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危機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債務危機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一、引論

以2009年末的希臘債務危機為導火線的歐洲債務危機如今燒遍了整個歐元區國家，引起了各界廣泛關注，關于這次的債務危機的爆發原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內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兩個方面。筆者認為，歐洲債務危機的根源正是在于其制度上的缺陷。而這一缺陷早在歐洲貨幣一體化之初就已埋下伏筆。要理清歐洲債務危機的前因后果，需要從歐洲貨幣一體化這場持久的制度變遷開始研究。

二、歐洲貨幣一體化

歐洲貨幣一體化肇始于1950年成立的歐洲支付同盟。1989年6月，歐共體12個成員國在馬德里召開會議，提交了“德洛爾報告”。該報告提出了一個分三個階段建立歐洲貨幣聯盟的計劃，旨在建立一個歐洲統一的金融市場和中央銀行，最終實現歐洲貨幣一體化。1991 年 12 月，歐共體理事會首腦會議在荷蘭馬斯特里赫特舉行，會議正式通過了“德洛爾報告”，決定分 3 個階段建立歐洲經濟與貨聯盟，歐洲貨幣一體化的構想終于正式啟動。

1、“德洛爾報告”第一階段：1990年7月1日——1993 年底。這一階段的主要目標是與歐洲內部大統一市場的建設節奏保持一致，協調經濟發展與貨幣政策，使成員國的經濟發展接近。在貨幣一體化方面，對成員國家的貨幣進行匯率聯合干預，限制成員國家貨幣之間的波動幅度，促進資本自由流動。

2、“德洛爾報告”第二階段：1994年1月1日——1999年1月1日。這是一個過渡階段，為第三階段實施單一貨幣準備條件。這一階段的主要目標是進一步加強地區政策與結構政策，協調經濟政策。在貨幣一體化方面，建立在貨幣政策制定和金融監管有一定權力的歐洲貨幣局，為實行統一貨幣、建立統一的中央銀行奠定基礎；縮小各成員國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幅度，避免法定匯率的調整。這樣一來，各成員國必須逐步放棄貨幣政策制定權，移交給歐盟的中央銀行體系，由其來制定整個歐盟的貨幣政策。

3、“德洛爾報告”第三階段：1999年1月1日——這是建立歐洲貨幣同盟的實質性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目標是推進各成員國的財政協調，限制各國對財政政策的使用，擴大歐共體委員會對經濟政策的制定。在貨幣一體化方面，建立歐洲中央銀行，統一貨幣政策；推進貨幣統一，以歐共體貨幣取代各成員國貨幣；進一步統一管理各國外匯儲備。

2002年1月1日歐元發行，歐元在歐盟12國成為唯一合法貨幣，這是歐洲貨幣一體化最重要的一步，也標志著新的貨幣制度對舊有制度的取代。在新制度的不斷發展演變過程中必然產生更多的新興利益集團，在第二個階段很多利益集團已經成型。

三、歐洲債務危機

在歐洲貨幣一體化半個多世紀的歷程中，又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最終導致了從2009年末開始的歐洲債務危機。2009年末，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海嘯的陰霾尚未退去，雖然全球經濟有復蘇的跡象，但是歐洲債務危機已初見端倪。這導致2010年起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愛爾蘭等歐洲其它國家也開始陷入債務危機，整個歐盟內部都受到了債務危機的困擾。關于本次歐洲債務危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2008年金融海嘯的對歐元區的沖擊。由美國房地產泡沫引發的美國次貸危機，是世界金融市場產生震動，形成了2008年的世界金融海嘯。在這種環境下，美國采取美元貶值來專家危機，導致歐元區外部的金融環境惡化，歐洲中央銀行也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企圖刺激經濟增長，這就為歐洲各國為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而進行債務融資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第二，歐元區制度上的缺陷。制度上的缺陷，才是歐洲債務危機真正的原因。這主要就是我們所說的在制度創新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也正因為如此，整個制度變遷過程才會不斷延續，也才能夠依次為新的激勵繼續發展。這其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在這場貨幣制度的變遷過程中，由于歷史局限性，這種新的制度設計中存在種種問題，產生了分散的財政政策和統一的貨幣政策之間的矛盾。根據傳統經濟理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最重要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要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必須相互配合、搭配使用。

第三，歐元區的內部經濟失衡。歐洲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但是在歐洲貨幣一體化的進程中，為盡快推行新的制度，實現單一貨幣，在有些國家部分指標尚未達到《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中的規定時就加入了歐元區。在這種情況下，由于部分國家經濟發展尚未達標，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必然會導致更大的問題。。

第四，其他外部因素。比如國際評級機構對希臘等國信用評級降低，對這場債務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經過分析可以看出，在這些因素中，最本質和主要的還是制度上的缺陷。其他的因素或是因為制度缺陷而產生的，或者只是起到了加速債務危機擴散的因素而已。

四、結論

2009年末開始的歐洲債務危機，至今仍在發展，沒有人知道這場債務危機接下來的發展究竟會到什么程度，是在歐盟成員國及世界組織的行動下得到妥善解決，還是最終導致歐元區的崩潰。對于這個問題，筆者認為這關鍵還是要看歐盟各成員國之間的合作。由于引發這場債務危機的根源在于制度上的缺陷，在這場還在進行的制度變遷過程中，需要從制度上來解決這一問題。正是在這樣的危機之下，新的制度創新才會開始，歐洲貨幣一體化這一制度變遷過程也才會不斷向前推進。

參考文獻：

[1]張茉楠. 警惕債務危機引發系統風險 [R]. 國家發改委綜合司經濟預警辦工作論文，2009（12）.

篇（2）

經濟危機爆發后，為了使美國經濟盡快地從危機中恢復，美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刺激計劃，導致美國政府公共債務快速攀升。根據美國財政部數據，2009財年美國財政赤字1.42萬億美元，為GDP的9.9%；國債余額超過12萬億美元，為GDP的84%。2010財年美國財政赤字達到1.29萬億美元，占GDP的8.9%，國債余額超過13.4萬億美元，占GDP的92%。2011財年美國財政赤字預計將達1.65萬億美元，債務總額早在5月16日就已經達到14.29萬億美元上限。圖1顯示從2000年開始，美國國債的GDP占比不斷攀升，至今已經突破二戰以來的最高點，且仍有加速上漲之勢。

與此同時，投資者對于美國政府債務違約的擔憂也在升溫。在信用衍生產品市場，美國信用違約掉期合同的價格近期在不斷攀升。圖2是美國政府債的一年、五年、十年期CDS的交易價格曲線。2011年5月以來，美國一年、五年和十年期的CDS價格均呈快速上升趨勢，特別是一年期CDS，價格已經翻了一番。

二、美國債務問題前景分析

盡管美國已經觸及債務“天花板”，美國國會至今尚未就提高債務上限問題達成一致，但目前美國發生債務違約的可能性較小。其原因可從經濟和政治角度分別加以考慮：

（一）經濟原因

1、美國擁有健全的財政、貨幣政策體系

目前，學者們對于歐洲債務危機爆發的原因已經進行了大量研究，大家普遍認為歐盟統一的貨幣政策和成員國各自為政的財政政策之間的矛盾是爆發歐債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美國擁有健全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體系，在應對危機中，財政和貨幣政策可以相互配合，發揮更好的效果。為應對危機造成的經濟下滑，美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措施，包括減免個人所得稅、提高固定資產投資企業的所得稅優惠扣除標準以及提高新能源、節能減排、交通等方面的稅收優惠等措施。同時增加公共支出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設備完善以及新能源技術研發、失業補貼等。為配合上述財政政策，美聯儲實行了一系列擴張性貨幣政策，其中包括降低基準利率、存款準備金率及貼現率等低利率政策和為市場直接注入流動性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債務規模接近上限的情況下，美聯儲的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一方面通過購買美國國債提高債券價格，降低收益率，另一方面利用通貨膨脹減輕美國政府的債務負擔，可謂“一石二鳥”。

2、美國的債務結構風險并不突出

如果從債務絕對規模角度看來，美國無疑是全球第一。但是如果我們考察相對債務規模，即政府凈債務占GDP的比重（稱為凈債務率），會發現美國的債務并不比其他國家更突出。日本的凈債務比率遠遠超過美國，但日本并未發生危機，甚至日本公債一直被認為是穩健的。在債務危機爆發前，愛爾蘭凈債務率為20%；希臘為110%，然而這兩個國家卻都爆發了債務危機。可見凈債務率并不能成為一國是否爆發債務危機的決定性因素，政府對債務品種和期限的合理安排以及融資能力更為重要。

而在外資占總債務的比重方面，美國也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糟糕。目前，美國未到期國債中，由國內機構和個人持有的占比高達58.5%，海外私人投資者持有的占比為7.5%，海外官方持有的占比為36%，這一占比遠低于多數新興市場國家。

3、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國際貨幣

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后，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在積極推進外匯儲備多元化，降低美元計價資產的比例。但到目前為止，美元依然是最主要的國際貨幣，其核心地位并未改變。美國政府發行的美元通過不平衡的貿易結構流到海外市場，世界各國特別是新興經濟體持有大量美元，需要有一個投資場所。且這類投資者并不追求投資回報率而是更看重投資的安全性。放眼全球，美國的國債市場是它們最好的選擇，既有足夠的容納量、也具有較高的安全性和穩定性。這客觀上創造了對美國國債的強勁需求，為彌補巨額美國債務提供了資金支持。這也是美國巨額債務可以維持的重要理由之一。

（二）政治原因

目前對債務問題的討論除了經濟方面的考慮之外，政治因素也占很大比重。美國2012大選臨近，民主、共和兩黨都想利用債務問題為各自增加砝碼。這也使得美國國會遲遲無法就提高債務上限問題達成一致。然而，美國國會兩黨誰也不想背上觸發“債務危機”的黑鍋，只是想透過彼此的施壓與博弈贏得更多的政治得分而已，并且處于保證和維護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考慮，相信兩黨會在提高美國政府的舉債上限問題上達成一致。

篇（3）

 

國別風險是指由于某一國家或地區經濟、政治、社會變化及事件，導致該國家或地區借款人或債務人沒有能力或者拒絕償付銀行業金融機構債務，或使銀行業金融機構在該國家或地區的商業存在遭受損失，或使銀行業金融機構遭受其他損失的風險。[①]國別風險存在于授信、國際資本市場業務、設立境外機構、行往來和由境外服務提供商提供的外包服務等經營活動。國別風險包括：主權風險，轉移風險和一般國別風險。其中，轉移風險是國別風險的主要類型之一，是指借款人或債務人由于本國外匯儲備不足或外匯管制等原因，無法獲得所需外匯償還其境外債務的風險；主權風險主要發生在在銀行向政府當局貸款或由政府擔保的商業貸款之上，風險發生的原因通常是由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或政治世界的發生；一般國別風險主要是由于大幅度的貨幣貶值，對外國資產的沒收或凍結，法律上的限制、強制性性的剝奪或者經濟的嚴重不景氣，以及國內政局的騷亂所引起。然而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對國別風險事件往往難以施加影響或控制，很容易發生國別風險危機，因此，加強國別風險危機管理顯得尤為重要。

我國發生國別風險危機的可能性銀行危機[②]是指銀行過度涉足(或貸款給企業)從事高風險行業(如房地產、股票)畢業論文格式，導致資產負債嚴重失衡，呆賬負擔過重而使資本運營呆滯而破產倒閉的危機。我國商業銀行國別風險是由當是其他國家發生國家金融危機之類，從而引發我國商業銀行也發生風險最終形成商業銀行國別風險危機。

（一）國際上商業銀行危機、金融危機越來越多

近十年來，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許多國際上的商業銀行危機事件也是越來越多，從上述三次國際金融危機我們可以找到一些不同點：危機影響的大小、持續時間長短、產生原因、表現特點、影響程度等都有所差異。當然也有一些相同之處，一是全球經濟一體化，二是國際金融市場的內在不穩定性，三是流動性過剩且資本流動水平很高，具體比較可參見下表格：

三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比表（截止2010年10月）

 

區別項目

1997-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

2009-2010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

影響范圍

東南亞國家

全世界

全世界

基本特征

金融市場開放；金融自由化

金融產品創新紊亂；房地產次貸過度

經濟復蘇緩慢復雜；各種不確定風險正在擴大；國際貨幣體系動蕩；貿易結構調整、流動性泛濫；政府信用受到質疑

主要誘發原因

金融自由化；現代貨幣信用機制不健全；國際炒家干擾；泰銖貶值

金融全球化；過度超前消費；美國房地產次貸危機

希臘債務危機；歐元區財政貨幣政策二元性、歐盟內外部的結構性矛盾和各國經濟失衡，國際投機炒

后果

經濟倒退；生活水平下降；部門國家政府解體

經濟倒退；部門企業倒閉；部分國家政府解體；

歐洲部分經濟體財政支出擴大，稅收減少，財務狀況持續惡化，全球股市、匯市、債市急大宗商品市場出現大幅波動，給全球經濟復蘇蒙上陰影；部分國家破產

對我國的影響

篇（4）

資助項目：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自選項目（L11DJL046）；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1YJC790196）

中圖分類號：F81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我國債務規模可持續性的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

收錄日期：2012年11月8日

一、引言

財政可持續性重點關注政府的償債能力。償債能力就是指在不發生違約的情況下，政府償還債務的能力。如果政府無法償還債務，則存在引發債務危機的債務風險問題。如果某國以自己的為擔保向外借債，當其債務無法償還時就會引發債務違約，并逐步升級為信用危機而迅速擴散蔓延。目前，整個歐元區正遭受債務危機的困擾，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嚴峻的考驗，而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美國，債務危機也瀕臨引爆。國家債務問題也由此成為后危機時期影響世界經濟復蘇的主要困擾，引起了廣泛關注。

Bulter（1985）首先提出了財政可持續的概念，他認為財政可持續性是指作為經濟實體的國家財政的存續狀態或能力。 Hamilton and Flavin（1986）利用美國戰后的數據提出了檢驗公共借貸的實證分析框架，他們得出可持續性要求政府債務具有平穩性。Mendoza and Oviedo（2006）得出了在政府維持可接受范圍內的開支和支付債務利息條件下的最大債務水平。

近年來，有很多文獻研究了我國財政的可持續性問題，周茂榮、駱傳朋（2006）從實證角度利用協整檢驗的方法對我國的財政收支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我國財政在1%的顯著性水平是可持續的，同時也提出應該注意到當前我國累積債務高速增長的這種趨勢；楊宇、沈坤榮（2010）采用1978～2009年的數據，運用協整檢驗方法，在考慮了財政體制改革對中國財政收入影響和鑄幣稅的情況下評估中國的財政可持續性，研究表明僅僅依靠稅收收入不足以保證可持續性，考慮非稅收入后呈弱可持續性，進一步考慮了鑄幣稅后呈強可持續性。顧寧（2011）通過對我國地方債務的特征和傳導路徑進行分析，指出債務風險不但會在地方層面積聚，還會沿著財政鏈條縱向傳導至中央政府，沿著金融鏈條橫向傳導至金融體系，威脅整個國家的經濟安全。進而提出有必要遵循調節總量——控制增量——削減存量的路徑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進行有效防控。

二、債務可持續性是世界各國面臨的普遍問題

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于存在經濟周期，需要國家運用適當的宏觀調控來調節和引導經濟，特別是在經濟蕭條的時候，需要主動運用擴張性需求管理政策以刺激消費和投資，擴大社會經濟總量，進而確保經濟健康持續發展。但是長期使用擴張性政策會產生負面的累積效果，比如高通貨膨脹、高赤字等，從而對經濟社會運行產生不利的影響。早在1923年Keynes就指出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過高可能會導致財政可持續性缺失，國家財政將面臨財政可持續性問題。因此，在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時，應當盡量避免由此產生的累積效果，從而確保財政的可持續性。發展中國家債務經濟起步的較晚，主要是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通過發債的方式進行融資，由于缺乏國債管理方面的經驗，發展中國家對債券市場的監管還不完善，近年來爆發的金融危機基本上都是關于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如20世紀八十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20世紀末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也是如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指出，債務危機導致一些國家的債務不斷增加，從而使得國家債務風險不斷提高。一個國家的債務風險過高，會導致國家的信用系統遭受嚴重損失，引起金融風險的惡性循環。英國、美國等發達經濟體都面臨著債務風險過高的評價。圖1給出的2011年部分發達國家的債務水平均在60%以上，其中日本的債務率高達200%以上。（圖1）

三、債務可持續性理論分析

對赤字率、債務負擔率、債務依存度等一些指標的分析表明目前我國的債務風險水平較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發生債務危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這些指標只能提供一些參考作用，各個國家的具體情況不同，如歐元區在債務負擔率不超過60%的約束下仍然爆發了歐洲債務危機，而日本的債務負擔率高達200%卻沒有形成財政危機，因此有必要將債務負擔率與基本盈余率聯系起來考察政府償付能力，通過債務可持續性檢驗以獲得政府債務風險狀況的可靠結論。債務可持續性是與政府償付能力相聯系的一個概念，如果在一定的預算盈余和公共債務路徑下政府保持有足夠的償付能力，那么財政是可持續的。

1、非龐奇博弈條件。為了簡化分析，我們假設利率為常數r，那么在連續的時間里，債務的累積方程可以表示如下：

B（t）=rB（t）-S（t） （1）

（1）式中，B（t）表示債務，S（t）表示不包括利息支出的基本盈余，當存在基本赤字時，S（t）用負數表示。解這個微分方程，可以得到時間t的債務水平：

B（t）=ert[B（0）-■er？子S（？子）d？子■] （2）

其中，B（0）表示在時間t=0時的債務水平。在方程（2）的兩邊同時乘以e-rt，可得：

e-rtB（t）+■er？子S（？子）d？子■=B（0） （3）

政府的償債能力要求初始債務應該至多等于基本盈余的貼現值，即：

B（0）≤E■ertS（？子）d？子■ （4）

其中，E為期望。方程（4）是借貸的現值約束條件，當滿足這個條件時財政政策是可持續的。因此，在保持償債能力的前提下，為滿足方程（3），且B（t）不為零，則必須有：

limt∞Ee-r？子B（t）=0 （5）

方程（5）通常被稱為非龐奇博弈條件，我們可以理解為在未來的某個時點一個理性的政府必須還清所有債務。Hamilton and Flavin （1986）用該方程作為一系列單位根檢驗的起點以建立服從該方程的債務存量給定時間序列。

2、債務有界理論。Bohn（1998）提出如果基本盈余占GDP的比與債務占GDP的比成正相關關系，那么該財政政策是可持續的。因為此時如果公共債務增加，政府會采取相應的措施提高其基本盈余，這就意味著最初債務占GDP的比的上升已經獲得補償，最終債務占GDP的比仍然有界。Alfred Greiner，Uwe Ko¨llery，Willi Semmlerz（2007）在Bohn提出的理論的基礎上又進行了擴展。假設基本盈余占GDP的比與債務占GDP的比有如下的關系：

■=？琢+？茁■ （6）

其中，α、β為常數，β稱為反饋系數；T（t）、G（t）、Y（t）、B（t）分別為稅收收入、政府支出、GDP和公共債務。由這個假設可以得到：

b（t）=■+e■ （7）

其中，r為利率，g為經濟增長率，b（t）=■，C1=b（0）-■，且假設b（0）>0嚴格成立。則由（7）式可知，為使債務占GDP的比有界，需滿足r-g-β

（1）β>0時，若r>g，則必須滿足r-g

（2）β

3、政府跨期預算約束。現有的財政可持續性相關研究的起點是對政府跨期預算約束的檢驗，如果財政路徑能夠滿足這一約束，那么財政是可持續的。

基于方程（6），公共債務的微分方程可寫為：

B（t）=rB（t）+G（t）-T（t）=（r-β）B（t）-αY（t） （8）

由上述方程可解得：

e-rtB（r）=■Y（0）e（g-r）t+e-βtC2 （9）

其中，C2=B（0）-Y（0）■。政府跨期預算約束要求政府債務的貼現值收斂于0，即■e-rtB（t）=0。為使政府預算約束成立，也可分為以下兩種情況：

（1）β>0時，則須滿足r>g或α=0

（2）βg且C2=0

如果利率大于GDP增長率，則該經濟是動態有效的，否則是動態無效的。由以上分析可知，只要經濟是動態有效的，即r>g，β>0可以保證債務的現值收斂于0，但只是其充分條件。而在動態非有效的經濟中，即r0也不能滿足跨期預算約束，除非α=0。

四、我國債務可持續性實證分析

1、我國經濟有效性檢驗。Zilcha（1991）提出經濟動態有效的充要條件是：

E{Eln[1+r（t）]}≥E{ln[1+g（t）]}（10）

所以，判斷經濟是否動態有效等價于判斷利率的均值與經濟增長率均值的大小。基于我國利率還沒有完全市場化，本文選用兩種利率指標：一年期存款利率、一年期貸款利率分別與經濟增長率進行比較，表1給出了1981～2011年我國一年期存、貸款利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數據情況。可以看出兩種利率的均值都小于經濟增長率的均值，因此我國的經濟為動態無效。（表1）

2、債務規模可持續性檢驗。通常把債務負擔率對基本盈余的影響用財政反應函數來表示，它主要反映的是政府對債務余額所做出的財政收支上的調整，以更好地應對債務風險。在判斷我國經濟處于動態無效之后，根據前述方法，我們引入財政反應函數來分析我國債務的可持續性。由方程式（1）并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構建財政反應函數，進行最小二乘估計結果如下（樣本區間1981～2011年）：

St=-0.019+0.06bt-1+0.16iflt-0.18eflt

t=（6.97）（2.4）（7.34）（-7.98）

R2=0.74 ■2=0.69

其中，ifl、efl是通過H-P濾波方法，分別對財政收入、財政支出進行趨勢分解得到的波動部分占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的比，代表臨時性財政收支沖擊，s表示不包括債務付息支出的中央財政基本盈余，b表示債務負擔率。由于b是非平穩序列，s、ivar和evar都是平穩序列，為了保證財政反應函數的OLS估計結果是有效的，采用ADF檢驗對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為在5%水平下拒絕存在單位根過程，因變量和解釋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所建立的回歸方程是合理的。

由估計結果可知，財政反應函數的反饋系數為0.06。由于我國經濟是動態無效的，正的反饋系數能夠滿足債務有界理論，但不能滿足政府跨期預算約束條件，因此我國債務不一定是可持續的。但是陳建奇（2006）證明在動態無效的經濟中，如果初始債務與GDP比率不超過可持續債務與GDP比率上限，不會破壞債務的可持續性，由此可見我國的債務仍然是可持續的。

另外，反饋系數為正，并且與現有文獻對很多其他國家的估計結果相比偏高，說明我國基本盈余率隨著債務負擔率的增加而增加，中央政府充分考慮到債務負擔率的變化而做出相應的調整，我國存在較強的財政調整能力。

主要參考文獻：

[1]Buiter，Willem H.Guide to Public Sector Debts and Deficits[J].Economic policy，1985.1.

篇（5）

一、高校巨額債務形成原因

長期以來，中央或省級地方政府（簡稱地方政府 ）一直是我國高等育經費投入的主要來源。但是自高校擴招以來，地方高等學校獲得的國家和地方政府給予的經費支持在高校教育經費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卻呈現下降趨勢，高校自籌經費的比例在不斷攀升。利用銀行貸款謀求發展成為全國地方高校彌補辦學資金不足、推動高校改革發展的重要途徑。

這樣就造成了過分依賴銀行貸款的問題，如果能拓寬籌資渠道，應該在一定程度上能緩解貸款風險。另外，個別高校在建設中追求一種不必要的高水平；在“做大”的過程中，內部管理不到位，也是產生債務危機的重要因素。高校大建設、大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政府受益巨大。但是，由于高校建設所形成的巨額債務，超過了高校自身的償還 能力，影響了高校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二、債務化解政策獻言

（一）政府支持高校開展多渠道籌資。高等教育的發展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不靠財政為主投入不行，但單靠財政投入依然無法解決高等教育經費短缺的現實。要規避高校巨額債務的產生，最好的路徑是拓寬融資渠道，有了多元化的融資，不但 不會產生債務危機，也會從使高校變得越來越富有。

省屬地方高校要從以下三個方面積極拓寬經費來源渠道。第一， 要爭取企業的投入， 讓企業分擔一部分辦學成本。省屬高校培養了大量人才，為企業提供了人力資源，企業應該分擔一部分高校辦學成本。為爭取企業的投入，省屬高校尤其是高等職業學校要面向社會辦學，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學科建設等都要立足企業的現實需求，在省屬高校和企業之間 建立共贏機制。第二，要加強產學研結合，增強高校創收能力。充分利用高校在科研和人才培養上的優勢，把學校教育與生產、科研活動結合起來，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又為高校增收開辟新渠道。第三，積極爭取個人和機構捐款。高校要加大籌款工作力度，政府要建立和完善稅收減免等機制，調動企業和個人捐款的積極性。

（二）加強對高校貸款融資的監管。在化解高校債務的同時，政府相關部門應及時加以規范和指導，加強高校貸款的事前審批，控制高校貸款規模的過度擴張。一方面應加強對銀行的指導，增強其風險意識，在放貸前對高校貸款規模、利率高低、還款期限、未來可預期收入和償還能力等進行科學評估，控制總量，使高校貸款從資金源頭得到控制；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門應對高校的貸款申請進行嚴格審批，對其新增貸款的必要性、可行性進行認真審查，把握好“度”，嚴格控制貸款規模。此外，可嘗試在高校設置獨立的總會計師，直接對上級部門負責，這也是加強高校財務管理，預防債務危機發生的有效手段。

（三）完善地方高等教育財政投入機制。在體制機制方面，應重點從以下三個方面予以完善。一是補助高等學校公用經費，提高省屬高校生均公用經費標準和公用經費占事業性經費支出的比例。二是完善財政撥款模式，增加績效撥款。根據不同學科專業核定不同的辦學成本，建立科學的生均綜合定額調整機制。三是加大對貧困學生資助的支持力度。省屬高校學生貧困面大、貧困程度深，拖欠學費現象時有發生，在高校經費有限的的局面下，學雜費不能及時收繳導致高校經費更加緊張。加大對貧困學生資助的投入，既能產生良好的社會效益 ，又可緩解省屬高校經費的收支矛盾。

（四）建立高校債務使用管理監管機制。為加強高校化債資金支出管理，確保專款專用，政府明確規定高校債務資金無論來源渠道，全部實行國庫集中支付，不經過任何中間環節，直接撥付到高校貸款結算戶、債權人、材料供應商和工程承包商的賬戶。加強對高校化債控債工作的管理，由省財政廳與審計廳共同履行監督檢查職責。支持以銀團貸款方式進行高校債務重組。銀團貸款是指基于相同貸款條件由兩家或兩家以上銀行，按約定時間和比例，依據同一貸款協議，通過行向借款人提供的本外幣貸款或授信業務。在國際上這種貸款方式較為通用。有的省份與高校開始于銀行合作，探索以銀團貸款的方式進行債務重組。、高校的主要債權人是國有商業銀行，其他債務來源非常小，因此可以采取將現有商業銀行貸款轉換成國家政策性貸款或者將高校債務轉換成國家債券的形式，通過國家給予的政策性優惠，降低高校的利息支出，減少高校貸款的成本，從而使當前各高校在沉重的債務負擔中得到喘息的機會，財政投入的壓力也能夠得到相應的緩解。

（五）強化財政績效管理。引導高校進行內涵建設，深化教育教學改革，改善人才培養質量，將高校的軟硬件設施、辦學層次、服務社會能力等指標作為高校經費預算的核心指標，探索建立適應公共財政和高校內涵式發展要求的財政經費預算撥款模式，在對高校績效考核評估的基礎上進行撥款，逐步建立財政性教育經費績效評價制度，將財政專項資金使用管理情況作為今后財政有關專項資金分配的重要依據，引導和鼓勵高校科學合理規范使用財政性資金。

高校債務化解是推動高等教育科學發展的當務之急、重中之重。高校省屬債務的化解，不可能一蹴而就。對化解高校債務問題的學術研究和對策探討，也還有很多空白要補，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和研究中，筆者將會繼續深化對高等教育和高校債務問題的認識和研究努力，提出更為完善有效的對策措施。

參考文獻：

[1]高培勇.為中國公共財政建設勾畫路線圖[M].北京：中國財政經 濟出版社，2007.

[2]何學飛.高校債務問題研究[J].財會月刊，2009.

[3]姜澄.高校大額財務負擔形成由來及解決對策建議[J].中國高等教育，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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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研究方向：軟件工程

是否有數據處理要求：否

您的國家：中國

您的學校背景：上海交通大學

要求字數：4000

論文用途：碩士畢業論文

是否需要盲審(博士或碩士生有這個需要)：是

補充要求和說明

上海交通大學工程碩士生開題報告:企業信貸管理信息系統設計

課題的意義及國內外現狀分析：

銀行業金融自由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放松管制帶來了激烈的行業競爭和市場競爭中，銀行利潤率下降，在分配過程中的風險問題突出，銀行等行業遭受失敗的后果，也忙著處理與非的問題不良資產和債務危機的教育。

中國的金融業得到了快速發展，但與墨西哥銀行風險問題已悄然出現。近年來，銀行信貸資產質量問題成為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進程的主要障礙。而我國商業銀行的壞賬在亞洲金融危機后已經成為世界的焦點。如何更好地控制風險已成為當前銀行業更側重于。特別是作為新巴塞爾資本協議的正式公布，國際銀行業風險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國內銀行也開始逐步按照信貸風險管理的建設標準。

課題研究目標、研究內容和擬解決的關鍵問題：

課題計劃進度和預期成果：

目錄

1 緒 論

1.1 研究背景

1.2 研究現狀

1.3 本文研究工作及創新點

1.3.1 研究內容及取得成果

1.3.2 創新點

1.4 論文結構

2 新企業信貸管理系統的分析

2.1 現存問題的分析

2.2 系統的目標與建設原則

2.3 數據抓取相關技術

2.3.1 數據清洗

2.3.2 數據清洗技術的研究

2.3.3 重復記錄檢測技術

2.4 已有貸款風險識別和評估模型評價

2.4.1 a銀行信貸項目風險管理與評價

2.4.2 基于elman神經網絡的評估模型建立

2.5 系統實現技術

2.5.1 web2.0體系結構

2.5.2 .net fw4.0體系結構與最新技術

2.5.3 ado.net技術概述

2.5.4 asp.net mvc3框架

2.6 本章小結

3 企業信貸管理信息系統的設計

3.1 設計概述

3.1.1 設計思路

3.1.2 現有數據庫分析

3.2 系統的總體架構設計

3.2.1 邏輯架構

3.2.2 企業信譽度評級管理設計

3.3 基于核心詞的重復數據檢測模型構建設計

3.3.1 模型概述

3.3.2 主要流程

3.4 銀行信貸風險模型的建立

3.4.1 變量選擇

3.4.2 模型建立

3.4本章小結

4 企業信貸管理信息系統的實現

4.1 系統詳細設計

4.1.1 功能結構

4.1.2 關鍵流程序列圖

4.1.3 詳細流程設計舉例

4.1.4 詳細數據結構

4.2 數據抽取部分的實現

4.2.1 樣例數據抽取

4.2.2 構建企業名稱的特征屬性表

4.2.3 字典表的構建

4.2.4 程序實現

篇（7）

經濟長期增長中社會保障作用的理論探討

（一）政治經濟學角度的理論分析

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社會保障事業發展水平，反過來社會保障對經濟長期增長也具有重大影響，其本質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社會保障在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情況下有利于維護社會公平和改善社會福利，有利于減少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配置相應的經濟資源，并制定相應的社會政策目標，有利于促進經濟長期增長；與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則將阻礙經濟長期增長，損害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和乃至國家的整體競爭力。

（二）西方經濟學角度的理論分析

社會保障是市場經濟體系的組成部分，它通過減少不確定性降低生產和勞動力市場調整進程中的交易成本，并在某種程度上降低勞動報酬的相關風險，改善人力資本投資的條件。同時，缺乏再分配體制的完全競爭市場體系無法保證收入和消費在理性經濟人之間的公平分配，通過社會保障再分配機制可以熨平市場機制在公平方面的短板。社會保障如果過度，市場經濟效率就會受到因承受過多社會風險的損害。另外，從哈羅德-多馬模型來看，積累是影響經濟長期增長的最重要的因素，而社會保障可以影響到資本積累，并改變勞動者收入配置、影響社會消費和儲蓄，從而對經濟長期增長產生促進或阻礙作用。

（三）社會保障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機理

一是通過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促進經濟長期增長，促進經濟社會調整和結構變革，為經濟增長提供了穩定的社會環境，創造市場機制發揮功能的良好環境，特別在社會危機期間發揮“自動穩定器”的作用。二是通過社會保障收支規模變化調節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三是通過促進勞動力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發揮宏觀調控功能。四是從長期來看社會保障有利于擴大內需，從而有利于發展經濟和擴大就業，并起到平抑經濟增長周期的作用，形成經濟長期增長的良性循環。

德國與希臘經濟增長表現的比較分析

（一）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比較

圖1顯示，新世紀以來德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經歷了兩個周期，并分別在2003年和2009年達到最低谷，當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分別為-0.2%和-5.1%，雖然增長率不高但總體上優于歐元區指標，昔日因為經濟增長緩慢而被稱為歐洲“病人”的德國反而成為歐洲經濟發展的支柱和引擎；同時期的希臘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在2007年之前均保持在4%左右這一相對較高的增長水平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一直處于下滑狀態，并從2009年起進入負增長區間并深陷其中。希臘國內生產總值在2009年之前均超過德國，但2009年之后這一形勢發生逆轉，不但遠遠低于世界整體增長水平，還大幅度低于歐元區增長水平。從波動幅度的比較情況來看，德國除2009年之外基本保持相對穩定的增長率，其穩定性總體上高于歐元區；希臘則整體處于下降趨勢，從2004年開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從2010年開始低于歐元區平均水平且差距較大。

（二）失業率的比較

由表1可知，德國失業率整體波動不大，除在2003-2005年經歷經濟衰退時高于10%以外，其余各年度失業率均在10%以下，在國際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背景下，德國失業率不升反降，2011年甚至達到5.9%的最低水平。希臘大部分年度失業率在10%以上，特別2009年爆發債務危機以來失業率更是直線飆升，2012年達到22.6%的高水平，2013年8月更高達27.6%，是歐元區平均失業率的兩倍多。比較德國與希臘數據，德國除在經濟衰退時期失業率略高于希臘外，大部分年份的就業數據均大大優于希臘。

（三）希臘債務危機基本情況

2009希臘債務危機爆發以來，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希臘進行了大規模援助，迄今希臘已經獲得了大約2150億歐元的信貸援助，第二輪希臘救助計劃應于2014年底結束，這是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歷史上對一個國家成本最高的財務援助。為了滿足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援助條件，希臘進行了一系列的經濟緊縮計劃，但激進的緊縮政策和經濟改革使希臘走到社會瓦解的邊緣，希臘在接受救助的同時還發生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債務違約，最后不得不通過債務重組抹去1000億歐元以上的政府債務。2013年7月統計的希臘政府負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接近180%，經過兩輪救助后的希臘財政仍然需要救助貸款才可能勉強維持。前兩輪希臘救助計劃實行效果欠佳，需要新的經濟援助已在國際社會的意料之中。

德國、希臘社會保障與經濟長期增長的關系

（一）社會保障與經濟長期增長的關系

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應是一個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不斷地修正和完善的動態過程，必須隨著一國社會和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而改革和調整，以消除弊端及其對經濟的負面作用，才能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推動力。社會保障與經濟增長是否正相關，取決于社會保障制度設計是否合理與適度，而改革是使社會保障制度趨向合理的惟一途徑和發展方向。其中最關鍵的是“適度”問題，衡量是否符合恰當的“度”的標準是生產力發展水平。國家福利在實踐上是為了更有效調節、調控經濟，而不是為了最大限度實現社會福利經濟。社會保障改革的合理性，不僅影響社會保障體系的運轉，而且還將直接影響到經濟的長期發展。

（二）德國社會保障與經濟長期增長的關系

隨著德國社會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和經濟的迅速發展，德國社會保障制度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社會保障覆蓋范圍涉及到各個階層，形成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方位社會保障體系，逐步成為一個廣保障、高福利的國家。2003年初施羅德政府開始醞釀“2010年議程”的改革計劃，并于2004年全面啟動該項計劃，大幅度地改革德國社會保障制度。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削減社會福利保障，包括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政策進行改革，構建完善多層次養老保障體系，在醫療領域引入更多的競爭機制，增強公民個人醫療的自我責任感意識，規定只有領過失業保險津貼者方能領取失業救濟金。二是改革僵化的勞動力市場，包括調整解雇保護政策，設立個人服務代辦處和職業介紹中心，鼓勵自主創業，允許從事“微型”工作、重點關注長期失業者等。此后的默克爾政府基本延續了上述政策，并且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根據形勢需要適時推出“短時工作制”，不僅保障了私人消費能力，而且在經濟好轉、訂單重新出現時企業能有足夠的高技能工人。

德國上述被稱為“經濟節制主義”的社會保障改革強調社會保障制度中的個人責任，在分配制度上通過政府的干預克服收入和分配上的不公平，改善了勞動力市場，促進了勞動力質量的提高，創造了德國安定的經濟建設環境，重新激活了德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潛力。不管是面對全球金融危機還是近年來歐洲債務危機，德國經濟始終保持平穩運行態勢，經濟層面受的消極影響比其他福利國家要小得多。不可否認，德國在經濟發展表現逆勢而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主動推進和全方位實施的社會保障改革。

（三）希臘社會保障與經濟長期增長的關系

希臘實行的全面福利制度對于維持社會和平和政局相對穩定，為經濟長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經濟增長放慢和公共稅收減少，用于社會保障的資金遇到困難；由于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人口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尤其是養老保險的現收現付籌資模式出現了問題；較高的福利保障影響到勞動創造的積極性，客觀上形成“養懶罰勤”的逆向激勵效果，主動失業群體也日益龐大，社會保障的高福利性對希臘經濟長期增長造成的負面影響越來越突出。但由于社會保障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且希臘沒有相對有效的民主制度集中控制社會進程，因此希臘政府推行社會保障改革舉步維艱。為了維持超越自身經濟承受能力的高福利制度，希臘不得不負債運轉，最終導致積重難返，長期積聚的高赤字、高債務風險迅速演變為債務危機。希臘自爆發債務危機以來不斷地發生以反對削減社會福利社會保障改革為訴求的全國性。希臘當前的經濟社會形勢可以概括為：社會保障隱形債務逐步顯性化拖垮經濟發展，理應作為“危機減震器”和“社會穩定器”的社會保障改革反而成為觸發經濟社會危機的導火線。

兩國實踐對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啟示

從德國、希臘社會保障與經濟長期發展關系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是否健康、增長潛力是否強勁，不僅要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中央和地方財政收支狀況等經濟發展指標情況，還要分析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及運行情況、社會福利開支及增長趨勢等。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社會保障體系大體均衡或總體上平衡，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方有可能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否則發展就缺乏后勁或者說是不可持續的，過度的社會保障反而不利于經濟增長。建立與一國的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能夠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要求。

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框架正處于建立完善期，將社會保障框架建立與改革完善一并進行，其目標是實現我國社會、經濟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從而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良好的基礎和條件。

因此，要發揮社會保障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積極作用。社會保障與個體消費及總體消費、短期經濟增長率及長期經濟增長率密切相關，我國經濟發展需要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這一社會“穩定器”和“安全網”，從而有效疏通社會保障刺激消費、內需的機制。要加強對提高居民預期未來收入、當期實際收入以及居民消費傾向等方面的社會保障投入，有重點地選擇提高預期未來收入保障措施，提高居民總體消費的民生保障支出。要加大對醫療衛生、廉租房、教育、人力資源配置、扶貧開發等的投入，發揮社會保障的消費乘數效應。

處理好社會保障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最重要的是保持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社會承受力較差、企業競爭力較弱，社會保障水平不能過高，要在重視社會保障對經濟長期增長積極作用的同時，充分考慮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性，處理好當前與長遠、盡力而為與量力而行的關系。社會保障的剛性和不可逆性決定社會保障要慎重，特別要處理好福利水平與經濟承受能力之間的關系。現階段我國更適合走循序漸進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之路，即根據國家經濟發展實力和政府財政收支狀況靈活調整福利支出，積極穩妥提高社會保障標準和水平，在兼顧經濟可持續發展前提下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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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國次級債務危機

美國次貸危機，是指發生于美國房地產市場上的次級按揭貸款的危機。次級按揭貸款，是指對沒有(或缺乏足夠的)收人或還款能力證明，或者其他負債較重的按揭貸款人所發放的貸款。由于受到美國在過去的6 ，7年間信貸寬松、金融創新活躍、房地產和證券市場價格上漲的影響，次級按揭貸款的還款風險就由潛在變成現實。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有些金融機構為一己之利，縱容次貸的過度擴張及其關聯的貸款打包和債券化規模，使得在一定條件下發生的次級按揭貸款違約事件規模擴大，進而達到了引發危機的程度。

2美國次級債務危機的原因

次級債從風險積聚到危機的瀑發乃至形成一種全球性危機，有一個很長的時間過程，是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具休的成因看，可以大致歸結為如下幾個方面:

2.1次級貸款在產品設計上固有的缺陷

次級按揭客戶的償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戶本身的還款能力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房價不斷上漲、利率不斷下跌或長期低利率政策的假設之上，顯然制度設計就沒有成功的基礎。在房市火爆的時候，銀行可以借此獲得高額利息收人而不必擔心風險，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戶們的負擔將逐步加重，當這種負擔到了極限時，大量違約客戶出現，不再支付貸款，造成壞賬。此時，危機就會產生。

2. 2在缺乏傳導隔離機制下.高風瞼資產以證券化方式進入投資市場

資產證券化把房地產信貸包裝成有價證券(MBS債券)拿到在資本市場上去流通，以控制風險鎖定收益，后來又配合國際評級機構的評級要求設計出了各種衍生品:CDS}CDO以及CDO平方等等。次級債風險由于通過證券被轉移到投資者身上，表面看，風險是分散了，但實際上它可能傳導到證券市場，讓投資者購買本來達不到投資等級的資產。

2.3商業銀行沒有做到嚴格的風險防范

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政府利用低利率及減稅政策鼓勵居民購房，在激烈的競爭面前，不少金融機構降低住房信貸消費者的準人標準，美國標準的房貸首付額度是20%，但是近幾年已降到了零，甚至出現了負首付，以吸引購房者。銀行為短期利益降低房貸政策，貸款人可以在沒有資金的情況下購房，僅需聲明其收人情況，無需提供任何有關償還能力的證明。商業銀行承擔了貸款的百分之百的責任。

2.4政府的監管缺位，應對危機能力較差

次債危機過程折射出了美國金融體系不健全和信貸結構的不完善，政府把對次級貸債券這種金融衍生品的評估和監督責任完全拋給私人債券評級機構，給這些私人機構留下太多操作空間，而這些機構采用的評級標準并不十分真實、準確、可靠。

2. 5次級債信息不透明

公共產品應該接受監督，信息公開透明，次級房貸債券主發行過程中信息就不透明。當次級抵押貸款被打包成債券銷售給投資者時，債券投資者無法確切了解次級貸款申請人的真實支付能力。不透明往往就會隱藏危機，這種債務風險不斷積累，為危機的發生埋下隱患。

3對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啟示

雖然我國商業銀行沒有受到美國金融機構那樣巨大的沖擊，但對一個新興市場國家的商業銀行而言，在風險管理方面有重要的啟示:

3.1加強商業銀行的風險準備金，樹立強烈的危機管理意識

目前房地產抵押貸款在中國商業銀行的資產中占有相當大比重，也是貸款收人的主要來源之一。根據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商業銀行為房地產抵押貸款計提的風險撥備是較低的。然而一旦房地產市場價格普遍下降和抵押貸款利率上升的局面同時出現，購房者還款違約率將會大幅上升，拍賣后的房地產價值可能低于抵押貸款的本息總額甚至本金，這將導致商業銀行的壞賬比率顯著上升，對商業銀行的盈利性和資本充足率造成沖擊。銀行系統抵押貸款發放風險不可忽視，必須在現階段實施嚴格的貸款條件和貸款審核制度。

3. 2注意金融創新產品離風險的屬性

美國的次級抵押貸款和次級債，蘊涵著大量的金融創新，金融創新工具本身并沒有問題。但任何金融產品都是一把“雙刃劍”。創新是商業銀行發展的動力，但創新需要強有力的風險保障機制。必須科學推進金融創新。

3. 3完獸我國個人征信系統

由于我國個人征信系統建立時間不長，1數據庫積累、信息收集范圍、地域的無死角覆蓋上尚需要進一步完善。‘三善的個人征信系統將大大減少由于借款人欺詐所引起的消費信貸風。

3.4商業銀行要建立完整的操作風險管#z制度

根據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原則要求，并結合我國銀監會的相關管理要求，商業銀行應制定完整的操作風險管理政策框架，要有良好的管理環境、完善的組織架構和高效的運行機制和良好的管理環境。

篇（9）

2．危機和機遇并存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雖然給德國經濟造成較大負面影響，使得其出口短期大幅下滑，但另一方面也給德國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歐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德國政府認識到營商環境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為此，德國政府積極地通過對企業直接減稅、減少工資附加成本以及政府審批為企業減負、延長雇傭短工的政府補貼等措施，有效地減輕了德國企業負擔，促進勞動就業市場靈活化，避免了社會需求的大幅下降。德國政府還出臺其他經濟刺激計劃，具體措施包括增加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轎車以舊換新補貼、加大轉移支付來鼓勵消費等，這些措施一方面有助于德國的出口企業獲得了大量訂單。世界很多國家大都通過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和擴大投資需求等手段來應對金融危機，從而拉動了大型機械設備的需求，而機械設備制造產業恰恰是德國的傳統優勢，因此，德國的出口工業受益匪淺，增長非常強勁。另一方面，困難與機遇伴生，歐洲債務危機使歐元疲軟，以歐元計價的德國商品變得相對物美價廉，因此具有了顯著的國際價格競爭優勢，這又拉動了德國出口。此外，歐洲債務危機也使得企業融資成本下降，從而有效地降低了企業的生產成本，進一步提高了德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3．政府及時有效的應對政策歐洲債務危機發生以后，德國及時出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金融救市計劃和經濟刺激政策。金融救市計劃的總規模為5000億歐元，主要用于救助債務涉及銀行，以穩定金融市場，防止銀行大面積倒閉而造成經濟動蕩。同時，實施經濟刺激政策，從規模上看，經濟刺激政策共為900億歐元左右，事實證明最有效的是德國勞動市場促進政策。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需求減少，導致德國企業訂單減少，嚴重影響了德國公司的銷售和利潤，為應對危機，德國政府及時采取了一系列的勞動促進政策。一是實施短時工作制，該政策規定因受金融危機影響而生產訂單顯著減少的企業可以采用短時工作制度，企業僅僅支付給員工實際工作時間的工資，員工工資的其余部分由國家補足，這雖然暫時增加了國家財政負擔，但有效減輕了企業成本，為金融危機期間企業迅速恢復生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二是降低企業的失業保險費繳納比率，從3．2％減少到2．8％。這些措施的實施，一方面使得企業可以充分滿足市場的需要，不再需要招募工人，有利于德國經濟快速復蘇，也因此而減少了重新培訓和獲得高質量技術人才的成本；另一方面起到使工人避免失業和克服在危機時期國內需求不足的重要作用。德國政府還通過增加公共直接投資支出和以舊換新的汽車置換補貼等措施，這些刺激政策有效穩定了金融市場和消費者信心。事實證明，這些措施使得德國汽車行業出現了產銷：2009年德國國內新車登記達到1992年以來380萬輛的新高，比2008年增加了23％，從而使得2009年德國汽車產業的減員壓力明顯減輕，同時也使得同年德國私人消費比2008年增加了0．4％，有效減緩了經濟下滑趨勢，避免了德國汽車行業可能遭受災難性的打擊，從而使得2010年世界汽車開始復蘇后，德國高檔車的需求出現了強烈的增長，2013年德國對中國和美國的出口增長率高達45％。德國在金融、危機中的穩健表現除了歸功于政府有力措施外，還要歸功于自身經濟和社會體系特點。首先，德國的金融業發展并沒有美國開放，金融市場上的金融衍生品遠遠少于美國，成為本次危機中德國金融狀況相對穩定的客觀因素。其次，自二戰結束以來，在德國政府長期鼓勵政策下，中小企業在德國經濟體系中發揮了支柱性作用，雖然單個中小型企業在抵御危機方面的力量不如跨國集團強大，但是由于中小企業經營靈活性較高，能夠根據市場的變化及時而靈活調整生產規模、生產工藝和產品品種，從而靈活地滿足不同市場不同群體的不同需求，這使得德國在應對金融、經濟危機過程中相對其他國家處于有利地位。

二、政策建議

德國應對經濟金融危機的策略對于我國經濟發展和政策選擇，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

1．重視中小企業發展，打破壟斷，營造充分而公平競爭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無論是世界史還是經濟學理論都證明了：壟斷不僅會激化市場矛盾，阻礙產業轉型升級，而且也會遏制技術與管理水平的提高，并且導致資本的高的社會矛盾和資源、財富分配的不公。這也是德國選擇“限大促小”發展體制的根本原因。目前，雖然我國的中小企業發展迅速，數量眾多，但是依然面臨很多經濟管制和壟斷限制。例如，在自然壟斷、公共事業、軍事工業和基礎設施行業和領域，政策的原則已經放開，但實踐是對特定資格的限制非常高，為“名義上的開放，以‘玻璃門’的實際限制”；在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和壟斷勢力利益的阻礙下，中小企業的發展越來越受到頸瓶的嚴重限制。因此，為了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必須打破壟斷，放寬準入條件，讓中小企業可以自由進入所有類型的行業和市場，認真貫徹執行《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為中小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和條件，營造平等競爭、共同發展的制度環境，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發展新活力，提升我國科技創新能力。

篇（10）

金融脆弱性的概念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隨著金融自由化、國際化進程的不斷深入，金融危機不斷爆發并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特征：金融動蕩只發生在相對封閉的金融領域內，金融風波發生前宏觀經濟狀況良好，金融動蕩與實際經濟的聯系甚微。傳統的從外部宏觀經濟角度來解釋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越來越缺乏說服力，這迫使人們放棄傳統的思維方式，從內因的角度即從金融制度自身來解釋新形勢下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源。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金融脆弱性概念應運而生，金融脆弱性一種趨于高風險的金融狀態，泛指一切融資領域中的風險積聚，包括信貸融資和金融市場融資風險。金融脆弱性的主要表現為：短期債務與外匯儲備比例失調、巨額經常項目逆差、預算赤字大、資本流入的組成中短期資本比例過高、匯率定值過高、貨幣供應量迅速增加、通貨膨脹率持續顯著高于歷史平均水平、M2對官方儲備比率變動異常、高利率等等。

金融脆弱性累積到一定程度如果不及時將其化解掉，最終將演變為金融危機。為了消除金融系統既有脆弱性，防止其累積到過高的水平，從而將金融脆弱性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正常狀態，保證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健運行是事關一國金融發展和金融安全的重要。

二、金融脆弱性的分析和研究

（一）貨幣市場上的脆弱性

明斯基從企業的角度研究，提出了“金融脆弱性假說”，認為由于存在經濟周期，繁榮時的利好現象使得貸款人和借款人都放松警惕，市場中高風險性貸款企業比重越來越大，繁榮之后的衰退引起違約和破產迅速擴散到整個金融體系，導致金融脆弱性增加并最終爆發金融危機，明斯基運用代際遺忘和競爭壓力來解釋金融危機頻繁發生的根源，這種解釋顯然很難讓人滿意。格瑞克從銀行角度提出了“安全邊際說”，提出銀行不恰當的評估方法——借款人的過去信用記錄和其他銀行的行為—來估價安全邊界，是信貸市場脆弱性的主要原因。經濟擴張使得投資預測錯誤很難被發現，借款人和銀行家都變得很自信，安全邊界就不斷的被降低，產生了金融脆弱性。“安全邊界說”告誡銀行家不僅應該看過去，還應該慎重的考慮未來預見事情的影響，如貨幣政策的變化等；這種學說也解釋了現實生活中，出于經濟危機之中的各金融機構受災程度也不同。

（二）信息經濟角度的研究

信息經濟學認為信息不對稱成為金融脆弱性之源。盡管金融機構的產生可以一定程度上減少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根源----信息不對稱，但進一步分析表明，儲戶的信心以及金融機構資產選擇過程中的內在問題也會使得金融風險不斷產生和積累，最終可能依法金融危機，而這些問題也是由信息不對稱產生從內部制度上分析，金融機構管理者在經營業績上獲得獎勵和受到處罰得不對稱性也將導致其不能有篩選客戶的原因。

（三）從宏觀經濟角度分析

認為宏觀經濟不穩定是導致經融資產價格尤其是股市價格過度波動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愈脫節的背景下，資產價格并不完全依賴實物經濟，而是由市場中的眾多因素相互決定，并這些因素具有很強的關聯性，因而金融資產價格會出現過度波動性，是金融市場脆弱性的重要根源。分析金融自由化對金融脆弱性的影響金融脆弱性問題在一國由金融壓制狀態轉向金融自由狀態更加突出，可以說金融自由化在相當程度上激化了金融固有的脆弱性。

三、我國金融脆弱性的根源

（一）金融制度的缺陷

金融脆弱性歸根結底是由金融制度自身特點和缺陷決定的，是內因和外因同綜合作用的結果。

1.金融制度主客體缺陷是造成金融脆弱性的根源所在

一方面，在金融活動中，金融活動主體的有限理論，結果是金融行為異化。突出表現在金融機構過度借貸沖動和過度競爭；金融市場上的過度投機和盲目惶恐；金融監管行為的扭曲和不規范；金融當局貨幣政策得失誤和過度的貨幣供給；金融活動中大量存在的內部控制問題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滋生，從而使金融制度功能異化，金融脆弱性不可避免。另一個方面，作為金融合約的安排形式，金融制度客體缺陷主要表現為金融合同的復雜性和不完全行。由于金融資產市場競爭程度高，參與者眾多，從而使金融交易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增加了金融風險發生和擴散的可能性，進而影響了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

2.金融制度相對穩定的特點和結構缺陷是脆弱性的根源

金融制度是由許多復雜的子系統構成的有機體。一方面，是由于各子系統發展的不平衡，往往導致系統內部失去均衡，內部調節失靈。金融機構和市場創新不斷進行，使原來的金融監管制度滯后甚至失靈，出現“管不住的無奈”，從而使用權子系統功能耦合和互相適應的穩定狀態遭到破壞，使金融機構越來越難以適應新的變化了的金融形勢，金融脆弱性相伴而生。另一方面，金融活動又是在金融結構框架中進行的，金融制度總是對一定的金融活動的控制或者管理，當新的金融活動不斷發展，原有的制度不能容納它并對之進行有效的控制的時候，盲區就出現了，盲區的不斷擴大是原來的金融制度變得越來越脆弱。因此，金融創新是滋生金融脆弱性的催化劑，舊有的制度安排不適應新的經濟金融環境是金融脆弱性的根源。

四、中國金融脆弱性的表現

（一）我國潛在貨幣危機

從我國現今的實際匯率上看，人民幣一直存在一定空間的升值壓力。而且通過與美國的對比，發現我國現今的通貨膨脹率還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從經常賬戶上看，我國一直維持貿易順差，因此經常賬戶保持盈余，說明國家具有一定抵抗風險的能力。從資本和金融賬戶上看，因為從2005年開始我國放緩了對外國投資資金的吸收速度，因此外債資本流入中短期外債比重不斷攀升，所以應該引起對這一方面的高度重視，以防引發短期投機資金帶來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從外匯儲備上看，我國外匯儲備很充裕，是現今世界上外匯儲備最大的國家，這是我國一種金融保險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現階段不會爆發貨幣危機。（二）我國潛在資本市場危機

在資本市場發生危機的關鍵原因是投資者的投資信心，隨著我國證券市場逐漸的規范化，上市公司的質量也得到了保證，證券市場投資環境不斷完善，投資者的信心在不斷提高。因此，我國證券市場應該在不斷上升中，向“牛市”進發。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現階段也不會爆發資本市場危機。

（三）我國潛在債務危機

我國現在的對外債務一直保持在安全的狀態下，連續7年我國外債負擔率、外債償債率和外債債務率均低于國際警戒線。但近幾年，我國對外債務的結構也在不斷的變化，短期外債比例從2003年開始超出25%的國際警戒線。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要，但我國現今發生債務危機的可能性也很小。

五、對我國的啟示

（一）加強金融監管

從世界各國發展態勢上看，金融監管正在發生質的變化，從分業監管向混業監管發展，從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發展。因此，我國應該設立專門的監管機構進行金融業的全面監管。我國可以考慮參照美國聯邦金融機構檢查委員會模式，成立一個專門的領導機構——國家金融協調發展與風險管理委員會，協調金融行業的風險管理，彌補現有金融監管的不足與缺陷。

（二）中央銀行的最后貸款人職能

現在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是把中央銀行作為最后的貸款人來維護金融穩定，我國一般是由中央銀行通過提供再貸款的方式，救助陷入流動性危機的銀行。中國人民銀行作為我國的中央銀行，在救助危機銀行機構時，先后多次履行了最后貸款人職責。

篇（11）

一、引言

中國地方債務危機近年來開始顯現，逐漸成為學界聚焦和熱議的話題，尤其是在部分省市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資平臺過度舉債的大背景下，2013年6月，審計署2013年第24號審計結果公告透露了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如加上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2012年有16個地區負債率超過100%。其中，有9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負債率超過100%，最高的達188.95%，如加上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債務率最高的達219.57%。不僅如此，14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已逾期181.70億元，其中2個省會城市本級逾期債務率超過10%。中國地方債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未知。2010年審計署的調查是10.7萬億人民幣，但鄉鎮一級并未納入審計，根據已有的信息來看樂觀估計現在地方債規模會達到13萬億。國家審計署副審計長董大勝今年表示，估計目前各級政府總債務規模在15萬億――18萬億元；財政部原部長項懷誠最近透露，地方政府負債估計超過20萬億元。

地方債務總量急速攀升伴隨著融資成本高昂、土地財政綁架地方經濟、以及債務違規擔保與挪用等問題。社會需要深刻認識到任何債務危機都有一個逐步顯現、持續惡化、集中爆發的過程，究其實質是經濟危機的前湊表達式。因此，有必要建立債務控制機制，對財政運行過程進行跟蹤，監控，及早地發現債務危機信號，預測財政面臨的風險，使政府在債務危機的萌芽階段采取有效措施。本文構建的地方政府債務控制機制基于地方政府GDP以及財政收入總額，計算不同融資比率下地方政府債務的預期違約率，為地方政府控制債務總額提供具有理論支持。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研究文獻回顧

因為西方國家始終堅定市場經濟原則，地方政府更多強調的是公共服務與福利職能，政治構造、國民文化等未賦予其舉借重債過多干預地方經濟的權利，所以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不易出現，自然政府債務風險的相關研究也不容易得到充分展開。所以國外經濟學家對政府債務風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家層面，其研究主要分為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是關于政府舉債必要性的研究；二是關于政府債務風險問題的研究。

（1）關于舉債必要性的研究

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由于凱恩斯主義在經濟政策制定和實施中長久占據統治性地位，當西方國家普遍進入經濟滯漲的階段，凱恩斯主義中國家積極利用公債干預經濟的理論及政策主張成為眾矢之的，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古典主義重新抬頭，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認為政府舉債是否有益，不能做簡單的判斷，短期可能刺激經濟增長，然而由于公債的負擔并非由現代人的“犧牲”所負擔，而是相當于后代的轉移支付，政府還本付息的支出由支付稅款的未來一代承擔。因此，強制壓縮了后代社會的總需求，造成對后代經濟擠壓；而且如果政府債務主要用于非生產型支出，則會對國民經濟作用將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所以舉債應被嚴格限制于資本項目，杜絕政府債務用于非生產性的消費支出。實質上是取得了本期額外的購買力卻不發生額外的本期成本，成本被轉移到未來支付。 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西方國家干預經濟的呼聲重新高漲，于是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也在呼聲中不斷加強，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1987）從政府債務資金用途、資本市場要素和開放經濟背景等角度出發對政府債務風險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得出了政府債務具有合理性的結論。斯蒂格利茨用此研究結論成功地解釋美國80年代出現“雙赤字”現象的原因并且創立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兩個恒等式：“貿易恒等式”及“儲蓄投資恒等式”，并以此為工具對政府債務問題進行了研究。他得出結論：政府債務并不確定會“擠出”國內私人儲蓄和投資；緣由赤字債務導致了貿易赤字的出現，因此政府舉債在一定條件下有利于經濟發展，但是國家需要加強對政府債務的管理。

（2）關于政府債務結構及風險

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Hana Polackova在政府債務結及風險分析方面貢獻最為突出，也為世界主要國家所普遍接受。她曾經在她的論文“政府或有負債：影響財政穩定性的潛在風險”（Contingent Government Liabilities： A Hidden Risk for Fiscal Stability）中，提出了著名的財政風險矩陣（fiscal risk matrix），奠定了研究財政債務風險的基本分析框架。這個矩陣被公認為最能全面顯示政府財政風險。漢娜將政府債務劃分為四類。從法律責任的角度，政府債務包括顯性債務，從道義責任的角度，政府債務包括隱性債務，顯性債務是指由法律或政府簽訂的合同明確規定或書明由政府承擔償還義務的債務，隱性債務是指沒有法律或政府簽訂的合同明確規定，但政府出于公眾期望、政治壓力和道義責任而承擔的債務。從債務責任確定性角度，政府債務被分為直接債務間接債務。直接債務是指不需要特定條件，即在經濟運行中無論如何都需要由地方政府來承擔的債務。或有債務是指只有當特定事件發生才會形成的債務，特定事件的發生決定了這類債務的發生。這類債務要由未來其他事項的狀況來決定，因而其發生的概率和規模往往難以確定。具體來說：（1）直接顯性債務：是指通過法律或契約的形式確認的，地方政府在法律上具有支付義務的債務，是最容易識別的政府債務。如國債、地方政府債券，本級政府解決地方金融風險專項借款等。（2）或有顯性債務：是指由法律規定的當某特定事件發生時地方政府必須承擔的債務。包括國家保證的非借款，國家對重大私營投資項目的保證，國家對外貿與匯率的保證，國家對某些信貸的支持等。（3）直接隱性債務：并沒有在法律或契約中規定，但是在政府的各項政策中預先確定的政府支出責任而形成的債務。直接隱性債務是人民對政府的一種期望，雖然政府沒有公開做出承諾，但是人們在心理上存在預期，認為地方政府一定會承擔這部分債務。如為基礎設施項目建設籌資而形成的債務。（4）或有隱性債務：指在某一特殊事件發生后才會發生的債務，一般是道義下的選擇。如銀行倒閉的拯救開支，災難與軍費追加開支，自然災害和環境危機債務，環保保護開支等。隱性債務往往與道德相關近些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其對經濟的調控與干預也由九十年代初期的疲弱逐漸轉向強勢，地方政府債務規模隨之不斷擴大，債務風險開始顯現，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問題逐步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的專家學者也開始了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廣泛研究。下面我們將分別從政府債務風險的識別、債務風險的現狀、風險形成原因及治理對策對這些研究成果加以介紹。

（二）國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研究文獻回顧

自90年代末以來，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日益引起社會重視。尤其以2008年以來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地方政府大舉借貸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高速鐵路、公路陸續開工，并伴隨著地方經濟金融化和地產化，這種寬松貨幣的不均衡持續放大了包括地產在內的資產泡沫，政府債務風險問題更為嚴峻。2013年國家審計署24號公告以來，更是成為社會各界關注與討論焦點。但是，對于“目前債務現狀是否真的構成各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人們恐難有確切、統一之認識。然而，只有基于對現狀的深刻剖析，審慎思考，這種討論才會更有意義，也才能促進相關的決策的妥當制定。事實上，自政府債務問題開始引發人們的關注以來，中國的專家、學者及有關機構便開始了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現狀的相關研究。

廈門大學的郭琳（2001）認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是因地方政府債務范圍的模糊或其本身的缺陷而引發的各種矛盾和問題，以及由這些矛盾和問題產生的對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和沖擊。地方政府債務可分為內在風險和外在風險，地方政府債務范圍的模糊或其本身的缺陷導致內在風險，地方政府債務引發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給整個社會帶來的沖擊和影響形成外在風險。中國審計署的劉星（2005）認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是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財政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財政矛盾產生的原因主要有財政制度和財政手段的缺陷以及各種經濟因素的不確定性。這些因素造成地方財政收支矛盾并不斷激化，并最終破壞財政穩定和平衡，導致債務風險的產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魏加寧（2007）認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正通過面向政府及相關機構和單位放貸的金融機構轉化為金融風險，地方政府債務已經威脅到地方乃至全國的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社會各界對此應該高度重視。

李增來研究了我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與金融風險的關系，認為我國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巨大，而且絕大多數屬于隱性債務，已嚴重影響地方的經濟交全、社會穩定和財政的可持續發展。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是地方政府財政風險的集中體現，以萬億計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正通過銀行機構向金融風險轉化，已經成為一個危險的動向，這必將影響國家金融安全。

中國審計署于2011年3月至5月對全國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5個計劃單列市本級及所屬市、縣三級地方政府的債務情況進行了全面審計分析。審計發現，截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107174. 91億元。其中：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67109. 51億元，占62. 62%；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或有債務23369.74億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其他相關債務16695. 66億元，占15. 58%。中國審計署認為，相對GDP來說，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總額所占比例為1/4，對比國際對政府債務風險的衡量的各項通行指標，大約兩成地方政府的債務存在風險，但就全國而言，沒有超出警戒線，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總體上是可控的。2013年6月，審計署2013年第24號審計結果公告透露了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如加上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2012年有16個地區債務率超過100%。其中，有9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超過100%，最高的達188.95%，如加上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債務率最高的達219.57%。不僅如此，14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已逾期181.70億元，其中2個省會城市本級逾期債務率超過10%，最高的為16.36%。

在如何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方面，我國學者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王曉光、高淑東認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監控預警系統應當以地方政府的財政及債務數據的信息化為基礎，全面監控地方政府經濟運行中的各項風險，準確評估真實的財政風險，提出運用模糊綜合評價模型來定量地衡量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拓寬了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預警研究的思路。寇鐵軍和張海星（2001）認為，應當建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評價機制，建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預警機制，切實控制和降低政府債務風險。周禮華認為，應當改善地方政府管理情況，分析地方政府債務的深層原因，促進地方政府債務管理進入良性循環。曲智超認為，應當合理界定市場和政府的邊界，規范政府行為，建立或有債務風險預警和監控體系，切實防止新的隱性債務和或有債務的發生。上海交通大學的顧建光（2006）在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問題上提出了以下對策：第一、透明化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要素；第二，加強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防控；第三，明確債務償還責任；第四，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與財權；第五，加快地方政府職能轉換和機構精簡；第六，試行地方政府“舉債權”制度。

由以上分析可知，當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層面的分析和論述，該領域的定量研究還很不足。而且，面對我國各地區發展環境、債務規模、管理方法均存在差異的情況，針對某一個地區的相關研究也不多見，當前研究成果大多只是從宏觀層面進行理論探討，未能結合某一地區有針對性地展開研究。因此，前人的研究雖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對于我國某一具體地區的參考價值不大。而且，由于已有的研究在研究思路、方法上均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對后續研究的參考價值也有限。正是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首先選取全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地方政府債務與GDP、財政收入的關系。然后應用修改的KMV模型對西安市的財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出西安市政府應該控制的債務總額規模。最后給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三、模型設定

1、KMV模型原理

KMV模型是美國舊金山市KMV公司于1997年建立的用來估計借款企業違約概率的方法。該模型認為，貸款的信用風險是在給定負債的情況下由債務人的資產市場價值決定的。但資產并沒有真實地在市場交易，資產的市場價值不能直接觀測到。為此，模型將銀行的貸款問題倒轉一個角度，從借款企業所有者的角度考慮貸款歸還的問題。

KMV模型的運用包括三個步驟：

第一步，利用Black-Scholes期權定價公式，根據企業股權的市場價值及其波動性、到期時間、無風險借貸利率及負債的賬面價值估計出企業資產的市場價值、資產價值的波動性。

KMV模型將企業負債看作是買入一份歐式看漲期權，即企業所有者持有一份以公司債務面值為執行價格，以企業資產市場價值為標的的歐式看漲期權。若債務到期時企業資產市場價值V高于其所需清償的負債面值D，則企業償還債務；反之則企業選擇違約。根據Black-Scholes期權定價公式，得到：

其中σv表示企業資產價值波動率。

第二步，根據公司的負債計算出公司的違約點 （default point），計算借款人的違約距離。假設企業資產未來市場價值圍繞企業資產市場價值的均值呈正態分布，則違約距離可由下式得出：

其中，DD表示違約距離，DP表示違約點價值。

第三步，根據企業的違約距離與預期違約率（EDF）之間的對應關系，求出企業的預期違約率。

企業違約率為企業資產市場價值低于違約點的概率。根據Black-Scholes模型，企業資產的市場價值服從幾何布朗運動，t時刻企業資產的市場價值為：

其中，μ表示企業資產的預期收益率，ε表示資產收益率的隨機部分。預期違約率EDF就可以表示為：

2、KMV模型在西安市政府債務規模評價中的應用

為了應用KMV模型，可以將西安市政府看作為一個企業。用政府債務余額D替代KMV模型中企業的負債，用政府財政收入R替代企業資產的市場價值V。假設在T時期，政府到期債務為DT，財政收入為RT。若RT≥DT，則政府不發生債務違約。若RT

3、該模型的不足之處

經過修改的KMV模型雖然能較好的反映地方政府債務的情況，并對實際數據進行評價。但是KMV模型主要還是用于計算企業的負債違約風險，運用到分析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上還是有局限性。而且，在計算預期違約率EDF時，對隨機變量分布的假設也過于苛刻，可能與實際情況不符。

四、實證分析

（一）西安市政府債務控制模型

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已經是個談論已久的話題，1994年分稅制以后這個問題就已開始出現。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促使各國政府紛紛出臺救市政策，中國也不例外，提出四萬億的救市計劃，各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便開始迅速膨脹。2001年，國家審計署對我國地方政府債務進行了全面摸底，對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5個計劃單列市本級及所屬市（地、州、盟、區）、縣（市、區、旗）三級地方政府的債務情況進行了全面審計。最終的審計公告顯示，截止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達到10.7萬億元，其中：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6.7萬億元，占全部債務的62.62%；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或有債務2.3萬億元，占全部債務的21.80%；政府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其它相關債務1.7萬億元，占全部債務的15.58%。

下面用西安市2005～2013年的財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運用修改的KMV模型對西安市政府債務規模進行評價。

通過前面的公式計算，得出西安市財政收入的波動率σR為0.273924，增長率g為0.334392。

假設西安市財政支出部分或全部來自政府負債，西安市2013年財政支出總額為729.81億元，按目前五年以上貸款利率6.55%計算，可以得到不同融資規模下西安市政府的債務本息和。

進一步，可以計算出不同融資規模下的違約距離和預期違約率EDF。計算結果如下：

從表中數據可以看出，西安市政府債務情況總體上良好。融資比在110%以下的預期違約率幾乎為0。但如果融資比進一步上升，預期違約率會迅速攀升。超過120%時，政府債務違約的概率更加明顯。西安市政府之所以可以維持在110%這個較高的融資比水平，是由于西安市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率很高，保持在33.4%的高增長率。同時，西安市GDP的平均增長率也在18.4%的高水平。

地方政府債務余額與該地區的GDP和財政收入總額應該保持一定的比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地方政府負債率）是衡量債務規模的一項重要指標，反映債務規模與經濟水平的協調性。負債率過大勢必會增加政府債務違約的風險。而地方政府的舉債規模也應該與其財政收入水平相適應。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是地方政府償還債務本息的主要資金來源，債務規模應盡量保持在與財政收入水平相適應的比例，否則會增加地方政府還本付息的壓力，嚴重的會損壞政府信用，影響該地區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

在此我們提出假設：財政收入和GDP是影響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的因素，因此較高的財政收入增長率和GDP增長率可以支撐西安市政府債務規模的高增長。

（二）地方政府債務余額與GDP、財政收入的相關性分析

為了消除我國不同地區發展狀況的差異性，在進行地方政府債務余額與GDP、財政收入相關性分析時，我們選用1996～2010年的全國財政指標。具體見表4。

其中，1999～2001年、2003～2006年的全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數據由于查不到具體數據，因此由估算得來，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國際上公認的負債率安全線是20%，2008年以前，我國的地方政府負債率控制的較好，都在安全范圍內。2008年以后，負債率有明顯上升的趨勢，突破了26%的水平，應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視。地方政府債務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也呈逐步上升的趨勢。一般認為該比率低于100%是一個合適的范圍，意味著地方政府擁有良好的償債能力。但2008年以后，該比率首次突破100%的安全域，達到131.60%，雖然2010年有所回落，但仍在128.97%的高位。綜合以上數據，可以看出2008年之后，隨著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的迅速膨脹，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開始顯現。

假設地方政府債務余額受GDP與財政收入的影響。運用EViews7做地方政府債務余額與GDP和財政收入的Granger檢驗，滯后階數為3，結果如下：

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水平下，可以拒絕GDP不是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設，說明GDP確實影響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的規模。而在1%的顯著水平下，可以拒絕財政收入不是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設，說明財政收入也確實影響著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的規模。同時地方政府債務余額既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也不是財政收入的Granger原因，這與我們的假設相符。原因可能是地方政府在控制債務規模的時候，會受到該地區的經濟增長水平以及財政收入水平的影響，考慮地方政府的還本付息能力，防止債務規模過大而導致地方政府發生債務違約。

五、地方政府債務控制的政策建議

本文采用的修改的KMV模型在具體應用時，需要政府更多的配套政策支持。

首先，應盡快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債務披露機制。目前，我國地方政府的債務水平仍然不透明，導致許多研究在做實證分析時缺乏具體數據，只能停留在理論分析上。政府應盡快統一地方政府債務的統計口徑和編制方式，定期向社會披露各項債務數據。只有隨著更多更細的債務數據的公布，才能不斷對理論模型進行改進，同時通過定量分析選擇更適合中國國情的具體模型，進一步為地方政府控制債務規模提供具有實際意義和實踐價值的政策建議。

其次，建立和加強對地方政府債務的監督管理機制。我國目前對地方政府債務的監管機制并不到位，這就使得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盲目追求經濟的高速發展，對該地區的債務規模重視不足，導致地方政府出現債務危機的風險不斷增大。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套地方政府債務的監督管理機制，隨時對地方政府的債務情況進行監控。目前我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大部分來自于各地方的投融資平臺公司，國家應加強對這些公司的監督和管理，規范投融資的流程。這樣有助于及時發現問題，并對可能出現的損失提前預防，降低地方政府的違約風險。

最后，地方政府應完善償債準備金制度。建立地方政府償債準備金制度可以為地方政府應對債務的集中到期起到緩沖作用。當償債壓力不大時可以適當提高償債準備金的比率，預防由于未來的不確定性而帶來的債務風險。地方政府可以建立償債基金，資金來源可以由每年的財政預算安排一部分資金、新借債務的部分留成、貸款項目歸還的貸款本金與利息等組成。

總之，本文運用的修改的KMV模型具有一定的實用價值，如果有地方政府更多的政策配合，對該模型進行進一步的改進，將會更好地發揮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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