法律文件進行查閱的,只有做到這點才能夠讓本國在對外貿易當中的利益做到很好的保護,最后一點,商務英語還能夠在國家談判當中、合同簽訂的過程當中起到關鍵的作用。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商務英語是能夠促進對外貿易的發生的,那么也就是說其是可以有效促進經濟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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