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遷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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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后期，我國的鄉村旅游悄然興起，進入90年代中后期，我國鄉村旅游進入了發展較為快速的階段。國家旅游局1998年推出了“華夏城鄉游”，1999年推出了“生態旅游年”，全國各地紛紛抓住機遇，形成了一股鄉村旅游熱。這一旅游形式和農村以及農民生活息息相關。鄉村旅游對農村社會的生產方式、農民生活、農村文化等產生了方方面面的影響。免費論文。免費論文。

一、鄉村旅游吸引力的內在機制

鄉村旅游吸引力的本源在于城市與鄉村文化勢差。文化在旅游的發展過程中總是最活躍的因素。現代旅游已然不再僅僅停留在自然景觀的表層，它更需要文化元素的充實。古老而厚重的鄉村文化積聚著中華上下5000年文化的精華，千百年來歷史不斷沖刷而形成風格各異的村落民居，承載了豐富的文化、民俗等人文信息，傳承著中國傳統的農耕文化。在傳統的鄉村文化面前，中國城市文化呈現著另一番文化形態。中國城市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受到西方文化的沖擊，滲透了西方文化的因子，它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兒，難以保存中國本身最為原真的文化面貌。兩者之間出現了文化勢差，這正是鄉村旅游形成的吸引力本源。這是一種現代人追求的生存質量，更是一種生活時尚。這種文化勢差是建立在空間勢差、視覺勢差、心理勢差的基礎之上。城市的喧囂繁雜與鄉村的寧靜悠然、城市的鋼筋水泥與鄉村的磚瓦木房、城市快速的生活節奏與鄉村的慢調節奏，這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是文化勢差的表層現象。生活在城市的人們空前地渴求著遠離城市的喧囂，返璞歸真，親近泥土，將情感、智慧和理想納入一片寧靜平和之中。鄉村性是鄉村旅游的中心和獨特的賣點，客源地的城市性與目的地的鄉村性級差或梯度是鄉村旅游的動力源泉。都市人在追求清新寧靜的鄉村環境，釋放心理積郁的同時，他們更深層的是在體驗與城市文化截然不同的鄉村文化。

二、鄉村旅游與農村社會變遷的關系

鄉村旅游是發展鄉村旅游地區農村社會變遷的加速器，社會變遷促進或影響鄉村旅游的發展。鄉村旅游作為一種旅游形式，反映出了旅游動態的一個特征――流動。最基本的一點是鄉村旅游帶動了人的流動。人的流動又帶動了信息，資金和人才的流動,把現代文明,外部信息帶進了鄉村，促進了當地農民思想觀念，價值觀念的改變。作為鄉村旅游接待者，他們開始注意到科學文化知識,經營管理知識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他們開始放棄過去頭腦中長期形成的小農經濟觀念，不斷參與就業市場競爭，他們開始以商品經營者的身份，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和要求去生產經營。鄉村旅游加速了鄉村人觀念的轉變，進而加速了鄉村社會的變遷。社會變遷之于鄉村旅游有一個先被動后主動的過程，鄉村旅游首先帶動和促進了鄉村社會變遷，隨著旅游產業的發展，鄉村社會又會主動改變自己以適應旅游產業進一步發展的需要。社會變遷促進或影響鄉村旅游的進一步發展。

三、鄉村旅游對農村社會變遷的影響

鄉村旅游對農村社會變遷的影響牽扯到方方面，包括人口變遷、經濟變遷、社會結構變遷、社會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變遷、風俗文化的變遷等。當然，影響社會變遷的因素有很多，和大時代的發展息息相關，但在發展鄉村旅游的地區，旅游產業的發展是影響農村社會變遷的主導因素。

1. 人口變遷

旅游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鄉村旅游需要一整套的服務設施，不僅需要導游、管理人員、服務人員，還需要住宿、飲食、商場、交通、文化等行業，能吸收利用大量勞動力就業。根據乘數效應理論估算，旅游業每創造1個直接就業機會，將產生另外3個間接就業機會。這將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

2. 經濟變遷

鄉村旅游是經濟發展的產物,其吸引力之一就是具備一定的生態環境、一種為人類提供各種服務的特殊資源。在人類社會早期，良好的生態環境就像陽光，空氣，水一樣，是自然界本身提供的，并不具備經濟意義。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污染日益加劇，人們對鄉村清新的空氣、優美的自然風光產生強烈的需求，使鄉村生態環境成了稀缺資源，具有了經濟價值。鄉村旅游能夠使生態效益轉化經濟效益,成為充分利用資源,促進經濟發展的手段，而這種促進反映在鄉村旅游中就是鄉村旅游的發展勢必對鄉村旅游地的農民和農業經濟發展起到一個帶動作用。表現在：

（1）鄉村旅游的發展，使一大批老少邊貧地區走上了脫貧致富的道路。貧困地區依托本地旅游資源開發旅游業，是脫貧致富征途上做出的一種實事就是、因地制宜的選擇。這種選擇，使脫貧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寬廣。據河南省有關調查，全省通過發展旅游業而脫貧致富的農村即達到1200多個，30萬戶，近百萬人。據此推算，全國通過發展旅游業而脫貧致富的村莊不會少于1萬個，人口不會少于300萬人。這是發展旅游業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所做出的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貢獻，同時，對促進我國旅游業更好更快地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2）鄉村旅游的發展，為閑散的勞動力開辟了廣闊的就業門路。旅游業是勞動密集型行業，能夠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當地居民圍繞著游客吃、住、游、購、娛的需要，興辦了各類企業，圍繞旅游點而發展起來的餐飲業、運輸業、旅館業等比比皆是。人們通過開展各種為旅游者服務的活動，找到就業機會，有了生財之道。促進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地轉移，減輕了各級政府解決勞動就業問題的壓力。

（3）發展鄉村旅游縮小了城鄉差別。在我國大城市的郊區縣，具有發展鄉村旅游的區位優勢，其主要表現就是直接面對周末假期、民俗佳節、慶典活動等需求的穩定而龐大的城鎮居民市場。在大城市發達的工業文明的輻射下，都市附近的縣郊區已經進入現代化農業文明階段。發展起來的鄉村旅游，不僅使本地的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也使當地農民增加了收入，加快了大城市的城鄉一體化進程,城鄉落差已越變越小。

3. 社會結構變遷

鄉村旅游產業的發展，促進農村管理層面的全面改革，旅游產業增加了村莊管理者的業務量，促使管理者改進管理方法，使許多管理者由原來的“兼職”管理村內事務的同時，農業生產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變為“全職”，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參與管理所得。隨著旅游產業的發展，管理機構的主體也發生了變化。原先村委會負責村內的所有事務，現在可能很大一部分事務由村民組建的“股份公司”處理，經濟組織與政治組織呈現相分離的趨勢。社會成員地位結構也隨著旅游經濟的發展而產生顯著的變化。旅游業的發展增加了村民生產致富的機會，但是由于村民們資源條件的差異以及抓住機遇的能力不盡相同，總有一部分人更快發財致富，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經濟地位影響社會地位，對于不同村民來說，旅游產業的發展在提高他們收入水平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同的社會地位體驗，這就是農民階層的分化。農民的分化是由于財產關系與職業系統的變遷，出現了多樣化的職業類型、生產資料的所有形式及經營形式的背景下產生的。也就是說，當農村在集體經濟之外引入了個體經濟與私營經濟、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雙層經營形式，在農業勞動之外引入了其他多種職業類型之后，農民相互之間的地位差別才變得明顯起來。此外，鄉村旅游業很好的結合了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村民職業由原來的“純”農民轉變為服務業從業者與農民的混合職業者，村民職業由單一向多元化轉變。

4. 社會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變遷

社會價值觀念的變遷主要是通過人們的行為規范和思想體系表現出來。人們的社會活動都是程度不同地在價值觀念指導下發生的，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往往成為整個社會變遷的先聲。鄉村旅游帶動了人的流動，而人的流動又帶動了信息，資金和人才的流動,把現代文明,外部信息帶進了鄉村，對鄉村傳統價值觀念產生了最強烈、最直接的沖擊，促進了當地農民思想觀念，價值觀念的改變。他們轉變了對待傳統和變革的態度，由恪守古訓，求穩怕變轉變為主動迎接新時代，接受新觀念；轉變了傳統村民知足常樂、固步自封的態度，轉而積極進取，主宰命運；他們轉變了怕冒風險和膽小守舊的處世態度，逐漸提高了風險意識和承擔風險的承載能力；他們轉變浪費時間、不講效率的勞動態度，使“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他們轉變了對待知識與科學的態度，更加重視對自身知識水平的提高和對下一代的教育投入。

生活方式由價值觀念所主導。農民的衣食住行不斷追求品質與高效。例如中國民間飲食結構逐步由過去的主食消費向主副食相結合轉變，傳統的粗糧細吃、稀稠搭配也有了新的內涵。

5. 鄉村文化的變遷

這是分析社會變遷內容的一種綜合角度，主要是指文化內容或結構的變化，包括因文化的積累、傳遞、傳播、融合與沖突而引起的新文化的增長和舊文化的改變。發展鄉村旅游使得社會文化的表現更加豐富多彩。

（1）鄉村旅游本身存在的傳統文化對旅游者產生的影響。旅游者（主要是城市居民）離開居住地到鄉村地區旅游的最大起因就是城鄉之間在自然景觀、自然環境、社會經濟、生活方式、文化特征等方面具有差異性,因此決定了傳統鄉村文化在旅游產品的生產和組合中可以作為最重要的素材和著眼點的地位。天人合一式的環境,健康、樸素、簡單的生活,可以讀到歷史,可以看見的美德,正是這些傳統鄉村地區所獨有的魅力,也是鄉村與現代化城市環境,生活的差異成就了鄉村的旅游吸引,因此可以說,鄉村傳統文化是鄉村活動的最大特點。鄉村旅游注重傳統事物和傳統價值,將旅游活動和旅游者融入鄉村生活之中,為旅游者提供一個安靜、自然和原原本本的鄉村生活體驗。免費論文。

（2）鄉村旅游有助于保護鄉村文化和歷史遺產，增強鄉村社區的自豪感。有一種觀點認為，發展鄉村旅游將對旅游地造成較大的文化沖擊，破壞傳統的鄉村文化，同時游客的大量涌入將對旅游地的古建筑等歷史遺產造成破壞。而國外的很多研究案例表明的情況則恰恰相反，在鄉村旅游開發之前，鄉村社區的一些獨特文化和歷史傳承很少為人所知，處于逐步衰微的狀態，鄉村旅游的開發不僅沒有破壞鄉村的獨特文化，而且在保留歷史傳承、發掘鄉村文化上起到了較好的作用。開發鄉村旅游，通過發掘、包裝和宣傳當地的歷史傳承和獨特文化，提高了鄉村的知名度，增強和復興了鄉村社區的自豪感。事實上，鄉村旅游的經營者和當地政府總是會逐漸認識到鄉村文化在旅游業中的核心作用而加以保護開發。某些鄉村文化和歷史遺產，其最好的保護方法是讓它成為鄉村旅游項目的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1] 蔡碧凡等.鄉村旅游開發與管理[M]. 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 2007.6

[2] 夏林根.鄉村旅游概論[M]. 北京：東方出版中心出版社, 2007.6

[3] 蒙睿等. 鄉村生態旅游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2007.6

[4] 李慧欣.發展鄉村旅游的經濟思考[J].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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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媒介；工具；功能；受眾；社會變遷

一般來說，我們現有的對媒介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媒介的內容、媒介的功能和作用等方面，媒介的本質這一原本很確定的問題卻越來越受到質疑。經歷了幾個歷史發展階段的媒介，現在已經填滿了人們的現實生活，那究竟媒介的本質有沒有發生改變？

一、媒介

“媒介”的本義是指使事物之間發生關系的工具。在麥克盧漢的筆下，“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萬物。而大眾傳播媒介是指在信息傳播過程中處于職業傳播者和大眾之間的媒介體。指復制、傳遞信息的機械和傳播組織及其出版物和其他內容。由于大眾傳播媒介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媒介就成了大眾傳播媒介的代名詞。[1]

不論是原來廣義的媒介，還是我們今天用來特指大眾傳播媒介的這個特殊意義的媒介，他們的本義都是使事物發生關系的“工具”。而媒介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揮出不盡相同的作用，只是由于其本身的多樣性導致了其功能的多樣性，這其中并不存在“媒介作為一種工具”這一本質上的改變。

從最初的口語傳播開始，我們經歷了文字、印刷、電子等不同的媒介發展歷史，從它們的誕生來看，它們都只是被人們發明用來實現某種特定用途的技術，而當它們被用來實現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溝通的時候，它們也就屬于了傳播技術。對于人類的整個社會生活發展過程來講，它們都是人類眾多工具中間的一種。如1993年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欄目開播，這些新聞類節目的走紅表征著我國新聞媒介第一次以“新聞”作為自己的“第一賣點”。在此之前，我國大眾媒介尤其是電視媒介主要是宣傳教化的工具、文化傳承的工具以及娛樂消遣的工具；而從這時起，新聞的“社會守望”功能第一次被實際地上升為大眾傳播媒介的首要功能。在我看來，這時的媒介也不過是作為一種社會守望的工具而得以存在并發揮作用的。后來隨著這些媒介技術被越來越少的人所掌握，這種原本平等的傳播活動就變得不平等了。

正如鄭美娟在其《從工具到公器――媒介的社會角色定位研究》一文中所說：“媒介被某個掌控勢力所俘獲，作為其宣講利益的工具，并服務于該階級。媒介沒有自己的思想主張，沒有觀點，不過是統治階級的傳聲筒。”[2]而現代社會，媒介逐漸走向一個開放、自由的空間。在這樣一個空間內，媒介是信息的傳輸站，是為公眾所有的共享平臺。有人提出，媒介在被公眾所有以后，就應當從“工具”的角色演變為“社會公器”。但在我看來，公器也是工具的一種，差別只在于，這一工具被誰掌握、受誰控制而已，其工具的本質并不會因此而有所改變。

綜上所述，媒介是作為一種工具而產生的，不論媒介在現在或是將來會對整個社會及人類發展起到何種功能與作用，它的本質仍然是工具而已。

二、媒介與社會變遷

有關大眾媒介是否影響社會變遷以及如何影響社會變遷，一直是傳播學產生以來研究的重點。在這里我們將社會變遷概括為“社會中人們生活方式、行為、及文化和價值體系的變化”[3]等多個方面。而要知道媒介是否會影響社會變遷及如何影響社會變遷，我們就可以分別從這幾個方面進行考察和論證。

無論是主動地選擇還是被動地接受，現代人已經無法置身于媒體設置的有形和無形的網絡之外。 媒介對受眾的影響首先體現于媒介對人們認知的影響。現代社會，媒介充斥著人們生活的每個角落，我們獲取信息的渠道五花八門，但這些渠道無一例外都屬于媒介的一種而已。這些媒介及其所傳遞的信息，構成了我們頭腦中對整個社會的認知，正如議程設置理論中所講，媒介通過其自身的信息選擇和側重，影響著人們對周圍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斷。

同時，在現代社會，新技術、新媒介層出不窮，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大眾對整個社會的認知狀況。著名的知溝理論認為，社會地位與經濟地位的高低影響著人們對新技術的接觸程度的多少。因此，新技術的不斷發展與應用會加大社會中人們的認知水平之間的差距，而且這種狀況會隨著技術的不斷向前發展而逐漸嚴重。

由此可知，媒介對受眾的認知方面的影響不可小覷。而與此同時，也必須指出媒介對受眾的行為有一種先行示范的功能。

因為，新技術的產生，同樣會改變我們對其的利用方式。例如，隨著網絡的進一步發展和新媒體形式的層出不窮，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越來越廣泛，這也逐漸改變著人們的信息接受方式，改變著我們常規的閱讀方式、交流方式，甚至也改變了某些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當然，互聯網的影響遠遠不止這些，就像章輝美教授所指出的那樣：“互聯網正在催生著新的社會形態。”[4]

受眾是媒介及其內容的直接接收者，媒介通過不斷地信息，逐漸地改變了人們的認知，接著又潛移默化的指導了人們的行動。這種微觀的影響是長期的、不斷進行的。最終，媒介通過影響所有受眾的所有方面，而達到一種影響整個社會的宏觀作用。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媒介是通過受眾來影響社會變遷的。

另外，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媒介對社會發展與變遷的影響則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媒介對現代化進程的影響。從整個社會發展過程來看，媒介的形態與社會形態和社會發展水平是相適應的。最初的口頭傳播時代，相對應的是相對落后、封閉的政體和相對保守的社會心理，而與如今的網絡媒介相對應的則是，一個開放的、平等的社會和普遍參與、自由表達的社會心理。因此我們說，媒介的不斷演進，尤其是媒介的逐漸開放，使整個社會逐漸向現代的、以人為中心的的模式發展。

其次，媒介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大眾文化是隨著科技的進步和媒介的普及而產生的，同時，媒介既有文化產業功能，又有輿論宣傳和引導的功能，其文化產業的功能直接推動著大眾文化向前發展。還有人指出，媒介能超越社會文化。文字這種媒介的出現，就超越了當時的面對面的、當場傳播的文化；隨后，廣播、電影、電視媒介的出現，則慢慢將文化由精英型演變為大眾型。

另外我們還知道，媒介只是整個社會系統中的其中一小部分，而社會系統中的各個子系統之間也會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從而共同影響社會的發展。比如，媒介系統和社會文化系統，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傳達者和承載者，后者也常常會從觀念、內容等層面影響與制約前者。然后，雙方一起影響社會的發展。[5]

從結構功能論看，社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一個部分的變化會引發整體的暫時失衡。所以媒介作為社會機體中最活躍的一部分，通過重復而有序的持續性信息交流和溝通，來凝集社會各種力量成一個整體，從而才能實現整個社會的平衡平穩。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媒介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單向的。這二者之間是一個互動的、相互影響的關系。社會不斷發展與進步，就會給技術提出新的要求，就會要求淘汰舊技術、發明新技術，這一過程是不可避免的。相應地，傳播媒介就在當代社會技術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推陳出新，不斷創造出新的媒介形式。這就體現出一種社會推動媒介發展的歷史軌跡。當然，媒介的原有形式由于新技術的應用而一次次被打破，這就使得媒介形式越來越多，媒介分工也越來越細，對社會的滲透和影響也就隨之越來越深，從而也就產生了對社會變遷的新的更深入的影響。

【注釋】

[1]蔣原倫，張檸.媒介批評（第一輯）.廣西師范大學，2005.1.1.5.

[2]申凡.傳播媒介與社會發展.人民出版社，2008.12.1.

[3]鄭美娟.從工具到公器――媒介的社會角色定位研究.東南傳播，2010.11.

[4]陳世敏.大眾傳播與社會變遷.轉引自：申凡等著.傳播媒介與社會發展.人民出版社，2008.12.1.

[5]章輝美.傳媒與社會變遷.漢江論壇，2004.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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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語言是人類社會進行交際活動的最重要的工具。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才發展起來的社會語言學主要研究這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人類社會的變化會引起語言以及相關因素的變化。社會生活的微小變化也會在語言中有所反映，這種反映主要體現在語言詞匯上；二是從語言及其各因素的變化中，去發現人類社會生活發生的改變。語言是信息的載體，在社會生活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社會也勢必會對語言產生深刻影響。英語作為全世界通用的語言，對受人類社會變化的影響，以及其對全球生活的反映都比較突出，研究英語詞匯的社會變遷，對幫助我們認識和把握語言與社會的關系有重要意義。 

1．歷史對英語詞匯變遷的影響 

1.1盎格魯·撒克遜時期（公元450－1150年） 

語言學家把這一時期又稱為古英語時期。歷史記載在公元449年，歐州大陸上的三個日耳曼部落即盎格魯人（anglos）、撒克遜（saxons）和朱特人（jutes）侵犯不列顛。之后，這三個部落形成統一的英吉利民族，而與此同時，他們的方言逐漸形成一種新的語言，即古英語。這時期的英語詞匯富含日耳曼語族的特點，復合詞的比例很大。據研究[1]，在史詩《貝武爾夫》中有1 069個復合詞。比如，有下面這些自我解釋的復合詞： 

fair－pavedthe shepherd of evils 

bone－frame hand－gripe 

life－dayhall－guardscastle－dwellers 

在這一時期，英國還發生了兩次對英語詞匯有很大影響的重大歷史事件。首先是基督教于公元597年傳入英國。當時的英國還沒有自己的宗教，作為傳教工具的拉丁語就影響到英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一時期英語借入了大量的拉丁語詞匯，比如： 

anthem贊美詩priest牧師nun修女 

disciple門徒 epistle使徒書alms施舍物 

alter祭壇angel天使abbot修道院院長 

這些借入的詞匯主要反映了基督教及教會。另外，公元790年左右，英國遭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入侵，英國的大部分地區受到北歐文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英語中的一些常用代詞來自斯堪的納維亞語，如：they，their，them，same，both等；英語的一些日常用詞源于斯堪的納維亞語，如：bank，gate，meek，wrong，give，rotten，happy，ill，birth，calf，lift，raise等；有些村莊的地名也受其影響，如：woodthorp，linthorp，rugby，allthorp，whitby，estoft等；還有人名也受其影響，如：jackson，johnson，thompson，stevenson，anderson等姓氏中-son便是來自斯堪的納維亞語。 

1.2中古時期（1150－1500） 

在英國歷史上，諾曼底公爵（william，the duke of normandy）為爭王位于1066年從法國入侵英國，英軍大敗，公爵稱王之后，法語單詞開始滲入英語，并成為英國的官方語言。許多英國本族沒有的詞匯大量地流入英語，及到政治、宗教、法律、軍事、時尚、飲食及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比如： 

government政府 state國家 chancellor大臣 

empire帝國religion宗教 theology神學 

bar法庭 suit訴訟 defence防御 

army軍隊 apparel服飾 cloak斗篷 

art藝術 sculpture雕刻prologue序曲 

1.3早期現代英國社會（1500－1700） 

在這段時期，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同時，英國“圈地運動”的興起以及歐州“文藝復興”運動在英國盛行。這些新思想、新事物的出現給已有的英語詞匯帶來了挑戰，也對英語詞匯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英國人又一次借來外族詞匯來表達新生事物。例： 

拉丁詞：allusion，denunciation，dexterity 

希班牙：potato，armada，hurricane，banana 

意大利：balcones，volcano，portico，violin 

希臘：anonymous，catastrophe，criterion 

法語：detail，dual，geuted，vogue 

這些外來詞不但增加了英語的表達能力，有些詞根還和英語單詞組成新詞作為擴大英語單詞的一種重要手段。 

1.4現代英國社會（1700－20世紀初） 

自18世紀至20世紀，英國發生了工業革命，之后資本主義興起和發展，近現代科技的發展，所引發的新生事物都在英語詞匯中得到體現。英語自身通過多種途徑創造出新詞，尤其是一些科學技術詞匯或者汽車、電影、廣播等詞匯，比如： 

atomic energy原子能deep space深層空間 

electron電子relativity相對論 

automobile汽車 spark plug火花塞 gear shift變速 

cinema電影院scenario電影劇本 microphore麥克電話筒 

2.現代社會對英語詞匯變遷的影響 

二次世界大戰后，英美兩國特別是美國在國際事務中開始起重要作用，美國政治外交方面的變化在英語詞匯上可以看出，比如： 

black power黑人權力 boycott靜坐示威 

the lost generation迷茫的一代 

iron curtain鐵幕developed countries發達國家 

shuttle diplomacy穿梭外交 

cold war冷戰superpower超級大國 watergate水門事件 

desert storm沙漠風暴 

另外，科學技術高度發展，英語詞匯也隨之發生變化，比如： 

microwave oven微波爐 mobile phone移動電話 

digital camera數碼相機 

the internet英特網 e－commerce電子商務virus病毒 

hacker黑客transgene轉基因 dioxin二惡英 

mad cow disease瘋牛病 

如今的英語已不再象中古英語時期那樣大量引進外族詞匯，而是在已有詞匯基礎上，通過外借、合成、舊詞獲新義等途徑，或者通過前、后綴等構詞方法組成新詞來表達層出不窮的新事物。下面這些詞匯都是現代社會的發展而出現的詞匯： 

the european u-nion歐盟，the european currency歐元，texter發送手機短信的人 

mp3微型移動音樂播放器，mp4微型移動音樂電影播放器 

tsunami海嘯，flash mob閃聚一族，metrosextual都市玉男 

street board街道滑板，realityshow真人秀，google谷歌搜索引擎，yahoo雅虎搜索引擎，surfing網絡沖浪，bird’s nest鳥巢，water cube水立方 

3.結語 

綜上所述，語言隨著社會的產生而產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而且語言的詞匯也會敏銳地反映出社會的變化、制度的變革或者科技的進步。英語是世界上使用最廣的語言，其詞匯的社會變遷不僅反映出英國的歷史和文化，而且，當代英語詞匯反映了當代世界的潮流與科學技術的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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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人類學以影像與影視手段表現人類學原理，記錄、展示和詮釋一個族群的文化或嘗試建立比較文化的學問。[①]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有關學者首次呼吁攝制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諸形態，反映和記錄各民族社會的歷史、現狀和文化遺產的影片。就在當時，中國知名的影視人類學專家楊光海拍攝了《苗族》、《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等五部影片，也成為中國獨立拍攝人類學影視片第一人。隨后，中國影視人類學開始生產出大量有關民族文化的、具有人類學意義的民族影視片。而以拍紀錄片為主的賈樟柯，從1995年開始，相繼拍了《小武》，《站臺》，《三峽好人》，《無用》，《二十四城記》，《海上傳奇》等三部紀錄片和八部劇情片。近幾年他的作品越來越受到重視，他用膠片一寸一寸地記錄了變遷中的中國，其電影被認為是“傳遞著最為真切的生命體驗，在表現新時期個體與環境的強烈沖突中，始終冷靜客觀地關注著最底層人民的生存狀態。”[②]“電影實踐以及對社會文化的思考，在諸多方面與文化人類學的理念有諸多相似之處”。[③]本文將結合人類學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論，從人類學視角對賈樟柯電影進行分析，探討其中反映的人類學理念與方法，以及蘊含的人類學色彩。

《三峽好人》拍攝于2006年，以三峽拆遷移民為背景的電影，地點是四川奉節。賈樟柯及其同事在三峽呆了一年，前后去了6次，[④]拍出了奉節周期一年的變化。這是田野工作

式的實踐方法。田野工作一般是指經過訓練的人類學者對一個社區及其生活方式從事長期研究，一般一年以上，通過參與觀察，訪談，住居體驗等方法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的過程。人類學學科奠基人英國人馬林諾夫斯基曾說：“田野工作是人類學家的看家本領。”它不僅是人類學研究最主要，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也是獲取資料的最基本途徑和民族志構架的源泉。而通過這樣的田野工作，賈樟柯獲得了一種對于當地文化的理解。賈樟柯在導演筆錄《賈想》里說，“在三峽，如果我們僅僅作為一個游客，我們仍然能看到青山綠水，不老的山和靈動的水。但是如果我們上岸，走過那些街道，走進街坊鄰居里面，進入到這些個家庭，我們會發現在這些古老的山水里面有這些現代的人……我們同時也在承受著這個時代帶給我們的壓力。”《三峽好人》講了兩個故事，一個是礦工韓三明，坐船來到奉節，尋找16年前他買的妻子，后兩人見面決定復婚；一個是護士沈紅，她的丈夫到奉節工作。兩年前卻中斷了和她的聯絡，他們的感情已不能挽回，做了一個決定，離婚。這兩個故事都是講外來者到奉節尋親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每個人面對感情問題都果斷地做出了一個決定。不管復合還是離婚，用一種決定給自己一種自由和尊嚴。每一個文化都給它的成員某種確定的世界觀，某種確定的對生命的熱情。這種從不同的，為某種文化所獨有的角度體諒生命和世界，看待他者的世界觀，他者所呼吸的生命氣息和生活的現實，被稱為“他者的理解方式。”通過他者的眼光，我們得出了這樣一個啟示：在復雜、快速、多變的社會環境中，每個人要要面對自己我的生活，為做一個負責任的決定。正如馬林諾夫斯基所說，“我們可以進入他們的意識里，并通過他的眼睛觀察外面的世界，……我們最后的目的是豐富和深入我們的世界觀，認識自己。”[⑤]從田野方法到“他者的眼光”，不僅是一種以中國其研究技術與工具的手段，也是一種文化實踐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賈樟柯的電影結構，采用了多點民族志的方法。多點民族志，最早是郝瑞提出來的，他主要應用于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比較研究上。而后馬爾庫塞提出了“多點民族志”，是指作為一個世界模式的論述，田野的場景轉化是必須的。《三峽好人》中，同一個地點三峽，分別講述互不相關的兩個人物的故事。在《無用》中，馬可因為反叛服裝流水線的機器生產，產生了無用的創作；在山西，遙遠礦區的裁縫店因為廣州大型服裝加工廠的存在而日漸調零。廣州的服裝流水線，巴黎的時裝會，山西的小裁縫店被一部電影結構在一起，彼此參照，看到一個相對完整的空間。不同的人際關系和地域空間，通過參照和對比，形成了新的經驗世界。這種整體主義觀把事物看成一個整體，各部分相互聯系。任何一個層面的文化要素發生變化都會帶動其它層面的文化要素發生變化。多點民族志揭示了文化要素之間的內在聯系，在研究某一種要素時，把它置于整體文化的結構中，通過研究它與其它要素及外界條件的聯系，建立了一種深刻全面的認識。

而賈樟柯把《三峽好人》分成煙酒茶糖四個部分，反映了賈樟柯對物的重視。物的概念在人類學中也很重要，法國人類學家莫斯考察交換制度，研究禮物載的人的精神；列維-施特勞斯考察婚姻交換，探討人作為物的流通。而兩千多年前，莊子提出了“齊物論”，主張人與物之間的混融。[⑥]這種混融關系反映在看人賦予物的社會意義，物也是人，從物性看對人的影響，人也是物。《三峽好人》的英文片名取名靜物，就是指被人忽略，依舊沉默的人。放在桌子上的瓶子，和黝黑的民工，是同一種的物。

他們共同留有時間的印跡，保守著生活的秘密。而煙酒茶糖這種物的取擇在于是生活交際不可缺少的東西,它被拿來在在親戚朋友中贈送流通，滲透到普遍的人際關系中。而在電影《無用》里，延展了人物共融的觀點。“無用”是指在活躍的經濟生活中，人們的判斷標準發生很大的變化，一切都被量化，不能直接產生經濟效益的東西往往被視作無用。電影里馬可的服裝采取完全的手工制作，體現的是對記憶的珍惜，對時間積累帶給人的心理感受的重視。另一個地域空間里，在珠三角的服裝廠，流水線上的工人，完全是一種密集型勞動，而中小城市的成衣店多半已經消失不見，裁縫店非常凋敝，除了定制一些高級的服裝如旗袍之外，多半都是改短褲長等縫補的活。《無用》是對中國當下經濟生活的審視，呈現出了同一條經濟鏈條上完全不同的勞動方式。這部電影從服裝角度看人的生存現狀，沿著服裝提供的線索，發現了同一個經濟鏈條下不同人的現實存在。無用”本身有一種對中國快速發展，對速度本身，對以發展的理由抹殺記憶，及過度浪費自然資源的質疑和反叛。而在對記憶的追尋下，馬可把衣服埋在土里，將時間作為另一個設計師，讓物自己留下痕跡。物不再是等待著被人激活和被人賦予著色彩的靜態的物，它本身的生命力和記憶更新了它的社會意義。

賈樟柯電影里是從個人的角度書寫歷史，通過對人物不斷的累積和提煉典型，最終形成了讓更多的人、更多的作品形成新的書寫歷史的方式。電影《二十四城記》是一個關于在50年代建立的老廠的故事。工廠被夷為平地之后蓋起了摩天大樓，三代廠花——60，80年代和現代的三位女性，和其他人物典型，面對變遷回憶，講述的不同的人生和情感經歷。賈樟柯接觸了一百多個工人，拍了五十多個工人，在這些被采訪的人物里，找了五個真實人物放在影片里。另外四個人物是虛構的典型的個人表達。從1950年代到當代，每個人物又有一個封閉的但是屬于他自身的時間，通過這九個人的接力，來講述一個線性的歷史。這九個人個人講述的組合，形成了一個集體群像。不過從個體出發來書寫歷史在學術上存在疑義。中國藝術研究院李云雷認為，從個人的角度難以解釋歷史，也無法解釋個人的遭遇。因為歷史的豐富性、復雜性與偶然性，個人記憶不能從整體上認識與表現我們的時代。在賈樟柯認為，個人表達排成了集體群像之后，就不再局限于封閉的個人表達，而最后形成一個完整的、不被封閉、不被個人講述局限的歷史經驗。在這其中，個人的弱點、局限性、甚至迷茫變成了歷史講述中珍貴的知識。換句話說，賈樟柯式的個人表達是集體下的典型表達，是對文化記憶的記錄，也使我們感受到，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城市的變遷給普通人帶來的影響。魏斌宏認為，“與現代虛無主義相比，賈樟柯更是從不故弄玄虛，傾力專注于歷史變遷中的細枝末節，在冷酷的現實中保持著一種溫暖的基調。追求影像‘對現實表象的穿透力。’”[⑦]這種“對現實表象的穿透力”就是歷史的真實感。在《二十四城記》，我們可以感受到這種對歷史真實感的追求。換句話說，賈樟柯認為歷史是一種想象的真實，而追求真實感要大于真實本身。而《二十四城記》式的個人表達，是集體式的個人表達，“集體”反映在常識性、代表性的表達上與個人表達組合形成的集體影像。

當今世界已經步入數字化、信息化時代，數字技術、多媒體技術和網絡技術等手段改變和擴展了人們的視聽方式，深刻影響著當代社會和學術研究。賈樟柯的電影采用了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方法，由他者的眼光，來思考社會變遷的意義。多點民族志的電影結構包含了不同的人際關系和地域空間，建構了相對完整地社會變遷中的狀態。對物的重視，電影里則探討了人與物的關系，及其對社會記憶的關注。由個人表達書寫歷史，電影通過人物的接力，講述了一個線性的歷史，形成了一個集體層面的典型表達，發展出了新的書寫歷史的方式。換句話說，其電影實踐集中反映了人類學的文化理念，人類學方法與電影實踐相結合，不僅是影視人類學的一個典范，而且對于社會變遷及其多元文化理解有著重要意義。

[①]莊孔韶主編，《人類學通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②]魏斌宏，《底層的呼喊——從《世界》看賈樟柯的電影創作風格》，《大眾文藝》，2010年第21期

[③]馬旭，《用影像記錄社會生活變遷——從人類學視角看賈樟柯電影》，《電影評介》，2009年第20期

[④]賈樟柯，《賈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篇（5）

從亞G家庭的出現看貴族社會的變遷

次仁央宗在2007 年《中國藏學》第二期上發表有關社會變遷的論文。文章認為藏傳佛教活佛轉世觀念的產生，為后來達賴喇嘛和他所屬的“亞G家庭”的產生，提供了堅實信仰基礎。“亞G家庭”的出現，給近代貴族社會帶來了變動，這種變動正是為貴族社會漸進多元變遷提供了模式。隨著歷代達賴喇嘛的圓寂、轉世靈童的確認，新舊亞G家庭也在更替。新的亞G家庭一旦被確立，就面臨著適應、發展和鞏固。原本不是貴族的亞G家庭首先要學會適應貴族社會的潛在規則；學會利用機會，發展家庭利益；學會表現自己。只有這樣，才能立足于貴族社會。文章指出格魯派在近代歷史范圍內建立了達賴喇嘛轉世系統的政教權威，達賴喇嘛亞G家庭的出現為貴族社會增加了一個新的家族等級。而每一個新的亞G家庭產生，地方政府都要撥付大量的莊園和農奴，造成巨大的經濟壓力，在某種程度上削弱地方政府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使得地方政府開始無法避免地走向衰落。與此同時，圍繞地方政府周圍的貴族階級也隨之走向落敗。這不僅是亞G家庭的社會變化，也是整個貴族的社會變遷。

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前宗派時期之比較

班班多杰在2007 年第二期的《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上。認為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雖然都源于印度，但在傳播、發展中，形成了各自的特點，這是文化傳播的結果。作者認為在漢、藏兩地學人高度理性自覺和主流話語的引領下，佛教被傳播播到中原和吐蕃，且在傳播過程中，通過本土的體制、思想、文化的過濾、透析，為佛教的本土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礎。當然，其方式、途徑因不同地區條件的差別而不盡相同。問題的焦點是，不同地區按照固有的基礎、體制、語境和現實的需要理解、傳播佛教，抑或照搬照抄、照本宣科印度佛教的文本、義理，其結果并不相同。前者昌，后者亡，這已為歷史所證實。并且證明了人類社會中一種文化被傳播到另外一種新的環境后，會發生演變。

《四部醫典》中的心理治療思想

篇（6）

一、明初錢鈔兼用體系的建立及寶鈔的崩潰

自唐代飛錢產生，紙幣越來越受到政府的鐘愛，據《明史?食貨志五》記載“元世始終用鈔，錢幾廢矣”，明初亦繼承前朝，實行寶鈔。明初錢鈔并行兼用，白銀作為貴金屬在明初屬于非法貨幣，受到國家嚴禁，明初明確規定“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以金銀易鈔者聽”（1），直到以英宗時期“金花銀”的出現，白銀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官方承認，終于成為合法貨幣。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主要是由于銅錢鑄造和使用的限制：一方面，由于政府財政力量不足，銅源短缺，銅錢鑄造數量有限，出現供給困難，同時官府為了得到足夠銅材，令人民以私鑄錢及銅器輸官的做法，引起民間的抱怨與不安；另一方面，隨著商品經濟發展，貿易用錢量增大，不便攜帶的銅錢成為商業周轉的弊端，已經習慣于用紙幣交易的商賈們不愿重為銅錢所累。明鈔的鑄造權和發行權始終掌握在政府手中，流通不限制地域和時間，出現之初彌補了銅錢的不足，于是以紙幣為主、銅錢為輔的貨幣制度的逐步形成，雖給明王朝帶來了更大的統一性，，但是由于寶鈔自始就是政府不兌換的紙幣，明朝發行寶鈔無準備金，發行量又無限制，這也直接導致了洪武末年由于濫發紙幣紙幣，通貨膨脹，百姓不再相信紙幣的信用度，出現了金銀交相使用，商人拒絕使用紙幣的情況。

政府為了維持紙幣的流通，多次強行禁止使用白銀。洪武七年，明確規定“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后明朝廷要求“商稅兼收錢鈔，錢三鈔七”，洪武三十年重申“交易用金銀之禁”。而這種以懲治為主的強制措施在永樂以后發生了變化，新的貨幣回籠政策出現。永樂二年皇帝采納了都御史陳瑛的建議，開始實施“戶口鈔鹽法”，在《明史?食貨志》及《明會典》中均有記載，每戶大人配食鹽一斤，收鈔一貫，孩童減半（2）。仁宗時期，朝廷雖然認識到紙幣濫發導致寶鈔貶值厲害，但是民間形成的物重錢輕現象已不可控制，禁止金銀作為貨幣流通的政令在民間令行不通，出現了“民間交易，惟用金銀，鈔滯不行”。宣德初，政府被迫放松了布帛米麥交易之禁，但是對于金銀的交易罰鈔越來越重。盡管政府采用各種政策回籠貨幣，但是錢鈔兼行的貨幣體系的崩潰趨勢已經不可避免，寶鈔的購買力一路下滑，至正統九年，米價已經漲到寶鈔一百貫，政府放棄用銀的禁令，上下都不愿意用鈔而用銀、錢，成化年間，一貫紙鈔只值一文錢。正統時，寶鈔一度到了“積之市肆，過者不顧”的地步，不再通行，只有官俸還是用鈔折付，到弘治、正德年間，寶鈔實際已經廢止不行了，使用紙鈔也僅限一貫，其它不復流行，雖明末還以鈔字代表貨幣，實際上支付的是銀或錢，紙幣流通名存實亡。此后，明朝基本上沒有再行紙幣。明末天啟、崇禎年問，給事中惠世揚和何楷力主恢復行鈔均未獲準，特別是在崇禎十六年，崇禎皇帝本人也接受了行鈔的主張，并設立了內寶鈔局，日夜趕造。但此時明朝江山已搖搖欲墜，沒有人肯用白銀去換紙幣，明朝最后的行鈔努力終于沒有成功。

二、鑄幣的尷尬地位

白銀為何能在明代超越紙幣和銅錢成為流通領域的主幣？從內外因角度分析，一是白銀自身的因素，二是同時期流通領域的其他貨幣存在無法避免的弊端。

首先從外因分析，錢鈔體系的崩潰為以白銀為主的新貨幣體系提供了機遇。明代通行的主流貨幣有寶鈔、銅錢、白銀，有時糧食衣帛等實物也用作交換。上文已敘述了寶鈔的崩潰，而銅錢鑄造也存在問題。明朝鑄造銅錢數量有限，為歷朝歷代最少，尤其以萬歷之前，其發行量甚至不如漢唐時期。明朝的銅錢可分為制錢、古幣、私錢三種，有學者將明代的銅錢政策分為四個時期：一、洪武至宣德年間的鑄錢而禁用錢；二、正統至成化年間不鑄錢但逐漸弛錢禁；三、弘治至隆慶年間大規模鑄錢；四、萬歷至崇禎年間鑄幣再次陷入混亂狀態（3）。據《續文獻通考》卷十一“錢幣考”載洪武元年鑄“洪武通寶”8 900余萬文，洪武五年鑄錢22 241.956文，洪武七八年間鑄錢各鑄錢19 984.983萬文，寶鈔發行之后，為確保寶鈔的流通鑄錢減少，據載“宣德通寶”只是兩京寶源局及浙江、江西、廣東、福建四省寶泉局鑄行了十萬貫，數量不多。永樂、宣德兩朝鑄錢所開錢局相同，連兩京在內也只有六處鼓鑄，每年鑄行也都不超過十萬貫。與之相反，宋朝實行銅本位制，鑄幣為歷史之最，據《文獻通考》卷九“錢幣考”道中時期年鑄錢為80 000余文，景德時期年鑄錢1 830 000文，天禧末150 000文，明前期鑄幣量最高幾乎為宋景德時期的十分之一。

明朝鑄錢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銅源限制，明初甚至由于銅礦資源的緊張以及私鑄錢的影響下令私鑄錢作為廢銅送官，并責令百姓出銅，以至“民毀器皿輸官，頗以為苦”。《明史?食貨志五》載“銅場，明初，惟江西德興、鉛山二處”，正德九年（1514年），軍士周達請開云南諸銀礦，因及銅、錫，此后遂屢開云南諸銅場。有人建議：“兩京鑄錢以銅價太高，得不償費；可采云南銅，自四川運至岳州府城陵磯開鑄”（4）。嘉靖、隆慶、萬歷年間，采取鼓勵鑄幣的政策，屢開云南諸銅場，久之產量減少，崇禎時，回收古錢用以鑄錢（5）。其二，私鑄錢也造成了錢幣流通的紊亂。明末清初黃宗羲在其《明夷待訪錄》中述“惜銅愛工，錢即惡薄，私鑄繁興”影響了明朝的錢法施行。嘉靖四十三年因私鑄幣質量低劣，盜鑄引起貿易不通，嘉靖帝采納大學士徐階的建議不得不暫停鑄錢。萬歷十年曾因鑄錢混亂下詔“近因鑄造不精，私錢淆雜，及不系產銅去處買運艱難，領發行使阻滯不便，詔書到日，各該開局鑄錢，地方暫行停止。”（6）其三，鑄錢在明代地位尷尬。在洪武八年“大明寶鈔”出現前為專用銅錢的時代，但是官府鑄幣十分有限，寶鈔出現后構建了以寶鈔為主、鑄幣為輔的貨幣體系，通貨膨脹加劇了舊的貨幣體系的崩潰，在民間力量的推動下，白銀在成化、弘治年間成為鑄幣，新的以白銀為鑄幣、銅錢為輔幣的貨幣體系建立，可以說在中國大明時期銅錢處在了尷尬的輔幣地位。明錢發行量有限，大多流行古幣，古幣之中以唐宋錢居多，特別是宋錢最多。據研究，明朝到十六世紀底兩百年間不超過千把萬貫，而且有一大部分收藏于官府之中，因此實際流通的鑄錢以古幣和私鑄錢為主。明朝不僅鑄幣少，還有一部分流到國外，這部分鑄幣以古幣和私錢為主。明代官制銅錢由于鑄造量少等原因購買力很高，但是古幣和私鑄錢的購買力不斷下降。

因此，在寶鈔不斷貶值，鑄幣作為輔幣亦無法穩定貨幣流通，勢必需要新的貨幣體系的誕生。

三、以白銀為主幣的新貨幣體系的建立

白銀最開始作為非法貨幣，被政府明令禁止，但明初寶鈔政策失敗，銅錢資源的緊張，民間使用金銀的趨勢不可阻擋。據傅衣凌先生對146件徽州土地買賣契約分析指出“洪武、永樂之間以鈔為主，宣德、正統則鈔、稻谷、布、銀兼用，成化、弘治以銀為主”，萬明在白銀貨幣化的研究中據此得出“明初至成、弘年間，民間社會存在一種自上而下的白銀貨幣化趨勢，作為寶鈔最強勁對立物的白銀，最終不以統治者意志為轉移，逐漸占據了合法主幣的地位”（7）。據《明史?食貨志五》記載“英宗即位，收賦有米麥折銀之令，遂減諸納鈔者，而以米銀錢當鈔，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惟折官俸用鈔，鈔壅不行”，并論證了白銀貨幣化由自下而上趨勢轉而為自上而下的轉折標志是成化、弘治以后，而非正統初（8）。大量的歷史事實也證明白銀貨幣化的全面展開是在成化、弘治以后，不可否認的是英宗“收賦有米麥折銀之令，遂減諸納鈔者，而以米銀錢當鈔，弛用銀之禁”，國家正式公開使用白銀，白銀成為合法貨幣，它的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基本職能得到官方的正式認可。

萬明將白銀貨幣化的發展階段分為三個時期并詳細分析了各階段特點：第一階段明洪武元年-至成化二十三年，這是白銀從非法貨幣到合法貨幣在民間社會啟動和發展的階段；第二階段明成化二十三年-嘉靖十九年，這是白銀貨幣化的國家與民間社會互動擴展的段；第三階段明嘉靖十九年-明末，這是白銀貨幣化在國家與民間社會極大擴展后走向世界的階段，是國家、社會與世界三者互動的階段（9）。故此不再贅述。

明代白銀貨幣化走的是先自下而上再到自上而下的道路，可分為三個階段民間層面-國家層面-國際層面。萬明在《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從國計與民生兩條線索詳細探討了白銀貨幣化的進程。白銀能夠在明代成為主幣除去錢鈔體系所存在的問題，其本身也具有特殊的優勢：1、體積小，耐腐蝕，易保存；2、單位價值高，與銅錢和寶鈔的兌換值大，購買力強；3、易于分割，分割后損失較低。命人對使用白銀的便利有著明確的概念“凡貿易金太貴而不便小用，且耗日多而產日少；米與錢賤而不便大用，錢近實而易偽易雜，米不能久，鈔太虛亦復有混爛；是以白金（銀）之為幣長也。”（10）

學界對于白銀貨幣化的研究集中于唐宋時期和明代，其中王文成著有《宋代白銀貨幣化研究》、日本學者加藤繁的《唐宋時期金銀之研究――以金銀之貨幣機能為中心》和萬明的《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及一系列相關論文。筆者比較贊成中國歷史上經歷了兩次白銀貨幣化過程的論斷，即第一次白銀貨幣化發生在兩宋時期，第二次發生在明代中后期。經過第一次白銀貨幣化的過程，民間使用白銀的習慣已經逐漸形成，雖然期間政府多次禁銀，但是民間自用金銀，因此政府不得不屢禁屢開。因此，白銀能夠在民間力量的推動下從非法貨幣成為合法貨幣原因之一就是歷史習慣的傳承與延續。

白銀的形制多樣，民間交易所用白銀最初以首飾的形式出現。明初多次禁止民間交易使用金銀，但是首飾器皿不再禁止范圍之列（11）。同時政府雖然禁銀，但是在課稅方面仍然認可白銀，如《宣宗實錄》在宣德六年六月，浙江溫州府知府何文淵謂時政雖禁銀，但是商稅征銀，朝廷的禁銀令實行艱難。在明初，白銀雖為非法貨幣，但在民間對白銀作為商品交換的中介的優越性十分認可。

其次，同樣作為不同貨幣體系中的主幣，白銀相較寶鈔而言，購買力更加穩定。白銀在明初購買力就非常高，其后不斷攀升，十五世紀后半期最高，后購買力下降。根據寶鈔與白銀的兌換率可知寶鈔的貶值速度十分迅速，遠不及銅錢和白銀穩定，銅錢也由于鑄造量少處于尷尬的輔幣位置，因此白銀取代寶鈔成為主幣也是理所應當的。

同樣，盡管初期白銀與銅錢同樣面對了開采量少的境遇，但是隨著本土出產量的增加以及大量白銀從國外流入中國，白銀的產量大大增加。白銀產量的增加包括兩個方面――國內增產和白銀內流。《明史》記載，洪武十九年增加福建尤溪縣銀屏山銀場局爐冶二十四座，成祖開陜西商縣鳳皇山銀坑八所，福建浦城縣馬鞍等坑三所，世宗開大理礦，期間銀礦皆有開罷，至神宗為收刮錢財，大肆開采銀礦（12）。據研究洪武二十四年只產白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宣德五年增加到三十二萬二百九十七兩，天順成化年間只云南每年就可產白銀十萬兩。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主要來源于日本和美洲。十六世紀四十年代起，日本向中國輸出的貨物由刀劍、扇子、屏風、硫磺等轉變為白銀，隨后六十年代到十七世紀前半期為明治以前金銀產量最多的時期，萬明指出此間為“中國白銀貨幣化加劇進行，對白銀需求急速擴大，國內開采已經遠遠不能滿足需要，而開始向海外尋求的時期”，中國內需促進了日本的白銀激增（13）。因倭寇影響，明朝實行海禁，唯通過廣州-澳門-日本航線用絲綢等與日本交換白銀。美洲新大陸被發現后，大量金銀礦被開采，歐洲人用西屬美洲的白銀換取中國的絲綢等物品等奢侈品。據萬明的統計數據顯示，從1540-1644年間，從日本流向中國的白銀大概有7500噸，在1570-1644年美洲白銀大約有12620噸流入中國（日本約每年流出白銀75噸，美洲約每年約180噸），美洲白銀產量為當時世界大百分之八十。自十六世紀四十年代后，外來白銀取代本土白銀占據中國貨幣市場的主要地位。

除了錢鈔體系崩潰，白銀自身特點及時代的特殊背景，政府在白銀貨幣化進程中也起到了想到重要的作用，對此萬明的相關著作及論文介紹分廠詳細（14）。

小結

明朝初期從“大明寶鈔”的發行開始明政府致力于構建以寶鈔為主、銅錢為輔的貨幣體系，可是寶鈔和銅錢都有著致命的缺點，明鈔無準備金，正如《重評“大明寶鈔”》中總結“明政府過分自信沒有采用前朝的方法加強人們對寶鈔的信心及準備金制度，只是依賴政府的威信，這可是寶鈔失敗最大的致命傷”15，同時濫發紙幣而導致的寶鈔大幅貶值，人們最終對寶鈔失去信用，多采用實物及金銀進行交易，造成物貴錢錢，最終錢鈔體系崩潰。銅錢在整個明朝都處于尷尬地位，鑄幣少，造而禁用，銅錢流通混亂，官制銅錢大部分被官藏，古錢和私鑄錢購買力也不斷下降，銅錢作為輔幣無法彌補鑄幣的缺陷。白銀從非法貨幣到得到官方認可成為合法貨幣，證明了白銀在明朝具有特別的優勢，經濟發展的推動是主要原因，除此之外還有白銀作為貴金屬特有的特點，歷史習慣的繼承性，還有海外白銀流入克服了礦源限制，使得白銀能夠克服寶鈔和銅錢的不足，替代錢鈔體系成為新的貨幣體系。

注釋：

（1）清?張廷玉等：明史?食貨志五[M]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962

（2）清?張廷玉等：明史?食貨志五[M]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963

（3）周玉英：論明朝銅錢政策[J]，第十屆明史國際學術討論論文集，281-287

（4）轉引自薛亞玲：中國歷史上銅、錫礦業分布的變遷[J]，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四期。參考《續文獻通考》23卷《征榷六?坑冶》

（5）清?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3-1974

（6）轉引自張詩波：明代“私鑄錢”與國家的應對措施[J]，北方論叢2007年第5期。參考《明神宗實錄》卷一二八[Z].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62

（7）萬明主編：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146-147；參見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買賣契約中的通貨》，載《明清社會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萬明主編：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147；參見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二期，并論證正統初年金花銀名稱尚未出現，金花銀存在一個逐漸形成定制的過程，以正統初作為朝野廣泛用銀的標志不能成立。

（9）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再認識[J]，《中國錢幣論（第五輯）》，2010，249-254

（10）轉引自孫玉良：試論明代的白銀貨幣化[J].3。參考王世貞：《州史料后集》卷37，《鈔法》

（11）清?張廷玉等：明史?食貨志五[M].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963

（12）清?張廷玉等：明史?食貨志五[M].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772-1773

（13）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236

（14）參考萬明的《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白銀貨幣化視角下的明代賦役改革上、下》、《明代白銀貨幣化：中國與世界連接的新視角》、《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再認識》、《明代白銀貨幣化與明朝興衰》、《明代白銀貨幣化與制度變遷》、《關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思考》、《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等等

（15）趙善軒、李新華：重評“大明寶鈔”[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73

參考書目：

[1]清?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篇（7）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7）04-0096-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4.015

在當今世界的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系統正經歷著一場巨變。旅游作為現代社會一種內含流動性的社會實踐，為東道主與游客社會關系的再生產提供了可能。東道主在與游客持續接觸的過程中，較易受到來自現代世界的影響。在旅游目的地社區，作為社會單元的家庭也會發生某些形式的轉變。作為現代性的一種敘事方式[1]，家成為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研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關鍵概念。家既是個人生活意x的中心，也是構成社區的核心要素。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在由現代化理論發動的對家庭歷史及其現代演變的研究熱潮中，旅游地東道主家庭的社會變遷也逐漸受到關注。這一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現代性在目的地的影響途徑和輻射效應。本文試圖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檢閱，梳理這一領域研究的研究流派和研究內容，以期深化關于旅游現代性問題的討論。

1 相關研究歷程

西方社會文化地理學研究常常將家作為研究對象，借以透視不同時空環境下的社會文化變遷。既往的旅游社會學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旅游發展進程中東道主家庭所承載的社會文化內涵的變化，但其研究尺度往往放在社區及至目的地，缺少以家庭為研究對象的微觀視角。因而，對于東道主家庭社會變遷的研究實質上體現了旅游社會學與文化地理學的學科交叉。

旅游對東道主家庭的影響研究起始于20世紀70年代。以“community tourism”和“family” 或“home”為主題在Web of Science數據庫進行檢索1，并經人工核對，最終確定相關度較高的文獻95篇。從各年度文獻刊載量來看，2007年之前各年發文較為零散，2007年以后發文量有明顯增加，2011年開始發文量急速增長（圖1）。這些文獻主要集中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等主流期刊中。從英文文獻高頻關鍵詞統計來看（表1），關鍵詞較為分散，反映出相關領域研究話題較為廣泛。2011年以前，家庭的旅游影響研究的關注度較高，在社會、文化、經濟、環境等各層面都有探討。2011年之后，研究對象得到了極大的拓展，第二居所開發對旅游目的地社區的影響得到了重點關注，還出現了關于家庭客棧（homestay）的研究。同時，研究深度也不斷推進，居民態度（attitude）、地方（place）、流動性（mobility）等關鍵詞的詞頻都大幅度提升。2011年后的研究在理論上屢有突破，社會表征理論、社會交換理論、符號互動理論、系統論等都大量出現。

中文文獻主要來源于CNKI中國知網全文數據庫，以“旅游”“社區”和“家庭”作為主題詞對該數據庫所收錄的1994年至今所有的學科類別的期刊進行模糊查詢，經人工篩除，得到與本文主題關聯度較高的期刊論文42篇。總體來看，這一主題的文獻在2002年后開始出現，2007年后增速加快，2011年后數量激增（圖1）。相對于國外研究，國內研究雖起步滯后，但發展速度和階段大體相同。文獻中高頻關鍵詞集中于“參與”“民族”“影響”“鄉村”（表1）。民族或鄉村地區的社區旅游參與問題是核心研究內容，這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國情所決定的。而在不同時段，關鍵詞演變態勢有所差異。自2007年開始，“居民”“利益”“經營”“女性”等關鍵詞關注度升高，反映出社區居民的旅游收益開始受到重視，且婦女在旅游從業中角色凸顯，對家庭旅游影響的研究也更多體現在經濟層面。2011年至今，該主題文獻呈現出更為廣泛的研究視角，如“感知”就表達了社區居民對地方社會的所持情感；而從制度層面對旅游社區增權、社區治理等問題的討論也開始出現。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之后，新的研究方法不斷進入這一領域。如多位國內學者探索使用結構方程模型（SEM），對目的地社區居民的旅游影響感知進行測度分析。居民的地方感[2]、社區歸屬感和社區參與旅游程度[3]都作為與旅游影響感知相關的變量被引入。但綜觀這些研究，其主要著眼點仍放在社區層面，家庭層面的細分要素并未被明確納入自變量。僅有個別研究者在家庭微觀尺度上，測度了家庭的文化、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對社會傳統風俗的影響[4]

2 相關研究流派

隨著現代社會日常生活領域的擴大和內容的多樣化，日常生活日益成為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重要影響因素。Berger和Luckmann認為，日常生活的實際才是唯一最重要的社會實在[5]。他們肯定了生活世界是在日常生活中社會建構的產物，是主觀和客觀的結構。家作為一個微觀尺度的社會單元，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逐漸成為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關注的一個焦點。在進化論、結構-功能論、沖突論和社會心理學說等社會變遷理論[6]的啟示下，現代家庭社會變遷也逐漸形成了包括結構-功能主義、、人文主義和女性主義等不同思想流派。

2.1 結構-功能主義的研究

結構功能論者試圖以結構化的方式來觀察不同地域的家庭社會關系。如Levi-Strauss的“親屬原子結構”[7]、Parsons的“洋蔥理論”[8]，以及所提出的傳統中國鄉村家庭以同心圓模式為特征的差序結構[9]。20世紀60年代以來，工業化進程下傳統家庭的變遷受到研究者們的普遍關注。在進化論和結構功能論混合基礎上形成的現代化理論成為解釋現代家庭變遷的重要理論框架。其代表人物Goode認為，現代家庭正從傳統大家庭向獨立的核心家庭轉化，且個人主義價值觀念與夫婦式家庭制度之間、核心家庭制度與工業化之間是相互適應的。他同時指出，工業化和家庭是兩個平行的過程，均會受到社會、個人觀念的變化的影響，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和其他因素都會對二者產生影響[10-11]。家庭結構的變化是現代結構-功能主義者考慮的 重點。

2.2 的研究

者認為，社會的結構性差異將引發沖突，而沖突正是社會變遷的主要路徑。首先，他們將社會再生產作為家庭研究的一個突破點。在資本社會中，家庭不但是勞動力休息和繁育的場所，也成為資本支配的社會再生產空間[12]。而在更多作為“世界工廠”的發展中國家，家庭還疊加了面向外部社會的生產和消費功能（如家庭車間），從而成為兼有社會再生產和社會生產屬性的重要場所。其次，者還竭力控訴資本社會中權力所造就的不平等關系。福柯指出，在國家的規訓和監督下，居民的生活成為權力的對象[13]。權力關系不再被掩蓋在家的溫情面紗之下，家的空間構成、表征和情感都是由權力幾何學（power geometry）所決定的[14]。由此，居民家的形態和功能變遷正體現了資本權力作用的軌跡。

2.3 女性主x的研究

功能主義學者持二元論的觀點，他們常常將家庭視為與外部世界相區分的和睦統一的整體。20世紀60年代末興起的女性主義研究繼承了的批判社會學視角，反對現代化理論將家庭現代化的歷程視為固定和同一的發展模式的觀點。這一派學者強調關系導向和關懷倫理，關注家庭體驗的性別差異。她們認為，將家庭視為私人領域掩蓋了其內部的社會不平等[15]，因而鼓勵女性離開家返回到真實的政治和商業世界中[16]。家庭的多樣性、不平等與沖突成為女性主義關注的話題。20世紀80年代以后，女性主義還吸收了建構論和后現代主義的思潮，從多樣性和合法性的視角對既有的單一家庭變遷模式提出挑戰[17]。Stacey 認為，家庭不是一種基于生理差異而形成的制度， 而是一個意識形態與象征的社會建構[18]。由于當代家庭具有流動性和不確定特征，因而可以通過表達女性經驗來重構社會。

2.4 人文主義的研究

人文主義學者重點強調的是人在場所中的情感。他們指出，理論中常常忽略了家的地方經驗。他們也批判了對家的浪漫主義觀念，以及對家的社會結構及地方體驗之間關系的膚淺理解[16]。在Relph對地方經歷、段義孚對地方感知和映像、Buttimer對生活世界、Seamon對身體經歷、Ley對地方意義的理論表述中[19]，家都是一個核心概念。在他們看來，家就是由日常實踐、生活經驗、社會關系、記憶和情感形塑的物質和情感空間的綜合體[20]。人文主義還借用社會心理學中的認同理論，說明場所環境與自我同一性的密切關聯。人類需要通過適當的認同而對其環境產生有意義的意識[21]。換言之，自我認同也依賴于場所環境。由此，家庭的社會變遷也成為地方變遷的真實映射。

3 相關研究內容

20世紀70年代，一些旅游社會學者深入歐洲鄉村社區，他們在觀測社區所受到的旅游影響的過程中發現，東道主家庭在親屬關系、婚姻關系上、兩性關系和性觀念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變化，由此開始了對該領域的探查[22-24]。更為全面的分析視角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旅游社區家庭就業模式、家庭收入、家庭結構、家庭控制的變化等方面的內容都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25-26]。國內相關研究成果則遲至2000年以后才逐漸出現，研究內容基本與國外相仿，且案例地集中在一些民族旅游社區。

3.1 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經濟收入的變化

家庭的經濟收益是其成員維持生計需要的基礎。但多數學者僅僅將旅游體驗和消費家庭視為勞動力繁育和休息的社會再生產場所，而忽略了其作為社會生產場所的可能。女性主義學者揭示了家庭經濟對工業化歷史進程的重要貢獻，由此確認了家庭與工作相互依存的關系[27]。當代社區旅游的發展為女性主義的觀點提供了最好的注解，東道主的家庭被改造為一個場所。因此，東道主家庭的旅游收益體現了社會生產方式的革新。

在經濟落后地區，旅游常常作為一種脫貧致富的途徑而受到利益相關者的認可。Tao和Wall認為，旅游是一種可持續的生計方式。雖然旅游不是脫貧的萬能鑰匙，但作為一種潛在的活動方式，它不僅可以使那些直接參與旅游業發展的家庭獲益，也能間接提高周邊其他家庭的經濟收入[28]。與此相似，Loria 和Corsale認為，旅游作為一種休閑活動，已經和目的地社區居民的生活方式緊緊聯系一起了。它不僅改變了當地家庭的收入結構，而且自產自銷的家庭旅館經營模式，也使得家庭成員的服務技能得到了提升[29]。而在發達地區，旅游對家庭的生計收入提高作用卻并沒有那么明顯，更多的是起到實現地方認同和維持社會網絡的作用[30]。

但是，當地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并不代表著旅游收益的公平分配。由于教育水平的落后，很多目的地社區都是在外部力量的激勵下獲得旅游發展的再分配收益，但這一收益往往只占整體收益的一小部分。Kousis在希臘鄉村旅游社區研究中發現，當地的土地所有權被流轉到外地人手中，農民轉而成為旅游從業者。外來投資者一般都會占據當地最高級別的接待設施，而當地家庭分享剩下的次級資源，且住宿設施級別越低，作為其擁有者的家庭數量也越多[25] ，并呈現出旅游資本支配下社區旅館的金字塔等級分布。

3.2 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性別地位的變化

家庭內兩性關系的變化，特別是旅游對女性家庭地位轉變所起的作用，引起眾多學者的關注[31]。這些學者深受女性主義思潮的影響，將旅游從業視為女性實現自身解放的一種有效途徑。她們認為，現代旅游業恰為東道主在家女性提供了一個從私人領域轉入公共領域的機會。女性可以通過從事旅游服務工作，將其家務技能變為職業技能，從而完成由主婦到旅游從業者的身份轉化。Cone以中美洲的兩位瑪雅婦女為研究個案，發現她們自從事旅游服務工作后，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得到了更新[32]。另一些案例研究則肯定了合作社在鄉村家庭婦女旅游就業轉型和男女平權中的重要作用[33-34]，因此，東道主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不但與其參與旅游發展的程度存在較高的相關性，也與婦女組織性程度有著緊密的聯系。一些學者認為，旅游帶來的就業和獲利機會的增加，不僅可能對家庭勞動分工造成影響，也會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經濟地位[35]，從而幫助她們扭轉父權制社會下日漸邊緣化的不利局面。在此，盡管經濟資源的占有往往對兩性之間的權力建構具有重要作用[36]，但也有學者認為，發生在家庭領域的女性地位和權力變化，是建立在當地文化的凝聚力和社會結構的穩定性基礎上的。如在云南瀘沽湖的摩梭社區，女性不但通過旅游經濟收益的提升，來實現同性之間權力的代際過渡[37]，還進一步引導文化回歸，使得以母系為主體的思想在摩梭社會得以新生[36]。

但是站在女性主義立場上對于旅游的褒揚，并非是完美無瑕的。在一些文化內向性強的旅游社區，兩性地位的變化只是一個調整的過程，在父權制文化傳統的框架下，家庭中男女地位平等并未真正實現[38-39]。事實上，在不少民族地區，經濟模式、社會結構、文化內聚力和受教育程度都是當地女性參與民族旅游發展的阻礙因素，女性的家庭地位在旅游發展后并未出現實質性轉變[40]。而從女性旅游從業的內容和性質來看，性別區隔也使得東道主女性大多被定位在低職位、低報酬、缺少發展機會和臨時性的旅游服務工作上[41]，這些職業在形式上類同于家務勞動。甚至東道主女性自身也成為被消費的旅游吸引物[42]，其職業從歌舞表演延伸到以為特征的性旅游上。在東亞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性旅游業已經成為當地創匯的重要來源。從事性旅游業的青年女性多來自偏遠鄉村的貧困家庭，她們的收入是其整個父系家庭生活的主要來源[43]。盡管Herold的研究表明，多米尼加女性性工作者試圖向家人隱瞞自己的職業身份[44]。但在其他地區，尤其是政府支持性旅游的地區，這些婦女是否能夠獲得來自其自身家庭的認可，尚未見相關論述。

大量文獻將研究的著眼點集中于女性，而旅游研究中的男性缺場現象較為普遍[45]。一些研究者將旅游領域中的男性視為女性的參照物。如認為在女性當家的基礎上，一些地方的男性也開始有序地提高自己的話語權，增強其對家庭的決策權力[37]；或是對兩性應該共同承擔家庭責任產生了共識[46]。Harrison通過對非洲不發達國家青年男性的研究發現，旅游從業導致其家庭地位和家庭控制力都得到了較大提升[47]。

3.3 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結構的變化

當代旅游業發展所引發的地方社會結構的整體性變動深刻地影響著東道主家庭結構。社區參與旅游，特別是以家庭為單位參與旅游接待，帶來了東道主家庭結構層級和關系空間的變化，使得東道主家庭結構逐漸從一元化向多元化[48]、扁平化向縱深化方向發展。在結構-功能主義學派看來，是結構，而非個體決定了家庭的演變方向。他們運用動態化和系統性的分析，為東道主家庭結構的變遷給予了新的注解。婚姻關系、家庭規模、生育觀念、家庭教育等研究內容都與此密切相關。

婚姻禮俗和制度的變遷體現了家庭結構的變化。一方面，由經濟要素主導的婚姻制度突破了既有的宗族制度對家庭形成的約束，從而使得東道主的新型家庭更好地適應了旅游發展和現代化的需要。Kousis在對希臘鄉村社區的研究中發現，社區家庭旅游收益的提高使得陪嫁品的形式開始多樣化。隨著旅游的發展，當地的陪嫁品從實物形式逐步演化為貨幣、不動產甚至是產權形式[25]。而在旅游發展后的貴州西江苗寨，陪嫁品已從傳統的補償娘家財物轉化為提前贈予新婚家庭以遺產[48]。王伯承和吳曉萍發現，在貴州苗寨社區旅游發展的背景下，當地居民與其他民族通婚的人數和范圍正在擴大，但基于當地文化內生力量的保持，其本底的婚姻文化依舊延續[49]。對于一些具有獨特婚姻制度的地區，旅游帶來的沖擊更為明顯。在瀘沽湖摩梭人社區中，當地原來以母系為主的家庭形態在旅游發展后開始呈現多樣化的趨勢：母系家庭、雙系家庭和父系家庭共存；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開始在年輕一代出現；走婚對象的選擇標準中也滲入了經濟成分等[50]。

另一方面，游客與東道主之間出現的新的兩往方式也進一步拓展了東道主社區原有的通婚范圍，同時也引入了更多新的婚姻形式。游客進入東道主社會也會促使新的異往關系的形成。一些來自歐洲發達地區的女性游客往往與東道主地區的男性青年，如帶有異族特征的阿拉伯青年或欠發達國家的沙灘男孩，產生所謂的浪漫旅游和友誼旅游。處于其間的當地青年男子更傾向與女游客保持長期的情侶關系，甚至期望這種關系能幫助自身實現身份認同和職業發展[44，51]。魏雷等則通過當代瀘沽湖的“旅游走婚”現象對此進行了回應。她們認為，這種當地男性與外地女游客之間的“旅游走婚”行為，是當地傳統走婚文化的衍生物，它有助于增當地男性的身份認同，也通過其自身的反思與抉擇維系了大家庭的和諧[52]。

家庭規模和生育人口在旅游發展后出現了新的變化。層序有致的傳統大家庭因為難以適應現代旅游業發展的需要，變得越來越小型化。旅游業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工作環境，婦女的初婚或初育年齡都有明顯的上升，隨之而來的是目的地社區平均生育率的降低和家庭規模的縮小[45]。魏雷在研究瀘沽湖摩梭人旅游時也發現，旅游接待活動的家庭化、社區家庭平等分配旅游收益的現實需求，以及當地年輕夫婦生育觀念受旅游影響而產生的變化，使得傳統大家庭數量開始下降，核心家庭數量上升，且每個家庭人口規模也趨小[52]。

旅游的影響不僅僅是家庭規模和人口數量，也涉及到家庭中的未成年人。一般認為，旅游業的發展使得當地一些從事接待的家庭面臨勞動力短缺問題，因而未成年人輟學參與旅游接待或講解活動的現象較為普遍[53-54]。而李星群在研究鄉村微型旅游企業的經營對家庭的影響時發現，鄉村旅游除了具有促進農村家庭和諧、家庭收入提高的作用外，同時也使得經營旅游業的家庭對后代的教育有更嚴苛的要求，“外出闖天下”成為家長們對孩子未來的期冀[55]。

3.4 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屋格局的變化

旅游業向地方的滲透改變了東道主家屋格局。由于東道主在旅游接待過程中往往將住房改造為經營性場所（如家庭客棧），因而家庭旅館建筑格局的變化成為地方旅游發展的階段性標志[36]。在社會現代化和旅游業的雙重作用下，西雙版納傣寨家屋的演變隱喻著當地家庭生計方式的變化[56]。為滿足游客需求而更新家屋已日益成為目的地社區家庭客棧經營者們的共識。麗江古城居民一改傳統納西家屋中臥室不許開洞的習俗，對家庭客棧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因應著“定制的真實”（customized authenticity）[57]。廣西黃洛瑤寨的民居旅館在建筑體量、建材使用和內部格局上都進行了大膽“創新”[58]。但在地方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引導下，家庭客棧建筑向傳統民居的回歸也可成為當地振興旅游一條重要途徑[59]。

家屋格局的變化也引發了旅游中不同主體圍繞這一場所空間的權力沖突和斗爭。激進的學者強烈抨擊旅游資本對家屋空間的剝奪。他們認為，在現代性的謊言下，資本無孔不入，甚至侵入東道主家庭所固有的私人空間。在經濟利益的誘導下，東道主的日常生活成為旅游商業化的對象。一方面，當地傳統的好客文化已然轉化為一種商業行為；另一方面，東道主的家庭生活成為了游客鏡頭中被凝視[60]的異域景觀。受到資本權力的操控，東道主傳統社會中既有的家庭成員對于家屋空間本身、社會化勞動和資源分配的控制力也被不斷重組[37，52]。在這種為資本權力所建構的不平等空間關系中，作為弱勢一方的東道主并不會輕易放棄對家園的捍衛。東道主自主生活空間的喪失引發了他們對旅游者和外來經營者強烈的抵制[31]。

家屋被改造為客棧，不但呈現出住宅空間屬性由圍合密閉的私人空間向開放性公共空間的轉化，也使得住宅空間的使用者由家庭成員擴展到商鋪業主和游客。在云南傣族園，家屋空間內涵的多元化促進了主客互動，從而使之成為當地居民與外部世界社會交往的重要空間[61]。而另一些居民往往因其日常生活受到嚴重干擾而或旅游設施建設而被迫遷移[62]。家的遷移直接改變了原有的住居格局。盡管便捷、方便的現代設施創造了干凈、整潔的移民社區環境[63]，但這些明顯帶有城市環境特征的臥室社區（bedroom community）卻因人口密集、公共空間狹小、傳統生計活動受限、信仰空間缺失等問題，使得移民很難適應新環境[64]。

而在一些度假地，部分季節性遷入的旅游者對其第二居所進行改造，由此帶來當地聚落格局的漸進變化。如度假游客往往按照自己對典型鄉村的理解改建度假屋，從而改變了傳統的鄉村風貌[65]。這些消費力較高的季節性度假游客雖然會選擇具有地方特色的目的地，但是來自原居地的環境罩卻深深影響了異文化下的家的構建。風景優美、氣候適宜、裝修豪華、私家花園和服務一流等是這些第二居所的共有特征[66-67]。季節性旅游從業者的臨時性住所則較為不同，那里只是暫時轉變家屋的使用功能，并未改變其原有住房格局。在印度帕卡熱姆海濱度假地，一些旅游經營者會在旅游旺季時租用當地人的家屋作為他們的店鋪和臨時性住所，而旅游淡季時這些房屋又會恢復為當地傳統的小型家庭式椰子種植園[68]。

3.5 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認同的變化

人文主義學者將家屋視為人類面向外部世界之前的第一個感知空間。他們認為，家屋功能的變化會導致人們身體經歷和生活世界的變遷。在這一思潮的影響下，研究者們對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成員的情感認知展開了深入研究。由于家庭空間的變化既體現了文化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轉變，亦對空間內涵以及家庭成員的社會關系產生影響[69]，因而在外來資本和游客的沖擊下，東道主對家的感知和認同正變得日益模糊。家作為記憶和情感空間的屬性也隨之發生巨大變化。

在全球流動性日益加快的當今世界里，根植于地方的家庭認同在旅游發展的背景下顯得更加復雜。不管是引發東道主遷移還是身份變換，旅游發展都改變了扎根于傳統地方的家庭認同感。Wang 和Wall對海南度假旅游地的研究就表明了，東道主對遷移后的臥室社區缺乏認同[64]。Domenico和Miller在鄉村旅游案例研究中指出，對家庭的社會角色和生活方式的沿襲才是維持家庭認同的關鍵。如果因為過度的旅游發展而丟棄家庭存在感，那么業已形成的家庭認同也會因此喪失[70]。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的外遷或家屋功能的改變，也是家作為原住民“在世存有”的象征意義的抹除。一旦人失去了家的依傍，其建構世界的基準也就會隨之偏移。因而，人文主義在此更強調現代性沖擊下家的意義的維續。

當家庭認同感發生變化時，東道主也會主動作出調適，力圖在傳統與現代的博弈過程中實現家庭認同與社會認同的統一。Brandth和Haugen通過對比挪威兩個傳統農場旅游轉型的案例發現，旅游發展引起了農場主家庭身份認同的轉變，從而造成其地方歸屬感的波動。盡管如此，由于傳統生活方式所塑造的慣習以及目標游客對鄉村的喜好，大多數農場主還是會通過一些具有符號象征意義的農業活動來維持對他們對農場的歸屬感[71]。由此看恚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策略的調整，既是對現代性適應的結果，也是對傳統文化的保留和延續[48]。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作為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社會變遷的研究迄今已逾40年時間。研究者往往通過對一個旅游目的地的歷時性分析，或以兩個資源條件相似而旅游發展程度不一的社區做跨區域的橫向比較展開研究設計。從國內外文獻計量比較來看，國外研究起步于20世紀70年代，近年來對第二居所、居民態度、地方、流動性等話題的關注不斷升溫；國內研究自2007年以來有了較快發展，逐步向性別、旅游收益和居民感知等研究領域擴散。

20世紀70年代，受早期結構-功能主義思想的影響，研究者們大都將家視為一個易受外部因素（旅游）擾動的對象，東道主家庭的社會變遷因此也呈現出被動和機械的特征。其后的和女性主義研究者分別將家視為一個資本權力競逐的場域或一個社會性別建構的空間，東道主家庭變遷成為解釋社會權力作用機制的最佳注解。進入21世紀以后，人文主義學派的地方研究重新受到矚目。他們倡導通過人的主觀感知來認識空間。因而，東道主家庭社會變遷既是旅游社區中家的空間變化的結果，也改變了人們對家的情感依戀和環境感知。目前，該領域相關研究內容已涵蓋了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的經濟收入、性別地位、婚姻關系、家庭結構、家屋空間和家庭認同等多個方面的變化。

4.2 討論

盡管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社會變遷的相關研究內容十分豐富，但其在國內外旅游研究中仍處于較為邊緣的位置。尤其對于東道主家庭這一微觀的社會地理單元還缺乏充分的關注，對東道主家庭變遷與較高尺度的社區或區域變遷的關聯性也未能明確。因而，該領域研究中尚存諸多亟待改進和完善之處。

首先，從不同研究流派出發，筆者提煉出以下有待深化的研究內容：

結構-功能論強調人類被既有的（社會/空間）結構所創造，而相對忽視了人的主體能動性對結構的調適[19]。實際上，東道主家庭往往因應旅游影響而出現再結構化的現象。如在一些度假地出現的旅游消費移民，往往與其寓居的東道主家庭產生了類親緣關系，從而產生了主客混合型的家庭結構。因此，相關研究可以視為對結構-功能論上述缺陷的完善。

權力理論有助于剖析旅游社區中外部力量對東道主家庭內部權力重組的作用機制。但家庭外部的權力作用與其內部的權力分配之間的關聯性問題，還較少見諸于既有研究中。如政府主導型與社區自主型旅游發展所形成的不同權力架構，對家庭權力配置的影響有何不同？對這一問題的探索，有助于形成內外觀照的解釋框架。

性別理論對于揭示東道主家庭內部分工的差異性，倡導性別權利平等具有積極的意義。可以探究東道主家庭中不同性別的成員對于旅游影響的感知程度的差異，從而了解性別建構的家庭社會空間是如何在旅游場域中發生變化的。此外，家作為一個提供安全和承載養育功能的地方，是女性的傳統使用空間。對在家與離家的旅游從業女性的比較研究，可以反映其職業變化是如何影響她們對家這一場所環境的感知的。

其次，研究者將東道主家庭發生的變化歸并為幾個因變量，借此來分析旅游這一自變量對家庭的影響。而事實上，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程度不斷加快的當代社會，旅游業只是當地家庭變遷的影響因素之一。旅游目的地社區中，個體因應現代化而進行的就業選擇、當地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變革等，都會對東道主家庭社會變遷造成一定的影響。此外，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的家庭結構、家庭關系都具有差異性的特征。而文化差異在東道主家庭所受旅游影響方面所起的作用卻常常被忽視。如中國儒家傳統文化所構建的家庭差序格局，在家庭倫理、婚育制度方面都具有不同于西方社區家庭的結構化表征。因此，未來研究中或可考慮設計一個基于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社會變遷的結構方程（SEM）影響模型。

再者，旅游對東道主家庭的影響研究多選擇少數民族地區或欠發達地區為案例地，并將游客與東道主區分為兩個具有不同屬性特征的社會群體，這是與旅游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傳統密切相關的。這種主客二分法容易導致研究對象的偏狹，也不便準_了解游客對東道主的家的感知。未來可將研究案例擴展至城市旅游目的地，在同類社群關系中來考察東道主家庭的變遷，從而擺脫固有的中心-邊緣理論的約束。

最后，關于旅游所引發的現代性問題的討論見諸于真實性、旅游凝視等旅游社會學的經典理論。也有學者注意到了旅游活動中對家的消費與現代性的關聯[1]。然而，這些討論都是以旅游者為出發點來展開的，對于東道主社會現代性的研究卻相對忽視。事實上，旅游者與東道主共同從屬于旅游現代性的架構。如果說旅游者對家的消費體現了人們對現代性好惡交織的矛盾心理（structural ambivalence of modernity）[72]，那么作為旅游消費對象的東道主家庭則在現代性的沖擊下不斷地被再社會化（re-socialized），從而引發當地社會文化的變遷。對于旅游現代性的判讀，本文的研究為我們增添了一個新的分析視角。

致謝：感謝四川大學社會發展與西部開發研究院南英博士為本文修訂英文摘要，感謝北京師范大學地學部周尚意教授和兩位審稿人對本文提出的寶貴建議。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Su X. Tourism， modernity and the consumption of home in China[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4， 39（1）： 1-12.

[2] Li Yicong， Zhang Jie， Liu Zehua， et al.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of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tourism impacts： A case study in world natural heritage Mount Sanqingshan[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4）： 584-592. [李宜聰， 張捷， 劉澤華， 等. 目的地居民對旅游影響感知的結構關系――以世界自然遺產三清山為例[J]. 地理科學進展， 2014， 33（4）： 584-592. ]

[3] Du Zongbin， Su Qin.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f rural tourism， residents perceived tourism impact and sense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A case study of Anji rural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2011， 26（11）： 65-70. [杜宗斌， 蘇勤. 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居民旅游影響感知與社區歸屬感的關系研究――以浙江安吉鄉村旅游地為例[J]. 旅游學刊， 2011， 26（11）： 65-70. ]

[4] You Yanan， Lu Xiaojing， Zhang Zhimin. Influences of tourist destinational cunstoms and building[J]. Arid Land Geography， 2012， 35（5）： 822-828. [由亞男， 盧小靜， 張志敏. 旅游目的地傳統風俗影響因素與模型構建―以喀什地區為例[J]. 干旱區地理， 2012， 35（5）： 822-828. ]

[5] Berger P， Luckmann 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1[1966]： 33-42.

[6] Vago S. Social Change（the 5th Edition） [M]. Wang Xiaoli， 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39. [史蒂文? 瓦戈. 社會變遷（第五版）[M]. 王曉黎， 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 39. ]

[7] Gao Xuanyang.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ies[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0： 339；707；768-772. [高宣揚. 當代社會理論[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0： 339；707；768-772. ]

[8] Cheal D. Sociology of Family Life[M]. Peng Yinni， tran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 2005： 188. [大衛? 切爾. 家庭生活的社會學[M]. 彭銦旎， 譯. 北京： 中華書局， 2005： 188. ]

[9] Fei Xiaotong.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 Birth System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24-30. [. 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24-30. ]

[10] Goode W J.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242-247.

[11] Tang Can. A review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its development on family[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0（3）： 199-222. [唐燦. 家庭現代化理論及其發展的回顧與評述[J]. 社會學研究， 2010（3）： 199-222. ]

[12] Marston S A.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al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0， 24（2）： 219-242.

[13] Focault M. Dits et Ecrits， 1954-1988， I-IV[M]. Paris： Gallimard， 1994： 194.

[14] Massey D. A global sense of place[J]. Marxism Today， 1991（June）： 24-29.

[15] Kanter R M. Jobs and families： Impact of working roles on family life[J]. Children Today， 1978， 7（2）： 11-15， 45.

[16] Blunt A， Dowling R. Home[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6： 14-15.

[17] Chen Xuan. A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family patterns： Rethinking the American family controversy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J]. Hubei Social Sciences， 2008， （1）： 76-80. [璇. 當代西方家庭模式變遷的理論探討： 世紀末美國家庭論戰再思考[J]. 湖北社會科學， 2008， （1）： 76-80. ]

[18] Stacey J. In the name of the family： Rethinking family values in the postmodern age[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8， 24（1）： 181-182.

[19] Peet R. 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M]. Zhou Shangyi， tran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7： 72-74；165-167. [理查德? 皮特. 現代地理學思想[M]. 周尚意， 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7： 72-74；165-167. ]

[20] Blunt A， Varley A. Geographies of home[J]. Cultural Geographies， 2004， （11）： 3-6.

[21] Bloom W. Identification theory： Its structure， dynamics and application[J]. Wang Bing， trans. Social Psychology Research， 2006， （2）： 1-17. [威廉? 布魯姆. 認同理論： 其結構、動力及應用[J]. 王兵， 譯. 社會心理研究， 2006， （2）： 1-17. ]

[22] Stott M A. Tourism in Mykonos： Some social and cultural responses[J]. Mediterranean Studies， 1978， 1（2）： 72-90.

[23] Greenwood D. Tourism as an agent of change： A Spanish Basque case[J]. Ethnology ， 1972， 11 （1）： 80-91.

[24] Boissevain J. 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a dependent island： Gozo， Malt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79， 6（1）： 76-90.

[25] Kousis M. Tourism and the family in a rural Cretan communit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9， 16 （3）： 318-332.

[26] Wilkinson P F， Pratiwi W. Gender and tourism in an Indonesian villag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5， 22（2）： 283-299.

[27] Mackenzie S， Rose D. Industrial change，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home life[A]// Anderson J， Duncan S， Hudson R. Redundant Spaces in Cities and Regions[C].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3： 175-176.

[28] Tao T， Wall G. Tourism as a sustainable livelihood strategy[J]. Tourism Management， 2009， 30（1）： 90-98.

[29] Lorio M， Corsale A. Rural tourism and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Romani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0， 26： 152-162.

[30] McKercher B， Fu C. Living on the edg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7， 33（2）： 508-524.

[31] Wang Ning， Liu Danping， Ma Ling， et al. Tourism Sociology[M].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08： 6-7；37；244-264；292-296. [王寧， 劉丹萍， 馬凌， 等. 旅游社會學[M]. 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2008： 6-7；37；244-264；292-296. ]

[32] Cone C A. Crafting selves： The lives of two Mayan wome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h， 1995， 22（2）： 314-327.

[33] Iakovidou O. The Role of the women’s agrotourist cooperatives for promotion of agrotourism in Greece[J]. Syneteristiki Poria， 1992， 27（12）： 57-64.

[34] Swain M B. Cuna women and ethnic tourism： A way to persist and an avenue to change[A]// Smith V L. 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C]. Zhang Xiaoping， trans.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2002： 90-113. [格麗特? B. 斯溫. 土著旅游業中的性別角色： 庫拉莫拉?庫拉亞拉的旅游業與文化生存[A]//瓦倫? L. 史密斯. 東道主與游客： 旅游人類學研究[C]. 張曉萍， 譯. 昆明： 云南大學出版社， 2002： 90-113. ]

[35] Jordan F. An occupational hazard？ Sex segregation in tourism employment[J]. Tourism Management， 1997， 18（8）： 524-534.

[36] Chen Bin.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family gender role of Mosuo people[J]. Ethnic Art Studies， 2004，（2）： 68-71. [陳斌. 旅游發展對摩梭人家庭性別角色的影響[J]. 民族藝術研究， 2004，（2）： 68-71. ]

[37] Tang Xueqiong， Zhu Hong， Xue Ximing.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family authority of Mosuo females： Based 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Luoshuixia Village and Kaiji Village， Lugu Lake area[J]. Tourism Tribune， 2009， 24（7）： 78-83. [唐雪瓊， 朱f， 薛熙明. 旅游發展對摩梭女性的家庭權力研究――基于瀘沽湖地區落水下村和開基村的對比分析家庭權力影響研究[J]. 旅游學刊， 2009， 24（7）： 78-83. ]

[38] Boonabaana B. Negotiating gender and tourism work： Women’s lived experiences in Uganda[J].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2014， 14（1-2） ： 27-36.

[39] Lang Liping. Transformation of the female role of minority people in tourism： Based on the Miao women in Shanjiang areas[J]. 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for Ethnic Minorities， 2008， 28（1）： 143-147. [稂麗萍. 民族旅游時空中的少數民族女性社會角色的嬗變―以山江苗族女性為例[J]. 貴州民族學院學報. 2008， 28（1）： 143-147. ]

[40] Lu Yanhong， Xu Shengyan， Wu Zhongjun. The analysis of disadvantage factor about the female： Based on the Biasha area in Guizhou Province[J]. Nationalities Forum， 2008， （9）： 51-53. [盧彥紅， 徐升艷， 吳忠軍. 女性參與民族旅游發展的障礙因素分析――以貴州岜沙景區為例[J]. 民族論壇， 2008， （9）： 51-53. ]

[41] Li Xinjian， Ke Yan. A review of the overseas tourism employment[J].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06， （1）： 32-37. [厲新建， 可妍. 國外旅游就業研究綜述[J].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 2006， （1）： 32-37. ]

[42] Lin Qingqing， Ding Shaolia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women in host society： A gender analysis[J].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2009， （3）： 75-80. [林清清， 丁紹蓮. 旅游發展與東道主女性――一個性別視角的研究綜述[J]. 婦女研究論叢， 2009， （3）： 75-80. ]

[43] Wihtol R. Hospitality girls in the Manila tourist belt[J]. Philippine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 1982， 4（1-2）： 18-42.

[44] Herold E， Garcia R， Demoya T. Female tourists and breach boys： Romance or sex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1， 28（4）： 978-997.

[45] Tang Xueqiong， Zhu Hong. Gender issues in tourism research[J]. Tourism Tribune， 2007， 22（2）： 43-48. [唐雪. 朱f. 旅游研究中的性別問題[J]. 旅游學刊， 2007， 22（2）： 43-48. ]

[46] Tang Xueqiong， He Yajun， Huang Helan.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changes in family status of women from ethnic villages： A case study on the Sa-ni people in Stone Forest， Yunan[J]. Yunnan Geographic Environment Research， 2011， 23（5）： 7-12. [唐雪瓊， 和亞B， 黃和蘭. 旅游發展對少數民族婦女家庭地位變遷的影響研究――基于云南石林五棵樹村和月湖村的對比分析[J]. 云南地理環境研究， 2011， 23（5）： 7-12. ]

[47] Harrison D. Tourism and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M]. London： Belhaven， 1992： 30-31.

[48] Liao Jinglin， Sun Jiuxia.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minority family： From simplicity to complexity[J]. Guizhou Social Science， 2015， （5）： 114-119. [廖婧琳， 孫九霞. 旅游發展與少數民族家庭變遷： 從單一性到復雜性[J]. 貴州社會科學， 2015， （5）： 114-119. ]

[49] Wang Bocheng， Wu Xiaoping. On ethnic tourism and the changes of marriage customs in destination families： A case study of the upper Langde village in Guizhou Province[J]. Journal of Original Ecological National Culture， 2011， 3（3）： 147-155. [王伯承， 吳曉萍. 民族旅游與目的地婚姻家庭習俗變遷調查研究――以貴州省郎德上寨為個案[J]. 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 2011， 3（3）： 147-155. ]

[50] Zhang Li. The inherit and chan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t economy and marriage family in Lugu lake， Sichuan Province[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08， 28（2）： 148-155. [張利. 四川瀘沽湖摩梭旅游經濟發展與婚姻家庭的承繼與變遷[J]. 貴州民族研究， 2008， 28（2）： 148-155. ]

[51] Cohen E. Arab boys and tourist girls in a mixed Jewish-Arab commun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71， 12 （4） ： 217-233.

[52] Wei Lei， Tang Xueqiong， Zhu Hong. Study of Mosuo household patter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le role[J].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2， 44（3）： 57-62. [魏雷， 唐雪瓊， 朱f. 旅游發展影響下的摩梭家屋形態―基于男性角色的考察[J]. 云南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2， 44（3）： 57-62. ]

[53] Liu Yun. Research of the effects of rural tourism on the Tibetan women： A case study of Jiaju Tibetan Village scenic spot of Sichuan Province[J]. Nationalities Research In Qinghai， 2007， 18（4）： 30-33. [劉韞. 鄉村旅游對民族社區女性的影響研究――四川甲居藏寨景區的調研[J]. 青海民族研究， 2007， 18（4）： 30-33. ]

[54] Wilkinson P F， Pratiwi W. Gender and tourism in an Indonesian village[J]. Annals of Tourism Reasersch， 1995， 22（2）： 283-299.

[55] Li Xingqun. Influence of rural miniature tourism enterprises on family in national regions[J]. Guangxi Ethnic Studies， 2011， （2）： 190-195. [李星群. 民族地區鄉村微型旅游企業對家庭的影響研究[J]. 廣西民族研究， 2011， （2）： 190-195. ]

[56] Chen Likun. An analysis of cultural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and tourism on ethnic communit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ree Dai village in Xishuangbanna[J]. Tourism Tribune， 2011， 26（11）： 58-64. [麗坤. 離析現代化與旅游對民族社區的文化影響――西雙版納三個傣寨的比較研究[J]. 旅游學刊， 2011， 26（11）： 58-64. ]

[57] Wang Y. Customized authenticity begins at hom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7， 34（3）： 779-804.

[58] Zhang Jin.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local knowledge and Yao women’s livelihood in the context of ethnic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Huangluo Yao Village in Longsheng County， Guangxi Province[J]. Tourism Tribune， 2011， 26（8）： 72-79. [張瑾. 民族旅游語境中的地方性知識與紅瑤婦女生計變遷――以廣西龍勝縣黃洛瑤寨為例[J]. 旅游學刊， 2011， 26（8）： 72-79. ]

[59] Zhou Daming， Yang Xiongrui， Zhou Wei. The impact of tourism to the hosts’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Foreigners Street”in Da li， Yunnan Province[J]. The National Research of Southwest Ethics， 2011， （2）： 1-11. [周大鳴， 楊熊瑞， 周維. 旅游對東道主社區的影響研究――以云南大理“洋人街”為例[J]. 西南邊疆民族研究， 2011， （2）： 1-11. ]

[60] Urry J. The Tourist Gaze： 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M]. London： Sage， 1990： 2-36.

[61] Zheng Shilin， Zhu Hong ， Tang Xueqiong . Space reconstruction of ho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Dai family hotel in Xishuangbanna[J]. Tropical Geography， 2016， 36（2）： 225-236. [詩琳， 朱f， 唐雪瓊. 旅游商業化背景下家的空間重構――以西雙版納傣族園傣家樂為例[J]. 熱帶地理， 2016， 36（2）： 225-236. ]

[62] Page S. Tourism Management： Managing for Change[M]. Amsterdam： Butterworth-Heinemann， 2003： 223-238.

[63] Xue L， Kerstetter D， Buzinde C N. Residents experiences with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esettlement in Luoyang， Chi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5， 46： 444-453.

[64] Wang F， Wall G. Administrive arrangements and displacement compensation in top-down tourism planning ： A case from Hainan Province， Chin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 33（3）： 645-665.

[65] Harrison B. Tourism， farm abandonment， and the ‘typical’ Vermonter， 1880-1930[J].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05， 31（3）： 478-495.

[66] Cascante M D， Sharper A S， Stocks G. International amenity migration： Examining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and influences of amenity migrants and local residents in a rural communit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5， 38： 1-11.

[67] Salazar N B， Zhang Y. Seasonal lifestyle tourism： The case of Chinese elit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3， 43（4）： 81-99.

[68] McNaughton D. The “host” as uninvited “guest” hospitality， violence and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 33（3）： 645-665.

[69] Reis I A. Original and converted social housing： Spatial configurations and residents' attitudes[A] // Proceeding of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pace Syntax[C]. London： UCL， 2003： 1-14.

[70] Domenico M D， Miller G. Farming and tourism enterprise： Experiential authenticity in the diversification[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3 （2）： 285-294.

[71] Brandth B， Haugen M S. Farm diversification into tourism-Implications for social identit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1， 27（1）： 35-44.

[72] Wang N. Tourism and Modernity： A Sociological Analysis[M]. Amsterdam： Pergamon， 1999： 15.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ith rapid fluidity， tourism has become a kind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ity. Family studies started with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everyday life in 20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Social change of hosts’ families represents the tourism impacts on destination communities. Structural-functionalists explor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hosts’ family in social networks under tourism impacts. Marxists analyz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unctions of hosts’ family from utilitarian perspective and regard home as a place with conflicts and contestations. Feminists emphasize relations and care ethics， recognizing equal rights that tourism brings to women at home. Using theories of place and identity， humanists study people’s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home in tourism and their identity issues.

It has been more than 40 years since researchers firstly focused on social change of host families. By comparing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it is found that western studies originated in 1970s， and recently there is an increasing focus on the second home， hosts’ attitude， place， fluidity and so on. Chinese studies have realized rapid development since 2007， especially on gender， tourism benefits， locals’ perspective etc. Chinese scholars generally focus on changes in family income， gender status， family structure， house structure and family identit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ourism has direct positive influence for the increase of hosts’ family income， though with general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benefit； women’s familial status has generally been improved， although some scholars point out patriarchal restrictions on women’s involvement in tourism； the previous homogenous family structure and relations have been more diverse； hosts’ house structure and living space have also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with growing family inns， developmental migration and second homes； family ident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have been changed， with hosts’ active adaptation to both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

However， more attention still needs to be paid to family， a micro socio-geographic unit， in tourism studies， especiall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most researchers assess tourism impacts on host families as a single exogenous variable. Other factors， such as family members’ migrant working or internet’s role in helping business， reform of lo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overlooked. In future a SEM assessing social change of host community could be designed.

Secondly， those researchers who believe core-periphery theory， often choose minority or less-developed places as case study areas， and demarcate tourists and hosts into two social groups with different status. In future more case studies could be undertaken in urban tourist destinations， exploring local families’ change within similar social groups.

篇（8）

李零在《藥毒一家——方術四題之四》(載《讀書》一九九七年第三期)中說煙、茶、酒與“狹義的還是有相似性”。實際上，李零的這句話說得很謹慎，即便如此，讀者見了仍然頓生疑問：茶何毒？(見《讀書》一九九七年第十期) 

煙、茶、酒之所以與“狹義的”有相似性，主要是因為香煙中的尼古丁、茶里的咖啡因(一大杯165克的茶中約含25—110毫克的咖啡因)以及酒中的酒精與海洛因、鴉片一樣被人長期使用以后都能產生心理或身體依賴，人體對它們都會產生耐藥性和戒斷癥狀。所謂耐藥性就是指在大量使用某種藥物之后對藥效的免疫力增強。比如，一個人在吸食同一劑量的海洛因長達數月之后，如果他想繼續獲得同樣強烈的效果，他就必須增加劑量。而戒斷癥狀則指習慣性地使用某種藥品之后如果立即停用就會產生不適反應，如惡心、痙攣、嘔吐等。我們經常聽到有人煞有其事地宣布：戒煙。但沒堅持幾天就又不得不吞云吐霧。戒煙失敗的關鍵就在于長期抽煙形成的心理或身體的依賴性以及惡心之類的戒斷癥狀難以被克服。抽煙如此，喝茶、飲酒亦是如此，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如果從心理、身體依賴以及耐藥性等方面來評價的話，確鑿的研究結果表明：抽煙(尼古丁)、飲酒(酒精)對人造成的傷害實際上要比被人們稱為“”的大麻要大。 

一談起，人們往往容易聯想到鴉片、海洛因、嗎啡等，似乎根本沒有意識到它們天生并不是。在亞洲、中美洲的許多古老文明中都不乏對大麻、鴉片等今天被視為毒蛇猛獸的的贊美。甚至上個世紀的人們也許不會想到鴉片在今天所受到的待遇。嚴景耀先生在他三十年發表的博士論文中告訴我們：“吸鴉片在過去是正常習慣。有個時期，人家如有一副考究的煙具用以待客被看成是很時髦的事。以鴉片待客和今日以香煙待客是同樣理所當然的事。”(嚴景耀：《中國的犯罪問題與社會變遷的關系》，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從根本上講，鴉片就是鴉片、海洛因就是海洛因，它們成為只是因為人們認為它們是或者按照法律條文它們被解釋為(而且這種解釋也是依具體的環境條件而定的。比如，醫生給需要用海洛因治療的病人注射海洛因，我們就不能說醫生在給病人注射。)，而人們認識的改變以及新的法律條文的產生也只是人類整體文化變遷的一個方面。從這種文化變遷的觀點看，誰能肯定未來的人們不會以更理性也更精密的眼光來看待煙、茶、酒呢？ 

篇（9）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現狀以及重要性

人總是要老的，這是一各客觀的不可逆轉的趨勢。人老的后果就是獲得生存條件的各種能力逐漸喪失，那么，曾經為這個社會做了貢獻的老人們在其獲得生存的能力逐漸失去時，誰應該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為其提供物質和精神的幫助呢？這就是養老問題。隨著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的實施，擁有大多數老年人口的農村地區將迅速出現家庭小型化的傾向。同時，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農村年輕一代道德觀念的下降等因素，都使得傳統家庭養老形式面臨著嚴峻挑戰。不難想象，在新的世紀，農村老問題將是最大的社會問題之一。農村養老這個被我們回避了半個世紀的課題，在人權制度逐漸完善、社會物質文化水平不斷提高的今天，我們已經沒有了回避理由。

（一） 農村居民生產方式分化，大量農村勞動力從土地轉移。我國正處于從農業會走向工業社會的轉型期，社會流動性大大增加。（二）農村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傳統家庭模式改變。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60歲以老人已超過農村總人口的10%，且高出城市1.24個百分點，進入老人典型的老齡社會。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發展困境的分析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創新意義不言而喻，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為農民建立的社會保險制度。然而現如今卻產生了“政策微效”的現象，即政策結果距離政策預期有很大的差距。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政策微效”的結果呢？許多研究者大多從經濟學的角度或是具體操作層面尋求制度萎縮的原因。

（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價值理念發生偏移。

社會學研究探討的問題很多，但社會公平一直是核心問題。因此在社會學視野中，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項社會政策，應該是以追求社會公平為價值目標，旨在保障公民個人及家庭的基本生活要求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目前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與建設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為指導。面對城鄉收入的逐漸擴大和當前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的邊緣化和弱勢化的進一步加深，政府將更多的社會保障資源投向了城鎮居民。

（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不能很好的適應社會變遷

目前社會正處于快速變遷過程中：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家庭規模和結構發生變化；農村人口出現分化等。這一系列變遷引發了諸多社會問題，農民養老問題就是其中之一。鑒于此，政府積極探索為農民養老建立正式制度安排。可以說，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對社會變遷的積極回應，但卻又未能很好地適應并促進這一變遷過程。

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對策建議

（一）分類實施對策建議

1.為純農業人口（以經營土地為生的農民）建立農村養老保障。在已經推行的農村養老保險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調整與改革。最重要的是改變“個人繳納為主、集體繳納為輔、政府給與政策扶持”的原則，政府應該給與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一定的財政投入，由政府和個人共同負擔。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政府投入一部分納入到社會統籌基金，農民個人繳費和部分政府投入一部分納入劃入個人賬戶，國家投入要偏重于經濟欠發達地區。同時鼓勵建立由集體補助的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式的商業養老保險。

2.為農民工建立社會養老保障。農民工是一個流動不定、龐大而且復雜的群體。因此，為農民工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是有一定困難的，但鑒于農民工中的絕大多數客觀上已經走上了非農化、城鎮化的不歸之路，并必然會因各種生活風險的客觀存在和平等意識的覺醒而提出相應的社會保障訴求，應該從現在起開始起動建立這項制度，并根據進城務工農民的不同情況納入有差別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二） 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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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國體育總局下發的相關體育教育研究文件的內容可以得出，我國體育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方向包括，體育文化的教育、體育學科體系的構建、體育競賽制度的設立、體育傳播價值的研究、體育行為規范的研究以及促進全民體育等方面。 

1.2 體育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意義 

1.2.1 利于我國體育事業發展戰略的科學定位 

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對策、方針、政策等的制定與世界體育的發展狀態、發達國家的體育技能及水平、我國國內的體育文化發展現狀、我國體育教育水平、我國體育人才的培養以及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等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而我國體育人文社會學科正是研究關于體育與人、體育與社會發展關系及規律的學科。所以，我國體育人文社會學科研究的發展利于促進我國體育事業發展戰略的科學制定，即，我國體育人文社會學科研究成果的準確、科學、合理、實用與否直接關系到我國體育事業發展戰略定位的正確與否。 

1.2.2 影響著我國大眾體育的發展 

體育人文社會學科關于人、體育、社會三者關系的研究，聯系到了大眾、社會以及廣大體育愛好者，甚至，直接影響到了廣大體育愛好者的切身利益等，而且，體育人文社會學科的發展和研究探討了體育與社會的發展走向，而體育運動的鍛煉是很多體育愛好者的理想和畢生愛好，因此，這一研究也帶動了群眾談論、學習、關注體育的熱潮，進而潛移默化的影響到了我國群眾體育的發展。 

1.2.3 促進了我國體育產業發展水平的提高 

我國的體育產業作為我國經濟產業的一部分，不僅帶動了各地體育文化的發展，而且，提高了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利于實現我國體育文化的傳承，保護了傳統民族體育文化，利于實現共同富裕，利于提高偏遠地區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體育區域體育文化的開發等。體育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涉及到了體育產業開發的方方面面，體育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給體育產業在偏遠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指導思想和開發思路，利于體育產業開發的科學、正確和合理。 

1.2.4 促進我國體育發展法制化建設 

體育人文社會科學徹底地研究了體育與人的關系，分析了我國體育社會發展現狀中的不足，分析了體育與社會發展的關系，調查了社會發展帶來的體育發展與時代不想協調的原因，構建了較為合理的我國體育行為規范體系等。這些研究數據的統計、研究現狀的不足、體育發展的混亂等共同促進了我國體育發展法制化模式的出臺、推廣和施行，顯而易見，這些都是體育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功勞。 

2 我國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的不足之處及原因分析 

2.1 體育人文社會學學科屬性、概念不明晰 

雖然，我國的體育人文社會學科發展已經取得了明顯的進步，體育人文社會學科研究的成果也相當可觀，但是，由于體育人文社會學科在我國的興起和發展時間較短，我國各地區體育文化、體育教育的發展具有不平衡性，因此，目前還存在許多地方、許多體育研究人員對體育人文社會學學科屬性、學科概念、學科研究內容、學科發展方向等不明確、不了解的現象，為了切實地提高我國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發展水平，我國各大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機構、各大高校等相關部門有必要及時、廣泛地進行體育人文社會學學科屬性、概念的普及等，以方便促進“全民體育”。 

2.2 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對我國社會矛盾的分析稍顯淺薄 

由于我國體育人文社會學的主要研究內容之一就是研究體育發展與社會變遷的關系、雙方的互相影響以及我國社會與體育發展的矛盾等。因此，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研究有必要著重對我國的社會矛盾進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讀，但是，調查發現，關于這方面的研究越來越少，即使有也是較為淺薄的研究，甚至只是對矛盾的表面進行解讀等。究其原因，與我國社會變遷過快，體育的發展跟不上時代，體育發展落后以及我國社會矛盾話題的敏感性相關。但是，為了保證我國體育人文社會學的可持續、高水平發展，相關部門有必要邀請有資質的專家、學者等進行研究指導，以求保持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的可持續，更加深入地分析社會，以便保證研究結果的科學性。 

2.3 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的研究遠落后于應用的研究 

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指導實踐和在實踐中運用，這一點等同于其他一般性的體育理論一樣，失去了在實踐中的應用，一切理論研究都將變得毫無意義。然而，當前我國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理論研究呈現出遠遠落后于應用研究的現狀。這種體育研究理論與實踐不相協調的發展現狀不利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不利我國體育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體育人文社會研究成果在實踐中的應用。如何改善這一問題，如何使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步調一致，將是今后各大高校及教育管理部門需要引起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3 我國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的完善方法及對策研究 

3.1 提高我國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主體的自覺覺醒意識 

在我國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研究浪潮中，廣大體育人文社會學專家起到了引領的作用，而研究的主流仍然是廣大學者、普通高校學生以及人文體育專業的學生們。為了切實的提高我國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研究水平，必須促進、引導廣大學生們的研究意識覺醒，使其積極、主動地投身于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利于提高學生的專業研究能力，利于提高學生的體育人文社會學習技能等。 

3.2 營造良好的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氛圍 

體育人文社會學嚴謹、健康、科學、和諧的研究氛圍的構建利于廣大研究成員及時地交流研究成果、平等的探討研究歷程，利于對研究結果的評價和批判，利于提高研究成果的實用性價值。 

3.3 加強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的理論實踐一體化 

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研究不能只是“紙上談兵”，也不能只在實踐中“蠻干”，而需要將二者結合起來，用理論指導實踐，在實踐中發現的問題及時地在理論研究中解決，這樣才能真正提高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的水平，這也是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發展的方向和趨勢。 

參考文獻 

[1] 韓春利，曹莉，孫晉海，等.我國體育人文社會學發展現狀、問題與對策研究[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08（9）：1160-1170. 

[2] 胡潔.我國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生學位論文綜覽——改革開放后二十年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生學位論文概貌與特征分析[D].北京體育大學，2003. 

[3] 薛艮連.首都體育學院體育人文社會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研究[D].首都體育學院，2014. 

[4] 邊珂.體育人文社會學碩士學問論文選題研究——以北京體育大學為例[D].北京體育大學，2014. 

[5] 屈杰，萬義.我國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的選題方向及方法特征——1999—2011年體育人文社會學專業博士論文分析[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13（15）：13-17. 

[6] 楊燁，任海，王凱珍.我國體育人文社會學科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07，30（11）：1441-1448. 

篇（11）

英國當代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可以說是一位劃時代的社會學理論家。他提出的結構化理論，啟發人們從新的視角來審視個人與社會、能動與結構之關系，在社會學研究中產生了重要的學術影響。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問題。在社會學發展史上，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研究主要有兩種相互對立的取向，即方法論的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吉登斯不滿于傳統社會學流派對上述關系的割裂，認為在生活世界中社會系統與個體行動是非常自然地結合在一起并形成互動，在社會學理論中不應將它們割裂開來。

一、結構化理論的針對性

要認識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必須首先了解他的“雙重解釋學”。“雙重解釋學”是吉登斯關于社會學元理論問題的一種表述，其基本涵義是:社會科學觀察者必須從解釋學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種描述，然后將這些描述轉化成社會科學的話語范疇，這些話語范疇同時也為普通的行動者解釋與掌握，并重新納人到社會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中。

吉登斯深刻地探討了作為結構化理論前提的社會學元理論的核心問題，即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差異性，批判了社會學中從孔德到涂爾干等人形成的“自然主義”和“功能主義”傾向，在解決生活世界與社會科學專業性世界之間的關系以及社會科學的基本性質與任務等問題上，提出了“雙重解釋學”。以此為出發點，通過廣泛的批判、借鑒其他社會學流派以及心理學、歷史學、地理學等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的結構化理論。“雙重解釋學”劃清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本質差異，指明了社會科學的實踐內涵及與日常生活世界的緊密的互動關系。

與自然科學的“技術性”應用比較起來，社會科學的發現似乎只具有較少的原創性。但吉登斯認為，這并不能說明社會科學較之于自然科學不重要，相反，正是因為社會科學具有本質上的實踐性品格，所以它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某種持續不斷的過程，因為它參與到了社會生活的反復不斷的建構過程中。比如沒有社會科學“主權”、“民主”等現代概念，現代國家是無法想象的。

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針對社會學傳統中的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努力實現二者的統一。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或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是傳統社會學理論中兩個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研究取向。秉承孔德“社會物理學”研究理路，迪爾凱姆認為，社會學應當而且能夠像自然科學那樣研究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他稱這樣的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為“社會事實”(socialfact)。在迪爾凱姆看來，“社會事實”具有客觀性、強制性以及社會性。而在吉登斯看來，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及其理論傳統，對社會學來說本身就是錯誤的，它們僅僅是哲學二元論思維方式在社會學領域里的一種深層反映。因此，這樣的社會學方法論必然無法解釋、說明和把握社會的真實結構，必須用一種新的社會學理論去超越上述方法論的對立。

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也是針對帕森斯、墨頓等人的功能主義社會學方法論的。他試圖努力打破功能主義神話，在關注社會宏觀結構中實現宏觀與微觀的有機整合。其實，針對社會學方法論中的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二元論研究傾向，很多社會學家表示出越來越多的不滿，試圖用一種新的理論統一社會學二元論。同時，社會變遷的現實也需要對傳統社會學方法論進行變革。

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也針對“二戰”以后歐美各國社會變遷的實際。他試圖超越“左”和“右”，尋求社會變遷的“第三條道路”，以真正實現現代性的自我認同。與哲學方法論所追求的形而上學不同，社會學始終關注社會現實問題，注重“經世致用”。因此，社會發展道路、社會發展模式以及社會發展動力等社會發展問題也就成了社會學關注的對象。

二、概念建構和理論批判的結果

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將心理學、人類學、語言學等領域的成果融合起來，構建了一些具有一定解釋力的概念，并在對社會學理論內部的各派理論進行大清理的基礎上形成了他的結構化理論。這一過程與他的“雙重解釋學”思想是有內在呼應的。

吉登斯提出了結構的二重性，進一步闡明了結構和人的能動之間的互相生成的關系。結構，一方面是人類行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人類行動的中介。在這種社會實踐之中，結構實現了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這就是所謂的結構化。因此，結構并不是對人的行動的一種制約，它更多的表現為某種使動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試圖重新界定結構的概念，以“二元化”來代替“二元對立”，以實現社會學方法論中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統一。 吉登斯認為，個人所生活的社會本身是豐富多彩的，其中既有社會從宏觀結構層面上對個體的制約，也有個體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這兩者相互統一于社會有機體中。她主張拋棄個體與社會的二元論，因此行動就必定是一個核心概念。更重要的是，行動不僅僅是個體的特性，也是社會組織或集體生活的要素。吉登斯認為:“在社會研究里，結構指的是使社會系統中的時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結構化特性，正是這些特性，使得千差萬別的時空跨度中存在著相當類似的社會實踐，并賦予創門以‘系統性’的形式。”這樣一來，吉登斯就將這樣兩對關系化約為一對關系—社會結構與個體行動的關系，并試圖在這二者之間實現架通。他主張用結構二重性代替二元論。認為行動者和結構二者的構成過程并不是彼此獨立的兩個既定現象系列，即某種二元論，而是體現著一種二重性。由此，吉登斯逐漸開始撩起他結構化理論的神秘面紗。他承認結構在整體上對作為個人存在的社會行動者及其行動具有某種“強制性”和某種意義上的不可選擇性，但卻不像涂爾干那樣，強調前者對后者具有決定性的制約作用;他承認無論思考多么宏觀復雜的社會問題，都要對主體以及主體的能動性有精微確切的理解，但卻不像許多解釋社會學家一樣，一味強調個人是社會的惟一構成要素，埋頭于人的具體行為、動機而不顧整個社會系統的反應。他堅持認為在社會理論中“結構”是一個必須的概念，但他關于這個概念的觀點與英美功能主義和法國結構主義中的結構概念不同。英美功能主義中的“結構”概念是作為一個“描述性”術語出現的，法國結構主義是以還原的方式來使用這個概念的。他認為“結構”概念的這兩種使用方法將導致從概念上模糊能動的主體。

吉登斯認為，不應該將行動看作是分散的實體。理性、動機和意圖等，不是互不聯系的單個行為的總和，而是一種不間斷的行動流，一個我們不斷地加以監控和理性化的過程。反思性指“持續發生的社會流受到監控的特征”，反思性展示了實踐將能動者與結構、主體與客體聯結起來的過程。人的行動是有意圖的，但結果卻并非是完全可以預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動的結果。而正是存在著意外后果，才使得社會的再生產與系統的再生產有了存在的意義，保證了社會與系統生產的非復制性，同時也可以解釋人類歷史不斷演進與社會的變遷。因此“能動行為”和“行動”的問題就在吉登斯的整個分析中占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所謂社會再生產，主要指的是行動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即雙方都在場的交互作用;系統再生產則是群體和群體之間的交互作用。吉登斯希望用這兩者來化解微觀和宏觀的對立。系統整合的機制是以社會整合的機制為前提的，時空的伸延與擴展將二者聯結起來。

在吉登斯看來，社會整合主要指的是行動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即雙方都在場的交互作用，也就是面對面的互動，而系統整合則是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交互作用。行動者具有反思能力，社會整合就是建立在行動者的反思性監控與互動的例行化、區域化的基礎上的，行動的例行化與區域化保證了跨越時空條件下社會互動的有序完成。吉登斯認為.在前現代社會中，由于時空的有機統一以及國家和市民社會的統一，使得系統整合從屬于社會整合;而在現代性社會中，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社會交往活動的擴大化，產生了時空分離以及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分離，民族國家的興起。在吉登斯看來，宏觀社會結構的力量使得系統整合成為可能。