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循環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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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雖然二種農業模式都兼顧生態、社會、經濟三大效益，但生態農業更加重視生態效益，而對經濟效益比較弱化，而循環農業更加注重經濟效益的提高與環境改善的融合。

（2）生態農業追求的最終目標雖然是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但在滿足人類社會持續對農產品的需求方面沒有具體措施，因此，生態農業更是可持續農業的基礎。

（3）生態農業主要側重于產品生產環節的環保、綠色，而循環農業按照循環經濟3R原則更重視生產環節、生產鏈和消費領域的物質循環利用，減少自然環境的破壞與資源的消耗。

（4）生態農業注重產品的自然安全，而循環農業在注重經濟效益下對產品的安全比較弱化。我國生態農業的提出與發展比循環農業早20年，在發展過程中，隨著人們認識的深化、科技與社會的進步，生態農業與循環農業的概念與內涵皆不斷更新完善，至今，生態農業與循環農業兩者在內涵上已呈現交叉重疊現象，兩者都以生態學、生態經濟學原理為指導，除各有側重點外，直接或間接目標一致。但對生態農業而言，其發展依賴于農村環境，而農村環境又與農村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社會經濟發展到目前，隨著農村生產資料、消費商品的豐富，在生產各環節及人們生活過程中，農業生產系統中非自然物質的輸入不可避免，而這些物質按照生態學原理，依靠自然生態系統的食物鏈轉化很困難或歷時很長，從而直接影響生態系統穩定與良性發展，造成農業生產環境惡化，因此，在農業物能循環中必然涉及到非自然性物質的人為循環利用問題，而這個問題是需要用循環經濟的理論來解決的。因此，為了減少概念的重復，取長補短，形成符合現代生態文明、物質文明、社會文明建設要求的系統化現代農業概念，將生態農業與循環農業的概念融合，稱之為“循環型生態農業”。

1．2循環型生態農業的概念界定結合生態農業與循環農業的現狀與發展，我們認為：循環型生態農業是在系統學、生態學、生態經濟學和生態技術學理論指導下，把循環經濟理論應用于農業生產過程，實現“投入品－產出物－廢棄物”的循環綜合利用，達到資源低消耗與高利用、投入清潔、產品安全、廢棄物低排放，從而實現生態良性循環、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人居環境優美、公民身體健康的現代農業系統。循環型生態農業的目標可以概括為：“低消耗、低污染、高利用、高安全、美環境、美人文”，即兩低兩高兩美目標。

2循環型生態農業的內涵

從循環型生態農業的概念出發，明確其內涵本質是應用設計與實踐運行的基礎。其主要內涵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生態良性循環。生態良好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按照生態學原理，將農業生態建設和綠色消費融合，實現農業生產環境的改善和農田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提倡農業的產業化經營，實現低開采、高利用、低污染等，生產過程用養結合，注重生物資源的自然回歸利用，最大程度實現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能量自給，嚴格控制外部有害物質的投入、農業廢棄物的產生與非生態化處理，最大程度地維持農業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

（2）物質循環利用。按照循環經濟3R(Reduce，Reuse，Recycle)原則，通過優化農產品生產至消費整個產業鏈的結構，實現物質能量的多級循環使用。綜合設計“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最佳配合方案，尤其是要加強生產、加工、消費環節非自然生態系統廢棄物回收利用，使物質與能量的得以順暢循環流動，達到自然資源低消耗、生產過程低污染、物質高利用、廢棄物低（零）排放，實現資源利用最大化的同時，減少廢棄物污染，從而將提高經濟效益與促進自然生態系統的良性發展、經濟可持續發展相融合。

（3）產品安全優質。將改善與維持良好的農業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利用與健康的動植物生產緊密融合，在良好的生態環境中、用潔凈的生產方式（盡量采用生物肥料、生物農藥等綠色物質輸入）生產安全優質的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在現代管理體系下加工銷售食品，倡導綠色消費，促進人們生活習慣的轉變，不斷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

（4）系統網狀復合。在環境保護和產品安全的總旨下，用生態經濟學原則和系統科學原理設計并不斷優化人工農業生產系統，將種植業、林業、漁業、畜牧業及其延伸的農產品加工業、農產品貿易與服務業、農產品消費領域等產業進行合理組配，建立高效循環的產業鏈。各產業之間通過中間產品和廢棄物的相互交換而互相銜接，形成一個比較完整和閉合的物質利用網絡，使資源得到最佳配置、廢棄物得到有效利用、環境影響減少到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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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循環經濟理論應用于生態城市建設的必要性

循環經濟理論應用于生態城市建設的必要性主要表現在如下幾點：

（一）自然資源的稀缺性

隨著各項科學技術地不斷創新，人們極大拓展了自然資源的利用深度和廣度，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整個社會的發展。但是，自然資源并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正是由于自然資源的有限性、稀缺性，使得在生態城市發展過程中不得不正視資源使用的持續性。循環經濟正是在“3R”原則下，為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可能。另外，它還在一定層次上促進了社會產業結構的重組和優化，提升了環境質量以及人們的生活質量。

（二）生態城市建設的高效性

生態城市建設過程中不僅注重經濟發展的數量和速度，更注重發展過程中體現的經濟質量。因此，生態城市建設是一種高效的經濟增長模式。生態城市不再將發展的速度單純作為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而是將經濟發展的重心偏向于經濟增長的質量，以及城市各要素間是否科學、合理，以期從全局出發，切實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水平。循環經濟追求資源的循環利用，立足于人與生態環境的和諧相處，改變了傳統低水平生產方式，恰好適應了生態城市建設的發展要求。

（三）循環經濟理論實踐的轉化要求

為保證循環經濟理論更好地在生態城市發展中發揮巨大作用，應對該理論實施提出如下實施要求：

（1）提升不可再生資源的利用率。

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人們對資源需求量日益增加，如果不加以改善，生態環境將更加惡化，由于對環境問題認識不足，經濟發展過程中生態環境出現了嚴重問題。因此，必須在發展過程中，轉變傳統經濟發展思路，引入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盡可能地用可再生資源代替不可再生資源，走可持續化發展路線，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2）確立和完善綠色消費制度。

綠色消費作為一種時尚、健康的消費方式，直接反映了循環經濟發展思路對人們思維方式的影響程度。綠色消費與傳統消費方式相比，有較大的區別。傳統消費忽視了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單純地建立以人的需求為中心，滿目追求超前消費、奢侈性消費等消費意識，無視消費行為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影響；而綠色消費則是在現有資源合理利用的基礎上，降低人類消費行為對環境的破壞，是一種可持續性的消費模式。循環經濟的有效實施，不僅需要企業、大眾的積極參與，而且還需要政府的正向引導，倡導綠色消費，建立完善的綠色采購制度，在整個社會形成綠色消費的消費模式。

（3）轉變GDP核算體系。

傳統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將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核心的評價指標，以此反映出整個國家的綜合國力。但是在傳統經濟模式下，人們僅單純地獲取自然資源發展經濟，而忽略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給自然生態環境帶來的負面效應。國內生產總值（GDP）并沒有將這種負面效應計入國民經濟體系當中，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統計方式。基于循環經濟理論的增長模式摒棄了傳統高消耗、低利用、高排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因此，在綜合評價國民經濟時，應該引入可反映生態經濟發展情況的指標，以此客觀地評價循環經濟理論下生態城市建設的效果。

三、基于循環經濟理論的生態城市建設途徑

（一）發展生態農業、工業、旅游業以及環保產業

（1）大力推行生態農業。

積極引導生態畜牧業、生態種植業，合理使用農藥、化肥，降低白色污染程度，構建良性的大農業生態環境，促進生態農業的良性循環。

（2）積極發展生態工業。

工業發展應該堅持低環境破壞、低資源消耗，減少重復性建設。對于某些有污染的工業企業，應立足于產業結構發展方向，采取關閉、停業、并購等一系列措施。新上馬的工業項目，特別是化工項目，應進行嚴格的環境評估，并實行集中布點，使其處于遠離城區的下風位置，以減少工業企業污染物向城市的排放量。

（3）發展生態旅游業。

發展生態旅游業最基本的條件是維護本地自然生態環境。生態旅游業使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形成良性的互動機制，有效地解決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高污染、高消耗、低利用的現狀。

（4）推進環保產業發展。

政府應該從宏觀層面推進環保產業發展，并合理立法，制定完善的財政稅收政策，引導及提高社會各部分環境保護的綜合能力。對于個人，政策應增加個人污染的處罰力度，強化個人污染的約束性；對企業而言，政策可從企業稅收、水電、價格等方面給予優惠，正向強化企業環保產業的投入力度。另外，還需提高城市建設者的環保意識，加大城市基礎設施投入，增強城市污水處理能力以及處理深度。

（二）從法律和道德層面強化形成綠色消費觀念

綠色消費不但涵蓋生產過程，而且與人們生活消費過程有緊密聯系。綠色消費觀念的形成，需要從兩個方面著手：第一，從法律層面建立有關法令、法規，以強制規范人們的行為；第二，加大社會輿論宣傳力度，使人們從道德上意識環境資源對生態城市建設的重要性，從而自覺規范自身行為。綠色消費觀念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應該建立長遠的消費激勵機制，保證生態城市建設順利開展。

（三）大力推行住宅生態化

現階段，房地產消費已成為人們的主要消費之一。隨著生態城市建設的不斷推進，生態住宅概念順應而生。生態住宅鼓勵資源節約利用，倡導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居住環境，著眼于城市居住環境的統一、協調以及人性，最終達到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間的協調與統一。因此，大力推行住宅生態化，不僅順應了生態城市建設發展的方向，而且對循環經濟理論在生態城市建設的開展也具有突出意義。

（四）補充及完善綠色循環經濟核算體系

循環經濟生態城市建設過程中必然產生費用及效益，這也是許多企業不得不考慮的問題。為了適應循環經濟生態城市未來發展方向，應對傳統的會計核算體系予以補充，加入企業綠色資產、環境成本、社會成本、綠色利潤等核算項，以詳細反映綠色循環經濟核算體系各重大層面問題。在循環經濟核算體系未來發展中，應重點突出綠色會計的核算資料，充分披露綠色會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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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態價值論:與勞動價值論共同構成經濟價值理論體系

將經濟與價值聯系起來進行哲學思考，馬克思做出了杰出貢獻。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揭示了經濟與價值的關系真理。從歷史的角度來說，馬克思的價值論貢獻是偉大的，主要在于勞動價值論。當考察當下人類遇到的環境與經濟關系問題時，我們發現僅僅以勞動價值論來說明現時代的自然資源、勞動、經濟、價值之間的關系是遠遠不夠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就當時的研究條件和應用條件，重點揭示了微觀領域的勞動價值關系，對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作出了近似于忽略不計的處理。隨著經濟學的深人發展和人類經濟生活的拓展，經濟價值已經遠遠超出了勞動范疇。

馬克思在其《資本論》(第一卷)中引用威廉·配弟的話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馬克思在這里承認了經濟財富的全面價值來源在于人類勞動和土地等自然資源。遺憾的是馬克思賦予了勞動以價值，卻沒有賦予土地等自然資源以價值，而僅僅是承認自然資源的使用價值。“一個物可以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價值。在這個物并不是由于勞動而對人有用的情況下就是這樣。例如，空氣、處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使用價值與價值是不相容的關系。

由于自然物的使用價值是無法計量和難以比較的，而經濟學基本上沿著數學化的方向發展。長期以來經濟學的發展沒有重視自然資源，不僅僅是因為其與人類勞動的區別，還因為其不容易量化和比較的特征。自然資源作為一個既沒有價值當然也不能以數量進行比較的財富來源，在經濟學發展的第一階段被忽略了。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作為后來者我們不能簡單地否定前人的理論創造，也不能無視現實的要求。立足于現實，從邏輯上說，生態價值論是勞動價值論的補充，二者共同構成經濟價值理論體系。我們僅僅從勞動創造價值的角度來談自然資源的價值是不合適的，因為勞動價值論的學術前提與生態價值論是不同的。比如說，以前人們說自然資源是沒有價值的，該結論顯然是從勞動價值論出發的。自然資源沒有價值，是違背常識的。中國的《現代漢語詞典》等辭書都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當作價值的第一含義，現在看來，這些解釋都將價值的含義作了狹隘的理解。相反《牛津現代高級英漢雙解詞典》把價值的常識理解當作價值的第一含義。"value:qualityofbinguseful。:desir-able:有用性，重要性，價值”。從常識的角度來說，價值既包括可以數學計量的勞動價值，也應該包括不能數學計量的，如使用價值。在使用價值概念中，漢語構詞是偏正結構，暗示了“使用價值也是價值”的理解。由于馬克思明確劃分了價值與使用價值，所以就造成了學術界對自然物價值的誤解。實際上馬克思談到的價值不是“價值”，而是勞動價值，用勞動價值代替價值，有以偏概全之嫌，并且很多事情就說不通了。因為就概念來說，價值的寬泛含義顯然不是勞動價值所能涵蓋的。但是把馬克思理解的價值表述為“勞動價值”，那么自然物的價值就容易理解了:自然物不是人類的勞動創造，沒有勞動價值，但是能滿足人們生活的需要，所以顯然是具有價值的。既然自然物有價值，那么保護環境和節省利用自然資源就合情合理了。要不，說自然資源沒有價值，那么就可以浪費自然資源了，這根本說不通。

由于概念使用和理解上的問題，我們誤解了馬克思，馬克思的價值是指勞動價值，不是一般所指的“價值”。從邏輯上說，一般意義上的價值應該包括所有的價值形態，如使用價值、交換價值、經濟價值、科學價值、審美價值、倫理價值、宗教價值，等等。這樣的話，我們在勞動價值之外，就能夠承認生態價值的存在了。生態價值的存在證明自然資源和環境對人類來說是有價值的。從哲學角度來說，自然資源作為客體滿足人類作為主體的各種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就是自然資源的價值。自然資源和自然環境具有價值是我們保護環境的價值前提。沒有對自然資源和環境價值的肯定，循環經濟的保護環境初衷是不可思議的。

自然環境不僅具有價值，而且具有人類所不能創造的價值。人類憑借自己的腦力和體力，長期致力于經濟財富的創造，以維持自己的生存和發展。人類創造巨額財富使得人類對自己的創富能力的認識急劇膨脹，人類獲得了有史以來最積極的自信心。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創造一個自然界作為自己的生存環境，人類的創作力不能代替自然界的創造作用。美國科技界啟動“生物圈2號”工程，目的是再造一個人類的生態系統，可是最終失敗了。“生物圈2號”工程的失敗讓我們懂得，目前自然界是人類不可替代的生態系統。實事求是地說，迄今為止人類所有的創造都直接或間接地體現了人類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在很多的方面并沒有考慮到自然界生態循環的規律要求，比如工業流程的孤立設計就與物質、能量的自然生態循環相違背。人類與自然不協調的經濟行為破壞了人類與自然界的和諧關系及其發展。循環經濟的理念告訴人們，人類應該在自然界面前謙虛一點，人類經濟行為的設計應該充分考慮自然界的規律要求，人類的創造不能取代自然界的創造。人類社會不過是整個自然界系統的一個部分，這個系統的命運不是掌握在人類手中。人類對自然界的作用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都要取決于自然界的選擇，這就是“浪花淘盡英雄……青山依舊在”。

自然界對人類的價值體現在真、善、美多個方面。“真”的價值體現在人類科學研究、模仿自然界智慧等方面。“美”的價值就是自然界為人類提供審美對象、影響人類審美能力和藝術創造力。“善”的價值主要體現在經濟、生活、宗教等方面，其中自然界的經濟價值是本文的主題之一。自然界的經濟價值絕不僅限于傳統經濟粗放利用的自然資源價值，比如森林作為木材的價值。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說，自然界經濟價值的發揮取決于生態條件的狀況。直接來自于自然界的經濟資源同時也是生態資源，同一資源綜合地發揮著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由于生態價值的作用，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得到了可持續的發展。

自然界對人類的價值不僅體現為自然界對當代人類的價值作用，也包括自然界對人類后代的價值作用。人類后代的命運寄托于現有的自然資源能否有效的保護，也就是說自然資源的生態功能得到有效的發揮，才能保證人類后代充分利用自然資源的其他價值。生態價值是自然資源的基礎價值，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是以生態價值為基礎的，生態價值的缺失將大大降低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耕地的沙化就大大降低了糧食的產量和質量。人類的發展不僅是自身種的延續，還要有可持續發展的自然生態條件。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必然建立在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存在上，而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存在有利于自然資源生態價值的發揮。

廣義而言，生態價值不僅包括自然界對人類的生態價值，還包括人類對自然界的生態價值。自然界為人類生存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態環境，具有對人類正面的價值作用。人類的思想和行為直接或間接地對自然界—人類的生態環境具有重要影響，所以人類對自然界具有價值關系，人類保護環境、發展循環經濟都體現了對自然界的良好價值。

二、循環經濟:創造價值

既然生態價值論與勞動價值論共同構成經濟價值理論體系，那么自然界創造的生態價值以及人類創造的勞動價值就是經濟價值體系的主要構成部分，也就是說經濟系統所涉及的價值類型至少包括生態價值和勞動價值。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生產要素主要是三類:自然資源、資本和勞動。當然與此相應地就產生了三大價值:自然資源和環境價值、資本價值以及勞動力價值。從終極源頭來說，資本價值來源于勞動創造價值。也就是說，經濟活動中主要包括兩類價值即勞動價值和生態價值。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的經濟運作模式，相對于傳統經濟模式在價值創造方面，必然具有更大的優勢。那么循環經濟是如何創造價值的呢?循環經濟作為人類的行為選擇，它創造的價值必然是人類勞動創造的價值，而不是自然界創造的價值。自然界創造的價值集中于人類經濟活動開始之前。經濟活動開始之后，主要是人類勞動創造價值，無論這種勞動是簡單勞動還是復雜勞動。相比較而言，循環經濟要比傳統經濟更能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率，創造更大的社會價值。循環經濟創造價值的主要手段是科技進步和策略智慧。由于科技含量的提高，’循環經濟創造的價值主要是由人類的復雜勞動帶來的。

循環經濟中的人類復雜勞動是立足于提高自然資源利用率和減少污染物排放等生態目的的勞動。具體來說，包括各經濟環節的技術改造、工業流程重組、產業銜接整合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循環經濟關注的重點不再是經濟環節的微觀部分，而是經濟運行的宏觀系統以及系統之間的聯系和協調。為了發展循環經濟，我們要改造工業流程，對工業環節進行技術改造，最終要實現經濟系統與自然界生態系統的良性對接。

循環經濟創造價值，“創造”一詞在這里的意思決不僅僅是源頭性的產生，還包括價值的儲存和轉移。在循環經濟中，人們的勞動創造經濟價值。人類節省資源和減少污染排放的行為也是勞動，創造的是生態價值。人類的循環經濟行為阻礙了自‘然環境的惡化，對自然環境是有益的，這反過來又有利于人類的可持續生存和發展，具有生態價值。當然循環經濟創造的價值主要還是經濟價值。自然界創造的生態價值在循環經濟中被節省、儲存和循環，體現在不同層次的生產成品上。人類減少污染排放而產生環境價值，降低了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和環境成本。相對于傳統經濟粗放利用自然資源價值的方式，循環經濟變相地創造了生態價值。在經濟總量不變的情況下，提高了自然資源利用率，就會延長自然資源的存續和保護環境，所以說發展循環經濟具有顯著的生態價值。

具體來說，循環經濟創造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原材料、能源開發環節。在該環節，循環經濟由于置人了保護環境的理念，提高了自然資源的回采率，避免了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同時重視開發可再生能源，而避免了由于大規模開發不可再生資源而威脅人類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把可再生資源和不可再生資源進行區別和采取不同策略，就是基于循環觀念的引人和理解。實際上不可再生資源就是資源循環生成極其緩慢的資源;可再生資源就是循環生成比較快的資源，如風、太陽能等。循環生成緩慢的資源作為自然環境的一部分，具有維持環境穩定和完整的生態作用，其開采和使用應該降低，否則生態環境將面臨較大威脅，人類將難以適應環境的巨大變化。相反，循環生成快的資源具有無限的可利用量，并且大規模利用不影響環境的美麗、完整和穩定，沒有明顯的生態負面作用，并且充分利用了不斷循環產生的大量資源和能源，為大規模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質條件。(2)工業“三廢”的回收利用環節。適度延長工業流程，整合工業布局，對工業“三廢”進行再加工和深加工，既提高了單位資源的產品產出率，又減少了污染排放，對生態環境具有增益作用。比如糖廠的甘蔗渣和甜菜渣可以用來造紙，造紙排放的廢水可以用作水泥制造。(3)消費品報廢后回收再利用環節。隨著經濟發展，報廢的消費品數量日益增大，其占有的可利用資源相當可觀，為了保護自然環境，加強對報廢消費品中可利用資源的回收利用，具有重要的生態價值。比如報廢的家用電器，其中有很多零部件具有回收利用的價值，另外像汞等有毒的物質會因為不回收而污染環境。

總之，循環經濟是將經濟過程的循環與生態系統的循環融合起來，協調經濟循環與生態循環，減少兩個循環之間的沖突，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雙贏”目標。

三、生態經濟價值:循環經濟的價值選擇

循環經濟是一種與生態環境相協調的經濟發展模式。循環經濟誕生的背景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傳統工業經濟，從傳統工業經濟到循環經濟經歷了一個辯證的發展過程。傳統工業經濟以“大規模消耗自然資源、造成大規模環境污染”為主要特征，該經濟模式具有顯著的生態和社會負面效應，從而引發了人類對可持續發展的擔心。為了確保人類的經濟前景，循環經濟模式應運而生。循環經濟從微觀上說，起步于工業流程的生態設計.如清潔生產，還有垃圾等工業排放物的再利用，但是由于經濟屬于宏觀范疇，其涉及范圍遠遠超過工業工程，在單一的工業工程之外，循環經濟發展了不同的工業工程之間的復合設計、不同企業之間的工業工程循環設計，以及不同產業之間的循環設計，最后是經濟活動與資源環境之間的復合設計和循環運作。這個從微觀到宏觀的過程反映了循環經濟由循環工藝到循環經濟的發展歷史。

循環經濟模式與傳統經濟模式區別的關鍵在于不同的經濟價值觀，即在經濟活動的價值追求中體現了不同的經濟目的。傳統經濟模式的目的是在不斷降低成本的基礎上生產和銷售更多的商品，獲取利潤，積累財富。由于人們對成本的理解是狹隘的，沒有考慮環境成本，所以這樣建立起來的經濟模式利用了甚至是浪費了大量的自然資源，破壞和污染了自然環境，總之是犧牲了人類賴以生存的資源和環境。循環經濟在傳統工業經濟的基礎上兼顧了生態環境的規律要求，體現了對自然資源的保護和節約利用，同時減少了排放物，有利于環境凈化和可持續發展。

在經濟價值觀上，循環經濟與傳統工業經濟的差別是明顯的。傳統工業經濟只追求經濟價值，沒有考慮生態價值等其他價值的意義。循環經濟不僅體現了經濟價值，而且體現了生態價值，這種對多種價值的兼顧使得我們發掘出這樣一種價值，即生態經濟價值。所謂生態經濟價值就是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融合的價值形式，是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共生、兼顧的產物。循環經濟的發展意味著原有經濟模式的調整，意味著過高的經濟增長會出現減緩甚至是負增長，所以發展循環經濟就是暫時犧牲部分經濟價值，保護和發揮更大的生態環境價值。這是對過去片面強調經濟價值的一種糾偏，糾偏的目的在于實現經濟價值與生態價值在經濟活動中的相對平衡。我們知道健康的必然是相對平衡的，相對平衡的經濟活動、價值結構有利于經濟長期健康地發展即可持續發展。

傳統工業經濟單一地體現了經濟價值，循環經濟不僅體現了經濟價值，而且補充體現了生態價值，這是對傳統經濟的價值結構的有效調整。由此可提出如下問題:有沒有一種經濟模式單一地體現生態價值，而沒有經濟價值?在比較傳統經濟與循環經濟的背景下提出這個問題是合乎邏輯的，但是從事實的角度來說沒有意義。因為經濟價值是所有經濟活動的核心價值，取消了經濟價值，也就無所謂經濟活動、經濟發展和經濟模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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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循環經濟的本質要求是發展生態農業

發展生態農業是現在所提倡的發展循環經濟的一個典例，生態農業的發展是農業循環經濟的最主要表現形式。要更好的發展生態農業，要了解其本質。它就是把農業生產更加生態化，其根本目的就是既要尋求農業的生產發展、經濟增長，又要進行資源環境的保護協調與同步，最終尋求到適應我國國情農業發展模式。

1.2循環經濟的發展利于改善農業生產環境

循環經濟是一種旨在實現環境、資源、人口等各方面協調發展的創新型農業經濟增長方式。它的核心就是運用可持續發展、循環經濟思想，通過農業各技術創新和組織方式的變革等方式，提高農業系統內部環節的多級循環利用，最大限度地利用生產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倡導清潔化的生產和節約型的消費理念，嚴格地控制外部系統有害物質的進入和農業廢棄物等的產生，最大程度地減輕有害物質對環境污染及生態的破壞，最終實現農業的良性循環發展以及農村的和諧有序。

1.3循環經濟能夠引領生態農業的發展

循環經濟在生態農業的4R原則對生態農業的發展起到了引領的作用。傳統的農業發展模式嚴重的破壞了大自然生態環境，同時也危及人類的生存空間，長此以往必然會導致農村經濟的停滯乃至下降，進而破壞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環境效益的系統平衡。發展循環經濟的途徑是通過資源的循環利用，重點是保護環境、節約資源和能源，其原則是減量化、再利用以及再循環，從而能夠實現經濟的循環發展，這些原則的規定進一步促進了農村生態農業的發展。

2舟山生態農業發展循環經濟的條件分析

2.1舟山發展生態農業的優勢

舟山已初步具備發展生態農業的基礎。據統計，截至到2011年底，全市的水果、蔬菜、水產養殖、生豬飼養等數量在有序的基礎上仍有上漲的幅度。舟山定海區和普陀區現已在農業方面全面推行規模化、標準化和生態化的生產模式，同時還推進“良種良法”和“良機良制”綜合運用，更應該特別強調的是據調研得知定海的瓜稻輪作區等一大批核心示范基地已經初具規模，更好地起到了示范帶頭作用。舟山已開展推廣生態循環農業模式和試點。全市各地采用以試點探索和模式創新為基礎發展生態循環農業的方法。普陀區的展茅、岱山衢山、嵊泗本島、定海岑港等地都已計劃形成以“畜糞、沼液、沼渣”綜合利用為核心的農業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其他的如普陀區的林地雞合作社已計劃實施小型屠宰場污水沼氣工程并進行開展“三沼”綜合利用果園養雞模式等。這些模式的推廣都有利于舟山市的農業轉型和升級。

2.2舟山發展生態農業的劣勢

2.2.1發展生態農業的資金投入不足

生態農業有別于其他的農業，它的效益具有長期性，只有進行長期的實踐才能有顯著的效益，而且在發展生態農業的前期和后期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但是大多數的生態農業技術的初期并不能帶來明顯的經濟效益，基本上靠的是國家以及各級財政的扶持，加之目前一系列的制度并不完善，有關部門降低了對生態農業技術的推廣力度，這就導致了生態農業技術的推廣率比較低。農業推廣的資金投入，是農業技術推廣事業維持和發展的保證。目前，生態農業推廣工作中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資金投入不足；另外就是資金來源渠道比較單一，主要方式是依靠政府的全額撥款，而全額撥的款項中大部分被用作農業推廣人員的工資和福利，從而造成推廣經費嚴重不足的現狀。

2.2.2發展生態農業的人才缺乏

生態農業是一種專門、專業的技術，它的基礎學科是生態學，然后把先進的生產技術同傳統的農業結合起來。因此這就要求生態農業技術推廣人員具有較高的專業素質，但目前的情況是農業技術推廣人員的科學文化水平較低，不能很熟練的掌握應具有的先進的、專業的知識，同時接受培訓和教育的機會也比較少，不能將先進的技術及時而準確的傳達給農戶，這樣就限制了生態農業技術的快速推廣和發展。

2.2.3生態農業推廣對象生態觀念不強

生態農業技術推廣人員推廣的對象是農民。農民行為和觀念的改變受多種因素的制約，目前舟山市的農業發展污染還是比較嚴重，忽視了在發展農業過程中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工業三廢”向農村和農業的轉移趨勢依然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生態農業在農業發展中的作用的宣傳力度還不夠，現在這個觀念還沒有深入人心，所以導致在農業生產和發展過程中生態破壞、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等問題日益嚴重，長期的傳統粗放型的農業生產模式，已經成為制約農業和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2.4生態農業發展中的勞動力障礙

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加快發展以及城市化、城鎮化步伐的加快，農村中的青壯年勞動力大量轉移到城市尋找就業機會，農村逐漸只剩下了老、弱、病、殘、少、兒人群。在這部分人群中存在著勞動力不足問題，特別是在農忙季節，結構性勞動力不足問題就表現得十分明顯，從而使生態農業推廣工作無法真正落到實處，進而影響了生態農業技術的推廣和發展。

3加快生態農業發展的對策和建議

3.1加大生態農業技術的資金投入

生態農業技術推廣的遠期效益比較顯著，這就需要依靠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發揮政府部門的支持和引導作用，通過國家政策的傾斜，使生態農業技術推廣實現投資主體的多元化。政府要把發展生態農業當作一項民生項目工程來開展，加強政府的資金投入和項目扶持力度，發揮國家政策以及財政資金的導向作用，調動農民和社會各界力量的積極性。同時還可以通過聯合推廣模式，實現規模效益，建立多種渠道的資金投入機制。

3.2提高生態農業推廣人員的素質

生態農業技術推廣人員的素質高低，直接影響著生態農業技術推廣的進展，因此發展現代農業就要不斷地提高農業推廣人員的素質。建立完善的生態農業推廣人員及生態農民技術培訓機制，對生態農業技術推廣人員進行定期的培訓，提高推廣人員的學歷水平和科學文化素質。建立起考核獎勵制度，充分發揮和調動推廣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完善和建立技術成果推廣獎勵機制，對在推廣工作中取得重大成績并創造顯著經濟效益的工作人員給予重大的物質和精神獎勵。

3.3加大發展生態農業宣傳的力度

要從轉變傳統的思想觀念著手，要以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為宏偉目標，加強生態農業發展的教育宣傳力度，積極地引導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以及社會各界人士樹立起新的資源觀、發展觀和生態價值觀念，成為建設生態農業的建設者和促進者。建立起一批先進的示范企業、示范區、示范模式、示范項目等，全方位、多層次地進行生態農業示范推廣工作，營造一個農民群眾自覺參與、社會普遍關注、政府積極倡導的良好氛圍。

篇（5）

基礎要素在東林合作農場型生態循環農業模式中，規制性、規范性與文化—認知性三種制度基礎要素共同發揮作用。首先，規制性要素特別強調明確、外在的各種規制過程。從制度建立的視角，地方政府出臺的規制性政策文件對合作農場的制度和組織屬性作出明確界定。2010年市委辦公室、市政府辦公室印發《關于發展合作農場的意見》的通知。當前人力資源的短缺，是合作農場發展面臨的主要制約之一。應農民加入合作農場后轉型為“職業農民”的需求，地方政府于2012年印發《關于大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的意見》的通知，自上而下建立起一套新型職業農民培養和人才成長機制。實行持證職業農民制。強制性的規制性要素是合作農場制度創新的核心成分，為合作農場的建立與完善提供了基礎。政府還在引導、財政和信貸扶持、稅收減免、經營范圍與建設用地等方面給予支持性規制。合作農場成立之后，內部建立起一套運行規章制度，涵蓋合作社章程、農場協議、種植管理合同、農場員工規章制度（種植員、放水員、倉庫保管員等）。但對合作農場的雇員來說，職位規則的激勵作用尚不明顯。種植農場的雇員，有2/3對于前一年的農作物單產、小麥和水稻的標的產量、獎金計算方式等一概不知情。然而，這種形式的好處是不用擔心下雨影響生產等。因此，標準制定不合理也不會說。償付規則的制裁中，包括由雇員自己填寫打分表的形式，涉及偷拿集體財產、偷賣集體糧食等處以加倍罰款，2-3次以上將解雇。其次，規范性基礎要素，強調的是社會生活中的制度，還存在說明性、評價性和義務性的維度，包括了價值觀和規范。東林合作農場制度的主要創建者是東林村村兩委，來自村集體層面的其他規則和價值觀構成了合作農場的規范性基礎要素，主要有《東林村村民自治章程》和《東林佳苑小區管理“十不規范”》。《自治章程》為村委會管理本村屬于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財務這一職責提供了規范性基礎，賦權村委會組織村民依法發展各種形式的經濟。村成立由黨員、老干部、村民代表組成的理財小組，對村財務活動進行監督。早期的規范性制度理論家帕森斯就將共同規范與價值觀視為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要基礎之一。因此，基于村集體的共同規范和價值觀為穩定合作農場的發展提供不可或缺制度基礎要素。第三，制度的文化—認知性要素構成了關于社會實在的性質的共同理解，以及建構意義的認知框架。合作農場的社員大多生活在同一個行政村的村域共同體之中，東林合作農場的管理層與村兩委屬“一套班子”：場長即理事長，由村主任擔任；副理事長也是村兩委成員；其他成員則是按照技術分類的小組長（僅有日常生產管理的權責）。關于農場發展及利益分配的重大決策主要是由以村書記和村長為代表的村兩委共同決策。在村民自治的情景中建立起來的行政權威，構成了管理者與農場雇員之間互動的支持。在東林村，身兼私人企業老板的村書記與曾任蔬菜合作社社長的村主任，不僅具備科層制權威，同時也擁有魅力型權威。合作農場每月召開一次黨員代表議事會，文化—認知性要素為合作農場提供了一定的信任基礎。

2三位一體的合作農場型生態循環農業模式

建立合作農場成立以后，村兩委與上級相關農業部門開始密切的業務往來，通過與外界的溝通交流，拓寬了農場產業化生產的思路。村兩委領導去河南考察后，提出水稻全程機械化生產項目（獲得六項專利）。與高校、科研機構、科技公司及地方農委等合作，實現定性、定量生產有機富硒的水稻、小麥，單位產值約10.5萬元/hm2，效益6.0萬元/hm2。由富硒有機大米項目，因一個科技項目落戶而產生了“一頭豬、一畝地”和“富硒水果園”的生態種養殖項目，應用發酵床養豬及豬糞干濕分離新技術建設萬頭生豬生態養殖基地。用米廠的青糠、谷糠、小麥喂養生態豬、有機硒豬，并實行母豬生產智能化管理、數字化生產、肉豬生產的百分之百發酵床、自動給料系統。并與政府部門合作建成土壤氮磷攔截工程。當前生態養豬場占地3.5hm2、總投資1350萬元，設計年產肉豬10000頭，其中5000頭為生態優質豬肉，產值3500萬，效益600-800萬，爭取三年內實現每畝平均效益10000元。創建有機水果生產基地，占地4.0hm2，投入250萬元，建有設施大棚、保鮮倉庫，引進水果新品種12種，年產水果90t、產值70萬元。繼有機水稻項目、生態養豬和富硒水果園等生態種養殖項目之后，村兩委帶領下的合作農場正在積極創建東林生態旅游基地。利用3%的農業設施用地指標（政策規定）開展建設，打造集果園采摘、農場體驗、生態農家樂、營銷門店購物等于一體的生態游線路，打造集生態生產、文化創意、休閑旅游等多功能的現代農業模式。整合外部的信息和技術支持，借助各類涉農項目，東林合作農場生態循環農業正走向“機械化”、“生態化”和“科技化”的新“三化”之路，打造“種植業（稻田和果園）+養殖業（豬場和羊場）+生態旅游業”三位一體的合作農場型生態循環農業模式。合作農場收益的60%歸村集體，40%用于支付農場員工工資和獎金。在農場層面，實行“大承包、小包干”的經營方式和“成本核算、績效掛鉤”的利益分配機制，包括支付管理費及管理人工費的標準、獎勵方式、支付方式，畝均管理費、月基本工資等。由村兩委制定承包管理標的（年際有波動，一般以農戶經營方式的平均畝產為基準），如2011年的標的為水稻7500kg/hm2，小麥4125kg/hm2，定獎賠各20%（按正常年份產量）。與種植農場不同，生態養豬場很難制定承包管理標的。當前村兩委也開始著手入股分成的分配機制。當前的養殖業激勵主要來自規模生產，通過循環農業規避個體養殖所面臨的豬場環境壓力，且能更好地分擔市場風險。當前合作農場實現的利潤，在按章提取公積金、公益金和擴大再生產所需資金后，為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分紅，每人200元（基本可以解決一人一年的口糧所需），共60萬元。同時，合作農場蔬菜基地生產的蔬菜以低于市場價20%供應村便利店，村民可憑糧食銀行卡定量購買。

二、合作農場型生態循環農業模式的制度創新機制

1規制性、規范性與文化—認知性共同約束機制

規制性、規范性與文化—認知性三種制度的基礎要素共同發揮作用，建立起集農業產業化發展規劃、村民就業保障與社會管理多重功能于一體的合作農場型現代農業模式。地方政府出臺的規制性文件，是合作農場制度創新的核心成分，為合作農場的建立與完善提供了基礎。它不僅有利于解決土地流轉、設施用地、風險保障等家庭農場經營中存在的問題，而且有助于通過政府規制有效控制龍頭企業經營中的“非糧化、非農化”現象。基于村集體的共同規范和價值觀為穩定合作農場的發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制度要素。在村民自治的情景中建立起來的行政權威，構成了合作農場中管理者與農場雇員之間互動的支持性制度要素。以村集體為單位的合作農場，發揮著生產發展、就業保障與社會管理等多重功能。地方政府和村兩委作為制度創新的主體，發揮了積極作用。地方政府作為合作農場發育的積極推動者，在組建引導、宣傳動員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通過召開現場會、推進會、動員大會、大討論等，出臺扶持政策、營造輿論氛圍，規范土地有序流轉、統一村干部的思想。2010年太倉市出臺《關于發展合作農場的意見》，明確了發展合作農場的方法和形式、基本原則，組建的基本條件和程序及主要政策措施等。在土地、人力、技術、資金等生產要素方面，政府出臺了具體措施；其次，村兩委作為合作農場運行的管理主體，在決策、操作、監督制裁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作為一種將治理組織和經濟組織有機結合起來的制度設計，合作農場的管理層與村兩委屬同一班子，運行規則主要是村兩委決策。在東林合作農場，村莊層面對土地、人力、資金、技術、信息及社會資本等各類內外部資源進行優化整合，順應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趨勢。

2合作農場型生態循環農業的模式創新與運行機制

生態循環農業的生產機制的再生產，是三位一體的合作農場型生態循環農業模式創新的制度誘因。對于合作農場的成員，由于農業生產（特別是養殖業）的特殊性（生產的周期性、以及面臨自然風險、市場風險等），難以制定生產的管理標的。長遠來看，土地規模化集中經營的面積將會受到規制性和文化—認知性制度要素的雙重制約，不僅在政策上面臨穩定糧食生產與發展高效農業的雙重目標，在土地集中流轉方面也會因邊界不重合而受到村莊治理邊界的限制。從土地規模經營主體創新的視角，總的來看，土地流轉實行“三權分離”的目的就是保障承包經營權帶給屬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原承包農戶以更多的財產收益，而經營權在更大范圍內得到有效配置。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實現土地規模經營的主體，東林合作農場模式，一方面構建了“集體所有、集體經營、農民參股”的承包地規模經營，強調了集體產權的合作優勢；同時，它整合了承包土地和宅基地的統籌收益與置換，強調了農民作為承包主體的財產權和合作參與，進而突出土地合作化經營的規模優勢和組織優勢有效整合。最為關鍵的是，不單是土地資源，合作農場有效地在行政村層面進行各類資源要素的整合，包括人力、技術、資金等生產要素，為最大化土地規模經營效益創造最佳條件。

三、合作農場型生態循環農業發展的政策建議

1多途徑提高合作農場型生態循環農業產業績效

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的過程表明，農業必須按照產業的特性（即以市場為導向）來發展。但完全依靠市場化不可能順利實現農業現代化，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對于提高合作農場型生態循環農業至為關鍵。基于太倉東林合作農場的案例，政府部門應采取多元方式積極引導村集體經濟組織興辦合作農場；加大財政、信貸的扶持力度，尤其是在土地整治、農業基礎設施、高標準農田建設等方面扶持合作農場的發展；依法減免合作農場稅收，享受國家規定的對農業生產、加工、流通、服務和其他涉農經濟活動相應的稅收優惠；支持合作農場參與糧食和農資經營，包括開展自用農業生產資料的購銷業務，向本組織成員農戶代購和代加工自用糧食；保障合作農場建設用地，如規模化畜禽養殖所需用地、農業機械存放場庫用地，按照農用地進行管理。加工企業所需的建設用地，由當地國土資源部門統籌安排用地計劃。在當前的發展階段，發揮政府在外部的農業公益體系建設中的作用對合作農場的發育尤為關鍵。對地方政府的績效考核中，加大發展現代農業相關的指標權重，縮小GDP的考核權重，激勵地方政府在追求產業績效的同時，避免農業產業的非農化、農業種植的非糧化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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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土地污染嚴重有調查表明，我國化肥年使用量達到4214萬t，占世界的35%，平均施用水平為368kg/hm2,大大超過了發達國家為防止化肥對土壤和水體造成危害所設置的安全上限，使得土地污染嚴重。以氮肥為例，它在土壤中會發生硝化反應產生硝酸鹽，在此過程中會產生交換性氫離子，與土壤吸附性復合體相接觸時，會使土壤中的堿性離子淋失。此外，除草劑中所含有的阿特拉津、氟樂靈等在土壤中殘存1a以上，也會對土壤造成嚴重污染。這些問題都會降低土壤微生物的數量和活性，使土壤中的污染物質難以轉化及降解，從而導致土壤嚴重板結和養分流失。

1.3農業生產規模過小制約生態循環農業發展若想使生態循環農業得到有效發展，適度的經營規模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國目前的現狀是人口多、耕地少，人地矛盾突出，在農村，每戶耕地在0.53hm2左右，勞動力平均耕地約0.27hm2，而且在地區分布上也極不均衡。這種過小的農業生產規模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成本的浪費，使得土地和勞動的生產效率不高；而生態循環農業技術在這種小規模的農戶中所能產生的經濟效益很低，使得農民采用的積極性不高，使用率低，限制了生態循環農業的發展。另外，這種分散的、小型的生產規模，也使得農戶在農業資源的利用和農業生產上缺乏限制，隨意性較大，這都不利于生態循環農業技術的推廣和使用，而通過政府使用強制手段、施加外力來督促農戶采用循環農業技術，也會因為交易費用和監督費用過高而行不通。

2農業配套種養結合型技術模式

隨著生態循環農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和技術的不斷創新，多種多樣的農業配套種養結合型技術模式開始發展起來，形成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本文就選取幾個典型的農業配套種養結合型技術模式進行深入研究。

2.1稻—鴨共育的生態技術模式稻鴨共育是一項不需要使用除草劑而農藥施用量又少的低成本生態農業技術。一般情況下，20d左右大的鴨子按225只/hm2投放到栽種不久的稻田，以鴨糞肥田，基本能滿足水稻生長所需的追肥量，而且除草、除蟲效果顯著，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病蟲害藥劑對農作物的損害，從而促進稻田的良性生態循環。稻－鴨共育的生態技術模式的具體優勢有以下幾點：

2.1.1可以促進養鴨的發展由稻鴨共育養殖的鴨子，將原來的庭院圈養改為了田間放養，鴨子可以在田間自行覓食，減少了鴨子的飼料成本。據相關數據統計，平均每只鴨子減少喂配合飼料2.4kg,就可以節省4.8元/只的飼料成本，還能增強鴨子的體質，降低了交叉感染病菌產生的幾率，從而使得發生鴨子疫病的現象也大為減少，能夠大大提高鴨子的成活率，為農戶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

2.1.2可以促進水稻增產通過鴨子在田間的各項活動，如：覓食吃草、松土渾水、增氧通氣等，既可以對影響水稻生長的有害物質進行有效防治，又能促進水稻根系延展及分蘗發育成稻穗；而且鴨子在田間游動時，水稻也會跟著擺動，進而增強其抗病蟲、抗倒伏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使用稻－鴨共育的生態技術模式對無公害、綠色、有機水稻的生產種植體系的推廣和完善有著很好的促進作用。

2.1.3改善土壤結構鴨子在稻田間不斷的活動，使綠肥紫云英、稻草等在嫌氣條件中分解出來的沼氣、硫化氫等氣體能從水稻土壤中快速排出，從而使得水稻根系能夠深扎入土壤內，促進水稻的良好生長。而且與常規的水稻栽培相比，稻鴨共育能減少土壤中的大孔隙，增加容重和水穩性團聚體，使得土壤的物理性能獲得良性轉變。另外，稻鴨共育可以避免用農藥防治水稻病、蟲、草害時給土壤帶來有害物質，有利于水稻土壤環境向自然環境方向修復。

2.2果園—雞共生的生態技術模式果園—雞生態綜合技術是利用果園間隙地等資源，以自由采食、自然飼料為主，人工科學補料為輔，在良好的自然環境下對化學合成物的使用進行有效限制，實行舍養和放養相結合的模式。能對果園的土地與資源進行合理、有效利用，達到養雞、果園雙獲利的目的。果園—雞共生的生態技術模式在環保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是一種新型、高效的養雞綜合技術。具體優勢如下：

2.2.1減少果園肥料施用量果園—雞共生的生態技術模式能夠減少果園肥料的使用量，為果園的經營節約成本。這是因為雞喜歡采食草籽和嫩草，從而能夠降低雜草的生長密度，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與果樹爭搶肥料與養分的對象，使果樹吸收更多的肥分，使得肥料的效用得到充分發揮；同時雞糞也是一種很好的農家肥，可以降低人工施肥的用量和成本。

2.2.2增強雞群體質果園可以為雞群提供一個空氣新鮮、水源清潔的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對雞病的傳染進行有效控制，從而降低雞的死亡率。但是在果園里養雞時，要注重雞的免疫工作。在果園內為了滿足雞的飲水需求，要有足夠的水源而且要保證水的清潔。可根據雞的數量設置相應的水盆或水槽，白天放養時最好不要放飼料，以保證水的清潔；在陰雨天雞不能外出覓食時，需要及時提供飼料，最好將料控制在25g/只。為了防止果樹發生病蟲害現象，需要對果園噴灑農藥，這時就需要巧妙安排，穿插閑置進行，避免農藥對雞群造成毒害。

2.2.3增加社會效益果園—雞共生的生態技術模式下培養出來的雞大都是無公害、優質的土雞，可以對當地的自然資源進行合理的開發與利用，從而推動農村的產業結構的調整，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雙贏局面。而且也能改善農業生態環境，為農民的發家致富開辟了新的途徑，有利于規模效應的形成。

2.3豬—沼—魚生態技術模式豬—沼—魚生態技術模式主要是利用飼料養豬，將豬糞發酵產生的沼氣作為能源，將沼渣、沼液用于水產養殖的一種生態養殖模式。其主要目的是圍繞主導產業，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以增加農戶收入。對這種生態技術模式進行推廣，能夠將國家的“科學發展觀”理念在實際中落實，對于城鄉的經濟發展具有良好的統籌作用，對改善農村面貌、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發展現代農業有著莫大的助益。其關鍵技術主要有以下幾點：

2.3.1豬圈的設置在對豬圈進行設置時，要按照兩欄設計，最低養殖量不得低于3頭，從而能夠為沼氣池提供足夠的原料。建設地點要盡可能選擇在房屋的后面、地勢較高的地方，而且在豬圈的朝向上還要保證能夠避風、向陽，這樣不僅能減少豬圈的占地面積，在冬季時也能起到保溫、防治疫病的作用，同時也不影響所在地方的村容村貌。

2.3.2建設標準沼氣池沼氣池是“豬—沼—魚”生態技術模式的中間環節，有著重要的承上啟下的作用。所以在建設沼氣池時，要按照標準去建設，并且要分設多個沼氣池，以便輪換使用，確保原料在發酵過程中能夠正常運行。

2.3.3合理進行魚、豬放養在魚苗的選擇上要慎重，并不是所有的魚都能夠用沼肥飼養，目前的沼肥養魚以鰱、鳙魚為主要品種，對魚的放養量要以池塘條件和飼養管理水平為依據。通常情況下，精養魚塘一般每667m2投放大規格魚種1500～2000尾，粗養魚塘每667m2放養1500～1000尾，其中鰱鳙魚和混養魚的比例是3:2，而且混養魚要以底層魚為主，這樣才能對水層進行合理利用，增加單位面積產出，可選用名優新品種進行投放。

2.3.4加強日常管理工作要適時調節水質，魚種放養后要每周加1次水，加水量深度可控制在10～15cm之內，到6月中旬達到最高水位時，可以延長加水時間，每隔半個月澆1次水；無論是白天還是夜晚，都要進行巡查工作，檢查的內容包括：沼氣設施運作情況、魚豬吃食情況、養殖水體水質情況、豬圈衛生情況等，一旦發現問題，要及時處理，以保證整個程序正常運行；要保證豬圈內溫度適宜，及時做好通風、降溫、保暖等工作；對沼氣設施也要進行經常性的檢修，防止泄漏、污染現象的出現。

2.4秸稈還田生態循環技術模式秸稈還田后，對微生物的活動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能夠加強生物的固氮能力，避免氮素損失和作物中后期脫肥現象的產生，使土壤中代換性鉀的水平得以提高，同時還為土壤增加了硫、硅等微量元素。秸稈還田生態循環技術模式中要注意的問題有如下幾點：

2.4.1注意秸稈的翻埋量秸稈直接還田時，翻埋量不宜過多，一般每667m2最好不要超過500kg，否則就會使秸稈腐朽速度變慢，影響作物的正常種植。而且秸稈在腐朽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有機酸，對作物的根系具有嚴重的損害作用。

2.4.2注意翻壓時間和方法在翻壓時間上，最好是一邊收割，一邊耕埋，因為剛剛收割下來的秸稈含水量是最高的，如果這個時候進行回田處理，能加快秸稈的腐解。

2.4.3注意避免病害傳播農作物中一些特殊的秸稈很容易引起病蟲害的傳播，如病蟲害嚴重的水稻、玉米、大豆等秸稈，這類秸稈在還田前，要對其進行高溫堆漚處理，然后再施用，這樣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病蟲害的傳播。

2.4.4加強水分管理土壤中的含水量的高低對秸稈腐朽速度有著決定性的作用，所以在秸稈還田時，要對秸稈進行切碎處理，然后再翻埋到土壤中，翻埋的深度可控制在20cm左右。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在覆土時一定要嚴密，以免出現跑墑情況；對于一些墑情較差的土壤，在翻耕后要及時進行澆灌；而對于墑情較好的土壤應該鎮壓保墑，這樣可以使土壤變得密實，便于秸稈吸收水分和分解。

2.4.5加強養分補施加強養分補施是為了能更好地解決微生物與作物幼苗爭奪養分的矛盾，因為大多數糧食作物秸稈的碳氮比都很低，如果不增施化學氮肥，微生物為了分解有機物質，必然會與作物幼苗爭搶土壤中有限的速效氮素，從而對幼苗的正常生長造成嚴重影響。因此，在秸稈還田的同時還要相應的增施氮肥，也可以選用過磷酸鉀，也能起到增加養分的作用，從而促進秸稈的快速分解，使肥料的效用能夠得到充分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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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H31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795（2014）01-0003-0008

1、問題的提出

近20年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之后，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語言學家、教育學家、語言規劃工作者疾呼：人類語言生態嚴重惡化，大量語言瀕危，尤其是土著語言消失速度在加快；全球語系、語族、語支、語種及其變體關系失衡，大語種越來越大，小語種則越來越小，通用語越來越通行，地區方言越來越孤島化，人類語言的萬家燈火逐一熄滅；有人預言：本世紀末，現有語言十之八九將不復存在；有人高唱：五洲同音，四海同語，天地同歌，同一個世界，同一種語言，重現巴別塔語，指日可待。

其實不然。人以語言為家園，以文化為根基，以信仰為寄托。語以載文，文以化人，信以傳承。語之不存，文之安乎？文之不存，信以安乎？語言滅則文化滅，文化滅則信仰滅，信仰滅則人類滅。

語言是生命體。語言生態、語言生活、語言生命、語言生機……，其中“生態”、“生活”、“生命”、“生機”系隱喻，隱喻是人類的思維工具、概念的主要載體、意義的傳遞手段。“語言生態”概念衍生自“生物生態”概念。生物，生命之物。“生態”是“眾生之態”，單體獨身不成系統，稀物寡種更無法形成態勢。人類語言的失“態”，如同生物失“態”，棄之不回，去之不歸。熱力學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即“熵增定律”）表明，自然界存在著不可逆熱力過程，具體表現為從有序走向無序，而且不可能自動復原為初始狀，守恒只是理想而非現實。按照熱力學第一定律，人類語言種類的數量可以發生變化，但能量保持不變，其結果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能量由弱者傳導至強者并被其吸收。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生態變化過程是一種能量耗散過程，生物的消失意味著多樣性生態系統的失衡，語言種類的減少意味著語言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系統的耗散，文化多樣性的衰弱耗散意味著人類知識庫的耗散，尤其是人類的地域性非物質表達形式的消失，其后果是物質和精神的雙重災難。熱力學三定律不僅對自然生態的發展而且對語言生態的變化結果有著深刻昭示意義，同時要求語言規劃工作者更深入地考察人類自然語言的生態實況。

那么，人類語言生態的實況究竟如何？人類語言多樣性系統是否面臨危機？

2、語言生態觀

2.1 語言生態觀

生態學是一門研究有機體之間關系以及有機體與其周圍環境之間關系的學科。語言生態觀是指以生態學的視角和方法來看待和研究語言系統、語系及語族成員之間的關系以及語言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關系。語言生態研究涉及語言學和生態學兩大領域，具有跨域叉研究的屬性。

以有機生命的生態觀看待語言和語言生活由來已久，歷史上不少學者早已洞察到自然語言所具有的有機生命形態屬性，尤其關注語系及語族成員之間的同源關系。例如，Humboldt（1997）認為，所有語言都是有機體，語言是人類的天賦屬物，具有有機生命的屬性。Schleicher（2008）認為語言有機體與自然有機體有諸多相似點，語言所遵循的發展規律與生物的路徑非常相似。他在1863年發表的《達爾文理論與語言學》一文中宣稱，他的語言理論符合進化論的觀點。他還采用了生物學對植物分類的方法來研究語言的歷史親屬關系。Schleicher的研究表明，印歐語系的譜系圖所反映的歷史親屬關系與植物群有著十分相似的生態規律。Chomsky在其半個世紀以來的著述和演講中始終將自然語言視為人類與生俱來的心腦機制，將人類語言能力尤其是兒童語言習得機制視為人類特有的生物稟賦，將人類認知系統中專司語言知識及其運用的系統視為以基因為載體的“語言器官”（見梅德明，2008）。

2.2 語言生態觀的隱喻意義

語言生態觀是將語言環境視同生物環境的一種隱喻類比。按照生物學的觀點，維系生物系統長期穩定的要素是多樣性生態環境。換言之，多樣性生態系統是生物系統的基石，自然界生物的多樣性不僅直接影響著而且還決定著生物系統的穩定性和延續性。如果我們依循“生態觀”的思路，借用“生物多樣性”的詞語，對人類語言和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性進行考察，我們不難發現語言生態觀的隱喻意義具有現實性。Baker（2001：279-283）高度評價了人類語言和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性，認為這種多樣性改善了人類對環境的適應能力，進而也促進了人類的進步。

語言生態觀念由來已久。oegelin等人（1967）曾提到“語言生態”這一概念，但首次正式使用“語言生態”一詞的是Hau-gen。1970年8月的一次報告中Haugen將語言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比作動植物物種與其生存環境之間的生態關系，并提出了“語言生態”的概念。Haugen的“語言生態”概念主要是指特定語言與所在族群、社會、文化以及地理環境之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存發展狀態。兩年后，Haugen（1972）以專文闡述了語言生態，特別強調了語言與其生存環境之間的關系，尤其是語言在環境中的地位和功能，他列出了一系列與語言生態相關的問題，如語言使用者、語言的語域、語言的變體、書面語、語種關系、語言的支持和類型等。Haugen認為“語言生態”表述還僅僅是個隱喻，語言和有機生物之間雖然存在著諸多相似處，這種相關性有借鑒意義，但不能過分強調。他同時也指出，語言生態既是心理學意義上的生態，同時也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生態，這種生態主要是由語言的使用者、學習者和傳播者決定的。Haugen將語言生態學定義為具體語言與其環境關系的研究，其核心問題是語言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和心理影響，以及這些影響對語言自身所產生的影響。Haugen（1987）在討論雙語教育與語言規劃時，用生態隱喻闡述了語言生態多樣性與“社會生態”多樣性的關系。

Fill&Mohlhausler（2001）認識到生態隱喻的借鑒作用，指出生態隱喻可以加深我們對某一生態環境中居住者多樣性以及居住者相互關系的理解，加深對保持和促進生態系統多樣性要素的理解。Creese&Martin（2003）認為語言生態觀是一種關注多種要素之間關系的理念，持語言生態觀者注重調查各語言之間的關系、語言與該語言說話者之間的關系、語言與該語言所處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Harmon（2002）的研究表明，生物多樣性與語言及文化多樣性有很高的相關性。根據Maffi（2001）、Skutnabb-Kangas等（2003）學者的研究，這種相關性具有雙向致因屬性，即生物多樣性和語言文化多樣性表現為相互促進、共同進化。

Hornberger（2002，2003）集中關注語言生態隱喻的三個關鍵要素：語言進化、語言環境和語言瀕危。她指出，語言如同其他物種一樣，在與其他語言的相互關系中，在其生存環境中，會經歷一個進化、生長、變化、生存和死亡的過程，如同物種一樣，語言也會瀕危滅絕。在她看來，語言生態學的研究對增強瀕危語言的活力，甚至對復興瀕危語言，能起到積極的作用。Horn-berger認為，語言應該被視為在生態系統中的生命體，在其賴以生存的社會政治環境、經濟環境和文化環境中與其他語言共存發展（2003）。Hornberger（2002）將語言生態觀延伸到語言規劃領域，指出語言生態隱喻直接影響著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直接影響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是否重視多語言政策的實施。在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領域采用語言生態觀，其重要意義在于保護和發展語言和文化。

徐佳在其博士論文（2010）中指出，語言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之間的關系已成為眾多生態語言學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問題；Oviedo&Maffi研究了全球數百個生態區的土著族群、傳統民族的語言狀況和生物生態狀況，結果表明，生物多樣性程度高的地區，語言多樣化程度也高，二者存在地理相關性；Nettle對西非地區的語言分布進行了研究，發現越接近赤道地區，語言的數量就越多；Glausisz發現，雨季的長短與語言數量直接相關；Smith對墨西哥北部土著美洲族群的研究也證明，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存在一定的相關性。

2.3 語言生態的自然性與社會性思考

語言生態環境是由語言使用的地域、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相關語言的語際關系，以及語言使用人群的情感態度三方面構成的復雜體。語言生態系統最顯著的特征就是語言的種類多樣性和動態平衡性。語言的種類多樣性和動態平衡性相互制約、相互影響，促進了語言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

有些語言學家試圖從純粹的生態學角度證明生物的多樣性與語言的多樣性有著直接的關系。如William Sutherland在《自然》雜志上發表文章指出：“具有高度語言多樣性的地區也同時擁有高度的鳥類和哺乳動物的多樣性”（薄守生、董照輝，2007）。但是這種相關性是否呈雙向性？換言之，具有高度語言多樣性的地區是否也同時擁有高度的鳥類和哺乳動物的多樣性？薄守生、董照輝（2007）認為，“把語言多樣性比附于生物多樣性更是缺乏根據，生物是自然的產物，遵循的是自然規律，語言是社會的產物，遵循的是社會規律。”上述觀點有一定的道理，語言的生存、發展乃至消亡的確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戰爭、宗教、移民、文化等緊密相連。但是，語言生態觀并沒有排斥社會因素。語言生態觀不僅將語言的社會因素視為語言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而且還是構成語言生態系統、影響語言生態系統的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從生物生態系統的角度看，多樣性的生態系統是最強健的生態系統。從語言生態共生關系的角度看，多語并存對人類來說是一個幸運。人類之所以在地球上得以欣欣向榮的發展，是因為人類為了應對其所處的各種不同環境發展出了多樣的文化，人類語言生態的共生共榮關系是人類人文生態環境得以保持平衡的基本條件。促進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發展的前提，保護語言生態的多樣性至關重要。因為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的傳播主要靠語言。多語并存意味著人類多元文化和人文生態系統得到傳承和保持。相反，人類一門語言的消亡意味著失去了一種文化，失去了一份極其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和可供比較、借鑒的文化信息來源。

3、語言生態危機

3.1 語言生態事實

從世界語言發展的歷史來看，語言的數量是在不斷減少的。公元前.全世界約有15萬種語言，到了中世紀，還有七、八萬種，到了20世紀，就只剩下6，000多種。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1年2月20日的報告顯示：世界上現存的6，000多種語言中大約有一半的語言處在危險之中或瀕臨消亡。

自上世紀70年代起，語言學、人類學、人種學、社會學、教育學等領域的諸多學者（Crystal，2000；Dixon，1997；Dorian，1989；Grenoble&Whaley，1998；Hale et al.，1992：1-42；Maffi，2000：175-190；Robins&Uhlenbeck，1991）在對土語和小語種進行田野調查的過程中，逐漸對這些語言在日益深化的社會、政治、經濟變化中的前景表示擔憂，他們向世人警示：人類語言的多樣性受到空前的破壞，人類語言的生態系統越來越脆弱。

到了90年代，隨著世界上各種語言資料的積累，歐洲、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都傳出同一個消息：世界上的土語和小語種正在以驚人而且越來越快的速度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為數不多的幾種不斷擴張的主要語言（Grimes，2000；Skutnabb-Kan-gas，2000）。美國《語言》雜志1992年第1期發表了一組關于瀕危語言問題的重要論文，包括Krauss的“處于危機中的世界語言”和Hale的“語言瀕危和語言多樣性的人類價值”，這些文章進一步引發了學界對語言瀕危問題的關注。不少學者驚呼：語言正在消失，到2l世紀末，全球現有6，000多種語言的半數將不復存在，而數量更多的方言也將成為歷史。也有學者更為悲觀地指出，百年之內將有90%的語言成為人類的絕唱（Krauss，1992：4-10；Krauss，1998：9-21；May，2004）。

Crystal（1997）在其主編的《劍橋語言百科全書》中告誡世人，人類語言消失的速度十分驚人，一個世紀前巴西境內有1，000種印第安語，現已僅存200種。全世界6，000多種語言中有四分之一語言的母語人數已不足1，000人，二分之一語言的母語人數不足10，000人，這些語言中的絕大多數在50年內將不復存在，只有1，000種語言可進入22世紀。

我國是世界上語言資源極其豐富的國家之一，但是我國的語言生態也不容樂觀。我國的語言在譜系上分屬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南亞語系、南島語系、印歐語系以及多源混合語類，從類型上可分為屈折語、粘著語和分析語三種。我國在秦統一全國之前有上萬個諸侯國，其時的社會語言狀況可謂“文字異型、言語異聲”。自秦實行“書同文、路同軌”政策之后，因各種原因大部分語言或被融合，或被替代，或自行消亡，如鮮卑語、契丹語、西夏語等曾在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語言早已不復存在。根據孫宏開、胡增益、黃行（2008）主編的《中國的語言》，時至今日，我國僅存語言129種，文字60多種，其中20多種語言使用人口不足千人。從發展趨勢看，有的語言分化了，如蒙古語；有的語言縮小了使用范圍，如仡佬語；有的語言正趨于消亡，如滿語。所以，全球普遍存在的語言生態危機在我國也同樣存在。我國少數民族語言中，使用人口在10萬以下的“非安全語言”多達99種，約占我國語言總數的77%，其中，有20多種少數民族語言的使用人口已不足千人，這些語種瀕臨滅絕已是不爭的事實。

我國的滿語正在徹底退出實際的日常交際。滿族在清代作為一個統治民族歷經三百多年，由使用單語過渡到同時使用滿語和漢語，到最終放棄滿語而轉用漢語，有著深刻復雜的歷史發展原因、社會文化原因和語言活力原因。語言就像生物有機體一樣，其存在必須有合適的生態環境。語言賴以生存的環境一旦發生了不利的變化，必然會導致該語言的衰弱甚至消亡。滿語的瀕危是其賴以生存的語言生態環境惡化的結果。

語言是一個民族及其文化的根本特征和記憶，隨著一個民族的語言的消失，承載著這個民族文化的記憶也就蕩然無存了。人類的語言生態日益惡化，許多國家和地區的語言多樣性受到嚴重威脅，不平衡、不和諧的語言生活令人擔憂。目前，全球97%的人使用4%的語種，3%的人說著96%的語種。由于各種原因，數以千計的語言基本上進不了教育體系、新聞媒體、出版物和公共場所，使用者日趨萎縮。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交通及傳媒的現代化，以及各國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弱勢語言陸續走向瀕危已是不爭的事實。

3.2 語言生態危機致因

語言生態的概念就是語言多樣性的概念，語言生態危機就是語言多樣性的危機，就是語言的瀕危和滅絕。當前語言生態危機的主要表現為：1）強勢語言國家化和國際化進程的加快；2）互聯網通用語的一體化發展態勢；3）土著或少數裔族語言的瀕危與消失；4）方言的邊緣化與消失；5）雙語社區及雙語人的減少與消失；6）年輕人對非通用母語及母語文化表達形式的主動拋棄；7）語言島和方言島的淪落和沉沒；8）雜交語或混合變種語言的難產或式微。

語言研究工作者往往只看到語言的消失，而未深入研究語言消失的生態原因。Muhlhausler（1996，2000）調查了太平洋圈語言規劃和語言生態狀況，尤其是皮欽語和克里奧語的語言系統、歷史演變和生存狀況。他發現太平洋語言圈的根本問題在于語言生態環境的破壞，而摧毀語言生態環境的首要因素是語言帝國主義，而非土著語言數量的減少。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瀕危語言問題特別專家組在2006年的一份報告中稱“語言瀕危既可能因外部力量所致，如軍事、經濟、宗教、文化和教育的逼迫等；也可能由內部因素引發，如語言族群對母語的消極態度。內部壓力往往有其外部根源，二者都阻礙了語言和文化傳統的代際傳承。許多土著民族把自己的弱勢社會地位與其文化相聯系，進而認為自己的語言沒有保留價值，于是拋棄自己的語言和文化，以期擺脫歧視，過上穩定的生活，增強在社會中的能動性，以及融入全球市場經濟。”

學校教育對語言多樣性生態的保護有沖擊作用，正規教育具有反傳統性。學校教育的統一性模式和標準化范式帶來的是工業化、批量化的規格產品，而不是農業化、多樣性的個性產品。而國際化教育更是一把雙刃劍，國際化教育的結果往往是西方化教育，得到強化的往往是西方的語言、文化、價值觀和方法論。

語言多樣性受到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沖擊。今天，語言多樣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減。弱小語言在消失，中型語言在縮減，大型語言尤其是超級語言如英語在加速擴張，擠壓了中小型語言的生存空間。

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英語成為最重要的溝通語言。世界上約有15億人使用英語。英語除了是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發達國家的母語外，也是世界上70多個國家或地區的官方語言或第二語言，更多的國家和地區選擇英語作為優先學習的外語。基于全球化的需要，各國在反對英語霸權的同時，不得不主動學習和使用英語。互聯網的迅猛發展更加快了英語的全球化，目前互聯網上85%的網頁是英語網頁，80%的信息載體是英語，網絡域名幾乎成了英語的專利，100%的軟件源代碼是英語格式。此外，世界上五分之四的電子產品說明書用英文撰寫，三分之二的科技論文用英文撰寫和發表。

3.3 語言生態保護行動

進入21世紀后，經濟全球化浪潮極大地促進了各種語言和文化的接觸與交流，語言消失速度加快，語言瀕危引起了越來越多的人類學家、語言學家、社會學家和各國政府的普遍關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根據各自的語言情況，采取了不同的積極保護措施和搶救對策，以延緩瀕危語言的消亡。如美國1990年制定了支持土著居民保護自己語言的法律；澳大利亞政府對于保留土著民族語言的計劃給予資金援助，1927年曾一度消失的烏爾娜語由于納入了大學教育計劃等，如今已有50人能自如地駕馭該語言。英國的威爾士語處在英語的包圍之中，在急劇衰落的危急形式下，經過努力而使其恢復了元氣。

在對語言生態危機問題達成共識的基礎上，語言學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國際社會采取了一系列行動，表現了對瀕危語言問題的高度重視。1992年，國際語言學界在加拿大魁北克拉瓦爾大學舉行的第15界世界語言學大會將瀕危語言問題作為大會的兩大主題之一，這是此問題作為主要議題的第一次大型國際性語言學會議。1993年，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瀕危語言方案》，其中包括《瀕危語言紅皮書》和《瀕危語言研究進展情況報告》，旨在匯集世界范圍內瀕危語言的信息及其研究工作情況。同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該年為“搶救瀕危語言年”。199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了“國際瀕危語言情報交流中心”和亞太地區語言研究部。1995年，美國和英國也相繼成立了瀕危語言基金會。1996年，西班牙巴塞羅那會議通過了《國際語言權利宣言》。199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29屆大會批準設立“世界語言報告”項目。1998年，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向各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出公開信，要求各國有關機構進行合作，共同完成“世界語言報告”。2000年，在德國科隆大學召開的國際瀕危語言研討會，匯集了世界各個國家、地區從事瀕危語言研究的專家學者共同討論協商、交換意見，對制定研究和記錄瀕危語言的先后順序進行排序。

語言體現著特定語言社群的世界觀、價值觀、倫理觀、思維方式等精神性、觀念性的內容，承載著豐富的自然及宇宙知識，包含著人類關于數學、生物、農業、歷史、地理、醫學、語言學、民族學等學科的知識。一種語言的消失必然導致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形式的消失，一種語言的滅絕，必然導致許多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科學知識的湮滅。正是基于這種認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制了《世界處在消亡危險中的語言地圖集》（1996年），修訂并繪制了《全球瀕危語言分布圖》（2009年），組織成立了瀕危語言問題特別專家組。經過廣泛調查研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臺了《語言活力與語言瀕危》報告。為了廣泛宣傳保護母語的重要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從1999年起，將每年2月21日確定為國際母語日。此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還出臺了三個重要文件：《文化多樣性全球宣言》（2001年）、《維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年）、《保護和促進文化表達形式多樣性公約》（2005年）。

2003年3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舉行了關于瀕危語言問題的專家會議，會議評價了世界各國現有的瀕危語言研究項目和推廣保護瀕危語言的最佳做法，討論了提高人們的語言憂患意識和促進國際合作的戰略措施。會上David Crystal以Crossingthe Great Divide：Language Endangerment and Public Awareness為題作了主旨報告。2012年9月，“亞歐會議語言多樣性論壇”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舉辦，會議的主題為“保護和促進亞歐語言多樣性，實現可持續發展”。筆者作為中國代表以“中國語言和文化多樣性保護與發展”為題，就我國保護和促進語言多樣性的經驗作了專題發言。2012年12月，“中歐語言合作研討會”在北京舉辦，會上筆者作了“中國語言與文化多樣性保護及多語教育實踐”專題報告。2013年9月，“東亞峰會雙語教育政策與實踐研討會”在新加坡舉辦，筆者在會上作了題為“促進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多語教育：從語言政策到語言實踐”的專題報告。

3.4 語言生態危機再認識

就世界范圍來看，語言瀕危致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語言接觸、強勢語言擠壓弱小語言是導致語言瀕危的主要原因。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在人們交往日益頻繁的今天，在廣播、電視、電話、網絡等大眾媒體日益發達的今天，一些弱小語言由于不能適應社會交際及信息傳遞的需求而逐漸喪失其交際作用，最終被強勢語言所代替。當然，語言全球化也會引發語言地方化。例如，伴隨英語全球化的是英語地方化，世界各地地域文化在英語語言與英語文化的沖擊下，產生了地方身份的自我覺醒和自我保護，其結果是成百上千種英語變體――“地方英語”（indigenized English）的產生。

語言生態危機的本質是語言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的消失。PhiHipson&Skutnabb-Kangas（1996：429-452）指出，語言生態研究范式基于全球范圍的語言多樣性，促進多語主義和外語教學，賦予所有人以母語權利。因此，我們要充分認識母語價值。人類的語言結構是人類智能成就的證言，反映了一個族群（民族）的性格和文化特點。語言所具有的文化載體功能，是人類文明的巨大財富。一種瀕危語言代表著一種文化，每個民族的語言和文化都有自己的貢獻和特點，誰都代替不了誰。多種語言并存是一種人文生態環境。

應對語言生態危機，改善語言多樣性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需要多角度思維和國家政策和技術支持。Pennycook（2004）指出，語言保護所面臨的困難在于如何有效地協調自然語言的動態本性與國家語言政策的協調能力。一個民族的存在和發展與特定的社會環境與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社會環境和經濟條件得到很好的改善，沒有戰爭、沒有特大的自然災害，其語言和文化就能很好地保存下來，威爾士語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因此在分析和研究瀕危語言時，我們要多角度地研究和分析造成瀕危語言的瀕危條件以及各種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瀕危語言資料的搶救和保存是一個龐大的系統性工程，不僅需要專家學者和有關機構的學術支持和人力參與，而且還需要政府部門的政策支持、技術支持和資金支持。

至今為止，語言生態調查主要依靠語言工作者的田野調查，通常鎖定某一目標語言進行個案調查研究，尤其是鎖定某一土著語言或瀕危語言，將“活”的語料記錄在案、考究分析、歸檔保存，然后或報告，或會議交流。這種傳統的調查方式和手段往往只見樹木而不見樹林，見個景而不見全景，見昔時狀態而不見現時狀態，從而無法全面、實時、動態地考察地區乃至全球的語言生態，無法及時準確地了解語言的結構變異和功能變化，因而無法為制定有關語言政策特別是語言教育政策和語言保護政策提供科學依據。

4、大數據時代及語言數據意識

4.1 大數據時代的海量數據

人類已進人了大數據時代。大數據是指在信息爆炸時代無法在允許的時間里用現有的常規軟件工具提取、存儲、搜索、共享、分析和處理的海量的、復雜的數據集合。

隨著社交網絡、移動計算和傳感器等信息新渠道和新技術的產生，如PB級大規模數據量的不斷涌現，過去三年里產生的數據量比以往三萬年的數據量還要多。截止到2012年，數據量已經從TB級別躍升到PB、EB乃至ZB級別。據估計，互聯網上的數據量每兩年會翻一番，到2013年，互聯網上的數據量將達到每年667EB（1EB=230GB）。這些數據絕大多數是“非結構化數據”，通常不能為傳統的數據庫所用，但這些龐大的數據“寶藏”將成為“未來的新石油”。今天我們在不到1秒的時間內可處理的信息量相當于我們的DNA用10億年處理的信息量。整個人類文明所獲得的全部數據中，90%產生于過去兩年，而2020年全世界所產生的數據規模將達到今天的44倍。

Mayer-Schonberger&Cukier（2013）指出，大數據帶來的信息風暴正在變革我們的生活、工作和思維，大數據開啟了一次重大的時代轉型，最大的轉變就是放棄對因果關系的渴求，取而代之的是承認混雜性，關注相關關系。這就顛覆了千百年來人類的思維慣例，對人類的認知和與世界交流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戰。以往的思維決斷模式是基于“為什么”，而在“大數據時代”，則已可直接根據“是什么”來下結論，由于這樣的結論剔除了個人情緒、心理動機、抽樣精確性等因素的干擾，因此，將更精確，更有預見性。

世界的本質就是數據。根據Kelly的觀點（1994，2010），宇宙的本質是信息。那么信息的本質是什么呢？那就是數據，生物的DNA會消失，而數據化的DNA則永存。Kelly早就預測，未來的人工智能將誕生于由10億臺中央處理器組成的“全球腦系統”，這個系統包含互聯網及附屬設備一從掃描儀到衛星以及數十億臺個人電腦。這臺全球腦包含的不只是筆記本電腦，它還包括數十億部手機、數十億部固定電話，數千萬臺數據服務器，上億臺平板電腦。整個系統有上萬億個網頁，每個網頁平均鏈接數十至近百個網頁，網頁和網頁之間形成數以萬億計的“突觸”，而這些“突觸”每隔兩年翻番，形成難以刪除的人類記憶。

語言生態是由語言、語言人和語言環境所構成的自然.人文系統。如果宇宙的本質是信息，信息的本質是數據，那么語言生態系統的本質也是一種信息系統，構成這一信息系統的是數據。全球語言生態是一個大系統，涵蓋所有語系、語族、語支、語種、語言變體、語言人、語際關系，以及語言的地理環境和社會環境。這個大系統由大量中系統和海量小系統構成，中小系統之間以及系統內關系錯綜復雜，形成無以計數的語言信息“突觸”，并產生浩如煙海的過程性、交互性、變異性語言數據。

4.2 大數據時代的思維方式

產生于通信技術創新與發展的大數據使人們得以全面感知、收集、分析和共享語言信息，同時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讓數據說話”的思維方式改變了傳統的“八九不離十”的思維方式。

全球性問題需要全球性思維，全球性思維需要由全球腦來支撐。在小數據時代，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在大數據時代，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頭痛可醫腳，腳痛可醫頭；宇宙只有統一的法則，而沒有中心，形成的是點對面的網狀相連關系，而非點對點的線性因果關系。

大數據時代的思維之道是群蜂之道，信奉群體規律和集群智慧，眾愚可成智。群體規律是大數據定律，大數據定律也是必然定律，由無形之手操縱。網狀世界，沒有中心，沒有邊緣，沒有開始，沒有結束，周而復始，互為因果。大數據可避免偏見，消除糾結。人們不受時空和形式的限制，全天候、全方位地進行點對點、點對面的交流。

以大數據理念觀察事物，世界的均衡是暫時的，流變是必然的，均衡的生態系統是僵死的系統，多樣化的生態系統是絢麗多姿的系統，是開放多元的系統，也是不斷流變的系統。

以大數據視角看待語言生態，就是以網狀的整體論和循環論觀點看待語言和語言數據。數據不僅是名詞和代詞，更是動詞和介詞，甚至是助詞、副詞和修飾詞。數據既是逗號和句號，也是引號和問號，甚至是省略號和驚嘆號。數據既是因之果，也是果之因，甚至是一種多重疊加的并行關系或串行關系。

4.3 大數據時代的計算模式

大數據和云技術使追求全樣而非取樣本數據成為現實。面對海量數據，云計算技術為我們提供了強大的計算能力，使我們并處物質和數字兩個世界。

篇（8）

一、師生關系概述

前蘇聯著名的教育家克魯普斯卡婭曾說過：“教育的本質就在于建立個人與集體和社會這種實際聯系的關系和體系，以保證個人的社會化。”這句話說明了學校內部的關系系統是實現個人社會化的重要保證，而“師生關系是教育活動中最基本、最重要，同時也是最活躍的人際關系系統”[1]。師生關系是教師和學生為實現教育目標，以其獨特的身份和主體地位通過教與學的直接交流活動而形成的多性質、多層次的關系體系。師生關系不僅是人與人的關系在教育領域中的體現，而且是一個體現了人際、教學、管理等特征的關系。[2]師生關系的狀況如何直接影響和決定著教育活動的順利進行，作為教育系統中最基本的人際關系之一，師生關系是否和諧將會直接影響到教育的成效和成敗，也影響著學校的整體和諧。但新時期的師生關系卻出現了一些異化現象，如師生校園暴力、師生關系淡漠、教師體罰、辱罵學生等，這些現象如果不認真對待和加以解決，將會直接影響教育改革的順利推進和發展。從教育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教育的基本功能就是要在教育系統內部構建一種新型的和諧師生關系，以有利于使學生在和諧、愉悅的良好教育活動氛圍中健康成長。在新的形勢下，保持良好的師生關系是學校各項教育活動順利進行的重要保證，也是[專業提供寫作論文和畢業論文寫作服務，歡迎您的光臨]開展和實施素質教育、培養合格人才的必備條件。此外，“良好的師生關系是促進學生愉快地學習和減少學生問題行為的關鍵因素”，[3]它對學生學業的提高、智能的養成、品行的培養、健全人格的塑造，以及身心和個性等的全面發展和促進，都有著重要的影響。所以，如何有效應對和構建良好的師生關系并使之和諧發展，成為當今教育界亟待解決的重大研究課題，也是擺在每一個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面前的一個突出而緊迫的問題，為此，復雜性科學領域中的自組織理論可以為我們構建新型的和諧師生關系提供一定的借鑒和啟示。

二、自組織理論及其內涵

自組織理論是復雜性科學領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德國物理學家哈肯（H.Haken）認為，如果從組織的進化形式來看，可以將其分為他組織和自組織。如果一個系統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組織，就是他組織；如果不存在外部指令，系統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種規則，各盡其責而又協調地自動形成某種有序結構，即系統有序化的原因主要是內部的，這種有序化就叫做自組織。自組織系統與他組織系統的本質區別在于其組織力的來源。他組織系統的組織力來自系統外部，系統本身無進化的動力和可能（如機械系統）；自組織系統的組織力來自系統內部，即系統元素間相互作用以及系統和系統元素對外界輸入的物質、能力、信息的反應方式和過程（如復雜適應系統），其“微觀組元都是具有自身目的的積極活動的主體，它們的相互競爭和相互協作推動了系統的發展”。[4]

自組織理論是20世紀60年代開始建立并發展起來的一種系統理論。自組織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復雜的自組織系統（生命系統、社會系統）的形成和發展機制問題，它是研究在一定條件下，系統是如何自動地由無序走向有序，由低級有序走向高級有序的。自組織無論在自然界還是在人類社會都是普遍存在的。一般來說，一個系統自組織功能愈強，其保持和產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強。自組織理論并不是一個獨立的理論體系，它是研究自組織現象、規律，揭示復雜系統的形成、演化與消亡的一個理論群。自組織理論由耗散結構論、協同學、突變論和超循環論組成，但基本思想和理論內核可以完全由耗散結構理論和協同學給出。[5]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從和自組織理論關系最為密切的三個方面即“耗散結構論”、“協同學”和“突變論”來談和諧師生關系的構建。

三、自組織理論視野下的新型師生關系的構建

我們知道，教育的基本要素是由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中介三個要素所共同組成的，其中教師和學生分別作為教育系統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體，師生關系共同構成了教學系統內部一對主要的關系。教學在本質上就是在一定的教育目的的指導下，由特定的學生和教師所組成的復雜適應系統，教師和學生構成了這一復雜適應系統的教學主體，二者以教育中介為交往對象，共同建構起來的一種旨在促進學生發展復雜適應系統。教育系統是復雜的社會系統之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根據自組織的涵義和研究指向，我們發現教育系統也是一個復雜的自組織系統，這一自組織系統的組織力來自于教學系統內部師生之間的相互作用及系統外部之間各組成要素和組分之間的互相影響和作用，教學系統在這些組織力的作用之下，在有序和無序之間來動和轉換。在教學系統內部運用自組織理論來處理和研究師生關系可以說是一種行之有效地嘗試，運用得當將有助于更好地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下面筆者就從自組織理論的三個方面來談如何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

1.耗散結構理論與和諧師生關系的構建

耗散結構（Dissipative Structure）理論是比利時物理學家普里高津（LPrigoging）在熱力學的基礎之上于1969年提出來的。后來這一理論被推廣到包括社會系統在內的各種系統，用于解釋系統進化的動力、方式、途徑等問題。所謂耗散結構，是指“一個遠離平衡態的開放系統，系統通過不斷地與環境交換物質、能量和信息，會自動產生一種自組織現象，組成系統的各子系統會形成一種非線性相互作用，一旦系統的某個參數達到一定的閥值，通過漲落，系統就可以由原來混沌無序的狀態轉變為一種在時間、空間或功能上的[專業提供寫作論文和畢業論文寫作服務，歡迎您的光臨]有序結構，這種非平衡狀態下的新的有序結構稱為耗散結構”。[6]也即是說 ，一個開放系統在處于遠離平衡態的條件下，有可能突變為一個穩定有序的結構，這種具有有序結構的系統就稱為耗散結構。耗散結構需要不斷地與外界交換物質、能量和信息才能維持，并保持一種穩定性，且不會因外界的微小擾動而消失，它是一種“非平衡狀態穩定有序結構”。系統這種能夠自行產生的組織性和相干性，被稱之為自組織現象，所以，耗散結構理論又被稱為非平衡系統的自組織理論。

一個系統由混沌狀態向有序狀態轉化，形成耗散結構，至少要滿足和具備以下幾個條件：（1）開放系統；（2）遠離平衡態；（3）系統內部各個要素之間存在著非線性的相互作用；（4）漲落導致有序。

學校教育系統是由教師、學生和教育中介等基本因素所構成的一個動態系統，師生關系是否和諧，將會直接影響到教育的成效。耗散結構理論告訴我們，系統形成有序是需要條件的，作為教育系統中最為重要的師生關系這一主要關系，要想形成新的非平衡狀態下的新的有序結構即耗散結構，也需要具備和滿足一定的條件。那么教育系統中的師生關系是否滿足和具備耗散結構所需要的條件呢？首先，師生關系這一系統是開放的。系統要形成自組織結構，首要的條件就是要系統開放，因為只有系統處于開放狀態才能使系統與外部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之間的交換，使系統朝向有序的方向轉化。師生關系作為教育系統中一對關系，其有序和和諧的程度如何，既與師生內部之間如情感、心理、教學內容、課程、手段等有關，還與這一系統的外部環境有關，教育系統中的師生關系所面對的還有開放和價值多元的社會大環境下的各種因素，這些因素無時無刻不對教育系統中的師生產生各種影響，使師生關系的有序結構不時發生著轉化，從無序結構走向新的有序結構。系統論告訴我們，結構決定功能，結構發生了變化，其功能也必然會發生相應變化。處于開放的教育系統中的師生關系必然隨著與外界進行各種能量和信息交換，使其結構發生變化，其功能也隨之發生變化，自組織現象也隨之出現，這樣就會使師生關系不斷趨向有序和和諧穩定。其次，耗散結構理論指出，一個系統要想形成新的系統和結構，系統還必須要遠離平衡。因為只有在遠離平衡時，系統才能實現不斷地與周圍和內部環境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從而保持系統內在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反過來又維持著系統的交換過程，如此來往反復，使新的結構得以自發形成。所以說，“非平衡是有序之源”。師生關系在與內、外界進行各種信息和能量的交換過程中，必然受到這些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影響，使得師生關系產生震蕩，使師生關系系統內部的不平衡性加劇，這種不平衡又進一步促使師生關系系統與外界進行進一步的開放和交換，從而形成師生關系的新的有序結構，這樣就使師生關系這一系統不斷地與外界交換信息和能量，使師生關系充滿活力，形成新的有序結構。此外，要想實現系統走向新的有序，離不開系統內部諸要素的共同作用，系統內部要素作用關系是一種非線性的關系，即推動系統有序化的重要原因和動力在于各要素不是單獨作用的累加，而是系統內部各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師生關系受到教師、學生、課程、方法、外部環境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使師生關系不斷出現漲落和起伏，師生關系系統呈現出復雜多變的特征，也不斷地使師生關系從一個個不穩定狀態躍遷到一個個新的有序狀態。

所以，作為耗散結構的師生關系系統，是可以經由外界因素的影響而不斷發生變化的，這種因素既有內部的，也有外部的。“教師與學生都是社會角色概念，師生關系是在教與學過程中形成的人際關系，師生關系主要受教與學指導與被指導職能活動的結構制約，而這種職能活動的結構，又因課程編制及其他相關因素有異。”[8]為了建立更加和諧的師生關系系統，我們需要使教育系統進一步與外界開放，不斷地使教育系統與外界進行盡可能多的能量和信息交流，教育及其行政機構要不失時機地對師生關系系統施加積極影響，使和諧師生關系的構建不再僅僅局限在教育系統內部，而將其與周圍的外部環境結合起來，不斷地為師生關系注入新的能量和活力，使師生關系不斷實現漲落和起伏，從而使師生關系不斷走向新的有序和和諧發展。

2.協同學對構建和諧師生關系的啟示

協同學（synergetics）是德國物理學家哈肯在激光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它是關于多組分系統如何通過子系統的協同行動而導致結構有序演化的一門自組織理論。哈肯認為，協同對系統的進化尤為重要，他認為“協同學”就是“協調合作之學”。[9]協同學研究的是那些極不相同類型的系統所普遍存在的共同特點，即一個由大量子系統所組成的系統，在一定條件下，子系統之間如何通過非線性相互作用產生協同現象和相干系統，使系統形成有一定功能的自組織結構，從而在宏觀上產生時間結構、空間結構或時空結構，產生新的有序狀態。[10]哈肯把協同學的基本原理歸納為三個方面：不穩定性原理、序參量原理和役使原理。不穩定原理指出，一個系統同時存在穩定性因素和不穩定性因素，其中穩定因素使系統保持穩定結構，不穩定性因素使系統產生震蕩，傾向于使系統離開平衡態，進而形成新的結構，不穩定因素是系統發展演化的革命性因素。序參量在系統失穩時，能夠對系統中的其他參量進行綜合集成，使系統行為特征更加趨于持久穩定，它作為系統中的起決定作用的命令參量，一旦從系統內部自組織中產生出來，就成為支配系統的決定性力量，成為系統的組織者，支配著其他子系統和組分。在系統的穩定狀態下，系統各參量[專業提供寫作論文和畢業論文寫作服務，歡迎您的光臨]力量之間對比均勻，均無法主導系統的模式。但系統組分間的差異及非線性相互作用會使系統產生漲落，對系統產生擾動，使系統離開平衡態，這時，系統內部會出現變量來推動和役使系統朝新的結構和穩定性發展，使系統內部出現漲落，從而使系統趨于新的穩定和發展。這就是系統內部的協同作用。協同和競爭是系統內部組分相互作用的兩種方式，也是系統自組織演化的動力。競爭使系統內部組分互相爭奪，努力使自己成為系統的序參量；協同使系統內部組分和各要素相互合作，共同行動，共同決定系統的狀態。競爭使系統內部各要素產生差異，使系統內部失穩，失穩產生序參量，序 參量導致新結構的形成，使競爭成為系統進化的動力。與競爭相比，協同使系統內部各組分和要素之間相互配合，共同行動，使系統形成新的有序結構和新的整體。“協同導致有序，有序需要協同。”協同是序參量實現對系統支配的重要手段，序參量支配系統的過程就是使系統組分與其協同運動的過程，因此，協同與競爭構成了系統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所以，協同學解釋了多組分系統通過組分間的競爭與協同產生有序結構的機制。

“協同學”作為一門“協調合作之學”，它對促進系統的進化和有序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個系統內同時存在著穩定因素和不穩定因素，它們各司其責，共同維護著系統的發展。要想在系統內部實現新的有序結構，必須使系統離開平衡態，進入不穩定狀態，而不穩定因素是實現系統發展演化的革命性因素。在系統處于震蕩和不穩定狀態下，需要發揮序參量在系統中的作用，因為它能夠對系統中的其他參量進行綜合集成，使系統行為特征更加趨于持久穩定。師生關系作為教育系統內一對錯綜復雜的關系，其內部也同時存在著穩定和不穩定因素，在師生關系系統中出現不和諧、不穩定狀態的時候，我們也需要利用這一系統中的“序參量”對師生關系系統進行綜合集成和協調，如師生關系僵化死板的時候，教師可以改變自己傳統的教學模式和方法，另辟蹊徑，使自己的教學讓學生樂于接受和理解，這樣就會使師生關系得以緩解和改變。此外，為了使師生關系不斷走向新的和諧狀態，需要創造條件改變師生關系系統的結構，推動師生關系系統走向新的有序狀態。為此，需要在師生關系系統中引入協同和競爭機制，發揮二者在自組織演化中的動力作用。協同要求師生系統內的教師和學生等各要素之間相互合作，大家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共同努力和行動；而競爭使系統內的各要素之間互相爭奪，都努力成為系統內的序參量，這樣就會使系統內部產生差異，使系統失穩，產生序參量，使其成為系統進化的動力之源。為此，構建師生關系一方面要求教師和班級管理者強化同學們的團結協調意識，保持教育系統穩定，一方面要在班級管理和教學中引入競爭機制，通過獎懲措施激發同學們的前進動力，合理拉開差距，在班級內部形成你爭我趕的良好局面，推動師生關系走向新的和諧和有序。

3.突變論與和諧師生關系的構建

突變論（catastrophe theory）是法國數學家托姆（R.Thom）在1969年提出來的，它是研究客觀世界非連續性突然變化現象的一門新興學科，在生態學等各個領域中有著廣泛的應用。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活動中，除了漸變和連續的變化現象之外，還存在著大量的突然變化和躍遷現象，如種群動態的突然爆發或突然崩潰等。突變論是一門注重應用的學科，它與耗散結構論和協同論一起，在系統的有序和無序的轉化機制上，把系統的形成、結構和發展有機聯系起來，成為推動系統科學發展的重要學科之一。突變論特別適用于用來研究系統內部作用尚屬未知、但已觀察到不連續現象的系統。突變論的方法就在于試圖用數學方程來描述這種突變的過程，其研究的內容是從一種穩定組態躍遷到另一種組態的現象和規律。突變論的基礎是結構穩定性，結構穩定性的喪失，就是突變的開始。所以要保證系統結構不致發生突變，就要保證系統內部結構的穩定性。

師生關系作為教育系統內部一對重要的人際關系系統，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保持師生關系的穩定性非常有助于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突變論告訴我們，在自然界和社會系統內部，除了存在大量的漸變之外，還存在著大量的突然變化和躍遷現象。突變的開始源于系統內部的結構穩定性的喪失，要保證系統內部結構不致發生突變，就要想方設法來保證系統內部結構的穩定性。所以，要想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就必須要保證師生關系系統內部結構的穩定性。師生關系系統內部結構包含有很多方面，既有物質層面的因素，也有精神層面的因素，這些因素共同決定著師生關系系統的內部結構，也影響著系統內部的穩定和功能發揮。“師生關系觀的構建，必須從多個視角出發，其中，人性論和教育學是兩個最主要的視角。”[專業提供寫作論文和畢業論文寫作服務，歡迎您的光臨][12]所以，對師生關系系統中所觀察到的那些不利于師生關系的萌芽因素，師生雙方要從尊重和民主的角度出發，要采取合適的方式將其化解在萌芽之中。如同一年齡段的學生，他們由于生活經歷、個性特征、心理結構等的不同，針對某個問題的看法和認識也不盡相同，做法也各不相同，教師要注意做到因材施教，對不同的學生和情況采取不同的應對策略，避免傷害學生的自尊心、自信心，使師生關系產生矛盾。師生雙方要經常做換位思考，體諒對方的難處，在民主平等的基礎之上進行溝通，及時解決學習和生活所發現的各種問題。要盡量避免對發生于萌芽狀態的影響師生關系的不利因素置若罔聞，防止這些不利因素經過長期積累得不到解決而在師生關系系統中發生突變，從而改變師生關系系統的內部結構，使師生關系的穩定性產生突變，這樣就會影響到和諧師生關系的構建，甚至出現嚴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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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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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陳桂生.漫畫“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教育發展研究，2001（9）.

[9] 赫爾曼·哈肯.協同學——大自然構成的奧秘.凌復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10] 顏澤賢，范冬萍，張華夏.系統科學導論——復雜性探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篇（9）

心理學目前的多學科分支的現狀，是心理學高度發展的結果，還是心理學分離和破碎的預兆。張海鐘和姜永志（2010）認為，學科分化是心理學高度發展的必然結果，如物理學這樣的成熟學科就有數十個分支學科，相比較而言心理學并不多。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斯塔茨（Staats， 2003）則認為，學科過度分化是心理學分裂的預兆，這樣的分裂現狀，使科學心理學很難形成真正的科學共同體，難以形成如科學哲學家庫恩（Kuhn）所說的統一“范式”（Paradigm），使心理學成為一門常規科學將成為泡影，心理學終將難以擺脫前范式科學形態的命運。斯塔茨（1996）曾指出，“每一門科學都得經歷一個從不統一到統一的轉變過程”，他注意到在自然科學方面，這種轉變以極高導致了在理論、方法和哲學上的相當多的一致性，而行為科學卻是分裂的，因此，他試圖利用實證主義方法論將心理學整合為統一科學心理學，但是舍棄人文的心理學注定是不圓滿的，這一整合注定了失敗的結局。那么，心理學的現狀究竟是怎樣的呢？心理學是在發展還是在倒退，心理學的歷史是否有一個類似于規律的法則來引導學科發展，或者說心理學發展的模式和方向是什么？對這些問題的進一步澄清會讓我們對心理學的現狀有一個新的認識。以下我們將看到爭論最多的三種心理學史發展模式，同時，立足于當下后現代和多元論的觀點，我們提出心理學的多元論發展模式，作為第四種模式，同樣需要接受時間的檢驗。

2心理學史發展的傳統模式

2.1循環發展模式及其評析

每一種發展模式都是一個規律的生成，循環發展模式（Cyclical development model）認為歷史就是重復自身，起落消長，無盡往復。王國由盛而衰到再次興盛，知識的停滯與知識的重新發現都是循環往復的。最早的循環論者應追溯到古希臘思想家阿那克·西曼德，他認為，構成宇宙的基本物質是無限與無形的，他命名為“阿派朗”，意思是“無邊無界”，他認為宇宙的每一事物都要經歷產生、發展和消亡的循環變化過程。在當代，科學哲學的發展也為循環發展模式提供了佐證。科學哲學家庫恩的范式論認為，范式是一門學科成為科學的必要條件，一門學科只有具有共同的范式，才可以稱之為科學，任何一門學科在沒有形成范式以前，都處在前范式或前科學時期，科學工作者各自持有不同的觀點和方法，待經過討論形成統一的基本理論和方法，于是從前科學時期進入科學時期，因此，他認為科學發展是四個階段的往復循環：即前科學時期（前范式）→常態科學時期→反常和危機→科學革命時期→常態科學時期……。庫恩認為，當新范式戰勝舊范式就標志科學革命時期的結束，而進入新的常態科學時期。在新的常態科學時期，新的范式成為該學科的科學共同體的共同信念。科學研究在新范式的引導下繼續積累式的前進。但到了后來又出現新的反常，陷入新的危機，引起新的科學革命，并實現從新范式到更新范式的轉變，進入更新的常態科學時期，科學的發展模式就是通過這幾個環節不斷循環往復不斷前進。與庫恩同一時期的另一位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在科學研究綱領理論中，同樣提出了一個類似的觀點，認為科學發展是一個動態的循環過程，即科學研究綱領的進化階段→科學研究綱領的退化階段→新的進化的研究綱領證偽取代退化的研究綱領→新的研究綱領的進化階段……。拉卡托斯的這個模式不同于波普爾的不斷革命模式，它既體現了科學發展的過程的質變，也體現了它的量的進化（夏基松， 2010）。

從歷史發展的規律出發，心理學史的發展也遵循這樣一個往復循環周而復始的規律。從地域人格的形成中，我們會發現這樣一種循環，姜永志和張海鐘（2010）就發現，區域地理環境的差異，將導致人們適應環境的差異，對環境的不同適應會逐漸內化為區域文化內的一種習慣、思維，最后生成一種區域性文化，不同的區域文化因差異不同，而形成不同區域的文化心理特征，不同的文化心理特征的表征方式外顯為區域文化心理行為，這種行為又會使人們對區域地理環境進行改造，即區域地理環境→區域文化→區域文化心理→區域文化心理行為→區域地理環境→區域文化心理……，這是區域地理與人格生成的循環往復過程。另外，從心理學研究對象的變化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這樣的循環模式，意識或經驗是科學心理學建立之初唯一的心理學研究對象，在構造主義心理學和機能主義心理學時期，意識仍舊是心理學最主要的研究對象。自從華生（John Broadus Watson）1913年在《心理學評論》發表《行為主義者心目中的心理學》之后，心理學徹底的將意識排除在心理學之外，將外顯的能夠測量、重復和量化的行為作為心理學唯一的研究對象，行為主義心理學的持續影響整整持續了半個世紀，其很多觀點仍被認知心理學所沿用。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后，認知心理學使 意識重歸心理學領域，意識的回歸是心理學研究對象的又一次循環。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使意識與行為成為當代心理學都涉足的研究領域，認知神經科學致力于尋求意識與行為的神經生理基礎。這種循環其實并沒有停止，每一次循環只是達到了暫時的平衡，即達到了庫恩所說的常態科學時期，或者拉卡托斯說的新的研究綱領的進化階段，但是，每一次循環都會從之前的發展過程中吸收新鮮的東西，并將其整合到現有理論中來，從而促進學科的發展進步，這是該模式最易被接受，也是最具解釋力觀點。

2.2線性發展模式及其評析

線性發展模式（Linear-progressive Development Model）認為，每一個人的活動都是建立在先輩發現的基礎之上。正因為如此，人類的知識才能不斷進步和發展。就如實證主義先驅孔德說的一樣，一切科學知識必須建立在來自觀察和實驗的經驗事實的基礎上，經驗是知識的唯一來源和基礎，除了以觀察到的事實為依據的知識外，沒有任何真實的知識，其暗含的假設就是只有被經驗證實的知識才能促進科學的發展，那么這種發展應該就是線性的發展。而波普爾（Karl Popper）的批判理性哲學也承認了積累的重要性，他認為科學發展模式是：（1）科學開始于問題；（2）科學家對問題提出大膽猜測，即理論；（3）各理論間展開批判和競爭，接受觀察和實驗的檢驗，篩選出逼真度高的理論；（4）新理論被科學技術的發展進一步證偽，又出現新的理論。波普爾認為，任何科學的發展都是不斷的否定之否定，是知識經驗的不斷累積（姜永志，劉額爾敦吐，2012）。孔德（Isidore Comte）和波普爾的科學進步模式直接影響了包括心理學在內的眾多學科。

在心理學領域，或許這一線性進步發展模式更容易被接受。因為從心理學史的考察中，我們確實看到了很多佐證。如在心理治療領域，這個過程就是一種線性模式，我國心理學家車文博（2010）在《車文博文集：西方科學心理學史（第五卷）》中認為，早期希臘思想將心理障礙看做是超自然的力量，后來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認為是體液失衡導致心理障礙并強調腦的作用，后來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強調“中庸”的情緒反應是緩解心理障礙的重要手段，后來薩布科（Oliva Sabuco）認為情緒的自制促進了心理健康，后來皮內爾（Philippe Pinel）對精神障礙進行了分類，并認為有些精神障礙有神經生理基礎，而有些精神障礙沒有生理解剖基礎，環境和生活方式對心理疾病的產生有重要作用，再到后來科學心理學誕生之后，人們通過現代測量技術來鑒別心理障礙，并通發展出了精神分析療法、行為主義療法、人本主義療法、意象療法等。現代心理治療的診斷與治療的發展，并不是突現的，而是在先前研究的基礎之上不斷累積的結果。研究者也常常深有體會的認為，我們所做的每一項研究都是奠定在前人研究基礎之上的累積，如感覺、知覺、記憶等的每一次新的突破都是在對大量文獻進行研讀基礎上，通過一次次實驗得到的。在科學主義心理學與人本主義心理學之爭中，所爭論的一個焦點就是心理學是否需要這樣的實證累積，由實驗數據組成的實證材料能否代表心理學的發展進步，實證積累的心理學能否促進心理學的統一？

這種線性進步的發展模式其實是每一個學科發展多必須要經歷的，知識的產生都是逐漸積累的。心理學史的發展同樣需要這樣的早期積累，心理學史的每一本經典著作，都對促進科學心理學產生的各學科知識做大篇幅的論述，哲學作為心理學的母體、從來都是科學心理學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直接供體，生理學作為對科學心理學具有重大影響的學科也成為了科學心理學最親密的伙伴。正如維特斯特恩（Wetterstein， 1975）認為的那樣，“在心理學領域，人們理解記憶、學習和感知過程等問題的知識有了顯著增長”。但是心理學內部仍存在一些分支學科的領域，它們通常研究諸如人格或社會控制問題，其發展歷史較為混亂，不容易根據線性進步模式來解釋。由此便產生了一個問題，即心理學歷史的發展是否存在一種完全相同的總體模式，也許存在幾種模式，一些符合循環發展模式，另一些符合線性進步發展模式。

2.3混沌發展模式及其評析

混沌發展模式（Chaos Development Model）認為，歷史本身沒有任何完全相同和普遍性意義。正如費舍爾（Fisher）指出的那樣，“歷史只不過是一出偶然發生的、不能預見結局的戲劇”（墨菲， 科瓦奇， 2010）。在歷史中發掘的意義是我們強加于歷史之上的意義，而不是歷史本身所固有的意義。薩瓦（Sawyer， 2000）就認為：“撇開創造歷史的人，歷史不過是一個抽象、靜態的概念，既不能說它具有客觀性，也不能說它沒有客觀性，問題在于人們不了解歷史的客觀性卻賦予其客觀性”。因此，心理學的歷史也可能是一種混沌的和不連貫的歷史，科克（Koch， 1969）在《心理學不可能成為一門連續的科學》指出，心理學在百年之后產生了大量的偽知識和無意義的思想[。科克認為，科學心理學的歷史可以被看做是“極力效仿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的過程中所形成的不斷變化的連續體”，但是他又說，目前為止，心理學尚未找到一種適當的方法論來研究其獨特的對象，還遠遠不能說明它是一門累積的、漸進的科學。

事實上，科學心理學在極力模仿自然科學的過程，已經將心理學割裂了。按照科學心理學的發展軌跡，科學的心理學是以實證主義為邏輯主線的，無論是馮特的構造主義心理學、華生的行為主義心理學，還是近年興起的認知心理學，都主要以實證主義的方法論為其哲學基礎。傳統科學方法論是以物理主義的世界觀和實證主義方法論為基礎的，物理主義世界觀和實證主義方法論直接構成了現代科學的實證主義心理學的基本假設，科學的實證主義心理學認為，心理現象是可以通過感官或借助于感官的延長工具可以客觀把握到的，只有感官把握到的才是客觀和真實的，否則是虛假的。實證主義立場的心理學其實揭示的只是人類全部心理現象的一部分內容，很多無法用經驗證實的心理現象必須借助于非實證的研究（葛魯嘉， 2008）。對自然科學過度的模仿，使心理學失去了本真，那些不能用實證方法研究的，但又對人的日常生活起著主導作用的心理現象，不應該被方法論無情的拒之門外。從這一視角來看，心理學的歷史更多的是一部 實證科學心理學史，它缺少的是連續性的和綜合性的關于人的心理的解讀。因此，混沌發展模式占據的市場份額并不大，顯然它也不能完全解釋心理學的歷史，畢竟科學心理學在研究對象、方法、內容以及體系上，都具有循環和線性進步的特征，那究竟哪種模式更適合當下的心理學，更能揭示心理學歷史的發展規律呢？顯然上述三者都具有相對的適切性，但同時也有片面性。

3多元發展模式

以上每一種心理學史發展模式都不能完全解釋心理學的發展連貫性，正如前面提到的，有些人更愿意接受心理學史的循環發展模式，另外有一些人更傾向于接受線性進步發展模式，甚至還有人認為心理學史部分上也是混沌的。理論的不統一往往都會陷科學于囹圄之中，在心理學這個限定的領域也一樣。既然以上三種歷史發展模式存在缺陷，那么我們可以站在更高的起點上，來看待心理學的歷史。回顧對心理學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早期學者，會發現很多學者都持有一種多元論，瓦伊尼（Weiner， 2010）在其著作《心理學史：觀念與背景》中強調，蘇格拉底（Socrates）就曾最早規劃出一種多元論的心理學研究取向，強調行為具有多重原因，行為的原因不單純是心理學、生理的或是社會的，而是所有這些因素的綜合。而中世紀理性主義者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哲學視角也允許多元性和多樣性在整體性中占有更重要地位，認為世界由無數獨立的精神性的“單子”所組成，是無數單子的和諧的體系，這是唯心主義的多元論。現代機能主義心理學創立者詹姆斯同樣是一位徹底的多元主義者，詹姆斯明確證實了分析的多重水平：分子的、生物學的、社會學的、哲學的—所有這些都是合理的，并且都有自己的特殊價值和應用。他的多元論對他的心理學取向有幾種含義，首先是方法學的，我們審視詹姆斯的著作，無論是心理學還是哲學，就會發現一種實用主義的多元論，其中方法學的觀點起了輔的作用，詹姆斯是用了多種方法，顯然是一位方法多元論者。二是在心理學對象上他的多元論也尤為凸顯，他的研究范圍包括了基礎問題與應用問題，宗教心理甚至超自然現象（方雙虎， 2011）。早期學者的多元論思想，為今天心理學的多元論取向奠定了基礎。

隨著近幾十年科學哲學的發展，后現代哲學成為支持多元論的主要陣地，后現代哲學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反一元論，提倡多元主義，認同不同意見同時并存，共同繁榮。后現代哲學還接受費耶阿本德的“多元主義”和“增生原則”，認為任何理論都有韌性，沒有一種理論永遠能駁倒另一種理論，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能判定一個理論好于另一個理論。我們再回到心理學分裂的源頭來看，其中最主要的觀點就是，實證科學主義心理學的文化霸權問題，即主張建立一種普遍性適用的實證科學和嚴格意義的實證科學，這種客觀的研究范式確實給心理學研究帶來了科學的地位，揭開了人類心靈的神秘面紗，操作主義使人類心靈越來越具有可操作化，提供了客觀揭示和理解心靈的方式方法和有效的干預技術，合理的揭示了人類心理的一個側面。

但是，這種客觀研究范式所堅持的主客分離的思維模式沒能完全的闡釋具有自覺能動性的人類心靈主觀性。這種以實證主義取向建立的心理學實際上所持有的就是一種一元文化論，反對其他形態的心理學形式，反對其他文化中的心理學式樣，這樣難免忽略了其他文化中有價值的心理學研究方法、研究內容和關于心理的解釋。從美國心理學會（APA）53個專業分會來看，學科分化越來越細致，這樣的分化是否阻礙了心理學的健康發展了呢？從目前的發展來看，這樣的細化不但沒有阻礙各心理學分會的發展，而且很多心理學研究領域還出現更多的交叉研究。從行政組織結構來看，在20世紀末，心理學已經同其他學科一樣統一，甚至比某些學科還要統一，如，在生物學內部，我們通常能見到至少20個系，包括植物學、園藝學、畜牧學、林業學、動物學、解剖學、動物研究學、微生物學、生物物理學、生物化學等等。所以，心理學可能高估了其他學科的統一而貶低了自身的統一性。按照詹姆斯的精神，我們必須考慮學科統一的優勢，但是我們也應該探索多元化為心理學提供的優勢，一門新的理論心理學的分支學科會彌補心理學的分裂，同時又為心理學的未來發展帶來希望。

4小結

綜上所述，心理學的歷史并不是分化的歷史，而是學科多樣化、復雜化、豐富化、精細化的發展必然性。那么，心理學史的發展模式更可能會遵循這樣一種多元論取向，心理學學科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分支學科不斷增多、心理學研究越精細化，這在一定程度上都彌補了心理學的分裂，起碼將其研究限定在了心理學的邊界之內，阻止了學科分裂或被其他學科蠶食的結果。因此，對心理學史的解讀，要站在多元論的立場上，持有多元發展模式（Pluralism Development Model）的觀點。在心理學史的體系中，諸如機能主義和格式塔心理學等幾種典型體系被納入到了當代主流心理學之列，而精神分析和人本主義等對當代心理學也產生著持續的影響，認知心理研究回歸了意識的主體地位，同時對多元方法的重視也拓寬了科學的概念和方法論基礎，我們對整個心理學領域的發展變化仍會持續關注，但我們應該更傾向于采用多元論的視角，將心理學史的發展納入到多元發展模式中來考量，客觀公平的承認每一種心理學研究取向存在的合理性與價值性，這樣解讀的心理學史才會彰顯心理學的當代價值。   本文由wWW. DyLw.NeT提供，第一 論 文 網專業寫作教育教學論文和畢業論文以及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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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雙虎. （2011）. 論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學科學觀. 心理科學， 34， 1242-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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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標識碼　A

2008年的傳播學理論研究焦點大都與這個年份的特別之處有關。首先，2008年時逢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因此，傳播學界在本年度對中國傳播學理論研究30年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集中的總結反思，并提出多種因應之策；其次，2008年出現了如冰雪災害、3?1、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響力社會事件，結合這些事件對傳播理論與實踐進行概括與總結，或針對這些特殊鮮活現象探討具有中國特色的傳播理論發展之路，是本年傳播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一、中國傳播學研究30年：實績、困境與反思

有多位學者撰文提到，經過30年的發展，傳播學在教育建制上已經成為國家認可的一個“學科”；如果從相應教研機構、論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標衡量，儼然已是一門“顯學”。有學者用極其概略的方式總結了大陸傳播學研究的實績：傳播學界出版了諸多較為完整、系統的本土教材；西方經典的引進和譯介亦頗具規模；理論方面的著論已從西方學術介紹轉入本土化應用階段；在部分領域已經產生了一些較為出色的學術成果；實證研究逐步普及，對資料及研究邏輯較為重視。

不過，和許多學者總結大小媒體30年歷程時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現出的明顯激動與興奮相比，很多學者對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現狀并不持“自豪”和“樂觀”的態度――更有學者把自己回顧傳播學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為“一半是驚喜，一半是驚恐”――這些說法啟人深思。下面將他們的反思進路大致地分為兩類，分別加以概述。

一是通過知識社會學意義上的批判性考察，著眼于中國大陸傳播學知識的歷史建構過程及其得失。

回顧傳播學引入中國的第一個10年，批判學派的“夭折”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親身傳播、學者們原有的知識局限等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卻是知識生態的壓力。這種知識生態直接受制于意識形態的壓力，“這種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時的傳播研究主體被迫采用雙重標準的研究策略：對外批判主義，對內行政主義。”時至今日，這種雙重標準的研究策略遠未絕跡。有些學者的觀察可謂犀利：“有機會的時候，中國學者能夠將批判理論運用得相當嫻熟，簡直可以說是如說家珍。”

“傳播學本土化”問題自傳播學引入時就開始困擾中國傳播研究者。有學者以反思傳播學研究為契機，轉換提問的方式，對“傳播學本土化”話語本身進行問題化。作者以受眾研究為例，從經驗的、歷史的角度對“傳播學本土化”的現實結果進行考察，研究結論大大挑戰了人們的成見：“中國的傳播研究不是沒有本土化，而是過于本土化，以至于我們要對這種以實用為主的本土化策略進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嚴重的本土化現實被忽視的本土化討論背后，更嚴重的是政治場域和經濟場域對學術場域的滲透，導致中國傳播研究出現了明顯的輕理論、重應用，輕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論研究的生存空間局促的不是被整體化的“西方”或“西方傳播學理論”，恰恰是成為主導傳播研究的現實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學者認為，在諸多制約傳播學研究發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決的，是在思維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義傳統的束縛。功能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把“社會需要和傳媒業發展”當成一個固定不變的敘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傳播領域的“社會需要論”，即把一些傳媒現象的出現和變化都視為“社會需要”，使得傳播學研究陷入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也沒有生產任何新知識產生的循環論證之中。具體到研究中，就是將本該被仔細辨析的對象類型化、對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證明某些類型的存在，而不是從類型中發現新的變異。功能主義思維還導致研究中出現了抽象的性質決定論，把研究變成貼標簽和時髦的詞匯競賽。該學者建議，要扭轉這種日漸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從“功能主義向建構主義的轉化；從社會決定論向社會互動論轉化；從抽象的因果推論向具體的事實描述轉化；從事例歸納向意義解釋轉化”，在傳播學研究中時時“面向事實本身”。

有學者從學科建設的角度表達了對概念及其闡釋在傳播學研究中處于“失落”境地的擔心，提出傳播學概念和概念闡釋在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學習、厘清現有傳播學及相關學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須從事的一種“投入”(input)行為；同時，在歐美的傳播學研究受社會穩定、制度完善、固有學科范式的影響，研究議題日趨微觀、瑣碎的背景下，處于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中國學者理應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義的傳播學概念、問題和假設，積極參與到理論概念的建構過程中。無論是倡言“厘清”，還是字里行間包蘊的“發明”沖動，都滿含著作者對于中國大陸處于全球傳播學知識生產的終端位置的焦慮和不滿，以及建立一個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的熱切期盼。

有學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關著述的基礎上，對1978-2008年間人際傳播研究的歷程進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陸人際傳播研究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以介紹西方人際傳播基本概念、理論、普遍原則和原理為主要目標的引進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際傳播學術和概念，嘗試對中國社會人際傳播現象、觀念與問題進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隨中國社會轉型與變革現實需要，逐漸形成和擴大人際傳播研究領域的跨學科研究。。有學者從時間、理論和問題三個層面，對跨文化傳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認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認可的觀點，做了一個素描式、綱要式的總結。這些學者的主要觀點是：作為傳播學分支之一的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在20世紀80、90年代確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學者們對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認同，但對其理論實質沒有統一的認識；國內的跨文化傳播研究體現出一股較濃厚的理論角度而非實踐角度的問題意識；明晰語境、理論落地、理論建設和理論升級是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幾個現實緊迫要求。

二是對傳播學教育和研究體制進行剖析，注目點在傳播學研究基本學術規范、學術評價標準和學術自主性建設等相關問題上。

有學者認為當前的傳播學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規范，低水平高度重復性研究，其中對政策進行詮釋的注腳式研究、實用性行政研究和論文評論化現象尤為嚴重；研究生力軍聰明有余，基本訓練不足；理論問題意識不強，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學科和全球的視野。要解決以上問題，必須首先改革傳播教育，這包括研究生院課程、招生辦法和研究體制方面的改革。對此，該學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議有11條之多，涉及傳播教育與研究體制等諸多方

面。

在有的學者看來，對現行學術體制進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從學術共同體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爾迪厄所提倡的那樣，將自己的思維路徑和研究活動作為分析和批判的對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個十分觸目的問題就是“我們還太缺乏作為學者社區的‘主體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其后果是將理論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資本之擁有而界定的權威所簡約或扭曲的理論”當做教條，將“某些來自他鄉或彼時的概念或現存體制權力的話語支撐當作了事實性的預設，將它們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視野，不僅自己無法對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們將自己當作權力的侍從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籠罩在權力的光環下而沾沾自喜。”這意味著，學術的評判標準不應來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標”和“國家權力行使的工具”，而應當是：“是否提出了新問題，是否系統地考察了經驗的現實，是否驗證、發展或提出了理論解釋，是否展開了結合經驗觀察和理論分析的系統論述，是否以此論述彰顯了普適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們所在的社會共同體集體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該學者從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點建議，借此吁請學者們形成“對現存學術體制的有效的、建設性的抵抗”。

中國的傳播學隸屬于新聞學院的學科建制也成為很多學者關注的焦點。有學者認為，傳播學“沒有被引進到社會學領域或信息科學領域，而是投進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國新聞學的懷抱”，使得傳播學“籠染上舊有的痼疾”。以至于讓人生出“傳播學在中國投錯了胎”0的感喟。有學者認為，在傳播學的安身立命之處，跨學科與多種理論來源，以及基于維系民主制度的目標回答社會實踐問題，從來都占據一席之地。隸屬于新聞學院學科建制的中國傳播學研究和傳播學在美國的發生發展相比，存在這些先天不足：理論層面缺乏社會理論支持；本屬于新聞學科核心的人文關懷及對終極價值的追問和批判精神嚴重缺失；傳播學術研究在尚未建構出自身價值評判標準時，就已經快速地與權力和利益結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論反思嚴重不足。盡管從今天看傳播學在名分上已經獲得和新聞學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與新聞學和中國新聞事業過于密切的關系，加上對經驗研究和文化研究兩大理論路徑本身的思想源流演變、社會政治基礎、文化價值起點的認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國傳播學研究在30年的發展中，描述多過闡釋，論斷多過概念，在應用性方面的成就高過理論性。

有學者注意到，在目前傳播學研究的隊伍中，真正接受過系統、科學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訓練、掌握了科學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學者數量不多。傳播學研究大量應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學科的研究中卻很少使用目前我們的傳播學的研究成果；研究滯后于傳播技術的發展和傳播媒介的更新。該學者提出，傳播學研究要同中國的社會發展密切聯系，同時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內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識形態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擺脫對政治的依賴，探索出本學科必需的、獨特的學術規范。傳播學雖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種形式予以認可和接納，但從此以后“傳播學的學者們不得不在詮釋官方意識形態、服務當前政策等方面尋找課題、尋找經濟支持，傳播學被體制化。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向大眾傳播媒介偏向，最終將學生的就業去向都集中在大眾傳播媒介，新聞傳播類的學生脫離了專業媒介就無法施展才能，從而造成目前就業難的現實。

有學者借助與相對成熟的西方傳播學教育比較，提出中國傳播學的未來發展可以歸結為三個焦點：明確傳播學教育“局外人”的視角，倡言傳播學應以批判的眼光審視媒介對受眾與社會的影響，將批判性思維作為傳播學課程的一部分，從更為本質的學術立場、觀察視角、教育目標和教育職能等層面區別和超越于新聞學；改變過去把傳播學教育狹義化為“美國大眾傳播學”的局面，增加跨學科課程比例，強化理論基礎，將傳播學的若干子領域列入專業基礎課程中；對傳播學學科建設和理論建構有更多的自覺和承擔，強調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學者提出不應僅僅將傳播學者視為對媒介機構、組織、受眾和效果了如指掌的專業人士，而應首先將自身視為知識分子之一種。只有這樣，才能在商業化和市場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學術人格”。有學者結合自身研究經驗，對傳播學實現真正跨學科對話與合作的可能途徑進行了分析。盡管傳播學應是以問題為取向，不應存在跨學科對話的障礙，但目前的跨學科合作還主要依賴于研究者的興趣與同好間的合作。雖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錯的學術市場，但缺乏相適應的學術評價體系支持。

二、外國傳播學思想研究與再闡釋

自從德國哲學家和政治傳播家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引進漢語學界以來，就其對中國歷史和社會是否具有適用性和解釋力等問題展開過多次較大的爭議，其中最為激烈當數上世紀90年代被稱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遺憾的是，中國傳媒學者不僅整體缺席于這場論爭，也未對涉及的傳媒議題給予必要的關注。有學者認為傳媒學者這次失語的和他們缺乏一種國家一社會關系的分析視野有關。該學者通過展現國家一社會關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國公共領域研究中的浮現過程，認為對中國國家一社會關系的考察是討論公共領域和中國傳媒問題的前提和關鍵。同時，在此視角下展開的傳媒分析路徑是提升公共領域與傳媒問題研究學術品質的有效路徑，也是促進國內傳媒問題研究范式轉換的一種可能思路。作者指出，這一傳媒研究路徑的建立應擯棄功能主義的認識定勢，把握真實的國家一社會關系，理解國家、社會、市場、傳媒的復雜動態關系，以及借鑒實踐社會學的研究路徑。

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催生出了論壇、博客、播客等網絡新媒體，重新點燃了人們對“公共空間”這一理想社會模型的熱情。這是否將構建出新的公共空間?又將如何影響政治傳播和民主政治?有學者根據哈貝馬斯關于“公共空間”的原始：述，析出9個帶有指標意義的、理想狀態下的“公共空間”所應具有的特征。運用這一標準，作者比較衡量了近現代人類社會所經歷的三個媒介形態(分別為“印刷媒體公共空間”，“廣播電視公共空間”和“網絡公共空間”)，發現支持哈貝馬斯提出“公共空間”的歐洲17和18世紀的資產階級公共空間事實上并沒有達到可以稱為一個真正“公共空間”的標準，倒是當下得到迅猛發展的“網絡公共空間”為民主政治傳播前景涂上了一層樂觀的亮色：“實際上，如果從歷史發展的縱向順序來比較，‘網絡公共空間’的出現，與其說是傳統的公共空間的一次復生，不如更準確說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的誕生。”還有學者提出新媒體尤其是自媒介的開放性、平等參與性、獨立性更強，獲取的資訊更完整，意見表達總體更趨理性和批判性，這些都為“網絡公共空間的再轉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學者們也對“網絡公共空間”可能存在的問題作出了謹慎的提醒：“網絡公共空間”如何面對政府和利益集團越

來越嚴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網絡論壇上的低級非理性化傾向?如何讓娛樂強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這些都留待學界進一步觀察和研討。

有學者組織了關于傳播“傳遞觀”和“儀式觀”的辨析討論。傳播的傳遞觀強調訊息在空間內的傳布，以社會心理學和行為主義為基礎，目的在于實現對空間距離和人的控制；傳播的儀式觀不是分享信息的行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強調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維系一個社會。儀式觀的理論創新之處在于：從參入者而非傳者受者角度進入問題；通過符號學理論分析傳播的文化意義；將對傳播作用的分析上升為文化層面，注重傳播對秩序的建構、對信仰的擴散，所涉及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盡管兩種傳播觀有諸如此類的差別，但二者并不是對立的，在實際研究中應根據具體情境發揮它們各自的優長。不過，從傳遞觀曾大行其道的學術史背景和大眾傳播對現代社會整合作用日漸強大的現實需要看，儀式觀對當下的傳播學研究具有更多理論上的啟發性和開拓性，學界應投以較多的關注。

拉斯韋爾5W模式是影響經驗傳播學派的重要學說之一，但對它的形成過程進行專門研究的尚不多見。加拿大傳播學者巴克斯頓曾提出一種最新見解――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應該是約翰?馬歇爾。對此，我國有學者提出異議，認為對拉斯韋爾來說，5W模式與他早期的宣傳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著難分難解的關系，這些都可以在他相關著述中找到佐證。明確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實，更大的價值在于可以通過還原5W模式出現的語境來更準確地認知該模式的歷史對應性：這一模式和拉斯韋爾維護統治者利益的初衷有著密切關系，其中曾經包含的意識形態對立觀念曾在拉斯韋爾論及冷戰時期的傳播戰時閃現。

通過文獻分析對傳播學史成見提出商榷的還有關于拉扎斯菲爾德的研究。有學者針對批判學派對拉氏的實證效果研究“狹窄”和意識形態的保守傾向等展開辨析。細讀拉氏及其哥倫比亞學派的論述會發現，他們不但看到了媒介導致的受眾態度和行為的即時或短期的改變，而且關注大眾媒介可能具有的長期、甚至制度性的影響。遺憾之處在于，由于現實關懷的需要和方法論的影響，拉氏等人在繪制了一幅“寬地圖”之后踐行的卻是“窄操作”。同時，拉扎斯菲爾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雖然沒有明確提到媒介體制問題，但因此將其指責成為現存體制服務有些失之簡單。事實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銳地觀察到了大眾媒介的產生所帶來的社會控制方式的變化，并對媒介終究是維護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的保守特征與霸權傾向進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學者對杜威傳播思想在傳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義進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傳播思想是他為新時期的進步主義確定基調的集中表現。在“社會有機體”思想的基礎上，杜威提出：“社會不僅是由于傳遞、傳播而得以持續存在，而且還應該說是在傳遞、傳播之中存在著。在公共(common)、共同體(community)和傳播(communication)這些詞之間的聯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們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個社會中，傳播就是人們達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傳播”的社會實踐意義在于共同參與創造一個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徑。這些極富人文色彩的論述，為庫利、米德等其他早期傳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論基礎，并為理解現代西方傳播思想的發展變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議程設置理論早在20年前就已經介紹到中國，可真正系統運用這一理論研究中國媒體和受眾關系的尚屬風毛麟角。有學者基于該理論的基本框架，以實證科學的研究方法，運用時間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歸模型檢驗了媒體議程、媒體接觸對公眾議程的影響，證實或部分證實了“接觸媒體程度高的公眾，對各議題的關注程度也高，兩者正相關”等三項假設。媒介組織是新聞生產的主要場所，但傳播學界很少涉及媒介組織的內部傳播及其影響。有學者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對上海和新加坡兩地6家報紙組織的內部傳播情況進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對獲取的有關媒介組織傳播基本狀況及其與新聞生產關系的經驗資料進行初步分析，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組織新聞生產過程提供了參照。

三、傳播學理論研究的新進路

有學者從傳播研究的對象、方法和成果三個方面，分析了傳播學研究兩大流派――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在對一些關鍵問題認識上的“二元對立”，提出要對“客觀性”進行重新界定。該學者從本體論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無論是傳統學派還是批判學派，他們用來檢驗科學理論或假說的事實只能是“經驗事實”，也只能在認識活動從“經驗事實”出發去建構傳播學理論。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在經驗社會事實中，還包容著一種構成社會事實并反映到經驗社會事實之中的“客體意識”。經驗學派反復強調的研究“客觀性”，實際上就是經驗社會事實中的“客體意識”。至此，傳播學兩大學派爭論的實質點之一――“研究對象是否是客觀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觀”的問題，已經在“客觀事實”與“經驗事實”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謂“客觀性”原則成了在獲得“經驗事實”中如何體現“客觀意識”的問題。該學者主張，傳播學研究與其糾纏于用“說明”的方法還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將問題具體化為“在傳播學研究中，在什么樣的情況下研究者的主觀因素可以忽略不計，而著重運用說明方法研究問題”、“在什么條件下主觀因素對認識過程的影響必須要加以考慮。因而著重運用理解的方法更恰當”。至于傳播學理論，盡管它未必見得就是“真理”。但“對事物做出解釋或分類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見解就是一種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啟發是，要堅持傳播學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應用某種單一不變的方法統馭；同時，在傳播研究實踐中，以“以問題為中心”來選用具體的方法，而不是“以學科(派)為中心”畫地為牢。

在個體對傳播信息的微觀加工機制和研究方面，神經科學具有截止目前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難以企及的優勢和特殊適用性。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傳播心理實驗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經過6個月的精心籌劃、素材準備和實驗設計，于2008年3月8-30日進行了一項關于傳播效果的ERP實驗。這是中國人首次運用神經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嚴格的科學規范，運用腦電測量儀對有關傳播效果問題所進行的科學測定。將神經科學引入傳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間很大，幾乎在傳統傳播學研究所有方面都能應用，包括傳播渠道研究、傳播內容研究、傳播對象研究、傳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結合的初期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體與個體形象建構；暴力和性等特定傳播內容的影響；媒介體驗中的情感；廣告與營銷效果；不同語境下傳播效果的比較研究等。同任一種科學手段一樣，神經科學手段本身也有難以回避的局限，盡管如此，將神經科學引入傳播學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學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經科學與傳播學經過長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

的研究方法與話語體系時，我們有可能將這一研究領域發展為‘神經傳播學’。”

與傳統認識中人們知覺習慣對圖像生產的主導作用相逆，有學者通過對媒體再現與空間知覺的關系分析指出，當代視覺傳媒正在反向訓練(mveRed discipline)著人們的場所知覺。通過分析滲透著各類影像媒體的當代城市空間的顯形方式，作者進一步論述了光學透視所固定的結構性空間如何被公共空間中各類視頻窗口解體，從而生成不均勻壓縮的、多層疊覆的，無法穩定對焦的影像空間。最終，與幾何連續體相對應的總體場所感被與影像碎片相對應的即時場所感更新。

有學者對大眾傳播心理學領域影響頗大的“傳播的兩級效果論”提出商榷，認為盡管人內傳播是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但還是能夠抽象、簡化出一種類似雞蛋結構的“蛋內傳播模式”。人體的相關組織和器官分別擔負著類似蛋殼、蛋清、蛋黃等功能，它們分工協同，對信息進行把關、整合、再生產，最終的決策信息指導人們的態度和行為，產生的結果作為信息反饋給個體，由個體重新調整內向傳播和決策過程。對此，“傳播的兩級效果論”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釋和回應。

四、傳播學理論的應用：現實解讀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開以及新聞的開放管理政策產生了壯觀的傳播效用，不僅保障了公民知情權，更可以成為推進公共管理和強化政府公關的重要手段。有學者綜合SARS危機、阜陽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開與否的社會后果，以社會的穩定(stability)為分析框架，從社會傳播學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論：在危機事件中，社會的和諧穩定固然與其政府或部門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關，但是信息的公開性(Openness)也必然與之利害攸關；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準也應當是主要的歷史考量維度；與以上因素相反的則是危機(crisis)的程度。此假設用數學模式表達，則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報道“開放”所達至高度社會動員為正面范本可以發現，這一事件中最可寶貴的傳播學宣言。是一個關于新聞媒體的開放政策。從“政府信息公開”到“新聞公開”，中國新聞公開性的轉向亦成為可能。還有學者從危機傳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機管理的進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鑒危機傳播“西方范式”的基礎上，將危機傳播納入學術研究視野之內，建立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概念、理論和范式體系，是我國新聞傳播學界當前和今后努力的一個方向。

還有學者從汶川地震新聞報道中的經驗和啟示出發，對危機傳播本身特別是信息的開放與控制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理論概括。“開放”不僅是汶川地震的救災方針，而且是危機傳播的基本準則。從汶川地震的救災過程來看，“開放”應該體現在信息開放、媒體開放和救災開放等三個層面。不過。“開放”不等于放任，危機的責任主體在解決危機的過程中對有關信息管理也將圍繞這三個層面展開，這即構成了危機傳播的控制性原則。它與開放性原則的關系是：前者必須建立在后者的基礎上，開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則，在當代中國的危機傳播實踐中尤其需要加以強調，控制只能是建立在開放的基礎上必要而適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開放”和“控制”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和內在的統一，作者認為要在危機傳播的動態過程中和具體信息內容的報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達成二者的有機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